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缅怀中国传统教育 [摘 要] 南怀瑾大师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大学》的主旨，从《大学》精要之“四纲”讲起，衔接求证大道学养之“七证”与内明外用之“八目”，并用儒释道及中外史实假以做解。反观中国当今教育，教育之主旨已然发生偏离。南怀瑾大师祥解《大学》，意在缅怀传统教育，缅怀其做人之学的教育主旨，忧当今教育之缺失。 [关键词] 内外兼修；做人之道；传统教育；现代教育 一、传统教育之主旨 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的做人之道，大学之道在于教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而这也是传统教育的主旨。 （一）大学之道。南怀瑾大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所谓“大人”就是学识修养皆达到一个水准的内外兼修之士，要做到“大人”，仅仅是饱学之士是不够的，还要是谦谦君子；仅仅是自我修身养性是不够的，还要惠及他人。 （二）内外兼修。作为对“三纲八目”说法的修正，南怀瑾将《大学》之精要提炼为“四纲”“七证”“八目”，皆为内外兼修的寻求之道。 “四纲”是指大学之道的大道、明明德、亲民及至善。大学之道的“大道”，是四纲之首，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人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之道。大学之道的“大道”包括内明与外用：内明即是“明明德”，即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明自己，从而达到人自立；外用即是“亲民”，是在“明明德”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己立人。内明与外用均达到了，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知、止、定、静、安、虑、得”这“七证”是求证大道学养的步骤。“知”不是能，不是知道，而是指个体自己亲身感知、感觉得到的。对“止”的理解是在“知”与“止”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知”是主，在前；“止”是宾，在后。“止”字也分为“内明”之“止”与“外用”之止。前者是指个体明白自己的心理心态。后者则是指个体怎样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定”是指心定，安定，定即是佛学中的“禅定”。“静”是定慧的最高境界，是心理修养的最高层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大概是定境的最佳诠释。“静”是指人心理层面，而“安”是指身体层面。与现代忧思、忧虑之意不同，大学之“虑”在“思”，是细致宁静的，而不是跳跃不定虚妄不在的“想”。“得”的意思在于，经过前面几个层次的修养以后，思虑开发了，就能够达到内明明德的境界，见到真正的成果。至此，个体也就达到了修身养性的内明之道。 作为具体实现大学之道的“八目”，也同样有内明与外用之学的区分。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到修养身心的内明之道，继而从己出发，推广出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达到内外兼修的最高境界。 “格物”不是程朱理学曲解的“格去心中的物欲”，而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致知”与“七证”中的“知”是共通的，是所知，而不是能知。接下来是“诚意”，要诚其意，就不能自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修身在正其心。“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唯心，也不唯物。《大学》中“修身”的道理，有身体内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还有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恐惧”“好乐”和“喜、怒、哀、乐”等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 自立内明之学达到一定水准时，就可成为“贤人”，而要成为“圣人”，需要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传统教育之主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大道”到“明明德”，是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是内圣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是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用之学。从内明修养到外用之功，皆达到一个水准，才算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才意味着人伦大道的完成。 二、现代教育之缺失 从《大学》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明外用之道，此乃传统教育之根本。反观现代教育，我们在人格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知识技能以爆炸式的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格培养的缺失越来越明显。整个社会的教育求多，求快，基本的人格养成教育严重缺失。人格教育缺失的恶果在当今社会已在开始显现，“食品安全危机”“诚信危机”等都是教育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文化教育的失败，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信，人既不信己，也不信人，人人自危。 南怀瑾大师明确表示对现代教育持失望的态度，并认为，中国近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教育问题。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人才的核心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做人”。教育必须要正本清源，牢固以做人为根本的教育原则为此，南怀瑾大师在儿童教育视为解决之道，鼓励开展儿童读经运动。 三、结语 南怀瑾通过从儒释道等方面对原本《大学》做出详尽解释，为我们展示了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做事先做人，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主旨所在，而今，教育的马车已偏离轨道，越行越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塑造的不仅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民族的秉性、灵魂与未来。教育的目标崇高而远大，引用宋儒张横渠的话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情境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相当程度地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清新空气的同时，尚难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就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李吉林老师提出的关于儿童情感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理论，将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教育主张，以及所构建的情感与认知结合获得教学高效能的课程范式等情境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许多原创性研究对大幅度促进儿童健康发展，提高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项研究是全方位的，试图从多元角度寻求实施情境教育的途径，找出实施情境教育的规律。应当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理论的准备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李吉林老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小学教育，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认为，李吉林老师从“意境说”中概括出了“真、美、情、思”四大特点，构建了情境教育的基本理论和课程模式，这是情境教育的理念精髓，是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继承着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同时，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 真——真实情境的感受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传统教育把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培养学生唯上、唯书作为实现教育任务的前提。实践证明，情境教育所阐明的教育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境教育认为，给儿童一个真实的世界——走进大自然，体验社会生活，为儿童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观、可以闻、可以触摸、可以与之对话的多彩的世界，将学科教学的内容与生活的真实相沟通，这一切都会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因此，要追求教育与真实环境相融合，让儿童在感受“真”、领悟“真”中长大，以利于儿童认知、情感、思维的发展。从“真”出发，由“真”去启迪“智”，去追求“美”，去崇尚“善”。 美——突出美育的功能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美育是教育的目标，不单纯是学校教育的一项具体的工作。现在学校教育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是把美育看成贯穿在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而是把它看成艺术教师的一项工作。美育是一种自由的形态，是润物细无声地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使人具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与生活中去，形成一种自觉的理性力量。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是要美化人自身，帮助学生树立美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人格。因而，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学生的人格和心灵。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其实，教育中也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自觉地进行美育。我们将美育的教育目标最终转化为自觉的教育活动，就是在创造美的教育。李吉林老师深感教学中的美，以“美”作为培养儿童创新精神的土壤。认为美既能启智又能育德，既能冶情又能发辞，具有全方位的育人功能。她倡导以美摆脱各科教学的单纯工具性的抽象理性压力，以美感的笼罩，使各科教学的文化内涵得到顺乎自然的体现，工具性包容的知识和实践，镶嵌在浸润了文化艺术的、美的情境中。从而使知识变活了，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富而具神采。 情——教育过程的愉悦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过去许多教师和家长都以结果的愉悦作为教育的最高追求。于是，教师和父母常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对学生身心所施加的几近残酷的压力，都归结为“为了孩子好”这种善良的愿望。而情境教育则不然，她高度重视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体验。认为使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形成学生持续发展的心理动因，才能使学生通过过程的积淀最终形成良好的基础素质。李吉林老师强调“情”是情境教育的命脉。当儿童在教师引领下，进入情境时，情感便链接在教师、学生、教材之间，相互牵动着、影响着。她概括出的“以情为纽带”作为情境课程重要的操作要义之一，而又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的情境必然会激起儿童热烈的情绪，产生投入学习活动的主观需求，感受学习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与满足，并在其中受到熏陶感染。从而因为情感的作用，使教师的真情、期待、激励，衍化出学生的自信，使儿童的思维、想象、记忆等系列的智力活动处于最佳的状态，这就将认知与情感、学习与审美、教育与文化综合地在课程中体现出来，实现了教育过程的愉悦。 思——重视形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挑战。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使教育事业面对许多新的不适应，产生许多新的困惑，而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又引起我们对原有规律的思考。于是对规律把握的过程也就伴随着对规律不断探索的过程。李吉林老师从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枯燥乏味、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等现象带来的困惑出发，试图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由此感到教育理论的缺失。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她把思维作为脑科学成果在教育中应用的结合点和切入点，通过研究试图把当前教学改革从忽视思维、脱离思维的学习理论及其影响中，回归到学习的基本命题即学习与思维上来。这项研究从两种思维的基本智能理论出发，特别以发展形象思维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为重点，打破了长期以来思维研究强调单一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一基础上，又对思维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了探索。情境教育以“思”为核心，重视想象在发展儿童思维、培养儿童悟性方面的特殊作用，注意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让儿童把观察与思维、观察与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儿童凭借想象，加深情感体验，从而把启迪儿童的想象，作为发展儿童创造性的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李吉林老师以其科学的造诣，艺术的涵养，特别是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孜孜以求的修炼，展现了高度的教育智慧，挑战着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也引领和推动了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看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摘 要：人品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它偏重儒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公共政治服务的官员仕人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当下的中国，人才和成功的定位往往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于是教育就显得非常功利，很少有人再以君子和高尚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从中国传统教育寻找先育人后教书的理论依据，探索教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教育；人品塑造工程；现代公民教育 人品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人的良好素质和品行的体现。如果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立足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素质的话，那么这个素质的首要内容就是“健全的人格”。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把向受教育者传授科技知识培养技术能力作为教育的首要使命和任务，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修养人的品行，养成人的健全人格。本文作为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人品塑造工程项目课题成果之一，希望探索民办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因此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它也是当前高校人品塑造工程的理论依据。 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特点 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13世纪初，当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撒拉曼加大学创立之初，一二年级的“初阶”是以人文为主。因此人文学院的文、史、哲三系就是大学的“通史”，全校同学都“必修”。三四年级的“进阶”则是学生可以深入自己爱好的科目。道德教育被称作“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其目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懂得如何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核心道德观念主要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实、守信。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教育的转变 无论何时，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立院校，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应该是不变的。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始络没有彻底完成。略过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把新中国6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称之为“革命教育”阶段。这个时期的教育适用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其理念、模式、管理以及内容完全是参照前苏联的革命化教育，服务于革命需要。第二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后到“并轨”之前，称之为“知识教育”阶段，它是对“革命教育”的一个纠正。它强调的是知识、科技、人才等关键词，希望服务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但最后演变成“应试教育”。第三个阶段是从民间资本参与高等教育至今，所谓的“素质教育’阶段，它开始于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续到《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素质教育”的提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素质教育”在正面意义上，是看到了第二阶段“应试教育”的偏失，希望借“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将所有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公民。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为社会文明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题是如何重返国际社会和重建中国文明，但是没有从教育去认识这个主流。虽然也有多次教育改革的努力，这些努力确实改变了教育的面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我们很多教育文件和法规里，都表达过要通过教育培养合格公民，但是却始终没有明确地将基础教育定性定型为公民教育。 国家通过公民教育制度为社会文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按照越来越高的、越来越符合人性的、越来越能培育个人潜质的方向，一届一届地培养着高素质的社会公民。当他们的公民教育完成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个别优秀者），已经在比他们前一届人的更高程度上复制了整个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就是以这样极为清晰的递进方式，积累、传承和提升的。公民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说，是一个以递进方式整体复制社会文明的系统。 而人品塑造工程即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以育人带动教学，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践过程、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高端型的优秀人才。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孩子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学习成绩好、考高分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的人品高尚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财富。如此使得我们在教育上更多倾注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这一点在产业化明显的独立学院更为明显，包括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短期性，而思政政治理论等课程则普遍得不到重视。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政策以来，各类民办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而学生的整个身心和性情还没有在应试教育中的中小学学习阶段定型，所以人品塑造工程仍应在大学学习期间适当延续。 依照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特别强调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要求，本着“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保障的和有实际内容、实际效果的人品教育，使培养的人才在思想、道德、人格、品行等方面有新的建树或提升，使培养的人才懂得感恩、珍惜和自爱，从而树立自信心，增强自重、自强感，懂得做人，然后懂得学习，进而努力学习，最终成为高素质、高技能的优秀人才。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犹太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固有的特点，这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特性。而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领域中两朵奇葩，它们历史悠久并且都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得不归功于教育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期盼 摘要：本文提出，执教者要解放思想，重视学生的科学教育，教给学生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对学生能力和教学要求避免“初步了解”、“基本掌握”、“能运用”等抽象模糊的语言，对学生达到什么程度要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关键词：格物致知 传统教育 国际接轨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语文第14课，是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作者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发聋振聩地指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因为《大学》里“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而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便被埋没了。并批评受这个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至今“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往往功课成绩很好，研究工作中需要拿主意时，常常不知所措了”。 一、古文化形式上禁锢科学 “国”字框文化效用，禁锢了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发展。不曾考证仓颉造这个“国”字属于何种造字法。在造这个“国”字之前，各部落可能已有了群聚造城为国都的事实，仓颉根据已得经验造出这个“国”字，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是深沟高垒，一统家天下，严格秉承着“国”字型来建都。从秦始皇始，为御敌而修筑万里长城，彻底把整个华夏给“国”起来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建筑――四合院，“国”字结构；从古至今，中国各级各部门各行各业各单位，围墙建制，“国”字结构。“国”象征最高统治机构，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威严，也定格了封闭、禁锢的形式和意识形态，这种形制和意识于中华民族已入脑入髓，根深蒂固地潜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并一代一代传下来。这种封闭、禁锢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阻碍了民族的视野，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黑暗隧洞的蜗行中，既不能正确认识别人，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井蛙观天，限制了民族科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仍没能钻出“国”字文化形式的怪圈，我们经常以我们有万里长城、秦兵马俑、四大发明而骄傲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文化内容上摒弃科学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精髓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主要讲的是安邦定国、修身立命、礼仪法度、文学史料、帝王的文告和君臣、师生谈话内容记录等等。从大处说，是治国平天下；从小处说，是强调个人的修为。即使是古老而深邃，集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结晶而被誉为“群书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也只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我们的先贤们这些宇宙苍生的哲思，治世论道的思辨，繁文缛节的典章，从古至今仍是传统教材的重要内容，由此误导我中华成为一个重文轻理之民族。将人们引向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无欲无为、宁静致远的参经悟道的队伍。丁肇中在《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中举了个例子，说明朝理学家王阳明为了格自己庭院的竹子，坐在竹子前一连格了七天，终因格得头痛而宣告失败。胡适之在《格致与科学》中分析指出：“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连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也闹出了科学探究的笑话，更何况那些囫囵吞枣的诗书蛀虫们。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四书”、“五经”那纵横捭阖的人文方略和张弛自如的治世经纬，而是对其先于中华自然科学而植入我们的基因，从古至今桎梏着龙的传人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的学生高分低能，功课考一百分，却没有实验探究能力，临事缺方法无主张。中国传统教育的学生没有一个能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就证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三、古文化发展了艺术言语，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发展 艺术言语的特点是形象性、模糊性，表达作者喜怒哀乐的独特感受，以传递情感为目的。科学言语以传递知识信息、社会信息为目的，要求客观、准确、真实的描述客观对象。要求逻辑性、概括性、严密性、规范性。 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性的“和谐”和“天人合一”。如最早的文学样式《诗经》，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无一不重形象，轻逻辑；重意念，轻理性；重含蓄，轻直白。如《战国策》中对邹忌、触龙游说的艺术言语就描述的极淋漓。邹忌说齐王没有采用单刀直入的进谏方式，而是以身设喻，委婉含蓄；触龙说赵太后则采用了绕弯的迂回战术。这二位谏臣共同特点是：不暴露游说目的；忠言顺耳利于听；忧对方之忧。虽都达到了目的，但从他们绞尽脑汁的奴性相中，不难看出一个简单问题却费尽周折，这些游士们口若悬河演绎了一出出三寸不滥之舌的口水战，这在上古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时代尚可，在科技社会瞬息万变的今天，这种绕弯的艺术言语能适应社会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爱得那么深，尽管梁山伯不明就里未动凡心，祝英台正因为这种文化中毒太深而羞于启齿才含蓄到以死抗婚。华夏民族的血统中穷形尽相地遗传了这些艺术言语，含蓄低调的个人修为。就是在今天，很多人对自己心上人也不能浅白直露地说出“我爱你”，只把这种爱默默地表现在自己含蓄的示意和行动中；如果当面夸赞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大多被夸的姑娘都会现出羞怯的情态。“言语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言语受制于思维，又作用于思维。可以这样说，情感思维创造出艺术言语，理性思维创造出科学言语。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情感思维的结晶，它反过来又刺激了中国艺术言语臻善臻美的发展，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子民遗忘了科学言语，限制了我们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限制了中华自然科学之进步。致使我们一代一代躺在“四大发明”的温床上沾沾自喜。历史上两次工业革命均爆发于欧美，我们远远落伍于世界源于我们诗意的情感丢掉了理性；诗意的文化丢掉了逻辑性、概括性；诗意的言语丢掉了严密性、规范性。 《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或许主要教导后世子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吧。在儒家看来，圣人经书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只要饱读这些人文诗书，就可以实现最高理想了。“格物致知”这个词语之于自然科学上这一点，恐怕我们造词的先哲给疏忽了。否则，大学问家王阳明缘何不会“格物”呢？对此，丁肇中最后在文中指出：“在世界发生激变的今天，我们应重新体会‘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因为人文科学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个人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总要有一定的思想，一定的理念指导。这思想、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定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那就要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判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论非智力因素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学习需要两类因素做保证：一类称为智力因素，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等；另一类则是激发、保持和强化学习积极性的各种因素，称为非智力因素，如理想信念、学习动机、兴趣、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1]。 中国传统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概括和提炼，形成了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和精辟的治学理念，其中涉及到非智力因素的许多论述和运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2]。本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 重视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古代圣贤们很早就意识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的统一，注重气节与操守，提倡发奋立志，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3]。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后来更进了一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天之乐而乐”为崇高的理想，它激励、引导着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建功立业，对社会的进步和安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重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机的作用 现代心理学认为动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人类动机对活动具有引发、指引和激励的功能。[4]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和“圣贤”。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君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人总结出君子应具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就是宽厚、爱人，“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这些有关君子的论述，明确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树立了君子的标准，因而君子成为全社会的楷模，成为做学问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做“君子”和“圣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里的“学”主要指的是学习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之道。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没有德行的人当官，老百姓就要受苦。所以孔子主张学得好，学有所成就去做官，目标非常明确[5]。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脑力劳动者管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管，强调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现在看来，这是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对读书人努力学习，追求功名有很强的激励作用[6]。 3 重视对学生意志的培养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实现目的的心理现象[7]。我国古代学者非常注重意志的培养，并把立志当做学习的先决条件，认为不立志，不能成功。 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引申到学习上，就是要坚持不懈的意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终生。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千古名言，让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以面对前途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做好吃苦的准备。 这些闪耀着古代学者光辉思想的话语，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行。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已经溶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的一部分。 4 重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我国古代学者也意识到兴趣对学习的重要性，注重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所学的东西，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形象地说明了兴趣在人的求学获智中的积极功能。只有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才会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此句本意是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乐在其中。引申为：无论学习再困难，只要有兴趣，也能在苦中感受到快乐。 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活脱脱一个爱好学习的老人形象，皆兴趣使然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为第二境。该句既概括了一种锲而不舍的坚毅性格和执着态度，又深藏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5 重视学生的性格差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学生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学生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因人而殊。他们反对用一个模式去束缚学生，主张通过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在教学方法上，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启发诱导，以此来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智力潜能。就象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沦语・述而》) 孔子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例如，他曾经指出四个学生的缺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意思是：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意思是：仲由做事果断，端木赐通达事理，冉求有才能，寥寥几句，便将学生的性格特点准确地概括出来了。 正因为学生有差异，所以孔子在教学过程中主张因材施教，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挖掘了每个学生的潜能，使他在教育上获得巨大成功，据说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6 结束语 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关非智力因素在教与学中的认识和运用，旨在传扬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树立我们的自信心，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石，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不崇洋媚外，不枉自菲薄，注重与国际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为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被“冤枉”的中国传统教育 如今，一提到中国传统教育，许多人就不住摇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朱熹了，就连近代的陶行知、蔡元培，许多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其实这只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面临危机的“冰山一角”。当前，中国的传统教育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教育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教育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每当人们提到“传统教育”就不自觉地认为“传统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落后之处的代名词。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教育界就掀起了一股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制度的热潮，尽管取得的成功不是很多，但是却对中国“土生土长”传统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不少知名学者如鲁迅、胡适等都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有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时至今日，教育界似乎也存在这种倾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若不提西方理论便觉得似乎不够“先进”，不够“顺应教育科研发展的潮流”，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研究却陷入低谷，基本上是无人问津，中国教育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正处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尴尬境地。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舞文弄墨”、“满口‘之乎者也’”，尤其是到了明代，“八股文”的僵化使教育内容更显得空洞。但是，要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大家稍微阅读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并非如大家所想像那样空洞；我们有平民圣人――墨子领衔的墨家学派，他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教育；我们有逍遥自在的庄子，他提倡适应自然的教育；我们有“六艺”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在儒家内部也不是八股文一统天下，我们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提倡实功实事；我们有颜元提倡劳动教育，注重实践；到了近代，我们有陶行知，他提倡生活教育；我们有陈鹤琴，他提倡活的教育等等。由此可见，若是指责中国传统教育内容空洞、无用，可真是有点“冤枉”传统教育。假若大家抽点时间来看看教育典籍，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只是把八股文教育内容当作中国传统教育的全部内容，那可真是以偏概全了。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据说这是宋朝皇帝为了鼓励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而写的。到了近代，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两句话，其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过于注重功利性，读书是为了黄金和美女而去的，从而极大地败坏了学风，蛊惑了人心。由此，传统教育的教育目的过于功利性，也成为了近代以来国人“讨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主攻方向。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功利性”，但是却不是当代人所形成的那种“功利观”。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是随着儒家学者中的“事功学派”的逐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如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近代的魏源等人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张可以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来概括，主张在传授传统教育内容的同时，加强教育的“实用性”，提倡“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革新精神”，而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性”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就好像把现代人戴的帽子硬要戴到古人头上，倘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物，不顾历史实际情况，不知道又会发现多少“罪过”。退一步说，就算以现在的标准认为传统教育是功利的，那么造成这种功利的也不是传统教育本身，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传统教育读物中“苦学”的例子屡见不鲜，且多半是持一种赞扬的态度。所谓“十年寒窗苦”，用当代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苦”。从而，传统教育就成为了“苦学”的代表。除苦学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灌输、过于呆板，忽视了人的个性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启发教学”；再者，这里不能不提我国的书院制度，私人办学、自由教学、注重个性、思想活泼自由的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亮点。就连曾经批判中国传统教育非常厉害的胡适都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也十分欣赏书院的风气，曾以书院为楷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书院的好处，“一来是师生关系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最后，与官学同样源远流长的私学，体现着“学在民间”的传统，其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由此笔者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何“死”之有？不知大家是否知道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灵感”。可见，要想有所作为就得“苦”一番!所以，一定程度的“苦”学无太多坏处，而把“苦学”的“专利”给了传统教育似乎“冤枉”了她！ 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所谓“罪过”，并不来自于传统教育本身。若要追寻原因，其实还是要归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是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了许多闪光的智慧点，这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挖掘的。时代在发展，中国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挑战，传统教育必须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是事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教育的种种观念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当今教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中找到问题的由来、根源所在。然而，自上世纪初期，人们对于“传统教育”的误会愈发加深，甚至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传统的，必定是劣弱的。其实，中国传统教育的许多智慧，比如人人皆可为圣贤的教育理想；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教材编制的自主性；科举制度中的分区取士等等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为什么就因为传统教育有一些缺点就连同这些优点全部抛弃了呢？ 所以，恳请国人在空闲之余能够抽空读读中国传统教育典籍，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这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倘若连我们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教育，不愿意研究本土教育理论，而是以西方教育理论为“膜拜”对象，这对中国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1月5日《中国教育报》）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从中国传统教育观浅谈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 【摘要】在当今倡导素质教育的热潮中，作为教师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中吸取养分、体会教育的真正含义。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建立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在教育方法上转变教与学的关系，并且做到自我认知角度全面提升。 【关键词】传统教育观 教师 教育 按照素质教育的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把对学生而言是外在的知识和感受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从而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和学习方法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在目前的大学教学中，无论是培养模式还是教学过程、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还没有真正体现这一精神。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长时间的影响，而我们却又没有完全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人才培养的含义，或者是未能把传统教育理念良好地融入当今的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也源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而琐碎的问题，一边是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和膨胀，一边是知识不断的更新和交替，再加上人们对于教育用途的理解越发的多元等等。因此，要在短时期内模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几乎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结合实际，将素质教育思想与大学课堂教学和教学方法融合，逐步推进到高校教学改革当中。 作为一名新任的大学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大部分源于以往的受教育经验和并不全面的书本知识。在全世界都大刀阔斧的提倡高校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恐怕还是要稍微放慢一点教育改革的步伐，先静下心来想清楚自身的实际，先想老祖宗学习一下教育和教学的方式方法，教书育人的传统理念，然后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推行新方法、新政策和新概念，毕竟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小事件。 一、从传统教育思想中获取养分 自殷商时起，中国便有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之外带来的是文化交往的空前频繁和私家学者集团的勃兴发展。由此，中华民族便走向了一条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传承教育的道路。两汉时期，中国已有太学，并在京师设立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四学制”，至隋朝大业元年，随着统治的需求和教育的传承，科举制度带来的张力正式把中国教育推向高潮。尽管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最终因其弊病被历史淘汰，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所留下的伟大光辉却没有因为西学东渐和启蒙思想的出现而减弱。西学的介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直至今天，古代传统教育观念中很多思想观念仍可以为后人带来学习、思考；乃至警示。 且不说深奥的玄理，就仅只是“温故知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长善救失”……就足以我们学习和思考了。总体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有三大观念，即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 1、充满智慧的大教育观。中国古代的教育综合观认为，教育不仅面向学校的学生，而且重视教育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如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要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要素，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中“孝悌忠信”的教育，认为教育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贤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教育的功能包含相互作用的两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2、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辨证教育的观念认为，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相互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将德与智统一起来。汉代儒学推动者董仲舒曾云：“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这一观点与现在提倡的“教书育人”就不无相同之处。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看到的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并且认为，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3、倡导启发的内在观。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内在观，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如“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称赞中国教育很高明，而以平衡的常态为方法；老子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有“自知之明”。 二、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建立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一步，这关键性的一步，应当与实际紧密结合。由于现代教育的参与者甚多，因此这必将是一个以“融合”为基础，逐步建立的过程。在这里结合独立学院以技术型的人才培养为主的目标，借用一些教育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整体观的启示：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对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一种矫正，它包括了比较广泛的人文、自然科学、体育和工具技能性课程（外语、计算机等），基本上涵盖了大学中主要的公共课程和基础课。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基础”还应包括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通识教育课程涉及基础性、综合性、有效性以及可迁移性都比较强的知识，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主要课程形式。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当今大学教育在人一生中的“基础性”更为明显，加强通识教育、加强基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辩证的统和：注重学科交叉。学科交叉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同时，给学生整体性的知识，注重其他学科知识对本学科的影响及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应用。我们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基础的培养，切忌将新知识机械地叠加或简单地照搬。此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和要求，适当地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技术与发展动向，拓宽学生的视野。 3、内在性的激发：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为学生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三、转变教与学的关系 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从宏观方面谈到的课堂教学与教育方法变革的指导性方针。除此之外，作为教师也应该从具体的教学中寻求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教学。在顾小存的《感受美国高校的现代化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提到的利用多元的途径、实施多样的方法对教学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也一些尝试，只是囿于师资水平、学生层次和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教学中并没有真正的推广开来。 1、转变教学观念。以往的教学，教在前，以教师的教为主导，而现代高等学校中的素质教育应更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在“教”与“学”这对矛盾中，“教”虽然重要，但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学”才是内在的。学生要获得知识、培养能力、使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再好的学校和再好的教师都不能代替学生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独立学习的能力与方法，从而达到主动学习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改变教学观念首先得从教师的教学观念入手。 2、研究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以往的教育，以研究教师如何教或者如何教好为主，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研究。在现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且进行教学改革的要求下，我们是否应该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些学生如何“学”的问题。诚然，涉及到学生如何“学”的问题很多，但是在所有学的问题中，我觉得处于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人生定位，也就必然影响到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3、以终生学习为学习的最终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学习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关系问题。以往的教学，注重抓紧课堂的五十分钟给学生灌输知识，尽管这样对提高学生当时知识的摄取量有帮助，但是容易忽略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激发和终身学习心态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常常有“上完大学就可以轻松，或者就可以不学习”的思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们素质教育的推行；从长远看也有碍于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我们来讲，除了课堂的五十分钟或者大学的四年进行教育，更应该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深层的学习动力；保持学生持久而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从“我”入手转变教学理念 在当今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素质教育重要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更是不能遗忘。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师成长过程、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国的传统教育观都仍然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正如学者陈平原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在中国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教室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职业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讲，我们应该从三个层面上调整自身。首先，自我调整，解决职业倦怠感。古语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并非所有的老师都能如孔子般的圣贤，因此，当我们遇到职业倦怠感的时候，就应该以正确、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只有学会自我调整，冲破职业倦怠感，才能让为师者永远记住一句话：传道、授业、解惑，永不放弃。其次，继往开来，不断学习和丰富自身。温故知新，方能为师；这是亘古不变的为师之道。在现代，我们更应该利用学校宽松和便利的环境去自我学习和自我提升。“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师范的要求也是示范，要在学养上、在人格上、在情操上努力地自我完善，进而去影响和改变学生。第三，开拓创新，永远记住“与时俱进”，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张望和思考，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想每一个老师都应当时时告诫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还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都是我们获取能量，自我进步和调整的粮食，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当以更多的良性思考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并且认知学习和思考，将这种思考变成一个双向的、相互的、持续的过程。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充分认知多元智能理论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构建高效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机制和评价体系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和孔子的传统教育理论，并依据此理论，就高效课堂教学分组合作学习方法和评价方法进行论述。分组合作是高效课堂教学主体，是体现智能多元化和孔子教学理论的重要方法；评价体系是课改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是否完整准确，关系到教学目的的达成与否，关系到教学是否公平和客观。 问题的提出：充分学习理论知识，用以指导新课改十分必要。只有从理论基础上理清思路，改变观念，才能自觉地在高效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当代最前沿的教育方法和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在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和二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填鸭式”教学模式急需改变。 【关键词】认知理论 合作学习 多元评价 中国教育改革顺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站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课改要求教育家们要有新思想、新办法解决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痼疾――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 当今世界，各国以教育立国，以教育兴邦之识已成大势，各种教育改革理论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已成为各国学习模式（如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中国近年来，大力提倡课改，运用高效课堂模式，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之路，已经在理论准备和技术层面取得一定效果。尤其在技术层面，各种方法已经日臻成熟，已经从临摹阶段逐步向“自习”阶段发展，而我们最终走向“自创”。 因此，只有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方面弄清楚其来源，知其所以然，才能在教学活动中，课堂教学设计更合理，分组合作学习更符合学生特色，评价标准更加完善。并且，能够使教师、学生向更高、更深层次开拓智力空间，才能尽快从“临摹”阶段走向“自创”阶段。 一、分组合作学习的概念及特征 1.组：“组”字从“系”，从“且”，“系”指丝绳，“且”意为加力、使劲，二者合起来，指用力编织绶带。在教学中，“组”就是由学生、导学案（问题）、教师串起来的一个合作团队。 2.学习小组：是高效课堂进行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它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基础，是学生主动合作学习的平台，是以异质分组为基本形式的学习共同体。 3.分组合作学习：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基本形式，综合运用教 学动态因素，以学生为核心，通过学生、教师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促进学习，提高自我学习能力，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4.分组合作学习的特征：充分发挥出学生的各种智力水平（一般个体智力分为8种），以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为主线，体现以“生”为本理念，把学生情况、学习氛围、师生、生生关系有机组合到一起，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的超市，兴趣的狂欢。 二、分组合作学习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指导实践的是经过验证的理论。当今，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主要受两大理论体系的影响，而这两大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注重人格培养，尊重个体差异，人人享有平等教育，造就不同能力的人才，以及多元的评价标准。 （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体系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孔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思想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且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积极的思想学术氛围。各诸侯国为了立国治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有德有才之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人”、“达人”。为了满足治国平天下的需求。大儒学家、教育家孔子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学校，培养了大批适应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概括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孔子把教育确立为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他认为，庶――富――教是立国的根本。“庶”就是劳动力（生产力），“富”就是发展生产经济，“教”就是教化、教育。因此，教育成败关键看教育在治理国家、社会的地位如何。 2.有教无类，打破不平等。他打破只有贵族是聪明人、贵族具有学习能力的不平等教育思想，认为，天赋人心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因此，孔子的学生中，有穷的吃不上饭、住不起房的，有士大夫，有有钱人，只要愿意学习，他都以宽大胸怀接纳。 3.兼收并蓄。不论你是天资聪明，还是愚笨，不管你有超常智商，还是智力平平，孔子都来者不拒，他认为“肤良医之门多病人”。 4.开放式教学。教学时间因人而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 5.教学内容的多样性，教材选择自主性。学有四教：文、行、忠、信。授有“六经”、“六艺”。“六经”侧重文化知识，“六艺”侧重才能、技能培训。 6.教学实践。学以致用，带诸学子游历列国，考察国情、民意，验证所学。 孔子的教学方法（技术层次）也是灵活多样。其核心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是教学方法的核心。重视个体差异，因其自身特点施教。另外，孔子还有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技法。例如：①谈话、讨论、探索式。（个别谈，聚众谈）②学而知之，知行统一。③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自学（独学）――诱导――领悟――表达――再思考――再领悟（提高））④明确标准（成人，立德），目标、标准深入人心。（评价灵活）⑤举一反三，学无定论。⑥争论、质疑。畅所欲言，质疑老师。⑦教师、学生平等。⑧寓教于乐。教《诗》配乐。 （二）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教育改革理论进行行之有效的探索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他综合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对传统的智商理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进行扬弃，提出了人不仅具有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而且还具有音乐――节奏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知――自省能力，交往――交流能力，自然观察能力。①每一个体智能各具特点（同时独立拥有8种智能）。②个体智能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环境、社会、自然、教育条件）③智能强调的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解决、创造）。④多元智能理论重视的是多维看待智能问题的视角。 根据中外教育理论，为了充分展示学生的个体特点，发现、培养、激活个体智慧（智力），把高效的教学设计与培养不同能力的“人”紧密结合，方式、方法很多，当前流行的小班制，分组合作学习法、探究法、讲授法、讨论法、社会实践法等都在向同一个目标发展――培养有自学能力、创造能力和有社会交流能力的人。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单一的讲授法，成了“任我行一统课堂”，不能因材施教，对分组合作学习法理解不够，运用不恰当，热热闹闹，达不到目标，课后还得靠作业压，不能体现个体差异；讨论法，漫无边际，没有主线，知识教授不到位；社会实践法走了过场，效果无法评价等等。 只有把中外教育理论与导学案的设计、分组合作学习以及评价方法紧密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导学案的设计，核心是既要把知识设计好，又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导学案要有层次，有充分展示不同特点学生的内容设计。问题设计要有开放性，体现多元性，目的是发展多元智能。 导学案是高效课堂的两个重要支柱之一，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线。加德纳认为：人类天生具有独立的八种能力，即使是脑损伤的人，也只是一种能力受到了损伤，现代科技证明，人的大脑皮层分别管理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智能和关键智能，教育就是要激发这种能力。如果导学案设计脱离课堂主体 ――学生，仅就其知识内容而设计，那就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也背离教学的终极目标――造就不同能力的“人”。导学案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是否达成，导学案的高度就是教师水平的高度。 导学案设计体现差异性的主要方法是分层次设计，就不同智力的学生设计相同或不同的问题，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答案。孔子在差异性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智能的学生，设计了因人而异的解决办法，同一问题，却因特点不同的学生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高效课堂的第二个重要支柱就是分组合作学习 分组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充分得到尊重，让他们的智力差异和人格得到充分的展示。加德纳认为，每个人的智能潜力各不相同，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得到展示和实现，都会通过某种对应符号表现为一种能力。因此，分组合作学习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而必须成为课堂教学实现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手段，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智能得到展示。 （一）分组合作学习，首先要建立在学生独学、独立思考、独立完成预习的基础之上 课堂教学顺利与否，关键看学生对导学案理解的深浅。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独学，课前的预习，并通过预习，保证课堂教学中涉及的重点、难点及主要掌握的知识点，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无法进行课堂教学活动，这节课就是失败的。预习，也是锻炼学生自学能力，发挥个体智能差异性的一个具体行为，为课堂教学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二）分组合作学习，要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分组合作学习是教授法、探索法、讨论法、实践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教学时，根据课堂的不同阶段，分别利用不同方法。 第一阶段：（引入导学案）：教师要以充满激情的语言 ，诙谐而不失本意的表述，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启发式和讲授法起主导作用，把本节课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清晰地告诉学生，激活学生思维，引导学生进入问题的探讨阶段。 第二阶段：（讨论、争论），组内、组间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穿针引线，点拨、组织课堂，主体――学生展开争论、讨论。本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心，采取讨论法，引入竞争机制和探索模式，方法灵活，发现疑点，解决问题，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从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为了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注重一个氛围――热烈，对抗而又有序；两个关系――师生关系，教师导演，学生演员，师生平等；生生关系――同层次对学，不同层次帮学。本环节是充分展示个体智力，人格差异的主要阶段。教师要以赞许、鼓励的方法，让每个参与者都有展示才智的机会，教学秩序自由度要高，提出问题层次要强，解决问题干净彻底。通过争论、探讨，锻炼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在本阶段，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畅所欲言、质疑、举一反三等方法得到运用。 本环节用30分钟时间。但是，教师在掌握进程时，要把握学生的讨论状态和导学案的理解情况，可再拿出5分钟进行初评，纠正一些不正确、低效率的做法，以便在评价阶段能有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在争论、探讨的基础上，教师要适时引入点评。点评阶段是探索法的延伸，也是提高阶段，展示各层次的成果。教师应当以不同层次的代表分别进行点评，允许抢评。根据孔子对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一对一对评，让不同个体智能差异有展示机会，也可以更深入了解个体智能差异。在点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教师在点评时，多用肯定的语气，少用否定的语气，不用轻慢的语气。 第四阶段：评价应当是清楚而明白的，应当有一个基本体系，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标准。必要的定量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不能给学生贴一个好或者不好，优秀或者差生的标签。即使打分，也不要当堂公布，尊重个体的人格，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点之一。 第五阶段：课后作业。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又不拘泥于课堂内容，要有开放性、选择性、自由度，作业以社会调查、手工制作、参观学习、读书心得等内容为主，把课堂与社会、家庭联系起来，锻炼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观察能力等。 四、科学评价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加德纳认为，智力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通过不同符号表现出来，是独立的不是以整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据此，加德纳和费尔德曼教授用10年时间的研究实践，对学习活动评价方法进行设计，目标是为了发展一种新的方法，评价学生的认知能力。 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注重选择性，而忽视发展性；注重内容的知识性忽视能力测评；评价单向性忽视对等性（互动性）；评价简单化（考试），忽视多元化。其结果是创新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解决问题能力差。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试析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当前课程理念的契合 【摘 要】以当前化学教学中的几种学习方式为例，比较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对这些行为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契合。 【关键词】学习方式；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许多思想与当前课程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传承与发展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与塑造学生的知识、品德、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课程理念倡导体验、探究、发现与接受性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接受性学习是指学生通过教师呈现的材料来掌握现成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是在教师导向性信息诱导下，学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地获得发展。 在《铁和铁的化合物》的教学中，如果使用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则很单一：“铁的常见化合价有+2价和+3价，在水溶液中，+2价化合物往往呈浅绿色，+3价化合物往往呈黄色，二价铁离子易被氧化……”。如果采用体验、研究、发现式的学习方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大家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削皮后的苹果颜色就会变锈，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生：思考、困惑（引起认知矛盾）。 （注：这一提问就如同在学生平静的脑海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了疑问的浪花，大家议论纷纷。正当学生处于“心愤愤，口悱悱”的时候。） 师：（引导）苹果中含铁元素。Fe2+与Fe3+在溶液中各显何种颜色？有哪些化学性质？ （注：这一点拨，引出了思维之路，使学生得知：苹果中的二价铁离子被空气中的O2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呈黄色。所以，市场上出售的苹果汁中常掺入维生素C等还原剂，以防止二价铁离子被氧化。） 这里，就体现了教师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去体验，进而去探究、去发现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叶圣陶先生早已给了明确的阐述：“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 对于发现式的学习，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通过“自得”，阐述了通过独立思考、研究，获得并发现知识，进而提高了自身能力（左右逢其源）。 不难发现，在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中，强调的也是接受式学习与探究、体验等学习方式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启发。 二、当代课程理念倡导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学会合作不仅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需要，也是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学会合作。 以《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研究》为例，可见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师：以小组为单位，尽可能多的设计证明HAc是弱电解质的实验方案。 生：（分组讨论，产生了如下方案） （1）同温、同浓度的盐酸和醋酸的导电能力比较。（通过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程度，表示溶液中的离子浓度大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表示电解质的电离程度。） （2）测0.1mol/LHAc的PH值。（用氢离子浓度是否为0.1mol/L来表示HAc是否全部电离） （3）先测0.1mol/LHAc的PH值，加水稀释100倍，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增大值小于2，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4）先测HAc的PH值，加少量醋酸钠固体，再测溶液的PH值，进行比较。（如果PH值明显增大，则说明HAc溶液存在电离平衡） …… 师：（集体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和优劣。） 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小组都没有想出那么多的方案呢？因为我们缺乏完整的设计思路。那么，完整的设计思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在这里，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相得益彰，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在自主学习方面，孔子提倡“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慕，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说，学生要调动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学习，去探究。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给学生以学习的时间与空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有经典的论述：“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生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要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三、当代课程理念倡导“做”、“想”、“讲”三者有机统一的学习过程 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课程理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强调了学习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强调了做、想、讲有机统一的重要性。 如，在《溶解度的概念建立》教学中，有一位老师是这样设计的： 师：蔗糖和食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物质，它们在水中溶解能力谁大谁小呢？想不想验证一下？ 生：想！（动手实验：蔗糖与食盐在水中溶解能力的比较。） 生：描述现象和结果： ⑴在水温相同条件下，溶质在一定量的水中不能无限制地溶解； ⑵在不同的水温下，蔗糖和食盐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⑶在水温相同的条件下，等量的水中溶解蔗糖和食盐的量不一样。 师：怎么比较蔗糖与食盐的溶解能力大小呢？ 生：水温相同，水的量相同。 师：答得非常好。能否再做一下实验，证明究竟谁的溶解能力大？ 生：（做实验后）蔗糖溶解能力大。 …… 这里，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边做、边想、边交流，三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在前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学生的“六大解放”，也论述了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时空、学习体验的重要性。当代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也指出：“要树立起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外活动中，都要把学生放到主体的地位，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浅探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家教育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道家与佛教的教育思想起辅助作用，近代西方教育科学传入后形成的传统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传统教育中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法治关系的认识，关于德育与智育，知识与才能的认识，关于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关系的认识，以及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如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等，形成的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如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尊师爱生等，这些不但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也是对人类教育宝库和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对此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使其在新的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 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在教育问题上追求公平、平等的朴素情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等、正义、变迁。平等是“有教无类”的第一要义。“有教无类”彰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在孔子看来，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正义是“有教无类”的第二要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则认为，正义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品质，即所谓“不学问，无正义”。变迁是“有教无类”的第三要义。这里所谓的变迁观念，是指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的性格，从而改变人的命运。 “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现代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如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在全社会推行终身教育理念；确立人文关怀取向教育观念。“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运用到现代素质教育环境中，更能体现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开放性和普及性。“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教育的功能就是教人向善，不应拒绝有缺点的学生。不论学生有什么缺点，都一视同仁，善于发现闪光点，发挥特长，树立信心，不厌其烦。因此，教师要充分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信心和与学生为善的态度。尊重学生个性，发挥学生专长，使广大学生成为各方面的“贤才君子”，应该成为教师教学奋斗目标。 2.“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德育。早在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就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以政治家的敏锐视角，阐明了“树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成长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主张先行德育，后行智育，也就是说德行修炼到位以后，还有精力的话，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六艺”思想中，六艺为：“书”“数”“礼”“乐”“射”“御”，其中，“书”“数”为小艺，是初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礼”“乐”“射”“御”为大艺，是高等教育阶段学习的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理念还是在教育内容等方面无不强调“立德树人”。 中国传统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为现代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指明了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德育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德育是基础教育，它要在德智体诸方面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打好基础，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打好做人的基础。因此，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提高认识，树立以德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和文化育人的思想，确保“立德树人”理念付诸实践。 3.“行为示范”的师德风尚 师德，即为人师者之德，是我国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师德作为教师的行为规范对中国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以其特有的影响受到教师的尊崇。主要表现为：（1）爱生亲徒，乐教不倦。传统师德重视对学生的爱。“教不严，师之惰”。严格教育必然要求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对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2）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传统师德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教育家对以身作则的重视使得为人师表的观念始终受到重视，得以发扬光大。（3）博学多闻，精益求精。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不能解，则非师也”。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是做教师的本分。（4）循循善诱，耐心引导。孔子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与接受知识的可能，由少到多、由近而远、由事到理、由浅入深地加以耐心引导，使他们逐渐把握义理。（5）尊道重德，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义利观影响着后人。“君子”成为人们追求的人格目标。 传统师德对于今天所提倡的构筑“师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教育事业所需要的名师素质，主要由博学多能与崇高人格构成。而德艺双馨者恰好体现了传统师德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现代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些在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不朽的生命力。 4.“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古代先贤早已指出这是一条教育中的客观规律，教育者不宜始终以道德典范自居，要允许学生当仁不让。 “弟子称贤”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提出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诸多思考和启发。创造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原始动力。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鼓励学生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张扬个性。我们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好学生，不应再停留于这个学生是否“听话”“顺从”，我们反而应该着意保护和支持那些在学习上敢于冒尖和“爱耍小聪明”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敢于尝试，敢于标新立异，不怕失败，并容易形成不断开拓创新的学习品质，他们往往能创造性地完成学习任务。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明显高于在学校中学习保守的学生。学校，不应是传播知识的机构，更应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以及创新个性的乐园。是否是一所好的学校不应以考试排名的先后为标准，而应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学生创新素质的高低为准绳。 总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诸多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就能够为今天的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历史资源，发挥其传统教育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论文: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 摘要：教育的基本精神或理念包括自由与平等两个方面，但自由与平等不是基于事理层面的选择，而是神性本质的自然发用，故须从智慧层面来理解自由与平等，教育无非就是要养成这种智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学达性天”。“学达性天”是让受教育者回复到其本有的神性本质之中，在这种神性本质中，必然有最高的自由与平等。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决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由此，不但扭转了时人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批评，而且可使其与西方教育精神相会归。 关键词：学达性天；自由；平等；神性 一、引言：“学达性天”何以成为论题？ 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历来是被诟病的，因为它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相违背，特别是与其中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不相符，故封建礼教“吃人”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之共识。本文则以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误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乃是一种内圣之学，故中国传统教育走的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制灌输之路，而是走的内在的精神自觉教化之路。而最能体现这种理路的是“学达性天”四字，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则不但不与自由与平等精神相违背，而且能使自由与平等精神达到更高的境界。 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载：“（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1］这是“学达性天”四字的最早出现。但就其教育精神而言，则与孔子“下学而上达”［2］157、宋明儒之“天人性命之学”［3］一脉相承，就是让人自觉显露自家的天性良知，既而体达天道。本文着重论述这种教育精神与自由、平等之关，以证成其固守中的开放精神。 二、“学达性天”与自由精神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与解放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诸多教育思想家的认同。雅克・马利坦（Jacque Maritain）认为，教育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要通过知识和智慧，善良的愿望和爱来求得自己的解放。”［4］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说：“教育，作为一种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方法。”［5］这些都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强调。但中国传统的“学达性天”就只要求人回复到人之“性天”之中，并没有强调自由，甚至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根本压制人的自由［6］290： 中国文化在历经了先秦文化的璀璨时期之后，自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始，就在经世致用的实利、实用思想影响下，使人的真实人性的展现、自由天性的释放大受禁锢，个人也就渐次缺失了这种遵循自我内心意欲、自由思想行动的特质。一直以来，我们教育目标的确立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以社稷为重当先等。不可否认，教育具有某种社会功能，也应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教育首先没有达到开启民智、解放人心的目的，有怎样实现个人真正的发展，又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社稷呢？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持上述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并且，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在反传统的语境或脉络中进行的。其中一个坚挺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教育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不适应现代社会。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只是贵古代礼仪规范的灌输与传授，则中国传统教育确乎压制自由与个性。而且，原始儒家确实常给人以这种印象，如当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2］131颜渊又问：“请问其目。”［2］132孔子复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32但须知，这并不是孔子的最终精神，孔子在最终精神处是冲破了“礼”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61就是这种冲破的表示。因此，荀子虽然认为教育从“数”看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但从其“义”（即最高境界）看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7］。这也是冲破了“经”与“礼”的。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之根本精神――“学达性天”去看，则不但中国传统教育不违背自由的精神，且自由与个性在此得以调适而上遂。这如何可能呢？此关乎我们对于自由的看法。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充满着对自由的神往与追求，可以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自由的奋斗史。那么，什么是自由呢？我们一般可以承认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却离开了这种存在论立场，而是把自由理解为无预设的理智抉择。但须知，一切抉择皆属于知识的范围而与自由无关。故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就是意志在理智的运作以后，随之而作的决定，无论这种理论再如何精审，然而亚氏所谈的既非自由，亦非自由意志，此亦事实。”［8］这意味着自由并不是通过选择的可代替性来标识的。若只是这种选择性，则“自由的本质就会肢解为一种空虚的偶然性。意志保持既无何向，也无何来，那里一般地也不再是什么意志，并且从这种空虚的无差别性的意义上来把握意义，乃是自由问题范围内的一个最大的谬误”［9］242。此正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无主义意味着无上价值的贬值，意味着对‘为何’与“何去”的种种回答失去其维和赋形的力量”［9］37。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作为选择性的自由的批评。他进一步说［9］243： 最本原的自我规定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存在于一种地方，在那里一种选择不再是可能的，也不再是必须的。谁恰正还在选择和意欲选择，就还不真正知道他意欲什么，他还完全不是本原地意欲。谁已是作了决定，谁就已知道他意欲什么。达于已决性的决定和最特有知识的明白性中的自我知识，是同一的。这一已决性不再需要选择，因为它是以本质性知识为根基。 依海氏之意，不是人拥有自由，而是自由拥有人。这意味着自由具有存在论之意义。“自由不是作为人的意志的附属物和摆设品，而是作为真正存在的本质，后者是作为整体中存在东西的根据本质。”［9］13海氏认为，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的那篇专文《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就是基于一种存在论立场来看自由的。谢林在那篇文章中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与一种神圣必然性的协调一致。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在本质性的认识中感受得到，在那里精神和心灵，只是系于它自己的规律，才自愿地肯定那种必然的东西。”［10］108这样，谢林得出了他的中心观点：“只有人是在上帝中，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在-上帝-中-存在（In-Gott-sein），人才有能力自由。”［10］131因此，认为自由在绝对无限制的开放体系中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自由概念与摇摆不定同义，也使得对自由的哲学探讨变得毫无价值。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不自由，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这意味着自由只存在于灵智的存在者那里，而不是开放地存在于任何存在者之中。所谓灵智的存在者是自己决定自己，它决不受外在的、与其本性相互矛盾的东西规定，也不是受内在的、由某种纯粹偶然的东西或经验的必然性规定。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能从我出发来发起一种行动；行为作为‘我行为’之为这一自身开始的行为，只是以它自己本身为条件，所以在同其他东西关联上是无条件的。”［9］107这样，海氏认为，如果人的自由这一事实不允废置，那么，除了认识到人不能是在上帝“之外”和“之旁”，认识到人不是反对上帝，而是面向上帝，认识到人只有当自己以某种方式属于原本质、亦即在原本质之内，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人内在于上帝才可有自由，这意味着人是泛-神论意义上的人。海氏进一步说［9］109： 作为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作为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某种有限的东西。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的自由的概念，它是关于一种有限的无条件性的问题，更醒目地说，是关于一种依存性的非依存性（“派生的绝对性”）的问题。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要求有泛神论。反过来，哪里有泛神论，哪里至少并非必然地就是非自由（宿命论），恰好相反：哪里立起正当理解的泛神论，最终就要求自由。 这样，要证成人的自由，必须承认上帝与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没有人，一个上帝是什么呢？绝对无聊的绝对形式。没有上帝，一个人是什么呢？无害形式中的纯粹荒谬。”［9］189所以，自由，就意味着一个灵智存在者（人的神性）的出现，而灵智存在者的出现必然拥有自由。“神是人，这意味着人作为自由的人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也只有自由的东西才能够一般地存在于上帝之内，一切非自由的东西，和一切就其是非自由的而言的东西，是在上帝之外的。”［9］135这是基于存在论上的，而不是一种伦理学之选择，这是自由的最高意义。 我们现在再回到“学达性天”这里来。“学达性天”是让我们回到人的天性之良知、良能中，然则，天性良知中有泛神论的意义吗？即人由此可直通神性吗？若人之神性不可能，则自由亦不可能。但我们须知，这里的神性不是教会神学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海德格尔说：“每一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在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上都是神学；对整体中存在的东西作概念理解被称为，追问其根据，而这种根据被称为θεός，上帝或神。……哲学的发问广义上在自己内总是两者：本体论的和神论的。哲学是本体神学。哲学愈本原地是两者一体，哲学就愈真正地是哲学。”［9］78-79从海氏这里我们可知，如果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则哲学必是神学。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学，故必能上通神学。“学达性天”是希望教育让人复“根”归“本”，这个“根”与“本”就是人之“性”，而人之“性”本来自于天，所谓“天命之谓性”［11］11者也。若人因“学”而至于“尽”性，即是“圣人”、“大人”，其境界必神化而无限。《中庸》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1］32《易传》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2］这些都是表示尽性者之灵通与神化。这是谢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泛神论，但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常以“神化”言之，这是因不塞其源，不禁其性而来之境界。《论语》中的“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2］193，《孟子》中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13］352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70，都是意在说人之神化之能。切就人的行为而言，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54，亦是《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1］24。这是人之天性良知超越物质关之机括限制而成为绝对“大主”后之行为，这里真正实现了上引海德格尔之言――“只是按其自己的内在本性行动，或者说，这种行动只能从它的内心按照同一性的规律并以绝对必然性做出”［9］100，依海氏，“这种绝对必然性也才有绝对的自由”［9］100。可见，“学达性天”不但不违背教育之自由原则，且能实现最高的自由。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示由“学达性天”所养成的这样自由［14］： 因为存在才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决定者，创造性地改变他自身的特性，决定什么是他所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他所应该成为的，这是一种极为根本的自由，也就是一种我们自我决定的本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 “学达性天”的目的正在这里，它或许没有想到自由，但它就是自由，或者说早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选择的自由。阳明子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15］良非虚言也。 其实，西方的教育学家也不认同自由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开放体系，故强调了教育中对自由的限制与规导。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但是对于自由，人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出自自然的趋向，以至于如果他有一段时间习惯于此，就会为它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规训必须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及早施行，晚了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他会总是任性而为。”［16］4这样，康德认为，“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人们怎样才能把服从于法则的强制和运用自由的能力结合起来”［16］13。再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原则并不对立。”［17］55这些言论都是在自由的对面开出一限制原则，从而不使自由成为无限制的开放。但这是外在的伦理选择之路，而且限制原则总是以外力强制人，故总有对自由的剥夺与抑制，依然会使人觉得不自由。中国传统教育走的是一种存在之路，“学达性天”就是最好的表示。“学达性天”让人归复人之天性良知，纯以性德之力量行动。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149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3］230这是不勉而行，是真正的自由。“学达性天”所开的存在之路，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18］940自由在这里方可真正地实现其“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18］909的境界。 三、“学达性天”与平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礼乐是维这种社会的基本纲维，故礼乐之教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但《礼记・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9］986，这表明“礼”与“乐”的功能不同。“礼”主要是“别异”，使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乐”虽然是“敦和”，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但“乐教”很早就失传了，使得后世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以“礼教”为中心内容，而礼教之功能又是别异，故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宣扬等级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重要口实之一，持此论者甚多，其论说文献亦不必徵引。甚至连逆时而动，独为中华传统文化唱赞歌的梁漱溟也批评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体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20］。 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地看礼教的别异之能，似乎确实给人以不平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更内在的看，别异未必是不合理的。本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礼乐”之教，即礼教与乐教并行。《礼记・乐记》云：“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19］1030这就是说，礼教规导外在的行为，乐教感化内在的心志，二者合一，才是尽礼乐之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传统重乐教甚于礼教，因为这符合“内圣而外王”的传统。故《礼记・乐记》又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19］1029-1030从这里可以看出，乐教应在逻辑上先于礼教，因为若易、直、子、谅之心不生而徒让人外在地服从礼制，则人不但不心悦，亦可能生诈伪。这就是“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19］1030。若能得内在之感化而生易、直、子、谅之心，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19］1005。这是真正的“行而乐之”，有何不平等之强制与压迫，是以“生民之道，乐为大焉”［19］1007。但可惜是的，《乐经》失传，乐教亦随之而式微。后世遂刊落礼乐之教之内在精神，不能自觉而心悦，故生压迫之感与不平之气，以为位高者之强权，亦不学罔思之过也。 “学达性天”乃是重开礼乐并行而以乐教为主之教育模式，只是乐教失传，故以“乐”养性变得不可能，惟以义理养之而已。不能得礼乐之养固然有缺憾，但义理亦可养之，此即是天人性命之学。首倡此学者当推孟子，故象山先生赞之曰：“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21］孟子讲明天性良知乃人所固有，故“人皆可以为尧舜”［13］339，在此，人人平等，并无不同。若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固有，则必肯定人有形上之平等，这平等是存在论上的，不是社会政治上的。孟子与滕文公尝有一段对话，即表明了这种平等性。孟子在作为世子的滕文公面前宣扬他的性善论，并说尧舜人人可能，但滕文公表示怀疑，大概以为尧舜是圣人，一般人是遥不可及的，而孟子则引述成、颜渊与公明仪三人的话，表明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可能。当然，人不可能自然地成为尧舜，故须“学”。是以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13］298“舜”与“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而后天之差别可因学（“如舜而已矣”即是学）而弥补。“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13］339亦是“学”。若人之天性良知呈现，其于世间万物，必生平等之照彻与观看。故夫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98这些都是天性良知照彻而生之平等，这是最高意义的平等。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363就体现了这种平等。这段话表示人-我-物之间的平等，此乃由天性良知之观照而来。这种由天性良知而来的平等，王阳明说得更为显豁［22］：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是在天性良知中就万物为一生命存在而肯定之，使其各遂其生、各尽其心，一物不得其生，不尽其性，则非良知所能忍。这是天性良知之全幅呈露与润泽，不是社会政治中的争取与斗争。这是全幅让开、物各付物的自由与平等，是无外在管制力而各适其性的开放社会。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认为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王道，因为它没有了外在制度的宰，还人以最高的平等与自由。他说：“全幅让开，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不是强人从己，把人民吊挂起来，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主义，以及玩弄此概念、主义之魔术的领袖、极权独裁者。”［23］“学达性天”之教育则除了那天性良知之呈现以外，别无概念与主义之宰制。人若能尽其天性良知，必能发其来自性德的平等之智光。另一位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称之为人之平等慧。他说［24］： 吾人之所谓大平等心之道德，即中国古所谓终始为一贯之仁义礼智之德。仁义礼智之德为性德，人性即天性，而人心即天心，此为天人之不二而平等。而仁性仁心之廓然大公，普遍而无私，能与一切所接之事物相感通，而恒自一如，是仁之平等运也。此一切所接之事物，皆一一各为一具体之特殊。吾人于是一一肯定其为特殊，而不以其一慢其他，而同承之以敬意，此礼之平等运也。顺一一之为特殊，而应之以特殊至当不易之道，而各不相乱，同得其正位：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顺、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使事物皆得其所，此人之以义制事之平等运也。……一切不同之智，皆由心之复归于自己，而无所滞留。一切智之如如，亦不相害，此智之平等运也。 许慎《说文解字》训“慧”为“从心彗声”。［25］这说明智慧乃内生，而“学达性天”就是让人于内养成这种智慧，进而由此生大平等心，是谓平等慧。但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平等慧太过“虚”而不“实”，故缺乏实际之可操作性。然须知，教育不是政治社会运行，它更多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虚灵”的智慧，至于切实的操作程序，则是知识问题，具有经验的相关性，教育不应该只着眼于与经验相关的知识。若教育只关注这种与经验相关的知识，美其名曰重可操作性，实则是教育的失败与堕落。怀特海以为，“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17］52“学达性天”正是以“性天”之“虚灵”智慧去润泽那经验之殊异与胶固，形成合内外的一以贯之之道，是此方可得真正之平等，此乃“集义所生者”［13］232也，而外在之平等乃“义袭而取之”［13］232者，若平等只限于此，正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26］392也。这样，在天性良知之平等慧中，现实之各种关系，人固须于时势中有所轻重裁择，但不可一般地执定一关必高于另一关从而抹杀之。故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13］245-246天下固然大，但作为个人的父母亦不小，此与西方个人与国家平等之说，在理境上无以异，但又不执定而凝固。这里的大小轻重之不同，正是平等慧之虚灵妙用。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肯定天性良知人人具有，但人在现实上究竟能表现多少，因人之气禀之不同，还是有差别的。故程子曰：“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锺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锺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满则溢也；唯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能当之。”［27］108天性良知虽人人固有，但人之气禀却个个不同，何以如此，这里似乎有无尽的秘密，我们无能为力，只是信天由命。正是这气禀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聪明睿智、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就是众庶之启蒙者与教师。依朱子的看法，天地总有“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8］教育就是让人突破气禀的限制而使天性良知全盘地呈露出来，这就是变化气质。人正是在变化气质中才能“学达性天”，故程伊川曰：“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26］190我们之所以能变化气质，内固有赖于自身的涵养与警觉，外则依赖于师长之提撕与教诲。古人讲“天、地、君、亲、师”五者至大至重，并非从职位言，乃是就其代表的天道精神言。在此有尊卑、贵贱、上下、君子小人之辨，并强调后者必须向前者看齐乃至无条件服从，这在古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平等与不自由。熊十力说［29］： 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守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无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独立。……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而今人迷妄，不解平等真义，顾乃以灭理犯分为平等，人道于是乎大苦矣。 若一味地强调自己也是一个人，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与信念，而对代表天道精神的尊者、上者、贵者无丝毫之敬畏，俱平视之，则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开精神向上之机。故夫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2］172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18-19一个真正天性良知呈现发露的人，不但能养成平等慧，亦一定能养成差别慧，从而警觉自己作“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70的涵养工夫。所以，梁漱溟说有两个等差是不能少的，“一种是看重理性、尊贤尚智而来的等差；一种是从尊敬亲长而来的等差”。［30］依梁氏之意，前者从人生向上而来的，后者乃是基于人情之自然，两者一定要有的，与平等并不冲突。虚心地接受这种不平等，既而以敬畏之心反省自躬，从而使自己在性德上得以提升，与在上者达到新的平等，这正是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意义。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曾就此说［31］：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一般地希望有益于社会，而且要凭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倾注于社会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使人类日益高尚起来，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界的强制，日益独立和主动。这样，就终于通过这种新的不平等产生一种新的平等，即所有个体获得一种均等的文化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在天性良知处的平等，故人人具有成圣贤的根基与可能，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中人之差异与不同，故有君子小人之辩，而且这个“辩”还要严。这两方面的双向互动，成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作用模式，“学达性天”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这样的模式，使得教育不为零散的知识服务，进而不只是形成职业化社会中的“俗众”。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式的个人，只知有横向的散平等，而不知有纵向的人格等级，故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有职业殊途，却站不住人格本位［32］，是以“俗众”得以形成。这种“俗众”对神圣的事物与伟大的人格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是以平等为藉口而去维护个人平凡的权利与利益，既不满又自满；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只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我行我素，不承认任何权威与等级。于是，他们不会向别人学习，也没有人值得他们学习。所有这些，正是现代社会教育失败的标志，亦是社会乱象的根源。现代人从人的抽象的无差别性来把握平等，乃平等问题上的最大谬误，常造成社会愈加不平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传授，而是智慧与德性的养成，则我们固然要讲平等，却更要重视差别与等级。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学达性天”，正体现了这种教育智慧。 四、结语：“学达性天”与泛道德主义之问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知，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必须内在于一个惟一的价值实体方为可能，这是“质”的自由与平等，不是现象地看的“量”的自由与平等。在西方，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上帝，在中国，这个惟一的价值实体就是“天性良知”。“学达性天”就是让人“尽”这个天性，“复”这个良知。随其“尽”之深，“复”之全，自由与平等自然出现，不但出现，而且能给自由与平等以规导与限制原则，承认自由中的不自由，平等中的不平等，既而达到更高的自由与平等。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学达性天”为宗旨，并未提及自由与平等，但却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 从“学达性天”这里我们可进一步谈谈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是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问题。《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3］《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11］35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宣扬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而且由于道德规范太多，不免使人动辄得咎，甚至滋生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6］153-158持此论者都只是把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解为对抽象道德律令的训诫与发扬。通过以上对“学达性天”的诠释，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乃基于存在论而不是伦理学，即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的开显而不是基于一种伦理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人毕竟不同于禽兽，在本能之外尚追求神圣，那麽，天性良知是不可否认的。这样，让人回复到天性良知之中而使其成为生命之“大主”，这是完成人的天职，这里面并没有可供人选择的代替项，只要是人，就必须完成。所以，“学达性天”不是一种伦理学的选择，而是人的存在澄明，这是超道德的。此正是庄子所说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34］之意。这里的“道德”不是一般所指的外在道德律令，而是指人之性天所得于天者之性德，乃存在论的，非伦理学的，与后文之“性情”乃同一层面，而“仁义”、“礼乐”则是伦理学的，这是庄子所反对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限制，但存在的回归确实人的复位与解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学达性天”来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则不但不是一种泛道德的宣扬而限制人，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把人从外在牢笼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到自身。当然，这种回到自身是一种艰苦的实践，既要有“学”的积累，还须有“养”的工夫，更须“行”的毅力。在回归没有实现以前，总会有动辄得咎的不自由感，但这是人病非法病，而一旦回归得以实现，则必如孟子所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3］292这是“学达性天”的最后境界，焉有不自由之感而去责怪道德律令的繁琐呢？ 而且，还须声明的是，“学达性天”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思想，但因它是基于人的存在论，故可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永的世界性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本质性的词语不是人为地想出的符号与标志，不是仅仅了识别贴在事物上面。本质性词语是行动，宁可说是在一些瞬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瞬间一种巨大的明亮的闪电穿过寰宇。”

文学毕业论文:我国教学改革古代文学论文 一、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一）民族文化振兴的需要 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中国要想发展成文化大国，现阶段急需的是复合型人才。赤峰学院顺应形势，制定了《赤峰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特征，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的，服务国家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行业从业者”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着手进行教育教学各项改革，将目光投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上，力求培养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急需的，既具有丰富深厚专业基础知识又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除部分研究型高校外，多数院校已经进入向应用型发展的阶段，大学教育正在实现由理论研究向应用实践的转型。面对社会经济转型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这一理论性课程表现出诸多与实践性不适应的情况，古代文学如何增强社会适应性，面对社会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促进理论知识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全民精神素质，加强传统理论与当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是重点也是亟待解决的难点。适应社会的发展，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社会适应性，必然成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课程改革的可能性 （一）理论指导 目前，国家为了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推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刚要和发展规划，为高校改革指明了方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教育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1998）、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1）、《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1）和《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等文件内容。本课题组深入研究、领会文件精神，以“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为指导，力争完成此次教学改革。 （二）学科优势 赤峰学院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过2006—2009年、2009—2013年两个周期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现已是院级“重点扶持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也被评为自治区级“精品课程”。文学院开设的相关古代文学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辅助课程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基本能够涵盖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内容，这些为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及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师资优势 本课程有专职教师1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7人，正高职3人，副高职3人，讲师5人；赤峰学院教学名师1人；古代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本专业任课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认真总结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为深化本课程的教学改革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学院已经吹响改革的号角，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也要积极应学院改革的春风而动，踏踏实实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进行改革，以育人为本，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学科定位 （一）指导思想 以《赤峰学院“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规划》（2013）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终身学习”的理念；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注重专业基础、拓宽培养口径、加强能力培养、提高综合素质”为宗旨；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立足本学科，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宽基础、广交叉、纵向贯通，实现培养理念创新；拓宽自主学习空间、强化专业综合能力，突出培养过程创新；重点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学科定位 本学科定位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独立阅读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为提高民族人文素质、文化传承做贡献；通过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文学批评与创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文化事业的传承人和文化产业从业者；与社会需求对接，直接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服务。在改革方针的指导下，优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训练，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目的。教师在施教过程中力争做到：学习和探究融会，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意识；专业与职业融通，着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按照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模块把教学、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四项工作有机衔接起来，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竞争能力。通过对此课程的研究与改革，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发展。 四、课程内容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课程设置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跨度大，作品繁富。现在赤峰学院古代文学课时仅21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并能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课通常由文学史、作品选二大块组成，此外还有辅助拓展教学，就是通过选修课。目前文学院已开设的选修课有：《论语与传统文化》、《先秦两汉散文研究》、《史记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红楼梦专题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古代戏曲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多为作品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准备开设诸如诗歌史、小说史、散文史、戏曲史等。此外，对于认知度比较高的，诸如《蒙学三书精读》等，也应考虑开设。 （二）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习效率最大化，首先，在对教学内容深度认知的基础上，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解构，在原有按时间进行四段划分的原则上，把毎段的内容按文体分单元进行重新编排。通过对文学史的讲述来理清古代文学文体的流变、文风的演变、不同文体的特点；通过对作品的解读，了解不同时期作家作品的特点，从而能全面而清晰地品读作品、鉴赏作品，乃至学习创作。将文体部分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内容，在文学史的讲述上，突出重点、难点，人物生平之类的内容由学生课下自学，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时间比应在3：7左右。将文学作品部分分为精讲、泛讲、自读内容。对重点内容，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都应执行比较具体而严格的标准，并量化落实，重要内容背诵、作业等来完成，并增加重点内容的授课时间和学习时间。 （三）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分为几个步骤：教师导读，课前提出学习要点、参考书目、设置问题；课堂教学中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针对设置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可以通过讨论、评点的方式来完成教学，课上给学生留出提问和答疑的时间。 （四）考核方法 采用N+3式。所谓N包括：背诵、名篇教学方案设计、课件制作、读书报告等，占总成绩的20%。所谓3指：单元阶段测试，占总成绩的20%；期中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 （五）试题库、习题库建设 完善试题库，建立客观试题库，占期末考试成绩的30%；建立主观题试题库，精讲、泛讲比例7：3，占总成绩的60%；建立探究拓展试题库，与考研试题接轨，占总成绩10%。 作者：霍雅娟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文学毕业论文:史学联系文学中高中历史论文 一、文史教学法的内涵 什么是史学联系文学的教学方法呢?它就是学术界以现有教学理论为依托，借助文学与史学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所重新构建的一套教学理论。它具备文学语言的严谨性、准确性以及形象性的特点，使文字表达内容更加具体，更清晰、更贴切，易于学生理解记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引入可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学生仿若身临其境，历史知识更是深入人心。这样，学生势必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历史教学品质也会因此而有所保障。 二、在我国历史教学中应用文史结合法的必要性 一方面，受古代科举制影响，我国历史教学发展步履维艰，高中历史教学与时展严重脱节，也正因为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时期内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历史教学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问题。首先，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步伐，教学语言生硬呆板，过分严肃，学生个性也因此而受到压制;其次，历史教学模式陈旧而没有新意，现代影视资料信息渗透不足，历史知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文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且学习深度不足;最后，传统教学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师生应试心理，教师一味强调灌输学生理论知识却忽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方面的教育，阻碍了学生历史价值观念的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该方法的应用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迎合了时展的需求。不仅使学生建立起了历史学习的自信，爱上了历史学习，而且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现代高中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所以，使用文学史学相联系的教学方法是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必然。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法的具体应用 (一)在历史教学中融入文学性语言及文学作品 《史记》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绝对高度的评价，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绝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内容也形象地描绘着历史，让人感觉身临其境。另外文中所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是全面而具体，让学生感觉作者仿佛就在眼前，使历史知识变得更加形象易懂，有助于学生记忆。当然，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们也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使历史事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学生理解更加深刻。人类因为语言而沟通，书本知识也通过恰当的语言描述而变得浅显易懂，所以优秀文学作品的加入给历史教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融入影视作品 传统教学模式受科技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只能在“粉笔”、“黑板”和“教科书”的协作下进行，单一而低效。既不利于学生理解知识，又不利于教学水平的发展。但将影视作品适当融入历史教学中，就可以轻松活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珍珠港》、《甲午风云》、《三国演义》等历史影视剧，让学生在感受艺术作品韵味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三)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融情于景”的教学方法 有人曾说过，青少年之所以遇到了困难，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赤裸裸的教育行动。这足以说明传统历史教学中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听取的教学模式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不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必须意识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教学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只有学生对某一事物感兴趣，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所谓“融情于景”就是将情感教学与情境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历史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国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使其最终具备以史为鉴的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学习历史，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这也就达到了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总之，文学联系史学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以文学作品活化历史、以历史证实文学作品的综合教学途径。它可以丰富我国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使历史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提高其学习的认真程度，促进历史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升华，同时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另外，由于此方法给历史教学带去了启发，催生了诸如“政史结合”和“地史结合”等的高中历史教学方法。这些由其他科学与历史学科结合的方法都同样达成了历史教学的任务，体现出了历史学科的价值，深化了我国历史教学改革，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快速发展。 作者：葛高亮 单位：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文学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本文为200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9321，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曹志平。） （张诒三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现代汉语方向论文写作导引 本科生学位论文应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写作伊始阶段论题的选定方面；规范意识，主要贯穿在确立好写作论题之后的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以上两种意识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但在本科学位论文中却极为稀缺，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有系统加以指导的必要。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文学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问题教学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国内外有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了解到,在国内不仅中小学进行问题教学的探讨,就是高等师范、电大等大专院校也在探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各学科,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各个学科,也都探讨和采用问题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在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中,也有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为什么这种教学方式如此长久地、广泛地受到各层次学校、各学科教学的普遍关注?那是因为,问题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好手段、好方式,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问题教学的含义,国内外有很多论述,在当今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问题教学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表述:问题教学它是综合借鉴目标教学、结构教学、图示教学、程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模式、理论,运用摄影、录音录相、电影、电视、计算机CAI技术、互联网等最新的教学技术手段,通过问题的展示和学生的质疑问题,形成教学过程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等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素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问题教学或称问题教学法,可与其它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或融为一体而实施,也可以有单独的自身的模式结构,对于问题教学,我们不仅要探讨它的结构,更要了解它的本质,更要善于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这种教学方式。 一、问题教学的结构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结构模式,综合许多研究成果和本人教学实践的体会,我认为可包括:一、问题的生成与呈现;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这三个环节或过程,如果再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新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问题的生成和呈现 大凡搞研究的人都知道,问题就是课题。在课堂教学中,问题就是教学的内容,解决问题就是教学要实现的目标,那么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又如何提出问题呢?简言之,问题的生成就是指提出问题的背景,在什么情况产生问题,提出问题;问题的呈现相当于问题教学中的问题设计,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先看问题的生成。 问题从哪里来,古人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问题从教学中来,从学习中来,从实验和实践中来,没有学习和实践就没有问题的产生。在学科教学中,提问的权利为师生共同拥有。从问题产生的背景看,有教材内容中的问题,有背景材料中揭示的问题,有社会生活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问题的呈现,就是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与问题的提出者和问题生成的背景密切相关。在教学中,问题的呈现一般通过创设问题的情境来实现。创设问题的情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多媒体影音材料来呈现,二是通过事例的口头描述或由实验提供的事实来呈现,三是通过文字材料来呈现,而就问题提出的内容看,①通过创设情境直接提出问题;②让学生对所面临的要加以理论解释的现象和事实提出问题;③由旧知识拓展引出新问题;④从日常观念和科学概念的矛盾中引出问题;⑤提出猜想,并加以检验提出问题。由于在教学中教师常常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在问题设计时往往从以下方面去做:①围绕知识重点设计问题;②采用“模块”设计问题,即通过把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高度概括,建立本章本节知识的基本框架,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掌握了本单元的知识结构,便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每个单元的重点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③营造情境设计问题。如前所述,问题设计要营造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而且做到:一要有新意,有意义;二要有概括性,使学生掌握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三是要使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提示能够解决此类问题;④指导“学法”设计问题;⑤利用资源设计问题;⑥便于“自测”设计问题。 (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 这是介于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问题,问题有多种类型,也分为许多层次。国外有人将问题分为呈现型,发现型,创造型三类。①呈现型问题一般是由教师或教科书给定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直接性的特点,其思路和答案是现成的,呈现型问题的结构可能比较简单,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可以用一个图示结构完整的体现出来。如“试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这类问题多为教材中重点问题,一般是重大事件的背景或原因,内容与过程,结果与意义的阐述和说明,一般可将教材中现有的文字表述作为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学生一般要熟记的问题。②发现型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未提供新见解,但从学生认知个性来说,却是独立的发现,是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和思维发展,就是真正的创造和发现。发现型问题有几种情况,一是需要概括、归纳、综合的问题;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家统一等方面有哪些大的政策调整,有哪些理论创新?”二是需要分析论证的问题,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外还有比较、评价等方面的问题;③创造性问题是人们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是具有开创性的问题,是发明的先声。“发现型”和“创造型”问题都具有创造价值。这两类问题体现了提问者的自主性,执着的追求性,个性思维和开放性特点。但是,对于中学教学来说,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发现型问题,引导学生直接参与问题设计,鼓励学生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向老师提问比教师提问学生更有意义。问题教学在预习、导入、课中、课尾以至课后,学生都有权利不断提出和补充问题。尤其要鼓励学生提真实的问题,不设禁区,不鄙视学生提出问题的幼稚,真诚地欣赏学生不断 萌发的问题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和合作地解决问题。 (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 “问题解决”是在创设多样问题情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主动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并从各种途径去探究问题的答案,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特征和本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问题教学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只是解决已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新出现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问题教学的归缩是新问题的产生。 “问题教学法”在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时,有教师的释疑,也有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讨论,师生共同释疑,更有教师逐步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查资料,解决问题的探索。有人更主张把解决问题的义务由学生承担,让课堂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领悟学习方法,训练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让学生解决问题。①共同梳理提出的问题,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分清问题的结构和层次,分层处理问题;②给足时间,充分思考,促进思维的发展;③展示问题解决过程,尊重学生的创造。要以独立或合作探索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形式,抓住教材和学生理解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学生创造,充分展现思维过程,保护学生的创造权;④正视学生个体差异,珍视学生的批判。无论问题得出怎样的结论,都是学生思考的成果,都要尊重,要让学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基础上萌生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学习热情。⑤为解决问题提供设备帮助与智力支持。 “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思路,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①从教学方式的角度考虑,充分体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②从逻辑方法角度考虑,弄清问题的结构和类型,提倡解答一个问题,力求寻找多种途径,因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实现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甚至问题的答案也可以是开放的。③解决问题一般或采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或采用辨证思维等方法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教学的本质思考 “问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其智慧和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的一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准备、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该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入手。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教学正是适应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历史创造精神的培养正是历史问题教学的本质所在。 为什么历史问题教学是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手段,好方法呢,那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亚里士多德说:“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是思维和深入学习的起点。在问题教学中,问题设计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系,两者有机结合是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相统一的突破口。历史问题教学从那些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历史问题教学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灵活思维。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去寻求解决问题最佳方式和方法,说穿了就是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如果所设计的一个个、一组组彼此联系的问题群符合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水平和认识规律,并辅之以适时的启发诱导,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思维就会越来越敏捷。第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第三,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 ②深层思维。能够在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设计问题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境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培养历史思维的概括性。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从诸多个别的特殊事物中概括归纳出一般的基本规律和共性的认识,与运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去指导认识个别的特殊事件的演绎推理能力,是培养学生思维概括性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思维概括性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思维发展的基本反映,问题教学法对培养学生思维的概括性是大有益处的。 ③批判思维。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不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得到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这就是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是思维活动的内在动因,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没有批判的世界将是一片灰色。历史思维批判性的培养,会使学生在醒悟和批判中,变得越来越聪明,思考问题越来越深刻。 ④创新思维。历史创新思维培养,一般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历史总复习阶段进行。这就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创造性。思维的创造性是思维属性的最高形式,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最高形式。实际上思维活动的每一过程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每一次思维活动都应该具有创造的本质。平时我们所见到的独特的见解,新的概念,定律、公式、新材料产生,新颖的论证方法和做法等,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突出标志。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学生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方面,比如历史思维的求异性,历史思维的深刻性,历史思维的准确性,历史思维的迁移性等等。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主要通过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学生的质疑问题等形式实现。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转变中,从历史的哲学思考中,从人与自然、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中,从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发展史观及规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历史问题教学的实施方略 以“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历史问题教学,其内涵包括历史问题意识培养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同时,现今中学历史高考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高考命题已向“浅知识、新情境、热问题、重综合、重能力”方面转变,历史学习特别是历史复习,要让学生在突破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及学科内部综合和学科间的综合能力,为此: 第一,注意培养问题意识和提高自身素质。①学生质疑和教师提问要适当互补;②保护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多一些宽容,对学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及时加以肯定。把教师的信任化作学生进步的动力。对于学习中学生提出幼稚、古怪的问题,一定要持宽容的态度,要允许学生出错,允许改正,允许保留,欢迎质疑,欢迎争辩;③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开放式教学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对于拿不准的问题,要坦诚承认自己的不足,与学生共同研究。 第二,具体落实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教学。①以“问题”为引导,指导学生搞好历史学习,学习前可以书面问题的形式指导学生从历史条件,历史阶段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自我预习,检查学习效果,对于学生存在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理解,作为重点分析内容,对学生能联系其他学科知识,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历史现象,这种超书本知识范围,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教师要加以鼓励。②以“问题”为中心帮助学生形成历史知识结构。问题教学要让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分析历史,构建历史知识的整体结构,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③以“问题教学法”突破历史复习的教学重难点。现今的高考中,历史学科的知识考查以学科主干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主,这是高三复习教学的重点也是肄业班历史教学的着眼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成了教学的难点,历史教学要充分利用问题 引导学生突破主干知识,并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新情境,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思维习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培养学生对评价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方法等形成良好历史思维习惯,在评价中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等思维方式,全面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另外在对历史事件,历史文献等的比较问题中,帮助学生形成较为固定的历史比较方法与习惯,同时得出一定的历史启示,以挖掘历史的思想教育功能。在对历史事件,政权组织,政治运动等性质分析提问中,形成分析性质的一般思维角度与方法,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因素时,培养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历史的思维习惯。⑤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某一阶段、某一专题、社会热点作为问题设计的中心,既可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内部的综合能力,又可培养学生学科间的综合能力。⑥以“问题教学法”指导学生的历史课后学习。 第三,提供学生课堂教学以外历史“问题解决”的学习平台。根据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必须给学生提供“问题解决”学习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发展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建立专题学习网站,开展在线讨论,异步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如在BBS系统中建立学科主题讨论组,教师设计能将讨论逐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让组内学习推向深入。二是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碰到的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不宜在课堂上展开,根据分层教学的原则,可以鼓励学生作为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立项,然后,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我们深层次教学和学习服务,从而从实战角度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 创新,已成为时下教育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历史教学中也是如此。不少具有强烈求索和实践精神的教学工作者及时实现观念更新,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在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敢向课本质疑,向资料、老师说:“不”。这些,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些试图创新者脱离教材,学生和社会实际,违背了创新的真谛,造成历史教学中某此无序状况,表面看来很是花哨、闹热,实则让受教育者无所收获或少有收获,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表现大致有下几种:理插科打诨。课堂上开玩笑,讲佛教、讲到鲁智深醉打山门、《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厅的自画像变形之美。博得学生一惊一笑,以为这就是创新。二是滥加臧否。课堂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个人之好恶,道听途说之材料,任意评说,引起学生认识混乱,以为这就是创新。三是放任自流。课堂教学胸无成竹,缺乏驾驭课堂的能力,扔下几个问题,不加引导与指点,让学生争争吵吵,无结果而散,留下认知上的空洞或缺陷以为这就是创新。四是活动取代。有的以参观、讨论取代教学,或以“电灌”取代“口灌”,缺乏与课文的有机结合,仅仅停留在历史教学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还以为就是创新┉出现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创新教育的裨理解有误。创新教育,说到底,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发具有不同禀赋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应21世纪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不应该是勉强为这,形工序义的,而就该是贯穿教师创新意识与求实作风,精心筹划、设计与操作,确有成效的。 历史教学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短程能力的关系。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能力源于知识。试问,对基本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空都茫然无知,你能说他有历史思维能力吗?当然,知识又有待于转化为能力,单纯地提“知识就是力量”,也有片面性。知识必须经过加工、联系、拓展和重组,才能在今年内后的实践中应用于。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关系中的盘根错节、风云变幻,深长思之,仍可从古今吵外历史现象中找得巫通之外。水有源,树有根,在历史教学分明新中,必须注意知识与能力并重,舍近求远何忽视知识传授,片面强调能力的作法是不可只传授知识,不教给学生思维方法,不培养成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二是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讲继承,又要讲发展,对传统教学手段不能一概否定。实际化教学,有形有影有声,入眼入脑,活泼感人,这是创新;站在讲台上,一本书、一支笔或加一幅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师生心灵感应,产后情感受上、意识上的共鸣,这也是创新。创新的关键不在表面,而在实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堂灌“辩护。不过,我前历史教学工作者有必要在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上做文章,使自己教学更趋完美。我们不能固守传统教学方法,排斥先进教学手段,而应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不使用电化教学手段同的,可否试它一试?课堂气氛过于沉闷的,可否注适入一些新鲜空气、启疑、激疑、释疑,让教学过程式充满思辩性、挑战性、生动性呢? 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历史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因课而异,因材而异,因人而异。变化多样的教学形式往往能给学生以新的刺激感,形式活跃的课堂氛围,给学生发挥聪明才智提供适宜的载体。在这方面,不少教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创造。有的把讨论引入课堂,让学生阐述观点,说明道理,甚至围绕一些史不界尚有争论的问题,把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一形辩论。如郑和下西洋、殖民主义的后果、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都可分为辩题。不必担心学生越辩越糊涂。 在教师的主导下有序进行的课堂争鸣只会带来学生热情的高涨,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提高。 四是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历史课堂教学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总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还有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如历史教材的相对稳定与史学材料的大量涌现,信息剧增的矛盾,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的矛盾。所以历史教学分明新不仅要注重课内,还要充分利用课外,只有课内外双管齐下,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才能促进历史思维,历史创新能力的发展。这里有很多形式可供利用。如结合教学,有计划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考古遗址、图片展览等;组织学生到学校和地方图书馆借阅相关的历史资料;组织学生参加学佼、地方的历史知识竞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片评论,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演讲以及历史小论文比赛活动等。课内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主阵地,课外活动则是课内的延伸和深化。在这是,必须注意的是,课内与课外,不能成这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要努力形成契会点,要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丰富的知识是创造的先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其他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知识,就不可能纵览古今,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测未来,就谈不上创造才能的发挥。学生的知识面愈广,愈具有综合性、渗透性,其创造力普愈强。 “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我们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我们的作为21世纪建设人才的价值取向、人文素养、知识构成和能力素质紧紧相连。我们应该站在“面向现代化、不懈的追求,研究和实践历史教学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开拓出中学历史教学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广西教育学院政教系 李露） 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改进和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新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就历 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这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美德教育与现代化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它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值得注意和忧 虑的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腐蚀和毒害。金钱至上、自私自利和贪图享 受的思想，正扭曲着一些人的灵魂，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协调，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代 化建设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多地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能够适应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即适应时代需要的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不但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保证物 质文明按照既定的价值导向健康地发展。传统美德是现代化新道德的基础，是建立新道德体系的思想材料，其 内涵我们完全可以赋予现代意义，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任，对教育青少年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激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 格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挖掘丰富多彩的典型素材，寓道德教育 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可以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历史学科的特殊功能所在， 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学历史教材蕴含着不胜枚举的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极好素材，针对当今改革开放形势和青少年学生 思想的实际，我认为当前在历史教学中应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精忠报国 在封建社会中，报国往往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众多的士大夫以一死报君恩来昭示自身的气节，但更多的 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如苏武饮雪吞毡、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气贯长虹、戚继光英勇抗倭、林则徐虎门销烟 、陈天华钟鸣狮吼、谭嗣同快哉赴死，都是在国难当头之时，或为国御侮，或抗争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 然正气。从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都表 现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高风亮节。 2.天下为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如墨子推崇的“摩顶放踵，利于天下而为之”、诸 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主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国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博大胸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精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在中国历史上，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者，光耀星繁，代代相传 。从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班超立志边疆几十年，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都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3.勤劳节俭 中华民族自古褒扬勤劳俭朴的美德，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史书上不乏这方面的箴言，如“一生 之计在于勤”、“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等。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如马钧发明翻车、李春建赵州 桥、黄道婆改良纺织工具……都是劳动创造世界的生动事例。墨翟、隋文帝、王安石、范仲淹、明成祖、曾国 藩等，均可谓节俭的名人，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节俭的模范。 4.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传统意识，提倡做人要“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为事业要“废 寝忘食”。自强不息，奋勇进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志气，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住，它使我 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使我们历尽艰难而不衰亡，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战斗力。 历史上不乏前人自强不息之记载，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左丘失明而作《左传》；孙膑双脚被膑而作《 孙膑兵法》；司马迁被处宫刑而发愤十五年著述成《史记》。这些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生动事例，将激励学 生为实现理想而奋勇进取。 5.立志勤学 从古到今，炎黄子孙立志勤学的言论、事迹比比皆是。从古人的韦编三绝、墨池、划粥、悬梁、刺股、囊 茧、映雪、借书、挂角到今人的为民族昌盛而学，为中华崛起而学，其精神感人至深。立志勤学是一种民族责 任感，是人才成长必须具有的精神，也是事业成功，国运昌盛必须具有的精神。 6.仁者爱人 孔子最早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它除了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外，对于协调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起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创建社会主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要教育青少年懂得 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做到“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杰出人物热爱人民的事例，如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 ；扁鹊周游列 国，为民治病救命；林觉民“将爱你（妻子）之心去爱天下的同胞”；罗盛教舍己救人的壮举，都充满着对人 民群众关心、热爱之情。 三、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有两条：一为历史课堂教学，一为历史课外活动。这里，就历史课堂教 学方面谈些做法。 教师是历史课堂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德育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德育内容与手段 ，达到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目的。 1.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总是要通过一节节的课堂教学来完成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课堂教学的德育目 标时要明确、具体。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但才华横溢，诗艺高超，而且具有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关怀民 情等高尚的思想情操。应当以此向学生进行做人要德才兼备的教育。在制定目标时，还要注意恰当。如果脱离 了所教内容空设目标，或超越学生水平制定高深而不切实际的目标，都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2.深入研究教材，把握丰富的德育内涵 中学历史教材涉及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教师应该时刻把 “给青少年播下传统美德种子”作为己任，深入研究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教育内容，并作统 筹安排，通盘考虑，根据各个时期教材内容制订施教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任 务。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1)说理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重视说理，即人们常说的“晓之以理”。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寓教于史。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具体事实的知识对于形成观念和信念，起着很大作用”。教师在叙述历史时 应始终用丰富鲜明的事实来揭示传统美德思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知识中提高 认识，懂得道理，逐步形成有关的观念和信念。二是要启发诱导。中国古代教育家早就提倡循循善诱的启发式 的说服教育。《学记》载：“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因此，思想教育不能采取 硬灌的办法，而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中悟出真谛，在心灵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三是要联系实际。这是指针 对学生存在的思想疑虑和不良行为进行教育，但教育时要注意分寸，抓住要害。如特级历史教师蒋炳光看到一 些学生不爱惜劳动果实，浪费粮食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现象他在讲“文景之治”时，着重讲文帝提倡节俭，景 帝爱惜谷物的事例。景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蒋老师对学生说，一 个封建皇帝尚且知道崇尚节俭。爱惜谷物，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怎么能不如一个封建皇帝呢？这样 寥寥数语，就打开了学生的心扉，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 (2)情感陶冶。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们对种种历史现象 、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常常怀着不同的情感，而情感是思想品德、信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动之以情，以发自内心之情去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学生以爱憎分明的情感熏陶。情 贵于真。教师要有充沛的、真挚的情感，就得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教师要在塑造学生的同时也要 “自我塑造”。 在教学中进行情感陶冶，使用电化手段作为辅助会收到奇效。利用电化手段可创设情境，“再现”已消逝 的历史现象和人物，调动起学生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 感染和教育。 (3)榜样示范。一位法学家说得好：“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在现实生活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历来重视榜样教育，孔子常举尧、舜、周公等人作为榜样，教育弟子们 “见贤思齐”。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榜样是启发学生自我认识，促进自我教育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针对中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 结合历史人物的成长道路、创造发明、英雄事迹、豪言壮语或隐性的内容进行讲述，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可供 学习的榜样。 (4)对比分析。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进行比较教学，可以收到烘云托月的教育效果。中国历史上有对祖国对 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有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恶霸、流氓、地 痞；有为保卫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委身外敌，卖国求荣的不屑之徒；有一心为公的共产主 义战士，也有追名逐利的剥削阶级野心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可使学生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历史教学在贯彻传统美德教育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历史教师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几种新的历史教学方法 人的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交叉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耳闻目睹、口诵心维,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 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上历史课时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谨此罗列,以求抛砖引玉。 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如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 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 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的过去,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 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文”。考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的诗词《沁园春·雪》的读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由新航路的开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 是很有益处的。 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者收效甚微。我从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 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历史课的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 比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列出大事年表;以空间的转移为线索,按一定的地点、区域或国别范围来讲授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往往贯穿了整个时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与孙中山、的名字几乎密不可分;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讲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就可以知道每一种历史现象的兴衰过程。此外,还可以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为线索,分清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改革和革命),以及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和消失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来分析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如评价历史事件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一分为二 。 可见,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一个成熟的教师,其教学思路必然是十分清楚的,有条不紊的,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组织教学。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 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准“点”,以“点”带“面”。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即座标。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公元1—2世纪,西方有个罗马帝国,东方有个东汉帝国,不同的是前者是个奴隶制帝国,后者是个封建制帝国。讲到现在的“中东和谈”,就说一说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现代的几次中东战争,帮助学生分清是非曲直,并介绍一些书目让学生去借阅。这种点面交叉法,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培根有句名言:“知识 就是力量。”我们教育界有一句老话叫“给学生半桶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所以,教师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我坚持看书学习,特别是注意收看电视新闻、专题报道,阅读报纸杂志,以扩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上课时补充一些教材之外的材料。我收集资料的办法多种多样,或做索引,或剪报,或抄录于卡片和笔记本,或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作业做得好的我也保留下来。我把这些资料归纳分类,使用起来很方便。教学者,欲教必须先学,作为教师,应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相长永远是个真理。 历史课的过程教育法 整个教学过程可分为三大环节: (一)备课环节。我在实践中总结出“备课三步法”。第一步,备教材,知道“教什么”(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步,备学生,明确“为什么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第三步,备方法,掌握“怎么教”(开头、中间、结尾)。一节课上得好或坏,关键是看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二)上课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满堂灌”,搞“一言堂”,以讲授为主。我主张课堂教学应该 把重点放在搞好“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方面。“教”以“导”(引导)为主,“学”以“思”(思考)为 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三)课后或课外环节。这个环节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有两大任务:一是消化课堂教学内容,扩大历史知 识面;二是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历史教学技能。历史课外活动有多种多样,如“参观名胜古迹”、“历史知识 竞赛”、“历史故事会”、“历史园地”、“历史游戏”、“历史剧讨论会”,等等,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 又可提高学生的能力。 上面所谈到的,是我上历史课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还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是十分粗浅的。教海无涯,学无止境,十年教师工作所积累得的这些点滴经验,只不过是我在教学海洋的岸边所捡得的几枚贝壳而已。 历史教学论文:在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所谓教学,应在于学生在学校知识全部忘记后,留下的那部分东西。”那么在历史教学中留下的应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历史教学要留下的应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现结合人教版初二《历史与社会》的内容,针对初中学生普遍存在的思维缺陷(如考虑问题时容易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请记住我站域名/]从而在历史教学中点燃学生的心智,让学生变得聪明。 一、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和周围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把握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诸多因素的内在联系。例如,教材下册第五单元第三课“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中以“新航路的开辟”为中心,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背景和影响。为此,在教学中,笔者向学生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2)为什么能开辟新航路?(3)新航路开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学生思考回答后笔者进行了总结:(1)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东方遍地是黄金”的诱惑,西方各国急需向海外扩张以获取原料和市场,而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交通却被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因此,西方国家迫切要求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2)地圆学说的流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3)新航路的开辟,使大量欧洲居民移民来到美国,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残酷的奴隶贸易使黑人从非洲来到美洲,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和野蛮屠杀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衰落,亚非拉许多国家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全球联系加强了。这些都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与新航路开辟构成了因果关系。这样教学,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 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联系。例如,新航路的开辟使许多亚非拉国家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了这些亚非拉国家的长期落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等)的绵延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而八年级上册综合探究一——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中“怎样评价他们的做法”,本身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来看文物保护和旅游业、城市建设的关系。通过教学,能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问题,并把它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例如,教材下册第二单元第五课中有一段关于科举制度的对话,学生不易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有世袭、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等形式,主要可归结为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度和隋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其中科举制度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然后问学生:“为什么对科举制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了什么?”让学生从科举制度的演变中了解科举制度对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早期的科举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史称“八股文”),已成为压抑人性和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也成为钳制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同的人对科举制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根据科举制在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不同作用而言的。在这里,笔者对学生强调了一个“变”字,以引导学生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利与弊、对与错可以共存于同一事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例如,在对秦始皇评价前,笔者要求学生看书归纳出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并思考、讨论以下问题:(1)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有人说: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不可没。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3)陕西西安的“ 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这一浩大工程?(4)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他的目的有没有实现?为什么?(5)有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6)综上所述,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物?通过对以上系列问题的讨论、分析,使学生懂得:(1)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民心所向,也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同时,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宫、建兵马俑,横征暴敛,在当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因此,秦朝的灭亡也是秦朝实行暴政的必然结果。(2)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但秦始皇筑长城,凿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巩固了国家统一,对当时社会发展又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由此,我们要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不能看到他“焚书坑儒”、横征暴敛的一面就说他是个暴 君,也不能因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等就说他是个明君。 四、引导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后者才反映了事物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因为,历史事件的发 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本质往往被历史现象所掩盖,所以,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也要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历史本质的能力。例如,通过教材下册第六单元第三课“汇入工业文明大潮的中国”教学认识中国近代的苦难历程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分两条线:一条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这是一部挨打史、血泪史。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教学中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供学生思考:中国“屈辱的岁月”从什么时候什么事件开始?为什么这段历史是中国“屈辱的岁月”?地大物博的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学生进行回答后笔者再加以总括:对造成中国“屈辱岁月”的原因,我们既要正面分析列强的罪恶,也要反思我们民族自身的不足,以寻找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通过引导学生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实力、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落后就要挨打。近代史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缓慢发展,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艰难行进的过程。由于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加之近代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致使中国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进程缓慢,这又扩大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的差距。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剖析,我们看到,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挨打史,也是一部民族抗争史,中国的近代史的演变轨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和中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双重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本质。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渗透辩证法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是历史教学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必须予以贯彻实施。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文/李毅 内容摘要:历史教学互动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来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一、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 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有: 1.师生互动是一种非对称性相倚性互动。教师根据自己计划作出反应,学生则以教师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教师能引导和控制互动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学生则是被动的,被引导的。 2.师生互动是一种教师对学生实施高控制和高约束,学生对教师采取高服从和高依赖的人际互动。 3.师生互动以事物性为主,情感交流很少。 4.师生互动以传递固有知识技能为主:这种互动现状有正负两种功能。正功能体现在技能的习惯,负功能则表现在不利于学生尊重需要的满足和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上。 5.教学互动中,师生互动多,生生互动少,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则更少。 二、研究的假设及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理论假设 根据对己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教学互动水平能够通过训练得到提高。 2.影响教学互动的第一位要素是学生的特征,关键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教材的编写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教材内容量大,就没有互动的时间。 3.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可促进学生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二)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确定教学互动类型,并据此设计出5个教学互动案例。 2.以设计的互动案例为实验因子,训练师生互动能力,教师与教材互动能力,学生与教材互动能力,观察其变化。并辅以个案观察法,从定量、定性两方面分析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的影响,探讨教学互动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一、归纳教学互动的构成要素 本研究将教学互动归纳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四个方面,并以四个方面设计的42个问题,作为评价教学互动水平的依据。 二、确定互动类型,设计实验因子 表1教学互动类型的比例 表1 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首先对实验组、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无显著性差异,他们具有同质性。 2.施加实验因子,进行现场实验与观察实验组学生除正常教育外,增加互动活动实例训练,每节课增加15-20分钟,每次互动结束时,由老师根据互动表现总结、评价、强化好的互动行为,逐步提高教学互动水平。并由教师对典型互动案例详细观察记录,以便实验结束后作定性分析。 3.实验过程中的观察 根据教学互动的构成因素采用事件取样法对学生进行个案追踪观察,详细记录互动持续的时间、发生的背景、互动双方扮演的角色,互动的具体过程、典型的语言、行为和表情、互动的结果、后果、互动原因分析及评价。观察对象的选择,根据前测中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数,求出所有被试学生在互动各方面的平均数X,标准差S,每周2次课观察,每次35分钟,由指定学生记录、老师评定。 4.其他辅助方法 让实验班学生每人制作一个“学生历史小档案”,记录学生的自我评价。 5.后测: 实验后再次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实验对提高教学互动水平有效。 6.评分与统计: 将前测成绩,后测成绩填人事先制好的表格内,求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的X和S,进行Z检验;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因素在实验前、后进行差异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作定量分析,根据个案追踪观察材主料作定性分析,从而探索教学互动的特点及规律。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能力的影响 表2教学互动测量比较表 表2 由于p〈0.01,因此认为互动训练能提高互动水平。 (二)互动训练对互动水平各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3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要素实验前后比较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实验前对二组的互动各要素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经4个月互动训练,在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互动、学生与教材互动方面,二者差异显著。 五、讨论 (一)教学互动训练能够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 实验结果表明:互动训练可以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互动训练后,互动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用许多实验证明,外部剌激能使学习者发生相应反应进而习得某种行为,而影响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化。通过改变所施强化的种类、程度、频率或方式等等,可以有效地控制互动行为的学习,都是极其有效的。要卓有成效地塑造学生的互动行为,培养其互动能力,强化是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提高。 (二)教师的素质是提高教学互动水平的关键因素 教学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教师自身因素:教师应通过自学和求学等多种途径提高专业知识。如果一个老师谦逊、博学且又善于教学,学生的积极性就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就愿意学习,与教师的互动频率就会增加。另外,教师要将自己造就成值得推崇的模范,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的人格的发展和形成,用自己的性格去培养学生 的性格。因为品质优秀、素质良好的教师是一种最有力的教育手段。2.学生因素:作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增强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性。 作为教师应怎样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坚持内因为主的方法: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实施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的方法应新颖有趣。不仅要把学生的学习由“学会”转为“会学”,要让学生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要使得学生“愿学、好学、乐学、勤学、独学”,要开发学生在没人要求情况下自主学习的本领,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需要。 (2)充分注意外因的作用: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但也十分重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学习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对学习内容都感兴趣,所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应适当多一些口头和书面的表扬、鼓励和奖励,逐渐增强其学习的内部动机。应当认识到:如果只依靠内部动机,那么,一旦学习的目的达到,学习者的需要就可能衰弱。如果同时注意对外部动机的引发,学习者就会有足够的力量。 (3)注意因材施教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应注意因材施教原则,即从客观上充分考虑学生的个别特点:根据学生的个别具体情况和水平确立个人具体学习目的;要看到每个人的亮点并容许其用自己的优点去弥补其不足。 (4)创设“问题情景”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从多角度、多方位设计思考题,发展学生横向、类比、逆向、联想等发散思维,使学生不单单停留在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的表层,而且能利用现学知识,结合己学知识去创造、去探索、培养发散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比如在《“”十年内乱》中问到:“九一三”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对当时人有哪些警醒,对后人有哪些教益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通过问问题,使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 (5)正确运用比赛等形式:研究表明,人脑处于竞争状态时的学习效果要比平时的学习效果好得多。“石本无火,相击而发光。”教学实践也反复证明,学生对即使是毫无直接兴趣的智力竞赛活动,因渴望竞争取胜而产生的间接兴趣,也会忘记事件本身的乏味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争中去。为此,教师应设法把课堂变为“智力竞技场”,积极创设竞争氛围,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自学比赛活动,如抢答比赛等。 各种竞赛活动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变苦学为乐学,使学生大脑处于高效率的最佳学习状态,能有效地提高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率,同时培养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竞争意识。 第二、学生间的互动: 1.学生间互动的类型: (1)全班教学法:此方式能使学生动脑、动口、动手、专心致志、主动学习,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2)个别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宜采用此法。 (3)同桌活动:此方式适合于简单的问题。 (4)小组活动:此方式适合于有一定难题的问题。 2.学生间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内容上:学生只有面对自己熟悉的材料才会产生讨论和探求的兴趣,才会有抒发自己感情和观点的需求,也才会有话可说,并在积极参与的活动中获得历史知识。因此,教师可事先就所学习内容提供相关的讨论话题,让各小组选择;如果学生对教师预设话题不感兴趣,也可以自拟题目。 (2)时间上:老师用多少,学生用多少,学生间的互动又用多少,什么时候进行学生间的互动,都应充分考虑。只有保证学生的互动时间,互动内容才会有深度,否则只能停留在表层,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在互动中,如果有的小组已提前完成任务,教师应将事先准备好的话题布置下去,而对有可能超时的互动要给予及时提醒。另外,也可通过教师与学生协商时间来确定。因为通过磋商有利于学生增强监控意识和责任感,并提高互动中学生的参与率。 (3)要创设偷快、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或诙谐的话语增添轻松的学习气氛,只有在放松状态下,学生才乐于参与,学生的互动才会更加有效。另外,教师在表达语言时,语气要自然、态度要真诚,这样师生间的距离才会拉近,学生也会高昂、无拘无束,学生间的互动也能在亲切、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4)要考虑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组:由于学生性格不同,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也不同。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可将学生分为以下六类:努力学习型、默默无闻型、社交型、附庸型、游离型和厌学习型。由于学生的性格不同,参与互动时也是不均衡的,厌学习型是由于基础薄弱,想参与活动却又力不从心,为掩饰内心的自卑而置身事外导致厌学,这样的学生如果和努力学习型的分配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些。默默无闻型由于性格内向,喜欢自己琢磨,喜欢独处,不善于在人前发表意见,他们有能力说,有的甚至还是学习尖子,但不善于争取机会,即使听到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也不加反驳,因此他们如果和社交型的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5）要向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料：比如可适当准备与教学相关的图片,学生通过图片更易于掌握知识,更促进学生间互动。教师还应提供与学生互动内容有关的补充材料,使学生自如地表达相关内容。同时,还可以提供因特网网址和报刊杂志等。 （6）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在分配好小组后让学生参与互动时,教师本人并不是无事不干,而是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点拨,例如引导学生围绕课文中心发言,不要离题太远。尤其要关注厌学型学生在互动中的表现,让他们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互动中还可把学生的重要观点或创见写在黑板上,这样可使学生受到鼓舞,并起到引导作用。 (7)要有评价:对小组互动,不仅要有整体的评价,对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可作适当的评价。对互动结果要及时展现并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加其完成学习任务的责任感。 第三、教师与教材的互动: 1.教师要利用教材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教师在选择教材内容时,要把历史学习和生活经验相结合。教师可以通过采访、个人访谈或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所敬佩的人、所喜欢的历史事件。了解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和技能基础及其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再做进一步的迁移,将教材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能有利于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同时也帮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处理日常生活实际问题。 2.将教材内容以媒体方式呈现: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巧妙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媒体,丰富学生的视听形象。教学媒体包括录音、录像、挂图、投影、电脑等教学手段,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起到调节情绪、设置氛围、引人入境、诱发联想的课堂功效。例如:在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编辑了部分录像,在学习《“万方乐奏有于阗”》中,还将选取六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彩色打印出来,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学生与教材的互动: 学生根据教材内容通过各种表现方法来体现教材的内容。如:对内容生动的课本剧可让学生表演,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满足其表现欲,如介绍满族的礼仪“打千”；再如,学生通过写论文等形式来学习教材内容,使 知识学以致用,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努力学习型的学生,可让他们自己定任务,自己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与策略,然后,让学生自我评价互动参与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等,以培养其自学能力。(三)互动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是指人在形成自我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内化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进行自我控制及表现其社会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从根本意义上发展学生的交往能力,从而有利于其社会性的发展。 总之,课堂互动方式多样化,教学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一种方式都用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组织互动,要科学地组织互动,才能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 （浙江省丽水市 孙龙基 胡群英）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认真落到实处。乡土 历史教学则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乡土历史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受祖国教育的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加里宁说，“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 识自己的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此话很有道理。 几年来，我们从听课中发现，中小学生对乡土历史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山水草木，人 文景观，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一般都有深厚的感情。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把爱国斗争进近了，把爱国人 物讲亲了，使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家乡与祖国 联系得更切实，更紧密，培养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明天和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可以使初二《社会》课的教学内容更具体、更丰富。如学习《社会》第三册第 七章《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重要的水利工程”一目，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参阅丽水地区乡土 教材中《浙江省最早的水利工程——通济渠的修建》一节。让学生知道，通济渠是处州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丰 碑。1400多年来，它一直在发挥作用，使碧湖平原成为丽水地区最大的粮仓。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章时，教师可讲述乡土历史教材中的“方腊起义与处州人民的斗争”、“处州人民反对金、元贵族压迫的 斗争”、“处州叶宗留起义”和“处州人了抗倭斗争”等内容。近现代史部分中可联系讲述的就更多了。它由 近及远地使学生懂得，处州人民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学习《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 内容时，教师可联系乡土历史的相关内容，说青瓷、石雕，论宝剑、香菇，评述这些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 为祖国赢得声誉的工艺品和特产时，学生会激荡一种民族自豪感。学习《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章时，乡土 教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无论是处州籍的还是外籍文人学者，都为处州创造了光辉的科技文化成果 。学习这些内容，会使学生激动不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自然会在学生中潜滋暗长，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情感培养，是空洞说教所无法替代的。 近在本乡本土的许多历史文物、遗址，可供学生参观、考察，有些史实还可以让学生调查访问，从中得到 一些感性知识，培养学生的情操。丽水地区七县二市，著名的名胜古迹有64处，重要的纪念地、烈士墓8处 。如缙云的仙都、丽水的南明山、青田的石门洞、庆元的西洋殿、松阳的延庆寺塔，龙泉的九姑山，云和的龙 眼洞、景宁的时思寺、遂昌的遗爱寺以及牛门岗新石器遗址、大窑青瓷古窑址等都名闻遐迩。青田的同 志题词纪念碑，景宁的李振彪烈士墓，青田、龙泉的革命烈士陵园，丽水厦河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等都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通过历史考察和调查研究，增强了历史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了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感。 乡土历史是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材料，切 实搞好乡土历史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丽水地区虽然地处西南山区，但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长中占有一席之地。早 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处州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令人瞩目，可谓是“人杰地灵”。 杜光庭（缙云人）是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虬髯客传》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南宋著名学者鲍彪（缙 云人）著作颇多，主要的是《杜诗注》和《战国策注》。南宋龙泉人叶绍翁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诗句，富有艺术性和哲理，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松阳人张玉娘是与李清照等齐名 的南宋四大女词人之一。南宋时著名的医学家、青田人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源论粹》一书，创立“三因极一 ”学说，对中医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元末明初的刘基（青田人）学问渊博、才智非凡，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朱元璋征聘的“浙东四先生”中除了刘基，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也都是 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对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朱明王朝起了重要作用。明初著名学者、龙泉叶子 奇的《草木子》是我国著名的笔记之一，它对研究元末明初历史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过乡土历史教学，应让学生明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丽水地区畲汉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压迫斗争 。如北宋方腊起义时，霍成富、陈箍桶在缙云举旗响应，后壮烈牺牲。为反对金、元贵族的压迫，缙云人詹友 在靖康之难中忠贞殉国；丽水人姜绶忠贞不屈，被金人杀害。丽水人刘倚友在东京保卫战中英勇牺牲。遂昌人 龚楫战死和州，名垂史册。龙泉人何志同、鲍廉，青田人林融、季文龙，缙云人曹天骥、曹天骏兄弟都为反对 金、元贵族压迫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近现代的乡土教学更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太平军两次进军处州时，爆发了陈二麻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 赵起为首的金钱会起义，有力的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丽水地区兴起之时，处州爆发了 以会党为中心的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 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成立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使处州革命斗争生气勃勃，刘英、粟裕等英名永远留在 丽水地区人民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曾分别前来我区视察和慰问。还为 青田东源小学的创立作了“中华民族新希望”的题词。 丽水地区虽是山区，但处处有宝。龙泉宝剑“寒光逼人，削铁如泥”，是闻名全国的工艺品。它名扬四海 ，在1915年巴黎博览会上得过奖。青田石雕饮誉国内外，它作为商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妙绝 伦的石雕代表作如《葡萄山》等，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瑰宝。“山珍海味”之一的香菇源于我区的庆元县。 庆元县不仅是中国香菇种植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香菇种植的发源地。龙泉青瓷是我国青瓷的代表，有“薄如纸 ，明如镜，青如玉，声如罄”的美誉。通过教学，我们可以启发中小学生立足家乡，放眼全国，胸 怀世界，促 使他们树立为建设家乡美好的明天和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近几年来，我们要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结合统编教材认真使用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浙 江省丽水地区义务教育乡土教材·历史》，并列入结业会考范围。据我们了解，全区绝大多数学校都能按此要 求授课，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绕有兴趣。庆元县屏南镇中学成立了乡土历史兴趣小组，在历史教师指导下举办 专题研究、报告会，联系实际进行乡土史调研活动。该校陶学海同学撰写的《地编乡土教材〈历史〉的点滴争 议》一文在1994年地区中史年会上获得好评。1994年丽水市城关镇举办乡土历史知识竞赛，多数学生 参赛，实际上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995年11月，地区教研室召开了一次乡土历史教学研讨会，动 员历史教师利用乡土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乡土历史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历史教学论文:关于在历史教学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一、让学生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 我国是人类祖先最早发源地之一,同埃及、印度、巴比伦一起被誉为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带着她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直到今天仍是奋斗不息,前进不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四千年之久,我国不仅历史悠久且还有灿烂的文化。通过向学生进行祖国悠久历史和辉煌灿烂文化传统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结合我国已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它将为经济的繁荣,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从而使学生坚信祖国“四化”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再现祖国的辉煌。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古人云:“人无志不立”,我国古代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功在边疆的远大志趣,东晋时祖巡从邪闻鸡起舞”,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收复中原的代表人物;南宋的岳飞从青少年起就有“精忠报国”之志,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抗金将领而名垂史册。 到了近代,首先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天国”理想,其次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力等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等等。 到了现代,更是有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等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不息,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运用英雄人物和革命老前辈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顽强斗争的生动史实,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它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树立起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精神。 三、进行忠于祖国,为维护祖国尊严和统一的爱国教育。 祖国的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各族人民从古到今都为这一 主流和不受外来侵略,进行着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统一的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愈到后期统一的时间越长,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统一对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的统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史。在凶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如果不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和英勇反抗,中国在侵略者的屠刀宰割下,就会完全陷入殖民地的深渊。正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形成一条坚韧牢固的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团结战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自“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运动到八年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平定了达赖叛国集团,赢得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又一重大胜利,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地提出对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目前香港、澳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在台湾问题上,去年1月30日,主席发表讲话:“作为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无论是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也好,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谈判也好,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双方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述这些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光辉范例和生动的史实,充分说明了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我在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中,深深地感到:只要有针对性地选取素材,突出重点,是能够通过历史长河五彩缤纷的生动事例给学生以启迪,在他们的心田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并引导他们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历史教学论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门既深刻严肃又丰富生动的学科,如果我们只注重了它深刻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丰富多采的一面,只注重了它严肃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生动活泼的一面,则往往会使学生对历史产生退缩、畏难、回避的情绪,从而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充分调动各种有效手段,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是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情绪的重要因素、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前提条件,而创设学习历史的情境则是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手段。那么,如何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和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呢?让我们来共同努力,探讨一条让学生参与历史、亲近历史、学好历史的路子。 一、营造学习历史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主动和愉快地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是激发学生灵感的源泉。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学校、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是人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培养的。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对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和饱满的学习情绪,主动、积极地从历史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铸造人格,提高素质。所以,教师要让学生以极高的热情、极大的兴趣投身于学习、参与教学。课堂教学的主体——人(教师与学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体。在教学中,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氛围对于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设学习历史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 动机是指激励人们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所以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在教学中我尽量利用各种手段,创设引人入胜的意境,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从而使学生产生参与探究的动机。一开始学生们还有一些胆怯、害羞心理,站在台上不自在、别别扭扭的。那么,如何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摆脱这种心理,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呢? (一)、注重教师情绪对学生的影响 由于教学内容的严肃性和认知上的距离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情绪状态尤为重要,稍有懈怠,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气氛低沉状态,因此,在实际中我非常注重调整自己的教学情绪,让自己在精神饱满、情绪振奋的状态下进行教学活动。只有当教师自己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学生才会处在一种兴奋的情绪状态下从事学习活动,并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激起他们参与的动机。当师生在教学中形成了良好的情感心理场,课堂教学就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师作为一种专业素养的情感调控能力外,教师生动的教学语言(包括体态语言)的运用对课堂氛围的创设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积蓄好自己饱满的教学情绪,认真设计好自己的教学语言,并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加以发挥运用,这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备条件。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学到英国侵占我国香港时,让学生搜集有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实现的事例;由于事例是学生自己找的而且受到老师的信任和赞许,他们有一种“成功”感,而其他学生也萌发出“欲与他人试比高”的情绪,学生的参与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如学习《》内容时,我引导学生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辩论,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对于有些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重难点内容我先布置学生回去看课文、看课外书、查资料,上课时可以让学生带着资料上讲台当“老师”给其他学生们讲解,我一般针对同一个重难点要找几个学生带不同版本的资料从不同方面去讲解,我在边上只起“导演”和“旁白”的作用。这种方法既能够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重历史作业的创新 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的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我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在高中文科 历史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诱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把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巨大学习潜能 开发出来，是不断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教育面向现代化，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的今天，改变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法，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学生身上，把提高学生素 质当作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当务之急。笔者就此浅谈在高中文科历史教学中的几点具体作法。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在教学实践中，我依据“双纲”（即《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考试大纲》），认真钻研课本， 把课本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章、每一节的具体要求和通过学习应该达到何种程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心中 有数，目标明确，既能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便于学生检查自己学习效果。 二、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课本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课本中的大字部分，是历史课堂教学 的主要内容。当然，对于小字部分和一些图表，也必须指导学生去阅读，这对于加深理解主要内容及拓宽学生 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就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内容，归纳材料中有效信息 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我在近十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体会到教学中通过对课本的大字与小字、文字与图 表的联系贯通，引导学生多思、多问、引伸和拓展，充分利用课本中智能因素，对掌握基础知识和提高能力大 有好处。 然而，许多学生却不重视或不知道应怎样重视课本。特别是在复习阶段一些学生认为自己对课本内容已经 熟悉了，于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看社会上搞来的一些复习资料上。针对这种情况，我除对学生进行反复 说明外，还利用课本上的有关内容，编制成一些问题，以此督促他们认真阅读课本。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 下册第一章第三节中，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四个材料，我设计了如下问题： （1）四则材料反映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持何态度？ 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2）结合材料，说明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的原因。 （3）你对的上述言论有什么看法？ 通过设计问题，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本提供的有关材料，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课本 主要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此外还可设计一些问题，使学生在阅读课本时，注意挖掘课本内容 中的隐性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的能力。如： 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应该是：（1）“公车上书”（2）强学会成立（3）《中外纪闻》的创办（4）维 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 此题的正确答案是：（1）（3）（2）（4），而许多学生认为应是（1）（2）（3）（4），出现这一错误 就是由于忽视了课本中的“强学会成立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这句话。所以“《中外纪闻》 的创办”是早于“强学会的成立”的。 另外，还可将课本中的习题、思考题拿出来让学生做或对它们稍加改动再让学生完成等，以此来教育学生 重视课本。 三、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讲完一个章节内容，学生可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让学生把疑问提出来，交给全班讨论，教 师只在一旁作点拨、引导、启迪工作。对于学生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我根据具体情况给学生予以答复 或提示，必要时则给予个别辅导。 实践证明，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其印象是很深的，记忆也牢，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重要方法 。 四、要求学生作学结 在每讲完一章、一单元及一本书之后，我总是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小结。写小结实际上是一次重新整理与 复习已学内容的过程。学生们很可能在写小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以前没有认识、理解的问题，以便弥补缺陷， 并把分散在课本中的知识加以系统化，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此目的，我常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带有 总结性的作业，让学生完成。如“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中共为克服困难采取了哪些 措施？各有什么作用？”又如“我们应如何理解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危机四伏”等等。 另外在课堂上每讲一道典型例题或习题，或评讲试题时，也可让学生进行小结，其内容可包括：（1）题型 及演变；（2）解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3）多角度解题思路的方法；（4）题目的改编、联想、引伸、拓宽等 。这样做可使学生的智能得到相应提高。每次测试之后，我还都要求学生对做错的答案一定要改正或重做，并 且一定要求学生认真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认真讲评，然后让学生制定今后复习的计划。 五、让学生讨论似是而非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答题过程中，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通过课堂讨论、查漏补缺，就能 澄清概念、明辨是非，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问题。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问题，就要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欧风美雨’的 产物？为什么？”对此，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本，认真分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结合思考题，进行自 由讨论，各抒已见，然后由教师加以点拨，引导学生得到正确的解答，这样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 合分析的能力。 六、让学生分析错误 学生在认识和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学习中的正常现象，教师的 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剖析 错误，纠正错误。实践告诉我们，剖析错例往往比正面讲解印象更深。 所以，对于错误，特别是大部分学生易犯的典型错误，一定要认真剖析，让学生不仅要知其错，更重要的 是知其所以错，使学生在纠错过程中学习提高。 总之，正确树立“学生主体观”的关键在于教师转变观念，备课中结合学生的实际，分析学生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就能明显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指导----自主学习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历史教学的任务集中体现在:认识素质的教学和意向素质的培养。本人试就认识素质的教学,谈谈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首先,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作用的思考。当前,教育机制已全方位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学生会不会学习,不只看他掌握了多少的知识,还在于看他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可是现实中,许多教师仍热衷于对教材讲到、讲全、讲透,恨不得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这对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由传授型向指导型转化。 其次,对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地位的思考。学生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其自身的积极性,在于其内在的积极因素。教师应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参与,发挥其主体作用,实现自主 ---- 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评价等。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做到在教师指导下,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它旨在调动学生的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师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课堂氛围。根据初三世界历史的教学实践,我把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应用为 “ 三读、两讲、一练 ” 。 “ 三读 ” 指的是:学生速读、精读、复读。 “ 两讲 ” 即学生讲、教师讲。一练指的是课堂上学生的口头、书面练习。 一、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 历史科难以挤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因而合理安排每一节课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下面按组织教学的顺序进行说明。 1 、速读 ( 1 )内容:要求学生进行全文速读,着重放在教材的大字部分。 ( 2 )阶段训练: A 、教师带读约一个月 8 课时。带读方式有两种,一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默读;二是对重点的或较短的目集体朗读。通过朗读,教师既可纠正读音 ( 尤其是古今音.异 ) ,又可使学生加深领会教材。尤其是起转折、递进、总述及感情色彩的部分。此为动口阶段。 B 、教师导读约二个半月 20 课时。教师指导学生学会做标识,如时间下面划波纹线,地点下面划横线,人名下面划小三角号等等;教师指导学生如何理解各自然段的大意,并理解段落之间、层次之间内容的关系,此法与语文教法有相似之处。目的是使学生初次选择有效信息。此为动手阶段及向动脑阶段过渡。 c 、学生自读。即自我学习阶段,此为动脑阶段。完全由学生自我学习,选择信息,自行识记、理解,并能够初步了解哪些内容还不明白,还想了解哪些。 2 、学生讲。 这一环节,教师能了解学生学习、初步掌握的情况,弥补了教师备课中对学生学习能力预见的不足,为教师全面性、针对性精讲提供了教学出发点。 (1) 要求:学生敢讲、愿讲。学生能讲、会讲。 敢讲、愿讲的关键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的问题,敢是勇气问题,要求大胆发言,愿是主动问题,要求积极发言,敢和愿都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实现意志。因此,如何使学生敢讲、愿讲,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呢 ? 教师应尽量多表扬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信心、勇气,使学生感觉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哪怕是做好一道题,改正一个缺点,讲出三、五句话,对学生的微小进步都要给予表扬、鼓励。这样,学生就没有心理负担、不会担心讲错,不会担心被同学取笑,就能推进差生,促进优生。 能讲、会讲的关键是能力大小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 “ 讲 ” 的方法、技巧,如何使学生能讲、会讲.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呢 ? 教师应先制定小目标,难度小,学生较容易达到、逐渐由易到难。最后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达到表达流利,又有科学性、精炼、准确的目的。当学生讲的时候,教师在组织、用词等方面做画龙点睛地指导。 (2) 阶段训练: A 、列举、讲清基本史实,如《古代希腊》一课第二目 “ 欧洲最早的文明 ” ,学生能讲清: a .希腊早期文明是欧洲最早文明; b 。古希腊主要在希腊半岛上; c 。希腊文明渊源于爱琴文明; d 。后来,因为外来力量,爱琴文明没落了。对图表、材料方面的信息,学生讲的能力还待提高; B 、准确地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如《欧洲早期封建国家》一课,学生能准确地讲出: a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5 世纪末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玉国; b .法兰克王国到查理在位时,建立起查理大帝帝国; c .查理大帝帝国在 843 年被查理的三个孙子把帝国一分为三,这三部分后来分别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C 、准确地阐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准确地阐述历史事实的本质、特征、规律趋势,阐明史实之间的关系,等等。如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的阶段特征可分为: a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英、法、美三国先后成功地用革命暴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成果。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规律的特征上,体现为相似性和差异性。封建制度衰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b .民族解放运动。 c .国际关系。 (3) 在组织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时间上的安排。学生回答离题太远时,教师应肯定其积极性,同时用委婉的语言尽早让其停止;学生照课文念时,教师须鼓励学生对课文内容要有所选择。 二是教师要有耐心。学生的认知水平出现差异,总体分析能力处于浅表层次,不能急于求成。 3 、教师精讲。 通过学生讲这一环节后,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状况有所了解、就可以对学生进行矫正、指导。教师的讲是精讲,既要分析精辟、透彻,又要富有历史学科的语言特色。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书面、口头。 (1) 指导学生建立知识框架体系,揭示知识内在联系,这可以由板书来实现。 (2) 指导学生进行精读,加深对知识的记忆、理解。 教师在备课阶段对教材进行剖折,把握知识内容的核心关键所在,用简明、富有启发的语言进行指导,但对重点的字、句、段,必须逐字讲清,逐段过关。 教师在精讲中,时时要以学法的指导为重。如应用马列主义观点。例:用阶级的观点评价《汉漠拉比法典》,但也要用辨证的观点来评价。如何识图,如何以图说史,如何以史说图,图史因果互证。又如纵横比较法、跨学科法等等。每一种方法的指导,都应依托教材的原文,逐步深入指导,切忌急于求成。 教师在精讲中要有全面性和针对性。全面性,指的是基本要求,如上述之 (1)(2) 。针对性,通过备课中对学生的预见和学生讲的情况出发,针对学生的薄弱之处进行精讲。 有一点应该注意,不能认为教师讲的越少越好,只讲知识条理、框架,这样就没有把握历史学科的特点,一节课就没有 “ 血肉 ” ,没有激情,更没有韵味了。 4 、精读。 教师在精讲过程中,对精读提出要求并对学法进行指导,之后学生展开精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为教材中的难点。 同时,学生的精读也应集中在重点内容。 5 、练习。 练习可分为两部分,口头语符练习,书面语符练习。 (1) 口头语符练习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 “ 学生讲 ” ,前面已述,在此不重复。第二阶段即全课讲完后的练习。阶段训练:巩固、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口语表达的流畅性、正确性、及自我实现意志。我 设计的题型有: 请你谈一谈 …… ;请你说一说 …… ;假如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将怎么办 ? 如果你是某一历史人物、你将怎么做 ? 这种问题类型比较新颖,学生的主动性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2) 书面语符练习 目标一:培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运用书面语符表达的正确性、唯一性。这主要在选择、填空、判断、改错等类型题。 目标二:增强培养历史的观察力、感知力、简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初步运用史论、史观的能力。这主要运用于材料题、问答题、评述题。 6 、复读。 上述各环节结束后,不妨让学生闭目凝思,思考哪些已掌握。哪些未掌握,随后翻开课文复读。要求学生细读和比读。细读指的是学生全面地阅读课文,实现再次巩固基础知识、进一步达到掌握知识的框架结构。通过比读,实现知识迁移、能力提高、掌握学习方法。 二、总结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基本上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发挥起来。精神状态方面,学生乐于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态度方面,学生普通积极主动。学生爱上历史课、觉得上历史课是一种享受,并进而树立了对初中历史学科的正确态度。同时,学生的认识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当然,要做到这些,作为老师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全盘统筹,所以非常不容易。其备课量非常大,一是要备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你的教学才能分步,分层次进行,二、是对教材熟悉,如果对教材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其重难点,你也无从下手,那么,只能又走上传统的依样画葫芦,满堂灌的老路。 在实施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要真正地落实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指导为主导,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跟老师扎实的专业文化知识及统筹全局,驾驭课堂全过程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表现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重难点的讲述,学生讲练结合,板书的精心设计及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都有重大的关联。经过一个学年的实践,我认为这种学习还是很受学生的喜爱,也认为是确实可行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历史教学论文:试论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之中 （福州一中 林树中） 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与教育就如江河与水流一样地共存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历史教育在人才素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历史教育的 功能，使历史教学对促进人材成长，素质形成起更大的作用，现就历史教学在中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及紧密相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过去，我们对历史知识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如何认识它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优势作 用，却思考得比较少，认识得很不够。全面发展的教育首先要从具有全面的基础知识开始，历史教育具有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的优势。 我们说，学生的素质提高是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言：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审美情趣，劳动 技能以及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素养等，标志着学生素质的总水平。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历史教育具有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是深入探讨其他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它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 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 关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 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初中教材还介绍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 《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等科技巨著。高中教材则用三章的篇幅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 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 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 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 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它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历史学科教育，对德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政 治和阶级观点教育是极好的教材；有多少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是其他学科 所不能替代的。至于进行思想教育，那就更加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在全部历史课程的每个课时以 至每个环节之中。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 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 ，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心理素质。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两部分。智力因素通常指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它们与智力活动的直接效果有密 切关系；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其余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信念等，这些因素虽然 并不直接决定智力活动的成果，但它们的作用，却深刻地影响着智力活动的程度、效率，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指 向与成败。 学校历史教育要明确地提出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任务。 对于发展智力，历史教学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历史知识的记忆信息量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光是 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就浩如烟海；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由此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复杂，也是过去任何时 代无法比拟的，这样，如何记忆历史知识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也不主张 把大脑变成信息库，我们主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有关记忆的心理常识，如遗忘规律等，并结合历 史知识特点，总结出符合学生自己记忆特点的记忆方法来，提高识记效率和保持能力。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是 学习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必要条件。 第二，学习历史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历史教材是以文字为主的 信息载体，概括性的文字叙述较多，如果能够依据文字材料的揭示，在头脑中想象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将会更 真切地感知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就要借助于历史教学发展他们的再想象和创造想象能力。 历史教学对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很有效，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说了。 中学历史教育也存在着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有利条件。历史教育由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生动的故事性 、强烈的感染力，并 能为学生树立典范，对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效尤前人，做个品德高尚和有作为的人无 疑是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 二、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是当务之急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爱国主义者。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民族英杰都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历 史教诲。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原动力。历史教师应当恢弘 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心有全史，胸存“底本”，这是对历史教师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不是孤立的 ，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制约的。历史教师必须做到心有全史，才能把历史讲通 、讲活、讲准。否则，就会把历史讲成一些孤立的点的偶然聚合。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告诫学历史的人，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中去。不通全史，只求专深，就是自我禁锢。学史者不可如此，教史者 更不可以这样。胸存“底本”，也应引起我们重视。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心有全史，不是靠东点西戳来拼凑“全 史”的，要有一个扎实的“底本”。 熟读史籍，驾驭史料，这是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要籍往往是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原始记载，因此它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材料。历史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引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而 应熟读一些中外历史的重要书籍，在熟读历史要籍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对各类基本史料的识断能力，通晓史籍 、文献出自那种立场、观念的人之手，从而能驾驭史料，辨析真伪。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改削，而每一次增删改补都引起一些历史教师的不适应。究其原因，最根本的 是由于一部分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心无全史，胸无“底本”，对史料不熟悉。 有人采取下述程序，进行进修，得到了实效。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以翦伯赞编的《中国史纲要》为主线， 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主教材，以东北师大编写的《先秦史》、《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等断代史为第二教材，再选择几本近年来最新科研前沿专著，如赵恒烈、王铎全编的《历史教 育学》，周发增、张显传等合编的《历史教育学新论》作为辅助读物，在此基础上，再究读中学教科书，一定 会有更新更深的体会。 此外，如有余力，还可以先读断代史、通史参考资料，辅之港台专著；进而读通史纲要，辅之以各种史学 期刊，最后多涉猎最新的科研成果及论著，然后再回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来，融汇贯通，启迪自己的思想，激 发学生的想象，从而就能使历史教学走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怪圈，真正成为涵养素质，启动思路 ，展望未来的教学相长的生动课程。 第三，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改革开放时代，各类科学迅速发展，分支学科 日益增多，历史教师应尽可能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如语言文学、艺术鉴赏、历史地理、历史美学、历史心理 学、历史统计学等等，以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 历史教师上课要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历史教师来说非常主要。历史教学强调教学语言的直观性，对 主要事件要叙述得鲜明、生动、形象、吸引人，这都有赖于历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什么有的历史教师讲 课水平高？除了他的理论与专业方面的根底之外，语言文学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历史教师要讲清每个时代的历史，要引导学生 学懂弄通历史，就不能不掌握各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流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懂哲学，就很难 讲清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懂经济学，也讲不清凯恩斯、罗斯福。历史教师要学 哲学、学政治、学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讲通一些专业史，才能将历史当科学来讲授。 历史教师还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常识，讲不清科技发展史，势必讲不清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也讲不清与生 产发展相关的其他历史现象。历史教师对此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会出现知识性错误，甚至闹出笑话来，反之， 历史教师具备科技方面的素养，将会使课讲得更生动、更具体、更准确。 如讲原始社会，在讲到尖底汲水瓶时，可说明虽然他们不懂是重心原理，但在实践中已在运用。又如讲述 鉴真东渡日本六次未成功，教师可结合当时还未发明轴承，帆是固定的，不能随风向变动而改变帆的方向，所 以才屡渡不成；依此推之，空海入唐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历史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因此，历史教师应当有较广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 第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教育理论修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赘述了。 历史教学论文:论世界现代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世界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1917年11月7日，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先突破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同志精辟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决定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完成这个伟大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过渡的形式、途径、方法和速度也有所不同，不会按一种模式同步前进。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年轻的、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当前世界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国际上和各国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可以从世界现代史中找到它的渊源，通过世界现代史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历史进程的全貌，它不仅是历史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材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向。 世界现代史中，有许多革命导师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马克思在1852年就明确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列宁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列宁驳斥了对苏维埃政权“损害民主”、消灭民主”的无耻攻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⑤而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本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⑥在教学中，应结合史实阐述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生动教材。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都参加了革命，有的还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因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各国革命先后失败了。而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革命得到巩固。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重要！又如德国十一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革命政党，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低估了党的作用，没有与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因此，在革命爆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战斗政党.斯巴达克联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正如列宁所说，这是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危险。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但毕竟为时过晚，没能提出明确的纲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致使革命的成果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这些确凿的史实，在教学中如能予以运用，必将加深学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 在教学中，还可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教育学生。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但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没有卷入经济危机，而且经过1928——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苏联实现了整个技术改造，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工业产值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通过这“三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曾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模式”有不少弊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各国的情况。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符合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离不开它的国际环境。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要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深入领悟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影响波及整个世界。19世纪30——4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首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有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到的80年中，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 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曾信仰过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但历尽千辛万苦，结果都失败了。这就是中国旧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范畴的民主革命的结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当时能在中国广为传播，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重要的是它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签订和约问题。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将各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中国人掀起轰轰烈烈的。1919年6月28日下午，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在人民反帝怒潮的压力下，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严正指出，“大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公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156、157、158条款，莫如不签字。……舍此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正”。⑦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舆论界普遍支持中国，美国议会最终拒绝批准和约与此也有极大关系。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两年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出现了“新世纪的曙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屡遭挫折后的彷徨之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建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确定“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沉重打击。危机不仅激化了资本制度固有矛盾，而且导致了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日本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进而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主力，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斗争，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某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力图操纵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影响达到顶峰，美国妄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独占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中国的又一次内战。但是，美国没有力量控制中国事态的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兴起，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支持亚非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世界的局面。 通过分析研究中外历史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认清国际上各种势力是怎样促进或阻碍我国历史发展，认清我国国情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对我国的国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教学中可以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达到思想品德教育的良好效果。各国人民都为历史的进步、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化家等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使他们热受真、善、美，憎恨假、恶、丑。至于为祖国而献身，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更是陶冶道德情操的极好材料。世界现代史教学，还有助于人们敏锐而又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转换的潮流，在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时说过：“历史的道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⑧这说明正确的历史观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现代史教学就是用历史科学武装学生头脑，帮助他们选择人生、展望未来、坚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迁移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法是学习能力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教学中的迁移法应结合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特点历史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来进行。它不仅有助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而且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 教材知识点之间的迁移结合 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纵横联系互为因果的。正因如此,《全 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要注意历史知识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特别要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历史的发展有纵横两大坐标“纵向比较主要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不同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横向比较主要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学习历史必须瞻前顾后、顺推逆溯。在介绍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可引导学生追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书写材料,分析龟甲、兽骨、竹木简、丝绸 、麻作为书写材料的缺憾之处,进而认识到每一项发 明创造都要经历一个艰辛的积累、总结过程,这是纵向联系;同时还可介绍在我国造纸术外传之前其他国家的书写材料,以及造纸术外传后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深刻影响,通过分析比较,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横向比较。纵横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有效迁移,既可“温故而知新”,又有利于新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二、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迁移结合 “历史学科 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文化、教育、艺术、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历来就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对历史材料的阅读、理解和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功夫;解释历史事件 ,分析历史现象,评价 史人物离不开政治理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多厨史空间概念离不开地理知识。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融合一些边缘学科知识,尤其是政史文的有机结合、渗透和移植,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介绍百团大战时,恰当地联系语文教材上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地道战》、《小英雄雨来》等篇章,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 日本侵略者”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l945年 8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内容。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他透彻地说明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的切人点。为什么亚非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大河流域?为什么资本主义最早萌发在意大利?为什么中国上古时候种桑织绸非常发达的北方,到现代早已成了“明 日黄花”?为什么曾以生命之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在今 日竟被视为 “中国的忧患”?这些问题深刻说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用唐朝的着名哲学家刘禹锡“交相胜 ,还相用”的话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历史教学中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迁移,一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则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历史与现实的迁移结合 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是人们了鳃自己的社会,理解变化与延续的唯一途径。“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反省自我、认识 自我和超越 自我;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预见未来。闲此在历史教学 中适时引入一些“热点”问题,能更好的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如我在专题复习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时,是这样导人的:先为同学们转述白岩松说过的一件事: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时曾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一个英国小姑娘不解地问她的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圣火?年轻的母亲回答说 ,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此时我转问同学,真的是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吗? 如果当时你在旁边 ,你会对这两个不明真相的母女说些什么?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 ,用一系列的史实证明西藏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这里,奥运圣火、藏独分子与历史有机结合 ,通过学习,学生对热点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课本知识去解决热点问题,学会从热点中去追溯历史。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什么是掌握知识呢?这就是使周围世界的事物、事实、现象和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 “在社会各要素之问互动加强 ,人类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和人类行为手段与方式 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以分科课程为单一或主要模式的学校课程结构已经滞后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速率。”当前,“为迁移而教”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口号,布鲁纳称 :迁移问题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研究运用迁移规律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迁移规律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尤显重要。不容忽略的是,迁移有正迁移与负迁移之分 ,有利于未来的学习或对学习起促进作用的,称之为正迁移;相反,起阻碍作用的,则称之为负迁移。因此在迁移法的应用方面,应该把握住“度”:注重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纵向联系横 向比较;注意同政治 、地理、文学、社会生活等的有机交融从而促使历史课堂教学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历史课堂研究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增长点;历史课堂教学更加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学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合理使用 课堂提问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最为普通运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之一。我这里所说的“O”变量，可以 简单地理解为课堂提问中老师设计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些历史教师对“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认识不足。认为 课堂提问只是为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有个缓冲而已，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其实“O”变量只要设计的合理， 运用的恰当、及时，富有启发性，它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深化历史课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和运用史实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真研究“O”变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合理设计和使用，是每个中学 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类型设计，“O”变量的功能，“O”变量的使用 原则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O”变量的类型设计 中学历史课堂中“O”变量的设计要因讲授内容、课型、讲授方法不同而不同，不能死搬硬套，概括起来主 要分以下三大类： 1、导人新课前设计“O”变量 新知识的传授依赖于旧知识的巩固，在讲授新课前，教师应结合已学过的历史知识和新授课的内容，合理 地在二者结合处恰当地设计“O”变量。通过师生之间彼此的问答，自然地过渡到新授课内容。如讲授世界近代 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章时，提问“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怎样？对世界有何影响？”导人新课。此外，新 旧历史知识的结合点，不一定就是上节课和新课所讲的内容的联系，也可以是隔章节之间同类知识或者同一时 空间的历史知识的联系。按照这一规律设计，更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课前设计和使用“O”变量，是检查和巩固旧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从旧课过渡到新课的桥梁， 它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它不是每堂课都能使用。如复习课，每个新的 阶段开始的一章不宜使用。 2、新课、复习课讲授过程中设计“O”变量 “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是一个课堂的核心，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 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O”变量，来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然 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获得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历史事件和求异思维的能力。 哪些地方需要设计“O”变量，哪些地方不需要设计“O”变量，“O”变量怎样设计，何时使用，要根据课 堂具体内容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教师可试探设计和使用。 第一：需要把历史知识综合归纳，条理分类的地方要设计“O”变量。如讲授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一节时，可设计：“革命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的？”使学生对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条件、 方式、作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需要深化教材，加深理解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如：“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一章，当讲授到它的特点是最大最彻底时，发问为什么它是最大最彻底，让学生联系前三节分析人民推 动革命的表现。使学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需要进行比较，加深理解和记忆的地方 应设计“O”变量，如“德意志，意大利统一”一章，问“试比较德意志、意大利统一的相同相异之处”。在比 较中，增强学生归纳总结能力，找到事件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使之对知识更加巩固、更加鲜明。第四， 总结成败得失的原因或经验教训时应设计“O”变量。如：讲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让学生总结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联系现实，加以分析和运用，指导学生树立“学古可以明今”的观念。第五，某些咬文嚼 字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课文中一些难写的字词，学生往往会念不会写，课文给的材料学生往往读不懂，教 师要帮助记忆、分析。 3、在课尾复习巩固时应设计“O”变量 巩固提问广泛使用于新授课讲完后和复习课中，它可以使学生更深地了解和全面地掌握这节课的内容。正 如前苏联恩·伊·布拉日尼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条件》的论文中指出：“在上课结束时，由教师指导下提 问学生来发言，这种形式的结束性谈话，是比教师用演讲来结束要有益的多。”可见课尾“O”变量使用的重要 性。它可以使学生把零碎的片断历史知识系统起来，及时消化和吸收。此外，在单元复习或阶段性复习中，除 由教师讲清线索外，应设计一些带有难度的“O”变量配合教师讲授。 二、“O”变量的使用功能 1、利用“O”变量组织课堂教学。 当教师走进教室宣布上课后，部分学生由于受外界、生理及上节课内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精力分散，一 时难以集中到课堂上来。这时教师就应设计“O”变量及时提问，短时间内把学生的全部精力吸收过来，专心听 课。讲授过程中，教师除用生动语言，积极思维打动学生外，还应利用“O”变量对课堂“溜号”、听课不专心 的同学加以提醒。但教师使用“O”变量时要掌握分寸，学生可能回答不出来，不能大加谴责，只要把学生的精 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就达到目的了。 2、利用“O”变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强调精讲点拨，但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课堂上教 师就象乐队指挥，“O”变量就象“指挥棒”。它指到哪里，学生就跟到哪里，指挥棒发挥好了，就能取得满意 效果。 3、利用“O”变量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心理素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填鸭式”教学无 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只有合理使用“O”变量，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的条件，消除师生之间的思想距离， 唤起学生对历史课内容本身的亲近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去学，而不是被迫去学，这样效果会 更好。 4、巩固历史知识，加强思想教育 在新授课的课尾使用“O”变量或复习课中使用“O”变量，不仅能使学生对新旧知识加以系统化，而且能 促使学生独立思考，深入分析，渐渐地提高他们的能力。 课堂使用“O”变量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挖掘教材中可以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 三、“O”变量的使用原则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影响巨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那 么“O”变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怎样能运用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了解学生，心中有数 要想使“O”变量在课堂上发挥它有效的作用，教师必须对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一个整体了解，对每个学生的 历史知识水平、性子脾气、智力水平以及爱好特长都应摸清，然后分成好、中、差三等，对于基础好的同学提 问他（她）难度大一点的问题，基础差的同学提问一些简单问题。压制优等生的骄傲情绪，激发差生的学习兴 趣，对性格开朗，能言善辩者多提问，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者少提问，不能压制和强行提问，否则效果差。 2、精心设计每个“O”变量 “O”变量使用的好坏，关键要看它设计得是否合理。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吃透教 材，结合知识内容和学情，力求做到小而具体，带有启发性，蹦蹦高就能抓得到。同时体现能力培养，题目要 源于教材，力求高于教材，切合学生实际，要有难有易。 3、因人施问，有的放矢。 为了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始终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能只提问好学生，不提 问差生，久而久之，很容易伤害那些不被提问的学生的感情。以为老师瞧不起他，慢慢对历史课失去兴趣，产 生抵触情绪，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每位中学历史教师都应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让学生感到你对他（她）们的爱 护、关注，让他们带着轻松、愉快、渴望的心情去学习历史。 4、要想方设法使每个回答问题的学生都成为胜利者 中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们希望在全班同学面前能把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好，但每个同学之间由于基 础的好坏，反应的快慢，对于老师提出的每个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回答好，所以教师在提问时要有所区别， 对于难度大的题要让好学生来回答，如让一般学生回答有可能是“不会”二字，同时使其心灰意冷，害怕提问 ，害怕上历史课。 此外，当学生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思维受阻时，老师要循循善诱，启发点拨，逐渐使他回答的完整、全面 。最后教师给予肯定、鼓励。如果再加上一句：“谢谢，请坐。”学生的心情将会更舒畅，以后的历史课中他 （她）将会更积极，更活跃、更有信心。 历史教学论文:分析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历史教学论文:对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分析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文科下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一、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内涵：通识启蒙教育与母语审美教育 通过汉语经典传承民族之魂，正是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使命。从此意义上讲，该课程也与童蒙教育一样，具有启蒙性质，有别者唯有对象而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懵懂稚嫩的小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用通俗易懂的人文经典涵养其品格，恰逢其时；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则面临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如何把持自己不被西化的狂潮淹没，尤须开设一批大文科通识课程强势介入高等教育环节，对其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启蒙。这既可以调节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文明素质单一西化的倾向，又可以让他们真正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做好最生动坚实的心理铺垫。作为通识启蒙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只有坚持大文科教育理念，以文史哲一体化的语文经典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方向，真正成为一门老师爱教、学生爱学的高校必修再启蒙通识课程，其存在价值才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这个昔日曾被妖魔化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掀起了汉语学习的一股股热潮，很多地方还建立了孔子学院。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汉语“听说读写”，试图更深地认识“中国速度”，体味汉字这种神秘的象形文字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文化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交流活动，为了向世界科学地传播民族文化，帮助世界对中华民族建立真实、立体、丰富的知见，我们必须盘点家底、自我认知。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帮助世界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都不能停留于机械的转介说明阶段。活的文化与文字、文学的持久的美密切相关。汉字“法天象地”的创造历程让我们感受到神奇的宇宙大美，让我们领略到华夏先人的智慧之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本书，一个世界，一座文化的宝库，一个审美的舞台，是一个衔接宇宙先天与人类后天的脐带。从汉字，到汉语言、汉文学、汉文化，这是一个美的链条。只有民族的母语审美能力成熟了，提高了，民族语言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之美，也即是民族化的美的创造才能征服世界，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只有充分民族的，才是充分世界的。在十七世纪德国四分五裂的时代，民族作家席勒正是出于德国文化启蒙和统一的紧迫要求，才写下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小册子，希望德国人能从独特的民族审美中重拾自信，最终实现民族振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蔡先生的提法当然有待商榷，不过以审美教育代替功利教育，以汉文化之美熏陶学生，指引他们，在高度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过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也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去解读、传播华夏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何以母语审美教育来自我认知、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杭州师范大学的何二元副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自编教材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以文史哲一体化的“母语审美教育”代替单纯的“语文教育”，通过提高审美能力来强化语文训练，在感受汉文学与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感受汉语之美。这与当年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审美的国语）的设想是吻合的。简而言之，为实施民族文化复兴战略，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校启蒙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理应纳入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体系。作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教育，它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信息技术时代的雅俗共赏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其实这段话也非常适于当下的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已经使得这个时代陷入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时代的症候引起了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低俗化，作为审美主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也趋于商业化与边缘化。面对种种病态的审美趣味和这一系列乱象横陈的文学现象，在这样一个尊重个体人权、强调平等意识和话语独立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以权威的身份令行制止，只能通过长期的经典教学展开“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式的审美熏陶。健康的趣味多一分，病态的趣味便少一分；经典的美熟悉一点，低俗的美便陌生一点。此消彼长，经典的审美教育总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经典”教育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拿文史哲来说，随着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全面来临，青少年们对孔孟老庄等圣贤经典、对荷马、但丁所代表的文学经典大多视若无物，束之高阁，倒是对网络影视、娱乐游戏情有独钟。面对这种现象，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所有通识课程恐怕都应该在教材教法上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教材：经典阅读、时尚快读与审美理论导读三者有机结合据母语教育专家何二元副教授研究，语文学科创建于上世纪初，具体标志是1904年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分科教学的起点，国文成为独立学科。在此之前，中国学术是文史哲不分的，如叶圣陶所说，“整个就是一个语文学科”，也就是所谓“大语文”或者“大文科”。分科是对语文学科内容的分解，文学、政治、历史、地理、常识等等都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现在，既然要正本清源，为“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定位，就必须回到“文史哲不分”的那个原点。其实，从这个原点生发出来的汉民族早期的母语美文也都是叩问人生、沉思天道，超越了简单的“为文学”、“为人生”而“文学”，大多是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的“天问”之作，譬如《庄子》、《老子》等。原点出元典。这些“文史哲不分”的元典既可以让我们领略母语丰富的张力和表现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还可以让我们循着“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汉字长河，感受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元典字字皆可入门，入文情审美之门，入哲思智慧之门，入民族文明之门，鉴于此，大语教材实应加大元典的选入比例和教学的力度。其次，在当今学科化、专业化已成难逆趋势的背景下，“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文学”大众化、审美多元化在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外，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无中心，无主流，存在即合理”的审美错觉。许多流行的所谓“美学原则”作为现代“自大”症的垃圾副产品，已经背离了真实原则。“美”固然不是真、善，然而，最高、最正的美却离不开真、善。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理应在这个信息泛滥、经典缺失、审美多元的时代，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审美引导。在教材编选时，简要介绍文学鉴赏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作品中披沙拣金，选择阅读和分析鉴赏的能力，培养他们纯正健康的审美趣味。 （二）教法：信息技术环境中的综合教学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影视充斥的网络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是非利弊，论者多矣，已无解说的必要。不过，单从教学手段而论，教师引导下的大学语文课程网络化可以有效打破“一本教材、一套教案、一份多媒体课件包办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立体认知，给学生留下广阔、开放的思考空间，延伸课堂教学于课外。何二元副教授在这方面仍然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每堂课必用网络。作为“大学语文终身义工”，他曾免费建立了“大学语文研究”网站。在网站里，示范了许多精彩的教学案例。从网站里各信息点之间的立体网状链接，到“二元教学”课程实例里的“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对比性链接，整个网站给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之感，更有如《华严经》“帝网重重”，相互映发之效。如前所述，民族元典与文学经典理应是大语课程必不可少的母语审美与思想圣餐，对其品读决不能成为快餐文化式的饕餮之举。何况，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为这一过程扫清了诸多障碍，提供了各种辅助学习的便利平台。这种便利长一分，对经典的理解便应深入透彻一分，而绝不是采用偷懒的做法：用网络搜索代替记诵吟咏，用相关视频代替文本阅读，拾他人唾余代替独立思考。网络技术只有以其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人”对宇宙人生的直面叩问，才能发挥其价值。网络链接的大量运用，跨文类、跨学科、跨文化等现象在有限时空的频繁并置，大大凸显了知识（视界）之间的丰富联系，也因此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应。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也可以适当地运用比较教学法，以收振聋发聩、开权显实之效。例如，学习应用文写作，各类公文文种之间因用途不同，在基本格式与写作要领上会体现出一定差异，不过，从制发程序、发收方向上看，许多相近文种又可以归为一类。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各类公文模板乃至各式古旧公文的影印件排放在一起，开展形象生动的比较教学，这比起单纯概念层面的辨析和机械的特点分析自然要好得多，庶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二元副教授为旅游专业学生讲导游词的写作，不仅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与“最佳东方旅游网／旅游频道／精彩讲词”建立超级链接，引导学生在比较借鉴中学习范文的优长，而且特别拈出“杭州西湖导游词”与“浙江金华概况导游词”为例，说明导游词与景点解说词之间略有区别，导游词通常采取移步换景的写法，而景点解说词则相对比较静止。这两者说到底俱属应用文范畴，为了告诫学生导游词“不应该如何写”，他还更进一步从反例入手，比较了写景抒情散文和“导游词”等应用文的巨大差异。在《何二元自编讲义》中，从编排体例、章节设置到讲义演绎，我们随处可体会比较教学法的无穷妙用。《讲义》有如导游，时而来往于文学、音乐、绘画、摄影诸域，时而穿梭于雅俗文化之林，时而会心于文论、文本之互证，时而惊异于文学、科学之融通，给我们留下了最逼真、最丰富的“比较教学”样本。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下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文科教育的基础通识课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课，既可以依托信息技术环境，帮助大学生传承文化、涵养人格、砥砺品行，而且有助于引领他们摆脱文化殖民者刻意植入的他者心态，教他们学会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真实的中国形象。 作者：郭伟 胡立新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方向研究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新课标的改革之下，对教育工作者们得出了更高的教学目标，教师们不再依靠原先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单一的，“填鸭式”的教学，而是针对新时代下的学生们，对其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良好环境，在其创立的环境下，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与思维，促进学生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对新形势下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指明方向。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职教育；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创新教学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改变传统单一的应试教育，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种试卷么，只想对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制定完善的教学目标，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给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是高职院校人文课程的主体,在提高学生文学知识软实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让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课堂重新展现活力,教学改革是一条必经之路。 一、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意义 1.塑造健全人性，促进学生成长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体系的建立对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编辑与写作能力、思考与辨识能力、综合应用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组织学生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和人性化的创新式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学校应该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指导学生分组学习。使学生在小组学习讨论中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小组合作的方式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教育工作者通过学生的表达，因材施教，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3.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学生们的语文素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多种教育手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当学生遇到了比较难的语文知识后，教师应该选择全新的教育模式来给学生创造一个人性化的课堂。 4.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进程 教育工作者们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是一个为学生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能力、扩展学生思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会被不断的被提高。同时教师采用的创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水平，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合理有效地将大学语文教育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为学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的学习氛围。学生们在老师为其营造的学习环境下，轻松愉快的学习，更好的发散思维，开阔创新。高职院校有着属于自身院校的生源计划与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也决定了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有着属于自身特定的教学氛围与环境。想要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就需要在素质教育的倡导下，积极的进行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上面以及教学目标方针的制定上，都要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的特点，为高职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的氛围。这才是符合新课标对于素质教育的改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 1.应试教育的现象依然普遍 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对高职语文教学上面，强调改变原有的应试教育模式，重视学生们人文素养的培养，为学生们今后的人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生们真正成为课堂上面的主人。但是在很多的学校应试教育的思想还在保留着。一些学校只注重教学成绩，却忽略了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学生毕业之后，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学生的成绩是比较好的，但是实践能力是比较差的。到那时这就使得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对自身语文文学素养的提高与个性发展。 2.语文教学模式单一 当前的高职语文的学习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方式传统，教学模式单一，导致学生的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出现灰心、厌烦，消极学习的现象，这对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高职语文教育的教学手段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吸引人学习的亮点。例如在学习一些小说时，由老师给大家讲解后，学生就开始做一些题。这样呆板的教学模式，导致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厌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没有了学习兴趣，只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 3.统一教学，难以因材施教 语文这门学科强调要有对文学的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观察每位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能够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学习计划。但是由于在我国受教育人口是比较多的，所以难以达到因材施教。这就使得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学生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学生的文学的欣赏与感知能力较强，对于老师在课堂上面传授的知识很好的吸收，而另一部分的学生对于大学语文的知识，难以理解，产生了厌烦与抵触的心理。针对以上高职语文教学的现状，需要加强对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在语文课堂上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只有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重视大学语文教学。采取多种手段，才能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们养成语文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如何进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 1.尊重学生个性，做到个性发展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为每位同学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互动式学习尤为重要。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来实现。比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难已解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让学生之间进行小组互助合作。通过小组互助学习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能够交流思想，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也非常关键。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学生对老有的放矢，制定出合理的高效的课程方案。 2.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提高学生大学语文修养，就是培养学生们的文学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用文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对文学有一个审美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针对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文学问题。还要提高学生们自主学学语文的能力，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学知识，掌握文学构架体系。 3.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们顺应教育发展方向，跟上时代步伐与潮流，将新型的教学模式运用到课堂上来。对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师生关系。同时老师们都应该鼓励学生们勇敢的将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在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讲解。 4.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针 高等职业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的有用之才。因此教育工作者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不断地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之后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本知识，并且在讲课过程中可以融入其一些创新的观念，这样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有创意，学生们才会更加喜欢学习语文。 5.改进评价方式，设立奖励机制 新课程标准指出：对语文学习的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课堂表现，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因此，在高职语文课堂上的教学中，教育工作者们要更加专注与学生能力的表现情况，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展现自我的机。改进评价方式，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的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设立奖励机制。以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语文学习材料作为学习成绩评定的依据。充分体现新课标的素质教育中对于评价方式的界定，符合过程性考核的原则。以学生提供真实学习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课程学习评价的依据。使考核方式多元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激励学生们不断的提高自己，勇敢的在课堂上展示自我。锻炼自身能力，让学生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只有做到这些才是真正的为培养素质人才作了贡献。 6.引导学生参与文学活动 在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是比较重要的。教师为学生创造的教学平台。打造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就是不断的激发学生们的创新与思维意识。鼓励学生们加入到创新型文学活动中来，这就是开展高职大学语文的目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努力的为学生们创设主动参与文学活动条件，为学生们找到发散创新思维的机遇和挑战，鼓励学生们的行为，让学生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到成长的乐趣与知识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语文课堂的学习的主人。 7.调动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思维与想象力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不仅需要多种手段的融合，互动式学习，也需要现代教学手段。教学中，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有了多媒体的使用，语文的学习才会更加的充满乐趣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活力。例如，在学习一些史诗性的文章时，可以在多媒体教室播放一些相关的视屏，还有一些音乐，这样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些理解上的帮助。学生如果有了这样的学习条件，会不断的提高语文的学习兴趣，能够不断的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语文知识。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采用先进技术教学。有效的利用多媒体教学，采取多种大学语文教学手段，大大吸引学生们的学习注意力，激发创新思维。 四、结论 语文教学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教学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得到学校的重视，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语文的教学才能真正的实现突破。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自我，促其发展则是每一位教育工者们的使命与任务。相信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下，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语文人才，培养出很多为国家发展有用的栋梁之才。 作者：宋永燕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摘要]大学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一门基础性的课程，不仅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且也有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因此我们要结合当前时展的要求和大学生的特点，积极发挥大学语文的各种功能，从而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文化，因此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1]。大学生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必须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所以要积极发挥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地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语文课程发挥的积极作用 1、大学语文课程拥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小学语文，他虽然也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但是在教材编写和课程选择上更倾向于人文性和思想性[2]。因为大学生经过十几年的语文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字词、语法和各种写作方式，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所以要塑造他们健康人格和完善他们的价值取向。大学语文还拥有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是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基础条件。比如在大学语文的第四讲“铁肩担道义”中选取的文章大多都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让学生从战国的《孟子》到中唐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从南朝范晔《班超传》到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呵旁观者》中真正理解“铁肩担道义”的内涵[3]，这些文章穿越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着非凡的古典魅力。通过学习这些文章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更好的认识历史、认识现在、认识世界，从而也能树立家国情怀，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下阔步前行。 2、大学语文课程有着隐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大学语文课程毕竟和政治课程不一样，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大多都隐藏在具体的文章中，只有通过教师全面的解读和学生努力的学习才能真正地发现和应用。大学语文选取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丰富的审美和人文功能的，他的导向功能、育人功能和启发功能需要教师根据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艺术特色去仔细认真的分析，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把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感受每个作者的人格魅力、感受祖国走过的历史痕迹、感受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4]。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识，加深了对十三亿祖国同胞的深切感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让学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继续努力学习。 3、大学语文课程可以营造更好地教学情景感染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已经不适应长在信息时代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种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尤其理工类的大学生更是用一种排斥的方式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5]。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着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和价值取向，所以绝不能因为某些原因就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课程的优势去引导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语文不同于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它本身就有审美功能和人文功能，而且精选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看到在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各种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学生在优秀文学作品身临其境的感受作者营造的各种或优美、或悲壮、或雄大的情境，这些极具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也进一步的发挥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激发了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也增强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地达到了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大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措施 1、有效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大学语文教师不仅需要专业的教学技能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超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因为只有具备高超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利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营造积极的教学情境，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学生，真正地发挥大学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6]。因此高等教育院校一定要注意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要通过各种培训和学习，有效增强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而语文教师本身也要加强对自身思想政治的认识，并且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的授课技能结合起来，要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教材，把教材中的内涵真正发挥出来，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学术修养以及爱国情操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在老师的授课和自己的学习中感受到大学语文所蕴含的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民族的优秀文化。 2、要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 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激情可以说是有所衰退，只有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才能让学生爱上大学语文，努力学学语文，也才能让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真正地感受思想政治教育，在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延续使用多年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但很难通过大学语文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而且甚至没能完整的学好基本的课程内容，因此必须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不但要学好基本的大学语文知识，更要通过对大学语文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比如教师在教授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摸鱼儿》[7]的时候，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这首词的历史背景是南宋时期，正是我国历史宋金对立的年代--金强宋弱，许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辛弃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当时的历史画面，而且这首词大量引用历史典故，教师可以将这些历史典故贯穿在整个诗词讲解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穿越回到宋金的时代，这样就把一个官场失意却对国家前途仍然忧心忡忡的文人将军展现的淋漓尽致，不但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首词的兴趣，而且也让学生真正地了解了那段历史，增强了学生对祖国更加诚挚的热爱，让学生在无形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教师真正地做到了寓教于乐，将古诗词的内容和思想政治内容进行紧密的结合，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涵，从而也实现了思想政治功能的最大化。 3、整合各种大学语文资源，合理编排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教材不同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他不仅要注意发挥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也有通过对教材的合理编排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编排语文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通过有序的教材编排更好地接受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观念，使学生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五千年的辉煌发展史[8]。大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是与高中教材有着紧密衔接的，所以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一定充分理解当代大学生的情况，尤其是要掌握大学新生的情况，而且要对高中语文教材进行细致的研究，要准确把握当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掌握程度，要在学生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编排。所以要尽量避免重复的选文，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有主意古今搭配得当，外国也要有所涉及，让学生全面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地学习，从而保证学生吸收各种文学作品的精华，从而受到更好的熏陶和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和树立正确价值取向。总之对大学教材的选取和编排要有助于大学生通过积极努力的学习实现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养成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坚强豁达的民族气质[9]。 4、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学语文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相比较于中学生有更强的自主性和主观性，比如大学中开设的选修课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喜爱的学科去听去学，大学语文虽然是必修课但是要想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语文的主体作用。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有效的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充分的运用各种丰富的资源，要让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祖国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在更广的更宽的背景下感悟大学语文的魅力，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要让学生分享学习语文的心得体会，要让学生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名著，通过这些就能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从而潜移默化的提高了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10]。 结束语： 大学语文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有充分发挥大学语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健全人格和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才能使大学生成为祖国合格的接班人和现代化的建设者。 作者：吴苏芳 谢卫华 单位：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土建工程高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研究 【摘要】分析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促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措施：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关键词】土建工程类高职语文课程建设办学理念课程定位 近几年，各高职院校在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中，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然而，当前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虽然得到了提高，但人文素质不高。这一问题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类职业院校的教师也纷纷从各自的专业进行改革。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主干课，它在培养高职生人文素养中发挥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应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专业结合，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结合，加强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 一、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 当前，部分高职学院对《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高等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理解过于功利化，造成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中，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就保留，能帮助学生成就一技之长的课程就开设，即用对学生就业是否有直接作用作为标准的“实用”原则来对专业和课程进行建设。大部分高职院校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受“实用”原则影响，承担文化传承与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大学语文课程成为“课余”的选修课。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主干课的大学语文处于这样的尴尬地位，无疑使学校的人文教育进一步受到削弱。学生方面，迫于就业压力，多数高职生认为到职业学院就是来学技术的，只要学好技能就万事无忧，放松或完全放弃了自身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不感兴趣，不关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近几年部分高职毕业生的信息反馈来看，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不低，人文素质却不高，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功利化。具体表现在：首先，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到生活实际中，人际交往以利己为重，行为的出发点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在工作中不爱岗敬业，更不会为企业奉献、牺牲。其次，民族、国家、社会等概念模糊。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大公无私”的崇高人格，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一代身上有所淡化。 二、围绕专业推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提高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将高职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同时也为改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创新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成为广大高职学院语文教师最迫切的使命。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这一纲要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与科学技术同等重要。爱因斯坦在《教育的神圣职责》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科学前辈提醒我们，职业教育使学生成为“精神人才”比“技术人才”更重要。目前，我国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重视学生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轻视人文素养提升倾向比较突出，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知识扎实，但知识面窄，有一技之长，但水平不高，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更是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认识偏差与人文教育缺失。作为职业学院的管理者，必须改变观念，强调“以专业为主，职业能力与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者教师，应进一步强化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专业课程的基础。教学实施时，协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在大学语文课程体系建设中强化人文性，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各个环节。在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今天，结合专业和职业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兼具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能否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632016.2创新办学理念，科学定位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是实施人文教育的前提。 （二）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 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具有高职语文学科的共性，既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又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同时必须具有个性特色即与专业结合、与学生将来就业结合、与职业教育结合，以学生为主体，使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协调发展。 1.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教师和学生虽然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但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跟随教师兴趣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和兴趣的陶冶。为此，语文课教师主动改变自己，由主体地位向主导地位转变。在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本，注意学生的兴趣爱好，切实践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习惯，主动满足自己学习欲望，真正实现将课堂还给学生。 2.突破时空限制。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接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更多元化。大学语文课教学不应局限于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应通过互联网或是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即给学生创设一个可以自由的吸取知识滋养，翱翔于知识海洋的活动平台，主动获取知识，扩大视野，提升素质能力，为可持续发展蓄备力量。 3.激发学生创造性。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指高职学生不但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有创新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要使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未来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的创造者，在教学中应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创设自主学习情景，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独立思考后勇于质疑，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4.培养和谐发展素质与能力。 从近年来的市场调查发现，社会及用人单位认为人文素质，是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之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学生的形象和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和企业的未来发展。人文素质对个体也是决定个人行为、做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良好的职业能力的习得，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课堂教学的熏陶培养是良好的人文素养形成的主渠道。大学语文课既能充实学生文化底蕴，还具有丰富的人文含量，能提升人文素养，因而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干课。将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定位为专业教育服务，应立足职业，突出应用、实用，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和谐发展。 （三）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机制，任何教学思想、教学主张、教学方式都是通过教材去实施的，没有好的语文教材一切都无从谈起。”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及内容选择，应突出语文学科特色，结合职校生特点，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反映时代特色，与专业、就业岗位结合进行建设，达到既为学生学习专业服务，也为学生“成人”服务的目的。 1.当前高职教材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学院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及教材建设模式主要有：沿用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和各学院自编的语文教材或读本。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体例大多以文学发展为主线和以文体分类为主线。按文学发展编写的教材强调系统化，脉络清晰，有助于学生充分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在阅读选文的同时也是对文学史的一次梳理，不足之处大多限于名家名作，忽略学生学习兴趣与现实性。按文体安排内容有利于学生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把握，有利于提高写作各种文体的水平及鉴赏能力，但长时间学习单一的同一体裁文本，容易使学生产生倦怠、乏味的感觉，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会影响学习效果。高职学院自编教材有的以语文人文性为主线或工具性为主线，有的将语文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有的将人文性、工具性和职业性结合，然后按模块组合编排。这些自编教材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内容具有一定可操作性，时代性和弹性。不足是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同一套教材各种专业的学生都可用，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能力为本位”、“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大学语文教材文本的选择，是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最重要的工作。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完成，除与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有关，更与教材的质量及教材选择什么篇目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历年来教材的编写者们对选文特别用心。现行大学语文教材主要的不足有：一是注重传统经典名篇，而缺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文章。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古今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学习，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因此，对于当代优秀作品应该广泛地选用，而不应厚此薄彼。二是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教材选文重复篇目多。大学阶段的学习，无论是从知识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要求都应比中学高。如果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语文教材选文重复，会降低高职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兴趣，因此，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教材在要求上应该有较大的不同。三是外国文学作品入选太少或未选入。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加剧了世界各国文化融合。外国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外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有利于高职学生开阔眼界，面向世界。 2.与专业结合建设大学语文教材。 目前高职教学中，课程改革方向是围绕专业设置课程。公共课中的英语、数学与专业结合取得很好的实效。高职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相结合是可能的。为实现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结合，应以学生对专业学习兴趣迁移为突破点，以服务学生就业为目标，通过市场调研，了解行业从业人员的岗位素质能力需求，以“职业岗位需求”并结合语文学科特点构建教学内容。针对大学语文教材的不足，笔者结合多年来语文教学实践，对现有的优质大学语文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优化。根据土建类专业特点和学生能力素质要求，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应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分模块编写教材。具体内容有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水文化导论、建筑文化导论、实用口才、文学欣赏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内容分册编写，其中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模块内容是必修内容，其他模块内容作为选修，各专业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自主选择。教材选文注意传统经典与现当代美文结合，中国作品与外国作品结合。 3.构建立体化教材。 教材是以教科书为核心的一切用于教和学的包括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语文材料。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发辅助教学的光盘、多媒体课件、课程网站等资源。通过多介质，多种手段有机配合的形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提高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工艺、新技术将会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对未来的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的会有什么要求，这一切都难以确定。因此，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要走出困境，走出特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与专业结合，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整个课程体系中，为实现职校生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目标服务。这是大学语文最终的教育目标，也是教学创新的方向。 作者：李田秀 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困境和对策思考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现状 大学语文课程是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汉语的阅读、理解、评价、鉴赏和写作能力，提高母语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是集基础性、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国青年报文章《语文贫血后是精神贫血》曾写道：“别的东西可以是技能，学了之后打工、干活儿，语文不是这样，语文是灵魂依靠，或者说，是一种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但实际上，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理工科高校的生存现状是怎样呢？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理工科院校比率不高，还有很多工科院校甚至没有大学语文课；大学语文课程在理工科院校的课时逐渐减少；工科院校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漠视等因素导致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处境尴尬。 二、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1.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目的认识存在困惑。 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企业间的竞争和兴衰更替加快，学生就业压力和难度加大，于是急功近利地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很多大学生学习的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导向引导下，学生往往会不自觉重视那些实用性强、实践成果可立竿见影的课程，比如：英语课，计算机运用课，各种专业技能课，等等，语文作为一门主要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文化底蕴的课程，这种看似“无用”其实“大用”的学科因其不适合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被学生们忽视甚至漠视。 2.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存在混乱。 工科院校学生在我校学习多是为了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而一些工科院系大学语文课程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教授大学语文课程时多是强调一些语法和文法知识，往往忽视了理工科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以及社会对新型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教师对课程内容选择的混乱与错误，导致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存在抵制情绪。 3.教师教学方法单调。 语文课本来是一个很形象很有趣味性的课程，但有的高校往往很少采用一些先进手段进行教学，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使形象、有趣的内容失去生动性和趣味性。有些语文课在讲解过程中，被拆分成知识点，语文学科本来的魅力被忽视了。 三、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措施 1.从培养目标需求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据调查，不少理工科院校的理工科专业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课时安排少，重视程度不高，多数学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实际上沦为“摆设”课或“点缀”课；工科院校很多学生在校学习多是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语文课程在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眼里是一门既无实用性又不含技术性的花边课程，大学语文课多被理工科学生当做学习专业技能知识之余的一种消遣课，无法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技能，更别提用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来投入社会，产生效应。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如果不是个别本身对文学感兴趣，大学语文课程自然就很容易被工科学生忽视。基于以上原因，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培养目标不应该是多方面、只追求面面俱到的大杂烩，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联系实际以满足工科学生要求的有的放矢。笔者认为，理工科学生的语文教学应从适应科学发展目标出发，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主，这样既满足了学生们对实用性知识的追求，又在有限的课时安排内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到了需要性，又考虑到了可能性。工科院校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人才，是“应用性”人才，为此，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适用性就应显示应用性的特点，根据这个要求，我认为理工科专业语文教学应着重放在阅读和写作基础的训练上，工科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特别是应用类文体的写作，提高自身写作能力，其意义在于适应当今信息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要。理工科专业由于受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课时量的限制，因此，教授大学语文的老师应把重点多放于讲授常用的部分实用类文体知识，加以实施必要的写作训练，使学生了解一般实用类文体的写作格式和基本要求，并能掌握常用类文体的写作，能独立写出符合基本要求的实用类文章，以适应在校学习和将来工作的需要。 2.从进行教材建设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大学语文课程涵盖的知识面广，涉及工具性、人文性、美育性多重功能，内容庞杂，如果蜻蜓点水式面面俱到则势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所以，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质量与教学成果的重要内容。根据现实情况调查，很多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内容选择不合时宜，导致课程失去原来开设的初衷，学生对课程内容没有新鲜感，感到乏味、郁闷。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笔者认为，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评价、赏鉴和写作能力，据此，各理工科院校可根据教学条件和师资队伍水平，以及学生的语文水平、文学素养、人文素质状况等，有计划、有目的地编写或选择某种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材内容。在教材建设上，要顺应时代需求，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基本规格，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及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掌握一般应用写作规律，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编写出适合学生特色的理工版教材。 3.文理交融，从调整教学方法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是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不同类型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理工科院校学生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应依据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采用文理交融，建立一门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教学模式。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符合现代意义的大学要培养的不是单一门类知识的专才，而是综合应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全面型人才，综观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一不是文理相容的全才。如耳熟能详的作家曹雪芹，如若他不是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工艺、饮食等都有研究，则很难写出旷世之作———《红楼梦》；又如《中国石拱桥》一文的作者茅以升，他本是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所作的《中国石拱桥》一文能很好地运用简朴、洗练、明快的语言介绍中国石拱桥结构形式的建筑特点，并被编入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再如好莱坞大片《接触未来》就是根据科幻畅销小说《接触》改拍而成，其小说的作者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天文家、行星探测专家、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中国文化素养仍旧不可少，只有古今并蓄、文理交融，才能造就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据此，建议理工科院校一些学院在督促学生完成专业知识之余，可在大学语文教师的指导协助下多开展一些能蕴涵深厚文化沉积、展现中华文化、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活动。例如，在大学生中组织读书活动，举办古诗词大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开设话剧社等，这样既能丰富理工科学生的大学生活，更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同时可培养他们多方面的才能，为社会输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适用型通才。 四、结语 现代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实际上是通才教育，大学不应只是培养精通某一学科或某项技艺的专门人才，更应该是培养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横向型人才。通才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语文，因此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在为社会培养通才的过程中，大学语文课程肩负着强化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相信只要各理工科院校给予大学语文课程足够重视并尝试对原有大学语文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寻找适合自己学校及本校学生的教学模式，就定能为社会输送适应当今社会需求的综合性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通才。 作者：邬文静 陈实 单位：南昌工程学院评估中心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定位 职业院校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了不同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定位。大学语文在每个不同的专业也应有自己的定位，对每个专业提高学生的专业教育，丰富专业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文精神都应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职业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必要性 首先，语文文本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中国的语言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与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等许多门类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的，文本中许多作品其内容本身就蕴涵着人类相关生命的种种体验与思考，关联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各方面，具有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文史不分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成了人们百读不厌的百科全书；大家熟悉的《史记》，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徐霞客游记》中用文学的笔触记述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语文无限丰富，包罗万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就为大学语文课程对丰富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热爱专业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人文精神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阐释也表明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提高专业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好的作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兴趣是学习的重要心理成分。具有学习兴趣，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的满足，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学生的学习主要是围绕着专业方向来组织的，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学生的兴趣是其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在其外在选择上的综合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学生兴趣需要的，也往往是符合学生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的，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师有培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任务，但也同样有适应学生兴趣爱好的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利用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而主动对教学内容、重点等做相应的调整，使其更贴近学生的专业，突出其专业特色，是符合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这也势必使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更具魅力，更能激起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第三，大学语文教学自身的不断深化也要求走与专业结合的道路，对提高学生的专业职业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专业有机结合的措施 一是在教材内容的取舍上，教师要突出专业特色，对现行教材内容进行取舍。在目前还没有一种具有专业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的情况下，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各专业学生的专业爱好及需要来增删课文内容。如果教的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一些词句优美、富有音乐节奏感的篇章。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商隐的《无题》、苏轼的《前赤壁赋》等文章，就可以补充一些古代的有关音乐评论等内容；如果面对的是美术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那些画面感强、色彩明快、具有诗情画意的文章。如，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词等，还可补充一些古代文人(同时常常又是画家、书法家)的书论、画论；如果面对的是园林、建筑专业的学生，则可多选像剧作家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农林营造等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汽车专业的学生多选取结合汽车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旅游专业的学生就相应选取历史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课文……这样以来，大学语文教学的专业特色从内容上渐渐凸现出来，相信这样的取舍一定会令学生兴趣大增。二是那些经典美文，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经典美文，学生都要学习。如，同是苏轼的《前赤壁赋》，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侧重在对语言节奏感、音乐美的把握以及“呜呜然萧声”的赏析与想象；而对美术专业的学生则重在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以及主客们“相与枕籍乎舟中”等意境的赏析与画面的描绘；同是《琵琶行》，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可把重点放在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千百年来不绝于耳的琵琶曲的“聆听”与感悟上；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对“别时茫茫江浸月”那一种离别情境的理解与构想则又成了他们的重点；而对服装专业的学生来说，可引导他们由青衫进而对古代官服加以识别与再绘……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与热爱，定能为我们的语文课堂营造出一片生机勃勃、富有创造精神的新天地。三是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根据不同专业具有的专业特色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大多性格外向、活泼、善表演，有很不错的音色和标准的普通话；美术专业的学生喜安静，善用色彩、画面来思维。如，教李煌的《虞美人》时，音乐专业学生可让其声情并茂美声清唱，极富表现力地把作者那种故国之思、昨是而今非之感唱出来，课堂一片悲寂。这一唱，意境全出，远比师生反复的朗读和教师仔细讲解更有效。如，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卫风•氓》时，教师可让学生想象女主人公各个时期(婚前、新婚、婚后)的着装，将其勾勒出来，来一次作品展示会，效果很不错。总之，我们要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富有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源，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要了解他们的特长，为我所用，大胆地选取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里唱起来、跳起来、画起来。这既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四是在作业布置及考核中可按照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方法，将专业与大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如“从XX文中看X时X地的建筑(或音乐、美术、服饰、园林设计等)的特点”等，学生可自主的确定研究课题便于查找、搜集资料。研究可以是小组合作也可以个人来完成，研究所得撰写成论文上交，既作为作业也作为这门课的成绩。学生已具备较强的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有较宽裕的课余时间，这为语文的这种作业及考核提供了方便。在长达近一个学期的学习、资料搜集后，学生都能交上一份较好的答卷。学生的作业内容各个不同，但他们对所钻研的问题都有较深的理解，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示了高职学生较为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因为有所得，学生对语文学习、研究也就更有兴趣了。 三、结语 大学语文课在不同专业中，对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人文修养，对提高学生对专业职业素质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各个专业中的定位是提高各个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培育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基础课程。 作者：孙雪梅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中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考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在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学生养成健全人格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该课程和中小学语文有共通之处，处理不好，就很容易成为中学语文课的延续，被称为“高四”语文。中小学语文教学一贯以考试为目标，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遮蔽了语文的人文性、审美性，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丧失对语文的兴趣，产生厌学心态，甚至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心理。由此看来，如何讲好大学语文这门课，使学生摆脱固有的偏见和束缚，从这些拘囿中超脱出来并真正喜欢上这门课程，还需要广大教师多多努力。笔者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淡化以考试为目的的工具性，突出所选文章的人文性、审美性，让学生在没有考试之忧的轻松心境中去领略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思想价值以及作者的人格魅力。笔者去年参与了省级重点教改项目“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应用实效研究”，其中模块化教学就是此项目的一个主要内容。一般大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模块都会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几部分，笔者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承担了教改试点班大学语文教学中的现当代文学部分。本论文主要以现当代文学部分的教学为论述对象，以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例，结合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及思考，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能入选教材的文章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这些文章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看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价值。如何将这些特点讲出，让学生真正领悟，是每个授课教师都应该思考的。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在开讲之前必须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应该对作者的身世、创作成就和特点以及课文的写作背景有全面的了解。以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与鲁迅的《复仇》为例，因为周氏兄弟是现代文坛上的两员大将，对文学史的贡献非常大，所以兄弟俩的文章双双入选。但尽管是亲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求学背景也一样，但只因一个是长兄，一个是二弟，相差四岁，便对人生的感受迥然不同，这也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观念。教师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讲授这两篇文章。鲁迅由于是兄长，幼时自然受到更多的关爱，但家道衰落后也最先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虚伪，这给敏感的鲁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会把这种激愤写出来，形成了深刻、犀利、批判式的文风。而周作人因为是弟弟，所以对家庭的变故便没有那么深的切肤之痛，再加上有哥哥将家庭的重担挑了起来，他便可轻松应对，因此在后来的文章中多写对自家生活的描述，很少关注时事政治，形成了平和冲淡的文风。日本攻陷北平后网罗文化名人，无奈周作人文名已出，很难固守象牙塔，最终难逃罗网，做了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讲解《我学国文的经验》应该注重周作人平和闲谈式的叙事方式，他将自己的学习经验穿插在每一段成长的经历中，以故事的方式写出，给人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无论是思想内核还是语言文字，理解起来都比较容易。但讲《复仇》时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这篇散文选自鲁迅非常抽象的作品集《野草》，这部集子比较晦涩难懂，是鲁迅深刻思想的象征性表达。讲解时，教师首先要把表层的故事情节梳理通：一男一女赤身持刀相对，周围的“看客”赶来“赏鉴”他们，为了向这群看客复仇，这对男女以毫无动作相持下去，最终，看客因无聊而散去，这对男女为了表达复仇的决心和彻底性而僵持到干枯，也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篇课文的重点问题是究竟谁是复仇者，在向谁复仇，为什么复仇？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学生就能了解鲁迅通过复仇的主题直指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目的。两篇文章的思想及风格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前期对兄弟俩身世的比较介绍，就很难理解他们文章的差异性。 二、时代背景的必要性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则记录了中国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波澜起伏，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当代大学生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很难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意，而且极有可能会误读作品。以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例，这篇散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为写作背景，而更大的时代背景则是其时的。那是一个混乱荒唐的年代，政治运动是生活的主题，政治高于一切，人们思想单调，精神世界极度压抑，作家身历其中，深深感到了这种悲哀，所以，若干年后，他用回忆的方式，用寓言体的表述将自己的思考写了出来，其中有对人的命运被政治控制的那种无奈悲凉感，有对那段罪恶岁月的批判，有对沉默的大多数的谴责。如果学生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仅会被其标新立异的题目吸引，也可能还会觉得作者行文幽默风趣，但对文字背后蕴藏的深意却很难领悟。所以授课教师应该把这段知青历史简述一下，还可以给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作为拓展学习的内容，比如叶辛的知青系列小说《蹉跎岁月》《孽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等。其实，包括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也多次提及岁月，所以，这段历史是不能够被忽略与遮蔽的，教师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让90后大学生了解历史的真相，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独特深刻的思想价值 文学经典是后人的精神食粮。对于具有独特而深刻思想价值的文章，授课教师在讲课时应以剖析思想为重点，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听，让其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魅力。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为例，这篇文章集中表述了蔡元培先生办大学的理念，办月刊的缘由与必要性。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由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到现代一流大学的转型是离不开蔡元培先生的。从这篇文章发表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有没有实现呢？教师可以就此话题预设如下问题：1.你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2.你对现在所上的大学满意吗？3.你认为大学之“大”应该指什么？4.最近十多年，中国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升格运动，专科升本科为学院，学院升大学，大学之间强强合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学生思考并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然后再让学生回到课文，了解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了解“学术”的意义，了解通识和通才教育的意义。这样讲下来，学生肯定收获不小。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教材中所选择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共有二十多篇，按大学语文教研室的要求，必讲的篇目只有9篇。授课教师首先应熟悉这9位作家的艺术风格，这样分析课文的时候才可能得心应手。以张爱玲的《天才梦》为例，这篇文章以客观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天才型作家的成长经历，其语言是简洁的，态度是高冷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天才的自信，更有性格乖僻带来的痛苦，由此文可以大略感受到张爱玲行文处世的风格。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体现了他典型的小品文写作特点，其叙述方式是娓语式的，感情是幽默的，给人与老友对坐话家常的感觉。王蒙的演讲稿《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体现了睿智、幽默的学者风度，文章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足见作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罗大佑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也选入教材诗歌部分，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强调罗大佑在流行歌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重点应把罗大佑歌曲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对古典文明的留恋讲出来。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罗大佑两种风格的代表歌曲播放给学生听，同时也可以梳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简史，让学生对这一领域有更全面的把握。 五、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教材中所选的篇目虽然经典，但是和当今社会有距离，如果教师讲授不好，会让学生有脱节之感。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必须把课文和现实密切衔接起来。如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一文有助于学生认识语言的重要性，对提高演讲能力也有帮助，教师在课后可以布置相关作业加强练习。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可以切实指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教师可以据此指导学生通过有效阅读与写作学好语文。在讲解鲁迅的《复仇》时，可以联系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看客心态，比如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近十年来，笔者主要围绕以上几方面来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从学生听课时的反应、课后讨论及期终网上的教学评价来看，学生对这种教学理念是比较满意的。总之，教材中的课文如果能够真正进入学生心灵，激发学生思考，进而影响他们的现实人生，甚或转化成精神食粮让他们受用终生，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 作者：韩文霞 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探讨 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改革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语文观念，大学语文改革是高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改革不仅增添了大学语文的时代感染力，蕴含丰富的启发性，并且能够有效调动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探求问题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推行大学语文专题教学，实行专题教学模式正是此次改革中的一次全新尝试。专题教学以人文专题为核心，从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热点问题入手，将具有人文精神的经典范文归纳整合为不同的教学专题，进行专题式教学和探讨，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思维空间，符合大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和人格塑造规律。 一、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的内涵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的一门基础公共性课程，在高校已经开设多年。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已经探索出多种教学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有传统的文体分类教学模式，以文学史为主线的教学模式，经典范文选讲的教学模式等。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当前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以专题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该种模式以弘扬学生的人文精神，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为主要目的，此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专题教学模式是指在规定的授课时数内，以人文精神为主线，重点选讲中外文学史上有教育价值的作家及其作品，内容涉及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信仰、思想品格、主要作品及成就等。该种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提高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1.符合健全学生人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曾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大学应该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放在首位，假如一个人掌握了他所学知识的所有内容，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工作，这样的青年是社会所需要的，能够在社会中独立承担责任。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单纯依靠知识学习是不够的，面对海量信息和有限的生命，仅学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可将学生变为学习的机器，但在人格和精神品质上却是残疾的，这样的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迅速变化，不是一个和谐健全的人。全面素质教育的实施提倡培养身心全面发展和谐的现代人才，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教会学生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是新时期素质教育的主题。 2.符合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兴趣入手的教育理念的要求。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以往以字、词、句为主的教学方法，大学语文不拘泥于作品的字、词、句分析，作品的字、号等烦琐的基础知识已不再是教学的重点，教学主要是从名家作品的大处入手，站在较高层次品读欣赏作品，通过作品来反思现实，思考人生和社会。教学以课本为基础，但不囿于课本，学生遨游在文学世界中接触大量信息，在学习品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心灵境界，受到文学的熏陶，增加人文修养。实践研究表明，以专题为主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熏陶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通过作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强不息的人生意志和人格魅力，能够使他们产生爱国，爱民，爱自然，爱社会，爱生活的情感体验，这些名家名篇就像春雨一样孕育着青年学子的高尚人格。 3.符合高校学生的心智发展和认知规律。 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与其他课程，例如思想政治课程的专题教学不同，大学语文通过对名家名篇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学习，能够让学生在欣赏品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了解做人应该具备的品质。高校教育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这一时期的青年在心智上已经成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强烈的自我个性，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已经基本定型。面对心智成熟的青年学生，仅仅接受单纯的知识教育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的，他们更多的在思考社会、思考人身。在这一关键时期，通过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熏陶，使他们感受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人格魅力，接受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熏陶，无疑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三、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可取之处 1.以人为本。 课程专题教学改变了传统工具性课程的目标，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培养，将提升新时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新时期大学生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拥有开放的心态和鲜明的个性。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专题教学表现出多元思维的开放型和灵活性，在教学课文选择方面打破了原有课程纯文学性的框架局限，更多选用富有当代人文科学和现代审美性质的名家名段，兼具时代气息和审美性，在专题呈现上不分国别和时代，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学习语文，增加人文修养的热情。 2.富有人文精神。 在价值观多元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问题，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有一定的缺失和错位，此种缺失和错位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人文关怀意识淡薄和人文精神失落有关，这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难题。大学语文的专题选择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等方面的话题，注重以高尚的人文精神引领大学生分析和反思自身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问题，这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以平和宁静之心面对生活，锻炼学生的价值伦理观念，提升人格素质修养。 3.注重问题解决与合作精神。 课程专题教学始终坚持学生主体原则，旨在以多种开放灵活的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解决意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善于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拥有敏感的问题意识。专题教学主要以当前热点话题作为引导，选用多元化的范文，将热点问题以开放形式呈现给学生，留给学生较多的思考空间和时间。大学语文是全校性的公共基础课程，通常情况下采用大班教学的模式，但在大班教学中可以灵活地将学生自由分组，使学生自由组合成不同小组，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参与专题课程的讨论，为学生搭建参与探索学习的平台，集思广益，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兼顾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最后，在每个专题教学结束后，通过课堂演讲的形式进行学习成果汇报总结，并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课程学习报告，或是采用手绘手抄报的形式进行课程反思和总结。 四、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思考 教学模式改革是教育改革中的重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的教学模式出现以后，在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从而使新的教学模式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对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来说，也要在后期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其教学价值，注意实施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注意促进文本细读和文化讲析之间的有机融合。 “语文”一词既是语言性的文本工具，同时也是人文性的文化文本，二者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在进行专题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语言文本细读与文化讲析之间的融合，要做到二者的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广泛，涉及历史、人文、艺术、科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不管是何种学科，对文本的理解都要建立在篇目赏析的基础上，使学生在篇目赏析中感受我国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体验自然世界、人类精神是结合宇宙的内在情感美，掌握丰富的精神文化资产。这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2.注意处理好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关系。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大学校园中的学生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辨能力，主体性的要求更加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挖掘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调动起学习激情，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这在课程教学中是极为重要的。探究式学习主要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学习为主，使学生自觉参与到学习内容的构建、分析、理解和思考过程中，旨在发展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让学生从无知到有知实现认知提高的传输者角色，但是现代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学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和移植，更多的是知识的自我构建和生产。因此，教师要扮演的角色是知识的引领者，引领学生关注知识的前沿，教会他们学习的有效方法，锻炼他们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探究式学习模式的精华和目的所在。 3.注意在考核评价体系上做相应改革和完善。 专题式教学模式不再适用传统考核评价体系，教师在实践中应该注重探索新的教学评价体系。例如，语文教学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语文综合素质，因此，考核评价中就要将知识与能力的考查放置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语文综合素质的前提下，知识不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学生能力的发挥以及综合人文精神的提升是考核评价的重要的指标。大学语文专题教学的实施使人开始关注课程中的人文意义，学者就人文性展开了广泛深刻的讨论，大学语文不能仅仅强调其工具性的方面，更多的要注重人文启蒙，挖掘其中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人文性应当成为大学语文关注的重点。专题教学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批判精神，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讲的模式，形成了课堂教学的认知互动，符合新型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未来语文教育的需要。 作者：唐敏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知识拓展运用 一、提升教师素质 增强修养品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良好的素质，才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佩服。大学语文教师如果自身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人格魅力就不足以感染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从知识中而来，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当教师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时，其灵气与魅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当今时代，文化的多元化让文学精华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的素质，重点是大学语文教师要能与时俱进，只有教师坚守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教学走在时尚前沿，才能将语文的魅力展现出来。如何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素质：第一，高校教师交流。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高校之间的教师进行交流，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教学交流，为高校教师的语文教学提供新思路，在交流中互谈自己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体会，思想的碰撞能产生激烈的火花，实践的交流则可推动教学的创新。第二，推荐优秀书籍。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教师应避开世俗，潜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些好书籍，对于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大有裨益。教师们可以将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书籍相互推荐，在大学中举办“书林大会”，介绍一些好书籍的摘要，推荐给学生，活跃学校学习气氛，创设读好书籍氛围。 二、合理教考分离 营造轻松气氛所谓合理教考分离，是指把教学和考试合理地分开，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有考试负担。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完善学生的人格、改善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不是让学生仅仅学习书本上的简单文学知识。教师只有认识到教授大学语文的真正内涵，才能更好地做到教考分离，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学习气氛。合理地进行教考分离，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考试融入教学。很多学校对于期末考试十分重视，学生为考试往往是在短时间内突击，考得一个好分数。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的日常学习，如果能够将考试融入日常教学，就能够避免学生考试临时突击，使学生平时按部就班地学习。例如教师可以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文章的读后感，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或者经常举办演讲，练习学生的即时表达能力。日常的这些都可以算作考试部分成绩，让学生重视日常语文教学。第二，丰富教学手段。大学语文课堂本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天堂，不应拘泥于教学的形式，丰富语文课堂教学手段，可以极大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将辩论融入教学中，让学生自由开放地辩论交流，培养学生的辩论观点和辩证思想。 三、开阔学生眼界 拓展知识应用大学语文给学生贯彻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大的人生价值观，学学语文除了学习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让作品里的精神感染学生，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看得清，走得远，做得好。下面具体介绍将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方法：第一，户外实践教学。户外实践教学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式，户外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在户外中体验到课堂教学中不能给予的感觉。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一起去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欣赏自然的美景，感受古人面对美景有感而发的情怀，克服爬山过程中的困难，体验到达山顶的快乐，领悟“一览众山小”的哲理。这种在实际环境中得到的切身感受，本身就是对知识应用的一种拓展。第二，传承创新并举。大学语文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学习这门课，传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学。但是传承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承，在传承中还需要创新，在传统文学中找到创新灵感，是一种较好的知识应用拓展。例如学生参加一些设计大赛，设计一些代表性的logo，logo需要简洁而富有意义，这种设计的深厚底蕴能充分体现学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与创新。第三，缓解精神压力。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的精神压力就越大，精神压力使得当今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处于一种低迷状态。大学语文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理应对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关注，通过语文教学开阔学生眼界，缓解学生压力，给予学生动力。以上介绍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性，希望学校、老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共同努力，探索出更多提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新方法，开创出更多大学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新途径。 作者：王祖光 单位：公安边防部队广州指挥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艺术设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是集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综合性于一体的课程。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培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学常识，具备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文化品位。第二，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设置要突出美育功能，以教材中的“美文”为载体，引导学生阅读欣赏，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感受文学作品表达的美好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第三，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写作任务，会运用口语表达的技巧与人沟通。从写作和口语表达两方面提高学生语言和文字的应用水平。 二、构建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模块化教学体系 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语文应该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特点，从教学实际出发，教材内容整合为“文学欣赏模块”、“应用写作模块”、“口语表达模块”三个主题模块，构建起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体系。每个模块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每个模块的教学均有目的、有内容、有步骤、有要求。 1.文学欣赏模块 文学欣赏模块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此模块还注重提高学生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为学生专业课的学习奠定阅读、理解、分析和写作能力的基础。 2.应用写作模块 应用写作模块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教师将学生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常用的应用文设计成四个项目：日常生活工作事务、求职应聘、产品营销策划、科研。围绕这四个项目设计工作情境，课上通过任务演练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各类常用的应用文写作知识，提高学生的写作素养，为学生学好专业课和将来进入社会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3.口语表达模块 此模块遵循由易到难的阶梯性原则，从基础口语交际技能（朗读、演讲）、日常口语交际技能（介绍、倾听）、职业口语交际技能（求职应聘）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让学生掌握口头表达技巧，增强学生当众讲话的胆量，培养学生口语表达、沟通与交际等通用能力。此模块与其他两个模块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成为提高艺术设计专业高职生人文素养的有效介质、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成为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重要平台。 三、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形象思维较强，想象力较丰富。针对此特点，可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在应用文写作模块教学中，我们尝试建构任务型应用文写作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上教师把学生在校园、生活和职业中涉及到的写作知识和技能，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学习任务，以具体的实践任务牵引教学。在任务的驱动下，学生阅读写作案例，教师布置讨论任务，然后通过分组讨论咨询、教师提示、任务演练、组内相互评价、教师总结评价、学生检查誊写等师生互动的方式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落实。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锻炼了写作能力，提高了学习的自主性。 2.情境教学法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合适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例如，在讲授诗歌《蒹葭》时，教师配上古乐示范朗读，然后指导学生诵读，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诗歌的音乐美，欣赏诗歌的意境美，领会诗歌的感情美，接受艺术熏染。教师借助多媒体演示与诗歌意境相符的图片，再现情境，引导学生抓住其中的意象，展开想象，细细品味，在情与景的关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美。教师还可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专长，尝试为诗歌配画，练习配乐朗诵，进行诗歌改写，制作诗歌欣赏影片。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专业创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3.实践演练法 在教学中，教师针对学生所学专业特点开展训练，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校园生活对接，向专业延伸，为学生搭建自我展示的平台。根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师可开展“介绍我的作品”、“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求职应聘会”、“产品推介会”、“校园（班级）活动策划”“、专业课学习经验交流会”等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演练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使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的需要。 四、采取合理的课程评价方式课程 考试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果采用传统以一考定乾坤的考核评价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公正地评价学生学习的水平、能力和态度。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目的在于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化竞争意识。终结性评价取消了以往闭卷考试的形式，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阅读能力考核和应用文写作能力考核。通过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够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总之，艺术设计类高职有其自身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本，分析总结出适合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探索良好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效果，更好地发挥语文学科的作用，帮助学生成长为高素质的艺术专业人才。 作者：张宏武杨丽彬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传统文化论文 一、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定位“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始于1938年的“大一国文”，作为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建国初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取消。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继而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逾30年。然而，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程体系中处境尴尬。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连续刊发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然而，关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问题，却一直歧见颇多、持论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1）人文论：培养人文素质；（2）文学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文化论：提升文化综合素质；（4）工具论：强化听说读写技能；（5）综合论：人文性（道）与工具性（器）融合。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大学语文”呢？2004年10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提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该定位于“高校素质教育”范畴，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敏主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总之，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契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理应有新理念、新定位、新气象。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任重而道远。 作者：郭海军张旭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肇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功能研究 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义 （一）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工具性 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有学者提出，除了基础性以外还要强调其工具性。笔者认为这与基础性一样，根本不属于大学语文的性质范畴。语文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说和写两个方面，一个学生身体健康但不能正常的说话和写作一般不会进入高校学习，因为高考具有一定的考查意义。当然不排除有表达和写作障碍的学生，但这只是极少部分，至于表达不好和写作不好的学生不能统统交给大学语文解决，也很难解决。笔者认为，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应在中学时期完成，在中学进入大学的选拔性考试中，应着力考查学生其语文工具性的掌握情况。到了大学，如果开设一门课程教学生如何写请假条、如何正常说话，这样的大学课堂简直难以想象。 （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人文性。这是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人文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简称，而人类文化恰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的。所以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人文功能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人格的完善。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在于人有人性，兽有兽性。人性的完整即是人格的完善，从古代先哲到现今才子，无数英雄、诗人和学者等为后人的人格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活生生的原材料。关注人，关注人格，这是人文性的首要体现。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洗礼。作为中国人，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大学语文学习，还可以从历史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的侧重点不同。大学语文重在洗礼。从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诗句中沐浴民族精神，从字字珠玑的散文中重温古典文明，这是一种体悟，更多的是让学生依靠文字进行充分的想象，语言之美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 （三）大学语文课程具有生活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生活性，这是笔者的观点。生活的定义在各时期有所差异，《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这是将生活定义为生存；杨万里《春晓》诗：“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十分。”这是指美好的时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我想下去再多经验些群众斗争，来补我生活和小说中的不够。”这是指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笔者认为生活应该定义为美好的时光，大学语文课程必须要有促使学生追求、喜爱生活的属性。首先，大学语文不是教学生不食人间烟火，不尝世间百味，而是真正在生活中感受美，真正享受美好的生活，即使是苦难，也许也是另一种美好。其次，人文性的最好载体就是生活，人文素养的提高不是空谈，要在生活中实际联系，没有了生活，不理解大学语文课程的生活性，就很难将人文性的功能发挥出来。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如果不在生活中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见到课文才想起其人、才想起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效果违背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初衷。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 1978年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二位教授的极力推动下，大学语文课程在全国大学悄然兴起。二位教授在谈到大学语文的功能时，提出了四点要求：（1）提升大学生汉语水平和应用能力；（2）传承传统文化精髓；（3）提升精神文明；（4）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今天我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再来关注这四点要求，有些当然要继续坚持，而有些不得不说真的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 （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言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细细想来，何谓中华文化？贾莹在硕士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和目标研究》中也谈到大学语文课程要起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有值得流传千古的真理，也有荼毒生灵的毒药。如果一味传承中华文化，试问，毒药也要传吗？所以首先要对中华文化有所警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释、道三家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三根擎天柱。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浩然正气，安邦定国，民族精神，中国优秀文化。佛家，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红尘看破，万元放下，成佛作祖，中国优秀文化。道家，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和而不同，中庸为道，辩证统一，中国优秀文化。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变不离其三宗。一方面，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大学生必须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影响下，学习这三家的优秀文化对当今社会和现代人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功利风气在大学也十分盛行，学生学学语文课程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可以起到排毒驱风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对美的欣赏和追求能力美，存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内；美，任何人都可以简单说上几句。但事实上美是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有专门的美学课程，有专门的美学教育，简称美育。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中的美有很多，如语言的美，思想的美，精神的美等。但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领悟到这些美，文学史没有了解，情感上的不认同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对美的欣赏。刘汉波主编的大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片段，湘西唯美的自然景色和安静恬淡的人文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认为，这些美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欣赏美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表面，上世纪30年代已经距离白话文运动十几年时间，十几年间，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白话文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沈从文的《边城》可以看作是白话文写作的一个高峰。如果通过大学语文培养学生对白话文美的欣赏，也许我们大学生在平时的日常交流中就不会出现骂人、说脏字的情况，因为白话文很美。白话文美的理解难度相较于文言文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要有这种意识。文言文之美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苏轼、李清照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但语言上的美只是大学语文想让大家欣赏的较低层次的美；较高层次的美莫过于思想之美、精神之美。无论是精忠报国的豪情，还是你侬我侬的柔情，都是思想之美，懂了其美，再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追求其美，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乐事。面对国仇家恨，山河破碎，表面上看，应该无美了，但实际上美在其中，无数仁人志士屹立在凋零的山河岁月中，壮士满腔热血，拯救家国，不愿做亡国奴，不美吗？如果大家都能追求这种美，若十年后，百年后，此种场景亲临，我们也像先辈一样，吃胡肉，饮匈血，美在自己。 （三）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生活的态度 笔者之前提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有生活性，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上，依然强调其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无论是哪种观点和看法，都不能阻碍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世界上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自由。生活，一般意义上指生物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大学语文中的人物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也许会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生群体中的某一个人都影响，促使他积极面对生活；大学语文中的人物在生活中以苦作乐，这更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激励和暗示。榜样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且不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后毅然完成巨制《史记》难道不值得大学生反思吗？热爱生活、更好生活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学校也在强调以学生为本，笔者认为，学生掌握未来生存发展的技能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热爱生活、积极生活。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偏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审美和生活，这是未来大学语文课程功能发展的方向，没有赘述其功能的工具性是笔者认为这种功能应在中学阶段就该完成，不应在大学课程进行补充。 作者：孔苏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现状探析 一、大学语文教材五花八门，讲授水平、讲授方法都有不足 1．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曾说：“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材编纂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状态。我国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好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从中挑选出一批符合教学标准，适合学生口味的作品并不困难。但大部分教材重古轻今，选文绝大部分集中在古代文学部分，现当代所占比重较低。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倾向，应调整“古”、“今”文学各自的比重。同时，由于备选文章有许多都已脍炙人口，导致编者为了回避中学阶段学习过的篇目而另择他文，使得一些不是太适宜的篇目入选教材。所以，选择文章时，要严格把关，力推精品，观点要严谨。对于为大家烂熟的选文，通过寻找新的切入点，同样能够讲出新意。切忌泛泛而谈，流于肤浅；也不要故弄玄虚，而要通过深入剖析，在解读高度上进行提高，才能够讲出新的特色。 2．目前，高校普遍采取自编教材的方式编纂大学语文课本好处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较为方便。但各高校中文专业的水准不甚相同，学术体系互有千秋。你专工魏晋，我独尊唐宋，从一开始，教材的选篇就已经打上了各自的烙印。须知，大学语文不单是展示自身学术价值的阵地，其首要任务是要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利用选文弘扬中华民族之真精神，提高学生的人生观、审美观等价值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编者们时刻牢记，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是大学高级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起点，它绝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教材，应更易普及，更易推广，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著精神和超越意识应予特别关注。有基于此，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应首先考虑到：“对大学生性情的涵泳作用，应有助于大学生性情和人格的塑造。应有助于高雅审美趣味的陶冶和审美能力的形成。” 3．高校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由于大学语文在一些高校倍受冷落，导致老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因此许多院校在授课教师的安排上，也不愿将最优秀的一部分师资投放到这门课程上。就任课教师而言，因为不被重视，因此，在讲授方面往往是照本宣科，好像是继续在为中学补课；要么就是图省事，把给中文系学生的讲义全盘照搬，不顾及听课对象的接受情况。这都进一步导致了课程质量和课程魅力的下滑。因此应选择知识结构宽泛，讲课特色鲜明，比较有感染力的教师担任授课。讲授过程中，应善于深入浅出，突出时代感，让学生真正感到高中到大学的一种飞跃。此外，在教学中应对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关注：第一，教师的讲授应与学生讨论有机结合。教学中力争改变教师一个人满堂灌，唱独角戏的局面，鼓励、引导学生参与教学，通过讨论，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探索。可以尝试在课堂上多组织专题讨论，也可鼓励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发言，对教师提出的每个问题及观点进行提问、质疑、反驳。第二，采用多媒体教学及网络教学的方式。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教学内容，应借助多媒体手段，制作各种教学课件。同时可以利用网络，成立网络课堂，同学们在网络上既可搜索各类参考文献、补充资料，还能在网上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这样不仅能及时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第三，课堂讲授与课外自学结合。课堂时间毕竟有限，我们应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一步阅读文学原典，提交读书心得等。教师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学生要求和意见，对讲授内容和形式做出相应调整。课程结束时，最好让学生写出对课程的建议。 二、重视“大学语文”课程，多管齐下，搞好课程建设 通过大学语文这扇窗，我们可以由小见大，从文本的知识跨越到文化历史的精神之中，吸取到更宝贵的精神营养。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做一门公共课，教育主管部门应提高对它的重视程度。要想更好地提升大学语文的魅力，不能仅凭高校一己之力，我们“应大力纠正中小学中的‘唯智教育’和‘唯理教育’倾向，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线的教师，应该具有奉献精神，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和研究，精心组织这门课，确保其质量和魅力。让大学语文对培养自觉学习、自觉鉴赏、自觉体验、自觉奉行的有修养的中国人，发挥最大的作用。 作者：王晓非单位：河北工艺美术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提倡素质教育大的前提下，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中仍然是存在着重视自然科学轻视人文社科类课程，重视专业学习轻视思想道德修养的倾向。这样的问题不得不引起关注。首先，在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是从义务教育阶段走过来，通过努力地学习才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是作为一门主要的学科开设的，学生要想考上好一些的学校离不开对语文的学习。所以，在当时来看这样一门关系到个人发展的学科得到了教育部门、教师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重视。可是，到了大学以后，虽然有一些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由于受到高等教育专业化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往往被逐渐的边缘化，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特别是理工科院校为了培养专业性更强的人才，往往忽视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大学语文在对大学生素质全面培养上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面对此种情况，大学语文在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外语教学越来越重视，而忽视了汉语的学习与提升，造成了“母语放逐”的现象，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与呼吁。特别是在理工科院校中，大学语文与“两课”、英语一样属于公共基础课，但在课时的安排，受重视的程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学语文在国家课程设置的要求最初是108学时，后来逐渐的缩短为36学时，再后来一些学校根据自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把大学语文课缩短为24学时。只有短短的20几个学时的来提高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确实很难，教学过程中只能是蜻蜓点水。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我国的应试教育阶段更多注重的是语文的工具性，很多知识需要死记硬背，这种强化式的教学方式也会使学生对语文会产生厌倦的心理状态，进入大学后，他们更多的学习兴趣在于专心学习专业知识。这些都是引起里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再次，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不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无法打开理工科大学生的视野。目前，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授课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整个一个学期结束，大概讲解20左右篇的文章，教学的内容文学性很强，没有突出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接受特点，教学方法单一老化。很难实现大学语文对于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从事专业课的教师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高，还有人们头脑中的功利主义思想泛滥，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被认为是博而不精，会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有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也存在不稳定因素，教师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年轻教师缺少教学经验难以驾驭大学语文课堂，有经验、有水平的教师又不安于大学语文的教学，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最后，教学理念落后。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经常是满堂灌输，精细的讲解文章中的每一个知识点，这就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语文课与基础教育时期相比更加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同时让学生们从大学语文的课程中受益，体会到大学语文给予他们的良好文化修养、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文化追求。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任重道远。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 大学语文是我国各高校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基础课，这门课程的开设为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全面地发挥它的作用。 (一)当前，很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都是兼职教师，除了授课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所以很难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教学中。这就需要成立专职的教师队伍和教研室，使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同时，多开展教研活动，使教师之间能够有合适的时间沟通彼此的教学经验，优秀教师有时间和条件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辅导。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提高教师尤其是高校相关领导对大学语文的重视，选拔和引进优秀人才，成立专门的教师队伍，组建教研室，更好的提升教学水平。 (二)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是能够很好的进行教学，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的前提。教师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知识能力、心理状态等都会对大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授课，课后与学生的沟通，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大学生的引导，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必须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 (三)改进课堂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语文课由于学时有限，教学任务繁重，所以更多的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缺乏互动。因此，教师要调整教学观念，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多选取一些励志的文章，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时展的需求，尽量使用多媒体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让学生能够在听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视觉上的知识，这样能够提升学习效果，让学生“愿意学”。 (四)改革考试方式。针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应加大在平时的考核力度，成绩不应该由最后的一张考卷或者一篇论文来决定。通过学生的平时课堂表现再加上期末的考核，作为期末考核的总成绩。这样能够更加全面的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以缓解学生在期末复习的压力，使他们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下学习到喜欢学的知识，取得良好的实际教学效果，以此也能够实现教育的目的。 (五)多开展名家名师专题的讲座。将专题讲座与课程内容融合在一起，大学语文教学设置学时有限，在大学生参与讲座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把讲座变为对课程的有效补充，让讲座成为课堂的延伸，激发和引导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大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2007年5月，总理在同济大学考察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要学些文学和艺术，人文科学的，也要学些自然科学，扩大视野，大学者都是这样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当前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21世纪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类又处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阶段，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需要综合性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也已成为国际教育和改革的主要方向。人的创新能力需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来。理工科人才的培养由于专业课所需对思维的培养更多的是逻辑思维。作为当代大学生，理工科院校应该除了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更需要注重培养形象思维，让文理知识互相渗透，坚持把理性与感性、知识和文化很好的融合起来，实现学科的互补，重视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提高人文素质，有利于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审美意识，提升他们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随着教育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必将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更好的、能力强、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 作者：高竞男单位：吉林化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使学生在掌握必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可见，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必须首先有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阵地，必须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切实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要通过大学语文的实践性教学，使学生在大量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学习中，获取知识，提高能力，发展智力。现代社会充满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培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仅凭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帮助学生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增强竞争力，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要“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就必须先有语文实践，在语文实践中培养语文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特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大学语文教学中缺失语文实践的现状 很多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采取的授课方式依然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掌控整个课堂，唱着“独角戏”，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从历史背景、艺术理论到人物性格、艺术成就进行“满堂灌”。学生在课堂上则成了观众或者配角，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没有设计提问以促进学生思考，没有组织课堂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没有落实阅读（朗读）以品味语言、提高审美情趣、感悟人文情怀，忽视对大学生的语言表达、阅读理解、逻辑思维、审美鉴赏、写作等语文能力的训练，忽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这种课堂教学缺失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而脱离语文实践的教学是难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的汉语能力是不容乐观的，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语文能力显得更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没有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二）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现状的原因 1.教师教学缺少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语文，都应该在语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依据语文教育的特点教学。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学科，有其自身的教育特点。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语文课程中具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教师不能要求学生有一致的理解，提倡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创性的理解。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式的。教师不能按照教学参考资料进行生硬的宣讲灌输，而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参与，让学生在读、思、议的实践中充分感受汉语言文字和人物形象的美。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感染能逐步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高尚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教学还能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2.大学语文失去应有的课程地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重专业技术，轻人文素质的办学理念，在这种办学理念下，学校以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为最大目标，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人文性学科。学校按照企业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生的就业率，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高职院校认为大学语文这样的公共基础课可有可无，因而课时一再被压缩，有些高职院校干脆不开设大学语文。这种办学理念下，大学语文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三、落实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建议 （一）从学校层面更新认识给予大学语文课程应有的地位 早在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而后，又在2007年第38号文件中，再一次向全国高校提出此条建议。因此，高职院校当然应当开设大学语文，并把它纳入公共必修课系列，保障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课时间，让教学活动有充足的时间开展。 （二）客观看待师资现状帮助教师提升教育理念和教学技能 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推动下，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大学语文教学却犹如一潭死水，教师对语文课程的学科特点不甚明了。高职教师应当与时俱进，重新认识语文课程，更新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改进教学形式。首先，教师要认识到语文课程是人文性学科，有人文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与自然学科的教学不同，不能以教师的讲解分析代替学生的读、悟、议等语文实践。其次，教师要认识到大学语文课程具备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性质特点，且人文性与工具性都离不开实践性。工具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人文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健全学生人格。不论是大学生母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还是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都是在教师组织下的学生的实践练习中和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感悟中完成的，教师越俎代庖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教师要树立“以学定教”的教育思想。正确认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依据学生学习的需要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看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于语文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一样，教师必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式，将语文实践的权利还给学生。 作者：叶朝红肖素美单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学督导处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的问题设计教学法 从事教学这么多年,始终有个问题困挠着我,那就是历史知识内容多、头绪繁,教师难讲,学生难学,死记硬背抓不住重点。那么,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我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效果比较显着。“问题设计教学法”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要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教会学生善于捕捉信息,及时处理信息,在探索中自己解决问题。 一、“问题设计教学法”的实践内容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问题是深入学习的起点。“问题设计教学法”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要求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特别是针对教材提出疑问,教师进行归纳总结。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本章内容多达三节30多个知识点,一节课根本讲不完,学生也掌握不了那么多知识,更不用说培养能力了。因此可以采取 “问题设计教学法” 问: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说明下列问题: 1.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为中国革命开创出一条正确道路的? 2.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是怎样“守业”的?其结果怎样? 3. 我们的“创业”和“守业”和苏联相比有什么异同? 4. 从“创业难,守业更难”上你得到什么启示? 这样,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但解决了本章节问题,而且有效地进行了知识的纵横联系,既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又培养了学生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历史教学采取“问题设计教学法”大有好处。 二、“问题设计教学法”的特点和作用 1. 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问题设计教学法”是针对章节知识的重点、难点,或与现实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进行再组合提出问题。因此教师讲课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便于学生学习、掌握。 2. 系统性、完整性、能力性 布鲁纳说过:“获得的知识如果没有完美的结构把它联在一起,那是一种多半会遗忘的知识,一串不连贯的论据在记忆中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寿命。”而运用“问题设计教学法”则突出了一个主题,就象一根红线把零碎的珠子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不但有利于学生温故知新,而且可以引导学生探究未来。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 3. 现实性、适应性 “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专题倾向性十分明显,是在一定的情景设置下进行的,情景与知识交融,有利于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关注时事、借鉴历史观察现实的能力,提高整体素质。 三、“问题设计教学法”的三点做法 1. 设问法 就是对所学章节的内容进行直接设问,引发学生思考。比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重点可以抓住“新航路的开辟”这几个字,提问:“它是开辟和沟通到哪里的航路?原有的航路途径在哪里?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新航路是由谁,又是怎么开辟的?开辟后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系列的设问,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并使他们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求知兴趣点,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本课内容的教学。 2. 联系法 联系法包括纵向联系法和横向比较法。 纵向联系就就是以本章内容为切入点,把同类知识按时间先后顺序归纳起来,进行系统阐述。比如:讲到《辛亥革命》可以联系相关知识提出: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哪些探索?提出过哪些救国方案? 横向比较法是把同一时期的同类知识或中外相似的事件进行比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一章,联系相似时间提出问题: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和苏联有什么异同? 3. 情景设置法 就是把要学习的章节知识点放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学科内综合或学科间渗透,以营造综合氛围。情景设置可以是某一人物,也可以是某一事件,可以是时政热点,如西部开发、WTO、中日关系、中美问题、台湾问题等。也可以是人文地理,如环境、人口、资源等。根据情境设计设置问题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一环,具有深远意义。 “问题设计教学法”,将各种知识融为一体,进行学科综合或学科渗透,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教学困惑,才能深化教育改革,也才能提高课堂效益,做到真正的培养学生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一、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 第二,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第三,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重点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这实际上使大多数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学习的时间就只有宝贵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重视高一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也是势所必然,历史教师虽难上加难,但却责无旁贷。 有人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表示很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占41.9%,表示不置可否的学生占55.3%,而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仅占2.8%。学生没说不喜欢历史,可教师却在抱怨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原因何在?无外乎两个因素:(1)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2)某些历史知识通过教师引人入胜的讲述,激发了学生的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时的冲动。这些统计表明,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如前所述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先进而科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 二是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我们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三、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渗透世界近现代史教学 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只作为选修,必会削弱本身的地位,因此如何在两难局面上照顾学生对历史在古今中外内容的学习,是教师不容回避的问题。虽然,初中阶段这些内容高一学生都已学过,但对初高中的要求深度、广度不同,中国古代史学生相对还熟悉点,但世界史内容他们是在初三学的,由于初三升学压力,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好世界史的内容。所以,若在高中阶段学生不接受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就会出现严重脱节,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利于教育“三个面向”中“面向世界”的要求;从微观角度来说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历史知识,中国是世界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在高考综合科目考试中,世界近现代史部分内容又是出题的“热门”内容。所以,高中生掌握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内容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囿于大纲,而是要根据教学实际对高一教学内容作适当的调整。在给学生讲中国近现代史内容时就不能单纯从中国国内历史的演变去考虑,而应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之中进行分析。新教材已注重到将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近代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引言”就很重要,教师要重视这些内容,用好这些内容,同时还要进一步挖掘教材,找出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内容和结合点。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怎样创设有效情境的路径分析 关键词:历史教学 有效情境 创设 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过去性。因此由于历史内容年代久远,使得教材内容抽象、枯燥,缺乏趣味性,如果缺少必要的学习情境,学生就很难很好地完成对这些历史概念、规律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那么如何创设有效情境呢? 一、创设有效情境要生活化。 在创设历史教学情境中,很多教师秉持历史想象和历史假设的原则,运用模拟角色情境、编造历史故事等方法,让学生进入历史场景,“参与历史”,从学生或故事人物的情感角度体验历史。这也符合新课程改革中提倡充分尊重学生体验与感受的权利的要求。如果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感兴趣,学习时轻松愉快,学习效率自然会较高。教师设计导入时要尽量选择新鲜活泼的内容,讲究语言艺术,以使课一开始就扣人心弦,吸引学生的注意,激起他们思维的浪花。这种生活化的情境有助于将抽象、枯燥的历史事物及历史事件以形象直观的形式呈现于学生面前,使学生由今忆古,从而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强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更容易参与教学。 二、创设有效情境要落实三维目标。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引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是创设有效情境的第一步骤。接下来在具体设置教学情境的时候,要考虑是否符合三维目标的落实。因为创设教学情景的目的是辅助学生的学习,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实现新课程教学的“三维目标”。所以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在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的指导下确定具体教学目标,依据教学目标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如:在教授人民版必修二专题八《经济全球化世界》时,某教师设计了如下情境:出示《波音飞机在美国以外的零件供应地示意图》,一是说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最终为了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二是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围绕这个情境设计问题,让学生探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这节课的核心问题,在具体操作上,教师设问:美国为什么将某些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和巴西?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接受?这对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影响等问题,这样层层深入,引导学生思考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弊问题。 三、创设有效情境要围绕课时重难点。 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中,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但在具体的课时教学中,并不意味着教学情境越多越好。也就是说教师在对教学内容设计情境时,要突出主题,紧紧扣住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否则会造成课堂结构的失衡:要探究的主要问题着墨太少,而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误导了学生的学习倾向性。比如上人民版必修一的《辛亥革命》这一课时,对于本节课的重难点定位,首先可以参照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而《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则阐述的更为清楚:“辛亥革命的意义是本课的难点,学习时可以从辛亥革命如何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变化等角度认识。”教师在非重点的地方设置问题情境的原因在于教师限于以往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结构,对课程标准与教学指导意见研究不够。 所以笔者还是强调教师首先要熟悉课程标准和本省的《历史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然后有针对性地创设教学情境。 四、创设有效情境要有利学生探究。 高中历史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由此看出探究性学习在高中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理性思辨。基于以上认识,在创设教学情境、设置问题的时候,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探究的,教师又如何提出探究性的问题。所以,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跟随时展的脚步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具备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在中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中,传统的教学活动和研究活动是彼此分离的。教师的任务是教学,研究被认为是专家们的“专利”,而忽视了教师工作创造性的特点。当前,从“教书匠”转变为科研型教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教育科研也被许多学校视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生命线。 教师要尊重学生,鼓励学生建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大胆地对学习进行尝试,在此基础上还要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将教学过程和情感教育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的学习目标在丰富的教学资源中更好更快的完成。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建立团结互助的关系,建立起在师生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融洽的关系。彼此的交流可以让活动变得更为丰富,共同分享学习的过程和成果,让教学评价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 历史课堂教学是复杂和丰富的,对于如何创设有效的历史教学情境,除了以上几个基本条件,还涉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学生课内合作探究时间和学生知识背景、教学设备的运用和除教材之外教学资源的开发等,要取得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需要我们教师不断探索不断实践。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主体参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教师创新观念的弘扬,教师在激励学生大胆创新的同时也在激励着自己的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谈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高中历史新课程在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由教学的恒定时间模式,代之以模块的时限模式,出现了跨度大、跳跃大、难度高、内容多等特点。这就使得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既要完成一个模块教学,又要实现历史新课程标准目标,成为高中历史教师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题式教学法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教学法中的一朵奇葩,成为教学方式变革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一、合理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 所谓创设问题情境,是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精心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教给学生提出问题的技能,并鼓励学生质疑问题,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实现对知识的主动选择和探索。例如在讲授日本明治维新一课时,导入新课后用幻灯片逐步向学生展示围绕国家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系列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你所理解的近代化的含义;当国家走向现代化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时,先进与落后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态度如何?中国是如何走向近代化的?结果怎样?日本如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请结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比较说明两国开始走向近代化,最终一成一败的主要原因。课堂实践证明,一个优秀的问题情境,往往产生“一石击起千层浪”的效果,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促进师生合作,教学合作,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激发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加充分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学得更多、更快、更好。 二、教师借助点拨示范,达到学法指导 问题式教学过程中必须将教师对知识的讲授和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有机地统一于历史问题之中。教师通过点拨示范,将大难点化成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然后指点迷津,教给学生一种学习策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指导学生启动思维,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解答教师设计的问题,关键是引导学生从分析问题的条件入手。为此,教师进行问题教学过程中,既要设计好问题,又要有明确指向的诱导、点拨、示范,实现教学方法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机结合。如在讲授《鸦片战争》时可引导学生质疑:“中国的禁烟运动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如果林则徐没有虎门销烟,英国是不是就不会发动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南京条约》的内容是否能体现其侵略意图呢?”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帮助学生更深入理解鸦片战争的性质及其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益的,达到启发学生思维,提高课堂效率的功效。 三、开展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所谓问题式研究性学习,即在教学过程的进行、教学活动的展开,紧紧围绕着探究的问题而展开,让学生带着课题问题“收集资料”等一系列活动中,培养获取和处理信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历史等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在讲授《西学东渐与维新变法思想》一课时,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研究性学习:“在近代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关于两个派别关系的表述,只有一组是准确的,请加以判断,并结合所学知识来论证你的判断:第一组——争锋相对、势不两立;第二组——齐心协力、相得益彰;第三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然后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所学知识及其课后搜集的资料进行口头形式进行讨论交流,课后指导学生将讨论结果整理成文。 四、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 运用问题教学法,摒弃传统“一言堂”的讲授法,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教师应该在树立师生人格地位平等的思想认识基础上,为问题教学法的顺利实施创设宽松、民主、和谐的课堂环境。现代教学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心理存在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是感觉——思维——知识、智慧、过程;二是感受——情绪——意志、性格、过程。前者是一种认知过程,是智力活动;后者是感情过程,是非智力活动。两者密不可分,缺一项都不称其为真正合理的学习过程。而教学实践也证明:教师与学生都是有感情、有思维的教学统一体,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师生活动意味着参与、对话、沟通,它不仅是教与学的活动方式,更是弥漫于师生之间的一种教育情景和精神氛围。对学生而言,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张扬和创造性的解放。对教师而言,上课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给学生,也是和他们--起分享、理解生命的价值以及体验自我实现的过程。 五、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 课堂教学中运用问题教学法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一要不断加深自身学科知识基础,并根据最新学术研究动态更新知识。历史学科的知识面非常广,只要是过去发生的几乎无所不包。所以历史教师一定要不断地吸收知识,使自身的基础越来越雄厚和越来越新,才能不断地更新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和提问时的材料,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永远保持吸引力。二要切实加强自身教学基本功的锻炼,如语言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解释说明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的能力,等等。否则,再好的教学方法到了手头,也发挥不了该有的功效。三要转变观念,明确教师在新形势下的“角色”。要摒弃传统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一言堂”的做法;改变教师永远是主角、是支配者,学生是配角、是服从者的陈腐教学模式;改变听话的学生才是好学生、管得住学生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的陈腐观念。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功能观。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发展,教师的角色应从信息源与知识的传播者变成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辅导者,成为学生探索问题的领导者,学生理智、社会和情感方面的指导者。 总之,问题式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应遵循问题创设的原则,讲究问题设置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改造和完善,这样才能使问题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焕发独有的艺术魅力,更好地促进高中历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论科学记忆对高中历史教学的策略 历史是高中教学中的重要学科,加强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有助于学生对历史事情的认识和感悟。“以史为镜,可知兴亡。”历史的教学不仅是要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更要求学生通过历史事件从中发现规律,发现真知,真正的做到感悟历史。这也是高中开设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历史的教学还有助于学生民族归属感的形成,在历史教学中帮助学生认清我们民族的特性。 同时,高中历史也是高中文科中难度较高的一门课程。高中历史对学生掌握要求较高,事件的发生年代,事件发生的起因,结果,以及这件历史事件反映了什么,推动了什么等等都在高中历史的考察范围中,这也可以看出,高中历史的教学难度是比较高的。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学生往往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由于历史的涵盖范围较广,知识点较多且又较碎从而导致了学生在对于历史知识点的记忆方面往往存在了混乱。AA其二,是学生对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等都不能很好的掌握,对该知识只能死记硬背,从而造成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较为混乱,理解不清且经不起推敲。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非常不理想的。提高高中历史的教学效果,就应从帮助学生理清历史知识点,构建一个清楚的知识网络出发,帮助学生更清楚的对历史知识知识和了解,从而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效果。 科学的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对历史知识进行记忆,是我们高中历史教学中所需要的。将科学的记忆方法应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可以让零碎的繁多的历史知识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网络,从而帮助学生记忆。 一、年代记忆法 年代记忆法师应用的较广的一种记忆方法。通过将不同年生的历史事件进行归类和整理,从而形成一个清晰的历史知识网络。年代记忆法的基本原则是:“重要年代具体记,一般年代大概记,年代框架形成后,再用各法来巧记。”以中国古代史而言,秦统一、黄巾起义、隋统一、宋开国、金亡、明开国、清兵入关等年代,以及两汉约400年、唐、明、清各约300年,是应该记住的。以中国近代史而言,应首先记住1840年、1856—1860年、1851—1864年、1894—1895年、1900年、1901年、1911年、1912年。学习世界近代史,应记住1640年、1775年—1783年、1789—1794年、1848年、1870年、1871年、1914—1918年。在形成年代框架后,可使用下述各法归类记忆年代。通过年代记忆法的运用,混乱的知识点能够更有条理的展现出来。厘清了各个朝代与年代之间的联系后,学生可以将历AAAAA史知识填充到这个年代框架中。如秦国统一了,然后秦国统一后有什么新政策呢?该朝代是怎么发展的呢?这样,学生所学的货币统一,文字统一以及后来的焚书坑儒等都能通过年代记忆法填充至年代框架中,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 年代记忆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将历史知识分块且互相联系的作用,高中历史教师应充分的把我年代记忆法这一特点,对教学进行改革,将年代记忆法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记忆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二、理解记忆法 理解对于学生的记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在很多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对内容多的历史知识进行记忆而忽略了学生对于该历史事件的理解。很多历史教师会认为历史知识是可以靠死记硬背就掌握的内容。事实上,理解性的记忆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理解记忆法可以帮助学生主动的在历史中寻求答案,对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并根据年代记忆法所形成的框架通过理解记忆法去填充,使两者相辅相成。在高中历史的学习中,学生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他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和记忆,造成了历史教学进度慢。如学生在学习“世界多极化”时,往往会提出疑问,导致世界多极化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教师都直接告诉学生世界多极化形成的原因,意义等,而没有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引导帮助学生主动探索和思考。同时,教师所给的答案往往只是针对考试而言的,很多时候学生对答案的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的疑问和疑虑,如文化因素对于世界多极化的影响。学生对于文化因素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时候教师要耐心的对学生进行讲解,并通过拓宽学生知识面等方法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如教师可以将代表性强的民族文化冲突展现给学生看,帮助学生了解文化多样化对于世界多极化的推动。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让其对该知识点的记忆更为的深刻,这一记忆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记忆,与年代记忆法一起结合可以很好的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三、巧用记忆曲线 记忆曲线又称为遗忘曲线,是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所研究得出的。记忆曲线是一条以记忆保持为纵轴,时间未横轴的曲线。根据艾宾浩斯记忆曲线中的研究,不同的记忆难度的知识所需要重复的次数是不同的,同时我们的记忆分为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根据记忆曲线对所学知识进行重复以及就可以将短期的记忆变为长期的记忆。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对历史知识记了又忘是很平常的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巧用记忆曲线对知识点进行复习,可以帮助学生将短期记忆逐渐的转化为长期的记忆,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效果。记忆曲线是一条较为复杂的曲线,记忆曲线的获得需要经过不断的试验,教师应主动的探究和摸索而不能盲目的遵从网上的资料。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 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的知识性,却忽视了历史的趣味性;比较重视历史的逻辑性,却忽视了历史的形象性;他们习惯于用枯燥呆板的公式演绎历史,却不懂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历史。于是,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便成了年代、数字、概念和规律的堆砌,传道者头头是道,受业者却索然无味。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忽视了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有感于此,本文拟就形象思维的特点和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并进而探讨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发 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一、历史形象思维的特点 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历史形象思维不同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形象思维。历史只能间接地从各类文字材料、历史文物、 考古遗迹和口头传述中去把握思维客体,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间隔。而历史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其思维形象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并力求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是历史形象的再造。当然,再造历史形象并不等于复原历史的全部过程和全部细节,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所谓再造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艺术加工”,在加工中有所取舍,有所概括,有所集中。但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加工而不是虚构,加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形象、更生动、更深刻地再现历史。 二、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过去性和不可逆转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本体。它只能被我们所认识却无法直接体知,只能被我们所理解却无法重复验证。这与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与青年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因此,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1、形象思维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历史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的,但又是瞬息即逝、无法再现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已经在永恒流动的时空中消失,学生们今天所学习的,只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而高度浓缩了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在教科书中,仍有不少内容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了形象鲜明的材料。但毕竟受到篇幅的限制,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事件,在教材中只能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因此,教师的任务便是应该努力弥补教材的不足,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这就需要借助丰富多彩的史料,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充实教学内容,再造历史形象, 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由此而使教学内容具有直观可感性。 2、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 由于形象思维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可以借助形象思维来 表达历史的深刻内涵,使之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牢固地掌握。 3、形象思维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帮助他们牢固地掌握所学过的历史知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场好的电影,一部好的小说,其教育意义往往大于一些专门书籍,并能长时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们的情感性与形象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电影、电视和小说是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画面来刺激大脑,产生了较强烈的条件反射,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把握,所以记忆。 三、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能否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取决于教师能否成功地再造历史形象。而历史形象的再造,又离不开生动的史实、形象的语言和直观的历史教具。因此,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归根结底,在于史料的积累,语言艺术的提高和直观教具的运用。 1、注重史料的积累,充实教学内容 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史料积累的过程,是历史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也需要掌握广博而翔实的史料,为自己提供一个深厚坚实的知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教师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旁证博引,生动有致,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 2、重视语言修养,提高教学艺术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高尔基曾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而对“舌耕”为业的教师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教师,即使是满腹经纶,如果不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再优美感人的故事也会黯然失色。因此,提高教师的语言修养,是促进形象思维的前提。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有了过硬的语言功夫,才能动情引趣,将波澜壮阔 、绚丽多彩的历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于课堂。 3、运用直观教具,增加学生感性认识 生动的语言可以再造历史形象,但不能取代直观教具的作用。在历史教学中,可供利用的直观教具很多,有实物、模型、图片、地图、表格以及各种音像设备。这些直观教具可以从不同角度刺激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这就不仅可 以使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表象,促进其形象思维,亦可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近十年来,电化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 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因此,发展电化教学是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我们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这种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摘要：课程改革的核心在课堂，课程实施的关键在教师。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传统教学观念，重新认识课堂教学的过程，以新的课程观为指导，创建新的课堂教学实践。但实施新课程以来不少教学行为的改革只是流于形式。为此，结合本人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创新 历史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根本，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改革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一个值得永远重视的课题。新课程理念不应只停留在口头，而应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本文仅对新课程改革中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出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 1．反对借口把握历史基础知识，又使历史教学重新回到旧课程教学的老路上。历史新课程已实行几年了，但还有不少教师对新课程的教学仍用旧的教学方法，他们主要舳理由是，旧方法更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基础知识，更有利于学生的应试能力的提高。其实，他们错了，因为新课程的考试内容要求与旧课程有很大的差别，仍然采用旧的教学方式，包括以教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答案模式化等等，肯定不能适应新课程的考试要求。在教学新课程时．应该采用“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应该使“教学活动的内容更丰富，活动的形式更多”，比如I探究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可以上网查找资料并在网络上与别人探讨历史问题，还可以小组讨论，可以在课堂中进行辩论等等，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爱好，又能达到新课程所要求的教学目标（如“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因此，进行新课程教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改变旧观念，要按照新课程的要求进行教学，否则，新课程的改革与创新就成了一纸空文。 2．反对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有不少历史教师，在高举中学历史新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创新的旗帜下，认为可以放弃历史的基本知识，而片面强调学生的思辨性和开放性，这只能导致的蔓延，导致学生人文素养、民族意识的缺失。比如，在学习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时，假如连“人类政治活动发展主线及其时段性政治发展特性”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达到新课程必修课程《历史I》所要的教学目标，不要说通过古今贯通、中外相联的专题，从中外历史的发展与联系中使学生获得启发，更好地认清国情、熟悉世界，就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一般的社会责任感可能也没有。不理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民主”的概念，不了解它们发展的前因后果，就不可能正确评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民主与专制”在中外历史上的影响等等。假如学生不把握历史的基础性、典型性、时代性原则，越是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得出的结论可能就越背离教育的目标，这肯定不是实行新课程时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尽管新课程强调宏观性、思辨性和开放性，甚至培养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但在把握历史基础知识上，与旧课程的要求有一致性，这是新课程对旧课程继续的一面，这也是高中历史教师应该继续发扬的一面，假如忽视历史、基本知识的教学，去空谈改革与创新，这种改革和创新必 然失败。 3．历史教师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更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才能使历史新课程的改革和创新得以顺利进行。苏联教育学家阿莫纳什维利所说： “假如我们要认真地进行教学改革，那就必须从改造教师本身的心理开始，假如教师本身的内心世界依旧不变，即不改变自己的教学观念，那么即使一再提高教师工资，他们会改头换面地使任何新的教科书去适应自己的旧观念”。这的确说明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是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的要害。历史教学本来是一门有趣的教学，就是在旧课程的教学要求下，真正优秀的历史教师也会使历史课堂充满趣味、充满理性的光辉、充满情感教育的温情。可是，在调研中却发现，在学生“最不愿学的课程”的排序中，历史排在第三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乏味的课，这种结果的出现，要害是不少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不够、职业道德不高所造成的。同样的道理，在新课程推行的浪潮面前，假如历史教师仍然保持着旧有的专业素养，就是最好的高中历史教材、最好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新课程的历史改革与创新也是泡沫一般，看起来很美，实质上却是空的。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美最亮的图画。德国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时，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他们不像英国人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所带来的一大批旧工业，更因为他们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就是这些杰出的人才在德国的领土上“画上了漂亮的图画”。面对一穷二白，大多数民族并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画上满意的画卷，这说明，图画能否画好，历史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绘画者本身。现在，面对新课程的改革，但愿历史教师也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但这必须以提高专业素养为前提。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在引导学生获取历史知识或材料的过程中，在评论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辩论中，在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中，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在引导学生“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中，都能使学生带着信任的眼光，不时地点点头。无论是课堂上学生论辩的出色，还是老师面对学生的反驳，从网络上下载有效的信息，拥有高素养专业的历史教师都运用自如。尽管新课程的主要方法是“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但主导者的专业素养差、职业道德低，主导者就会把主体者引入歧途。因此，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新课程改革与创新才有成功的可能。 总之，历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可引导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包含着人类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知识财富和宝贵经验,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发扬和借鉴的。在新的课程背景下，作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有充足的学科知识储备，要对照课程标准，通读教材，理顺教材思路，形成清晰的知识结构，不断探索,找出历史教学的最佳途径,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历史”科目作为实现完成中学基础教育任务的一门基础科目,同其它科目一样,其目的应该旨在为培养有思维,有见解,有创造性的人才奠定基础。那末,中学历史教学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思维精神,笔者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得行家批评。 一、从教师自身的素质出发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学历史教师在培养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摆脱“应试教育”观念的束缚等方面,任重道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历史教师的自身水平亟待提高。 首先,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历史研究是学者们的工作,教育研究则是教委教育局的专职,而中学历史教师只是一个文化的消极传播者和普及者。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要做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必须能够随时了解和掌握历史专业内容发展变化的脉络,在更高层次上驾驭教科书,而不是照本宣科地使用教科书。 其次,中学历史教师应该改变传统所固有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历史教学观念。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不要把自己当作权威的化身,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压制学生的见解。尊重学生发表的见解,即使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成份,也应该看到其中蕴含着创新思维的火花,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观点和看法,然后以耐心认真的姿态予以回应,创造出民主平等的活跃气氛。 二、在教学中培养创新思维策略 (一)、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同步进行 我们强调创新思维精神,如果脱离了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那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轻视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专注于创新精神的培养,最终将会使创新思维意识的训练流于形式。只传授历史基础知识而忽略创新精神的思维训练也违背了实施素质教育的初衷。因此学生历史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必须从搞好历史基础知识的教与学入手。 (二)、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从本质上说,即培养学生形成自己在接近客观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历史现象的一点认识,而不是去死记模式化的固定结论,这样就能帮助学生克服思维僵化定势,展开思维飞跃的翅膀,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 1、历史教师先对长期流行的结论(一般为历史教科书的结论)进行分析,探究此结论是从哪个“角度”、或“视角”得出的,并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或视角看待历史现象,自然会得到不同的历史结论,然后帮助学生自己去评价、完善结论。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方法称之为“角度创新”。 2、培养学生勇于质疑。敢于质疑的精神的培养是培养创新思维精神的前提。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对传统固定的结论进行一定的分析探究,看其是根据何种原理或理论推理出来的,这个理论是否严谨,是否完善,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方法称之为“理论创新” 3、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右脑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只有大脑左右半脑功能得到平衡发展,两半脑的活动互相配合,人的创新思维能力才能得到很快发展。然而目前的教育方法过多地注意对“左脑思维”即抽象思维、言语能力的讲究,而轻“右脑思维”即非言语思维,形象思维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因此,开发学生的右脑思维潜力,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将会起到极积的作用。这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法称之为“右脑思维创新”。 三、课内处结合进行创新思维培养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方式可以分为采取课堂内的方式和采取课堂外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期以来中学教学界把创新思维意识训练过多的放在了课堂内,而轻视了课堂外这一重要的方式,这影响到了学生创新思维的训练和培养。由于课堂外这一方式在时间的掌握安排,具体的实践操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灵活性强的特点。因此,课堂外丰富的空间资源为创新思维精神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1、学术专题讲座:学术色彩浓厚是举办专题讲座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考虑到这一点,教师在举办专题讲座时应注意三个问题①精心安排,全面搜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新成果,并加以筛选分类汇总,使之有条理而不紊乱;②专题讲座围绕一个研究中心为宜,而且选题宜小不宜大;③专题讲座的内容最好与历史课程的进度同步。 2、 专题辩论:专题辩论是发挥学生主体性参与教师主导性参与的最佳契合的一种方式。同专题讲座一样,专题辩论亦离不开历史教师精心准备这一环节,只不过这一环节的实施者既包括历史教师,也包括学生。教师也并不是一个神手旁观者,教师的作用表现在对学生的辩论准备工作的指导作用上。在广泛征询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教师然后确定一个在学生中能引发矛盾和争鸣的辩论题目。教师应帮助学生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资源,搜集相关的史料和论文,指导学生撰写辩论词以及辩论应注意的事项。辩论双方谁赢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通过史学辩论前的准备工作和整个辩论过程,培养了学生创新思维精神的提高。 3、撰写小论文:长期以来,历史教师给学生课外布置的作业往往是以应试为目的的试卷作业。其实在学业相对轻松的高一或高二年级,根据所学的内容,教师可以指定一个题目,或让学生自拟题目,要求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写一篇字数不长(1500左右)的小论文,作为一门开卷考试(计30分)的内容。这样在学期末进行闭卷考试时,就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和学生考试的压力。小论文式的作业,虽然类似于读史札记的性质,但对学生的要求却很高,教师可以在笔法、写法、结构、史料分析上予以点拨指导。这一想法已经在某些重点中学开始实施。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的三点认识 着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对由小学至大学的历史教学该怎样提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小学是个点,初中是一个线,高中是个面,大学是立体。” [1] 所谓“面”,指的是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揭示,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与评价。唯有如此,大学历史教学才有可能拓宽和加深。现行高中各册历史课本在内容编排上,比较注意与初中课本相区别,有略过程,重理论分析的特点,比较注重多层面地展开历史。高中教学在初中教学上的提高,不仅要有教科书的变化,更要有课堂教学的更新。 初中是依据课本讲课,高中是依托课本讲课。一“据”一“托”,将高中历史教学的“高度”显示出来。高中历史教学贵在有教师的见解,课本与讲课相对应,而不是同一,用意在于变换观察历史的角度,引发探讨历史问题的兴趣,培养分析与评价的能力,把深邃的知识留存在记忆里。对此,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范围为据,浅说三点认识。 一、内容处理有独见 教科书上的内容在讲课中少不了加工裁剪,有的还要补充,添加新的内容,教师的魅力正来自对知识的驾驭和处理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知识的精深。高中历史教学给教学内容的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根据信息量大、理论分析层次高的教学取向,博观约取,将教科书的内容转化为圆满的讲课体系。“讲课体系”没有固定模式,做起来,各有解说。以下简举三例,说说笔者的浅见。 其一,着眼全局的内容处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以下简称高中本)对辛亥革命的叙述与初中本比较,都是以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心,按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介绍清末 11 年的历史。高中的课堂讲述有必要作出有深度的调整,否则只能是初中讲课的重复,难以提高档次。综观清末历史,如果从清末的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入手,全方位地讲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清末剧变,会更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制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样的教学思路是符合历史的。清末除清廷权贵外,还有三大政治势力,即有实权的汉族官僚、社会影响较大的立宪派和力量日益壮大的革命派,他们之间的较量和彼此势力的消长,决定着时局的发展。三大政治势力组合为两股社会潮流:一个是改革的潮流,就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一个是革命的潮流,就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两股社会潮流撞击的结果,显示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轨迹 ---- 时代呼唤着革命。辛亥革命正是在清廷空前孤立,立宪前途绝望,立宪派迅速分化的情势下发生的。这样的教学思路也是与课本的叙述吻合的。高中本对清末立宪派的活动和预备立宪的评价,在分量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更动。这也需要将清末新政和立宪活动讲到“位”,让学生看到多因素的历史过程,汇渠于河,突出中心。其二,形成专题的内容处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夕,是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对这段完整历史的处理,高中本的编写,是放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一章里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决定战略转移、进行长征并列叙述的。考虑十年内战史的时间断限,这样的内容编排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上看,如此安排,多有不妥,削弱了抗日战争局部抗战史的地位。 1995 高考历史试题里,要求准确使用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概念,许多考生不知所云,这既暴露了教科书编写上的不足,也暴露了课堂讲述平移教科书内容的弊端。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大阶段。 6 年的局部抗战史内容非常丰富,它的许多变化,最有分析价值,是向学生进行多方面教育的典型材料。讲课不仅要调整相关内容,还应当补弃一些生动的材料,形成专题,全面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抗战阶段的历史,使学生耳目一新。 其三,扩充历史涵容的内容处理。高中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述集中在三个方面: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应运而生”;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大批先进青年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今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世纪末的回眸,用新的角度予以审视,就深感以上“单线”叙述,太单薄了,理应扩充涵容。内容的扩充:“五四”前后精英辈出,他们学贯中西,成就非凡,有的堪称大师,造就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节操,所产生的感召力更是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乘俄国革命的长风,在中国广为传播的。 评价上的扩充:“五四”反传统,反的是儒家的正统独尊地位,将之作为立国治国的总原则,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逆流,不能看作全面否定儒学。当时有一批思想家主张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意见对立,受到激烈的批判。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观察,五四时期思想主张纷呈,恰恰是时代的进步。处在激变的时代,尊重传统和反传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对主义是不可取的。 二、问题分析有创新 历史教学上的创新,指的是教学中使用新材料,说明新问题,用科学的见解指导学生“通过对以往的历史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 [2] 。创新是历史意识和时代感的结合,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将这一结合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今天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高中学生处在踏向社会的前沿,渴望用历史眼光来观察社会,明辨是非,以期提高觉悟。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 [3] 。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具体做法可大致归为三种方式:一为重复。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媚外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学不能仅止于此,“重复”要有新思路,要进行有说服力的新论证。历史告诉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给民族心理投进了阴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扭曲和损害。其表现大致分两种,一种是顽固守旧,一种是崇洋媚外,二者殊途同归,都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是民族心态中的消极面。事实上心醉西风,迷信欧化,并没有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倒是干下不少丧权辱国的蠢事。事实又说明,中国的近代史上,支配我们民族心理的精神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其代表者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一批又一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们“摈弃盲目排外,也不齿于一味崇洋”,他们既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又从世界潮流中吸收西方文明精粹,铸成自强不息的新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没有走向沉沦的支柱。近代先贤们早已大声疾呼过,要改造国民精神,这一历史责任还需要今天青年一代重新担当起来。我们的教学,要从净化精神世界的认识上,将近代史的屈辱与抗争讲深、讲活。 二为引伸。引伸触类,贯通其旨,这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回答几个基本的国情问题,无疑是必要的。这谓之教学的引伸。 比如,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要进一步回答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对此,不能一般化地论及成败,要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上看到人民的选择。民国初年,西方政治制度几乎全部引进中国,但这一发展道路,不久即被堵塞。袁世凯为确立他的独裁统治,一手摧残了共和政治运转的方式,多党政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第三势力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们是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党派。 第三势力的总目标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地道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但是当时的政权比袁世凯政权还要专制、独裁,迫使第三势力分裂了。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证明,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给中国带来了统一、稳定和繁荣。铁的事实说明,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学习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历史,综述当时中国经济和政治以及国际环境的发展状况,回答 50 年代中国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历史教学延伸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及其后的一些权威性党史着述,既为历史教学提出了分析的要求,也为之提供了分析的依据。高中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些问题的解释中,体现出应有的教学高度。 三为比较。比较分析的方法,具有较大的综合性,曾被史学界推崇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一直延续到当今,现实的许多“热门话题”都促成教学的回顾比较,判明异同,分析缘由,认识精义,使教学添增新意。比如新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曾在史学研究中引起过混乱,高中历史教学是不能回避的,应该有比较。 当今的对外开放与旧中国的对外开放有本质的差别。今天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割宰下的对外开放,政治地位不同,经济环境不同,思想状态不同,国际关系不同。 1900 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是中国深深陷入半殖民地境况下帝国主义间利益均沾关系的调整,与维护中国的利权毫无共同之处。只有深入比较,才能认识“独立原则高于开放”的道理,不能用新时代的全新经验来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还要用新中国自身的历史进行比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将其前后近 40 年的历史进行比较,就不难判明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地位。 1958-1978 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道路十分曲折,有过严重的失误,被称为“耽误”了的 20 年。中国正是从过去 20 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社会主义注进新的血液,会合成新的形势,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兴旺发达。改革和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不可逆转,不能背离。 三、理论构架当严谨 理论构架有两层意思:一是以教育、教学理论为依据,按教学大纲要求,确定教学目的,大到全书,小到各章节,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教学目的、学生实际,切实把握应该要重点展开的内容。二是根据教学目的、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正确的史学理论为指导,构架讲课体系。史学理论,在这里说的是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渗透在历史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后一层意思,略作说明。 怎样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运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给我们作出了表率。 30 多年前,范文澜先生在新版中国通史绪言中针对旧版本存在的缺点,作自我批评时提出的三点意见,很有启发。第一,要克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即“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第二,不能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即“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历史地观察社会现象,不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第三,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上,对复杂而繁重的历史,丝毫没有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替代。他说:“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却采用了一个便宜方法来代替它,那就是现象罗列法,把互相有机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排列成许多各种孤立的现象……结果是头绪紊乱,不相贯通,名为历史,实际上是一本史料汇编。” [4] 范老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对划清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界限所作的分析,是克服历史教学中生搬硬套、理论不足的良药。 范着《中国通史》是历史教学的指导书之一,书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准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夹叙夹议,读起来令人叹服。领悟范着要旨,还要进一步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对指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意义特别大。《剑桥中国史》在我国学者与读者中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对《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卷本所作的评论中,有一个趋向性的意见,认为“剑桥史”标榜的历史主义,同我们所提倡的历史主义,不能归为一个范畴。评论指出:“只有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不能达到真理。当该书作者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时,他们最后不能不同历史循环论搞在一起,从而也就无法说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 [5] 这一评论一言得义,很有说服力。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作支撑的历史主义,不成其为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 实事求是,多层面地分析历史的理论原则,是构架讲课体系的思维精髓,不能将这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与一般推演方法相混同。它的绝对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对历史原因的审视、历史背景的揭示、历史渊源的追朔、历史影响的阐释,考究前因后果,概无简便方法可资操作。凡属有理有据的历史说明,都是生动的、多样化的。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科学不是检验控制论概念的一个好基地……不管我们愿意如否,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去进行研究” [6] 。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具备信息量大、思维量大、理论性强的特点,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课题。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内容丰富而复杂,贴近现实生活,素来是历史研究的活跃领域,给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资料,也出了许多难题。在高中教好这门课程,非有较强的理论功力不可,否则教学会苍白无力,断无精彩的历史评论,谈不上教学的科学性。 我们的教学怎样把知识导向深邃,给学生观察社会、展望未来、定位人生以良好的启发,需要我们站在当代的高度讲好历史。目光投向当代,不是将历史现代化,唯有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现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实践；思考 论文摘要：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主要依据建构主义理论，新课标要求，高中生心理特征、认知水平，高中历史学科特点等建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创新能有效实现新课程凸显人格教育和学生自主学习的宗旨；有效地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现对此课题做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谈一些做法和思考。 随着福建省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以来，新课程改革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给老师带来了挑战。那么，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师应如何应对，怎样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近两年来，笔者结合学校的教学实际，在进行新课程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理性思考研究，转变教学方式，创建了新的教学模式。 一、“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主要形式及有利条件 笔者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课题研究的主要形式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是以自主探究为主的教学。具体说来，它是指教学过程是以新课程高中历史教材为基础探究内容，以学生的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学生参照和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以个人独立自主学习或小组合作讨论的形式，通过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历史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 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有许多有利条件。从建构主义理论原则、新课标来看，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过程中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教师是学生自主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自主探究式教学就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加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过程的过程，符合建构主义理论，也符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对学生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注重探究式学习，勇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乐于同他人合作，共同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习运用历史的理解力。”从高中生的心理和意志品质来看，高中生在学习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自觉积极的学习态度，能自我支配、自我调节和控制，发挥自身的潜力，主动地去认识、学习。从学校的现代化教育设施、高中生的历史知识水平、学科特点来看，学校教育设施完备，如较多的历史音像资料可提供给学生欣赏；高中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历史知识，有较强的查阅、搜索历史资料的能力。历史知识是综合的、多样性的、多姿多彩的，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探究天地和思维空间。 二、“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实践 考虑学校教学的实际条件、教师的研究能力及学生的认知水平，笔者对“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进行实践，立足于课堂内，扩展于课堂外。 立足于课堂内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采取“自主学习”、“辩论式”、“问题讨论式”等方式。这里主要介绍“自主学习”方式，其流程是：鼓励预习、深入探讨、点拨感悟、自主建构学习。鼓励学生经过课前的预习、初步感知将要学习的内容，记录难点、疑点，这样在听课时，就会格外注意，从而避免在听课或讨论时舍本逐末。同时，在学生的感知自主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深入探讨是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核心环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预习问题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的同伴合作，组织小组讨论。让学生合作学习，集思广益。如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罗斯福新政的“新”在何处?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有何影响?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在讨论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纠错改误。讨论时，教师要加以引导点拨，在反馈探究结果时，如果学生的观点或结论是正确的，教师除了充分肯定外，更重要的是要论证他们的观点为什么说是正确的，要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给予肯定；如果不完整或是错误的，除了指出其不足和错误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从问题答案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校正。教师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点拨，还要引导学生重新尝试，使学生从自己的不断尝试中得出经验教训。以《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为例，有学生提问：罗斯福新政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对这一质疑，笔者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启发、引导学生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美国的国情(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及民主传统)，以及借鉴苏联计划经济成功的经验等方面进行讨论。经过共同努力，使问题得到圆满解答。让学生自主学习教材，自主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本质与核心。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关心学生对材料的搜集、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引导并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如上《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自主建构经济危机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特点：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影响(局部、整体)等。对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当今现实进行探究，自主建构奥巴马执政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的类似点。在自主探究中，建构教材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认识，让学生掌握方法，学会学习，是自主学习的目标和归宿。课堂教学过程中其流程多次循环使用，真正达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能力的目的。 扩展到课堂外的自主探究式教学，是从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观念出发，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和得出结论的教学过程。课堂外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自主参与类似科学研究的学习活动，通过亲身体验，获得所学知识技能的实际运用，并在思想意识、情感意志、精神境界等方面得到锻炼。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研究性学习课题是课堂外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基本形式。还可以开展社会调查、撰写历史小论文、开展历史知识竞赛和表演历史剧，等等。 三、“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成效 在两年多的课题实践中，笔者在不同阶段，采用观察、检测、问卷等方法，从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问题意识，合作意识、期末测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反馈。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指导学生，学生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积极性高，课前能够进行预习的学生达90％以上。有65％以上的学生能够在预习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能大胆提问并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学生能主动与其他同学交流，提出自己的见解，分工明确，讨论深入，合作学习的时机把握得比较好，学生学期考成绩比以前明显进步。这说明，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过程，提高了历史成绩。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极大地开阔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全面提高，掌握科学学习方法，为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教学模式创新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科研能力。在教学中，教师无论是对教材的处理，还是对教学方法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有的或许并不完美，通过自主探究模式教学正好能弥补一些缺憾，学生的需求、灵感、智慧可以启迪教师的智慧，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获得师生的双赢，达到教学相长。 四、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创新”的思考 教师应认同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策略，成为规范程序化的教学行为。自主探究式教学模式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课堂教学的师生双方会和谐共赢。 教无定法，学无定式，学生学习要遵循教学规律，要符合自己的实际学习模式。培养学生能力固然重要，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培养学生探究创新性思维?怎样将课堂教学与课内外探究二者有机结合，使其相得益彰，值得教师们深入思索。 教师要加强自身的素养，要不断地再学习，教学模式创新对教师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 总之，新课程下教学模式创新，既是一个教育思想问题，又是一个教学模式问题。要让新模式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须不断努力探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的层次性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 可行的教学目标 层次性 论文摘要：作为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笔者深切地感受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弊病：各段教学缺乏明显的层次性。笔者认为，要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 如何根据各段学生的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减少教学的无效性?笔者想就此结合自身的思考和实践谈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立足教材，授之以渔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升学压力的影响，初中社会学科长期以来都是被视作副科，导致高一学生历史知识普遍欠缺，更甭说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方法了，教师如果忽视学生的这种认知水平，过分看重讲课的完整性、透彻性，虽然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学生常常会启而不发，这必然影响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所以对于高一教师来说，“传道授业”固然重要，但“授之以渔”、“燃之以火”更为重要。教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要贯穿学法指导，告诉学生学习历史的一些基本方法，如何阅读教材，如何记忆，如何分析、比较，如何评价等等；同时既要重视自己教的感觉，也要关心学生学的感觉，多想想我这样教学生会不会喜欢，能不能接受。新教材已经从“便教”向“利学”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作为教材的传授者，是不是同样应该想想“科学”的问题?更何况高一学生面对的是会考，会考是水平考试，根本没有必要对教材作过多的展开分析。以洋务运动为例，高一学生只要能了解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内容、结果及其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可以了，至于其它更深入的问题，不妨留给高三的教师和学生。高一教师应该在如何传授这些知识的方法途径上多动些脑子，努力使学生学得扎实而又轻松些。记得有位幼儿教师曾经说过，对于幼儿来讲。培养他学习汉字的兴趣远比让他认字来得重要。幼儿识字毕竟有限，但如果有了识字的兴趣，以后他必定能学到更多的字。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只要有了学习的兴趣，高一学生即使积累的历史知识不多，慢慢地自然会因为想知道得更多而掌握得更多。 二、挖掘教材，开拓思维 高二学的是世界近现代史，教材内容远比中国近现代史难懂，而且作为文科班的学生，大部分对学好历史已经有一种理性的需要，这就决定了高二教学必然有别于高一。教师要首先致力于教材的挖掘，把知识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清讲透，把教材章节之间、子目之间的隐性联系揭示出来。以上册第二章为例，教材着重介绍了17-18世纪的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正处在手工工场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国家的改革，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对外关系领域出现了殖民扩张和争夺的第一次高潮，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期的东方世界，无论中国、日本、朝鲜还是印度，封建统治日益强化，并且日益闭关自守，东方世界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在理解教材知识的基础上，教师要逐渐培养学生基本的历史思维的方法和能力，每次提出一个问题，教师都要告诉学生可以从哪些角度、使用哪些方法来解决问题，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试着让学生用同样的思路、方法去解决。以工业革命的影响分析为例，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影响、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对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以及对亚非拉国家的影响等角度来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工业革命是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等到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从同样的角度去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三、重塑教材，搭建结构 历史教学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宽度、高度、层次”这几个方面。所谓“宽度”，主要是指复习的广度。高三复习要避免囿于教材，就事论事，注重学科内、学科间知识以及学科知识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比较，多角度全方位理解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对“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的认识，要把散见于各本教材各个章节的知识串起来，综合认识这场战争对美国、对日本、对中国、对朝鲜、对台湾、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培养了学生辩证客观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熏陶了学生的全局观是非观。所谓“高度”，主要是指复习的高度。高三复习如何体现高度?一是教学中要注意理论渗透，如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二是注意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大背景下来考察，如对中国闭关自守政策失败必然性的认识，对洋务运动客观进步性和本质落后性的认识等。三是注重概括阶段特征，构建知识体系，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现象，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同时逐步形成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的习惯。所谓“活”，主要是指复习的活度，激励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如对“洋务运动”一节的复习，可以让学生思考解决这些问题：1、洋务派创办的军事、民用工业有何特点?2、结合地理知识分析洋务企业分布的特点及其原因。3、比较洋务派与抵抗派、早期维新派的主张。4、日本为什么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抓住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却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最终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5、洋务运动对以后的维新运动、“新政”有何影响? 总之，任何一个年段的教学都必须遵循“以学定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来决定教学目标，安排各段教学内容的深浅。只有这样，我们的各段教学才能做到既有针对性，又有层次性，最终实现层层推进，逐步提高。当然，实现这样的目标既需要教学第一线老师的努力，也需要广大命题工作者和学校领导达成共识，如果试题、评价没有年段层次性，又怎能保证教学的层次性呢?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改下美育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高中历史 美育教育 教学 论文摘要：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 美育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感情方面全面健康的发展。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应把握新课程改革的契机，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美育意识。下面就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美育教育。 一、充分利用新教材图片等培养学生对美的追求 新教材在形式上都有重大的突破。人教版《中国古代史》教材就是图文并茂，资料丰富。大量的易于感知的图片素材，比如：珍贵的文物古迹、杰出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精美的艺术作品等，烘托出了浓厚的历史审美氛围，拉近了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增强了历史的直观性，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使学生在审美想象中受到美的熏陶，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因此在教学中，我及时恰当的指导学生赏析图片，增强学生对历史的直观性认识和审美情趣。《中国古代史》有许多彩图，如何利用这些图片在历史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对美的价值的追求呢？我以《裴文中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图片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非常珍贵，它对于研究我国远古人类的起源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就是这个头盖骨化石的历程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于是，我先让学生观察图片的形式美，学生很快就得出结论：这幅图片简单，没有什么美的地方。于是我给学生简单介绍了化石对我国历史的重要意义，以及许多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为保全化石做出的努力。这就让学生走出了单纯从图片上追求图片直观的形式美的低层次美的追求上升到通过挖掘事物背后的价值重新认识事物的内在美的高度。从而学生就可以体会到美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也对形式美和内在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也认识到要认识事物的美要由表及里的道理。其实历史的特性决定了历史的许多事物都有这样的特点：时间久远，历史的形式美已经不很明显了，重要的是认识历史事 物的内在美。 二、抓住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史学的教育功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提升学生个体自身对美的内涵的追求 1、利用历史的人文教育功能 一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因素和人文因素，从中领悟人类文明的创造力及其蕴涵的价值取向，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在吸取历史知识的同时进行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比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畏的品质，在给学生历史强烈震撼的同时，必然对学生的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美丑的对立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与侵略者对比，引导学生把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历史对比，从而加深学生对美丑的认识，使其形成对美丑的自觉的价值选择，使审美效应大大提升。 2、利用历史的公民教育功能 历史的公民意识首先是对自己所属民族国家的认同，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同时，公民意识还应包含着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要坚决摒弃狭隘的公民意识，只注重本国的优秀文化，甚至对本国文化中的落后方面采取包庇的态度，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意识。中国在清朝末期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教师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在对比中正确认识两种文明的冲突，培养学生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的前提。这样有利于学生放眼世界，追求美的更高层次。 三、教师的言传身教传递美的价值 教师自身的品质、言谈举止、修养等多方面给学生美的教育、美的影响。“拿出精气神，讲出真善美”。教师的课堂组织教学也是一种艺术，是教师对美的追求。课堂组织教学是为了更好形成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索知识的氛围。比如，讨论课上有些同学在别的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对同学的答案满不在乎。如何克服在讨论课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呢？难道直接批评他们不遵守课堂纪律吗？这种方法很难让学生信服。这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提到一些大家熟悉的历史名人的行为，用这些名人的行为美来感化他们。 历史课的美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相信，随着社会和教育越来越多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历史学科的美育会越来越多的在学校教育中实践。历史学科也必然走出过去只强调双基和能力，只重视政治史的旧的教学模式，加强与艺术学科的联系，把历史学科的内在丰富的美育资源转化成学生对美的追求。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微观设计 摘要：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占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微观设计进行了探讨，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完善学生的人格。 关键词：人文教育；历史教学；微观设计 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赵亚夫早在1997年就在《中学历史教育学》中呼吁高中历史的人文教育。1999年，李萃英，赵风平主编了《面向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研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文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2002年的历史教学大纲和2003年实验本历史教学大纲都明确要求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但是，在高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历史教师进行人文教育，却有着很多困惑。一方面，教材中很少体现人文性，从正文叙述到材料补充，再到练习的设置，极少提到有关人文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人文教育的内容没有统一，大多数教师只是把原来的思想教育内容搬移过来，即使是在教学参考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一目，也大多是笼统的，而目前在人格教育中急需的一些人文素养却很少，甚至没有体现。这里，笔者只是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教师，对人文教育在课堂上的具体操作，与各位同行做一点探讨。 提到人文教育，大多数教师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人文教育？它有哪些内容？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概念、基本内容，才能在现有的教材中深度挖掘，在材料组织时加以体现，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人文教育即“成人”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的提升、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教育。基于文辅相教授的定义，笔者认为，高中阶段的人文教育应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使学生拥有社会所需的、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人文素质。基于目前我国中学生的状况，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特别加强以下几项人文素养的教育：基本的道德标准；自我价值判断；人性关怀；理性思维；批判精神。下面，笔者逐一进行课堂设计分析： 首先是基本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但是，依然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所普遍认同的，比如诚实守信、爱国敬业、团结奋进、自尊自强、明礼善良等等，关于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教育家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我们高中德育教育的现状却是政教处开会，班主任传达，而内容往往是树立高、大、全的典型，道德教育没有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课堂上教师只为分数而战，忽视道德教育，所以笔者认为，道德教育应该进入课堂，而历史课，承载着人类的优秀传统，是道德教育的天然阵地。正反面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烽火戏诸侯的幽王，立木为信的商鞅，精忠报国的岳飞等等。每当教师讲这些人物故事时，都可以问一问学生“为什么”，经过学生思考讨论，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失信的幽王和立信的商鞅是他们人生失败或成功的重要原因，从而激发学生对道德力量的认识，教师再适时总结扩展，配以现代社会的成功案例，就会使学生认识到道德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成功之母。但是，我们教师需要注意，在历史上，往往有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冲突的时候，这时就需要教师讲清楚。比如，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在历史评价上，我们说人类由此进入文明时代，生产力大为提高，是社会的进步，但在道德评价上，无疑奴隶社会的剥削压迫是一种道德的沦丧，所以，有的学生不理解，这就需要我们教师来引导、解释。比如在高二《世界近现代史》上册，第三章第五节，有一段马克思所著《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引文：“不管英国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印度社会变革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里，教师就可以利用这段引文，启发学生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形成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认识。 第二项是自我价值判断，其中就包含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统一，自我激励等内容。价值观教育是新课改的重要内容，每节课都有价值观教学目标，但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在进行价值观教育中，我们的落脚点应放在自我价值的评判上，通过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认识来实现。比如司马迁这一人物就是最好的素材之一。教师可适当引用《报任安书》作补充材料，以揭示司马迁的伟大人生，正是建立在正确地处理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矛盾，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跃升。反面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宋徽宗，他本是个皇帝，却玩物丧志，只知道养花种草、写字画画，而不顾国事，是古代昏君的代表之一，留下千古骂名，就是没能处理好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问题，没能完成历史、社会赋予自己的任务，而是仅仅完成了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最后的悲惨结局更能说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正反例子的评判，引领学生进行自我价值评判。 第三项内容是人性关怀。人性教育的长期缺失，致使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些令人愤怒的、缺乏人性的事件，再加上近年来的网游，大多以砍杀为主，更助长了这一事态的发展。而在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体现人性关怀的内容却非常少，而且即使有，也是简单枯燥，学生根本无法体会。反之，将人训练成“机器人”的例子却随处可见。进行人性关怀的教育，还得由我们历史教师自己独立完成。比如，对于宗教的评价，课本上多以批判为主，而忽略了宗教当中的平等和人性关怀。再比如战乱中的老百姓，统治者暴政下的人们群众，虽然课本里有提及，但是叙述不完整，或仅限于说教而缺乏震撼力，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也就很难达到人性关怀的教育效果。笔者建议，在进行这部分内容讲解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将事件具体化、人物化，这样就会非常有震撼力，也会引起学生的共鸣。比如再讲隋炀帝暴政时，就可以利用材料创设这样的情景：山东一户人家有四口人，父亲被征调去造船，为攻打朝鲜做准备，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干活，父亲的腰以下都生了蛆，不久就病死了。母亲和女儿被征调前去运送物资，为了完成隋炀帝的命令，夜以继日地奔波，推拉扛拽，结果两人都死于途中，儿子则在征战朝鲜时战死，这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此时，底下的学生已是唏嘘不已。对统治者的暴政有了直观认识，同时激发了他们的人性关怀。诸如此类的还有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印第安人，奴隶社会的人牲殉葬，工业化初期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等等。 历史上，闪现人性光辉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孔子有次外出回家，其家人告诉孔子，家中马房曾失火。孔子问家人：“有人受伤么？”这让学生看到了一位充满人性关怀的慈祥老人。再如孟子讲孝道，孟子在评价曾子和他的儿子曾元的“孝道”时说：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每餐必有酒肉；吃完饭还要问父亲，剩下的给谁；曾元奉养曾子，也每餐必有酒肉；但吃完饭就不再问什么了。孟子指出，曾元只是满足父亲的物质需求；曾子对于父亲，除了满足物质需要，还给以精神上的愉悦，所以曾子的孝才是真正的孝。可见孔、孟所说“孝道”的实质在于注重“人性”的内涵。还有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更应该强调人性的觉醒。人性关怀的核心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这也是人文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第四项内容是理性思维。年轻人更容易冲动，在全社会都缺乏理性思维的大环境下，他们更易采取极端手段，这类报道时常出现，我国已成为世界自杀之最，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可见人格缺陷所造成的心理疾患已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作为高中教师，我们都有责任、义务去教育学生理性思考问题，从而完善他们的人格。 比如有一次讲《王安石变法》，在讲完失败原因后，笔者提问，假如你是王安石，你想怎样做，才能使变法成功？立即就有几个学生大喊：“把顽固派都杀掉！”笔者说：“嗯，你们很有正义感，但是却采取了非正义的手段”。于是，课堂上开始讨论目的与手段，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不仅要有正确的目的，还要有正确的手段，从而教育学生要理性地看待问题与挫折。在追求个人成功时，正确分析自己的目标以及所采取的手段。这个例子说明，现在的青少年大多有不理智的思维习惯，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课堂上更多地提出理性思维问题，以使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可供我们教师挖掘利用。 人文教育的微观设计应注重学生的发展，以完善他们的人格为目的。教师要对教材深度挖掘，尽可能组织有关的材料，在具体的教法上，以启发讨论为主，最忌讳说教，教师给出材料，提出问题，设置思想的矛盾与冲突，交由学生讨论，从而使学生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实现自我教育。 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浅谈我的 渐进式 高中历史教学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创新了自己的渐进式(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就我的教学方法做一介绍。 19世纪末以来，经验主义、建构主义学习哲学在西方得到很大发展,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和施瓦布等人把经验主义、建构主义思想应用于课堂教学与学生学习，开创了在经验中学习、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等全新的学习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关于探究教学的理论体系,带来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教学革命。“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在借鉴和吸收上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杜威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美国著名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以此作为逻辑起点,他把基于“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提出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知的“问题教学法”，提倡学生在经验中学习，在做中学习。杜威强调,教育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教育就是经验的生成和经验的改造,学生从经验中产生问题,而问题又可以激发他们运用探索的知识产生新的概念。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提倡创设特定的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学习,这种学习把借以“行动”的学习与不确定情境中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激发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现问题，自主地解决问题。问题情境是学生探究学习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谓没有问题情境,就没有学生的探究学习。瑞士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从学习的发生过程着眼，将学习描述为主体总结个人经验而不断重构个人心智结构的过程。皮亚杰强调主体自身在学习中的作用，但并不否认社会性交互作用的重要性,主张学习者应与他们的环境相互作用。让主体在与外界实实在在的接触中发现自身跟他们建构的“知识世界”不一致的地方,通过话语或看法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解构和重建。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主张利用现实的教学情境和社会生活情境,创设典型的学习环境,不断激发学生主体的自我构建意识,让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带到这个环境中,通过激烈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发现自身知识结构、经验体系跟他人不一致的地方,借助话语和看法的交换来实现心智结构的改构和重建。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发现学习作为一种建构性学习活动,它是通过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发现学习的进行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背景,发现学习的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知识起到调整、改造的作用。在发现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问题情境面前激活了相关的知识经验,把这些知识映射到问题情境中,生成对问题情境及其内部关系的理解,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变量关系的假设,形成对活动结果的预期。这些想法和假设又会在之后的实际结果中得到检验。如果实际结果支持了自己的理解,原有的假设以及作为原有假设基础的思路和相关知识就可以保留下来,充实、丰富现有的知识结构;如果实际结果否定了自己的假设,学习者就需要重新审视假设的思路及其相关理解,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新、旧知识经验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是发现学习的核心。因此“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亲身去探索历史现象的奥秘,从而认识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着眼于学生的思维过程,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仅是熟知某些历史知识,而是更要真正了解知识的产生过程。这种探究性的学习不是把学生当成被动的接收器,把现成的认识成果放在学生面前,而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与知识获得过程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如何得出历史结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本身。它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在搜集、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运用史料的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的史实、概念,同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过程,只有这种学习才符合现代教学论的要求。 教学模式在国内教育理论界还未做出统一的定义。例如,李秉德先生在他主编的《教学论》中说：“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说法虽然不一样，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1)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2)是关于教学活动的;(3)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长期以来,历史这门思辨性很强的学科多被看成是单纯的复述性的学科,强调记忆性成为历史教学的一大特点,教学中少有探究性、分析性的思维过程。教师较多的是将现成的结论交给学生,而不要求知道是如何分析得出这一结论的。历史教育要真正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使学生成为有情操、会思考的人,就必须有效地改变以往历史教学中重记忆、轻理解,重灌输、轻思维的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形成并倡导探究性学习。 由此可见，高中历史“引导——探究——感悟”教学模式，就是指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探究，在教师的“导”与学生的“探”的有机结合中，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对历史有所感悟、思想有所升华，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中高中数学教学论文 一、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重要性 1．提升高中生辩证思维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传授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需要教师注重的是使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其数学能力得到发展．例如，在概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将产生概念的背景介绍给学生，努力营造一个需要形成概念的情境，学生就可以自己将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完整地概括出来，并通过恰当的词语来进行表述． 2．对学生的人格成长有所启发 在数学史中，任何一项伟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例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利用刘徽割圆术，将圆周率精确计算到第七位有效数字．数学家这种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能够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大有启发，能够引导学生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对待挫折坚忍不拔，对待困难迎难而上，不畏挫折，不惧失败． 3．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 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革完善中，对人才的培养也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目前而言，“应试教育”已经明显存在缺陷．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明显是被需要的，这时学会如何学习显得尤为重要．“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也许说思维是不可碰触的、无形的，但是一旦形成就是一种能力，它不会戛然而止，它是一种会伴随我们一生的素质． 二、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1．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讲述数学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巨大作用、数学家探求真理坚持不懈的精神、思想方法的应用、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等内容，从而使得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大厦建造伟大而精彩的历程．例如，在讲解完“合数”与“素数”的知识之后，教师可以对“哥德巴赫猜想”进行介绍．除此之外，教师应合理地划分课堂教学时间，适当地减少考试以及机械的解题练习，而腾出一定的时间用于讲解数学史．例如，在讲解“圆柱体积计算公式”的时候，教师可以先介绍曹冲称象的典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2．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 数学美是一种抽象的美，能够体现数学文化，使人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数学的美是含蓄的、内在的、理性的，并且无处不在．在很多美好的事物背后都会隐藏着一些数学的奥秘．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数学公式、数学逻辑、数学符号、数学图形等的简洁美、统一美、奇艺美、对称美来陶冶学生情操，发挥数学的美育功能．例如，和谐统一美可以在相似三角形中体现出来．相似三角形，不论其大小，都被看作同一类几何图形．简洁美则在命题表述与论证、数学符号、数学逻辑体系中均有所体现．发挥数学的美学价值不仅仅是将其展现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使得学生能够发现数学美、欣赏数学、热爱数学．高中数学教师也应提升自身美学修养，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美陶冶情操，从而达到数学的文化教育的目的． 3．在问题情景中渗透数学文化 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枯燥而又复杂难懂的公式弄得苦不堪言．若是能在教学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介绍数学公式产生的背景，或从现实的角度阐述数学知识的现实经济意义，或是用图形等数学知识进行推导，这样可以化抽象为形象，使知识点变得通俗易懂，做到事半功倍．好比圆周率π，一个出现于公元前950年的数字，自有记载而来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我们现在知道的π的值已经是非常精确的估计值，但它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珠算到计算机，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求其估计值而努力，即使如此，数学家探索的步伐还在继续． 4．在课外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学习的环境是广阔的，它不该局限于课堂．数学的学习方式也是灵活的，它不该局限于做题．老师们可以通过组织竞赛、演讲等形式调动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们亦可在查阅、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丰富课余生活，同时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5．在研究下学习中渗透数学文化 现在社会越来越主张和提倡独立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地质疑和探究．研究性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它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它的开放性、创造性等独有的特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他们常借此方式来渗透数学文化．经过对研究性学习的研究，教会学生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所思所想化为实际行动．这是一次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自我增值的过程． 三、总结 随着素质教育的展开，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对高中阶段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意义进行了详细探讨．从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联系生活实际，展现数学文化的应用价值;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几个方面提出了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的几点有效策略。 作者：李长松 单位：江苏省邳州市官湖高级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论文 一、提升小学数学教师的文化素养 想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很好地渗透数学文化，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学数学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首先，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以端正的态度对待数学文化，对教材进行深入钻研，要认识到小学数学教学应该紧贴实际生活，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其次，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不断充实自身的数学文化知识储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阅读中外数学名著，为将数学文化渗入小学数学教材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方面要从数学思想方法、数学应用价值、数学教学目的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够保证在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中保持其中心思想不变。最后，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自我提升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自身教案研究设计的能力。如湖北某小学数学教师为了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兴趣，利用在小学数学教浦祝志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措施研究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为中心主线，平时利用课余时间阅览了多部数学名著，比如《数学的发现》《爱丽丝漫游数学奇境》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提升了自我的数学文化认识。 二、充分将数学文化和小学数学教材有机结合 在小学数学课本中，为了能够让小学生提高对数学的兴趣，其中往往会增设部分与数学有关的趣闻等内容。小学数学教师利用一个奇妙的故事首先吸引学生的好奇心，再一步步引导学生进入数学世界，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知识。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数学兴趣，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蕴含着许多的数学历史，以数学历史为主线可以让学生零散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在整个数学教学过程中，归纳、类比等都是较为常见的数学方法。教师在进行课前备课时，要充分理解教材编纂的用意，要运用最恰当的数学方法培养小学生良好的数学文化素养。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认识万以内的数》中就增设了算盘的相关内容，介绍了算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在2600多年以前我国人民就利用算盘进行记数和计算，并且陆续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家，这不仅加深了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识，还潜在地提升了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如，教师在讲《数一数》过程中，可以利用图片来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拿出一张动物园的图片，让学生进行归纳，图片中有多少种小动物，都有哪些种类的小动物，让小学生发言，在发言的过程中对回答得又快又准确的小朋友进行及时的表扬。在结束课堂教学进行总结时，教师告诉学生在进行数数时，可以从左往右数，也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数，这样在数数的过程中就不会有遗漏了。整个课堂小学生不仅认识了各种小动物，还初步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学习数学的意识。 三、利用丰富的教学活动展现数学文化 对于小学生来说，增设丰富的教学活动能够较好地调动他们的课堂积极性，提高他们对数学的兴趣。教师通过了解小学生的兴趣爱好，发现小学生的兴趣导向，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从而顺利进行数学教学。各种数学小游戏、数学趣闻故事、智力游戏和竞赛都是小学生感兴趣的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开设都要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必须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能够让学生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学习到数学知识，完成教学任务。如在苏教版第三单元《分一分》中，教师可以准备一些七巧板等，通过比赛的形式看哪位小朋友能够最快、最好地将不同形状的七巧板进行分类，通过分类的小游戏让学生认识到如何有规律地进行分类。又如小学数学教师播放《拍手儿歌》让学生认识前、后、左、右，然后提问“你前后左右的同学都是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还培养了小学生合作意识。 四、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 在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不仅能够较好地反馈学生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够进一步升华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在考试内容设计的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对数学知识点的考查，更多的是促进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提升，帮助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在设计考试内容时，教师应该充分考虑将数学文化融入其中。比如在试卷中设计这样一道题：“小明帮助妈妈去买菜，白菜每斤2元4角，妈妈要求小明买两斤，小明应该付多少钱？”这种贴近生活的考试题目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学生的生活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师进行自我提升，才能够较好地开展教学。在每堂课中充分融入数学文化，不仅提高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作者：浦祝志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中的运用 1引入数学史，感受独特的数学史文化 1.1利用数学史引入我国的考据文化 数学讲究的是逻辑严谨合理，这与我国历史上清朝的乾嘉学派比较相似。乾嘉学派对我国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考据。考据讲究的也是严谨、合理，用证据说话，而不是哪个权威说了算，在这一点上，考据学派的思想与数学思想有相通之处。当然，数学的要求更高。 1.2利用数学史把爱国主义引入课堂 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不间断地文化，其中当然包括数学文化。在我国古代，我们有许多数学方面的成果是领先于世界的。用这些数学文化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我们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孙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机》等10部算书，被称为“算经十书”。其中阐明“盖天说”的《周髀算经》，被人们认为是流传下来的中国最古老的既谈天体又谈数学的天文历算著作。当然，我们还要告诉学生，我国的数学成就，在整体上是落后于同时代其他文明古国的。 2引入著名的数学家，感受名人的情感与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 高中数学中许多定理、公式的发现者都是著名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天赋之外，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师把他们的成果及事迹引入课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如，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讲一讲高斯的故事：高斯是德国人，世界著名的四大数学家之一，3岁能指出父亲帐本中的错误，10岁独立地发现了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19岁名满欧洲。他在纯数学与数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他证明了可以用尺规做出正十七边形。但他一生也历尽坎坷，出身贫穷，在做数学研究时，不得不织布以谋生，后来妻子逝世，国家被法国占领，面对种种不幸，他一直坚持数学研究，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家。从高斯的故事中让学生们知道：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学生们在惊叹高斯的天赋同时，也明白了做学问的道理，有助于学生良好性格、高尚品质的养成。其他如阿基米德的故事等都可以引入课堂。 3利用著名的数学问题或猜想引入数学文化，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数学中，有许多成果，也有许多被证明和未被证明的猜想，我们教师可以用这些猜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这样，学生不只是满足于学习教材中的知识，还有可能去探索未知领域，当年的陈景润就是这样成功的。陈景润在福州读书时，陈元给他们上数学课，陈元给学生们讲了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的故事，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陈景润，他立志一定要解决这一猜想。此后，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历尽千辛万苦，学习了六国的语言，在六平方米的小屋中日夜钻研，虽九死其犹未悔，终于提出了“陈式定理”。我们作为高中数学教师，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知识告诉学生们，也许在我们的学生中间，就有陈景润式的人物。（本文来自于《学术论坛》杂志。《学术论坛》杂志简介详见） 4引入文学知识来学习数学知识，增加知识的底蕴，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数学属于理科，是自然科学，语文属于文科，是社会科学，两者若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其实不然，若用好了，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我们在讲数的极限时，可以引用庄子的名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学生们很容易理解，用这样的例子来讲，要比举数字明白的多。其实在我们的古代数学书中，有许多这样的问题，都是用文言文写的。用这些问题来考查学生，既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知识，也考查了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让问题显得有文化内涵，有美感，学生们是愿意进行这种训练的。 作者：袁素华 单位：河北省武邑县第二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经济数学与数学文化的融合 1经济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意义 1.1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需要 在经济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教师在讲，学生在听，并且是满堂的数学定义、定理及证明，在学生的意识中，数学课就是讲授某个数学概念，某数学知识有关的定理，证明过程，然后就是举例求解，至于数学的应用、数学的思想等都未提及，这样的程序似乎已经成为数学课的模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这样的教学程序已经感到枯燥无味，甚至是厌倦。所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数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寻求创新型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其学习主动性，而在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是一个有效的兴趣点。 1.2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品质的需要 数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思维训练能力，在理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很多学生认为，学习高等数学，除了应付考试，比如考研，此外并无多少实际用处。虽然数学公式以及定理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很少涉及到，但事实上，受益于终身的这种无形的数学思维和数学素养，会让他们更加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数学思维，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1.3经济类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是当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迫切需要。于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便成为了高等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在经济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适当地融入数学文化，让学生了解数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感受数学史中数学发展的魅力，领悟数学的思想，来激发他们对于数学的好奇心，提高他们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达到高校培养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从而能够促进学院自身的发展。 2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实践 2.1融入数学文化的备课阶段 在授课准备阶段，参考有关数学史及数学思想方法的教材，充分挖掘所讲授内容的文化内涵，潜心研究本授课内容所适合融入的数学文化，以及合理安排融入数学文化的时机。 2.2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过程 对于数学概念及数学定理，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很难产生兴趣，而如果在讲授这些数学的概念及定理时能够增添些新的元素，来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1数学史的引入 根据所授内容，适时地引入有关的数学史，介绍数学家的故事轶闻等史料。数学家获得发现的思想记录，使学生理解数学发展的渊源，了解这些概念定理背后的数学家们探索成果的那份执着。比如在讲授函数的微分时，学生应掌握函数微分的形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微分符号，可以适当地介绍微分符号的不同的使用形式。对于微分符号的使用历史上有两派，一派是牛顿及英国的一些数学家，他们所使用的微分符号是x，y，另一派是莱布尼兹及德国数学家，使用的是dx，dy，两派针对微分符号的使用问题各不相让，因为考虑到dx，dy表示更高阶的导数和微分时比较适合，后来数学界使用了dx，dy，即是我们今天所给出的微分符号。在讲授微分中值定理时，可以引入罗尔、拉格朗日、柯西三大数学家的简介及定理产生的背景，比如罗尔定理产生的有趣之处是：该定理是罗尔无意中发现的一个结论，没有经过证明，这个结论却出现在微积分教材上，而罗尔却是微积分的强烈攻击者。由此使得学生对定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加深了对定理的记忆及理解。 2.2.2数学与现代生活结合，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在日常生活和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另一新途径。在教学中，应向学生呈现出数学与现代生活零距离感，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娄亚敏编著的《数学与现代生活》一书中，从娱乐、文化、日常生活、理财、政治、数学与混沌世界六大方面阐述了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这种应用价值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使学生学以致用。 2.2.3第二课堂的开设 为了给学生营造一个充满数学文化的氛围，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比如举办数学文化讲座，或是开设数学文化课，也可以是数学文化课程的在线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可以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化成轻松自然的主动学习行为，也很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工作、生活之间的矛盾。数学文化课中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数学思想、数学史典故等，都能给学生呈现出数学的魅力，在教学中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对于学生来讲，在扩大学生的视野的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热爱数学及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从而可以提高其数学素养。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经济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势必存在着一些问题。 3.1课时偏少方面 由于目前经济数学的课时一再压缩，课时偏少，数学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针对数学知识无法展开来讲，所以有时不得不放弃有关数学文化的渗透，以至于出现满堂的数学概念定理，数学的魅力完全被抹杀，学生自然就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数学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就无从谈起。 3.2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教研时间少 数学教师一般承担着全院校的数学课，所以教学任务比较重，再加上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为了评职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论文上，所以很多数学教师纯粹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在教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教学效果如何，教学方法是什么，怎样让学生对自己的数学课产生兴趣等等的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很少，势必导致了劣性循环，学生对数学的学习没有热情。 3.3数学文化融入的时机方面 教师在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时，只是单纯地举几个有关数学史的例子，而没有深入地挖掘其数学文化内涵，对于怎样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融合在一起，都没有进行课前设计，这对学生来讲有时是比较唐突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实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针对课时少的问题，需要数学教师针对学校及学生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的教学进度，比如经济类院校的经济数学课，一些定理证明可以舍弃，适当地渗透数学文化，给学生呈现出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范例等，以此来制定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从而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 针对数学教师的教研时间少的情况，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学校特色来制定政策，比如应用型大学，就应以教研为主，鼓励教师多做教学方面的研究，把科研放在其次，这样数学教师就会把做研究的时间放在教学上，从而会在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上多下工夫，拓展数学的广度，挖掘数学的思想，让学生去领悟数学文化，感受数学的魅力无穷。为了能使数学文化有机地、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这就需要数学教师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数学知识水平及数学文化素养的同时，要明确数学史只是传播数学文化的一个载体，应选取合适的渗透数学文化的材料，在教学过程设计上多做思考，在课后认真反思，总结每节课的不足，充分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文化的美妙。 4结语 在经济数学教学过程中融入数学文化，可以改变定理-证明-例题的传统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他们的数学思维品质，培养其创新能力，同时也是学院自身发展的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适时地融入数学文化，展示数学与现代生活的相互结合，开设第二课堂等，让学生体会数学的文化氛围及数学的应用价值，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数学素养。 作者：王红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 数学文化论文:一元一次的数学文化内涵探索 作者：陈克胜 董杰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 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提出数学课程应反映数学文化，作为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或“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并要求以渗透的方式有机地融入数学课程的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数学文化的教学却不尽《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意愿，并没有形成为教师的教学自觉。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外在原因，如考试不考，数学文化在课堂教学中可有可无;只要将数学知识学好了，数学文化是“软”指标，以后慢慢去体会。还有一些内在原因，如数学文化的教学内在特点制约着数学文化的教学;数学文化的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学文化怎样才能真正地落实到数学课堂教学?这成为当下研究的重要课题。下面我们以《数学通报》2007年第12期登载了崔佳佳老师的《一元一次方程》的文章为例［1］，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并进行改造，旨在探索数学文化的一种教学途径和方法，并由此提出“数学文化”设置的一点思考和建议。 一、“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 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可这样思考:以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为数学文化的显性载体，在其显性载体的背后承载着丰富的隐性内涵，即方程作为人类思想的一次飞跃，是继算术思想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数学思想，折射出人类的智慧;方程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多元文化特征;方程体现了符号化的思想，体现了数学的简洁美;方程所解决的问题是现实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反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态度、价值观和数学观;现实问题大部分又是源于社会，反映了数学的社会需求，反映了社会发展推动数学发展的作用。 二、“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教学的特点 数学文化的隐性内涵决定了数学文化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主体参与性将数学文化隐性内涵进行“显化”不是教师“教”出来的，也不是学生“学”出来的，而是学生主动地“悟”出来的，强调主体参与。主体参与分为主体接受性参与和主体体验性参与。主体接受性参与使学生理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懂得用方程来描述和刻画事物间的等量关系。当然，主体接受性参与不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组织，学生经过观察、归纳，得出一元一次方程的相关数学知识。主体体验性参与指向学生关于一元一次方程背后隐藏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数学思想方法等非智力因素或精神层面或隐喻性的数学文化，这些因素尤其重要，影响到学生的一生，学生并从中获益。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创设学生主体参与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气氛，利用学生主体参与的心理契机，给予学生主体参与的机会和时间，而且要求教师创设贴近学生的基本活动经验，给学生“悟”的情境。 (二)过程性从方程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最早用算术方法来解决人类当时生产、生活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后来发展到采用方程的方法，以至方程成为早期代数学的主要研究问题。由算术方法提升到方程方法是数学思想的一次飞跃，如果学生没有经历体验过程中获得方程的思想，那么学生往往对方程的认知障碍很难突破，这已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印证:教师发现学生解应用题总是喜欢算术方法，使用方程的思想存在一定的障碍，总要教师不断地重复强调，慢慢地才被学生机械地接受。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在学习方程时，没有感受到方程思想的魅力。因此，学生学习一元一次方程时，教师应努力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经历方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方程思想在解决问题中的优越性，并且这种体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个体验过程作为基础，学习一元一次方程概念就显得自然，而且成为学生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和自觉。 (三)差异性柏拉图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同样的风在刮着，然而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觉得冷，另一个人会觉得不冷，或者一个人会觉得稍微有点冷，又有一个人觉得很冷。”意思是风冷不冷不决定于风的客观存在，而决定于人的感觉，决定于主体。就教学而言，教师教得好与不好不完全决定于教师的教，而部分决定于学生的学习情感、意志、习惯、能力等。不同的学生在数学学习参与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或感受，必然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学生主体参与的过程中体验一元一次方程，必然出现不同学生主体对一元一次方程不同的认识。 三、“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教学过程设计 基于上述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及其数学文化教学的特点，我们不妨对崔佳佳老师的《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过程设计作为案例，剖析或改造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文化，反映数学教学实质上数学文化教学。 (一)情境导入，回顾概念 崔佳佳老师通过“猜猜老师的年龄”、“日历中的方程”、“比较算术方法和方程”和“方程小史”四个教学活动来进行。其中，我们不妨对两个教学活动进行改造:“猜猜老师的年龄”改为“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年龄设计一个问题。”“日历中的方程:请学生圈出日历中一个竖列上相邻的三个日期，把它们的告诉老师，教师能马上知道这三天分别是几号。”改为“请同学们看看日历，你能提出一个与方程有关的数学问题吗?”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以学生的生活世界为背景，教师引导、创设教育情境，让学生主动地从生活中挖掘、体会数学，更深刻地感受数学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真正感受数学的社会需求这种数学文化内涵，改变日常教师问答的方式，学生被动地忙于解答，无法、也无暇体会数学的情趣。其二，让学生如何去思考问题的方法，启发学生主动建构，这是一个充满学生智慧的过程，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所带来的快乐。这种以学习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知识为载体，在学生逐渐建立科学的数学观过程中发挥其文化价值的作用。教学建议:学生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方程，对方程有了一个初步认识，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进行编题已有一定的基础。如果学生有困难，教师可以创设情境，采用层层递进的设疑方式进行。教师重在引导、组织，学生作为主体参与者，让学生经历体会、体验方程的建构过程。至于“方程小史”这个教学活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完善、丰富。历史上，早期人类文明古国很早使用了方程思想，都是用文字的方程表达，但没有现代符号形式，如古巴比伦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古希腊数学。12世纪左右，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拉子米专门研究方程而编著了《代数学》，这时的代数学还是专门研究方程领域。到了17世纪，欧洲数学家韦达完成了数学的符号化，经过后来的数学家如笛卡儿不断地对符号进行改进，才有我们今天“方程”符号化系统。而中国在研究方程中也产生了符号化的思想，我们现在所说“元”，其来源于中国数学家研究方程所创用的符号，相当于今天的未知数，据文献记载，有关研究方程的数学家有李冶、朱世杰，其使用的工具是算筹来进行方程的布列和演算。到了明清以后，引入西方的方程之后发现中国早已研究过方程，于是翻译时，很自然地将方程的未知数称为“元”对应起来，也就有了今天的“一元方程”、“二元方程”等。简要介绍李冶的生平情况和故事。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让学生从数学史的角度领略方程思想的发展过程，了解方程原初形式以及现代符号表示区别与联系;其二，从数学史角度让学生理解一元一次方程中“元”字的由来，反映东西方关于方程的多元文化。其三，了解数学家李冶的生平，体会李冶被元世祖所器重的一个原因，反映社会与数学的关系。教学建议:初步介绍方程的发展过程，建立方程发展的整体脉络，了解方程的来龙去脉。如果时间允许，可以介绍中国用算筹布列方程的思想及特点，这部分内容可以视课堂教学具体情况进行弹性设计，可以调整到建立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之后。 (二)联系实际，探究新知 崔佳佳老师引用3个实际问题列出方程:例1有关手机计费方式的比较;例2有关足球黑白皮块个数确定;例3有关光盘面积与半径问题。数学文化剖析:其一，让学生学会如何积累前人的间接经验，以课堂讲解实际问题的方式打开学生认识社会、生活等与数学的关系;其二，学生科学的数学观在潜移默化中要以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构建起来，从而引起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以后遇到实际问题时，学生可能会主动地探究其中的科学道理，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而不会被动地以解出问题的答案为目的;其三，让学生探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途径，从中体会乐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意志品质、探索精神等非智力因素有所提高。教学建议:讨论、交流这些实际问题，列出方程，让学生进行充分的交流，发挥其主体参与性。之后，教师在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如何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如何评价应用题的提问内容或方式的价值，如何提炼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通过一元一次方程知识的学习为学生接受数学文化熏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于归纳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崔老师采用联系前面所举的实际问题的办法，用数学符号列出方程。让学生观察、分析、归纳等方法总结这些方程的共同点，从而归纳出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数学文化剖析:其一，建立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其二，体现符号代数的思想;其三，符号化的简洁美。教学建议: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让学生归纳总结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之外，教师还应向学生适时表明方程符号表示的数学意义，体会符号代数的科学和人文价值。 (三)巩固交流，拓展思维 崔佳佳老师安排了3组练习，达到巩固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其中“根据方程2(x+3x)=40，设计一道有实际背景的应用题，并进行交流。”可改为:学生根据方程2(x+3x)=40，设计一道应用题并进行交流之后，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交代早期的数学应用问题及解答的情境。历史上，早期人类流传下来的数学应用问题是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实际的典型问题，是经验的总结，具有代表性，而且其表达方式是语言文字;在解答时由于没有创造数学符号，往往也是用语言文字来叙述。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让学生加深对一元一次方程及其应用的认识。”［1］其二，让学生体会方程早期发展历史，人类对方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有今天的这种形式，联系了前面的“方程小史”，从而进一步感受早期数学发展过程;向学生提出假设:如果掌握了方程概念及其思想，那么你们任何一个人回到那个时代都是了不起的数学家，起到激励作用，体现其人文价值。 (四)归纳小结，布置作业 崔老师安排了3个步骤:回顾知识;总结方法;提炼思想。最后布置作业。其中，布置作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供一些开放性的、与学生生活贴近的例子，请学生去观察，或者提供李冶用算筹方法布列方程的思想的例子，请学生尝试用现代数学符号进行解释。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利用所学方程观察学生现实生活，进一步去体会方程的思想以及方程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二，用现代数学符号解释李冶用筹算布列方程，感受中国数学家李冶的创新精神。 四、思考与建议 上述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是以一元一次方程为内容的数学文化教学，尝试将一元一次方程的知识教学包含于数学文化教学之中，将数学知识作为数学文化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将数学文化有机地结合一元一次方程的内容，以至教师在进行这部分教学时容易将数学文化看成可有可无，没有重视数学文化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尝试可以说凸显了数学文化，避免了数学文化教学的偏废。由此，《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所提的数学文化的教学建议:“数学文化尽可能有机地结合数学课程的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2］应重新定位:数学教学是数学文化的教学;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思考《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数学文化”的设置问题。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设置“数学文化”的专题，以体现高中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2］归纳起来，有以下七个方面:其一，反映数学的历史;其二，反映数学的应用;其三，反映数学与社会;其四，反映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五，反映数学的美;其六，反映数学家的创新精神;其七，反映数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由此可知，数学文化承载了数学所反映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内容，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立体的“面孔”，而不是冰冷的数学公式、定理等数学知识。但结合高中数学课程的其他基本理念，我们发现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理念涵盖了其他基本理念，如反映数学的历史与“强调本质，注意适度形式化”，反映数学的应用与“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反映数学的思想方法与“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3］这一提法虽较为笼统，但数学文化的内涵还是基本上涵盖了课程的其他基本理念。基于此，不妨对“数学文化”的设置进行调整:由原来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提升到“总的基本理念”的高度，其他基本理念是其具体的体现。这种调整应该说更加体现了数学教育实质上是数学文化教育［4，5］，数学教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数学文化教学，这样才能切实关注到学生的理性培养和心灵的成长，关注到学生的思维方式，关注到学生的终生意义、生命意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数学文化论文:初中数学与数学文化研讨 作者：邱文杰 单位：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不仅是实现新课程目标的要求，更是让学生们在学习中体验数学文化，实现数学文化育人功能的需要，是我们广大数学老师的责任和义务。笔者对数学文化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进行了探索，提出以下一些看法： 一、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简洁美 一般来讲，对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将复杂问题转变为简单问题，实现复杂问题的简洁化，反映了集中明了的数学思维，以及简明扼要的数学形式。复杂的文字语言以简练的推理和算式表达出来，起到了化繁为简的效果，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并给人以视觉方面的美感。“黄金分割（黄金律）”一直受到历代建筑学家、雕塑家以及艺术家的高度推崇，成为生命科学与美学的重要规律，并且与勾股定理一并被誉为几何中的“双宝”，例如，芭蕾舞的优雅姿态、蒙娜丽莎的微笑、向日葵的完美排列，都使得黄金分割不但与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科学结缘。我们在讲解“黄金分割”的内容时，可以先让学生切身感受黄金分割的具体体现，如：人的肚脐就是人身体总长的黄金分割点，而人的膝盖则是从肚脐到脚后跟的黄金分割点；一般门窗的长和宽的比也是1∶0.618；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如果一颗植物中两张相邻叶柄的夹角恰好为137028’，这就表示圆周被分割为1∶0.618的两条半径。据研究显示，这种角度最适合植物的通风与采光；尤其是建筑师，对0.618这个数字特别偏爱，不管是著名建筑巴黎圣母院，还是古埃及的奇迹金字塔，又或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与黄金分割有关，都与0.618这一组数字有关；近年来，很多人发现，一些著名的油画、雕塑、摄影等作品的主题处，基本都位于画面的0.618处；如果将琴弦乐器的琴马置放于琴弦的0.618处，则可以使得琴声更加柔和、悠扬；悉尼歌剧院的视觉与音效效果极佳，也是因为充分利用了黄金分割的原理。当我们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转化为数学模型时，就得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为：姨5-12，这一教学过程可以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简洁美。 二、让学生在拓展想象中感受创造美 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创造的基本前提，想象力甚至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基础的定义、定理、法则、公式后，一定要加以运用和表达，这些都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因此，作为数学教师，应该善于挖掘知识本质，结合学生实际，提出具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促使学生在努力探索、合作讨论中获得结论，才有助于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之情，并在快乐中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首先，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让他们在自主动手中唤醒原有的思维意识，产生丰富的联想，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知识有层次、有秩序地串联起来，使其形成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被激活了，而且还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了数学思维的创造美。例如，在教学“勾股定理”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欣赏2002年中国举行的数学大会上的会标“弦图”，并向他们介绍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周髀算经》中就记载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定义内容，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的发展历史。然后，要求学生自制4块全等的直角三角形，以及自制的“五巧板”，让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拼图游戏，使其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验证勾股定理内容，并实现数与形的相互结合，以此来培养学生探究、合作、想象、创新的品质与精神。同时，也可以有效促进学生情感的升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创造美。作为数学教师，应善于发现数学中的美，通过多方面、多角度来展示数学知识的美，让学生对数学知识形成更深层次的认识，使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 三、结合数学发展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实际上，数学知识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像一位光彩照人的美女，但是由于现行的教学模式压制了学生在数学思维方面的拓展，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以至于让学生觉得数学知识既枯燥又乏味，掩盖了数学知识的本质。为了还原数学的本来面目，教师要善于追溯数学学科的发展历史，通过搜集真实的历史素材，来挖掘数学中的人文精神。例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从小就喜欢阅读数学与天文方面的书籍，通过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了一代著名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并提出了闻明世界的圆周率。魏晋时期伟大的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著名的圆周率计算方法———割圆术，即：利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计算圆周长，最后内接到正96边形，才是最接近正圆的图形，并求出π的值为3.14，并由此提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π的值就越精确。而祖冲之就在这一计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演算，最终得出π的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当祖冲之得出这一结论后一千多年，国外的数学家才探索到这一规律。在数学教学中引入名人故事，有助于让学生体会数学文化的人文因素，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的初衷并不在于将学生培养成伟大的数学家，但是著名人物的故事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以后的应用学习奠定了基础。 四、精心设置“数学与文化”专题活动，以“数学之博”丰富数学文化 教师应该好好利用数学教材载体并适当延伸和扩展。以八年级教材为例，在上这些课之前，笔者都会布置学生预习，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去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上课的时候，笔者以主题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师抛砖引玉，学生走向讲台，各抒己见。通过这些专题活动，扩大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到数学的博大精深，了解到了数学在生产实际中的巨大应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增加了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和探索精神，使数学文化深入了学生心灵。总之，我们只有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有意识地采取合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渗透数学文化，才能让数学知识变得更容易让学生理解、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作为老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何引导学生品味数学文化，使学生获得数学文化的滋养，提高数学文化素养，并对“数学文化”进行开发，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进入课堂的路径探究 作者：王芳 单位：浙江省义乌中学 “数学文化”于2003年以单独的版块同时出现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与《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后，激起了中学一线数学教师的共同关注．目前正以较快速度在我国中学数学教学实践中展开．然而，相对于其它模块，数学文化的实施状况不容乐观：“不少教师对数学文化抱着观望的态度．在一些公开课上，‘数学文化’仅仅是教案的装饰、教学的点缀”［1］．阻碍数学文化走进课堂的主要障碍，一是没有在数学课程与数学文化之间建立有效的文本对接，渗透途径狭隘；二是没有认识到数学文化在培养能力中的重要作用，阈限了数学文化与数学解题、数学探究等的联系；三是固守于惯有的“纯理科”教学方式，缺乏行为上的同化与顺应．在此，将从与课堂教学密切相关的教材、教室与教师三个方面出发，探讨数学文化走进课堂的实施过程． 1教材维度———数学文本的文化诠释 1．1以数学应用为链，延伸数学触角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数学的触角几乎伸向了一切领域．尽管如此，很多学生并不苟同———也许他们正在运用数学，但不认为这属于数学的范畴．针对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在传承经典数学应用题的基础上，结合新课程增设的“函数应用”、“算法”、“框图”等章节，开发与学生生活、实践关系密切的应用案例．基于学校学习这一特殊条件，我们还必须特别关注“友邻学科”这一宝贵的课程资源．数学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课程向‘友邻’课程提供知识和智能方面的储备工具，又从‘友邻’课程那里获得需求信息、实证材料、强化运用数学智能的场所．”［2］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彼此的关系已经从知识层面上升到能力层面，并继续衍生至思想与方法．“每年的高考都很重视对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的考查……试题涉及到了数学中的一次线性函数、一元二次方程、三角函数、圆周的集合知识、数列与数学归纳法、函数的极值问题等等”［3］，《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学会“利用数学方法处理、解释数据”［4］，在生物实验数据分析中，大量使用了比较分析法、相关分析法、数学模型分析法等［5］．此外，数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在中学阶段也日益明显，如诗词语言的对仗与函数图象的对称，矛盾对立统一观与数形结合思想，乃至英语的句式结构与集合表示方法等．一旦教师以“大学科观”俯视高中课程，必能捕捉到数学与“友邻学科”的密切联系，打开数学应用新视野． 1．2以数学语言为渠，品尝文化韵味 数学力求以简洁、严谨的方式描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但学生也因此望而生畏．实际上，数学语言虽经形式化改造，却仍然源于日常语言．前苏联教育家道洛费耶夫认为：“数学教学语言中使用着不属纯数学语言的术语和语句，它们往往不具备数学语言所要求的确定程序和精确程度．”因此，教学用语既要遵循数学语言的科学性，还可以根据情境适当加工，添加能够体现数学“真、善、美”的元素，使学生在愉悦中感受数学文化．在知识表述上，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不妨借鉴文辞修饰的比喻、拟人等多种手法，整合当代流行文化，赋数学知识以生动活泼的面孔．如依函数y＝x＋1x之形称其为“耐克函数”，表达双曲线与渐近线之间“有缘相见，无缘相交”的爱恨情愁．在解题教学中，既要凸显模式识别、方法抉择及困难解脱中理性思维的魅力，也要让学生明悟解题智慧，体验理智与情感交织的韵律，让学生有机会尝尽为求解而奋斗的喜怒哀乐．在数学审美上，从提高学生审美品位入手，总结已有教学经验，提炼各个模块的核心规律，并予以反复的运用，突出数学的方法之妙、规律之美，以学生自有的学习经历加深美感体验． 2教室维度———文化意义上的“做”数学 在文本诠释中，教师“传”的成分较多，目的是扩大学生的数学文化感知面．“由于学生主要是通过在教室中获得数学知识，因此数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场所应在教室”［6］．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认为“学一个活动的最好方法是做．”因此，我们一方面将数学作为一个现成的产品提供给学生，另一方面又将现成的数学转换成做出来的数学，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文化遗产． 2．1在协商中建构数学知识 这里的数学知识特指数学课程中包括数学概念、数学命题等在内的“硬件”部分．一般来说，它们在教材中比较稳定，不会受外部环境的过多影响．但这些知识一旦进入教学过程，势必受到相关因素的作用．可见，所谓的“硬件”特点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教师对它的处理可能因时而异．学生的实际情况是教师调整知识呈现方式的主要依据，在集体学习的条件下，这些情况未必能真实地反映出来．应该承认，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思维水平、认知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一定差异的解释，从而在个体“不同”认知图式向“相同”数学知识过渡时出现了分歧．例如，在“等比数列”概念教学中，学生对数列1，2，4，8，16，…得出了两种规律：“前一项乘以2得后一项”与“后一项除以2得前一项”．两者看似相近，但对概念建构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教师不给学生发言的机会，而学生又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很多时候会被硬性地消灭在沉默之中．相反地，如果教师让这些分歧表达出来，就容易在冲突中引发学生对话．当对话功能在课堂活动中占统治地位时，学生会把自己和他人的话语作为思维工具，进行协商．学生在辩解中指出，如果采用“乘”的说法，将导致：（1）削弱研究的针对性．由于a1与q可能取0，会夹杂特殊数列0，0，0，0，0，…及a1，0，0，0，0，…；（2）表述繁琐．当一个数列是有穷数列时，得加上条件“到这个数列的倒数第二项止”．因此教材中的“等比数列”定义显得更加科学、简洁，并揣测数学家可能先确定了等比数列的定义，才类比出“等差数列”的定义．虽然最终结果与教材一致，但在协商意义上的解释让学生发现：正是我自己的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引导我形成某个问题，并决定哪一种数学描述和运算是符合目的的、合理的，从而在日常体验和数学手段之间形成亲密的的关系，并成功地把兴趣发展成自己的数学工具． 2．2在合作中渗透数学思想 数学思想是数学课程中的“软件”部分．它的统摄性和概括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其导向性和迁移性又有助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因此数学思想在日常教学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它并非直露于教材，仅凭学生个体的能力，难以洞察其中的玄机，更谈不上发明一种数学思想．在此情况下，“同伴合作”可以集结学生智慧，进行数学思想的“再创造”．根据知识体系的层壳理论，概念、定理是球形壳体内部的“知识硬核”，数学思想则在球壳外部“知识气圈”的“思维势场”中．这里充满了人类智慧的各种波动和闪光的思想火花，包括灵感与直觉、观念与推测、判断与推理等，它们彼此叠加、干涉，互为消长．高中数学课程中“所选用的软数学知识往往处于流体幔层中智力浓度最大的部位”［7］，因而能积极地引发学生参与．实践表明，学生间的差距要小于师生之间的差距，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比教师讲解来得有效．尽管他们表达的言语未必流畅完整，但恰恰驱使同伴去竭力地理解，对不同的声音做出判断．例如，在“求以点C（1，3）为圆心且与直线x－2y＝0相切的圆的方程”时，学生给出了三种解法：法1是用过圆心且与已知直线垂直的直线找出切点进而求出半径；法2是设圆的标准方程并与直线方程联立后令Δ＝0得出半径；法3认为只须求出点C到已知直线的距离即可得半径．最后达成共识：无论直线与圆相交、相切或相离等问题，都离不开“数”与“形”，合理地利用“数形结合思想”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有效途径．可见，合作学习能使教室演变成“百家争鸣”的学术场所，通过“剧场效应”，使数学思想被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并锻造为“学习共同体”的公共信念． 3教师维度———文化向度的数学教学观 在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数学文本的文化诠释，抑或文化意义上的“做”数学，教师的行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数学教学观．“通过采取文化的观点，我们就可更为清楚地认识教学和学习情景中所包含的这些‘看不见的成分’对数学教学的成功和失败有着怎样的影响”［8］．数学文化视野下的数学教学观至少应包含：?以学生为中心，集中于学习者对数学知识的主动建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知识的建构过程，知识是学习的载体，人们使用现有的知识去建构知识，学习高度依赖于产生它的情境．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为教师采取民主平等的方式，高度重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强调在“做数学”过程中达到知识的内化．?数学学习建立在共同体成员互动的基础之上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在社会互动的解释中进行建构的，对个人影响最大的学习是那些作为实践共同体成员进行的学习．它在文化取向上，把课堂理解为一种“文化”，文化只有通过人类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存在［9］．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为教师提倡合作与交流，通过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协商实现客观对象的“数学化”．通过“数学化”的途径来进行数学的教与学，可以使学生真正获得充满着关系的、富有生命力的数学． ?教师应该持开放的学科视域“我们不应把数学看成一个完全自足的封闭系统，而应清楚地看到外部力量对于数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0］．既然数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那么数学学习就需要开放的人文环境，数学交流需要开放的民主气氛，并且学生的见解也需要教师的宽容———包括那些非数学的解法或念头．例如对于问题：A，B两地位于平行河岸的两侧，BC＝1km，AC＝4km．今从A地沿河岸AC安装一段电缆到D后，再由水下安装电缆到B．如果地下安装费为4万元／km，水下安装费为5万元／km，问如何安装电缆才能使安装费最省？通常设CD＝x，安装费用y＝4（4－x）＋5槡1＋x2将是一个繁琐的函数最值问题．但若将电缆的安装路线看成是光的传播，根据物理学“费马原理”所指“折射定律的光线有最短的光程”［11］，不妨把水下安装看作折射率为n1＝1的介质，则地下安装相当于折射率为n2＝45的介质，由sin∠DAM＝sinisinr＝n2n1＝45得CD＝BC•tan∠DBC＝BC•tan∠DAM＝43．作为新课程理念之一的数学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教育教学行为的颠覆，而是对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把数学文化的教育理念渗透于教学全过程，用系统的眼光看待课堂教学的各要素，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态课堂，才能发挥数学文化强大的教育功效．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与宇宙理念探索 作者：刘鹏飞 徐乃楠 周巧姝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 长春师范学院 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里维奥（MarioLivio，1945-）撰写的科普名著《IsGodaMathematician？》中提出一个疑问，并指出这个疑问曾令那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先贤们苦苦思索了几个世纪：数学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这些正会让人们联想到神的特征[1]。数学似乎不仅是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可以用来解释最复杂的人类活动。 1数学何以有效 古希腊时期，数学作为一种神秘主义信仰而存在。直到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数学逐渐促使人们从盲目的信仰转向理性。随着数学理性的发展和希腊学术的复兴，一批具有理性主义的学者们提出宇宙的设计主要是数学设计，上帝成了数学家，研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成为最神圣的事业。随着文艺复兴后科学理论、科学公式的定量化、演绎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方式为人们所把握，人们终于抛弃了世俗的上帝，开始走向无神论和泛神论。对因果关系的信仰，宇宙统一理论的理想，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成为支配科学家工作的基础。数学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对因果关系的把握，已经深深融入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对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6-18世纪的西方数学家，对于在宇宙体系构建上为什么数学奏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深受大自然是根据数学设计的这一古希腊信念的影响，并同样受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世界这一中世纪信条的影响，他们将数学看成通过自然界的真理之路。通过将上帝看成专注、至高的数学家，就有可能将对于大自然的数学规律的探求看成宗教追求。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们坚信世界的和谐是上帝的数学安排。上帝将严格的数学秩序给予了世界，而我们只能费劲千辛万苦才能理解[2]。一直到爱因斯坦所信仰的“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的斯宾诺莎式的上帝概念[3]，自然神论———泛神论才成为爱因斯坦以及之后很多西方科学家的科学信仰和感情的基础。非欧几何诞生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数学的真理地位丧失了信心，对非欧几何提出了众多质疑，它能描述我们居住的物质世界吗？但当它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回答时，数学这种神奇的有效性又使众多数学家陷入思考，有些人开始认为数学是原本存在的，我们只是进行不断的发现而已，有些人坚持认为数学只是我们的一种创造，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然而数学何以这么有效呢？爱因斯坦也惊叹：“数学，这个独立于人类经验存在的人类思维产物，怎么会如此完美地与物理现实中的物质相一致”[1]？爱因斯坦在《我眼中的世界》(1934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经验可以提供合适的数学观念，但是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检验数学结构的实用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都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肯定的意义上，我当然地认为，像古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4]。 非欧几何在相对论理论上的成功，使人们对数学的观念逐渐地发生转变。对非欧几何的确认，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从古希腊以来的、以数学为代表的“绝对真理观”的终结。但不管怎么说，尽管数学失去了其在真理堡垒中的绝对位置，但它与物理世界很相契。无可回避的而且仍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事实就是，数学是探究、发现和描述物理现象的最佳方法。在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数学都是有力的知识工具，即便是被赋予神学意义的时候仍认为上帝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这个世界的。 正如我们在近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中见到的，数学是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之精髓。尽管数学结构本身并不是物理世界的实在，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通向实在之门的钥匙。“非欧几何学的创立非但没有毁掉数学的价值及对于其结果的信心，反而———非常吊诡地———增加了其实用性，因为数学家能够自由地探索全新的概念，发现其中有些可应用。事实上，自1830年以来，数学在组织和控制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几乎不可相信的速度扩展了。此外，自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家描述和预言自然的过程的准确性大大增加了。[2]”黑洞理论是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形之一，在没有任何观测到的证据证明其理论是正确的情形下，作为数学的模型被发展到非常详尽的地步。的确，这经常是反对黑洞的主要论据：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其依据只是基于令人怀疑的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的对象呢[5]？尽管数学因为非欧几何的出现失去了绝对真理的地位，以及哥德尔定理导致的数学家们对数学基础论争的失败，让人们对数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正如数学史家M•克莱因所说的：“也许人类的数学仅仅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也许自然本身更为复杂或者并没有什么固有设计。但是，数学仍不失为一种探索，是掌握自然的一种方法。在那些数学行之有效的领域，它是我们的全部资本；如果它不是现实本身，它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与现实最接近的东西。……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数学是一种理想，我们为这一理想而奋斗，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达到。确定性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在不断捕捉的一个幻影，它是如此无止境地难于捉摸。然而，理想具有力量和价值，公正、民主和上帝都是理想。的确，也有在上帝的幌子下被谋杀的人，审判不公的案件也臭名远扬，但是，这些理想是千百年来文化的重要产物。数学也是一样，尽管它也仅是一种理想。也许细想这一理想将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一领域，我们该选择什么方向才能获取真理”[4]。 爱因斯坦相信人类的数学只有一少部分由实在主导。他在《相对论的意义》（1945年）中说道：“观念的世界看来不能用逻辑的方法从经验中推导出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心智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就没有科学。尽管如此，这个观念的世界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本性，正如衣服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身体的形状一样”[2]。对于数学为什么有效，那些较早世纪与宗教有关的信念在现代被抛弃了。不过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提出的“宇宙似乎是由一位理论数学家设计的”这一问题，他认为“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科学现在给大自然所描绘的图像（看来只有这些图像能够与观察到的事实一致）是数学化的图像……大自然似乎精通纯数学的规则……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的：大自然和我们的有意识的数学心智根据同样的规律来运作。”著名数学家齐民友先生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既然是科学，它首先关心的当然还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数学的探索意义究竟何在？就在于它对认识宇宙的本性上有重大贡献。我们不赞成狭隘的近视的看法，认为一切数学研究都必须有某种具体的目的，或者用现行的说法叫做“有应用前景”。其实所谓的“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眼前”固然是“前”，“前瞻若千年”也是前，区别在于人类社会在文化和物质上的发展程度。发展向上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文化、科学和物质生产水平，同样也就会更认真地考虑各门科学的前景。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数学的研究不能在“认识宇宙”上开花结果，数学研究还有多少价值呢！“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否则数学也就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内省了。在这里我们没有用“改造自然”的说法，因为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是不是简单地按人类的需要来“改造”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代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懂得了人必须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找到正确的相处关系。我们一再强调过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端抽象的、甚至有时被误解为“毫无意义”、“脱离实际”……的数学研究，可以根本改变人对大自然和人类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人们很难回避一个结论：数学是人类全部技术的最重要的基础[6]。 2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按照数学模式来解释世界、构造天文理论，从其初始的一种宗教式崇拜，后来演化成上帝用数学设计世界。蕴含于其中的数学理性，最终把西方天文学导入了现代科学的数学理论框架之中。相反，中国古代天文学空有辛勤准确的观测记载，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明确可遵循的理论体系。例如，哈雷彗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有30多次之多的记载，但中国的天文学家却从来没有人想到去构造它的运行轨道，结果这个发现被18世纪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获取。因为哈雷发现每隔76年出现一次的记载，恰是彗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的周期。这个史实足以表明，在经验和知识充分积累之后，如果没有深层的理性构造就必然导致科学停滞不前甚至倒退[7]。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对宇宙问题有过思考，《淮南子•原道训》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即宇宙是天地万物的总称。《庄子•天运》中记载：“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对天文学非常依赖，很早就注意观测和记录各种天象。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了日食、月食的记载。有关流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异常天象，中国古代也都有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所著的《甘石星经》已有115颗恒星的坐标位置。可以说在天文学史上，中国人的经验知识以及观测记载堪为世界第一。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先生在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其它民族的天文学成果相比较时认为：“中国人在阿拉伯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约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在许多场合（例如对彗星，特别是对哈雷彗星重复出现的记载）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并得到了良好的结果”[8]。 中国很早就创立了干支记法和二十八宿的独特测天方法。战国时代已有五星记载（金木水火土），在汉代时测得更为精密。中国古人把整个天空分成四宫，就像将一个苹果切成四大块那样，而每一部分都有一种象征性的古代动物代表，苍龙为东方和春，朱雀为南方和夏，白虎为西方和秋，玄武为北方和冬。而紧围着天帝极星的北拱极区，按照类似于五行的象征性关系又被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黄宫。而这种五行观念贯穿在整个中国的自然哲学之中。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赤道（与黄道相对）被分成28份，即每宫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标定，从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标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占的赤道范围又有很大差别。中国古代信守“天人合一”的理念，历代帝王治国安民，无不求端于天，传说自三皇五帝开始就有历法。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等所测得五星的度数以及会合周期的精确度已经相当高。根据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统计，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历法共有104部之多[9]，经历了准备时期、古历时期、中法时期、中西合法时期和公历时期五个发展阶段。其中准备时期以《夏小正》历法为主，古历时期从春秋到汉武帝期间主要是《颛顼历》，中法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的《太初历》和直到明朝的《大经历》，中西合法时期是以明徐光启主持的《崇祯历书》和清朝《时宪历》、《癸卯元历》为代表，公历时期是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开始实施的公历，也即格里高里历[10]。 3基于中西文化史的思考 中国最初在天文理论构思方面（盖天说、浑天说）也不逊于西方天文鼻祖托勒密。而且从实际上说，托托勒密构造的“地心说”，并不具有比“浑天说”更多的经验支持。有人曾把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同时代汉朝天文学家张衡的天文理论作过比较，发现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依据张衡的假说所绘制的天文图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图几乎没有什么两样[11]。遗憾的是张衡并没有明确提出像托勒密那样的地心说理论模型。李约瑟曾评价说：“把中国的星表和伊巴谷、托勒密的星表对照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后者不仅年代较晚，所载的恒星也少三分之一，……周、汉之间中国人在方位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应在科学史上占有远为重要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代世界通用的天球坐标系基本上是中国式的，而不是希腊式的，这一点似乎也值得强调”[8]。从中西方数学文化史比较的意义上看，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理论模式是以数学崇拜为基点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古代天文理论的构思却是建立在《周易》衍生出来的阴阳五行解释系统之上的。作为一种理论的构思，作为一种理性的追求，中国与古希腊天文理论在数学理性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早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写入《崇祯历书》，但后来还是被否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唯有地静说才是公认的观点。 天文学是离不开数学的，确定日月星辰的位置，观察记载它们的运动，寻找季节变化的规律都必须以数学的计算为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这种应用的层次上当然也是依凭数学的，尤其是在历法计算方面，唐代的僧一行运用的插值方法与西方相比非常高超。但是，当涉及整个天文学理论模式构造，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实际都是把观测经验和计算数据容纳在一个按《周易》思维方式构造出的模式之中。有的学者评述时说：“查阴阳五行与天文历法，有的部分是巧合，有的部分是勉强牵强”[12]。其实巧合也好牵强也好，这些理论构造在其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致命的危机潜伏在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上面。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显然，刘徽是在《周易》解释宇宙万物的指导下来建立“九九之术”的。显然，作为一种理性，中国古代数学在它构成第一本数学著作时，就成为《易经》的“婢女”，而不是像《易经》那样获得在中国文化中解释宇宙万物的地位。齐民友先生曾指出数学理性精神、数学探索精神“其实只是西方文化中所表现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把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作为永恒的主题这只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把进行这种理性的探索看成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只是对西方人而言的。中国人生活在天人合一的至高无上的和谐中，精神生活早已得到满足，哪说得上要什么思想解放呢”[6]？中国以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为表象形式，形成中国整体相关、整体互补的辩证思维方式。并在以农耕生存、家庭和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中[13]，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特定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理性精神中不像西方那样以数学理性为主导。 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建立在《周易》和阴阳五行的理性结构之上，这一点严重阻碍了它后来进一步的发展。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天文学“缺少理论是缺少演绎几何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8]。其实还应进一步说明，中国天文学缺少的不是作为操作手段的演绎几何学，而是缺少作为深层理性结构的数学理性思维。在中国历史上，天文学在发现盖天说的解释困难之后，浑天说或者宣夜说也没有像欧洲天文理论那样形成逐步淘汰的竞争态势。这其中的症结在于，这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周易》阴阳五行这种直观表象的同一模式上。因为《周易》阴阳五行的理论模式不具备更新或竞争的内在动力，它们也就无法竞争高下了。东汉末年，蔡邕在《朔方上书》中早就指出盖天说的计算错误，认为“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14]。但实际上，在中国天文学史中，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并存，而且各自都在发挥自己的理性解释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中国人的信念中，对于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知的敬畏之心。这也是对于超越界的一种信仰情怀，但独具中国民族的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并创造了一个严整的象征、仪式、观念系统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这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既信仰一个超越的世界本原（天、道、理、太极），又不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而满足于敬拜（古代天帝崇拜及民间信仰）、冥思（道家）、敬而远之（先儒）、敬而用之（墨家及董仲舒派）、思而修身（理学及心学）”[15]。 数学理性作为一种民族理性中的重要因素，它会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形成了中西文化中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也影响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民族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理性从古希腊的数学神秘主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数学理性的吸纳，直到牛顿、爱因斯坦确立数学理性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数学理性伴随着圣经的浸染一直是西方文化理性的主导。而中国传统数学虽与《周易》共同起源于原始的数字神秘主义，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陷入了实用主义泥潭，而《周易》则逐渐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理性主导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西方文化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圣经》血统，东方文化无论再怎么现代化，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易经》血缘”[16]。如果在以往中西文化分离状态时考虑上述问题，这些数学理性所表现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并不会被人们所关注。但在今天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进程中，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中西方数学理性开展文化史意义上的对比分析，会加深我们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从而推动中西文化的有效融合。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渗入网络文化 作者：史悦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一、引言 网络文化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一方面从互联网的诞生、迅速普及到网络文化的逐步形成，网络文化的触角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延伸，由于网络和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自主性及互动性满足了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心理需求，越来越成为大学生摆脱束缚，驰骋思想，发展自己个性的重要空间，因而网络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学习方式。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已经被提高到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高度，受到极大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其中科学技术和知识是当代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数学科学作为科技文化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地位。而伴随着数学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数学文化就构成了现代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现代的数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一个没有相当发达的数学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因此在各类院校中普及深化数学文化，不仅可以普遍提高不同层次学生的数学修养，也是全体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如何在校园中普及深化数学文化，就值得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数学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与思考。借助网络这种现代信息的重要传播工具，结合各院校正在建设的网络文化及多年成熟的网络教育经验，使数学文化融入网络文化中，成为网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二、数学文化在网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般来讲，数学文化狭义上指的是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层面上的数学文化更多的通过数学具体的知识而体现，如数与数系、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具体学科。因此要认识和普及数学文化首先就要学习数学知识，通过数学知识的系统学习，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文化即数学文化的内涵；而数学文化广义上则指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即数学文化的外延，这个层面上的数学文化从宏观上揭示数学的意义，数学不仅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一种认识自然揭示自然规律的特殊语言，它的内容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深入了解和学习数学文化这两方面内容，可以使大学生获得一种思维的力量，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掌握从数量角度研究问题，有条理地进行理性思维、严密求证、逻辑推理和清晰准确地表达的能力，同时又能够体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培养既有人文素养又有科学精神、既懂得人文价值又掌握科学方法的高素质群体。而数学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数学文化是网络文化在技术上的坚固根基。 网络文化产生于网络，即网络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网络，所以网络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层面，另一个是文化层面。从技术层面上，网络技术是网络文化存在、发展和创新的物质后盾，网络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依赖于网络技术的支持，没有网络技术的支持和发展，就没有网络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任何一项网络文化的创新能够实现。因此要发展网络文化，本质上必须进行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手段的完善和创新，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只有这种技术的进步才能充分拓展网络文化的发展空间，丰富网络文化的内容，开发出更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例如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基于Internet网络多媒体课件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产生不仅使教育技术实现了一次根本的飞跃，也改变了全民的教育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拓了教育领域的全面发展，引导了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同时在这种虚拟的校园环境下，使得校园网络文化迅速成长，学生们迫切需要对校园网络文化的正确引导和高层次的网络文化产品，这种需求极大促进了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使得网络教育迅速成为网络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此外网络技术的发展也是网络文化发展的技术安全保障，例如有了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等技术的发展，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我国优秀文化的自主知识产权，并抵制部分不良群体和不良信息的侵蚀破坏。而这些技术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现代数学这一根本工具。因此提高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就必须意识到数学文化本身蕴含于网络文化中，网络文化根本的技术发展平台是数学和数学文化，发展网络文化更深层的内容是学习、认识和普及数学文化。其次数学文化是网络文化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入和完善。从网络文化的文化层面上，网络文化要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就要提供充足的、高层次的承载这些内容的文化产品。而数学文化作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最深刻的形式，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现代人才必备的素质，其精神产品能够极大地深化网络文化产品的内容。数学文化不仅可以从专业上给所有学生提供其工具价值和应用价值，还可以给人文学科的学生通过相对简单的数学内容体现数学在思想、精神及人文方面的作用，提供他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例如通过深入研究数学与哲学、数学与经济、数学与文学、数学与史学、数学与语言的关系及数学与这些学科成功结合的案例，掌握数学思想的精髓，体会马克思的“一种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的意义，从而满足各个层次上不同发展方向的大学生的需求。因此，网络文化中的数学文化可以深化网络文化的内容，避免网络文化结构的浅层化，娱乐化倾向，引导学生对信息作出充分的分析、思考、筛选、创新、思辨等科学理性认知的习惯。同时，网络文化中承载的数学文化为数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数学文化的普及根本在于数学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而网络文化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功能提供了更广泛传播数学文化的有效途径。网络对精力充沛、渴求知识的大学生来讲已经成为他们学习知识及获取、交流信息的重要来源，网络改变了传统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网络学习已经充分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潜能，而且各种知识，思想的碰撞，使得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知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更容易形成个性的思想，有利于他们创造性的发挥与发展。因此通过网络更有利于在各个层面上传播数学文化。 三、数学文化融入校园网络文化具体实现的一些想法 数学文化融入校园网络文化的关键是利用网络技术提供足够的承载数学文化的信息并提供充分交流这些信息的平台。随着近几年网络教育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教育部精品课程建设的引导，以及网络学院的建立，高校中一般已经具有了相当多的关于数学课程的资源，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各门数学学科的网络学习系统，例如教学系统、数学实验系统、自测答疑系统等，这些资源的建设使得大学生能够充分地了解和学习数学，特别是在系统资源中普遍提供了相关学科的历史发展背景资料、趣味问题、最新学科研究进展等，这些优质的教学内容和资料事实上极大地推动了数学文化的普及和深入，丰富了网络文化的内容，提高了大学生参与数学文化活动的兴趣，促进了网络文化内容的深入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但同时我们看到，对这些资源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大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及提高学习兴趣的角度而建立的，还没有提高到数学文化的层面来认识，因此进一步改革网络数学资源的内容，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各个数学学科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可以起到开拓、引导网络文化技术基础内容深入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在数学文化的文化层面上，其本身的内容和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目前网络上涉及不多，因此应该加快数学文化理论的建设，并加强数学文化网站、网络课程的建设，引导大学生在数学文化的学科观、社会观、哲学观、美学观、方法论上进行多层次的学习和讨论，发挥大学生的探索精神，充分理解数学文化、数学思想及其作用，使理工科的学生具备足够的人文精神，使文科的学生具备科学素养，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另外，从网络文化的开放性角度，对于基础课和公共课的数学网络资源应加强开放性，特别是高校间应加强协作，扬长避短，实现优秀网络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共同构成一个高层次的高校网络文化氛围。此外，通过前期社会热点问题的发生与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微博、博客强大信息传播能力的认识，因此，期待有更多有影响力的数学科研以及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数学大家、教育家建立微博与博客，及时发表他们对数学的感悟，从不同层面上潜移默化地传播数学文化的理念。在网络平台上，除提供给大学生数学文化的广博信息外，还应该提供足够的、新颖的数学文化互动活动，目前这种活动仅限于小部分院校开展的数学文化节活动，能否有更多的院校联合起来，开展这方面以致全国性的网络数学文化互动活动值得尝试，亦可以借鉴大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立网上社团并开展丰富的网上社团活动。例如结合数学竞赛、数学建模竞赛、数学文化等课程组织网络学习型社团、学术科技型社团，在网络文化中注入新的科技的内容，同时引导和支持校园其它类型社团的网络化。 总之，数学一直是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步，它更是构成现代文化及其重要的因素，数学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两个层面恰相辅相承，可以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并且网络文化作为现代文化中一种年轻的文化形式，只有融入了数学文化才能够反映当代最优秀的文化，才能够成为一种深刻的、理性的文化。因此将数学文化融入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深化和丰富网络文化的内容，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实践。 数学文化论文:探讨数学文化的特征和定义 作者：靖新 金岩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作为研究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数学既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文化的形态。但是数学教育在培养人的素质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数学教育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解题训练。数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过分强调逻辑化、专门化和过于抽象的趋势，使得数学的重要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从哲学层面上来讲，数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数学教育的真正意义应该使数学成为人们科学思考与行动的基础。针对大学数学教育僵化、孤立的现状，在高等学校开展数学文化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今后10年中国教育改革的战略主题定位为实施素质教育。把数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揭示文理交融内在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加强数学文化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是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数学文化综述 1．数学文化的特征和定义美国著名数学史家M•克莱因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中论述到:“数学一直是形成现代文化的主要力量，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极其重要的因素。”［1］文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广义地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与积淀。概括地说，文化是包含了人类的知识、思想、信仰和行为的一个整体。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细分为精神文化、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等基本方面［2］。数学是具有普遍性的特殊语言和思维方式，是基本的人类活动，是知识体系，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在其发展的早期，数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处理和解决人类社会生活及各种活动中的实际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数学作为一门科学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学的应用逐渐扩展和深入到更一般的技术和学科领域。近代以来，数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人文科学数学化也呈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发展态势。数学与人类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有着重要的、卓有成效的互动，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今天的数学已不再单纯地是一种工具，而是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和科技创新的关键性思想和方法。其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想象力、创造性和理性精神，在提高全民素质、培养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各级人才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作为一个概念，“数学文化”至少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文化概念的特征;第二，具有数学独特的特性。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方法、观点和精神，以及数学发展中的人文内涵、数学与社会的关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也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等［3］。美国学者怀尔德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指出:数学是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其内在力量与外在力量共同相互作用，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数学文化是由数学传统及数学本身所组成的［4］。齐民友教授认为:“数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它表达了一种探索精神……数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永恒的主题是认识宇宙，也认识自己。”［5］南京大学郑毓信教授指出:“一般来说，数学文化指数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6］数学文化的定义可以概括为:运用文化学的视角和方法，以数学史或当代数学发展的案例为基础，研究数学的本质、核心要素、发展历程、价值，及其与社会文化诸因素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关系的系统［7］。 2．数学素质和文化素质数学素质或者说数学素养，是人的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人的数学能力通过各种活动的综合体现和反映。数学素质就是指对待问题善于从量的方面进行辩识、抽象、归纳和总结;应用数学的意识、兴趣和思维;具有逻辑性、严谨性、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互动性;较强的计算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善于实践、理性精神和敢于创新等。大学生虽然学了多年的数学课程，但是，其中的许多人却以为，学习数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会解题，在考试中拿高分。而无从体会“数学的理性思维”具有的重大价值。如果学习数学，却不理解数学所具有的思想性，数学文化与诸多文化的交汇，以及数学对创新的重要意义，那么这种学习是毫无意义的［8］。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在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同时，也必须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从而培育和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精神、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数学素质。数学文化已经超越了数学学科，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文化积累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才能够逐渐形成文化素质。 3．数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从古希腊开始，数学就与哲学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逐步发展中，数学作为研究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种符号语言，有着严格的形式演绎体系。今天的数学学科具有典型的公理化特征，形式的证明是纯逻辑的和演绎的。数学的每个概念都要求以明确的、绝对单义的方式进行定义。然而，数学活动同任何智力活动一样，是受动机、情感、想象、语言以及需求等大量因素影响的。在数学中，经常采用“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生为熟”的手段，这个“化”字就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数学文化就是这个过程的总结和记录。数学文化使数学从单纯的逻辑演绎推理的状态中更多地和实际发展过程相互联系。和所有文化现象一样，数学文化对人们的行动产生支配的作用。“数学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的。”［1］在所考虑的文化系统中，数学文化包括以下基本问题:数学家为什么研究数学;有哪些实际问题是需要用数学研究的;开展数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于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数学问题和方法以何种方式彼此相互联系和发展［2］。 二、数学文化在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 数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可以使人从哲学的意义上易于理解各种差异和结论。数学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能够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通过了解和认识抽象概念的实际背景，探索数学概念形成和抽象出来的过程。任何一个数学概念的引入都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基本合理，二是要有实际意义。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数学在人类生活、特别是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须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开展相关的活动。只有理解了数学的概念体系所建立的背景，了解数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启发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用数学的思考方式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活动，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和复杂性。数学文化教育同样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内涵。数学文化对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数学是一种科学模式数学是关于模式的科学。对模式的提炼、处理和运用是数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严加安院士的悟道诗“随机非随意，概率破玄机。无序隐有序，统计解迷离。”生动地刻画了随机性问题的内在规律和处理模式，看似无序其实隐藏着有序的内在联系。数学文化贯穿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具有抓住事物的本质的能力。数学模式给予人们的是会用统一的方法去解决和处理各种看似无关的事物，把握事物的共性和相互联系［2］。 2．数学语言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壳。数学是科学的工具和语言。学习用数学的方法和语言处理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万无一失”，比喻“有绝对把握”，同时，这句成语可以联系“小概率事件”进行思考。“指数爆炸”、“直线上升”等数学语言已经成为日常用语，表明这些术语可以与事物的复杂性相联系。 3．数学和文学具有相通性数学与文学的思考方法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数学启“真”、文学启“美”，而真和美是不可分割的。数学中存在“对称性”，文学中则有“对仗”。数学中的轴对称，即图形的形状和大小依对称轴对折后都保持不变，而且保持某些性质不变。文学中的对仗则是指字、词、句的某些特性保持不变，词性不变。变化中包含着不变的性质，在数学和文学中都广泛存在着。数学概念和文学意境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孤帆远影碧空尽”，就是对极限概念的一种美妙的描绘。 4．数学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数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与诗歌的简洁和概括有异曲同工之处。数学家从数学研究中寻找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诗人从诗歌里抒发人生的感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句，从数学角度理解就是时间和三维欧几里得空间的一种描述。天可以视作平面，地可以视作平面，时间的两头是无限的，若以自己为原点，时间恰可作为一条直线，一个人就生活在这悠远而空旷的时空中。数学的精确化、形式化、符号化、几何化，都是解释现实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具有诗人一样的想象力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5．数学的理性精神数学的理性精神是指敢于批判、敢于否定、敢于怀疑、乐于奉献等思想境界，以及求真、求善、求美。而求真、求善、求美，也是人文精神的追求，这充分体现出数学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融合与升华。数学在思维的严密性、准确性、条理性等方面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加强数学理性精神的培育，避免犯“专注迢迢河汉之间，而忘却近在脚旁之物”的错误，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和实验科学培养学生注重证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产生了重要的互动关系。数学在理性精神的培育方面发挥着更加独特的作用，因为从评价标准来说，数学的评价标准往往更加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 6.数学美数学和美学有密切关系。数学的许多公式都是和谐的、美的，把函数差商和导数联系起来的拉格郎日中值定理很美，“黄金分割”蕴涵了恰到好处的美，三角函数和音乐，立体几何与绘画，计算机画出的分形图，都是数学美的表现。数学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艺术性、科学性和应用性。艺术性在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丰富的个性品质;科学性在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逻辑思维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应用性在于培养学生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善于用数学的手段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 三、大力开展数学文化教育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至少应该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占有1/4的比重。这不仅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而且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 1．数学文化课程的意义“数学文化”课程已经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规定的大学生文化素质课程之一。作为理解数学的一种方式，数学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数学文化课程和其他的数学基础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对数学的印象、对数学的“感觉”和“知道”。与要求学生完全理解与掌握的必要的数学理论知识及其应用的教学目的不同，数学文化教育更看重学生对数学的喜好程度、基本态度和看法。定理和公式可以慢慢淡忘，但思维的力量和思想的火花却会长久地存在［7］。数学文化课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理解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数学文化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作用，使学生终身受益。 2．数学文化课程的内容在高校开设数学文化课程，应该既有数学文化课的共性的内容，又有体现学科专业特色的内容。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的需要开设不同的讲座。例如“建筑史中的数学思想”、“数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绘画中的数学思想”等。目前国外许多建筑设计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中都蕴涵着丰富的数学元素，如“科学建筑(sciencearchitec-ture)”、“绿色建筑(greenarchitecture)”、“生态建筑(ecologyarchitecture)”等，挖掘现代设计中的数学思想是更新建筑设计理念的重要途径。 学习数学文化一定要学习数学史。通过介绍数学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古今中外著名数学家的优秀品质及历史功绩，学生能够了解数学思维形成的脉络。既要通过背景知识的介绍，对引入数学概念的合理性、重要性进行解释，又要使学生学会数学符号语言的建立和表达，从而揭示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价值，展示数学文化的深刻内涵。经过数学文化的熏陶，使学生形成“在欣赏回味、自主探索与思想交流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的思想与方法的氛围，积累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从而培育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以人为本”、启迪创新思维的文化素质教育土壤。提高对于数学文化的认识，揭示数学文化层面的思想和内涵，不仅要从具体的数学概念、方法、理论中展示数学的文化底蕴，也要多侧面、多角度、多手段地展现数学文化，通过丰富数学文化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拉近学生与数学之间的距离，培育理性精神，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良好情感体验，提高大学生对数学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对数学的理解力。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远程教学探索 作者：胡晶 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为了强化素质教育，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于2009年为开放教育本科各个专业开设了通识课——数学文化．由于电大开放教育对象的成人化、业余化，要求教学方式采用远程化、开放化，使得教学模式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其一，基层电大数学教师难以胜任数学文化课程的教学；其二，大部分成人学习者对数学都有一定的惧怕或厌烦的心理，再加上成人业余学习，工学矛盾突出，很难对数学文化课的学习产生浓厚兴趣．然而，广泛应用的网络信息技术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还可以搭建交互交流的平台，满足数学文化课需要学习者广泛博览学习资源，感悟其思想内涵的要求．于是，研究者依托“河北电大在线平台”，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思想和多种教学策略，对数学文化课程进行了基于网络的三位一体在线教学模式设计及教学环节的实施． 1在线教学模式的设计 1.1教学内容模块化数学文化课程以数学史、数学问题、数学知识等为载体，主要讲授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将课程全部内容分为4个模块．在“河北电大在线平台”数学文化课程主页三十余个学习资源，供学习者学习、阅读，实现人与学习资源的交互．通过栏目设置，明确区分每一模块“重点学习”和“学了也好”的内容． 1.2课堂设置虚拟化运用网络异步交互方式，每个模块在“BBS论坛”建立在线虚拟课堂，在教师的引领下，组织模块主题讨论，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实现师与生、生与生的社会性交互． 1.3考核方式过程化不设期末考试，全方位地进行模块化的过程性考核．对每一模块所选专题重点学习，重点考核．每个学习者每一模块以提交帖子的方式参加在线BBS主题讨论和提交一篇自主选择主题、题材的平时作业，展示自己对重点学习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1.4学习评价开放化省校责任教师指定有关教师在网上公开评价每个学习者在网上提交的有效帖子和平时作业，给出相应的课程考核成绩．2在线教学模式设计与教学实践的创新 （1）各种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建设以学习者为本，在“精”字上下功夫，让每个学习者都能够“吃饱吃好”，深受学习者的认可和欢迎，点击率远高于其他课程． （2）虚拟课堂上，针对不同模块内容，围绕主题开展生动、有趣的在线讨论，赋予每个学习者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学习者积极地将自己学习的认识呈现给大家，感受到了机会和地位的平等，让本来对初等数学学习已经产生惧怕和反感的学习者重新找回了自信，调动了远程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了学习资源共建共享，在解决远程教育教学交互难题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3）许多学习者重新认识了数学，感到数学不像原来印象中的枯燥，不仅从以前惧怕数学到能够应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分析或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指导自己的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学习者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真正感受到了数学思想的深刻性与数学的美． （4）在线主题讨论和网上提交作业展示学习成果和效果的异步网络交互活动的展开，学习者在实现“培养目标”的“学习过程”中完成课程“考核与评价”，在考核与评价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和升华，三位一体的教学设计让学习者的多种能力得到培养和锻炼． （5）通过课程的教学设计带动了课程教学改革和考核改革，促进了实践性教学水平的提高，不仅使较为丰富的数学文化课程学习资源产生满意的学习效果，促使各种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教学目标的落实，还达到了相互学习、有效监督的目的，对课程考核的过程化、科学化、公平化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益于形成好的考风、学风．数学文化课程在线教学实践证明，数学文化课程在线教学模式适合远程学习者的需要，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收益最大化．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的概念及重要意义 作者：庄中文 单位：安顺学院 数学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和人文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思维素质和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功利思想盛行，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往往只看重数学的计算方法和具体结论，很少关注数学推理证明和思想，没能很好地体现数学的文化和教育功能，这无疑背离了数学教育的应有目的。国内在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时间不长，且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思想和方法，以期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能够从数学教学和学习中受益。 一、数学文化和教育概览 “数学文化”，狭义的解释，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解释，则是除这些以外，还包含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数学文化教育在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改变数学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现状、提高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这些教育目标的实现，数学文化教育在其中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数学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数学哲学、数学史的研究之中。最早系统提出数学文化观的是美国学者R•怀尔德，在他的著作《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从文化生成的理论、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数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及有关理论。将数学文化研究推向高潮的当属哥廷根学派著名的数学家M•克莱因，在其传世之作《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自序中写道“：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克莱因的另一巨著《古今数学思想》被誉称是“就数学史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中着重论述数学思想的古往今来，努力说明数学的意义是什么，各门数学之间以及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和力学、物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克莱因的继承人，同属哥廷根学派的德国数学家R•柯朗与哈佛大学的著名拓扑数学家H•罗宾合著的数学名著《什么是数学》是探寻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完美之作，爱因斯坦评论说：“本书是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彻清晰的阐述。”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内较早从事数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是著名数学哲学家、教育家郑毓信教授，在数学•哲学•文化•教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数学教育哲学》中就已经开始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数学教育的哲学基础，提升了数学教育的理论地位。另一力作《数学文化学》从数学的文化观念、数学文化史的研究和数学的文化价值这样三个方面构建起了数学文化学的初步理论框架。郑毓信教授在他的《数学文化学》中指出，西方数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数学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很不相同，数学文化的研究也必须有中西数学文化的差异与比较性研究的内容。最近几年，关于数学文化的研究专著也越来越多，比如游安军、黄秦安、齐民友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给数学文化以新的解读和发展。笔者也曾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数学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现状和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给出了粗浅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数学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渐渐地渗透到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特别是2003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数学史、数学文化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着手把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推向全国，随后国内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相应的选修课。在本科生数学文化教育中开展较早的应该是南开大学的顾沛老师的课题组，并且得到了听课学生的广泛认可，数学文化课程已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组后来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是公选课，受师资和办学条件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二、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实施文化教育的措施 囿于当前大多数理工科高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课时普遍不足的现状，完全将数学文化教育的重任纳入课堂教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数学教育规律的。所以，在数学公共基础课开课之前有必要根据各校的实际课时数，合理安排好课内和课外教学内容和形式，以期达到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的目标。 （一）课内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课堂教学是大学数学教学的主阵地，如何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堂教学来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研究能力，是摆在高校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师面前的一个现实的课题。 1.增加数学科普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优秀的数学科普知识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特别是数学史和数学应用方面的知识，挖掘数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背景，精心挑选内容健康、形式多样、贴近授课内容的科普素材（比如数学名家、数学典故、数学名题、数学方法、数学观点、数学思想等），恰到好处地插入课堂教学，让学生体会数学的价值，寻求数学进步的历史轨迹，进而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2.引入与学生专业知识相关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现阶段工科院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很难对接，学生在学习物理、几何或经济学时需要用到的数学知识，囿于课时限制被教学计划删除。因此，可采取与专业教师交流或合作的方式加深对学生所学专业的认识，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调整授课内容，将学生在专业课学习时遇到的需要用数学知识解答的问题，作为案例直接引入课堂教学，让数学知识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联系更加紧密。 3.增加数学实验环节———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为学生开设数学实验课，以学生的亲身参与为主，基于某些具体的数学问题以计算机为工具，让学生通过数学软件或自编的程序进行自由的探索，从中发现、总结出可能存在的规律，然后加以论证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由于受到师资和实验中心机房的限制，数学实验课只能从部分专业试点，实验的内容和学时需要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规划。 4.课堂教学施行问题解决型和小课题研究型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研究能力。突破纯应试教育的数学教学思维模式，变传统的“定义———定理———例题———习题”授课方式为“实际问题———数学化问题———问题解决的策略和方法———问题解决过程中所产生的数学知识———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也就是将教材中相关的若干内容加以组合、整合为一个个有明确探究目标的小专题。比如在刚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时，让学生研究“高等数学在本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在学习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时，让学生探究“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在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在学习曲线的参数方程时，让学生探究“曲线的参数方程的应用”等，并由学生制定研究方案、研究方法。 （二）课外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大学数学教学模式客观上减少了师生之间的直接接触机会，只依靠每周一两次的课堂教学时间是很难完成大学数学教学的所有目标的，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外辅助教学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课时不足、师生接触不多等实际问题。 1.指导学生成立数学互助小组。大学和中学很大的区别在于，师生之间的接触明显减少，中学里的高强度练习和考试也一去无踪，此时最容易出现在监管缺失和答疑不便情况下造成的学生学习兴趣下降。鼓励部分同学成立数学互助小组，不仅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和互助的平台，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相互监督和鼓励的机会。教师可与小组成员协商制定细则，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活动章程，避免流于形式。 2.撰写数学实践论文。鼓励学生将自己遇到的学习、生活、现象等进行观察、分析，运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以小论文的形式把这一过程体现出来。数学小论文对培养学习兴趣和勇于探索、创新、求实的精神，提高数学素养，都是很有益处的。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导学生开展写作：首先是选题，题目要小，范围要窄，便于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问题说清楚；其次要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要能够围绕选题准备充分的材料；第三，表达要尽量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准确就是运用数学语言，选用贴切的词汇、合乎逻辑的句式确切地表达主题思想。鲜明就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给人以清晰的印象，生动就是语言、文字灵活多样，通俗易懂。力求科学、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 3.开展相关的主题演讲。演讲是一个人面对大众表达思想的口头传播方式，是演讲者智慧、口才和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好的演讲对演讲者自身学习方式的转变，自学能力、写作能力的提高，自信心的增强等无疑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听者也具有激励、鼓动的积极作用。在笔者以往的教学中，对开展数学主题演讲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活动的开展都是在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的前提下进行的，时间可以选择放在内容相对较少的课内也可以在课外集中举行，内容的选择也可与数学实践论文结合起来。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力争做到：充分地准备，循序渐进地展开，恰当地点评和鼓励，使得每一位同学都能在演讲活动中表现出自己闪光的一面。数学文化的观念确立了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并赋予了数学越来越多的在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应用价值。数学公共基础课作为高校基础必修课之一，担负着较主要的大学生素质教育责任，如果在数学课程中忽视数学文化教育，对高校实施素质教育是莫大损失。只有将讲授数学知识与传播数学文化、传授解题技巧与培养数学思想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到数学的精髓与美，也才能使学生由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 数学文化论文:成人教育数学文化的价值 作者：蓝梅 王岳 单位：南职业学院基础部 1数学文化的内涵 中国最早“文化”一词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用文化来对译英文中的“culture”一词，始于日本学者，含耕种、养殖、驯化内涵之义，将文化视为一定的生活方式。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将文化的定义从艺术实践扩大到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给当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国文化学者詹姆斯•凯瑞借鉴了威廉斯关于文化的这一定义，并把威廉斯关于文化的指涉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他看来，文化是人类实践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任何科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数学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数学是人类文化的表达。数学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西方对数学的研究很早，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经把数的物质属性推演到了非物质的属性，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基础；爱情、友谊、正义等也是建立在数之上的。 到了笛卡尔，更是把数学看作是哲学的典范，一生致力于追求“数学所特有的那种确定性”，在他看来，不仅物理世界、人类所有的知识都遵循数学的逻辑。2000年世界数学年发表里约热内卢宣言称：数学是理解世界的一把主要钥匙。一般认为，数学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学文化，其范畴是指以数学科学体系为核心，以数学的思想、精神、知识、方法、技术、理论等辐射的相关文化领域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一个具有强大精神与物质功能的动态系统。而从狭义上说，数学文化即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人，人人都应接受数学教育。数学教育必须担起传播数学文化的责任，要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中蕴涵的数学文化，真正认识数学文化的涵义和价值，从而提高文化素质，创造出更有内涵、更有意义的人类文化。数学文化不仅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精神、思想和创造力，比数学本身更有价值，更加具有宝贵的内容。数学文化的价值主要是指数学对人们精神、思想和创造力所做出的贡献，能使人类学会数学地思考问题，培养数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使人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得到进步，并提高审美水平和文化素养。因此，数学教育的任务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授，重点应放在数学文化育人方面。数学教师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授者，而且还应该是数学文化的传播者。 2成人数学教育的特点 “终身教育”是当今世界广为流行的教育理念。1970年，法国的保尔朗格朗出版《终身教育引论》一书，提出“终身教育”（针对学校教育）和“学习社会”（针对学历社会）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完成了《学会生存》的报告，建议“将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后若干年内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虽然朗格朗本人并不同意把成人教育等同于终身教育，但在我们看来，目前我国方兴未艾的成人教育无疑为实现“终身教育”的目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成人教育与普通全日制学校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成人学生的特点是：1）成人教育的生源来自不同工作岗位，学习经历不同，文化素质不同，个人生活经历不同，学习的目的和态度也不同。同时由于要兼顾工作、学习、家庭，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出勤率较低。2）成人学生的学习具有实用性、目的性强的特点，大多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学习的：有的想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学历，向更高层次发展；有的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适应现在的工作，想通过学习相应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对新知识、新技术、新观点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 3数学文化在成人数学教育中的作用 成人学生的这些个体差异、基础的参差不齐，加大了我们的教学难度。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个体的差异、扬长避短针，针对成人学员的特点进行教学。由于成人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文化价值理解具有一定的基础，对数学文化的接受和理解就更加容易。因此，我们要把数学文化融入到数学教学的全过程，形成数学知识和数学文化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局面。具体而言，数学文化在成人数学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数学是一门语言精确、抽象性、逻辑性极强的学科，也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作者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数学课感到枯燥，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如果只满足于教学教材的内容，只讲授高度抽象的数学知识、只让学生做题解题，的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另辟蹊径。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漫长悠久的数学史，著名数学家感人的故事，辉煌的古代数学题，数学与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的关系等，这些都为拓展教师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供了素材。把数学文化嵌入到教学的过程当中，就能把抽象理论和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提升数学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创造力激发出来。 其次，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一方面，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凝聚并积淀了一代代人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某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在新世纪尤为突出。因此对成年人进行数学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数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数学思想方法是对数学知识、方法规律的一种本质认识。它有多姿多彩的数学方法，深邃的数学思想，简约抽象的数学美，在教材中，有更多的内容蕴含着数学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是学生后继的数学或其他学科课程所必须具备的。教师有理由向学生展现数学所凝聚的一切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感觉数学的博大与精深，领略人类的智慧与文明。正如加里宁所言，数学可以使人的思想“纪律化”，教会人们合理、敏捷、正确地思维，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使学生终身受益。 第三，有利于实现终身教育目的。进入新世纪，知识更新更加迅速，人们吸收新知识、接受再教育的渴望更加迫切。开展成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终身教育，其作用是扩大受教育者范围，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让人们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中自我完善。这也正是成人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查尔斯赫梅尔所言：“终身教育是唯一能适应现代人、适应生活在转变中的世界上和生活中的人的教育。”正由于数学的广泛性、通识性、应用性的功能特点使数学文化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及个人的学习需求。成人数学文化教育在成人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终身教育不可缺失的基础部分。在教学中，我们应采用“因需施教”的原则，立足于更新知识、提高素质，提高能力，提高专业水平和职能，致力于解决人们工作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将最新的知识信息以最快捷的方式传授给大家，以达到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终身教育”、建设“学习社会”的目标。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下课程创新的意义 作者：申玉红 杨启祥 周长军 单位：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数学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对学校教育的现实作用和价值。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知识，如各种几何图形、轴对称与中心对称、平移、全等形、相似形、度量衡、数列等等，结合少数民族数学文化与民族儿童实际开展因材施教，促进数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如编写乡土教材等［1］，具有现实的意义。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要与之紧密结合，才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才能形成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2］。梳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诸多方面所涉及的数学元素，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化中蕴藏着有利于民族学生进行数学学习的“生动、直观”易于理解的“民俗数学”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3］。 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一）几何图形少数民族的传统数学几何知识，产生并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几何知识在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和运用，如在建筑、服饰、日常用品等方面的诸多表现。（二）轴对称与中心对称图形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日常用品中有着丰富的轴对称图形和中心对称图形。图8是彝族刺绣，图9是壮族织锦［6］，图10是傣族服饰上的图案，这些图案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图11是苗族刺绣，其图案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形。图12是水族的马尾绣［6］，图13是傣族剪纸，它们是轴对称图形。（三）全等形、相似形与平移在少数民族的服饰图案中，有丰富的几何图形，如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这些图形通过平移等构成整齐、美观、富有装饰风格的几何图案。（四）代数知识 1．度量衡 少数民族的度量方法来源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德宏傣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用到一些长度单位、面积单位、容积单位、重量单位等，在度量单位的换算中用到数的二进制、三进制、十进制以及四十进制等［7］。羌族、西盟佤族等图14中，左边是苗族织锦上的图案，上面有一些全等的正方形，可以看作是由一个正方形通过平移得到的。中间是傣族筒帕，傣语意为挎包，通常称为民族包，它上面的图案是由正方形共点平移得到的。傣族的筒帕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已有一千多年，它织工精细、图案丰富、美观大方，既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右边是傣家妇女筒裙上的图案，它是由菱形共点平移得到的。图15左边是傣族男士包头上的图案，其上有两种全等形；右边是土家织锦，其上是由全等的六边形构成的图案。图16中的每个单独纹样是由一些相似的正方形或菱形构成的，单独纹样平移得到连续纹样。 2．数列 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和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数列的踪影，如云南德宏州傣族的龙亭［10－11］、侗族的鼓楼［12］以及彝族的日常生活和毕摩宗教活动［13］等。在前面图4傣族的龙亭中，龙亭的顶部有三层结构，从上至下我们分别记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层结构都有花边装饰，其中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个侧面上花边上花的个数分别为9、15、21，也就是一、二、三层结构的一个侧面上花的个数构成以9为首项，以6为公差的等差数列。每一层结构总的花的个数分别为第一层36个、第二层60个、第三层84个，则每一层总的花的个数构成首项为36、公差为24的等差数列。 三、民族数学文化对数学课程开发的启示 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数学成绩普遍不理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少数民族学生从一入学就面临“文化偏向”问题是其中之一。国家课程因课程内容的限定性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学生难以通过正规课程系统地了解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对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就是把主流数学文化与民族数学文化整合到数学课程中去，它已成为数学新课程适应本地区文化特色的有效途径。美国阿拉斯加土著学区的“文化数学项目”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并有机整合到小学数学课程，明显提高了学生数学成绩，体现了一种“针对文化的学校教育”理念［14］，它对于我们重视文化适切性和本土内源性，并与现代知识有机整合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国内数学教育研究工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数学文化的课堂传承以及少数民族数学文化对民族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并提出了见仁见智的措施与办法，如有研究者提出的“渗透说”。渗透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策略，是直接渗透少数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与间接渗透少数民族优秀物质文化，从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走出学习数学的困惑［15］。 当前，国家提倡大力弘扬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而少数民族的数学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对于教师进一步理解新课程理念、实现课程角色的转变，对于建构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的数学课程内容体系、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等，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 第一，边远民族地区教育科研机构应重视少数民族数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并与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形成一支“三结合”队伍，即：由高校教师牵头，以中小学教师为骨干，教育科研系统密切配合、辅助，围绕民族地区不同文化数学教育开展研究，将源自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不同数学文化的素材纳入到课程之中，使教材真正体现新的课程标准所倡导的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构筑起点，向学生提供现实、有趣、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素材，为学生提供探索交流的时间与空间，展现数学知识的形成与应用过程，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从而对所有学生的文化背景做出正确评价，增强所有人的自信心，并学会尊重所有的人类和文化，这将有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16］。这样的“三结合”队伍做研究，以中小学课堂作为研究基地，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课堂，既可带动高校的教学和专业建设，同时又能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及少数民族学生的数学学习效果。 第二，构建地方数学课程资源开发模式。采用切实可行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是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取得实效性的关键。罗生全博士认为：地方课程的开发促使了课程权力的合理转换与分配，提升了地方的文化品位，对有效发挥地方课程资源的作用和培养地方性人才有重要的意义，并提出了地方课程开发的4种基本模式：补充模式、审定模式、招标模式和再开发模式［17］。有研究者提出的“调查收集素材、整理和发掘数学文化、开发数学教学案例、形成地方数学课程、开展课堂教学实践”5阶段操作性模式［18］也值得借鉴。 第三，在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于数学课程的过程中，如何克服“日常数学”的局限性，更好地实现由“日常数学”向“学校数学”的转化，并有效解决民族学生数学学习路上的“拦路虎”，是在实施新课程标准、传承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值得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讨的现实问题。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公选课的价值 作者：罗成广 刘爱超 单位：黄淮学院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校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数学素养已成为时代必然，而数学素养的提高需要我们从数学的观念、知识、技能、能力、思维、方法、态度、精神及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开展适当的数学文化教育。因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普通高校中开设数学文化公共选修课（以下简称“公选课”），藉以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数学素养乃至文化素养。 1数学文化的理解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数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由美国著名的数学史学家M．克莱因在其著作中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刻的阐述，这以后，人们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出现了诸多看法。本人在梳理后认为他们对数学文化的认识，虽然提法不同，但都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①数学文化是对数学知识、技能、观念和价值等的高度概括。②数学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精神等有着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③数学文化体现着更多的人文精神，它对于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个性品质起着重要作用。由此笔者认为数学文化是指由数学的知识系统和数学的观念系统相互融合的整体，它重在对人们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精神等所产生的长远而深邃的影响上。 2数学文化的价值 2．1认识价值数学并非直接研究客观事物或现象，而是以“量化模式”这个抽象思维的产物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因而数学规律所反映的就不仅是个别事物或现象的特征，而是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特征，这就使得数学成为了人类认识世界强有力的工具。在语言方面，数学有特制的符号语言，这使得数学语言能对科学现象和规律进行精确、简洁的描述；在思维方面，“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思维最主要体现为逻辑思维，此外还有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等思维形；另外在思想方法方面，数学思想方法是人们对数学知识内容的本质认识，是对所使用方法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它一旦形成，便可以运用到一切合适的场合之中，它已成为研究数学理论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2．2智力价值数学是人类智力的创造物，因而学习数学就成为训练人的智力，提高人的智力水平最为有效的途径。实事求是地说，就培养人的智力的功效来讲，就培养人的思维的深广度以及系统性而言，再没有其他任何一门学科能与数学相比了。什么才能使一个人的智力得到发展而具备这样的素养呢？因发现X射线而享有盛名的物理学家伦琴认为：“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足见数学在发展人的智力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 2．3精神价值数学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体系，还能够不断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推动社会更加文明和进步。著名数学家哈尔莫斯认为：“数学为人类精神最精致的花朵之一。”数学的精神价值集中体现为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方面，而理性、求实、创新对于人们综合素养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4美学价值在常人眼中，数学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智力游戏”，事实上，数学并非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它还是美学四大中心建构（史诗、音乐、造型、数学）之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但由于数学的极端抽象性，也决定了数学之美是一种内在的、深邃的和理性的美，“美的易见度”难以显现。不像艺术美那样直接、袒露和鲜明。 3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的必要性 3．1促进大学生对数学和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了事实上，数学自萌芽开始，就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结伴而行，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一方面，数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经指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方面无处不体现着数学的工具作用，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也有力地促进着数学的发展，并成为其主要的原动力。由此可见，数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确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数学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数学知识的来源和社会需求，从而能使他们树立起学好数学的社会责任感。 3．2培养大学生数学地思考问题的意识我们知道，数学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描述，而是采用极为抽象的方式对要认识的对象所进行的定性把握和定量刻画。因而，可从数学的角度（主要指运用有关的数学思想方法）去观察、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并对其中所蕴涵的一些数学模式进行思考和做出判断，从而去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要培养大学生的数学意识，这已成为判定一个大学生数学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到数学与“我”有关，与日常生活有关，进一步使他们产生“我要用数学，我能用数学”的积极情感，由此强化他们的数学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 3．3扩展大学生的数学视野这里所说的数学视野，是一个广泛意义下的数学视野，不单指数学知识层次的方面，还有数学观念层次的方面。我们知道，数学是一个多元、多维度，并不断发展的复合体，它不仅有着极为广泛的知识体系，更有着蕴涵于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数学精神以及数学观念等。然而，目前大学生在对数学的认识上常呈现出某种片面性，譬如把数学等同于计算、把数学看成是一堆概念和法则的集合、把数学问题只视为教材中的例题、习题以及试卷上的考题等。这种对数学的片面认识必将扭曲大学生对数学价值的正确理解，他们往往认为学习数学的用处就在于考试，而不是为了全面地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以及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使大学生克服他们对数学及其价值认识的这种短视目光，以此拓宽他们的数学视野及深化对其价值的体验，进而可以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数学，从而激发他们热爱数学、探求数学的愿望并增强他们的数学创造力。 3．4发展大学生求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数学不同于其它科学，它的真理性须受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它的这一特点：①决定了大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求真求实历程必然充满艰辛；②磨练出数学人所特有的求真求实精神，即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不随波逐流，不轻率盲从，敢于对他人的、书本上的甚至权威的观点质疑，甚至提出批判性的意见。③数学没有语文那样贴近自然情感与社会生活，没有物理、化学那样有趣的实验与操作，没有历史、地理那样引人入胜的情节，没有音乐、美术那样的赏心悦目，只有抽象的符号推演。对此，决定了数学学习必然是一项艰苦复杂、受意识支配的脑力活动，这就使得大学生在数学学习时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其他学科相比，数学课程的学习更需要大学生具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克服困难的顽强毅力以及永不放弃的坚定信心。而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以发展大学生的求真求实精神、探索创新意识以及其它良好的情感与态度。 3．5提高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信会产生力量，兴趣和自信可以引领一个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得到发展，并游弋于知识的海洋中，产生终身学习的愿望。事实上，人们对数学的迷恋往往是从兴趣开始的，由兴趣产生动力，由动力而去积极探索，进而在积极探索中通向成功之路，并在成功之中产生新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推动数学学习不断成功，数学自信不断增强。而数学的丰富内容、深刻思想、巧解妙法和数学史实等之中无不蕴涵着引人入胜的兴趣因素，可以说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从而使他们更愿意亲近数学、了解数学、谈论数学、应用数学，更愿意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现象。

优秀教育论文:论我国语文教育优秀传统在新课程三维目标中的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之中,语文传统教育似乎正面临 日益严重的危机,许 多优秀教育典籍正被淡忘,优 秀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但改革注重的是“改”而不是一种颠覆 ,改革始终是在“旧”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改 变。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必然存在交融点。本文就如何找到新课程理念与带有浓厚 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语 文传 统教 育的交 融点加 以探讨 。 新一轮课程改革,由于影响的是庞大的社会群体, 加之刚性 的政府行为推动 ,已经将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向了新 的高潮 ,必将是一场对社会有限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与之配套的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 、教学研究机构 、专家的强势能量导向,各学科的课程改革理念应当说已经渗透到了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一种课程改革精神正影响着我们的教学。从教学行为主体定位到教学手段多样化,从互动关系到多元的评价体 系,都给我们的课堂和教学带来 了新的活力。对广大教师而言,这场改革也是教师与学生 、与课程资源共度的生命历程和共创的人生体验。广大教师走下讲 台,走进学生,互动交流,教学氛围浓厚 ,师生关系融洽。特别是在语文学科中,《标准》关于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 目标的论述 ,其根本 的 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新的课堂强调注重学生的体验 ,因为没有学生 自己去读 书 、感受 、理解 的过程 ,任何语文教学行为都是无效的。在与新课程共同成长中,在感受到课程改革取得初步成功 的欢愉中,在对待语文这一带有浓厚 民族文化的学科教育之中,教师应当多一些反思和 自省。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语文到底是什么?向无定论 ,但是相当专家学者都强调语文教育有以下几个层面 :①语言文字 ,主要是语言的实践和运用 ;②语言文学 ,这是比较高的形态 ,关注学生 的精神 、态度 ;③语言文化 ,是让学生对世界有独特的认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还是几种说法的综合,都不可否认传统语文是一种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语文教育不同于其他化学物理等 自然学科 ,带有深深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作为中华 民族文化的延续纽带,语文是我们生存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根植于我们血液之中的一种民族基因。而文化始终通过语文潜移默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礼仪社交 、文化教育价值等诸多方面。可是 ,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要贯彻 《标准 》,就必须破除旧的传统理念 ;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保守落后,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传统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并不矛盾 ,对现代教育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可 以说 ,没有传统语文教育和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 ,今天新课程理念就失去参照和基础,“忘记历史 ,就注定要犯历史的错误”,这是有教训的。而且,基础教育改革也不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必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过程。 二、新课程理念下,做好语文教育优 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已经深人人心,其实和现在常说的 “大语文教育”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任何轻视忽视语文教育传统这一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传统、割裂历史传统与现实的血脉联系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彰显优秀教育传统,重视民族文化 自觉性的回归。而《标准》的三维 目标无不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影响。 1.关于知识与能力。从总体上说 ,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 ,绝大部分教师改变了传统教育中只注重知识传授的不足 ,而将学生学习能力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这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突破。确实,在千年的 “学而优则仕”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下 ,传统语文教育这一块出现了 “繁、难 、偏 、旧”的局面,老师实施的是 “题海战术”,有的是 “头悬梁 ,锥刺骨”的精神 ,搞的是“口舌生疮”、 “皓首穷经”的苦学。而且在训练的内容上,传统语文重读重写而轻视听说 ,甚至以 “沉默是金”、 “口讷不能言”为美德,强调灌输 ,这些 当然已经和现在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巨大影响意义。新课程三维 目标之一就是 “知识与能力”,反观我们的课堂 ,学生敢于质疑 ,大胆评议 ,整个课堂氛围浓烈,这的确有利于弥补传统语文教育死气沉沉的不足,给沉闷的语文教学注入了新 的活力 。但是 ,大部分课堂学生没有写字 、没有练习,呈现出虚浮的热闹。试想:学生基本功没有了 ,还谈得上什么能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再隋指出:这些语言训练不落实 、不到位的课堂很 “虚”。 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下必须重视学生写字 , 加大对学生书写指导 ,写字习惯的培养。现在学生识字效率低,学生字也普遍不好,在家也没有练字习惯 ,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再不指导练习,结果就无法想像了。我国语文教育传统有一套训练认字识字方法,应该将基础知识重新放到应有的地位 ,否则能力就失去了基础 。可喜的是 ,新课标理念下语文教育重现 “书声琅琅”,比以往更加重视写字 ,要求 “以读为本,以读为根”。而且从国家发行的教材来看 ,仍有许多我们祖先遗留的精华 ,比如在小学 就增 加 了文 言文 ,在课 文后面 就增加 了 “我会认”、 “我会写”等项 目,反映了新课程对语文优秀传统的吸收,这不能不是说一种 自觉的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2.关 于过程与方法 。在 “过程与方法”这一块 ,可以说这是新课程在提法上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最大特色。 传统教育强调结果 、轻视过程 ,教学方法单一。新课程理念下 ,教师更新 了观念 ,提升了课程意识 ,学生 “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多媒体调动学生兴趣 ,不能不说 这 比传 统 的语 文教 育进步 了些 。但是 ,对 照 《标准 》,我们发现在新课程理念下倡导的教学思想、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继承了更多 ,或者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因此 ,我们更加关注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教育传统渗透于现在的课堂。 (1) 《标准 》具有浓厚的关注全体思想 ,关注全体学生,而传统教育中早有 “有教无类”思想。我们要在承认学生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着重关注全体学生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2)关于个性发展。传统教育中的 “因教施教”早已成为教师学生耳熟能详的词语 了。古代私塾中更有利于因材施教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将班级授课制和培优补差结合 ,怎样组织课外活动来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新课程理念下要进一步大力倡导个性化学习和个性 化评价 。 (3)师生关系。新课程要求每一位教师进行民主教学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才有良好教学的氛围。 孔 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 师焉 。”他提倡“不耻下问”、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种传统的思想可以说对后代特别是现在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传统教育中“教学相长”思想 的体现 。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学一定要 民主 ,师生要 “对话” ,特别是要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实现共生共创,师生互相促进 ,双向成才。 (4)学习方式和教学方法。本次课程改革 ,凸显了对学生学习方式的重视 ,提倡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 ,但是现在课堂出现 了 “虚 、假 、杂 、闹 、偏”的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我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认 同和吸纳不够。在新课程理念下 ,一定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落到实处和注意老师的引导 。这也是与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一脉相承的。①启发诱导。孔子说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第一原则就是启发原则。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要将语 文课上得充满感情 ,充分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第一老师”,要用生活中的例子加上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真正将学生调动起来 。②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在新课程理念下,必须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根据认知规律 ,强调 “反复学 习” ,强调知识再现。③重视文本 ,挖掘课程资源,扩大阅读量。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一些教学手段多了起来 .多媒体教学摆到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可否认,作为课堂教学最重要的文本却被置于一旁,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一些专家教师为此进行 了呼吁。 《标准 》要求“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相比 《标准》出台前,这已经是提高了要求。尽管如此 ,与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量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传统语文教育强调“博闻强识”, 朱熹强调 “读书百遍 ,其义 自现”就是这个道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遵守从“积累”到“感悟”的学习规律。人的语文综合素养 的提高必须是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上积累起来的,如果斥之以“死记硬背”而加以指责甚至彻底抛弃 ,既是对传统 的不尊重 ,也是对《标准》的误读。在新 理念下,要将各种阅读方式结合起来 ,注重思考,提高学生语文能力。④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这两种学习方式都是学习的重要方式 ,在知识获得方式 、师生作用关系 、知识结构水平 、学生年龄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发现性学习注重学生对获得知识的体验和获得知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但是 由于接受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发现性学习存在对学生基础的要求 比较高的局限性 ,注定了教师要将二者整合,真正贯彻 “以人为本”的过去和现在都奉行的思想。 3.关于情感 、态度 、价值观 的问题 。《标准 》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总目标是基于人的终身需要和谐发展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而提出来的,它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 的统一思想,思想性与审美性 的统一”。 《标准 》精神和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相 比,二者是统一的。 (1)都非常重视德育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思 想道德放在首位 ,无论是 《三字经 》、 《名贤集 》还是 《弟子规》等 ,相当多内容都是进行思想道德说教的。当然 ,以孔子 《论语 》为代表的教育典籍更是如此 ,其核心是 “仁”的思想,他提出 “君子务本 ,本立而生” ,这里 的 “本”就是做人的根本 ,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而《标准 》对人的发展要求不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吗?可以说,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中,道德的基础是相同的,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课堂 中,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根据文道统一的原则在课堂教学中感染渗透。因此 , 《标准》将 “情感 、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少 目标 ,对语文教育优秀传统的传承,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2)重视教学情感磨砺志气作用。“情志作用”是非智力因素 ,传统语文教育对此是非常重视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现在也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说 ,说明兴趣和情感是推动学习的巨大动力 。所以,《标准》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激励性评价,保护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特别是现阶段,影响学生学 习的不 良因素很多,加之学 习本身就是一项很苦的劳动 ,如果教师经常将 “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尚书》)、“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头悬梁,锥刺骨” (《孟子 》)等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的故事用来激励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以“知识 改变命运 ,”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志向,以各种课程资源中的人文精神,融合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学 以致用,身体力行 ”,加上教师的言传身教, 一定可以为学生的不同发展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 当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学而优则仕”、赚大钱 、娶美女 、做官是传统教育中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表现,而且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当中,传授知识方法过于机械,传授手段过于陈旧,容易让人封闭保守 、墨守成规而变得迂腐,这的确是与现在社会发展对人的多方面素质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 ,传统语文教育无论是道德文化传承上还是教育思想上 的巨大作用 ,对今天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它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今天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要求其实就是语文教育传统的另一说法或者是与传统交融后衍生新的意义。因此 ,在新课程理念下 ,我们不仅不能对传统语 文教育理念全盘否定 ,还要时时刻刻将传统中优秀的思想和做法发扬。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新课程与语文教育传统的交融点并加以吸收和发扬,这样就会实现我国语文教育的优秀传统的 自觉性回归。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人格教育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 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 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 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 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四、结语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作者：葛金平 李霞芬 赵璇 单位：湖南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 1.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形式在给我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思想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当代大学生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人群，容易受到一些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在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着改变，有些高校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抵制不良思潮的影响；有些高校却忽视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就导致部分大学生不能有效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盲目夸大社会功利，而缺失了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意识。 2.严峻就业形势的影响 由于高校连年扩招和经济发展规模的速度不相适应，导致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数量逐年递增。有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有应届毕业生700余万人，加上往年未就业的大学生，实际数量有750余万人。如此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一方面是由于高校扩招导致，另一方面也与高校的教育观念和技能培养等原因分不开。当前高校片面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导致部分大学生走向社会之后不能承受社会压力，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甚至出现对就业缺乏信心的情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能与大学生实际情况相衔接，更没有充分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就业观念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网络化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更多的大学生愿意从网络中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沟通，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不可获取的途径。网络传播对当代大学生在教学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不良网络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带来了负面作用。部分大学生在利用网络便利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养成了对网络依赖的习惯，导致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深入学习和研究问题。有些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耽误了学业；有些大学生对网络信息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分辨，被错误信息所误导；有些大学生被错误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所影响，改变了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缺失的结果。 4.学分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教育体制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全国各大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学分制，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也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虽然学分制对于激发大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具有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对于专业进行选择性学习的要求，但同时也导致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的忽视，对实践知识的忽略，而只是片面追求理论和学分，进而走上社会之后会出现政治意识不强的现象，不愿意承担一些社会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学分制度下每个学生选择的学分和课时不同，上课时间和地点也不相同，传统的教室和班级的概念被打破了，导致学生流动性增加，班级集体意识却逐渐淡化。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勤劳勇敢、诚信友爱、谦虚互助以及与自然和谐发展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全社会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对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学生可以感受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感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热爱祖国，勇于现身祖国的博大情怀。 2.有助于改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教育大学生要首先提高个人内在思想道德和修养，进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教育当代大学生要培养和树立人道主义精神，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3.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为人处世观念，从而正确处理好自个与集体、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只有让当代大学生明白了对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护，也才能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为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要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去，另一方面还要从高校的角度去从制度和课程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1.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理论课程中 以课堂为主渠道的课程教学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中更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起来。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二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中。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制度建设中 俗话说，一个好的领导，不如一套好的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高校的制度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软实力，对全校教职工和学生有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好的校风、学风、教风的形成中，制度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高校制度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方法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高校制度的内容。比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奖学金选定标准中加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比重。在高校制度建设中，提倡道德第一，既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3.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中 实践是将学习内容内化的有效途径，是将所学内容转化为自身价值观的重要桥梁。我们可以设计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相配合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深入爱国主义基地参观考察，通过到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参观学习，有效地调动社会力量，使广大学生在领略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再如通过严格的日常管理和礼仪要求，规范大学生的行为，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 四、总结 总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中，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要寻找最佳切入点，在学校制度建设和理论实践中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作者：徐凯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教育路径 一、阐释传统文化的维度：立国、处世、为人 在当代社会，从什么视角来梳理总结悠久的传统文化，如何凝练概括出适切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邓小平说过，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教育培养的学生既要有世界眼光，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同时他还应当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然而，中国人的“根”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小孩子从小吃着麦当劳、看着美国大片，学英语现象在幼儿园就出现了，长此以往，用有识之士的话来说，五百年后、三百年后的“我们”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不能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生自灭，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进行整体规划，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既能够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同时又有助于当代青少年精神成长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为了复古而进行教育，同时，它和国学又有所不同。国学，涉及所有传统文化的研究，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当代青少年甚至子孙后代成长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因而它肯定不是全部的、整体的传统文化体系，而是要把现实中最紧迫的、最有价值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凝练出来，传授给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定是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面向整个世界、培养现代公民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体系。面向现代化，即是说不是为了传统的延续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和传统是有一定的相对区分度的。因此，用“三个面向”来对待传统文化，深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为社会提供教育资源。姜义华先生提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笔者将从这三个维度来思考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 1．立国方面，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 这关乎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价值需要，在西方有的国家叫作立国价值（regimevalue），在我国传统中则称为“治国、平天下”。儒家倡导“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以孝为先、由孝而敬，注重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成长过程。倡导社会民众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讲求经邦济世、民为邦本、选贤举能、人文化成、和而不同、天下一统。在立国方面，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积淀，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在家国梦想方面，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角度来说，在国家层面，倡导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笔者有这样的疑问：从富强的角度，强国富民能不能作为富强的主体内涵，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是否蕴含着这样的价值要求？再比如说民主，我们的传统文化似乎是比较缺乏的，“民为邦本”、“尚贤举能”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们当代民主建设提供借鉴。关于和谐，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教师如何把这一思想传授给学生；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在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的时候，大家都面临着“自尊和尊重他人”的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要讲依法治国，同时在传统文化当中，倡导的是德主刑辅，对德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因此，严格来讲，这个法应该是德的外在保证和体现。总而言之，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能够让青少年学生认识到中国的富强是每个人富强的重要保证和依托，国家的富强和个人的富强、家庭的幸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对于学生而言，自然就会有拳拳爱国之心。国家繁荣是共同的荣耀，个人不能仅仅是为了自身和家庭而学习。在一些世界名校的招生面试中，一些高材生的回答为什么往往令人失望，因为他们只是想到自己和父母，此外无他，这样的学生被录取的鲜有。由是观之，个人成长要和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民族复兴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根本的就是道路认同，就是认同社会主义道路。 2．处世方面，处理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处世就是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如何与他人交往，它是一种社会情怀。在传统文化中，推崇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怀，信奉仁者爱人、先忧后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胞物与，内含的就是一种同理心，吁求和而不同的包容、守望相助的友善，讲求克己奉公、忠恕之道、礼乐教化、德法相济。在社会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层面，我们依然会有一些疑惑，比如，是不是秉持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仁爱共济、利己达人”的社会情怀，就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思想反映的是不是平等的人际关系？“天下为公”是否就是一心为公，公正无私？再如，“自强不息”要求有所作为，“先忧后乐”实际上体现了主体的道德自由，它不受制于外物、欲望、权力、地位的诱惑，而是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但这是不是一种独立的人格自由？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与教育，在处事方面，培养青少年学生守望相助、友善乐群的精神，涵养学生的宽容心，让学生认识到，在社会共同体中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 3．为人方面，就是作为个体应该具有哪些精神品质，这关乎自我的追求与境界。 国家的精神风尚也好，社会风气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个人的个人品格上。个体如何确立自己的人格？传统文化中强调正心笃志、礼义廉耻的人格修养，倡导正心诚意、厚德载物、进德修业、恪尽职守，推崇刚健进取、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精神。其中，非常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忠诚与孝敬。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竟然到了要为“常回家看看”立法的地步。传统文化当中，品德修养的重点是不是就是礼仪廉耻？管仲把它视为“国之四维”，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此也非常重视，近代的孙中山、也都非常重视。《了凡四训》中特别强调如何做善事，个体作为社会主体如何增益自己的潜能。再比如诚信的品质，有没有更好的表现方式？儒家经典强调民无信不立、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化成天下。“化成天下”就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其实就是让社会个体不能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他应该在实现自己价值的同时，为国家、为世界承担自己的责任。个体的修养，也即温良恭俭让，彰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现在社会整体比较浮躁，尤其是在网络生活中，充斥着情绪性的语言和暴戾之气。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温良恭俭让的品性对于涵养人的品德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总之，从立国、处世、为人这三个维度进行挖掘，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文化中涉及共同理想、集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等。基于这些维度与内容，如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二、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教育路径的思考 如何科学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过程，这既涉及科学地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框架，也涉及教育实施的规律和逻辑。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身心特征来设计，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层次上必定是一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过程，但是，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课程里，又该如何来体现？比如，在“小学”启蒙阶段，学习为人之道，到了“大学”，学习成人之道，学习如何为人处事。这需要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设计，并且它在学术方面能够立得起来。这个框架里的归类、分析、提法，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当代学校教育中最需要的，也是相对全面的、比较周延的内容体系。这就是我们设计具体的教育内容的指导方针。上文论述的立国、处世、为人三个维度，可以作为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它不能说是全面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教育框架的设计，要经得起推敲，学术界能够认可它，教育界能够认同它，然后教师能够把它体现到教育教学中去，对学生的成长也能有帮助。同志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前，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这就讲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三个重要来源。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研究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从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视野中，从历史发展的积淀中，审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操守？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质，而现在国人更多地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度不高。一些有识之士就在担心，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是中国人吗？他们对传统文化还认同吗？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不能为传统而传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回过头来审视传统文化为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国人的信仰、信念等方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分析哪些是值得弘扬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这需要做一个认真的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谈到了友善，或者说友爱，那么这种友爱能否推广到陌生人之间？在传统文化当中，十分强调仁爱之心，但是到了现在，有人摔倒时，他人连扶都不敢扶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能有制度方面原因，试问我们的制度是不是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助人为乐的后顾之忧，或者免除他被法律追究“责任”的可能？2013年，深圳出台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就是要避免“活雷锋”被敲诈的可能，在制度上给予助人者保护。 在西方，《好撒马利亚人法》规定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需要从做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维护中国人的“根”的角度来入手，但更要看这个“根”对于现代人、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什么价值。熟悉为人之道、人际交往准则对每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和”的理念，但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体自我意识膨胀，到了社会上和他人相处就会格格不入。西方讲社会资本，这其实与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密切联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设置不是为了抒发怀古的幽情，而应该是站在当代来回观返视传统，看看现代和传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张力，以及传统能够给当代社会提供哪些好的借鉴。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几个参照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国家的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人格精神层面，传统文化中都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如家国梦想、仁爱之心，还有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人格修养的要求，都可以为现在青少年学生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教育资源。之所以强调“当代的”中国人，是因为“当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涵义。当今社会的道德难题之一就是人们缺乏敬畏之心。英文单词“modern”，中文翻译成“近代”或“现代”，这是和“传统”相对的概念，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间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体独立，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个体始终依附于家庭和家族。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比如在西方，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在中国，人是依附于家庭和家族的。作为家庭成员，必须为家庭服务，服从于大家长，所以古代有“株连九族”一说。《白鹿原》反映的就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有什么问题要裁决，家族成员到祠堂里开会，族长说什么，其他人都要服从。进入近代，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天然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摧毁了。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表述，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这样，传统的天然的联结纽带没有了，社会以彼此冷漠的、孤立的、算计的个人为基础，人和人之间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交易。中国有句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反映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因对“神明”自然的敬畏之心而进行自我约束的道德观。丹尼尔•贝尔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的缺失。旧的支点没有了，新的在哪里？敬畏之心没有了，良心问题由谁来裁定？这是摆在当代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坑蒙拐骗一次就别想再立足；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违背道德的行为未必会受到惩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信任的基础变了。传统社会里，族长、教会说了算，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威，社会运行的规则由谁来制定？这个责任，落到个人头上。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大家对公共事件提出意见、表达看法、形成共识，社会就有了规则。所以现代社会要求它的成员具备自主性、理性化、自律化的品格，否则规则就难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现在很多概念，诸如现代、公民、权利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在中国播下了种子，但对“人”的理解，公众可能还没有完全觉醒。我们常说当代的中国人高扬了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这是一个进步，但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真正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度。从表面上看，我们现在高扬了“主体”意识，个人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与强化，势头汹涌，结果反而使良知与底线丢失了，这怎么解释?在笔者看来，“高扬了主体性”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如果丧失了价值底线，是我们缺少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不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已经唤醒。“觉醒”，那是表象，还没有达到爱因斯坦说的“超越个人利益”的状态，也就是还远未成熟。如果个体没有走出个人狭隘私利的窠臼，就仍然是未成熟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可能就是成熟的公民，欠缺的就是公共性的品质。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公民层面提出了价值准则的要求，目的就是要塑造现代公民、现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的中国人，就要有现实感，要有历史感。所谓当代，就是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我们培养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品质，第一是要有政治认同，第二是要有国家意识，第三是要有文化自信，第四是要有公民人格。从这些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就非常丰富。以政治认同为例，政治认同有何表现，怎样才能做到政治认同？毫无疑问，政治认同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认同造就的是“当代的”“中国人”。作为当代中国人不能是狭隘的、鼠目寸光的，而应该“有世界视野”。也就是说，要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中，考察全球各国是如何开展本国的公民教育的。英国在政治认同教育上做得非常到位。英国有十条核心价值理论，第一条是法制，第二条就是君主立宪制。英国人把国体、政体作为核心的内容来教育。反观国内教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非常大的优越性，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把它作为教育内容？再看核心价值教育，美国非常重视政体的价值，公务员必须要成为政体价值、宪法价值坚定的维护者和切实的捍卫者。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可以对抗上级的命令，理由就是这个命令是违背宪法的，这也就同志所说的以宪执政、以宪行政，即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者有了正确全面的认识，学生才会有健全的眼光，才能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自己切实的心理认同和认识，才会实现社会价值。 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这一意义上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高国希 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教育思想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摘要：陶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研究探讨陶行知教育思想对推进当前教育改革、丰富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研究和实施新的课程改革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幼儿教育；教育思想；教学改革；启示 一、生活教育思想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幼儿教育相比于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它不需要面对繁重的课业，不需要为了应对升学考试而进行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它更需要注重于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能力的培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包含三个重要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作为一名现代化幼儿教师，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以下认识和理解： 1.生活即教育。 在幼儿教育中，生活就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小朋友在学校中最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融入集体生活，这也是为他们在未来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中打下基础，在原来的生活中他们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掌心的花朵，但是来到了学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学生，都是生活在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即是合作，有些小朋友很聪明，什么事情都想要一个人完成，久而久之合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渐渐不太可能，在幼儿教育中应该加大力度培养小朋友团队合作的能力。 2.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社会即学校”所要阐述的观点是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各类社会现象都会对学生自身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获取实时的各种社会热点，这些热点或好或坏，但是它们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同样的，现在的小朋友很小就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iPad等高科技产品，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特别快，过去的教育更多的是源于书本，但是书本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信息化社会的教育应该要源于网络，源于社会。作为幼儿教师，如果我们不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各种社会现象，给予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于他们未来之路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如何让这三者结合，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成为了一个教学难题，对于教师来说，并不是只要注重“教”这一个重点，学和做也是推动教育进步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以学养教，以做育教，才能真正意义上提高，教而不学，师之惰也，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得过且过，必须让学生真真正正学到所教之物，“做”是检验学的标准，对于幼儿教学，没有考试这种检验学习的手段，就更加需要学生在“做”的过程中运用师之所教，己之所学。近年来，在幼儿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老师布置的小作业，往往由孩子的父母代孩子完成，使孩子失去了锻炼自身的机会，久而久之教学由于缺少实践而失去了意义。所以作为幼儿教师，应该督促小朋友在做作业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多的依赖父母，这样才能使教学变得有意义。 二、创造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对于教育来说，行动是教育的根本，知识是教育的结果，创造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创造教育，就是要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幼儿教育处于教育过程的最初期，是培养创造力的最佳时期。 1.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正如陶先生的这句话所说，纵观古今中外各种发明家，无一不是通过不断动手实践，并加强思考最终取得成功的。 2.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儿童的创造力毋庸置疑，但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创造力往往由于传统教育的限制而被忽视，并渐渐消失，最后能保持这种创造力的孩子少之又少。作为现代化的教育，不仅应该更注重孩子创造力的保持，并且应该使孩子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挥。 3.培养学生的自动力，注重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探求。传统教育的模式决定了它必须遵从老师教，学生学的框架，但是仅仅依靠老师课堂上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现代教师，应该更注重学生学习自动力的培养。 三、师德思想 作为现代化的教师，师德是教师的安身立命之本，师德的建设也是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教授知识，更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做人的道理，师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 1.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众所周知，人的成长离不开教师，教师可谓是人类发展的明灯，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并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就是因为他们大力推行教育。 2.爱满天下。 幼儿教育在需要我们给予知识的同时，更需要的是我们的爱，这是一个缺少爱的社会，人们经常对着周围的弱者视而不见，这种现象需要改变，只有让我们这最年轻的一代感受到爱，才能让他们学会如何爱人。 3.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教室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小家庭，而老师就相当于这个家庭里的家长，特别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小家庭里的家长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楷模，作为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是小朋友模仿的对象。现代的教师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素养，所欠缺的就是如何把这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小朋友，让他们真正从学习生活中学习到这些优秀的品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时间就是在课堂，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保持最好的姿态。新课改的理念是贯彻新的教育观、新的学生观、新的教师观、新的课程观，我想这与陶行知思想教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新课改也应该成为实践陶行知思想教育的舞台。 作者：杨欣妍 单位：昆山市新镇中心幼儿园 优秀教育论文:英语专业大学生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一、优秀传统德育教育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素养缺失，跨文化交际出现“失语”。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加大了对文化的教学比重，但英语课程的设置主要涉及英语国家的文化，忽视了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传统道德教育及其英语表达，只偏重学生对英语语言技能的掌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表达力则较低（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指用适当的英语形式和表达法来诠释中国文化的能力，其水平高低取决于是否具备良好的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能力），甚至出现了“失语”的状况。教师在英语课上也以讲解西方文化为主，忽略了对学生传统道德教育的渗透。教材中中国文化知识严重匮乏也导致英语专业学生普遍传统文化知识匮乏、跨文化交际低效。 2.一味向往西方，西化明显。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存在重英语，重英美文化的传授；轻中文，忽视对学生优秀传统道德的教育，英语教育所造成的“文化逆差”导致对优秀传统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和审美在现代社会失去认同感，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一味顺应英美文化，“言必称希腊”；为提高英语水平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却大大减少。很多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内容已经过时，对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崇备至，吃西餐，过洋节，听英文歌曲，看好莱坞大片，不论在穿着打扮上还是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西化痕迹。 3.思想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较差。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不少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在文明礼仪、伦理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整体素质都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诚信意识淡薄，考试靠作弊，文章靠抄袭；公民道德意识不强，对待很多事物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际关系紧张，没办法与一个宿舍的同学和谐相处；不能体恤父母的辛劳，一味拼爹；在价值选择上重利轻义，以自我为中心，过多地关心自身利益，缺少对国家、社会、他人的奉献精神；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差，经不起一点挫折。更有甚者，威胁他人生命：马加爵事件刚刚被人们遗忘，又出现了“复旦投毒案”……因此，英语专业大学生很有必要接受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育。 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的功能与作用 优秀传统道德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在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其核心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刚健有为的进取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和崇礼重德的伦理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积极利用传统德育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对其不断改造、创新,在以下方面将发挥其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1.塑造良好道德品格和健康人格。传统道德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自律、礼义廉耻；重理想人格、人际关系、社会和谐；重视刚毅自强、抱负远大、持之以恒；鼓励好学笃行、豁达乐观，鄙视奢侈享乐的生活态度；传统道德不排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但强调以合乎道德为前提；提倡诚信。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和品格的形成就是根植于传统道德文化这一土壤中的。我国传统道德文化所追求的道德理想人格，通过传统德育逐步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利用传统道德中这些优秀的思想精华来教育英语专业大学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有利于塑造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良好道德品格。传统道德教育结合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心理和人格的塑造。 2.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正确文化观。传统道德教育“是思想的基石，是人的根基和家园。它最终将融入个体的血脉和精神，内化为人的心性品质。”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身处中西两种文化之中，兼顾双方的文化视角，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他们拥有丰富的传统道德文化知识背景，从而可以更好地领悟和思考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通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比，增强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和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做到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的“文化自信”。同时，加强传统道德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坚守自己的优秀文化，又要通过交流和交融，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正确文化观。 3.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是儒家伦理教育，儒家的道德教育一定意义上也是品德教育。挖掘儒家思想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从集体主义出发，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觉抵制西方自由化思想和利己主义，培养集体中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能力，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传统道德中崇尚“和为贵”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这一思想在今天有利于大学生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和谐共处的思想理念，最终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生力量。 三、加强优秀传统德育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百育德为先，成才先成人。“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心愿。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任何专业都不能忽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大学英语教学要在教学目标、计划、内容和方法上作出必要调整，选取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合理内容，弥补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不足和传统道德教育的缺失。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本质特征的深入了解，对异国文化能采取理解、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教学目标要层层深入，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考虑将来学生有可能从事的职业。在教学方法上，要彻底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尊重学生主体性，忌“满堂灌”或讲授与实际相脱离的枯燥理论，在活动中开展教育。教育者要围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正确认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讨论、演讲、专题讲座等，还可以在课堂上播放跟传统道德教育相关的电影或动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不仅要贯彻在学校教育的“显性课程”（第一课堂）中，而且要渗透在校园文化等“隐蔽课程”（第二课堂）中。先进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形成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而且能够塑造良好的学校形象和学习生活环境，其本身具有育人功能，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校园文化是学校内部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元素，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等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校园文化还可分为“精神层面”和“环境层面”，它的最主要表现是校园的特殊性、多元性。校园文化的完善，就是充分发挥教育导向、开发创造、娱乐调节、激励凝聚等功能，为育人营造最优化的环境，从而实现教育目标。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能使身处其中的人，在精神上受到一种熏陶，一种点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传统道德教育有很大帮助。 3.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德育网络建设。加强德育工作是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的一项全民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应试的天才，而是适应社会发展，促进各方面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人。要转变旧有的单一学校教育观念，形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大环境网络教育观念，在此基础上制定教育的目标、要求，促成教育合力的形成。认识到学校、家庭、社会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全面了解学生年龄特征、心理发展规律和现阶段的思想实际，多渠道对学生进行教育，保证教育的同步性和一致性，形成网络式育人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使之不要一味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使他们从传统道德中吸取有益经验，提高自我创新能力；不断融通、消化外来文化，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不断提升自我。以保障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处于主动地位。（本文来自于《黑河学刊》杂志。《黑河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李秋菊雎密太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 一、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教育内容 1.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社会、家庭、自我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没有国家、社会、便没有家庭和自我。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面前，应以“舍生取义”为原则。我国古代哲学家强调为民族整体献身的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屈原在《离骚》中的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显示了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提倡自觉地为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本质和灵魂，是我们主体的价值观念。为中华民族稳定、社会和谐和发展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可以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是一种人生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信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代人同心协力，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天人合一”的和谐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境界是以追求真、善、美相统一为目标的，倡导以“和合”为准则的统一发展观，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能够塑造学生的人文关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自然，尊重自然的力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先贤们看来，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应该是相应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种宽容仁爱、真诚和谐的思想能够引导学生热爱自然和社会，并能将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和社会，培养一种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然更加顺利地融入将来的社会生活。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天、地、人”整体的和谐理念，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整体，各组成要素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保护和谐的生态环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3.追求理想人格的人文主义精神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理想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形成。这是中国儒教、道教和佛学一致追求的目标。儒教主要强调人格的“内圣”方面。“内圣”的基本精神是以“仁”为其内容的。所谓仁，即仁爱，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一再把人格的“仁”的内在规定突出地放在“义”和“节”这两个方面。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得”，“君子以义为上”，“君子以义为质”，可见，孔子把行“义”，看成是君子的行为，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体现。崇尚气节、看重情操的修养，也是重要表现。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后来的孟子亦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对善的人格理想的追求，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情操的品德特别突出，在目前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中，多宣传些“德”的精神、“义”的道理和情操与气节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4.自强不息的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君子应效法天的意志品格，自强不息，努力向上。荀子也认为人必须自强不息，强调“学不可以已”，注重坚持不懈、专心致志的态度。儒家学说倡导积极进取和谦虚谨慎的实用主义精神。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管是对国君、人臣、封建士大夫，还是对一般民众，都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不少身处逆境的人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今天，大力提倡和发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自强不息的思想精神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要敢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压力，有不怕吃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己。 二、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教育方法 祖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家们对思想品德教育的方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启迪。 1.因材施教的方法 “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指出，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差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根据这些不同的特点因人而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2.示范教育的方法 孔子最早提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教育方法，他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既要言传，更要重视身教，要言行一致，时时处处努力做学生的楷模。 3.陶冶教育的方法 环境对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古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和班风，充分发挥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这样教育效果必将更显著。 4.内省的方法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学生的内省相结合，灌输是外因，内省是内因，没有学生的自我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5.情感教育的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的教育方法，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这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意义无疑是深刻的。 三、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健康心态和良好品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在一种共同环境中生活、创造出来的精神内容。大学生当前要承担艰苦而繁重的学习任务，毕业后要面临复杂而激烈的社会环境，这个阶段需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作为指引，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和树立良好的心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深入开展教育，引导广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认识个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我国现代新文化的创造，只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才能赋予其鲜明的民族性，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巨大活力和中国特色的新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郭欣郭玲霞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索 一、创设教育情景，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 为了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氛围，笔者组织人员在校园内的宣传栏、楼道、入口及走廊等处分类悬挂传统文化宣传标语，要求风格典雅、统一，令人赏心悦目。学校的电子屏幕不定期滚动播出一条条的国学标语。利用早、午、晚的课余时间开展专题广播节目。教室布置要主题鲜明，内容要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办公室也进行了相关的布置，体现人文关怀，烘托教育氛围。环境育人，活动育人，文化育人，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达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引领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 在开展传统德育文化教育活动过程中，如何找到突破口是关键。笔者结合学生实际，以感恩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除了在校会、晨会、班会开展感恩教育，在学科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外，还定期举办《关爱生命，伴你成长———感恩我们在行动》的大型激情励志演讲，使学生懂得感恩，学会爱父母和教师，并用行动回报他们。 三、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引导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 不加任何指导阅读具有相当深度的经典著作，诵记拗口的文言文或古诗文，别说是学生甚至语文教师都感到很困难。因此，加强阅读指导成为当务之急。诵记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对有些句子的解释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办？笔者译出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并下发到学生手中，然后组织讨论、交流，在大体了解名人名言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感悟、见解，以及自己独特的创意和风格。在经典阅读指导中笔者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渗透爱心教育、责任感教育、纪律教育、诚信教育、养成教育等，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阅读指导更注重理解、感悟，以“每周一句”的形式，在经典阅读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名句的选择与解读的权利交给学生，共同领略经典之美，同时增加积累，提高理解能力。鼓励学生将这些理解和体会写到日记里，写到作文里，同时联系生活实际谈体会，说感受，特别是将孝文化与感恩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效显著。 四、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相结合，全方位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 要把弘扬传统文化与主题班会、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其强大的德育功能。围绕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开展主题班会，并举行评比活动。每个教师都应在教学中讲究方法，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想，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的人文教育思想，从而形成全方位育人的强大网络。主要开展以下主题教育：①开展感恩教育。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教师、感恩同学、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感恩自然；②开展信用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表里如一、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诚信品质；③开展礼节教育。引导学生养成举止文明、谦虚礼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④开展孝道教育。引导学生学会用良好的表现给父母、教师带来欢乐，主动和父母、教师交流，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务，懂得尊重父母和教师的劳动，自觉接受父母和教师的教导；⑤开展廉洁教育。引导学生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是非观、荣辱观和价值观，形成踏实做事、诚实做人的职业道德意识；⑥开展仁义教育。引导学生学会尊重和关爱他人，养成团结、互助和协作精神。 五、以活动为载体，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笔者主要开展以下活动：①每天早晨安排15分钟诵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内容；②举行班际朗诵比赛；③举行讲故事比赛，让学生展示自己所学；④举办“读国学、诵经典、谈感悟”征文比赛，让学生畅谈自己的感受和变化；⑤举办传统文化艺术节，通过书画、小品、戏剧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收获；⑥鼓励学生参与诗歌、辞赋等多种形式的创作；⑦学期末举办一次全校性经典美文诵读展示活动；⑧给家长印发通知，介绍诵读活动，请家长协助搞好此项活动；⑨围绕特色校创建活动，逐步形成彰显学校人文特色和育人品位的校园文化；⑩利用多种手段，围绕特色校创建开展系列配套活动，达到育人目的。 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需遵循的原则 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有：①科学性原则。全过程设计都应遵循科学性原则；②整体性原则。要面向全体学生，从整体上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③活动性与自主性原则。整合德育有关内容，通过开展系列活动，促进学生自主发展、主动进步。 作者：梁峥华单位：广东省罗定市技工学校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生治理教导教育 在学校，大凡对各方面比较差的学生治理较严，而对品学兼优学生的治理则有些放松，致使在一些好学生中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是老师非凡是班主任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好学生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是不同的，但究其犯错误的根源，无外乎是内因、外因两个方面在起作用。从他们的本身看： 1、思想不成熟，经不起挫折。由于青少年学生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各方面都没有完全定型，非凡是在这大变革的年代，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东西像冲击波，一阵阵波及并非世外桃源的校园，他们觉得什么都新奇，什么都想接触、学习。喜欢在头脑中编织顺利到达理想彼岸的梦幻，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挫折，都考虑得不多，形成了与成年人不同的特点。如他们爱学习，接受新事物快，又容易轻听轻信，缺乏独立思索。顺利时，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看不起其他同学，以致听不进不同意见，慢慢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先进行列中掉了队；碰到挫折时，又容易片面地分析问题，消极地接受教训，觉得万事皆休，自暴自弃，失去进取的信心。 2、理论根基浅，拒腐能力差。他们虽然通过学习自然科学和政治常识，以及必要的道德教导，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贫乏，缺乏丰富的人生阅历。因而看问题易看现象忽视本质。有时凭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优势，和青少年固有的自尊心、好胜心去做事情，缺乏对事物的深刻分析了解和认识，当碰到是非界线不清，良莠不明的事物迎面而来时，就会出现犹豫、彷徨，甚至作出不正确的选择，错误的追求，好恶并吞，以致走了弯路或是陷入泥坑不能自拔。 3、进步的动机不纯，目的不明确。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是父母的普遍的心理，但有的家庭、亲友不恰当地施加压力，使学生上进心掺杂上“私利”的成份，背上了“只有学习成绩好才好向父母交代”的包袱。这样，当他们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后，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继承努力，自我陶醉在已取得的成绩里，而一旦受到挫折和碰到困难，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感到没有前途，有的甚至走向反面。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自身原因外，老师、学校领导，非凡是班主任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不严，方法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思想上偏信偏爱。个别班主任往往不是积极地维护三好生、优秀生的威信。对他们的表扬、批评缺乏辩证法。即使他们有了缺点也怕公开批评会影响他们的威信，而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触及思想实质。如某班有几个学生，自习课不请假上街，其中有个学生是三好生，这个班的班主任对其他几个平时表现一般的学生，当面进行了严厉批评，而对他只说了声“今后要注重”。另外，有的班主任对反映三好生、优秀生的问题往往听不进，以为是对他们的嫉妒，吹毛求疵。这样的事也是很多的。二是治理上忽视、放松。有的班主任对如何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分析研究很多，而对如何搞好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都重视不够。往往是督促学习、交待工作多，思想上提要求少，总以为他们的觉悟高，表现好，能自己治理自己。放松教导治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思想变化重视不够，不能及时教导引导。某班有个班干部，班主任对他过分信任，放松了对他的要求，结果与班上的一名女同学谈起了恋爱，违犯了学校纪律。 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也不例外，假如放松对他们的治理教导，他们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三好生、优秀生的治理教导，必须加强。 （1）要辩证地看待优秀生。在调查中，普遍反映三好生、优秀生思想基础比较好，积极要求上进；学习刻苦，接受新事物快；尊重老师，团结同学，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学习工作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是班级建造的排头兵。但是，也由于他们与其他同学所处的地位不同，成长进步的条件存在差异，在思想上理想上的追求不一样，决定了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治理教导中要做到有的放矢，使治理教导具有针对性。 从整个优秀学生的群体分析，有稳定型和摇摆型两种表现形态。从我调查的五个不同类型的班级看，两种类型分别占先进层的62％和38％。稳定型的优秀学生，思想基础比较牢固，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既定目标，一般不易发生动摇，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在学习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自我修养比较好。对待这部分优秀学生，在治理教导中要注重引导，帮助他们逐步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使思想境界不断有新的升华。摇摆型的优秀学生，表现为思想基础不牢固，他们之所以要求上进，一般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某种目的，一旦受到一些挫折，目的和愿望没有达到，思想就会出现波动。对这部分学生要注重调动积极因素，帮助他们端正争当优秀生的动机，引导他们向稳定型发展。在治理教导中要研究工作方法，以鼓励为主，批评要恰当、适时，答应反复，防止急于求成，一蹴而就；在教导内容上，应从基础抓起，逐步提高；在要求上不宜过多，起点不且过高，要为他们的学习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要把握住治理教导中的几个环节。一是考察关。在培养优秀学生和树立典型时，要注重全面了解考察，做到心中有数。可以采取走访、座谈、谈心等方法，把握第一手材料，力求一个“准”字，不能把一些道听途说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更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印象一锤定音。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研究治理教导的重点，树立过得硬的典型。二是宣扬关。这个关把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优秀生的质量。所以在宣扬他们的事迹时，要果断反对和防止“假、大、空”，要实事求是，注重分寸，不夸大，不掺假，不任意拔高。哪方面突出就宣扬哪方面，不强拉硬凑，对待典型不能消极地保，要积极地帮，否则将适得其反。三是荣誉关。对待荣誉，绝大多数优秀学生是能够正确对待的。但也有部分优秀学生，当荣誉、赞扬的话接踵而来时，就象走进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感到头晕目眩，由此沾沾自喜，飘飘然起来，使荣誉成了这些学生沉重的包袱。所以必须做好表彰以后的思想工作。要针对他们对荣誉的不同思想反映，积极帮助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荣誉观，鼓励他们把荣誉作为学习进步的新起点，不断进取，向新的高度冲刺。 （3）要正确地处理治理教导中“严”与“爱”的关系。“严是爱，松是害”，这是许多班主任的经验之谈，也朴素地说明了严与爱的辩证关系。对优秀学生的治理教导，要爱护其学习、上进的积极性，要从有利于健康成长出发，对他们严格要求，加强治理教导，做到严得合理，爱得真诚。爱要以严格要求为基础，体现在对他们真正的关心帮助上，做到放心不能放松，表扬不忘批评。既要防止超越客观实际和优秀生思想接受不了的要求的“严”，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又要反对放松治理，搞迁就姑息的所谓“爱”，助长他们一些不良思想的滋长。 （4）要引导优秀生开展好“两个互助”活动。在优秀生的治理教导中，开展先进与先进、先进与后进的两个互助活动。先进与先进互助活动，有利于先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利于相互团结，更好地发挥先进层的群体作用。先进与后进的互助，可以有效地防止先进、后进两脱节的现象。在互助中先进学生可以不断向后进学生传播知识和先进思想，做好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学生一道成长进步。 优秀教育论文:刍议艺术教育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路径 一、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 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作者：钟晖 单位：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音乐系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文化精神与创建大学文化教育的模式 本文作者：樊海源 陈丽媛 郑相家 单位：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政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统一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化”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2．高校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工程文化，是指工程人群共同体(工程决策者、投资者、工程师与工人等)各成员之间在工程活动中所体现的共同语言、共同风格与共同的办事方法(包括工程理念、决策程序、设计规范、生产条例、建造方法、操作守则、劳动纪律、安全措施、审美取向、环保目标、质量标准、行为规范等)，它反映了工程与自然、社会、人的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关系。高校工程文化教育要致力于培养学生从业价值观、人生信念、理想、思维方式等，使工程文化教育范式从关注有形的、外在的因素转向关注隐性的、深藏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因素。最终实现工程文化教育的“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的目的。工程文化教育要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目标必须通过一定教育模式来实现。所谓教育模式是指课程观、课程内容、课程结构及其评价体系等的特定组合形式，即教育模式是由一定课程观指导下的课程内容及其进程和时间、空间方面的特定组合方式。工程文化教育的实质是文化育人。因此，充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探索高校工程教育的有效路径，构建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是目前摆在工科院校面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高校工程文化教育的统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工程文化教育最终要培养的是优秀的工程师，当工程师们在面对工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者说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问题时，他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来对待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一个人感情的发展，会受到文化的规定，即感情定向。”因此说，以什么样的文化做底蕴进行教育，必将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感情发展方向。作为工程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有的专业教育。作为一种创新的工程教育，工程文化教育从知识目标发展到知识、能力、素质三维目标，必然要求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辩证统一中的基础作用。这种人文科学所传递的文化，必将影响和规定着大学生的感情发展。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不可旁贷地成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基础。 二、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支点，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的操作路径 1．“以人为本”是工程文化教育思想的根本工程文化教育要以人为本，既要注重工程科学知识体系的学习，更要注重工程文化的陶冶。在解决工程中的科学与技术问题之上，更加关注人与工程的和谐、工程与自然的和谐，把工程放到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培养学生正确对待工程，让学生感受工程文化。工程师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状况，对工程的设计、建设、实施等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即所谓的工程的人本意识。工程师把自然科学与工程组合起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重要力量，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坚持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观，坚守工程伦理准则，学会在工程活动中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增强工程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2．多角度、多渠道构建工程文化教育内容及形式一是通过定期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讲堂或不定期举办文化学术讲座，增加学生的工程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工程人文情怀，提升职业道德。二是开设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和创新教育系列选修课，提高学生的工程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成为实践能力强、有创新精神、可持续发展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三是通过文字、实物等形式展现专业发展、技术进步、业绩积累、精神传承的历史过程，营造与创建和谐的文化氛围。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尝试建设工程文化博物馆，使学生从中受到工程文化的熏陶，提高工程专业素质和工程专业能力。四是通过举办由学生参与制作的各类工程文化作品展览，提前使学生感受工程文化的真谛，学到从事工程职业需要的文化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五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多学科、多门类构建工程文化教育的课程教学体系工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因而高等工程院校的课程目标应为培养优秀的工程师而确立。因此，工程院校要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来设计、组织课程体系，课程教育要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其中，一个突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工程教育的课程应体现出工程的本质，而不是完备的学科。因为，作为学校教育，课程的第一目标是造就掌握工程科学技术的“人”，而不是展示学科的知识。为此，立足于中国的文化积淀，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伪存真，选择符合当前实际以及学生所能接受的优秀文化，实现工程文化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统一，是当前工程院校应该破解的难题。这就要求工程院校在开设课程时不仅要有自然科学课程与专业课程，而且还要有传统的经典文化素质课程，并开设新兴的如工程哲学、工程伦理、工程生态、工程美学等工程文化教育课程。此外，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发挥教师资源的优势，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研究基地建设，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4．重体验、重感悟是工程文化评价体系的核心通过工程文化课程体系的构建，形成选修课、讲座、社团、文艺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检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品格。教师在评价学生时，应注重检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体验和感悟，摒弃单纯以知识的积累作为考评的唯一标准。激发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侧重于学贵力行的评价标准。通过采取学生在课堂上分享体会的形式，加强学生之间学习的交流，以此把握学生的学习收获。 三、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对中国高校发展的战略意义 1．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实现中国高校文化育人的目标高等教育肩负着为我国未来发展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有赖于高校德育工作的成效。而工程文化教育则是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实施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教育。它与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大会上特别强调的“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标是一致的。 2．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有许多国外学生渴望到中国留学深造。中国高校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国外合作院校积极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尽早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 3．构建工程文化教育模式，有利于提高中国高校未来竞争力众所周知，高校属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领域，要想提高学校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应该注重对外的社会性和对内的学术性。未来的中国高校若想在国际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所应具有的核心力必须体现出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构建高校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而这种文化传统是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的。 优秀教育论文:不良家庭教育对学生优秀人格构造影响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建立起与现代化要求相一致的人格范式。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告诫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改善,但同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人们在惊呼“:经济的发展是否要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经济领域里的“见利忘义”带来了某些人的人格缺失,出现了传统人格失效、现代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等表现的“人格危机”。部分中学生的理想人格状况也不容乐观,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缺乏;重考试分数,轻道德实践;艰苦奋斗精神淡化;诚信意识淡泊;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需要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与培养。 家庭是爱的港湾,父母是孩子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孩子心灵的塑造者。可以说,孩子不是父母教出来的,而是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潜移默化影响出来的。皮亚杰指出“:人作为主体都具有可塑性,而青少年尤其大,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等外界刺激,往往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说,不良的家庭教育是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温床,制约着孩子理想人格的塑造。 1教养方式不正确 现今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多样化,有些家长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不正确。不正确的教养方式主要有:溺爱型,有的家长对其宠爱有加,无原则地迁就子女的要求,形成了他们自私、任性、骄横、暴躁等不良习惯。放任型,由于父母工作忙、嫌孩子拖累、对子女教育问题知之甚微等各种原因对孩子的行为不加约束,任其自然发展。忽视型,家庭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忽视人格培养,致使有些孩子缺乏应有的责任心,缺乏行为养成教育,造成是非不清、为所欲为,以自我为中心等,导致人格错位。专制型,父母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并且要孩子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各种要求,一旦孩子违反,就会严厉地惩罚孩子。严厉型或者粗暴型,一旦孩子答不到家长的要求,对子女非打即骂,使孩子的心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2家庭结构不完整 大部分现代家庭的结构就像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孩子。和睦美满的家庭的三角形坚实可靠,给孩子提供和睦的氛围,让孩子的身心沿着正轨健康发展。而当因死亡、离婚、遗弃等原因而造成父母一方或双方都不在的家庭时,就产生了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三角形就失去了稳固性,这类孩子的身心往往不能得以平衡发展,稍有不甚就会对孩子的发展、人格的健全带来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关注越来越多,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有些人让自己“跟着感觉走”,加上受到西方性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对人们的婚恋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我国的离婚率逐年增高,据分析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件离婚案例需要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异:有的重组;有的断裂,只存在父子(女)或母子(女);有的名存实亡。在这种状态下,有些离异女性会把愤怒发泄到孩子身上,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这是防御机制中的替代。通过使用防御机制,健康的自我能成功地防止引起焦虑的东西进入意识,但它容易导致孩子的人格障碍。另外,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留守青少年,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在这种变化下,家庭的和睦氛围逐渐走远,欢声笑语越来越少,看到别人的健全的家庭,孩子产生了自卑,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小A同学父母在深圳创业,幼时随父母在深圳生活。因父母担心南方的不良环境尤其是未成年人吸毒问题可能会影响小A的成长,便把孩子送回苏州就读,随祖父母生活。小A同学思维敏捷,每次在课上总要捣乱,探其原因是因为缺少父母的关爱,课上捣乱是为了引起关注。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双亲离异的家庭是向社会输送精神上和道德上畸形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的众多来访案例证明,离异家庭子女会出现的心理变化有以下几种:产生强烈的自卑感、被遗弃感、怨恨感等消极情感;出现较严重的性格缺陷,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比如自我封闭,导致人际交往障碍和社交恐惧,嫉妒心强,悲观绝望无助,迷恋网络等不良心理现象;缺乏生活和学习的自信心,问题行为的发生率较高;离异子女的心灵创伤持续时间较长,难以平息和恢复。 3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是许多家长的愿望;有些家长自己的理想没能实现,总感觉遗憾,于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也加在孩子身上。这些无形中都增加了学生的压力,产生了严重的考试焦虑,对学习产生恐惧、甚至厌学、流连于网吧等场所。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发生的基础是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把握“最近发展区”,能给孩子提出合理的目标,让孩子看到成功的希望。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大部分家长只重视智力教育,忽略了培养孩子的人格、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其实“,人的成长过程,就是文化的历程,就是雕琢和学习文化的历程。世间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塑。” 4家长自身不良的素质 有的家长自身的不良行为,往往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某些不良习气。有些家长业余时间基本是在牌桌或麻将桌上度过的,有时三缺一,还要拉上孩子应战,还会说诸如“: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有的家长在训斥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拿人家的东西？我从单位拿回来的东西还不够你用吗？”“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对孩子有耳濡目染的影响作用,家长的思想、观念、兴趣、习惯及为人处世的态度都给孩子暗示着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 优秀教育论文:国学教育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摘要：随着“国学热”席卷全国，人们对国学的关注越来越高，学界对“国学”这个概念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国学教育也越来越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国学教育的重新定位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形式。在弘扬国学教育的实践中，我们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和开拓，将改革创新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增强国学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国学教育也要以传统文化的特征为基础，根据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相关的教育探索和改革。教育工作者要合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甄别国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异同。认识到弘扬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国学教育；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改革创新 1引言 二十世纪初期，“国学文化”以及“国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都相继创办了国学院，并开展系统化的国学教育。当时就有梁启超、吴宓、梁漱溟、王国维等著名的国学大师。改革开放以后，国学传统文化又被重新发现，国学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也被重新评估。在教育领域，国学文化都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近年来，教育改革越来约深入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国学教育新模式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 2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根 一种文化要想能够长久发展，就必须有扎实的根基，如果文化没有根基，那么就如同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木之无本，则必成枯木，水之无源，则必成死水。朱熹也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回到古代的生活，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里创造更好的生活，创造更高的文明。中华文明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夯实中华文明的根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国学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国学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在国学教育中，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国学教育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提升国学教育的感染力。国学教育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长远的意义，对于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涵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国学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依托 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学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体系的土壤为依托，以中国历代文明体系为基础的优秀文化资源。国学文化资源与我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当前，我们正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遥相呼应的。例如，“爱国、民主、文明、和谐”其实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相得益彰，《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孔子有“君子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这些都是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文化联系的。 4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完美人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也塑造一方人的品格。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品格。在进行国学传统教育时，我们要鉴别传统文化的优劣。在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例如，“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的观念，这些糟粕都要被阻绝在国学教育内。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则要大力弘扬，积极探索其文化价值。例如，“仁义礼智信”“爱国精神”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则要结合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要求，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国学教育的体系中，增强国学教育的引导性，塑造人们的优良品格。此外，我们也要探索国学教育的新形式，开展丰富的国学教育，建立完善的国学教育模式。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将优秀的国学经典读本纳入到必读文本中，引导学生从小就接触优秀的国学文化，从国学经典中学习优良的文化和精神。同时，还可以挖掘国学文化的广泛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学文化学习活动，如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国学故事会等。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体系中都要重视国学教育意义，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5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教育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完善传统文化体系具有现实的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有机融合，改革国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弘扬国学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要认识到国学教育的具体内涵，以国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引导学生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教育手段。国学教育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运用多元开放的教育形式，开展多种国学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探索，培养文化涵养，在文化传承中进行文化创新。 作者：侯雨；张蕾 单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摘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本文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通过剖析目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系统地探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2］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体组成部分，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祖先所创造的、世代继承发展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并为当代中国人所广泛认同和践行的传统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等几个方面。［2］ 1．中华传统思想理念。中华传统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关于天地自然、人类历史、修齐治平、为人处世等基本思想理念，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如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和治理理念，其中被历代中国人所崇尚并孜孜以求的包括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2．中华传统道德标准。中华传统道德标准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如精忠报国、敬业乐群、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集中体现了人与家国、人与事业、人与他人的道德标准和个人行为规范。 3．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遗产。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如处世方法、教化思想、美学追求和生活理念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文化遗产。如语言文字、传统文学、琴棋书画、戏曲武术、传统节日、民间工艺、中医中药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途径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 1．补充和完善教育主题。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为主阵地，其中包括本专科4本教材和研究生5门课程教学大纲，另外辅助以形势与政策课程和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程。［4］其目的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因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强调的是政治意义和理论性，对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品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强调的不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还有待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主题有益而必要的补充，使教育主题更加完善。 2．有助于实现教育目的。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多样多变，面对各种思潮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多样中求得共识，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4］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呼应的部分为形成这种共识提供了突破口，有助于实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3．巩固和发展新的教育途径。当前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发达的思想舆论传播途径。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特点和行为方式，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势力抢占新媒体的舆论高地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新的任务和使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这种教育方式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但90后大学生很快会产生审美疲劳，在新媒体中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巩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途径，甚至在未来会产生更新的受大学生欢迎的教育途径。 (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主要依赖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校内外环境、朋辈影响和新媒体等途径。各种途径各司其责，并相互呼应与补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目前该体系仍有诸多问题与亟待改进之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作为主阵地，理论性太强，趣味性稍差，实践性不够;多数高校教学形式刻板陈旧，缺乏灵活性，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一场思想文化的盛宴有时候反而成了鸡肋。目前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体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而不是全体师生，其他非思想政治工作专职教师和优秀学生的主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失，个别思政工作者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引导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到位，言传多于身教，广大教师良好的师德师风和文化修养以及优秀大学生的示范作用对大学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还有待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环境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还没有完全形成，部分是脱节的甚至是相悖的。社会环境与学校、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使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使一部分大学生无所适从。大学生相互之间的熏陶和影响的程度往往大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效果，但负面的居多。互联网和新媒体相结合形成的全媒体时代也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带来极大的挑战。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途径探索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通知要求，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其中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做出了具体指示和要求。［2］各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主要途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学科建设 1．在高校设置传统文化必修课程 在所有高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必修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必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大学生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和考核，把汉语设为高校基础必修课，制定和实施大学生语言教育大纲，在高校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大学生通过形成语言自信、文化自信促进其思想道德修养。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 目前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程。今后要通过在所有高校开设“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系列选修课，如诸子百家、传统蒙学、中国伦理思想等，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客观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并通过适当的引导，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态度。同时，通过开设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研讨课，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3．在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 在条件成熟的高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大力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专业教育。通过设置高校示范专业和特色专业，促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沃土和营养源泉。 (二)通过提高高校教师的传统文化素质进行言传身教 高校教师是大学生学习的榜样，模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因此，高校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师德师风和人格魅力，还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尤其要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高校要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使之对传统文化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尤其要做到知行合一，主要通过身教来提高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素质。 (三)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大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最终形成和巩固的关键的时期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高校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各高校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形地融入到校园文化中，在校园内外大力支持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社团和活动，让学生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内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高校还应加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或庆典，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大力挖掘传统节日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在当今的现实意义，通过宣扬传统节日的精神和展示传统节日的魅力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的认同度，并使其对洋节日和当代商业节日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和实践。高校还要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勤工助学岗位为依托，培养大学生自强自立的优秀品质。 (四)建立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 高校在招生、就业、课程和活动设置等方面鼓励形成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多举办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特长(如书法、国画、民族舞等)和成果展示活动。高校应以学术活动为载体搭建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以文体活动为载体提升学生践行优秀文化成果的能力，并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家庭传统文化育人协作作用，做到知行合一。各高校通过实施学术活动、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和家庭协作等各方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形成的制度，逐步建立优秀传统文化奖励激励机制，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合力。 (五)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在当今信息技术和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结合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际，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努力形成与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相吻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式。各高校要积极占据网络和新媒体教育阵地，打造绿色网络教育环境，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对大学生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扬。 四、结语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力量、获得营养。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用之不竭的教育源泉，我们应汲取精华，去除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等，通过巩固和完善课程和专业主阵地，加强教师和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发挥高校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建立成果展示和奖励机制，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的教育形式，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合力等相对完整的教育途径，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大学生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方面进行主题鲜明的教育，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主要内容积极贯穿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之中，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宋达 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探究 摘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思想启迪，精神引领和道德提升的重要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加强新时期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路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1］ 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2］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历程中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反映。中华民族在中华文明的创造过程当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成果的结晶，是由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创造、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大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一)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 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最富有活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程度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代大学生自身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薄弱、根底不深，易受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西方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金钱至上、盲目崇拜、唯利是图等思想屡见不鲜。因此，大学生要不断地学习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自己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质，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中。 (二)当前大学生的教育观念意识淡薄 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淡薄，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他们对文化的关注大多集中在通俗文学、卡通漫画、时尚杂志方面，对传统人文经典、文史哲类的书籍关注比较少，积极主动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少之又少。调查发现，在大学阶段，能够真正的读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很低，对中国一些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了解透彻的大学生亦很少，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很低，对本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另外，部分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存在部分偏见而对西方文化却顶礼膜拜、狂热追求，认为西方文化都是精华，以自己知晓西方文化为荣。当今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不深、掌握不够，观念意识淡薄，认知存在偏差，迫切要求探索相关路径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三)践行能力欠缺 坚持内、外化相结合是当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由于当代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存在偏差，观念意识淡薄，因此，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能力欠缺。实践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大学生只有在观念意识上形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才会积极主动的躬行实践，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外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 二、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意义，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内容，能够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只有在大学生中大力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使中华民族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大学生了解祖国的过去、今天，有利于让学生亲身领略中华民族的风采，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恢弘气度，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的热爱，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油然而生，促使大学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另外，“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外，“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爱国情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大学生形成自觉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观念、意识。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新一代，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利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以中华文化的精神积淀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人格。因此，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意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因素，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学生内在的精神素养和价值理念。 (三)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宝贵而丰富的价值资源，例如“仁”“义”“礼”“智”“信”“和合”“中庸”等思想，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养成，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与他人处理人际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要加强在大学生中宣传、推介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内核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品行、人格，发挥文化的人才培养和引领作用，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路径选择探究 新时期的大学生大多数是80、90甚至00代，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认识不足、观念淡薄和践行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切实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路径的探索，提高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开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相关课程和讲座 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要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巧妙地引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课程以及其它专业课程中，发挥课堂教学对大学生教育的基础性和主渠道作用。大学教育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使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适时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另外，要积极利用好讲座对大学生教育的特殊形式，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课堂教学形式相比，讲座形式的教育更加的开放和灵活，更具有感染力和渲染力。更能够引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发大学生学习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因此，要积极举办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教育讲座，发挥好讲座对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推进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要把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作为载体，使大学生时时处处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校园文化活动以大学生为主体而组织和开展，他们既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既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活动既是理论学习的延伸，也是课堂知识的升华，更是大学生养成教育的深化。”［3］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积极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积极组织和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线的校园文化活动，也可举办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报告会，通过演讲、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激发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营造浓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文化环境氛围，扩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与广度，使大学生时时处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要切实举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文化沙龙活动，例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展览会、演出活动等等，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 (三)组织开展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实践活动 课外实践活动具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优势，通过组织大学生亲身参与到蕴含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中来，使大学生亲身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能够激发大学生学习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热情，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应结合实际情况，利用当地场馆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参观民族历史博物馆、文化馆或其他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旅游景点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等，使大学生能够在实地观赏与参观游览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从而加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结语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抓手。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要提高对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的意识，积极探索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外联动路径，增强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大学生形成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作者：贾艳芬 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实 《四川教育杂志》2015年第Z1期 一、教学师资：不拘一格用人才 由于多年忽视，中小学国民教育中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非专业研究者很难胜任其传播重任。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建立一支专业的教师队伍尤为重要。但在专业队伍尚未建立之前，为了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教学师资上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如《纲要》所言，“鼓励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双向进入’机制，设立技艺指导大师特设岗位”。 以四川的绵竹年画为例，绵竹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齐名，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被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绵竹年画南派掌门人”的著名老艺人陈兴才，有民谣如此：“村名叫做射箭台，住个老汉陈兴才，伏羲南派他掌门，年画技艺传下来。”陈兴才10多岁时便师从父亲学习年画制作，在70多年绘画生涯里，其年画不仅被当地人在过春节时张贴，还被美国、日本、欧洲的爱好者收藏，如今他的手艺正在两个儿子手中发扬光大。此外，四川还有能在25秒内变14张脸的“变脸大师”彭登怀，有从事蜀绣50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淑萍，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这些或藏于民间或驻于馆内的大师，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师进校园”并非难事，我校就曾在教师节、艺术节邀请过川剧院的艺术家为师生表演《贵妃醉酒》《三岔口》《昭君出塞》《拾玉镯》《盗库银》等传统剧目，共享国粹盛典。 二、教学形式：知行结合重入脑 《纲要》指出，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和督导机制，研究制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价标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通俗来讲，即以考试方式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与落实。如果考查中能避免死记硬背，注重方式的灵活多样，则可以有效引导中小学的教学。不过笔者以为，传统文化的教育重在激发兴趣、联系生活、入脑入心，只要精心设计教学方式，合理采用教学手段，有效抓住教学契机，用好多种社会资源，也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体现学段特点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当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充分利用学科特点进行有机渗透，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除此之外，还应当“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区分层次，突出重点”，灵活变换教学方式。小学阶段重在寓教于乐，多采用故事、游戏、歌谣等活泼有趣的形式。如石家庄市大谈小学以配乐、舞蹈的形式，编排了一套《三字经》课间操，孩子们一边诵读《三字经》，一边做操。中学阶段则可以采用文化讲座、实地参观、实践体验、知识竞赛、歌咏比赛、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使传统文化的教育多样化、生动化。如北京四中设定专门的国学日，在当天开展祭孔活动和礼仪剧展演。 2.教学时间抓住契机，用好常态生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传统节日和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和成人礼仪、祭祖礼仪等传统节庆和礼俗。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用好这些传统节日，组织学生进行文化探寻。如了解春节的来历，熟悉春节的习俗，学习春联的写作等等。又如在学生年满十八岁时举行成人礼仪，帮助了解古代的成人礼仪文化。成都的杜甫草堂每年正月初七都要举行祭拜诗圣活动，主祭人仪态庄重地完成净手、奠帛、诵读祭文等环节后，都会有中小学生集体诵读祭文。 3.教学场所物尽其用，开发社会资源《纲要》要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要利用学校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等，结合校史、院史、学科史和人物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剧院、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等，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除了课堂这一固定场所，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可以大力积极拓展教学场所，大力开发社会资源。 以四川为例，在杜甫草堂感受杜甫心忧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武侯祠领略诸葛亮运筹帷幄的兵家智慧，在广汉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探索古蜀文化的奥秘，在望丛祠追寻古蜀文明的起源，在青城山的香火中走近道教文化，在都江堰重温李冰治水和文翁化蜀的历史伟绩……用好身边的这些社会资源，便可让传统文化和历史遗迹在现场教学中重新焕发出活力。 作者：田间 赵清芳 单位：成都市石室中学 优秀教育论文: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探索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理论的主体是儒家文化，不同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分析大学生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深远意义；接下来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内容和实质，目前加强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要求以及作为大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最后介绍我们在传统文化学生讲坛、孔子学堂专家讲座、传统文化社团活动的开展、建设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方面开展的实践、探索以及取得的成果。 关键词：传统文化；孔子学堂；大学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智慧的结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穿越时空、价值不朽，它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着[1]。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其主体是儒家文化，另外还包含着道、佛、法、墨等其他各家学说，唐宋以后儒道佛三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种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等纷纷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文化信仰等，处于价值观和思想形成期的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反应尤为剧烈，部分大学生甚至将对传统的背叛视为进步的标志，不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发展大业的重要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有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中华优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热爱、传承、创新，并使大学生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论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基本精神内容呢？张岂之认为：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四方面的基本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2]第一、人文精神，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第二、自然精神，中国古代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第三、奇偶精神，从阴阳、五行、八卦到孔子的“中庸”说、老子的“抑损举补”理论，从哲学到其他文化，如中国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等等都体现了“奇偶”变化的辩证思维；第四、“会痛”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有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体现出“会通”精神，如先秦时期许多学派间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还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如印度佛学被改造而融汇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中国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3]他在谈谈中国传统文化时总结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纪宝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4]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物质、制度、行为、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和要求 古人的智慧，很让人赞叹，比如说哲学，我们有很多的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老子一样写一本《道德经》传承久远，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被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所研究；有很多的历史学院和历史学家，却很少有人能如司马迁一样写出一本《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多的军事院校、军事科学家，又有谁能写出一本书，如《孙子兵法》，仍然被西点军校奉为教材，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古人的智慧，不能说是后人没有办法超越的，但是它确实是后人难以超越的。诸如这样的经典，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数不胜数，曾说：“要把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这个经典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价值取向，还有人格、人生境界都包括在经典里面。”人的修养、文化的素养、汉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也都包含在经典学习当中。我们要建立的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学习、传承和创新的问题，这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实现。我们人，要认识客观事物，要认识得清楚，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心先清静下来。一个好的老师,能让他的学生变化气质。而有一个人,有一本书,能让一个民族变化气质,这个人就是孔子,这本书就是《论语》,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种气质就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质。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什么才是民族智慧的结晶。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曾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2500年前的中国的儒家文化那里去寻求智慧。在联合国的总部也刻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党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将其融入中国发展道路，将实现对传统文化完美的“超越式传承”，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比如：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改革发展作为主题，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讲到有关传统文化问题：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制定本指导纲要。阐述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部于2014、2015、2016年连续三年组织开展了“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积极响应，依据每年的主题紧密结合大学精神凝练和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效果好、影响大、有特色、可推广的品牌活动，对引导高校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反响。 三、大学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大学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至少承担着四个方面的职责与历史使命。第一、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倡导者。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首先应认识、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系统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学生读经典、读原著，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第二、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增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汇，而大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从本义上讲，大学就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含义，代表着知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大学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应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应通过各种交流、活动、竞赛、报告等促进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第三、传统文化创新的实践者。传统文化创新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促进人文学科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二是促进人文与科技生活之间的交融；第四、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一方面，大学应对落后、消极、低俗的通俗文化进行学理上的、建设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大学应通过加强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和传播，对真、善、美、爱的阐释和倡导，创造性地引领大学生。大学应成为先进文化引领的先行者，成为新时期民族精神的象征。2013年3月同志在中央党校80年校庆时的讲话：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013年11月同志在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时提及传统文化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014年2月24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和探索 1、传统文化讲坛传经典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文明进步理念，我们在学院内组织大学生开展“论语小讲坛”系列活动。《论语》是“四书五经”之首，是世界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重要典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2014年下半年着重开展的“论语小讲坛”，共举办了八期系列活动，主要由对传统文化富有浓厚兴趣并潜心钻研的16名学生代表从道德、修养、处事等多方面为广大同学解读经典内容，并邀请相关老师和专家对活动进行评析和指导。分享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趋向的基本思想。《三字经》小讲坛于2015年6月19日首次开讲，共举办三期，先后有九名同学选取《三字经》中的经典语句进行深入浅出、周到细致的讲解。他们或围绕孟子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主张展开叙述，或以“勤学”为主题讲述主观努力对于成才的重要性，或以“修身”为主题为同学们指明修身之道。《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用通俗的文字将经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贯穿着“仁、义、诚、敬、孝”的核心思想，有利于使世人更好地达到“德行合一”的“圣人”之境。 2、孔子学堂扬传统 “孔子学堂”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以“写好字、读好书、做好人”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教育基地，致力于探索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学校教育、社区建设、企业发展相结合的特色文化发展之路。孔子学堂落户学校后，学院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承办学校孔子学堂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校内大学生主讲的《三字经》小讲坛和校内外专家学者主讲的传统文化讲座。《三字经》小讲坛响应了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的号召，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积极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山东中医药大学郭瑞华教授专题讲授《黄帝内经中的四时养生观》、齐鲁工业大学刘新利教授专题讲授《孔子与琴》、陈京伟教授点评《三字经》等校内外专家学者也应邀做客孔子学堂。孔子学堂作为高校开展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的工程立项建设，全面系统设计校园文化系统，打造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精品工程，将努力把系列活动做大做强，引导学生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礼韵汉服颂文化 2013年，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礼韵汉服社成立。在学院团委的指导帮助下，礼韵汉服社近一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易学文化沙龙、汉服科普讲座、趣味纸汉服活动、中秋月夜祭活动等等取得的非常不错的效果，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4、创新形式建体系 接下来将积极探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式和新办法，以不同载体和依托，内修内涵，外树形象，持续推进各项相关工作。致力于着力打造以本校同学讲解为支撑；以专家学者讲座为重点；以读书沙龙活动为基础；以专题文化展演为依托；以网络阵地推广为突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体系化建设。 作者:吕丽红 郭玉晶 李翠 刘文龙 高欣明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优秀教育论文: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摘要：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大学礼仪教育 礼仪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教育是塑造理想人格的关键期，礼仪教育则是通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将礼仪教育融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是进一步落实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一、大学礼仪教育的本质 要回答什么是大学礼仪教育，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礼仪教育。礼仪教育则是将礼仪的内涵、观念、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手段进行传递，使受教育者感受到礼仪文化的博大，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礼仪教育的价值所在，有三个层次：首先，对于个体来说，是对仁德的追寻，让个体的行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其次，对于社会来说，是在人际互动中更懂自我约束，更懂尊重与理解，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再次，对于国家来说，礼仪则是用完整的规范体系，建立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使国家和而不乱。依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大学礼仪教育是指：高校根据礼仪规范及道德建设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内在素质进行必要的礼仪指导、修正和教育的社会活动。其主要是向大学生传递礼仪文化知识和常识，指导大学生践行礼仪，从而转化为个体的行为或价值规范。其根本目的是推动大学生知美德、塑美型、养美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界定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演变与融铸中，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交流、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自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在11年间，全球已建立孔子学院和课堂700余所，普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它们将汉语和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五大洲，可谓是21世纪的文化“新丝绸之路”。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下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保护和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竟如何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切实提高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实效性，这是值得所有人关注和深思的议题。 （一）中国传统儒家礼文化的启示 1.要将儒家礼仪要义与现代的礼仪规范有效融合发展 传统礼仪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精神痕迹，无论是礼仪的起始发展还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一些积极的礼仪行为，比如“诚敬、“孝亲”、“敬长”等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在从事礼仪教育的时候，万万不能丢弃传统礼仪，不能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否则，在学习现代文明礼仪时，总有文化内涵缺乏，像是空中楼阁之感。 2.对儒家礼文化进一步溯本求源 部分大学生热衷于日剧、韩剧，大部分原因是被剧中人物的礼仪举止及其透露的礼仪文化所吸引。假若大学生礼仪教育中进一步深谙儒家文化，就会了解到日剧、韩剧中的礼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曾经受到中华民族礼仪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教师要能够将当下大学生流行和追求的时尚元素整合和分析，追溯其在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始末，这样既可以使得学生既能了解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历史背景，又能够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礼仪的原则 中华礼仪的内容很复杂，条目虽多，但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记忆和践行。因为中华礼有它的提纲挈领，不难把握。这个纲领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在前人智慧结晶的总结下，大体可将礼仪的原则归纳为敬、静、净、雅、慎五个字，也供大家讨论。 1.敬 所有的礼仪，都包含“敬”的原则，没有敬就没有礼，可以说“敬”是礼的核心。《孝经》一言以蔽之：“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古代所有的礼，都是试图培养人们内心的“敬”，对父母、对兄长、对配偶、对事业，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2.静 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都有“静气”，神定气稳，沉静从容。《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今成大志者，皆懂得“宁静而致远”的道理，俗话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浅窄的小溪喧嚣。”所以说，静是君子的气象之一。 3.净 越是文明的民族，对居住、食品、衣服等卫生要求很高。中国人自古讲究卫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还要用一块帛巾包好，然后再带上冠，很是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都有每旬一沐浴的规定。还有，在祭祀中，人们往往格外注重祭祀场所、祭祀牲畜、祭祀器具等的卫生情况，因为，人们往往通过“净”来表达内心修养和尊敬之意。 4.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养的人，言谈举止必然都很文雅。《礼记》就有文雅用餐的规定：吃东西不能发出声响；汤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满嘴都是；吃骨头时不要啃出声音来等等。此外，关于坐姿、站姿、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都说明古人在交往中对典雅的辞令的运用十分讲究。 5.慎 我国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范畴——慎独，即个人闲居独处时，也要守礼自律，不可有越礼的非分念想。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信仰之神。中国人要通过礼来把握自己，礼是道德的具象，是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不需要神的监督它也存在。这个监督者就是“慎独”，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内心坚守的道德和良心。 作者:陈莉莉 单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青海省旅游景区规划中需注重的几点问题 【摘要】文章从旅游规划的角度，阐述了在青海省的旅游景区规划时需注重的四大问题，一是注重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二是注重整合、低碳节能、合力发展，三是注重文化、旅游文化、文化旅游，四是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共建和谐。 【关键词】青海旅游 旅游规划 注重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对区域经济的拉动、社会就业带动，以及对文化和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引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生态环境多样、地里地貌复杂、文化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青海的旅游发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建设高原旅游名省”重大战略部署并开始全面打造“大美青海”旅游精品品牌，旅游业发展已经成为全省的重要战略，青海省旅游业也迎来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全省掀起了旅游发展的热潮，旅游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11年，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407.2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国内旅游收入达到90.57亿元，同比增长30.1%；接待入境游客51692人次，同比增长10.5%，旅游外汇收入2658.5万美元，同比增长30%，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的高点起步，良好开局①。 旅游要发展，规划要先行，好的发展离不开好的规划，我省自始至终都在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积极构建青海省旅游规划体系，截止2011年底，先后有100余项旅游规划成果通过了省级评审，实现了全省所有8个地（市、州）和46个县（区、市、行委）在进行旅游开发时都有相应的旅游规划可依②。已完成的规划也囊括了旅游规划的各个阶段，总体发展规划有《青海省旅游业发展与布局总体规划（2001—2020）》、《青海省环西宁旅游区总体规划》、《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等；旅游区规划有《青海湖景区旅游整体策划》、《年保玉则景区旅游整体策划》、《青海省坎布拉旅游区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有《青海省乡村旅游规划》、《青海省旅游标识系统规划设计》、《青海省自驾车旅游产品开发规划》等；修建性详细规划有《日月山旅游区修建性详规》《互助北山修建性详细规划》《黄河源头旅游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等等。这些诸多旅游规划的完成实施，同时也是我省旅游业高速发展的对应写照，体现出了旅游发展的速度，规划视野的广度以及规划研究的深度。 旅游区规划是指为了保护、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旅游区，使其发挥多种功能和作用而进行的各项旅游要素的统筹部署和具体安排③。笔者作为省内从事旅游规划工作的一份子，对省内的旅游规划工作也小有研究，现提出在我省旅游区规划中需注重的几点问题，供探讨： 一、注重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一个多民族、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境内山脉纵横，峰峦重叠，湖泊众多，峡谷、盆地遍布，全省地貌复杂多样，五分之四以上的地区为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生态环境异常脆弱，一旦遭到破坏，一时很难恢复。为此，青海省确立了“生态立省”战略，“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建设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任何项目的规划建设必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故此，笔者认为在旅游区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必须注重景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环境保护第一、坚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旅游资源；尽量避免规划大体量的、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设施，尽量做到适度开发，避免旅游区的大拆大建；尽量顺应自然生态，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且应该限定大众观光游客活动区域，科学控制景区的环境容量，不过度依赖传统大众观光旅游市场；再者，旅游设施设计建设应突出生态化、集约化，充分保证规划建设项目的原生态型和高度体验性，既节约建设资金，也将对自然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二、注重整合、低碳节能、合力发展 青海是经济欠发达省份，一些项目的落实来之不易，旅游业又是新兴产业，可争取的项目资金更是有限，因此，在旅游规划当中，要有整合项目的全新思路，大胆创新，突破产业传统边界，走项目整合之路，让旅游项目“借力发展”、“借船出海”；大力延伸产业领域，深度拓展涉旅要素体系，强调旅游业与城镇建设、农牧、交通、文化、林业等其他产业发展和布局的整合协调，促进旅游业与农业、商贸服务、科教信息、文化体育和城乡基础设施业的资源共享，实现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整合项目，还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设施利用效率，也是实现低碳节能的有效手段。整合项目，是借力发展，也有利于与其他项目形成合力，对项目本身有更好的促进推动作用。 三、注重文化、旅游文化、文化旅游 青海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从昆仑文化到石器文化，从卡约文化到热贡文化，从民族文化到宗教文化，无不彰显出青海文化的博大精深，青海省委省政府也实时提出了建设高原文化名省的战略。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和旅游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文化是旅游的活力源泉，在旅游规划工作中，必须注重对文化的凝练，做到生态景区与文化资源开发相结合，深度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努力升华景区文化精髓，全力打造富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区。 景区规划时对文化的把握至关重要，规划注重提升文化的同时，所规划建设的项目也应该是彰显文化、弘扬文化最好的现实载体，民族文化的体现、宗教文化的表现、历史文化的展现，都需通过规划建设项目来传达，故此，规划中注重文化、深挖文化，实现文化旅游，彰显旅游文化，才是“文化活旅游，旅游促文化”的双赢之举。 四、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共建和谐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为旅游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本质上讲，发展、和谐是以人为出发点、以质量为基准要求、以文明为基本要素、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那么在我省的旅游规划过程中注重细节，就是要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以游客为中心，满足各种层次的游客在旅游全程活动中的需要，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整体创新，促进高原旅游名省建设。 旅游是游客与景区的互动，其活动的核心是人。坚持注重细节、以人为本具体表现为：要建立以“游客为中心”，周到、安全的服务体系，使游客愉快、满足和享受。结合我省景区实际情况，个人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划是体现注重细节规划的典型案例： 1、供氧设施规划 青海省位于“世界屋脊”之上，大多景区海拔较高（如青海湖湖面海拔近3200米），内地游客易出现高原反应，为此，在旅游规划时，要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旅游区需规划建设吸氧室、氧吧或车载氧吧，此类设施还应按照应急服务半径配备，要具备在突遇游客高原反应时能够及时救治。 2、观景、摄影平台的规划 青海广大的三江源地区及柴达木盆地，地势广袤，一望无垠，景观对象有组合多、尺度大等特点，如果只是“身在此山中”，断不能看到“庐山真面目”，故此，在此类地区需考虑选址建设观景、摄影平台，才能让游客“大块朵颐”、“大饱眼福”。 3、寺院规划 青海省世居的民族中信仰藏传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土族，其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近30%，全省各地也是佛教寺院林立，此类宗教文化资源也是绝好的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在对寺院的旅游开发时，尤其要注重规划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寺院环境卫生整治，加强布局建设旅游厕所、垃圾箱等环卫设施，打造佛教“净”地；二是做好寺院内部的游览组织，游览线路尽量多的串联各个殿宇，既不走回头路，又能实现顺畅游览；三是寺院的电力线、电信线等线路尽量规划为地下敷设，以消除摄影时的视线干扰。 4、标识系统规划 青海省多数景区出行旅游线路较长，地处偏僻，不易到达；近几年来旅游市场逐步趋于成熟，自驾车、自助游客增多，青海省作为自助体验式旅游目的地，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因此，特色化、个性化的标识系统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注重细节规划，本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贯穿至旅游规划中，就能够通过旅游产业开发，促进旅游景区的宜游性，提高本地人民以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落实和谐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研究 【摘要】旅游景区的标识系统是一个旅游景区的名片，也是旅游景区自身的重要部分之一，这种标识能够更直接、更直观的使游客对于景区有一个认识，也能够有助于游客更有主题、有目的的去完成旅游项目，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由此可见，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本文从介绍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概念以及国内外的现状出发，对于国内的一些旅游景区标识系统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文章的最后做出优化的对策。目的是为了使国内的旅游标识系统的设计规划更趋于合理。 【关键词】旅游景区 标识系统 规划设计 优化对策 旅游景区标识涉及到旅游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景区的浓缩展示，是通过符号或是标记的方式对旅游景区的一个抽象说明。通过标识可以让旅游者对于景区有直观的感受，并且能够有助于旅行者完成旅游，它是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旅游景区标识系统概述 在中国的古代，标识和标志没有明显的区别，几乎可以认为是含义相同的。在现代汉语中，标识与标志存在这一些细微的分野，主要体现在使用的领域与使用的习惯上，在私人的活动或是受众面比较小的领域，一般采用“标志”，而在一些受众面比较大，且与商业活动有关的领域，一般叫做“标识”。所以，代表一个旅游景区的符号或是标号，我们就称之为旅游景区标识。简言之，旅游景区内能够客观的反应旅游景区特点的图片、文字、标记等等，我们称之为旅游景区的标识系统。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功能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引导功能。也就是使游客通过对于标识的认知，继而对于景区有一个直观了解，旅游时更有针对性。 其次是管理功能。从宏观的角度看，旅游管理部门能够通过旅游标识的统计，对于旅游景区的服务项目以及主营项目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便于以后开展管理工作。 再次是宣传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普遍较快。旅游的过程中，如果让一个人去耐心看一本旅游的宣传册，可能一般的人会拒绝。而每个人都能通过最简单的方式，用最少的时间去认识一个旅游标识，无疑后者的优势是明显的。好的旅游标识系统，可以起到广告的作用，为旅游景区增加客源。 最后是解说功能。旅游标识系统除了具备上述三种主要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起到解说的功能，游客通过对于旅游标识的阅读与欣赏，会大概的了解该景点的重点在何处，该景点的特色是什么，有的时候旅游标识系统可以代替导游员的一部分作用。 按照旅游表示系统所起到的作用不同，我们可以将旅游标识系统分环境保护标识、引导标识、管理标识、宣传标识等等。 二、国内外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综述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发展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国内与国际的两方面分别进行探究。 首先是国内方面。对于旅游标识系统的知识，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比较匮乏的，由于当时没有大规模的商业项目与旅游项目的结合，所以就导致了旅游标识没有很好的被开发，许多景区都是一些简单的标牌设计，比如“欢迎光临”、“XX景区欢迎您”等等这些，没有特色，不能够通过这些标语去展示一个景区的特色。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旅游开发的重视，旅游标识系统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一些地区将自身的文化特色或是历史名人融入到旅游景区标识中，还有一些地区将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品纳入到了旅游标识系统。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旅游标识系统规划的进步。 其次是国外方面。对于国外方面的旅游标识系统，从以下几个比较典型的国家的例子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国外的旅游标识系统的合理之处与先进之处。 丹麦属于北欧地区，由于是童话的故乡，丹麦政府以及丹麦旅游部门对于童话的元素运用的十分到位。在丹麦的发行的纪念币上，就有一款是“撒尿男孩”的图像。丹麦还根据“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将一位擦亮了火柴的小女孩的形象作为哥本哈根市的旅游象征。 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属于移民国家，每年去美国旅游或是探亲的人数很多，美国的旅游部门对于美国景区旅游标识的设计从美国文化入手，比如在纽约的哈德逊地区，其旅游部门就以哈德逊河口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为标志，而对于纽约市区，就以帝国大厦作为标志，再比如在美国景区随处可见的“山姆大叔”，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有美国特色的符号，看到这些符号就很自然的想到了自己身处美利坚。使旅游标识的设计达到了目的。 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家，法国的旅游标识系统可以说是全球最为丰富的，比如在法国很容易的见到一些用“法棍”（法国主食面包）的造型设计的一些旅游标识牌。还有比如方尖碑的造型、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等造型，都会很恰当的出现在相应的旅游标识中。除了这些之外，法国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音乐作为旅游的标识，到了一些严肃的场合或是关系到了法国国家荣誉的场所，都会奏响马塞曲（法国国歌），激昂的旋律，让游客同样感受到来自法兰西的荣誉。 三、国内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规划存在的问题 国内的景区关于旅游标识的开发与设计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国内外交流比较少，自身的研发能力不强，创新能力有限等因素，旅游标识这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下面以甘肃天水的著名景区以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为例，从一个具体的层面看一下中国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标识系统缺乏整体性。 在国内的大多数景区中，标识的设计随意性很大，缺乏了整体的考虑。伏羲庙在标牌的设计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标识牌在景区中散布，有的游客形象的称之为“补丁”。还有的一些旅游标识牌，只是纯粹的之路或是纯粹的景区说明，没有艺术效果，使游客看了十分乏味。 （二）英文标识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的原因，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为了使其能够在旅游期间“零障碍”，伏羲庙也同样设置了一些英文的标识。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问题却出现了很多，没有尊重英文的习惯方式，使一些外国游客在看了标识后摸不着头脑，比如“游客止步”，简单了译成了“visitor stop”，这种中国英语也许只有中国人能够看得懂，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参观的景点，因为在英语中，“stop”与“station”都是站点、景点的意思，英文直译为“游客的景点”。正确的翻译方式是按照其功能将游客止步的原因写在上面，比如“stuff only”（员工使用）或是“no admittance”（未开发）等等。还有的标牌导游词将史书记载翻译为“SHIJI”，而英语中的“SHIJI”单指的就是中国的《史记》。造成了文化上的误会。 （三）标识的特色性不强。 对于天水的伏羲庙，在设计标识的时候应该将其当地的元素考虑进去，比如这是中国境内唯一的一座有伏羲像的庙宇，就应该以此为特色进行旅游标识系统的规划与设计，但是在其旅游标识系统中，却很少能够看到这类的元素运用其中，取而代之的是很多的塑料、不锈钢等等元素的运用，将其古朴的、传统的文化氛围打破，没有起到好的效果。 四、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优化对策 （一）做好前期调查工作。 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设计与规划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在旅游景区设计出合理的、能够融入景区的旅游标识，必须对于景区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现代人文等方面做以充分的，全面的了解，结合现代的旅游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以及材料学，对景区的标识进行规划设计。 （二）标识系统的管理与完善。 景区的标识系统还是以应用为目的的，在设计与规划的过程中，要注意其应用性。要满足引导、管理、宣传以及解说四个方面的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使游客能够通过旅游标识来认识和认可景区，这样就达到了目的。 （三）外文标识要规范。 这个问题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对于外文标识，一定要准确、详实。可以根据当地的特点，除了英文之外，可以适当的再考虑一些国家的语言，比如在东北地区，可以考虑在旅游标识牌上加入朝鲜语和俄语；在内蒙古地区，经常会接待一些蒙古国的游客，可以在旅游标识中加入一些蒙古语；而一些西部地区，比如西藏等地，法国、德国的登山队很多，在旅游标识的设计上，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法语和德语。景区的管理人员中，如果没有熟悉外语的、或是外语水平不高的，可以同当地的高校合作，组织旅游标识的翻译工作。防止出现错误，影响国际形象。 五、结论 旅游标识系统是一个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景区的门面。一定要具备引导、宣传、管理与解说的功能，协助游客更好的进行游览。但是我们国家的旅游标识系统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的问题与不合理之处，这些都是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整改的，从培养人才、规范设计的角度出发，提升旅游景区的管理与服务，获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财富。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基于文化景观的乡村旅游景区规划方法探索 摘要：乡村旅游为城镇居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休闲度假方式，乡村旅游的开发，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城乡之间的互相交流。随着旅游业发展的逐渐成熟，如何有效平衡旅游开发、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成为当前乡村旅游景区规划的主要任务。本文针对我国乡村旅游景区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文化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关键词：文化景观；乡村旅游；景区规划；方法 一、开发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旅游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受人青睐的旅游类型。其重要意义体现为： 扩大旅游发展领域，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中，乡村旅游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促使形成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空间较大的优势，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也为发展乡村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解决了农村的就业困难问题，还为乡村开辟了新的致富道路。 加强城乡交流，繁荣乡村文化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仅表现为空间物质上，更体现在文化背景的差异。正是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异性，才使得城乡之间的居民被彼此吸引。开发乡村旅游，不仅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相互交流，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民到乡村观光旅游，体验不同乡村的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还带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让村民开始认识到文化的价值，从而形成文化保护的理念。 二、我国乡村旅游的现状探析 早在上世纪末期，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农村，建立起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供人们欣赏、游玩，这就是我国乡村旅游的雏形。在98年的时候，国家旅游总局举行了“98华夏城乡游”的活动，全国各地的很多乡村抓住有利时机，开发乡村旅游，一时间，乡村旅游受到人们的热捧。随后各种形式的乡村旅游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发展起来，如度假村、休闲农场、民俗文化村、农家乐等。但是，乡村旅游热的兴起，在开发建设中也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问题： 旅游开发认识片面，资源开发浪费 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片面开发自然景观，对乡村文化、民俗等非物质层面的资源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能正确认识乡村的原生态和一些文化资源的真正价值，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造成重要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缺乏市场研究，追求当前利益 发展乡村旅游，就是把农村的旅游资源投放市场，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最终获得经济效益的商业过程。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根据市场的发展方向开展工作。但是，在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只把眼光停留在了当前的市场中，忽视了对潜在市场的开发。这使得乡村旅游景区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着眼于眼前的市场，没有长远的规划，使得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产品单一，缺乏特色 与国外的乡村旅游产品相比较,国内乡村旅游产品较为单一,缺乏特色,文化内涵不够丰富，农业生产、乡村文化、地域特色与旅游结合不紧密。未能挖掘乡村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管理经营水平不高，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 很多乡村旅游项目是由当地的村民或者企业直接经营，缺乏管理、经营等方面的经验意识，一般采取的都是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很多诸如服务、环境卫生问题也逐渐暴露。 基于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规划方法 根据国内外乡村旅游的开发经验，从文化的角度开发乡村旅游，充分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以及美学价值，增强文化景观对游客的吸引力。 保护文化资源与开发旅游相结合 对于城市而言，乡村资源的特性主要表现在空间区位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这是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的出发点。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利用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乡情民风，例如：传统的服饰、歌舞、文字、习俗等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文化资源。在开发乡村文化景观切实做好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防止文化景观的过度商业化，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中的内涵，提供可以代表乡村文化的乡村旅游产品。 充分认识景区特征，尊重景观格局 景区规划不只是为满足游客单方面需求而做，也不只是为拉动一时的经济而做，而是为了满足景区当前需要以及未来发展而做的，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和前瞻性。因此，景区规划的前提就是尊重景区原有的格局及肌理，通过项目合理安排和空间布局，与景区有机结合，使旅游项目、设施安排与基地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为游客营造一个原汁原味的乡村旅游环境，在保护和继承的认识基础上，健康有序的发展乡村旅游。 旅游项目的合理安排 旅游项目是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规划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文化景观出发，旅游项目是游客和景区环境的交流。旅游项目的实质是游客与游客、游客与村民、游客与环境的行为活动的安排。而规划的目的就是强化这种行为的组织，使之有序和创新。通过合理安排旅游项目可以引导游客对旅游项目的参观、参与，从而实现体验、认识和交流的功能。 结语 文化景观是历史沉淀后的一种展现，需要被重视、保护和发扬，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文化景观与旅游的关系，以文化景观为基础的乡村旅游不但可以使乡村景观资源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同时也是实现文化继承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基于景观生态思想的旅游景区规划设计 摘要：将景观生态学原理用于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中, 既先了解景观格局, 在此基础上进行景观功能分区, 按照生态安全格局的原则在各功能区进行景点设计, 使各分区发挥各自的旅游功能, 又更利于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更符合生态旅游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目的, 因为景观生态学原理与生态旅游的目标是一致的。 关键词：景观生态； 旅游景区； 规划设计 前言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在生活的闲暇, 人们都有一种渴望回归自然的想法, 生态旅游应运而生。但是生态旅游不仅仅是自然旅游, 它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先, 通过减轻环境压力、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来平衡经济利益。生态旅游的规划就是要把地理自然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而在规划建设中要靠什么来指导呢? 这就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把具有空间属性的景观作为研究对象, 以协调统一生物学和地理学这两个领域为目标。它能很好地指导生态旅游规划设计,使旅游景区永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的含义 生态旅游的兴起引发了研究热潮, 从众多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中可总结出生态旅游的三重含义。一是哲学理念的, 即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观；二是科学层面的, 指科学技术的研究, 着重环境容量和旅游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 三是商业意义的, 指一种旅游产品。在旅游规划规程中, 生态旅游既被看作产品, 也被看作是理念和科技的支持。 二、景观生态学在景区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1、景区规划设计的景观生态学原则 旅游是由主体、客体和媒介三大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旅游主体是人。媒介则更多体现在交通网络的形成和信息的交流上，是旅游结构的网络和信息流。客体是旅游活动进行的载体。对其规划的目的是保护景观的特色和品质，适度调整景观的格局与功能，保证旅游网络的畅通，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区规划与设计应未雨绸缪，在其开发模式中，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融人开发理念之中，坚持生态保护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紧扣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这正是当今生态旅游发展的迫切要求。 1.1 整体优化原则 即把景观作为系统来思考和管理，实现整体最优化利用。生态整体性和景观异质性原理是景观生态学中的核心理论。生态整体性认为景观是由景观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独立的功能特性和明显的视觉特征。景观要素的时空分布总是不均匀的，从而构成了景观的异质性。异质性同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抗干扰和恢复能力密切相关。旅游景区规划是对基地景观生态系统及其内部多个组分、要素进行规划设计，因此，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遵循景观生态学二大基本思路：保证景观生态整体性和设计空间异质性结构。同时景观生态系统在结构和功能方面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而景观的变化具有不可逆性。这就要求旅游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利用的道路，要对旅游设施和游客数量进行严格控制；要设计合理的旅游生态容量和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要对旅游活动进行严格的功能分区等。从整体的高度上，强调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然修复。 1.2 个性与特殊保护原则 景观具有区别于其它景观的个体特征，进行景观规划设计不能简单重复套用、沿袭旧模式，否则景区的个性魅力将散失殆尽。特殊指旅游景区内有特殊意义的景观资源，如历史遗迹或对保持景区生态系统具决定意义的斑块，应进行有效保护以及规划设计再利用。 1.3 保持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指景观单元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多样性。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存在并与异质的立地条件相适应，才能使旅游景观的美学效果达到最高水平，构成异质性的景观格局，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旅游景观，使旅游景观的稳定性达到一定水平，保障景观功能的正常发挥。一个理想的旅游景区应是含有各种景观成分所组成的综合体，这样既可增强景区整体的抵抗力和恢复力，提高生态系统的总体稳定性，又能保证旅游类型的多样性，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因此，旅游景区规划设计的重点是景观的多样性的维持、旅游空间多样化的创造。 1.4 综合效益原则 即综合考虑景观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注重生态平衡，结合自然，协调人地关系，体现自然的生态和谐美、生趣美及艺术与环境融合美，这在旅游景区的人文景观规划设计中尤为重要。再把旅游服务设施和景观生产价值的有效利用融于山水之中，使旅游地的景观美不被减弱又能产生经济效益。 2、景观生态学的在旅游规划中的宏观设计 旅游生态系统是一种非独立性的景观生态系统。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充分强调景观的自然属性，本质上是对资源进行空间配置。有效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对保持旅游地的景观特色、景观品质以及确保景区可持续发展十分有益。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旅游规划在其开发中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融人开发理念之中，而旅游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则是基于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之上的一种规划，是运用景观生态学中相关原理，在景观水平层次上对旅游景区的旅游景观、环境景观等所进行的一种规划。本质上，它是一种包含“旅游”、“景观”、“生态”三方面的综合性规划设计。其中，“旅游”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资源进行分析与评价，以及对游客行为心理进行揣摩、分析和设定；“景观”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项目、游客活动、设施建设进行空间布局、时间分期和设施设计；“生态”的规划核心是对旅游地的自然环境要素与因旅游开发建设而引起的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影响，进行识别、分析和保护。要从景观结构和功能上进行景观生态规划，主要包括对旅游产品市场的需求及特征分析，自然保护区自然、社会要素等基础资料和相关资料的调查搜集，景观分类和对景观结构功能及动态的诊断，然后通过不同类型的结构规划，构建不同的功能单元，从整体协调和优化利用出发，确定景观单元及组合方式，选择合理的利用方式。 3、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的微观设计 在景观生态学的景观结构理论中，景观的结构通常用斑块、廊道、基质和缘来描述。在旅游规划中同样可以以这四元素建立一个网络结构。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的微观设计主要体现在对景观结构要素斑一廊一基的具体设计上。景区斑块的设计要与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共生程度高，真正做到人工建筑的斑块与天然的斑块相协调，旅游基础设施，要充分实现生态化，并注意与当地的自然、文化景观的特征相协调一致，切忌以城市化、商业化的浓重气息破坏自然保护区各种景观的原有文化内涵和特色，更应防止一切扭曲文化形象的景观污染事件发生。而在对自然风景区进行斑块设计时，除了考虑其旅游美学功能外，对于负有保护物种的功能区域，应该注意保留一定面积的斑块，避免因生境面积过小而造成物种灭绝。对于廊道，斑块内廊道的设计要以林间小路、河岸、滑雪道等为廊道，并注意合理组合，互相交叉形成网络，强化其在输送功能之外的旅游功能设计，以便延长游客的观赏时间；区内廊道的设计要避开生态脆弱带，尽量选择生态恢复功能较强的区域，充分利用自然现存的通道，如河流等。 结束语： 景观生态学注重研究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功能及其变化的影响，而生态旅游是在生态景观中引入人类活动从而在生态旅游景区实现其旅游经济效益。将景观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运用于生态旅游规划设计中，既有利于景观生态的保护又可达到生态旅游的预期目标，它能够提供许多有益的启迪，有利于规划与自然的协调，体现规划结合自然的本质。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浅谈旅游景区规划中的导视系统 【摘 要】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感受是检验一个旅游地是否合格的标准。导视系统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旅游景区中的信息设计和导视系统设计是主要的战略性成功要素。旅游景区的导视系统拥有导向功能、解说功能、教育功能和警示功能。 【关键词】导视系统；旅游景区；规划 1. 绪论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消费力提升，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每到小长假，各大景区都出现了爆满的情况。旅游再不是是单纯的某一类人群的专属。因为旅游消费力的提升，日益增加的旅游人数，各种旅游景区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和课题。 与之同时旅游景区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那么只有提高竞争力，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在竞争中，如果环境资源和人文历史是人们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第一参照“硬实力”，那么在“硬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软实力”就变得各位重要。“软实力”直接影响到体验者的满意度。一个游客在旅游目的地体验感受是检验一个旅游景区是否合格的标准。 2. 旅游地导视系统现状分析 一个好的导视系统并非突然产生，就好比城市公共机构一样都需要不断的曲折变化。有一句格言很适合用于这里：变化时一种独特的永恒（隆格，2010）。 2.1 导视系统分类。 2.1.1 标识类。标识系统是建筑内部和建筑外环境、景观环境、城市交通等所有空间中，具有信息指示功能的所有标识设置的总和。说到标识系统，在一部分人的观念里面标识系统和导视系统是同样的概念，虽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包涵的范围是不同的。导视系统在刚开始提出的时候是“Way-finding System”（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将其翻译为导向系统），而标识系统是“Sign system”光从字面上来解释导视系统包涵的内容更加丰富，不单纯的只是标识而已，是以“Way-finding System”为研究基础建立的系统。标识系统应该属于导视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一种寻路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标识，所以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 2.1.2 辅助助手类。 除了标识系统，其他的导视内容笔者将它们归纳成辅助助手类，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导视系统的研究深入，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逐渐完善着导视系统。例如GPS定位等可以实现体验者随时查询自己所在位置，但是并非每一个体验者都有配备GPS设备的能力。旅游地导向咨询也算是辅助类导视系统的资源之一，灵活机动，但是游客众多，旅游景区不一定能配备足够的咨询台和人员来满足需求。辅助类的导视系统虽也有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标识系统的不足，是体验者的体验更加流畅与方便。 2.2 旅游景区规划导视系统设计准则。旅游景区导视的设计原则可以归纳为五个：系统化、、规范化、个性化、人性化、协调性。我国于2006年完善了GB/T10001《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系列标准，为我国的标识设计提供了一定的规范和标准。按照该系列标准中规定的图形符号建立的导视系统，能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各种公共空间内方便、快捷、自如地活动，从而达到以人为本，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的目的。一般来说，导视系统的建立应该是和旅游地规划设计一起考虑的，这样就能将导视系统更好的融入到旅游地当中。 2.3 国外导视系统简析。 在一些发达国家，导视系统设计相较我国比较科学、成熟、规范。所以在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是以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外国学者编制导视系统的原则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会对当地的历史、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深入研究，同时还根据游客对旅游地的需求、期望和行为为依据。例如汉诺威动物园按照体验式动物园的结构模式进行了改建设计，这个设计给游客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觉信息获取方式。导视系统设计表现的是本世纪初的非洲风光，这样的导视系统形象醒目，造型牌造型多样，使用的新颖的材质，质感相当丰富。人性化的设计才是适合体验者的优秀设计。 3. 导视系统对于体验者的作用 3.1 体验者的需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旅行意义和目的。在前辈的许多研究中都 在旅行过程中，游客们在吉尔摩和派恩的《体验经济》这本书中将体验分为了4种类型：Entertainment（娱乐）、Education（教育）、Escape（逃避）、Estheticism（唯美主义），又可以简称为4E。从性质上看，旅游体验类似于一种“镜像体验”，通过目的地这面镜子，旅游者在凝视“他者”的同时，也在认识着自我。从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具有多重层次结构：其一，从时间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包括预期体验、现场体验和追忆体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并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升华，进而演化成人们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其二，从深度结构上看，旅游体验呈现出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基本上可分为感官体验、身体体验、情感体验、精神体验、心灵体验五个层次，越是深度的旅游体验，越能让游客感到旅游的意义；其三，从强度结构上看，旅游体验通常可分解为一般性体验和高峰性体验两个层面，越是能达到高峰性的体验，越能使游客感到旅游的价值。但是不管体验者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顺利以及愉悦的过程都是体验者需要的。 3.2 导视系统的作用。 （1）那么导视系统在旅游体验中又是一个什么角色呢？答案就是导视系统在体验者不知不觉中顺利完成旅游体验。打个比方就如同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中的裁判，他即需要规范球员的行为，但是又不能过多的干预比赛的节奏，让看完整场比赛的人只留下裁判的映像。导视系统就是对于旅游体验者再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许多人对于导视系统有刻板的印象，认为就是环境空间中树立的各种各样的指路牌子，设计和设置这些标识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2）导视系统解决的用最简单的问题来叙述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在哪里？”“去哪里？”“怎么去？”。人们在按照行动路线图移动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含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当人们在环境中行进时会运用不同的寻路策略来导航他们的群路行为，这些策略包括有注意地标、使用地图、或者留意环境中的空间配置。”如何利用空间中的配置高效、有序地指引人们在公共空间环境中自如行动，如何让体验者安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对每个旅游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4. 导视系统与旅游地旅游形象设计 4.1 旅游地旅游形象规划设计。 （1）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过程中，旅游形象（TIS，又叫旅游地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一个旅游景区的形象模糊混乱，则很难对潜在的旅游客源群体造成吸引效应，同时还会使旅游体验者的体验经历平淡，降低其回头率。而个性鲜明、亲切感人的旅游地形象是行程庞大旅游市场的源泉，应可以是其在旅游市场竞争中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和持久力。 （2）旅游形象设计的内容繁多，如果单从CI的理论角度出发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旅游地的理念识别系统，它本质上是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的精神体，属于思想文化的意识层面；二是旅游景区的行为识别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将旅游地理念识别系统的具体化，主要体现在旅游地的政府、民众和企业的行为；三就是导视系统，它包括最为直观的标识识别系统，旅游地的建筑造型、员工制服、公共标志牌等。导视系统是其中表达形式最多；接触范围最广；产生效果最直接的部分。一个优秀的旅游景区旅游形象规划非常有利于旅游地形象的推广和传达， 也有利于旅游景区的品牌化建设。 4.2 旅游地导视系统。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存在是体验者的需求为前堤的，旅游区的导视系统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导向功能：帮助旅游体验者在陌生的空间中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解说功能：景区的标识系统有着丰富的信息，游客们能从上面了解到有关景区的信息，还能了解景区；教育功能：在特定的景区对于各种知识的普及是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也收到教育启发；警示功能：警示危险的地段和危险的行为，确保体验者在旅游过程中安全。 5. 结语 综上所述，每一个导视系统的目的是不变的，由于导视系统也可作为一种服务系统，旅游中的信息设计和导视系统设计是主要的战略性成功要素。导视系统是旅游景区规划中重要的一部分，一套完整的、人性化的、有特色的、美观的导视系统即能辅助体验者顺利完成美好的旅途，又能提升旅游景区的形象。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红色旅游景区规划个案研究—《谢维俊故居红色旅游景区规划》 摘要：本文以《谢维俊故居的红色旅游景区规划》为例，对红色旅游规划如何突出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如何运用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原则，如何以现代旅游思想为规划理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以图对红色旅游规划的编写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谢维俊故居;红色旅游;旅游规划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外出旅游。除了风景优美的自然名胜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革命胜地和遗址去参观，因此，很多地方都在对原有革命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规划开发，以促进当地红色旅游业的发展。而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又不同于一般的景区规划。它应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不仅应该与生态旅游、名俗旅游、战争题材旅游等形式相结合，而且更应体现出其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内涵，并按照能让参观者产生对革命先烈无限追思和缅怀的理念，让人们在参观的过程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对革命先烈产生敬仰之情。 一、项目现状 (一）项目概况 谢维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红军年轻将领、在井冈山早期秘书。谢维俊故居是他从小生活、学习的地方。谢维俊1908年10月出生，1921年13岁的他到衡阳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习，1922年4月见到了，并在听取讲演中大受启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湖南年关暴动，后随、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1932年任江西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1934年随中央军委第2野战纵队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1936年任中共陕甘宁三边特委书记，在吴起镇一次剿匪战斗中被叛徒出卖而光荣牺牲，年仅28岁。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纪念，也为了勉怀耒阳市在这次湘南暴动所牺牲的3700多位烈士，更充分地利用耒阳市丰富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响应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倡导，耒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以谢维俊故居为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规划设计。本文所研究的就是由衡阳市地球村旅游规划设计研究所对该项目所编撰的概念性详细规划。 （二）项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谢维俊故居坐落在湖南省耒阳市肥田乡肥美村南岸的一块区域，规划面积为22.5亩，地势北高南低，故居坐落在山腰岩地上，背靠森林郁闭度很好的山丘，迎面是开阔的池塘，河滩农田，远处峰峦叠翠，环境十分优美。 根据实地考察调查，该规划区域环境保护的较好，树木、池塘及故居建筑保持基本完好，但作为红色旅游开发，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规划区内除谢维俊故居保护较好外，还有几处住房破损十分严重，同时在故居两侧还凌乱新建有几栋农民住房。对外交通不发达，进出均不很方便。故居内有数量较多的珍贵文物，但堆放凌乱，缺少必要的文物保护措施。 二、规划特色 经规划小组的努力，半年时间规划通过专家评审，我们认为该规划有如下特色： （一）主题定位特色鲜明 本规划设计在整体上尽量避免了一般纪念性园林常用的设计手法，而是力求营造出平易近人、舒适亲切的景观环境，真正让参观者融入其中，以看一个常人的心态来看待革命先烈，从他的平凡生活中看他的不平凡。这种设计理念，成为本规划不同于其他红色旅游规划的独特之处。所以本规划的主题定位力求重点反映谢维俊烈士少年时代的学习成长历程，尤其在井冈山期间坚持维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正确路线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成熟并成长起来，成为一位闻名于世的政治家、革命家。引导广大旅游者，尤其青少年接受教育，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规划理念清晰明确 根据规划区的地域环境特点，以及耒阳市政府的规划要求，确立了本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理念： 1、互为依托的景点布局。景区分为谢维俊故居核心区、生态休闲参与区、旅游接待服务区。各景区都有独立的主题，而又彼此联系、互为依托。 2、有地域特色建筑设计。故居的整修坚持按照湘南特色，青砖黛瓦、修旧如旧，其他建筑业一律要求青砖坡顶。新老建筑之间相互协调，搭配得体。 3、丰富色彩的功能思考。作为纪念性的景区规划，首先体现了是纪念功能，其次是满足参与者在瞻仰和体验过程中得到感悟的心理功能和教育功能，再者就是生态休闲的静心功能。 4、自然生态的园林景观。兼着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理念，总体设计时突出了与自然结合的园林之美，通过草坪、树木、花卉、廊道、小桥、河塘、小径、亭台等造园要素来表达亲切、安静的环境氛围，为参观的人们营造一个休闲、冥想的场所。 5、以人为本的细部设计。在景区内草地旁、湖水边、大树下、风雨长廊中都设有大量坐凳供游人休憩，多处设计有独具特色的烈士成长小品，以借景抒情的手法衬托了烈士从平凡走向伟大的一生，也为广大游人在景区中提供了与烈士留影拍照的人性化场所。 （三）总体布局有效合理 1、传统的轴线序列与现代的非对称观念相结合。轴线在规划设计中往往能使整个环境具有严肃、恬静的气氛，本规划布局核心部分由一条南北走向的贯穿景区的主轴和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轴控制。景点布置随轴线有序展开，并结合地形变化，空间层层递进，使人们在参观过程中随着地势的不断增高，情感也得到不断地升华。 为了让游客在紧张、严肃的瞻仰活动之后能尽快的放松下来，规划了几处非对称性圆弧形的布局，如表现烈士足迹的一组小品按园形展布，休闲区域设计的荷塘月色、风雨长廊均成圆弧状，配上绿树、花卉、灯光、音响，很好的把人们带入了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现实的幸福生活境地。 2、因地制宜的功能分区。由于规划面积较小，根据人文资源和自然状况规划因地制宜的将其分为几个功能区；1）、故居核心区；2）、旅游接待服务区；3）、烈士足迹游览区；4）、生态静心休闲区；5）、农家乐休闲区。分区力求达到疏密相间、弹性有机的布局效果。 （四）内容丰富的景观设计 根据景区的主题定位，让人真正的融入其中，创造亲切的景观环境，规划独具匠心的设计了几个不同主题景区： 1、烈士故居生平事迹景区：包括故居、烈士展览馆、半身塑像及由聆听教诲、参加红军、走上井冈、反对极左、长征路上、保卫延安六组雕塑组成的雕塑群，构成整个景区的主体。 2、休闲游憩回味景区：以故居前面的水体为中心，设计拱桥流水、风雨长廊、荷塘月色、古树曲径等景观元素为主体的休闲景区，供游人静心歇憩、联想回味。 3、人性化的游客接待服务区：精心设计的景区大门、宽敞明亮的迎宾大道、生态停车场、功能齐全的接待服务楼，声、图并茂的景区介绍，使游客对游览活动有所了解，能使游人按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游览路线。 三、规划的不足 本规划范围过小，很难通过旅游乘数效应，拉动旅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规划中对如何解决景区的可进入问题缺乏实质性的意见；如何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对旅游产品进行合理包装，使红色旅游的发展顺应旅游产业的发展，使游客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能够游得开心等方面仍存不足。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旅游意象图:基于游客感知的旅游景区规划新设想 [摘要]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文章从游客感知出发，提出“旅游意象图”的旅游景区规划设想，认为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包括旅游道路、旅游节点、旅游边界、旅游标识和旅游区域5个方面，旅游意象图的构建过程可分解为旅游意象点旅游意象线旅游意象链旅游意象面旅游意象图5个基本步骤，指出可从资源类旅游意象、产品类旅游意象、市场类旅游意象3个层面确定具体的旅游意象，并分析了旅游意象调研的4大基本方法：传统问卷调查、绘制心智地图、旅游意象游戏法和旅游意象访谈法。 [关键词]旅游意象；游客感知；旅游景区规划 旅游规划理论属应用性交叉学科理论，是对旅游系统在规划范畴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凯萨(Kaiser)、赫伯(Helber)的旅游地演变生命周期理论，范利尔(Van Lier)、泰勒(Taylor)的旅游地资源配置与设施建设门槛理论，摩菲(Murphy)的旅游地和谐发展社区思想等。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总结或提出了一些旅游规划的理念，如1993年4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由《旅游学刊》编辑部和北京旅游学会联合发起的“旅游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陈传康指出，在旅游规划中，项目的确定很重要；毛赞猷认为，在搞旅游规划时应该把旅游地图列为其中的一部分；尹泽生强调了旅游规划“规范”的问题；周盼、赵克非、于英士、李明德、白祖诚、刘德谦、毕凤祥等与会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谈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此后，一大批专家、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吴必虎认为，区域旅游规划的理论基础有旅游系统理论、旅游人类学、景观生态学、区域科学与区域发展规划；吴人韦指出，旅游规划理论范畴可概括为经济、环境、人文3大板块；顾朝林等认为，旅游规划基本理论表现为旅游规划目标、旅游规划理念、旅游规划层次、旅游规划系统以及规划设计技术路线等层次；韩光明提出基于文脉、地脉的区域旅游规划思想；此外，还有“超旅游”规划理论、“反规划”理论，等等。 旅游景区规划是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根据旅游景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资源特点所进行的有关保护、开发、管理等内容的设计、布局与安排。关于其理论研究，刘沛林提出了文化旅游地规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郑迎红总结了旅游景区规划的模式问题，认为比较典型的有资源导向型模式、市场导向型模式、形象导向型模式、产品导向型模式和体验导向型模式；罗光华探讨了地域文化在旅游景区规划中的整合运用问题；牟红就旅游景区规划多维视角的纵向转换进行了研究；其他还有旅游景区规划中客源市场的定位研究、生态旅游景区规划问题等。在景区游客感知方面，也存在一些探讨，如汤普森(Thompson)、斯科菲尔德(schofield)指出，游客对旅游地交通的感知评价与总体满意度及重游意愿关系密切；杨斯(Youngs)、怀特(White)、渥德瑞希(Wodrich)从旅游者视角研究如何将交通服务融入文化旅游；霍华特克(Howat)、默里(Murray)、克里利克(Crilley)从消费者视角研究旅游地的评价工作；陈(Chen)从供需双方的视角出发分析如何构建多维度旅游问题等。国内关于游客感知的研究仍处于个案分析及理论推理阶段，如程兴火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研究了森林生态旅游景区的竞争优势；毛端谦等从旅游者映象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对江西4座名山形象感知的差异；黄震方从旅游者的心理和消费行为角度研究了旅游者感知的特点；宋章海等对游客感知的形象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等等。整体上，将游客感知与景区规划相结合开展的相关理论探讨仍不多见。本文在既有研究案例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尝试从游客感知出发，探讨“旅游意象图”的旅游景区规划设想。 1　旅游意象图的提出背景 目前的旅游规划是基于资源和发展目标的规划，很少将意向理念应用到规划中去。从意向图的角度进行规划，将游客的感知作为构建意向链的关键要素，从游客感知出发进行规划是旅游规划应该探讨的一个新角度。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是“意”的寄托物，因此，一般认为“意象”因人因物因时因情的不同而不同，但从内涵来说，整体意象的获得都是把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几种意象沟通起来，互为转化。美国学者凯文·林奇(KevinLynch)通过多年细心观察和调查，在对美国波士顿、洛杉矶和泽西城3座城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城市景观归纳为道路(path)、边缘(edge)、地域(district)、节点(node)和标识(landmark)5大组成因素，即“城市意象”；并引入空间(space)、结构(structure)、连续性(continuity)、可见性(visibility)、渗透性(penetration)、主导性(dominance)等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 图论起源很早，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图论问题，它是研究由线连接的点集的理论。点集中的点称为节点，连接两点之间的线称为边，一些由节点及边构成的图称为线图。线图可以用来表示和研究一个系统的结构及它的性质。图论研究主要关心的是事物的节点、有多少个节点、在哪些节点间有边相连以及整个线图具有的某些特性。图论作为一个数学分支，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广泛的内容，应用范围也很广，不但能应用于网络、编码、交通、测量等自然科学，也能应用于社会结构、经济、运筹、行为等社会科学。 本文中的“旅游意象图”设想就是受启发于“城市意象”理念和图论学说，融合了“城市意象”的5元素分析视角和图论的构图、解图思想。 2　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 在旅游意象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5元素，本研究认为旅游意象的基本要素是：旅游道路(tour-path)、旅游节点(tour-node)、旅游边界(tour-edge)、旅游标识(tour-landmark)和旅游区域(tour-domain)。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创新模式下的旅游景区规划设计 摘 要：通过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可行性方案的论证、规划、设计过程，侧重新型文化园的概念，以旅游文化为基调，建设集多种娱乐商业项目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商业园地。 关键词：开发项目；中华商圣文化园；规划设计 1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设计思路 1.1 项目规划的主体定位 “中华商圣文化园”开发项目将在商圣故地——山东省定陶县境内建成一个集“文化研发、影视制作、高端论坛、动漫创作、演艺娱乐、产业金融、休闲度假、景区观光、商业居住”于一体的旅游文化商业地产项目，将满足“行、住、游、食、购、娱”等六大旅游环节的需求的影视娱乐文化综合功能产业园区。 1.2 总体设计理念 文化园坚持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人与历史人文、人与人和谐相处，给游人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陶冶，给游客最大的愉悦。在此理念的引导下，将实现景观、生态、文化三大资源要素的完美整合，竭力创造中国文化旅游的典型，塑造鲁西休闲度假的第一品牌。 1.3 开发与管理理念分析 1.3.1 保护是开发的前提 资源是旅游产业的生命线，而生态的好坏则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经营，没有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中华商圣文化园”就无法持续创造效益。因此，该项目在投资开发之时就把“在保护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人文遗址资源的前提下，实现高起点、高规格的规划、设计，以及大资金的投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作为开发“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基本原则，并把保护落实到开发的每一步中。 1.3.2文化旅游是开发的主旋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旅游不仅仅指观赏历史文化景观的旅游活动，它还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文化的互动交融在旅游开发中的代际均衡。“中华商圣文化园”将先后开发出商圣影视文化基地、陶朱公祠、儒商文化博物馆、儒商文化广场、范蠡湖、定陶古城、儒商文化研究院等文化、影视娱乐主题公园旅游项目，并在开发经营中把商圣文化展示、演艺、娱乐落实到实处。 1.3.3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开发要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落实到景区开发经营的全部过程中。经营者认识到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文遗址是人类的瑰宝，是园区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旅游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石。因此从景区规划开始，就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人文遗址保护放在开发之前；在经营中，开发文化型旅游产品；通过儒商文化的宣扬，促成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高度关注，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商业伦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业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项目规划设计 2.1 项目规划概述 “中华商圣文化园”的项目规划格局为古今各区，动静分离。文化立意，人文贯通。项目规划策略是滚动开发，均衡布局，维护生态，兼顾效益。项目规划内容为规划“影视基地”“历史人文”“互动娱乐”“古镇旅游”“度假疗养”“商贸居住”六大功能，结合现有资源状况开发八项旅游、度假板块。 2.2 景区规划设计 2.2.1 景区划分的原则 本景区根据规划对象的属性、特征及其存在环境进行合理划分，在划分过程中遵循同一景区内的规划对象的特征及其功能分区基本一致；同一景区内的规划原则、措施及其成就特点基本一致；规划分区尽量保护原有的自然、人文、线状单元的界限的完整性的原则。 2.2.2景区划分的结果 根据以上景区划分原则，考虑到“中华商圣文化园”资源的分布和未来发展的情况，将“中华商圣文化园”区划分为：商圣文化展演区、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商圣朝拜区、影视文化娱乐体验区、高档生态居住生活社区、儿童欢乐谷游乐区、度假小镇区等七大园区。 2.2.3分区规划分析 2.2.3.1商圣文化展示区 商圣文化展示区的规划面积为250亩，为儒商文化的核心区之一。规划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元素，建设与陶朱公事迹有关的人文景观，以艺术性的手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传统工艺，通过雕塑、蜡像、动漫和电、光、声、影等糅合一体的艺术形式，全面介绍和展示陶朱公的生平业绩和商业理论，让游客充分感知和了解陶朱公这一商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重点建设陶朱公文化主题公园。恢复和建设主题“商圣文化馆”，以及商圣庙、陶朱公祠、红蓝寺、陶朱公亭和陶朱公故居等重点项目；同时，以雕塑、蜡像、动漫和电、光、声、影等相配套。全面介绍和展示陶朱公的生平业绩和商业理论。让游客充分感知和了解陶朱公这一商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以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2.3.2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 定陶故城观光及购物游览区规划面积为66.6hm2，为全园精华之一。在整合散落的景观资源的同时，在区域内建设春秋战国时代建筑风格的定陶故城，把发生在古曹州及古陶都大地的春秋历史浓缩在定陶故城内。 核心区为定陶故城的开发建设，以实景和春秋文化元素展示繁荣800年的有“天下之中”盛誉的第一流都会，定陶故城整个城池充满战国后期及秦汉遗韵，共分：城楼、城墙区；行宫；贫民区；曹王府；曹氏祠堂；陶朱公故居；左丘明故居；军营区；街道、广场等区块。 在城内建设仿古特色文化旅游购物街区。按春秋至汉初的建筑风格营建各类商业店铺、客栈、酒吧、小吃街，销售地方民族特色商品和各种旅游商品与陶朱公文化有关的自制旅游纪念品等，在商业街内建一个广场和几个古戏台，以地方戏曲和现代歌舞等文艺形式，每天滚动式的演出，让游客了解定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开挖范蠡湖、西施井、陶朱公养鱼处及菏山、布鸽山、白头山等山水景观。恢复建设定陶古景，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特别是古八景和新八景，再现昔日定陶水乡泽国、林翠水秀的秀丽风光。 2.2.3.3商圣朝拜区 商圣朝拜区用地面积3.33hm2（约50亩）。为儒商文化展示区之一，在陶朱公出生日和卒葬日，推动形成“商圣节”和“追思节”。届时，每年邀请海内外商业家、国内外著名文艺团体、地方文化文艺界人士和四方游客等参加大型祭拜活动。 景区重点建设三级商圣台，上塑十九米高的陶朱公像，以喻示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塑像基座刻有陶朱公商训、生意经等。塑像前广场地面以地刻形式表现陶朱公经商活动地图。 2.2.3.4影视基地和影视娱乐景区 该景区规划面积33.3hm2（约500亩），为体验式影视娱乐区，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一代商圣》冗余的场景、道具和新建的高科技影视娱乐项目等人文景观。 建设规模宏大的“影视文化城”，配套各种现代设施，使影视城成为国家级摄影基地。同时为游客开放，让游客在影视城中亲身体验现代影视大片的拍摄场景和拍摄营地，体验乘车历险游、飞越时空隧道、上刀山下火海、八级地震、星球大战、魔幻世界、地球未来等拟幻场景。通过体验让游客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文明成果，追求未来文化文明。 2.2.3.5儿童欢乐谷游乐区 该区域用地面积6.66hm2（约100亩），建设为青少年儿童娱乐、游玩的最佳场所。开发建设螺旋滑行车、世纪之星滑行车、空中自行车、旋转陀螺、水族馆、飞碟、大荡船、飞行塔、大海贼、新干线、旋转苹果、激流勇进、吃惊房屋、旋转秋千、大观览车等项目。 2.2.3.6高档生态居住社区 该区域规划范围66.6hm2（约1000亩），由于定陶暨菏泽地区没有一个高品质居住社区，本项目规划建设一个区域规模最大的高尚居住小区和商业商贸区。整个小区采用花园式规划，以景观为核心，融合休闲泳池、风情园林、景观小品、特色雕塑，休闲广场等，营造稀缺的自然景观和南加州风情生态居住环境，吸引周边人群入驻，形成人气，拉动消费，对旅游、文化产业长期的支撑。 总建筑面积约100万m2的大型生态居住区，配套二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一个社区医院，以及邮政、银行、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配套设施。 2.2.3.7度假小镇区 该区作为“中华商圣文化园”景区的配套设施，是集休闲、度假、养老、商务、参观、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度假区，现规划面积为33.3hm2（约500亩）。 开发建设五星级酒店，国际华侨大厦，老年公寓、疗养所、温泉会所，设有客房中心、餐饮中心、康乐中心、会议中心、购物中心、服务管理中心、温泉度假、温泉疗养别墅区等。核心建筑设计力求做到环境与自然的融合，在公园与溪水旁，让人在感悟独特文化的同时，呼吸清新的田园气息，营造一种把瞬间的美凝聚在心底的意境。 2.3 旅游商品发展规划 2.3.1 旅游商品资源 本景区旅游商品资源十分丰富，主要以土特产品为主，以及陶缣、陶布、绳艺牡丹、勾边工艺、书画作品等。这些土特产品是建立风景区内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基础。 2.3.2 旅游商品规划 旅游商品规划总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形成规模、发展产业。开拓创新就是要发展系列旅游商品，改变一些原材料的用途，用来制作旅游商品，形成规模就是摆脱那种小打小闹的状况，形成气候、形成品牌。发展产业就是开发的旅游商品要让旅游者喜欢，要适销对路，才能产生好的效益。 图1-空间规划图 图2-功能规划图 3 结语 “中华商圣文化园”开发项目所蕴涵的丰富历史内涵，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文化园这一特殊的载体，将文化与旅游、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有机结合，融合影视、娱乐、旅游景点，是一种现代化新型的文化展示形式。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红色旅游景区的景观规划 摘要：“红色文化”蕴涵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历史传统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新的民族精神。文章简要分析了红色文化与旅游景区结合前提下的景观规划具体措施。 关键词：红色；旅游；景观规划 2004年12月19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正式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这是关于红色旅游定义最具权威的概念说明。 进入20世纪，在地理学基础上产生的景观生态学说(land-scapeecology)，将景观看作由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异质性地理单元和空间单元，将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即景观)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反映气候、地理、生物、经济、文化和社会综合特征的景观复合体则被称为区域。 一、景观规划设计总体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开发红色旅游中的景观问题实质上是景观的规划设计问题。从总体系统的角度，景观规划设计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以之为核心原则。单纯基于经济的驱动力而盲目开发旅游必然导致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甚至掠夺性开发，对旅游区点的粗放式经营管理；旅游设施建设的病态膨胀等等，这些无疑直接威胁旅游业进一步健康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发展是非可持续的，是不可取的。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概念渗透和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1995V4月24日至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沙罗特岛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会议确立了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上所通过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宪章》和《旅游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指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红色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产值增加，而应是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所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二、景观规划设计的前提――资金筹措 由于红色旅游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红色旅游最区(点)的建设首先要争取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2005～2006年国家在国债资金中共安排红色旅游专项资金11亿元，支持了101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专项资金依然是红色旅游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投资来发展红色旅游是远远不够的。 开发红色旅游所需资金的融资渠道不能脱离市场化道路，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一方面，通过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各类民间机构投资，正确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红色旅游开发：另一方面，应面向旅游市场，树立现代经营理念，既服务于广大游客的需求，也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借助合适的机会考虑从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 三、景观规划设计核心要素――生态环境保护 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无疑会产生影响。首先，旅游资源开发行为诸如开山辟路，大兴土木，乱垦滥伐对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一方面直接破坏景观资源，另一方面还可造成水土流失。其次，游客旅游活动本身的影响，比如旅游者的踩踏造成土壤板结，树木枯死-更有甚者，由于部分游客自身素质偏低，乱折植被造成植被损坏，乱扔废弃物造成水源以及景点的污染。第三，当地居民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不利影响，相当数量的红色旅游点位于偏僻、经济不发达地区，当地居民仍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生态意识薄弱，保留了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譬如乱砍乱伐，使用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燃料，乱扔垃圾等缺乏文明的不良行为相当普遍。景观规划设计必须竭力杜绝对生态环境潜在的不利影响。 四、景观规划设计的抓手――突出地方特色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旅游规划中心主任石培华向准备发展红色旅游的城市指出：“红色旅游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仅仅是基础，红色旅游产品还要精心设计，要结合旅游规律。不是所有红色旅游景点都能成为红色旅游的热点，要经过红色精神的挖掘，红色文化的展现，防止红色旅游开发中的庸俗化。要明白红色旅游的文化意义是什么，整个产品的卖点在哪里，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什么，要将红色旅游的特色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消费方式挖掘出来。” 五、景观规划设计的创新――参与式设计理念 当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简单，以静态观光的内容居多，大多采用博物馆陈列、橱窗展示等，内容空泛，展示方式单一。表现手段落后，单纯以文字图片为主的平面介绍，枯燥乏味，不符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游客的消费心理，容易产生视觉、心理上的疲倦，难以对游客产生强烈吸引力，与市场需求的差距较大。 因此，在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有必要注重体验、参与、互动元素的挖掘、开发，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融入注重游客体验、参与的休闲旅游项目，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单纯依靠传统的观光式旅游。体验参与式旅游能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游客在精神层面的对话与互动，通过策划富于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活动项目。能够帮助参与者更深刻地领略和体会红色文化资源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旅游景区规划论文:寻根类文化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初探 [摘要]李家龙宫是唐太宗在李氏的发祥地陇西宝地建立的宗祠庙，现存为明建李家龙宫遗留下来的中部祭祀区部分建筑及院落。目前面临发展滞后，规模过小、改造资金投入大等问题。规划在充分论证景区发展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景区范围，调整用地空间结构等措施，形成以“寻根祭祀、文化展示”为主题，全方位展示盛世李氏文化内涵的文旅型景区。 [关键词]寻根；文化旅游景区；李家龙宫 李家龙宫是唐太宗在李氏的发祥地陇西宝地建立的宗祠庙，是中华李氏寻根祭祖的文化圣地。它位于陇西县城区西北部，南侧为已建成龙宫仿唐商业步行街，东侧为原住村民住宅，北侧为生态农田。 景区占地4000m2，建筑面积1491m2，除钟楼、鼓楼为新建建筑，其余九龙殿、李崇殿、李琼殿、两座过庭、聚贤楼、郡公楼、戍边楼、头天第一门等均为古建筑。建筑上的屋脊砖雕出自北宋镂空雕法，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目前相继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我国各省区李氏族人约10万余人次到此旅游观光和寻根祭祖。 1.李家龙宫历史演变 其始建于唐初，因唐太宗李世民御笔钦书“李家龙宫”而闻名海内外，唐末遭毁。宋、元时期修复了部分建筑，亦因战火遭毁。明万历年间只在原李家龙宫的旧址北面恢复了龙宫部分建筑,亦称“北极宫”。明建李家龙宫总体建筑布局为“前五楼”、“后五山”和“中部祭祀区”。外围建有北天第一门、第二门、第三门。清顺治五年毁于兵灾，仅留“北天第一门”牌坊。康熙元年重建，康熙三十七年吕培高任知县时，撰写“仰弥高”竖匾额悬挂在“北天第一门”上，同治五年陇西城陷，李家龙宫再遭劫难。清末及民国初年又陆续增建维修一新，规模虽远不如前，却也山水相依，楼殿参差，别有天地。解放后龙宫绝大多数殿宇楼阁均遭人为拆除，三座假山夷为平地，后改为学校才得以保存至今。1985年陇西县人民政府公布李家龙宫、北天第一门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发展优势与制约条件 2.1发展优势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景区为新亚欧大路桥的必经之地，同时处于陇中四县丝绸之路人文景观长廊风情线的重要区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与敦煌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齐名，为甘肃四大文化之一。 2.2制约条件 景区规模过小，游览功能单一，配套设施缺乏，未能从整体上形成形象和品牌效应；景区周边以自然村庄风貌和现代仿唐建筑为主，建筑风格各异，缺乏有效的规划引导； 景区周边村民住宅建筑面积约为7.3万，人口密度大，未来开发建设将面临系列的拆迁安置问题，协调好各方面的诉求是景区建设实施中的重点和难点。 3规划构思理念 3.1规划构思 规划在还原李家龙宫历史原貌的基础上，通过拉大景区框架和格局，形成“以道教文化为渊源，以祭祖寻根为脉络，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多元型、复合型文化旅游景区。 3.2规划目标定位 以“李家龙宫”为载体，以“李氏寻根”为主题，以“寻根祭祀、文化展示”为核心产品，集“旅游观光、寻根祭祖、文化交流、文化展示、文化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型旅游景区。并最终实现以下目标： ⑴ 天下李氏族人敦宗、睦族、祭祀先祖的大宗祠，海内外李家组织和李氏族人旅游观光和寻根祭祖的文化圣地； ⑵ 与陕（西安大唐贞观文化）、豫（鹿邑老子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三大优秀文化遗产区； ⑶ 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全方位演绎“李氏文化”的AAAAA级旅游景区的核心区； ⑷ 甘肃省文化旅游新地标。 4规划方案探析 4.1特色分区及项目策划 规划形成“一轴、三心、十区”的功能区划与总体结构形态。 ⑴ “一轴”：南北向景观延伸轴，将仿唐商业街中心轴线延伸至北环路，形成南北向与威远楼相呼应的绿色开敞通廊； ⑵ “三心”：北极池景观中心、伯阳广场景观中心、关帝庙景观中心； ⑶ “十区”：广场集散区、文物保护区、祭祀活动区、李氏寻根文化游览区、李氏文化交流区、李氏文化展示区、李氏文化创意区、李氏文化研究区、古玩艺术品交易区、民俗商业区。 ①广场集散区：龙宫广场―――集旅游服务、集散、游憩、休闲为一体的李氏文化文明展示的大窗口。其打造应与李家龙宫整体规格协调统一，突出皇室的尊贵及气势的恢弘。在形象及景观的设计做足“龙”文章，广场中心轴线铺设汉白玉龙形浮雕图腾，浮雕两侧布置18根汉白玉龙雕景观柱，代表“十八子李”,象征李姓子孙繁茂昌盛。广场地面雕刻李氏族谱以及李氏名人诗词歌赋等。 ②文物保护区：为现存明建李家龙宫文物保护区，应严格保护，并适当修缮整理；同时在龙宫大门及陇西堂大殿中轴线上新规划戏楼一座，并以戏楼为中心对称规划子奇亭一座；将现有“沙柳”列为“古树名木”进行定期修剪和养护，修护其“龙”的姿态。 ③祭祀活动区：结合陇西堂大殿及规划的两侧配殿，在殿前形成开阔露天祭祀活动场地，同时为了满足游客更衣沐浴需求，规划涟漪苑一座，以仿明清建筑风格为主。 ④李氏寻根文化游览区：园林游览区―李家龙宫的历史传承区，根据历史记载构架“后五山”格局，并在构园过程中将李姓文化元素通过景观布置的手法进行全方位展现，此区域将成为陇西县最大的文化主题公园。具体布局手法为： a 以老子朴素辩证法“道法自然”思想为主线，将佛教、道教中的元素进行集中体现。运用中国古代园林布局方式创造微地形景观，将太乙峰、普贤崖、文殊岭、白衣岩、接引山等五座假山和北极池、九州同李阁等历史景观进行重新诠释，形成一副山水相依、别有洞天之美幻胜境； b 将各地李氏先贤中有影响的李氏宗祠，如闽越江王祠、西平郡王祠、吴王祠、渔阳滕王祠和入闽始祖祠等围绕北极池形成若干院落。并对其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如茶道、养生体验、诗社、曲艺表演等项目，使主题景区不仅具有祭祀游览功能，更多的是一个大众市民休息娱乐参与的主题公园； c 以祭祀大殿为背景，规划水秀表演区，并运用现代声光电科技手段策划情景舞台剧《李颂》，如秦王破阵乐、霓裳雨衣舞等，表达陇西李氏的发展繁衍过程； d 园内广植牡丹、李树。陇西与牡丹有着异常久远的渊源，陇西牡丹早于长安牡丹，每年“五一”节前后，恰逢陇西民间四月八朝山会．又称“浴佛节”，时值春花正茂之际，田园苗青花放，各处牡丹勃发怒放，争奇斗妍，生机盎然，真有“一展倾城色，骚人费评章”、“贵游赏牡丹，每春暮，车马若狂”的壮观景象。 ⑤李氏文化交流区：礼唐宫（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以龙宫游宴、歌舞演艺、商务吧等为特色功能的集演艺、展览、休闲、娱乐和食宿于一体的高档星级酒店，是最能表现和反映陇西当年商贾云集、大唐繁荣盛景的一个重要业态。同时也是政府接待中外嘉宾及展示城市风采的接待中心。 ⑥李氏文化展示区：陇西李氏博览馆――世界李氏族谱收藏研究中心，为全国最大的单一姓氏族谱收藏研究中心。该馆是集收藏、动态展示、阅览于一体的文化展示馆。以“追本溯源”为主题，将李氏文化的起源与李氏文化中的精华充分展示。具体展示手法可通过文物，小型室内场景，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几种，以再现李唐文化的华丽场景，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有耳目一新的直观感受。 ⑦李氏文化创意区：引进知名美院等国内外机构，开展系列创意设计活动并落户文化创意园，对文化创意园中的各个建筑院落进行相应的主题化，并利用国内外设计大师的创意水准和知名度，吸引高端设计群体关注李家龙宫文化遗产，开展国际化的创意设计活动。将文化通过产品形态进入文化创意园各个院落，这些产品将带有鲜明的国际时尚色彩、李氏文化和陇西传统文化要素，并通过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购物和体验模式，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 ⑧李氏文化研究区：李氏文化研究会馆，除正常的文化研究室之外，兼具文史资料开放阅读功能，内置相应的图书检索系统以便游客参观时实时查阅资料。馆内定期开设大众讲堂，邀请知名教授讲授与李氏文化相关的文化课程，使游客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李氏文化，并在当地形成相应的文化研究氛围，弘扬和传承李氏文化。 ⑨古玩艺术品交易区：集文物商店、鉴定评估中心、拍卖行、典当行、古玩艺术品展厅、艺术画廊、民间艺术品集市、古玩经营配套店等于一体，打造甘肃省档次最高、功能最齐备、服务设施最先进的专业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 ⑩民俗商业区：由美食沙龙、特色小商品零售及作坊区和休闲娱乐时尚街区组成，在此集中展示陇西特色美食、小商品、茶楼客栈、手工作坊等民间文化载体。 4.2节庆活动策划 对于旅游景区而言，节庆活动的策划及宣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李家龙宫景区主要从两方面开展节庆活动策划。一是主题节庆：以“盛世话李氏，名城祭始祖”为主题的“寻根祭祀大典”系列活动，既弘扬光大了李氏始祖文化，又传播了城市文明和城市形象，使古老文化与城市文明交映生辉，节庆品牌与城市品牌联动增值，借助李氏文化的张力有望将活动办成一次城市文明与城市品牌传播的盛会；二是专项节庆：在主题节庆的支撑下，开展多种专项旅游活动，如牡丹花卉节。在节会期间，举办赏花、灯展、书画、摄影展、洽谈会等活动。同时开展云阳板舞、陇西秧歌、戏曲、草编、土陶、剪纸等民俗文化主题活动， 5结语 李家龙宫景区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举措，它对于体现陇西古城历史发展、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促进旅游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区的开发建设应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开发，并建立合理的运营模式，积极引进先进的经验与理念，使景区显示出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李家龙宫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刘航，建筑师，陕西省旅游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规划师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专业声乐教育的缺失 一、知识性方面 知识性方面指的是音乐的一般基础训练，包括音乐操作技能的训练，音乐的综合感觉，从拍子到节奏以及节奏的变化，从五线谱、音程到各个唱名、音名、调号、以及调式等等；同时包括音乐的理论部分，如曲式分析、音乐术语以及对各种乐器的了解，音乐的相关常识及各个乐派的音乐史及风格的掌握。世界各民族歌曲一般都是经过岁月洗礼而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因具有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的节奏，旋律充满民族生活特色的风格，所以，演唱民歌时是最能直接感受到音乐性的特征。 二、审美教育 对于音乐的审美包含了对音乐审美的美学范畴，也就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美”的感受力与敏感度，对于音乐的审美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民歌的创作主题一般是描写大自然与人类的爱情、以及劳动人民生活劳动场景，演唱者在演唱当中会很快的和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心理学家通常称之为的“联觉”，通过这样的过程，学习者往往会很直接的体验到音乐的“美”，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美的感受力。 三、品格修养方面 高等教育中的“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将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放在重要位置，而树立良好的人格品行首先是培养学生的民族性，因为有了民族性学生才具有爱国情操，由于民族歌曲本身具备强烈的民族性特征，所以，在学习的同时就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现结合我国高等音乐学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分析存在的若干问题。我国高校中的音乐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主修声乐专业的学生，另外一种是辅修声乐的学生，上课的过程一般是“一对一”，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解决演唱中的一些发声的基本技术问题以及学习演唱一些经典的美声教学曲目；除此之外，学校设有“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上课的内容一般是我国各地方的一些民族民间歌曲，本人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对声乐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总觉得学习声乐应该是声乐专业的学生的事情，辅修声乐只是走个过场，考试要个成绩，这完全违背了柯达伊音乐教育理论的思想。 2、声乐教材资源的缺乏，无论是音乐学声乐专业的教学，还是辅修声乐的教学，所选教材应区别于声乐表演，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可选性。 3、对民族歌曲的演唱曲目选择过于单一，学校即使设置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但是老师一般所教授的都是我国各个地方民歌，没有把学习范围放到全世界，更没有将世界的各民族歌曲拿过来转化为本民族的音乐资源加以利用。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世界各民族的民歌学习给学生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如果高校的音乐学专业的声乐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还是走传统道路的话，就势必将这扇窗户关闭，这样的后果不仅仅影响到学生，更加严重影响到我国音乐基础教育。 作者：尹辉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泛地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学科名称的“比较音乐学”开始被“民族音乐学”替代。“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1、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本世纪50年代前称“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年轻的音乐理论学科，大约萌芽于18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从字面来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洲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感受到异国的新奇的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音乐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18世纪末叶，他们之中的部分学者对所到地区的音乐开始进行音乐性质的考察和资料搜集。调查者本身带有“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因此，调查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也有一部分著作例外。如：比利时作曲家，音乐学费蒂斯，在他的著作《音乐通史》中，就较公证的和客观的论及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欧洲国家及其有关民族的传统音乐。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大肆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英法两国对东方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基泽维特发表的《阿拉伯音乐的起源说》等。由于没有音乐学家到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欧洲人对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描述和分析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能构成一个学科。19世纪中期，这一“低劣”“肤浅”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状况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首先提到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在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论诸民族的音阶》，才是在真正理解、认识非欧洲音乐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而向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它为后来比较音乐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比较音乐学”的提出是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音乐学季刊》提出了把“历史音乐学”和所谓“体系音乐学”加以区别的构想，并把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列入“体系音乐学”的范围。他认为这是一门“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当时，阿氏把这门学科称为“音乐学”，就是后来说的比较音乐学。从18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音乐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音乐学家施通普夫于1902年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之后与在研究室工作学习的萨克斯等人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导致学术研究的绝对性、武断性。但是，柏林学派也有它的优点，这一学派通过欧洲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相互比较，打破了音乐学历来只重视研究欧洲音乐的局限，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鲍亚士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当时是既反对进化论又反对传播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学派。此学派主张文化相对论，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人们不应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各自的价值。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和柏林学派相互融合，同时，音响和录音及其摄影技术的进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族音乐学界兴起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它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瑞士音乐学家索绪尔所创立。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人类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西方世界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消解中心，复苏边缘，反对同一，追求多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东欧，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是东欧国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著作，为这一音乐学科的发展筑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科学基石。在东亚，中国音乐学家、音乐活动家王光祈，最先系统的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首开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日本音乐学中的比较音乐学亦开始苏醒，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者，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兴起准备了早期条件。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民族音乐学”以被多数国家的音乐学学者们公认，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比较音乐学”名称，但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保留在民族音乐学的总体研究方法系列之中，并在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开放和多样。80年代后半期，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从那时到现在，以下课题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不同音乐的商业销售额，不同题材音乐作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和如何通过音乐建立人际关系等不同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2、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把民族音乐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他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把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分为“世界乐系”的三大类。王光祈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的音乐学家，也是把这门学科从西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学者。从王光祈先生把民族音乐学介绍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1927年在上海出版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之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一直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去做中国民间音乐的调查工作，而并不是在用看世界音乐的眼光去研究音乐，当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全面地推广民族音乐学打下基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做法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总体上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时期继承了第一时期的做法，在大量搜集中立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分支学科地位。至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论坛会之后，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超级秘书网 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的编译和出版、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和对学科建设的建议、民族音乐志的编辑和出版、音乐文化区划性质的研究、音乐文化历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等。随着民族音乐学的逐渐形成发展，它形成了它特有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分为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个阶段。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案头工作则包括对搜集来的音乐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的撰写。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及杰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案头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描写和记述；在描写和记述的基础上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领域非音乐理论学科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如：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民族音乐学是发展时间很短的学科，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它以后的发展面积将会更广，内容会更加博大精深。 音乐学论文范文:幼儿生理特点与音乐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概述了音乐教育对幼儿的重要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和说明了幼儿的生理成长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的相应教育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乃是一种使人迷恋善良、美丽和人道主义最美妙、精细的手段……”。音乐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方式。用音乐愉悦生活，使人们获得高尚的情感。音乐有集中注意﹑激发思维﹑发展语言﹑丰富想像的作用，可以促进幼儿智慧发展；音乐有调节情绪的功能，能给幼儿美的享受，美的音乐能够使幼儿情绪高昂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 音乐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对幼儿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幼儿音乐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型课题。“幼儿音乐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的音乐启蒙教育。它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和发展幼儿对音乐的兴趣。音乐教育不仅能培养和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和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还能够使幼儿在音乐活动中通过感受﹑体验﹑表现“美”的内涵，从而使幼儿获得身心发展的“和谐之美”。幼儿只有学会认识音乐﹑驾驭音乐﹑学会寻找和体会音乐之“美”，才能进入音乐的天地并借助音乐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成长。所以，幼儿音乐教育是幼儿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任教内容和任教方法这两个方面： 一、任教内容方面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一般都侧重于对幼儿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对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当然，教师对幼儿的技能培训在教学实践中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音乐教育中需要突出如何让幼儿在潜在的美感中体会到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以及乐曲的整体结构。培养他们把美感辐射到音乐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去。使审美教育在循环反复中得以提高和发展。从而提高幼儿的心理审美素质。例如：演奏《泉水叮咚响》时，一般来讲教师主要注重孩子如何去唱好这首歌曲，而没有依靠让孩子体会曲目的音调、节奏来吸引他们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而我则用一个水壶装上水放到教桌上，再用吸管吸上水，从很高的位置往水壶里滴水。同时让孩子们闭上眼睛仔细去聆听水壶里发出的”叮咚”声，引导他们去想像这个声音发出时歌曲里面的环境，声音之间的快感和音符，然后再叫他们去模仿这个声音，去幻想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之下音乐所辐射出的内涵和潜在的微妙感觉……这样会使教育内容更丰富、得体。 二、在教育方法方面 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模仿性成分太多﹑教具的陈旧﹑教材内容呆板等问题上。 1.模仿性成分太多。包括音乐题材，表演的动作，游戏的主体内容等。很多教师都是复制原有的音乐游戏，而且在教导的方法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基本要求去实施和开展。比如按照教材里的所有内容原本的予以辅导或者大量模仿别人的教材，这样取得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2.教具的陈旧。教具就像教师手里的魔术棒。如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则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容易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选择具有生动、新颖对孩子具有吸引力的教具将对音乐教育的的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教材内容呆板。幼儿对新鲜事物较感兴趣。如果教材内容呆板，孩子们会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样子和淡然情绪。这种模式会削弱幼儿对音乐的探索性和创作性。因此，在教材的内容上下功夫也是幼儿音乐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现在音乐教育的状况，结合自己多年的幼儿音乐教育的一些探索、实践和经验，大胆思考、改变教育思维与模式，旨在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健全他们的启蒙思维。让“音乐”成为儿童生活的灵魂。那么，幼儿有什么样生理特点？我们又该如何针对幼儿的生理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呢?这是开展幼儿教育是否成功的核心内容.根据幼儿的的生理特点和个性，以及对幼儿教育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剖析如下： （一）以幼儿对新生事物具有“趣味性”的特点，采取“以趣引趣”的教育方法 兴趣是幼儿产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幼儿从事活动的内在力量。因此，我用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音乐活动充满情趣，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激情及动力。主要在体现于教材趣味化﹑设计趣味化﹑教法趣味化三个方面： 1.教材趣味化。我在选择教材时，总是尽量选择从歌词到旋律，从体裁到形式，从结构到风格，都能贴近幼儿生活的教材。体现儿童情趣的教材，同时根据相关的题材加以改编，体现生动、活泼、趣味性。如歌词“汽车”演变成“汽车，嘟嘟嘟”；“流水”演变成“流水，哗哗哗”又如歌曲《走路》，小兔走路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旋律平行，节奏短促跳跃，表现小白兔跳的生活特点；小花猫走路静悄悄，“静悄悄”旋律下行，渐渐减弱，表现小花猫的生活习性。这样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动作特征。比喻贴切、生动有趣。孩子易记、易学、易懂，适合幼儿的兴趣爱好。 2.设计趣味化。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好坏，往往决定了音乐教育的成败。因此我对每一个音乐教育活动都要根据教材对结构内容进行精心设计。使之情节化、承上启下、自然过渡。这样就能使幼儿从一个陌生的主题走向一个熟悉的、感知的、进程性的意境。在这个意境中不仅让孩子感受音乐，而且让孩子表现对音乐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音乐活动顺利有序的进行。通过老师的精心安排，使幼儿感到音乐活动的趣味性。比如教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时，我自己充当孩子们的妈妈，让孩子们充当歌曲里的那个孩子，在唱歌的过程中我用双臂去和孩子们拥抱……把亲情和故事的情节化为一体，把这首歌曲设计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根据故事的气氛引导孩子的表情，从而把教材设计得趣味化、条理化、结构化。 3．教法趣味化。“好奇”是幼儿的心里特征。“形象”是幼儿的思维方式。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心理，与此同时他们也善于用”形象”的思维去对”好奇”的事物加以思考、想像、揣摩。我利用这两个特征抓住幼儿的心理把音乐题材的内容变得“好奇和形象”，充满艺术色彩。我把同样的题材“趣味”化之后变得引人入胜，新奇和形象﹑生动。幼儿便于接受并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我对这个方法体会尤为深刻。比如教孩子们做“猫和老鼠”的音乐游戏。我用相应的乐器作背景，用道具比作猫和老鼠，再结合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内容，让孩子去想老鼠本来怕猫的，为什么猫老是被老鼠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去模仿猫和老鼠的动作，用自己的形象来融入到这个游戏中去，利用他们”好奇”的心理把音乐游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以幼儿情感化为特点，采取“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 达尔克有句名言：“对音乐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智力过程，不如说是情感过程”。因此对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引导幼儿对音乐情感因素的体验。那么，怎么利用音乐感受达到情感交流，让幼儿轻松愉快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呢？我得出的经验是由“情”转变成“爱”。只有用“情”去打动幼儿；以“爱”去温暖孩子；用强大的感染力去体贴他们；用微笑去抚慰他们，他们才会在“爱”的情感氛围下茁壮成长。 另外还应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气氛，以此来激发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因此，教师的情感、气质在教育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要以自己在审美欣赏中的情感表现出感染力。另外教师对音乐也要有敏感性，具有善于发现、捕捉、审美的能力。教师加强与幼儿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采用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形体训练《花儿笑》进行时，我让孩子意识到眼前就是一片花丛，然后再引导孩子们一起表现出惊奇、喜爱，然后想去闻花的香味，也想去摘美丽的花朵，又怕别人看见的表情。但又要让孩子们知道假如去摘花的话则是损坏自然的一种不良行为。让幼儿从心里变化中和老师一起去体会、寻找、去看、去闻、去摘然而又没有去摘等一系列动作化情感。同时在语言、体会、表现都恰到好处时结合题材，把情感融入到每一个细节的音乐活动中去，让幼儿在情感的底蕴中去领会每个动作的情感内涵。 还有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的同时让幼儿和音乐产生共鸣。如乐曲《欢乐的牧童》，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去体验牧童欢乐的心情与感受，还要让他们联想到辽阔的草原，蓝蓝的天空，引导幼儿去体会和感受草原的美丽。描述时要有激情，形象的表现高兴的动态细节，让孩子说出内心的情感体验，情感的表达会逐步的变得细腻、深刻。 （三）寓教于乐是幼儿音乐教育的又一特点，采取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 音乐艺术有娱乐的特点，这是吸引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音乐娱乐性的特点，引导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在快乐的气氛中体验生活。把音乐教育寓于愉快的音乐感受和音乐表现之中。引导幼儿在愉快的，富有艺术特点的教育活动之中受到教育。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促使幼儿变得活泼、开朗，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四）幼儿具有潜在创造力的特点，采用“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 奥尔夫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幼儿在自我探索中获取知识，在自我探索中增强创造力。教师是幼儿创造力的挖掘者。因此，我较注意启迪幼儿的形象思维来创造表达歌曲的音乐形象。比如改变歌曲的格调。本来用小提琴演奏的曲目，我用钢琴来演奏。改变了原有的格调，再结合教具，采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发掘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潜在思维和创造力。比如和孩子们做《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时，我把《乌鸦喝水》这个故事的内容用简短的歌词和轻快、明亮的的歌调编写成一首儿歌。再用相应的教具来让孩子加入到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活动中去，根据这个故事的构思引导他们去表演，使孩子们在轻松而快乐和充满稚气的童声环境中动动脑筋，开发潜在的智慧和创造力。其次，也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让他们自己去唱，去演。这就需要教师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善于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鼓励和培养孩子们如何去创新。以”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五）针对幼儿的个性和优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 每个幼儿会因成长的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个性，不同个性的幼儿对音乐的领会和敏感程度是有差别的。因此，针对个性不同的幼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中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使幼儿成为真正的主人。 2.要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陶和培养，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它们的艺术潜能。而且不可以整齐划一。 3.积极发挥教师的的指导作用，为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 4.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实际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善于抓住幼儿的生理特点，对这些特点加以分析、总结而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是现在幼儿音乐教育的核心和重点。让幼儿在音乐教育中享受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加以巩固、发展、成为终生的一种需要。 音乐学论文范文:学生民族音乐学习 一、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民族音乐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素质教育则使音乐教育目标更为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高贵的心灵与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这一目的就不能脱离民族音乐教育。只有在小学时期就接触并学习民族音乐,学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综合素质。 二、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兴趣的方法 音乐作为学生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生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用小学生的眼光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和快乐的音乐世界,让他们在民族音乐中得到快乐,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一)教学内容需要童趣化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与民族音乐相关的文字、音响、图像等多种信息,帮助学生形象、准确地感受和认识。通过欣赏各种音乐资料,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反复聆听与体味,加深对作品资料的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使其近距离、真实地接触民族音乐,而通过学生的自我介绍则可让大家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如,我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工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好的音乐素材更能吸引他们浓厚的求知欲望。我让他们在课外收集自己家乡的民歌并在班级进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体验,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此,我在音乐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吸引学生,使学生在直观、具体、生动、有趣的课堂气氛中更好地学习民族音乐。如在《茉莉花》一课中,我用一段康师傅茉莉花茶广告的录像引出课题《茉莉花》。这一设计,让学生一开始就被茉莉花的魅力所折服,进而有了学习歌曲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便利用CAI向学生展示了二胡演奏的《茉莉花》和民族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茉莉花》,以及歌唱家李丹阳演唱的《亲亲的茉莉花》等,让学生欣赏不同风格和不同表现形式的《茉莉花》并谈谈自己的欣赏感受,从而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方式需要游戏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想让学生真正领悟音乐的美,创造美的音乐,民族音乐是必上的一课。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似乎只有流行音乐或者说是流行歌曲才离他们更近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学生当中,了解并熟悉他们喜欢的音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教师还可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增强学生的审美趣味,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音乐欣赏的能力。例如,在欣赏民族音乐时,我先给学生欣赏一首《大中国》,因为熟悉,学生兴趣盎然,还摇头晃脑地跟唱。然后,我将其中秧歌的音乐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流行音乐的创作也可以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又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盼团圆》时,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节课的内容,我放了一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这首歌很多学生都会唱,但对其内涵不是很了解。于是我便深情地把这首歌的歌词及歌曲的创作背景介绍给学生,重点描述祖国母亲的伟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无论身在何方我们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当再听这首歌曲时,教室里静极了,一股浓浓的温情在教室里悄然弥漫着,歌曲把师生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完成教材教学内容的同时,我还会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一些音乐,如欣赏中国优秀的民族歌曲和优秀的外国歌曲,以拓展他们的音乐视野,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在强调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应当吸收西方音乐教育的优秀成果,借鉴一些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手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方法。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在实行新课程标准的今天,教师应采取各种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让学生每每带着浓郁的兴趣走进音乐课堂,时时保持一种对民族音乐学习的积极心态,让民族音乐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从而提高音乐课堂的实效性。 (三)教学示范需要生动化 自制简易乐器的教育价值很大。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坚强毅力——不怕困难、坚持到底。自制简易乐器的含义很广,它既包括自寻音源材料(如课桌、书本、玻璃杯、身体各个部位等),用以探索、表现、体验音乐的进行、休止、速度、力度、段落、情绪等,还包括制作各种简易的乐器,如铃鼓、酒瓶吹奏乐器、自制弹拨乐器等。如在欣赏民乐合奏《彩云追月》时,我让学生组建快乐的小乐队,因为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主题的演奏活动。但乐队的组建对一般的四年级学生来说有困难,于是我就引导学生从自制打击乐器入手,降低演奏的难度,提高参与率。课前我把主动权让给学生,让他们自带茶杯、酒瓶等适合做打击乐器的材料,而上课时,我惊喜地发现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制作能力也很强。有的学生甚至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来了,并用这些打击乐器为乐曲设计伴 奏。敲敲打打,悦耳动听,整个教室成为欢乐的海洋。合作学习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创造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一种节奏型练习,为乐曲伴奏,最后再演一演。如我让有器乐特长的学生上台演奏主旋律,其他学生进行节奏伴奏。这个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使之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整个欣赏活动中,陶醉在创设的音乐情境中,尽情地表达对乐曲的感受。 (四)教学评价的合理化 音乐理论家修海林曾说:“音乐意境既产生于音乐家对形象的审美感觉中,又存在于音乐的再现中。自然,音乐的审美也势必要求体验到这一意境,这时意境即是客体的主体化,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意境是审美意象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创设情境对学生尤其重要。如在听赏《采茶舞曲》一课时,我先进行茶艺表演,一边泡佛手茶,一边介绍茶道“韩信点兵”、“游山玩水”等。学生欣赏完我表演的茶艺后,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争先恐后地品茶,并赞不绝口:“张老师,您太棒啦!”“我也要跟您学习茶艺表演!”“这茶真香啊!”看着孩子们可爱纯真的笑脸,我的心也洋溢着快乐喜悦。整节课师生都沉浸在淡淡的茶香中,温馨快乐。我又示范了“凤点头”的手型和拇指、食指的曲伸节奏,引导学生即兴创作采茶的动作,通过提压手腕来夸张动作,将韵律感表现得更优美、柔和,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动起来。有的学生还三两成群地一起编排采茶的动作,连平时上台腼腆不敢表演的学生也跃跃欲试:“老师,我也要上台表演。”虽然他们的动作不是很到位,但是全班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并对其表演进行评价,我也及时给予肯定。 三、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 音乐创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音乐教学中,有许多内容适用于学生开展模拟性实践,进行发散性创编,而教师必须善于捕捉这种时机,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尝试,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知,在实践中创造。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小学生好动、爱表现的特点,为他们提供表演的机会,让他们尝试自己创编表演,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如可通过歌表演,用动作表现节奏,根据音乐自编动作表演等形式,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投入情感,进行形象思维,展开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表现音乐,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把自身对歌曲的感受、情感体验客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学生体验到歌曲情感,就是对内在美有了一定的感受,而教师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把歌曲的情感、内在美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是创造美的一种表现。 学习民族音乐可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我们应让民族音乐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摇篮,让孩子们在民族音乐这块瑰宝中绽放光彩。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西方音乐学 一、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二、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艺术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 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 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院合唱管理 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音乐学院的国家，据记载，16世纪中叶，最早的音乐学院出现在意大利的两座城市——拿坡里和威尼斯。在意大利音乐学院几百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众多的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和指挥家。目前，意大利音乐学院教育分为3个层次： Laurea-L：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士）。学习时间为3年，主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内容，具备专门的职业技能。LaureaMagistrale-LM：相当于研究生（硕士），学习时间为2年，还必须提交一篇有特色的论文才可以获得文凭；LM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在特定领域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教育水平。DottoratodiRicerca-DR（博士）或高级培训班：学习时间至少为3年，学生要获得文凭必须撰写有特色的论文。DS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从事高等职业的知识和技能。 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课程设置 意大利的音乐学院分国立和私立两种，有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有附属于大学的音乐学院。目前，除了大学的附属音乐学院外，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国立音乐学院有57所，私立音乐学院22所。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一般只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学习5年。下面列举几所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课程的设置及学分管理制度。 一、佛罗伦萨音乐学院 1.Laurea-L（大学本科文凭，3年180学分） 基础课程（25学分）：音乐史（10）、总谱读法（10）各2年；发声训练（5）1年。特色课程（100学分）：合唱写作（45）、合唱指挥（30）各3年，对位法写作技术（20）2年，单声部歌曲写作（5）1年。同类补充课程（25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美学、合唱音乐和剧目课、乐器学、当代音乐记谱法、第二乐器（管弦乐、钢琴、管风琴）、当代合唱音乐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另一些课程作为补充(如：艺术类课程、神学、创作类课程、出版、戏剧等)，但这些选择必须得到学校课程委员会（相当于教务处）的认可，这样，最后获得的学分才能得到学校内部的注册登记。学校开设电脑音乐（5）、亚历山大技术（基于身心和谐原理的音乐表演运动技能康复的技术、5）供学生选择。外国语言（10学分）：意大利学生须学第二种语言；外国留学生须学意大利语。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学习其他的语言，并可获得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2.LaureaMagistrale-LM（研究生文凭，2年120学分） 基础课程（20学分）：曲式分析（10）2年、传统剧目的历史与分析（10）2年。特色课程（60学分）：复调音乐写作技术（40）2年、剧目实践与管理（合唱指挥主科20）2年。同类补充课程（20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戏剧的历史、当代音乐记谱法、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持续低音、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演出的组织、版权与法规、出版业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电脑音乐、外国语言、戏剧或其他自选课、实习相关指导各1年，每科5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二、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 在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3年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上，公共课程（110学分）：合唱指挥（30）、作曲技术（30）、音乐分析（10）、总谱读法（20）、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20），基本是基础课程和特色课程的合并。其他课程与最后的考试共20学分不变，只是在任意选修课（相当于同类补充课程50学分）上，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选择空间更大：持续低音（10）、圣乐独唱曲（5）、乐队指挥（5）、音乐文献基本知识（5）、拉丁语基本知识（10）、圣咏基本知识（5）、古老音乐实验室（5）、当代音乐实验室（5）、法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德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管风琴（10）、乐器学与乐器学习（5）、用钢琴为歌曲伴奏的实践（10）、歌唱实践（10）、抒情交响音乐剧目（10）、歌剧音乐剧目（10）、音乐记谱法（5）、20世纪及当代音乐历史（5）、现代音乐历史（5）、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音乐历史（10）、文艺复兴与巴罗克时期的器乐（5）、音乐资料学（10）、巴洛克时期作曲技术（10）、古典和浪漫时期作曲技术（10）、音乐文献（5）、英语（10）。学生自主选择课程（10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在2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开设的课程有：剧目的历史与分析，复调音乐形态分析，音乐的历史与美学，古老的音乐记谱法，发声技术与声音生理学，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演唱实践，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与当代音乐的演唱实践，作曲技术形态，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带伴奏的实践和与钢琴的合作，演出的版权和法规，持续低音的运用，即兴创作实验室，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声学与声学心理，电脑音乐，乐器学，外国语言等。 近年来，除了继续进行传统课程的学习，意大利的音乐学院也在尝试一些创新课程，以满足那些与传统的表演、作曲培养方向有所不同的新兴行业的需求，力求在技术上更贴近新音乐与多媒体音乐语言的发展。在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拿坡里圣·皮埃特罗·马杰拉音乐学院、佩鲁贾等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基本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对合唱指挥课程设置的思考 通过对上述音乐学院及其他多所音乐学院的同专业的课程比较，笔者发现，意大利各音乐学院虽然在合唱指挥课程设置上，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例各有不同的侧重，但课程的分类结构基本相同，公共课程注重指挥的基本技术及理论与作曲技术知识，如发展学生在无伴奏合唱领域的能力，训练合唱指挥基本技术、歌唱的呼吸，起唱和起奏，指挥排练，声部管理，剧目学习与风格掌握等。在选修课程方面，大量拓展学生的学科领域或边缘学科的相关课程，重视文献的大量浏览和掌握，大部分学校都把拉丁语、法语、德语等合唱音乐列为重要文献。 在理论与作曲技术方面，与中国“四大件”教学不同的是充分运用合唱的思维进行作品的分析与创作（如格里哥利圣咏的形态、持续低音的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唱音乐写作和分析、各种音乐记谱法的学习等）。特别对远古及现代音乐声音塑造的探索，对人声自然规律的尊重和研究（如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声学与声学心理、身体意识的技术），都从不同的侧面增强学生对合唱音质美感的认识和追求；而在指挥的实践上，更以大量的实践课程为依托（如：各时期合唱音乐的演唱实践、保留剧目的历史分析与排演、带伴奏的实践与钢琴的合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融会了包含剧目执行与管理、乐谱出版、演出的版权和法规等管理类课程。 我国音乐院校目前开设合唱指挥专业的并不多，除了中央和上海音乐学院外，中国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也先后创建了合唱指挥系；而首都师大、河南大学、华南师大、华中师大、杭州师院、湖南师大、西南师大等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正成为培养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合唱指挥专业教育人才的主力队伍。这些学院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主要以合唱指挥法为主，(转第95页）(接第94页）辅以总谱读法、乐队指挥（研究生）、复调与合唱改编、合唱队训练等重点课程。除了在合唱指挥法专业课程上学习16世纪到20世纪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之外，还必修理论基础课程：合唱学、乐队法、高级视唱练耳、声乐、钢琴、音乐史论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多年的实践表明，对学生的基础课程和个人技术培养我们的教学具有较强的优势，能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培养他们良好的乐感和指挥气质，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作品的艺术处理能力。但由于教学条件的局限，师资的匮乏，目前大多数的院校合唱指挥课程结构较为单一，很多相关的专业课程无法开设，如合唱音乐文献课、语言课（因合唱文献以欧洲作品为主，常用的语言有拉丁文、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这些因涉及史论、语言、风格、作品分析、作品鉴赏等内容，系统的教材、大量的谱例、丰富的音响资料等等，缺一不可。 与意大利的指挥教学相比较，我们的合唱指挥教学更缺乏对学生指挥排练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往往体现在指挥排练课程上，而要丰富学生的排练经验，还需通过剧目排演、演唱实践、发声技术与生理心理研究、音响学等一系列课程，从不同角度启发学生探索声音的本源，丰富学生对声音的想象力，促进学生对合唱声音高度和谐及多样音色的追求。只有经过各学科的综合培养，才能提高指挥在排练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指挥是集组织、排练、演出为一身的合唱或乐队的灵魂人物，在指挥学习阶段注意结合艺术管理课程开设演出管理、演出执行及相关法规等课程，无疑对指挥的实际工作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是极大的促进。 面对意大利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的课程设置，不由得对其几百年音乐教学发展而沉淀的科学教育理念和深厚音乐文化底蕴肃然起敬。但愿我们在感慨意国丰富音乐历史与教学文化的同时，能正视自己的现状，以教学理念的更新为起点，从课程的合理化设置开始，实施对合唱指挥人才能力的全面培养。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内容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方式转变 摘要：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经典教育论文:浅析“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摘要:儒家思想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本论文对“信而好古”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介绍和分析,以及“信而好古”形成的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使更深刻的了解“信而好古”的经典美术教育思想。 关键字:信而好古 人文精神 教育思想 一、“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最大,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中,正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我们再熟悉不过。可见,孔子的对“古典”的强调,对“雅正”的强调,具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好古” 是讲孔子学习的主要取向是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文化继承,而“信”是讲喜爱文化继承,并注重证实前人理论之理性的现实性,也就是学习前人理论,并通过实践证实或者证否它。孔子的“信而好古”是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二、“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的基本精神 “信而好古”重内在精神和生命的连续,意义在于重质、重情。在其思想中,体现了人文精神论、重视教师的观点。 中国的道德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在中国儒学中,孔子是重人文精神的开先河者。他重人事而轻天命,重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教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克己复礼”的“从道者”,同时也潜心尽力的培养众多的忠实于仁与礼的“护道者”。人文精神论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主张先圣之理。全面的人文精神,贵在全面“人文”,夫子“温、良、恭、俭、让”,做事情中正,心态平和,虽然孔子不敢和周公比,但他对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是看得很清楚,是很自信的。 先秦时期,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中,表现为对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常常把君师并称,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轲引《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师并列起来。荀子以为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正礼”,而学生的任务则在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导。《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智若师也。情安礼,智若师,则是圣人也。”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达。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三、“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教育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 《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集中代表了这一原则。儒家历来将“德”、“礼”的作用用在“政”、“刑”之上,奠定了君主治国的思想基础。如汉章帝诏书说:“三代导人,教学为本。”魏明帝诏书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历代封建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为巩固他们政权而服务。这是封建统治教育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封建统治者根据儒家理论,将兴学设教作为基本国策,使教育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国家掌管的教育事业归根结底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出于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兴学措施、教学内容和师资。 (二)孔子亲身体验“信而好古” 杨伯峻先生在《论语注释》中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概括为四点。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这是说孔子的家世对孔子学说思想形成的基础性的影响。二,孔子是鲁国人。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的交替之中,即有改革,但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当时鲁国的特定环境的深刻影响。三,孔子说过自己“信而好古”。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苦读好学,在读书中吸取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少的影响。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且适作评价,慎作取舍。这对孔子学说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 孔子的“信而好古”经典美术教育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国画的学习有很深的影响。元赵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概括的言简意赅。这种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贯通整个总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可见其影响之大。 经典教育论文:以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为视角思考大学英语通识教育 【摘要】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关键词】英美经典影片赏析 大学英语教学 通识教育教学改革 学术界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英语课程中电影赏析如何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听力口语教学、任务和输出型驱动教学、纯语言知识、情感体验等几个方面体现功用；翻译学视阈中研究英美经典电影的片名、字幕和文本解读；跨文化视野下英美经典电影的个案分析；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与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关系研究。上述研究成果的相关论文如：康燕彬《英语电影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发表于2010年9月《读与写杂志》；林黉《英文原版电影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发表于2011年5月《楚雄师范学院学报》；胡贞《鉴赏原版英文电影 提升跨文化语用能力》发表于2011年第2期《电影文学》；吴S《多维立体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以美国电影为语境》发表于2011年1月《外语电化教学》；殷和素、严启刚《浅谈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关系――兼论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方向》等。 本文从学科特点、教学难题、可行性三个方面思考英美经典影片赏析与独立院校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的关系。 一、学科特点 1.语言水平与教语言水平。除了研究语言专业知识外，教师应该注重教语言水平的提高，通过广泛涉猎各学科书籍提升人文素养，使大学英语教学成为实现通识教育的路径。 2.道与术。大学英语教学实现通识教育的功用，要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道术并重，将人文素养和英语语言技能培养深度融合。 3.工具性与通识性。大学英语教学赢得学生，靠的是鲜活的语言材料和充沛的情感，既要让学生学习使用语言，也令其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4.语和文。重“文”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传统，近年来强调“语”的教学逐渐成为发展方向。在慕课平台等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翻转课程日益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重点训练“语”的听说课程及其教学改革必须跟上。 5.英语和母语。英语和母语在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难题 1.技术限制。语音室教学环境难以实现全覆盖，普通教室操作听说课受限制影响效果。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英语教学受限于语言室资源的问题。非商业目的使用欧美经典影片资源以构建翻转课堂，学生可以反复利用资源提高语言水平，教师可将教学重点放在课堂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建构。 2.听说课程。外教人手不足，外教教学难以实现全覆盖。慕课平台框架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汁原味的英美经典影片作为网络教学和网络资源可以反复使用，操作便利，学生在课后自学并做好充分准备，课堂成为情感沟通和语言交流的平台。将“语言输入”为主的课程扭转为“语言输出”为主的课程。 三、英美经典影片赏析实现大学英语教学通识教育的可行性 结合视觉文化风靡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论证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以跨文化思维方式赏析英美经典电影片段为切入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蕴涵的人文价值和思想突破，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提供实施路径。 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的主题和案例系列及人文价值，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提供内容。重点思考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蕴涵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将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系列和主题加以总结，思考其对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意义，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内容。 美国经典科幻电影，指向未来和人类终极命运如《12猴子》、《地球停转日》；对文明冲突和人类作茧自缚自我毁灭的隐忧如《终结者》、《黑客帝国》、《银翼杀手》等；探索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如《人猿星球》、《X战警》；表达对神经、精神世界未知和混沌的恐惧如《盗梦空间》、《少数派报告》；对宇宙奥义的追问如《2001漫游天空》、与外星生命的合作和对抗如《星际迷航》、《星球大战》。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时间、生死等终极问题。又如思考人工智能与智人命运的纠缠，近几年诞生出《机械姬》、《机器纪元》等影片，对智人的未来作出预测和反思。《超体》和《星际穿越》等影片，勾勒出科学和思想的边界。 代表美国魂和精神内核的电影，谈殉道者的孤独和伟大：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如《七宗罪》、《沉默的羔羊》、《肖申克的救赎》；孤胆英雄的非凡勇气如超人系列《超人》、《蝙蝠侠》等，西部牛仔的浩然正气如《正午》，警匪片对舍生取义的讴歌如《变脸》，政要和名流的底线和良知如《杀死一只知更鸟》、《洛城机密》等。该专题旨在启发学生用理性思维看待人性的弱点并思考宗教和文学对现世的超越。 另外还可以探讨如英美名著及电影，闪耀着人类普世价值的永恒之光，英美女性文学及电影涉及的爱情和独立问题，英美史诗电影的崇高和美，黑帮片看社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等。 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活动，收集包括大学英语电影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类书籍和相关论文、英美经典电影DVD、经典电影鉴赏中英读本、大学通识教育（ELE）英语读本、西方正典中英读本、英文经典名著详注等，从教学实践和理论素养两方面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教学改革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最后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如何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课程的人文价值和精神，为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功用提供可能性。 目前学术界在跨文化视野下，对英语教学中电影赏析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其与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教学改革关系方面的研究不算多，本文用英美经典电影系列的案例分析，寻求经典英美电影片段赏析在大学英语课程人文价值方面的突破。以英美经典电影片段赏析来实现大学英语通识教育（ELE）的旨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文史哲修养、审美品位和思辨能力，这是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 经典教育论文:谈儒家经典在教育中的德育作用 现在，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是“小皇帝”、“小公主”，受到家长的溺爱，“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娇生惯养，自理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很差。许多人养成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而且电视上各种不健康的镜头，以及各种不健康的书籍，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各种不健康的东西严重侵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出现了许多违法犯罪的现象。所以，认识的肤浅、知识的浅薄、道德的缺失，是现在青少年的通病。这也给德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肩上担负着对学生德育的重大责任，面对德育的新问题，我们应清醒认识，认真对待。要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工作实效，还需要我们认真去探索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光明日报》发表过评论，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有出现断层的危险性，重新建设中国文化，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使他们从小知道祖国的历史和祖国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和优美的人格。 一、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 儒家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体现，它其中关于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内容，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沉淀了丰厚的内容，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许多方面对人有很有成效的教育作用：智、仁、勇、忠、孝等，能帮助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培养思辨的头脑，培植学生的品格。“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诚实守信，勤俭廉正”的道德品质，“修身养性，慎独律己”的修养态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内容在二千多年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伟大人物，他们无不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像闵子褰“母在一子单，母去二子寒”，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都说明了儒家经典的作用。不只是过去，就是在现在一些现代的著名人物小时候也是对儒家经典耳熟能详，深受影响。现在世界“孔子热”的现象表明儒家经典是被世界所接受的，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作用，韩国一直把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为德育教育的中心。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 二、具体措施 厚德载物，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儒家经典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中一颗明珠，其形式多种多样，风格迥然各异，内容五彩斑斓，意蕴含蓄绵长。其中广为传诵的经典文段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今，都是不可轻视的。早期经典的教育、启蒙、渗透，对于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水平、思维能力、识记能力和文化素质，以及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都很有益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篇（段）。可见，让学生识记、背诵一定量的古诗文，已是时代对师生的要求。在这个黄金时期，受教育的儿童要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感受中华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无穷魅力，最可行也是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对中国较浅易儒家经典的诵记与研读，而且这也是他们将来一生受用不尽的“打根基”的训练。可见，学校此项活动意义深远。 我们开设《论语》校本课程以来，学生由新鲜、好奇到被吸引住，出乎人的意料，更可喜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在学业上和为人处世上，不知不觉间就“懂事”了。所以学校把儒家经典教材作为德育的主阵地，希望通过这种学习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 当然学习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让孩子们在儒家经典的潜移默化中培养道德修养、做人准则，从而接受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探讨，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把儒家的道德教育资源与现代社会性的教育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强学校德育工作。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能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使我们的根永远不被忘怀，民族文化科学素质得到提高，道德素质也得到提高，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启今日教育 国学经典凝聚着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体现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在国学教育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越来越广泛的在各领域中被关注，对这一经典的解读也可谓见仁见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幸重拾起这一经典细细品读，若干年前在书中作的批注，如今看来却又有了别样的见解。惊喜之余，我将《论语》中另有启发的语录进行了简要整理，以学前教师的视角，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挖掘。 一、“力不同科” 1.“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早在公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指出，射箭，主要不在于射透箭靶子，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是不同的，放眼今天，便是承认“个体差异性”。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智力，每一个人都是用各自独特的组合方式把各种智力组装在一起的，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同样的活动，有的幼儿表现积极，而有的幼儿则表现相对迟缓，同一个问题，有的幼儿能沿着规范的思路回答，而有的幼儿却能另辟蹊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便是差异造成的结果。 2.“因材施教” 孔子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幼儿的个体差异大，承认差异或许比较容易，然而根据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却困难得多。孔子对子路和冉有提出的同一问题“闻斯行诸”，却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因为冉有懦弱，要激励他的勇气，而子路武勇过人，需要让他谦逊。孔子几乎完美的实行了因材施教，而在班级授课制的教育中，完全做到因材施教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中，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去衡量教育效果，这就需要教师观察了解每一个幼儿，在活动中充分注意到幼儿的兴趣爱好的差异，鼓励幼儿发展自己的特长，激发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并给每位幼儿创造表现的机会，不作统一的要求，不要抹杀学生的个性，在集体教育中体现个别教育。 3.“于从政乎何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成大事的可能。在教育中我们不能给学生盖棺定论，而是要给予每一个孩子肯定，并激发其潜能。季康子问孔子，仲由、子贡和子有能否派他们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治理政事都没有困难。在教育中，我们往往会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每个孩子，美好的希望他们按着我们心中的榜样成长，乖巧懂事、踏实上进的孩子被认可，而顽劣古怪、调皮惹事的孩子不被重视，活动中积极表现的孩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迟钝不吭声的孩子往往被冷落，游戏中遵守规则的孩子被表扬，而打破规则的孩子往往被批评，这样的偏执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允许孩子的不同个性，认可他们的不同表现，引导他们发挥所长，像孔子一样信任并支持每一位学生的成长特点，相信每个人不同的特点都会创造出不凡的价值。 二、“既往不咎”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跟他们交谈，而一个互乡的少年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孔子这样回答学生们的疑惑：“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人家已经去掉了污点而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洁净，对他的过去不应抓住不放。孔子认为无论犯了什么错误，“改之为贵”，我们应当对其“既往不咎”。学前期，是启蒙时期，每个人在懵懂的时候都会犯很多错误。我们面对的这样一群孩子，他们通过不断的犯错，来学习认知并适应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在摔跤中学会走路，我们不应该带着错误的想法去看待孩子们的错误，更不该对反复犯错的孩子耿耿于怀。教师应该用更多的耐心去允许每一个孩子犯错，宽容每一个孩子的错误，帮助每一个孩子改正。图书撕坏了，教给他们正确翻阅与修补的方法；积木打翻了，教给他们合理搭建与整理的方法；小伙伴们打架了，教给他们友好交往与和解的方法。让我们笑着接受并忘记孩子们的错误。 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孔子在教导学生时，不到学生努力想弄明白但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心里明白却又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时不去启发他。孔子反对“填鸭式”的教育，主张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启发式教学”。从早期教育的角度，这句话里还隐现着要抓住学生学习关键期的教育观点，在关键期对孩子进行启发教育，孩子能快速掌握学习内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抓住学习关键期，不仅体现在心理学上，如在幼儿语言发展关键期时多与之交流，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体现在幼儿日常活动中。我们应该善于发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教育契机。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要求该怎么样做而不该怎样做，只要合理便行。教学也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作为教师，要在活动中寻求合理的改变，而不是墨守教案。 2.“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 如何在才能不拘泥于教案，在教学活动中能灵活应变？这要求我们不光要备教案，更是要备学生，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我们不应该固执的将自己的备课笔记作为既定标准，而应该去考察孩子们究竟是什么状态、需要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为，察其所安”，只有细心的教师才能了解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才能让每一个活动更好的为孩子们服务。活动中，当孩子们想去探索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去操作；当孩子们想歌唱时，不妨给他们多一次机会展示歌喉；当孩子们想挥洒创意时，不妨给他们多一些纸墨去创作。也许你的教学活动因此而打破计划、拖延时间、甚至改变教学目标，但这又有何妨？ 3.“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这是孔子对自己的约束，也是我们每个教师应该做到的。让我们放低姿态，蹲下身姿，用平视的目光去亲近孩子、关心孩子、了解孩子，为他们创设一个自由、自主、尊重、和谐的成长环境。 经典教育论文: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研究 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推进高职院校大学精神建设、品牌建设和学风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人文的、和谐的、丰富的、高雅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的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近年来，诵读中华传统经典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自2007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委推出了以“亲近经典、承续传统”为主题的“中华颂经典诵读”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文明办又决定从2010年开始共同实施“中华颂经典诵读行动”，要求将“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战略主题贯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将诵读经典打造成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高职学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重要人才，在高职院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让学生亲近中国文化，逐渐热爱中华文明，创新传统思想，弘扬民族精神，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开创新局面。 一、经典诵读的内涵 根据各类工具书的注释，“经”的本义是“织布的直线”，是织成一匹布的先导，引申为“天经地义的常理常道”。“经者，恒久之圣道，不刑之源教也。”（出自《文心雕龙・宗经》），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阐释。而“典”即典范的意思。因此，文学经典就是承载着关于天地人生永恒规律和哲理的文学作品，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本文所谓的经典，就是指文学经典，包括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著作等。“经典诵读”，主要是指背诵或诵读文学经典诗词著作等。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丰厚文化底蕴，启迪品性灵气，全方位地提升各方面素养。 二、经典诵读的特点 （一）经典诵读是一个对话过程 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交流探讨的对话过程，每一部文学经典都呼唤不同的读者的对话与理解，让读者叩问人生意义和价值。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超时空对话过程，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能主动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诵读的过程是一种经典的意义的多次对话，通过反复诵读，读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进行对话，读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得以强化，思想境界得到净化和提升，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和强大。随着不同读者的参与对话，经典的意义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二）经典诵读是一个感悟过程 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和本源的意义，它是旷古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所在。经典诵读具有开放性，它是一种没有限制性和先期条件的诵读过程，读者可任意进行多元的理解和透视。面对同样的经典文本，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个性化的解释。文学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感受、体验进而感悟中国文化的过程，它能让人走进一个特定的精神体验世界，感受美好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悟生命的伟大、人性的美好，激发生活的热情，寻找人生的梦想等。 （三）经典诵读是一个建构过程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经典是一个典型的召唤结构。因此，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建构文本的意义世界，还要建构读者的自我世界。文学经典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它的特质相对来说是恒定的。它是人类精神成果的最高标准和典范，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大浪淘沙最终积淀下来的经典之作，牵引着人类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后人的师法和实践。经典诵读的终极意义便是建构读者的精神家园，建构自我的灵魂和人格，建构自我的生活与人生。 三、高职院校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 （一）构建和谐的人文校园 校园文化是影响学生未来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经典诵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角度看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二是从生活角度看可以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经典诵读能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高职院校特有的院校精神。高职院校的院校精神建设，其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种和谐的校园氛围，以陶冶高尚的情操，构筑健康的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如果学生长期置身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便会形成共同的风格和气质，这种风格与气质表现便是一种院校精神。诵读经典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构建和谐诗意的人文校园，让经典的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在校园里传播，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让每个学生得到同化与塑造。在经典诵读的活动中，学生能感受到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豪感和荣誉感逐渐增强，团结协作能力也逐渐提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思索升华，达到“以文化人”的境界，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经典诵读能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长期坚持诵读寓意深刻、博大精深的经典诗文作品，可以使高职学生全面了解中华经典文化。高职学生诵读经典可以增强语感，掌握诵读技巧，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精深，大大提升他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和审美鉴赏能力。高职学生领悟经典，可以开启心志，砥砺意志，培养情商，完善人格，培养民族精神，培养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培养远大理想和博大胸怀。总之，经典诵读可以整体上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操。 （三）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 经典诵读活动的精神成果能够引领企业的精神文明。经典诵读活动影响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意识与道德素质，而其思想素质将直接影响其对生活与社会的态度，受过良好的精神文明熏陶的高职院校学生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带来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技能，而且还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他们勤奋肯干的精神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其自身的技术型人才的优势，推动社会的发展，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文化积淀、人文底蕴将成为行业和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引领行业和企业文化的发展。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营造高职院校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提高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推进高职院校学风建设、品牌建设和大学精神建设。高职院校要充分认识经典诵读的教育价值，大力推动经典诵读教育，从而建设充满人文气息，丰富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提升办学品位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罗惜春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412004） 经典教育论文: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学经典危机也越来越显著。为了能够让文学教育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全面了解文学经典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分析，并对基础教育模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通识教育视角下高校人文经典课程改革探析 摘要：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应该是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核心。高校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读一流书籍，读原著，从而启发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实现灵魂的完善、精神的丰盈。 关键词：通识教育;人文经典;高校课程改革 “通识教育”是指人的受教育全过程中，以人类成员和社会公民身份诉求下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是帮助人发展为“整全的人”的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寻根意识、视野的整体性、心性的修炼，鼓励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其目的是使“人”真正“成人”，成就模范公民。“人文经典”则是指人文科学中那些具有持久震撼力或权威性的典籍，是代表人类共通性或普世性诉求的智慧精华。本论文着重分析目前国内高校文学经典课程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目前的高校教育改革提几点浅薄的建议。 一、通识教育与人文经典关系之溯源 西方的人文经典教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英国的纽曼，直至美国的赫钦斯，古典名著教育逐渐被推广到教育实践中去。1929年，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改革，大力推行经典名著教育，所涉范围包括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1984年，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拯救我们的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年中提出以经典名著为线索的核心课程来实施人文教育的理念，该报告指出，人文科学更能触及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要求学生自我发挥，在写作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自由思想，并因此呼吁教育界应该重视人文经典的传承，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 中国也一直保有经典教育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经典对教育的重要价值。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他看来，《诗三百》具有极大的文化意义和伦理价值，它可以激发情志，对观察社会、促进朋友交往、怨刺表达大有裨益，还利于侍奉父母、君王，增加名物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而言，整个一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史，其中每次复归传统的抗争，几乎都与对经典的释读有关。到了当代，推崇经典教育的学者更不乏其人。如教育家涂又光认为人文精神在于行，却也离不开人文知识，所以要增进人文知识，就应精读经典;学者黄俊杰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普遍重视教科书，而轻视原典选读，深化大学通识教育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各学科应着重对经典原文的精读、细读等。在实践层面，国内很多高校围绕通识教育目标进行了课程改革，如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为学生呈上精心设计的系列文化大餐。其中“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从文化传统方面，集中以名著精读的形式引导学生与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作品进行心灵对话。 中西方教育者不约而同地重视人文经典教育，是因为经典阅读跟通识教育的原旨紧密契合。首先，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哲人先贤思想交流、灵魂对话的过程。经典之所以不可磨灭，是因为凝聚了人类文化的精华，承载了深广的社会场域和丰富的人生境遇，能够给人以思想启迪。将经典名著纳入通识教育，能为学生提供前瞻性思考或反思式体验，更有助于学生未来的理性判断和科学决策。其次，通识教育是一种超验的理想和公民职责感的培育，引导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绝大部分人文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人性、人格、人情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产物。将两者融合，对学生健全自我、完善人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阅读经典作品对传承文化的教育使命一脉相承。经典无一例外都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历经沧桑后的精华留存。几乎每本经典都因其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意蕴，促使人们超越时空的局限引起心灵共鸣，其中部分典籍甚至会影响国家、民族甚至世界文明进程，成为人类文学、文化所秉承的本源。因此，重视经典与经典教育，必能使学生立足现实又能超越现实，扎根现实又能反思时代，既砥砺了思想，又启迪了智慧，使文化传统得以源远流长。 二、人文经典课程构建现状及其突出问题 对于文学经典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歧性争论却一直持续于中西方教育界。美国著名教育家麦克耐利在严密的调查基础上，认为通识教育课中的经典教育旨在为大学生多元化的学习提供基础以便锻炼学生的自主批判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培养出有实用价值的公民，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需要侧重较为专一的技能。国内也有反对阅读经典名著的学者，如张寿松教授认为，面对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要安心修习庞大而艰深的经典名著，是相当枯燥和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定力;他还认为一部经典名著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每一部经典名著都是一个独立体，这是经典名著课程最为致命的缺陷;方展画教授也认为经典名著可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逻辑而不能科学反映人类知识的演进，更不符合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因此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领域的名著作为学校教材，是有悖教育规律的。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通识性人文经典教育，仍然挣扎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舆论场中，进而对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内实施通识教育的高校中，人文经典类课程所存问题可概括如下。 （一）大学教育目标不明确，各学科间壁垒森严 我国传统典籍《大学》开篇便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凝练语句指出“大学”之要义。“大学”之道可视为“大人”之学，其所重在修身，重在推己及人、达己达人，重在道德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在近现代，“大学”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专门性概念，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象征，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高等的”教育，以把人培育为带有理性之光的自由人为主要目的;二为高深的研究，以探究知识，促进人类进步为重要使命，处处闪耀人文之光。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科学主义和拜物主义的兴起，工具理性思想慢慢渗透到高等教育中来，当代大学教育开始被赋予太多的工业社会或个人实用目的，学生的人文精神开始极度匮乏。尤其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显示出浅层化、碎片化、无序化阅读的倾向，前景实在堪忧。这种背景下，“通识教育”理念及人文经典类课程的大力推广确为应时之需。但根据笔者调查，有近半数的通识教育试点开展情况不顺利，甚至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遭受外界更大阻力。究其渊源，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因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高校之间人文经典类课程开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二是通识教育难以呈现短期的教育成效与人们的高期望值之间产生矛盾。按照教育发展规律，通识教育和人文经典的课程要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效果，需要较长周期，而现实中追逐立竿见影效果的功利化视角和短视行为，无疑影响了通识教育的价值体现。三是原有学科分类的局限使各学科间壁垒森严，互补通问，客观上成为通识教育发展的障碍。通识教育所关涉的学科较多，势必造成与专业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如果高校对院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加剧院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隔阂，最终损害通识教育。 （二）课程设置水平良莠不齐，教育理念的整体呈现不足 就目前来看，高校对非专业学生进行的人文经典课程大都置入选修课程，受传统的专业教育本位思想钳制，很多非专业学生将这类课程视为换取学分的“工具”，教学效果并不明显。教师在讲授中也未摆脱工具性思想束缚，陷入原理、概论加通史的固定模式，忽视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体验。事实上，这种讲读经典的方式，其实是对经典的背离。以文学为例，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一代代的读者，其魅力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永恒描述及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及普世化价值，而目前的文学批评，流派迭出，大多以抽象艰涩的剖析示众，却单单空缺了作品本位的表层阐释。向学生大量灌输批评理论而不引导学生阅读原典的做法，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学生可能还未接触原典就已经沉沦于各种各样的诠释内容中了，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三）教师授课模式囿于传统，考核手段单一僵化 就笔者调查，大部分普通院校的通识教育师资水平很不乐观，呈现低职称化、低龄化趋势，其中青年教师、讲师比例最高，教授群体参与度相对低。课程设置水平也有待提高，大部分课程个人色彩比较重，不仅缺乏师资梯队的建设规划，也背离了通识教育培养“全人”的初衷。在授课方式上，则以“讲座式授课”为主流，以“回答问题”为课堂互动主要形式，这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尤其是人数较多的班级，这种个别回答的教学形式，容易使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方式与评价体系方面，仍采用“点名”和“考卷”的单一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控。 三、对人文经典类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通识教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人文经典名著类课程作为通识教育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各部门的重视。针对国内大学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人文经典类课程的系列问题，笔者仅从高校管理、教师授课及考核标准等角度，提供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注重顶层设计，达成育人共识 笔者认为，一个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接受的教育应不仅仅指基本专业知识的训练，还应包括学会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既“有能力”又“有教养”的人，既“道问学”又“尊德性”的人。高校管理层应大范围、大力度推进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衔接与融合，在课程设置中就渗透进对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视，着重培养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的“通才”学生。应加强院系合作，达成育人共识，既要培养学生“成材”，又要培育学生“成人”。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厘清“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以整合全校资源，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不可或缺性，并做好顶层设计，在培养方案中科学置入人文经典课程模块，要求教务部门在教学管理方面转变作风，在启发学生思维上下功夫，鼓励高校教师引导学生多读些一流的书籍，多读原著，少读点二流三流的入门、阐释类书籍。 （二）突出教育理念，注重启发学生思维 受应试教育培养影响，大学生的思维存在许多问题，如善于寻求标准答案，“解题”能力强，发现问题的能力却严重缺失等。对此，人文经典类课程的设计和讲授都应尽量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多学科思维的互补与融合，以激发学生思维。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古希腊的“学园”传统以及欧美名校一些通行的通识教育经典教育模式，都不失借鉴意义。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变原来的输入型学习为输出型学习，变原来的被动学习为主动、积极、创造性的学习。其次，应不遗余力创设灵动课堂，鼓励师生、生生之间的多频率互动，在课堂活动与经典人文精神相契合的前提下，拓展学生视野，鼓励学生文理兼通、融会古今。第三，积极探索多样化授课模式，注重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课堂“鲜活”起来。如充分完善助教答疑制度，鼓励学生互评读书报告、开展读书会，创设团队论辩、讨论，鼓励兴趣小组开展特色化的经典推介活动，还可向学生推介学术前沿，鼓励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 （三）注重过程考核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人文经典课程应最大程度地引导学生阅读原典，领悟文本，促进学生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尽量做到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导为主，因而评价方式的革新也是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考核方式的改革上，应增加课堂学习自由度，改变过去“一考定终身”的考核评价办法，增加过程考核的比重。如拓展考试周期，细化分数组成等，甚至创新考核方式，以最大限度引导学生对经典进行有效阅读和深入思考，如浙江大学有名的“三自模式”就是对考核评价模式的有益探索。所谓“三自”，即学生自主命题、自我测试、自行评价，教师鼓励期中测试中前20%的学生自行出题设计试卷，并做出答案，然后写下出题和做题的体会，审核通过的学生可以获得免考资格。除了考试方式的改革，在作业布置上也可进行一定的变革，如鼓励一部分学生自己设计作业，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结语 经典是生命的学问，经典教育以培养“全人”为诉求，经典原著能启发学生更多人生哲理与感悟，因此，人文经典教育应该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中之重。通识教育视域下的人文经典课程改革，关键不在于数量是否繁多、门类是否齐全，而在于学生是否做到深入阅读文本、接近原典精神，是否真正启发了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生命意识、人格意识。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形成价值观、完善人格的关键时期，引导学生重读、精读、细读经典，对信仰匮乏时代人们文化传统和精神家园的建设，对现代化进程下古今中外精神通道的架构，具有莫大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读教育经典 做智慧教师 教育经典是千百年来教育大师们的智慧结晶，所阐述的道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推敲，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行动指南，需要我们好好诵读，潜心其中，广泛摄取。 教育需要智慧，智慧来自经典。从我国古代的孔子、朱熹，到近现代的陶行知、叶圣陶；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他们对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教育经典给予我们教育的灵性，给予我们教育的自信，给予我们教育的激情和热情。深入其中，灵活运用，它能帮助我们发现教育的奥秘，获得新的教育灵感，破解教育的密码，启发我们用科学的思维去实践。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经典是教师工作中必须依靠的拐杖。抛弃了经典，就像一个行走需要拐杖的人一样，身体就有可能失去平衡，就会栽跟头、跌倒。虚心学习这些宝贵的教育食粮，广泛汲取其精神营养，为我所用，将会使我们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然而，有些教师不懂得教育经典的重要性，忽视教育经典，疏远经典，抛弃经典。有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的今天，教育的环境都大不一样了，教育经典这些老古董，不够鲜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啦。有这种僵化思想的人，说明对教育经典缺乏科学认识，显得十分幼稚、无知和愚蠢。 对教育经典有如此的偏见，说明人们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这很不利于教师的发展。重视经典，重读经典，活用经典，传承经典，让经典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应成为教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 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教育智慧，这要看他读了多少教育经典。一个熟读教育经典的人，他一定睿智，大气，思维活跃，深沉老练。一个没读过教育经典的人，一定浅薄、孤陋寡闻，处理问题随意，而且缺少智慧。做智慧教师，就要让教育经典发挥作用，让经典武装头脑。 自觉走进教育读经典，努力地从经典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十分惬意的事，也是一件十分优雅的事。当教师忙完工作，静下心来，怀着喜悦的心情捧起经典，仔细阅读的时候，该是多么自豪，多么美妙，多么高尚啊！因为这是在和那些先哲大师们进行智慧对话，在近距离地触摸大师的灵魂， 全心沉潜其中，你会被那一句句充满哲思的智慧金言所迷住，从此爱不释手。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怀？那又是怎样的风景？一旦烂熟于心，心领神会，真正融入我们的血液，经典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可想象的影响，就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经典有无穷的魅力，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要主动走进经典，自觉捧读，让那浓浓的经典书香伴随我们成长。 我们的成长需要经典，需要经典给予我们智慧，需要经典给予我们力量。这种智慧比什么都宝贵，都有价值！我们要主动放下身价，虚心走进经典，向经典学习，让经典充实我们的大脑，充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聪明。从经典中汲取最有价值的营养，从经典中寻觅走向成功的捷径，从经典中寻找教育的真谛，从经典中寻找全新的教育，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向经典学习，向经典致敬，自觉地向大师靠拢，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大师的肩上。如果我们抛弃了教育经典，我们就有可能进入教育的迷途，会失去自我发展的方向，可能永远也寻找不到理想的教育。我们之所以有时会在教育的实践中迷失方向，就是因为我们从教育的经典中汲取的营养太少。其实，很多教育困惑、教育错觉以及教育误判，都是因为我们不深入研究经典，远离教育经典所造成的。 读教育经典，做智慧教师。我们不是缺少教育的智慧，而是缺少亲近经典，缺少经典的浸润。我们坚信，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教育经典，不断地借鉴经典精华，才能使我们更从容，更自信。 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无穷的教育智慧；相信经典，相信经典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进入思想的高原，遭遇实践的瓶颈，无论多么努力都不能取得教育的突破时，也许这时停下来，认真地读一读经典，你会思路大开，精神振奋。实现教育的飞跃，需要我们熟读经典，好好地亲近经典，让经典润泽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远离了经典，也许我们会不停地跌跟头，走弯路。迷茫时，去教育经典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困顿时，从经典里寻找突破问题的办法。经典里有灵丹妙药，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潜心学习，领会贯通，就能为我们所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常常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有时让人胆战心惊。要想在平日的工作中能从容前行，超越自我，就要不断学习经典，让经典武装我们的头脑。一句句经典让我们茅塞顿开，一句句经典让我们信心百倍，一句句经典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经典让我们脑子变得更灵活，思维更睿智，行动更敏捷。经典让我们从迷雾中走出，走向教育的理想之国。经典让我们少一点幼稚，多一点睿智；少一点随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鲁莽，多一点优雅。 相信经典，它一定会给我们一双更明亮的眼睛，一个更聪慧的大脑。经典引领我们向着峻峭的山峰进行诗意的攀登……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渗透与整合 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在几经沉浮之后，依然焕发光彩，被广大教育工作者公认为当前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而幼儿园教育，作为儿童接触知识世界的启蒙乐园，更是应该秉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用民族文化哺育幼儿成长，培养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坚毅的品格。幼儿教育应该面向国学经典，让国学走进园区，与各类活动教学相结合；走进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去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等。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教育；活动教学；道德教育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良好传承，将国学经典引入幼儿园教学既符合幼儿园教学的宗旨，也是充分利用国学资源提高幼儿综合素质、培养幼儿学习能力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国学经典具备以下几点优势：它涵盖面广阔，包括语言识字、思想道德教育、常规礼仪和生活常识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其次，语言优美、文字凝练，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多读来朗朗上口。再次，它立意高远，对于加强幼儿德育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开展国学教育极为必要。 一、树立国学经典的教育目标 1.快乐阅读 改变以往的枯燥背诵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到国学经典的艺术魅力，在快乐中阅读经典，做到国学经典教育所提倡的“说文解字”“知行合一”。以生动的语言教学方式，让孩子能够轻松掌握大量的国学经典作品。 2.了解民族传统文化 国学经典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让幼儿熟读国学经典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小养成热爱民族文化的良好习惯，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提高幼儿道德修养 良好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程度极高，而且常常将自己对道德修养的认识渗透到国学经典中，为后人修身养性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展国学经典的学习，教师要树立这种提高幼儿道德修养的意识，从而使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二、在幼儿园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的措施 1.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 国学经典文化不仅可以运用于语言学习中，还能渗透于礼仪、艺术、道德、情感等其他学科教育中。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学科教学中的国学经典文化进行渗透。比如，在语言识字教育中，让幼儿诵读经典篇目，从而培养幼儿对文字的认识和理解，帮助幼儿逐渐积累一些基础性的语言知识。在礼仪教育中，教师可以用古人的礼仪故事来指导幼儿，从小养成谦让讲礼仪的好习惯。以幼儿园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幼儿进行礼仪培训，并且带领孩子们走进社会、走进福利院和养老院等公益场所，与老人孩子进行交流，践行讲文明、讲礼貌的行为准则。其次，还可以在艺术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从小指导孩子学习书法、中国画以及一些古典乐器，并且结合相关的国学故事，激发幼儿学习这些国学艺术的兴趣。 除此之外，国学经典也应该走进幼儿德育教学课堂。通过国学经典中的“仁义礼智信”内容，帮助幼儿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幼儿得到情感熏陶，改正生活中和性格上的一些坏毛病，从而形成健全的人格。具体来说，教师可以结合传统节日文化来开展情感教育。比如，向幼儿讲解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对传统节日进行宣传、庆祝，开展慰问活动。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给幼儿布置一项家庭作业，即给妈妈一个拥抱或亲吻，向妈妈表演一个节目，说一句关爱的话语等。 2.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渗透国学经典 为了让国学经典全面渗透到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科教学之外，幼儿园的其他娱乐休闲活动，也应该积极渗透国学经典。比如，在清晨幼儿进园时期，可以播放一些和国学有关的音乐，或者童声版的古典诗词朗诵，让幼儿和家长踏着韵味十足的朗诵声而来，使每天的入园时间令人耳目一新，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在中午进餐之前，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简单的国学经典朗诵活动，让幼儿学会感恩，即感谢老师的教导之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食堂阿姨为自己准备好吃的饭菜等；让幼儿学会基本的餐桌礼仪，长者先幼者后以及懂得谦让等。其次，幼儿园还可以开展专门的国学活动，在活动时间内，组织某一班的幼儿用唱歌、舞蹈等表演形式，展示本期国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个班轮流主持，从而实现班与班的友好交流。 3.在幼儿园环境中渗透国学经典 在幼儿园营造出浓厚的国学环境，将有利于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学文化的影响。比如，在幼儿园墙上张贴一些国学经典字句，在走廊上挂满极具古典文化气息的灯笼，在每个班级的教室一角设置国学经典书架，以及在幼儿园大厅或门口用LED灯滚动播放国学文字，营造出幼儿园的国学书香气息。让幼儿和家长感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对国学教育的重视，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等。 总之，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国学经典文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它要求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从细节处做起，从学科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共同渗透国学文化，同时还要从幼儿的学习特点出发，为幼儿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他们对国学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经典教育论文:以国学经典为支点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性探索 [摘 要]高校廉政文化教育是当代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对高校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论语》等重要著作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时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珍稀资源。在“廉政文化进高校”“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的背景下，回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探讨《论语》中所塑造的“高洁”的“君子”形象，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优质文化资源，并创造性地运用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去，以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内容、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平台、强化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效能，切实推动当代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赋予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论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中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内部环境则表现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多样文化、多种思潮跌宕冲击，“利益至上”的观念撩拨人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即将树立的廉洁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正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重大策略，也是将全社会反腐倡廉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成为当代思政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我国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更有着优秀厚重的廉政文化传统，笔者借助“廉政文化进高校”活动开展的良好契机，以《论语》这一国学经典论著为支点，积极借鉴优秀廉政历史，把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育廉政价值观融入高校教育之中，并以此作为支点设定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及实践路径，力求为助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廉政文化教育是指通过积极践行廉政文化理念和指导思想，褒扬勤政廉政人物、宣扬社会正气，培养广大民众对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抨击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期在全社会形成“敬廉崇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社会风尚。作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以高校教师、高校管理人员和高校学生为主体，包括廉政从教、廉洁从政和廉政修身三部分内容，涉及从高校廉政文化生成到最终践行的全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廉政修身教育。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并奠定终身发展基础的重要阵地和关键机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方向，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高职大学生的发展，高度重视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将学校纳入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方略，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2013―2017）》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以及“廉政教育体系”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将“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因此，在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借助其相对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将廉政教育锻造并融入到高校文化中去，正是将反腐败斗争提前到学生“职前”阶段，是提升到文化反腐高度，从思想根源上清除腐败病灶、实现标本兼治、打破腐败“反复发作”怪圈的必然选择。 同时，加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还应当做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充分准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而这些“廉政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华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衰的宝贵精神源泉。因此，加强高校廉政教育，应当回溯至廉政文化的发源处，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淬精撷华，使之为推动高校廉政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助益。孔子所著的《论语》一书，正是廉政教育最当之无愧的宝贵成果之一。该著作成书于春秋时期，正值我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转型阶段，政治危机频发、人类所信守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无数哲人陷入了对“道德”“天人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涌现出了诸多经典著述和思想理论，成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不可多得的大繁荣。《论语》一书完整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设想与“理想人格”的热切期待，以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更强的践行力，对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断。认真研究《论语》的“德育”思想，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当代价值，从中找出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做好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使其更好地为改善和提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高校廉政教育服务，是当代高校思政教师所应关注的重点。 2 《论语》德育思想体系及内容与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高度契合 “廉”及“廉政”是我国古代伦理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廉”由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质和行为，具体指人在利害矛盾、冲突面前节制谨慎和方正刚直的表现；“廉政”则具体指从政者在这种道德品质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崇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守法纪、艰苦朴素，杜绝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高尚行为。廉政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其主体人格及道德方面的修正与规范。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一部“君子”修身、立德、自省的“教科书”的《论语》，正与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目的、理论及方法论高度契合。 2.1 以“仁”来修身正心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仁”是其间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仁”的内涵十分深远：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可使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仁”是人心所在，同时，孔子对这种人之本性还寄予了一定美好的期待，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强调了内心处于“仁”的状态是很美好的事情，并相信具备了“仁”的美德，即可安于贫苦，专心于仁道的修炼，而颜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孔子所称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以“仁”这一至高道德范式来规范和修正内心，使内心处于一种平和安乐的良好状态，波澜不兴地面对当前腐败所带来的物欲诱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二层含义则指一种人生活在世上的具体选择道路。孔子所推崇并认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是与“仁”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紧密联系起来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与“腐败”为伍还是与“廉洁”相伴，在孔子那里似乎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答案；第三层含义是人格的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仁”进行具体界定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仁”的实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都是性格分明的鲜活个体，在道德和人格完善方面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只要坚定目标、坚持不懈，就必然能够“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 以“礼”来规范行为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标志，是实现“仁”的一种制度保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被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在《论语》中对“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礼”需要以“仁”之心为心理基础，仅有“礼”的外壳而无“仁”的内核，则“礼”的根基也是虚无的，因此，孔子强调“三年之丧”这一守丧礼制是建立在儿女感恩父母恩德基础之上的真心实意的行为。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廉洁的行为而缺乏对“廉政”的高度认同，其行为也必然是无法一贯而终的。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既要使学生知道“如何做”，更应当使其明确“为何做”，唯有如此，这一教育才是成功的、可持续的；第二，“礼”具有规约人、评价人的重要功能。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作用就是发挥使事情发展最终恰到好处的约束作用。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当以廉政文化思想及行为体系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行为，当然，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将“礼”的约束之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将廉政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最终使其成为自觉遵循、自觉维护法治社会的高素质人才；第三，“礼”是指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向人性之道，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也应当始终把握教育的主线，始终贯彻“完善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思想、人格和行为方面得以全面完善，最终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2.3 以“义”来引导人生 “义”，即“宜”，是指以相适宜的行为来做相适宜的事。“义利之辩”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领域中，“义”也同样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高度，将“义”作为衡量人道德品质的最高准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始终坚持“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肯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论语・里仁》），特别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以“义”来调节和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人格精神境界。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与孔子所提倡的去除“私欲利诱”十分契合，人文素质课教师要以“义”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然坚持“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认为在合理合法下获取收益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也更符合“人性”，即可以有适当的欲望，但不可毫无节制，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也因此而更具有说服力和践行性。 3 以《论语》德育思想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 春秋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特殊时代，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社会形势，造就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先贤，也成就了他的“德育”思想和育人事业。开展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将孔子的“德育”思想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高度珍惜其间所蕴含着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以及可以激活当代文明发展的活性因素，将会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对孔子及其《论语》的“德育”思想加以现代诠释，使之与当今时代精神相熔铸和升华，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充分实现价值发挥。 3.1 明确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点 目标明确是强化高职廉政文化教育践行性的目标保障。孔子在《论语》中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君子”形象，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在德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终极目标，将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拿来”作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使整个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更为形象化、生动化、明确化，使教育主体――广大学生自觉树立道德修养的理想，积极主动对身心进行修正和“规范”，使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较高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伦理，拥有“循义、尊礼、谦逊、诚信”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彬彬“君子”，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这将进一步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 完善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促进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深化的理论保障。孔子及其所著的《论语》，最初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规范”系统，再历经数千年的完善、阐释和锤炼，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道德准则体系。我国高校开展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是以“廉政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为起点的，最初主要借鉴了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理论、办法和经验，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有待于完善。将孔子的“德育”理论纳入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来，正是健全充实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梳理清晰孔子的“德育”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设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支撑的宝贵资源。 3.3 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知识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知识是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内容保障。“仁”“礼”“义”“利”“孝”“悌”等“德育”概念、“德育”知识、“德育”资源，使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时有更多的“着眼点”和“下脚处”。当然，人文素质课教师也要始终把握“时效性”原则，在保留孔子“德育”精髓的基础上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知识内容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不断地注入新时代的内容，消除因时代久远而造成的阻隔影响，拉近与现实及教育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大学生对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认同感。 3.4 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 创新路径是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的方法保障。孔子在进行“德育”教育时十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值得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学习和借鉴。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将“廉政理念”渗透到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各项校园活动中去，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来激发大学生参与廉政文化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使廉政理念入耳、入眼、入心。例如，在学校门户网站上开设“廉政大家谈”专栏，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热门话题、典型案例进行辩论、研讨，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分利用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重要的活动载体，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和辩论大赛等形式更加活泼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效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反腐倡廉工程的基础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他们明晰何谓腐败、何谓廉洁，帮助他们构筑一道坚实的拒腐防变防线，培养他们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确保他们成为“崇廉敬洁”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他们廉洁从业、做人、处事的自律性，是一项播撒廉洁种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一切更有利于逐步解决腐败现象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廉政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德育”思想的内容、原则、路径和方法，《论语》一书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为今天我们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丰富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优质资源，奠定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教育的坚实根基，有助于引导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把握廉政文化教育的价值导向，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的教育效力，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经典教育论文:浅谈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 摘 要：幼儿园教育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该阶段是幼儿形成基本认知能力与良好行为习惯的黄金时期。近年来，许多幼儿园在日常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引进了国学经典，有效地丰富了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结合工作经验与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了国学经典教育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措施，供有关人员参考借鉴。 关键词：国学经典；幼儿园；整合 某种意义上，幼儿园教育质量决定了个人未来的学习生活质量。幼儿园阶段幼儿的模仿能力与可塑性较强，是幼儿树立良好品行与人格的关键阶段。中国历史悠久，在五千年发展历史中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幼儿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有效陶冶幼儿的情操、提升幼儿的涵养，从而为其今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 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总和。国学囊括了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因此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丰富幼儿的文化知识储备。现阶段，许多幼儿园提倡幼儿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幼儿徜徉在国学知识的海洋中，自身的文化修养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也为幼儿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习惯与品质 无论是《菜根谭》还是《三字经》，无论是《论语》还是《千字文》，千百年来国学经典都在不断地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导国人不断地完善自己，锻造优秀的人格。幼儿教育对个人人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显著的，幼儿园教师的职责之一是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帮助幼儿形成坚韧不拔的品质，让幼儿在遭遇挫折后依旧能勇敢地爬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国学中有太多经典的语句激励着、鼓舞着人们不断地克服苦难、勇敢攀登。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品质。 3.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绝大多数人只是在幼儿阶段学习国学经典，步入社会后便再也不主动学习国学知识，究其原因是国人普遍缺乏继承、发扬传统文学文化的决心与毅力，对国学的热情不高。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是极为必要的，其有利于传统文化继承事业的发展。为幼儿提供国学经典教育，能够培养更多国学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人，从而实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大繁荣的目的。 二、幼儿园教育整合国学经典的原则 1.趣味性原则 应当看到，幼儿的年龄较低，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具有爱好新鲜、趣味性事物的特点，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要提升教学语言与课程设计的趣味性，采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案，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教育的质量以及效率。 2.思想性原则 国学教育内容的选材工作极为重要，客观上看，并不是所有国学知识都适合幼儿教学，教师应当选择一些能够启迪人们思想、提升幼儿思想素质的国学教材，进而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德。由于幼儿具有善于模仿的特点，教师的行为对幼儿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教师应当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而为幼儿树立优秀的榜样。 3.参与性原则 相关研究表明，幼儿园教育应当严格遵循参与性原则，即让幼儿积极、深入、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中，如此能够集中幼儿的注意力，使幼儿充分融入集体学习生活中。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广泛的提问，尽可能地提问到每一个学生，力求促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融入班集体学习活动中。 4.整合性原则 对幼儿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幼儿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不易集中，单靠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扩充幼儿的国学知识储备，因此教师应当充分遵循整合性原则，创设多种多样的国学知识学习环境，教师应当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将国学经典教育整合至学科教学中，整合至环境创设中，整合至家庭教育以及幼儿日常生活活动中。 三、如何在幼儿园教育中整合国学经典教育 1.营造浓厚的国学经典诵读氛围 国学经典中有大量广为流传的诗词语句，这些语句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与文化研究价值，幼儿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能够不断地深化对相关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以在幼儿园围墙彩绘经典的诗句与文明礼貌用语、习惯。笔者所在的幼儿园在教室墙壁、走廊楼梯等处张贴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与国学人物警句，从而为幼儿创设了良好的国学经典诵读、学习环境，使得幼儿能够主动地学习了解国学经典知识。 教师应当带头活跃国学经典诵读学习氛围，例如可以在幼儿入园后、活动前带领幼儿诵读有关的国学经典，在此过程中及时帮助幼儿答疑解惑，从而促进幼儿的不断进步。在活动后，离园前，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复习一遍日前所学的国学经典知识，并要求幼儿回家后讲给爸爸妈妈听，遇到不懂之处向父母寻求帮助。 2.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对国学知识的学习兴趣，突出幼儿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笔者所在幼儿园定期组织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其中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幼儿在经典故事演绎活动中非常快乐，虽然表演动作稍显稚嫩，但是态度十分认真。以往我园存在一些对国学经典学习兴趣较低的幼儿，而这些幼儿在参加传统经典故事表演活动后对国学的兴趣陡然上升，开始主动地学习国学知识，遇到疑惑也会积极地向相关教师寻求帮助。 3.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整合不仅要有理论学习阶段，还需具有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如此才能促使幼儿更好地认知、认同、践行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价值观。笔者所在幼儿园要求幼儿在遇到教师、同伴后主动用礼貌性用语问好，每周必举行升国旗活动，在升旗活动结束后，相关教师结合传统文化知识向幼儿普及爱国教育故事，从而帮助幼儿形成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应当要求幼儿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吃饭，自己动手穿衣叠被，尊敬父母、孝敬长辈。《三字经》与《弟子规》是国学代表之作，要求幼儿定期诵读上述经典，积极践行优秀的价值观。家长应当主动地帮助子女学习国学经典知识，在为子女答疑解惑的过程中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让子女形成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优良的学习习惯。 4.组织传统体育活动 当前，许多幼儿不热爱体育锻炼活动，这些幼儿一般身体素质较差、缺乏坚韧的学习毅力。为此，幼儿园借开展国学教育的机会组织一些传统体育游戏活动，结合幼儿生理特点，组织开展了抖空竹、跳绳、风火轮等传统体育活动。通过让幼儿参加传统体育锻炼活动，既能让幼儿感受到传统体育器械的魅力，又能增强其身体素质，为国学经典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 新的发展形势下做好国学经典在幼儿园教育的整合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广大幼儿园教师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为幼儿解决国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为幼儿树立优秀的学习榜样，从而不断地提升幼儿的文化涵养与道德水平。 经典教育论文:国学经典教育在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与应用 内容摘要：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是如今高职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并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国学经典教育对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试图找出在国学经典教育重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 关键词：精神文化生活 国学经典教育 价值与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该要求旨在引领大学生提高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所以关注并研究大学生特别是“重技能轻人文”的高职大学生精神生活质量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而国学经典教育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学生素质，培养人文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鉴于此，本文浅谈如何通过国学经典教育提升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但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理念，造成了高职院校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失衡的局面，致使高职大学生个性发展不充分，素质培养不全面。纵观高职大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在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理想信念缺失，精神生活空虚。在多元的文化冲击下，对主流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从而导致重功利轻理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人际交往方面，以网络为依托的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普遍表现出集体主义观念淡漠，道德情感冷漠。为人处事缺乏自信，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生活方式方面，呈现出娱乐化、功利化的倾向。加之现代大学生普遍从电脑、手机获取信息，盲目求新求快，对知识的了解呈现出碎片化、浅显化的倾向，缺乏自主和深层次的思考。 二.国学经典教育在高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价值 何谓“国学经典”？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是指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内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谓“经典”，《现代汉语》解释为“权威的著作”，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1]。“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2]。并提出“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一概念，“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3]。概而言之，国学经典就是本民族经过历史的沉淀留下来的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常理常道，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曾说道：“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大学生通过国学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爱国情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与诠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深沉广博的仁爱。无疑都将给大学生以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内化为大学生内在品质。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促使情感智慧的提升。对于国家应“人皆为尧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地，以国家社会为己任；对待他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交往要“言必信，行必果”，从而形成和谐的班级、宿舍关系；对自己要“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不沉迷于网络、恋爱，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坚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生活观念，摒弃追求物质享受，盲目攀比的不正之风。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要“不怨天，不尤人”，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应充分运用先哲们的智慧，造就大学生健康人格。 国学经典教育有助于扭转高职专业人才的“单一性”，纠正“职业至上”的功利性成才观，改变学习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高职学生不能只靠技能独步天下，还要学会与人交往的智慧，驾驭风险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才智。这一切只有通过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从国学经典教育中汲取人生智慧，才能成为有技能，有思想，全面发展的当代大学生。 三.国学经典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应用 首先，加强渲染具有国学经典文化的校园氛围。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学生活动，培养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兴趣。学生会开设各类读书竞赛、交流学习讨论会，共同分享好的作品。成立与国学、读书有关的社团，如国学社、汉服社等。利用音乐剧、娱乐晚会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中。二是将公共文化课作为国学经典教育的主要阵地，并辅以高水平国学类讲座。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中的道理，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热情。三是营造国学经典的在校园环境中育人氛围。如通过立雕塑、挂经典名句的方式，利用校园环境的隐形教育功能，增强校园物化景观的育人作用。四是图书馆应保证同学对国学经典类图书的用书需求。通过氛围营造，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学经典的魅力，而不只是热衷于英语四六考试，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只知韩国明星，对古代圣贤一无所知。盲目推崇情人节、圣诞节，对中秋节、端午节不以为然的尴尬局面。 其次，提升国学经典教育的有效性。在积极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同时，极易犯教育活动和大学生精神文化生活脱节的错误。尽管校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学生的参与度、认可度并不高。所以，应积极探索新形式，注重国学经典资源的选择和设计，调动大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有以下几个做法：一是将国学经典与新媒体结合，利用新媒体的变化性给予国学经典教育更多的可能。二是将国学经典与“时尚潮流”结合。以流行歌曲唱国学，用动漫演绎国学的方式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三是将国学经典与现代意识结合。在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本时，不简单的照搬经典，要努力寻找与大众文化的联接点，既要有对经典文本的通俗化解读，又要寻找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兴趣爱好对文本进行再创作。 最后，教师要提高国学经典教育意识，提升人文素养。部分高职教师认为大学生应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或者把人文教育等同于简单的德育教育，以德育来替代人文教育。这种重技能轻人文，重短期各种知识技能的培训，轻长期个人修养提高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保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给人的身心全面和长效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当前，大学生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与国学经典教育缺失有关。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应重视国学经典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同时教师应积极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国学素养，丰富精神世界，设计好教学方案，将国学经典教育融入到教学中，使得国学经典教育得以真正落实。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经典教育论文:小学低年段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实践研究 一、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文件的提出、社会的呼吁以及学校的倡导，“让孩子读点国学经典”的观念渐入人心。目前，国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集中在《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儒家经典上，而对道家经典教育则很少涉及。这使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的道家思想很难被学生接触和了解，也表明目前的经典教育自身存在着片面性和不完整性，这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1] 当前，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自主性，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开发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共识，而这恰恰与道家经典《老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老子》是道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后世尊为“天书”“万经之王”，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易经》《黄帝内经》等一道被视为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文化标识。对道家经典《老子》的教学开发，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国学涵养，丰富学生的人文底蕴，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与记忆力。对小学低年段学生而言，规范个人行为，树立仁爱之心，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的目标内容设计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重难点 本次校本课程开发分别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三个维度设计教学目标。从知识与能力维度，本次研究旨在认识老子以及初步了解《老子》的篇章内容。从过程与方法维度，了解“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学会运用想象力，掌握诵读要领；通过口语表达，锻炼叙述能力。从情感与态度维度，帮助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努力做一个内心充满仁德的人。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的重点是让学生利用“阳光爱心诵读法”诵读道家经典教育《老子》，达到熟读、背诵的程度，并且深刻体会《老子》对自己修身、处世、言谈的重要性。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本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时间共计10课时，其中9课时为《老子》校本课程教学，1课时为成果展示，每星期进行一次校本课程的教学。本次研究主要选取《老子》中的“双一章”，《论德》与《观眇》，以及德篇的《得一》《闻道》《反复》等。这样设计教学内容，主要考虑到低年级段学生生理上的特征和学习特点。 本次校本课程研究主要以具有道家传统诵读特色的“阳光爱心诵读法”为主要教学工具。阳光爱心诵读法，是中华传统冥想诵读的一种，强调有为与无为的有机结合，这与儒家强调音调韵律的变化为主的吟诵以及现代各种诵读方法在诵读机制上有很大的区别。阳光爱心诵读法以反映老子“三生万物”思想的道家图文符号旋极图为注意力集中的载体，依照“恭熟忘合灵”五个心境调节的次第来深入练习和体悟。与一般的冥想类诵读一样，阳光爱心诵读法在诵读前也强调“三调”。[2]首先是调心，要求心中正气肃穆，平静而专注。第二是调身，全身要放松，端正宁静，虚眉垂帘，面带微笑。第三是调息，即以逆腹式呼吸，使呼吸平稳下来。本法实践的关键，是进入“恭”的状态，即以感恩心与经文作者相感格，以大公心宏愿立志。[3]阳光爱心经典诵读法可以让孩子在心平气和、聚精会神的观想诵读过程中，逐步产生德慧智的深层效应，增强记忆力，充分享受“阳光爱心诵读法”带来的乐趣和感应。 三、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教学环节 本次校本课程实践采用情境化、对照化、趣味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内观诵读，按照调心、调身、调息的“三调”步骤营造一种安静、心神宁静、聚精会神的经典诵读氛围。 （一）创设传统文化学习所需要的教育情境 每节课上教师都会播放《老子》相关章节的诵读音频资料，让学生静听三分钟，这就是聆听环节。对刚从课间休息、打闹进入上课学习状态的学生来说，三分钟的聆听模仿，既能使心情迅速平复，又创设出了诵读《老子》的情境。低年级学生善于模仿，对于教师讲解的诵读方法，他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理解。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孩子的感官，让他们去听、去模仿才会有效。教师也可以播放一段轻柔的音乐，引导学生放松身心，感受心灵和身体的宁静平和，缓解和消除平时的紧张或压抑感。现代社会喧嚣忙碌的城市氛围，与经典文化所要传递和表达的宁静、悠远是不一致的。如果学生找不到清静自然的身心感觉，那么经典诵读只会停留在动口不动心的状态，难以深入体会经典的博大精深。 （二）引导诵读并进行对照体验 在本次实践中，无论是“三调”体验还是阳光爱心诵读法，都采用对照的方式学习。先让学生自己自由读，再讲阳光爱心诵读法的基本步骤与原理，然后要求学生照法诵读，体会两种读法的不同。低年级学生虽然理解能力较弱，但体验和感受力却极强。亲身感受两次不同的读法后，很多同学都反映，按照老师教的方法诵读，心里会很平静，精神容易集中；而自己自由读，会越读越烦躁，持续时间短。 为了检验这种对照式学习的效果，本次研究在同年级的另一个班取消了对照式学习环节。结果发现，教师问学生诵读完《老子》身心感受如何时，学生很难说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麻烦。通过本次对照化的诵读体验，学生清楚地感受到应用阳光爱心诵读法的观想诵读方式，自己心境与身体感受都有了改变，对于《老子》的学习也增加了信心。 （三）趣味性诵读作为辅助 课堂教学中，教师设计了多种诵读方式，辅助学生学习《老子》。包括：①小组间诵读，然后选一个读得最好的当代表，参加全班比赛；②一人上台诵读，其他同学对其进行评价；③男女生之间诵读比赛，凡诵读好者奖励一枚“爱心”。这些方法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诵读的积极性，提高了诵读的质量，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气氛。 针对低年级学生思维活跃，精神不易集中的特点，教师还通过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小传说，比如老子究竟姓什么等，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引领他们的思维活动，从而加深学生对道家经典文化的印象，使传统文化学习不再单一、枯燥、沉闷。 每节课上教师还设计了简单复述章节内容的环节。老师先讲大概的思想内容，然后让学生复述，这样的设计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言语能力。在课堂的最后还有展示环节，例如手抄报、学习心得展示等，以增强学生自信心。 四、道家经典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发现与收获 国学校本课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组合方式，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学生与家庭之间等，它不仅涵盖国学课堂教学，也存在于课外国学学习中。[4]通过将学生与教师、家长紧密联系起来，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与收获。这表明，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开始从素质教育的高度认识到国学教育给小学生全面发展带来的益处。[5] （一）学生反馈 本次研究中，教师设计了“自我监测诵读时间记录表”，让学生每天自己在家记录从心平气和、聚精会神地诵读到读不下，觉得枯燥的时间，旨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自己诵读的变化。统计显示，全班90%的学生发现，伴随着诵读次数的增加，聚精会神、心平气和的读书时间越来越长，记忆的速度也随之变快。通过每天在家进行课外诵读，有45%的学生体会到，阳光爱心诵读法带给自己内心的安静以及可以感受到的积极力量。学生反映，通过多次诵读《老子》，对国学经典越来越有兴趣，在课余时间更加热爱读书了。 （二）班主任反馈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班主任通过统计了解到，全班15%的学生课上小动作明显减少、精神集中；20%的学生朗读课文丢字添字现象减少，17%的学生在其他学科成绩提高；25%的学生追跑打闹现象较少；12.5%的学生在写作上得到进步，不嗦、不反复。校本课程的开发，还拉近了班主任与家长的距离。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联系变多了，也更加了解每一位家长的思想动态，同时也督促家长课下要尽可能地帮助和监督学生的学习。 （三）家长反馈 本次通过对家长的相关调查显示，全班70%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家喜欢读书，读书时间也长了，能主动要求看书了；89%的家长认为，孩子更懂事、在家愿意帮助父母做事。 通过学生反馈、班主任反馈以及家长反馈不难发现：观想诵读《老子》对儿童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提高了孩子的阅读能力，规范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当然，在本次研究中，如何根据低年级段学生的生理水平和学习能力创设轻松宁静的课堂情境；如何将语文教材内容与国学经典文化有效衔接，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语文学科论文:试论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 主体性教育 人文教育性 主体能力 主体人格 论文摘要:主体性教育思想是包含语文教育在内的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因而由此可以观照语文学科性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为此则必须加强人文教育;从语文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只有语文才能承担起人文教育的主要任务，因而人文教育性是语文的根本特性而工具性是其基础属性。人文教育性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工具性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两者共同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进人21世纪，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学科性质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应该说，这是多年来语文教育界不断探讨、实践的一个宝贵成果，对今后一段时间语文教学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表达到底如何理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作用是否各占一半平分秋色呢?如果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语文教学就还会在“工具论”与“人文论”中两边摇摆，语文教师还是不知从何着手，重心何在。因此语文教学必须要解决这个根本特性问题。依笔者所见，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应该是人文教育性—以往习用的“人文性”只是语文的内容特点，用来指称语文学科的特性并不准确。 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两个子命题:一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不是工具性;二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前一个命题正是多年来语文教学争论的一个结论，其基本理由是:工具性只是语文在社会运用上的属性，并不是语文发生论上的属性。在工具论的指导下，语文教学变成了一种遵循逻辑思维法则的理科教育程式，它把语文分解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些抽象的东西，结果导致语文学科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严重流失，这一点笔者木用赘述。第二个命题正是本文所要着重展开阐述的观点。为求从根本上加以论证，笔者以主体性教育这一教育思想为逻辑起点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理论前提 要弄清楚主体性教育，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主体、主体性。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主体性就是主体的特性，即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客体能动地认识和改造的特性。主体性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自觉性，指人不同于动物的意识特性，即人把他同自己的关系、同他人的关系、同自然的关系变成主客体关系。二是自主性或能动性，它是人的活动特性，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志和能力。因而可以说，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特性。 主体性从内容上又可分为主体意识、主体能力、主体人格。主体意识是作为认识和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对于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性的观念表现;主体能力是“主体能动地驾驭外部世界对其才能实际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能力”，“主体人格”是指主体的情感、意志、灵感、信念等的因素。主体能力与主体人格是主体性的现实表现。实际上，具不具备主体意识也是主体人格的一个方面，因而本文为论述需要将前述“主体意识”、“主体人格”统称为“主体人格”，以指称主体的精神情感状态。 前面我们谈到人的本质特征即人的主体性，而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教育学即人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教育理论家提出了主体性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把人培养成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教育应以“培育人的主体性为最高任务”，也就是要培养人的主体人格、主体能力。这便是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基本含义。 主体性教育思想与我国历来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素质教育理论是一致的。教育理论家王策三曾这样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是要发展人的主体性。主体性，这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主体性，它集中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和个性特征，是身、心或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的综合表现。” “主体性强的人，就是在客体面前拥有主动权和思想的人。”既如此，主体性教育思想可以被看作教育活动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依此推导，主体性教育思想也应该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指导思想，语文教学的性质也应该以主体性教育思想为根本出发点，并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加以确定。 二、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现实要求—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进行人文教育 (一)社会进步需要唤醒、培养人的主体精神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日益广泛的应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使人类社会一下子从工具时代跃进到信息时代。科技作为最富有革命性的生产力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提供了日益众多的方便和享受。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祸患。如原子能可以用于来发电、医疗，也可以大规模地杀伤人类以致毁灭人类;克隆技术可以在医学和生物遗传工程上产生重大作用，但若用于复制人类，则将是人类的灾难;计算机有利于贮存、搜集、传播信息，也可以被用来不良信息，或利用计算机犯罪。同时，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固然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产生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气候环境的急剧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物种消失、人口膨胀、贫富差距拉大、战争频仍。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和不安。 同样，经济发展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为市场经济遵循利益原则，当这种利益原则无限制地渗透到人类的意义世界时，就会造成道德失范，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就是典型表现。这一点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法制不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尚未建立，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贪污贿赂屡禁不止，偷盗、抢劫、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甚嚣尘上，一些犯罪分子十分猖狂，他们为着能有钱，过上享乐生活，而疯狂劫掠国家和他人财产，甚至视人命如草芥，滥施暴力，滥杀无辜，耳目所及不乏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良知泯灭、人性丧失的事实，少数人对生命的践踏和漠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以上事实表明，科技的进步在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下，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甚至会走向人类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人在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面前的主体地位的危机，主体精神的沦丧;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道德观念的混乱，美好人性、人格受损，人在物质欲望面前，无法从容应对，把持自己，同样会丧失人的主体性。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唤醒和培养人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使人成为人。 (二)培养主体人格必须依靠人文教育 首先应弄清楚主体人格、主体精神属于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核心要素，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必要弄清楚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发展脉络。在西方，人文精神是个发展的概念，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十分丰富，儒家、道家或强调道德体验与践行，或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其影响也十分深远。有学者根据中西人文精神传统，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解释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对万事万物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第二，追求完人理想和精神文化品格。第三，当代人文精神重视价值观念，提高文化意识和人格修养。由此可见，人的主体精神可以看作人文精神的核心成分。 而人文精神的教育就是人文教育或说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甚至落脚点，因而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必然可以培养他们的主体精神、主体人格。 同时也应看到，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也只有或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因为进行人文教育所依据的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科学)不同，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人文学科总要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人文学科所依据的理念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相反科学技术可以提供强大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情感寄托、伦理要求和终极关怀等的需求，即无法提供人类区别于禽兽的“价值理性”。总之，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和意义体系，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谐，人类个体趋向完善。而自然科学却做不到。 因此我们说，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主要依靠人文教育。在各阶段教育中应当加强人文教育，应当有学科承担人文教育重任。 三、语文承担人文教育的学科内容依据和学科分工依据 (一)语文、语言的本质是人文 各学科中语文在对学生实施人文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语文的内容—语言、言语本质就是人文。对此，西方语言学家都有过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工具，而是人与存在相属的领域，因而具有真正主体性的意义，即“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灵。”语言的作用是普遍的，它包容一切，人类面对的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世界对人而言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言说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理解力的界限，语言作用的这种普遍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具有无限的内容。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工具”，那么没有一种工具如此包容一切，甚至会把人的全部理性也包容其中。 在我国，语文教育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人。早在1993年，特级教师韩军就说:“语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人本身，是人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体;不仅仅是‘器’、‘用’，还是‘道’、‘体’，它满足主体情感，充满人生体验，因而人文精神是语言的基本属性。” (二)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功能定位 从前述我们对语文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语文应当而且可以进行人文教育。但并不能完全由此推导出语文的学科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如果对学科布局特别是语文在学科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还是认识不到甚或否认这一点的。所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还有必要考察语文在学科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应当说学科性质是人们依据学科内容、学科目的而对学科功能的界定。语文课的内容即语言、言语具有人文性，顺理成章它具有人文教育功能。目前所要厘定的是人文教育是否应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或者说在目前各学科中人文教育是否主要由语文来承担，从而使人文教育成为语文的主要功能。这必须从语文与相关学科(即同样具有人文教育性的政治、历史)的比较中作出回答。第一，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不是人文教育功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学科的大致分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学科领域，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神学等领域，它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引导。从目前所开设的政治学科的内容来看，有哲学、政治、法律等基本知识，可见其中主要是社会科学内容，作为人文学科的内容只有哲学常识一项。因而，可以说政治学科主要承担的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现象和规律的功能，而不是人文教育功能。 第二，语文和历史承担着人文教育的不同侧面。虽然文史在内容上相融相通，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所起作用之间，语文承担着核心的方面，起更主要的作用。就人文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人文知识、人文情感、人文态度、人文价值取向。故人文教育包括人文知识教育、人文情感体验、人文态度辨析、人文价值取舍。历史重在历史事实的陈述、历史演进的逻辑梳理、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即重在事，即使涉及人，也只是评述人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和影响，故历史重在人文知识教育。而语文重在人，重在面对某种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舍。历史所传授的人文知识对人文精神的形成可以起铺垫作用，而语文教育所涉及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其实质就是人文精神。当然历史也有态度和价值观培养问题，但它范围狭窄得多，它偏重社会历史态度和社会历史价值观，如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唯物史观、科学世界观以及民主、法治价值观等等。另一方面，语文和历史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的不同使它们在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历史多运用抽象思维的方式，以理性的语言来表述社会历史价值观，而语文运用的却是情感性语言，形象思维的语言，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而非大众习用的“公共话语”或学术语言，它对学生特别是形象思维占主导，情感异常活跃的学生来说，其影响比其他学科要更加强烈、深刻和持久，更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成长。所以，在各阶段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任务主要应由语文来承担。 当然，我们说人文教育任务主要由语文承担，不能因此否定历史也主要承担人文教育任务。所以也有必要以相应的概念来区分历史和语文进行人文教育的侧面和重心的不同，而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故不引申。 四、结论: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综合以上分析，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的主体人格方面来看，应加强人文教育;而从语文的学科内容和学科功能分工来看，语文应主要承担人文教育重任。因而，我们说语文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工具性是语文的基础属性。语文的人文教育性旨在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从而培养人的价值理性，工具性旨在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从而培养人的工具理性。 回应前面我们谈到的主体性教育问题，我们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大学教育也不例外，也应该有完整的主体性教育构成。可以说，语文的工具性与数理化等学科，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能力;而语文的人文教育性与政、史的一部分一起用以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两者结合培养学生完整的主体性。前者旨在培养人的工具理性，后者旨在培养人的价值理性，从而把学生塑造成完整、健全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是完整的人的教育，才算完成了主体性教育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说，语文学科的根本特性是人文教育性。 语文学科论文: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实践与认识 ——《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教学例谈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课程的整合”正成为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一个新视点。本文通过对网络环境下《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课例的实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讨基于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认识。 【关键词】信息技术 语文 整合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拓展人类能力的创造性工具。为了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国家大力提倡信息技术与其他课程的整合，整体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新课程实施背景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有机整合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信息技术与初中语文学科整合教学，就是以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自然地、恰如其分地融合到初中语文这一学科的教学活动中，运用到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中，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优化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对初中语文教学中新的师生关系定位，课堂与课外之间的新型关系等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以八年级语文《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的教学实践为例，结合网络化教学理论和传统课堂教学体验，就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利用网络拓宽信息渠道，丰富教学资料来源 在网络信息时代，教学中的教材不再是单一、固定、陈旧的文字材料。它可以是多样化、个体化、更新更快的多媒体支持下的超文本。通过信息网络，可以使教学涉及到的一些事物、现象等现实生活中学生积累不多的、比较贫乏的都可生动地、具体地、直观地再现出来。在短时间内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为他们的合理猜测、推理提供帮助，可使学生的学习更加多姿多彩，使教材“活”起来、丰富起来。 二 、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的网络环境，优化学生的认知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认知工具功能，使学生能够借助信息技术，通过积极参与，获得充分的感知信息，激活思维、想象，引导分析、抽象、综合，促使理解、内化、转化，产生意义建构，从而促进了学生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认知方式大大改善。 利用信息网络，创设和展示有意义的情境开展教学。多媒体网络具有对文字、符号、语言、声音、 图形、动画以及视频图像等进行实时处理，变成图、文、声三位一体直接输出的功能。它所创设情境的真实性、形象性、趣味性是其它媒体与手段无法媲美的。以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为例，学生事先对热带雨林的了解十分有限。教学中，教师利用局域网优势，引导学生通过资源共享，在本地电脑中调用了大量环境优美、特产丰富的热带雨林多媒体资料，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被迅速激发，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学习兴趣的激发，催发了学生学习活动的内部动机，他们迫切地想去探索、去发现雨林的奥秘。在讲述雨林的毁灭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灾难时，则让学生细细观看洪水泛滥、风暴侵袭、疫病流行的等灾难场面……这些触声、光、色、形于一体的情景，把一个个枯燥的文字符号，转换成了一幅幅形象而又动感的画面。这些画面牢牢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更帮助学生加深了对文字语言的理解，使得他们能更为投入地参与学习。 通过让学生利用网络平台创作电子作品，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以八年级语文《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拓展部分教学为例，我们引导学生都将所收集的信息制成演示文稿，可以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页面），也可以是复杂的（内容丰富、有多项链接），然后组织信息技能强的同学制作《保护环境、关爱生命》网站。根据演示文稿与学生网站提供的信息，同学们创作公益广告、环保漫画、环保倡议书等；每篇作品也均制成简单的小报在网上“发表”。这些电子作品的制作既满足了学生自我实现的愿望又完成了语文学习分析、抽象、综合，理解、内化、转化的任务。 利用虚拟现实构建模拟环境，也是改善学生认知方式的重要途径。在进行《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时，我们针对学生易受声音、图像所给予的感官刺激这一心理特点，从多角度挖掘他们的潜能及兴趣，以达到“自我激活”的效果。整堂课应用信息技术，把雨林被毁影片和雨林被毁造成的灾难图片组合成触目惊心、令人震惊的虚拟世界，来不断唤起和维持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不仅如此，课件中还设计了不少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环节，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不断递进，学生真正认识了雨林的重要性，从而深入感悟课文重点句“如果将雨林完全毁灭，到下世纪中叶，地球很可能会经历第6次大规模灭绝”的含义。 三 、运用网络改善师生交流环境 信息技术作为最先进的教学媒体，优于其它任何教学媒体的最显着特点是交互性。有了交互性，就能及时地反馈信息，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交流，营造协作式学习氛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信息技术作为交流工具的巨大作用。 利用网络教室内联网的优势，通过资源共享互相调用来达到师生、生生互相交流的目的。例如：在《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拓展部分教学时，要求学生写有关环境保护的短文，学生完成的习作在网络上，教师引导学生读同学的文章，帮着同学把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修改的地方使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加以区别或引起作者注意。教师再利用多媒体的转换手段将学生中典型文章提供给学生，让大家看同一篇文章，面对同一个问题，师生共同参与评议、修改，共同鉴赏佳作。经过示范性评改后的自我完善，教师又可以引导学生调用伙伴的作品进行欣赏、评价；接着，教师指名学生独立表述评改意见，同时进行又一次转播。网络的即时交流优势，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作文水平，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交流的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电子公告板，即 QQ 板方式。以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为例，在教学过程基本结束时，教师请学生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更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学生思维活跃，交流欲望强烈，人人想表达。传统课堂教学根本无法开展大面积交流，而 QQ 板的应用使得每一名学生都有了亮出自己观点的机会。 此外，还可以应用论坛进行师生、生生互动交流。如《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这一课教学完成后，我组织学生在校园网的论坛上，就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进行讨论、并发起投票。这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更为开放的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思考精神。 四 、通过网络平台实施个别化教学 运用网络环境构建的平台，对于实施个别化教学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传统教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学生可以依据其自身的兴趣特点选择学习内容，可以依据其自身的能力水平自定学习速度，从而使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实现有差异的发展。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和个别化得到充分的体现，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例如教学《雨林的毁灭——世界性灾难》一课。在多媒体网络教室里，学生面对电子课本既可以戴上耳机，边看图，边听录音阅读课文；也可以点击某个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通过“小助手”的提示来解决问题；或者自由地点击有关热带雨林的网站，利用网上资源了解雨林的重要性，结合课文查看雨林被破坏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灾难；学生既可以通过课件及时获取反馈和帮助信息，也可以随时通过局域网控制系统进行提问和发言，与师生进行交流……总之，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的主动权在学生手中，学生不必按某个固定的顺序来学习，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自主安排学习的速度、顺序和难易程度。另外，由于学生的学习进程是自己确定的，练习层次也是自己选择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没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内心充满了自信。在学习中，他们真正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总之，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旨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体化的优势，以信息技术为工具，以网络为资源，给课堂教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教学形式，优化教学过程，从而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倡导和探索信息技术和语文学科整合的教学，抢占这一“制高点”，让网络更好地为教育服务，让我们的教育更好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语文学科论文: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科整合初探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是当前最先进的最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而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素质提高之本，应该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以更有效地施行教育这一活动，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更高的科技水平。所以信息技术与学科的整合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李天顺在《落实‘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进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说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核心，是改革教育模式，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重要途径。” 信息技术是教学多要素、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科学化、艺术化、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又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实现教学科学的艺术化和教学艺术的科学化的完美融合。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初探 （一）、高中语文与信息技术整合的必然性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但具有工具性、人文性，而且与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密切，涉及范围广，实践性很强，高中语文课程更是强调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并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基于这一目标，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不适应语文教学发展的要求，也与社会发展相脱节。按新课程语文教学理念，语文课程重在实践，要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要求。但传统的教法：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学习少了主动性和自主性，学习学得被动，对语文学习缺乏创新精神。现在新的教学策略、教学方式是让学生自己学、主动学，老师主要是“导”，以体现高中语文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培养高中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实现素质教育，而语文课程的革新与现代化，必须要求相应的教学工具、教学途径也现代化、科学化，信息技术作为最广泛最先进的科技，它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必选无疑的。因为在信息技术的环境下 ，学生能更好地学语文，用语文，使语文教学与日常生活更贴近，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如语文口语训练，高中语文课本的每一单元都设有口语练习。就拿演讲训练来说吧，听名人的演讲，用传统的工具，学生只能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是种远听而不可近视的感觉，不能引发学生较浓厚的兴趣。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就不同了，学生除了听到演讲者的声音外，还能看到演讲者的动作、神态和表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受到感染，从而激发内心对演讲的兴趣和欲望，达到主动训练的目的。所以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学的整合是势在必行的！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整合的内容和意义。 信息技术和高中语文的整合，可以从两方面探讨： 1、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工具和学科相融，就如传统的“粉笔＋黑板”，作为传授知识的工具。 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用得最广的是多媒体和互联网的运用，因为它们具有图、文、声、像并茂的特点及独有的系统功能。教学中与语文整合，可使计算机的视、听功能全部展现出来，打破传统媒体的“线性限制”，以随机性、灵活性、全方位、整体化的方式把语文知识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如学习《神奇的极光》一课，对什么是极光，极光的形、色如何，只看文字，显得有点枯燥无味，印象也不能深刻。这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和网络播放极光的影像，让学生直接观看极光的形、色及极光发生的过程，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探讨极光发生的原理，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课文。而网络的运用，可拓宽思维空间，学生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唾手可得自己想要的材料。如课文的写作背景、作者的生平思想等，这就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及审美能力。 在高中教本中，有许多文质兼美的经典传世之作，如《兰亭集序》、《项脊轩志》、《腾王阁序》、《阿房宫赋》、唐诗、宋词、元曲、《荷塘月色》、《再别康桥》、《世界最美的坟墓》、《断臂的维纳斯》等等，对这些古今中外的诗词文赋，要进行咀嚼鉴赏，品味其中的美，美的氛围和背景是不可少的，但传统的教学，只能在局部应用音乐来渲染，利用图像来显示，运用文字来诠释，却不容易把它们有机地结合，且费时费劲，收效甚微，而用网络的超时空性，下载适合的声音和图像，利用多媒体链接，会令意境全出。在美的氛围中更能体味文本的内涵和美，这是一种惬意的、赏心悦目的教学境界，一种教学艺术化和教学科学化完美结合的体验。在这种境界中，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怎么会不提高呢？学习语文的兴趣怎么会不大增呢？ 这点在讲唐诗宋词时就很明显，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但毕竟是年代久远的东西，学生较难深刻地领会诗词的意境美和把握诗人的写作风格，如果以信息技术作工具就不同了。如讲教杜甫诗歌时，我就利用了多媒体和网络，因为现代语文教学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重视情感的感悟和熏陶，重视语文运用能力和语感的培养。所以在讲课前做了个关于杜甫生平和思想的课件，通过音乐和画面让学生像看电视一样从感观上的听、看来感受杜甫的生平，了解杜甫的思想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再通过画面想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会是如何呢？在回答问题前，让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有关杜甫的资料，引导学生自动、自主地学习，之后，经过讨论，整理资料，然后对照作品，通过理性分析，更深刻地领会杜甫诗歌的思想风格。这样由感性到理性，一方面使学生得到情感的感悟和熏陶，并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对杜甫这一诗人和他的作品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搜集材料，分析资料的实践能力，也实现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和老师在教学中“导”的地位。 2、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不仅是教学手段、教学工具的更新,更是教学内容的扩展与改革，这就是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另一方面，即信息技术作为教本的辅助内容与课本内容相融，扩大课本知识的外延。 传统的教学，是以课本为中心，虽然也会涉及到课外知识，但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够引导学生学的课外知识很有限。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后就不同了，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就像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的知识有如海洋般的深遂宽广，与语文学科整合，可以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采集到广泛的知识，使学生的阅读面、知识面扩大，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资源结合在一起，更好地学习语文。如在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方面，效果尤为显著。在互联网里，有很多关于写作理论、技巧的文章和众多例文评点，作文课上，老师可以用此来指导学生写作，这样，学生的知识面扩大了，眼界开阔了，积累的素材也多了，这就为写作积聚了基础，有利于学生创作，特别是构思、立意方面的创新。并且，学生还可在互联网中搜集更多例文和评论，广泛地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这点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另外，老师还可以指导学生把自己的作品放到论坛中，让更多的人来评点，给意见，从中得到更好的提议，来提高写作水平。 二、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将给语文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信息化时代的语文教师必须有更高的素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整合，其关键性、现实性在于教师，如果教师对信息技术一窍不通，或只略通一二，那么，教学与信息技术就无从整合，所以，要优化语文教学过程，使教学与信息技术相融，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素养，更新自我知识体系，熟练使用信息技术，使自身知识与社会发展同步。将教学手段、教学观念、教学策略都融进信息技术里，做一个有时代精神的教师，这也是优化语文教学过程的重点，因为一个新型的站在时代尖端的教师，更能吸引住学生，并能以自身的素质去熏陶学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当然，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教学的整合还不完善，不成熟。但相信，信息技术与高中语文教学的整合，更能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 语文学科论文:从哲学角度看语文学科的本质 长期以来，我们都被这样告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体。“在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总的来说，内容居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形式必须适合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必须具有或者必然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形式。”这一哲学理论运用到语文教学中，就是言语内容决定着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这一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似乎也非常吻合：我们说话写文章都是先“情动于衷”再“形之于外”，先有想法、感触再考虑怎么说怎么写。在我们的观念里，内容总是比形式重要。 事实果真如此吗？余应源先生主编的《语文教育学》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哲学命题提出了异议：“其他学科的教学目的、任务，都是立足于言语的内容，言语内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只有语文科与众不同，言语形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这一观点打破了那种看似全面而实质上流于肤浅的庸俗辩证法的观点，发现了“言语作品”与“言语作品教学”的本质差异。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个“事物”，它无疑既有内容又有形式，且必然是内容决定着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但是，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的教学，其对象已不是那个被教学的作品，而是那个作品的教学。作品一旦进入了教学领域，就如同产品进入了流通渠道变为商品一样，其性质和功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事物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与作为一个事件的“教学”的内容与形式，不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在一定的教学环节中，有时可以甚至应该向对方转化，否则，教学就不成其为教学。 鲁迅的小说《故乡》所反映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流露出来的对逝去友情的伤感，对未来美好新生活的希望，均可视为作品的内容；而这篇小说的抒情的语言、对比的写法、插叙的结构等，可以看做是作品的形式。对教学环节以外的人而言，他阅读这篇小说时一般主要关注作品所反映的事实和流露的情感，并可能被深深打动，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而对于教学的人来说，前者固然重要，但他不会仅仅局限于此，而一定会在适当时机把前者作为手段，用来达到对语言技巧和写作方法等形式方面的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说作品的内容成了达到某个教学目的的手段，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 那么，“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是不是关于语文学科本质的一个普遍命题呢？总的来看，这个观点揭示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本质差异，概括了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本质，但在特定的教育阶段和特定的教学环节中，我们不能总是拿抽象出来的认识与每一个具体的现象、要素对号入座，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北师大教授王富仁先生说：“工具性，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没有工具性这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小学阶段学习的不是小学生不知道、不了解的事物，而是让他们掌握文字符号这个工具，以便他们能够读、能够写。但到了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掌握文字符号这个书写工具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教学任务，工具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即使这个工具的问题也是人文的问题。想到写到，想不到便写不到。” 王富仁先生的话涉及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长期以来，语言学界有一种几乎一统天下的观点：“人们不但在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时候运用语言，就是在进行思维、形成思想的时候也要运用语言。所以，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仿佛语言是为思维和思想而存在的，语言是思维和思想的附属物，语言可以从意识中剥离出来。这种说法与哲学上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不谋而合，延伸到语文教育中来，就是思想内容重于言语形式的观念的确立，就是阅读和写作教学中一再强调内容充实、观点正确、思想积极的习惯的形成。 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说：“思维不是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言语中实现出来的。”这里，“表现”与“实现”是有差异的。浙江师大钱望圆先生对此作过生动的解说：“表现”是指用a去展现已经存在的b，a和b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个体；而“实现”则是指随着a的逐步完成，b也随之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一起生成的动态过程。a与b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它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谁也无法离开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对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的关系作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结论——“思想与使用语言乃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他认为既然思想与语言是同一回事，那么一个思想只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形式。修改文章，并不只是为原来的内容换一种言语形式，穿上另一件外衣，事实上，在改变言语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言语的内容，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个说法而意味仍然完全不变的。如郭沫若先生的剧本《屈原》里的一句“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被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不仅仅是改动一个字，其中蕴涵的思想感情也跟着变化了。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好，还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好，这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同时也是意境和内容上的区别。 由此反思，“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或“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肤浅的和不恰当的，因为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语言运用的结果就是思想本身，二者不存在谁先谁后和谁主谁次的关系。钱望圆先生说：“我们可以从自己居住的房间里走出来，站在房间外审视房间的一切，但我们无法从语言的世界里抽身出来反视语言的一切，就像我们无法从自己的身体里走出来观察自己一样。” 那么我们说话写文章为什么是先有思想感情等内容要表达，再考虑怎样表达这个形式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一定环境的刺激下，人们首先会产生一种表达的欲望或意向，但这时意识犹如一团飘浮不定的云雾，还不能称之为内容；后来这飘浮不定的意识云雾逐渐被注意，并在语词的不断介入下，逐渐清晰起来，最终成为真正的思想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言语内容）明确之际，就是怎样表达（言语形式）的完成之时。索绪尔早就指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可见，言语内容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着，等着穿上言语形式的外衣，而是与言语形式同时生长直至最终完成的。语言和工具的根本不同点是，后者始终客观地存在于人之外，语言则在人之内，就是人本身，即使已经通过人为的手段被物质化和外化了的语言也是如此。 上述分析拿到教育实践中来印证，在学生的整个知识建构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而是“形式重于内容”；后续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内容没有形式”，而是“内容重于形式”。比如教小学生“地球是圆的”这句话，孩子虽然也学习了“地球是圆的”这条地理知识（言语内容），但这条知识的含义在孩子的头脑中是模糊的，不可能非常精确，远没有“地球”“是”“圆的”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这个句子结构（言语形式）来得重要。教高中生“劳动创造语言”这句话，学生虽然也学习了“劳动”“创造”“语言”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宾语”这个句式（言语形式），但相比之下，远没有学习“劳动创造语言”这个唯物主义观点（言语内容）来得重要。在每一个阶段的初始环节与后续环节，也有类似情形，即先是形式重于内容，后是内容重于形式，或者说先是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后是人文性因素重于工具性因素。比如教高一学生怎样阅读理解，教高二学生怎样鉴赏文学作品，我们首先就得把关于阅读理解和鉴赏评价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作为知识陈述给他们，再为他们创设足够的迁移情境，让他们不断地训练巩固，直至内化为稳定的语文能力。起初这些方法和技巧可能是极具功利色彩或工具性的，但却非常重要，训练掌握它们是为了学生今后能够独立、成功和高效地解读作品，最终获得知识和受到熏陶。如果一开始就架空讲人文性的东西而不讲工具性的东西，那么人文性的东西再重要也难以落实。只有当我们在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一个环节的教学中，循序渐进和踏踏实实地帮助学生实现了从言语形式到言语内容、从工具性到人文性的不断跃进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教育才发生了预期的效果，我们的教育才不会白费劲，我们的教育才可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教育。王富仁先生说：“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工具性是主导的，人文性应融化到工具性中，而到了中学语文教学中，人文性就成了主导的，工具性应融化到人文性中。”这个论断从总体上把握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科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归纳为：教育的初始阶段和初始环节，言语形式重于言语内容，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随着教育进程的向前推进，言语内容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言语形式，人文性因素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工具性因素。从语文教育的全程看，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在总体呈动态平衡的态势中互补、转化和整合。 可见，语文学科并不是“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多元层级系统，它的底层是工具性的，它的上层是人文性的；它的初期是工具性的，它的后期是人文性的。语文教育首先要解决工具性、技术性和知识性的问题，要使学生具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解决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涵养的问题、人格的问题、精神的问题等，即人文的问题。工具性因素是人文性因素的前提和基础，人文性因素是工具性因素的升华和归宿。没有落实工具性，人文性全是一纸空文；不讲人文性，工具性也无法实现。我们坚持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因为这是语文学科与其他所有学科根本不同的地方，是语文立科之本；我们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因为这不仅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而且是语言与意识的同一关系决定的。工具性使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人文性使语文学科的独特价值得以实现。 一言以蔽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动态平衡与互补整合就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 语文学科论文:谈初中语文学科的美育教育 作为一种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进行美育的发掘与渗透，是初中美育教育的一种途径和重要园地。它对激发学生美好的思想情操，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等足多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不仅能激发学生美好的爱国热情，还能加强对生活、对亲情、友情等更深层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指导学生“赏美”，欣赏艺术美 1． 语言美。 高尔基说: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可见,精美的语言多么重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语言都朴实清新,精美生动,读来令人陶醉其中,余味无穷。发掘文中的语言美还要关注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因为这也是使文章语言更见活力、情趣盎然的重要因素。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就运用了许多精彩动人的修辞手法,他笔下淡淡的月光、田田的荷叶、脉脉的流水、袅娜的荷花、漂浮的轻雾，笔墨不多,而光、影、声、色俱在眼前,绘出了一幅空灵的荷塘月色图。可见,只要充分发掘文中的语言美,就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音乐美。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字、一把是音符。柏拉图也曾说过: 灵魂应该用音乐进行教育。音乐,被人们称之为心灵的语言!,就是因为音乐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利用音乐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性情,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促使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3．绘画美。 语文文本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常引起我们美的遐思。孙犁的荷花淀在开头部分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月夜荷香图;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生动、细腻地描绘了雨中泰山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冬天之美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有着缤纷迷人色彩的乡村冬天之美!把美的内容溶入到语文教学中,把学生引进美的境界中去,让他们张开理想之帆,驰骋在美的海洋之中,去发现美、创造美。因为惟有审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引导学生“辨丑”，鉴赏形象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美是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美和形象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形象就谈不上美和美感，如窦娥冤中窦娥等悲剧人物形象，由于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从而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她的勇气震撼了世界《巴黎圣母院》那个外貌奇丑的打钟人，由于他的心灵洁白无暇，他的形象在人的心目中却永远是美的。 但是，是否文学作品中的丑角就没有欣赏的价值, 就不美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的外表是恍若神妃仙子，但内心歹毒，阴险狡猾!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无恶不作，有谁说她美呢？ 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等喜剧人物形象会让读者怒目痛斥，说不出他们形象的美，然而，尽管他们是丑恶的!但在艺术美中也可以转化为肯定性的审美价值! 正如果戈里说的“难道对卑鄙无耻的人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也就在描绘诚实的人的形象吗, 在一个天才的手中，一切都可以成为达到美的工具!如果只要善于驾驭服务于美的高尚思想的话。”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评鉴文章中的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体会他们的形象美，领悟作者美的艺术手法，就能启迪学生美好的心灵，使之受到美的教育。 带领学生“入境”，体验情感美 美育是心灵的体操，美的典型具有榜样的力量和诱导的魅力。艺术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包含着浓烈的审美情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力求创造传情的感染气氛陶冶学生，让作品所展示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去打开他们心灵的大门，在沁人心腑的美的熏染中感化学生，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如围绕爱国主义的旋律谱写的不少感人肺腑的赞歌，就是极好的教学范文。我国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少诗文，慷慨悲壮，充满抗战的激情。他的《“指南录”后序》追叙了作者在国家危急关头，出身抗敌，舌战群魔的英雄气概，以及逃归中备受艰辛，九死一生的顽强斗志，深厚的爱国激情贯穿全篇。例如课文中的第四段按时间顺序历数十八次自以当死竟不死的“非人世所堪”，一连串排比句语气紧迫，真切地概括了一个接着一个“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十八个镜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读罢这篇《后序》，再齐声背诵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真是回肠荡气，不禁掩卷长叹，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纯正情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的目的。 指导学生“悟神”，领略意蕴美 文学作品除了美育的愉悦、情感的感染作用外，还具有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它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社会生活人生的画面，帮助人生掌握和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启迪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在欣赏中领悟到某种生活的哲理。因此，注意发掘文学作品中所含的生活内涵，用深刻的，能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图景所蕴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义，给学生以深深地启示，从而使学生获得强烈飞美景，是学生得到美感。例如在教阿 q 正传时我用启发式提问激发学生去审美阿 q 这个人物，鲁迅借阿 q 骂谁呢，什么叫阿 q 精神，什么叫精神胜利法，有疑问学生会以审美的兴趣去挖掘文章深层内涵，就会自觉地多次地体验意会最后移情到自己和周围。这样学习自是别有一番美味在心头了。 《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当代语文教师，应该懂得一些美学知识，把美育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始终，通过审美的过程，影响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她们逐渐树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素质教育 语文是思维表达的工具、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交际能力的依托。语文素质是人的素质构成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人成才的主要制约因素。作为义务教育的基础学科，初中语文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搞好初中语文教学，对于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对于学好其他学科、发展个性和特长，对于提高民族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语文素质教育具体包括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开发语文智力、塑造语文人格等。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应如何有机地实施素质教育呢? 一、趣味导学，情境教学，开发智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分析，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兴趣学习的，对学习一旦产生兴趣，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趣味导学、情境教学尤为重要。 “趣味导学”就是导入新课要有趣味性。要求教师要根据课文内容采用多种方式导入新课，可以提问，设计疑点启发思维；可以引用诗词、成语、名言警句、寓言故事等，激发兴趣，丰富知识；可以运用图片、实物、标本、音像等非语言手段，引起好奇，激发求知欲。在教学散文《济南的冬天》时，我先出示一幅北方严冬时的图片，顺藤摸瓜让学生说出心中的冬天是什么样的？再由教师将话题引到《济南的冬天》上，学生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这样，在课的一开始就使学生进入了最佳的学习情境，达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激起学生求知欲望的目的，使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起来，而且为学生总结南方和北方冬天的不同特点做了铺垫。一节好课光有良好的开端是远远不够的，教学方法的灵活多样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授课的经过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教师根据不同的课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达到顶点，使师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达到最佳配合状态。 二、扩展视野，陶冶情操。 要想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不但要向课堂要质量，而且要把学生的视野引向课外，让学生到课外去汲取营养，丰富知识，开阔眼界。 首先，让学生读名著，写感想。有目的的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作读书笔记，写读后感，定期进行交流，培养学生文学素养。其次，读生活，发感慨。让学生有选择地看电视报纸，培养学生从小关心时事，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关心教育，为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要求学生写生活小记，记下平时生活中带来的教训、收获，并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再次，读自然，谈发现。观察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在大自然的美景中留下足迹，或诗、或文、或画，用大自然的清纯、美妙陶冶情操，活跃思维，丰富想象，培养创造力。 通过这些尝试，学生们慢慢地学会了思考生活、品味生活，而且能够从生活中摘取精华、塑造自我。 三、多引导，巧训练，培养写作能力。 课内的趣味教学和课外的扩展视野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课内外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体现语文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素质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语文教师要善于结合好课内和课外的相关内容，培养学生的各种语文能力。 一是培养阅读能力。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和认真阅读的习惯。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从兴趣、习惯、方法等诸多因素去激励学生全身心地、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 二是培养阅读习惯。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形成阅读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良好的阅读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成为个人的宝贵财富，终身受用。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注意对学生进行阅读习惯的培养。 三是教给阅读方法。阅读的教学关键是方法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善于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学生便能形成能力，去自主地学习。例如议论文是学生学习的一个难点，教学时教师要先让学生反复阅读文章，找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分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让学生自己根据文章内容组织语言答题。通过将这种类型的题进行分解教学，学生了解了答题的思路，掌握了这类题的阅读方法，能够做到无论何时阅读，都不用再等教师教，使阅读能力得到了提高。 总而言之，语文教师要以“主动、开放”的心态，去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使语文课堂教学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阵地，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够享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品尝到语文给他们带来的无限的精神激励和鼓舞。这样，学生就会自主地去拥抱语文，学生的素质才能有所提高。 语文学科论文:小学语文学科中渗透心理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们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努力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人才素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表现意识等方面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尤其是随着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活节奏的加快，学习竞争压力增大，新旧观念不断撞击，各种新现象、新矛盾纷至沓来，使如今的小学生，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的机会增多。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十分严峻，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1.情感的理解 心理过程泛指心理操作的加工程序，包括心理事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加工过程。在心理学上，通常把认知活动、情绪活动和意志活动统称为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是指人们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情绪过程是人对待他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人和自己的态度体验；意志过程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设置一定的目的，按计划不断地排除各种障碍，力图达到该目的的心理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认识、情绪与意志活动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受认知活动的影响，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就说明认识对情绪的影响作用；而“知识就是力量”则说明认识对意志活动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也影响认知活动。积极的情感，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能推动人的认知活动，相反，消极的情绪，萎靡不振，畏难苟安就会阻碍人的认知活动。再者，情绪和意志两者也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 2.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作用 古今中外教育家历来都十分重视教学中情感的心理作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学科，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一。而无论是从工具性还是从人文角度考虑，语文教学中都离不开情感教育。因为情感和态度教学不只是思想品德课的任务，学校各门学科都包含着这方面的任务，因为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的任何知识、技能或行为、习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价值标准。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关注学生“全人”的发展。即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翻开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些文质兼优的名家名篇中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亲友、对大自然的深挚情谊，字里行间洋溢着或优美典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在这些文字作品中，我们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而必须要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阿拉伯数字和x、y无论经过怎样巧妙的 组合，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之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教语文就是要让学生“披文以入情”，在“情”的熏陶、冲击、融会之中，身临其境，方能“沿波讨源”达到“其言皆出于吾之口，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的境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都是情感信息的传递，并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引起学生的共鸣，乃至是情感扩散、泛化，实现情感的积极迁移，这一切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让学生感知、理解、记忆和运用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应伴随着种种情感活动，感之愈深，知之愈多。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在这个土壤上。” 3.情感教育的实际运用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老师通过富有情感的教学，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激发、培养学生的真挚情感。鉴于此，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语文新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体现文道统一的实质。 以小学六年级课文《最后一课》为例，阐述在进行该文的教学时，可以将心理教育很好地渗透到语文实际教学中去。 在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时我的体会是：要善于用教材中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要十分重视发挥课文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用课文所使用的语言，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最后一课》是一篇充满了强烈抒情笔调的文章，是一首爱国主义的交响曲，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文中倾泻着，作者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在闪耀着。为了使学生对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爱国主义思想”直接有所领会，教师可紧紧抓住课文中所使用的形象而幽默的语言：“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小弗郎士对鸽子叫声所引起的联想，是他嘲笑普鲁士侵略者强迫他们学德语的愚蠢。通过这些语言，引导学生直接体会人民对敌人的鄙视、讽刺、嘲笑。 总之，在《背影》一课教学中，和学生一同思考、讨论、交流，一同欢乐，引导学生审视多种知识，人物，事件的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与学生感受真情教育，共享人文关怀。 语文学科论文:小学语文学科融入心理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我们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努力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人才素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他们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表现意识等方面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尤其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学习竞争压力增大，新旧观念不断撞击，各种新现象、新矛盾纷至沓来，使如今的小学生，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心理障碍和精神疾患的机会增多。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十分严峻，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1.情感的理解 心理过程泛指心理操作的加工程序，包括心理事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加工过程。在心理学上，通常把认知活动、情绪活动和意志活动统称为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是指人们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情绪过程是人对待他所认识的事物、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人和自己的态度体验；意志过程是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设置一定的目的，按计划不断地排除各种障碍，力图达到该目的的心理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认识、情绪与意志活动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受认知活动的影响，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就说明认识对情绪的影响作用；而“知识就是力量”则说明认识对意志活动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的情绪活动和意志也影响认知活动。积极的情感，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能推动人的认知活动，相反，消极的情，萎靡不振，畏难苟安就会阻碍人的认知活动。再者，情绪和意志两者也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 2.语文教学中的情感作用 古今中外教育家历来都十分重视教学中情感的心理作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学科，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y一。而无论是从工具性还是从人文角度考虑，语文教学中都离不开情感教育。因为情感和态度教学不只是思想品德课的任务，学校各门学科都包含着这方面的任务，因为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的任何知识、技能或行为、习惯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价值标准。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课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关注学生“全人”的发展。即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的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翻开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些文质兼优的名家名篇中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亲友、对大自然的深挚情谊，字里行间洋溢着或优美典雅、或清丽委婉、或崇高悲壮的美感。因此，在这些文字作品中，我们不能仅仅传授语文知识，而必须要进行情感传递和情感教育。阿拉伯数字和X、Y无论经过怎样巧妙的组合，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心雕龙》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之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教语文就是要让学生“披文以入情”，在“情”的熏陶、冲击、融会之中，身临其境，方能“沿波讨源”达到“其言皆出于吾之口，其意皆出于吾之心”的境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都是情感信息的传递，并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引起学生的共鸣，乃至是情感扩散、泛化，实现情感的积极迁移，这一切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使让学生感知、理解、记忆和运用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应伴随着种种情感活动，感之愈深，知之愈多。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在这个土壤上。” 3.情感教育的实际运用 语文是一块充满情感的天地，语文教材中那些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给学生提供了真善美的标准，老师通过富有情感的教学，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激发、培养学生的真挚情感。鉴于此，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充分利用语文新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产生爱祖国、爱自然、爱生活的真挚感情。体现文道统一的实质。 以小学六年级课文《最后一课》为例，阐述在进行该文的教学时，可以将心理教育很好地渗透到语文实际教学中去。 在教学都德的《最后一课》时我的体会是：要善于用教材中的语言激发学生的情感，要十分重视发挥课文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用课文所使用的语言，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爱好。《最后一课》是一篇充满了强烈抒情笔调的文章，是一首爱国主义的交响曲，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文中倾泻着，作者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在闪耀着。为了使学生对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爱国主义思想”直接有所领会，教师可紧紧抓住课文中所使用的形象而幽默的语言：“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小弗郎士对鸽子叫声所引起的联想，是他嘲笑普鲁士侵略者强迫他们学德语的愚蠢。通过这些语言，引导学生直接体会人民对敌人的鄙视、讽刺、嘲笑。讲到这里，教师可满怀深情地、缓缓地范读：“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学生将会被这些语言所感动。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集体朗读，让他们进一步体会韩麦尔先生与小弗郎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师应努力发挥教材语言所特有的感染力，这样，通过师生情感的交流，充分利用“形象”的力量来激发学生的理智感、道德感和审美感，使学生受到心灵上的撞击，激发学生对祖国对祖国语言的热爱之情。成功的教学，教师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应该象高明的琴师一样，在学生的心弦上弹拨出动人的乐章。 又如在教学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一课时让学生感悟孝心，并用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恩情，帮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背影》是一篇著名的散文，它写出了真挚与至诚的亲子之情，这种亲子之情，反映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上，体现了作者精巧的构思，它是展示人物形象本质特征的最佳表现角度。由于祖母去世，父亲失业，家境颓败，父亲以为自己“大去之期不远”，不知以后还会发生什么祸害，这都是人生莫大痛苦，再加上灰暗社会的世态，所以作者抓住人物形象的一个本质特征“背影”这一最佳表现角度，它是文章丰厚意蕴的“承载点”。背影刻下了父亲饱经忧患，半生潦倒的印记，背影表现出父亲对儿子深挚的爱，背影是依依惜别最后留给儿子的印象，最集中，最深刻表现文章的思想感情。 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让学生读完父亲的来信后，想象作者看完信后的心理话。 有的学生： 爸爸，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身体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爸爸，你的爱我已感受，现在我本应在你身边尽孝心，但儿子却回不去…… 爸爸，我现在已理解你的心情，还记得那次吗？你送我去车站，过铁道给我买橘子，而你一个也舍不得吃，我至今难忘你的背影。 这些都说明学生已感悟到作者的孝心了，我又问：“我们以前也曾和父母发生冲突，学完本课后你想对父母说什么？” 有的学生： 我想和父亲说声对不起。 我想和爸爸谈谈心。 我想给父亲写信道歉。 我进一步启发说：那么让我们也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歌颂我们朴实的父亲吧！ 有的学生： 父亲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盏灯，时刻激励着我勇往直前。 父亲是指南针，在大千世界中指引我生活。 父亲是一颗小石子，是我生活中的铺路石，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过得幸福，快乐。 我又趁势启发大家都体会到父爱了，你以后怎样做呢？ 有的学生： 再听父亲的唠叨，我不顶撞了，也不嫌烦了，回去要多帮爸爸干活儿。 我也不会埋怨爸爸不给我买这买那了，虽然我们没有很多钱，但我有更多父爱。 经过这一连串的启发、讨论、交流，学生感悟到作者的孝心，也开始学会用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恩情了。 总之，在《背影》一课教学中，和学生一同思考、讨论、交流，一同欢乐，引导学生审视多种知识，人物，事件的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与学生感受真情教育，共享人文关怀。 语文学科论文:透析初中语文学科的美育教育 作为一种学科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进行美育的发掘与渗透，是初中美育教育的一种途径和重要园地。它对激发学生美好的思想情操，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等足多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不仅能激发学生美好的爱国热情，还能加强对生活、对亲情、友情等更深层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指导学生“赏美”，欣赏艺术美 1．语言美。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可见，精美的语言多么重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语言都朴实清新，精美生动，读来令人陶醉其中，余味无穷。发掘文中的语言美还要关注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因为这也是使文章语言更见活力、情趣盎然的重要因素。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就运用了许多精彩动人的修辞手法，他笔下淡淡的月光、田田的荷叶、脉脉的流水、袅娜的荷花、漂浮的轻雾，笔墨不多，而光、影、声、色俱在眼前，绘出了一幅空灵的荷塘月色图。可见，只要充分发掘文中的语言美，就能使学生受到美的感染，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音乐美。 法国杰出的文学家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字、一把是音符。柏拉图也曾说过:灵魂应该用音乐进行教育。音乐，被人们称之为心灵的语言!，就是因为音乐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利用音乐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能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他们的性情，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促使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3．绘画美。 语文文本中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常引起我们美的遐思。孙犁的荷花淀在开头部分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月夜荷香图;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生动、细腻地描绘了雨中泰山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冬天之美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有着缤纷迷人色彩的乡村冬天之美!把美的内容溶入到语文教学中，把学生引进美的境界中去，让他们张开理想之帆，驰骋在美的海洋之中，去发现美、创造美。因为惟有审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 引导学生“辨丑”，鉴赏形象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形象在美的领域中占着统治地位，美是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美和形象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形象就谈不上美和美感，如窦娥冤中窦娥等悲剧人物形象，由于完善地表现人类灵魂的伟大，从而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温情的赞赏，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喜悦，我们的勇气得到鼓舞，我们的灵魂受到深深的感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她的勇气震撼了世界《巴黎圣母院》那个外貌奇丑的打钟人，由于他的心灵洁白无暇，他的形象在人的心目中却永远是美的。 但是，是否文学作品中的丑角就没有欣赏的价值，就不美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她的外表是恍若神妃仙子，但内心歹毒，阴险狡猾!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无恶不作，有谁说她美呢？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等喜剧人物形象会让读者怒目痛斥，说不出他们形象的美，然而，尽管他们是丑恶的!但在艺术美中也可以转化为肯定性的审美价值!正如果戈里说的“难道对卑鄙无耻的人入木三分的刻画，不也就在描绘诚实的人的形象吗，在一个天才的手中，一切都可以成为达到美的工具!如果只要善于驾驭服务于美的高尚思想的话。”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评鉴文章中的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体会他们的形象美，领悟作者美的艺术手法，就能启迪学生美好的心灵，使之受到美的教育。 带领学生“入境”，体验情感美 美育是心灵的体操，美的典型具有榜样的力量和诱导的魅力。艺术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包含着浓烈的审美情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应力求创造传情的感染气氛陶冶学生，让作品所展示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去打开他们心灵的大门，在沁人心腑的美的熏染中感化学生，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之所憎，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如围绕爱国主义的旋律谱写的不少感人肺腑的赞歌，就是极好的教学范文。我国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不少诗文，慷慨悲壮，充满抗战的激情。他的《“指南录”后序》追叙了作者在国家危急关头，出身抗敌，舌战群魔的英雄气概，以及逃归中备受艰辛，九死一生的顽强斗志，深厚的爱国激情贯穿全篇。例如课文中的第四段按时间顺序历数十八次自以当死竟不死的“非人世所堪”，一连串排比句语气紧迫，真切地概括了一个接着一个“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这十八个镜头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坚贞不屈的斗争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读罢这篇《后序》，再齐声背诵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真是回肠荡气，不禁掩卷长叹，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纯正情感、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的目的。 指导学生“悟神”，领略意蕴美 文学作品除了美育的愉悦、情感的感染作用外，还具有启迪人，教育人的作用，它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社会生活人生的画面，帮助人生掌握和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启迪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在欣赏中领悟到某种生活的哲理。因此，注意发掘文学作品中所含的生活内涵，用深刻的，能震撼人心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图景所蕴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意义，给学生以深深地启示，从而使学生获得强烈飞美景，是学生得到美感。例如在教阿Q正传时我用启发式提问激发学生去审美阿Q这个人物，鲁迅借阿Q骂谁呢，什么叫阿Q精神，什么叫精神胜利法，有疑问学生会以审美的兴趣去挖掘文章深层内涵，就会自觉地多次地体验意会最后移情到自己和周围。这样学习自是别有一番美味在心头了。 《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当代语文教师，应该懂得一些美学知识，把美育贯穿到语文教学的始终，通过审美的过程，影响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发展他们的认识能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她们逐渐树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益智功效 语文学科最根本的性质是其工具性，即要培养学生学习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它对提高小学生的智力水平，发展其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语文学科的益智功能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注意力。主要是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由于语文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的双边活动，因此必须依靠学生的有意注意才能顺利进行。整个教学过程就是教师、学生和教材之间的互动过程，而注意则在其中起到基础作用。小学阶段的学生注意力水平还处于发展性阶段，语文教学过程恰恰可以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文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促进智力的发展。 2.观察力。是指大脑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如通过观察，提高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能力。语文学习中，观察力的培养具有独特的优势。语文学习中的写作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观察能力，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素材中找到自己作文的资料，并结合所学语言文字进行表达。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提供了观察的素材和示范，语文教学过程中应好好把握这一优势，着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3.记忆力。是指识记、保持、再认识和重现客观事物所反映的内容和经验的能力。如果学生所学的知识不能在记忆中贮存，需要时又不能提取，那就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语文教材往往是以单篇课文的形式进行编排，所包含的知识点也比较零碎、分散，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会让学生对一些优美片段进行朗读、背诵和默写等，一方面是要让学生欣赏和模仿这些课文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一过程强化和促进学生记忆力的发展。因此，语文教师往往需要采用整合的方式将知识系统化进行教学，并需要教会学生如何整合和运用知识，这也无形中对学生记忆力的提高起到了帮助作用。 4.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是人脑概括地、间接地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它是智力的核心要素。思维和语言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思维是语言的高度集中化，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文学科恰恰是思维和语言相结合的学科，因此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特殊性。在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多元思维和理性思维方面有突出作用。想象思维。由于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文学作品，因此具有一定的欣赏性和教育价值。尤其是一些自然场景、景色描写较多的文章，对学生想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进行《美丽的小兴安岭》(人教版小学三年级下册)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品读课文中有关描写小兴安岭一年四季的景象发生的变化，品读其中描写景象的句子“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夏天…早晨，雾从山谷里升起来，整个森林浸在乳白色的浓雾里”;“秋风吹来，落叶在林间飞舞”;“冬天，雪花在空中飞舞。树上积满了白雪，地上的雪厚厚的，又松又软，常常没过膝盖”。 学生在头脑中不自觉的就会根据课文中描述的景象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对他们的想象思维能力的提高有显著作用。多元思维。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全过程应当由两个基本环节，即创作活动和接受活动，以及三种要素—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组成，它们虽然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能把它们绝然分割开来，更不能突出前者(创作活动、作家和作品)而贬斥后者(接受活动和接受者)。’7这就是说，在语文阅读中，作者是通过文本与读者进行对话、交流，才能使文本潜在的意义得以在读者心灵中敞现出来，对读者的生活、生命产生影响，也使作品的意义得以生成。而读者总是带着自己的情感、思想等价值取向和知识、阅历等知识储备(即期待视野)来阅读文本的，并因此获得对文本的独到理解。所以，语文阅读活动不是读者被动的、消极的接受过程，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过程。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与文学作品进行对话，解读出不同的文本意蕴，对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多元具有独特贡献。 语文学科论文:大学英语语文学科分析论文 一、语文概念及其教育功能 我国各种典籍对“语”、“言”、“文”等语词皆有释义，例如《说文》：“语，论也。”段注认为，“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辞源》将“语”与“言”界定为：“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据此可知，语与言的内涵皆指口头的语言，即言语。“言”常指自言；“语”，常谓之与他人的口头交流。《说文》曰：“文，错画也。”据段注，“错”，当作“(辶昔)”。(辶昔)画者，交(辶昔)之画也。《辞源》将“文”界定为：①彩色交错。引伸为文雅。②纹理、花纹。③文字、文辞……，又作动词用，指撰述。由此推知，“文”的初始意义乃指色彩，通“纹”，是纹的通假，并以此引申为文雅，即cultured。可见，此义中、西相通，故“文”的意义在汉语中与“语”和“言”一样十分丰富。语，指口语；文，指书面语。 我国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将“语”与“文”界定为：“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叶老的这番话是基于我国历代的学校教育“言"、“文"不分家，且倚重“文"的传统，做出的系统总结。 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除北外主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称其为“外国语文月刊”外，其它如《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研究》等，并没有将其划分为研究外国语文的范畴。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概念都无界定，只是对课程性质进行了描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 再以语文的英语对应词philology为例。语文与philology意义相近，但philology没有汉语中丰富的语义。如Webster''''sNewAmerican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iteratureandrelevantfields;②linguistics(p390)。LongmanModernEnglishDictionary对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anguagefromthewrittentextsbywhichitisknown；②thestudyoftextsandtheirtransmission(p842)。 综上所述，语文之概念可概括为：①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较强、基础应用性较强、交际性较强的学科或课程；②语文的语篇选材既有古代的、文言的，也有现代的、白话的；③语文的语篇内容既有口语的，也有书面的；④语文的语体既有文学的，也有应用或实用的；⑤任何国家的语文课程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并具备一定的教化、教养作用，即人文性。 根据前文所知，我国对语文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亦如此，philology往往与linguistics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教育与教学领域，不能只是推介、研究语言学而语言学，必须扩大其辖域，改英语为英语语文。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各级英语课程的设置，无论是教学大纲对教学的性质和目标、学习者所具备的英语能力的规划和要求、教材内容的编排，还是从各级考试的侧重点来看，强调并突出的还是其听、说等交际功能。然而，英语在我国毕竟只是外语，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也极为不平衡，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水平都有差距，而且，如果只强调学习的一个方面，势必会影响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二，正由于语文概念的模糊性，才会对英语语文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连贯性等认识不够，误以为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就是英语语文能力的培养。教学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出现语用失误。 日常教学中，我们既要充分理解语文的外显与内隐意义，还要真正理解“交际”的语域。正如《教学要求》所言，“交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3]其实质也就是“语”和“文”的统一与同构。束定芳也认为，“除了口头的方式以外，如今更重要、更常见的方式是书面的，即阅读与写作”[4]。董亚芬则强调，“在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的过程中，写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作不仅有助于巩固经由读和听输入的语言材料，促使语言知识的内在化，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而且还能为实质性的口语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5]。并且，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本身也体现出多元化特质。对此，Kachru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说（concentriccircle）——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处于内圈（innercircle）；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处于外圈（outercircle）；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处于扩展圈（expandingcircle）。处于同心圆不同位置的英语形式，其形态仍以同一个共核（commoncore）为基准，但它们会有各自的变体，这些变体还会拥有各自独立的特点。显然，英语要在中国保持鲜活的生命特征，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在教材中适当补充涉及到英、美等国文学、文化的篇章，满足学生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并通过对两种文化形态的比照，达到成功交际之目的。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蕴含有德育和教化功能。德实际上也属于文化的精神范畴。关于文化，《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语文教育所负载的文化功能还具有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化的一面，它是以“人文"来进行人格教养与教化。文化即“人化"、“化人"。关键词“化"曰之内化、融合、升华与超越。从语词的起源来看：文化是“人化"、人的主体性的对象化；从功能上来看：文化是“化人"，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6]。因此，笔者所力陈的语文学科教育，旨在说明：①语言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原型与母本。②作为人文学科的次范畴与下义项，语文这一定义不仅是对受教育者习得语言、文学等外显知识的观照，还通过语言文化的世界图景性，整合、超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哲学观念等，使受教育者学习如何做人、化人，因此英语语文教育比英语教育的概念域要大，它即属于教育这一个大范畴，同时也包含有语言、文化、文学、哲学、宗教、伦理学、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成分，甚至也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成分。 二、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意义 与汉语中“学科”相对应的英语语词为discipline,《牛津英语大词典》定义为：Abranchoflearningorscholarlyinstruction。《辞海》定义为：①学术的分类。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秦秀白认为：“学科是按门类划分的，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下位概念……学科的分类过程就是对科学系统的逐渐认识并形成一个个具有独自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的过程。"[7]显然，学科领域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技能为目的，教养在其中居主导地位，通过教学活动过程，展开人格教育。 “课程”在汉语中始见于唐朝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所作的注疏，“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其语义可理解为分担工作的程度，学习的范围、时限、进程或教学与研究的专门领域。在英语中的对应词curriculum，源于拉丁语currer，译为跑马道；在现代英语辞典中转义为教育类的术语acourseofstudy或asetofcourses。由此可知，课程体现学科知识的教育形态，为学科的下义项。 由上可知，课程的辖域比学科要窄。因此，在《教学要求》中所提到的“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混淆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言语学能的培养阶段最好是在青春期前期，而在青春期的中、后期，大学生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得到了加强，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滞留在字、词、句的浅表性教学上，导致其思维在具象性和直观性上的固化，缺乏对英语的整体把握。我国的英语教学之所以“费时、低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①没有自上而下建立英语语文学科，并在这一学科的统筹下，根据学生认知心理、语言认知水平的发展，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突出大、中、小学各自的教学要求与目标及侧重点。②没有实施大、中、小学英语教育的衔接与对接。③没有实行与中国语文教育的衔接与对接，在缺少真正的“双语文”环境下，学习者不可能对两种不同质的语言做到准确地解码与二次编码，不可能通过移情实现对两种语文融会贯通。④没有明确界定语文的定义，使得一部分中国学生只把英语当作交际、特别是听说的交际工具，因而学习英语的功利性过强。在这种状况下，学生不可能全面地习得第二语文的知识与技能，也不可能主动吸纳英语语篇中所提供的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同时积极地将这些理念与中国的国情融合，真正实现英语语文的教育功能。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使得我国大、中、小学的英语课程标准或要求在教育目标的设定和课堂内容教学上，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内容重复现象，过分强调英语学习的工具性，加速了人们对其功利效益的追求，伤害了学生的学习情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就归因。同时，“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实际上导源于英语学科建设的不科学性，以至于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英语语文学科。因此，我国十分有必要及时将“英语学科”改称“英语语文学科”。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课程改革论文 一、是坚持突出汉语文的特点和规律。我国的语文学科，教学内容主体是汉语汉文，受教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汉语文环境中的中国青少年。因此要推进语文学科的课程改革，首先必须掌握好汉语汉文的特点及其学习规律。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基础工程。这项工程过去已有许多学者在做。比如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学、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汉语辞章学等等方面的一批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多半还是表态研究、分割研究的产物，一旦进入“汉字书写”和“汉语表达”的社会交际领域，以往的表态研究和分割研究就远远不够了，还必须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结合语言运用的实际进行动态的、综合的研究。即把原有的知识系统，按照学习和运用的需要重新组合；把原来因分割而各自独立的某些内容，按照学习和运用的需要彼此渗透，彼此联结，以能够充分说明各种语言现象为依归。就像当年张志公先生曾经尝试着为初中语文课本写的几篇知识短文《陈述和陈述的对象》，《肯定和否定、全部和部分》，《形容和限制》、《相关、相承、相反》，《因果、假设、条件》，《句子的变换》等等那样，使语法、修辞、逻辑和词句篇章等知识可以结合的内容尽可能结合起来，借以说明种种带有规律性的语言现象。有了类似这样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相信我们语文学科的课程教材内容将大为改观，教学效率也将明显提高。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充分重视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从事基础教育的人应当树立“以人为本”，“以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为己任”的现代教育观。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之后，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又有新的变化。核心的问题是要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可见，国家已经把新世纪教育的功能定在“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点之上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决策。 三是坚持在继承中求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在原有的知识、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和条件，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和新的结论。所以，创新和继承是不可分割的。更何况我们要面对的是汉语文的教育，也就是所谓“汉语教育”。我国有几千年的语文教育传统，其中的精华部分应是“汉语教育”研究的瑰宝，在追求“创新”目标的时候，务必要以充分研究和汲取传统语文教育中的精华为前提。中共十五大在讨论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历史性课题时，深刻指出，要“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来在继承中求创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上述三个“坚持”的理念支持之下，我设想语文学科课程教材建设应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要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应有的育人功能。 语文学科是培养和提高我们国民素质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在基础教育阶段，各门学科共同肩负着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任务，而语文学科在这方面又具有别的学科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此，在语文教材建设方面，一定要树立起“精品”意识。所谓“精品”，其标准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两条：一是选文的语言精湛，堪称典范；二是选文内容精湛，即对于学生形成并提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积极的启迪作用。在编选的指导思想上，要适当增加一点难度，即要让学生跳一跳才能摘到果要让学生感到“一眼能见到底”，失之于浅。另外，还要适当增加一点分量。课外固然要鼓励学生多读书，多读好书；课内阅读也要有一定的量的扩充。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应有的育功能，除了要重视教材编写的质和量以外，至少还要解决好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语文教师的人格影响问题。“德为师之魂”，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所在，千万忽视不得。二是重视教法改革问题。要重视语文训练与语文教育相结合，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意志培养、情感熏陶密切结合，改革教法以增加阅读量和写作量。三是要紧贴时代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要努力使学生在多元文化中提高鉴别力，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合理而正当的价值取向。 二、要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突破“汉字教学”的三关，即认读关、书写关和积累关。 要根据汉字的使用频率，科学地编制出“汉字认读等级表”。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陈鹤琴曾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编制出版了《语体文应用字汇》；以后又有《续语体文应用字汇》(敖弘德作)、《小学分级字汇研究》(王文新作)等成果问世。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此项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真正按这种汉字认读等级表来编制小学和初中语文教材的，成果并不多。在我想来，小学语文课本的课文完全可以按等级表中规定的汉字逐级组织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的课文，选的虽然是现成的范文，但也必须按等级表对课文中的汉字，采取先提取后归类的方法进行整理，使该掌握的常用字、次常用字展示得十分明确，少数该掌握而现成选文中缺漏的，设法在作业练习或课外阅读材料中有意识地补出。 此外，还要编制或选用适合于不同学科学生需要的规范化书写字帖，供学生仿写、临摹。汉字书写问题，是体现我们汉语文教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一定要认真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总结富有成效的经验，中小学各年级都要把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基础性语文工具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有条件的学校，要把汉字教学和计算机汉字编码和操作训练结合起来，向语文学科教学内容和手段的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三、要把诵读训练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在基础教育的各门学科中，理化生等学科是“试”的学科，即需要试验或实验；而国文科则是“读”的学科，必须重视诵读。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已被老师冗长的、繁琐的分析讲解所占领，很少听到中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需要纠正这种“重讲轻读”的偏向，认真指导学生学会诵读课本中入选的语文精品，其中有些则要求熟读，甚至背诵。要让学生懂得，为了美化、净化自己的语言，必须有意识地出声诵读那些语言纯洁而优美的作品；为了积累语言材料，也必须有意识地熟读、背诵语言中那些精彩的片段。 对于现代诗文的朗读和古代诗文的吟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可用现代化的音响设备进行分析，研究成果经过训练可以组织竞赛进行评比。总之要把诵读问题当作一项实验课题认真科学研究。 四、用活的语言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实践。 学语文，不能忽视语言知识的传授。但这种语言知识不再是过去所做的那样，从语言学讲义中搬来一些概念、定义，再加上若于“标准例句”写成知识短文，看起来仿佛很科学，很讲究系统性，实际上它对指导学生的语言并无太大帮助。应该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应用中总结出一些活的、动态的知识来，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学习这些知识，并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要对“语言”和“言语”的联系和区别进行科学研究。近年来，有人正确地指出，语文课上学习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有人还认为，语文课的任务不在“研究语言”，而在“学习语言的应用”。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要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学好语文，而不要把学习对象搞错、学习方法搞偏。 有关专家作出的研究结论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语言系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它比较稳固，具有相对静止的状态；言语是个体应用语言规则进行交际的进程和结果，是语言系统中各种成分的自由结合，是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之中的。(二)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系统，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言语是个人行为，在符合语言规则的同时，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个人特色)。(三)语言系统中各种结构及其规则是有限的，而个人言语的生成结构却是无限的。所以，“语文教学其实质在于利用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使学生的言语能力从幼稚走向规范和成熟”。(引自韩雪屏教授主持的“语文教学心理实验研究”课题的主报告)这些观点至今还没有被广大语文教师所理解并接受，这是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此外，还要编制或选用适合于不同学科学生需要的规范化书写字帖，供学生仿写、临摹。汉字书写问题，是体现我们汉语文教学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一定要认真对待，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总结富有成效的经验，中小学各年级都要把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基础性语文工具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有条件的学校，要把汉字教学和计算机汉字编码和操作训练结合起来，向语文学科教学内容和手段的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三、要把诵读训练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在基础教育的各门学科中，理化生等学科是“试”的学科，即需要试验或实验；而国文科则是“读”的学科，必须重视诵读。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已被老师冗长的、繁琐的分析讲解所占领，很少听到中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需要纠正这种“重讲轻读”的偏向，认真指导学生学会诵读课本中入选的语文精品，其中有些则要求熟读，甚至背诵。要让学生懂得，为了美化、净化自己的语言，必须有意识地出声诵读那些语言纯洁而优美的作品；为了积累语言材料，也必须有意识地熟读、背诵语言中那些精彩的片段。 对于现代诗文的朗读和古代诗文的吟诵，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资料可用现代化的音响设备进行分析，研究成果经过训练可以组织竞赛进行评比。总之要把诵读问题当作一项实验课题认真科学研究。 四、用活的语言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实践。 指导学生学语文，不能忽视语言知识的传授。但这种语言知识不再是过去所做的那样，从语言学讲义中搬来一些概念、定义，再加上若于“标准例句”写成知识短文，看起来仿佛很科学，很讲究系统性，实际上它对指导学生的语言并无太大帮助。应该是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应用中总结出一些活的、动态的知识来，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学习这些知识，并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要对“语言”和“言语”的联系和区别进行科学研究。近年来，有人正确地指出，语文课上学习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有人还认为，语文课的任务不在“研究语言”，而在“学习语言的应用”。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要让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学好语文，而不要把学习对象搞错、学习方法搞偏。 有关专家作出的研究结论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语言系统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交际工具，它比较稳固，具有相对静止的状态；言语是个体应用语言规则进行交际的进程和结果，是语言系统中各种成分的自由结合，是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之中的。(二)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系统，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言语是个人行为，在符合语言规则的同时，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个人特色)。(三)语言系统中各种结构及其规则是有限的，而个人言语的生成结构却是无限的。所以，“语文教学其实质在于利用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使学生的言语能力从幼稚走向规范和成熟”。(引自韩雪屏教授主持的“语文教学心理实验研究”课题的主报告)这些观点至今还没有被广大语文教师所理解并接受，这是语文学科课程教材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综合性学习分析论文 一.找准契合点,大胆整合。典型新颖的成语故事、详实科学的有关史料、历练情操的文化积淀,是语文与历史的契合点的三大突破口；人文、方言、宗教、生态系统的保护等,是语文和地理学科整合的着手处；数理化学科的定义定理的表述以及逻辑推理的过程,则是语文学科说明文教学，特别是语言的归纳概括、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新信息、长短句变换等语文能力的支撑点；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同思想政治学科的宣传教育性，正是二者整合的前提，后者强调道德法制的规范性作用，前者强调熏陶渐染的提升作用。同是语言学习的外国语教学，我们应充分尊重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注重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将重点放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上。总之，找准“契合点”是学科间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它直接影响着语文学科综合性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二.充分发挥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作用。如我国自行研制开发的神州五号飞船上天，物理学科侧重的是重力、加速度等，化学学科侧重大气酸碱度、飞行环境等，数学学科可能侧重飞行轨道、各种参数等，地理学科要研究大气状况，历史和政治学科可能关注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综合国力发展水平等，而我们语文学科则要充分利用相关的报道训练学习者对重要信息的辨别、筛选和归纳概括能力，新闻报道写作能力，如利用相关的报道材料训练学习者的语言压缩（概括）能力、写作新闻报道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学习者强烈的探究心理，及时组织一场有各科老师参与的热点问题讨论会，让各个学科发挥其特长，身体力行地引领学习者关注生活关注科学，激发其学有所用的学习意识，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培养学习者实践精神和综合性学习的意识。 三.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尝试多种多样的适合综合性学习的学习方式。比如：1.组织辩论会。如围绕“三峡工程的利与弊”这一论题，语文老师认真组织文综老师参加，语文老师从学生的语句修辞、中心与材料等方面评价，历史老师从人类的进步角度引领，地理老师从人文地理方面拓展，政治老师从思想政治方面分析总结，最后再由地理老师做简短的综合性评价。 2.撰写科技小论文。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生物》第三章“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的课后作业；“请你写一篇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短文，把自己想象成茫茫沙漠中的仙人掌。那里雨水稀少，骄阳似火。你使出浑身解数寻求水，珍惜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还可以向人们发出节约用水的呼吁。”这个练习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作文题目。 3.学写调研报告。语文老师可参照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教材，主动与该科教师合作指导学生写好实验报告。语文主要应侧重于语言的准确性，实验过程表述是否清楚等，让学生养成语言精练、思路清晰的良好语文习惯。科学考察科研课题考古发掘 4.再现历史，展示自我。课堂渗透应是“科际”合作最常用，最便捷的一种形式。如在讲述人物传记类课文时，可插入一些历史课本上有关的内容；在学习说明文时可以联系一些其他学科课本上的相关内容，帮助理解课文。表演话剧历史再现 5.成果展览。确定某个主题，组织学生搜集有关材料，联系各学科知识，观察研究某种事物或某个问题，制成课件或写成论文，最后进行成果汇报，交流探讨。如地理中的人文地理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名胜古迹与古代文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借名胜古迹抒发自己胸臆的名篇佳作比比皆是。黄鹤楼、岳阳楼、白帝城、赤壁、苏堤、白堤等景观不仅是异彩纷呈的文化化石，是千古文章的展厅。以其一为话题，选取一个角度思索、探讨，就会让小学生感受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视野。 总之，“科际”合作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是稳妥而有效地进行语文综合性学习地捷径。相信不远的将来，“科际”合作会创造出语文崭新的天地。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发展管理论文 高中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主要原因，是高考试题的超前和语文教材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语文“题海”是对教材内容的自发的补充，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类作文。1993年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在150分钟内，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其答案总字数约200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生活。从选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卷）：“这次选举，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案都过于隐蔽晦涩，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召唤。 总之，中学语文，尤其高中语文教学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高考，而主要在教材和教学方法。语文教学应讲授较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应尽快更新换代。不能总是诅咒“题海”，语文“题海”是富矿，有待我们去“披沙拣金”，锻铸新世纪需要的新教材。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里，高考语文推动了汉语母语教育的发展；由于出题倾向和某些试题存在不符合语文教育规律的因素，它对中学语文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高考仍是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我们应深入研究围绕高考所出现的问题，既不断地完善考试，也改革教材教法。在新时期，当我们翻开第一张语文高考试卷时，中学语文尚百废待举；当21世纪即将到来时，中学语文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母语基础教育的专门学科。在廓清目前出现的困惑以后，我们必将迎来语文教育的新世纪。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性质管理论文 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讨论，始于1987年，至今已整整十年了。回顾语文教育人文性这一热门话题的讨论历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清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1.什么是“人文”和“人文主义”？“人文”二字，在汉语中是个古老的词汇。《周易·贲卦·象传》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与“天文”相对的，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人文主义，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即“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sa，意即人性、教养。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在西方，通常认为包括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哲学、历史等学科。另一方面，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运动从14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兴起，15—16世纪发展到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的基本内容包括：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善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 语文教育人文性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汉语汉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指引导学生开掘汉语汉字人文价值，注重体验汉族人独特的语文感受，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发展个性，培养健全的人格。 2.对语文教育人文性的思考始于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开始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给语文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启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申小龙先生在1987年第8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首先提出了汉语人文性问题。他在文章中认为：传统语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拥抱汉语精神，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语感和体验，从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整体上把握语言特征。这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固然缺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分析的严密性、概念表达的明晰性，然而它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内容、注重韵律、注重意会，以神统形的汉语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方面，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代价沉重，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 语文教育界则由上海陈钟梁首先提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概念。他在1987年第8期《语文学习》上发表了《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从哲学的角度对语文教学进行思考。 80年代中期，在语文教师队伍中有两种追求：一种是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学评估的标准化。其中表现最为强烈的就是设想编写出一套中小学语文学科分年级的教学目标，从坐标的横轴上排出语文知识讲解的内容，纵轴上列出语文能力的训练条目，使教、学、考三者都有依据；与此同时，希望制订出一个能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评估一堂语文课乃至一个阶段语文教学的项目与方法。总而言之，力求科学化，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方法。另一种是追求语文教学的社会化、人格化与个性化，认为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地方。语文课应当是知、情、意的统一，制定教学目标只能起到消极的束缚作用。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维方法。陈钟梁老师从一批年青的语言学家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现象中得到启发，认为“现代语文教学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是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指导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以实现语文教学科学的艺术化与语文教学艺术的科学化”。 3.1990年《语文学习》（第1、2期）发表了魏书生老师《论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一文，该文系统地总结了魏老师对语文教学管理科学化的探索和体会。上篇谈“建立计划系统”，共6大类列34件和语文学习有关的事，下篇谈“建立监督检查系统”、“建立反馈系统”。这并非是一篇争鸣的文章，却引起了江西青年语文教师程红兵的注意。1991年11月，程红兵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一文，副题为“与魏书生同志商榷”。程老师认为：“教育不能离开人，教育的科学性不能离开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而言。”这篇文章虽没有提出“人文性”但批评的武器就是人文性，是一次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论争。 4.1993年1月，山东韩军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一文。这篇文章通过对语文教学的反思和总结，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强调把语言看作生命主体、生命整体，强化“人”的地位。要注重人格的全面完善，注重语文教育。作者的这些观点对于纠正语文教学中的某些弊端，无疑是对教师有一定启发作用的。但是韩军老师的这种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的观点，是移用了近年来一批年青语言学家的观点。如申小龙认为：“人的语言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的共同性。它依附于社会而存在，依附于社会而发展，具有人文性——社会的属性。社会性，或者说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韩军老师则认为“语文教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文精神是它的基本属性。”申小龙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言感受。”韩军老师也认为语文教学“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辩证的语言感受”。申小龙认为中国人“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把世界看作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所强调的都是互相融合、沟通的作用”。韩军老师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体和部分的彼摄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会通。”申小龙认为：“语言学界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韩军老师则认为“几十年语文教学的失误就在于科学主义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失。”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沟通关系。 5.山西王朝清老师对韩军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他在《语文学习》1994年第3期发表了《要辩证法，不要绝对化——兼与韩军商榷》一文。王老师认为：韩文陷入了绝对化，“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只片面强调差异，而完全忽略了同一。‘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都是为了认识、适应和改造世界，殊途同归，而且互相渗透，各有所长，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互相依托、互相补充，而绝不应该完全对立和排斥。”针对韩文的观点，王文认为这些观点在哲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上只能退到古代通过苦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落后模式”。“就语文学习的全过程来讲，彻底否定理性剖析，拒绝接受前人所创造的知识财富，只能落得如同抛弃了万贯家财的乞丐。”在语文教学中主张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王文主张“教学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有时也需要单独安排，要重视语言的直觉感悟，也要重视知识的准确理解和系统化”。 在同期《语文学习》上，湖北毛光伟老师发表了《教育与训练兼顾，规范与自主统一》一文，就语文教育与语文训练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认为：“不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忽视语言是交际交流的工具、表情达意的工具、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基本事实，不给语文训练以恰当的位置，语文教学就会像醉汉一样左右摇摆，甚至摔跤。同样，过分强调它的工具性，尤其是缺乏整体观念的‘工具论’，忽视语言同自然界、人类历史和精神活动都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既属于认知领域，也属于价值领域这一根本特点——人文性，语文教学就难免成为不顾及人的完整心灵的‘教学’，只会停留在语文训练这个档次上，难以实现素质教育所要求的真正的人的语文教育。”作者得出结论说：“训练与教育、教养统筹兼顾，相辅相成应该是新时期语文教育界最需重申和突出的原则之一。” 同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尚文老师的专著《语文教育学导论》。王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应该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最重要的课堂。但是过去的语文教育理论，只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价值，而对其重要的人文价值、美育价值却大大忽视了，他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以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了语文教育的价值、任务、内容、机制和方法。 6.1995年6月《语文学习》发表了于漪老师《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编辑部很重视这篇文章，专门加了“编者按”：语文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出路何在？关键何在？该文提出“要走出困境，提高质量，须弘扬人文”的观点，值得认真一读。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关键在性质观；二、准星发生偏差；三、究竟怎样定位；四、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于老师认为：近年来，工具性的砝码越来越重，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其思想意义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只是寻词摘段，用解剖刀肢解，作为训练语文的例子，学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收获要打个问号，与《大纲》的要求相距甚远。正是从改革弊端出发，于老师给语文学科性质重新定位：“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怎样弘扬人文呢？于老师认为：第一，既要注意语文形式，又要注意语文内容，重视语文文化内涵的挖掘；第二，要看到使用语文工具的人，引导学生学语文学做人，进行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第三，赋予人文以时代精神，探索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的途径；第四，开放语文教育空间。1996年4月15日，《文汇报》在“教育园地”专栏发表了于漪和程红兵《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于老师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语文教育的性质观，她说：“语文教育不仅应注意语言工具训练，还要贯彻人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机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因失去灵魂、失去生命而暗淡无光，步入排列组合文字游戏的死胡同；脱离语言文字的运用，架空讲人文性，就背离了语文课，步入另一个误区。二者应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钱梦龙老师也持这种观点，在全国青语会成立之前，钱老师寄语青年教师，在《语文学习》1995年第7期上发表了《期待“目中有人”的语文教学》，强调“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现状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钱老师所期望的“目中有人”的教学，也就是要突出人文因素。 7.1995年12月，《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5.4)发表了董菊初老师《坚持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关于我国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这篇文章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应抱什么态度，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董菊初老师系统地考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两种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针对韩军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论争。董老师认为“凡是发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理性的时候，语文教改就出现起色，反之，语文教改就受到挫折”。“在今天倡导‘天人合一’，反对‘主客二分’，更是不合时宜的”，这是“神秘主义的教学原则”，遵奉它，“那我国的语文教育还只能固守模糊、混沌、不可捉摸的‘黑箱’状态”，谈不上什么科学性，“语文教学也只能凭自悟、体会，或是随意，散漫，少慢差费”，谈不上高质量、高速度和全面提高。董老师还对韩军老师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韩军老师的结论是：“要卓有成效地搞好语文教学，就必须动摇人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两个观念：一是科学主义理性哲学观，二是建立于其上的现代语言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写作学、阅读学、修辞学、文章学等等。”董老师认为：“语文教学及其研究要卓有成效，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及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现代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文章学等知识的学习、渗透与运用。”董老师说：“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有着明显区别，都不能强调过头，过分强调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学理性，导致模糊笼统和神秘主义。所以必须使二者相互交融与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与融合。” 8.1996年，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成为语界人们关注的焦点。安徽陈军在《人道主义，写作教学思想的灵魂——试论新世纪写作教学的战略》一文中认为，“叶圣陶先生提出‘语文工具说’不是单就语文本身作一般的学术探讨，而是从‘民主’和‘人道’的高度发出的呐喊。”接着。作者分析了叶老“语文工具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作者认为，应从尊重“人”，培养“人”和发展“人”的高度改革作文教学，使写作教学变“应试教学”为“育人教学”，“成为让青少年在新世纪中确立自身地位、实现自我价值、发挥创造才能的‘助跳板’。” 在语文教育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的争鸣中，张志公先生发表了重要见解。1996年2月，在《语文学习》发刊200期纪念活动中，记者采访了张志公先生，张志公先生说：“现在，颇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科学因素太多，要加强人文性。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们的语文教学，吃亏就在于没有科学性，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随意性太强。”又说：“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对，但把它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就走向了极端。过去，我们是人文性与科学性都谈不上，我称之为四不像。把多年来语文教学没搞好的原因归结为强调了工具性，搞多了科学性，就离谱了。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强！”刘国正先生在《课程·教材·教法》(1996.7)发表了《我的语文工具观》，刘国正先生认为：“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这是刘国正先生在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语文工具观。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研究语文性质的文章。江苏马智强在《中学语文教学》(1996.4)发表了《语文教学的世纪性思考》，作者认为：“思想性、人文性是语文的本质属性”，“传播道德和文化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他批判“工具说”说：“‘工具说’的谬误，在于把语文教学的形式上的任务当作了根本性任务，把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教育，当作只供技术操作的‘工具’来看待。”李海林在1996年第5期《语文学习》发表了《语文工具论批判》。这篇带有挑战性的文章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对语文工具论进行分析批判。作者只破不立，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语文学习》在1996年第7期发表了沈杰的文章《语文教学“整体感受观”》。作者说：“语文教育界需要反思”，“对‘工具论’的片面理解和宣传，使语文教学走入怪圈起了不好的作用。”走入了什么怪圈呢？走入了只强调语文形式而忽视了语文思想内容的怪圈。 9.语文教育界越来越关注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有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上出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三位一体”的消极现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贩毒贩黄、见利忘义等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以“文化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以不可抵御的态势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化、人文学术和精神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些知识分子也弃学从商，离开了自己依恋的学术阵地。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热切地寻找着摆脱危机的办法，真诚地呼唤着人文精神的复归，营造崭新的心理环境。于是，语言学界首先张扬起“人文精神”的大旗。1993年6月《上海大学》，由王晓明等几位中青年学者发表了《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在文学界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话题，意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与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想，力图阻止魔力无比的金钱摇撼文学殿堂。1994年第3期《读书》杂志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继续开展讨论，此后《文汇报》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东方》、《传统与现代》等杂志也先后参加了讨论。1995年12月8日，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会”，语言学家、北大教授季羡林作了《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和可能》的报告，主张对学生进行“精神文化”教育。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语文教育界越来越重视讨论加强“人文性”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具有教育功能的语文教学，作为具有提高学生民族文化素质任务的语文教学，加强人文教育，尤其重要。但是，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何给语文学科的性质正确定位仍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这场讨论还在深入，我们期待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语文学科论文:语文学科素质教育管理论文 上海正在进行的课程教材改革旨在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那么，小学语文学科如何实施素质教育呢？笔者结合上海的实际提几条建议。 第一，加大改革课堂教学的力度，切实加强语文课堂教学。 课堂一直是学校教育全过程的主体，它同样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主要的教育空间，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途径与主要方式。据统计，学生在校90％以上的时间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而语文是大学科，占的课时最多，所以课堂教学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目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虽非一无是处，终属小修小改较多，总体突破不大。表现在：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繁琐，跳不出“分析”的框架。局限于“理解”这一层面，缺乏“运用”性质的训练：教学媒体、手段单一；教学节奏拖沓；教学效率不高。 所以，实施素质教育一定要加大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切实加强语文课堂教学。这就需要更新教学观念。如，课堂中的主人究竟是准？从理性上谁都不怀疑学生的主体作用。但实际中，究竟谁围着谁转？教师手捧教案，当然绝不否认认真备课的重要。但教师究竟是目中有“人”，教书育“人”，还是像节目主持人那样，让学生按照教师设计的框架，按部就班，一问一答？40分钟看来颇热闹，其实学生无半点“自由”相反，课上得不理想，责任还在学生“配合”得不好。 怪学生“启而不发”。又如，教师强调教学进度紧，时间来不及，上课时提问、谈话、?训练反馈等总让好学生承包。?有人听课更是如此。教“好学生”，还是“教好”学生，是个绝然不同的概念。而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大面积提高的同时，发展学生的个性。又如，教师的很多课堂用语、指令式表扬，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等等，都说明教学观念还需要更新。 具体如何操作，我个人认为，当前要强调把课堂还给学生，还给每一个学生。 1．把时间还给学生。 课堂教学中，保证充分的时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认真地读书、识字、交流、写作（包括写字、造句、写文章等练习人把现在课堂教学中化在“多余的情节分析，琐碎的谈话，没有思维价值的提问”等活动中的大量时间省下来；而学生懂的，教师则坚决不讲；把握教学的节奏与容量，使教学时间安排得科学合理，保证学生在课堂里，在教师点拨下，能主动积极地学习，能认认真真读书，主动积极地思维，实实在在地训练，学会动手操作等，扎扎实实地掌握好语文这门工具学科，循序渐进地提高语文素质。 2．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教师在教学中常常为了落实教学目标，而直奔“教学结果”，忽视了教学过程，使学生陷入被动局面，反之，教师遵循教学规律，重视过程教学，在过程中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使学生懂得主动学习。 如阅读课应该引导学生自己真正读懂，要让学生有一个“读——悟——回”的学习过程。但目前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提问，自己不主动质疑。而“质疑”是学生阅读能力，思维方式、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反馈，也是教师教学的起点，现在教师怕学生提问没质量，“浪费”教学时间，又怕自己无法驾驭、就忽视了学生的学习权利。实质上，指导学生能从字里行间找出矛盾，新旧知识之间发现矛盾，能换一个角度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那么，语文的学习就会变得积极、主动、有效。 如《中彩那天》，父亲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奔驰汽车。却“神情严肃，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还“咆哮着叫儿子滚开”，这不是很矛盾吗？当汽车还掉以后，“这是贫穷的家最富有的时刻”这一对反义词又是一个矛盾。又如《天窗》一文，描述透过天窗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神奇的夜”，而以往学到的知识都是“寂静的夜晚”，这又是为什么？要让学生自己发现这些看似矛盾、实质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通过读书、领悟，解决了这些疑问，就获得了相应的阅读能力。所以阅读教学的过程可以是：“自学——质疑——导读——释疑——悟读——练习（应用）一一存疑”。这样周而复始，螺旋上天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能力。 具体教法可以多样。但模式、规律相通，而核心则是学生的主动参与，掌握学习语文的主动权，这是提高语文素质的前提。 3．使课堂形成最佳学习氛围。 教师的主导作用在于激励学生对学习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引起学习的动机，使每个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教学，营造最佳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的最佳精神状态，使每个学生通过语文课堂教学有所收获，有所发展，为其个性、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矗这就要求以课堂教学力主要渠道，以素质教育为战略目标，加大改革的力度，使语文教学有更大的突破。 第二，扩大阅读量，培养学生课外阅读习惯。 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形成，有一个积累内化的过程，而阅读是最好的积累。何况，多读多写就是学好语文的传统经验。但目前小学生没有课外阅读的兴趣与习惯，而课内的阅读量又偏少。为了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教材的篇目减少，识字量减少，作文的次数更少。然而，减轻应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其前提则是为了提高质量，所以对为了应试而进行的立竿见影式的大运动量训练应该彻底摒弃，而科学、合理地安排时间，引导学生积极地进行课外阅读。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课外阅读的功能很大，可以丰富词汇，提高读写能力；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吸收信息，储存信息；丰富精神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语文素质。如果能在课内得到阅读方法的指导，课外扩大阅读面和阅读量，逐步养成自觉进行课外阅读的习惯，学生将大大得益。 如在低年级可以开发学生的早期间读。低年级应保证让学生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应让学生多读注意的读物和儿童书报等。可以在课内加强指导、因为低年级的课文结构相似，往往是通过举一反三来说明一个道理，学生容易理解接受。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要低估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去搞一些形式化的“训练”。如果能扩大一些容量，加快一些教学节奏、腾出一些教学时间，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扩展阅读，效果将会更好，反之，将“阅览与自习”“语文活动课”都用作补课，恐怕就会得不偿失。 而中、高年级则要进一步对学生加以阅读指导，以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提示阅读方法，培养阅读习惯。所谓真正的阅读兴趣表现为：喜欢读，集中注意地读。持久地读，有效地读；而阅读的方法可以有精读、略读。泛读……在阅读过程中作些读书笔记等。 第三，作文教学要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还其“童心”“童真”“重趣”。 作文教学历来流派众多，研究与争鸣一向十分活跃。笔者认为：作文教学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结合实际，讲究实效，从素质教育的视角来改进作文教学。 作文主要是运用书面语言来记叙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小学生应以“记真人，叙真事，写实景，抒实情”为宜。 但作文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它是一项综合训练，有着双重转化的过程：现实生活，、客观事物转化为小作者的认识，再转化：为语言文字、因此，即使有了生活与思想，但找不到相应的语言文字，也是难以表达的，同时，写作技巧的指导也是语文教育的基本要求。“写什么”与“怎么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但目前的作文教学又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没有正确处理好阅读与写作，“积累”与“倾吐”的关系，不重视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使学生奉命作文，害怕作文。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在作文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思想、情感与个性，还其“童心”“童真”与“童趣”。 如一位二年级的男孩子，每天由妈妈骑着自行车送他上学，看到妈妈很累很忙，他就很动感情地写了一篇《假如我是一头大象》的短文。概述于下：瘦弱的妈妈每天急急忙忙地骑着老坦克送我去上学。我长得很胖，背上还背着个大书包，看妈妈累得直喘气，我真想变成一头大象，那该多好啊！让妈妈坐在我的背上，她的包挂在象鼻子上，我送她去上班……另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写了一段话：“妈妈每天下班回家，累得直喊腰酸背痛。我很难过，可是又帮不上忙，后来我想，还是给妈妈敲敲背吧。我用力敲呀敲。妈妈笑了，说：‘舒服多了’。” 这两件小事都来自孩子的生活，却抒发了真情实感。不乏童趣，又体现了一片赤子之心，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作文教学要贴近孩子的生活，激发写作动机，产生习作欲望，教师在作文过程中加以指导，使作文成为学生自我表现的一种需要。 第四，严而有格，持之以恒地训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叶圣陶先生说，“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就是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 学习习惯的养成更要从小奠定基础，教师进行严而有格、持之以恒的训练，使学生养成一种自觉的、主动的、持久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使一个人终身受用，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是一个人素质良好的表现。 对小学生学习语文的习惯的培养与训练，首先要严而有格，操作目标要十分明确。 明确目标后，要持之以恒地加以训练，这样循序渐进，就可使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五，净化、美化语言环境。 社会上的大环境且不说，校园里、教室内都应该营造一种积极的良好的语言环境。尤其是语文教师，在讲台上的课堂用语，在与学生交谈中的生活语言，在批改作业中的书面语言等都应该规范化，有一定的文采，不能随心所欲，教师的书写更应做到规范。 让我们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而共同努力吧。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闪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 摘要: 初中历史教学找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使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成为历史课教学的血肉和灵魂。根据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具体采用假设性的体验使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得到合理的引导,也要求教师善于选择恰当而典型的历史片段有效地进行,更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意识。以各种方式方法让学生的“学”展现出来,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力、情感、态度、价值的碰撞,学生的人格,人性和文化素质的完善与升华,使之适应社会的能力显着增强。 历史是一门知识性、思辩性及强的学科;它的内容既古老又有时代性;它的知识既丰富又庞杂。所以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往往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入点,更谈不上对蕴涵在历史知识中丰富的历史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挖掘和提炼。然而新的历史课程标准在这方面的目标规定上与以往的历史教学大纲相比,所呈现出一个突出变化是它大大突出了以往教学大纲单纯的知识和政治教育的层面,注重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把历史教育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人的发展功能结合起来,从而使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成为历史课程教学的血肉和灵魂。 那么怎么才能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提取历史情感,完成新课程下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呢? 课堂是进行课程改革的前哨阵地,让学生感受是一种最优的教学方式。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思维方式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但是我们所要传授的知识往往只能对他们形成平面的影响,所以教师在恰如其份的时候真正应该做的是如何使学生通过亲身感受去“内化”知识,将学生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个性得以张扬,以致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就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和对新课程改革理念的理解谈一些粗的认识。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假设性的体验使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得到合理的引导。 教师要巧妙地设置问题情境,让学生置身于历史氛围之中体验历史。例如我给学生讲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的时候,让学生观看有关八国联军侵略时的录像资料,还展示了因此而流落到海处的一些国宝文物的图片。影片放完以后,同学们都很激动,我问大家,看了影片以后有什么感想,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对待这些曾经在侵华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呢?接着有的学生喊出:“去那些国家把我们的国宝抱回来、也放火烧他们的宫殿。”可以理解中学生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以牙还牙,以仇报仇”的程面上,这显然学生被这个问题吸引了,但如何让学生在自己的情感态度当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呢?我就假设、现在如果你们将要做的事情就是带着最先进的武器,跨过大西洋,来到那些曾经入侵中国的国家,攻入了他们的首都,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们,你们可以干自己想要干的事了…… 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我要把中国的国宝找到拿回去。” “我要把他们的博物都烧掉。” “我要把那些值钱的东西都带走!” 我又说道:好的,你们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等大家离开的时候,你们身后的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老人,妇女在火海中惨叫,无数的人倒在你们的枪口下了。有人见证了这样的时刻,并记录下来,孩子们长大后再给他们看,他们看后的反映和现在你们的情绪一样,或许不久以后,战争和悲剧又一次重演了,或许我们的星球就因为这样的战争而最终走向灭亡。那么大家觉得你们今天的选择正确了吗? 教室里很快平静下来,过了一会,有人说:“那样我们岂不是就成了帝国主义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最后大家讨论,到底该怎样对待呢?同学们得出了两种意见,一是发扬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友好的传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另一种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建设更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最终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由此,深化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引导教育。 二、 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情感意识的培养和体验价值观,要求教师善于选择恰当而典型的历史片段有效地进行。 历史知识有丰富的情感因素,为实施情感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利用典型的历史片段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和体验价值观。例如学习《左宗棠收复新疆和甲午中日战争》中有邓世昌投海自杀殉国。我组织学生讨论他的这种行为,目的是引导学生提升爱国主义情操。出乎我意料、讨论中学生形成不同的观点:一部份学生赞同邓世昌的自杀殉国是爱国的,认为邓世昌以死抗争唤起民众、拯救大清死得其所;一部份学生认为邓世昌的生命意识太淡漠,不值得提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人人都像邓世昌那样,谁来继续斗争?也有的学生提出,邓世昌是个懦夫,为一次战斗的输赢,就去自杀。如果我们都向他学习、一次考试失败了就也去自杀,那岂不是泛滥成灾了吗?学生们各抒已见争论不休,不可否认他们中有的观点确实有些偏颇,但是面对这此种情况,我没有粗暴地打断学生的讨论,也没有给学生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继续查阅资料,用史实来完善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没有结论,恰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正是这样的争论才不是被动接受历史知识,而是用心灵去感悟,主动探究与体验历史,这样有效地形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和价值观的再现。 三 、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强烈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意识。 曾说:“史学对于人生的关系,可以从知识方面和情感方面两部份去说。”历史的借鉴与智慧不是无意识就可以得到的,而要置身于历史氛围之中,用情境中的情节推出问题,渲染烘托气氛,才能增强学生的兴趣,使他们不段地去对历史事实进行感悟、理解和反思才可以得到。例如学习《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时,对于汉武帝如何才能解除“王国问题”的强大威胁,又不引起新的武装叛乱?我设计了“出谋划策”这样的情景,你是汉武帝面对“王国问题”,将采取哪些方法来解决呢?学生讨论后,果然学生想出了不少的“鬼点子”:派兵进驻;派官员去接管王国实权;挑拨王国间的矛盾,笼络收买;先礼后兵的武力办法制服;有不服从的就暗杀,使王国归顺;也可以鼓动民心,让人民自然服从朝廷等等。汉武帝却没有采用这些“鬼点子”而是实行“推恩令”,我进一步让学生明确“推恩令”的好处,进而明确了汉武帝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成效,从而学生体会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又如讲造纸术的发明时。课前就给学生布置一个任务:要求每一个学生准备一种书写材料,上课时就叫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有人说可以把字写在布匹上,有人说把字刻在木块上,有人说石头上也能刻字等等。我让学生分别在自己准备的材料上写上几句话,几分钟过去以后,只有一些学生完成了任务。我让大家停下来分析一下原因,台下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有人说石头太硬,没有办法流利地刻字,有的说木块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说在布匹上书写相对容易,但是价格太贵。还有人表示如果把刻有字的石头和木块带走是很费力的事情。我问大家如何来克服这些问题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用纸来代替。接着我让学生写50字的心得体会。很多学生写到:“纸是一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价格便宜,还轻便容易保存,又便于携带。如果没有纸 的出现,人们就无法记录下如此丰富的历史知识,纸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为祖国古代文明而骄傲等。”这样学生深受感动,价值观得到了深化,也初步树立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事实上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用以上这些方式方法让学生的学习展现出来,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力、情感、态度、价值产生碰撞,学生的人格,人性和文化素质得到完善与升华,提高了自身的学习能力,使之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显着增强。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新时期初中历史教学导入法初探 王仲孚教授说:“科教兴国,教育是基础,而历史是基础的基础。”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历史课更是起着其它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我校历史组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在初中一年级开始实施为期二年的“发挥历史功能,激发爱国情感”的实验。作为实验组的一员,我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初中历史教学的模式,寻求“发挥历史功能,激发爱国情感”的方式、方法。本文根据实验心得,结合多年的历史教学的经验,对新形势下初中历史教学的导入法作一些探讨。 教学艺术在于激励学生,引导学生。教育家第斯多惠就说过,“教学成功的艺术就在于使学生对你教的东西感兴趣。”然而,要做到学生乐意听讲,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教师不断摸索和完善各个教学环节,总结经验教训。其中,历史教学导入法语设计尤为重要,一个成功的导入法可以马上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力,激起他们的兴趣,如同徐徐拉开的帷幕,让同学们一眼看到精美的置景;又如乐章的序曲,使学生一开始便受到强烈的感染,从而为整堂课的成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然而,历史课传统的导入法设计多为新旧联系式,即采用复习法。当然,复习旧课而引入新课,有利于知识间 的衔接,使学生理解历史概念的因果联系,体现着温故而知新的教学思想,但往往缺少了趣味性,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时显得平淡呆板而常常限制了学生的思维活动。因此,不拘一格,因课而导,用丰富多彩的形式来缩短学生与教材之间的距离,使学生产生渴求知识的心理, 那么定会大大有助于教学任务的完成。 我与实验组其他人员注重研究导入方式。在备课中根据课文内容精心设计导入方法,有些课有三种导入方式,在上课时根据班级情况再灵活运用。导入方式重视抓住学生兴趣,重视投入小而收效大,抛弃了以前纯粹的复习旧课,导入新课的陈旧方法。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悬念,激发兴趣 在众多的非智力因素中,兴趣是学生接受教育的感情基础,是非智力因素中最为活跃的一个,是入门的向导,是学生探求知识、促进思维发展的巨大动力。通过提出问题,设置悬念,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抓住学生的内心,激发学生的兴趣。 如,我在讲《两汉与匈奴的和战》这一课时,我先问学生:“在2000年举办的悉尼奥运会上,我国共得了几块金牌?”学生几乎是齐声回答“28块”,我紧接问:“那同学们知道这第一名,也就是冠军的称呼从何而来呢?”学生都不知道,坐在那儿直摇头。然后我就指出:这冠军的称呼与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历史人物──霍去病有关,那为什么有关呢?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就能知道了。 通过这样的导入,充分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吸收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迫切希望得到解答,上课就认真听讲,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置图像,增强直观 教学实践表明:刺激强度大、变化性大、形象有趣的材料,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加强学生对重要知识的无意注意,起到强化记忆的作用,进而达到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功效。一般来说,历史课中的插图是课本重要内容的体现。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及古代遗存尽入画幅,成为大脑兴奋的催化剂,它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对初中学生而言,形象直观的材料,比长篇大论更容易接受。利用插图,精心设计导言,是众多导入法中的一种,而且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效果显着。 如我在讲述《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时,在幻灯上投影出秦的疆域图,让学生说出它的大致范围,然后又投影西汉的疆域,请学生两相比较。然后指出在西汉统治时,在新疆地区和更远的地方都是西汉的统治范围,这一地区是在西汉统治时归属中央政府管辖的,称之为“西域”。那西域又是怎样在两汉时期归属中央政府管辖的呢?通过本课的讲述,我们就能知道原因。这样的导入,既联系了地理知识,把历史地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又能抓住学生的心理,起到较好的效果。 三、用时事,联系史实 在教学中,根据新闻时事,联系具体的史实来导入新课,既可以使学生看到历史无处不在,学习历史能增长我们的知识,锻炼我们的能力,又能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提高学生的兴趣。 如在讲述《昌盛的秦汉文化》时,我这样用报上摘录的新闻来导入新课:据报导,1990年7月, 探险家们在美洲密林中发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汉人村,村民都讲汉语,保持了民族特色。据考证,这里的汉人可能是秦始皇时代徐福率领数千名童男童女漂洋过海留下的后代。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传说,现在日本还有一座徐福墓的遗址。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秦汉时期,封建迷信思想怎样在统治阶级中盛行呢? 时事的来源,关键在于平时的留心与积累。它的运用除了上述作用外,还能起到活跃课堂气氛,融恰师生情感的作用。 四、渗理论,强调观点 对于知识尚少、抽象思维能力尚差而形象思维仍占主要地位的初一学生还不能进行纯粹的历史理论教育,必须在教学中“润物细无声”地将历史理论渗透到实际的教学中去,达到教学目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也注意将历史理论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渗透到导入方法中去,这样的导入方法也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比如我在讲《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之争》时是这样导入的:在前一课的学习中,大家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两种说法,有的说他是暴君,有的说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也就是说,他既有功也有过,那我们上一堂课学了他的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的过。通过这种导入法,既吸引学生的注意。使学生初步明白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最基本的方法。 五、叙家乡,引起热忱 学生对自己的家乡都非常熟悉,运用乡土历史导入,学生比较感兴趣,容易进入课堂的角色。 比如在讲《动荡中发展的南朝》这一课时,我先投影出常建的着名诗篇:“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印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我作出简单解释后指出这首诗所描绘这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常熟兴福寺,兴福寺初建于南朝齐代,名大慈寺,到梁代改名为兴福寺,因寺内正殿后有一块巨石上有着奇异的花纹,左看像“兴”字,右看像“福”字,故名兴福寺。它是在南朝齐梁年代修建的,那么齐梁年代是谁在何时建立起来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 运用乡土历史的导入,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又能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总之,以上的几种导入法,虽然形式各异,但殊途回归,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学历史教学化抽象为具体,融趣味于严肃。导入法是一门教学技巧,方法多种 多样,有的可单独使用,有的可揉合着用。我们应当依据不同的教学对像,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导入新课的方法。但导入法的选择,都应当遵循一个原则,即学生听得懂,感兴趣。H·A多勃洛波夫也说过:“当学生乐意学习的时候,就比被迫强制学习轻松得多,有效得多”。这就要求历史教学工作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探索这个领域的无穷奥妙,这也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例谈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迁移教学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青岛已实施了七个年头,这七年里,大家有欢喜、有困惑、有汗水、有收获。为了推进下一阶段的课程改革工作,青岛市初中历史学科举行了 “历史学科内外迁移教学法”研讨会,在本次研讨活动中,我有幸参与《海峡两岸的交往》一课的展示,对迁移教学法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感悟。 一、什么是迁移教学法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先前的学习会对当前的学习产生影响,或者当前的学习会对先前的学习产生影响,这种现象就是迁移。这里所说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能起积极促进作用的,这叫正迁移,一种是会有消极干扰作用的,这叫负迁移。我们在教学中就要努力实现正迁移,而要防止负迁移。古人说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是指学习中的这种正迁移现象。迁移的原理是客观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以及客观事物之间的互相制约性。所以,迁移的方法就是通过类比推理,沟通新旧事物之间的联系,通过比较、分析、综合,然后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迁移教学法是教师依据“迁移规律”设法为新知识的生长提供联系的“认识桥梁”,通过迁移来发挥旧知识在学习新知识中的铺垫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当学生具备从事某一新的学习任务所需要的认知先决条件越充分,他们对该学习任务的兴趣就越浓,即学生对原有知识掌握得越丰富、清晰、牢固,就越能更好地学会新知识,学习也就越有信心。 二、迁移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1.研究教学目标,明确迁移方向 教学目标具有把教学要求系统化、具体化的功能,具有对教学过程进行定向控制的作用。要使迁移方向具体、科学、明确,必须要研究这节课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教师在授课前如果有了这个“全局”,在授课时就会自觉地做好学习新知识的迁移,并为再学习、再迁移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本节课的三维目标,将教材做了整合,划分为《同根同源》、《漫漫归程》、《情牵两岸》和《心语心愿》四大板块。将海峡两岸的关系从历史讲到现实,从现实讲到对未来的展望,实现了由教教材到用教材的转变。 2.运用认知结构,实现历史知识的纵向迁移 任何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不可能脱离过去学过的知识。美国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指出:“一切有意义的学习都是在已有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受学习者原有认识结构影响的新学习是不存在的。”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学习新的知识,从而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就是纵向迁移。历史学科中有许多联系密切的历史史实,教师在教授新知识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在已有认知结构中寻找新旧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充分利用旧知学习新知,就能达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 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教学中,学生已经掌握了三国、元朝、明、清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在本节课中学生能自觉地将学过的旧知识迁移到“为什么说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这一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来。在学习邓小平对台湾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时,什么是“一国两制”、在“一国两制”正确指引下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这些内容学生在前一课刚刚学完,这就为本节课对台湾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学习奠定基础,利用学习的迁移,使学生深刻体会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坚信一国两制同样能够解决台湾问题,激发学生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努力学习。 3.联系实际,促进历史知识与社会热点之间的迁移 历史和现实生活是紧密结合的,如果把二者割裂开,历史课将很难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历史知识是静止的、稳定的而社会热点是发展的、变动的,要实现两者的有效迁移,关键在于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因而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尽量结合现实中的热点问题,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历史、体会历史的趣味和作用,再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再认识,引导学生将历史知识迁移到社会热点中去。 本节课在导入新课的设计上,联系了社会热点──2008年台湾大选,并播放新闻片段《马英九谈两岸关系》,结合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让学生思考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渊源,学生的思维很快进入亢奋状态,积极参与新知识的学习。在第二板块“漫漫归程”中,让学生思考“是什么阻挡了台湾回家的脚步?”引出现实热点: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入联公投”等台独言论,再联系台湾岛内民众反对公投、反对台独、支持马英九的表现,使学生深刻体会到台独是不得人心的,实现了从知识到热点,从热点到知识之间的有效迁移。 4.注重学科渗透,实现历史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迁移 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到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等,历来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各门知识是彼此渗透、融会贯通的。中学历史教学必然会涉及其它学科,尤其是语文、地理、政治学科中的相关知识,这些学科不仅使历史学科多了几种记忆知识的途径,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表达训练十分有利于理解历史学科的知识内容。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与历史知识相关的文学作品,使知识互相迁移,适当渗透,让学生在文学中感受历史、认识历史、评价历史。比如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因此在本节课中运用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临终诗《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首诗使学生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分裂、骨肉分离给中华儿女造成的切肤之痛,这种痛源于上一知识点“台湾问题的产生”,又为下一知识点“推动祖国统一的政策”做了情感上的铺垫。在“心语心愿”中,一名学生朗诵了余光中的《乡愁》,这样一首意蕴深刻的诗歌更让学生体会到了海外游子的思归之情和诗人魂牵梦绕的“中国情结”,认识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而达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目标。 俗话说:史地不分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历史是一个 过去的概念,而地理学科则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空间概念,全方位地分析历史知识。特定的空间位置和空间概念是帮助学生学习历史的基础。例如本节课第一板块“同根同源”,学生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论证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还能够运用所学过的地理知识,从地缘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将地理知识迁移到了历史课堂。 总之,迁移教学法是新课改中的一项有益尝试。虽然它只是处在探索阶段,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它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了他们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同时,它也对教师的知识储备、教学技巧及教学艺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谈初中历史教学问题与方法 对策一:加强理论学习,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手段来推进现代化进程 课堂教学的现代化是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全方面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此教师要正确认识,并不是贴上现代化的标签,就是实现了课堂教学的现代化。教学的现代化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进行。因此,要加强对新课改的学习与新课标精神的领会,突出历史学科特点,将新课改所提出的全新的教育理念、教学观念,先进的教学手段、教学模式运用于具体的实践教学中。对于教学手段而方,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问题二:课件越精美越好运用多媒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激发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传统教学中教师采用黑板加粉笔加教材的教学模式,将历史课上得枯燥无味,学生参与意识不强,学习动力不足。而多媒体具有图文并茂、声形结合的特点,这符合初中生的特点,更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浓厚的学习兴趣。许多教师正是看到多媒体可以增强教学的趣味性这一优势,而片面地认为多媒体课件越精美越好。因此,在制作课件前盲目追求课件外在表现形式的华丽与优美,插入了太多的图片、视频、影视剧资料等,只是这些素材的简单叠加,而忽视了与具体教学内容的关系。将学生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这些素材上,而无法引起学生对知识本身的关注,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很少,更不要说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对策二:课件要实现外在形式与教学内容的统一 有效成功的课件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将学生顺利转移到对知识本身的关注上来,使学生对历史知识产生浓厚的探究兴趣与欲望。这对课件的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件不能只求素材的优美,而是要以具体的教学内容为中心来进行各种素材的选取。要选取最有代表性与典型性、最具说服力的素材,增强课件本身的知识含量与技术含量。做到既要以课件形象直观的素材来吸引学生,更要以丰富的知识来吸引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因此,在制作课件时,一方面要研究教学内容与学生情况,达到准确掌握与全面了解,在二者间找准最佳的结合点,以学生最为感兴趣的方式来引入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要广泛收集各类素材。可以发动全校历史教师,依托强大的互联网,建立素材库,发挥全校教师的力量,将各类素材收录其中。这样在制作课件时便可以从素材库中直接提取。更为重要的是在制作时要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融入其中,使课件更具特色,更具个性,以独特的风格来吸引学生,带动学生。教师成了操作者,学生成了观赏者教学不是教师或学生单方的单向活动,而是教与学的统一。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控制者,学生是被控制者,将教师与学生推向了教学的对立面。但在运用多媒体的过程中,有的教师不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自身的主导性,而为多媒体所奴役,教师成了课件的操作者,而学生成了课件的观赏者,教师与学生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师生间与学生间的讨论与交流都没有了,都被多媒体所代替。教师只是埋头于电脑前,忙于操作课件、讲解课件,学生也常常是停留在精彩画面与图片的欣赏上,学生并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与探究的空间。 对策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主导性,实现教与学的互动统一 学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也不是机械的传输者。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只有经过学生主动参与、自主构建,所形成的知识才是最为有用的知识,这样的课堂才是高效的。因此,不能把学生当作被动的接收者,而是要把学生当作主动的构建者,为学生的主动参与提供机会、创造条件。一切以学生为中心来进行教学活动。在运用多媒体的过程中,不要让学生将全部精力与视线都集中在多媒体上,而是要让学生有更多的阅读教材、独立思考、主动探究、积极思维、充分交流与激烈讨论的时间与空间,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教师的主导性,让学生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与启发下得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全面提高。问题四:多媒体成为唯一的教学手段多媒体具有其他教学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有的教师将多媒体视为唯一的教学手段,认为多媒体就是万能的,没有多媒体是万万不能的,而将其他教学手段完全排斥于历史教学之外。新课的讲解要用多媒体,习题课也要用多媒体,讲评课也是用多媒体,就算是讲解一个语言就能讲清楚、学生理解容易的小知识点也要采用多媒体,可以说多媒体无处不在。多媒体用得多了,教师和学生都会产生一种心理与审美的疲劳,甚至这种消极的情感、多媒体的负面影响会压过师生积极的情感与多媒体的优势,而使多媒体辅助教学成为鸡肋。 对策四:实现多媒体与其他教学手段的有机统一 多媒体只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只是课堂教学的辅助,而非全部。在激发学生兴趣、化解教学重难点等方面多媒体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其他教学手段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同样有着多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每种教学手段的优势,用彼此的优势来弥补不足,以为学生展现一个魅力四射的历史课堂,让学生在历史课堂中得到全面发展。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责任感的路径建设 作为公民素质考量因素之一,责任是公民人格素质的核心,是人才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责任不是与生俱来,需要不断培养。责任教育成为教育的重点。初中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其责任意识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因此加强初中生的责任教育是社会赋予初中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前初中生的责任意识并不十分强烈,甚至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这与当前我国初中责任意识教育的缺失存在一定关系。历史学科通过对祖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介绍,承担着培养中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任务,但是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初中历史教育存在种种缺陷,无法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从从历史课程实施的角度谈对初中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意义十分重大。 一、初中生责任感弱化原因分析 有些人在形容现代青少年时,称之为“垮掉的一代”,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的青少年责任感弱化。曾有一个调查显示,初中生在价值观取向中倾向于重个体和家庭、轻国家和社会,社会责任感相对淡化,并且在自觉性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跟风”倾向,容易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在社会公德建设和社会责任感形成方面缺乏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面对不负责任行为和习惯选择的是独善其身、默不作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中生生理与心理处于剧烈变化阶段,三观尚未养成。 初中阶段正是一个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情感上还不够成熟和稳定,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情绪波动较大,对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缺乏足够的辨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颇,甚至误入歧途。此外,理想或者目标相对单一,导致对社会责任感认识不足。 (二)家庭教育存在误区,影响了初中生责任感的养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家庭的生活水平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家里有家庭教师,去学校有专门的车接车送,孩子在家从来不干家务,同时现在的家长都在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转变,或许是阅历多了,或许是觉得没有意义。但是这些小小的言语,都在孩子的心理有了定义,同时少了一份关爱他人的心。 (三)学校教育存在偏差,忽视了对学生责任感的培养 在强大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了,重智育不重德育仍在大部分初中学校占据重要地位。智育被摆在了最主要和突出的位置被无限制地放大,其余的则只是蜻蜓点水般的涉及。此外,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与学生心理和实际生活严重脱节。目前学校对学生道德信念、道德情感的培养,包括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主要采取的还是“填鸭式”的理论说教和灌输式教育,显得“假、大、空”,无形中加大了学生的心理压力。 二、初中历史教育与学生责任感培养的关系 (一)培养学生责任感是初中历史教育的目标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历史课程目标是“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培养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竞争意识;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具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 (二)初中历史教育是学生责任感培养的重要载体 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想要时光倒流,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借助有效的情境再观,也能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就是教师在历史的教学课程中,通过创设情境,让学生的感官和思维进入历史情境当中去,经历历史,获得自己的认识和感受。体验认识历史知识的过程。新课程明确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教学目标,在课程标准中设置了许多有操作性的活动建议,在教材中设置了若干活动探究课,提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其出发点就是在于抛弃陈旧落后的教育教学理念,提倡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也要看重学习的结果,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通过学生参与教学活动,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并树立远大的理想,学生也有了正确的人生抉择。 三、在历史初中历史教育中培养学生责任感 (一)加强对学生的国情教育 有人说:“中小学生就像笼中的鸟,对外界的时事政治一概不通”。初中生不像大学生那样自由分配时间,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学校的时间管理,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在学校,有些学校是封闭式的,这样阻碍了学生对外界事物的了解,造成初中生对国家政治的不了解以及爱国思想的弱化。作为历史课程,就应该加入国情教育,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同时增进了与社会的联系。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就是让学生知道中国的历史、现状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本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所以我们的教师一定要从学生的长远 规划考虑,树立远大的教育观,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更要重视当今国情教育的渗透。这就要求教师要扩大自己的知识储量,不仅要向学生讲述课本知识,还应该联系当今世界,议古论今,加强学生的国情教育。 (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当代初中生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太少,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深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新课程不断地在倡导要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置更是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社会责任感,加强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德育靠践行,德育靠体验。“社会实践的最大作用在于帮助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将接受的信息同一定的社会实践相比较,并作出选择。正确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帮助人们作出正确的选择”。新课程提倡的研究性学习活动、主体德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历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途径。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类型的实践活动,如参观历史纪念馆、组织学生献爱心等,从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的“诵”“想”“问” 在对初中学生的历史教学中,会出现一些不足的问题:教师照本宣科讲课,学生会出现厌烦情绪;不给学生诵读课文,单靠老师的讲述学生较难记得牢;不用启发式教学,学生的思维能力不会提高;不设计一些启发学生回答问题的提问艺术,学生就不能学会正确地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重难点。面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我认为教学中运用“诵”、“想”、“问”结合的教学方法,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诵”:一是选取教材内容让全班同学诵读。朗朗的书声有助于课堂气氛和学生精力的集中。二是分小组诵读。有时可用评比的方式,哪组读得好给予表扬,使学生有一种荣誉感和团结精神。三是学生个人诵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胆量。四是学生的默读,有助于学生在“静”中找出问题。学生通过读书,读懂课文内容和线索。 “想”:是在学生读书后,让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找出问题,让学生多动脑。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克服教师满堂灌、全面包办的现象。 “问”:是在学生“诵”、“想”的基础上,由教师对课文内容提出问题,启发学生回答,或有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让教师解答,再就是学生与学生之间互相提问,互相解决问题。 “诵”、“想”、“问”在教学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学生学得比较活,教师教得比较轻松。如在讲初一历史第一册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历史,由第一组同学读“北京人”的史料,第二组同学读“山顶洞人”的史料。读后让学生思考。由第三组同学提出问题给第四组同学回答,第四组同学提出问题给第三组同学回答。如:“北京人有什么特征?”“懂得什么?”“山顶洞人比北京人有哪些进步[是专门提供论文和论文的网站,]?”等。全班同学都参与了活动。这是一种由学生读书,自己找问题,提问题,分组进行的方法。在讲“秦汉与匈奴的和战”一课时让学生默读课文后,学生通过思考,教者要求每组同学分别回答一至二个问题。如:哪些是和?哪些是战?为什么要和?为什么要战?在讲到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历史时,教者提问学生:“书中说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你能在平时看到的、听到的一些史实说明其影响吗?”教者要求每组同学回答,看哪组答得多。学生兴趣起来了,在认真思考。很快从第一组到第四组的同学都积极回答。有的说《西游记》,有的和尚,有的说寺院、宝塔,有的说惠州元妙观,有的说少林功夫等等。最后教者肯定了同学们的回答,对一些不对的说法加以纠正。学生懂得了影响的真实性。这是一种通过读书、思考、提问,学生以比赛的形式进行的方法。在讲“秦汉文化”一课时,讲到“秦兵马俑”一目,采用全班朗读的方法,读后老师提出如下几个问题给学生回答:①兵马俑属于哪一门艺术?②兵马俑是用什么做成的?③兵俑和马俑的形态各有什么特点?④兵马俑有什么历史价值?这是一种学生朗读,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在讲初二历史第三册第1课时,让个别学生读书,要求大家找重点、找疑问。老师问:“清朝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做了哪几件大事?学生很快回答出三件大事。学生提出问题让老师解答,如:1727年当时的皇帝是谁?为什么同是一个喇嘛教会有两种不同名称的册封?老师作了解答,问题解决了。这是一种让学生提问题,老师解答问题的方法。 以上事例是通过学生“诵”、“想”后的一种“直问”的提问艺术。它能使学生更好地记牢课文的知识点。通过思考和启发的问,能培养学生综合、概括、归纳、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方式在教学中较常采用,学生对问题也较易理解回答。 在平时的教学中,可采用一种“曲问”的艺术方式。在讲初二历史第三册第 2课中的有关“清兵进入台湾和清朝设置台湾府”的问题。在讲完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先提问再读书分析。问:“郑成功及其子孙长期占据台湾与清朝对抗好不好?”“郑成功的后降归顺清朝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学生思考回答后再讲正文。这样的“曲问”,起到的作用有:一是提出悬念,以更好地引入正文。二是培养学生正确地分析历史现状的能力。三是联系了当今大陆与台湾分裂、实现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实际。郑成功的子孙归顺清朝,实现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当今台湾当局想搞台湾“独立”,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四是使学生懂得清朝设立台湾府的重要作用。 在讲清朝的“闭关政策”一目时,全班同学朗读后,教者问学生读出什么问题来?读懂了没有?学生只回答第一是原因,第二是影响或评价。我用“曲问”的方式问学生:“闭关政策”的含义是清政府把所有通往国外的关口都关闭起来对吗?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较多人不语。我说你们没读懂书,再找找书中内容、动脑思考思考。结果有同学很快站起来回答:“严厉限制对外贸易”。我立即表扬了这位学生。这种提问方式对培养学生正确地分析问题效果很好。 讲完“闭关政策”一目内容后,我又给学生一种带有假设性的提问要求学生开放性地讨论回答:假如清朝不实行“闭关政策”,中国会怎样?思考片刻后,学生一个接一个回答:有的说中国是封建社会,不实行“闭关政策”也比不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的说只要中国是君主专制统治,人民照样受压迫剥削;有的说不实行“闭关政策”中国会很强大,中国人多,定不会受外国侵略,会打败外国侵略者等等。有些学生还用课外时间写成小文章交给老师。虽然有些学生答的观点不是很对,但这种问,有助于开发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对学生今后探索问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在“诵”、“想;、“问”的教学过程中,“想”与“问”尤为重要。学生有去思考问题才能回答问题,提出问题又会使学生积极地、深层次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想”与“问”是前提,答是结果。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多样的教法,认真的思考、灵活且有艺术性的提问,显得非常重要。它是当前除了多媒体辅助教学以外的一种教研教改的较好手段之一。这种教学,使学生掌握了重要知识点,培养了学生正确地分析问题等多方面的能力。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集体和个人的荣誉感。真正起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作用。在任初中教学以来,自己在实践中感觉良好,学生很欢迎。自己把它作为教研方案在科组推行实施,老师们在探索中体会到切实可行。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创新之我见 论文摘要:教学创新是现代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和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初中历史教学创新的客观要求。为了适应历史教学新形势的需要,必须遵照新课标下的历史教学要求,创新历史教学原则、教学理念、教学手段等等。 一、历史教学原则要创新 历史教学原别的内容具有多层次、多方位联系性的特征,它包括: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横向联系;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历史演变与现实生活、时事之间的联系,等等。这些联系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更好地认识井分析历史。为适应现代化教育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实现多层次、多方位的历史教学。历史教学原则就必须创新,要采用多维教学法,即多角度、多系统地启迪学生思维。并以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的能力为原则,使初中历史教学承负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任务。 二、历史教学理念要创新 理念是行为的灵魂,是创新的先导,教学理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帅的作用。目前初中历史教学尚未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应试教育没有真正转化为素质教育。然而,新的课程标准的人文性强调历史教学要致力于学生历史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应尽快转变教学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情绪及情感体验,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树立既教书又育人的教学新理念。传统的教学理念过分强调教师“教”的作用,而忽视了学生“学”的手段,这已不能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初中历史教师要尽快树立并适应新的教学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师中心”的教学理念,树立起“学生中心”的新理念。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课习惯于“一言堂”。要求学生对知识点死记硬背,这抑制了学生创新精神的养成。因此,教师应该树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理念。 三、历史教学手段要创新 教学手段创新是整个历史教学创新的重点。历史教学手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和课程内容都发生了变化,相应地,要求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手段上也必须发挥创新精神。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教师应放手让学生自己探索新的知识。学生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创造性思维也得到了训练。因为,学生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需要发散性及创造性的思维,特别是对历史上因果关系的思考,这是对人的思维水平的考验。学生学习历史此外,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它不仅需要教师、学生来完成,更要借助网络技术与其它媒体才能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在讲课前要充分准备。不仅是通过语言,还要发掘校本的资源,尽可能地调动学生自己动手,通过网络信息搜集和查找资料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对历史资源的进一步探究和开发的能力。以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 四、师生关系要创新 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服从。这种师生关系压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师生关系紧张,有时学生会对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要和学生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首先。新型师生关系中,教师与学生是朋友,教师和学生之间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师生关系。”其次,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尊重学生,树立平等和民主意识,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作。最后,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核心,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得到发展。教师应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表独立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总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不断改善师生关系。建立良好、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样才能满足初中历史教学新形势的要求。 五、培养创新型教师队伍 教学创新必须依赖创造型的教师。在教学创新中,教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虽然目前在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广大的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还有一些初中历史教师满足不了新时期教学创新的要求,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还有待提高。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敢于打破常规的教学,组织开放式的教学,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新时期,初中历史教师若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断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知识。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加强师德建设,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总之,初中历史教学创新势在必行。进行创新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一方面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强各方面的修养;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努力营造有利于历史教师创新性劳动的环境,并给教师提供必要的进修机会,从而不断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的过程。也是训练和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因此,初中历史教师所采用的历史教学手段必须能激发、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发散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探究初中历史教学增强学生才能 一、教师要认真备课,把握好合作学习的时机 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基础和前提。教师要求学生课前要预习本节课的内容,课前要出示本课的教学目标,便于学生对整节课有整体认识。合作学习是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有选择地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一般来说,简单的学习内容,采取个人独立学习,而较综合、复杂的内容,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教师要把合作落到实处,必须认真钻研教材、精心安排合作学习的最佳时机。一是在学生意见不统一时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二是在问题的答案不唯一时进行小组合作学习;三是在学生思维受阻时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从而训练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启迪。防止随意性与形式化,一节课中不宜安排过多的小组合作学习时间和次数。 合作学习把学生变为参与者,那些已经掌握技能和知识的学生把知识和技能教给其他成员。作为讲授者的学生,为了能够教得更透彻、清楚,必须对所学的材料进行认真地阅读和分析。学困生也希望在课堂上有出色表现,因此,他们要做好充分的预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自学能力也提高了,课堂效率自然提高,学生各种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升。 二、有效的课堂评价体系 “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如何对小组进行评价。教师对小组的评价信息主要来自学生当堂检测的成绩和课堂上学生的整体表现。下课前,教师要对小组的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如何将评价转化为小组成员学习的动力,是我们教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教师仅仅宣布小组所得的分数,或是表现的优、良、中、差,在起始阶段还行,与以往课堂相比,学生会有新鲜感,的确能起到促使学生学习的积极作用。不过学生很快就会对教师的评价失去兴趣、习以为常、不以为然。这样就使以学习小组为单位的小组间的互相检测、互相比拼,小组内互帮互助模式效果大打折扣,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所以建立一套有效的、长期的课堂评价体系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成败。 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和摸索,我认为对小组进行奖优罚差、奖勤罚懒,才能有效地促使小组的每个成员以小组为“家”,关心小组的荣誉,用心建设自己的小组,为本小组的荣耀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具体奖惩的办法应根据学生特点、班级特征而定,不能一概而论。采取奖惩措施就是在向每个学生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每个小组成员是坐在一条船上,必须要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小组表现差我受损;小组表现好我受益。总之,在历史课堂中使用“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参与课堂管理,使学生正真成为课堂的主人。“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目标是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使课堂效率提高,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团队精神,增长学生的才能。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使“小组合作学习”更合理、更科学、更完善。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的“饱和”现象 “饱和”一词本来属于化学术语,如将糖加入水中,当它不能再溶解时,我们就说“饱和”了。学生学习“饱和”,是指学生因为长时间地学习同一内容,心理产生了厌烦甚至抵触情绪,从而不愿意再学习了。历史学科由于要求记忆的知识多,而且这些知识零乱、琐碎,学生学习就容易产生饱和心理。我们有些老师在教学中如果长期采用某一种方法教学,即使这种方法确实很好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但学生也会感到厌倦从而产生饱和心理。 教育学、心理学研究都表明:人的大脑一般有一个抑制、兴奋的过程,当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时,人的情绪会比较高,学习、工作注意力也就比较集中,学习工作的效率也高。但这个兴奋期是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的,一旦大脑摄入的信息超过了学习者的承受力,就会产生“心理饱和”现象。下面笔者就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心理饱和”现象的原因作一简要分析,以供方家寻求解决的途径,从而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一、历史学科特点的制约 历史学科是以史实为载体,阐明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脉络,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一门科学。历史学科有很强的阶段性、综合性、延续性、文史相通性等特点。历史学科内容可谓条理多、头绪多、知识点多。比如,和其他学科相比,我们会发现历史学科本身所蕴涵的知识点很多,内容非常繁杂,历史年代、概念、背景、意义、作用及影响等这些知识,孤立起来看都比较枯燥乏味;历史知识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反复的记忆、理解来达到的,这种知识的反复记忆、理解如果缺少“技巧”,就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情绪,从而导致学生产生“心理饱和”。初中生缺少学习历史知识的方法和技巧,学习历史知识就认为是“背”,整天唱“仰脸歌”;不会整理、归纳、总结,导致历史学习效率低下。 二、学习历史的动机不明确 学习动机不明确,学习就没有动力,就没有兴趣,当然也就很难提高历史成绩。目前徐州市中考历史在总分中所占比例较低,江苏省高考把历史学科列为选考科目,成绩只划分等第而不计入总分,这也影响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动力和兴趣。我们都知道,学生对有兴趣的科目往往所投入的时间多,花的精力大;相反,对不感兴趣的科目,所投入的时间很少,花的精力也小。长此以往,学生对历史的学习也就失去了兴趣和动力,甚至把历史学科看成是一种负担,从而导致历史学习进入“饱和”状态。 三、历史知识诸备不够 学生学习实际上是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历史学科在这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我国古代就有“以其所知,喻其不知,使其知之”(《论语》)的精辞论点。所以新知识的习得和理解必须要有一定的旧知识作基础。如果学生原有的知识诸备不够,学习新知识就如天马行空,随时都有遇挫的危险,学生的大脑也会很快进入饱和状态。而近几年的初中学生由于在小学里学的是《科学》,头脑里根本没有系统的历史知识。笔者曾对某一个班级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情况作调查,(教学论文 )结果发现没有一位学生说得出我国古代王朝更替表。而《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明确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和看待问题。看来《课程标准》的要求与学生实际水平之间有一定的差距。 四、心理承受能力不强 现在的学生心理承受力普遍不强,而这正是学生心理饱和现象产生的关键所在。这样的学生一开始以为学习历史只要背一背就行了,可一遇到考试,一些学生的历史成绩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预想与结果产生了极大反差。这对有毅力且对历史学习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可能会成为一种动力而去学习、去钻研,但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往往会束手无策,表现出过分的颓丧迷茫,常常采取逃避退缩的态度。这时,我们老师如果不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及时引导,这部分学生的历史学习的心理饱和现象就产生了。 五、社会、家庭的影响 在中考、高考升学率的重压下,一些学校、老师大搞“题海战术”,死盯学生背书默写,拼命延长学生学习时间。这一系列的做法,结果造成学生心理压力过大,厌学现象屡见不鲜。社会的负面影响,如“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大学生还不如小学生、小学生还不如不识字的”、“工作的还没有打工的拿我多”等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和信息的传播,使很多学生对学习产生怀疑态度,甚至产生厌学、逃学现象。目前的家庭教育也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不闻不问,读书无用;二是恨铁不成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庭教育的偏差,使得学生除了学校里沉重的学业负担外又多了一种心理负担,这同样会导致他们产生心理饱和。 初中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会产生“饱和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只有研究这些原因,采取切实的措施,才能对症下药。同时,我们应联合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共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打破错误陈旧的观念,使学生的身 心得到自然的发展,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避免心理饱和现象的产生。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论文 摘要：三维目标是感知历史、学习历史、理解评价历史的有机结合，是由浅入深，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只有落实“三维目标”，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 历史 三维目标 教学 三维目标是感知历史、学习历史、理解评价历史的有机结合，是由浅入深，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只有落实“三维目标”，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的有效性。那么，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落实三维目标呢？ 1、知识与能力：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简称之为“双基”。 学科基础知识——指各个学科所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该学科所特有的基本事实、概念、规律、规则、原理、定理等。 学科基本技能——指各学科所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该学科所特有的操作技能。 知识和技能既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又是课堂教学的归宿。教与学，都是通过知识与能力来体现的。知识与能力是传统教学合理的内核，是我们应该从传统教学中继承的东西。把“知识与技能”列在三维目标的第一维，既肯定了“双基”本身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工作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肯定了“双基”现在乃至今后在基础教育教学工作中仍应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2、过程与方法： 过程——指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自主实践的过程。包括：文本的认知发展过程；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强化思维训练，提高思维品质，养成良好习惯的过程；培养创新精神和提高实践能力的过程；情感体验的内化升华过程。 方法——指学生在动态的、开放的思维过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掌握目标达成时的最好方法。 过程与方法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常常蕴含着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方法也只能体现在一定的过程之中，并通过一定的过程掌握一定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方法，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过程与方法既是课堂教学的目标之一，又是课堂教学的操作系统。新课程倡导对学与教的过程的体验、方法的选择，是在知识与能力目标基础上对教学目标的进一步开发。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情感——是从广义而言的，是指人的心理素质，包括动机、兴趣、感情、意志乃至品格、个性等在内的心理特征，即非智力因素。它所关注的是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 态度——是指最根本的态度，是对人生的态度，涵盖了一个人对方方面面的正确态度，社会责任。包含着德育的全部内容。 价值观——指一个人一生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价值定位，也就是生活理想，人生目的，亦即通常所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既是课堂教学的目标之一，又是课堂教学的动力系统。新课程倡导对学与教的情感体验、态度形成、价值观的体现，是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目标基础上对教学目标深层次的开拓。 1、优化课堂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参与度 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教师必须改变旧有的过于单一、被动的教学方式，建立和形成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把接受式学习与研究性学习、体验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密切地结合起来，以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完善发展。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提出的“黑猫白猫论”也告诉我们，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教学方法设计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考虑教学内容、学情分析，从学生实际出发，必须选择科学化、合理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达到课堂教学的最高效。各种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因此，在教学方式设计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学环境以及自身素质等综合因素，实事求是、科学地取舍各种教学方法，而不能一味地求“标新立异”，走入“什么都搞‘探究’，否定接受式和观察、模仿学习；不顾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储备，也没有具体目标，彻底放开，让学生凭空想象，无据辩论”的形式主义的怪圈。 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与方式，是达到学习目标的重要前提。因此，课程目标特别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方法。在这方面，课程目标特别提倡探究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学习方式。如：开展课堂讨论与辩论；举办历史故事会、演讲会、讲座等；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与访谈；进行历史考察；仿制历史文物；鉴赏历史文物；采访历史见证人；编演历史剧；编辑、出版历史板报、刊物；举办历史专题展览；拟写历史论文、札记、社区史、家庭史等；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搜集各种历史材料；制作、填写历史图表和年表；学唱历史歌曲等。 学习历史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包括：记忆、听说、阅读、观察、练习、写作、参观、表演、欣赏、研究、总结、评论、创作、讨论、调查、游戏、收集资料、制作图表、社会活动、辩论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结构程序、不同的遵循原则、不同的呈现方式和不同的获取手段。但无论怎样，历史方法的掌握都要在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完成。历史学习的许多特有的方法，带有技能性质的，如阅读历史读物，识读历史图表，知道古代纪年方法，正确计算历史年代，描述历史事件。其他带有综合性的方法，如搜集与整理材料的方法，运用历史的 眼光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方法、迁移的方法等。历史课程目标强调历史学习的过程与方法，这表明，新课程不仅关注历史学习的结果，更关注这种结果是如何获得的。因此，新课程要求教师要把“以教论学”，转变为“以学论教”。教师要重视教学过程的每一环节，并以好的教学方法推进教学过程。教师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本，注意以下几点。 ①善于引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学习需要，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主动参与。 ②善于从初中生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出发提出要求，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才能。 ③注重学生的探究过程。在知识获取上下功夫，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得出结论，使学生充分体验到探索过程的价值，增强学习信心。 ④为学生创设自我表现的机会，使学生学会各种不同的学习方法，如注重探究式学习，在探索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历史或现实问题的能力。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毕业论文 一、创设学习情境,提高学习积极性 良好的学习氛围能够有效地提升历史课堂的学习效率。因此,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应该努力地为学生创设历史学习情境,提高学习积极性。例如,可以开展分角色扮演活动,在学习《外交事业发展》这一课时,挑选三名学生,分别扮演尼克松、、,表演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时的情境。同学们对这样的“穿越”游戏表现出兴趣,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二、培养师生情感,提高学习动力 那么,要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呢?例如,对待落后的学生不带有感情色彩,做到一视同仁;在课下主动找学生交流,解答疑难问题等。在师生交流活动中,改进师生之间的相处方式;通过调控师生双方的互动性,促进历史教学有效性的实现。 三、开展知识竞赛,提高学习兴趣 例如,一个教师在期末考试前对历史知识复习的过程中,准备了一些经典的历史练习题,然后把班级里的学生平均分成五组,给学生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通过反复,从而达到记忆的目的。一节课过去后,教师提问“:请问二战的时候同盟国和协约国各是哪几个国家?”学生为了回答问题,热烈地讨论问题,最后最先抢答出的小组获胜。通过竞赛,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合作意识。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创新教学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合作、勇于创新的能力。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有效运用提问艺术 田堂提问是中学教学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历史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温故而知新。在讲授新课之前,教师针对新知识,就旧知识提一些相关的问题。这样,教师可以通过问题的提出,引导学生温习旧知识,同时为讲解新内容作好铺垫,有利于新内容的展开、讲述;二是通过问题的提出,引起学生的注意。教师经常就旧知识或是新知识提一些较有针对性的问题,发挥学生的积极性,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开展;三是强明主题,突出重点。教师一般就教材中的重点内容提出问题,为点化主题服务;四是问题的提出,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内容的理解,达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目点,有利于学生形成历史概念。 一、把握原则,突出课堂提问艺术效果课堂提问在历史教学中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课堂上提问,我们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提出问题才较为妥当?下面我就试着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几点浅显的体会。 1.遵循量力性原则。量力性就是一个适度问题。难度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如果一个问题的提出,全班同学哗然,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也就是说这道题的难度系数过低,那这道题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问题的难度系数过高也是不足取的。一个问题的提出,应面向全班同学,能回答的人数需在4至9人之间。只有像这样的问题才有在课堂上存在的必要。 2.遵循启发性原则。在导入新课时,问题的提出是为了讲解新内容作铺垫的,不能就问题而提出问题。例如,北师大版历史八年级上册第4课Ut.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课,在上新课前,先让学生回忆:近代以来,有哪些国家发动过侵略中国的战争?结果怎样?每次战争或战后,都签订了哪些不平等条约?然后设问,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中国还会遭到外来侵略和奴役吗?如果会,那又是那些强盗呢?接着引导学生阅读课前提示,从而导入新课。在讲解新课的过程中,对于刚讲述的知识,也可以提一些问题,为往下的内容服务。特别是在课堂总结之后,提一些问题需具有启发性,使学生能够清楚本节课的重点内容,本课时的主题思想,这些都需要在问题当中得到体现。 3.遵循思维性原则。学生既是发现者,又是探索者。每一个问题的提出,应有利于发挥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不要就课本的内容原原本本地提出问题,这样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的提出,应给学生想象的空间、思维的天地。如北师大版历史七年级下册第4课《元帝国拓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基业》这一课,其中讲到文天祥的抗元活动,关于这知识点看似不起眼,只是历史长河中发生的一件小事而已。为了引起学生的注意,发挥学生的思维能力,不妨提出这样的问题:“元朝统一中国是进步的,文天祥抗元活动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两者会不会矛盾,为什么?”经这样一问,问题就出来了,课本上找不到它的答案,学生只好自己组织、发挥,别无它途。同时,教师可以以责任心为主题引导学讨论,要以褒扬的语言肯定大胆发言、参加讨论的学生,注意对不同观点给予引导,开拓学生的思维想象空间。 二、抓住关键,促进课堂提问艺术深入明确了课堂提问的原则性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能把问题提好、提妙,我们必须了解问题在什么地方提出来才较为妥当。把握好提问的时机。 1.置问题于新旧知识的联系处。在导入新课时,针对旧知识提出问题,是为讲解新知识服务。在讲述关于北师大版历史八年级上册第18课《全民族抗战的兴起》这一节课的具体内容之前,先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前面学过的内容中,日本曾经制造了哪些事变?造成什么影响?”待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日本正是通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及《塘沽协定》等一步一步地打开入侵中国的门户。“卢沟桥事变”是由日军精心策划、突然进攻而发生的,同时是为日军全面侵华寻找借口。引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这样,既为新内容的讲解提供背景材料,又有利于新内容的讲解。 2.置问于学生疑惑处。何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解决疑难问题,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教师采取的一项较为有效的办法,就是针对不同的内容,提出不同的问题。通过问题的提出,把复杂、深奥的知识简单化、条理化。如北师大版历史七年级下册第4课中讲到“人分四等与文化趋同”,教材中列举了许多方面,学生易于混淆,不易掌握,如果用这样的问题:“元朝的民族融合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进行授课,自然引出文化认同的问题,加深学生对历史发展趋势威力的认识,也能启发学生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元的民族政策,教材的内容就显得有章可循。 3.置问于教学的关键处。“牵牛要牵住牛鼻子”。教材中的每一章节,必有它的重点内容、主题思想,针对重点内容提出具体问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北师大版历史八年级上册第15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讲述了有关“遵义会议”的内容,针对这节课的重点内容,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先由学生讨论回答后指出:遵义会议肯定了等人的正确军事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为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它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保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道继续前进。针对重点内容,适时适地提出问题,既可以突出重点,又可以强化主题。此外,还要把握好三个时间提出问题:即导入布疑、讲中设疑、结语留疑。这样,在以上三个地方和时间提出问题,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试论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主体性,而创造性又是学生主体性的核心内容。创造性人皆有之,它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结构特征。它强化了主体对客观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在历史教学中更容易进行的是对学生的情感教育,而培养素质则需要教育工作者具有更高的业务水平,和课前的精心设计、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要有准备,要能正确的分析和引导、具体在实际工作中,我有以下几点感受与大家交流共勉、 一、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 根据初中学生具有好奇心强,接受能力强,可塑造强的明显特点,教师应让学生感到进行大胆想象、智力冒险是合理的,培养强化学生的创造意识,有意识地提醒学生成为创造性人才、独创性人才。如以讨论、辩论等形式,使学生各抒己见,想人所不想、见人之所不见、做人所不做,从而优化学生的创造心理环境,激发他们想象的冲动、联想的新颖、思路的开阔,有效调动学生的潜意智,能使之成为创造意识的策源地 、例如,在学习后让同学们辩论1929年经济危机的后果和影响有哪些 ? 08年的经济危机 又可能给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 二、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标新立异; “疑乃学之始”出问题是学生思维活动的开始,有利于启迪学生的创造“潜质”。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思考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在学习《三国鼎立》时,对于神机妙算、遇事如神的“智多星”诸葛亮,我认为教材只是从正面谈到了他的智慧、才能、功绩,而历史上的诸葛亮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他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当我这样问了以后,学生们立即来了兴头,七嘴八舌起来。有的对诸葛亮的聪明提出质疑,认为那是罗贯中“吹”出来的 ,有人还提出了诸葛亮的不聪明之处:事无大小,亲自过问;自不量力,盲目北伐;盲目愚忠,实无大志。学生通过积极思考,提出疑问,这一行为本身就蕴涵创造思维的火花。为此,教师要经常鼓励学生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可不可以那样,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大胆地提出问题,不唯书、不唯上。“标新”和“立异”都是一种创新,它的关键在于“新”和“异”,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在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发表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在“新”和“异”上做文章。 三、和谐/民主的气氛; 和谐民主、宽容理解,这是学生创造性发展的前提条件。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抑制自我中心的意识,创造民主和谐的氛围,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得以生动活泼自由的发展。教师要平等地对待学生,无论其创造性的大小,都应具有发自内心的对学生的关心、尊重、信任的美好情感,才会促使学生内心产生积极效应,转化为创造性的内驱动力。当然,民主并非放任自流、为所欲为,不切合实际的空想、 教师要引导学生立足于客观现实,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理,不能为创造而创造,哗众取宠,喧宾夺主。 四、竞争激励创造; 心理研究表明,在竞争刺激下,人的思维是最积极的。由于竞争行为是“争先意识“力求优势”动机的表现,所以,它比平等状态有更大的紧张感、压力和动力。在竞争过程中,学生的创造动机更为强烈。例如,对于“秦统一六国”,因为秦灭六国的先后顺序容易混淆,于是我就把学生分成四组,每个小组集体思考讨论。几个分钟之内,看哪个小组能最快、最好的找出记忆秦灭六国先后顺序的最佳方案。结果有个组运用集体智慧,利用谐音,想出了“含赵魏,处燕齐”(秦口中“含化”了赵魏两国,后来又“处理”掉了燕齐两国,也就是秦灭六国的顺序是“韩(含)赵魏,楚(处)燕齐”)。结果,全班一致公认,这种方案既好记又新颖。 竞争,使学生体会到了成功的快乐,也培养了他们不倦的求知、进取、拼搏、努力克服困难去获取优异的成绩。竞争力成为求知的原动力,这种力发挥出来,将产生巨大的创造力、征服力。另外,对于一些创造性、主动性差的学生,教师必须循循善诱,认真启发、鼓舞其竞争的热情,不要因怕犯错误而放弃创造与竞争。“如果把错误关在门外,真理也将关在门外”。总之,历史教学也要自始自终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 五、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创造性作为一种心理品质的整体性只能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并得到发展。创造性离不开创造性实践活动,如制作各种模型、成立历史兴趣小组、参观考察等,使学生感官与感觉并用,劳心与劳力结合,激发思维创新发展。例如,我指导学生制作“筒车”的模型时,只告诉他们的工作原理,其他的由学生自己操作实践。于是学生们找来了竹筒、竹架、竹竿等材料,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筒车,并在水槽中吱呀、吱呀地转动起来。筒车模型虽小,但是利用水力转动的工作原理体现地淋漓尽致,学生的创造意识得到显示和发挥。另外,还可以组织学生成立历史兴趣小组,进行古钱币的收集,历史剧的演出等,让学生在收集、组织和表演中发挥创意。 以上便是我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几点体会。当然培养创造性还有许多方法有待探索。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培养创造性的同时,教师一定要强化自身的创造意识,同时,调动每个学生的聪明才智,激发他们的创造欲望、塑造其创造精神,以提高历史教学的效率为宗旨,以实施素质教育为目的,不断探索和改进!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创新之我见 论文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创新；原则；理念；手段；关系 论文摘要：教学创新是现代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和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初中历史教学创新的客观要求。为了适应历史教学新形势的需要，必须遵照新课标下的历史教学要求，创新历史教学原则、教学理念、教学手段等等。 一、历史教学原则要创新 历史教学原别的内容具有多层次、多方位联系性的特征，它包括：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横向联系；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历史演变与现实生活、时事之间的联系，等等。这些联系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能更好地认识井分析历史。为适应现代化教育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实现多层次、多方位的历史教学。历史教学原则就必须创新，要采用多维教学法，即多角度、多系统地启迪学生思维。并以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的能力为原则，使初中历史教学承负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任务。 二、历史教学理念要创新 理念是行为的灵魂，是创新的先导，教学理念对教学起着指导和统帅的作用。目前初中历史教学尚未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应试教育没有真正转化为素质教育。然而，新的课程标准的人文性强调历史教学要致力于学生历史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应尽快转变教学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情绪及情感体验，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树立既教书又育人的教学新理念。传统的教学理念过分强调教师“教”的作用，而忽视了学生“学”的手段，这已不能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初中历史教师要尽快树立并适应新的教学理念，改变传统的“教师中心”的教学理念，树立起“学生中心”的新理念。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课习惯于“一言堂”。要求学生对知识点死记硬背，这抑制了学生创新精神的养成。因此，教师应该树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理念。 三、历史教学手段要创新 教学手段创新是整个历史教学创新的重点。历史教学手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和课程内容都发生了变化，相应地，要求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手段上也必须发挥创新精神。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教师应放手让学生自己探索新的知识。学生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创造性思维也得到了训练。因为，学生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需要发散性及创造性的思维，特别是对历史上因果关系的思考，这是对人的思维水平的考验。学生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训练和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因此，初中历史教师所采用的历史教学手段必须能激发、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发散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此外，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它不仅需要教师、学生来完成，更要借助网络技术与其它媒体才能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在讲课前要充分准备。不仅是通过语言，还要发掘校本的资源，尽可能地调动学生自己动手，通过网络信息搜集和查找资料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对历史资源的进一步探究和开发的能力。以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 四、师生关系要创新 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被动地服从。这种师生关系压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师生关系紧张，有时学生会对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要和学生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首先。新型师生关系中，教师与学生是朋友，教师和学生之间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师生关系。”其次，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尊重学生，树立平等和民主意识，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作。最后，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核心，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得到发展。教师应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表独立见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总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不断改善师生关系。建立良好、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这样才能满足初中历史教学新形势的要求。 五、培养创新型教师队伍 教学创新必须依赖创造型的教师。在教学创新中，教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虽然目前在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广大的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还有一些初中历史教师满足不了新时期教学创新的要求，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还有待提高。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敢于打破常规的教学，组织开放式的教学，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新时期，初中历史教师若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断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知识。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加强师德建设，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总之，初中历史教学创新势在必行。进行创新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一方面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强各方面的修养；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努力营造有利于历史教师创新性劳动的环境，并给教师提供必要的进修机会，从而不断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微课探讨 摘要 随着教育教学的快速发展，不断与新技术相融合，为教育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思路。微课以生动形象、灵活多变的方式应用于初中历史教学中，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而且可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微课制作，对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实践可知，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增强教学效果。针对初中历史微课的有效应用策略问题做进一步研究，以期为广大初中历史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初中历史教学；微课；应用策略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增强教学成效，必须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有效应用，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满足学生学习需求，还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推动初中历史教学的发展进程。然而，基于微课的历史教学仍然处于实践阶段，其应用尚未成熟，因而需要有关人员对微课应用策略的问题做进一步探究，为历史教师的微课制作提供借鉴，同时促进历史微课应用逐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推动教育进步。 一、微课应用于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将微课有效应用于其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将微课视频应用于初中历史教学中，能够增添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在微课教学中，学生能够对历史知识进行反复学习和记忆，有助于学困生进一步学习历史，并深入掌握历史重难点知识。再次，通过微课视频的应用，可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历史概念，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为初中历史教学的深入开展奠定良好基础条件。最后，微课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通过新的形式开展历史教学活动，对增强教学效果和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利。因此，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作用。 二、历史微课的制作与注意事项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制作微课，相关人员应遵循一定的步骤。首先，确定微课课题，使微课内容与历史教学活动紧密联系，为历史教学奠定良好条件。例如，在《冷战中的对峙》教学中，由于课程教学内容多且复杂，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确定微课主题，并有选择性的制作微课视频，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其次，微课教学设计中，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因此，在制作微课设计时，相关人员应进行必要的学情分析，并设计教案，使学生能够对教学内容一目了然，对提高其学习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再次，教师录制微视频，在课堂教学前为学生播放，如若能够添加背景音乐、字幕等内容，则更有利于彰显微课应用的重要性。最后，教师微课的同时，应关注效果，及时改进不足，积极利用微课而深入开展历史教学活动。历史微课制作过程中，要增强教学成效，教师必须注意系列事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微课设计环节中，应为学生提供完整的教学信息内容和配套资源，既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和热情，又能为学生深入学习历史知识做准备。同时，教师应对学生历史学习情况加以掌握，如通过练习题进行检测等，对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有利。其次，在历史微课制作中，由于微课的时间较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微课的内容。所以，教师应注重把握课题，对其的选择遵循适宜性原则。如在《冷战的对峙》教学中，由于初中学生对问题具备初步分析和解决的能力，但教师对学生关于教学知识内容掌握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因而教师可从该问题着手，设置微课，为教育教学提供便利。最后，微课视频制作的长短应有度，通常将微视频时间控制在5～8分钟以内，避免学生产生视觉疲劳，同时将课堂教学内容呈现，方便学生理解和记忆。 三、历史微课的有效应用策略 (一)微课内容应与学生实际相贴近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有效应用微课，应保证微课内容与学生实际相贴近，以便于学生对教学知识内容的理解。以《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为例。该节课教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地名、知识点相对较多，如若要使学生对历史教学知识内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记忆，教师则必须通过有效的微课设计而实现。对此，作者引导学生针对该节课教学内容而制作两个微课，一是以辽、北宋、西夏政权并立为主要内容;二是以金、南宋对峙为主要内容。如此，能够帮助学生对具有联系的教学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可强化记忆。简言之，在历史微课有效应用过程中，微课设计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一切从学生实际出发。与此同时，教师为学生提出关键问题，能够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指导，如“找出政权的分布位置”等，有助于学生体验学习的过程。 (二)针对不同年级开展不同的微课教学 初中历史教学要有效应用微课，应针对不同年级而采取具体的应用策略。首先，针对初一年级学生的历史微课教学中，教师应利用微课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如在讲述“唐三彩”知识内容时，教师为增强学生记忆力，可为学生播放电视剧《宫》的部分片段，剧中关于唐三彩的台词有错误，说“这家人这么富贵，摆的唐三彩”，其实唐三彩是唐代的随葬品，不可以摆放在室内。如此，可激发学生学习自信心。其次，针对初二年级学生，教师利用微课而辅助历史教学活动的开展。最后，针对初三年级学生，教师鼓励学生进行微课制作，以增强其对教学知识内容的认知。 (三)在历史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微课教学 初中历史教师逐渐意识到应用微课教学的重要性，并能够将微课与历史教学活动有机结合。所以，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教师应不断完善微课教学，以发挥微课的应用成效。首先，教师将制作的微课资料汇总，形成资源库。基于此，在后期历史教学中，教师可对资源库中的微课资源作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完善，与新的知识点相结合，能够使微课内容更为深入，更具与时俱进性。其次，初中历史教师在应用微课时，应做到微课资源共享。例如，学校成立历史教学研究小组，对各个历史教师分配任务，使其能够共同完成微课制作和共享微课成果。最后，教师鼓励学生亲手制作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所以微课的有效应用，必须注重将学生参与其中，包括学生参与微课制作和分享微课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历史教师引导学生积极积累微课制作经验，对微课教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 在初中历史教学活动中，教师如若能够采取有效策略而促进微课的应用，则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对推动初中历史教学进程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微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有应用，但其应用效果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作者认为，相关人员有必要对于历史微课的应用策略加以研究。首先，微课内容应与学生实际相贴近;其次，针对不同年级开展不同的微课教学;最后，在历史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微课教学。 作者：赵玉双 单位：长春市第十九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趣味性浅谈 【摘要】 初中历史是学生必学科目之一，要想保障初中历史教学质量，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加入趣味性导入方法，以此来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进而就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而本文主要对几种趣味性导入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 初中；历史教学；趣味性导入 引言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导入这一环节十分的重要，其会影响学生对这一节课的兴趣，如果教师在导入教学过程中能够引发学生对本节课的兴趣，就能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进而就能提高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初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尽可能采用趣味性导入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以此来实现历史教学的目的。 1.故事趣味性导入法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故事导入法就是较为常用的教学方法，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在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历史本身就是以往发生过的故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历史本身的故事性对学生进行教学，而初中生年龄较小，故事对于学生而言本身就十分具有吸引力[1]。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导入教学的过程中，就可以积极采用故事趣味性导入法对学生进行教学，以此来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保障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秦始皇修筑长城》相关内容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的穿插“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一故事，这样学生就会很好奇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在教师教学过程中也会更加的认真，进而就能通过这一故事来激发学生对这一内容的兴趣，提高这一节课程的教学质量。 2.图片漫画趣味性导入法 在对初中生进行历史导入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图片漫画趣味性导入法对学生进行教学，其具体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联系教学内容，选择相应的漫画或者是图片来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初中生处于较为叛逆新奇的阶段，而漫画和图片能够很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为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初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就可以积极采用图片漫画导入法来提高导入教学的趣味性，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历史学习。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内容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结合这一章节的内容，选择一些具有较为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漫画对学生进行教学，通过漫画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下的风气，再加上漫画本身就较为独特的特点，其自身的幽默和夸张表现方式十分符合学生性格特征，也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对这一内容的兴趣。 3.多媒体趣味导入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初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积极应用多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趣味导入教学。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红军长征》这一内容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在上课之前准备好有关于“红军长征”这一内容的视频资料，然后在导入教学过程中播放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视频资料，通过播放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这些较为典型的场景来向学生介绍红军长征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这样学生就能通过视频更好地理解红军长征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以及其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而就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章节的教学，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加深印象。总而言之，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初中历史导入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加强导入教学的趣味性，积极采用多媒体技术，以此来作为教学手段，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初中历史学习的兴趣，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4.影视作品趣味导入法 在对初中生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采用影视作品趣味导入法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也能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学生在家的时候，大多会观看一些影视作品，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可以采用这些影视作品来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比如说，就目前而言较为热门的一些古装剧、抗日剧等影视作品，教师就可以将其引入到历史导入教学过程中，这样也能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有关“清朝”相关内容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影视作品“孝庄秘史”作为教学素材，然后让学生进行找茬，寻找电视作品中和当时朝代不相符的现象。就像是：“多铎佩戴大耳环、用唐三彩做礼物”等现象都是和当时那个朝代相违背的。学生在找茬的过程中会觉得十分的兴奋，能够激发学生对这一内容的兴趣，而完成找茬之后，学生就能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点，进而就能有效地保障教学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初中生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趣味性导入法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使其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而本文主要对几种较为常见的趣味导入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 作者：张艳 单位：新沂市八一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素质教育应用 【摘要】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目的，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核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因此，学校贯彻和实施素质教育势在必行!但是，我们有些教育工作者对素质教育认识不够，教育观念陈旧，没有很好地把握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原则，依旧使学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就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使课堂教学更符合教育规律，也使历史教学真正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关键词】 初中历史；素质教育；作用及方法 一、初中历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分析 初中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历史课程具有很大的功能，其不但有非常强大的教育性质，同时还包含有很强的情感作用，我国历史悠久，有非常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有多才绚丽的经济，也有非常具有鲜明历史特点的历史人物，他们身上还存在着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历史上还有许多明达睿智的先人圣哲，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存在，促使我们的历史还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独特性，人文精神中还有非常可贵的真善美，这就使得历史课程呈现出非常高的教育意义，这也是很多其他课程所无法比拟的。历史课具有非常独特的教育性质和情感性质，学习历史课程能够使受教育者的素质可以得到非常显著的提升，作为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对教学观念加以转变，对于传统守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进行改变，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调动，帮助学生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确保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历史学习方法和历史意识，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品格，为其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初中历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作用发挥的对策 1.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历史学科德育功能的发挥，促进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素质教育中，需要历史教师对教材中的思想含义加以深入的挖掘，同时学习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恰当的品德教育。历史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素质教育水准，可以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在历史故事的熏陶中，能够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历史教材中的一些历史内涵和历史背景，加强对学生的感染和教育及启发，促进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再者就是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对于我们近现代史的学习，一般学生会存在着比较多的困惑，但是近代史的学习则能很好的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斗争史，而且近代环境下，我们遭受了各种战争，受到了无尽的侵略，所以中国人民为此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开展了各种斗争。这些都是对初中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的素材。 2.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在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可以将一切跟表象相关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生动真实、图文并茂的环境，最终将其构成一幅新的景象，用通俗易懂、生动具体的的语言将其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技术具有可视、直观的特点，能够帮助学生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现代化技术具有资源共享性、资源获取便捷性、信息范围广和信息量大的种种优势。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够从多个角度为学生提供跨越时空的声、像、图示等信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利用感知的手段自由地获取信息，从而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而且这种教学方式也能给学生创造开放式、多方式、多途径的教学环境，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自主学习。这就需要初中教师能够更好地借助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来对教学过程加以辅助，这样取得的教学效果将会非常的好。历史课程教学中，因为课程内容具有很强的形象性、感染性以及表现力，能够营造出一种让学生自觉参与、充满趣味性以及与学生心灵产生呼应的直观感受。这样的方式方法不但可以快速地将学生的注意力加以吸引，而且还能充分激发初中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产生乐于学习的心理需求，进入主动学习、积极思维、大胆创新和实践活动中去。 3.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帮助学生能够进行自主的学习。历史课程的教学中，对于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需要格外注意学法。学法主要是指在历史教学的环节中，学生可以获得新的经验的方法的总和。当前的素质教育的主要本质就是承认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明确学习应当是快乐的、主动的、积极的。而且学习过程中的方法也应该是具有创造性的。历史课程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学得更高兴和快乐，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有所收益，者应当是每一位老师都应当不断加以探索的。站在心理学的角度上，乐学常把学生带到愉快的心境，使教和学产生共鸣、产生动力和主动性，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运用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的效果要比老师一味的说教效果要好的多，这样学生们不但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4.初中历史素质教育中还能促进学生性格更好地养成。历史中有许多有正义的、能够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尊严的优秀人物，这些人物具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等精神，这些优秀历史人物能够更好地引导青少年，帮助其素质的提升和个人人格的更好的建立。但是历史中也有一些造人唾弃的民族败类，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如秦桧等，所以学习历史，能够帮助学生养成明辨是非的能力，同时也能起到引以为戒的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初中历史教师而言，在教学的过程中进行素质教育的实施和培养，需要学生能够全面掌握各种基础知识，同时增强学生对历史、对人类、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感悟，让学生从历史人物的经历和国王的活动中学习经验教训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从而学会生存、学会创造。 作者：王春宇 单位：青冈县第二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故事运用 摘要： 历史故事对于每一个学生而言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本文中笔者就将针对历史故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 历史故事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运用 一、历史故事对于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的意义 （一）符合初中生所处年龄的心理特点 在进行初中历史课程教学的时候，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能够收获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这是因为，讲故事这样的方式恰好符合初中生所处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这个时候他们对陌生的、有趣的事物充满的好奇心。而历史故事不仅具有较强的情节，同时相比起枯燥的教材内容讲述以外，也更加生动，这样一来就能够很好的吸引他们对历史课程的兴趣，同时通过倾听故事内容，更加深入的了解历史史实，并且让他们更为积极主动的去探索历史中的点点滴滴。 （二）更为清晰具体 之所以说就讲故事的方式更加的清晰具体，是因为，历史教师在讲述历史故事时，通常会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影响进行清晰并且更有条理的描述。这样一来，通过聆听历史故事，学生就能更好的了解史实，并且梳理好历史脉络，使他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历史事件。 （三）符合历史教学的要求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话传说中开启。可以说，故事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在故事当中，不仅会涉及历史留名的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明发展印记，同时故事也是传递人类社会在时光变迁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的一种方法。因此，故事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一个人作为个体的成长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而历史课程的教学，正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及其影响，并且通过学习接收人类社会文明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让他们更加全面的发展。 二、历史故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一）引出新课 从笔者当前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在进行新的历史课程学习之前，教师一般都只会对上一堂课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回顾，或者是进行几个相关提问后就直接进入新课程的学习。这样的弊端在于，学生对于新课程没有一个前期印象，因此在课堂上无法很好的接收新课程的内容。然而，在这个时候，如果能用历史故事来引出新的课程，那么不仅能够让学生对新的课程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同时还能够设置悬念，对学生提出历史故事相关的问题，并且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寻找答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吸引他们投入到历史课程的学习当中。比如说，在讲述“贞观之治”时，可以挑选唐太宗李世民相关的故事进行讲述，同时还可以提及隋唐英雄传中有名的人物和事件。对于初中生来说，无论是隋唐英雄传的英雄事迹，还是太宗的“玄武门事变”都能很好的激起学生们的好奇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历史课程的学习当中，从而提高历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穿插历史故事 在当前的历史课程教学中，阻碍学生历史课程学校效果提高的一大原因就是课堂教学过于的枯燥乏味，学生很容易就失去学习的兴趣。同时，如果只是单纯的讲述历史人物、事件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学生也很容易忘记。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活跃课堂氛围。同时，在故事当中，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会活跃其中，人物形象也更加的丰满。学生在记忆时不再是面对单纯的白纸，而是更为丰富立体的人物和有趣的事件，这样学生就能够更好的记忆历史课程中的内容。比如说讲述秦末汉初时期，“鸿门宴”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学生在了解楚汉争霸这个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能够对项羽和刘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三）历史故事在课程结束时的应用 在进行历史课程的教学时，许多教师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开头易收尾难。大部分教师在进行教学方案的设计时，在历史课程的开头都会进行一些较为新颖有趣的教学设计，希望以此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然而，在吸引了学生兴趣之后，教师却很难保持学生的兴趣，在收尾的时候也是较为的潦草和仓促，这样一来就会给学生虎头蛇尾的感觉，而这对于课堂的教学效果也是有着极大的影响。而通过历史故事，则能够很好的进行历史课程的收尾工作，以此来营造更加良好的教学环境，并且感染学生的情绪，让他们更好的投入到历史课程的学习当中。比如说在进行“开元盛世”的教学时，可以以玄宗晚年的“安史之乱”收尾，这样一来既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又引出下一堂的教学内容，为学生下一个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中引用历史故事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高。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述，能够使得初中历史课程无论是开篇、中场还是结尾都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历史课程的学习当中，这才是提高初中历史课程教学效果最好的方法。 作者：张燕 单位：山东省新泰市楼德镇初级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信息技术建议 摘要： 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应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中学教学是必然趋势。现在，不论城市学校还是农村学校，现代信息技术都已经被广泛应用，虽然信息技术的应用丰富了教学方法，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初中历史教学面临着多样的问题，应用于教学的信息技术更新缓慢，教师当前过分的依赖于信息技术等等问题。怎样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初中历史教学方法，将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问题。 关键词： 信息技术；初中历史；教学；运用 1现代信息技术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现状 20世纪末期，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教学，尤其是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信息化建设使得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初中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好奇心，促进了教学发展。由于发展的时间较短，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1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占有主体地位。教学是通过教师与学生活动的形式展开的，一问一答或者是一问多答的方式，调动学生的思维和好奇心，引导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学生与教师的沟通交流的频率比较高。在互动的情况下，教师也容易掌握每个学生学习情况和思维发展情况，适当的鼓励的话语或者是眼神，都能调动学生积极的响应，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阻碍了这种交流。 1．2抑制了学生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信息技术教学主要是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通过对图片的认识，图片都是静态的事物，故事的发展都是依靠学生自己的想象力。每一个同学对图片的认识都不相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内容限制在了某些特定的方面，剥夺了学生的想象和感悟。教师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过程中，内容的设置缺乏想象力的空间，教师过于注重自己描述内容，而没有让学生自己描述图片，或者是没有让学生对事物的发展展开想象，现代信息技术展示的内容占据了课堂的大部分时间，挤压了学生想象的时间和表达的时间。 1．3信息技术开发力度不够： 简单的现代信息技术已难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简单的图片堆叠，已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现在学生与以前的学生不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现在的学生接触面比较广，见识到的新鲜事物比较多，比较容易接触到新鲜事物。原有的信息技术已不能满足教学的目的，阻碍了教学的发展，致使课堂内容与学生的热情脱轨。只是简单的多媒体应用，未能将多种信息技术进行组合应用于教学，而且未能根据教学内容，改善和创新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但是应用于教学的信息技术发展力度不够。 2信息技术提升初中历史教学效果的创新 2．1高效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效果： 有些老师为了体现多媒体教学的生动形象，将一些不适合课堂的图片、画面做成多媒体课件，偏离了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还有的老师的课件内容形式过多，加大学生对学习恐惧心理以及心理负担，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视力，也会让他们产生厌学心理，多媒体信息技术要从教学目的出发，符合教学内容，还要增加符合实际情况的趣味，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老师可以根据课本，寻找与之对应的图片、文字、音频、视频教材资源，让历史重现，让学生身临其境去感受历史的变迁。譬如，教师在教授《太平天国》相关历史时，可以让学生观赏同名电影。针对课本中所提及的相关知识点在电影中寻找答案、加深印象。这样的教学模式，就能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提高整体的教学水平。 2．2提高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 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要达到理想的教学目的，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大部分老师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缺乏深刻认识，提到现代信息技术，大部分老师的反应就是多媒体技术，其实这是片面的认识。要达到丰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目的，需要强化老师对信息技术的认识，通过培训、交流学习、外出参观等方法，使教师充分认识和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将网络技术、显示技术等技术充分应用于中学历史教学。对于历史课来说，如何教会学生让学会的知识“活”起来是每一位老师所应积极研究的课题。教学历史的过程中，老师务必要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清晰的时空概念，要让他们了解历史长河的整体脉络、进程，可以为学生设计、制定一个视频，将事件、时间结构分类归总。这样学生凭借视频，就能对历史知识加深理解、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有机地将理论、实践相结合，并应用于学习生活中。 2．3丰富现代信息教学资源 社会飞速发展，事物更新快，学生的认知能力也跟着不断的提高，这就需要不断更新现代信息教学资源，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能接触多样的理念和新的知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合理利用书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社会情况，在增加一些多彩的内容，丰富学生的认知，传递多样的信息。教师要结合不同的现代信息教育资源，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现代信息资源。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初中历史教学方法，要认清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方法的创新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方法需要创新，通过展示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的历史意境，化抽象为具体，进而提高课堂效率，优化教学过程，增强教学效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课堂。 作者：周庆龙 夏龙森 单位：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第四中学 初中历史教学论文:初中历史教学学生主体地位 摘要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学生的学”作为初中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地位。在实际的历史教学过程中，融合一定的初中素质教育内容，全面提高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针对如何发挥学生主体性地位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教学措施，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历史教学；学生；主体地位 在初中教育阶段，初中历史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出学生课堂主体性作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初中历史教学在整个教育教学环节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学生的各项能力和素质的提升都有着不可以取代的作用。因此，在实际的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的历史学习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创设一个良好的教学情景，为学生营造一个充满乐趣的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环境中，得以精神上的放松，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一些自主探究活动，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旦被激发出来，学生就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会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在初中教育阶段，好奇心是初中生学习兴趣的一个重要体现，初中生对周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一旦对一个问题产生质疑，就一定要弄个明白。因而，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点，多设置一些有趣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通过自己的探究来解决问题，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引导质疑，促进思考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学生难免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当学生在问题思考之后依旧没有进展时，学生可能会向教师求解，这时，教师不要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学生进行质疑和探究，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讨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还能启发学生思维。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多鼓励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中，让学生进行积极发言;在别的同学发言时，要认真听取，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又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筛选能力，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学生提供合作、探究学习的机会，给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适时地进行思想引导，让学生在合作、探究学习中获得知识，能力得到提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还可以组织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效率。 三、课内课外，相得益彰 在初中教育阶段，课堂教学是实现历史教学的主要场所，课外活动教学是对课堂教学的一个补充，也是学生进行自我展示的一个平台，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课堂教学，又要重视课外活动教学，开展相应的课外活动课，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出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在初中历史人物教学中，教师可以带领多读一些历史故事和典籍，让学生了解历史知识，借鉴其中的精髓，指引现在的学习生活，通过这样的活动课，不仅可以有效的实现课堂教学目标，还能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以及简单的判断能力。这样不仅让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知识“活化”到课外活动中，还能增强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教育阶段，初中历史教学要根据新课程标准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在实际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融入新的教学理念，教师是历史课堂教学的参与者，而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历史教材内容的需要，组织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为学生的课堂学习营造一个有特色、有活力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氛围，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质量。 作者：王春梅 单位：山东省临沂第九中学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浅析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与素质教育 摘要：一个国家和民族注重发展教育事业，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于国于民有利的高素质人才。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进行素质教育，其目的是将社会道德转化为学生个体的道德品质。本文就结合历史学科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详细分析了历史教学中如何有效渗透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的基础教育。而历史学科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方面具有许多其它学科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历史学科进行素质教育重要性 1、历史能启迪人的智慧 丰富的历史知识能够教人以古知今，以古鉴今，能够提高人们对周围事物以至整个社会的洞察力、思考力与判断力。革命导师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制订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都依赖于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与把握。邓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精辟分析以及对建国后四十年社会历史进行总结、反思的基础之上。伟大的政治家需要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作为决策的依据或参考。同样，普通社会成员，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平时所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也会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悄悄发生作用。 2、历史能陶冶人的情操 中学历史课介绍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道德形象，学生能从中获得大量健康、高尚、美好的情感体验。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等历史内容的教学，能使学生对王昭君和文成公主明大义、识大局，为民族团结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奉献精神产生共鸣；红军长征历史的学习能使学生对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产生崇敬、赞叹的情感。历史能明理，曾说：“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成功的历史教学能在青少年心目中形成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强烈反差，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明确的是非标准，这将直接影响他们健康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养成。 3、历史也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教材 热爱并忠于自己的祖国，这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所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因此培育爱国主义情操可以说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之一，在长达几千年的悠久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摧人泪下的爱国主义故事，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当代青少年树立了如何选择人生的光辉榜样。可见，历史学科以其特有的丰富内容，对教育青少年学生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历史学科中如何渗透素质教育 1、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学阶段长期以来推行的应试教育，挫伤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使学生产生了轻视历史学科的念头，认为历史学科是一门副科，在中招考试中分值很小，学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尽管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但大部分学生只是听“热闹”而已，这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是极其不利的。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必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为中国的强大而学习，为振兴中华而读书。在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使之明确学习目的的同时，教师要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生动形象的语言、丰富真挚的感情以及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2、要认真学习研究新课程标准，理解新课程标准的实质意义 新的课程标准与以往的教学大纲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新的教育理念，即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新标准，理解新标准的实质意义，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并将其内化成一种教师素质，以此支配和指导自己的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从而在教学思想和教学过程上实现真正的突破和革新，全面达到新课标规定的各项目标。 3、注重学生的探究式学习，让学生学会学习 过去，我们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实行的是单向灌输式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学习结论或答案，注重的是学习的结果。新课程标准要求在历史教学中要改变这种教学方法，强调注重探究式学习，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倡导学生自主性学习。教师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教学内容，并结合当地历史文化特点，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断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 4、优化历史教学技术手段 中学历史教学现代化是指相对于中学历史教学传统观念、传统模式、传统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变革和整体重构，以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培养新时期创新型人才的现代教学体系。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是中学历史教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发展趋势，将多媒体技术实施于教学，可极大增强人们对抽象事物与过程的理解与感受，会使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体系及课堂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对于增进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实施素质教育，是经济发展、强国富民的需要，是精神文明建设繁荣昌盛的需要，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必由之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任重道远，要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努力奋斗，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浅谈初中历史素质教育教学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以人为本，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作为历史课教学，理所当然也应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和创新。 初中历史 素质教育 教学 1对历史教师素质的要求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应侧重以下几方面： 1.1改革与创新的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着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从理论观念上、办学体制上、考试评估上、课程教材上、教学方法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历史课堂教学的改革则出现了推理式、辩论式、程序、图示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改革与创新意识已成为现代历史教师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1.2具备广博的学识及敏锐的思维能力 历史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外，还应具备其它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教师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 1.3准确、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历史教师的语言既要准确无误地表达教学内容，又要丰富生动，紧紧抓住学生的心。历史事件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情节性，对于基本历史史实的讲述，可以抛开教材，融入教师的声情语调，用趣味性的、幽默的语言像讲故事那样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学生带入教师所设定的历史时空中，而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如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则运用简练、严谨的语言加以阐明。 2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素质教育要求历史教师深人挖掘教材中的思想含义，恰当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首先，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介绍做人的道理，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高度责任感；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品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这些内涵，启发、教育、感染学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其次，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史、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探索史。近代，中国人民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等几次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这些民族英雄和斗争事迹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素材。为了摆脱外来侵略，中国的有识之士和先进分子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通过以上史实的讲述，同学们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深刻的道理，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祖国和人民。 3改变学法，教会学生学习 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经验的方法的总和。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应该是主动的，方法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学生学得高兴，学得快乐，并学有收益，确实是每位老师经常探索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乐学常把学生带到愉快的心境，使教和学产生共鸣、产生动力和主动性，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初二中国近代史课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时，让学生自己讲一讲我国劳动人民营造150余年的艺术结晶――皇家园林，为什么会被英法联军劫后一火焚之，成为一片废墟，至今不能修复。为什么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伴随各国瓜分和抢夺殖民地的高潮，通过战争，通过不平等条件，通过租借的手段，步步紧逼，抢去或租借了我国大片的领土，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逐步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直到解放前夕，我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呢？学生听后，不言而喻，动力和激情并存、愤怒与仇恨并举。群情激昂，复仇的火花、向上的火花，建国、强国的火花，从同学们的眼神、表情、坐姿中即可看出。事实教育了他们，“国破则家亡，国兴则家昌”将永记心间，作为自己学习的动力和精神支柱。运用此法，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教育自己，要比老师一味的说教效果好，他们不但学到了书本中的知识，还学到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增强学生对历史、对人类、对未来、对现实社会的理解、感悟和关心程度，让学生从前人活动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中汲取到智慧和力量，从而学会生存、学会交往、学会创造。并且要认识到实施素质教育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过程，才能形成历史学科素质教育的科学体系。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浅析新课标下的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衔接问题的对策 【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是在初中历史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历史教育，做好两阶段的衔接教学有利于中学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本文从中学历史教学实际出发，在历史学科教学理论指导下，对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并探求解决衔接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关键词】初高中历史教学 衔接 对策 高一历史的难教和难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一直是广大历史教育研究者和中学历史教师关注的问题，初高中的分离办学使得这一课题更具现实意义。初高中两阶段由于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课程设置等不同，高中历史无论在知识容量还是难度上都比初中历史有所增强。尤其是新课程改革实施后，初高中历史课程在课程体系、内容编排、知识深度和广度、教法和学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转变。因此，做好初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工作，使学生尽快适应高中的历史学习是教育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高中历史教师应该了解学生在初中阶段历史学习的状况，他们的基础如何？新课程标准指导下的高中历史无论在知识容量还是能力要求上做好初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应转变师生的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有机结合。在教学实践中现导学案的制作与使用是做好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高中历史教育教学质量，更好地指导学生顺利适应高中阶段的学习而初高中教学衔接的研究更多的是结合具体学科进行的。然而笔者在任教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着初高中历史教学不衔的接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学历史教学质量。因此，广大历史教育研究者和中学历史教师很有必要探求解决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这对于中学历史教学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的差异 1.课程标准的差异 第一，课程理念的异同。初中历史课标更强调“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选择应体现时代性，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高中历史课标增加了对“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理念，以体现高中历史课程标特点和要求。新课程标准指导下的高中历史无论在知识容量还是能力要求上都有大幅度提高，加之知识间的跳跃性、综合性强，教师往往感叹教学任务无法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探究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问题，高中历史教学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使我们的教学详略得当。 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指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在体系的构建上，既注意与初中课程的衔接，又避免简单的重复，遵循高中历史教学规律。”但如何做好衔接，在上述标准及其解读中并没有具体的解决思路和措施。初中阶段的历史课程与高中阶段的历史课程都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同一系统中有着继承和发展关系的两个阶段。从课程标准制定的理念上看，二者存在很多一致的地方，如都强调历史课程的基础性和发展性功能；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倡导历史教学评价的改进，充分发挥历史教学评价的教育功能等。 第二，课程目标的异同。“课程目标是对一门课程学习的总体要求，它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一门课程的教育宗旨和要求”。历史课程目标包括课程总体目标和课程具体目标两个层次。初中历史课程总体目标是使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中阶段的总体目标则是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虽然高中历史课程在初中历史课程基础上要求“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但二者的目标都是为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培养合格公民，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 初中历史课程和高中历史课程在课程具体目标上都采用“三维目标”设计，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层面。 第一，在“知识与能力”方面，初中主要从宏观角度人手，兼顾了历史知识的时序性和系统性。高中则选取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纵深发展的知识，更强调历史知识的专题性和综合性。高中与初中相比更加强调历史技能、历史思维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与初中相比，高中历史课程“过程与方法”目标要求在初中历史学习基础上。 第二，在“过程与方法”方面，初中主要要求学生在探究与合作学习中，积累历史知识的同时感知历史、对历史的发展形成初步的认识。高中则重点强调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历史学习过程的本质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历史教学目的与自己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教学双边活动，使学生在知识、认知和情感方面发生心理变化，并且形成和发展个性的过程。”“进一步认识历史学习的一般过程”，“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 总体来说，初中历史课程要求学生在探究与合作学习过程中感知历史，形成初步的认识；高中历史课程则要求学生学习能力提高的同时，更加强调学习方式的转变，“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 第三，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课程标准都把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放在首位。在初中，主要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态度和一定的国际意识；高中则强调了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和历史思维意识的培养。“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等方面体现了历史课程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初中历史课程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上要求学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崇尚科学，确立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强化民主与法制意识；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高中历史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指出，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加深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第三，强化衔接意识。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历史教师的衔接意识强弱直接关系到初高中历史教学能否实现顺利过渡。对于高一历史教学，教师可以通过进行有针对性的测试、课堂提问等方式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以及对历史学科的认识和态度，从而用来指导教学。 2.转变学习观念 高中历史课标指出“历史课程是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高中生作为普通公民，身为社会中的人，必须具备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人文素养；作为21世纪的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面对如此激烈的社会竞争力，必须具备历史意识、历史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历史使命感，顺应时势发展。对于高一学生来说，对历史学习的理解仍停留在初中阶段的认识上。他们普遍认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因而只要划书、背书就可以学好历史，临时突击就能取得好成绩。这种对历史的错误认识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历史兴趣不浓、方法不对、习惯不好，学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因此，高中历史教学必须首先为历史“正名”。在开学之初，教师不应急于上新教材的第一课，而应实施学生对历史认识的衔接教学。 3.讲究方法，注重理解 对高一新生来讲，学习积累的过程，初中历史教材注重史实，形象而生动，而高中教材则注重理论概念，较为抽象。历史课学习的具体方法有： 第一，培养兴趣，移情历史。兴趣是人们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是促使学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学习兴趣是学习活动的重要动力”。教师作为教育的引导者，要重视学生的兴趣培养，让学生在兴趣的促使下参与知识的获取过程。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学生对于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影响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因素来看，加强历史自身的趣味性、密切联系实际、合理组织教学等做法有助于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提高。孔子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深刻地阐释了学习兴趣对于学习的作用。学习历史的兴趣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培养起来的。通过参与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活动来触摸历史、亲近历史、玩味历史，进而学好历史。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体验历史学习的乐趣。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根据不同内容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对于比较浅显的知识，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分组合作、课上交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指导、协助，有助于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从中获得成功体验，从而保持学习历史的兴趣。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以教师讲解为主，通过设计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从而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在教学手段上，可以充分利用历史地图册，投影仪以及多媒体等进行丰富多彩的直观教学。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集合起来，帮助学生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如深圳市宝安中学唐云波老师的公开课《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经济》，通过设计《回忆录》的方式将鸦片战争前后国家的大历史与个人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就使得原本理论性较强的内容顿时鲜活起来，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调查发现，教师上课生动与否也是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因素之一。刘正萍的研究表明：对现任教师“不满意”或“说得过去”的占 61.8%。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有很大影响，因此，历史教师应努力提升自身素质。教师的素质包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知识积累，较强的教学能力，高超的语言艺术以及较高的引导水平。教师具备了上述几方面素质，才能发挥历史教学的趣味性，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第二，敢于质疑，挑战传统。历史是指人类发展过程已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对于历史问题的解读，我们要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作出独立的判断，敢于对任何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只有这样才能有新的收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断去探索新的知识发现新的问题，才会体验到学习历史的乐趣，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探究和创新能力。 第三，整理线索，构建知识结构。学习历史，要注意理出线索，构建成历史知识网络结构。应按时空顺序，注重“古今贯通，中外关联”，掌握历史发展的宏观线索，概括重大历史阶段特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总结经验和教训。 第四，多做比较，善于归类。比较和归类也是行之有效的学习历史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历史概念的本质，更加深刻地掌握历史事件的异同，从而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培养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意识；通过归类，可以将历史知识系统化，总结出学习历史和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规律。对于高中生来说，只有对初高中历史学习的区别和联系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传统的观念，才能尽快适应高中阶段学习。合理改进学习方法，必将能事半功倍，学好历史科目，真正成为具有基本人文素养，顺应时势发展的21世纪合格高中毕业生。 4.注重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相关研究表明，初高中历史教学脱节在教学环节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体系的欠缺和能力培养的不足”。初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主要是加强知识与能力两方面的衔接。在高一历史教学中，做好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锻炼能力，有利于初高中历史教学的顺利衔接。系统的掌握知识是培养能力的基础。知识的学习离不开记忆，心理学研究表明，有意义的材料较之无意义的材料识记效果好。所谓识记材料的意义，是指其所蕴含的事物内在联系及与识记者知识经验间的联系。简言之，透彻地理解识记材料的意义和内在联系有利于提高识记效果。调查显示，高一学生依然以机械记忆为主要记忆方式，在没有弄清知识之间内在联系的情况下，效果自然不好。要培养能力，必须转变学生的记忆方式，将学生从死记硬背的歧路引领到理解记忆和灵活运用的阳光大道。理解的本质是抓住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教学中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新的高中历史课程在知识结构上打破了传统的通史体例。这种编排方式不利于学生系统的掌握知识，不利于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能够促进学生在识记上融会贯通，在运用上触类旁通。 新课程历史教学特别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历史学科的基本能力要求分为四个层次：再认、再现历史知识；材料处理能力；历史阐释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在学习过程中要结合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能力。能力的培养要适应学生心理特征，改变学生滞后的学习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要运用史实提炼观点，让史实归属于观点，用观点统领史实。如在探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艰难发展的深层原因时，通过相关史实，提炼出民族工业“在夹缝中生存”的观点。用观点统领史实，并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由史实记忆向观点记忆转化，并不是忽略史实在教学中的作用。教学中，教师应提供相关材料，鼓励学生积极对史实发表自己的看法，再对众多观点依据史实加以综合、比较、提炼、补充。这样，既锻炼了学生分析材料、阐释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真正做到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三 利用导学案 导学案是指教师“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为开启学生的智能，发展学生的能力，指导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而编制的学习方案”。在新课程标准下，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能力水准、学法特点和心理特征等具体情况，在教师主导下，由师生共同设计的、供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完成学习任务使用的学习方案。其着眼点则在于学生学什么和如何学，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学案既反映学习结果，又体现学习过程。 新课程改革强调一切以学生为本，在课堂教学中倡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合作交流，在主动参与中获得知识和能力。学案导学在教师的“导”和学生的“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不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并保持学生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从初高中历史衔接教学的角度出发，导学案的使用能够“帮助学生将新学的知识与已有的知识经验形成联结，为新知识的学习提供适当的附着点”。简言之，学案导学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使用适当的学习方法预习、听课、复习，继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学习。在高中进行历史衔接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充分了解学情的基础上，通过精心设计学案，引导学生回顾已有知识，无疑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新知识，有助于高一学生尽快适应高中历史教学，从而实现初高中历史教学的顺利衔接。 四 结语 作为一名耕耘在中学历史教学一线的教师，对初高中历史教学的不衔接深有感触。做好初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不仅可以提高中学历史教学的质量，增强学生 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何做好初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这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问题是一个庞杂的工程，需要多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只是在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由于笔者自身知识储备、理论修养等方面的不足，文中的相关论述略显苍白和无力。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我将继续探寻初高中历史教学顺利衔接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学生。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谈新时期高中历史教育教学 摘 要：过往，由于应试压力的影响，历史学科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而新时期，我们教育工作者充分理解历史学科的教学意义，以及新课程改革也为历史教学发展提供了机会，从而加大对于高中历史的教育教学。作为教师，我们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教学能力。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育教学；课堂教育；兴趣；方法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也在改革进步，高中历史学科也不例外。而对于高中历史的教育教学，作为新时期的高中历史教师，我们要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学生主动性，让学生多动手实践多于主动思考，才能去发现、去创新，培养学生质疑、解疑的能力，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育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教学，以及参阅大量的文献，对于新时期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此表述，供同仁参考指正。 一、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是真正提高教学能力的关键 新时期，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高中历史教学逐渐以知识为本位转向以发展为本位，教学目标真正体现知识、能力、态度的有机整合，从而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通过高中历史学习，使学生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通过巧妙导入，加强对学生兴趣的培养。传统教学或以教材为本，或以教师为本，因而都偏离了教育的本来目标。素质教育下的高中历史教学，要求高中历史教师应该真正具有“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学生至上”的意识，教学活动应以学生为本，了解学生实际情况与起点水平。学生起点能力与教学目标、学习任务之间的差距就是矛盾，就是问题，就是教学的突破点与切入口。了解学生的需要与实际水平，不仅包括知识准备、技能准备，而且还包括情感准备，从而诱发学生的高度热情，缩短师生距离，带领学生去突破一个个路障，完成学习任务。在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帮助学生学会自学习，学会自我激励、自我定向、自我调控、自我检查、自我评价，这既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激发主体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效益；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形成自主的健康人格，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教学目标的制定必须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且能够进行评价，这样制定的教学目标是有效的。好的导入可以引人入胜，学生会被将要学习的内容吸引，产生学习的兴趣。教学导入非常重要，要设法从一开始就吸引学生的注意，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求知欲，使他们在整个课堂中都感觉具有挑战性，想去探究某些事物。作为新时期优秀的高中历史教师，就要主动的去学习，通过自身努力，合理艺术知识导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能力。 二、加大教师的要求，提高专业素养 对于高中历史教学成果的优劣，不仅仅是学生学习专心的问题，教师的问题也很突出。新时期，高中历史教学不是再是语言知识的教学而是言语技能的教学过去，由于考试指挥棒的影响，历史教师过分强调历史知识的教学，不注重分析。要“以本为本”向“以用为本”转变。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就是为了不教。相比于传统教育注重知识的传授，新的教育理念认为教师应更注重学法指导，其实学法比教法更重要，因为学生才是学习活动的真正主体，学法才是知识转变为能力的桥梁和纽带教师的功底决定了教学的深度和力度，教师的视野和知识面的广度也影响着学生视野和知识面开阔。因而，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应广泛涉猎其它学科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要从实践出发，主动走出课堂，面向社会，了解社会实际，积极寻找和发现社会上可供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教学资源。只有自己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广博的知识面，才能在课堂上给学生以积极的引导传授知识。教师素养的提高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阶段的学生，因此，作为优秀的高中历史教师，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真正的做到提高高中历史教学。 三、高中历史有效教学开展的方式方法 对于高中历史教学，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优劣不一。不过，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提高教学的效率，增进学生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能力。为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动机是激励和维持人的行动，并将使行动导向某一目标，以满足个体某种需要的内部动因。动机具有激活、指向、维持和调整功能，能指导个体将某一行为指向某一特定的目的，并将这一行为维持一定时间。学习动机在历史学习中是一个很有效能的动力因素，如果能正确了解、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将大大地促进学生的历史学习。历史教师要把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贯穿于整个历史教学过程的始终，因为并非只有历史学习的开始阶段需要动机来启动，整个学习过程都离不开动力系统的支持。同时注重课堂教学策略与方法。就具体的一节高中历史课来说，教师的主要工作是上课，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它的效果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高低。所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是实现历史有效教学的核心环节。历史教学的进行阶段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阶段，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技能的训练、情意的培养以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的发展，都主要是在这个阶段实现的。在这个阶段，历史教师要根据高中学生的注意规律进行组织教学，同时还要善于运用教育机智处理课堂教学中的突发事件，把预料之外所发生的事件处理成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资源，这也为教师处理课堂发生的突发事件指明了方向。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们要积极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加以合理优势教学方法的辅助，从而真正的提高教学能力。 总而言之，新时期，对于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我们教师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把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放在教学的首位，加之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有效方法的开展，才能真正的提高教学能力。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对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衔接的探讨 摘 要：初中的历史教学内容少，要求不高，而高中历史教学内容增大，能力要求大幅提高。因此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衔接中存在很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有历史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对初高中历史课标研读能力不够，课程目标把握不准和不能适当改革历史教育教学的方法等，同时也面临着初高中学生身心变化以及一系列客观问题。 关键词：历史教育；教学衔接；教学方法；教师素质 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这就要求必须实现两者的科学衔接。但在现实的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实践中，初高中的教育教学衔接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笔者就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由于历史教师对初高中历史课标研读力度不够，课程目标把握不准而形成的衔接问题 总体把握初高中历史课的课程目标是搞好本学科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初高中的课程目标有共性，也有区别，需要历史教师去研读、去比较、去应用。初高中历史课程目标虽然在课程性质，基本理念等方面保持一致，但在课程具体目标，能力要求，实践操作等方面的要求有较大的差别。初中课程目标在设计上重基础，重视学生参与和体验、实践、思考。高中课程目标则注重学生的思维，学生的能力。这就造成了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的差异，也使得初高中在教育教学上存在着衔接的问题。 二、由于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在中考、高考中的地位而形成衔接问题 高中历史教育教学在高考中占重要地位，它要求学生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时间、人物、事件、原因、内容、措施、影响、意义、作用等等），建立知识的立体架构，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还要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对能力要求特别高，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综合能力，运用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从材料提取有效思想的能力，比较能力等等。 高考要求高，中考要求低，这就造成了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中的问题。学生进入高一年级，历史知识几乎一片空白，再加上学文学理犹豫不决，进入高二年级（由于学不懂理科，才下决心学文科），才开始认真学习历史，为时有些晚矣。有些知难而退而放弃，不放弃也在问老师：“老师，历史怎么这么难，这么苦”。老师只好摇头叹息，无奈之余对他说：“何其难，何其苦矣”。 三、由于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的容量，知识深度，能力要求，教学节奏的变化而形成了衔接问题 初中历史教学容量小，要求不高，老师慢慢讲，学生慢慢学。而高中历史教学容量翻倍，能力要求大幅度提高。教学讲快了，学生不理解，老师讲透了，学生懂了，但进度却慢了，教学任务又完不成。这就必然造成课堂教学任务基本不能完成，学科教学很难达到高考对学生的能力要求。 初中历史教育是基础，高中历史教育是初中历史教育的升华和提高。基础不牢、难以构建历史的高楼大厦。 初中历史着重于素质教育，让学生参与、讨论、实践。而高中历史着重于应试教育，虽然大家都高喊要进行素质教育，但回到高考中，无不重视应试教育。 四、初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方法的差异而形成的衔接问题 教学方法的差异是决定学生由一个学习环境转换到另一个学习环境适应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初中历史教材在设计上重视学生参与、思考。而高中教材在设计上注重学生的思维，大胆质疑、求异、敢于争辩。这些特点导致初高中历史老师在教学方法上的不同。初中老师重在讲清事实，要求学生记忆。而高中教师则重分析，强调理解。教学方法不同，使学生进入高中后，不知从哪里着手分析问题。 在教学的设计中，最能体现课堂教学的一个途径就是教学问题情景创设与活跃的氛围，创设教育情景的目的，主要是激发兴趣和启发思维。兴趣是构成学习心理的动力系统中的最活的因素，思维是能力的核心。启发思维是历史教学中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进而提高学生素质关键的一步。让学生带着有兴趣的问题下课，在活跃的氛围中启发思维，在快乐中接受知识和健康的成长。 历史的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初高中的历史老师都应贯彻这一原则，充分发挥历史的这一功能。 五、由于初高中学生身心变化，学习习惯与学习方式不同等因素而形成的衔接问题 由于年龄特征和心理上的差异，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及学科素养还有许多不适应高中学习之处。初中生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大多数初中生的学习上存在被动性的特点，而不少教师使用传统的教育教法又加剧了初中生学习的被动性。而高中教育则需要更大的主动性，仅靠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还远远不够，需要学生去主动掌握和理解。初中生进入高中学习后，由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需要一个转化过程，这就影响了学习效率。 六、教师素质差异而形成的衔接问题 教师在教学中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教育的成败。当一个老师容易，当一个好老师难，当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就更难。 历史在中考中的地位，决定了历史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半路出家”的不少。没有经过历史专业培训的更多。经过专业培训而又“改头换面”的不少，经过专业培训而又在岗的“心不在焉”的更多。这样一只参差不齐的队伍，又怎能对学生学习历史进行系统的教育，又怎能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历史的思维，而又怎能提高学生分析历史的能力。 综上，初高中历史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历史老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反思和总结，把初中历史教学与高中历史教学有机地衔接起来。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探讨历史课教育教学之见我 提取出教材的体系。历史事件，虽则头绪纷繁，但都是有章可循的。一节历史教材，一个课题，都有它严格的体系。大体说，一节教材，有的叙述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意义，有的叙述某一历史变革的条件、内容、意义或影响，有的用几个历史事件说明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有的从几个方面说明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等等。 一、改变教育观念 长期以来，教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深。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手段。因为考试制度的原因，教学围绕着升学的指挥棒转，教师关心的是今年考试处什么类型的题，明年又可能出什么类型的题。考什么教什么，不考的内容就不教给学生，教学进入机械模式。教师教学围绕升学指数，学生学习也形成功利性的，只要老师说是考试的内容，就拼命的死记硬背，从不松懈。如果老师说这部分内容今年不考，无论对今后的学习、工作有多重要，看都不会看一眼，这些思想观念是错误的。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这背叛。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历史知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看电影、电视、旅游观光、社会交际和与人谈话等。历史的教学目标就是：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精心设问，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了解过去，展望未来，建设未来。 二、树立历史教学的素质观 历史学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对外关系等。教育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历史是为了提高历史素质，了解祖国的过去，建设美好的明天，做祖国的合格建设人才。要求学生从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学习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增强学生建设祖国的历史责任感。 历史教材主要是说明文，如果照本宣科，课堂就是干巴巴的，学生没有兴趣，老师唱独角戏。就达不到教学的目的。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因此，教师讲课时要有教学艺术，把美育融入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美育要贯穿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它包括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教师要注重自己的仪表、表情、眼神、手势等，给学生以友好、平等的感觉，把学生带入喜怒哀乐和爱憎好恶的情感体验中，在学生的精神世界里产生正义感。教师讲课时要使用文学语言给学生以美的享受，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把知识学到手，这样历史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三、问题的设置要有开放性 教育心理学家认为：结构不良问题的解决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进行结构不良问题的训练。所谓结构不良问题，是指通常所说的“开放题”，其特征表现为问题偏多或不足，具有一定的潜伏性、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拓展思维去解答。毋庸置疑，开放题的教学能有效地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良好思维品质的形成。对于开放题的教学应从初一教学开始，教师就要在设置课堂提问和作业时，善于创设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问题情景”，使所设置的问题具有开放性，能给学生留有自由想象空间和自由发挥的机会，而不是呆板、枯燥、封闭的问题。实践证明，开放的教学情境，不仅有利于学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进而发现社会的更替是有规律的。而且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体验和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并通过这种体验激励其对知识的进一步探索，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与素质教育密切联系。 四、历史课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初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爱国主义的内容，如：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了解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通过介绍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通过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学习，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憎恨；通过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学习，使学生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建设强大的祖国，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坚强、勇敢、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军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因为教材里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内容非常丰富，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左权抗日等。教师在讲课时，在传授知识中，不应该照本宣科，而要声情并茂的讲述爱国主义的故事，贯穿爱国主义教育。教师要完成历史课的教学任务，需要用大部分时间来传授知识，同时也要言简意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要用更多的时间讲大道理，主要是把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到历史教学活动中去，多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搜集有关爱国主义的故事，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历史教学里，教师要用具体、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引起学生的联想、发散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同时，要多开展历史课外活动，如：组织学生看电影、历史知识竞赛、故事大赛、到历史陵园扫墓等，这些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五、教育学生以唯物主义为指导 在历史教学中，坚持辩证法，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尊重客观事实，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避免片面性看问题的产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人和事，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论他们在当时所起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指出消极、落后的方面警示后人引以为鉴。 《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方法。”历史教学的内容丰富，头绪纷繁。要提高学生的历史素质，教师不但要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能力、情感意志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素质全面提高。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探究新时期高中历史教育教学 摘要：新时期，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历史学科教育。在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中，作为教师要提高自身能力，深化历史课堂教学改革，针对当前课改的实际、学情的实际、学生发展的实际、高考改革的实际，改进教学方法，找准教学的着力点至关重要。 关键词：高中历史 教育教学 兴趣 众所周知，新时期，对于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来讲，课堂教学应该顺应新课改的要求，不断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是一个摆在高中历史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对于新时期的高中历史教学，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优劣不一。但是所有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提高教学效率，我们大家也在为此努力。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育工作者，经过多年的教学，笔者对于新时期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此表述，供同仁参考指正。 1 高中历史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新时期，对于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兴趣培养尤为重要。如今是信息社会，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契机，通过多媒体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模式就是在教学中借助先进的多媒体电脑教学设备，以历史图表为核心进行教学的一种形式。所谓“图”主要指概括历史知识的图示、历史地图、历史图片等。“表”主要指概括历史知识的表格、大事年表等。历史上留下来的地图、图片实物资料、文字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因而，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从视觉、听觉等很多方面让学生去感受历史、发现历史，给历史课教学带来生机与活力，以提高历史课堂效率。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对历史课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同时，这种教学模式也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多媒体教学具有优化教学内容，整合课本知识，构建知识网络，优化知识结构，展示的内容多，信息量大，通过丰富的材料，再现历史的真实，获得感性认识，从而上升到理性认识，具有较强的互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反应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概括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特点。多媒体教学模式正适应素质教育特点和新课改的理念。通过这种方式，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掌握课本知识，还了解了很多课外知识，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由此可见，这是一种提高课堂效率的有效办法。通过多媒体教学，可以还原历史过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学，即首先让学生看到历史事件，再进入历史事件，最后走出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旁观者评价和认识历史事件。多媒体演示使学生充分地看到了历史事件，并以其展现的生动性、丰富性吸引学生走进历史事件，这为学生认识评价历史事件作好了最好的准备。多媒体的出现，大大加大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2 合理有效，最大化地使用教材 现如今，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教师要充分合理的使用教材，最大化的使用教材，提高教学能力。新标准及依据新标准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已近被普及，但不等于有了新课程，更不等于有了新的课堂教学。因此，如何使用新教材进行教学，便成为推进目前课程改革发展的关键一环。由许多经验丰富的专家精心编写的教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教材的处理仍然不可能完全适应接受能力、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班级和学生。在课程标准和教材之间。尚有很多可供拓展的空间。这要求教师从单纯的教材组织者、执行者转变为教材的研究者、开发者，尽情释放智慧的力量，在教材与课程标准之间合理创造，在不违背教材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基本思想、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对某些“原版”适当舍弃，实现由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转变。尤其在当前中学历史新课程的大教材观与新课程资源观下，在教学中基于学生的知识、思维和生活经验实际而对教材进行开发与整合可以弥补一些缺憾，创设精彩的课堂教学情境，提高教学的有效性。通过对于教材的重视，才能真正的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对于学生的发展才是最有力的。 3 加大教师对自身的要求，提升自身素质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历史教学的实施者，教师素质高低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新时期，对于高中历史教学，对于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优化教师专业素质，打造教学特色。过硬的自身素质是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根本的支撑。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地加强学习，自觉更新理念，博览群书，提高修养，善于反思，博采众长，敢于创新、善于改革，不断提升教学艺术，提高教学质量，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活历史课。真正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历史教师的自身素养、人格魅力对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重要的影响。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积。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实都对学生有影响，它的教育功效甚至比知识的传递更为重要。教师如果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与教学机智，师生关系和谐，学生就会“亲其师，信其道”，就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实现课堂优质化，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作为高中历史教师，要提升自己的魅力，要博览群书，端正态度，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文字功底。在实际教学中如没有必要的教育理论支撑，教学中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随意性、盲目性和被动性。而易中天教授讲座的成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文史不分家”的遭理。要重视积累，勤于思考，形成独立见解，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与胜任力。尤其要追踪史学动态与历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要锤炼自己的语言。“一句话说得人笑，一句话说得人叫。”这就是语言的力量。事实上，了解历史的最好办法仍是语言和文字。通过语言，让许多枯燥的知识变得鲜活起来以俘虏学生的心，拉近了他们与历史的距离。在每个年轻的心灵里，都有着求知好学、渴望知识的火药，关键在于老师怎样在课堂上擦出智慧的火花，去点燃学生的激情。如上是对于以为优秀教师所应具备的要求，如今，提高教学效率，我们教师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多学习，多进步，提高自身素质，加大学生教育，提高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新时期，对于高中历史教育教学，作为教师我们要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并加大教材的重视程度，以及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通过自身努力，真正的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提高学生的历史知识。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与拓展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这是从教育教学的思想观念到组织方式的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也可以说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花大力气进行教育改革，并在一些地方进行素质教育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育者，如何做好当前背景下的素质教育呢？我认为关键在教师的观念更新。那么在新的教改形势下，如何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呢？下面就从几方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第一、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这是当前背景下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 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如何提高素质呢？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自身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教学的对象是学生。而学生是教学工作的落脚点，也是教师的服务对象。要做一位合格的历史教师，就要首先了解学生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学生已经不是单纯的从课堂汲取知识了。电视、杂志、电脑、家长、社会都会是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因此，教师要想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必须更新观念，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教育思想；必须培养学生学会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能够站在理论和现实结合的高度观察以往的历史过程，给历史科学以合乎客观实际的评价，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揭示历史的规律。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必须具备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学习教育学理论，系统地掌握史学理论，不断吸取当今史学研究理论和成果来充实自己。 当然，只有先进和教育教学理念是远远不能做一位优秀的历史教师的。历史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知识的广度。历史是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一门学科。时空跨度大，知识内涵丰富，囊括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个领域。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人造系统等不同的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这就要历史教师必须具有：贯通古今中外的通史知识结构；鉴别和运用史料的能力；与史学密切相关的其它学科知识（如文物考古知识、古汉语、外语、地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这又要求历史教师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真正成为博学之师。 2、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兆武先生在《历史与历史学》中曾经提到：观察历史，我们总需戴上一副眼镜，观念就是那副不可或缺的眼镜。”所以，在历史教学中，不更新思维观念，思想就难以突破边界。我前面已经提到，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是多样的。那么，教师渊博的专业知识、高深的理论修养如何“教”才能让学生更好的学？那就需要较高的教育教学能力。因此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是素质教育对新时代教师的要求。想想看，只有掌握了现代教育理念、并真正在教学中实施的教师，才能培养学生的能力，才能“授之予渔”，才能体现素质教育的初衷。 现代科学分工越来越细，但学科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掌握独自一门学科的知识已远远不够用了。同时，现代对人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素质要求，需要复合型的人才，科目学科之间逐渐走向综合性，文科政、史、地的小综合就是典例。因此，教育教学更需要复合型的历史教师。尽可能地学习和了解其它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知识。除了要掌握本门历史知识外，还需要多掌握政治、地理及科技、经济、法律等知识，主动地实现学科间知识的自然交叉和综合，从而成为复合型历史教师。并且能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以学生的引导者、鼓励者、合作者的姿态从教，最终成为一名具有自身教育特色的教师。 3、及时反思教学过程，积累经验，达到教育教学观念的内化。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教师成长公式是：成长=经验+反思。经验和反思都是在一定场景中发生的，场景的性质决定经验的效果和反思的深刻，决定成长的速度和质量，经验在富有挑战性的场景中才会迅速发生，反思也只能在观念的冲击下才会更有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勇于突破教学常规，以史实为依据，对已形成定论的史实，运用悖逆法，设立新情境，启发学生打破思维定势，挖出教学中的隐性问题，交给学生猜测、推导、反证，启迪思维，使之得出富于创新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善于总结和反思，提升自己。 第二、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弃旧扬新，改革教法，加强创造教育的实践操作。 创新，已经成为近几年中学历史教学领域谈论最多的话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历史教师及时更新了观念，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充分汲取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机，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教无定法，但教可择法，教亦可创法。在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教学工作中，教师要勇于扬弃旧的传统教学模式，选用以适应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新教法，并大胆进行创新，以创造教育为主轴，带动创造教学的研究与投入。 2、利用感性材料，交换思维角度，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 “开拓未来的学生的教育，必须立足于精选过的教材，使之牢固地掌握创造思维”。中学生心理学认为学生对新材料、新情境具有猎奇的心理。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在充实新材料的同时，要抓住学生的新奇刺激下的活跃力，引导学生转到“发散——集中——再发散——再集中”的思维运动轨道上来。 3、打破“权威”的信仰，树立“信仰”的权威，宽容“异端”的声音。 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来说，教师、教材、学习辅导材料等是“权威”，这些“权威”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权威”不等于“真理”，总要受到时代或个人认识的局限。因此，要坚持“信仰”，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事物。大胆地对教材的某些观点结论提出质疑，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并引用史实加以论证或驳斥，不能盲从“权威”。 因此，对于学生的“异端”声音，言之有理的，历史教师就要多鼓励和表扬，千万不可按“常理”一棍子将其打死。对于“异端”的声音要以宽容来对待。一般每份教学资料都会为它上面的题目提供相关的参考答案，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教师常常陷入思维定势，人为地将参考答案当成标准答案来向学生讲授，只要学生意见与之相左，一概加以否定，长此以往，教师这种惰性与奴化的思想必然在不知不觉中带出一批不会用脑，只会盲从的学生！这种学生怎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怎能担起建设祖国的重担？怎能参与国际社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妨多听听“异端”的声音。 总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历史教学应全面提高教师素质，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拓展历史教学的思路，从而体现历史教学的特色性和时代性。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小议初中历史教育教学 [摘 要]初中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紧好素材，教师要深入挖掘初中历史中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如和风细雨般的慢慢渗透，就一定能达到教育人、塑造人的目的。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思想，；内涵 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它渗透于历史教学的各个环节，是否把握好这个主题，不仅关系到历史教学的效果，而且关系到德育工作的大局。因此，认识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学科中的特点，关注并探索本学科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和规律，就成为每一个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一、要紧扣课本，把握历史信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有关爱国主义的历史信息源源不绝，尤其是在近百年历史中更为突出。在教学中，要把握好最有效的历史信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讲述鸦片战争历史，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学信息就是林则徐禁烟；讲述甲午中日战争，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就是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下令撞击日本吉野号，中鱼雷沉没，全体官兵壮烈殉国；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信息就是孙中山为救国奔波于海内外，为之奋斗终身等。在这些最有效的历史信息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把握三个环节：①教师要分析这些历史事件的背景、经过、结果和作用；②教师分析后让学生发表意见，补充与这些历史事件有关的资料；③让学生在课后写小论文，评述这些事件中主要历史人物的爱国之举。通过上述三个环节的教学活动，由浅入深，逐步对学生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通过电化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最能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积极性的一种教学形式，学生最乐于接受，教学效果也较好。在讲述中国近代后期文化史的时候，我把华罗庚的事迹整理后播放给学生听，学生听后非常感动，甚至热泪夺眶，纷纷表示要向华罗庚学习，决心为实现祖国现代化而勤奋学习。 二、知、情并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统一的。只有正确把握历史学科中爱国主义教育这一重要环节，才能更好地促进历史教育教学的全面发展。这也充分体现了“知、情、义、行相结合”的教育原则。这些年来，成效显著。 由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长抓不懈，培养了学生的爱国热情，给历史教学注入了活力，他们融情于史，大大激发了学习历史的兴趣，大大改变了过去不重视历史学习的不良习惯，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高了课堂教学的知识巩固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丰富了历史知识，为大面积提高历史教学成绩奠定了基础，并在县、市统测、中考中取得了较好成绩。 通过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有了普遍提高，懂得了爱国就要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关心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增强了爱我中华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学习先辈，学习英雄，学习楷模尉然成风。学生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勤奋学习，立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家乡做贡献，表现出了跨世纪一代青少年所应有的精神风貌，有力地配合了学校的德育工作，圆满地完成了教育教学任务。 三、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明确爱国主义内涵，做到有的放矢 有的历史老师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不够深刻，认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学校领导、班主任和政治教师的责任，因此在历史教学中，重视历史知识的教学，没有认真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针对这种情况，历史教研组首先组织教师反复学习江总书记给国家教委领导的信，学习《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及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经过学习，我们统一了思想，达到了共识，一致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共同基础，是全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通过学习，大家深深地认识到承担这项工程既无限光荣又责任重大，决心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在历史教学的全过程。 爱国主义教育的题材非常广泛，包罗万象，历史教学却又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作为历史教师必须明确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内容，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志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经过学习研究之后，认为当今爱国主义教育应突出：①加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 ②加强祖国现代化建设教育；③加强改革开放的教育；④加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教育；⑤加强促进祖国统一事业的教育。认识明确后，就要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紧扣课本内容，突出上述几方面的教育。 爱国主义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思想武器。“不读史慢无以爱其国”，在初中历史教育中坚持不懈地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初中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有着非常生要的意义。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加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对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摘 要：当前，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对高中历史的教育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需要教师主动探讨具有创新性、独特性的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方法。教师要摒弃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以新课标的教学目标为基础的前提下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做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针对促进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提出了几点方法策略。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育教学；方法策略 一、转变教育教学方法，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我国传统的高中历史教育是采用“灌输性”的教育教学方法，一味向学生灌输纯理论性的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但过于枯燥无味，而且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因此，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1）教师可为学生营造开放性的课堂教学。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存在着知识，因此，教师可把课堂教学充分开放，让学生能够学到更多课外的知识，有的学校会雕刻一些名人的石像供学生参观，那么教师完全可以把这些石像利用起来，向学生讲讲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另外，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走进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对于书本中涉及的知识可结合实物向学生讲解，这不但可以将课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知识，而且可以丰富学生的见闻、扩大学生的知识面。（2）教师要主动与学生进行交流。一些教师只顾自己在讲台上讲课，而忽视了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这也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因此，教师要多走下讲台，融入学生当中，倾听学生的心声，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努力为学生营造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3）教师要多增加课堂活动，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来，这有利于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以人民版高中历史课本中的《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这一章节内容为例子，在统一学习完这一章节的时候，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举办一次讨论会，让学生分小组讨论我们学到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都有哪些，请学生讨论过后整理出相关的知识。然后，教师可请学生发言，大多数学生可能会说出有中国军民的斗争以及抗日战争，那么教师可引导学生挖掘更深层次的知识，对这两场战争可进行比较，让学生能够全面地了解知识。同时，教师还可开展竞答赛，对本章细节问题进行提问，以此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二、创设多种课堂教育教学情境，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当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有了强烈的好奇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么学生才会主动投入到课本当中，这将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因此，在高中历史课堂上，教师可创设多种教育教学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问题情境教学法，教师巧妙的问题设计不但能够给学生设置下强烈的悬念，而且能够使学生有足够的兴趣想要投入到书本中去寻找知识。如，人民版高中历史教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学习中，教师可这样引入新课：“对于我国的国家制度，想必大家都十分熟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那么，在建国初期，我国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而不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呢？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借鉴过别国的发展经验呢？我们经常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怎么传入中国的呢？”教师利用这几个问题可给学生留下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必定想要从书本中找到答案，那么，教师则可以引入新课，带领学生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学生在浓厚兴趣的引导下投入到对知识的学习当中，这可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三、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课堂学习的引导者，重点是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学生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育教学活动。由于高中历史知识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教师倘若只是按照课本中有的知识向学生讲解的话，就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所以，很多时候需要翻阅一些古籍，通过查阅史料来供学生学习。那么，教师则可以把这部分课外知识让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只要适当引导学生即可，然后让学生自己通过电脑、古籍史料来学习相关知识。在人民版高中历史教材中涉及了许多的战争，那么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查阅有关战争的知识，了解战争发生的原因、战争发生时的社会形态背景、以及抗战时的人民生活等等。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对思考的能力，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在主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通过分析以上方法策略可以看出，在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教学的改革要跟得上教育领域的改革。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理论，而且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前提下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这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对高中历史知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 （作者单位 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第一中学）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创新型培养模式的探索 【摘 要】中学历史课作为我国中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学生历史素养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必须重视对中学历史教育的改革。 【关键字】中学历史 创新型 培养模式 重要性 拓展 1977年9月，我国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自那以后，我国教育模式一直以应试教育为主。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社会发展的现状而言，应试教育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是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应试教育也出现了很多弊端，尤其是在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出现了固化，应付升学考试的目标性太严重，这对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但是目前我国还未能研究和探讨出比应试教育更加合理的教育模式，因此，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而言，应试教育依然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当前，我国正在探索新型的教育模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逐渐改变了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中学历史是我国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效率的高低对我国中学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大部分高等教育学校都在探索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创新型培养模式。本文就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创新型培养模式做了几点阐述，期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让读者对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创新型培养模式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创新型培养模式探索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这就要求我国教育事业必须要探索创新型培养模式。而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形式过于单一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一般都是主要依靠老师的课堂讲授，学生只是被动的接收，常常扮演着"听众"的角色，教学形式过于单一，不能激起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而对于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今社会，再依靠陈旧的教学手段进行中学历史教学显然不能满足当前教学工作的需求，更加不能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中学历史教学必须要创新教学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的网络信息技术，丰富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教学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也是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的问题之一。首先，部分学校对历史课的重视程度不够，把历史课当作副科对待，这种教学观念就会引起学生对历史课的重视度下降，进而不认真对待历史课学习。另外，老师在授课时过于重视自己的作用，而忽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而在当前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要求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很多学校都在教学过程中未进行较大的改变，这也是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 上述分析的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两点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鉴于此种情况，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必须要重视创新型培养模式的探索，只有落实好这项工作，才能引导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走出教学困境，才能提高中学历史教学的质量。 二、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创新型培养模式的探索 （一）横向学科拓展 教育界有句俗话说："文史不分家，政史地不分家。"这就证明历史课与文学、政治、地理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创新型培养模式探索就应该以历史学科作为起点，向文学、政治、地理等学科进行横向上的拓展，这种拓展形式不但能够扩大历史学科的知识面，将各学科之间的知识联系贯通起来，而且还能够开阔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在解决问题时的多角度、多方面的思维方式。而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仅仅将历史局限于一个相对狭小的知识范围内，这就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动手能力、思维的灵活性等得不到锻炼和培养。因此，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创新型培养模式探索中，必须要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在确保历史学科知识获取的前提下，实现政治、文学、地理等学科的共同发展，这是当前中学教育改革的趋势，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纵向知识贯通 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除了打破学科间的界限以外，还要从纵向上将各学科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要完成纵向上学科知识的贯通，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1、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方面 中学历史知识不能只是局限在"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这种传统性的思维中，而应该将过去的历史经验同当前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制定历史教学大纲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将各个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适当的加入政治影响、地理地貌、文学背景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在教导学生历史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对其他学科基础知识的认识程度。同时，在语文、地理、政治等学科的教学中，也要适当的加入历史线索，这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程度。 2、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 在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要加强各学科实践能力的共同发展。比如开展小规模的历史遗迹考察活动时，在具有浓厚历史氛围的历史遗迹景点内，当学生充分了解历史线索以后，可以要求学生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政治背景、文学知识等内容进行了解，同时鼓励学生将平时在文学、政治、地理等学科中学习到的与该历史遗迹相关的文学知识、政治知识、地理知识讲述出来，以此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通过对历史资料分析、研究和整合，让学生充分了解该考察地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经历过的地理变迁、出现过的文学大家等知识，对提升学生对各学科知识的控制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就必须要重视对创新型培养模式的探索和研究。基于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发展现状，中学历史教学必须要加强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知识的拓展和融会贯通，才能提高我国中学历史的教学效率。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浅谈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模式 摘要：历史教育教学是中学教育中的科目之一，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教学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不够重视，导致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模式没有建立起来，与素质教育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活动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随着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逐步发展，历史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越来越受到关注,形成了一些中学历史教学模式的基本类型。本文探讨了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主要模式，期望能够对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模式，历史教学模式 中学历史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学校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态度和定位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活动中，历史教学模式也是随时在发生着变化，多元教学模式的出现使得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活动有了更多的选择，对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教学模式的内涵 教学模式是包含了教育教学中多种教育教学元素的概念，是教学目标、教学行为、教学方法、教学工具、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的集合体。美国学者乔伊斯等人认为:“教学模式就是学学习模式，一种教学模式就是一种学习环境”。教学模式是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是运用教育教学的相关理念指导教育教学活动实践的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教学模式是一种固定性的、系统性的，包含了多个元素的一种学习环境。 二、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随着义务教育和历史教学新课标的，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模式也在逐渐的进行着变化，这些教学模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活动的发展。 1. 向互动式教学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历史教学仅仅是由教师单纯的教授学生历史相关知识，这导致中学历史课堂显得枯燥无味，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没有很大的兴趣，而随着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和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单纯教授模式开始逐渐向互动式教育模式开始转变。 2.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学模式比较单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赫尔巴特的授受式为代表的教学模式,另一种是以杜威的活动式为代表的教学模式。而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模式也没有脱离这两种基本的教育教学模式，而随着教育教学理念和手段等的创新发展，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地位逐渐开始动摇，在历史教育教学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3.学科化教学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将所有学科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的统一模式，但是随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所有学科的教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过程中，根据中学历史的教学特点，有针对性的学科化教学模式逐渐成为中学主导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主要模式，学科化教学模式的转变在更大程度上贴近了历史教育教学的特点，成为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模式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I 三、教学模式的基本类型 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已经初步完成，新课改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随即诞生了较多的更加符合新课标历史教育教学的新模式，成为我国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和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指导模式，其目前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活动中主要的教学模式有以下几种： 1.信息传递教学模式 教育教学的核心是学生，而信息传递教育模式的宗旨是帮助学生对历史的认知。学生的认识要得到发展,基础是接受信息和掌握知识,这就构成了教学活动的主要形态。通过教师的组织，使得学生掌握大量的历史信息，在其基础上指导学生对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进行认知是信息传递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 2.情景再现教学模式 学生对历史的认知与学生的情感相互作用是情景再现教学模式的核心部分，这种教学模式是通过体验式的教育教学活动来实现的，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对历史的认知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概念的认知方面。而应该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让学生在情景中去感受和体验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进行将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相互结合，对历史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和理解。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对历史情境再造、复现、模拟等方式,使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历史的真实,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引发他们进行观察和思考,从而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并促进其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种模式要求教师能够用多元化的方式进行情景再现，引导学生在情景中去体会和感受。 3.问题探究模式 问题探究模式地以历史问题的特征以及问题的起源为学习和教学特征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在问题研究教学模式下，更多的要求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进行探究，这样才能使得学生能够在历史问题的探究和解决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小结：随着我国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继续推进，新的历史教学模式必将层出不群，同时也没有一种绝对的教学模式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通用的，这就要求教师在中学历史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根据环境的特点和教学目标的设定，选择适合的教学模式，同时在有可能的前提调价下，要积极进行教学模式的改进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不断随着社会的要求而进步。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分析创新教育背景下的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要求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课程改革的深入，创新教育的相关概念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创新教育的发展背景之下，中学阶段的历史教育该如何发展成为广大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热议的课题。本文就新形势下对中学历史教育的相关要求进行详尽的阐述，希望对于日后中学历史课程教学的高校开展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创新教育 中学历史 教育教学 相关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并且由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推动，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也从教育者数量多少的比拼转到教育者素质高低的比拼中来。所谓高素质人才是指集良好人格结构与较高创新精神以及能力为一体的新型人才，中学历史学科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和培养有着无法复制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创新教育的大背景下，中国历史学科教育的方向在哪里？ 一、新教育观念的树立 （一）人本教育观念 人本教育理念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创新教育的背景下，高素质人才的定义就是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因此在具体历史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应树立人本的教育观念，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还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能力的培养。 （二）所谓人本教育是指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的角度去展开日常教学 这不仅是教育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新时展背景对当今教育教学的客观要求，因此在中学的历史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多从学生需求角度出发，学生缺什么补什么，学生更容易接受哪种方式就多采取那种教学方式。 （三）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树立质量观 学生并无优劣之分，每个学生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因此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教师应积极履行其为人师者的责任，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使其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四）创新教育观的树立 创新教育的价值观与传统教育观最大的不同是对于创新意识以及创新观念的要求，“创新”是其血脉。因此在具体的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的学习以及发展为重心展开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创新能力，从而为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人才的保障。 二、新教学方法运用 结合上述教学理念的指导，那么在新的创新教育的背景下，该如何开展历史课程的日常教学呢？有哪些方法可以采用呢？ （一）现代化的教育手段 时展对于人才的培养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历史课堂上传统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发展，教师应充分利用多种现代化的教学工具，调动学生多方面的感官进行学习。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努力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制作相关的历史课件，让学生在图文并茂的课堂中感受历史科学的人文熏陶，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二）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二者的关系 与其他科目不同，历史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过往重大事件的相关论述，它的教学目的主要是起到一个传承的作用，主要包括对于传统文明、传统优秀思想以及相关文化产的传承。除此之外还包括许多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在历史科目的学习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以史为鉴”。而创新教育实质上是建立在“以史为鉴”基础上的创新，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传承的创新是无源之水，而没有创新的传承，只是原地踏步，毫无生机。在具体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在传授历史学科知识的同时还应积极引导学生将历史事件与现实进行结合比照，从而把握时展的主题，让学生立足过去方言未来。 （三）教学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历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求学生对一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我们都知道，任一事件的发生都存在两面性，即我们经常说到的“世事无绝对”，也许这一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当外部环境发生一定变化的情况下，同样一种做法或许又转变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因此在创新背景下的历史教学应转变出传统结论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怀疑式学习，在原有结论的基础上试着去更新他们甚至是推翻他们，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还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创新能力，使他们能用不同的眼光多角度的去对待某一事件或者是某一社会现象。 （四）通识教育理念的融入 现代市场要求培养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所谓复合型人才即是指能够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知识去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在创新背景下的历史学科教学应充分贯彻落实通识教育理念，教师在日常的历史教学中应将其他学科如语文、数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也融入进来，转变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知识体系之间进行交叉和渗透，从而提高学生的迁移能力以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五）研究性活动的开展 仅依靠有限的课堂教学想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虽不是没有可能，但存在一定难度，有目的的开展相关研究性的学习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学生还可以进行学以致用，将具体的方法运用到日常的历史学科的学习中来，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创新教育的背景下，中学历史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改革，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应肩负起为人师者的使命，积极投身到教育改革的事业中，为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有用人才贡献最大的努力。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如何才能够提升初中历史的教育教学质量 基础课程的学习对初中学生以后的发展以及进步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初中历史这门课程来说，更是对学生未来的学习或者工作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影响的课程，鉴于初中历史课程的重要性，初中历史教师需要采用相关的方式或者措施提高历史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 一、初中历史老师教育教学工作的现状 我们都知道历史课程在时间上比较长久，在空间上来说内容比较丰富，与此同时，历史课程的主要内容不仅仅包含那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故事，也有那些比较有趣味的风俗习惯或者地方风情。历史课程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特色，从而使得大部分初中学生对历史课程比较有兴趣，这样就使得他们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能够比较认真地听讲历史老师讲述历史事件或者相关的历史人物。学生能够对历史课程产生学习兴趣或者学习热情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动力。然而，假如学生仅仅将历史课程当做一门娱乐课、一门休闲课，而不能够领会到该课程的灵魂或者重点内容，就不能够提高学生整体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或者水平，与此同时也就不能够达到历史课程开展的目的。 经过相关工作人员的调查以及研究，发现现在我国国内的部分初中学校对于历史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或者漏洞。 历史教师以及学生不能够正视历史课程的重要程度。在以前的升级考试过程中，有些地区并没有将历史课程作为其考核内容之一，这样就可能使得有些教师或者学生觉得历史课程不是特别重要，从而使得部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人员，对历史课程不够重视，具体表现为部分学校对于历史课程的时间安排严重不足，不仅如此，他们经常将历史课程安排在下午的时间，这样就很容易使得学生走神或者犯困。 由于学校以及相关的任课教师对历史课不够重视或者关注，所以学生就会放松对历史课程的学习或者研究，有些学生在历史课讲述过程中做其它作业，也有的学生对历史老师讲述的相关知识，只是作为一种消遣对待。 二、部分学校过于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不关注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能力 尽管我国教育教学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同时也开始实行素质教育，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及学校管理人员的部分教育教学观念还没有转变，所以，我国教育部门对于学生的考核方式，或者对教师的考查方法，甚至对学校的考评，都是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重点内容。 这样的考核方式就可能使得历史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中，过于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甚至有些教师为了能够让学生取得比较好的历史成绩，从而让学生对于某些历史知识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掌握。如此可能会使学生获得比较好的学习成绩，但是根本不可能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也不能够培养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思维方式，更不用说培养或者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或者创新思维方式。 三、提升历史教学质量的措施 要想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师的教育教学质量。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目标，那么就需要相应的历史教师迅速转换教育教学观念，与此同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1.历史教师需要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提升历史课程的趣味性 在历史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如果教师能够准确地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主动性，那么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新课程的改革或者新型教学观念的转变，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主学习，采用积极的方式进行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达到提高历史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比如，在讲述某个历史事件的时候，需要添加一些有趣味的东西，让学生在这堂课的学习能够产生比较浓厚的兴趣或者热情，这样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师的教学效果或者教学质量。 2.教师需要时刻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做到与时俱进 由于历史课程的教育教学目标以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要求在不断发生改变，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教学方式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得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以及工作过程中，不被市场所淘汰。与此同时需要历史教师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采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或者对于不同能力水平的同学，需要采用适合的教学方式。 例如，对于历史课本中难度比较大的历史知识，可要求学习能力比较差的学生了解或者知道该内容即可，然而对于那些学生能力比较强或者对于历史比较感兴趣的学生来说，可以让其进行掌握。 3.历史教师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或者提升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或者探究能力 大部分的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经常会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利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就是教师教授学生相关的知识，不如教师教会学生相应的学习方法，以及培养学生学习相关历史知识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真正掌握相应的历史知识，与此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成为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人才。教师在进行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需要让学生加入到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过程中，与此同时也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教师让学生对某些问题进行积极的思考或者分析，这样才可能逐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以及主动的探究能力。 总之，要想彻底提高初中历史的教学质量，就要在教学中进行大胆地尝试，积极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能真正感受到课堂学习的乐趣，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喜欢上历史教学，掌握到历史文化的精髓。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论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 摘 要：教育改革背景下，应试教育不再适合目前的教育现状，素质教育正以其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进入课堂。本文从历史教师自身如何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两个方面来论述如何在素质教育下体现历史教学的时代性和特色性。 关键词：历史教学；教师素质；观念更新；教学方法 一、推进素质教育，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尤为重要 1.加强自身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学生是整个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做一位素质教育下合格的历史教师，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学生的个性以及学习特点。在信息日益发达的今天，学生已经不是单纯的从课堂汲取知识了，电视、杂志、互联网都会是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因此，教师要想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就必须更新教师自身的观念，树立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就必须要站在书本知识结合真实案例的位置，观察历史的发展进程，给历史学科以合乎实际的客观评价，揭示历史的本质规律和内在联系。 同时，历史是一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学科。时空跨度大，知识内涵丰富，囊括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个领域。因此，历史教学要求教师能够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2.更新教学观念，做复合型历史教师 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教师只有更新教学观念，才能突破思想边界。要想完全体现素质教育的初衷，教师只有掌握现代教育理念，并且能够很好地实施在教学中，才能真正把培养学生的能力作为教学目标，做到“授之以渔”。 现代社会，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但是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却越发紧密，学科逐渐融合，综合性越来越强，文科政、史、地的小综合就是典型例子。同时，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培养要求是多方面的，需要复合型的人才，因此，教师仅仅掌握一门学科知识已完全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了，在历史学科的教学当中复合型的历史教师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必须要尽可能全面地学习和了解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除了要熟练掌握本学科的历史知识外，同时也要掌握其他各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各学科间知识，并且要很熟练地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要以学生合作者的姿态定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有自身教育特色的、综合性的历史教师。 3.要想把历史教学观念内化，教师就必须在课堂结束后及时反思教学过程，在反思中积累经验 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教师的成长公式是：成长=经验+反思。经验和反思都必须是以事件为依托的，也只有在一定的场景中才可以发生。教学反思的效果、深度，教师成长的速度，取决于教学课堂场景的性质。经验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能快速地积累，反思也只能在观念的冲击下才会更有效。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做到勇于突破传统教学方式，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悖逆的方法，设立新的场景，启发引导学生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挖掘出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隐性问题，然后交给学生自己来猜测、论证，启迪发散思维，使学生得出富于创造性的新结论。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学会总结和反思，提升学生自己的历史修养。 二、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 1.推陈出新，改革教学方法，加强教育实践的创新 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广大历史教师及时更新自身教育理念，并大胆采用了新的历史教学思维模式，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机，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教无定法，但教可择法，教亦可创法。历史教师在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创造思维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自身要敢于摒弃旧的教学方法，选用素质教育的新模式培养学生创造思维，并大胆推陈出新，改革教学方法，加强教育实践的创造。 2.变换思维角度，激发学生思考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学生对于新素材、新场景都具有很强的好奇心理。因此，广大历史教师在历史学科的教学当中，在充实教学新素材的同时，更要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转到发散思维的运动轨道当中。 因此，对于学生言之有理的“异端”声音，历史教师要多鼓励和表扬，千万不可按“常理”一棍子打死。对于“异端”，要秉持包容的原创，引导学生自我发散思维。在教学工作中几乎每份教学材料都会有固定的参考答案，答案的准确度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广大历史教师会因此陷入思维定式当中，将参考答案当成了问题本身的唯一标准答案，如有学生出现“异端”解答，一概加以否定。如此以来，教师的这种“奴化思想”定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培养出不会动脑筋，只相信标准答案的盲目学习的学生。这种学生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需要，又如何担得起建设祖国未来的的重担？因此，为了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妨多听听“异端”的声音。 总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历史学科的教学必须全面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模式，打开历史课堂教学思路。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教学所特有的特色性、时代性。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历史教育教学应渗透德育 历史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的记录,是对人类过去的经验总结。德育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历史学科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教育内容,有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战争、社会变革等,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容”。通过历史学科的教学,可以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开发学生的智慧,陶冶学生的情操,涵养学生的德行,从而提高学生的史学素养,培育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既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格和气质,这种精神尤其在今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历史学科的德育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那么,怎样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呢?下面浅谈自己在历史教学中的几点认识。 (1)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德育教育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支柱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凝聚着华夏儿女的思想、感情、智慧、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巨大的动力。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华民族在屡经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泱泱大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爱国主义精神力量的维系,凝聚、鼓舞与促进。华夏历史本身就是德育的源泉,历史知识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内容。 在教学中,通过对祖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教授,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与自豪感,通过历史史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古代的四大发明、世界奇迹万里长城和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再结合当今的中国航天成就,奥运的成功举办,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教学中要利用历史上的优秀人物的典型事迹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用历史人物的典型事迹感染学生、熏陶学生情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教学中通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45年的日本投降,中国近百年屈辱历史的回顾,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和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树立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使学生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哲理,激发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情,努力去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 (2)在教学中进行远大理想教育。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打败吴国;西汉时期的司马迁虽受腐刑,仍旧没有动摇他写《史记》的决心,历时十四年,终于完成这部史学巨著;玄奘西行天竺取经,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最终取得真经,等等。这些伟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之所以能名扬千古,流芳百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遇到再大的困难也矢志不渝,心中拥有崇高远大的理想。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的教学,对学生进行崇高远大理想教育。 (3)在教学中进行爱劳动人民的教育。伟大领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历史上,劳动人民直接创造了大量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发展的;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的创造,都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在劳动人民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文明家、艺术家。教学中要利用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引导学生认识劳动群众是科学文化的创造者。同时结合史实,着重指出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这种“决定”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运动,都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总是通过人民群众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新兴剥削阶级也加入革命运动,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但革命的根本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始终是广大劳动人民。所以,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历史事实,引导学生,热爱劳动人民,树立爱民的思想,在建设祖国的大运动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总之,在教学教育中,老师应深挖历史教育资源,灵活机动地创设教学环境,努力做到在历史教学中有机的实现德育教育,最大化地实现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为社会培育有道德,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与拓展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这是从教育教学的思想观念到组织方式的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也可以说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花大力气进行教育改革，并在一些地方进行素质教育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育者，如何做好当前背景下的素质教育呢？我认为关键在教师的观念更新。那么在新的教改形势下，如何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呢？下面就从几方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第一、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这是当前背景下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 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如何提高素质呢？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自身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教学的对象是学生。而学生是教学工作的落脚点，也是教师的服务对象。要做一位合格的历史教师，就要首先了解学生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学生已经不是单纯的从课堂汲取知识了。电视、杂志、电脑、家长、社会都会是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因此，教师要想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必须更新观念。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教育思想：必须培养学生学会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能够站在理论和现实结合的高度观察以往的历史过程，给历史科学以合乎客观实际的评价。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揭示历史的规律。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必须具备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学习教育学理论，系统地掌握史学理论，不断吸取当今史学研究理论和成果来充实自己。 当然，只有先进和教育教学理念是远远不能做一位优秀的历史教师的。历史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知识的广度。历史是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一门学科。时空跨度大，知识内涵丰富，囊括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个领域。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人造系统等不同的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这就要历史教师必须具有：贯通古今中外的通史知识结构；鉴别和运用史料的能力；与史学密切相关的其它学科知识（如文物考古知识、古汉语、外语、地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这又要求历史教师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真正成为博学之师。 2、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兆武先生在《历史与历史学》中曾经提到：“观察历史，我们总需戴上一副眼镜，观念就是那副不可或缺的眼镜。”所以，在历史教学中，不更新思维观念，思想就难以突破边界。我前面已经提到，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是多样的。那么，教师渊博的专业知识、高深的理论修养如何“教”才能让学生更好的学？那就需要较高的教育教学能力。因此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是素质教育对新时代教师的要求。想想看，只有掌握了现代教育理念、并真正在教学中实施的教师，才能培养学生的能力，才能“授之予渔”，才能体现素质教育的初衷。 现代科学分工越来越细。但学科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掌握独自一门学科的知识已远远不够用了。同时，现代对人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素质要求，需要复合型的人才，科目学科之间逐渐走向综合性，文科政、史、地的小综合就是典例。因此，教育教学更需要复合型的历史教师。尽可能地学习和了解其它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知识。除了要掌握本门历史知识外，还需要多掌握政治、地理及科技、经济、法律等知识，主动地实现学科间知识的自然交叉和综合。从而成为复合型历史教师。并且能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以学生的引导者、鼓励者、合作者的姿态从教，最终成为一名具有自身教育特色的教师。 3、及时反思教学过程，积累经验，达到教育教学观念的内化。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教师成长公式是：成长=经验+反思。经验和反思都是在一定场景中发生的。场景的性质决定经验的效果和反思的深刻，决定成长的速度和质量，经验在富有挑战性的场景中才会迅速发生，反思也只能在观念的冲击下才会更有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勇于突破教学常规。以史实为依据，对已形成定论的史实，运用悖逆法，设立新情境。启发学生打破思维定势，挖出教学中的隐性问题，交给学生猜测、推导、反证，启迪思维，使之得出富于创新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善于总结和反思，提升自己。 第二、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弃旧扬新，改革教法，加强创造教育的实践操作。 创新，已经成为近几年中学历史教学领域谈论最多的话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历史教师及时更新了观念，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充分汲取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机，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教无定法，但教可择法，教亦可创法。在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教学工作中，教师要勇于扬弃旧的传统教学模式。选用以适应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新教法，并大胆进行创新，以创造教育为主轴，带动创造教学的研究与投入。 2、利用感性材料，交换思维角度，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 “开拓未来的学生的教育，必须立足于精选过的教材，使之牢固地掌握创造思维”。中学生心理学认为学生对新材料、新情境具有猎奇的心理。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在充实新材料的同时，要抓住学生的新奇刺激下的活跃力，引导学生转到“发散——集中——再发散——再集中”的思维运动轨道上来。 3、打破“权威”的信仰，树立“信仰”的权威，宽容“异端”的声音。 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来说，教师、教材、学习辅导材料等是“权威”，这些“权威”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权威”不等于“真理”，总要受到时代或个人认识的局限。因此，要坚持“信仰”，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事物。大胆地对教材的某些观点结论提出质疑，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并引用史实加以论证或驳斥，不能盲从“权威”。 因此，对于学生的“异端”声音。言之有理的，历史教师就要多鼓励和表扬，千万不可按“常理”一棍子将其打死。对于“异端”的声音要以宽容来对待。一般每份教学资料都会为它上面的题目提供相关的参考答案，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教师常常陷入思维定势，人为地将参考答案当成标准答案来向学生讲授，只要学生意见与之相左，一概加以否定，长此以往，教师这种惰性与奴化的思想必然在不知不觉中带出一批不会用脑，只会盲从的学生！这种学生怎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怎能担起建设祖国的重担？怎能参与国际社会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妨多听听“异端”的声音。 总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历史教学应全面提高教师素质，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拓展历史教学的思路，从而体现历史教学的特色性和时代性。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浅议高中历史新课堂的教育教学模式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改革进行得越来越顺利，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革也为教师和学生们带来一片新的历史天地。本文作者通过多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的经验和心得，详细分析了新课改下的高中历史教育的特点和目标，为广大教师朋友们更加有效地实行新课改提供了实践参考和中肯的建议。 关键词：高中历史；与时俱进；选修模块；多媒体 高中历史课程教育教学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在打破传统教学方式的同时，运用了许多新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在严肃又不失活泼的学习氛围中获得知识。在教学内容上，能够让学生们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多进行探究性学习，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动力有很大的帮助。 一、高中历史课程要与时俱进 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中，不仅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还要让学生能够对历史事件进行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质疑的精神和对新事物的创造能力。在高中历史的教育当中，我们要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将学生培养成未来建设祖国，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首先在历史教材当中，历史和政治应该是不分家的，我们要鼓励学生旗帜鲜明地坚持历史事实，对多领域、多层次的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在当代的历史教学中，我们应该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从教学内容的结构、模式、目标、内容、手段等多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进。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教育多为封闭、保守状，这样的教学现状不仅会令学生和老师产生疲劳，而且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萌动、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整体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已经不能单纯地从传统的历史教材中获得，还需要教师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出改革。不管对于学生还是祖国的下一代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学生应当是先进文化、优秀思想的拥护者和传播者。教师在进行这方面的教学时，可以列举在历史的进程中，那些为祖国带来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进青年们，让学生从历史人物的事迹中感受历史、感受国家带给个人的自豪感。教师还可以让学生自由从历史课本中选出最打动自己的抗战事例，并与全班同学分享，让学生们在对历史的感悟和体会当中，感受爱国热情。 二、设置教学模块和选修课 新课程标准中的历史教学方案与传统教学方案相比，在教材中增加了教学模块，在课程中增加了选修课，对构建学生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都有很大帮助。这样的设置课程，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师资力量、生源情况等设置教学方案，学生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新课标的历史课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与初中历史课的基本知识的重复。在传统的历史课程中，在初中学习了中国史和世界史后，在高中还要学习中国史和世界史，这样简单的重复过程，会让学生逐渐失去兴趣，认为历史课的知识只是枯燥乏味的重复这些历史事件。从前的课程改革改为初中学习中国史，高中学习世界史。在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下，有一部分学生只学到一半的知识，知识体系没有建立完全。所以新课程标准的改革充分改进了这一弊端，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全部放入初中历史的课程；而在高中，学生们主要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这样每一时期都有所侧重，就成功地避免了高中历史与初中历史的重复性。 在模块的设计上，也很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需要。有的同学对政治课十分感兴趣，但是对历史却不感冒。教师在了解学生的情况后可以推荐学生选择历史课本中“社会民主思想”之类的模块进行学习，相信学生能发现历史与政治的互通之处，从历史中找到学习的乐趣。通过这些教学模块，老师可以自由地转变教学方式，学生也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所以说新课程改革能够符合学生和教师的需求。 三、运用多媒体设备 在我国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的今天，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已经被人们所熟知，电脑不再是奢侈品。学生们对于计算机、互联网的兴趣远远大于历史课程，教师就要利用学生的这个心理，将学生有效地引导到历史的学习上来。首先，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是新课改的目标之一，教师可以在课堂结尾处为下节课设置问题，让学生们通过查阅图书馆、网络等资料独立自主的学习，这样可以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要鼓励学生多发散思维，不要固定于教材的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多与其他的同学和老师交流，借鉴他人的优点。其次，鼓励学生自主发言讨论，例如教师可以创建讨论组，让学生们在自主学习之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果，在讨论组中可以自由的发言和讨论。高中时期的学生大部分都有喜欢表现的心理，所以在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可以极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心理，让他们体会到收获成果的喜悦，从而为学习增添动力。 在历史课程的展示上，多媒体技术也为高中历史的新课堂注入了很多活力。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通过多媒体从视觉、听觉、感觉上，运用视频、音乐、动画等形式进行展现，为同学们营造一个真实的历史环境，让学生在或古色古香、或激情昂扬的氛围中，加深学生们对历史知识的印象，构建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有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了多媒体设计了演讲比赛，鼓励学生将学到的知识，或整个学期的知识，或最令你动容的知识制作成ppt，在课堂上为其他同学展示。这样在学生们制作的过程中，无疑对消化历史基础知识，体会历史思想有很大的帮助。只要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肯想肯干，就能设计出更好的教学方案。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浅谈历史学科教育教学中的“三个超越”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展开，对广大教师来说它不仅是机遇，更多的是挑战。本文浅谈历史教师如何在教学的实践中不断的 “超越教材、超越课堂、超越自我”，真正实现新课程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历史教学;三个超越 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展开，对广大教师来说它不仅是机遇，更多的是挑战：向原有知识体系挑战，向固有的教学模式挑战，向传统的教学观念挑战。这就要求广大教师要不断钻研教材，研读课程标准，领会现代教育理论，重新建构知识体系，以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实现由教书到育人的转变，实现由经验型教师向学者型教师的转变。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实践中不断的 “超越教材、超越课堂、超越自我”，真正实现新课程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一、超越教材 在新课程的理念中，我们反复强调“用教科书教”而不是“教教科书”。因此教师在对待历史教科书时大不可把它奉为“圣经”、原封不动地全盘地搬给学生，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范例”、一个教学的“案例”。我们在教学中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教学的实际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必要的超越。 1、拓展教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如今学生获得知识可以从通过报刊杂志、网络、多媒体等多种途径，教师已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知识权威的化身；学生已不再是“一无所知”的一张白纸。因此它要求教师必须从多方面对教材进行拓展，以增强教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如：在进行“秦始皇陵兵马佣””知识的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对教材知识进行必要的拓展，特别是如今河南、陕西等地古墓新发现等现实材料的引入，使学生能够形成对古代文物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通过这些材料的拓展与引入让学生明确考古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2、重组教材。新课程下的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无论从体系、内容，还是其知识覆盖面上都是被专家学者所推崇的、是当前教学中最佳的教学载体，但由于各地的教学实际不尽相同、学生认知的水平与程度并不一致。这就要求教师从学生的认知需要与教学实际的角度来审视教材、大胆地重组教材。学习“甲骨文”就会联想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中国古代字体的演变讲造纸术的发明，可以联想到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等。学习“医圣”张仲景和“神医”华佗就可以联想到战国的名医扁鹊、唐朝的药王孙思邈、明朝的名医李时珍等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尽量拓展教材、开拓学生的知识面。不断刺激学生求知欲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由于本校学生是城乡结合部的学生，小学学习基础薄弱，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父母文化程度不高，整天忙于生活，不懂得对孩子教育和管教。因此，我们在进行新课程教学的时候，围绕学习主题不仅要备材料，更要备学生。学生家庭上网条件差，尽量用学校现有的教学设备（实物投影仪、计算机）搜集更多的资料和图片，重组教材，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历史学科能力。为学生大文科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超越课堂 在新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逐步成为各种课程资源的整合者、开发者、建设者，它要求教师的教学不再是“纯粹”的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也不再是知识传播的唯一场所，教师要对传统课堂教学进行必要的超越。 新课程强调要开发各种课程资源，加强各种课程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超越课堂。教材、教室、学科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源泉；大自然、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世界是人生的教科书。课堂教学必须向课外延伸，打破课堂的时空限制，把活活生的社会生活引入课堂、课堂教学中的知识运用于生活实际。在学习第12课《了解身边的历史》活动课时，先帮助学生理解什么是历史？（历史是过去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它包括每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了解历史有哪些途经？（文物、古迹、遗址）研究历史有哪些方法？（了解调查法、阅读文献法、课堂学习法等）给学生一些通识知识的学习。然后举例帮助学生“了解身边的‘历史’”。 举例一：记时方法的演变。通过阅读材料及学生的集体智慧，学生了解到原始社会末期人们用“太阳日出”、“鸡叫三遍”、“月挂树梢”来计时。春秋时期用圭表、漏刻。唐代僧一行发明了自鸣钟。郭守敬发明了机械报时钟，民间燃香、燃烛等计时方法。现代机械钟、电子钟、石英钟是从西方传入的。 通过这些活动课的组织，让学生认识历史是触手可及的，不是深不可测、晦涩难懂的。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再问问：什么叫历史？有的学生归纳得好：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通过这些活动课的组织，培养了学生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培养学生认识现实世界、了解现实世界的正确的观念和方法。 三、超越自我 新课程的学科知识体现了时代性、实践性以及学科间的交叉性，这就决定了教师必须不断的更新本学科知识，同时还要掌握其它学科的综合知识，不断地积累生活中出现的教育素材并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去。新课程下教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自觉、主动地抢占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学科教学的至高点，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资源进行辅助教学。而这些工作能否胜利进行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的技能与素质,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超越自我”。 总之，新课程的实施特别是历史学科的教学必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更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新课程对教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与新的挑战，也将为教师带来创新的新空间与契机。教师只有在不断的实践、探究中与新课程同行、不断地进行超越，为教育改革的多彩的春天贡献自身之力量。 历史教育教学论文:合作探究模式在初中历史教育教学中的运用初探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朋友三个帮。生活离不开朋友的帮助，学习更需要朋友的帮助。我从事初中历史教学工作多年，送过多届初中毕业班，长期试图探索一条以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和习惯的有效途径而大胆实践，今写此文，谈谈自己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与实践与大家共勉。 一、实验依据 现代教育理论研究认为，课堂上有三种学习情境，它们分别是合作、竞争和个人学习，其中最佳情境就是合作的学习情境。环顾我们目前的教学情境，大多数课堂上师生共同研究的情况和学生团体活动的情况还不为多见，占主流的仍然是竞争与个人的活动。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竞争观和合作观。 我校虽是甘孜州的一所重点中学，但初中历史知识薄弱，这些实际情况表明，初中进行历史合作教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实验设想与尝试 初中历史合作教学具体分师生合作、生生合作和师师合作三种形式。 1.师生合作。在“合作教学”中，师生合作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方法。它指的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各种历史学习活动，从而获得知识，形成历史学习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的合作。 (1)讲授与自学指导相结合。教师讲授内容力求做到精、新、深。为此，我们要求学生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读目录。明确章节目的关系，明确该课在全节或编章中的地位作用，明确课内各目的关系。第二，找出本课的核心内容，即教学重点。第三，列出本课的知识重点和基本线索。其目的是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消化。 (2)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课堂讨论是历史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结合各章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科学地设计疑问，如教材中国近代史第一章第一节《鸦片战争》，我们设计的疑问是：①有人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禁烟破坏了中英间的贸易伙伴关系。”你认为这个看法对吗？请结合课文内容和你掌握的知识发表你的看法。②你见过鸦片吗？现行法律规定贩运多少克鸦片或制品就要判死刑？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为什么不是“烧烟”？二者有何区别？从中你悟出一个什么道理？学生课堂讨论或以小组为单位，或以班级为单位，或设正方、反方辩论，或师生正面交锋等等，最后由教师评价或总结学生讨论结果。其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理论知识和史实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 2.生生合作。我在教学中十分强调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这不仅是为了集思广益，相互切磋，提高学业成绩，而且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行为，形成良好的品质。 (1)课前合作，消化教材。我们提倡学生合作预习来消化教材，具体要完成以下工作：①共同划出重要知识点；②在疑难处标记，协力寻找解决难题的方法和途径；③做好读书笔记并相互交流。 (2)课上合作，解决难题。课上合作，学生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回答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例如在讲授“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这一节时，我们设置的问题是：①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是如何侵华的？中国各政党各阶层分别采取什么对策？结果怎样？②有人说，如果不去西安，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更不会有国共第二次合作，你认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为什么？这两道题涉及了本节的重点和难点，包含着“现象与本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基本史论。二是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这种自行发现并要解决的问题对学生的能力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反复训练，学生们大多能达到要求，而且愈来愈好。 (3)课后合作，探索未知。我们积极鼓励学生在课后广泛浏览历史书籍，多掌握史实，多了解理论，然后史实结合，合作探索一些理论问题，达到较深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使学生懂得了一些学史治史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3.师师合作 我校初中历史组青年教师，虽有一定的教学经历和教学风格，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模式。为搞好教学，提高教学水平，形成优化的教学模式，我们进行了师师合作，具体做法如下： (1)在每一学期初，由初中历史组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备课计划，它包括教学进度、集体备课时间、内容、主备课人等项目。 (2)按年级组成备课组，备课时，先由主备课人提出课题，然后通过备课组的讨论研究，确定教学目的、重难点、关键点、教法学法、教具学具等诸项内容。尤其是对如何运用合作教学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培养能力、训练思维等方面，备课组成员充分交换意见，最后统一认识。 当然，初中历史合作教学模式实验，短时间的实践和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实验方法、实验过程和理论都并不完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修正与提高。我们历史组几位同志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把此项实验深入持久下去，使她更趋于合理、趋于成熟、成果更加显著，成为中学历史教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介休五岳庙建筑空间浅析 摘要：本文从人的视线角度，对介休五岳庙的建筑空间进行分析，不同视角所带来的空间感受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将人带入肃穆氛围的前导空间；步入娱神祀神活动的核心空间；尺度宜人的后续空间。 关键词：介休五岳庙；视角；空间氛围 山西介休古城历史悠久，有“清明寒食文化之乡”、“琉璃之乡”、“三贤故里”之美誉。古城内保留有多处古建筑群，其中，五岳庙建筑群保存完整，装饰艺术精美，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 介休古城受城市等级所限，规模不大，旧城扩建前，四周城墙长度未超过1300米。介休五岳庙位处介休市东南隅草市巷，周围都是民居，基地面积稍显狭窄，南北长95米，东西约23米。 作为城市内部的岳庙，介休五岳庙既受官方祭祀建筑等级的制约，又有介休古城规模限制及周边街巷民居的影响，其建筑空间尺度远远无法与五岳各大岳庙相比。 然而，介休五岳庙在狭小的范围内，不仅拥有完善的功能体系、规整的建筑布局，更利用人的视角对建筑空间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营造出一种肃穆森严的氛围，凸显五岳大帝的威严。 一. 人视角与空间感受的关系 1.视角的空间界定 视角：外界物体的二点射入眼内相交时所引形成的夹角。正常眼能看清最小物体的视角为1，又称最小视角，小于此视角者，就无法辨认外界物体。 视野：眼睛观察物象时视锥开角的大小。一般情况下，人双眼同时看景物时，能见视野范围为120°，由于人眼的视网膜为弯曲的，人眼所成像中央清晰，周围模糊，因此人的清晰视野一般在75°以内。 通常情况下，水平视野在30°内，视野最为清晰，60°内，视野内物体比较清楚，60°~120°，视野里的物体开始变形。而鉴于眼球的特殊构造，人的最佳视角为仰视30°以内、俯视45°以内、平面视角范围约45°。 2.仰视视角与空间感受的关系 假设建筑物高度为H，人到建筑的水平距离为D，H/D的值决定人的仰视视角α，从而影响人对建筑物的空间感受。 H/D=1时，α=45°，人处于观看建筑单体的极限角度，这时人倾向于观看建筑的细布，而不是建筑的整体。此时人所出的空间较封闭。 H/D=1/2时，α=27°，这时人可以较完整地观察到围合建筑的整个建筑的里面构图，以及它的细部效果。此时人所处的空间有很好的围合感。 H/D=1/3时，α=18°，人倾向于看建筑与周围物体的关系，这是对空间围合感觉的最小角度。 H/D=1/4时，α=14°，适宜观赏建筑的外轮廓，人们几乎感觉不到空间的封闭。 H/D=1/5时，α=11°20′，适宜观察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二.介休五岳庙的视角分析 介休五岳庙共三进院落，建筑氛围在有限的空间中，随着人视角的变换，起承转合、层层递进，将人的心里感受完美地融合进来。 1.第一进院落――前导空间 五岳庙入口空间由精美的琉璃影壁、两侧的东西掖门及进入掖门后的八字影壁组成，入口空间之后是高大宏伟的山门舞楼。这两组建筑组成了五岳庙的第一进院落。 进入掖门，人仰视山门的视角为50°，超出了人观看建筑的极限角度，更由于山门飞翘的屋檐，人无法看到建筑全貌。试想，此时香客从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巷而来，走进掖门，仰视山门舞楼，在一个封闭狭小的院落里，面前看到山门的大屋檐。从街巷空间的小尺度空间到山门舞楼营造出的高大空间的强烈对比，让香客涤去生活空间的闲散，感受祭祀空间的肃穆，完成了心理上的转变。 五岳庙第一进院落，也就是其前导空间，所承担的任务就是人的心理转换，这种心理感受通过视角和空间的界定，起到了完美的效果。 2.第二进院落――核心空间 从山门下的窑洞穿过，就到了五岳庙的核心空间。核心空间由山门舞楼、东西配殿及献殿围合而成。在第二进院落里，人们所进行的活动有两个：作为娱神的演出和作为祀神的拜祭。 从戏楼下望向献殿，人的仰视角为19°，献殿与配殿的组合关系尽收眼底，空间围合感较弱。从视觉效果来看，相对于狭小的入口空间，宽敞的核心空间让香客从心理上相对放松，进入娱神祀神活动。从功能上来讲，院落的宽敞主要是为娱神祀神活动准备的。香客来到此处，视线从窑洞的束缚中挣脱，变得开敞，心情也从严肃转为放松。对山门上的戏楼而言，观看戏楼的表演活动时，最佳观看角度α为27°，处于院落中距离戏楼1/3处，再继续往下走，距离献殿越来越近，视角变大，眼睛的焦点聚集在献殿内的贡品上，祭祀活动开始，香客心情再度有放松转为虔诚。 3.第三进院落――后继空间 献殿后为五岳庙的核心建筑――大殿，大殿是供奉五岳大帝之所，大殿后为寝殿，寝殿则为五月大帝是起居之所，大殿与寝殿组成了第三进院落，也就是后继空间。 从大殿望向寝殿，人的仰视角为29°，从寝殿望向大殿，仰视角为27°，在这个院落空间，人可以较完整地观察到围合建筑的整个建筑的里面构图，以及它的细部效果。此时人所处的空间有很好的围合感。符合寝殿起居空间的特点。 五岳庙空间氛围的营造通过建筑来实现，而人对空间氛围的理解则是通过视野去观察。视线的限制是建筑空间对人的感受的控制，也是烘托建筑氛围的必要手段。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晋邦度假酒店建筑公共空间设计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休闲度假成为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度假形式也从以往走马观花的观光型向追求个性创意、身心放松、优雅精致、休闲品味转变。与之相适应，度假酒店也异军突起。成为酒店业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关键词：度假酒店；设计；功能；风格；地域性 一、度假酒店的定义 度假酒店的定义之所以称其为度假酒店，因为度假酒店不再是单纯提供食宿的驿站，而是要为度假者创造一种具有特色的全方位的休闲生活经历。这种经历往往在度假酒店与它所处的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产生共鸣时显得更加丰富和动人，并容易让度假者产生一种场所感和归属感。 二、度假酒店的类型、特点和地域性的体现 建筑应该强调场址对建筑的决定作用，反对那种刻意对别的地域建筑进行模仿的行为，要强调它的”内在气质”，而不能只是单纯的外形服务。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优秀和民族气息的浓厚，度假酒店最大化的将当地居民的文化继承下来，但是对空间的放大还要经过精致调整，使使用者在居住过程中能够对当地的本土文化产生认同感。 尽量保留基地内的自然风貌，将其融入度假酒店的建筑群体与室外环境之中，体现相互结合、相互协调、和谐共鸣的设计理念。为此，本项目也遵循度假酒店的规划设计原则：保持原有自然形态 ，尊重自然，保持原有自然生态是本次规划必须遵循的原则。 该项目用地位于山西省晋城市白马山公园南侧，东临公园保护区，周边均为自然绿色植物所覆盖，环境优雅，视野开阔。晋城市白马寺山接待中心（晋邦度假酒店）位于整个地块的南面，北面为二期接待单元。依山而建。项目一期接待中心总用地面积为33350平方米，建筑面积23345平方米，主楼高度14.2米，2层，客房高度16.7米，5层。本建筑位于中国传统底蕴深厚的山西白马寺山森林公园内，酒店里面造型和空间布置都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 基地内裙山环绕，叠嶂起伏，可谓景色宜人，为白马寺山接待中心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白马寺山三面环山，从风水上说，是内敛聚气之所在，因此将接待中心的主体布局于白马寺上的坡地上，依山而筑，立面风格融会周边几个地域的传统建筑语言和符号，结合接待中心建筑的性格，错落有致，和山体湖景互为呼应。 三、相得益彰的公共空间的组成 在空间组织上，东南亚有很多将传统的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应用到度假酒店的设计中去。许多度假酒店的建筑以庭园来组织建筑，各个功能房间以百合花池，莲花池隔开，铺着木地板的连廊如桥一般将它们接起来。设计营造的景观是很奇妙的，在内穿行起来感觉很不错。还有，在巴厘岛有很多度假酒店使用了巴厘亭，这种设施体现了度假酒店的设计特色，吸引了大批高层次游客来此度假住宿。希望由度假酒店体验当地文化、生态环境，以获得不同的风俗人文，增长见识，培养素质。由此可见，度假酒店应该是一个“文化艺术殿堂”，将文化艺术融入度假酒店空间，使之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吸引更多的宾客。本度假酒店以中国传统坡屋顶建筑风格为主，位于相对平整的低洼山谷地带，保持原生态自然环境，从白马寺山向下望，宛若传统的山西大院掩映在万绿的崇山峻岭之中。近观依然气势非凡，雄伟壮观，是山西度假酒店中拥有独一无二景观优势的项目 四、度假酒店的设计中，功能布局一般要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确定度假酒店的主题，并依据主题进行设计。同时还必须从满足宾客需要出发，方便客人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本度假酒店的功能布局就要尽可能地分别考虑散客和团队客人不同的需求。例如本度假酒店项目的入口设计上，除度假酒店的主入口外，还设有团队、会议客人独立出入口和行李出入口，还要包括VIP会员专用入口。还有，西餐厅布局时就可以进行团队客人和散客的分区，散客区以2人座和4人座为主；团队区以6人座、8人座为主。这种分区既使散客在就餐时不会受到团队客人的影响，又使团队客人就餐时集中在一起，方便其进行沟通和相互照应。从另一方面讲，对非住店客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最好布局在既方便从度假酒店内部出入又能够单独设置出口的位置，即有两个出入口，分别方便住店客人和非住店客人的活动，使非住店客人的活动路线与住店客人的活动路线分开，相互之间没有大的影响。 本度假酒店建筑群中间建筑一层为入口接待大厅，高度12m，大堂为两层挑高的空间，布置几组休息沙发，办理过手续的旅客可以顺着内庭的延伸向北到达客房门厅，再乘坐两个高速客梯迅速到达指定的客房各层，旅客行李通过行李车及货运电梯运至各层客房。货运电梯按消防电梯设计，紧急时供消防人员登高之用，客房区另一侧设计有二台电梯，其中一台兼消防电梯。大厅北侧为大型无柱宴会厅，设有VIP休息室、设备用房，新娘化妆用房，公共厕所，并设置供物流的独立出入口。大堂南侧为挑高两层的大堂吧，中间为透空玻璃顶温室大堂，种植热带植物，温室景致与外面的自然景观相呼应。让人们在工作休闲的同时，并享受到良好的视野景观。充分体现了新型多功能建筑的人性化趋向。基地北侧为客房楼，客房楼为5层，按照五星级标准设计实施，包括主体建筑会议中心，宴会厅，餐饮接待中心，多功能中心，其中客房为1-5层，建筑总高度 16.7米，酒店拥有163套客房，包括标准房152间，套房11间。客房楼西侧为贵宾接待单元1套，配备高规格的接待中心和会议室，客房。 对于该度假酒店，有效提高管理者的效率对度假酒店的运营有重要意义。因而，该建筑群的布局设计也充分考虑提高该酒店经营管理效率。也就是前台和后台这两大管理部分要加以区分。对后台管理部门应该尽量地不占用度假酒店的有效收益空间。比如，行政管理办公室、后勤部门应尽量与住店客人活动的前部区域分开，或者安排在不同的区域，以免员工过多地通过度假酒店的公共区域而影响客人的正常活动，同时又能保证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以及景观环境共空间氛围与意境的营造。 五、度假酒店的文化定位与 建筑风格 文学艺术有非常丰富的典故、语句、词汇，它们蕴涵深刻的寓意，赋予度假酒店所期望的意愿，对社会表达一定的概念。这类度假酒店易于被人们接受，也反映了度假酒店本身的精神面貌。如世界著名的香格里拉度假酒店，意为世外桃源，充满着诗情画意，让人向往。文化的定位使度假酒店获取不同的文化主题。度假酒店文化是指度假酒店自成体系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管理模式、经营理念和物质文化环境的总和。每一个成功的度假酒店，都具备有反映自己特色、个性和精神面貌的度假酒店文化。度假酒店的文化定位基于度假酒店本身的自然环境、民族历史渊源、人文环境、时代特征、政治和经济背景、艺术色彩、经营特色等。了解度假酒店各因素背后的文化背景，才能决定度假酒店的主题。民族文化反映不同的国度，不同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是旅游观光者渴望获得知识的旅游目的之一。以民族文化确定度假酒店的主题，不仅可以吸引宾客，同时也使传统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保持纯真的本土民族文化，也使文化艺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到延伸。历史文化亦为人文景观，名人文史，是贯穿一个国家数百年、数千年的文化、或探访经济、政治、哲学、艺术等发展的线索。许多外国游客到某处旅游，大都是为了追寻文明史，名胜古迹。如果下榻的度假酒店能让宾客感受到这种文化遗产的氛围，必将留下深刻的印象，度假酒店也将由于主题的鲜明而扬名于世。 纵观各地比较成功的度假酒店，建筑风格大多以酒店所在地的地域以及文化为母体，在建筑物立面造型元素来自于基地周边现状和当地历史文化的脉络发展，体量造型采用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高低起伏。立面构成采用山西传统的坡顶构造符号，整体形态上实下虚，底部用架空走廊，玻璃面和立柱。建筑主楼由虚实体量相间而成，塔楼由玻璃体和角柱组成，与坡顶屋面对比强烈而且简洁，外立面色彩为白墙黛瓦，粗糙的花岗石，与山地环境的肌理相配合，表达了建筑的生长性，也沟通了酒店空间与山地环境的空间交流。 本项目整个建筑的形体可分解为几个相互穿插的体块，以两层高挑空大堂为建筑核心，功能体布置在两侧，这样的平面及形体最大限度的贴近自然，获得视野景观，并不相互产生干扰。其与用地形状相契合，形成舒展，流畅动感的形体。避免了大体块的厚重感，利用了错位，搭接等建筑手法，保证了各角度均有良好的形体感和视觉走廊，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在立面处理上，设计采用与自然联系最为紧密的古典中式风格，并加入现代的元素，让建筑既融入自然，又富有活力。实墙面和玻璃，虚实对比强烈，而斜面的屋脊线脚的运用和局部的退台方式加强了建筑的层次感，更加与自然环境融合。建筑外墙面主要采用当地花岗岩，底层为深灰色，其余为淡米黄色，即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就地取材，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建筑成本。屋顶采用灰蓝色陶土瓦，与建筑环境互相协调。落地大玻璃窗可以将室外自然景观纳入室内，互为映衬，让人最大限度的接触自然。 六、趋势及展望 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开始注重个性需求。历史、文化和生态遗产的探险热门起来。不同于过去观光式的旅游，旅游者们渴望的是休闲、发现、娱乐、运动和学习。与之相适应，度假酒店也日益展现出新的趋势： 绿色：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成为每个城市人最大的愿望。因此越来越多的度假酒店被建设在绝美的风景之地。它们以低调的奢华融入到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去。同时绿色环保、生态节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将贯穿到酒店的全生命周期。 科技：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数字技术已经完全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我们可以预测的是科技的发展将越来越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而无法预测的是这种改变到底有多大、多快！不远的将来。酒店可能会利用信息化系统为客人提供更周到细致的服务。亦或新的技术会帮助我们把酒店建到海底甚至天空中去。一切皆有可能。 人文：客人人住一座度假酒店，绝对不希望它和他曾经住过的任何一家酒店相类似，他希望获得不同的空间体验。看到不同的装饰风格。甚至通过一座酒店去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而酒店恰恰可能成为当地文化传承的载体。通过空间架构、传统材料的运用、当地风俗习惯的展示和文化符号的陈列应用，酒店可以传承历史，也能被赋予文化气息。 作为度假酒店的设计者，我们有机会为客人创造一种舒适独特的心灵体验，在一座混合了西方科技、管理理念和地域风情与多样性文化的酒店内，建筑与景观融为一体，优雅与精致、创意与休闲相伴相生，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轻松和快乐，获得了心灵的愉悦和安宁，这也是作为设计者的最大安慰。 以时代为定位的度假酒店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时代特点或某一重大事件确立主题的，具有深刻意义，对人们影响最深。活动对度假酒店的形象宣传及内涵精神，具有决定意义，它更具有一份怀旧的情感，让人重温旧地，缅怀历史。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古建筑的结构特点以及价值分析 摘 要：古建筑是山西历史文物古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山西旅游资源的优势所在。笔者通过对山西古建筑的结构特点以及其价值进行总体上的概括和分析，进一步挖掘山西古建筑优越的旅游开发价值，促进山西旅游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山西古建筑；结构；价值分析 引 言 山西省位于华北西部，黄土高原东部，地面保存的古建筑为山西增添了一份光彩。山西的古建筑可以用两个数字来进行描述和概括：一个是106，它是指山西现存12世纪以前的木构古建筑数，占全国现存同时期木构建筑总数的72%。另一个是18118，是指山西现存的古建筑数量，同时也为中国之最，因此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称山西为“全国古建筑的宝库”[1]。 1 山西古建筑的结构 古建筑的造型结构是通过建筑本身的形态以及构成建筑形态的各个重要部分如屋顶、梁架、柱子、门窗、墙、地面等构件而得以体现的。 1.1 山西古建筑结构中的屋顶 山西有很多屋顶样式，例如歇山顶、硬山顶、攒山顶、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卷棚顶等。无论什么样式的屋顶造型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和先陡急后缓曲的艺术性曲线，所形成的弧面也是风格各异的，不仅美观而且受力均匀，它对屋顶的排送雨雪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用于攒尖顶建筑物转角处的翼角，不仅丰富和烘托了古建筑艺术的完美性，而且屋脊上各种各样的脊兽给屋顶也增添了几分生动性。山西地处黄河流域，因此造型各异的屋顶与南方玲珑雅致的风格相比，显得更加浑厚、庄严。 1.2 山西古建筑结构中的梁架 山西的古建筑主要是以木结构为主，它的形成是由各种立柱、横梁等主要构件相互穿插而成的，从而形成了形式灵活多样，丰富且富有弹性的框架。建筑内部空间的层次感、丰富性是随着各种梁架的样式变化而产生的不同的视觉美感，使其独具特色的艺术性更上一层楼。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有一种由木块纵横穿插、层层重叠组成的构件，叫斗拱。它是东方建筑所特有的，可承载位于屋檐和屋内之间的梁与天花板，并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其做法以及变化也是颇为丰富的。它对古建筑的个性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强化，使山西古建筑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3 山西古建筑结构中的柱子 支撑屋顶和基座的必要构件是柱子，人们观察古建筑外观的视觉中心也是柱子。柱子由三部分构成，包括柱头、柱身和柱础。古人根据建筑自身的特点和当时的审美需求对柱子的每个部分都加以装饰。通过运用各种如施色、雕刻等装饰手法塑造出寓意不同，造型各异的形态。山西盛名的晋祠圣母殿的“蟠龙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4 山西古建筑结构中的门窗 按照造型可把门分为出角门厦、平头门厦、拱卷门厦、屋顶式门厦等[2]。如屋顶式门厦的上方是用飞鸟、走兽、人物、花草等各式各样的吉祥图案装饰的，然而下部有既实用又美观的檐柱和抱鼓石，与收放自如的门槛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间是厚厚的门或铁皮包身或镶乳钉，并且不同种类的门环又拥有不同的寓意。而窗棂的建筑构件具有非凡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山西古建筑的窗式有长窗（即隔扇）、半窗、漏窗三种。不同的窗棂实现了不同的艺术价值。古代窗扇上的木格子就是“棂”，古人就是运用改变这些木格子纹图的方式来抒发情怀和寄托心愿，同时使得院子的环境气氛也得到了调节，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墙体的变化，还让墙体的空间艺术效果有了似隔非隔的感觉。 1.5 山西古建筑结构中的墙和地面 山西古建筑大多是用长方形的青砖来砌墙，室外墙面的颜色通常都用砖的自身颜色，但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地方也会被涂刷上一些矿物颜料，对墙体可以起到保护和装饰的作用，色彩的等级也会相对较高。而将室内的墙面涂为白色，画上内容丰富、寓意深远、色彩艳丽的壁画，不但对室内环境具有美化作用，还保护了墙体，还可以提供人们一些关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信息，将艺术与文化、实用与美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它的艺术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2 山西古建筑具有优越的旅游资源价值 2.1 山西古建筑的美学价值 2.1.1 山西古建筑具有形态美 山西古建筑在体现形态美的方面有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它具有很高的美学构思和艺术成就，山西古建筑构造的形态美与立体感解决了屋宇外形僵直、不灵活的缺点。此外山西古建筑在形态方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当地的古建筑造型与结构的多变，正是由于这种灵活美妙的变化构成了山西古建筑的曲线美，给人以一种庄重协调的美感。山西古建筑体现出了雕刻、绘画诗歌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如晋中传统民居的华丽装饰，门窗的花纹繁巧、图纹各异；又如古窑洞墙裙的精美壁画，许多大户人家都用精美石雕或砖雕做护壁来装饰，而屋檐下则是用梁穿插得到斗拱出檐的效果，美轮美奂。 2.1.2 山西古建筑具有自然美 任何一座古代建筑都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适用坚固美观，这三个要素没有固定的模式与绝对的标准，但它们都是与各地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相协调的。山西古建筑无论民宅寺庙衙署，都是由几座或多座建筑物围绕成一个或几个庭院形成一组建筑的完整格局。如位于平遥县城的东南隅的平遥文庙，前后四进院落，由南至北依次建有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院落相连，梁架规矩、整齐、坚固，故能完美保存至今，成为晋中地区不可多见的早期建筑佳作。 2.1.3 山西古建筑具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美 城市规划建筑群园林建筑空间处理建筑艺术与材料结构等在山西古建筑中都是和谐统一的，它们为我们创造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建筑，同时为我们进行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山西古建筑在建设的过程中，具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点。我国颁布的旅游文化保护政策中也对山西古建筑的自然环境有很大重视[3]，使建筑与自然、与人文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2 山西古建筑具有社会经济价值 审美观念、哲学思想、宗法伦理对三晋民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通过结合其他建筑形式，用规整的型制与建筑风格展示出其建筑独特的文化内涵，它对农业社会的乡情语言有更深的表达，标志着一定历史条件下地方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综合因素影响所形成的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文化性的民居水平，它有着广阔的旅游市场开发潜力。其中山西古建筑中丰富的人文价值与多样的历史文化特色就决定了其拥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2.3 山西古建筑具有生态价值 山西农民的主要居住建筑是土窑洞，它的历史悠久，大可追溯到100万年以前。在漫长的岁月里，伴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窑洞建筑不断改进和发展，至今仍然受农民们的青睐。就目前来看山西全省大概有180万孔窑洞，窑洞里有700万人居住，窑洞四季舒适，被称为“天然空调”，除此之外还有“绿色居室”之美誉。窑洞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还可防止水土流失，减少能源消耗。 2.4 山西古建筑具有特殊功能价值 旅游业的灵魂是差异性，如果古建筑失去差异性，古建筑旅游资源也就不存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礼制思想，而山西古建筑是承载这种文化思想的形式之一，因此它更加注重营造传统的人文环境，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中外建筑风格的大相径庭正是这种差异性的表现，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社会功用，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古典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语言”，而正是这种语言给山西古建筑增添了一种传承历史文化的功能。 山西建筑论文:道教建筑及其世界观缩影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起源于我国古老的民间原始的鬼神信仰和巫术观念，含有较多巫术行为和浓厚的多神崇拜色彩，神祗系统庞大而复杂。坐落于山西汾阳市城区东北17公里处的杏花镇上庙村北的道教道场太符观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庞杂的系统。“太符”之名不见他处，道教文献中也无此提法，揣之约为宋徽宗为玉皇大帝上圣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吴天玉皇上帝”中“太上开天执符”的简称。 该观始建年代不详，据嵌于观内正殿墙面中《太符观创建醮坛记》记载，金承安五年（1200年），太符观监观道士张若愚集资在观内“建立星坛，示威仪于福地”，可见此观在金承安五年前已经存在，并有道人在主持斋醮等宗教活动。据其正殿“昊天玉皇上帝”之名，应始建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之后。 太符观坐北朝南，两进院落，沿中轴线由南至北曾经依次排列有：照壁、牌楼、牌坊（山门）、倒座戏台（下层为二门）、昊天玉皇上帝殿；牌坊（山门）至戏台（二门）之间，东设关帝庙，西设二郎庙；戏台（二门）至吴天玉皇上帝殿之间，东设后土圣母殿，西设五岳殿，在后土圣母殿、五岳殿南各设砖券窑洞十孔，窑顶建有钟、鼓楼。整个道观，布局紧凑，规模适中。现今观内建筑除山门、吴天玉皇上帝殿、后土圣母殿和五岳殿外，其余建筑或毁坏或仅存建筑基础。现存建筑南北长177.5米，东西宽50米，占地面积8875平方米。 山门 山门为四柱三檐砖木牌楼式建筑。由明楼、次楼共三间组成，两侧附八字撇山照壁。坊柱包砌下部为束腰的砖墙，砖墙上部外墙嵌黄绿蓝三彩琉璃“二龙戏珠”圆形图案，从龙体的造型和风格看，应为明代作品。砖墙顶部作悬山式灰瓦顶，与琉璃瓦楼顶相呼应。坊柱间三樘门均装板门，门上饰铺首和门钉。正楼上部结构以枋柱直抵脊檩，板门上槛至脊檩间穿插七踩斗棋，悬山顶，屋面饰琉璃脊饰和瓦件，两山钉博风、悬鱼。两侧次楼结构同正楼，唯斗棋五踩。山门两侧的八字撇山照壁的设置，使门前形成一个小空间，可做为进出山门的缓冲之地。 昊天玉皇上帝殿 昊天玉皇上帝殿位于中轴线北端。坐北朝南，立于高1.2米的砖砌台基之上，殿前置月台，突出了正殿的位置。大殿平面近方形，面宽三间（12.48米），进深六椽（11.22米），单檐歇山顶，施琉璃脊饰，殿顶筒板瓦，蓝琉璃瓦方心、剪边。大殿出檐深远，翼角升起明显，使屋檐形成一条优美的曲线。正立面下为隔碱，上部砖墙直抵阑额下，明次间分别开门洞和窗洞，装饰板门和直棂窗，其中板门为金代形制，每扇各钉五排金瓜形乳钉，每排10个共50个。同样作法在山西文水金代建筑则天庙、稷山元代建筑青龙寺等处都可见到。 大殿柱网采用了减柱造，两根后金柱被省略。柱高4.21米，直径0.33米，柱高与柱径之比约为13：1。檐柱一周均隐于墙内，金柱下置平础石。柱头间设阑额、普柏枋，其中阑额在角柱不出头，同建于宋初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原晋祠圣母殿类似。 普柏枋以上施斗棋，斗栱用材粗壮，前檐各间均施补间铺作一朵，两山只前次间施一朵，后檐及其余各间均不施。斗棋结构基本相同，五铺作双杪计心造。乳袱伸出檐外部分作蚂蚱头。明间檐下悬“吴天玉皇上帝之殿”竖匾。匾中文字用“之殿”句式在山西元代以前的古建筑匾额中较常见。 大殿梁架采用“四椽袱对乳袱用三柱”的结构形式，彻上露明造。平梁上施合踏、蜀柱、叉手承托脊榑。 大殿斗棋及梁袱之上施彩画，色泽以青、蓝、绿、赤为主，色调介于冷暖之间，内容为旋子和各种花卉。 门枕石饰一对“石狮”，造型古怪奇特，有人认为是猛兽狻猊，当地人称为“海狮”。 殿内中央筑神台，神台上设木作紫微阁神龛，神龛檐部小木作遍施彩绘，神龛正中奉吴天玉皇大帝像一尊，高2.45米，左右塑侍臣四，高2.0米，侍女二，高约1.85米，观其风格，应为明代彩塑。塑像神态生动，特别是侍女像更是栩栩如生。这两尊侍女身材比例恰到好处，饱满的脸型显示出山西中部地区妇女的形象特征。 两根明柱上各有盘龙一条，东为黄龙，西为黑龙。龛内小柱上各有盘龙一条，东为白龙，西为赤龙，四条龙是道教的护卫四神的化身，同时也是玉帝的护卫神，以壮玉帝声威。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大殿主神“吴天玉皇上帝”的形象是一个头戴通天冠，身着朝服，手持笏板的亦帝亦官形象。与端坐云端之上，俯视苍生的天帝形象相去甚远。这一形象正反映了唐宋时期民间信仰融入道教体系的过程。 玉皇大帝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最高神，但在南北朝以前，天帝或上帝与玉皇大帝的概念是不同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记载是《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和《诗经·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昊天上帝”也出自《诗经·云汉》，与上帝同意，本意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人格化的玉皇大帝的出现是记载于南北朝时期陶弘景（456～536年）著《真灵位业图》，此书中把诸神分成七个等阶，元始天尊居第一阶中，“玉皇道君”和“高上玉帝”，分别位居元始天尊之右位第十一和第十九。玉皇大帝的定型是唐宋以后。宋初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一道教本始部》中称太上老君为玉皇；又谓天尊有十号，第九号曰玉帝；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演出神人托梦、伪造符命的闹剧，把民间信仰的玉皇正式列为国家的奉祀对象；宋徽宗则干脆把民间信仰玉皇大帝与儒家传统奉祀的昊天上帝合为一体，于政和六年（1116年）九月初一上尊号曰“昊天玉皇上帝”。至此国家、民间、道教三方面的信仰正式合流。但在道教系统，玉帝的地位并不高，位在三清之下，列四御之首。而在民间信仰中，玉皇大帝却逐步脱离了国家祀典和道教经典的束缚，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神。但在道教系统的庙宇中，还必须遵守道教的等级制度，因此玉皇大帝只能居尊位而执臣礼。在山西现存玉皇庙不下百处，著名的宋金建筑晋城玉皇庙的玉皇大帝形象也是如此，这大约是玉皇大帝帝身官妆形象的原因。 前檐次间的墙壁上绘武将形态神荼、郁垒，充为门神。内外拱眼壁处绘龙凤图案。殿内山墙和后壁绘“朝元图”壁画，宽为12米，高约3米，共分134组，这些壁画的主要内容为360天值日星君朝元图，为清代重描笔迹。与芮城永乐官的朝元图不同之处在于每组神祗均有名号题榜，可看到“太罗元始天尊”、“灵宝元帅真君”等字样。这就为研究道教神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弥补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无题榜之缺憾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参考资料。 这一组《朝元图》，不仅反映了道教神祗的完整体系，而且人物形象的壮弱肥瘦，举止行为的动静相参，构图的疏密有致，在变化中达到统一，在多样中取得和谐；壁画色彩精丽而沉着，线条劲健而富有气势；各不相同的虚构神仙，经过艺术家的精心构思，实际上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世间形象。帝王的崇圣之表，仙道的修真度世之颜，儒贤的高识之风，隐逸的遁世之节，武士的英武之貌，玉女的端庄之态，神鬼的威慑之状，形态各异。曲折地显示了现实中不同阶层、不同经历、不同气质的人物。“朝元图”上塑造了数百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但和永乐宫壁画相比，程式化的构图略显呆板。 正立面外壁上镶碑石四块，其一即《太符观创建醮坛记》，前为醮坛，两侧立有铁狮一对，原为汾阳城内铁马老爷庙之物，明正德五年（1510年）铸造。 后土圣母殿 后土圣母殿即东配殿，始建年代不详，明代曾被大火焚毁，据观内《重修太符观记》碑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年）重建。面阔五间，进深六椽，七檩前廊式构架，单檐悬山顶，山面出际较大。殿顶饰有琉璃瓦剪边，各垂脊均置神兽三尊，屋面盖瓦为灰色筒板瓦。前檐斗棋分柱头科和平身科两种，为五踩重昂斗棋，明间平身科交互斗上出45度斜棋，装饰性较强。明次间施六抹方格格扇门退置于金柱之间，使前部形成檐廊，仅梢间为直棂窗。殿内斗棋、梁枋间遍施旋子彩画（旋子中心多饰赤色），技法较为成熟。 殿内设砖砌神台，上置明代彩塑29尊。正面塑主像5尊，高1.4米。南北两山各塑主像两尊，高1.35米。其中明间正中的后土圣母彩塑，头饰龙凤冠，身披龙凤袍，双手执笏板，安坐于须弥座之上。后土圣母左右有侍女像四，分别奉印、奉巾。其余八位容貌衣饰程式化的女神主像，由于神像牌位遗失，其确切身份已经难以稽考，但从塑像的装饰和每尊身旁各两位侍女像的司职，尚能分辨出两位“圣母”的身份：位于北山墙下为怀中婴儿喂奶的“圣母”，可以判定为“乳饮哺侍养幼圣母（娘娘）”。相邻的另一位“圣母”因身旁各侍立了一位怀抱婴儿的侍女，约为“送生锡庆保产圣母”。在侍从群像中，有一侍女肩挎褡裢，左手护褡，右手提裙，左脚向前迈出半步头朝右侧，扭头作回应状。这尊塑像静中寓动，造型生动，为整堂彩塑中的上佳之品。 圣母殿两山上部为“圣母出行”悬塑，圣母或乘辇或坐轿。前后侍从手执各种仪仗相随。沿途有众神仙和官吏恭敬相迎，整个画面，起伏的山峦和升腾的云气与行进中的人物融为一体，体量虽小，但和主像相比，造型更为生动。而后土圣母殿整堂彩塑呈现出较为严重程式化倾向。 殿内后壁及两山墙壁上绘有工笔重彩壁画“燕乐图”约40平方米，描绘的是圣母宫中生活的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画面共四幅，两幅伎乐演奏图，伎乐五人分别执琵琶、笙、笛、云锣和三弦。另两幅为尚宝、尚室图，画面上的侍女分别捧宝盒、典籍、食盒等作侍奉状。壁画为当地画匠所作，每一幅均留有匠人姓名题榜。 后土本来是与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相对应，总司土地的大神祗。后土之名出现较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从汉代开始，由国家统一祭祀地祗，即后土，汉武帝以后遂成定制。由于古人认为天阳地阴，所以自西汉末至南北朝，祭祀后土常以皇后配享。也许正由于此，民间后土祠每塑妇人像，称之为后土娘娘或后土圣母。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宋徽宗亲临玉清和阳宫，封后土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帝祗”，并规定礼仪规格同玉帝一样。在道教神祗中，后土圣母是掌握阴阳生育，大地山川的女天帝。在道教官观中，后土圣母殿的位置应在中轴线的正殿之后，合封建制度的前朝后寝之法。太符观后土圣母殿的位置在东配殿，与正殿之享的玉皇大帝差了一个级别，而与西配殿的五岳诸神相配，不合道教法度，显现出太符观的民间性质。 五岳殿 五岳殿即西配殿。始建年代不详，据观内清代《太符观葺修岳渎庙》碑记载，五岳殿曾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修，其主体结构与相对的后土圣母殿相似，应为明代遗构。五岳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单檐悬山顶，七檩前廊式构架。前檐斗棋分柱头科和平身科两种，为五踩重昂斗棋，明间平身科交互斗上出45度斜棋，装饰性较强。前檐明次间施格扇门窗，也是退置于金柱之间，使前部形成檐廊。大殿内依北、西、南墙筑高1米的凹字形神台，正面（西）分别塑五岳神像，高2.15米，各配侍女像二尊，高1.6米，南北两山为高1.7米的四渎神像，四渎神未配侍女，表示其神阶低于五岳。由于神灵牌位尽失，加之雕塑程式化严重，所以其确切身份难以确定。但一般而言，由于东岳在道教和民间的影响力最大，故殿内主神应该为东岳神。该殿不设神龛，五岳和四渎端坐在神台之上，五岳背后设泥塑背光，殿中柱上盘塑黄、红、白、黑四色飞龙，分别与南北两侧座上的四岳对应，表示他们是乘龙而来。而正中东岳大帝因为是主人不出去，所以没有表示东方方位的青龙，寓意可谓周全。根据龙的颜色，大致能区分其余四岳。整堂十九尊彩塑保存完好。据其雕塑手法、服饰特征及艺术风格分析，应为明代中晚期作品。整堂塑像程式化倾向严重，人物表情、姿态极为相似。 与五岳殿主像雕塑相比，两山四渎上方的山墙上悬塑“五岳巡幸”和“四渎出行”图则显示出构思巧妙，匠心独具，为明中后期山西寺观悬塑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五岳巡幸”图中，山峰连绵，云雾缭绕，东岳神侧身坐于轿中，正向外巡视，侍从手执伞盖、宫扇随行。其余四岳神或乘龙、或坐车、或骑马，前后相随。山林之间有虎豹出没，云雾之中，青龙正在布云施雨。“四渎出行”图中，河神乘一青龙驾辕的龙辇，由龙君牵护，前后有侍从执卤簿相随，其余三渎分别乘龙、马和麒麟。画面中，人物、动物和云雾、山石浑然一体，互为映衬，静中寓动，刻划生动。人物、动物造型只有几十厘米高，但衣饰华丽，形态各异，层次分明。 在道教系统的神祗中，万物有灵。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更是其崇拜的对象。这与远古先民的自然崇拜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山是神灵的居所，特别是那些或险峻、或秀丽的大山，都有正神统治。五岳诸山，本来都是各地的名山，是古代仙家和巫术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有着比较丰富的古代仙家的遗迹和传说。阴阳五行说盛行后，以中原河洛地区为中心，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选出各方最有影响的大山，作为山神的代表，称为五岳，从秦汉时期开始由国家主持祭祀，久而久之，在人们心目中，五岳便成为有正神居住并可通达天界的灵场。唐宋以后，五岳被人格化，而且五岳的神格不断升级，唐玄宗封五岳为王，宋真宗升五岳为帝，还为他们配了夫人，每位岳神都有自己权力范围。太符观五岳同殿，甚为罕见。 河流崇拜，在我国起源很早，四渎指河、江、淮、济四水，《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其中黄河（文献中称“河”）由于对中原地区的社会影响最大，所以地位也最高。四渎祭祀始于西周，《礼记·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到汉代行成定制，从汉宣帝开始正式列四渎神入国家祀典。唐天宝六年（747年）封四渎为公，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封四渎为王。但四渎的祭祀在民间受到来自佛、道两方面结合而产生的龙王的排斥，其影响到唐宋以后大大地减弱了，所以民间的四渎庙少之又少，相反，龙王的香火旺之又旺，凡有水之处必有龙王祭祀。在道观内集中祀四渎是极少见的现象，而汾阳太符观五岳殿集五岳和四渎于一堂更是罕见的。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原来代表星空二十八个区域，是参照月亮每一天的位置规定的，道教对此天象加以拟人化，为之定姓名、服色和职掌，塑成人物形象并配以包括十二生肖在内的28种动物形成了二十八个神祗形象，顶礼膜拜。根据《云笈七签》等道教典籍，它们的名称为： 东方青龙：角木蛟　亢金龙　氏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南方朱雀：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马　张月鹿　翼火蛇　轸水蚓 西方白虎：奎木狼　娄金狗　胃土雉　昴日鸡　毕月乌　觜火猴　参水猿 北方玄武：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虚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獐 太符观西南的紫微阁虽已不存，但阁中原有的二十八宿塑像和刘秀塑像在文管所职工的精心保护下，躲过浩劫，得以保存，部分藏于山西博物院。二十八宿彩塑高约1.5米，被塑成二十八位不同的人物形象，但程式化倾向严重，大约为明代作品。 从太符观的布局特点和祭祀的神祗组合来看，太符观从建立到明清一直是一所民间的宗教场所，太符观的神灵组合一方面表现出顺应道教演变的主流趋势，如玉皇大帝的名号和形象。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民间较随意的神祗组合，如后土与五岳相配，五岳四渎集于一祀，道观中原有的紫微大帝、二十八宿、刘秀、关公、二郎和马王诸神同观中主祀玉皇大帝的关系十分牵强。因此太符观所表现出的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及其文化面貌的独特性和稀有性，正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文化发展进程的真实反映。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沁水湘峪古堡建筑文化考略 摘要：湘峪村位于山西沁水县，是目前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明代古堡，村内明代的城墙及藏兵洞，明清时期的民居都很有特色。通过对湘峪村的考察研究，揭示出它独特的村落布局和建筑特点，并通过研究历史，了解到古堡的形成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关系。 关键词：湘峪古堡建筑文化考略 前言： 湘峪古堡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古堡依山而建，靠山临溪，环境幽静，是沁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古堡东西长280米，南北宽100～150米，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是一个完整的城堡式建筑。城内建筑由东西向的两条和南北向的九条巷道将其有序分割。堡内主要遗存有民居、堡墙、古街巷等。在现存的294座建筑中，明代建筑占34%，清代建筑占21%。2003年，湘峪村被公布为山西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被公布为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4年6月，湘峪古堡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堡的建造历史 古堡建于明崇祯初年，是明代晚期户部尚书孙居相、左副都御史孙鼎相的故居。早期研究材料所言其或为孙居相与孙鼎相共同主持修建。孙居相《明史》有传，鼎相附于居相传后，有一简略小传。光绪《沁水县志》二人均有传。 孙居相，字拱阳，一字伯辅，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任恩县（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知县。后任南京御史、巡漕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天启初年升光禄少卿、兵部左侍郎，崇祯初年改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后晋升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因通信中说“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被逮下狱，谪戍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卒于戍地。 孙鼎相，字玉阳，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任松江推官。后任吏部郎中、副都御史、湖广巡抚。魏忠贤横行时，因议论魏党爪牙，落职回籍。崇祯初年，起为户部侍郎，以年事已高为由不赴，卒于家。 孙居相、鼎相兄弟俱为著名东林党人。《酌中志馀》卷上载《东林党人榜》，为“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乙亥朔，逆党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总共罗列党人309人，“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这是中国古代几次政治迫害大案之一。在此榜中，孙居相、鼎相兄弟排名第59和60位。同书同卷还有魏忠贤阉党戏剧化地排出的《东林点将录》，套用《水浒传》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将东林党人比拟为天罡、地煞，其中赫然有“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左侍郎孙居相解珍，天灾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解宝”，均在三十六天罡之数。由此座次，可以看出孙氏兄弟在阉党心目中遭嫉恨的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孙氏兄弟在明代晚期朝政斗争漩涡中卷入的深度。 湘峪三都古堡在光绪《沁水县志》卷三《营建志》“砦堡”门有记载，称为“湘峪砦”，据云：“崇正（祯）初寇乱，县城焚毁，土人筑堡相保，共十馀处。”由此可知，古堡建于崇祯初年。因而可以推断，城堡是由孙鼎相主持修建的。从传记中得知，孙居相崇祯初年在朝为官，后遭谪戍，而孙鼎相则在此时决意退隐，未应朝命。故鼎相实为营造之主人。 然而，古堡建造之前，该处已有民居，极有可能即是孙氏居址。古堡内窑洞券门上题“安乐窝”三字，末署“万历己未谷旦”。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早于崇祯初将近十年。安乐窝是宋代隐士邵雍居处之名。据光绪《沁水县志》，孙氏兄弟之父孙辰因二子做官得到封赠，但自身并未出仕，可以隐士自居，故此处窑洞有可能是孙辰居所。居相、鼎相的祖父孙廷桢亦有记载，但仅有赠官，而无封官，则是二人显贵时，祖父已经去世，窑洞为其父居所的可能性又增加几分。 古堡内有石质匾额，疑为牌坊匾额，题“恩荣四世”四字，末署“崇祯丙子仲夏吉立”。丙子为崇祯九年（1636）。四世盖指得到朝廷封赠的孙廷桢、孙辰两世，居相、鼎相二人为一世；第四代见于记载的有居相次子孙如瑜，在崇祯年间由贡生而任山东黄县知县。但孙如瑜拔贡在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任知县尚在此后。崇祯九年时所指四世的确切内容待考。 俗称为“官宅”的二进院有木质门匾，分作上下两栏，上栏四大字“四部首司”，下栏小字横三排竖十五行，内容为“吏部稽勋司郎中，前文选、考工、验封、稽勋暨礼部仪制司各员外、礼部主客、兵部武选、工部营缮司各主事孙鼎相第”。此匾内容丰富，下栏完全可以认为是孙鼎相任松江推官与吏部郎中之间的任职经历，补充了传记资料未曾记载的部分，详确可靠。孙鼎相在吏部所有四个司、礼部两个司、兵部和工部各一个司都任过职，而且是在各部从主事、员外郎、郎中一直做下来，郎中就是司里的最高职位。在各部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如此熟悉各种政务，确实难以找到第二人，故自诩“四部首司”，却也无可争议，允为四部司官第一人。 又此院院面门门匾“文武衡鉴”，是形容吏部职能、显示孙鼎相官位的藻绘，如《明史·职官志》所云，“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可以说是展开的阐释。二进院侧门的门匾正面书“司空”，背面书“宗伯”，同样是彰显孙鼎相官位的用典。古人喜用《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比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春官宗伯比拟礼部尚书，冬官司空比拟工部尚书。孙鼎相在礼部、工部均为司官，未至尚书，不过曾在此二部任职，稍有夸张，亦未过当。 古堡修建于崇祯初年，主持修建的人为孙鼎相，而孙鼎相正是在崇祯初年决意归隐，不再出仕，故古堡保留着不少表现主持者当时心境的文字资料。未名处门匾书四字“视履考祥”，俗称“帅府院”的门匾上书四字“其旋元吉”，此二语为《周易·履卦·上九》的爻辞，孔颖达《正义》解释说：“视履考祥者，祥谓徵祥。上九处履之极，履道已成，故视其所履之行，善恶得失，考其祸福之徵祥。其旋元吉者，旋谓旋反也。上九处履之极，下应兑说，高而不坠，于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孙鼎相在崇祯时决意不仕，即是认为自己做官到了顶点，可谓“处履之极”，因而归隐，自是“旋反行之”，故而得以安度晚年，安享“元吉”，与孙居相大不同也。过街楼门匾有“履祥”二字，亦是此意，为“视履考祥”的缩写。 此类内容还有西门门额的“来爽”与棋盘院西掖门门额的“挹爽”（现为“爽挹”，疑次序经后人颠倒，应更正），两个“爽”字都是在西门，则有深意。古代词汇有“西爽”，是另一词汇“西山爽”的省略，典出《世说新语·简傲》篇，文云：“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对于权贵的蔑视态度。孙鼎相决意归隐，自然不愿与权贵合作，故特标“西爽”以昭示志趣。此与“履祥”之意异曲而同工。 二、古堡的历史变迁 古堡中尚保留不少从明代崇祯年间直到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建筑以及其他题记，反映古堡在将近三百年中的兴筑与改建等，对于了解古堡的历史变迁有重要意义。 1、俗称“双插花院”脊枋上题记：“时崇祯拾壹年（1638）贰月拾柒日子时宅主孙述祖孙率祖建立” 。 2、俗称“九宅院”门匾上匾额已磨灭，上下题款仍保留，上款“赐进士第户部员外郎赵鸿猷为”，下款“乙卯举人广西北流知县孙鲲化赠”。据光绪《沁水县志》，孙鲲化为康熙己卯（三十八年，1699）科举人，任知县应在此后。 3、俗称“圪坨院”门匾背面题：“雍正甲辰（二年，1724）麦秋，洎滨渔人书”。 4、“都可轩院”脊枋题记：“时雍正七年（1729）九月十六日午时宅卫口男九功孙续创修大吉”。 5、东岳庙墙上嵌“金粧圣像并彩画舞楼碑记”，末署“大清道光戊子年（八年，1828）十月吉旦”。 6、“圪坨院”脊枋题记：“大清同治丁卯年（六年，1867）壬寅月丁卯日开口口堂房上下六间癸卯甲辰日上椽大吉大利口口……”。 7、“书房院”脊枋题记：“道符坎卦画时大清宣统三年（1911）岁次辛亥六月乙未辛卯日宜用卯时明堂黄道上梁创建堂房一座上下六间东北角房上下二间西北角房上下二间宅主礼学正堂孙九如弟孙运来姪宝三自修之后保佑阖家大小人等均吉福寿双全平安康泰诸财兴旺四时吉庆万事亨通永为志耳离卦画道符”。 以上题记等除可注意不同时期的建筑与其他活动，尚有民俗学内容值得重视。我国民间至今建筑房屋都要择吉上梁，此种风俗始于何时，未见有人论及。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梁架题记为“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三都古堡雍正七年的题记尚无择吉的内容，而在同治六年的题记中可以看到此类内容，宣统三年题记则更为隆重，显见上梁择吉的风俗是在晚近形成的。此处的资料虽然不能做出定论，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古建筑的“大木之殇” 民间保护运动兴起，志愿者纷纷加入拯救古建筑行列 山西现存元代以前木结构古建筑399座，其中辽金以前的137座，元代的262座，占全国70%以上。399座木构古建，每一座都堪称国宝。2010年8月至今，古建筑爱好者唐大华到山西实地探查历史建筑200余处，发现其中100处以上处于失修的状态，而木结构古建筑失修的比例更是达到2/3以上。无人管护是最常见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没有专项经费。 木料是中国古建筑的主要构材。 木构建筑怕火、怕水，也怕人。 目前，大部分仅存的木构都位于山西省境内。 山西现存元代以前木结构古建筑399座，其中辽金以前的137座，元代的262座，占全国70%以上。 399座木构古建筑，每一座都堪称国宝。 2010年8月至今，古建筑爱好者唐大华到山西实地探查历史建筑200余处，发现其中100处以上处于失修的状态，而木结构古建筑失修的比例更是达到2/3以上。 无人照管是最常见的原因。 更主要的原因是：没钱。 被遗弃的国宝 位于长治市长子县的布村玉皇庙如今已经声名在外。 听说来了外人，村民田大爷一边戴上“古建筑保护”的红袖标，一边笑吟吟地向记者一行人走了过来，却并不多话。 田大爷和老妻现在还住在布村玉皇庙的清代戏楼里，他家已经在这屋里住了四代人，据他介绍，这个红袖标一共两个人拿着，村里已经发下来一个多月，责任就是看着这座庙，但工资却还没人提起过。 田大爷的院子里是玉皇庙前殿的遗址，因为片木不存，年代已经不可考。 一堵黄泥包裹的薄砖墙将仅存的玉皇庙献殿、中殿、后殿和田大爷家院子隔了开来，参观者需从侧门进入。 蓝色的彩钢板将西边的侧门围了起来，锁门的是自行车锁。 “布村玉皇庙之前是粮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门楼倒塌，把门给堵住了，只好翻墙。后来有一次长子县宣传部长带着官员要来见我，我就说带他们进去看看，五六个政府的官员没办法，也只好穿着皮鞋跟我一起翻墙。”唐大华已经是第八次来到布村玉皇庙，如果不是他从去年以来一直呼吁，这个正在申请第七批国家保护文物单位的古代木建筑基本无人知晓。 布村玉皇庙的价值在于中殿，唐大华推测，这个三间大小一层大殿属唐代原构，对此他深信不疑。 目前已知中国现存的唐代木建筑仅有四座，全部在山西省境内，布村玉皇庙有可能是第五座。 “你看，这后檐塌下来的大洞比我上次来时又大了一些，不能小看这些瓦片的坍塌，再让雨水这么漏下来，殿内的这些木构就会慢慢朽掉，整个屋子保不定哪天就会塌下来。这样的例子我见得不少了，很多珍贵的木建筑最后剩下地上的几个烂木头，看着真让人痛心。”一进到院子里，唐大华第一时间带记者去看中殿坍塌的两个大洞。 这两个大洞在2011年6月唐大华第一次来到山西时已经发现，其后随着雨水的侵蚀慢慢扩大。 这一次来访半个月后，唐大华根据中殿“二梁挑昂”的结构断定这属于唐代建筑。 “北大2006年时有学者带队来勘查，后来断定是宋晚期木作，但那个报告太粗糙了，连‘二梁挑昂’这么明显的唐木构特征都没有看出来。”唐大华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徐怡涛2006年后两次带着学生勘察、测绘，作出了布村玉皇庙中殿不晚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的结论。 著名古建筑专家、原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柴泽俊先生在今年4月对唐大华的商榷回信，虽然对这位非专业出身的后生赞不绝口，但柴老依旧坚持他在2006年所作的判断，认为应属五代时期木构。 6月4日，在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院内柴老的家中，柴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二梁挑昂’的结构在唐木构中确实常见，但后世因袭的也不少，就此认为属于唐木构并不准确。” “就算不是唐代，布村玉皇庙也是一级国宝，珍贵文物。”柴泽俊说。 山西古建筑的“大木之殇” 细细看完了中殿，唐大华领着记者准备介绍属金元时期的后殿。 院子里突然来了四五位穿着短袖衬衣的中年人，默然不语。 “这是李镇长。”田大爷介绍道。 于是记者向李镇长询问布村玉皇庙的历史，李镇长连说不清楚。 “原来都不知道有这庙，后来才发现的，之前据说是个粮站。”李镇长说。 后来一位发须花白的老村民介绍说，在公社时代，附近四五个公社都在此处交公粮，玉皇庙也临时做了粮仓。至于粮站迁走的时间，这位老人说可能是在1961年左右。 粮站迁走后布村玉皇庙作何用途，田大爷也表示不清楚。 唯一能确知的是，长子县2006年在田大爷所住的西楼门口立了石碑，以表明其为县文保单位。 粮站对布村玉皇庙的破坏随处可见，院里用砖石搭建了几间厢房，以增加粮库容量，“跃进库”三字至今清晰，庙内的壁画、佛像却早就消失殆尽。 这样的浩劫对于山西省内的古建筑而言司空见惯。 “我从1979年开始就跑遍了整个山西省，只有两三个县没去，除了调查那里有什么文物以外，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单位都从古建筑里迁出来，仓库、学校、政府……没有房子，就占着寺庙，甚至还有澡堂。”柴泽俊1980年代到这些文保单位四处奔走，逼着把被占用的文物腾出来，交给文物局保护，其中不乏类似乔家大院这样的著名景点，而为了保护平遥古城，柴泽俊更是直闯当时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的办公室。 “也有不少地方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因为村委占着，他知道必须交出去，就锁起来，不告诉别人有这么个地方，布村玉皇庙应该就是这种情况。”柴泽俊说。 但对于古木建而言，被征用并未致命，绝大部分建筑本身还是保存了下来。 “就我目前所见的这些木建筑来看，绝大多数继续维修的木建筑属于自然损坏，被人为毁坏的很少，壁画、雕塑虽然没了，但建筑的结构至少是完整的，对于中国传统木作来说，就算是砌上墙，也不影响结构，因为砖墙不会受力。”唐大华说，“雨水、杂草，慢慢地把建筑本身侵蚀掉，就像布村玉皇庙的中殿，柱子、大梁、斗拱都完好无损，但随着屋顶的洞越来越大，木结构慢慢被雨水侵蚀而腐朽，最终就会塌下来。” 唐大华认为，在被征用时期，由于有人使用，对于漏水这样的简单问题就会有人去修，不会因为小问题变成大修，但单位撤走以后，这些建筑就没人去理会，也就很快变得年久失修。 “山西之所以有这么多大木作能留存下来，就是因为民间的信仰十分虔诚，香火不衰，一直在使用，就会有人维修。”唐大华说。 山西留存最多古代木建筑的地方是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区，现今以长治、晋城两个地级市最为集中，长治保有元以前建筑135处，晋城则有74处，所有元代以前的古建筑原则上都有资格申请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上数古建筑大部分仍只属于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方没有动力去申请国保，之前的规定，无论国保、省保、市保、县保，都得由地方来出钱，国保越多，压力就越大，于是就有很多像布村玉皇庙、东呈古佛堂这样的国宝文物保护级别都不高。”唐大华说，“后来国家出资来保护国保文物了，地方意识到这点才慢慢地上报，但积极性也一般，因为保不定哪天哪个国保塌下来了，就需要人承担责任。” 保护级别低，就意味着不会有任何的维护资金，更找不到人看管。 2011年6月至今，唐大华已经七次驾车在山西访古，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寻找看门人，但很多地方的钥匙已经不知所终，更不用说看护了。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古代建筑巡礼 中国古代的建筑物已经“千家没有几家存”了。尽管中国的古建筑是如此这般的险象环生、历尽磨难，但是在山西，犹若神明保佑一般，较集中较完好地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建筑物。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现存古代建筑18118处，其中，辽金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多达100余处，占全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同期木结构建筑的72％以上，居全国之冠。许多山西地面的古建筑物是以整群的能够反映历史风貌的方式保存下来，尤为可贵。 山西地面的古建筑形式多样，涉及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有民居、街市、戏台、楼阁、城楼、县衙、驿站、监狱、寺院、庙宇、祠堂、砖塔、木塔……其中的精品比比皆是，灿若星斗，广为大众所知的有平遥古城、解州关帝庙、应县木塔、悬空寺、唐代木构建筑南禅寺、五台山寺庙群、晋祠等。山西的古建筑不仅本身是一种艺术杰作，它们还是保存古代艺术品的宝库，在不少古建筑的内部，仍然存有不少极为珍贵的彩塑、壁画，因此，这些古建筑物是贵不可言的。 在山西古建筑物之内，现存唐代以来的彩塑12712尊，数量居全国第一。其中，佛光寺的唐塑、晋祠的宋塑（特别是圣母殿内的侍女像）、华严寺的辽塑、双林寺的明塑（例如韦驮像）等都是古代彩塑中的佳品。平遥双林寺、在隰县小西天、长治观音堂等处，庙宇墙壁上塑造出大规模的悬塑，这是古代中国人所创作的三维（立体）画，这些三维画情景交融、场面宏阔、极尽精致、动人心魄。塑造于山西古庙宇墙壁上的大幅悬塑，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工艺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堪称国之瑰宝。 在山西古建筑物内部的墙壁上，现在仍有面积可观的相当清晰完整的古代壁画，现存壁画有25000平方米，年代从东汉延至清代，寺观壁画数量居全国第一，这些壁画技法超群、气韵生动、气势雄浑，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例如，闻名遐迩的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墙壁上所绘的朝元图，观者无不为之震撼、为之动容。遥想当年，山西人听戏的风俗十分盛行，因而山西保存的古代戏台位居全国之首，有2888座之多，其中1座金代戏台和8座元代戏台为全国仅有。 山西民居及城池闻名中外，有为数很多的由商贾富户、票号大款所修建的豪宅大院。在山西，现存古代城池和民居遗存1356处，元代以来完整的北方民居实例和典型的黄土高原窑洞民居群落，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 历史上，山西的北部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而其南部又与中原腹地相接，这决定了此地长城关隘连绵不断。在山西，现存战国至清代长城2500多千米，涉及战国、汉、隋、宋、元、明、清等朝代，是中国保存长城朝代跨度最大的省份。 山西的古代建筑物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中国北方古建筑物的风貌、特点，形体匀称，比例协调，厚重而不呆板，细部精美而整体壮观，大屋顶形成的曲线特别优美，整个建筑就是一个大型的精美的艺术品。在你欣赏美不胜收的山西古代建筑艺术的时候，你会从多种角度感受到这些建筑物的设计者的艺术想象力、造型想象力，感受到这些建筑物的建造者鬼斧神工般的高超技艺。 观察山西古建筑物，你会注意到很多建筑物，特别是比较高耸的楼阁，大多对着一个方向，在一个不大的立面上会构成由多种不同形状的结构组成的复杂的扣人心弦的搭配，这种搭配所形成的造型具有我们所熟知的北京故宫角楼的风格。观察多个具体形制不同且具有北京故宫角楼风格的山西古建筑物之后，你会感到这其中的高妙在于复杂而不混乱，在于多种构造的搭配能够恰到好处，从而形成了富于变化的美，并且给人以难于琢磨的神秘感。这种大胆的造型方式，在现代的建筑物中难于寻觅。现代建筑师可以从山西大量存在的北京故宫角楼式的建筑造型中获得宝贵的启迪，吸取丰富的营养。 山西尚存的古代建筑中，有的楼台，例如介休祆神楼，这一楼阁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具有复杂的变化，即在平面上是曲折的，在高度上是起伏的。这种形制的建筑可以显现出美不胜收、宛若仙境的效果。宋代以前，古代宫殿等建筑并不乏这种形制，例如作为唐代大明宫的主体建筑含元殿，据考证，其形制是：“殿单层，重檐庑殿顶，左右外接东西向廊道，廊道左右两端南折，与建于高台上的翔鸾、栖凤二阁相连。整组建筑围成凹字，好似雄鹰展翅。”令人遗憾的是，所遗存下来的与大明宫含元殿这种形制类似的古建筑已经寥寥无几。例如，尚存的明清两朝宫殿的主体建筑太和、中和、保和三个大殿，这三大殿尽管高大伟岸、金碧辉煌，但是，其中的每一殿的平面形状都是矩形，是孤立的，各殿的造型并不独特。所以，尚存的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具有复杂变化的古建筑一定要着重保护，否则，我们将失去感受中国古建筑全貌和真面目的机会。 有的山西古建筑群，例如太原纯阳宫，其各个建筑物既分立又构成一个整体，从一个建筑物的屋顶自然就登上了另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楼层，或者可以沿着水平面进入位于较高地势的另一建筑的大门。这种设计一方面节省了占地面积，充分利用了空间，方便了人们在各建筑物之间的行走，另一方面使整个建筑群构成了一个紧凑而又富于变化的整体。 很多寺庙是砖石结构的建筑，这也是山西古建筑物的一个特点。要建造较大跨度的砖石结构的建筑，在技术上具有一定困难，山西的古砖石结构建筑很好地解决了这一技术问题，有些砖石结构的寺庙不仅年代久远，而且经历过较大的地震之后仍然完好屹立，这在工程力学上构成了值得进一步考察、研究的课题。这些砖石结构的建筑往往通过精湛的雕饰技艺模仿木结构的造型，达到了十分相像的效果，从而解决了砖石结构容易出现的外形简单、呆笨的问题。 山西古建筑的陶瓦及顶饰表面带有琉璃层的相当普遍，这一特色是山西琉璃品制造业曾经十分发达、琉璃工艺十分成熟的一个体现。这些顶饰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可以注意到，不少顶饰的题材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小兽，其中以小马为多，仔细一看，这些小马（小兽）的动作是连贯的，表现的是一匹马（小兽）由慢到快的整个奔跑过程，造型准确，动作生动。山西很多古建筑物的局部装饰喜好以古代的武将为题材，这一点也表现在建筑物的琉璃顶饰上。例如，有的顶饰是两个武士各自摆好了架势准备比量一番，看他们各自的架势还真像是那么回事，由此可以想见，设计和制作这些顶饰的古代工匠们是多么的具有艺术情趣。 山西的古建筑淋漓尽致地使用了斗拱结构。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的弓形木条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结构纵横交错，由下至上拱逐层伸长，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斗拱的种类很多，形制复杂，利用它向外出挑，可使建筑物出檐加长，形成造型优美的大屋顶。斗拱是一种特殊的榫卯结构，是力传递的中介，斗拱把屋檐稳定地托住，遇有强烈地震时，斗拱结虽会松动却不致散架，形成了建筑物利用摩擦耗能的抗震器。另外，斗拱结构构造精巧、造型美观，本身也是建筑的一种装饰，因此，从明朝开始，在建筑物上设置斗拱已经是单纯的为了美观了。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古迹看山西”，这句话着实不错。山西的古建筑凝结了先人们无数的血汗和智慧而成，每一个古建筑所反映出来的信息、所闪射出来的文明之光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感受。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郭庄村昭泽王庙建筑形制探析 摘 要：从平面布局、梁架结构、斗和屋顶的形制以及文化传说和历史沿革等方面，对郭庄村昭泽王庙经行了介绍和分析，以求进一步了解该类型建筑的时代特征及地域特征。郭庄村昭泽王庙保留了金代的建筑手法和建筑风格，斗和梁架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地方特征，是研究晋东南金代建筑的宝贵历史资料。 关键词： 昭泽王庙；金代；祭祀建筑；晋东南 1 前言 在山西有很多祭祀性建筑，有祭祀水神的龙王庙和水神庙、有祭祀关帝的关帝庙、有祭祀家中长辈的晋祠、有祭祀孔子的文庙、有祭祀山神的山神庙、有祭祀掌管阴阳生育，大地、山河的女神――后土夫人的后土庙、有同时祭祀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三教庙等。在这众多的祭祀庙宇中，有一个祭祀种类是山西所特有的，那就是昭泽王祭祀。 2 昭泽王 襄垣，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西麓，上党盆地之北，因战国赵襄子所筑，故而得名。在襄垣县古城的周边各县，保存有不少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古建筑――昭泽王庙。 昭泽王庙即祭祀昭泽王的庙宇。据《襄垣县志》等文献记载：昭泽王原是唐懿宗咸通年间襄垣民间侠士，俗姓焦，名旺禄。他精通阴阳地理之术，为民除旱魔、降甘霖惩恶助善，呼风唤雨，除魔降妖，受万民崇拜敬仰，被封为“风雷将军”。三十四岁仙升后多次显应，祈雨辄应，每求必应，崇为古韩襄垣之“龙神”。历代受封昭泽王、土地将军、灵侯爵、显圣公、甘泽侯、昭泽公、海渎王、海渎之神、灵感康惠昭泽王、海渎龙王、康昭海渎王、焦龙神等称号，深受民众崇拜。 关于“风雷将军”的故事，在山西襄垣、武乡地区已流传一千余年，历代县志均有记载，民间传说“老焦爷”故事的版本很多。因为百姓把焦旺禄看作是呼风唤雨的“龙”，称之为“焦龙神”，故昭泽王庙在很多地区也被称作龙王庙、焦龙庙、海渎王庙、灵侯庙。 在襄垣、长治、长子都有昭泽王庙，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特点和地方特色。每年七月初五的庙会就是给昭泽王过的，在这些地区具有很重大的影响。在庙会上除了进香祈神的香火活动之外，还会举办社戏、社火等酬神活动，成为劳动人民的主要娱乐。 3 郭庄村昭泽王庙 3.1 概况 郭庄村昭泽王庙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区、距襄垣县城东南7.5km的王桥镇郭庄村西，村南为民居，村北为高地，乡间公路从庙前而过。昭泽王庙被南北的庄稼地和东西的荒草地包围，已看不出原来的环境面貌。昭泽王庙整体布局规整，庄重和谐，规模宏大，形成左右对称，南北高低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 郭庄村昭泽王庙始建于金代。清康熙二十八年、清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民国二年皆有重修。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3.2 郭庄村昭泽王庙正殿建筑特征分析 昭泽王庙坐北向南，南低北高。平面布局为沿轴线纵向布局的长方形二进院落，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东西厢房、戏台构成第一进院；东西禅房、客房、东西配殿、角殿、朵殿、正大殿等构成第二进院。整个院落呈三个不同的高度，占地面积1955m2，建筑面积625m2。 正殿是供奉昭泽王的主殿，创建于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 （图1），位于中轴线最北端。正殿后虽经元、明、清各代不同程度的修缮，仍然保持了宋金代的风格，并继承了宋代的一些营造手法。为了比较确定郭庄村昭泽王庙正 殿建筑特征，以下将对正殿对照《营造法式》建筑特征进行比较。 3.2.1平面布局 《营造法式》中对殿堂结构有四种地盘分槽形式，即金厢斗底槽、双槽、单槽和分心斗底槽。柱网的排列方面，有规整和不规整两种。①规整平面：平面柱网的布置，大多数纵横成行、整齐划一。②不规整平面：柱网平面中为扩大室内空间而减掉部分金柱的做法，即减柱造；或是移动金柱位置，即移柱造。 昭泽王庙正殿坐落在高1m的台基之上，面阔三间，进深四椽。为了给佛像一个更好的视野，殿内采用了减柱造（图2），整个柱网减去了后面的两根金柱。使殿内空间更加宽敞，也给佛像一个更好的观赏距离，这是我国建筑科学技术史上宋金时期一个新的发展和创造。殿内佛像、神龛皆无存留。单从平面布局看，可知昭泽王庙正殿继承了宋的形制。 3.2.2 梁架结构 《营造法式》中总结了三种结构体系，即“殿堂式”、“厅堂式”、“柱梁式”。殿堂式构架具备以下特征：一般用于宫殿、官署、庙宇、府邸中的主要殿堂。①采用天花将构架分为明草两部分；②内外柱同高；③铺作层明确。厅堂式构架具备以下特征：①内外柱不同高；②梁常作彻上明造；③铺作较为简单，一般用四铺作，最多用到六铺作，以外檐铺作为主。梁柱式构架主要特点是不使用斗拱，柱上承梁、檩，多用悬山顶。 昭泽王庙正殿梁架特征：单檐悬山顶梁架结构，砌上露明造，举架平缓，梁架规整，殿内两缝梁为前牵后尾出压跳托三椽，大梁保留自然弯材、断面近圆形，各梁间以襻间枋相连，通檐用三柱，两山为二椽对前后牵。蜀柱有驼峰，叉手粗壮饱满，呈弧形，很有金代的建筑风格。 前檐柱四根四棱抹角石柱，黄砂岩石质，四角通体起线，有卷杀，有阴刻铭文题写“大定二十七年（1187）六月乙西施柱十一口根......”铭文，由此可以断定其修建年代为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殿内两柱为圆柱，梁架有生动的彩绘，墙面上的彩绘绘成梁、蜀柱和叉手的样子，其围成的区域有黑白的素彩绘。 3.2.3 斗形制 昭泽王庙正殿柱头斗四铺作，方形栌斗，单抄单下昂，耍头砍成蚂蚱头，正身耍头为真昂，与令拱相交直接承托撩檐枋、檩檐，都用粗壮的原木（图3），泥道直接承托慢，慢加长，上立柱头枋，柱头枋为方形。补间无斗。眼壁上饰以白底黑画的象形彩绘。前檐斗拱、替木、檐柱等均为金代遗构，整座大殿梁架结构简练，梁枋简洁明快，用材适中规整，虽后来屡有修葺，仍较完整地保留了金代建筑手法。 辽金两代斗普遍流行一种独有的构造特征，其中以金代尤为显著，那就是在 45°角线上出庞大的斜两缝，使斗的形状如同怒放的花束。这种构造形制在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明间补间斗的上出现过，而山西省潞城市东邑村龙王庙明间补间斗也是这种斗，但郭庄村昭泽王庙却没有斜出现。 3.2.4 屋顶形制 屋顶为单檐悬山顶，正脊和垂背均为绿黄琉璃卷尾吻，破损严重。屋面主要以灰色筒板瓦覆盖，中心饰以绿色的菱形琉璃瓦。木质搏风板和悬鱼保存较完整。正脊中题刻“本村琉璃匠米代宿、米德鲍、门徒韩尚交合作”铭文。 屋顶一直被称作中国古代建筑最具魅力的“第五立面“，而屋顶的也一直是装饰的一个重点。琉璃瓦件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在建筑上作为装饰物使用；宋辽金开始，低温彩釉制作的瓦（低温釉器）也被称作“琉璃瓦”或“琉璃”（非传统意义上的“琉璃”，即古法琉璃、铅玻璃），在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的建筑琉璃；到元代时才开始在皇宫建筑中大规模使用。郭庄村昭泽王庙的黄绿琉璃瓦，上雕龙凤，配饰牡丹，雕刻精美，是研究金代琉璃瓦制造技术和艺术的宝贵资料。 3.3 附属建筑 正殿两侧为东西角殿，角殿两侧各有朵殿两小间，朵殿前有廊房、禅房。戏台在解放初被拆除，仅保存部分基础。前院有厢房，山门，均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建筑，清代风格，墙体为夯土墙外包砖墙。除西廊房、东禅房塌毁，戏台被拆毁外，其余保存基本完整。 4 昭泽王庙与普通意义上的龙王庙之比较 虽然在老百姓口中都为龙王庙，也都是为祈求降雨和风调雨顺而设的祭祀性建筑，但是供奉昭泽王的龙王庙与专门供奉龙王的龙王庙是完全不同的。 农业社会，老百姓最大的期盼就是风调雨顺，来年能有好收成。龙王作为司雨水之神，职责就是兴云布雨，龙王治水便成为民间普遍的信仰。《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龙王品”就称“国土炎旱，五不收，三三两两莫知何计时”，并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即青龙神广仁王，赤龙神嘉泽王，黄龙神孚应王，白龙神义济王，黑龙神灵泽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即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这些龙王在神话传说中都是龙，属于神魔的范畴。 专门供奉龙王之庙宇几乎与城隍庙、土地庙同样普遍。全国各地都有祭祀龙王的龙王庙，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 虽然职责和能力相似，且在传说中昭泽王最后也得道成仙，但他终究是个人，与神魔范畴的龙王不是一个系统的。并且供奉昭泽王的龙王庙是山西襄垣、武乡、上党地区所独有的，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 二者在建筑形制和布局上都基本相似，都是以二进院落为主，第一进为山门至戏台，第二进为供奉主体的正殿，这也是山西祭祀建筑中常用的一种形式，体现了“神殿与戏台结合构成神庙，是北宋以后中国本土宗教场所的显著特征”。差别在于昭泽王庙等级要略逊于龙王庙，例如斗的跳数：郭庄村昭泽王庙补间无斗，柱头斗为四铺作；与之对比山西省潞城市东邑村龙王庙院落形制大体相似，而补间斗、柱头斗都为五铺作，高于昭泽王庙；且山西省潞城市东邑村龙王庙明间补间斗（图4）有斜，形如花束，但郭庄村昭泽王庙却没有斜出现，这也是它等级略低于龙王庙的一个表现。 5 结语 昭泽王庙虽然没有龙王庙那样普遍，但在特定区域内仍然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现存的金代建筑不算多，郭庄村昭泽王庙正是其中之一。其正殿基本保存完好，保留了金代的建筑手法和建筑风格，斗和梁架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地方特征，是研究晋东南金代建筑的宝贵历史资料。除正殿、角殿、朵殿保存尚可之外，其余殿宇或已坍塌，或破旧不堪，亟待重建和修复。 山西建筑论文:晋商文化与山西传统商业建筑 摘要:以山西省尚存的部分传统商业建筑为研究对象,在对晋商文化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前店后宅(坊)的平面格局、临街开敞的立面形态以及独特的地方性等特点。 关键词:山西;晋商文化;传统商业建筑 1引言 地处黄河流域与黄土地上的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资料统计,全国现存的70%地上文物在山西,这一方面说明了山西省的文物保留现状比较好,另一方面却也是山西省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反映。 晋商现象,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很独特的。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相继出现了晋商、徽商、洞庭商、宁波商、山东商、粤商等“十大商帮”,其中资金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跃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要数晋商了。从明初开始,晋商一直活跃了五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很罕见的,完全可以和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可见晋商重要的地位及历史文化意义。 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晋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晋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利润)和经营经验(精神财富),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①虽然最终晋商衰败了,然而晋商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产物,仍然焕发着无限的光彩,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晋商文化的载体,山西目前现存的部分明清城市、传统商业街区以及传统建筑就是晋商文化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山西商民巨额财富运作积累的一种体现。它们是由特定的经济、文化、地理、气象、材料、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有其独具的特色。本文就是以山西现存的部分传统商业建筑为研究对象来展开论述的。 2前店后宅(坊)的格局 在封建社会,商业和手工业都是世代相传的。宋代打破了市坊制,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前店后坊”、“前店后宅”的合院式格局。在山西的明清传统商业建筑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征。在从事商业之初,资本并不雄厚,主要的资金都用于商业活动,这时候,商户对于店铺要求并不高,加上从事商业经营并不需要特殊的场所,只需将沿街的四合院住宅或作坊对外设置窗门,向着街道敞开,就可成为一间简单的店铺。一种情况,手工业者兼商人,所以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点是连在一起的,作坊兼设店铺,这就是“前店后坊” 的格局。而对于一些没有实行雇工制的小型商行,则又是以家庭为单位经商,多靠家人或族人合力经营,因而又有一些“前店后宅,店宅合一”的格局(图1)。明清时期,山西是全国商业经济的中心,大多山西商人外出经商往往不携带家眷,家眷留在原籍,而商行也多是一些实行雇工制的发达商行,所以商业建筑中不需要过多地解决居住的问题,平面格局也以 “前店后坊”制为多。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山西又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出现了“日升昌”等票号,这时的商业建筑格局则又为前面是店铺,处理对外交易,后面为办公,料理每日的内部办公业务(图2)。店铺往往有规模、等级的不同,大型的两层五开间,小型的则为单层三、两开间,有的甚至一开间。 3临街的开敞式营业 前面说,山西明清的商业建筑格局,多为前店后坊,前店后宅,店坊合一,店宅合一的格局。商业建筑是脱胎于民居的,很多商业建筑也是由民居改建而来的,但民居较为私密,有蔽护和防范的功能,而商业是一种世俗的活动,商业建筑要外向,才能更多地招揽顾客。商业活动要在一种外向的空间中发生,或者是敞开的门窗,或者是将门板全部打开的插板式的建筑,或者是街旁所设的小摊(图3)。店铺向街道开设门、窗,人们能直截了当地看到店铺内的货品,无须特别的宣传,人们对商品的形、色、质都能一目了然,如果是饮食行业,还可以加上味觉的吸引力。对于购买者来说,一旦发现自己所要买的商品,视线和注意力马上就被吸引过去,就可以去交易。另外,有一些店铺或商贩,还将货物陈列在门头,或将店内货品摆放到店铺前,并结合叫卖声、表演等多种宣传手段,来扩大营业。这样商品直接与顾客见面,构成很大的吸引力,而售买活动也不一定进到室内,这对于那些无需进店的潜在顾客也是一种吸引。邻街营业,顾客活动所占据的是街道空间,人们挑选、围观、购买等一系列活动都在室外或半室外进行(图4)。这样还节省了店铺的面积,这也是开敞式营业的一个原因。这种格局形式使各种店铺毗邻,形成了商业街道的丰富立面。 开敞营业店铺的临街门窗白天打开,晚上锁闭。像柳林县的插板式门面,就属于橱窗陈列,白天须将门板全部拿开,使顾客能看到并进到室内,这样就成了一个露天的市场,到了晚上再将门板一块块插上(图5)。这样商业建筑立面白天外向开敞,呈现虚的特性,而在晚上,紧闭门窗了之后又使街道恢复了宁静,这种虚与实的共生相间,也给街道空间增添了很多趣味与变化。 4地方性 山西商业建筑的地方性是由经济、文化、地理、气象、材料、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作为明清时期的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山西的传统商业建筑,有其独特的地方特点。 4.1典型的北方风格 山西的传统商业建筑,如前所述,大多采用前店后坊(宅)的院落式布局,即前为店面,其后为管理部分或作坊,有的后部还有居住客房,与民居相似。每个市镇的建筑手法都非常统一,一气呵成。平遥,以其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保留着至今依然很少看到改动和添加痕迹的一座座商铺,祁县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精美的建筑装饰风格,昌裕川茶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谷的店铺则相对比较高大森严,而碛口因为其宜人的街道尺度,却又添了许多的人情味与亲切感,洪洞、襄汾虽然破坏较严重,但也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无论是在哪里,由于地处北方,它们的商业建筑都表现出典型的北方风格,布局方正,追求对称性,屋顶厚重,用材粗大,封闭感很强。在这一点上,南方的商业建筑由于水文化赋予了其独特灵性,使其空灵轻巧。这也是与山西商业建筑的强烈对比。而就院落比例来说,长宽比大约为2:1,较北京四合院狭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山西人稠地狭,又兼之利于防风防沙,另一方面却也能体现出山西人的保守与封闭。 4.2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应用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它也拥有西北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窑洞,以往的观点认为,窑洞是贫穷的象征,然而在明清时全国最富的地方,窑洞却也是商业建筑中的一种主要建筑形式。窑洞具有许多现代建筑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里且不再赘述。我们看到,在山西,传统商业建筑大多为木构建筑和当地特有的窑洞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很多二层的院落建筑往往是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大多时候前店后坊(宅)的坊(宅)的主要建筑多为窑洞,有时候厢房也会为厢窑所取代。更有趣的是,在平遥的日升昌,居然有假窑的出现(图6),所谓假窑,就是在房的外面加一个窑脸,这多少也反映出了明清山西商人对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喜爱。它也是对其优良特点的一种折射。 4.3建筑质量较高 作为明清全国金融中心,全国的首富们都在山西,这样很自然地其商业建筑的质量也会远高于其它地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用材,装饰装修水平,建筑规模上看出。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的建筑往往会在砖窑洞前加一圈木构格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想来和当时当地经济的富足有些关系。其次,作为商业建筑,它的世俗性决定必然要有许多繁杂的装饰。在商业建筑重视吸引顾客的方面,人们往往将店面的华丽程度与它所经营商品的效益联系起来。因为装饰装修水平往往象征着一家店铺的发达程度。明清的山西,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商业建筑的装饰装修水平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它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构思奇特,匠心独具,超凡脱俗,别具一格。建筑中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各种砖雕、木雕及石雕建筑艺术品(图7)。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吻兽到门窗、柱础、石鼓、佛龛、照壁……它们都体现着明清山西商人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品位,体现着明清山西匠人的精湛技艺与审美水平。 总之,徜徉于山西老城镇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密密匝匝的商业店铺之间,我们不禁会为其华美的建筑风格与丰富的建筑空间而感叹,同时也不免会为院落的破败与零乱而深感惋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建筑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价值与意义,认识到它作为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它们。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建筑独特的魅力 摘 要:中国,一个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数千年的文明给我们沉淀下了厚重的各种宝藏。其中建筑遗产也是各具特色,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本文中将重点介绍山西的建筑特色。 关键词:平遥古城四合院 文化内涵 建筑形式 研究山西的建筑就必须从它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开始研究起,山西地处黄土高坡,在海拔1000米以上,又处于内陆远离海岸线,常年降雨相对较少,而且相对集中在7.8.9月份,所以导致了山西的空气干燥,风沙大,使这里的建筑有一种塞外的苍凉,又夹杂着一丝古都的厚重和奢华。历史上,山西就是一个重要的矿产输出地,从而导致了晋商的富有,唐朝前,就有大量的游牧民族迁入山西,带来了塞外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还有建筑风格,唐朝的开国皇帝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到了清朝,晋商的富可敌国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如果说唐朝前是建筑风格的变化,唐朝后开始出现四合院和高墙结构,那么清朝时山西的建筑开始向装饰的精细化进发了。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就属于平遥古城里面的居民建筑和榆次老城里面的市楼还有清代大晋商的四合院了。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平遥县北部,为砖城墙,城墙上有垛口,敌楼,角楼,魁星楼和瓮城等建筑,是一座典型的御敌式堡垒型古城。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城池形如乌龟,有六个城门,东西一边两个,南北一边一个。城南有两口水井,象征着乌龟的一双眼睛。为了站在城墙上可以看见城内的一切活动,所以平遥古城有规定,一切城内建筑物一律不可以超过城墙。所以城内的建筑不分大小,不论地位高低,最高不过2层。平遥古城的护城河很有意思,河水从2口水井出来,然后流到北门处,寓意着首尾相望,而在每座城门上都坐落着一个三层高的角楼,古代用于守望72个敌楼和发现敌人,而垛口平遥古城有3000个之多,据传说是寓意着孔子的3000个学生和72贤者。 平遥的城市布局是典型的明清城市结构,中轴线是南大街,市楼横跨而过,形成对称布局,左边城隍庙,右边县衙,左边文庙,右边武庙。左边清虚馆,右边集福寺。接到更是有四条大街,八条小街,还有无数的小街小巷,站在南大门的城楼上可以看到整个城池完美的对称,就像先建好一半然后照样反刻上去的。在四大街上有许多过去生意人家的宅子,街前做生意,街后四合院的住宅,功能分的十分明确。 古城的四合院一半情况下都是由几套小院子组成的,一进大门正面一块静壁(也有人家称为:影壁),或者一颗古树。里面就是四合院了,左右是东西厢房,在厢房的尽头有钱人家一般会修建照壁和风水楼。屋顶多为平顶,但是却很少开窗子,一半情况下,一个房间最多一扇窗子。显的很结实,很简洁。房间里面空间相对狭小,高炕几乎占据了房间70%以上的空间。在四合院的尽头边上多半会有个小门,进去后就是主人家的房间了,门上多写有灵气的词语。主人家的房间进去后是一个客厅,左右各是一个厢房,房间布局和外面四合院的布局基本一致,也是简洁和结实作为主要元素。 古城的北大街上坐落着二郎庙,其庙小,而名不见经传,但是从建筑的角度看却是非常有特色的。进二郎庙,迎面一块双龙影壁,影壁下是阴阳图阵和十二仙。进去后左右是厢房,径直向里走,就是供奉的二郎真君了,真君殿门口有大的焚香宝塔,和焚香槽,让人朝拜用,左右是土地城隍和二郎真君坐骑:恶白龙马,值得一提的是真君殿外左右一边一个小门通向后殿,这个小门仅仅能容2人并肩而行,小门长大约6至7米,穿过小门后抬头发现刚刚经过的那里是小门,分明是钟鼓楼台的通道,原来,真君殿左右分别有一楼台,一边是大钟,一边是大鼓,而在穿过钟鼓楼后,发现真君殿的背后居然是戏台。想来神仙也爱看戏了。这里我们不难从建筑风格看出来,山西人对戏曲的喜爱程度了。戏台后面是一大块空地,估计是观众席了。继续向后看,居然是玉皇大帝殿,难道舅舅也要沾光,屈居在外甥的小庙里了。玉皇大帝殿左右不能免俗的是财神殿和福禄寿三星殿了。此处又有一个小秘密仔细的看左右,各有一个小门,进去才发现原来是寺庙的道士居住,清修之地,一进小门就有一块影壁,上面简单明了,就一个《道》字。然后在影壁下面有一个大缸,装满水。里面就是厢房了。开始还以为最外面的厢房是他们静修用的,原来外面是给香客用的。二郎庙基本上可以代替这边的大部分建筑,进出大门有影壁,进大门后是厢房,然后是主体建筑,在主体建筑左右是钟鼓楼,如果是民宅的话,则是平台,上可站人,估计是古时候有钱人家的家丁,晚上站岗用。再主体建筑后是附属建筑,和左右厢房。看过二郎庙,其他的建筑基本上大同小异了。 山西经过了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双重洗礼,在精神和物质的共同影响下,已经发展成中国建筑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建筑形式,充分的显示出中国人的创造性智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居住习惯和行为举止。而现在山西的建筑地方性正在逐步的消失,我们不能不保护这历史的珍贵遗产。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经济需要靠旅游来带动和支持,这样确实可以保护一部分古老的建筑,但是那些比较小的传统建筑,又如何来保护,还有,过于商业化的气氛也破坏了古城安宁和厚重。真希望,古老的山西,独特的建筑风格可以延续下去,可以被保护,真希望以后提到山西不会只有老陈醋,和清代的晋商,可以让人们更加多的去想起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瑰宝。 山西建筑论文:对山西郭庄村昭泽王庙建筑形制的研究 摘 要：山西是我国的一个文化大省，以“三晋文明”被广为传说，这里有悠久的历史，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都是在此地兴起，有很多的祭祀性的建筑，数量很多。随着时间的更替，这些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冲刷。但目前所保留的历史遗产仍然很丰富，尤其是这些建筑的形制。保留了当时的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本文作者以山西郭庄村昭泽王庙建筑为例，分析该建筑的平面布局、结构形式以及建筑形制，进一步对该类型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进行探索。 关键词：山西；郭庄村；昭泽王庙；建筑形式 1.引言 郭庄村昭泽王庙是山西众多祭祀建筑中的一个，但是这是山西所特有的一种祭祀种类。它保留了金代的主要建筑手法和建筑风格，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理背景条件下，充分显示了金代独特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性。尤其是其建筑采油的斗拱和梁架突出了较强的地域特色和地方特征，成为后世研究晋东南金代建筑的最宝贵历史资料。 昭泽王庙是祭祀昭泽王的庙宇，据历史文献记载，昭泽王原是民间的侠士，他精通阴阳直说，可以为降妖除魔，为民呼风唤雨，普降甘霖，所以在民间颇受民众的爱戴和崇拜，由此很多地区都有昭泽王庙，从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建筑群[1]。昭泽王庙每年其余初五都会有庙会，是为纪念昭泽王过的，多数地区都会一起来举行祭祀活动。除此之外还会有社火、社戏等娱乐活动。 2.郭庄村昭泽王庙 2.1 概况。郭庄村昭泽王庙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区，距襄垣县城东南7.5km 的王桥镇郭庄村西，昭泽王庙被东西的荒草和南北大庄家地所包围[2]。整体宏伟壮观，庄重和谐，以中轴线东西两侧对应，南北高低错路形成的古建筑群。该建筑建于金代，在之后有过三次的重修。目前昭泽王庙已经被国家评委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2.2 郭庄村昭泽王庙建筑特征。以上提到昭泽王庙是坐北向南，东西对称布局，南北高低错落。整个庙有以三个不同高度的院落组成，第一院主要是山门、东厢房和戏台组成；第二院有正殿、东西禅房、配殿、客房等组成。最具规模的是正殿。正殿是供奉昭泽王的地方，随后经过多次的修缮，但是仍然保持了宋金代原有的风格。以下以正殿为例具体的分析该建筑的建筑特征。 2.2.1 平面布局。昭泽王庙正殿平面属于不规整平面，整体坐落于高1m的台基之上[3]，为了使佛像有更大的视野空间，殿内的柱网平面减掉后面的两根金柱，使整个殿内空间跟家明亮宽敞，这样也更利于对佛像的观察。这种方法改变了规整平面柱网的布置格局，是宋金时期建筑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不过总体的正殿布局，继承了宋代的建筑形制。 2.2.2 梁架结构。昭泽王庙正殿的梁架结构继承了宋代建筑特点，但是与金代的建筑略有不同，金代梁蟮亩厦姹嚷孕　6在梁架结构中使用单檐悬山顶梁，坡度平缓，并且梁架规则。而殿内的两缝梁是前牵后尾出压跳托三椽螅正殿大梁保留自然弯度，其断面接近圆形。由此可见在建筑形制方面多传承宋金，但是在选材方面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在各梁笾间以襻间枋相连，通檐采用三柱，两山为二椽蠖郧昂牵。尤其是采用的蜀柱有驼峰，有弧形而且粗壮饱满，颇具金代的建筑风格。在正殿的前檐柱上刻有“大定二十七年（1187……”由此可以显示出该庙建于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4]。除此之外在殿内的两个圆柱梁架上生动的彩绘，主要以黑、白、灰为色彩基调。 2.2.3 斗硇沃啤6饭笆俏夜古代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构件，其精妙的程度令世人感叹在唐代时期斗拱有一定的发展，构件的受力更有突破。在宋时期斗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又称斗拱为铺作。昭泽王庙的正殿柱头的斗拱是四铺作，方形栌斗，单抄单下昂，耍头砍成蚂蚱头，正身耍头为真昂，与令拱相交直接承托撩檐枋、檩檐，都用粗壮的原木。其斗拱是白底黑色的形象彩绘，使整个正点的结构简练，梁枋色彩简明。其前檐斗拱、檐柱等全市金代的建筑形制，经过屡次的修缮，金代的建筑构造特征仍显著可见。这种构造在形制在佛教文化的代表五台山佛光寺有出现，但是在昭泽王庙的使用中，确没有出现斜怼 2.2.4 屋顶形制。我国古代传统建筑在屋顶的形制设计中丰富多彩，主要有殿顶、悬山顶、歇山顶等，而昭泽王庙的正殿屋顶采用单檐悬山顶，正脊和垂背均为绿黄琉璃卷尾吻，但是目前已经皮损严重。屋顶的断面实际不是直线而该建筑中屋顶是古代建筑中最具美丽的“第五立面”[5]。对于屋顶的装饰，主要采用灰色筒板瓦覆盖，中心采用绿色菱形琉璃瓦。在金代琉璃瓦在建筑装饰中广泛的应用。郭庄村昭泽王庙建筑主要以黄绿琉璃瓦为主，并雕饰有龙凤、牡丹，雕刻精细、美观，栩栩如生，是金代琉璃瓦制造技术的主要体现。 2.3 附属建筑。昭泽王庙第一院戏台在解放初期被拆除，仅留有基础部分。前院的山门、厢房都采用的是砖木结构，建筑突出清代风格，墙体是土墙外包砖墙。整个建筑群出基本保持金代原有建筑，附属的建筑已基本完整。 3.昭泽王庙与普通龙王庙的比较 3.1两者不是一个范畴。昭泽王庙虽然可以和普通龙王庙一样祈求平安、风调雨顺，但是昭泽王庙与龙王庙所供奉的是完全不同的。从本质意义上讲，昭泽王是一个术士神人，但终究是神，而龙王在传说中都是龙龙，属于蛇魔的范畴。由此虽然都是举行降雨祭祀性建筑，但是龙王庙是全过各地几乎都有祭祀龙王的庙宇，而昭泽王庙只属于山西襄垣、武乡、上党地区所独有的，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龙王是施雨之神每逢风雨失调，干旱时节，民众就会到龙王庙烧香祈愿，求龙王降雨，缓解干旱。两个建筑虽然都有相似的职责和能力，但是一个是人，一个是神，两者不是一个系统。 3.2 建筑形制和布局上都基本相似。普通的龙王庙也是一二进院落为主，通常第一院于第二院的布局进本相同，都是体现神殿与戏台结构的神庙布局，这种布局在北宋以后宗教场所的显著特点。但是昭泽王庙在斗拱中并没有斜淼某鱿郑故其等级略逊于龙王庙。在斗拱的跳数上，昭泽王庙补间无斗拱，柱头以四铺作斗拱铺作，而普通存在的龙王庙不见斗拱、柱头都是五铺作，形式上高于昭泽王庙。而且部分龙王庙补间斗拱还有斜淼某鱿郑这也是两者在等级上的差异。 4.结语 本文主要以昭泽王庙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对金代的建筑形制特点进行了剖析。在山西省宗教发展的影响下，昭泽王庙在这种地域环境的影响下，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其建筑技术水平符合金代时期的精巧细致，平面布局规整，斗拱形式、梁架构件以及屋顶形制，虽然后期有修缮，但是金代的建筑形制特点还是完整的保存。尤其是昭泽王庙是现有的金建筑中不多的建筑之一，充分的将金代的建筑手法和建筑风格完全保留下来，成为后世研究晋东南金代建筑的宝贵历史资料。（作者单位：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地区寺庙建筑中的悬鱼装饰 【内容摘要】文章对山西地区寺庙建筑中的悬鱼装饰进行归纳总结，以期达到三个目的：了解山西地区寺庙建筑悬鱼装饰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实用价值;从艺术角度出发，挖掘悬鱼装饰内在含义以及艺术价值;对悬鱼装饰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提出可行性分析。 【关键词】寺庙建筑 悬鱼装饰 风格 实用价值 艺术价值 山西地区佛教传统寺庙不胜枚举，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保存完整度上都令人惊叹。而本文所探讨的悬鱼装饰恰恰是佛教寺庙建筑中的一个小小建筑构件，同时总结悬鱼装饰的设计手法以及地方特性，这也得益于山西地区遗留大量有价值且可供参考的佛教寺庙。 一、山西地区佛教寺庙建筑悬鱼装饰风格及实用价值 悬鱼装饰出现在山西地区佛教寺庙中，其风格形成主要受佛教思想影响。因为寺庙中的一切物象无不体现佛教思想，也无不为“佛”所服务。山西地区因其地域受山河阻隔，环境自古较为封闭，这也使得这里的人们对于图腾崇拜、神崇拜和仙人崇拜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对神灵的敬仰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使得造物者对作品形体的塑造充满了神秘性，而对悬鱼装饰风格的形成也具有深远影响。“物非物”的风格在悬鱼装饰中得以体现，悬鱼形制本身即为非具象的表达形态抛开自然实体而存在，在以“鱼”为轮廓的有限空间中，工匠对于内部内容采取象征意向下浪漫而神化的处理，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意义附加于七寸间的隔板之中，于是有了极具地域特色与精神品质的悬鱼形象。如山西双林寺的木刻玄鱼（图1），工匠在木质载体上采用了阴刻的制作手法，同时考虑所处环境，在设计内容上选择了如意纹以及莲花纹。而此处的莲花纹是通过工匠象征意向的处理，由莲花花瓣弧线进行概括，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莲花是佛教八宝之一，其有晓喻佛法圣洁，如莲之清新芳蕙，以沁心馨香，引导众生脱离污垢。设计手法和设计内容的结合，只为一个目的所服务，那就是“佛”。 虽说其风格的形成来源于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任何物象的存在不仅仅依靠其意识形态而存在，而立足于能否起到实际作用。自古悬鱼建筑构件并不是空有其表，其是有实际作用的。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卷七中记载：“造垂鱼、惹草之制：或用花瓣，或用云头造。垂鱼长三尺至一丈，惹草长三尺至七尺，其广厚皆取每尺之长积而为法……垂鱼版：每长一尺，则广六寸，厚二分五里。惹草版：每长一尺，则广七寸，厚同垂鱼……凡垂鱼施之于屋山搏风版合尖之下。惹草施之于搏风版之下、搏水之外。每长二尺，则于后面施副一枚。”从此便有了悬鱼制式正式的书面记载，悬鱼在建筑中并不是只有装饰的作用，若如此早该被淘汰。其具有固定屋檐下搏风板以及防止搏风板接口受到雨水的侵蚀的实际用途，在实用前提下对其进行美化装饰及赋予象征意义是大部分建筑构件装饰的共性。 一个小小建筑构件悬鱼从无装饰的木板演绎成为富于具象美化的物象象征离不开造物者的探索，而其形态从具象走向抽象，更多的是人们赋予其更深的内在含义。 二、悬鱼装饰内在含义及艺术价值 山西地区寺庙悬鱼装饰与其建筑形制是相互配合的，其形态的发展从具象走向抽象。工匠采用拟仿、隐喻、联想的方法对悬鱼进行设计，而表现在悬鱼具体制作时则采用木质和琉璃材料、质感、线条以及色彩等手法与之对应。故从展现在受众面前的悬鱼可以纵向挖掘其内在含义，悬鱼将会呈现其更为丰富的一面。 广胜寺琉璃悬鱼（图2），施以黄色和绿色琉璃釉，以浮雕雕刻手法制成悬鱼，以铁钉钉与搏风板之上，形制高雅大方，整体呈左右对称式构图，悬鱼由花卉、如意及华盖元素构成，而这些元素恰恰都是佛教文化的体现，其传递出佛教圣洁及祥和庇护之意。而寺庙在信众心中是远离邪恶的地方，同时也体现寺庙中诸佛的法力。即便寺庙中不显眼的悬鱼也被赋予法力，追根溯源其内在含义也是为寺庙中的“佛”所服务，更是构成佛教思想的一个具象表现。悬鱼装饰内在含义不仅仅表现在其内容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其制作表现上。 山西地区寺庙建筑中悬鱼除采用琉璃材质以外，大多数采用木质材料制作，在设计手法上多采用意象形阴刻。如镇国寺、崇福寺悬鱼就采取了这种设计手法。一方面折射出山西地区率真、淳朴、含蓄的民风，另一方面因其出现在寺庙建筑当中也展现了佛教内敛质朴、顺物自然的思想。 山西地区寺庙建筑装饰悬鱼的整体造型呈现出深厚的古拙之美，其艺术价值体现在形式、意境之中。形式之美美在象征性的符号体现，北汉平遥镇国寺、唐代朔州崇福寺等建筑悬鱼发展历程， 悬鱼形制由“云纹”发展， 建成特殊的美学符号。悬鱼一般以一、三、五、七等数出现， 图形布置形成“数”的关系; 选材工艺， 渐成定制， 在“数”的范围里，图式注重上下关系， 相互呼应，或自成一体。图腾在传播的过程中， 逐渐被赋予祥瑞或镇宅等功用性意义，演进的过程融合了民族文化、社会意义等元素， 形成特殊的符号之美。 《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种“大匠若拙”的意境之美在悬鱼上得以体现，晋城海会龙泉禅寺悬鱼的有无相生，使得传统直觉与视觉相互结合，发展出“返璞归真”的美学走向， 总结出极具地域特色的审美形制。 在这方寸之间的悬鱼装饰，形式之美使其具备了装饰的作用，境生象外的意境深意体现了佛教内在思想。 三、悬鱼装饰在平面设计中运用的可行性 悬鱼虽然是建筑中的一个小建筑构件，其从具象走向了抽象，从表象上升到意向，同时也因其特性使其运用在平面设计中具有可行性。悬鱼在平面设计中以何方式出现最为合适呢？这取决于悬鱼自身的特点，其作为符号元素出现在平面作品当中最为恰当。 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匠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将悬鱼抽象成为现今我们看到的形象。换言之，悬鱼在建筑装饰中是一个符号的存在，而符号是平面设计中的重要设计元素之一。若其转化在平面设计中，则是空间上的转换。可以将悬鱼装饰作为元素进行“存储”，待在合适的时间恰当的主题中进行设计。 其次，山西地区寺庙中的悬鱼装饰多以木板阴刻为主，其一方面展示了地域特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线条的韵律美。平面设计中线条的出现不足为奇，同时也是最能展现韵律美感的一种表现方式。悬鱼装饰的阴刻制作中出现的线条恰恰为悬鱼装饰走向平面设计开辟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然而，视觉上的炫酷和冲击只能使平面作品得到短暂的成功，而内涵与形式的巧妙结合才能使得平面作品经久不衰。故内涵是平面设计的“保鲜剂”，悬鱼装饰至今能存留在寺庙建筑中也是得益于此。内涵的转化并不是简单地挪用照搬，而是通过设计方法将内涵与形式统一并将设计观念传递给受众。悬鱼装饰的内涵可以拓展平面作品的深度，并且也可作为平面作品主题的切入点。 由此可见，悬鱼装饰无论是其形态还是内涵都为其提供了进入平面设计领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结语 山西地区寺庙建筑中的悬鱼装饰因其实用而存在，又因其文化艺术魅力而引人注目，而这一切的物象都是为寺庙中“佛”服务的。区域造就悬鱼的地域特色，场所赋予悬鱼内在的含义，材质决定了悬鱼表现的方法，而这一切也成为悬鱼装饰在平面设计中出现的可能性。任何传统文化的传承，都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创新中传承与发扬。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金代建筑的建筑特色与历史价值 [摘 要]金代处在中国古建筑发展的高潮期，金代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山西保存的金代建筑数量和质量都是最高的，且由于山西处于当时各民族冲突融合的最前沿，其地区性的建筑特色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说来晋北长期受辽统治，故受辽的建筑风格影响较大，而辽又大量保留了唐代建筑雄伟的主基调，因此晋北金代建筑普遍呈现“豪劲”的风格；晋中、晋南除去一些细微的风格差异以外，主要是继承了宋代“柔美”的建筑主基调。 [关键词]金代建筑；斗拱；梁架 悠悠五千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是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学习的历史，到了宋、辽、金、元时期更是达到其顶峰。当时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是一个落后的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对于宋朝占据上风，但在文化上则远远落后于宋王朝，因此无论是在原有的居住区还是入主中原后，他们都主动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金代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建筑上表现出来的是吸收了宋式柔美风格与辽式豪放风格的建筑特色。山西作为文物大省保留了全国最多的金代建筑且各个不同地区建筑特色明显，分区域对金代山西各个不同区域的代表性建筑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明确山西金代建筑的重要历史价值。 一、山西各地区金代建筑的建筑特色 （一）晋北建筑代表 崇福寺位于朔州市朔城区，创建于唐，辽时称“林衙寺”，金熙宗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大将军翟昭度奉敕在唐代大雄宝殿后建起弥陀殿，不久又增建观音殿，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海陵王题额“崇福禅伟”，改名崇福寺，一直沿用至今。后元、明、清各代虽都有修缮增建，但主体建筑一直保留了金代时的规模。从崇福寺的历史沿革中，尤其是金代两位皇帝对其的不断增修和题额中可以看出崇福寺在当时的地位之高，因此足以作为晋北金代的代表性建筑。现存建筑主要有千佛楼、文殊堂、地藏堂、钟鼓楼、大雄宝殿、弥陀殿、观音殿等，下文对弥陀殿着重加以介绍。 弥陀殿是崇福寺的主殿，坐落在2.53米高的台基上，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八架椽，殿前檐设五道格子门，后檐在当心间和两梢间各设版门一道，其中前檐的格子门扇上雕有四斜 纹嵌十字菱花、扁米字格、方米字格、条纹菱花、簇六橄榄瓣菱花、簇六石榴瓣菱花等，这样以多种形式的菱花来装饰一座建筑在金代以前是十分少见的，反映了当时金代工匠勇于探索的精神。殿顶采用单檐歇山顶式，出檐深远，线条刚劲有力，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大弥陀殿的斗拱主要分类为：前檐柱头铺作为双杪双下昂七铺作单拱造，有45度斜拱出现；后檐及两山柱头铺作为双杪双下昂七铺作；前檐及两山的补间铺作为四杪七铺作；后檐补间铺作为四杪七铺作带斜拱；转角铺作自栌斗口出华拱四缝，双杪双下昂七铺作。殿内内柱出现了减柱、移柱的做法，减少两根前内柱，并将其他内柱进行了适当移动，这样使得殿内空间发生了较大变化，殿前礼佛空间扩大开敞，同时减柱、移柱造使得屋顶梁架结构发生了变化，横向梁架为前后乳 对四椽 ，上置驼峰、托脚承平梁，平梁上再置以合沓稳固的蜀柱，叉手、栌斗承脊 ，为了解决内柱的减少与移动产生的梁架支点问题，在内柱之间纵向设组合式大额、斜撑、驼峰，在山面另加丁 一道加以稳固。整座弥陀殿内外均表现出一种唐、辽建筑的刚劲雄浑的气势。 （二）晋中建筑代表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的悬瓮山麓，具体始建年代不详，大致为北魏前，是为了纪念叔虞而建，后经过历代增建，现存的献殿是一座颇具艺术气息的建筑。献殿的创建时间根据在殿内脊部襻间枋上有“金大定八年岁次戊子良月创建”的题记，可以断定其年代为金代。 献殿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建在高1.37米，宽16.24米，深11.23米的台基上，前后分别与对越坊和鱼沼飞梁相连，台基上共计有十二根檐柱，所有檐柱柱脚均微向外撇出，且柱高由中心向屋角逐渐升高，与圣母殿相同，是典型的宋代“侧脚”，“升起”做法，柱间装栅栏，殿前后开门，组成一座四面通透，形如凉亭的小殿，献殿的作用在于敬香、供奉，这种通透的格局使人在敬神时于烟雾缭绕间产生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妙境。殿顶采用单檐歇山顶式，举折平缓，翼角升起，殿前、后檐下各设柱头铺作两朵，两山面檐下各设柱头铺作两朵均为双假昂五铺作；前后檐下补间铺作各三朵，两山补间铺作各一朵均为单杪单下昂五铺作重拱计心造；另有四朵转角铺作，斗拱造型较简单。殿内横向梁架只在四椽 上架一层平梁，平梁上置蜀柱、叉手承脊 ，另置丁 、襻间枋连接纵向，简单省料，轻巧坚固，与简约的整体建筑理念相契合。梁思成先生在考察完献殿后评价道“献殿的梁架，只是简单的四椽 上放一层平梁，梁身简单轻巧，不弱不费，故能经久不坏。”献殿整体表现出的是一种与唐、辽建筑淳朴凝重所不同的柔美华丽风格，具有宋代建筑特色。 （三）晋东南建筑代表 会仙观位于长治市武乡县中部的监漳山南麓，据传说是由于南宋道士贾志韬会仙于此而建。会仙观是一组保存比较完整的道教建筑群体，主要建筑包括山门、关帝殿、玉皇殿、三清殿，其中三清殿根据其建筑样式，观内碑刻记载应为金代建筑遗存。 三清殿位于会仙观整个中轴线建筑群的最后部，是观内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建筑。整个大殿建于高1米的台基上，三面带有回廊，后立面无檐柱为实墙砌成，殿身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加上回廊通面阔五间，通进深四间。屋顶采用单檐歇山顶式（后立面无出檐），覆以灰陶筒瓦，举折平缓，翼角升起。檐下有铺作十二朵，分为柱头铺作十朵和前檐的转角铺作两朵，均为单杪单下昂五铺作重拱计心造，无补间铺作，其中当心间两朵柱头铺作有45度斜拱出现。殿内横向梁架结构为四椽 前压乳 用三柱，四椽 上驼峰承 牵，另有蜀柱和升高的内柱分承平梁两端，平梁上有蜀柱、叉手承脊 。三清殿外檐柱和内部梁架上有明显的彩绘，主要图案有花草、云朵等，其中四椽 上绘有巨龙腾云驾雾的情景，栩栩如生。会仙观整体线条柔美，装修精致具有鲜明的宋式建筑风格。 （四）晋西南建筑代表 太阴寺位于绛县县城东南东华山脚下，整座寺院坐南朝北，背阳面阴故称太阴寺。现存寺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金代遗构。 大雄宝殿建于高0.5米的台基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顶为单檐悬山顶式，上覆灰筒瓦，檐下共有十七朵斗拱：前檐柱头铺作六朵为单杪双假昂六铺作重拱计心造，前檐补间铺作五朵为单杪双下昂六铺作重拱计心造，后檐柱头铺作六朵为单杪四铺作计心造，后檐无补间铺作。殿内梁架结构为六椽 通搭前后，上置驼峰承四椽 ，四椽 上置驼峰承平梁，平梁上置蜀柱、叉手承脊 ，各梁上均有托脚相固定。大雄宝殿殿身共有檐柱十六根，其中后檐柱与两山面檐柱包于夯土墙中，前立面设五道各四扇的 扇门，殿内后内柱四根，减去前内柱使得殿前礼佛空间扩大，属于金代典型的减柱造法。从整体上看来太阴寺大雄宝殿同样具有宋式建筑风格。 （五）本章小结 通过上述分区域对晋北、晋中、晋东南、晋西南的金代建筑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发现由于自然、文化传统、与统治中心区的远近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山西大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金代建筑特色：晋北地区豪劲而晋中、晋南地区醇和。晋北地区的豪劲体现在建筑个体高大，斗拱、柱额及梁架用材粗壮，结构规整，整个建筑线条刚劲有力，给人以强烈的威严感，这与当时西京大同的崇高地位和辽人遗留下来崇信佛教的传统有很大关系。晋中、晋南地区尽管在具体的某些地方有不同之处，但总体还是显示出宋代建筑的醇和美感，主要体现在个体建筑规模小，殿顶的举折和缓，翼角升起，曲线优美，柱额、斗拱选材规格不高，梁架组合随意但简洁实用等方面。 二、金代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屋顶、梁架、斗拱、柱额、门窗装饰，要考察一个朝代建筑的发展情况也需要从这几方面着手。综合上文对山西各个区域代表建筑的研究，我们可以就金代建筑在这几方面的发展做一简要分析与介绍，以便说明其在我国建筑史中的重要地位。 屋顶。中国古代建筑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屋顶，不同等级的建筑往往从其屋顶的形制就可加以区分。金代建筑的屋顶大多数采用歇山顶，少数采用庑殿顶或悬山顶。这一时期屋顶形式的主流是继承自宋代的柔美风格，强调举折比例和缓，翼角升起适中，从而形成优美的曲线，而不是唐代那种刚硬的线条。不可否认这种屋顶形式起源于宋代，但是成熟于金代，正是金代建筑的传承，使得以后历代建筑大都保留了这一传统。 梁架。复杂的梁架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又一特色。金代建筑的梁架不再拘泥于规整的定式，而是有许多继承与创新。例如椽 压乳 结构的大量使用，不仅解决了长木材难找的问题还克服了两根梁相对搭于内柱上的稳定性问题。又如梁 间广泛使用托脚，平梁上同时置蜀柱、叉手托脊 ，这种近似三角形的结构极大的增加了梁架的稳定性，到明、清时期渐渐抛弃了这一做法，这不免是一种倒退吧。金代由于广泛使用减柱、移柱造法，使得工匠不得不更多的思考怎样在梁架支点不均匀的情况下保持建筑的稳定，于是大量富于创造性的梁架结构被创造出来，比如崇福寺观音殿的双重人字叉手，在平梁上和平梁前端分别施加叉手以加强支撑，这实在是一大创举。 斗拱。中国古建筑中的斗拱是整座建筑中最为精妙的部分，它起着支撑屋顶的作用。金代建筑中的斗拱最直观的一个特点是比起唐代来说显著减小了（晋北建筑除外），补间铺作的规格则越来越大，组合越来越复杂，这种趋势延续到后世造成了现在看到的明清建筑中动辄出现四朵、八朵的补间铺作。斜拱是金代建筑的一大标志，它是从辽代开始出现的，主要作用在于装饰和承挑出檐。金代建筑（主要是晋北）上斜拱达到全盛，除了延续辽代建筑使用斜拱的做法外更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组合较辽代时候更加繁密。金代建筑（主要是晋中、晋南）的斗拱另一方面则是显著具有宋代特色，即延续了宋代斗拱由偷心造向计心造，真昂向假昂演变的发展趋势。宋代官方的《营造法式》是推崇斗拱计心造的，原因在于这一做法使网架更为完善，从现存的金代建筑来看，计心造是占到很大的比例的，比如会仙观三清殿、太阴寺大雄宝殿等都采用了计心造法。真昂向假昂的演变也开始于宋代，金代建筑延续了这种做法，并传向后世，最终元、明、清后世建筑几乎不见了真昂，而全以假昂做装饰用。 柱额。柱额在中国古建筑中起到基础支撑作用，它的建造直接关乎建筑的整体稳定性。金代建筑柱额的突出特征其一是内部减柱、移柱造盛行，其二是阑额上普遍使用普拍枋。减柱、移柱造是通过对应《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几种柱网排列形式来判断建筑中内柱的多少与排列方式确定的，这两种方法同样起源于宋、辽，但是在金代却达到了它的极盛，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同时使用了这两种做法以达到加大内部空间的目的，比如金代广泛使用的椽 对乳 用三柱形式，就是根据减柱、移柱的实际情况对梁架进行调整的，这种变化有时的处理方法并不科学，造成梁架因缺乏支点而弯沉，后世不得不补加辅柱支撑，但是这种大胆创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普拍枋是在柱头阑额之上施用的一圈方形木材，早在唐代建筑上就开始出现，但并不普及，直到金代才成为定制，几乎所有建筑上都使用了普拍枋，这是由于金代建筑重视补间铺作，把它规格加大，数量加多，必须施加普拍枋来承受增加的重量，这也成为以后的定制，元明清建筑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使用了普拍枋，只是后来普拍枋和阑额的比例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门窗装饰。《营造法式》中把门窗装饰归于小木作中。现存金代建筑的门窗装饰大都经过后世的重修，原件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保存下来的寥寥几处来一睹金代门窗装饰的风采。崇福寺弥陀殿在前檐当心五间作格子门，每道门又分中间两扇和两边扇，其中中间门扇是两边扇门宽的一倍。每扇门在上、中两处设门额，在下端设地 将门隔为上下两个平面，下部装门板，上部则雕刻花纹。花纹种类繁多，有簇六橄榄瓣菱花、簇六条纹框、扁米字格、方米字格等多种样式。弥陀殿的门窗装饰一改前代版门和直棂窗的样式，使得门窗装饰风格更加多元化也更富动感，是对后代精致的门窗装修的一次开拓性探索。 三、结语 山西作为保存金代建筑最多的省份，且各个不同的地区之间建筑特色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很好的将建筑是文化的载体这一特性保存了下来，同时通过上述的分析与总结，我们不难看出金代建筑在做法上具有开拓性的创举并不多，但是贵在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初创的技术，使之走向成熟，并影响了后世的建筑做法。金代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作为高潮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过渡性阶段，其重要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工程建筑幕墙设计施工探讨 摘 要：山西体育中心位于太原市晋源区中南部，占地1238亩，设60000座体育场、8000座体育馆、3000座游泳跳水馆、1500座自行车馆。基地南侧自行车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连为一体，东南侧设置综合训练馆，分别以流畅的曲线为基本造型，似巨龙飞舞，似玉带环绕。本工程外幕墙种类繁多、造型新颖、幕墙技术先进，其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关键词：红色铝格栅；金属罩棚屋面；阳光板屋面；铝单板檐口；屋面天沟；玻璃幕墙 0 前言 山西体育中心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其外立面“大红灯笼”造型取“大鼓之形，灯笼之构、剪纸之饰”等地域传统元素装饰，似巨龙飞舞，似玉带环绕，其建筑形式引领幕墙发展潮流和方向。该工程荣获2012～2013年度建设工程鲁班奖。本文对该工程建筑幕墙设计和施工要点进行简单探讨。 1 幕墙主要材料和系统说明 1.1 红色铝格栅系统说明 外立面红色铝格栅部位，施工难度极大，其设计构思源于对山西民俗特色的“大红灯笼”和“大鼓”的印象，将灯笼的编织手法巧妙地运用到主体育场的罩棚结构体系中，并提取剪纸艺术的图案进行抽象化地运用。由于钢结构每一榀都不规则，红色铝格栅安装必须根据钢结构分格，实测实量，利用电脑建立模型，计算出红色铝格栅每一根料的长度、角度，现场拼装，工作量十分巨大。 1.2 金属罩棚屋面系统说明 金属罩棚屋面系统从内向外共分以下层面： 钢骨架-C型钢300*80*20*3mm主檩条弯弧纵向布置 C型钢140*60*20*2.5mm次檩条环向布置 底 板-0.47mm厚镀铝锌压型钢板 保温层-100mm厚带铝箔保温岩棉 面 板-0.9mm厚铝镁锰板 装饰板-12mm厚蜂窝铝板 1.3 阳光板屋面系统说明 阳光板（聚碳酸酯板）屋面采用热镀锌钢龙骨， C型钢350*80*20*3mm环向布置作为主龙骨，C型钢140*60*20*2.5mm纵向布置作为次龙骨，阳光板采用25mm厚中空双色阳光板（透光率60%，3.5kg/m2）。纵向错台处相邻两块板为高低差设置，高端板材与低端板材搭接量为100mm，并设置挡水板，防止雨水进入内部空间。 1.4 铝单板檐口系统说明 铝单板檐口主次龙骨均采用C型钢140*60*20*2.5mm，通过连接钢件与原有结构主桁架焊接，铝单板采用3mm氟碳喷涂铝单板。在铝单板檐口顶部及下部收口处设置30*30mm通长角铝，作为滴水檐。 1.5 屋面天沟系统说明 屋面天沟从内向外共分以下层面：钢骨架-160*80*4mm方钢管、50*50*3mm方钢管、底 板-1mm厚镀铝锌钢板、隔音层、60mm厚带铝箔保温岩棉、面 板-1.5mm厚不锈钢板、装饰板-3mm厚铝单板 1.6 玻璃幕墙系统说明 竖龙骨采用200*65*4mm钢方管，表面氟碳喷涂，横龙骨采用65*65mm系列铝合金型材，横竖龙骨采用对穿螺栓连接，横龙骨和竖龙骨之间避免刚性接触，采取垫柔性垫片方式。型材表面粉末喷涂处理。铝合金型材材质6063A-T5，型材等级高精级。玻璃采用6+12A+6双钢化Low-e中空玻璃。 2 结束语 本工程外立面中红色铝格栅部位，施工难度极大，由于钢结构每一榀都不规则，红色铝格栅安装必须根据钢结构分格，实测实量，利用电脑建立模型，计算出红色铝格栅每一根料的长度、角度，现场拼装，工作量十分巨大。通过和其他同事的刻苦钻研，使得本工程顺利竣工。其外立面“大红灯笼”造型取“大鼓之形，灯笼之构、剪纸之饰”等地域传统元素装饰，象征山西美好的未来。该工程荣获2012～2013年度建设工程鲁班奖。 山西建筑论文:山西鼓励社会力量认领认养文物建筑 2017年3月21日，山西省政府公布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山西省将着力推进文物建筑认领认养工作。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领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游奈锏谋；だ用。 该方案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要选择一批适合社会力量参与的文物保护利用项目，遴选热爱文物保护事业、经济实力强、社会信誉高的申请者，签订认领认养协议，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在一定年限内给予认领认养者使用权、经营权。目前，山西公布了第一批供选项目名单，共列入宋、金、元、明、清、民国等时期的252处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认养文物还需强化监督管理 实际上，会申请认养文物的多是民营企业，他们的目的也多是为了修缮之后辟为文化旅游场所。山西省此次划定的252处可以由民间认养的文物古建筑，均为市级、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文物古建相比于那些省级或省级以上的文物古建来说，其重要性要相差很多。而且，若非如此，恐怕相关管理部门也绝不可能狠下心来，将其交给那些既无相关资质亦无相关技术的民营企业去修缮和管理。联想到近年来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文物古建被毁案例，这批即将被移交到民营企业手里的文物古建的命运也着实让人心存疑虑。 况且，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均是以营利为根本目的的，若是看不到这些文物古建经过旅游开发之后所能带来的好处，或者民营企业在进行旅游开发后发现事与愿违，根本就无法得到其预想中的收益，那么他们还会认认真真地去维护和管理吗？反之，如果开发之后发现了巨大的潜在利益，他们又会不会不顾文物保护的基本规范与要求而盲目地进行过度开发与利用呢？ 针对这些隐患，山西省有关方面在将这些文物古建交到民营企业手里之初，便应该以合约的形式，厘清双方的权责边界。既要明确修缮的程度，更要标明开发的尺度，同时还必须制订出严厉的违约及处罚条款，以免因修缮不达标、管理不到位，或者因过度开发而对这批文物古建的完整性与历史文化价值造成破坏。不仅如此，这批文物一旦被民营企业认养之后，有关文保单位及其监管部门更应该对其加强指导和监管，切莫从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让本意为保护的认养最终沦为不负责任的遗弃。 认养文物可以一试 树木可以认养，动物可以认养，如今文物也可以认养了。山西省推行文物认养模式，开辟了一条文物保护的新路径，这种做法让人眼前一亮。当前，各级政府在文物养护工作中承担着主要责任，但一些地方财力有限，拨付的资金难以满足文物养护的需求，这致使不少文物现状堪忧。而认养文物模式则增加了养护资金的来源，有助于从社会上筹得更多养护资金，减轻政府压力，让更多文物得到更多更好的养护。 《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认养文物模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满足认养人的爱心需求，实现认养人的社会责任。如果认养人在获得一定年限的文物使用权、经营权之后，能够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使用、经营文物，这不仅能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价值，也能让更多的人领略文物风采、接受文化熏陶，还能激发认养人的养护积极性，增强认养的长效性。当然，文物管理部门也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认养文物的细则，明确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模式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其发展完善需要不断积累经验，需要一定的过程，而在探索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漏洞。对此，我们应该多一分耐心，多一分宽容，多一分鼓励，多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中学语文论文: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摘要：1995年曾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正是要靠创造教育来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之一，在各学科教学中，重视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学科教学的重要任务。笔者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十二年，就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做了一些尝试性研究，现谈谈其中的粗浅体会。 [关键词] 中小学语文；教学；创新能力；培养 二十一世纪是“创造教育世纪”，创造性人才要通过创造教育来培养。创造性是每一位学生都具备的心理潜能。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虽不能奢望每一位学生都成为非凡的创造者，但我们完全可以使每一位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创造才能。从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一些新的尝试。 一、重视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 由于人格因素对一个人成才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是推动学生的强大内驱力，也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创造性学习，创造性学习对自己的现实学习及未来发展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应尽可能地为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能激起新异感的学习情境，让他们去尝试创造性地学习、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从中体会由此带来的成功的喜悦。这样，一旦学生自己选择了学习方式，并负责地参与创造性学习的过程之中，也就会水到渠成，达到促进学习的目的。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变课堂为学堂，以学生为主体，一切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中心，还学生学习主人之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负面影响，我们许多教师总是津津乐道于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教师单方面只管把知识讲下来，却不管听讲者的接受效果如何，有的老师甚至认为，我把该讲的内容讲到了，至于你学没学到，那就不关我的事了。这种认识，不光是教法问题，更是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观念的问题。原苏联著名教育家苏赫姆林斯基说：“我认为，重要的教育任务在于渐渐地养成学生从事紧张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习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习惯的养成，就是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双边互动，才能激发学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 激发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兴趣，还必须学生课堂学习主人地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承受知识，加工创造的载体和导体。忽略主体、载体、导体的存在，而颠倒主客关系，大搞“一言堂”，大搞“填鸭式”，“摁下牛头强喝水”，教学效果可想而知。现在有许多教育家都呼吁课堂教学“民主”，其实其核心就在于解放学生，把学生从受支配地位解放为支配地位，让学生变成学习的主人，不再是书本的奴隶。 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树立敢于创新的精神 传统教育使学生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和自由度，成天到晚只能听从教师的指导。从而形成了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为分数而教的不良局面。往往只强调接受或模仿，忽视创造。它要求学生必须循规蹈矩，在固定考察的范围内解答问题，这使得学生的思维近乎封闭与僵化，缺乏应有的开拓与创新意识。它不仅制约了学生当前的学习效率，而且也使得他们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潜能。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一个不容急辩的事实早已证明：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吕淑湘先生在全国中语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也讲到：“如果说一种教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法之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实际上，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的，他们不会没有反应，因而他们时常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会都是有价值的，有些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这正是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开始，许多发明家的创造正是从质疑问题开始的。因此，这种敢于提出问题的行为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自己哪怕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对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点滴创造性，也要给予适时地肯定，以培养他们敢于发现和创新的精神。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指出：“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教师在大纲指导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学生生疑、质疑、解疑、再生疑、再质疑、再解疑……的过程，在此循环往复、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思考、探讨、发现、创造，不但要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形成的结论，更要为他们拓展足够的空间，懂得形成结论的过程以及怎样去掌握结论，评价结论。”于漪的话，精辟至极。古人也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我认为，大胆质疑，就是要解放思想，面对问题或结论教师要引导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些问题或结论是否就是绝对正确？是否就是无懈可击？在一连串的质疑问题面前，培养创新能力。 三、重视思维发散性训练，培养学生聚合思维的能力 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发散性思想，是一种不依常规、寻求变异，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多样性答案的思维方式。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是发散性思维的三个思维角度。这三个思维角度又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内容。因此，培养养发散思维能力，应从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入手，着重启发学生从不同方面对同一问题进行思考，逐渐养成多方面、多角度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1、突破一题一解，主张一题多解。如组词练习中的“一词多组”，填空练习中的“一空多填”，作文训练中的“一题多作”，都是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力的有效的方式。1993年全国六省市高考语文试题中有这样一道文化常识题：“下面这首古诗描述了我国民间一个传统节令的景象，这个节令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①中秋②七夕③重阳④元宵。”解答此题要从民俗、民习、物象，抒情议等角度分析和思考，从而找到最合理也最科学的方案。此类例题很多，不胜枚举。 2、突破常规思维。主张变异思维。著名华裔美籍物理学家丁肇教授1999年10月31日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几句话，他说20世纪物理学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凝结成四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各自的结论：①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②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做你自己认为是正确 的事。③对意料之外的现象有充分准备。④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对你做的事感兴趣，并为之努力奋斗。语文教学何尝不是如此？譬如语文课的作文训练中，引导学生从概念的对立面中寻求立意，不失为一种求异思维的好方法。如：“近墨者黑”，反向立意“反墨者未必黑”；“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等等，这种反弹琵琶，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应该大力倡导，大加鼓励。课堂教学中反向立意多了，学生求异思维的习惯形成了，其创新意识自然会与日俱增。3、突破固定模式，主张多元并举。一名成熟的教师，大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有的还会形成风格，形成流派。越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教师，课堂教学方式越多姿多彩。学生总有“常听常新”的感觉。 此外，训练思维的流畅性可采用所谓急骤的联想或暴风雨式的联想的方式。在进行急骤的联想训练时，要学生像夏天的暴雨一样，迅速地抛出一些观念来，不能迟疑，也不考虑质量的好坏和数量的多少，质量的评价可放在结束后进行。联想越快表示越流畅，联想越多表示流畅性越高。这种自由联想训练，对于提高学生思维的质量和培养流畅性都有很大的帮助，可促进创造性思想的发展。教师在组织教学时，还应当拟出可有多种答案的问题，旨在使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正确答案，训练他们思维的创造性。 聚合思维是思维者集聚与问题有关的信息，在思考和解答问题时，进行重组推理，以求得唯一正确答案的收敛式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聚合性思维能力，主要是培养学生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不应单纯地要求学生从形式上明确或记住最终的结论，而应帮助学生对提供的多样化的材料及解决问题的多种假设或可能性进行分析、鉴别，从中寻找出对解决问题最有价值的材料及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从理性上把握得到“最优”结果的思维过程及策略，从而提高聚合思维的能力。如结合阅读教学中的解词训练，可列出一些词语的所有义项，根据课文提供的具体的语境，选择相关的义项；或结合课文的语段分析，通过比较鉴别，从种种理解中选择自己认为最具有说服力的认识；或从纷繁的材料中概括要点或论点。这些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也能有效地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四、鼓励学生创造性学习实践，加快学生创造性能力形成 能力的获得需要实践的土壤，创造性的学习能力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实践。荀子曾说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也。”这充分说明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应从培养开拓性、创造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引导学生参加创造性学习实践的重大意义，并采取有效措施，调动学生参加创造性学习实践的积极性，以加快其创造性学习能力形成的过程。 总之，语文教学中，学生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教有法但无定法，教师要不断地更新教学理念，根据创新教育理论和学生的特点及教学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来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以适应新课改的需要。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下水作文" 教师"下水"作文，作为提高作文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已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所重视，但仅仅偶然湿湿身子，未必能很好地把握学生。因此，本文就如何"下水"，如何利用"下水作文"引导学生写作并进而提高写作水平的问题提几点建议： 一、整体规划。 在每学期开学前制订学期作文教学计划时，就应该同时考虑"下水"作文计划，选择好"下水"的场合、"下水"的方式等，使之与作文教学计划融为一体。 二、悉心垂范。 垂范作文往往是在充分准备之后进行的，有时间收集素材，立体思维。垂范作文，深辟的题目要立足于精，力求浅显易懂。例如，有一位教师写寓言《"执竿进城"的启示》，学生只感到寓言故事可笑，却说不出多少道理（启示）。这位教师分析了众多的启示角度，考虑到写出新意，"下水作文"劝赐教和领教"这一角度分析事物的内因和外因。指导时他把自己的思考告诉大家，后来不少学生选取了"眼前与将来"的角度，写就的文章既有道理的阐发，又有对事例的分析，提高了分析深层问题的能力。又如这位教师写《〈爱因斯坦制作小板凳〉的启迪》，他把角度定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上，避免了谈毅力，恒心，自尊和胆量等老生常谈的话题。指导时他还注意介绍其它角度和写法，以便学生根据材料和自身的特长有所选择。 三、同步急就。 中学作文一般都是限时的，教师"下水作文"如能和学生同步完成，学生愈加信服。同步急就文章最棘手的是一时难觅许多材料，没有筛选的余地；即使有，一时也难以分析、组合，话说不到点子上。把这种感受告诉学生，促使学生平时注意积累，注重分析的习惯的养成。同步急就中。要摸索、总结出一些快速审题构思的方法，对指导作文取得更多的发言权。 四、蜻蜓点水。 所谓蜻蜓点水是指对新授写作技法的关键部分"下水"示范，而无需写作完整的篇章。学生习作一般都是每周一篇（大小间隔），要求学生习作一篇，教师?quot;下水"一篇是不现实的，也无此必要。教师在关键时刻下水，不失为事半功倍之法。例如议论文的反向切题、释义切题，结尾的篇末点题、卒意显志等都作出示范，学生最感实惠。 五、评改鉴别。 王充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篇无补"。这显然是对成功之作而言:请记住我站域名的。利用不成熟的文章，从反面晓喻为文之道，来个"疑义相与析"，也可以起一点"为世"而作的作用。再说，将"下水"文章交给学生评改鉴别，还能鼓励学生敢于"班门弄斧"，善于"吹毛求疵"，提高鉴别能力，促进自改能力的提高。 中学语文论文:论高考语文统考与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高中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主要原因，是高考试题的超前和语文教材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语文“题海” 是对教材内容的自发的补充，蕴含着大量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夏季，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又恢复了“”前的全国统考，至今已进 行了20次。二十年来，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不仅为高校甄拔了千百万合格的新生，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等教 育的发展，指引着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各门学科的走向。在这方面，语文尤为明显。二十年来，中学语 文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试题形式诸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目前，中学语文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这 一切都与语文高考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语文高考对该学科的影响，探寻中学语文前行的坦途。 一、在新时期，高考语文统考推进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 在我国，中学语文学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基础学科。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它以现代白话 文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仅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我们从苏联移植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 17年的实践和研讨，我国的语文工作者刚刚触摸到汉语语文教育的一些规律，一场动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 高考恢复全国统考之际，恰是中国的现代语文教育振翮高飞之时。新时期的语文高考试卷真实地记录了中学语 文学科发轫前行的全部历程，记载着语文工作者对汉语母语教育冷静的反思，深入探讨所得出的一个个科学结 论。 1.引导中学语文实现教学大纲。按照新时期制定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的主要目标是是“指导学生正 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高考紧紧围绕这个关键出题，落实了语文智育的目的。语文德育是大纲规定 的一项主要的教学目标。高考作文是检验语文德育的有效手段。考生要想写好应试作文，必须注意思想品德修 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近年来，语文界越来越重视美育在语文中的地位。1996年高考的现代文阅读题《 贝多芬之谜》涉及音乐知识；1997年的古诗鉴赏题要求赏析两首意境优美的唐诗。这些试题体现了“培养健康 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的。因为高考的范围与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所以，这二十年以来，高考 有效地约束了高中语文全面完成教学任务。高中语文是母语教育全面提高的重要阶段。高考语文试题覆盖面广 ，不仅促进了高中语文实现大纲规定的任务，而且使人们能直观地认识到，在母语基础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应该 达到的水平。 2.促进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因为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必须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所以，试题不 能出现旧题，命题角度不能墨守成规。国家教委考试中心每年设计、出台的高考试卷已经成为普通中学相应科 目日常教学的重要参照物，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翻阅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明显地感觉到试题对语文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逐步提高。例如，辨认字形正误的第2题，1995年卷要求在16 个词语中辨认出3个错 别字；1996年卷要求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5个错别字； 1997年试卷要求考生在16个词语中辨认出7个错别字。成 语知识考核逐年由课内向课外扩展，1997年该题中出现4个成语有3个属课外知识，其中“不孚众望”和“万人 空巷”很难把握。历年的高考语文试卷都有一项规定：文学常识题答案如有错别字不给分，这条规定在引导学 生正确使用汉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高考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的严格要求，促使中学语文重视双基训 练。高考强调对能力的测试。例如，语法修辞题并不要求回答现成的定义规则，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学过的理论 知识，辨别言语的正误优劣，构成通畅的语句。难度增加最明显的是文学赏析题和现代文阅读题。从1992年开 始，高考的现代文阅读从一篇增加为两、三篇，选文的内容和问题的设计在加深。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能 力，从1978年至今，高考作文有两大类：全命题作文和给材料作文。不少的高考作文题目，本身就是匠心独运 的杰作，成为作文教学的经典题目，例如：《读“毁树容易种树难”》、《看漫画“这里没有水，换个地方再 挖”有感》、《由圆联想到另一物体》、《读〈鸟的评说〉有感》等。高考作文的显著的特点是不束缚考生的 思路，有利于他们展示才华。在精妙的高考作文题的引发下，每年都能涌现大量优秀的作文。总之，以测试能 力为中心的语文高考，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能力的转变。 高考的直接目的是选拔，试题一方面要反映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必须切中日常教学的薄弱环节。 因此，目前这种最具权威的考试就具备了提示教学疏漏的功能。70年代末，语文界非常注意基础知识的补习， 而忽视了现代文阅读。80年代初期，高考试卷出现一道系统考查现代文阅读的试题，考生对此竟无从下手。这 一现象震动了语文界，它暴露了我国语文教育长期未解决好的一个大弱点：现代文阅读教学。从那时起，语文 界特别注意阅读教学研究。在改革基础知识教学方面，高考语文同样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中学语文一向重视 同音字的教学，而忽视了双音节的同音词现象。1995年语文卷第3 题要求分辨“化装”与“化妆”，1997年卷 第5题要求分辨“考查”与“考察”。再如， 标点符号的使用说明规定：表示约数的连续出现的数词之间不加 顿号。1995年卷第5题A项“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大多数考生却判断为正确。句内括号与句外括 号的区别一向不被重视。1997年卷涉及了这个知识点。语文高考缜密的出题思路，促使基础知识教学逐渐走向 系统化。在80年代，高考作文都是写议论文。这是重视议论文写作的社会思潮在语文教学中的反映。这一阶段 作文教学出现了忽视其它文体的倾向。从1990年开始，高考小作文出现描写类、记叙类或说明 类作文。1993年 的作文《梧桐树下》为1980年以后第一次出现的非议论文体的大作文；1994年的作文《尝试》（60分），彻底 纠正了长期困扰高中作文教学的错误认识：议论文是高中作文的唯一重点。现在，作文教学不仅重视培养整篇 作文的写作能力，也重视表达方式的综合或分解。写作训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既借鉴传统经验， 也重视创新。只有这样，作文教学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二十年来，语文高考为广袤国土上的城市、乡村，南国、北疆的中学提供了母语教育所应达到的高 水准的范本，推动了中学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得中学语文学科在经历“十年动乱”以后，教学水平得以迅 速提高。 3.确立中学语文标准化考试的模式。标准化考试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程序组织，具有一定的标准，并对误差 作了严格控制的考试。有了标准化试卷才能实现计算机阅卷，并有效减少人工阅卷的误差。怎样把语文学科的 内容编制成客观性试题，即选择题，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是语文学科能否实施标准化考试的 关键。高考语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语文选择题的设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高考语文试卷的文字、词汇 、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阅读，以及文学常识等内容均能设计成选择题。这些选择题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 例如，文言文阅读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够准确测试考生对文言实词虚词的掌握情况，以及对句义文义的理解程 度。和其它学科的标准化试题一样，采用选择题形式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题量，能为优秀的考 生提供表现才华的智力空间，使他们脱颖而出。有些语文选择题的选项文字较多，能够迅速准确地读懂选项， 本身就是对语文能力的考核。例如，1997年高考的古诗鉴赏题，选择项A ：“刘诗中‘潭面无风’句和雍诗中 ‘烟波不动’句，都贴切地描绘了月光下湖面风平浪静、山影凝重、朦胧而又静谧的景象。”是一项错误的解 说。因为雍陶的《题君山》所描写的并非“朦胧”的月色。这项解说的其它语词都很恰当，如果没弄清“朦胧 ”的含义，就会失分。这样的选择题，不仅考查是否掌握题干所要求的内容，实际上也测试了对选项文字的理 解。在语文学科中，这种测试是有意义的，因为理解表述性文字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总之，语文标准化 考试从无到有，从开始在语文基础知识方面设计选择题，到后来在阅读与文学鉴赏方面也设计了信度、效度都 很高的客观性试题，这是语文学科的一大进步。高考语文卷创立了一种能显示汉语特殊规律的试题模式，这在 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是一次深刻的变革。标准化试题在语文高考中获得成功，使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 的光彩。 4.初步划定中学语文的知识体系。中学语文是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因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很复 杂，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门科学能涵盖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要学好母语，必须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语文课 的理论依据比较复杂，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文字类、言语作品类和言语表达类。语言文 字类包括汉语理论与汉字理论；言语作品类包括文学作品和其它类别的书面语作品；言语表达类包括演讲学和 写作学。中学语文以多门社会科学为理论依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成为既有较系 统的语言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言语能力的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建立中学语文学科完整的知识 体系。在新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文工作者得以冷静地构建语文学科的理论框架。高考语文试卷就像一方 屏幕，按年度展现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历经近二十年的探索，高考语文试卷的格局基本稳 定了。它分为5个部分：汉语知识及运用、文学常识及文学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这5 个方面 就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体系的5个组成部分。 高考语文试卷将中学语文繁复的知识板块化、条理化，将内容深 邃、形式灵活、科学性很强的试题一批又一批地编制出来，浓缩了中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勾勒出中学语文的知 识框架，为其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近二十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传达出了本世纪中晚期人们对我国中等 语文教育内涵的共识。后来者将会以此为基址，构筑汉语教育的殿堂。 5.带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高考统考是选拔性（常模参照性）考试。它的直接目的不是验收学习效 果，而是把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拉开距离以便选拔。现在，标准化语文高考试卷对考生要求很高。 在150分钟内 ，考生要阅读约6千个印刷符号（包括汉字、 数字和其它符号）；做完约25道客观性试题；回答7至8道填空题 ，其答案总字数约200 字；写两篇作文，共800字。折合每分钟要理解50多个印刷符号， 并同时写出7个以上的 汉字。虽然语文高考题量大难度高， 但每年都能涌现出大批成绩合格的学生。这证明了中学语文所取得的成就 。选拔性考试的独特的意义在于使好学生有充分显示优势的机会，发挥出在其它类别的考试中无法显示的潜能 ，让语文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观察到本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能以此为标本研究学科教育的规律，争 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单以高考成绩评定教学质量是不科学的，但是无视这种常模参照性考试所特有的研究 价值也是片面的。 中学语文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原有的教学内容都在逐步地充实加深。例如，高考的文言文大都选自史书 ，现代科技说明文的选文也比课文深奥。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生物、医学、考古等多门学科。有国外的名家 之作，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世间最美的坟墓》，英国作家萧伯纳的散文《贝多芬之谜》；有当代中国名家 的作品，如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钱仲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 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等。这些选文给中学语文教坛带来新鲜的气息，引导学生把课内所学到的阅读方法迁 移到课外，提高阅读水平。高考语文试题深化教材的走向，带动了中学语文逐步深化教学内容。为了将中学语 文建设成适应时代需要的基础学科，必须引进相关的科研成果。例如，在语言学领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是薄 弱环节。现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高考试题较好地把握了这一学术动态。测试虚词的试题年年 出。在修辞学方面，高考语文经常考查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选择最佳表达方式成为较稳定的题型。现代文阅 读方面，语文高考引进的阅读学的先进理论较多。例如，以语用学为指导，考查结合语境对语义作出正确阐述 的能力。在作文方面，重视引进思维学的成果，重视考查形象思维能力和比较、综合、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 语文试题的设计者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入高考，促进了中学语文的学术化、科学化。总之，语文高考 展示了语文教学的水平；深化了教学内容；推广了新的学术成果。它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引擎力。 二、高考语文统考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考语文统考对语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是：二十年来，语文高考自身在不断地发展、完 善。新世纪即将到来，语文高考面临严峻的挑战。今后，它能否继续推动中学语文的发展，能否为基础教育向 素质教育的转轨服务，这取决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并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 1.语文高考试题严重脱离现行语文教材。普通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高校输送人才，所以，普通高中语 文日常教学必然十分关注高考语文试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实。目前的高考语文卷， 基本脱离教材“独立”命题，其用意在于突出对考生语文能力的测试，避免出现死记硬背和压题的现象。这样 命题纠正了语文教学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思想，有利于课外知识丰富的考生脱颖而出。其消极影响是造成高中 语文课无视教科书的存在，架空能力训练，致使教学自由化倾向泛滥。为了克服这一消极影响，语文高考必须 按比例体现课本的内容。这样既有利于能力的测试，也有利于引导教师日常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不 是纵容脱离课本另搞一套。 2.测试语言表达能力的试题比例畸轻。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使学生具有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 能力”。言语表达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层面。它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一个人能否顺利地工作和 生活。从选 拔人才和推进语文教育两方面考虑，高考必须重视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选择题的特点是节约答题时间，最 大限度地增加题量。正因为选择题要求考生多想少答，所以，不利于测试考生的表述能力。目前高考统考中填 空题答案字数少，答案语句的质量不便再设采分点。测试考生的表达能力主要靠大、小作文。可是按作文分项 分等评分标准，语言等次的分值差别很小。例如，大作文语言一等（准确流畅）比语言四等（语句不够通顺语 病较多）只多7分。这总分150分当中的7分， 表示的是考生之间语言能力的质的差别。要提高表达能力须花费 极大气力，但是这项最艰苦的训练在高考中却只占总分数的1／20弱。 表达能力在高考中的可悲的微弱比例， 对中学语文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恶劣。现在许多学生很“善于”做选择题。他们从题干和选项提供的信 息中能判断正误，但是他们却不善于独立地阐述思想，心明了口嗫嚅。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都变成鲁迅笔下 的“闰土”，“大约只是觉得苦，却说不出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岂不成了民族的罪人 ？现在，不少学生写作文重视提炼中心，充实内容，却不重视推敲语句。因为只要中心明确内容充实，即使语 言不通顺，也扣不了几分。目前，在公开发行的书刊和各类公涵文件中，在各种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中，语句 不通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造成此种现象的诸多因素中，高考的误导不可低估。因此，高考语文试卷必须加强对 考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应限制选择题的比例；增加表述性试题，并加大其分值；增加大、小作文语言分的 分值（语言分应占到约1／3强，即占20分以上）。 3.一些试题偏难偏怪，影响了高考语文的信誉。为了增加考试的信度、效度，试卷的设计者不断地创造新 鲜试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每年总有几道难题、怪题，好学生不懂，差学生不会，只好一起“蒙”。这就造 成“语文学得好，不一定能考好，语文学得不好也不一定就考坏”的怪事。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 极性，致使语文高考的效度、信度明显低于其它学科。例如，1997年高考卷第4题C项（B 卷）：“这次选举， 本来他是最有希望的，但由于他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孚众望，结果落选了。”“不孚众望”一词《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均未收录。考生要把“深孚众望”中的“孚”想 清楚，再转换为它的反义词“不孚众望”（绝少使用），才有可能理解这个词。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几 乎没有考生能懂，回答此题（3分）只有瞎蒙。1997年试卷第3题（肠脑和颅脑）的20、22、23题（共7分）的答 案都过于隐蔽晦涩， 使多数考生答题靠偶然因素取胜。赏析古诗的第11题的B项（B卷）：“两首诗都将洞庭的 山水景物描写得高旷超俗，使人读后油然生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 要求判断为错（3分）不合情理。 文学欣赏应充许有心理运作的自由。阅读这么优美的古诗，为什么不允许考 生产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感觉？……据统计，每年有20分左右的考题太难太怪，再加上作文分项评分 标准不尽合理，于是，约30分至40分的试题不能科学地分离考生，大大削弱了语文高考的信度。 总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卷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不尽快改进，语文高考亦有可能变成语文教育发展的桎 梏。 三、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出现困惑的原因 从高考反馈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 1.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高考语文试题数量丰富、内容精深。这些试题启发了语文教育工作者。人们 意识到，很多试题应该是母语教育重要的内容，在以前却忽略了。例如，判别语句的优劣，这已经成为语文科 常见的试题。现在，考生回答这类试题仍然只凭借语感和经验。汉语修辞学在这方面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语 文教学没有现成的依据。怎样鉴别句子、句群及作品的言语质量，在同义手段、同义结构中如何选择最佳表达 方式，这些应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却被理论语言学忽视了。而语文教学一向习惯于从现成的经典理论中 移植教学内容。语言学中没有的，语文教学也不讲，于是造成该项内容的空白。出台鉴别语句优劣的试题，击 中了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空白。我们不能总让学生凭语感和经验断定言语质量，语文界对此应该做出理论的 阐释。类似这样的教科书上没有，而高考试卷已经考出来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的识字 量和词汇量基数是多少？应该有/！/个较为具体的规定。现在我们只能抽象地说：多多益善。阅读理解应该包括哪 些内容，如何提高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语文教师不能让学生在回答语文试题时，总是“跟着感觉走”。训练语文能力要有理论依据，没有理论指导的 训练是盲目的、低效的。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匮乏成为扼制语文学科发展的瓶颈。 2.高中语文教材亟待更新。全国统编的高中语文教材是以单元为单位的文选型课本。这种教材是30年代由 叶圣陶等语文界前辈倡导的。其优点是课文按体裁组元，便于读写训练。缺点是知识不系统，阅读理论浮浅， 作文没有教材。现在，语文高考试题对考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语文课本却几十年未变。试题的超前和教材的 严重滞后，使目前的高中语文课处于尴尬的境地。语文高考内容教材上没有；课内的教学内容高考大多不考。 语文教师不知该讲些什么指导应考。高中语文实际上在做有“课”无“本”的无米之炊。教与学两方面都十分 吃力。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许多模仿高考卷的试题集。语文习题集大有与课本并行成为第二教材的趋势。语文 题海泛滥的根本原因是超前的高考试题与落后的教材之间的矛盾亟需一种缓解的办法。“题海”应运而生，行 政干预无法使其退去。要解决语文高考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只有两条路：把语文高考拉回来，迁就陈旧的教材 ；肯定高考试题的方向，更新语文教材。显然，选择后者是历史赋予语文工作者的责任，是时代对语文学科的 召唤。 总之，中学语文，尤其高中语文教学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高考，而主要在教材和教学方法。语 文教学应讲授较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应尽快更新换代。不能总是诅咒“题海”，语文“题海”是富矿，有待 我们去“披沙拣金”，锻铸新世纪需要的新教材。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多年里，高考语文推动了汉语母语教育的发展；由于出题倾向和某些试题存在不符合语 文教育规律的因素，它对中学语文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高考仍是教育系统工 程的重要环节。我们应深入研究围绕高考所出现的问题，既不断地完善考试，也改革教材教法。在新时期，当 我们翻开第一张语文高考试卷时，中学语文尚百废待举；当21世纪即将到来时，中学语文已发展成为较为成熟 的母语基础教育的专门学科。在廓清目前出现的困惑以后，我们必将迎来语文教育的新世纪。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改带来的反思 思考之一：理论研究多，但偏离实际。 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把语文教改看作是一个以实用为基础的开放体系。这个开放体系正好与封闭体系相反，在课堂教学中，要增加学生观察和思考的机会，要增加学生动口、动手的机会，要尽量给学生提供显示和发展才能的机会。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的教改必须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成果，多多研究学校中“第三世界”的客观情况，多多研究教材与教学的适应情况，多多研究学生心态和思维方式，坚决反对对某种传统教学思想加以绝对化、凝固化，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这样才能使我们教改的范围与内容越来越广，参加教改的人数越来越多，呈现出真正的繁荣局面。 思考之二：在研究教学方法多样化的同时，更要研究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教改中，出现了不少新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由于多年来教师一讲到底，学生死记的做法已经成为习惯，所以某一新的教学方法一时还不能为广大师生所接受。即使学得一点两点，或如法炮制，其结果还是不够理想的。就拿比较公认的“自学──讨论──实践”这一课堂教学环节来说，在广大农村中学各方面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要能真正学到手还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在研究教学方法如何多样化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教学手段如何现代化。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给传播知识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课堂教学、教师面右巡辉偈俏ㄒ坏耐径了。所以，在教学中尽可能地运用电视、电影、录像等电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再从另一方面讲，采用电化教学手段，对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养成用眼。动手等良好习惯也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说，每个人的身上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这些“潜能”发挥得好，同样可以帮助学生成才，换句话说，兴趣、方法、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同样是成才的决定因素。可惜的是，我们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还刚起步，广大的农村学校对此还很陌生，这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不能不说是一大影响。 思考之三：要搞好教改，首先要建设一支坚强的教师队伍。邓小平同志曾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邓小平文逊第105页）因此，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建立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的队伍是万万不可缺少的。事实正是这样，教师的职业是承先启后的职业，教师肩上担子很重。如果教师本身只是“半桶水”，怎么能给学生“一桶水”呢？如果教师只会满足学生能背诵条文，那么学生将来断然不会进行创造发明。更何况科学技术的综合化、现代化的趋势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语文教师不仅要具有本专业的系统知识，而且要具有通观各学科之间联系的桥梁。教师只有不断伦约的知识，从现代社会中获取新信息，才能跟上时代节拍，在教改中发挥战斗作用。 可是，我们当前教师队伍是怎样的情况呢？就以198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中学教师文化专业知识考试情况来说，这次考试的教师均在45岁以下的年龄段，共有43万人参加，约占目前中学教师总数的14．4％，结果初、高中并考的各门综合及格率仅分别为22％和27％。（摘自《望》周刊17期）即使取得专业学历的教师也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据各盛市、自治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调查，目前约占中小学教师总数一半已取得相应学历教师的总体素质也不乐观。 像上述这种情况的存在，要搞好教改，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相当困难的。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语文教改必须加强与外部社会生活的联系，使自身获得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例如，从自身的改革人手，将学生学习的目的从片面追求升学率汀岸潦无用”等不良倾向中解脱出来，转移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自己成才这方面来。要增加本地自然资源特点和开发利用的内容，加强各学科知识的应用性，经常进行社会调查，主动适应时代需求，积极深化教改。当然，这一切措施又得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说穿了果教育得不到极大地重视，脑体劳动的价值一直倒挂下去，那么一切教改的方案和行为也将是一句空话。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以训练为主”课堂教学改革研究 [作者] 吴心田，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内容] 一、改革概况 1995年5月正式提出此项改革课题方案，在山东省部分中学试验。第一批试验点81处（校），包括初中和高中，以初中为主。1996年6 月召开第一次专题研讨会，此后第二批试验点310处（校），共计391处（校）。1997年5月召开第二次专题研讨会。1998年6月，经三年试验，进行了总结，此后该项改革成果扩大到全省范围。1999年3 月省教研室确定在全省中学语文教学范围推广该项改革成果。 二、改革依据 （一）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析”为主的基本教学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必须予以改革。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几十年来，其基本教学模式是“教师讲析为主”。近几年来，有些教师开始意识到，这种教学模式不可能训练学生的语文能力，试图增加一些诸如阅读、提问、讨论等语文训练。然而，大多数的语文课实际上仍是教师讲析占用绝大部分时间，阅读、提问、讨论等训练流于形式，或者说只是一种“点缀”，在整堂课中只是占有很次要的地位。 这种“以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其主要弊端有二： 1.它违背了中学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背离了中学语文课应以训练语文能力和打好语文基础为主的基本目标。 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例如它具有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形象性、综合性等多元的性质和特点，但是，其中总有一个是最主要最基本的，这就是它的基础工具性，由此派生出来的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目的任务，应该是打好语文运用的基础，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运用这个工具去读，去写，去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际，具体说，即为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教学目的”部分的前几句话，即：“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语文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把这作为基本的目的任务，符合学科本身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同时也不排除思想教育、人文教育、审美教育，乃至视野的开拓，智力的开发，等等，而几十年来通行的“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背离了中学语文教学学科本身基本性质特点，排除了实现教学目的任务的基本形式——训练性，教师一味地“讲”，抹煞了学生的“练”，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这种“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忽略了“训练性”，这种教学模式实际上成为解决提高教学效率问题达到语文教学基本目的的主要障碍。 2.它抹煞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排除了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完全处于学习的被动位置。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应该“以学生为本”、“教育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现代国际上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赞可夫、巴班斯基、苏霍姆林斯基等都主张“学生的活动是教学过程的特征之一”，“教师的重要任务在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我国语文教育大师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也一贯主张教师的教学要善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而“教师讲析为主”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思想的体现，从形式上看，一上课开始就是教师讲析，教师几乎是滔滔不绝地一直讲析到下课，有的课仍然是教师的讲析灌满堂，多数课教师讲析占据3／5或4／5以上的时间，而学生读、写、 听、 说训练仅占1／5左右的时间，而且不少教师讲析的内容并没有“讲在点子上”，有些是学生已经懂了或学生自己能够弄懂的内容教师仍在讲析，有些教师讲的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正因为如此，不少的课教师侃侃而讲，而学生昏昏欲睡，或者说教师讲得天花乱缀，而学生听的是二目圆睁而眼大无神，一堂课下来，学生没有多大的收获，语文能力得不到有效的训练。 （二）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普通中学基础教育的性质决定的。 中学的语文教学与中专的、大学的语文教学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在于都是重在语文方面的学习，不同的一面在于中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学习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之外，必须具有一定的或基本的语文运用能力（或称技能），而且要达到基本过关的要求，以适应将来到高校学习或到社会上工作的需求。而这种语文运用能力的形成，单靠“讲析”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训练才能奏效。吕叔湘先生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跟游泳、打乒乓球等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不正确就不能获得所要求的效果，不成其为技能。不熟练，也就是说，有时候不正确，或者虽然正确，可是反应很慢，落后于时机，那就不成其为技能。”（1963年4月《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中学阶段要打下一个基础，要学会使用语文的基本技能，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完成，才能达到“准确”、“熟练”的程度。 （三）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语文教学的学科性质、特点及目的任务所决定的。 语文教学的基本性质、特点如上所述，要体现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特点，完成语文教学基本的目的任务，单靠“讲析”是不行的，必须通过适当的“训练”才能达到。叶老说得很清楚：“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教师讲；自能作文，不待教师改。教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717页）“可否自始即不多讲，而以提问与指点代替多讲。必须废除现在通行的逐句讲解的方法。”（同上，第83页）吕叔湘先生曾指出：“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所以一般称为工具课。”“中学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教会学生使用现代语文。”（1963年4 月《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张志公先生也曾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 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凡属工具，最重要的是准确的操纵它，熟练的运用它，只有这样，它才好好的为我们服务。”（1963年10月《说工具》）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的目的任务，叶老、吕老、张老“三老”还有很多方面的论述，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只有排除“教师讲析为主”，实现“以学生训练为主”，才能正确地体现语文课的基本性质特点和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 （四）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是“学生为本”的新教育思想的体现。 凯洛夫的旧教育思想是“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知识为中心”，赞可夫等的新教育思想是“学生为中心”、“多渠道教学”、“培养能力为重点”。新的教育思想主张一切教学活动都应从学生出发，归宿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尽管教师起主导作用，但是应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作学习的主人，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一堂课如果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处于听教师讲析的位置，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去阅读，去讨论，去动手练习，那么，这堂课就好像演戏一样，课堂这个舞台全被教师的活动所占据，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是无论如何难以培养起来的。关于“学生为本”的思想，叶老曾说：“怎样启发学生使他自觉地动脑筋，是老师备课极重要的项目。这个项目做到了，老师才真正起了主导作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492 页）“如能令学生于上课之时主动求和，主动练习，不徒坐听教师之讲说，即为改进教学之道。”（同上，第733页）。“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启迪， 俾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和，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语文教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教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要相机诱导。必令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善教者也……”（同上，第745页）（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关于“学生为本”的思想论述不——引述）综其这些语文教育大师所述，教学中应当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调动学生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思想是实行“以训练为主”教学模式的重要依据。 三、改革内容和特点 （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教师所做的备课、组织教学、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用等等工作，都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在课堂上最大限度地尽量地使学生动口、动手、动脑，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在教学时间的把握上，切实把教师的讲析压下来。把学生练习的时间增上去，教师所有的讲析、提示、启发、扩展、总结等全部活动时间，尽量加以精练，力求压缩在整课时间的1／2左右。而学生各种训练活动（包括读、写、听、说、思等）尽量增多，提高到1／2左右（有些课可以变通处理，并不那么绝对）。 （三）训练的内容精心选择。包括语文知识的学习、语文能力和语文习惯的培养、思想品德教育、美育、智力开发等等，从中加以精选，恰当的确定训练重点。 （四）训练的方式从实效出发，精心安排，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包括阅读、写作、解说、讨论、辨析、鉴赏等等，这些训练可集中，可分散，可交叉，灵活和谐，不拘一格（绝不是只限于问答和做练习题）。 （五）训练的基本模式有两种：①“三段式”，即教师提示——指导学生训练——教师答疑小结。其中“教师提示”包括说明教学目标、提示教学要点、简介教材内容和有关知识、说明教学过程，等等，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指导学生训练”是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可在学生训练中启发、诱导、答疑，一般控制在25分钟左右。“教师答疑小结”包括教师集中答疑、知识梳理、加深扩展、深化讲解，等等，一般控制在10分钟左右。②“交叉式”：“讲讲练练，讲练结合，贯穿始终”，此模式不截然分成三段，而是采取多种方式，讲练交叉融合，但总计学生训练时间不应少于1／2。 （六）实行“以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切实端正教育思想，树立三个基本观念：①“学生为本”的观念；②“以训练为主”的观念；“重在培养能力”的观念。 2.不应误解为全盘否定教师的讲析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讲析还是必要的，但要讲得少而精，讲在“点子”上，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认真备课、确定教学目标、科学地组织教学过程、精心确定训练内容、精心设计训练方式、恰当的启发诱导、解答疑难问题、对当堂所学知识的疏理巩固，等等。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 3.教学模式除上述两种外，还可有若干变式。例如单元教学，可一课时多讲一些，另一课时多练一些；有的课可集中训练诵读，有的课可集中进行两篇文章或几个片断、几个问题的比较，有的课可集中进行讨论辨论的训练等等，不拘一格。 4.各项训练应扎扎实实，讲求实效，切实防止“花架子”的形式主义。其中关键在于精心选好训练内容，精心设计好训练形式。 5.要体现“大语文教育”的思想，训练要适当向课外延伸，课内外结合，巩固课内训练的成果。 四、改革效果 （一）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积极性，改变了过去课堂教学的沉闷局面 实践证明，由于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读、写、听、说、思，可以积极主动的动脑、动口、动手参与学习和训练，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下完全处于主体的地位，学生只有主动参与学习的时间，没有“思想开小差”的机会，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座谈会上学生说：“过去课堂上光是老师讲，我们学生只是听，不愿听的就不听，思想常开小差，现在有读，有讨论，有发言，有写，觉得有事做了，挺有意思，上课很有兴趣。”“过去，老师讲的东西有很多我们都不愿意听，有些内容我们都懂了老师还在讲，而不懂的地方老师却不讲了，这样我们都不愿意上语文课，现在我们可以先自学，再提出问题让老师解答，觉得很有收获，现在都愿意上语文课了。”“现在老师讲的虽然少了，可是都是讲的重点，我们有主动学习的机会了，这样上法好。”这些发言代表了大多数实验班学生的意见，这一改革使学生有了学语文的兴趣，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改变了过去那种语文教学沉闷的局面，这是最大的效果。 （二）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得到了较快的提高，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得到了培养，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全面的语文素质 这项改革，使学生在课堂上增加了阅读（包括朗读、默读等）、写作（包括仿写片断、编制课文结构提纲、书面回答问题等）、说话（包括口头答问讨论、到讲台上解答）的训练机会，并且学生能经常地自己查字典、词典，经常地边读边圈画，经常地写阅读心得体会，等等，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经常的大量的训练，各项语文能力和语文学习习惯迅速提高，课后、课外学生自学的能力和自觉学习的意识得到了加强，由于在训练中学到了许多学习方法，教师不在的情况下，学生也能有效的自学。老师说：“这项改革通过大量的训练，使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学习习惯、自学能力、语文素质等得到了全面的提高，这对学生来说是终生受用的。” （三）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 学生学习成绩明显提高，是改革试点学校老师、 校长的普遍反映。例如淄博市周村实验中学实验班，入学初学生语文成绩在全校同年级属中下游，通过“以训练为主”的改革，到二年级就发展为上游，到毕业统考时成为全校、全区的第一。济宁市汶上县郭楼镇三中通过以“训练为主”的改革试点，学生在考试成绩、语文竞赛等方面在全县都名列榜首，现在其他学校到该校参观学习者不断。高密市向阳中学通过这项改革试点，学生入校后成绩直线上升，学生发表文章数量质量、语文竞赛名次都在全市名列前茅，成为全市语文教学的先进典型。威海市环翠区、淄博市博山区等许多县（区）通过大面积实施“以训练为主”的改革，学生语文学习成绩普遍得到显著提高。 （四）产生了广泛地辐射效应，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普遍认可 这项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效果，对学校的整个教学改革，对外语、教学等其他课程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项改革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改进教法提高效率”、“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等方面使学校领导和各科教师受到很大启发， 在全省第二次专题研讨会上，到会700多人中约有1／4左右是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试点学校校长们都充分肯定了这项教改的意义，他们说：“这项语文教学改革带有一定的突破性，其成效带动了各学科的教学改革，使全校出现了新的教学面貌，这项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校长的看法道出了该项改革成果受到普遍欢迎及迅速扩展的原因。 中学语文论文:论中学语文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 一 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创新的时代需要创新的人才，创新的人才需要创新的教育。总书记在1992年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呼唤着具有高素质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面对21世纪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面对知识经济社会日趋激烈的竞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江总书记在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因而，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国民的创新素质，创新能力成了21世纪国民最重要的能力。 21世纪的语文教育，在创新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语文作为母语，一方面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我国丰富的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它关系着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增强，关系着民族兴衰的命运。面对新世纪的挑战，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能，培养创新能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二 创新，就是走前人末走的道路，干前人末干的事业。 创新教育，就是指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它要求在注重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高度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即不仅要授之以“鱼”，而且要授之以“渔”，更加要导之以“创”。它是要在全面优良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迸出智慧的火花。从这种意义上讲，创新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模式，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教育思想。 创新教育是一种超越式教育，在价值观取向坚持以未来理想与成功为价值的“明天”教育价值观，它不以“重复过去”为已任，旨在人文本质上创造超越前人的一代“新人”。创新教育是一种健全的人格教育，它努力塑造智商与情商和谐共融、完善健全的理想化人格，强调人格发展的独立品质。创新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它属于高层次的素质教育，突出培养学生的创造个性。 语文，作为一门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作为学科改革的排头BING，应该注重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培养。 三 中学语文教育应该顺应21世纪的时代潮流，高扬创新教育的主旋律，肓负起培养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创新能力，即创造力，它是人类最高级的一种能力，是各种能力综合的结果，如记忆力、想象力、感受力、理解力以及好奇心等。其中想象力起着重要作用。 中学语文教育的创造能力培养，主要是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习惯，并且要强化实践性，切切实实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得以落实。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观，“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①《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6月25日）要实施语文创新教育，就必须真正尊重学生人格，民主平等，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己去读书，去查阅工具书，去思考，去探求，去讨论，去争辩，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在这一语文学习过程中，YING导运用已有知识和已有能力，使已有的智力在实践中运用中得到重组、得到发展，开发每一个学生创新潜能。使学生亲身体验探索过程的心理历程，丰富、砺练他们的非智力因素，提高学生的情商水准。这种实践的、活动的语文教学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不断发现客体新质，不断丰富和改造主体知识和经验的过程，也就是创新能力的养成、内化的过程。 四 在语文教育活动中，要通过一篇篇教材（特别是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领悟力。每一篇活生生的作品，都包含着作者独特的人生经验、情感体验和思维方式，每一篇作品都呈现出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创造力，每一篇作品都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转变教学观念，从“以知识为核心”的观念转变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观念，从“以教师为本位”的观念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从“模式教学”的观念转变为“开放教学”的观念。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体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欲，启发、YING导学生各SHU已见，鼓励肯定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素养、生活经验和情感气质，对作品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读。这种体语、解读的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这是语文课的独特MEI力所在，这本身也是潜在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的鼓励与肯定也就保护了探索、创新的积极性，而决不能用教师的“权威”、统一的“模式”、所谓的“标准答案”去扼杀学生的创造性。 语文（尤其是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一面明亮的镜子，是生活的多彩画卷，体现着作者关于人世、宇宙如幻想世界的形象思考，体现着人的思想、感情、情操、人格和个性。一代代的人逝去了，但他们的精神笑貌却活生生地存留在语文（文学）里。语文教学通过引导学生对语文（文学）审美感悟，可以从历史的深度认识生活，了望人生，从中汲取营养，接受人文素养的陶冶，塑造健全完美的人格。语文教学可以从语文（文学）作品中“复活”历史，甚至可以“创造”历史，从文学作品中体悟远逝了的作者的活生生的精神笑貌，更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更加应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创新的自由度，让每个学生的创造个性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写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物化和外现。我们应当鼓励并引导学生很真实地SHU写自己所体验到的生活，切忌人云亦云的假话空话；鼓励并引导学生大胆想象，SHIU发感情，发表议论，不必拘泥于事实，也可编述故事。在写作过程中，让学生学会思考和发现自我，并体会到创造的乐趣。2000年的全国高考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六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②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教与学的活动是最富生命活力、最具个性色彩的活动，也是最有创造空间的活动。教师本身应当具有正确的语文教育思想，摒弃应试教学，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从学生的实际、自身的实际和教材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语文教学。教师心中要发始终怀有“育人”、“立人”的崇高目标，真正把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人，既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既重视学生基础学力的培养，又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商和情商，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的教学观更新了，教师的观察力、想象力、思辨力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也有望了。如果教师的思想僵化保守唯上唯书，缺乏创新意识，那是决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 让我们师生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中学语文创新教育的春天！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育论文 语言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学语文，这是作为一个学生所必需的。在语文教学中，结合学生的生活，使语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生活又是学生学习的源泉，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学生学以致用的实战演练场所。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回顾生活、体验生活、运用生活、拓展生活等，从而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所谓语文生活化教学，就是将教学活动置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之中，将学生从抽象、虚拟的课本堆中解脱出来，让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融入生活，感受现实生活，更进一步了解生活，使学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同时将教学的目的要求转化为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内在需要，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更好地生活，从而获得有活力的知识。 在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中，学习的主人是学生，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学过程是学生学习体验、探究创新、走进生活的过程。语文学科作为多门学科的基础学科，就是要寻找到一条突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新道路，变“应试语文”、“课堂语文”为“生活语文”，从而扩大学学习语文和运用语文的时空界限，不断深入到生活中运用，在实际运用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 语文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教语文、学语文，这更能够让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生活、体验生活。那么教学如何服务于生活，又是如何体现生活的呢？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创设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从而激发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创设这些鲜活的情境显得尤为重要，创设生活化的课堂环境，使学生在无拘无束、轻松输快的生活场景中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如：在教室布置时将课桌椅摆成几个大方块，学生围坐在一起，犹如家里，大家积极思考，尽情交流，主动合作，学生怎会不思潮涌动，在这样充满情趣的生活场景里学习，大家心情舒畅，师生关系融洽，和谐的课堂必然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有的课文内容是学生常见的生活现象，但往往又是他们忽视了的，我们在课堂上就应努力唤起学生头脑中有关这些生活现象的每一点记忆，可以利用语言、情景，让学生在回忆中挖掘以往的生活影子，与课文进行对比，加深理解。这样对学生的学习会更有帮助。 例如：狗对于学生而言可谓司空见惯，但真正了解狗特点的同学却不多，因此应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明确的要求，引导他们回忆生活中有关狗的点点滴滴，让他们更深地了解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小动物，然后在课余生活中精心指导学生抓住小狗的特点去观察，从而了解小狗的性情、脾气等，这样，学生不但能够更深的了解小动物，更能够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每一篇课文都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记录着一定的生活信息，学生学习语文就是在头脑中把语言文字还原成客观事物，从而获得主观感受。新课程非常关注学生的体验。所以在语文学习中，我们不是把别人的文字化为自己的生活，而是要借自己的体验把生活化为文字、感受、理解，从而达到主动地吸收、自觉地获取、高能力地反馈。例如在教学时让学生结合课文所描述的内容进行表演，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对生活的理解、感悟，又可以把语言文字直接变成活生生的生活展现在学生面前，从而加深对课文感悟。 在课堂上，我会让学生将自己家乡最出色的水果介绍给“客户”，看谁说得好。学生们跃跃欲试、争先恐后，他们运用自己学到的方法将“柿子、苹果、桃子、梨子”等水果描绘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通过这样采用多种“生活化”方式的技能训练使学生既学得有味，巩固了知识、掌握了技能，又锻炼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使他们体会到了学习知识的快乐，开发了他们自主创新的潜能。 语文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必须依靠语文。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构建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融合的语文教育体系，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语文，用语文。例如：有一天早上，一个学生在校门外拾到一个钱包，将钱包交给了我，我在一上课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学生，问学生该怎么办？于是很自然地引出写“招领启事”能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明白写“招领启事”的意义，也激发了学生写作的欲望。接下来就开始教学“招领启事”的写法，让学生开始写招领启事。这时的学生完全是出于为了帮助捡到东西的同学的忙，所以学得都很投入，写得都很认真，而完全没有枯燥的学习的感觉。写完后，选择好的同学的作品张贴于校门外合适的地方。过了几天，我又对同学们说，这个失主看到同学们写的“招领启事”后领回了东西，非常感激，他想写一封感谢信，但不知道怎么写，想请同学们帮助，于是又展开了“感谢信”的教学。经过这一环扣一环的教学设计，不仅使学生在无形之中学会了知识，拓展生活，还让学生们学得有滋有味。 中学语文生活化教学的前景是如此的诱人，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如就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营造合适的生活化课堂，使每个学生都获得不同的发展，令人深思。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肤浅的看法，更多的体会还需我们更多的实践。正所谓“一切生活皆语文”，生活中处处有语文，也处处用到语文。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在广阔的语文天地中，积极自主地探索、创新，懂得生活、学会生活、改造生活，做生活的强者，做生活的主人。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德育教育渗透分析 一、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内容,寓教于乐 初中语文教材的课文中总是承载了大量的思想内容。其思想内容大多随着学生的年龄增长而逐步深化和发展。例如革命爱国主义的内容,初一上学期以《最后一课》为代表。这是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它通过小学生弗郎士幼稚的心灵和眼光,直观地表现出教师韩麦尔对自己母语的爱,实际上寄寓了对自己祖国的深切的爱。小学生弗郎士的“经验”,使课文显得浅显易懂。而到初三年级,爱国主义的内容不但在量上增加了,其表达方式也复杂起来。如《藤野先生》向我们展示了鲁迅先生抱着寻求救国道路的心愿到日本学医,但在日本期间的见闻,使他深感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给别人示众的材料,从而使他毅然弃医从文。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何传达给学生,是需要教师认真下一番功夫的。教师和学生的沟通要借助于感情。所以,初中语文课中的思想内容多数呈现为经验形态,决定了语文教师进行思想教育时必须注重相应的情感教育。 二、把握学生心理特征,在语文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德育渗透 初中学生的年龄大致在13~16岁之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层次,在“身”、“心”两方面都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既具有相对独立的个性心理,具有初步的价值观念,又缺乏较为完整的人格心理、自觉的人生设计、理性分析的能力。因而,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必须重视这些特点,在语文教学中掌握学生心理特征,激发兴趣,有的放矢,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教俄国着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命的意义》一课前,我先布置了一项作业:请同学们以《我的愿望》为题写一段文字。有位学生这样写道:“我的愿望是以后设计电脑游戏,因为电脑游戏太有趣了。”上课时,我读了几位同学写的文章,其中就有这位学生的,不出我所料,有些同学听了哈哈大笑,那位同学也意识到了什么,头埋得很低。我趁机说:“大家不要笑,这电脑游戏并不是人人都能设计的,他其实就是想成为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但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实现你的理想,就必须付出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你们有足够的信心吗?”接着,我给他们讲了《生命的意义》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包括刚刚那位低着头的同学,也许他在暗暗下决心吧。 三、利用课外阅读教学实施德育教育 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阅读,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意志性格特征,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向学生推荐有关读物,列出书目,引导学生去读,要加强阅读指导,激发学生课外阅读兴趣,教给他们读书方法,使学生收到实效。语文教学德育渗透艺术构思与传达的方法多种多样,语文教师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力,能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灵活运用;能把学生自然地引入到清新、和谐的情感氛围中,让他们去领略语文教学德育渗透艺术殿堂里一幅幅闪耀着人类理性光辉的美丽图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的“低起点教学” 南岩 近20年来，我一直带毕业班的语文课，而我听带班的语文高考成绩一直是全县和全校第一。这些成绩的 取得，如果说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我在语文教学中始终坚持了“低起点教学”。 一个班中少数学生成绩好，算不上教学成绩好；只有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好，那才称得上真正是教学成绩 好。所谓的“低起点教学”，旨在提高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教学中就应不但不忘掉中 差生，而且要以中差生为主要教学对象；在提高中差生学习效率的同时，不但不能抛弃统编教材，而且要让中 差生前进的脚印一步一步都落在统编教材上；在训练中差生掌握学习技能时，不仅不能去搞“花拳秀腿”，而 是要从“稍息、立正、齐步走”的基础训练开始。 一、以中差生为主要教学对象 实践证明，不论哪一门学科中，把教学注意力集中在少数“高能生”身上，都是一种极大的失策，对于语 文教学就更是如此。我认为，把教学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差生身上，是提高语文教学成绩的战略起点，是否选对 这个起点，从根本上关系着语文教学的成败。 基于这种认识，我每年带了高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摸底，将学生按基础状况分类，要求学生 给老师写一封信，在信中说明自己的学习现状、知识缺漏，提出对教师的建议和要求，参照这些内容，制定出 以中差生为主要对象的全年教学方案。 “高能生”都是相似的，中差生各有各的差距。有的差在意志上，有的差在基础上，真正差在智力上的极 少，因此他们完全有希望赶上前进的队伍，在帮助中差生补缺漏上，我要求他们每人借一本近年来的优质资料 ，从中确定阅读练习的重点，鼓励他们以写纸条的形式向教师质疑问难。 二、始终以统编教材为教学内容 教材中蕴含着最基本的和最全面的营养，它不但是课堂教学围绕的核心，而且是课外温习的最好的参考资 料，对于中差生就更是如此。中差生必须过了教材关，才有可能走出学业落后的沼泽地。因此我们平日的教学 ，要摆对课本和资料的位置，要处理好课内和课外的关系。总之，要以课本和课内为中心，使学生在学习和理 解后达到举一反三、迁移扩展的境界。 以课本为中心，不是简单到在课本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越多越好，而是要以对课本的课堂教学为主体，依托 丰富的课堂教学艺术，来提高学生的语文整体水平。例如：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语境辨析结构复杂的长句，把 握语意”、“具体的内容，能加以概括；抽象的内容，能加以阐发；含蓄的语句，能加以解释”等等，必然是 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就要在课堂教学中长期坚持分散训练的战略，把一个总的任务和大的 任务，分散成部分和小的任务，在每一节课不同的一二十分钟内分散解决。但是在大的分散训练的格局下，又 要集中优势兵力和时间集中讲解、重点突破、大打歼灭战。 在完成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要扩大课堂教学的战果。一方面要贯彻由点到面，即在讲解某一知识点时， 恰当地向四周辐射、延伸、拓宽，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又要贯彻由面到点，即把零散但相关的知识 按着多项或单项的形式联结成一个完整体系，进行揉合、凝聚、统一，从而给学生头脑中一个整体和全面的理 解。 三、以基础训练为教学出发点 在选定了统编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后，我们便要以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作为教学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 围绕统编教材的内容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这是提高学生语文整体水平的最基本的手段。事实正是这样，只有 持之以恒的常规训练，把每个知识点都夯得很实，被训练者才能在应试训练中产生较高的悟性。 中学语文论文:新编中学语文若干注释辨析 [作者] 陈斌/何世英 [内容]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很多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篇目，注释曾经过千锤百炼；就是一些新选入的课文，编者在注释时也尽量吸收了学术界新的科研成果，颇费了一番苦心。因此，就总体而言，课本的注释做到了准确、简明、稳妥，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得很好，对教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出于有些是校对上的原因，新编中学文言文课本的注释有着少许疏漏和失误，是需要加以补正的；还有一些原注并无大的错讹，但似乎未能尽善尽美，是可以进行补充的。总之，指出不足之处，就一些疑难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课本日趋完善，是广大语文工作者共同的义务。正是本着这一想法，笔者曾撰《对新编中学文言文课文若干注释的商榷》的系列论文，分别发表在《贵阳师专学报》、《北京师大学报》、《浙江师大学报》、《山东师大学报》、《云南师大学报》、《河北师院学报》、《古汉语研究》等刊物上，其中有的注释已在新版课本中得以更正。这里积多年教学所得，再对中学单册文言文课本的若干注释提出自己的看法，供编者和同仁参考。 一、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新编高一册《赤壁之战》） 其中“如其”，课本未注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书·高中第一册》译为“如果这件事能圆满成功，天下就可以安定下来了。”刘兄声等《古诗文译注》（中国农业机械出版社）也是这样翻译的。显然，其译文都将“如其”看成“如”加上“其”。如，如果；其，这件事。实际上，“如其”乃同义并列，表示假设条件，义即“假若、假使、如果”等。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战争卷》译为“如果能够成功，就可以平定天下。”改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上册译为：“如果能达到目的，就能平定天下。”江夏、肖毅等编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第32页译为：“如果能够成功，天下的形势就可以确定了。”以上三家所译极是，课本当从。 二、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 盖进乎技矣。（新编高三册《柳敬亭传》） 其中“进乎技矣”，课本注为：“到了精妙的程度”。此注值得商榷。 “进乎技矣”一句，在中学课本中共出现两次。《庖丁解牛》中“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一句，其中“道”与“技”而言，“技”指普通的技术；“道”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当然比只掌握一般的技术更进了一步，所以说“进乎技矣”。庖丁解牛经历了从目有全牛到目无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最后炉火纯青的三个境界，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同理，柳敬亭说书之臻于精妙，也经历了“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掌握规律、不断提高的过程。最初只是引人发笑尚未使人感动；进而“使人慷慨涕泣”，激发人的意志，不禁感慨流泪。最后“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性情不能自主”，创造气氛，使听众进入规定情境，左右其思想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说书技艺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正是他听从名师莫后光的教悔“句性情，习方俗”，反复揣摩，掌握了塑造人物形象、突出性格特点、表现思想感情的说书表演艺术的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自然比一般的说书技艺更进了一步，所以赢得了莫生对他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进乎技矣”。这和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异曲同工。 从词义上看，“进乎技”即“进于技”，意思是比技术进了一步。刘淇《助字辨略》：“乎犹于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277页）注云：“乎，於也。”扬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82年版120页）亦云：“乎，介词，与‘於’同。”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版93页）注云：“‘乎’为‘于’之借。乎，於也。”《常用文言虚词词典》（陕西师范大学编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75页）注云：“乎，介绍同人或事物的性状作比较的对象。可译为‘比’等。”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78年版上册第二分册357页）注云：“进乎技，比技术进了一步，乎，于。”此说甚是，课本当从。 三、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新编高三册《梦溪笔谈二则》） 其中“粪溉”，课本注释为：“用粪浇灌”。将“粪”释为名词作状语，其实不妥。因“粪溉”在此不是偏正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即“施肥灌溉”。 “粪”本义为粪便，引申为“施肥”的意思。新《辞海》“粪”字条下有“施肥”的义项。《礼记·月令》：“可以粪田畴”；扬伯峻《孟子译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凶年粪其而不足”，其中“粪”均作“施肥”讲。再说“溉”字，《说文解字》：“溉，灌注也，从水既声。”《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1934页）注云：“灌，浇水。”如《史记》有“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乐府诗选·郑伯渠》有“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余冠英先生释“溉”为“用水灌田”，释“粪”为“用淤泥肥田”，都作动词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70页）注云：“粪，施肥。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同一亩地里的庄稼，施肥灌溉的先发芽。）”《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84页）注为：“粪溉，施肥浇水。”再说，据农业生产经验和人们的常识，种植者就不能光对没有发芽的种子用粪浇灌，而要适当地施肥浇水（灌溉）；一旦种子发芽，更不能光用粪浇灌而不浇水，按农民说法，那样做会把嫩苗（新芽）“烧死”的。据此可见，这里的“粪溉”不能释为“用粪浇灌，而应释为“施肥浇水”。这样的理解，始为合理。 四、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新 编高三册《训俭示康》） 其中“诟病”，课本注释为：“讥议，认为是缺点。”此注可商。 依此注释，课本似乎把“诟”释为“讥议”，把“病”释为“认为是缺点”，因为“病”有毛病、缺点之意，用作动词，就是“认为是缺点”了。其实，这种看法不妥。诟、病在此是同义并列，即“耻辱”的意思。“诟”训“耻辱”，乃其常训。《玉篇》：“诟，耻辱也。”《左传·定公八年》：“公以晋诟语之。”杜预注：“诟，耻也。”“病”字古代亦有耻辱义，如《仪礼·士冠礼》：“宾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辞”。郑玄注：“病犹辱也”。“诟”、“病”古书常常连用，如《礼记·儒行》：“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郑玄注：“诟病，犹耻辱也。”又《诗经·小雅·斯干》郑笺：“言时人骨肉，用是相爱好，无相诟病也。”《文选·干宝〈晋纪·总论〉》：“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可见“诟病”亦“耻辱”之意。“耻辱”作动词，义同羞辱、侮辱。课文中“今人乃以俭相诟病”，意思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节俭而互相羞辱”。这样理解，既言之有据，又文意畅达。 五、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新编高三册《察今》） 其中“岂遽”，课本注释为：“难道就……。遽，就”。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均作如是解，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氏春秋选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散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读本》。其中“遽”字，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的《先秦诸子散文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寓言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寓言选》等书释为“迅速”、“马上”、“一下子”等，全句译为“他的儿子难道也马上会游泳的吗？” “遽”用作常义，容易理解，释为“就”，也是言有所本的。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上》在《察今》的注释中就特地指出：“‘遽’训为‘就’，据清人刘淇说。”其实，刘淇在《助字辨略》（中华书局版卷四194页）中只是对‘遽’的单字训为“就”，“岂遽”是否“岂”与“遽”两上单字义项的相加？这是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认真辨析的。 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4月版116页）有“讵、距、钜、巨、渠、遽”条，王氏指出：“《唐韵》曰：‘讵，岂也。’字或作‘距’，或作‘钜’，或作‘巨’，或作‘渠’，或作‘遽’。”王氏又云：“‘讵’与‘岂’同义，故或以‘岂讵’连文。”据此，可见“岂遽”是两个副词性的同义并列结构，“遽”同“讵”，因此“岂遽”的用法与“岂”相当，表反问语气，相当于“难道”。据王念孙考证，“遽”亦是“何”的意思，“连言何遽者，古人自有复语耳。遽字或作讵、距、钜、巨、又作渠，……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岂遽，或言庸遽，或言宁渠，其义一也。”（见《读书杂志·汉书九》“何遽不若汉”条，又《读书杂志·荀子六》“岂钜知”条）王氏所言极是。对此，著名语言学家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在贻先生在其《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2页）中作了专门阐释，兹不赘述。准此，“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一句当译为：“他父亲虽然善于游泳，他儿子难道也善于游泳吗？”《吕氏春秋·具备》：“先有其备，岂遽必哉？”意思是“（宓子贱）先有所准备，难道一定能实行吗？”有少数注家就采用了王氏的说法，对“岂遽”一词作了准确的解释，如郭锡良等编、王力等校订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中册651页）在《察今》中注云：“遽，通‘讵’，表反问的语气副词，义同‘岂’。‘岂遽’是个同义复合词，同‘岂讵’或‘庸讵’，难道的意思。”此说甚是，课本当从而改之。 六、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 存赵。（新编高三册《信陵君窃符救赵》） 其中“解”字，课本注释为：“解去，解围而去。”此注不妥。单独一个“解”字古无“解围”义，此“解”当训为“撤退（军队）。”“解”字有“撤退（军队）”之意，陈霞村先生《〈史记选〉注释质疑》（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多有论述，今再补一例，以资佐证。《史记·苏秦列传》：“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进、战、解分别是军事行动的三个不同情形，解”与“进”、“战”对举，则为“撤退”之义无疑。 另，其中“选兵”未加注释，目前通行的古文选本的注释又令人无所适从。程希岚、吴福熙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云：“选兵，挑选精兵”，《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0页。）注云：“选兵，选拔出来的士兵。”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选兵，经过挑选的精兵。”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选注、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上册》193页注云：“选兵，挑选出的精兵。”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152页将“得选兵八万人”译为：“得到精兵八万人。”比较以上诸说，愚以为江氏的说法较为妥贴。因为，若释“选兵”为“挑选精兵”，则“得”字无着落；若解“选兵”为“经过挑选的精兵”或“选拔出来的士兵”，则“选”究竟为何义仍嫌含糊。我们认为，“选”在此当释为“精、善”“选兵”即“精兵”。兹撮录数例，以资佐证。如： 1、《诗经·齐风·猗嗟》：“舞则选兮，射则贯兮。”郑笺：“选者，谓于伦等最上。” 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 3、《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 4、《汉书·武帝纪》：“《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选，善也。” 5、《汉书·王莽传上》：“君以选故而辞以疾，君任重，不可阙，以时亟起。”颜师古注：“选，善也”。 6、《韩诗外传》卷五：“夫车固马选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则非造父也；弓矢直而不能射远中微者，则非羿也。” 7、晋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 以上诸例中的“选”当释为“精善”。“得选兵八万人”，即“得精善之兵八万人”。准此，《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的译文是正确的，课本当从。 七、禹之王天下也，自执耒＠①以为民先，股无bá＠②，胫不生 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新编高三册《五蠹》） 其中“股无bá＠②”，课本注释为：“大腿上没有毛。bá＠②，股上之毛。”此注值得商榷。 这里的“bá＠②”当释为“股上之肉”，而不应释为“股上之毛”。若将“bá＠②”释为“股上之毛”那么“股无bá＠②，胫不生毛”，则成了“大腿上没有毛，小腿上也没有长毛”，如此，前后语意犯复，与文理相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1506页）注为：bá＠②，白肉。《庄子·在宥》：‘尧舜于是乎股无bá＠②，胫无毛。’成玄英疏：‘bá＠②，白肉也。尧舜行黄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无白肉，胫秃无细毛’。”此注合乎文理，因从腿“无白肉”和“无细毛”两个角度形容帝王创业艰难，形体消瘦枯槁，比从一个角度说理，显然理由要充足些。 然而课本注释也是言有所本的。《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53页）注云：“bá＠②，人体脚腿上的细毛。《庄子·天下》：‘禹亲自操橐sì＠③，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bá＠②，胫无毛’。《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其实《辞源》的训释有误。若照此理解，《庄子·天下》中的“腓无bá＠②，胫无毛”译成现代汉语则成了“小腿肚上没有毛，小腿上也没有毛”，这不成了典型的冗辞赘句了吗？庄子行文恣肆，气韵天成，断不会出此繁语琐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按《辞源》所训，岂不成了“身体上臀部没有细毛，皮肤上也没有长毛”。司马迁历来用语简炼，同样不会出此冗句。可见《辞源》所举二例，均不能佐证“bá＠②”为“人体脚腿上的小毛”。其实，对“bá＠②”字，前人最确注。如： 《庄子诠诂》（胡远浚著，中华书局版227页）在释《庄子·天下》中的“腓无bá＠②，胫无毛”时，注云：“bá＠②，白肉也。”此注与庄子原意相合，不至于相悖。 又《史记》（中华书局版卷九，3501页）在《司马相如列传》中释“躬胝无bá＠②，肤不生毛”的“bá＠②”，李颐注云：“bá＠②，白肉也。” 就是今人选本中，也有确注的。如： 南京大学等十三院校协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121页）注云：“bá＠②（bá拔），大腿上的肌肉”。 郭锡良等主编、王力先生等校订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1年5月版中册642页）注云：“bá＠②，大腿上的肌肉。” 据上述分析，课本对“bá＠②”字的注释确实有误，当释为：“bá＠②，大腿上的肌肉”。这样理解始为合理。 八、余自束发读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 若影，大类女郎也？”（新编高五册《项脊轩志》） 其中“过余”，课本注释为：“到我（这里来），意思是来看我。”按课文注释体例，这里的“过”讲作动词“到”了，非也。引申义倒是符合文意的。其实，只要搞清了“过”在此的确切含义，无需再将“过”进行引申。 “过”在此当 释为“探望”、“看望”。如《史记·田叔列传》：“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史记·信陵君列传》：“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后汉书·马援传》：“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世说新语·赏誉》：“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有候。”《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版93页）注为：“过④，访，探望”。《新编说文解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18页）注云：“过，访，探望。如：过存（问候）。”据此可见，课文中“大母过余”与“过卫将军”、“愿枉车骑过之”、“过存伯春”、“略不过叔”句式完全相同，意思一样，即“探望、看望”。故课本应注为：“过余，看望我。”如此，更忠于原意，不致于转弯抹角，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高中文言文评点译释》（江夏、肖毅等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77页）的注释倒是值得参考的：“过，看望”。此注准确简炼，课本当予更正。 九、三岁贯女，莫我肯德。（新编高五册《诗经二首·硕鼠》） 其中“德”字，课本注释为：“恩惠，这里作动词用，施恩的意思”。《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3页）注云：“德，施以恩惠。”《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华书局1978年版62页）注云：“德，恩惠。此言‘一点也不肯加惠于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学参考书》亦持此说。说是“动词”，甚是；说这里是“施恩”的意思，则值得商榷了。 因为这样理解颠倒了“恩”的施受关系。诗中“三岁贯女”，说明“我”对“硕鼠”“施恩”；“食我黍”、“食我麦”、“食我苗”，说明硕鼠是受“我”之恩。受恩者对施恩者理当“感恩”、“报恩”，怎能释为“施恩”呢？ 再说，这样理解也有损诗中“我”的主人公形象。“施恩”一般是上对下、尊对卑、主对奴而言。“硕鼠”和“我”在当时社会里虽名自处于主奴地位，但在诗中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却是另一种情形：“我”是“黍、麦、苗”等物质财富的拥有者，是真正的主人，而“硕鼠”则是不劳而获、可恶之极的寄生虫。释“德”为“施恩”，说明“恩惠”在硕鼠一方，“莫我肯德”不过是有恩而不施，充其量也不过是揭露它吝啬而已，这样，就会美化“硕鼠”，损害“我”的主人公形象。据此，我们认为把“德”释为“动词，感恩、感激”比较妥贴，因这样解释既切合诗意，又与辞书释义一致。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辞海》、《康熙字典》均释为“感激”、“感德”、“感恩”。虽用词不尽相同，但对“恩”表示的施受关系却完全一致。 中学语文论文: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 论文关键词:中学语文 文学教育 意义 价值 论文摘 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是以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基础,加以教师的引导和教育,使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全面提升文化素养。另外,文学教育还可以引导学生了解文学作品中深层次的精髓,并大力弘扬世界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加强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升。本文仅就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做以浅要分析。 在现阶段的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始终难以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而仅是被作为语文教学活动的辅助内容而展开。文学教育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教师可以选取教材以内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根据教学实际需要选取国内外优秀的文学作品[1]。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开展的文学教育,不但可以引发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爱好,而且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 1 探究文学作品的精髓,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在世界文化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世界各国都留下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不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基础。在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开展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扎实的文笔表达和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情感世界。主席曾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2]”由此可见,优秀文化作品的意义绝不仅是表现在文化理论方面,对于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而言,中学生正处于身心、智力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深层次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和标准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学生不但要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而且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形成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素养。学生若想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精髓,必须经过教师的适当引导和启发,进而才能是学生在文学作品的历史与文化氛围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将其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相联系。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是建立于文学作品精髓的基础上,是学生精神层面感悟和理解能力的进步与发展。由此可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文学教育,通过对于文学作品精髓的探究,具有全面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2 文学教育具有深层次开发学生精神世界的意义 目前,在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的意义及价值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时,只是将其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项内容来进行,而相对忽略了文学教育在学生精神世界开发中的潜在意义。文学作品是创作者的心血结晶,更体现了创作者在精神层次上对于社会、人生、事物的理解和认知。在受到社会风气及周围事物的影响过程中,精神世界尚未完全形成的中学生难以准确分辨出事物的好与坏,进而导致学生精神世界的形成与发展中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学生作为可塑性极强的客体,其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领悟中,那个主要依据为教师的讲解,并且与自己的实际感官能力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初级层次的精神世界观念,并且将其运用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例如: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部分教师会选择《浮士德》中的部分章节作为文学教育的基础内容,并且通过对于作品精神层面的深入剖析,使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层次、多角度的开发。《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之一,全剧共两部52场,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在德国和欧洲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描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追求理想的艰辛历程[3]。在《浮士德》中,歌德强调人生在世需要竭力克服堕落、努力向上,并为更多人谋得幸福,可是歌德还是强调,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有理想性格的人,这一生就越需要经历谦卑的洗练。歌德认为,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有任何意愿,是完美无缺不具有任何伤害性的。但他相信上帝的怜悯与爱,悔罪与这一生奋斗的过程,上帝会纪念,并接纳进永恒、给我们恩宠[4]。上帝接纳人此生的每个阶段,也乐意看见认真面对生命的人,在这一生的各种经历中更接近善。每一场奋斗都伴随着自我的软弱,而每一个经历都更看清自己也更认识上帝。通过教师在文学教育课堂的系统讲解与引导分析,学生的精神世界中会逐渐形成对人生、生活、命运的深层次感悟,并且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促进意义。 3 为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人文精神是建立于物质和道德观念基础之上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精神进行培养时,教师要将眼光有书本知识逐步拓展到教材以外的部分,使学生对于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阅读和学习兴趣,并且在内心中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学生为了实现自我的突破,以及精神层次的进一步提升,他们需要更为广阔的人文精神发展空间。 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不是说学生读过几部文学作品,或者在课堂中接受了一些文学赏析教育就可以实现的。中学语文教师要深刻认识到文学教育连贯性、系统性、科学性实施的重要性,在课堂内容、教学活动、课外活动、课外作业等方面的布置中,教师要力争通过为学生提供愉悦的氛围和宽松的环境,使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5]。另外,就国内优秀的古典、现代文学作品而言,每部作品中都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特色,教师要通过对于文学作品中精华部分的摄取和讲解,使学生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4 结语 在我国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对于推动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学语文文学教育中,教师一定要注意教学模式及方法的改革,并重点突出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广大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文学教育时,要注重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学生人文精神、认知程度、感悟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强化。 中学语文论文:农村中学语文应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北京市科迪实验中学 语文素质，就是指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的语文环境和语文教育的影响下，通过学习主体的学习活动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较为稳定的、持久的影响人的语文活动的特征。它包括人的智力、语文基础和语文能力等智力因素和学习动机、兴趣、意志品质、习惯、性格等非智力因素。就这一概念而言，目前农村中学语文教学存在如下四个“偏重”：一是偏重知识传授而轻视能力和方法的培养。传统的语文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文讲解分析为基本活动模式，以课文结论和知识传授为基本内容。这种教学观根深蒂固，充斥教坛，实际上教师是中心，学生是容器，只能跟老师的思维转，教师讲课文，从注音、解词、分段、主旨、特色到练习，模式化、满堂灌，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语文“最基本的能力反而被冲淡了”（于漪语）这种重知识传授、轻视能力培养的教学观只把学生培养成了“知识的书橱、书口袋”。它严重制约着语文教学所肩负的跨世纪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二的偏重抓考分而忽视学生的语文兴趣和习惯的培养。教师让学生整天在书山题海中挣扎苦熬的目的全聚集于考分上，教师只对学生的考分负责，至于学生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不屑一顾的，更不用谈今后的发展潜力。这样的学生，一旦失去教师的搀扶，就如盲人失去拐杖一样无所适从。学生当然是无辜的，而教师成了不会治水的鲧，“开源导流”也成为事实上的空话；三是偏重课文内容的教学而忽视课外语文活动的组织，扼杀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无视学生的智力差异，不顾学生的知识水平的高低，同一标准，同一要求，同一习题，是语文教学的普遍现象，一些基础较差的学生不堪重负，厌学情绪由此而产生。而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又被拴在作业堆中，无暇延伸到课堂以外的知识海洋中去凭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自由徜徉，开拓视野，发展个性特长。这种重经验、轻实践的做法生产出不少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再加之农村信息闭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城市，教学条件较差，给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不少难度；四是偏重“句读”而忽略了“惑”，其结果只能是“小学而大遗”了。在农村中学的相当多的语文课上充斥着洋洋洒洒、不着边际的分析，懂的大讲，不懂不讲，以讲为主，造成了学生语感的空白、思维能力的低下，使语文教学走上了恶性发展的道路。 根据以上状况，我们认为，农村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在观念上要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教师要转变育人观念，实现知识的更新换代，切实把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教育教学素质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素质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教师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素质教育的效果和命运。学生学语文的兴趣索然不能怪学生，有的语文教师把好不文章也会讲死，讲乏味，就如一朵鲜花被支解一样，没有魅力。而语文教材选的多是名家名篇，造成此种尴尬是因为教师本身的知识结构、教学水平所致。作为年轻教师。更要广泛阅读，深入思考，不应老抱着参考书，年年“趟进同一条河”。只有广泛而主动地获取新知识，才会有开阔的视野，才会保持对时代的敏锐和对生活的新鲜感，并把这种感觉带头人带进课堂，融入讲授。语文教学更重要的是一种体验和领悟，如此，才能挖掘出课文的内蕴。要使学生有兴趣，激发求知欲，先要自己有感触并付出心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首先自己应该是创新的楷模。艺术作品的教学当以就激活学生思维，激发星想象、激励学生的创造为鹄的要让学生从樊篱中脱颖而出，从而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语文教师身体力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二是要转变传统的课堂教学观念，建立以听、说、读、思、议、写为主，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为核心的现代阅读教学观。 语言感知能力是学生语文素质结构中最重要的内容，语感的培养是其它能力如思维、观察、想象能力的基础，学生的语言水平反映其听说读写的水平，要实现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必须以语感的培养为核心来组织教学。语文素质教育要还给学生以学习语文和阅读的自由，让他们步入广阔的社会空间，既学语文，又学做人，在长智力的同时养成好习惯，在练就终生受用的本领——语感的同时提高思想素质，从而促进自身人格的完善。这种现代的阅读教学观的建立。从最大限度上开辟了语文学习空间，争取了语文学习时间，拓宽了学习内容。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很难想象仅靠几册课本和一天一节的语文课，学生就能学好语文，语文教学只有在社会大课堂的广阔背景下，在学生广泛的阅读中才会产生活力。对于农村中学学生更要加强课外语文阅读的总量，诸如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节目等。如果把学生课外语文学习也纳入语文教学轨道，这对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大有裨益，一个具有较高的语言感知力、领悟力和理解力的学生。无疑是一个语文素质较高的学生，许多文学爱好者的深切体会就是大量的语文阅读能有效提高语文素质，从这个角度讲，语文素质教育就是提高学生语言素质的教育。 三是要转变考试观念，积极探索语文考试命题新思路。考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考试命题对学生的学习具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引导师生把精力放在读写听说思议等能力的提高上，把功夫下在自身的人文素养发展上，从而使素质教育不致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必须要像刘国正先生那样将语文命题像语文学习那样天然地与生活联系到一起。新大纲、新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正式提出了语文与生活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特级教师余蕾提出的“淡化课文、突出能力、注重运用”命题思路值得借鉴，这一思路体现了教、学、考、用高度统一的考查意识，除了必要的文学常识和名作精品的背诵外，命题尽量与课文脱钩不考课文内容，而是以大纲和教材提出的知识能力训练项目为考查依据，命题取材向课外延伸、辐射，使试题脱离过于繁琐的机械分析，而重点考查学生在社会生活和交际中驾驭语言的能力，近年来的中高考试题都体现了这一命题思路。这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两眼不看课外文，“抱着书本打滚”的教学形状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冲击。 中学语文论文:我们已经在践行新课程的理念――谈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教学原则 无为县教育局教研室 盛书山 新课程的实施，是广大一线教师长期的追求。纵观我们语文改革的历程，钱梦龙、魏书生、于漪、张孝纯、蔡澄清等老先生们的教改实践，为中学语文新课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们的追求，他们所坚持的教学改革方向与现在倡导的新课程理念是一致的。就我们语文教师的语文教学而言，我们应该沿着他们的追求和他们倡导的教改方向，不断地走下去。 新课程不是对传统方法的批判和否定，或者说不是为了批判和否定传统，而是为了充分地运用优秀的传统教学方法和理念。不要以为新课程是脱离传统土壤的天外来客。新课程的新，是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吸纳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熔入了我国二十几年来的教改成果，反映了广大语文教师的呼声与要求、理想与愿望。它新就新在对已有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经验的整合、发展和创新。在实施新课程的今天，我们不要用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过去，否定我们所取得的成果。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的曾经，我们的拥有，也许正是现在人们的追求。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是对前人的教改成果的继承和运用，它用自己的教学过程，向人们展示和诠释了以下教学原则： （一）面向“全体”。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既是“保底”教学，即保证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达到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又是“提优”教学，即保证优生得到充分的发展。教师给学生设定学习目标时，既要给优生“发展性匹配”，即结合教材内容渗透、穿插、拓展、增加新知识和新方法，让学生感知最新信息，激发其创新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又要给中差生“适应性匹配”，使中差生不断获得成功，逐步增强信心，形成学习上的良性循环。切实做到“上不封顶，下要保底。”备课包括教材内容的加工，课外信息的利用，学生生活经验的挖掘，启发性问题和讲解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等，都要统筹考虑。备课给各层次学生确定的教学目标，上课时还要机动灵活地落实。每节课要通过对学生的质疑、答疑、讨论或练习等判断学情，了解每个学生新的“惑”和新的“需”，使教学有的放矢。依据层次目标，设计有梯度的问题或训练题，要遵循以下三个前提：1、掌握学生已有的经验或知识，使设计的问题和训练题与之“衔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能达到各自的学习目标；2、能引起学习兴趣，激发各层学生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3使学生有认识上的困难，值得思考与研究，但“跳一跳”，要能摘到“桃子”。保证使每个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全面充分地发展，使全体学生真正做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学习语文的潜能，争取大面积地提高语文教育质量。 （二）着眼“全面”。一是提高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本教法十分重视学生读的训练。“引读感知”阶段学生需要朗读、默读、读熟；“启读生疑”阶段，教师范读，指导学生读出感情，读出体验和感受；“研读演练”阶段，学生要精读，在运用的过程中读，在读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观点和看法等，并在“讨论”和“训练”时，说或写出来。组织合作学习小组，通过合作、讨论、互助，排除学生对课文理解、领悟的障碍。在讨论时让学生见仁见智，遇到有价值、有话可说的问题，可引导学生辩论，活跃学生思维，在真实的情境中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辩论双方（或多方）必须要专注地听，听出对方的观点，听出对方的漏洞，还要在听的过程中观颜察色，辨析语气语调等；辩论时，学生必然要快速及时地组织语言表情达意，还要注意语言表达的艺术性等。“运用迁移”阶段的课外语文实践活动，包括校内阅读书报，讲故事，讲演，朗读诗文，与广播稿，学书法等。听故事、写参观访问记、山水游记、写调查报告，写所见所闻所感，与人交际谈话，为家长写一些应用文等，可综合训练读写听说能力。还可以把研究性学习的理念贯彻到具体的语文教学过程之中，把提高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要求，变成语文教学的具体环节和学生的具体实践。二是提高学生的质疑和思维能力。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学生学习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充满好奇、疑问和探索的，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创造力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其实生疑、质疑、讨论、释疑等是思维过程的具体展示，也是提高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读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孔夫子说：“疑虑，思之始，学之始”。在“引读”、“启读”、“研读”阶段应该切实地把生疑、质疑、释疑的过程真实而有序地展开。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独立性和灵活性。使学生在具体的语文学习实践中，逐步提高观察、发现、判断、推理、概括、想象和创新能力。“重视学生思维方法的学习、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尤其要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三）突出“主体”。学习是学生通过自主活动对知识意义的建构过程，是个体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这个建构过程是不可能由他人代替的。皮亚杰认为，对于学生个体学习而言，一切知识起源于认知主体的实践活动，学生的自主活动是他们认知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语文教学如果离开学生自已学习实践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所说的“异步推进”是在每个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学生个体只有自主学习，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异步推进”。“动态分层”的依据是每个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所反映的学习效果和所达到的水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进行评估。教师必须为学生创设宽松的环境，设置适当的问题情境，制造学生在认知上的冲突，激发其读写听说的主动性和表现欲，让其充分地展示。在“异步推进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始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让学生自读感知，读而生疑，研读演练 ，运用迁移。让学生形成“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设合适学习的情境，科学地引导，灵活地组织，平等地参与和有效地规范学生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其“学会学习”，“不需要教”，为其终生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以适应学习化社会的需要。 （四）注重“过程”。长期以来，对教学的评价，往往只重视结果，不看过程，导致教的过程“走过场”；对学习的评价也只注重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或只注重记住结果，而忽视亲历亲为的重要性，这是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病根所在。“因材施教”已讲了两千多年，“启发式”教学早已写进了语文教学大纲，至今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与我们忽视对教学过程的研究、管理和调控不无关系。异步推进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足于过程的“到位”与“优化”。一是引导教师研究自己的教学行为，精心设计自己的教学思路，对语文教学过程实施有效地调控。二是落实教学的具体环节，使过程“到位”，每个环节中还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方法，并做到各种方式、方法综合贯通，做到教学流程合理。三是分层启动，教师走进每个学生的生活世界、经验世界和学习过程，因材施教，尤其注意使学习的有困难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四是使教学内容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建构的需要，循序展开。五是转变教学评价指向，即由侧重评价教师教的过程和艺术，转变为侧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 （五）强调“合作”。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突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都在以自己的经验为背景，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事物的理解，从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不同的方面。教学要使学生超越自己的认识，看到别人与自己不同的理解，看到事物不同的侧面，必须通过合作和讨论，融合彼此见解，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更加丰富、正确、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因此合作学习在“异步推进教学”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让每个人的知识构架和经验得到充分展示，并在与其它同学的思想磨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逐步获得真知，发展能力。合作学习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有效地减轻学生“单打独斗”所造成的过重的课业负担，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六）鼓励“创新”。“引读感知”让学生自主地感触课文的“灵”与“肉”，形成自己的初步印象和感受；“启读生疑”排除阅读障碍，叩问文本，与文本进行深层次对话，产生疑问，培养创造性思维；“研读演练”充分地动手动口动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师生、生生互动，把疑难的问题提出来，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让有争议的问题“争”起来；“运用迁移”让学生在运用中学习，在迁移中拓展，在拓展中创新。 上述原则与我们今天新课改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所走过路程，我们所作的努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都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新课程的理念，最起码算得上是从一个方面向着新课程的目标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浅谈新课改新教材对小学语文老师的素质要求 摘 要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教师们不断地在教学前沿探索最新的语文课堂教学，尤其对小学语文教学来说，各种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我们要利用课改的有利时机，多动脑筋，勇于探索，让学生在紧张活泼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语文，多才多艺的高素质教师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 关键词 小学语文教学 课改 新教材 综合素质 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教师们不断地在教学前沿探索最新的语文课堂教学，尤其对小学语文教学来说，各种新的教学模式不断涌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新时代期待着老师们重新审视对职业角色的定位，把自己从“神坛”中请下来，能与生为善；把自己从“经验”中请出来，正确地发掘其内涵，变通地实践其要求，给学生烹调出丰盛的素养套餐。课时代要求老师们来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在教法上少一些墨守成规，多一些不拘一格；在课堂上少一些“话语霸权”，多一些百家争鸣。 目前，课改教改在全国全面展开，是一场深刻的教学革命。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学要迎难而上，破旧立新，课改教改齐走，自主探究是基础。其中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新教材注重语文与生活的联系，着眼于少年儿童的人格发展和现代语文能力的提高，理解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集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汉语性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新教材显示了这些特点，而教师除了精深的专业知识，明确的教学目标和高度的责任感之外，还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我认为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搜寻信息 博览群书 汉语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信息灵通，教师必须注重搜寻信息、博览群书，讲课时渗透信息，充实教学内容，学生在自己合作探究的同时教师必须对学生的质疑有一个丰富完美的解答这样学生就会学得满足满意。同时还要注意课文阅读取材的广泛性，使教材承载着大量的社会、人文、历史及自然科学知识，学生在学习使用语言的同时，还将接触到许多诸如天文地理、文化艺术、古今中外的背景知识和一些未知领域。若老师孤陋寡闻知识面窄，在教学中就会捉襟见时，被动应付，就不能应付自如，举一反三。 2语文兼顾 训练驾驭 交际功能是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具多义性的语言。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要恰当；运用语言传递信息要准确；运用语言辩论事理要严密。教师要引导学生听、说、读、写，兼顾教材，学会在生活中撷取语言。生活处处皆语文，利用这一优势，尽可能地为学生打开语文世界之窗。所以教师应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使教学富有文学色彩，生活情趣，让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得以感化掌握知识。 3左右逢源 多才多艺 语文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施教的程序和方法与其它学科的巨大差异。语文重实践运用，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听的明白，说的清楚，看的透彻，写得生动，思的正确。新教材注重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乐于探究。不仅激发学生的兴趣，活跃了课堂，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给学生创造一个直观、具体、鲜活的语境是十分必要的，除了有限的电化教育手段外，教师可把书本知识转换成悦目的图文信息，我还把课文编成话剧、故事小品，组织晚会让学生在饶有兴趣的参与中巩固知识，培养语感，使课堂有声有色，情趣横生。 4情感交融 因材施教 课堂是教师工作的主要阵地，是探究教育的主渠道。教师对学生有关爱，在教学工作中就会有动力、有办法、有信心、有成绩。教师要善于研究学生、了解学生。要认真钻研分析教材，把学生和教材联系在一起考虑问题。这样，教师既完成了教学目标，又让学生有所收益。不能一刀切，优生适当增“量”，困难生“吃饱”就行。这样可缩短学生之间的差距。有的放矢地进行引导教导。 5多动脑筋 勇于创新 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是检验和巩固课文知识的最佳方法，是课堂教学的延读。多开展语文综合活动，让学生走向社会，到语文世界去漫游，让他们去体验和感情语言的含义，让他们去感受到学习语文的实际价值。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强调知识结构的复合性，注重提高文学素养，不断尝试教学设计的创新，努力提升学习能力、现代化教学技能和教育研究综合素质，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利用课改的有利时机，多动脑筋，勇于探索，让学生在紧张活泼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语文，多才多艺的高素质教师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浅谈小学语文老师反思的学问 美国学者波斯纳总结了教师专业成长的公式：教师专业成长=经验+反思。意思是说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且行且思，思考自己的教学行为中亮点何在？又存在哪些遗憾？思考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学生学习活动的成败？思考如何改进就能使教学活动更加顺利？等等。教学反思活动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长期做好这门学问作用颇多，可以完善教学，可以使专业成长，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等等。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教学反思、反思教学”的益处，那在教学活动中如何才能做好这门学问呢？下面简单说说我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一、形成反思的意识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如果你给两个不同的班级同时上一节相同的课，给第二个班级上课时一定会更加得心应手，效果也会明显好于第一个班级，原因何在？就是教师在上完第一个班级后会反思教学中的不足，会反思改进的方法等等，说明反思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是多么的重要。有人曾经说过，你写多年的教学设计你不一定会成为著名的教师，但如果你坚持写多年的教学反思，你就很肯定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可见如果一个教师不懂反思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教师要自觉形成反思的意识，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时刻注意主动并创造性地反思自己的一切活动，如教育目的的制定，如课堂情境的创设，如评价方法的实施等等，教师不仅是一个教育者，更是一个研究者，要用研究者的眼光看待教学实践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并进行反思、分析，力求用新的理念指导教学行为，从而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得到一定层次的提升。 二、确定反思的内容 反思，教师到底该反思什么呢？我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反思，首先反思一节课中有哪些精彩的片段，又有哪些缺憾？听一节相对成功的课，听课者都有这种体会，就是在时隔多日之后给你印象最深的一定是其中最最精彩的片段。每一节课教师都会精心设计，而且不同的人在设计时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教材的处理上，体现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学习方法的指导上等等，这些独到之处就形成了课堂上的闪光之处，如精彩的导课，如重难点的突破之处，再如合理的评价语言等诸方面都值得教师去反思，并记下反思日记，指导自己以后的教学。同样，在每一节课中也一定会存在一些令教者不满意的地方，如表达不当，如过渡牵强，如朗读指导不到位，再如练习的难易不恰当等，这些不足之处教师课后都要仔细分析，然后再做出改进的措施，这样在日后的教学中就会有所提高。其次要反思这节课有没有达成教学目标，其实所有学科的最终目标都是让不同的学生都到不同的发展，那教师就要反思自己在教学中有没有做到因材施教？有没有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跳到相同的高度去摘吃桃子？一个班的学生水平常常是参差不齐，表现在学习态度不一样、学习能力不一样、学习基础也不一样等等，教师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确定不同程度的认知要求，如我在教学《春联》一课时，我要求一般的学生去初步背诵文中出现的春联，中等偏上一点的学生再去识记一点课外的春联，班级的几个学有余力的优等生则让他们在感受春联的音律美的同时学会自己根据一定的主旨创作春联，真正做到不同的学生获得不同的发展。第三，我还常常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否有过激行为，老师们在有人听课时一般都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课堂上出现什么状况都会心平气和地跟学生交流，可在平时的随堂课教学中，教师就可能出现过激行为了，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我让学生用“会”说一句话，我们班上有一个平时成绩不好的学生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我立即给他提供了表达的机会，谁知道他的答案竟是：“我家的公鸡会下蛋。”我当时好像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一样，直接追问那个学生：“你长脑子了没有，你家的公鸡是从外星上来的，你哪只眼睛见过公鸡会下蛋的？”我话一说完，那个本来就胆怯的学生满脸通红，把头低得很低。课后反思自己的行为，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时大错特错，我应该首先表扬这个学生，首先肯定从语文的语法角度看，这个同学说的话是正确的，然后心平气和地告诉学生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违背了自然现象。也许我这一骂，会使这个孩子仅有的一点勇气丧失殆尽，我就是一个刽子手。解铃还须系铃人，第二节课一上课我就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向那个同学道了歉，并告诉他那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要把公鸡改成母鸡就行了。反思后，我要自己诚心的道歉呵护了这个学生的自尊心。………… 三、讲究反思的方法 反思是一门学问，反思的效果也高低相同，这就表明教师在反思的过程中还必须讲究反思的方法，基于反思的方法有很多，我就简单说说我常用的几种方法。第一，日记反思法，就是教师在每天的教学任务结束后，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分析和总结，并记下日记，日记中可以记载教学中的成败，可以记载教学中教师突发的灵感、顿悟，也可以记载教学活动中学生的独特的反馈意见等，养成记反思日记的习惯，对教师的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是听课反思法，就是把自己的课摄下来，然后通过录像再现，自己以听课者的身份客观评价自己的教学过程，以达到反思的效果，这种方法中教师成为“旁观者”，才能清楚地分析本次教学实践的得失，再修改教学设计，重新再在其他班级上课，有时间的话再重复一次上述活动，可以更好地弥补自己实践活动中的缺失等等。 掌握反思这门学问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做到及时反思、有效反思、坚持反思等，那样教师就能获得自身成长的不竭动力，并不断地超越自我，促进自己专业的成长。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做一个扎扎实实的小学语文老师 【摘 要】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学校领导的悉心教导，有上一级专家的引领，也有名家大师们的陶冶，给我的成长带来深刻的影响。我已经由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成长为今天的市级教学能手。今后在教学中不断实践，我要形成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一个勤于进取、扎扎实实的小学语文老师。 【关键词】勤于进取；扎扎实实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在从事小学语文教师、班主任的工作岗位上已经辗转了13个春秋。回顾13年来的工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毕业之初的豪情万丈，遭遇挫折后的自暴自弃，后来追求课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到现在教学中的踏踏实实。一路走来，有太多的想法和感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 初为人师时，徒有一腔热情，语文教学中没有目标意识，班主任管理中缺少科学性，有的更多的是盲目和冲动。使得教学和管理如同散沙，形散却神不聚。 课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进了校园，走进了教师的心田，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顿时，课堂变得热闹了，精彩了。而我，成了导演，成了总策划师，让精彩的展示成了那些善于言辞、勇于问答的孩子们的舞台，却忽视了那些不爱思考、不善交流的弱势群体。素质教育是让每个孩子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关注个体差异，尊重个性。由于我个人对理论知识学习得不够深入，理解得不够透彻，导致了课堂上的严重跑偏，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好在我不是法官，否则，我将酿成多少冤假错案！ 而今，走过了年少轻狂，走过了盲目无知，我开始变得沉着、科学、敬业了。我越来越发现，对于语言文字敏感的我，真的适合语文教学，我也越来越喜欢语文教学了。几年来，我边学习理论知识边进行教学探索和研究。时间再紧，也不能挤掉钻研的时间。我和同事们一起，用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小学语文质疑兴趣和能力的培养》的课题研究，外出学习、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摸索方法、分析案例、总结经验、撰写论文，在探索的路上留下努力的痕迹，洒下辛勤的汗水，收获成功的喜悦。2010年8月，我们的努力终于迎来结题的喜讯和一等奖的课题研究成果。这更加让我相信一句话：“一拿起课本，一走上讲台，一看到学生，一想到未来，一切苦和累都化作清冽的甘泉。”现在我又踏上了新的研究之路――《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有效性》的研究，即使再苦再累，我也不放弃。因为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凭着对语文教学的热爱，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小学作文教学的探索和尝试。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我把看图、写话、读书、积累、自由创作、修改、评价紧密结合在一起，分层训练，重点突破，评改提高。 一二年级是写作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重在培养兴趣，一幅画面、一次交流，只要孩子有话要说就让他们勇敢地说，大胆地写，不拘形式。中年级重在从整体入手，正确选材，自由表达，字数不设限，给学生自由练笔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感受到写作是快乐而不是负担。在创作后师生、生生之间相互评价、相互修改、自评自改。在修改评价中交流、提高。高年级时重点突破，拔高训练。教师从审题立意、布局谋篇、词句表达上给以指导，勤于练习，从而达到生动自然、行文自如。无论哪个阶段，都不能忽视大量阅读和积累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这一切都贵在坚持，苦中求乐，其乐无穷。 老一辈教师是红烛型教师，工作中，他们没有一节课是马虎应付的，没有一课书不是精心准备的， 他们的示范让我自叹不如，更让我倍受鼓舞，这种红烛精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缺少的，它在我心中掀起的不仅仅是震撼，更是老一代教育家对我精神上的洗礼。作为年轻一代，作为新型教师，我们要把这种红烛精神传承下去，更要做一个发展型教师。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学校领导的悉心教导，有上一级专家的引领，也有名家大师们的陶冶，像市级讲师张建中、省级讲师张向葵，全国知名的贾志敏老师、窦桂梅老师、王崧舟老师，他们的思想和风格带给我深深的启迪和思考，给我的成长带来深刻的影响。我已经由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成长为今天的市级教学能手，虽然上级领导给了我一定的荣誉和鼓励，但我今后会继续在学习中不断充电，在教学中不断实践，形成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一个勤于进取、扎扎实实的小学语文老师。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小学语文老师应掌握的朗读方法与形式 一、朗读方法 （一）理解文章，把握情感基调。 （二）运用技巧：停顿（标点停和语意停）、停连、重音、语气、语速。 1.标点停顿时间长短一般是：句号、问号、叹号长于分号、冒号，分号、冒号长于逗号，逗号长于顿号。 2.语意停顿：即感情停顿，在一句话中没有标点的地方也可以有适当的停顿，受感情支配，声断而情不断。 3.停连：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不以标点符号的指示停顿，而将句子连接起来读的一种处理方式。 4.重音：根据文章情感：加强音量和气势、适当延缓音节的读音、变换音色、重音轻读等。 5.语气：要让学生懂得陈述、祈使、感叹、疑问句等的句式朗读时表达的各种语气和感情。 6.语速：注意不同的作品朗读的速度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 二、朗读形式 朗读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各种形式的朗读有各自的功能和适用范围，不能滥用，应根据教学对象、文章体裁、教学环境进行选择，可采用以下方式： （一）适合低年级朗读形式 1.范读：指老师运用多种朗读技巧，为学生进行示范性朗读，多适合低年级孩子。也可安排在初学课文时、某个重点段落、学生难以理解把握的长句等。 2.领读：即老师读一句，学生读一句。这是低年级要求学生读正确读流利最直接的方法。 3.引读：低年级往往好一字一顿的读，要么唱读，利用引读法伴读半放指导朗读，克服学生不良习惯，训练语感，培养朗读能力。 4.看图朗读：适时运用插图配合朗读，既对学生进行看图结合的训练，还能收到良好的朗读效果。 （二）适合中高年级朗读形式：精读、略读和浏览 1.精读：精读重在培养阅读理解，要对文章从内容到语言到写法比较全面的把握，在其中习得阅读方法，培养阅读能力。要达到精读的朗读方法很多：自由读、默读、分角色读、齐读、开火车读..... （1）自由朗读：一般在初读课文阶段，是在自己的思维主导下的朗读，想自己所想，读自己所读，写自己所写。遇到不懂的查一查、问一问、反复读一读，遇到精妙之笔、疑惑之处画一画，一个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朗读权。 （2）默读：默读即无声阅读，它便于更集中地思考、理解读物的内容。课程标准关于默读特别指出：低年级“学习默读”，中年级“初步学会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高年级“默读一般读物每分钟不少于300字。”所以教学中必须要关注默读的训练。 （3）分角色朗读：分角色朗读是在学生流利的朗读课文的基础上，走进文本，用绘声绘色的朗读、形象贴切的表演把课文中所描述的情境展现出来，加深学生对文本情境的体验，激起学生朗读的兴趣，形象地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4）比赛式朗读：小学生都喜欢参加竞赛，而且都希望自己在竞赛中获胜。激发朗读兴趣。 （5）比较朗读：调换字词，进行比较朗读。针对具体课文内容中某些重点词的理解，用换近义词的方法进行比较朗读。 （6）配乐朗读：音乐，往往能使人在一定的气氛中得到感情的熏陶和哲理的神悟。选择与各自朗读基调相宜的音乐进行配乐朗读，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7）想象朗读：创设情境的想象朗读。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时，创设一定的情境，把学生一下子带到课文的情境中，再启迪想象，不仅能激起学生愉悦的情绪，还有利于引导学生准确把握文章深层的含义。 （8）表演朗读：课堂上，教师应及时抓住时机，诱导他们进入角色，表演一下课文中的内容，加深对课文的了解，而且能启迪他们的思维，发展他们的表演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9）评读：评读可以分自评、生评、师评。所谓“评读”，就是边阅读边评议，评读要与理解课文紧密结合。评读的目的是通过评价、指导，适当点拔，给予鼓励，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引导他们逐渐在实践中掌握朗读的规律，学会朗读的基本方法。 （10）诵读：即背诵。这种朗读方式多适合于古诗文教学。当学生对文章的内容已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时，教师可要求学生背诵某些精彩的语段或全篇。这样就能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增强语感，积累名言佳句，体验艺术魅力，陶冶思想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养成高雅气质。 （11）齐读：当需要渲染气氛，重点强调，推波助澜时宜用齐读。朗读的形式还有很多比如：小组读、个人自读、同桌互相检查读、四人小组评议读、开火车轮读等形式。 2.略读：是学生从精读的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篇。中年级可以训练略读，以适应平日读书看报的需要，进而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 3.浏览：指大略地看。可用于了解课文大概内容，还可平时消遣性阅读，浏览根据需要较快搜集信息。重点在高年级培养。教会学生有目的、带着任务进行浏览，学会一目十行，要培养课前、课外捕捉有用信息的能力。 朗读是语文教学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使其受到情感的熏陶，从而达到阅读教学美感、乐感、语感、情感的和谐统一。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简谈小学语文老师应具有的文学修养 摘 要：语文学科的教和学，都是以文学修养为基础的。但是受到小学生阅读的质和量的限制，发掘教材中的“各种因素”之责就必须由教师来承担。一篇课文的教学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教师的文学修养，其次才是教学方法。 关键词：语文教学；文学修养；阅读能力 曾经有一位网友把教师的文学修养比作扎根泥土的树根，而学生所体现出来的对文本的感悟就是树上的枝叶了。对于文本的解读只有深入进行才能进入作者的精神境界，才能亲切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由此说明，语文学科的教和学，都是以文学修养为基础的。但是受到小学生阅读的质和量的限制，发掘教材中的“各种因素”之责就必须由教师来承担。一篇课文的教学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教师的文学修养，其次才是教学方法。 语文教师担当的责任是从语言文字、人格素质、道德意识出发，需要在文学修养、文化品位与语文教学艺术上下功夫。而对于语文的学习，它的极高的综合性，使语文授道者所具备的必须是全方位的综合素质，而丰厚的文学修养，却是语文教师素质的精华所在，像光源的聚光点，是具有生命力的。那么，语文教师应该具备那些方面的文学修养呢？ 一、语文教师对文本的感悟 语文教师从事语文教学是依据课本来作为指导的，课本中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用语言文字创作的，是反映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的艺术品，充满了灵性和创造性。能和作者的心灵对话，就是语文教师的文学底蕴在发生作用，每位作者的作品，代表的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激情、理想和心情。语文教师要让学生和作者产生共鸣，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状况，将作品恰到好处的理解深、理解透，然后让学生体味作者的思想光华和情感波澜。作者通过文学作品，无论塑造怎样的形象、渲染怎样的情节，我们做语文教师从作品中既要窥视其人性的弱点，又要挖掘闪现人格魅力的光彩，从而诱发学生的心智和情感。这是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最本质的属性。语文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启发式教育，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可以就其作品本身入深、参透，幻化出更丰富的、想象的色彩，从不同的角度去点拨、指导，和学生一起投入再创作中，激活学生的思想火花，一种源动力的热情被感染，从而产生强烈的创作热情，在融通一气中，达到师生互动的对语文学习的最高境界。 语文教师对文学的感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质，是教师本身的文化底蕴，有时候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冠冕堂皇的，它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对于语文教育，语文教师应该是民族精神的传递者，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是精神的布道者，是社会良知的启发者。有了对社会的感悟，才应该保持着高尚的情操，有着能够感悟人的精神力量，才不愧为一个语文教师，才会为社会的良知做锻造。 二、语文教师对文学的积累 古人曰：“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胸有诗书气自华”。只有教师勤于读书，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读书，只有教师热爱文学，才能教育学生热爱文学。胸中无墨，自然不能泼洒成文。“生活犹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流，泉源丰盈，溪流自然活泼地昼夜不息。”“阅读是写作的基础”。直接的和间接的积累，才能解决写作之源这个关键问题，学生提笔作文时，也才能做到厚积薄发。 人的素质就是受书籍的感染而慢慢的发生质的改变。语文教师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常常感染学生的阅读欲望，从而引领学生也熟读这些作品，在春风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滋生出灵感，感悟生命和理想，感悟人性和人生，然后产生创作冲动，更使人格和灵魂得到升华和净化。 作为语文教师要为教学做准备，注重多方面收集整理，探索丰富的教学资料，从教学论文、教学新点、学生习作、课堂实录、精彩时文等方面做积累，会给学生更多的引导。 语文教师肩负着学生的素质教育，这是大前提。而人格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关键。语文教师的正确引导，需要通过文学的途径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实现。 三、语文教师对文学的创作 这一素养，通俗地来说就是要会写下水文。所谓“志于道，游于术”。语文教学就是要使学生“学用语言，提高素质，培养悟性，促成创造”，学会应用语言是第一位的。虽说语文不仅仅是文学，但文学是语文教师必备的本能。作为语文教师，文学创作的体验，是对生活的艺术敏感，是对语文教学的感悟，是对周围新生事物的灵敏的反应。 从我国古代、现代教育史、文学史上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作家，他们在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仍不辞辛劳地在自己的责任田里不辍耕耘，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食粮，传承着灿烂的民族文化与人文精神，从而为教育起到了光辉的典范作用。 比如孔子，他既是传道者，同时也是创作者，他有非常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修养，他的教学语言典雅、规范，常常运用《诗》、《书》等古籍中的名言名句教导学生，也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来勉励学生在艰难复杂的形势中能保持高风亮节的气度。孔子还善于以物作比，把深奥或难以名状的道理说得既形象又明白，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来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使智者和仁者的“动”和“静”喻为“水”和“山”，而且做出“乐”和“寿”的美好状况和结果，非常有力地引导学生如何做一个智者、仁者。 因而，总的来说厚积薄发，语文教师只有练就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将文本的精华部分传授于学生，学生对文本的生成才能更加枝繁叶茂！也只有如此，才能让审美的光华和理性的智慧之光一起闪现在文学的天空。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小学语文老师到底该做个什么家? 摘要：有的人认为小学语文教师应要知天文也要熟知地理，应该是一个掌握很多知识的“科学家”；有的人则认为小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很深的专业知识，应该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专家”；也有人认为如今的语文老师应该是领着学生在玩中学习语文，语文教师还应该是个“玩家”等等，那新时期的小学语文老师到底应该做个什么家呢？我觉得如今的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全能的“杂家”。 关键词：积累底蕴；博采众长；留住语文味 用一句不太夸张的说法，几乎全世界的人类都在关注教师的素质问题，新课改同样也在呼唤高素质的教师诞生，甚至人们把课改是否成功就归结于教师的素质是否得以提高，而语文教师的素质尤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我觉得如今的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全能的“杂家”，要求样样了解，看似“不务正业”，实则“百花齐放”，下面我就语文老师如何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积累语文底蕴 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决定了语文教学内容的广阔性，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无论是天文还是地理，语文教材都有多企及，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本身要积累深厚的语文底蕴，那样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开展语文教学，使语文教学真正姓“语”，而不至于将科普类的文章上成科学课，将哲理类的文章上成品德课等等，而且如今的学生是身处信息时代，一些健康的、不健康的知识铺天盖地地向学生袭来，这时还需要语文教师教给学生选择和判断的能力，引领学生去亲近健康文化远离糟粕文化也是新时期语文老师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可见语文老师需要积累的语文底蕴涉及各个角落的各个方面，那样才足以去培养合格的学生。 二、学会博采众长 要语文老师成为一个杂家，需要老师去积累语文底蕴，积累各个层面的知识，但是也不是要求语文教师做个全能选手，只是要求语文老师见多识广，兴趣爱好相对广泛一些而已，如今的示范培养出来的教师专业水平一般都是比较高的，遗憾的是他们的综合素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语文教师要扮演好“杂家”这个角色，需要全面拓展自身各个方面的修养，那是不是让这些年轻的老师成为一个杂家后再走上讲台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想法，当语文老师自身的能力还不足以打开语文教学的视域时，这时的教师要学会转变思维的角度，自身不足时可以博采众长，其实我们不必小看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本深奥的书，学生就是教师最可利用的语文教学资源，学生的知识面有时候完全在老师的意料之外，语文学科的一些技能的发展有时候可以完全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合作、探究，这时的教师只要适时地组织和评价。面对这群活生生的教学资源，教师引导得当，课堂对教师的关注程度就会渐渐转移，教师灵活地博采众长后依旧是一个合格的“杂家”。 三、要留住语文味 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老师不能再为自己拥有一桶水而沾沾自喜，语文教学需要有源头活水，这需要语文教师有能力找到活水的源头，在觅水的过程中，会面对大千世界中缤纷的一切，教师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不要被缤纷的万物迷花了眼睛，这样才会领着学生去科学又全面地认识世界。 语文教学的外延很广，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有些语文老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变得盲从了，语文课没有语文味，有的上成了美术味，有的上成了音乐味，有的带着浓浓的科学味，等等。这些老师上课过分依赖现代信息技术，以不变应万变，用别人的教学设计和课件机械教学，学生合不上拍时，教师就想方设法地牵着学生的鼻子往自己那个道上引，久而久之，这些语文老师就成了学生心目中独一无二的“专家”，现代信息技术成了这些语文老师的一块遮丑布，掩盖着语文老师自身综合素质的低下。依靠现代教学技术展现的知识看似很丰富，但一味地依靠多媒体的特点吸引学生的眼球，会眼中削弱学生对语文文字本身的感悟能力，而且因为课件是预设好的，还会严重限制学生的探究和自主思维能力的发挥。 虽然语文的综合性很强，有诸如审美教育、情感教育等的语文教育的重要因素，但教师不能因为要做“杂家”而过分抬高它们的地位，要巧妙融入语文课堂教学之中，把握好教学的度，千万不能喧宾夺主。还有的老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每一个都是固定的模式，好像哪一节课少了“延伸拓展”环节就违背了新课程理念，其实语文教学的“杂”不是漫无边际的，不随意、不盲目，适当有度的“杂”是为了让语文教师在教学中更加高屋建瓴，让语文教学风景这边特炫目。 语文课改不是纸上谈兵，需要教师首先转变观念，然后以课堂为战场进行实地演习，在演习中不断摸索前进，就一定会诞生高素质的老师，继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如何当好小学语文老师 教师自身需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渊博的知识。做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最需有爱岗敬业的思想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还要有宽广厚实的业务知识，了解现代化科技知识，掌握必要的现代化教育手段；另外，需积极参与教育科研，在教育中勇于探索，创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用生动、形象的教育方法吸引学生，使学生觉得听你的课有趣、有味，从而能够自觉地、认真地投身学习。 一.实际教学中的必备“三招” 在实际教学中，还要讲究艺术和策略。笔者总结了“三招”：一是远近相宜。作为教师，不要把你的性格特点完全暴露给学生，注意远近相宜，若即若离。二是刚柔相济。如果说严格要求是“刚”，采用暗示诱导的方式是“柔”，那么必须刚柔相济，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爱心与严格要求相结合，从而唤起学生的学习责任感。三是幽默教育。变沉脸为笑脸，寓斥责于幽默之中。这既是一门教育艺术，也是教师智慧和修养的表现。幽默教育是温和亲切、满怀善意的，妙趣横生的语言能活跃课堂的气氛，增强学生的记忆，能成为运用幽默教育的教师是学生终身难忘的、可敬可畏的老师。值得强调的是，在树立“威信”的过程中，要避免走入“权威”误区，为了让学生“听 话”，利用各种手段控制学生的言行，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的意志和愿望，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样做会抑制学生的个性、情感、意志、品格的发展，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学生而言，他们的心里同样有一杆秤，通过教师的表现，在他们的印象里就给你打了分，你的“威信”如何也反映了他们对你的评价。 二、好的小学语文教师是一座桥 好的小学语文教师是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课本，学生与社会之间的桥。在教学中，教材是语文知识的载体，学生是获取语文知识的主体。教师的任务是如何能让学生从教材中获取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迁移，运用到自身发展中去，教师这座桥就是为学生走进教材，与教材交流，汲取知识养分而铺设的一条通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学生与教材交流时出现的障碍和引导学生怎样更好理解教材，运用好教材。我们不能把我们对教材的认识强加给学生，而是要给学生发挥的余地。同时也要承认学生对教材理解的差异性，教师要扮演好桥的角色，就是让教师不要越权代替学生思考代替作者言论。要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与教材交流。也就是说，教师应该是学生与教材联系的纽带。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作为引导者出现，而不是主导者。那么，教师如何能扮演好桥的角色呢？首先，要提起学生对教材的兴趣，因为兴趣是学习的首要条件。只有激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否则，桥就搭不成，或者就是桥搭成了学生也不愿意通过。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减轻学生阅读时的心理压力，提高学生感悟上入手，要让学生感受到阅读教材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沉重的负担。教材是砖，要用来引玉，而不是作为单纯的任务来完成。所以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不要让学生感到阅读就是为了回答问题和做“条块”式的分析，而要他感到阅读是为了感受一种美。其次，我们要设计好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学生发现不了或感受不到的艺术美和思想美，使学生感到教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是艺术，思想的结晶，要让学生萌发从教材中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欲望，最后我们在教学中重点教给学生理解教材的方法，让学生运用这种方法获取他们需要的新知识并加以运用，以达到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终极目标。 三.积极学习，积淀文化素养，提高文本解读能力 也许学习是老生常谈，但学习正是每一个有所成就者的不二法门。谁永远保持学习的热情，谁就能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什么时候放弃了学习，什么时候就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失去了读书学习的兴趣，觉得没什么好看了，好像什么都知道了。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开始固步自封了。一个语文教师，最重要的基本功是文本解读的能力，它直接制约着教师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和教学设计的能力。教学设计的水平是文本解读能力的直接体现。资深特级教师令人惊叹的便是极高超的文本解读能力，而文本解读能力背后，则是深厚文化素养的支撑。文本解读三个层次：课文说了什么，课文怎样说的，课文为什么这样说。 目前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都不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这是无法追回的遗憾。但先天不足后天可补，那就是学习。学习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迟的，广泛阅读经典，阅读名著，日积月累，仍可期待。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文化素养也是，文本解读能力也是，教学智慧也是。只要我们有心学习用心积累，总能一步一步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四.心存理想，坚持实践 契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缺少灵感，缺少的正是灵感之后的坚持不懈！浅尝辄止，见难即退，正是我们不能成为大家的根本症结所在。平庸，就是这样形成的。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想了之后做出来的。只有想是没有结果的！更重要的是要实践，坚持不懈的实践，不断加以反思的实践！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心存理想，坚持实践，此生必有所成，必有所获。另外，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师，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育同学们如何面对现实生活，如何处理问题，同时要注意不能时刻以一位老师的形象出现去说教，必要的时候要以朋友的形象出现，当然同时不能丢了老师的那份榜样形象。当我们选择当老师的那一刻，教书育人，就成了我们的责任，学习是我们的准备，现在准备好了，就去实践责任，要用心，用爱，用认真去面对教育，用真爱去对待学生。 五、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 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有些事情虽然危害到了你的情绪，但也会促使你思考更多的问题：一个好教师应具备哪些基本素养？原来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也会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教师怎样才能把社会地位真正地提上来？你心目中的优质教育是怎样的？如果教师追求太多的功利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什么样的教师才算是名师？是名师出高徒还是高徒出名师？你有很多苦恼要说，你要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些都会促使你深入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教育的责任是什么？这些思考会让你了解：真实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每一个优秀教师的成长都会有较为苦闷的一段路程，这一段路程将是你教育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财富。此时，我建议你来读书！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要说自己没有时间，为自己找借口是人类最可耻的行为之一。读些什么书呢？一要继续阅读本学科的专业书籍，每过一年，要让自己的科学知识变得更丰富；二是要加强教育教学类书籍的阅读，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努力阅读一些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教学类的书籍，这可是青年教师迅速成长的凭借！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如何做专业型的小学语文老师 怎样当好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否定自己的回答。 语文，它反映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它包罗万象，所承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时，我深切地感受到，语文教学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语文有这些承载，当好一个语文老师何其艰辛！当好一个语文老师又何其艰难！ 我常常羡慕那些造诣高深的老师，也常常追寻他们上课的路踪轨迹，我总能发现，他们都有一手非常自然而又巧妙的引导技巧，课堂上，学生在他们的引领下，仿佛在天地之间遨游，身心得到锻炼，精神得到陶冶，眼界得到拓展，知识得以提升。听他们的课，感觉他们与学生似在一起聊天，似在一起游戏，轻松简约，但却十分高效。所以我在想，语文老师该怎样做？大概就是要当好一个引领者的角色：挥动着你的双手，引领孩子们走进知识的殿堂，到五彩园中采摘鲜花，到广阔的海边拾取贝壳，引导他们去观察，启发他们去感受，引领他去体验……知识的汲取在默默中进行，语文的素养在不觉中提升。莫非这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角色的基本定位？ 我从事小学语文教育工作多年，在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成为学生成长的关怀者，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教育的研究者。 一、小学教师要成为学生的关怀者 在小学教育中不仅要关怀小学生的知识学习，更要关怀他们的情绪感受、情感体验，关注其知识的“安置”方式。如果在习得和掌握知识的同时并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愉悦感，体验学习的兴趣、快乐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功感、自尊感和自信心，相反产生对学习的厌倦、消极、退缩，甚至怨恨之情，这样的关怀则是片面的关怀，是“糊涂的爱”。教师作为关怀者的出发点是尊重，它建立在相互平等、协商和对话的关系上。这个道理以我多年的教学经验，真正领会到了小学教师要成为学生的关怀者是非常重要的。平时经常和学生沟通，以相互平等、协商的朋友的关系对话，多鼓励学生，以宽容的心对待学生，因为学生必定是小孩，教小孩时我们要想到小孩会长成大人的，也就是只要我们做到“教学生一生，想学生一生”，才能把小学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二、小学教师要成为学生的促进者 教师以知识传递为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受教师关注不够；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过程、结果和质量评定等都由教师决定和负责，学生的任务和责任主要是听课、练习、记忆、应试和接受评定。教师作为促进者的作用则是帮助小学生决定适当的学习目标，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途径；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创设丰富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立一个接纳的、支持性的、宽容的课堂气氛，以及为学生提供各种便利，为学生的学习服务。一个小学生从什么都不懂，不懂得写自己的名字到懂得写几千字，从不懂得1+1=？到懂得解奥数题，0，1，2，3，4，5，6，7，8，9怎么写，都经过我们教师一手教会的。如果没有小学教师教会“你”“我”“他”怎么写，没有小学教师教会“a、o、e”怎么读？怎么会读一篇课文，看一本书？怎么会写几百甚至几千字的作文？又怎么会写较深澳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呢？如果没有小学教师教会1+1=？1-1=？，又怎么会解方程甚至解函数等数学几何题呢？所以说小学教师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导者，也就是小学生的启蒙教师。启蒙教师在默默无闻工作中真正作到“教学生一生，想学生一生”。比如，我平时上课时，除了教给学生语文基础知识以外，还要教学生处人处世的道理，怎么尊老爱幼；教学生怎么遵守交通规则，怎么注意安全，不得独自去游泳，教学生怎样防火防煤气；要教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要吃“垃圾食品”，在家要勤洗理，在学校勤打扫；养成会学习的习惯，课前预习，课堂专心，课后练习；养成会爱的习惯，也就是能明辨是非，有正确的判断能力，有情感的爱，感恩的爱；会玩的习惯，在玩中锻炼，会玩的技巧，玩的时候就痛痛快快地玩个够，学的时候就认认真真地学，一心不得两用。 三、小学教师要成为教育学生的研究者 小学教师要成为教育学生的研究者，就要重新认识现代小学儿童的发展特征与教育；重新认识小学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特殊的教育功能。就要了解到“小学”的年龄阶段为8岁—15岁，这一阶段的教育与“大学”阶段相对，教育目的是打基础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事”、“学文”。了解到进入小学的少年儿童，随着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问题，小学教育工作者应引导学生认识、了解与他们的生活经验相联系的道德观念，并养成相应的道德习惯；小学是少年儿童身体迅速发展的时期，应当使少年儿童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掌握锻炼的基本技能、技巧，以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发展。小学教师特别需要用目光、笑容、肤触及各种体态语言向儿童传递爱的信息，使小学生建立对学校及老师的依恋、信任的关系；小学是儿童道德成长最重要、最敏感的时期，学校教育可以运用诸如：移情、感情应答、共同感受等方式，以及儿童的羞涩、敬畏等情感来培养小学生的同情、友谊、孝敬、真诚、尊重、宽容等基础性的道德品质；小学教育恰当地、有分寸地运用奖惩手段有助于儿童接受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在心智和德性两个方面发展成熟起来。教师在课堂以及其他教育现场开展工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个体性。儿童观摩、模仿能力和感受能力强，小学教师的言谈举止格外需要掌握分寸。小学生兴趣爱好的多向性、小学生知识教育的综合性，对小学教师的知识面、性格气质、敏感程度及其应对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要求很高，小学教师职业与大学、中学教师相比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专业特殊性。比如，我们通过家访、电话和校训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在校外的生活、学习和交友等情况，及时掌握学生的动态，以便对学生各个阶段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 我想，一名教师，只要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在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踏实前行，就会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怎样做好小学语文老师 小学语文课程、教材、教法改革，必须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个大目标着眼，不能只拘泥于原有的学科体系，还应该着眼于小学语文学科固有的特点。从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角度看，小学语文学科具有基础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特征。从学习过程和活动的角度看，小学语文学科具有实践性、累积性和外显性特征。从学习对象和内容的角度看，小学语文学科具有广域性、开放性和易学性特征。 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高低，将制约着他工作学习的成败、任务完成的好坏、活动能力的大小。而小学语文恰好是百科之母，因而小学语文的奠基作用就更显重要了。那么作为小学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语文呢？ 一、教学工作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 教学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中心，也是检验一个教师工作成败的关键。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在坚持抓好新课程理念学习和应用的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充分运用学校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大胆改革课堂教学，加大新型教学方法使用力度，取得了明显效果，具体表现在： 第一，发挥教师为主导的作用。①备课深入细致，平时认真研究教材，多方参阅各种资料，力求深入理解教材，准确把握难重点，在制定教学目的时，非常注意学生的实际情况。教案编写认真，并不断归纳总结经验教训，②注重课堂教学效果，针对学生特点，以愉快式教学为主，不搞满堂灌，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为主线，注重讲练结合。在教学中注意抓住重点，突破难点。③坚持参加校内外教学研讨活动，不断汲取他人的宝贵经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经常向经验丰富的教师请教并经常在一起讨论教学问题，听公开课多次，使我明确了今后讲课的方向和以后课该怎么教和怎么讲。④在作业批改上，认真及时，力求做到全批全改，重在订正，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在辅导中做到有的放矢。 第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教学中尊重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的生活感受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使他们形成自己不同的风格。不强求一律。有意识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各种游戏、比赛等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让他们的天性和个性得以自由健康的发挥。让学生在视、听、触觉中培养了创造性思维方式，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极大地活跃了课堂气氛，相应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第三、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①教师用发展的观点看学生。应当纵向地看到：后进生的今天比他的昨天好，即使不然，也应相信他的明天会比今天好。②教师因势利导，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③真正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④关心学生身体健康，注意保护视力，指导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搞好班级的经常性管理工作。⑤经常与家长保持联系，互通情况，取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指导家长正确教育子女等。通过以上工作，本班学生纪律、学习、生活习惯、日常行为规范等都有了较大转变，为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打好了基础。 二、重视朗读品评感悟，让课堂教学“活”起来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每一篇课文都是文质兼美的佳作，其语境描述的美妙，语言运用的精妙，思想表达的深邃，见解阐述的独到，都是引导学生感悟的重要内容。而由于课堂教学时间的有限，课文中的精彩之处没有可能引导学生一一感悟。为了使这些精彩给学生留下整体印象，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抓重点，引导学生对语言文字反复诵读，以悟出语言丰富的形象内涵，意义内涵，情感内涵。同时，让学生在感悟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居高临下地对课文进行品评，在品评中深化理解，升华认识，填补空白。 三、要提高教学质量，还要做好课后辅导工作 美国的一位教育家指出：“课堂的外延与课外的外延相等。以课堂学习为核心，能动地向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生活领域自然延伸和拓展，使课堂训练与课外行为训练形成有序、有趣、有力、有效的结合，取得语文教学的整体效益。” 部分学生缺乏自觉性，经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甚至有的学生欠交作业，针对这种问题，我就进行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树立学习的信心，有的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并不是他们没有潜能，而是不相信自己有潜能，在经历了一两次失败和挫折后，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因此形成“自己脑子笨”这种意识，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一遇到问题，先想自己不行，对自己没信心，结果自己什么都学不成，什么都不想学，作业不会做，造成成绩低下。针对这种情况，在课堂上我有意识地通过一些浅显易懂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发言机会，让他们到黑板上做题，给他们自我表现的机会，同时对他们在学习中的点滴进步，我都给以表扬和鼓励，使他们逐步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四、积极参与听课、评课，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语文教学，应是师生共度的生命历程，共创的人生体验；新的语文教学，应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用心灵去拥抱语言，和作者作心灵的直接对话，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作者伟大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操。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感受和再现作品的情思美感，体验语言的节奏感、音韵感，从而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新的语文教学，应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并期待终身学习所带来的快乐。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小学语文老师的定位分析 摘 要：小学语文教学是一个学生在启蒙教育之后，接受思想定型教育的关键阶段。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要正确认知自己的工作定位，通过正确的工作和身份定位，确立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本文就是通过分析教师职责定位，以理性思维为中心，以创新教学为目的，谈谈一名合格的学者型语文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才能为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做出贡献。 关键词：学语文；工作定位；学者型老师；小学教育 一、语文老师的定位 小学语文是一个学生思想形成的基础，更是一个学生道德培养的起点，做好小学生的语文教学的同时，必定要兼顾注意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所以一名语文老师，在这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语文大师，更要是一个道德大师，他要给学生幼小德心里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最起码的道德是非观念的树立更是离不开语文老师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在古时候，小孩子送入私塾首先要学习的是《三字经》，这是中国文明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从第一句就开始讲“人之初，性本善”是给每一个学生最基本的品质培养的一门课程，当然，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去给学生一开始就讲《三字经》，但是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首先的职责是一名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所从事的的职业是有着神圣的职责光环的，这就要求一名语文老师必须认清自己的定位：你是不仅仅是一个老师，更是孩子道德和思想的指引者，一个有一定学术深度的学者，你必须要自身建立起道德标准，不要像最近新闻中出现的那些猥亵小学生的“狼”们，落得千古骂名，给教师这一神圣的职责身上抹黑。 二、做好哪些方法让自己成为学者型老师 1.深度研究语文教材是一名优秀的师者所应该做的基本功 对于现行教材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像一般写出来的教案那样，而应该更深层里的挖掘一篇文章背后的故事，比如像四年级选的许地山先生的文章《落花生》一文，文章是许地山先生以自叙的方式写的一篇小散文，读起来清新简单，文笔流畅，而且背后有着一个做人的道理，做人应该注重你自身的作用，外表什么的都不重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下的一杯凉茶。老师应该在学生们读懂课文的前提下，结合历史背景和当下社会现象做对比，同时深度挖掘作者本人的做人风格和思想品质等，同时可以在课堂上讲讲相似的故事，或者是许地山先生生平其他的一些事迹，让学生们感觉到一个人的品质的培养离不开小时候的家庭教育。与此同时，还应该在学生和家长的关系处理方面做些研究，让学生们懂得尊重父母的重要性，这样从学术深度和思想深度上同时下手，在课堂上给学生呈现一堂丰富的一节课。 2.打破一本书挨个讲到底的方式，以专题研究的方法吃透文章和教材 要知道，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给学生教的不仅仅是一本课本，而是一门语言，传统的一学期从开始到结束挨个挨篇讲教的方式让学生感觉到的只有乏味，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方法，将一本课本划分为几个版块进行分专题研究教学的方法。比如横向方面，在讲四年级的语文课本的时候，将这一学期所要学的文章分为“诗词”、“应用文”、“散文”等几个专题，每一个专题分2周左右完成，让学生感觉到在学“诗词”的过程中只学诗词，争取在短时间内让学生对诗词有一个了解和把握。纵向方面可以把一学期总体的教学时间分为“学习阶段”和“实战阶段”，“学习阶段”主要是学习，“实战阶段”主要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学生自己把握课程内容，剖析内容，然后写读后感。实战阶段可以具体给学生一个“作文周”“作文月”等，让学生在某一学习阶段专门去做一个事情，把力量用到一个点上，得到的效果肯定比普通的一贯到底要好得多。 3.多样性的课堂教学手段让你成为学生眼中的高手 有效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课堂活气氛活跃起来，是现代教学的大方向。通过幻灯片、视频短片等现代多媒体手段，将情景教学进行到底。在语文课堂上给同学们最直观的的感官和影响，让学生设身处地的感觉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境。比如在古诗词《清平乐.村居》的课堂上，可以先放他一段网上的故事背景视频，将学生拉入到这种太平盛世之下，乡村祥和安静的境界当中去，然后引出作者面对此情此景有感而发写的文章，逐字逐句，应对文章中的各种景色相对应的人物去一一对应，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毕竟因为很多学生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他们很大一部分人没见过这种景象。 4.坚持勇于实践和不断探究的精神 这是做一个学者型的语文教师必须始终要坚持的。不断投身到语文教学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坚持不断探究，其中，最要紧的是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识见”和“识力”。“识见”和“识力”应当成为一个学者型语文教师的一项较高的和较重要的素质。“两识”对自己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确定价值观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对教材作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分析上，而且还表现在透视社会人生而表现出某种真知灼见、预见未来潮流、指出教材谬误、洞察学生潜能等方面。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每一节课都能讲出花来，有效利用业余时间提高自己的学识素养，在深度挖掘每一篇文章所富含的各个方向的知识的同时，用科学现代的表现手法将学生带到文章所描述的境界当中去，将学生摆在一个和自己平等的地位上来。赢得学生的尊重，赢得学生的爱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努力，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呼唤，是培养21世纪具有世界竞争力人才的迫切需要。我们，尤其是年轻的语文教师们，要向做学者型的语文教师的方向作不懈努力。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如何提高小学语文老师新课改下的教学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这些新的理念为我们语文教学提供了正确导向，预示着语文课堂教学将彻底改变过去以“一言堂”为主要形式，以应试为主要目的的枯燥无味的教学现状，代之以激发学生求知欲，开启学生智慧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课堂教学。 1 营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氛围 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气氛，同时，最宽松的时候是创造性思维最活跃、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在小学语文课堂上，教师要把微笑常带入课堂，富有情感地教学，语言亲切自然，趣味盎然地启发、感染，积极捕捉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课堂重鼓励多表扬，放下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的高架子，勇于蹲下身来和学生平等交流，真诚喜欢每一个学生，为学生付出真挚的爱，成为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时刻营造宽松、民主的学习氛围。 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具有创造潜能的学生一般表现为淘气、顽皮和不受约束，所作所为不符合常规，常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教师就要善于正确引导，不要动辄指责，要充分肯定学生的积极不同表现，尊重学生的独特的学习感受，使学生不会因错误而尴尬，让语文课堂真真做到师生平等、生生平等，在宽松、民主的课堂氛围中，树立学生创新意识。因此在我的语文课堂上，我允许学生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允许学生对老师、课本质疑，也允许学生说出错误的答案。在我的课堂上，学生有完全的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 2 创设生动教学情境，学生在乐趣中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兴趣，才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主动地进行学习。我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力求做到让学生变得鲜活，让学生学得兴致盎然，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享受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3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往往被忽视。因此，教学中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要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还给学生。一般可以提前布置思考题目，引导学生认真读书，深入思考。在随机提问时，也可以适当宽限时间，否则学生为了迎合老师，匆忙寻找只言片语作答，表面上气氛活跃，实际上走进了肤浅的一问一答的圈子里去了。 引导学生学会质疑求解。教育要培养人才，就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教师则要做好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分享主动求知、独立思考的乐趣。 创造交流的机会。给学生一个交流的空间，实现“文本对话”、“师生交流”、“生生交流”。应在教学的关键之处，重点之处，设计同桌交流、小组讨论环节，这样可以让学生全面深入地思考问题，理解课文内容，可以给学生提供展示个性的机会，培养他们的团结合作、互相竞争的精神。 留出当堂练习时间。语文课往往是说得多写得少，写的训练往往被拖到课外，课堂书面作业变成课外作业，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率。如果把练笔落实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当堂完成作业，通过教师的巡视指导，可以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辅导学困生，提高训练效果，使学生写得更端正，正确率更高，速度更快，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 4 加强学法指导，培养自学能力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什么？著名科学家达·尔文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语文教学应教给学生听、说、读、写的方法和基本学习方法。从现代科学意义理解，方法是指人们在有关的活动领域，把握事物规律，完成某种任务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结。古人也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足见指导学法在语文教学中是何等重要。 课前预习的方法适用于每门课程，而对于学习语文，提高语文课堂效率更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课前预习，学生掌握了其中的重点、难点，也有了疑难点，这样在老师讲课时，学生就会有目的的听，带着问题听，这样既加深了印象，又增强了记忆，比无目的、无重点、无计划的被动听有诸多好处。课前预习在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同时，又提高了课堂的学习效率，一举两得。 课文阅读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语文学习的效果，所以教师帮助学生掌握阅读的方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应在教学中教给学生课文阅读的思路，即教给学生理解文章结构，概括文章大意，总结文章中心等的方法，要从教学中不断摸索，指导学生阅读学习的各种方法。例如，理清文章结构，可以用“抓过渡句法”；阅读不同文体的文章可采用“析因阅读法”、“快速阅读法”、“重点语段突破法”等。科学的方法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这样，每教给学生一种方法，就好比教给他们点石成金之术，学生轻松自学的同时，课堂教学效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总之，只有目标明确，教法科学，学法正确，手段先进，才能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在新课改下，我们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涉足新领域，提高新能力，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和文学修养，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才能把课上得有魅力，才能不断提高课堂效率，才能真正适应新的教学形势。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浅谈如何做一个有诗意的小学语文老师 【摘要】作为小学语文老师我偿到过课堂教学失败的辛酸，也享受过课堂教学成功的喜悦。我深深感到，一个教师真的在教学的实践中不断成熟起来，不付出艰辛的努力是不行的。于是，我总在想，怎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呢？怎样做才能把一个赏心悦目的课堂教学奉献给学生呢？本文着重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语文老师 有诗意 关注生命成长 文化内涵 新课程来临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也接受过多轮的有关培训，也参加过多种形式研讨与交流。可是我们的多数课堂还是涛声依旧，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现在，教师牢骚满腹，把矛头指向改革。而我认为，改革没有错误，问题出现在倡导改革的同时，忽视了教师基本素养的提升。语文是诗意的语文，一个小学语文教师也应该是一个诗意的语文教师。做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不仅要有理论的支持，而且要有深厚的文学底蕴，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力量。小学语文看似简单，可是它包容丰富的内涵。语文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人文性。我们面对鲜活的生命，你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与能力，还有方法与过程，更重要的情感与态度。 一、一个有诗意的语文老师应该关注的是学生的生命成长 生命的基本要需要是物质与精神。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我们满足不了孩子的物质需求，那么输入给孩子的精神就显得重要了。孩子的精神从哪里来，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靠教师人格的影响和人性的发挥。教师的崇高在于无私的奉献，在于爱心的流淌，在于对孩子的尊重。“你是快乐的，我是幸福的。”是一个教师永远追求的教育境界。语文是富有感染力的学科，如果说一个语文教师，没有丰富的情感，没有优美的语言，没有应变的智慧，怎么能驾驭课堂，怎能让孩子喜欢语文。一个好的老师应该让学生感到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包括你的外表，你的体态，你的眼神，你的笑脸，你的手势，你的语言？？都能给学生心灵的震撼。 二、一个有诗意的语文教师必须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不说通晓天下事理，至少要了解文学、史政、科学、哲学等。课堂中，学生提出了很多疑问，教师采用的策略都是“学生问学生答”。学生实在回答不了的，把问题留下，课后自己解决。也许有人说，这恰恰是教师的高明，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我认为不完全是。课堂教学是对话的过程，教师该解答的要解答，该告诉的要告诉。把一切问题推卸给学生，教师是不负责任的。从另一角度来看，不得不怀疑，这位教师也回答不了。如果我们的教师都这样上课，那么我们的教师真是个“大老爷”了。这个“大老爷”谁都能做。 要想让学生喜欢语文，首先要让学生喜欢老师。我的小学经历了几位教师，我暂且不责怪那个年代，但是，教师素质各有高低。有一个教师，整天的骂骂咧咧，说话冷嘲热讽，土话、粗话口不遮拦。学生几乎是在驯养中成长的，那么，谁还能喜欢老师，谁还能喜欢语文。有一个教师，言谈拘谨，幽默风趣，妙语连珠。在日常的用语中，就能透出他的文学素养，他引用的一句格言，一首古诗，一个典故，一个成语，都成为我们课下效仿的经典。这个老师看起来有点“文皱”，可是在他的熏染下，我们确实受益很多。我们感觉到学习语文是最大的乐趣。 三、一个有诗意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高超的教学艺术 艺术是技能与智慧的完美结合。艺术包括处理教材的艺术、课堂设计的艺术、教学方法的艺术、处理问题的艺术，以及语言、板书、操作等艺术。所谓艺术就不是大众化的，突出的是个性与新鲜。一个充满生机与乐趣的课堂，教师要有好“点子”，这“点子”就是艺术。同样是组织教学活动，不能简单照搬，甚至是反复操作一个模式。而应总能创设出富有个性组织形式。又如阅读方式，如果总是一个模式：复习—导入—学字—读文—作业。学语文就像走程序，学生还有什么兴趣可言。所以艺术，是智慧与技能的结晶。 上一节语文课容易，上一节生动活泼，赏心悦目的语文课不容易。做语文教师容易，做一个受欢迎的语文教师更不容易。如同高山流水，春雨缠绵。情景交融，自然流放。师生融洽，兴趣盎然。充满着自信与关爱。才华横溢，运筹帷幄。语言优美，风趣幽默。做到这些是我们每一个语文教师始终追求的目标。 四、一个有诗意的语文教师要有激情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能让人兴奋，充满活力，如果发挥了它的积极性，便能使人产生超常的力量，出色地表现自我。拥有激情，会让人更自信，能力更强，它是成功的催化剂。教师作为一种综合角色，需要演员丰富细腻的表演天赋，政治家的机智雄辩，主持人的敏捷和口才，艺术家的独具匠心，更要具备这种能激发灵感才艺的职业技巧和品质——激情。这一点我们从徐老师身上领略的很充分。学生最爱听她饱含情感的教学语言，教师抑扬顿挫，缓急有效的讲课声，既能传情达意感染学生，又能帮助理解，引发兴趣，从感官角度上看，还会由于变化的刺激提高学生注意的集中性和稳定性，减少听课疲劳。激情教师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不经意的表扬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一旦被融入积极的“心理场”，思维就被有效激活，注意处于高度醒觉状态，就为学生创设了良好的心理环境，学生的创造性潜能将极大的发挥出来。学生最尊重有教学激情的教师，只有教师兴致勃勃，学生也才能兴致勃勃。 （作者单位：江苏省盱眙县五墩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新课改环境下的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换心得 【摘要】新课改实行后，对现代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教师是教学的关键。所以，所有的要求都必须以老师角色转变为基础。本文作者针对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变提出了几点看法。 【关键词】新课改；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换 一、小学语文老师的传统角色 传统的教师只是扮演一个相对单一的知识传授者的角色，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行，小学语文老师在教育修养、教学水平和自身知识积累等方面的落后会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学发展的障碍。小学语文老师角色的局限性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一）观念陈旧 一些老师观念陈旧，他们认为做好小学语文教学就是讲好小学语文教材上的内容，以及把大纲上要求掌握的教给学生就可以了。而学生接受老师传输知识的方式也就是多做题、多考试。 （二）学科水平低 现在小学语文老师的学科水平普遍低下。他们的知识面窄，综合素质低，除了小学语文，其他的基本上什么都不懂，这导致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味地讲一些语文课本上的知识，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教育科研能力弱 现在大部分小学语文老师不具备教研能力，他们的主要教学工具还是停留在“一块黑板讲遍全书”的阶段，不能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比如：电脑和互联网等。 以上的这几点都与新课改对小学语文老师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小学语文老师角色的转变。 二、传统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单方面的教学行为 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要有老师的“教”，也要有学生的“学”，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而在传统的教学中，小学语文老师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控制了整个教学过程，他们往往忽略了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在实施新课改的今天依然存在“一言堂”的现象，一支粉笔，一本教参，一本现成的教案成为传统语文老师的经典教学工具。这种死板的教学方式剥夺了学生在课堂中表现自我，积极发言的权利，使学生与老师处在了不平等的文化地位上。我们经常提倡民主、平等、爱生尊师和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更是因为这样的师生关系更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和良好社会行为的形成。 （二）“开放教学”的随意现象 “教有定法，教学无法”，如果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片面理解新课改的要求，过分夸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课堂教学的开放性，忽略了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就会使小学语文教学进入另一个误区。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毕竟没有深入理解、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让学生发挥充分的自主性，就会使学生在内容深刻的文章面前无所适从，只是简单地理解一些表面意思就不了了之了，难以掌握文章真正的精髓所在。同时，实际教学表明，过度的开放性教学会使课堂教学效果难以把握，进而影响到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求知欲和好奇心。所以，小学语文开放性教学的开放程度、如何开放等问题是需要我们依据学生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要求进行调整的。 三、小学语文老师角色转换的方法 （一）保持先进的教育理念 教学是教学行为的参与主体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影响、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首先，小学语文老师的角色必须从以往的知识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教学过程的设计一定要根据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课堂学习的主体地位，这同样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现代教学理念已经不是传统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每个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标准，只要他们能够朝着自己的成功方向努力就可以了。其次，现在是素质教育时代，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要不仅会读书，还要会运用书中的知识去解决一定的现实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传授知识外，还要注重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民主、开放、科学是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所以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去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教师应该拥有创新精神，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能力。比如在课文赏析过程中，我们可以先让学生自己预习，通过互联网等途径搜集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成果，老师对同学的成果从修辞、写作方法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评价，然后给予肯定，增强了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 （三）注重情感教育 新课堂标准把情感教育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传统课堂教育中我们过分注重了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缺乏人性化，这导致课堂上气氛沉闷，学生没有学习的激情，学生就如同“书呆子”一般。如果我们在授课过程中能够多点激情，让学生有求知欲、好奇心、成就感和紧迫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效率必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总结：总而言之，小学语文老师角色的重新定位与新课改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对教师个人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小学语文老师应该主动积极地完成教学中角色的转换，为培养新型人才打下基础。 小学语文老师论文:做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老师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许多语文老师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出现了部分老师埋怨新课改的情况。发牢骚和抱怨是无益的，应重视自身基本素质的提升和锻炼。语文是一种有心的文字，语文教师也应该做一名有心的语文教师。 关键词：小学；语文；有心 做了多年的小学语文老师，听了许多节各式各样的语文观摩和优质课，其中的感悟也有许多。从小学语文教师的成功和失败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教好小学语文，必须做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那什么是有心的语文教师呢？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让学生喜欢自己。学生们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对学生要多加赞赏和鼓励，少对学生进行训斥和打击。在上课的时候，尽可能做到幽默风趣、言谈拘谨。多多引用名言警句，唐诗宋词。经典寓言和成语故事也能被我们搬进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成为一片知识的海洋，让学生在浩瀚的大海中自由自在地去享受知识，让学生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拥有激情。身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不但要有丰厚的教育教学理论做基础，还要具有浓厚的人格魅力。不但要备好课、讲好课，而且还要在课外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拓展自己的视野。我们在面对活力十足的青少年时，不但要把语文看成一种语言工具，而且还要用我们的魅力，把语文包含的人文性生动活泼、富有激情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培养热爱语文的情感和态度。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在进行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时候，应该以人为本，在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提高他们能力的同时，要加倍关注学生精神的成长和要求。我们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每一位学生，让我们的尊重在课堂中散发出它应有的光和热。我们要让课堂充满美感和爱，用优美的语言和肢体动作，用充满关爱的眼神和笑脸去面对每一名学生，从而净化学生的心灵。 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还应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我们不单单要了解文史哲，还要涉猎政史地和理化生等知识。小学生们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授课时，我们要广泛地讲授与课堂相关的文化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 总之，我们要用自己的人格和智慧，用我们的知识和技能，用我们的爱心和宽容去感染每一名学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名有心的小学语文教师。 （作者单位 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地方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社区”一词，他认为，社区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某种自然意愿，这种自然意愿包括感情、传统和人们的共同联系。当社区建立后，就一定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一般而言，社区文化“是一种特殊社会文化，是在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1]社区文化包括“社区的场地、建筑及其他公共设施等社区成员生活环境的物质文化层”，以及“社区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水平”等社区精神文化，[2]还包括“制度方面，即为保障社区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建立的一系列规章、的一系列政策所构成的规范结构”。[3]社区文化对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如在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提升认识水平与思想觉悟，以及推动社会沟通、增强心理凝聚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社区中一个特殊的单位，地方院校受着社区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同时也是社区文化的营造者之一，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而深刻的相互关系。教育部在《面向二十一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中明确指出，大力开展社区教育，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文件精神表明，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语境中，社区和高校都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区校共建。因此，地方院校在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如何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资源，积极汲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最终形成院校与区域之间教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良好格局，值得认真思考。 一、章贡区的文化资源及其特征 章贡区位于江西省南部，为赣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下辖5镇和4个街道办事处，共57个行政村，48个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和12个镇辖居民委员会。①章贡区区位优势极佳，是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区的直接腹地和内地通往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长江三角洲与华南经济区的纽带。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章贡区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市于1994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市，另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先进文化区”、“全省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荣誉。章贡区历史文化形态是赣州市这一独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 1.名胜广集，古迹荟萃。章贡区文物名胜众多，有“宋城博物馆”之誉。辖区共有84个旅游资源分布点和230余处名胜、古遗址、古建筑和纪念地，其中以宋文化遗产为主导的历史名胜与人文景观最为著名。另有“江南第一石窟”之誉的国家4a级文物保护景点通天岩；开创城市“八景文化”先河的八境台；声名远播的郁孤台、文庙、慈云塔、福寿沟等名胜古迹。 2.名人迭至，人才辈出。自唐以来，许多文化名人曾涉足赣州这块土地，如孟浩然、苏轼、辛弃疾、周敦颐、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等都曾官居或旅居于此地，留下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诗文佳话。如今的章贡区，人力资源充足，全区拥有3所本科院校，4所大专院校，5所中专学校，每年能培养各类人才2万多名，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3.文化设施及活动蓬勃发展。章贡区非常重视文化设施建设，扩建或新建大型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儿童乐园等。这些文化场馆既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又充分反映章贡区当前文化发展的概貌，对地方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章贡区现已拥有老年艺术团、腰鼓队、健身操队、京剧票友等各种文化活动组织500多个，每年开展文化活动达500余场，参加的群众累计已超过百万人次”，“社区文化开始从自发走向了自强”。[4] 4.多元文化融合，民风淳厚稳健。章贡区的文化资源丰富，兼容并包，赣州宋城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化、理学文化、生态文化等都对辖区有着深刻影响。地方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需要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兼容并包的文化襟怀及大气开放的文化语境。章贡区的文化资源优势，不仅显现厚重的历史魅力，而且彰显出一个现代之城高端的文化品位，这将成为地方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强劲助推力。 二、章贡区文化资源的人文素质教育优势及意义 章贡区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的文化宝藏，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贯穿其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尤为重要。 1.章贡区作为江西“南大门”赣州的中心城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大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资料来源。从历史渊源来看，赣南，古称“虔州”，繁荣于 两宋时期，章贡区至今仍保存数量众多，有较高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宋代文物和文化遗址。因此，将这些历史文物、遗址等名胜在人文教育中加以运用，可以使大学生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了解城市的发展历程，感受城市人文精神的绵延，增强自豪感与自信心。 2.红色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教育内容，为大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学生自强不息，励志成才提供典范。章贡区所在地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有红色故都瑞金、万里长征第一渡于都、模范将军县兴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曾在赣南从事过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在红色文化浸润下，章贡区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尤其是革命志士为了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应成为大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教育的宝贵内容，并成为大学生人才成长的向导和典范。 3.章贡区亲历了从蛮荒闭塞走向现代开放的历史变迁，为培养大学生坚强意志与开拓精神提供了动力源泉。据《山海经》记载，远古时期，赣南除有少量的“赣巨人”居住外，几乎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原始蛮荒之地。随着人口迁徙与历史演进，赣南成为与闽西、粤东相提并论的全国三大客家人聚居地之一，被誉为孕育客家民系的第一块热土、客家文化的摇篮。先民数代长途迁徙赋予客家人勤劳坚韧、团结协助、乐观宽容、大气开放的精神。章贡区作为赣南客家人的集聚地之一，客家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进取性都得到鲜明的体现，这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提供了精神源泉。 4.文化、历史和自然共同孕育出的人文精神，为大学生进行性情陶冶、文化认同与现代人格教育营造了优良的环境氛围。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赣州呈现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并构筑坚韧、和谐、大爱、包容的赣州精神，这些文化个性与旖旎的自然风光、淳厚务实的民风、贵真质朴的民俗交相辉映，为大学生陶冶性情、提升人格境界营造良好氛围，可以培养大学生热爱自然、社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情怀和高尚情操，使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利用章贡区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挖掘地方高校所在社区的人文历史资源，弘扬地方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最直接、最现实的教育途径之一。作为章贡区内的普通高等院校，开发辖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 1.开设专门的地方历史文化课程，并汇入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当中。课堂教学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地方院校应采取措施，通过有条不紊的教学计划、教学手段，结合各个院校办学特色，可开设如“章贡区人文景观”、“章贡区民风民俗”等区域历史文化的公共选修课程，向学生介绍章贡区历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发展；也可开设具有浓郁章贡区特色的文学艺术类公共选修课，整理、挖掘留存下来的诗文佳话、人文逸事等，形成辖区文学艺术史的系统教学，以切实优化人文素质课程结构，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2.为营造良好的地方历史文化氛围及宣传平台，还可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打造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网站推进人文素质教育。如可以通过社区与高校之间协同合作共建“红色章贡网”、“章贡人文历史网”、“章贡名人网”、“章贡风光网”等途径，打造远程教育平台；开辟网上资讯、答疑服务平台，各网站除了及时与当地历史文化资源有关的新闻和消息之外，还可利用网络的优势，将古迹名胜的图片、文字资料、红色革命歌曲、影视剧等到网页上，供人们浏览下载；另外，还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发网上全维虚拟游览系统，将现有展馆或人文景观制作成视频，链接到章贡区网站，供人观看学习。 3.深化社区文化资源的认识与研究，推进特色教材建设。地方院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地方特色研究和相应教材建设，形成完整的教材体系。其内容基本面应涵盖赣州市及章贡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地域精神等，在教材的组织编写中，应该注意五个切入点：（1）人，指地方文史、人物、传说、典故之整理呈现；（2）文，指民俗节庆、历史文物、传统民俗等；（3）地，指地理、气候、动植物等天然资源之发掘与利用；（4）产，指当地传统产业及创意产业增加值；（5）景，指自然、人造、生活情景等特殊景观之营造。[5]充分考虑人文与自然、历史与当下、知识与趣味等相结合，将专业学术性与专业知识通俗化并举，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4.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爱国主义基地、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参加当地的各类纪念活动及学术研讨会，参观工厂、企业、街道等。了解章贡区历史文化遗迹、开放开发进程；领略章贡区风土人情；感受章贡区民间文学艺术等，培养学生对章贡区历史文化的领悟力，从中得到做人成才的启迪，促进其人格完善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在学校开设地方历史文化专题讲座、论坛、演讲会、报告会、知识竞赛、文艺会演、主题班会；或组织区域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研究会等协会方式。这些 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也是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形式，在这些活动中，优良的文化传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精神。 5.遵循学校、学生、社区三位一体的原则，着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区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要始终坚持以学校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整体利用区域思想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有重点建立不同类别和功能的教育实践基地。如根据地理位置，可以建立辖区内不同景观的教育资源基地；根据功能进行建立，可以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客家民俗文化资源基地、赣南美食的文化产业园、体育运动资源基地、影视教育基地、宋城国家遗址资源基地等，这些实践基地是地方院校需重点开发利用的区域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而且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与社区文化的繁荣，真正实现高校和社区的双赢。 总之，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而且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6]运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空间，而且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得以在当代传承。因此，在实践中要不断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致力于通过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多个层面，使学生学有所乐，乐有所得，切实使人文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导向与选择 摘要：人文素质教育可以从高职院校教育理念与高职院校教育实践两个方面理解其特征，但是不管从上述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理解，都需要具体的课程设计来付诸实践。就像是教育的实施需要通过课程来落实，人文素质教育也必须由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来完成，这是一个由理想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主要关注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具体设计的基本路向和课程的结构内容的安排。 关键词：离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课程结构 一般来说，人文素质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主要依据三种课程理论。一是精义论。主张以经典著作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因为人类的文明在变迁中有其永恒不变的价值存在，这种核心价值尤其保存在经典文献之中，因而经典著作便自然成为课程设计的中心。二是均衡论。认为知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各种知识都统筹兼顾，均衡发展，才能避免20世纪以来学术过于分化所导致的视野狭窄，心灵缺陷，因此，必须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均衡的视野、平衡的心智。三是进步论。强调教育必须为学生解决问题，对他们的生活有所裨益，因此，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内容必须与学生未来的生活相结合，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目前。我国大学人文素质课程设置受这三种理念的影响，但主要受进步论影响较大，强调实用性，强调为职业做准备。在具体的人文素质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上，则偏重于应用型和专业化，按照学科专业式的思路进行，即基本上就是把某专业的课程降低要求、稀释内容后拿来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这种课程所能起到的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我们认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三种基本课程设计理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结合职业的特色，在强调各个学科之间有机结合的同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原则设计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明确指向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1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结构与内容设计 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本质上讲，这一课程又是面向所有高职生的、非专业性和非职业性的文化知识课程，具有人文素质性、广博性和基础性的基本的标准规定性。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一是使高职生获得认知世界和理解人类及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二是为高职生提供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性文化知识。再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价值上讲，这一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具有适应社会主导性文化的功能价值，还具有导领社会健康发展的功能价值；不仅具有使高职生知识结构达至和谐的功能价值，而且还具有营造高职生可能生活的功能价值。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唤醒高职生主体意识、促进高职生自主性、社会性、伦理性和提升高职生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知识。因此，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该围绕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基本历史概况，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实质，获得思考和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二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历史，分析我国科技发展的传统思想及时代精神，获得对我国科技发展史的基本认识及我国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三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基本内容，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性；四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科技发展的阶段性历史与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的关系，认识和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获得中西比较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五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面临的问题及应该急需解决的问题，了解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发展的策略、科技生产力的构成及发展现状，以及公民的生活水平、精神状况等等，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认识；六是让高职生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格局，分析造成民族矛盾、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地域性战争、饥饿、贫穷的多方面原因，使高职生认识和理解和平、团结、宽容和理解之于处理国际争端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论领域的冲突与融合的意义和价值；七是让高职生了解科技发展与人文世界的关系处理问题，认识偏重于科技发展而忽视人文教育所导致的、我们已经有所经历的现状。获得一定的科技伦理性意识和思维；八是让高职生初步了解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观，领悟美的真谛，培养和培育高职生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意识，升华高职生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 2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领域的选择 (1)应确定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整全性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教育思想、儒家“仁”学理论、天人合一、理学思想、道家、墨家等思想学说，这些方面的传统思想，对现代高职生来说。可能存在着疏离和陌生感，所以，加强对我国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知识教育，不仅有利于高职生认识和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能够为高职生的知识获得历史性的时间深度，使高职生的知识结构的构成具有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础。 (2)应确定西方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策略的实施，西方多元的文化的价值观、不同主张的自由化思想观念等对我国高职院校高职生有着很大的冲击力，极大地影响着高职生对我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虽然我国高职院校加强了“两课”教育，但从根源上讲，还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能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向高职生做出根源性的分析，以至于高职生只是关注目前我国与西方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性，而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历史性发展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领域的知识做出精要性的选择，以使高职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有一个历史的、全面性的认识。另外，也是有意扩展高职生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认识及思考的空间跨度，以增加高职生比较研究的意识和提升高职生思维判断的能力。 (3)应确立“人、社会、自然之间伦理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在其知识结构的构成上，更多的是专业性和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其思考或认识的视野较为狭窄，所以，从扩展高职生的知识广度和思维视野的角度，也是应该开设专业教育课程与“人、社会、自然找之间相关的课程；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物质文明，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和对立：大气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土地沙漠化、森林及生物植被的锐减等，这些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己经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发展，致使 人们不得不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人类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应该让高职生认识和了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感悟“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之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其三，目前，环境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新的领域，让高职生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环境问题，以加强高职生环境意识。 (4)应确立“生物科技与人类生命观”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原因的思考；一是生物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21世纪人类最耀眼的科技成就之一，但同时也严重地挑战着人类的生命观，特别是人类基因图绘制的重大突破，人们不能不思考生物科技与人类生命观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复制人”为例，这一生物科技的发展，不仅涉及人的生存权、代间伦理与法律关系等问题，也直接冲击人们对生命问题的态度。因此，加强生物科技与人类的生命伦理教育，引导高职生思考随着生物科技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人的、人类的、社会的、伦理的重大课题，诸如：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尊严、复制人的伦理与法律关系、坠胎与自杀的道德意蕴、器官移植的道德意义等21世纪人类必然慎思和深思的问题。二是把21世纪必须慎思和深思的“什么是生命”的问题与我国传统的生命观教育结合起来。我国传统思想中有着对“什么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何在”这类人之生命观的深刻思考。在21世纪生物科技迅速发展之下，以我国传统的“人之生命观”来反观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不仅能够使高职生认识和了解我国传统思想中“人之生命观”的伦理意蕴。而且使高职生能够以我国传统思想中“人之生命观”的思想底蕴，面对生物科技发展之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现实性冲突。 (5)应确立“人、经济、社会之间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知识经济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初见端倪，使得知识的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凸现出来。那么“人、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必须让高职生有着辩证的和理智的认识；其二，让高职生认识“人”在这三者之中的地位变化的历史过程。在以“财富积累”为社会发展策略的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人”却在这一社会发展中处于次要的、充当着经济及社会的理性化工具这一角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策略向“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转变，人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重心，人的地位被凸现出来。但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发展中的“杠杆”性调节功能，再加上知识经济的功利性属性凸现于人们的经济性行为中，使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上出现偏差，人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应有的定位和地位。因此，必须让高职生对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一个整全性的认识和了解，让高职生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在三者关系中的定位，树立起“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思想观念，以端正高职生当前及未来的思想观念。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远程教育环境下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和途径 摘要：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是人才的必备素质。大学是人文精神的创造源和传播源，面对当今大学（包括广播电视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和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综合素质状况，本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分析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低下和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简要阐述了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并就如何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远程教育 人文教育 意义 途径 1.引言 三十多年来，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的远程教育，在坚持依据成人教育特点，实施大众化教育，服务基层，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人文素养严重缺失，具体表现为：成人学生存在急功近利，职业道德差，诚信度差，文化教养水平偏低；年龄较小的中、高考落榜生，学习成绩差、信仰缺失、对真理与金钱取舍颠倒、做人标准模糊、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等。如此表现，与教育的目的相去甚远，因此，各类远程教育学校必须注重人文素质教育，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2.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 “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包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国家、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即人文素质教育是以传承人文精神为手段，以提升灵魂、塑造健康人格为目标的教育。针对远程教育的特点和学生的人文素质状况，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对个人乃至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人文素质是一种基础性素质，它包括文学的、历史的、艺术的、思想道德的、社会伦理的、科学的等等，这一切对于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渗透力。人文素质对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表现在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还表现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改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等几个方面。 2.2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通过有目的培养而获得的。而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除了具备宽厚而有深度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要具备高品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质，使学生能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交叉、互相训练，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以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这是教育的重要责任。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优良的人格特征是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必备心理品质。超一流的科学家身上都具有优良的人格特征和一流的人文素质，他们是科学家，同时也是具有良好人文道德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在科学本身，还在于他们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可贵的人文品格。 2.3良好的人文素质可有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亦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容，是人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等其他方面发展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只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人的人文素质，即思想境界、精神情操、认识能力、文化教养，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标志。高雅的人文修养可使学生自觉关怀他人、关怀社会、关怀人类、关怀自然的意义和价值，逐步具备健全美好人格，不断由必然王国向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攀登。 3.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 面对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偏低的问题，学校应利用自身的软硬件和教育优势，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全面建设学校人文环境，以图解决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3.1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的，加强人文学科建设 学校要树立与现代教育特点相符合的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宗旨的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纠正唯技术、唯知识、唯学历的倾向，以人为本，把重点转到培养学生完满美好的个性、健全完整的人格、自由开放的精神、创新开拓的意识上来。因此，要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课程设置、资源建设和配置、经费投入、师资培训等方面保证人文学科的教学需要。在必修课和选修课中，设置诸如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为学生接受较为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奠定基础。 3.2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干部和教职工队伍 强化“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教育理念。应加强对教师的包括师德在内的文化、品德等人文教育，使其始终以高雅的文化素养教育学生，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依据远程教育特点，加强学校管理部门和服务机构的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其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避免出现管理、服务与教书在“育人”上的“两张皮”现象，净化和优化学校的育人环境。 3.3在专业课程传授过程中渗透人文精神 教师应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积极地渗透人文教育：一是在导学过程中，在讲解基本理论和知识点的同时进行灌输。可采取情景式教育，置学生于实景中，使其从中受到教育，得到感悟。二是通过网上答疑、小组学习讨论等形式，由教师给出题目或问题，师生共同进行探讨，达到共识。 3.4注重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是实现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文化启迪的主要形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一是开办系列人文社会科学讲座，帮助和指导学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二是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如各种艺术节、演讲比赛、科技节、摄影书画展、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等；三是加强校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建设，突出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启迪和熏陶。 4.结语 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是人才的必备素质。我们充分分析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低下和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强化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并针对性的就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提出了建议。使学生的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大规模扩招，一批中等艺术学校升格为高职艺术院校，许多普通院校也相继增设和开办了艺术类专业。在艺术教育普及化的今天，由于人们对艺术生长的土壤——人文素质重视不够，导致了艺术教育呈现出重专业、轻人文，重功利、轻素质等倾向。艺术院校学生伸手能画、开口能唱、登台能演但是提笔不能文的现象已愈加突出。如何提升艺术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增强艺术创作的能力，已成为当下艺术职业教育要直面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高职艺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现状扫描 （一）重专业课程学习，轻人文知识积累，功利主义思想盛行 目前高职艺术院校考生文化课成绩普遍偏低，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学生在校期间大都只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而《文学欣赏》、《大学美育》等人文课程则受到冷落。“听不懂，没用处”便成为一些同学经常逃课和不听讲的理由。一些学生甚至占用课堂学习的时间去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演出、比赛和选秀活动，而对文化课程的学习则不再关心。笔者所在学校一位黄梅戏表演专业的学生，曾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比赛金奖，其参赛剧目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以后，全国各地很多热心观众来信对他的表演给予肯定。但当笔者提议他回信表达感谢时，却只有寥寥几句便无话可写，看后令人唏嘘不已。“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1]。艺术教育也陷入了功利主义教育，这值得我们警醒。 （二）个人主义倾向明显，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欠缺 应该说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是时下“90后”大学生普遍性的特点，但是高职艺术院校的学生体现的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艺术教育特别是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方面都比较重视实践与形象思维，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艺术专业的课程内容和学习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个人单独进行练功、学琴、练声或绘画等比较常见，缺乏在集体中学习和交往的体验，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心理脆弱，情绪化比较强，意志力比较差，在行为上自由散漫，我行我素，集体观念相对淡薄，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和自律意识。 （三）价值取向偏离，理想信念模糊，缺乏社会责任感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影响下，一部分学生存在着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偏离等问题，容易受到社会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影响，缺乏对社会、他人的关注与感恩；在是非问题上缺乏判断力，容易轻信他人，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高校的“两课”学习不感兴趣，不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很多大学生没有了对弱者的同情，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没有了对个体角色的自期与自律，没有了起码的道义感，丧失了社会责任感。 （四）重艺术实践、轻理论学习，缺乏必要的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 前面说到艺术院校的学生普遍重视专业学习，但这种重视也仅仅表现在重视艺术实践上，如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唱腔、身段、剧目彩排等实践课程，音乐专业的同学只重视声乐、器乐演奏等专业课和文艺演出；而对专业理论学习普遍轻视，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缺课情况时有发生，导致理论功底差，知识体系不健全，表演或创作的作品只求“形似”，难达“神肖”，更别说“形神兼备”，亦或创新。人文素质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他们艺术创作的酝酿、构思和表达，继而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 二、艺术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高职艺术院校录取新生文化课分数线偏低，导致其文化底蕴和综合素质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新生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一些高职艺术院校录取新生的文化课分数不足200分，艺术院校成了“低分考生的收容所”。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过低，使得艺术类的学生较早放松了文化知识的学习，文化基础良莠不齐、人文素质相差悬殊的学生大量进入高职艺术院校学习。 （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现行高职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中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 现行艺术教育功利化的倾向明显，一些刚刚升格的艺术院校大多存在办学时间短、文化底蕴不足的先天缺陷，大部分学校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校园规模、硬件、经济效益上，忽略了校园精神和人文环境的培养。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式，都在迎合社会需求。在培养目标上片面强调“以就业为导向”，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而忽视学生的思想情操、社会责任感等人文情怀的培养。加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一些影视明星、歌星一夜成名的新闻报道对艺术院校的学生产生了误导，使其变得浮躁和虚荣。 （三）人文教育机制的缺失影响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展开[2] 由于高职艺术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合理的保障机制。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等部门在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上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教学计划，更多的只是依托学生社团、课外活动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这种碎片化的教育既缺乏针对性，也难以为学生提供完整的人文知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三、提升艺术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实施路径 （一）充分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母体价值和固本意义 良好的人文素质是大学生艺术构思与创作的“母体”和源泉，能提升大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同样，文化底子的松软会使一些专业冒尖的学生因小失大、功亏一篑。比如，央视第十三届青年歌手大赛上发生了有选手不知道“焚书坑儒”发生在那个朝代，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谁的尴尬一幕。我校许多表演专业的学生毕业从艺多年以后，逐渐意识到了“演员一开始是比演技，比到最后就是比文化。”所以，对艺术院校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将有助于他们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艺术理论修养，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二）重视教师队伍人文意识的培养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者，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体。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关键在于教师这一环节。如果教师不树立人文教育的意识，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那么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师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人文素质，把人文教育融入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形成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人文教育共识。 各学科教师应各司其职。公共文化课教师在教授人文知识的同时要深刻挖掘隐藏在人文知识背后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例如，语文老师以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人格精神、人物情感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专业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师生接触的距离也更近，学生较长时间师从专业教师学习，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往往演变成更亲近、更融洽的师徒关系。因此，艺术院校的专业任课老师也应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在专业教学中自觉渗透人文教育，将人文知识与精神贯穿于专业教学和艺术创作的始终。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献君教授就提出了在专业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的方式，即“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3]。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三）深化人文课程的教学改革 在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不宜占用太多课时，不宜挤占专业教学课时，这是一个共识。这里所说的深化人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主要是在人文公共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上进行改革探索，尽快建立一种既不必挤占过多课时，又确实富有成效的教学新思路、新模式。例如，长期以来盛行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以及过分强调系统性、完整性、讲深讲透的教学要求，都不适合人文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大力推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直观示范式教学，以帮助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 此外，重视人文课程设置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必修课上才能体现出来，优化人文课程必、选修课程比例，将原来的课程化整为零，拆分成小型灵活的选修课，充分利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与精力，让其依各自的兴趣爱好自主选修，也同样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加强校园文化内涵建设 1.营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环境，弘扬人文精神 校园的自然环境、文化设施和校舍建筑是现代大学人文、学术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文化建设重要的隐性课程。校园文化环境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艺术院校更应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做好校园整洁和绿化，设置优雅别致的人文景点和休闲读书点、亭台楼阁、艺术长廊等，以此来感染和滋养学生的人文情操。例如可在校园文化墙上张贴弟子规、二十四孝故事等经典挂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感染、熏陶着师生，使其内化为信念与情感。 2.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实践形式，渗透人文教育 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理想、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对美的鉴赏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有着重要作用。艺术院校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经常开设一些人文知识方面的学术讲座、艺术交流、读书活动，开拓人文视野；适时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大学生送文化下乡、送戏到基层慰问演出等活动，用艺术的形式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笔者所在的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成立的“少英艺术团”，就为大学生直接进行艺术实践和展示艺术才华，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完善校园规范制度，注重养成教育 常言道：“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艺术专业学生个性鲜明，完善的校园规范制度可以给学生提供约束与监督，以有形的制度支持无形的人文素质教育。艺术院校要从抓好大学新生入学教育和国防教育开始，进行德育、美育、心理健康、意志锻炼、纪律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与引导，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和一丝不苟、规范严谨的生活作风和学风，通过持之以恒的养成教育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浅析把握人文素质教育内涵探索人文素质创新模式 论文关键词： 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创新模式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重要性，探所正确的人文素质理念，营造良好的管理模式及教育氛围。 0引言 人文素质沉淀与我们的内心，形成我们内心的法则与秩序，人文素质是一种基本的素质，是人们在人文方面达到的一种综合发展的程度。人文素质是塑造大学生灵魂世界的基石、是反映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支柱。高校工作者一定要了解人文素质的含义，并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 1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人文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人文知识教育、人文思想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人文方法教育，以人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教育学生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引导启发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有智慧、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大教育观念的确立，人们已认识到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具有时代特点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文教育，人文知识又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等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娇子，作为先进文化的掌握着，必须要了解人文知识，必将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持，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和健康高尚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2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据2004年3月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不少学生沉溺网络，缺乏学习动力和目标，逃课成了家常便饭，多门功课不及格，最严重的一个班30多名学生有20多人拿难不到学位证书”、“马家爵事件”、“药家鑫事件”等，这反映了中国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及其失位造成的严重后果。 2.1 人文素质促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人文素质先行于科学技术，它指引我们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而不是等到出现严重后果后才会感到后悔莫及。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良好的综合素质，是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关键所在。熟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构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是非常重要的。既懂得学习又善于生活；既勤于工作又善于思考；既能发扬传统又能创新创造的学生，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人才。 2.2 人文素质激发潜在的自我意识人文素质是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心理品质，由知识、观念、情感、意志等因素综合而成，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是可以慢慢积垫的，人文素养越高，就越能够辨别社会和自我、他人和自我、物质和自我的关系从而做到自我精神和认识的独立，不会在物质世界中迷失，人生理想也会越来越高尚，最终能够以正确的姿态去认识世界，看待社会。通过学习人文知识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开拓视野、活跃思维、激发灵感。可见人文素质在人生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甚至起着更直观重要的作用。 3人文素质教育的创新模式 3.1 树立正确的人文素质教育理念把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贯穿于高校培养人才的全过程中，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人文学科的实施，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 3.2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氛围为学生搭建和开辟第二课堂活动的平台，精心组织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努力构建高校校园科技、文化活动的完整体系，形成多样化、特色鲜明、健康有序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教育陶冶功能，为广大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3.2.1 通过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3.2.2 重视师资培养，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理工科学生更应培养工学信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双学位人才，建设具有合理知识结构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师队伍，使之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实际问题结合到课程中进行讲授。 3.2.3 促进人文精神内化形式举行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例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通过这些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她们的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得到不断的升华。积极开展课外社团活动。 3.3 形成良好的管理模式，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保障高校管理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重要性，形成良好的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让制度约束人，让制度规范人的行为。高校工作者要使管理理念大胆、创新，流程简单、畅通，制度科学严谨。 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充分利用校刊、校报等刊物，发表优秀校友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创业历程和成就，激励在校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好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表彰大会和学位授予、奖学金颁发仪式等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活动，激励大学生勤奋向上、求实创新。 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完善教学设施，优化学习环境，不断满足大学生学习成才的需要；加强校园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加强广播电台、阅报栏、宣传橱窗的建设，校报要尽快创刊，充分发挥学校主要宣传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校园网建设，充分发挥网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不断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渠道和空间；积极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形成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文化建设主动权，使网络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新阵地。 重视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及时处理侵害大学生合法权益、身心健康的事件和影响学校、社会稳定的事端。维护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生活秩序。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 摘 要：从人文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出发，通过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意义，来了解校园文化中的人文意蕴，提出加强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人文素质教育是塑造人类灵魂的教育，是塑造民族灵魂的教育，将其与校园文化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大学，培养新一代的优秀大学生。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 校园文化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众所周知，高素质的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将知识的传授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有两大弊病：一是注重专业教育，忽视系统的文化教育；二是注重学生做学问，忽视引导学生做人。因此，要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台湾学者郭为藩将人文素质具备的能力概括为六个方面：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具有问题意识；能透过口头或文字条理清晰地表达思想和感受；对精致文化由衷地喜爱并懂得鉴赏；关切当前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并具有通识；对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具有起码的了解和对外国文化价值能适度的尊重。人文素质教育塑造了民族的灵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互为协调。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如何做人”，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教会学生如何思维，教会学生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与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交涉，取决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还取决于文化建设，取决于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对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来说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这其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通过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人的价值与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通过对人文方面的学习，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背景，促进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将所学的专业技术问题同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二、校园文化的人文意蕴 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人们一般将校园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等；二是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学校各种规范化、正常化了的规章制度等；三是精神文化，主要是指学校成员共有的价值体系、道德情感、思维模式、文化思潮等。无论是校园文化三个层次中的哪一方面文化都和人文素质教育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校园文化建设与人文素质培养是具有一致性的。 在物质文化层面：校园中的物质文化建设是指学校的环境布置、建筑设计、室内外装饰等物质条件在其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赋予它一定的文化内涵，力求做到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传递学校的专业信息，渗透学校意志、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学生的思想、情操、作风、学习兴趣等都可通过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来起到感染的作用。不但要对校园的环境进行净化、绿化、美化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这一方面来充分地体现学校的育人作用，来激励学生、教育学生。比如有的学校就通过用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格言还有他们的肖像等来装饰校园。这样学生通过这些展示来对他们有了更加充分地认识，使他们更加懂得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加刻苦学习，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制度文化层面：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内各种具有科学性、思想性、教育性的规章制度的总和，以及通过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而产生于师生员工内心的制度意识。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内丰富多彩的各种制度，二是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对学校师生员工价值观、行为方式、舆论导向上所做的引导和心理体验，即制度内化为个体符合制度规范的自觉要求。通过制度的贯彻、执行把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需要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 在精神文化层面：当代中国高校的校园精神文化既不单纯是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也不单纯是工业社会的人本精神，更不可能是所谓的后现代精神。这种文化包括理性、科学、人文和创新等四大精神。因此，可以看出精神层面的校园文化环境在整个校园文化环境中所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的大学生不仅要继承人类社会已有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且要得到教养，受到陶冶，在坚实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统一的基础上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气质。这就要求在校园里营造一种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核心的校园精神文化环境。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相处，文化与文化相接的精神。它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注重人的发展并完善其价值信念，正确审视人的本质，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类文化的积累，塑造人类的精神家园，依靠人的能动性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文精神是具有时代性的，应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丢弃其中陈旧过时的内容，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着重培养学生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求是精神；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主人翁精神；爱己及人的广泛的关心精神。 三、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 人文素质对一个人学习、思维有很大的帮助。自然科学注重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人文科学则侧重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形象思维通过想象、联想来提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能增进思维开拓，求异和创新，推动想象和联想，触发创造思维的火花，纵观科技发展史，大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不仅精通自然科学，而且在人文知识方面也具有良好的修养。实现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文化启蒙的主要形式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因为校园文化具有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天然功能。目前，人文素质教育的大力加强与重视及人文精神的大力弘扬，大学生们通过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及人文知识，特别是伦理道德知识，使他们具有了正确的行为价值取向，不断地激励着他们去追求真理和发展文化。 如何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完全融合在一起，并充分发挥其最大作用，具体措施如下： 1、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开展人文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校园的环境、人文的氛围，对学生是一种示范，一种教化，一种熏陶，一种强大的潜移默化。因此人文素质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作为第一课堂，人文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第二课堂。曾钊新教授曾说过：“既然哲学是智慧之举，就让它成为打开‘创新’之门的钥匙，并将钥匙交给学生吧！”。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讲可以开设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课程作为第一课堂，文科学生可以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作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则应根据学生们的知识需要，举办多种形式的人文讲座，社团活动，报告，书画，集邮，摄影等。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影视评论，举办诗歌朗诵比赛，社会伦理道德的演讲辩论赛，一些国际国内的重点热点时事政治讨论等。 2、加强校园制度文化中的人文关怀 校园制度文化对学生的社会性及价值取向有重大影响，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学校要保证正常运转，维护教学、生活秩序，就必须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因此除了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令、制度外，学校还要根据自己学校的情况制订出符合学校实际的各种规章制度。 3、加强校园内人文精神的建设 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环节是人文精神的建设。校园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教育是由人类优秀文化凝聚而成的，并在现实环境中与文化创造活动相结合，人文精神的内在主体精神品格主要就在于培养个人的人格道德品行，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创造活动。以人文知识的学习和艺术熏陶为基础，以道德信念为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必定会弘扬民族精神，创新文化。在校园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文化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自觉成为审美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的参与者。比如老师可以在平时的授课中发掘专业课中的人文精神，特别是那些对人的信仰、生存意义，关注社会发展的课文，要充分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差异 摘 要： 全球化带来了教育的国际化，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当前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我们应分析发达国家的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促进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国际化 中外高校 人文素质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才需求的国际化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提升本国竞争力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纷纷掀起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潮流，分析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推进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神经系统、大脑及感受器和运动器官的特点。人的基本素质包含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涵盖了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大学素质教育就是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利用教学和环境的积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合理科学的教育活动，使每个学生都形成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结构，成为有较高综合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人文，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与教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通过教育而获得了人性与教养，具有了人文素质，否则与动物并无区别。［2］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气质。它是一种后天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3］ 二、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差异 （一）培养目标之间的对比。 中西方人文素质教育虽然在培养目标上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可比性。一些发达国家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大都已经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例如美国教育部制定的总体性教育目标，各高校据此制定本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4］这样就使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成为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国家意志，而我国的培养目标，国家只是从宏观上表示将其作为一个战略意图，还未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意志；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对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约束或指导能力比较强，而我国人文素质培养教育的目标，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外，对各高等院校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约束力；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大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而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则大都仅仅是一种原则性很强而操作性很弱的指导性规定；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在高等院校取得共识，并在这个层次上得到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而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目标则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局面。 （二）教育主要内容的对比。 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设置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现在我国核心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包括政治理论教育、道德与法制教育、现代历史类教育等课程，占据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半壁江山。但是，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相比较，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尽管许多高校在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方面热情很高，但课程仓促上马多，精品课程少；临时起意多，长远打算少；随意性强，目的性弱。所以，总体的教育教学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相比，我们在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方面仍然不成熟，许多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三）教育基本方法的对比。 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既有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方法上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但比较起来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的方式仍显得过于单调，除了国家教学计划规定的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强制性纳入和大量的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随机纳入之外，并没有更多途径使学生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这种状况与大学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相映衬，往往会造成学生在不同学年段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苦乐不均”的问题。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上缺乏科学性，没有考虑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及知识结构的特点和规律，更多的是教育者的一厢情愿和“单边主义”行为，这样的课程准入方式显然不可能达到好的预期效果。在教学方式上，过于强调灌输而忽视启发，其结果是学生日渐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5］ 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对策 鉴于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下面方面进行改变，对于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确立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和谐发展的战略。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科学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上还缺乏系统的规划，对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相互依存、结合和互补关系还缺乏明确的认识。由于没有理清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科学教育得不到人文教育的支撑与补充，使科学教育缺乏人文文化的根基。因此，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顺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人文素质教育进行动态定位，是规划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首要前提。［6］ （二）提高认识，更新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 大学教育的核心是坚持科学、创新、人文精神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改革、社会分工细化的情况下，知识体系也在发生改变，人文学科被忽视，在教学实践中，出现重智育轻德育、重理科轻文科的现象，教育的功利主义变得日益突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把握住前进的方向？作为未来社会的希望，当今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间接主导了这个社会的大方向。这就要求各高校领导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坚持发展观，进行教育理念的创新，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 （三）改革完善高校教学体制。 当前，在我国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中，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和评估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当务之急是改善高校教学体制，大力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的设置。完善文化课程的设置，使大学生得到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应多设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选修课，如唐诗宋词、艺术史论、影视、音乐等，不要形同虚设，要有相应的学分。同时，实行辅修专业制，使学生在主修一门专业课的同时，能够选修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目前，许多学校都在实行这种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很大的益处。 （四）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培养人文精神、思想道德情操的重要场所，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课堂。大学的教化程度很大方面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学校要定期开展文化艺术节和电影节等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各式各样的人文学科讲座，鼓励、扶持大学社团开展征文、辩论等活动，使大学生在寓教于乐中丰富情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还应重点进行校园人文景观建设（如历代名人的雕塑、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的亭阁等），这样既可美化校园环境，又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间接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不可忽视的环节。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教师是教育成功的关键，也是教育过程的主导力量。教师的道德素质、政治思想、举止言行都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首先要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从而增大专业课程教学的文化含量，增强教师在教学中的人格感染的力量。其次，学校也要给予教师一定的帮助，对年轻教师进行培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才能适应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新形势，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人才。 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积累起比我们较为丰富的经验，要想在这个浪潮中不被淘汰，我们要有所选择地学习他人的优秀成果，但要注意“本土化”与“西化”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人文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开展十分有益。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语文教学中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 人文就是对人的教化，它既涵盖了政治思想性，也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一切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因素。“人文素质”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自身习得、知识传授、环境熏陶等方式，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人文素质是一个人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的集中反映。那么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在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陶冶教化，从而提高学生各方面的修养，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在诸多学科中，唯有语文是真正让学生感觉自己、感觉生命、感觉到人的喜怒哀乐、感觉人的灵动心性的学科，唯有语文是可以让学生尽兴参悟人性、人生、表达个体情意智慧的学科，韩军老师说过:“母语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因而，站在培养人的高度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担负起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是语文教学的题中之意。那么究竟该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呢？ 第一、观念的内化 “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法国人米亚拉雷说：“在母语教学中，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法国人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以爱国主义主题为米亚拉雷的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事实上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特别看重母语的学习。因为母语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联，子子孙孙在母语习得中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中华民族，向重语文，尤重其于伦理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语文教学有着较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母语学了是升学和就业必须掌握的一种工具外，更有继承文化传统，陶冶健全人格的深层意义。”“学好语文是每一个国民的基本义务”——香港大学施仲谋教授如是说。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强调国家民族观念，努力于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对语言载体背后民族文化意识的认同感的萌生和观念的内化，则可以说是自己的基本义务了。 第二、以德育人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语文教师必须抓住契机，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中学课本中，具有丰富人文内涵、体现人生真谛的篇目比比皆是：孔子执著的人生追求，孩子般的热情，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化为《论语》中字字珠玑的睿语箴言，让人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孟子身上洋溢的原始人道气息和民主精神；庄子对生命的拷问和冷峻机智的谈吐；韩非子对人性的鞭辟入里的剖析；荀子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铺张扬厉；另外，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硬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气概……无不开人心智，启人觉悟，促人警醒，催人奋进。现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勇敢无畏地把“匕首和投枪”刺向黑暗势力的鲁迅；品质象荷花一样纯洁、“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更为每个学生树立了做人的光辉榜样。教学时，教师如果能通过自己声情并茂的讲解，引导学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人物的精神力量，将是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接的教育。 第三、潜移默化 真正优秀的语文教师在使字生获得知识、能力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单纯的训练，做到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悉心耕耘学生意识、情趣的土壤，指导学生发掘教材中饱含的内在美，立志把人类许多世纪创造的美变为学生的心灵财富，使学生着魔一样地跟随他渐入文章的佳境，与种种高尚的人物对话，在不知不觉中，其思想情操、品格受到熏陶和感染，逐步培养起学生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这样的语文教学，既科学地遵循了语文学科的特殊规律，也完美地达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艺术境界，充分显示出语文教学的独特魅力。否则，就无法恰到好处地体现这一切。曾听过这样一节课，教师在讲授《雨中登泰山》一课时，仅仅是从文字到文字，从方法到方法。对于雨中泰山的特点，学生是通过文字“知道”的；对于比喻句的巧妙运用学生是通过分析、讨论“明白”的。或许这样的训练能达到教师预定的目标，但值得怀疑的是，学生在学课文中是否真正感受到了雨中泰山的美？是否激发起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呢？当然，或许一节课没有什么大碍，但久而久之，会在很大程度上扼杀掉学生丰富的情感体验，难以真正发挥语文课人格熏陶的功能。 第四、以情感人 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它发自内心，能引起和维持行动，排除前进障碍，对整个行动起动力调节作用。可以说，情感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是学生智力的催化剂和学习的原动力。可不少语文教师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对课文进行不厌其烦的理性分析，强行灌输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以至于将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文章糟蹋成面黄肌瘦的瘪三，学生兴趣全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的这段论述精辟地阐述了诗文产生的规律，并启示语文教师，采取多种富于形象性、情感性的教学手段动心动情地进行教学，创设与课文相类似的情境，使学生在感情共鸣的良好气氛中轻松愉快地投入学习。 第五、联系实际生活 语文教师除了要密切联系实际生活，更应关注学生的精神生活。学生讨厌教师用空泛的概念强行嫁接课文丰厚的内涵。什么《长江三峡》表达的是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什么《猎户》是歌颂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话套话既出，味同嚼蜡。难怪一些厌烦语文课的学生，一拿起《少男少女》便爱不释手，一接触张爱玲、刘墉便乐不思蜀，由于应试为目的的语文课无法贴近他们的情感世界，于是他们只好不加选择地走精神自助的路子。其实，优秀的文本都是开放的“召唤结构”，语文教师应该潜心揣摩，从而选择一个既吻合本意又为学生乐于接受的实事求是的表述，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教读《荷塘月色》，通过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直抒胸臆的言语形式，可以让学生体味人生的无奈，生命的压抑。教读《项链》，可以让学生反复玩味小人物的挣扎和被命运作弄的悲哀。生活教人求真，解读课文更应符合生活实际、学生实际，唯有如此，学生才会对课文生出百味不厌的感受，他们的心灵深处被真正触动。 中科院院士杨淑子先生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这段话精当地阐明了人文精神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至关重要。语文教学对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构筑学生的精神世界，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语文教师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执着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究，创新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了解和领略祖国传统。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高校物理教学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教育实践探讨 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中,理工类的学生因过分注重专业方面的学习,而忽略了人文素质方面的提高,这无疑是教育业的一种缺失。将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只有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理工教育中,才能将人文知识与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培养出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人才。 高校物理作为一门针对理工学生专门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有必要将其教学内容与人文素质教育实现有机结合。以下笔者就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从高校物理学科中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出发,具体谈谈如何在高校物理教学中,提高人文素质教育。 1 高校物理学科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分析 高校物理知识和人文知识本来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才将高校物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区别开来。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割裂,具有功能的互补性。两种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培养人,在这层意义上说,两种教育也存在目的的一致性。但是,在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由于片面的追求高的考试分数,而忽略了对理科生人文素质的教育。甚至,我们当中的许多高校物理教师,制定出倾斜的教学目标,只注重高校物理知识的传授和高校物理技能的培训,忽略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兴趣的培养,淡化了人文素质教育,轻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某些教师在高校物理授课中,过分注重逻辑化教育,忽略了学生对社会、生活、就业等高校物理素质的需要,忽视了社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 (2)某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自己的情感、愿望、意志等因素的需求和发展仅仅重视学生对高校物理知识的掌握和对解题技能的训练。 (3)在教学方式上,某些教师崇尚理性,追求规范化、划一化,从而忽视了学生谋求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 目前的情况是:大学生每天都生活在色彩斑斓的高校物理世界里,但对身边的生活、社会和自然问题的基本原理却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 2 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探讨 笔者以为,高校物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在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教育,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情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促使社会协调发展。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纠正高校物理教学中的唯科学化倾向,强调科学的育人功能,即是要求高校物理学科教学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关注学生的人性发展,更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2)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培养学生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使得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更加频繁,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社会相关起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广大高校物理教师应在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意识,充分利用所能利用的人文资源,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到学科教育中去。 3 高校物理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与途径分析 高校物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科技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进行孤立,是不符合时代对人才的需求的,只懂技术不懂人文的“人才”是无力的;只谈人文而不懂技术的“人才”是空洞的。只有将高校物理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笔者以为,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高校物理与人文素质的有机结合与渗透。 3.1 提高高校物理教师的人文素质,促使渗透教育取得成效 笔者以为,高校物理教育中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关键在于提升物理教师的人文素质,作为高校物理教师,应努力充实、自我完善。高校物理教师在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应了解其他自然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作为高校物理教师,应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涵养。另外,高校物理教师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在教学中,通过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合人文素质教育,从而促进学生科学人文素质的形成,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成效。 3.2 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实现物理和人文的有机结合 高校物理教育中,要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克服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高校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必然要涉及到教学观、学生观、教师观等观念的教育,要实现高校物理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这是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前提。 3.3 增强课程改革,从物理规律中发现人文思想 根据笔者的经验,高校物理定律无不隐含着哲理思想。在高校物理的具体教学中,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教育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等世界观。比如:讲物体能量守恒定律的时候,教育学生只有付出心血,才能取得成功。在高校物理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跨学科思考问题,比如:可以教导学生高校物理与能源、材料以等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增强学生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3.4 通过高校物理学史,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高校物理课本中,各个物理学家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人文素质教育事例,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素材。可以通过这些实例,让学生像他们学习,并做到多角度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另外,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对我国目前取得的科技成果进行介绍,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4 结论 我国著名高校物理学家王淦昌说:物理学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美的发现。反映高校物理事物的特征及其规律的高校物理知识是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高校物理知识通过内在联系和谐统一起来,形成既千变万化又和谐统一的美的画卷。高校物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是可以相互渗透的,是相通的。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加强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既注重全面发展又注重发扬个性的创新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教师深入探讨。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关系的研究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高职院校学生除了要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心理素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重视,因此,加强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1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主要表现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凝聚力,是因为它具有文化上的向心力。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尽管它历经时代变迁、人间沧桑,但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与淘汰中越发彰显出动人的魅力。 1.1 “仁爱”思想 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核心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在他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内涵包括爱人、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礼等。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仁爱不仅是一种人格情怀,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拜金主义大行其道,许多人视“金钱”至上,在物欲和权力面前迷失了本心,甚至泯灭良知,把功名利禄视为人生的全部内涵。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孔子的“仁爱”思想对加强社会公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2 “诚信”思想 “诚信”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诚信,把它看作是人立身处世基本的道德条件,把它看成人的立身之本。“言必行,行必果”,信义一致,诚信无欺成了人际交往的前提。在圣人看来,不讲诚信的人简直不能称其为人。犹太商人的重信守约,举世皆知。法国作家大仲马曾说:“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了”。“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 1.3 “中庸”思想 所谓“中庸”,既要看到事情的这一面,又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不偏不倚”、“适量守度”,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反之过犹不及。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之道”不但体现了事物自身的运动规律,事物的均衡发展,也成了指导人们实践的准则,它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1.4 “自强不息”思想 《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刚柔并济,二者互为作用,强调刚健的同时,其实并未否定柔弱的作用。无论是阳是阴,是动是静,是刚健还是柔顺,《易传》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君子”人格的完整的范式,对我们当代学生人格样式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的危难之时,总是奋起抗争,形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无畏精神;在建设家园,实现美好理想的征途上,锲而不舍,自强不息。这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 2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提高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在高职院校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帮助高职学生了解祖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院通过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结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德与才、科学素质与文化素质、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关系。树立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职业道德,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意志品质,提高了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学生们从传统文化中感悟人生、启迪人生、愉悦人生,整体素质显著提高,特别是增强了学生的理解、表达、应变、组织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 2.1 培养大学生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有了责任心,生活就有了真正的含义和灵魂。“责任教育在历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历来重视责任教育。孔子的“当仁不让”,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铁肩担道义”,无不显示着对国事民痒的崇高责任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这一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教育发展的方向之一,是使每个人承担起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 爱国主义是人们长期凝结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道德感情,它表现为对父母之邦的忠诚,对祖国山河土地的眷恋,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对祖国命运前途的关心。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应该具有这种责任心和使命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把民族振兴和祖国强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2.2 能够培养大学生“诚信”美德 诚信教育符合道德缺失教育的弥补,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道德观。眼下诚信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某些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一些企业和个人只顾眼前利益,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害了群众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些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毁约、替考作弊、伪造证书等等,“诚信”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借鉴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以传统美德引导学生在市场经济社会坚守诚信,求真务实,无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诚信”打天下者,得人心、受人敬。 2.3 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在突兀而来的巨大灾害面前,在似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从不低头,勇于抗争。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愈挫愈奋,愈挫愈强;生于忧患,多难兴邦—— 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动写照。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激励当代大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拼搏,不断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2.4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大学生内心世界的和谐 季羡林先生曾说:构建和谐社会最要紧的一条是什么,是人内心的和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构建和谐的内心世界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人应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要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将帮助大学生抵挡各种物欲的诱惑;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将教会他们正视自我,作战胜自我的强者;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小到大的量的积累过程的观点,将启示大学生做事应该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我院将京剧文化与教育结合的探索,就为社会培养了更多有道德、有理想、有本领的高素质建设者。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健康发展和与他人、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时,必须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努力探寻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试析高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及可行性方案 论文摘要：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就现状而言，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将从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的关系入手，对目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背景及现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其中，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应当以人文精神培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具备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精神品质为目标，促进学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之和谐的认识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社会背景；现状；可行性方案 面对时展的严峻现实，面对扑面而至的21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校都开展了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对必须注重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形成共识，尤其对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呼声最为强烈。 1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社会背景 从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看，人类社会发展在呼唤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呼唤着人文素质的提高。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将和谐的人文原则以及对人类进行长远关怀的人文精神贯彻到现代化建设中去。而教育更需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情感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自觉承担起培养一代新人的时代使命。 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看，教育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事业，其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经济发展培养智能型和复合型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才;能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并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培养出善于学习并有能力进行终身学习的人才。对过去那种过分强调教育的“工具意识”而忽视教育的“教化意识”，过度注重科学教育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导致了人才的知识面窄、人文底蕴薄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唯有这样，大学教育才能真正担当起“科教兴国”的时代重任。 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看， 20世纪末产生的新的文化思潮——科学人文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是对立的，科学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人文并不排斥科学。教育应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兼容与和谐的理念指导下，培养现代人的完备的人格，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发展之需要。 2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现状 2.1 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 许多高校将人文素质教育错误地等同于人文知识教育。事实上，人文素质并不是单纯的人文知识的积累和叠加。开设了人文知识教育课程、开展了人文知识活动，并不等于受教育者或参与活动者就具备了相应的人文素质。人文知识并不等于人文素质，人文素质也不仅仅指人文知识。你是一名文学博士，而却可能一点人文素质也没有；你是一名物理学家，但却可能拥有深厚的人文素质。一个人要拥有人文素质，当然要具备基本的人文知识，但人文知识要转化为人文素质，除了人文知识教育之外，人文教育的约束与导向、人文环境的影响，以及学校教育能否把握使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的动因等等，显得十分重要。 2.2 人文素质教育的导向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无疑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的形成，主要基于后天的人文素质教育。目前的人文素质教育，尽管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受教育的范围也几乎涉及到不同学科的所有学生，但由于考核方式的约束与导向问题，人文素质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很好地实现教育目的。目前，人文知识教育主要侧重于测试受教育者对已学人文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核方式缺乏科学性。而人文知识教育对学生产生的人文精神方面的影响，人文教育的实际效果往往却被忽视。由于这种考核方式的约束和导向，人文素质教育也就只是停留在学生对人文知识的掌握上。 2.3 人文环境的退化、失缺问题 从高校自身层面而言，近几年高校规模急剧扩张，原有的校区已经难以适应各种需要，于是，许多高校都纷纷通过置换老校区来建设新校区，宽阔、整齐、美丽的高校新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而高校新区往往是多所高校集中在一起，形成相对集中、独立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利于营造总体的高教园区文化氛围，但同时，各所高校自身的特色往往很难得到体现，独特人文素养的形成也受到了相互的干扰。 3 高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可行性方案 3.1 以人文精神蕴涵为中心，通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合，改革课程体系 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拥有的教学资源，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不必固执统一的模式，只要有利于传导人文精神，都是可选择的。但是，不论如何安排，必须考虑到它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衔接与避让，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上具有明显的人文素质教育的特征，它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人文精神培育方面起着灵魂的作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应当以精神的传递为重心，在课程设计上，还应当尽量避免单一学科设置，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通过特定主题进行多学科整合是较好的做法。如有些学校开设了“科技与社会”课程，涵盖“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方法论”、“科技社会学”、“科技伦理学”等内容，这种安排笔者认为值得肯定。 3.2 以对社会和谐性的观察，反思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促进和谐发展 要培养学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之和谐的认识与实践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素质，不仅在知识习得的基础上的建构，更需要内化主体的思想观念，外化主体的积极行动。这要求教育者必须将受教育者的行为与社会实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实际联系起来，将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行为情境联系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处理他们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实践中，巩固已经习得的人文知识和思想观念，并逐步促进这些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此，教育者可以引导学生以和谐性为标准去观察社会，发现与和谐理念背道而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努力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方法；与此同时，促动他们反观自身行为，从而使他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3.3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重要载体，发挥校园环境“化育人文”的优势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会增添学校的人文气息。学生置身于人文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心灵会得到净化，境界会得到提升。报告会、演讲会、朗诵会、辩论会、读书节、文化艺术节以及校园人文景观、校史陈列等形式远比课堂上的课程学习效果明显、直接。同时，校园文化实际上也以隐性课程的形式承担着教育重任。高校要着重通过校园文化培育、校园环境设计等途径，充分实现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的功能，以创建和谐校园为起点，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 3.4 以人文精神的展现为目的，改革人文素质教育的考核方式 目前，各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考绩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辅修、双学位制，修满所设课程，可以得到相应的学业证书。在这种制度下，教师的教学未免更多地倾向于传授知识，因此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增强学生的人文思考，反而增大了学生学习的功利色彩，从而让人文素质教育误入歧途；另一种是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开卷或闭卷考试，不及格或拿不到该类课程的总学分则不准予毕业，在这种制度下，甚至会出现负面作用：学生得到的将不是来自优秀文化成果文化的熏陶和充实，而是教学管理制度的压力，不是对美、责任的感受，而是对一种不合理制度的憎恶。要让学生充分地以自己的思想风格、思维方式去自由地思索人生、思考社会，同时见之于行动，这才是人文素质教育所需要的考核。笔者认为，考核可以采取两种途径：论文与社会实际调研相结合，以“人文关怀度”为评价标准，进行“知”的效果评价；人际关系状况和公益活动参与状况相结合，以每个学生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程度为标准，考察学生的实际行为水平，进行“行”的效果评价。两种评价的具体实施者可以是负责课程教学的教师、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或班主任）等。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学生一个公允、真实且符合人文素质教育宗旨的评价。 综上所述，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教改革的时代要求，也是高等教育适应“两个转变”的需要，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如果高校对人文素质教育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就将背离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自身素质提高的内有需求。换言之，是否重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关系到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进步和新世纪人才队伍建设成败的深远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浅析从中国文化现状出发推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论文关键词:当代　文化因素　大学生　人文素质 论文摘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在塑造人，同时也在塑造社会。当人们在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把知识运用到社会中时，它改变了社会。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高等院校不能仅仅成为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地方，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成人的责任，这需要我们在加强对学生专业教育的同时，强调学院的文化素质教育，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我们认为要真正发挥高等院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必须从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出发，结合学生实际，有的放矢。 一、中国文化现状分析 当代中国文化是包含着浓厚传统、又有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现代性因素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和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文化。构成中国当代文化的各种因素虽尚未融合为有机整体，但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并规定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态势。 1.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社群延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成果，没有传统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传统的文化是无法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其中既有维护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亦有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各种文化形式和精神。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崩溃，封建文化体系已经解体，但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封建意识并未立即消亡，仍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阻力。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文化各种形式和精神，一方面，被注人新的时代精神而仍然存活在广大民众生活中;另一方面，却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变型，甚至迷失、沉没。 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构成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根基，当代所有的文化因素和现象都是附着在这个根基上并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不仅是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也是人们善待自然的一种积极态度，更是体现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精神境界。它孕育于先秦，后经历代思想家们的发挥并不断注人新的时代内容，到北宋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由此积淀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了人们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至今仍是人们如何正确对待自然、扩展胸怀的思想资源。二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旧新之谓盛德，崇尚的积极进取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信条，它已积淀成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体现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三是“以人为本”的观念。这一观念早在西周“维新”已经产生，经历代思想家们的不断阐发，逐渐深人人心。“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强调“人是目的”的精神，即在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四是“贵和尚中”的和谐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中”、“和”为度的万事万物的和谐，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既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又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应把握的“度”。今天仍是中国人对待各种关系所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除此之外，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富民理财的管理经验，以及许多富有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化等，都还存活在当代文化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同时还有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等。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形式十分复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生活层面，如唯上、唯长意识，等级观念，特权意识等，特别是残留至今的官本位意识，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二是经济生活层面，如官商不分，家长制等阻碍着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社会生活层面，其中特别是浓厚的小农意识，如臣民意识，血缘意识，目光短浅等阻碍着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社会化等。 2.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当代文 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或成分是在中国现代化，包括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成长起来的。这个形成过程，无疑曾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中国自身工业化进程的产物，它既不是传统的简单延伸，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而是既选择、改造传统，注人新的时代精神，又选择、引进、改造西方文化的内容，并在民族文化的形式下融中西为一体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然尚未得到充分发育，成为中国文化构成的主流，但却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这种文化因素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的是现代文化精神。 一方面，文化理性精神，它是随中国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化模式，但已融人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并且已经或正在成为人们的自觉文化意识，诸如对科技的日益重视、平等观念的增强、以及对人文精神的自觉等，都体现着文化理性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文化理性精神正在将人们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现代工业文明的逐步确立，正在发展起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在这一价值体系中所形成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已成为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这种文化理性精神，培养了人们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具有活力并代表未来方向的要素。 另一方面，交往意识和交往视野。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自由平等交往关系的逐步建立，“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已被彻底打破，面对由工商业发展所形成的开放世界，交往意识日益强烈，在实践上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这种交往意识和交往实践蕴涵着中国传统道德的意义，与西方以金钱为核心的交往意识和方式有所不同。随着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视野不断扩大，它已经突破了日常生活交往的局限，对其他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日益重视，甚至国际交往意识也日益强烈。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视野的扩展，已为中国当代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种重要机制。 3.当代中国文化构成中的西方文化因素。自近代开始，西方文化陆续传人中国。有的是在枪炮下强加于中国的，有的是中国人为富国强兵主动引进的，有的则是商品交换带给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引进西方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五四”前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之后在继续引进科技、兴办实业的同时，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的引进占有突出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西方文化又开始全面引进，从高科技、经济体制、管理方式等领域到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领域，再到文学艺术领域，乃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等等，几乎所有西方文化都已进人中国，可以说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与西方的差别，仅仅在于规模和影响程度不同而已。从近代西方文化进人中国到今天的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使中国社会具有了现代化气息，但尚未与中国原有传统以及中国自身形成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融为一体，大多漂浮于表面，导致了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某种浮躁现象。西方文化大量涌人，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其中的精髓却并未被消化，特别是科学和民主精神，尚未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因而当今人们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已经生活在“现代化”中，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如何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特别是将其文化精髓消化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仍然任重而道远。 4.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西方后现代文化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代表着当代西方社会中试图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潮流，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是其主要特征，其主要目标是批判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存在的弊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消解，超越现代性，进人后现代阶段。西方这种后现代文化思潮，于20世纪90年代传人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人文精神和科技理性开始出现张力和冲突，科技理性的过度发达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导致了意识形态化的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针对人类文化困境，后现代主义思潮把矛头指向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认为人之主体性与启蒙理性的过分发展是造成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根源。西方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人终极关怀的认同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中国来说也不乏警示作用。中国一些人正是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文化的。 但也应当看到，后现代文化试图解构一切、消解一切、崇尚消费并把消费视为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之一等，是有严重缺陷的，从而在理论上导致的相对主义，在社会生活上倡导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二、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应采取的对策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中，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根基，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因素应当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西方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应当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后现代文化积极的成果应当加以改造、吸收。对应我国的文化现状，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i.注重文化教育的历史传承性与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只有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才能树立起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形成对振兴中华文明历史责任的认同与使命意识。然而自近代以来，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缺陷，看到了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有些激进人士提出，中国要想扭转落后屈辱的历史，必须斩断传统，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经历了“”的十年浩劫，使我国传统文化发展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对传统文化的扶植与培养远远不够。因此我们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把握不够，缺乏对历史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近年来我国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文化的民族性教育，并把国民的文化教育、高等院校的文化育人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强调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高等院校是传承、引领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从文化的民族性、历史传承性上讲，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运用传统文化的精神关注生活、指导生活。如运用“天人合一”的精神，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然、保护环境;运用“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鼓励学生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与命运抗争，积极进取等。同时应提醒学生注意传统文化中没落、腐朽的部分，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2.注重现代意识的培养。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是随着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与以往相比虽有很大发展，但尚未得到充分发育，还没有成为具有消化各种文化因素强大能力的主导性文化成分，蕴涵于其中的诸如个性解放、自由、独立、民主和科学等精神都还在成长之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得到充分发育，但却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和最有活力的因素。我们的学生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建设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能否顺利地实现现代转型，取决于我们的青年一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因此我们在学校教育中要注重现代文化意识的培养，使我们的学生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促使大家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的养成，最终能够使我们的学生自觉而理性地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成为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主体。同时要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警惕后现代文化危机的影响，塑造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主体。 3.注重与世界文化的互动。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中，有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根基，有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因素应当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但同时亦有西方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从中国当代文化的构成因素考察，文化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一种文化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保持生机与活力，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引导学生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丰富自身、发展自身。使我们的学生使我们的学生，一方面，能够立足自身的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学生站在世界的高度，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能够在本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激荡中极取力量，从而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绝非易事，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塑造成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主体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到“三进三结合”，即文化素质教育进课堂，在课堂上向学生普及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探讨人生哲理，把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文化素质教育进社团，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社团的引导作用，把文化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文化素质教育进社会，在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把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在高等教育中如能根据中国的现状，贯彻“三进三结合，’，必将逐步改变我们的学生，从而改变社会，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兵团中职学校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对构建和谐兵团的促进意义研究 摘要：建设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要使命。构建和谐兵团关系到兵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新疆的长治久安。兵团中职学校作为兵团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摇篮，强化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必将对促进和谐兵团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兵团中等职业学校 人文素质教育 构建和谐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命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根植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依托于特殊的组织形式，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推动和谐兵团的构建，是兵团适应新形势，实现兵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兵团建设的快速全面发展，兵团中职教育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中职招生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加强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日益成为构建和谐兵团过程中中职教育探索的焦点。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中职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文素质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人文素质是学生诸多素质当中最具根本性的素质，是人类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对于其它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人文素质教育不仅可以传递知识，开发智力，培养技能，陶冶情操，增加情趣，提高学生修养，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成为道德高尚、技术高超的高素质劳动者。 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人文教育的现状。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国目前需要越来越多的技能型人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前，中技学校大多建立了以就业为导向，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体系，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摆到了重要位置。但在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等往往重视不够，既缺少足够的课时安排，又常常缺少足够的师资力量，这必然会影响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最终导致学生素质的不全面。造成部分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差，思想认识水平低；心理脆弱，公德意识低下；在校园内时常出现斗欧现象；每每遇到困难或挫折，便不知所措，甚至走向极端；上述现象中充分暴露出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人文教育的力度不够，当学生走出校门后，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适应能力低，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承受心理压力的能力及应变能力缺乏等等，造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工作环境。 三、新形势下加强兵团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中职学校体现自身功能的自觉追求。兵团中职学校在兵团建设中起着培养全面发展的兵团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作用，这些人才是今后构建兵团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而培养全面而合格的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强对中职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精神是一所中职学校生存的土壤，中职校园是最应该具备人文精神的地方，因此，中职教育不能将人文素质教育排斥在外，而蜕变为仅仅是职业培训，这应成为中职学校实现自身在构建兵团和谐社会独特功能的自觉追求。 2、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是兵团中职学校贯彻“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的素质更加全面、精神世界更加充实。不能把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人为地分离或割裂，而要为学生提供完整的知识和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这样培养出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学生，更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才能和品格来成为构建和谐兵团建设的开拓者。 3、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中职学校适应兵团对人才需求变化的必然选择。随着知识、技能和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兵团对中职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职教育已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是扩展到增强学生对专业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中职教育必须把兵团当前与长远的发展结合起来，既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胜任兵团各个岗位职业的人，又要为其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正确把握兵团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原则。 1、坚持主体性教育原则。主体性教育是一种培育和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要发展和提高他们的主动性，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人文素质教育要改变以前的传统方式方法，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兵团思想为指导，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为出发点，培养中职学生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实践，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和谐兵团的全面进步。 2、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教育家孔子向来倡导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因材施教”，人文素质教育教育效果的好坏，关键在是否能够把握住中职学生的特点并调动其内在积极性，教育者只有把握住不同类型及层次的教育对象的特点，并结合兵团中职学生现实的状况进行教学，解决其思想矛盾，才能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最佳效果。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性太强、太枯燥不易被学生接受，这是当前中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难题，这就要求兵团中职教育者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例如开展各种各样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社区法律咨询活动以及社会调研活动等，使其在社会实践 中了解、观察和服务兵团建设，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建设和谐兵团的价值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五、在构建和谐兵团中强化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措施。 1、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中职教育主要是培养技能，是一种“技术教育”，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全面的，它忽视了教育的本质。诚然，培养技术型人才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目标，但培养的不能仅仅是一个只懂计算机或只会专业技术的人，还应对学生进行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会他们做人之道，使他们真正成为心智与人格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这样，兵团中职学校才可能在构建和谐兵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精心设置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兵团中职学校应调整教学计划，将人文教育与技能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发掘技能教育中的人文因素，专业教学增加人文素质方面的必修课，弘扬和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有目的地开设人文素质课程，要少而精，要管用，要将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寓人文素质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 3、营造校园氛围。要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更新、增加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加强校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设施的建设，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陶冶情操，升华精神。举办各种人文讲座，开展各类竞赛，吸引学生主动而广泛地参与，营造生动而健康的人文氛围，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加强人文教育。学校可在校园网上开辟论坛，定期与学生进行交流。教师也可以利用校园网进行人文方面的网上教学。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兵团中职学校应当充分利用寒暑假，结合专业学习的特点，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深入到兵团企业，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认识社会，改造自我，促进自身健康的发展。 4、提高中职学校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的修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学术基础、指导力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要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不断更新知识，使自己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良好师德去熏陶、感化学生，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塑造人格。 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念，而不是某种单纯的教育模式或方法。如何具体地对中职学生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和谐兵团建设需要有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尤其是诸如教学大纲的制定、师资队伍建设、校园环境营造、教学内容取舍、教育形式摸索等，这些，都需要结合兵团中职学校自身的具体特点，深入地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使兵团中职学校在构建和谐兵团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人文素质教育对高职语文教师的要求 摘要：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语文教师理应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先行者、主导者和示范者，应努力做到以高尚的师德塑造人，以良好的心态教育人，以深厚的功底吸引人。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高职；语文教师；要求 人文素质教育是指传播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修养的教育。它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发掘文学精品中蕴含的人文性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通过展示语文教师特有的人格魅力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人格品位。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有利于促使学生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那么，在人文素质教育实践中，语文教师该如何发挥主导性和示范性为学生服务呢？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以高尚的师德塑造人 自觉培养高尚的师德是人民教师的第一要务，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教书育人是一项极其清苦的工作，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①，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己任，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如果心存杂念，心浮气躁，心猿意马，那么，不但会师德难修，损害人民教师的崇高形象，而且会教业难成，破坏百年树人的根本大计。高尚的师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高度，做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的英明决策，明确指出了“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要“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祖国发展、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②，把对党的教育事业的热爱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全力以赴地开展教学工作，即使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静心施教，潜心育人”，以主流的人生理想、信念启迪学生，以自己的高尚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二是热爱学生。热爱学生不仅是师德的核心，也是教师为学生提供满意服务的前提。师爱有利于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创造生动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师爱的呵护下，学生不仅学得轻松愉快，而且在感受爱的同时，也会自然萌生一颗博大的爱心。 三是努力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师要立足本职，乐于奉献；甘为人梯，育人为乐。要牢固树立当好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仅是师德魅力所在，而且是乐教的力量之源。“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③。毫无疑问，教师的道德人格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以良好的心态教育人 教师良好的心态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当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要求生存，谋发展，创辉煌，除了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外，还必须拥有健康的心态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高职学习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学生的身心趋于成熟。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期，教师的心态无疑会给学生的生命历程打下深深的烙印，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良好的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健康的心理品质。它包括正确的思想观念、崇高的奋斗目标、广泛的兴趣爱好、奋发的精神风貌、健康的个性特征等。在教学中，教师要做到态度严谨，作风朴实，自觉维护教育公平，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不搞特殊化，不搞区别对待，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要勇于负责，勇于改过，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善于以机智灵活的方法应急应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战胜困难。这些心理品质是当好教师的必备条件。 二是积极的人性化情感。它要求教师在为学生服务的过程中，既要热心，又要诚心，还要耐心。在学生面前，教师要始终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原则而又通情达理，严格要求而又灵活变通；有人情味，有同情心，有亲和力；不媚上，不欺下，不羡富，不嫌贫；不冷酷，不自私，不猜忌，不报复。要心系教育，情系学生，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要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爱护学生，让学生感到可亲可敬。教师以积极的情感精心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学生就能在和谐愉快中健康成长。 三是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人生旅途总是充满坎坷曲折。面对困难和挑战，面对挫折和失败，要经得起考验。如果动摇妥协，心灰意冷，就永远不能获得成功。教师要勇挑重担，不怕吃苦，不怕疲劳，不怕挫折，不怕委屈，要在同各种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调控自己的情绪，磨练自己的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学生才能学有榜样，才能深受感染，才能为将来踏入社会做好心理准备，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十足的信心去迎接挑战。 以深厚的功底吸引人 教师的功底是人文素质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同样一堂语文课，由功底深厚的教师来主导，课堂就会充满生机，情趣盎然，学生自然地步入乐学的天堂；而由缺乏人文素质的教师来主宰，课堂就会死气沉沉，索然无味，教学当然会陷入尴尬的困境。因此，深厚的功底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备条件，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去实践。 一是“广”，即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处在终身学习的时代，教师尤其要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不断积累历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做到腹中有货心不慌。要戒骄戒躁，与时俱进，不断补充新知识，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为教学储备满满的“一桶水”。 二是“高”，即具有高深的人文修养。教师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学问，不偏激，不固执，不狭隘，不武断，心胸豁达，笑对生活，正视挫折，迎难而上，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以人为本，充满爱心，以此赢得学生的爱戴。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三是“熟”，即具有精熟的教学内容。高职语文教材如萧练武、杨敬华主编的《中国语文》，罗德荣主编的《大学语文》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性，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鲜明爱憎等。唯有精熟，才能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出丰富的人文内涵来，才能将它转化为学生的精神食粮，才能引导学生步入人文精神的殿堂：通过感受不同作家的不同人生经历来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通过欣赏不同作品所描绘的不同人生图画来吸取丰富的人文素养；通过与古圣先贤对话来达成心灵的沟通；通过联系实际对现实问题进行审美判断和人文思考，体会人生的真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 四是“活”，即具有灵活的教学方法。千个师傅万个法，教书育人无定法。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更应突出一个“活”字。例如，在学习《鸭窠围的夜》时，笔者没有单一地进行课文讲析，而是灵活运用问题启发、情境模拟等教法。首先，让学生以“故乡的夜”为题口头作文，然后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理清课文“现实——想象——回忆——现实”的思路，领会湘西风景和特异人生。其次，引导学生将口头作文与课文对比，学习沈从文的散文技法并感悟字里行间蕴藏的巨大的爱与悲悯。再次，以“搏战”来激励学生。这样，就将学生推到了学习的主体地位，使之在互动中共商学习问题，共享学习的快乐。 总之，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既是先行者，又是主导者，更是示范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示范作用必将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教师必须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努力探索，认真实践，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论是哪种语言均有着各异的文化习惯、表达方式，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阐述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P联性，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研究适当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对外汉语 中外文化 对比 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为了开展好对外汉语教学，一方面要对外汉语教师掌握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关注文化教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充分明确语言、文化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变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见，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古德诺夫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这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相互间持有整体、部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主要表现是学习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在学习、运用语言过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样的文化。由此表明，语言、文化相互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呈现，语言受文化所决定。 二、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2.1概念意义的区别 对于英语、汉语而言，两者众多词语对译时通常可运用同一词汇，然而，这些相同词汇的概念意义却不尽相同。例如在英语、汉语词汇中，均存在“龙”这个词汇，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它均为神话故事中的一种动物。然而在英语中，“dragon”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喷火、无比凶残的怪物，象征着灾难；在汉语中，“龙”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动物。因而，在中国，有“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说法。又如英语、汉语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识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备极高学术造诣的人，后者则表示的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英语、汉语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往往拥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体到概念意义则不尽相同。 2.2相关词语的空缺 受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使得汉语中大量词语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的词语，例如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诸如天台、朝服、顶戴、兵马俑等；相关古语词语，诸如鼎、缶、矛等；汉语中有大量成语典故，它们的文化内涵难以简单释义，自然在其他语言中更缺乏相对应的词语，诸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闻鸡起舞、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汉语中还有大量歇后语，诸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辈）等，牵涉各种汉语的谐音词语，用其他语言对译起来难度很大。 2.3联想意义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文化传统，众多事物凭借其相关特性，被赋予对应的精神、意义。所以，汉语中存在大量该类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如被赋予“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梅花等，在汉语文化中极为常见。这一系列联想意义会极大程度影响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词汇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以重视。 三、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全面对外汉语教学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可以从以下相关内容着手： 3.1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通常而言，口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第一步。在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关键，由此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一开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后续深层次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以谐音词汇教学为例，谐音指的是依托汉语词语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个词语联想到另外的相关词语。谐音取义既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汉语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谐音取义的特殊语言交际形式，显现了汉族人民趋吉避凶，重委婉含蓄，避讳正面冲突的文化心态。谐音词汇教学应当结合学生汉语水平实际情况开展教学。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而言，谐音词汇教学应匹配学生汉语水平引入相应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简单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讨论，向学生发问：1）中国有哪些节日？2）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都是怎么庆祝的？3）在中国节日庆祝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在问题1中，学生普遍会回答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教师可对学生回答予以补充，并对某些重要节日做简单介绍，如春节，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全球众多国家大都有庆祝新年的节日，不过与中国庆祝方式存在一定区别。在问题2中，初级汉语水平学生通常仅可说出简单的几个词汇，如春节，学生会提到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词汇；中秋节，学生会提到赏月、吃月饼、团圆等词汇。教师可汇总学生说出的众多词汇，连词成句，利用简单的词句对相关节日进行介绍。在问题3中，大部分学生一般会答不上来，但一些在中国过过春节的学生，则会纳闷为何家家户户会将“福”字倒着贴。针对学生的这一疑问，教师便可向学生讲述，“福”字倒着贴即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为谐音，汉语中时常会借助谐音词汇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在初级口语教学期间，教师主要可采取诱导手段，对学生开展谐音词汇教学。 在中高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取探讨方式对谐音词汇开展教学，向学生发问：1）中国人为何选手机号码或车牌时通常不选“4”？2）为何向男女朋友送礼物时不宜送伞？3）请就中国谐音现象，列举一些例子。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他们通常都明白为什么不选“4”，但并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如此忌讳死亡，此时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对中国人生死观念展开探讨。学生也明白“伞”与“散”互为谐音，意为分散、分开。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日常遇见的谐音现象，诸如“鸭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酱”是什么意思，“围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对学生所提到的谐音词汇进行比较分析，防止学生混淆。 3.2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了解h语相关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学习到更纯正的汉语。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向学生教授汉语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词汇的理解，从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词汇指的是包含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阅读的学习，倘若难以对词汇文化内涵形成有效认识，则无法真正意义上掌握词汇表达的含义。 以彭志平先生编著的《汉语阅读教程》中《京剧脸谱》为例，在该篇讲述中国戏曲艺术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词汇，部分词汇理解难度大，在阅读理解前教师应当对相关影响阅读理解的生词进行着重教授。如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写意、淋漓尽致等词汇，其中，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在其他语言中均有相对应的词汇，理解难度不大。然而写意、淋漓尽致此类词汇对于学生来说则较难理解，在向学生解释“写意”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画、西洋画，通过让学生对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洋画的“写生”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写意”强调的是生态的表现及创作者情趣的抒发。在向学生解释“淋漓尽致”时，教师可利用脸谱反映的人物性格来进行教授。向学生讲述京剧脸谱中多种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通常为好人；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紫色代表刚正威武；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然而在京剧脸谱中，色彩对应的人物性格则不易理解，这也与中国人对色彩的认识密切关联。在对色彩开展教授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与色彩相关的中国传统，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色彩对应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师可首先向学生发问，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有哪些具备脸谱性格的人物，教师再进行举例。如，红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关羽；白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而言，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对各种色彩对应人物性格的介绍，教师便可选取京剧片段开展教学，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色彩的有效理解。进一步再向学生提问：1）京剧脸谱有何作用？2）脸谱和中国画有何共同之处？3）列举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及他们在脸谱中对应何种色彩。色彩与人物性格、脸谱图案与中国画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画的认识可极大程度地影响学生对脸谱的理解。通过对阅读理解题的回答，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的有效认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单纯借助教材开展语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各种语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认识，便难以掌握该门语言的精髓。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清楚认识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关联性，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积极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序开展。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摘 要：汪曾祺可以说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学的融入。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小说中很好地借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艺术手法，同时也积极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说作品的韵味、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中外文化；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汪曾祺依旧主张回到民族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聚集精髓，将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味儿”，因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在创作上注重回归到现实和民族传统中，强调使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传统的思想以及艺术等都在其小说中体现出来。 （一）传统思想 很多小说创作中都有传统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传统思想的衬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在他的笔下，人们是充满爱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读《论语》，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说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充分的展现出儒家仁爱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仁”是一种博爱、普世的爱，他认为人应该是积极乐观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满美好与和谐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圣地，但是这里并没有戒律清规，小和尚将出家作为职业，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过这样的描写创造一个不受压迫、束缚、自由的社会。 （二）传统艺术 汪曾祺对传统艺术科学的继承，进而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升。使用诗化的语言，使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得到充分的显现。叙述中运用“空白”的手法赋予小说以节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童年等，尽管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艰难、挣扎的活着，但是却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说像诗又像画，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平凡的琐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欢用有诗意的语言，用短句或词语单独成段，形式像诗歌。如《复仇》，“......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嗨，客人！”[1]通过诗化的语言描绘出了如烟浩渺的境界，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神来之笔。在叙述节奏上，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写到极致，适当的留白使小说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鹅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这段文字有着比较朦胧的诗意，如果将空白的部分进行补充，就没有原来的诗意，也会显得比较乏味。 二、西方现代文W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 汪曾祺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的影响，在进入文坛之初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在汪曾祺自己看来，契诃夫和阿索林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觉得契诃夫是真正的现代作家，作品洒脱自由，好像将任意组合文字就能够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欢契诃夫的自由、不受文体模式的束缚，并且更加关注生活。汪曾祺的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对于阿索林，他认为阿索林的小说像是安静的小溪，但是又充满活泼。汪曾祺也继承了阿索林灵动恬淡的写作风格。阿索林的小说没有刻意的对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没有情节，更没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较细腻的眼光观察生活，这也是汪曾祺的创作美学。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卡夫卡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显的象征，而那时一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韵味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品尝。汪曾祺在40年代时观念也出现了变化，对写作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没有解释说明，也没有过分强调，是绝对真实的写照，随处都有象征，但是又没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艺术 汪曾祺在创作中也应用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叙事。 汪曾祺从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意识流小说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他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小说，涉猎很广，他的创作受到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比如《绿猫》、《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礼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复仇》，“山越来越高，......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3]这本来是描写复仇者的心理，是一种意识的无规则活动，但是作者写连绵的山、无边的天以及弯曲的路，好像是没有希望。于是人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执着又孤独的复仇者。40年代是比较动荡的时期，这时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孤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消极性是一样的。如《绿猫》，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夜深人静时，人物复杂的回忆以及思绪，“我”的意识流动，是主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客观事物引起的，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主观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描写的，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风物的描写，在他诗化的小说中注重情绪和想象的描写。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纯风物描写的小说，主人公李小龙看到了昙花、白鹤、鬼火的美，“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样轻......”[4]这里描写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森的鬼火，而是柔美灵动的。这三个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忧伤。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过汪曾祺的描写，变得充满韵味、充满想象。 三、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传统与现代的影响，他的小说可以像清泉一样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牵引着人们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说，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却像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寻。 中外文化论文:论中外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影响 【摘 要】文化和语言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社会文化环境产生语言，同时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过描述不同语言之间文化的差异，围绕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来阐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各种影响，并结合实际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有利影响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中外文化论文:梁实秋与中外文化 内容摘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从他的家庭环境、启蒙教育、清华求学、美国留学、人生选择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对梁实秋的影响。 关键词：梁实秋 中外文化 人生选择 自由 保守 当代文坛鲜有作家能像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大家那样，去深入的学习、了解、领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国，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感受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碰撞。他们都曾在国内潜心求学，之后选择漂洋过海，再回过头来，用各自已经形成新的的眼光来观照亟待觉醒与振兴的中国。胡适如此，鲁迅如此，梁实秋亦如此。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这个人的心性、视野、格局与情怀。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梁实秋，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成就了他的灿烂人生。 一.家庭环境：传统与现代 梁实秋出生的1903年，其时正处于清朝的尾声，一个不断衰微的王朝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喘息，在这个老大帝国京城的一个胡同里，梁实秋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间三十几间，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1]所以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东四牌楼，卖着汽水和蜜饯桃脯的干果铺子，能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佛堂改成的书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树和西府海棠，“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放光明”的电灯、“生怕削断了手指”的电扇……在这样的环境里，梁实秋开始触碰传统和现代。 长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长幼秩序、膳食规矩、祭祀礼仪，但让梁实秋记挂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锣儿”的声音，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的欢声笑语，祖父的慈祥与呵护，母亲的怜爱与严格……这些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童年那颗幼小而又温暖的心灵。 二.启蒙教育：学堂与小学 梁实秋六七岁的时候进了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在这所学堂学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的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2]梁实秋以这种极富传统文化意味的仪式开始了他的学业。之后他跟着家里请的一位教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有贵族学堂之称的陶氏学堂读了两年。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完成了一次变轨，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剧烈变革到了爆发的时间节点。对梁实秋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减去辫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随之改变。“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里拍皮球……”[3]“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4] 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既称“小学”，说明是新式教育。课程不仅有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也有算数、英文、体操等科。在这里，梁实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夯实了他的学习基础。他的启蒙老师周士毕壬的教导和训育，对他人生习惯的养成影响很大。“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洁。……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5] 三.清华求学：美国与爱国 1915年，梁实秋以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意”，“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6]（学校创立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这里的八年求学时光，让梁实秋收获颇多，难以忘怀。因为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清华在教学上既管理严格又处处模仿美国，这对梁实秋大有裨益。 清华对新生管理严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规定学生每两星期要向家里写家信一封、身上不许带钱、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禁止看小说等等，一旦违规，就会受到处罚，“闭门思过”。这一切在后来被梁实秋所理解：“我们事后想想陈莜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7]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8]上午的课如英语、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讲授，又有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这样 “难得的好老师”，梁实秋因此受到了极好的英文训练，这为他日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两位美籍女教师教导他练习使用“议会法”，让梁实秋体会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和民主社会的集会艺术，还教学生们“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大纲，有时从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9]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徐镜澄先生，最独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实秋许多作文的技巧，梁实秋“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梁实秋的文风淡雅自然，当与此有关。其他诸如音乐、数学、生物、手工、国画、体育等科，虽不是他之所长，却也让人回味。 毕业前一年梁启超的一次题目为《中国韵味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对他影响甚大。任公先生的学问和风采彻底征服了年轻的梁实秋，以至于梁实秋后来写到：“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11]在清华，梁实秋仔细阅读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12]如此说来，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缘分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注定。 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实秋有着最朴素的爱国情感。清华上午的课一律用英文讲授，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这激起了梁实秋的“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上午在课堂就偏偏不驯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到骄傲呢？”[13]在清华读书期间，梁实秋也曾以爱国学生的姿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四.美国留学：思想和学术 梁实秋对毕业出国一事，“一向视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国的闻一多劝他出国见见世面，“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他的恋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义地支持，所以无奈也好、不舍也罢，这种种因素还是促成他迈出了去美国留学的步伐。 1923年8月，“清华葵亥级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15]带着与恋人的“三年之约”，带着她绣的“平湖秋月图”，带着新做的西服和国旗，梁实秋出发了。在这艘船上，还有两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许地山。 梁实秋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的思想体系逐步建立，他的学术才华开始显露，而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都曾师从于他。梁实秋评价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重视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当这种西方文艺理论与梁实秋身上的中国传统观念汇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实秋理性与节制。 1924年秋天，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绪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实秋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字《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梁实秋后来的《文人的纪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写到：“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妈结婚。”[18]就这样，梁实秋结束了美国留学生涯，回国实现了当初的“三年之约”。好在此时的梁实秋在思想和学术上已经开始通达，他将用新的眼光来观照这个国家。 五.人生选择：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实秋归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由于时局动荡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实秋以新创刊的《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参与了当时的影响重大的文学论争。“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动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19]梁实秋以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阶级的约束、思想自由等观点与左翼文坛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两大文艺思潮对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生活保持着或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20]回忆《新月》杂志，梁实秋说：“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21]回忆抗战时期，他写到：“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22]不管是在清华“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的梁实秋，还是带着国旗去美国留学的梁实秋，亦或是抗战时期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实秋，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保守”这两条路线上，梁实秋选择了后者。 1939年后梁实秋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实秋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评论家严谨细致地研究过他的文章，并从“技术”层面总结了他的散文风格。其中有不少人从梁实秋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情况出发，分析了梁实秋散文语言和内容上的特点。关于梁实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点是：梁实秋的散文风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选择投射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必然。梁实秋是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学者。在一个呐喊和斗争占主导地位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他在创作上依然选择不被政治左右，拒绝激进，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从容旷达、淡雅自然、幽默闲趣。 梁实秋的自由与保守，似乎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因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灿烂夺目。然而，当喧嚣落幕，我们终于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发现了梁实秋的文化坐标与精神价值。 六.结语：马褂与西装 翻看梁实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马褂，就是西装，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充满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选择了自由与保守，这也成就了梁实秋的灿烂人生。 “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自豪”（梁文茜语）。[23]文化无国界，但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文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持。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对公益广告语翻译的影响 摘要：公益广告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益广告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对于英语语言研究者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了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广告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公益广告 文化差异 翻译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背后承载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迹，公益广告与其他广告不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具有社会的效益性。它通过传达某种观念，倡导大家多多关注社会性问题，用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引导某些社会事业。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益广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翻译现状，分析影响中外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公益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 一、文化与广告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广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种电视媒体、网络，甚至是居住环境周围的大小街道，无一不充斥着广告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广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功能，无论是广告策划和创意，还是广告制作和，都必须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广告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广告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属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广告现象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告现象具有超自然性、整体性和形态性，它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它有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价值观念。第三，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广告创意的内涵，也会给广告创意带来独特的个性。 二、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价值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提倡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主张团结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灾人难时，集体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汶川地震时，我们会看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宣传。 而西方人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喜欢随心所欲，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人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谈集体利益。此外，西方国家和政府也大力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用在公益广告上，表现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广告，在中国，我们习惯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作为森林防火的标语，而在美国，他们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标语，译成汉语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灾”。 （二）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社会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大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词义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人们也常用“望子成龙”来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龙”（dragon）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有着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说狗，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在家里养狗。常见表达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常常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颜色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温暖、热血。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革命。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红双喜”“红喜事”寓意令人高兴的事。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红色还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象征着革命和兴旺。但红色在西方国家却不受欢迎，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着血腥、危险、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语中红色（red）就有许多贬义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下跌，所以美国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亏损。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通过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带有当地文化的印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国佛教徒较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佛教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人们相信有“佛祖”在掌管着世上的一切，中国成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一词，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送给要讨好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珍贵的东西，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并对自然有强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四）审美标准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公益广告在与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结合时，便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色，这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美感。公益广告的设计往往吸引公众的眼球，画面与文字的结合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广告中的文化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也以此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审美标准在公益广告中很重要。 中国的公益广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传播人性之美，唤醒人们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则《我要上学》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小女孩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贫困山区的孩子对上学的渴望。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直观型公益广告，西方的广告文化崇尚个性，强调特色，在英语国家的公益广告中，外国人喜欢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国家常常喜欢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来呼吁人们预防艾滋病。国外的一则禁烟广告将人的肺设计成无数只蜜蜂的集合，一个人伸出打火机想去点烟，图片右下角一句标语“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广告形象生动，给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方法 （一）词汇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一词多义和一词多类的现象，有时候汉译出来的英语与中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就为公益广告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在翻译公益广告语时要注意词的褒贬、轻重，还要考虑词与词的搭配，尽量译出中文的含义及其色彩。例如：中国的一则公益广告宣传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有人译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个美人）and three loves（三个情人）”，这样译出来的意思与广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驰，而且外国人也容易误解。得体的翻译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加上几个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词类的转换 汉译英中常常需要进行词类转换，鉴于汉语中习惯频繁使用动词，而一个英语的句子表达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将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或其他词类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在某些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严禁酗酒”和“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标语，西方国家习惯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达，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词的选择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适当进行词类转换可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转换 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本身具有灵活、简洁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学会灵活地进行句型转换可以使译文更加流畅，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译成词组，也可以把词组译成句子，还可以在句型之间相互转换。例如：“关注环保，低碳生活”可以译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词语换成一个祈使句，这样既表达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谓恰到好处。再如：“请勿践踏草坪”译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达比否定句显得更有礼貌，语气也更温和。 （四）汉语四字结构的译法 大量使用四字结构是中文公益广告标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四字Y构表意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特征。一般来说，英文的公益广告语讲究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译者在注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规则，灵活地将四字结构翻译成英文，准确传达出中文意思，使译文流畅地道。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可以译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轻放”在英语中就有对应的表达“Handle with care”，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 四、结语 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对于我们学习中西方语言、研究公益广告语的翻译等具有重要意义，公益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它蕴含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翻译中西方公益广告语的同时，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创造出精准而得体的译文，为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外文化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期刊得到了优秀期刊的称号，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资助。其实，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们的期刊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比《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我们的这个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欧亚学刊》、《丝瓷之路》，以及将要创办的三个杂志《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路文明》，这些期刊都是抢夺我们的稿源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简牍。这三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立足这些才能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我觉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办刊早。在它创办的时候，全国的石窟寺没有杂志，所以我们期刊过去占了一个先机。过去我们把各个石窟佛教美术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现在应该按照丝绸之路沿线，辐射到全国，同时应该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鲜、韩国，所有的佛教美术、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这里。 最后一点：一本杂志，我们将它办到这个程度，我们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更上一层楼。 1. 把住学术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高手推荐来的文章，我们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情稿，但是这种人情稿是要有学术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质量。如果进来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发表。 2. 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微信。 3. 解决胡语文献的排版问题。中国目前的排版还是头疼于胡语文献的上边一个点或下边一个撇，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并且是可以解决的。 4. 发挥编委和专家的作用。编辑部审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请专家，并且不一定是编委来审稿子。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中外文化论文:再辟“丝绸之路”书写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策划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研讨会由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主持,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及来自校内外的王岳川、王耀华、李西安、樊祖荫、宋飞、冯文慈、乔建中、罗艺峰、韩兰魁、张援、陶亚兵、赵为民、姚艺君、谢宏、左继承、王军、张天彤、齐燕燕等业内专家,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韩国国立国乐院舞蹈团指导委员沈淑庆博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策划为核心,讨论了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条路,还是一条“路”? 丝绸之路,原指西汉时期汉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途经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张骞的西行,既体现了汉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深入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在音乐上,使团将西域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回中国,既使身处东方的中原大国认识了西域丰富的音乐文化,又通过对其同化丰富了自身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周纯一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路,但也像水一样呈现出流动的特征。这种流动,是知识的流动、族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流动,既是水的形态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流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中不断成长着、发展着、前进着,关注着外邦,审视着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出文明生机与文化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线长,邻国众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东有日本、韩国。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既是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与外邦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唐时期,日本、韩国分别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将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带回本国。在上世纪初的韩国,尚存在着包含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宫廷乐舞;在日本,唐代宫廷乐舞被融入本国雅乐之中,并被尊称为“左方乐”。明代,海上交通兴起,郑和下西洋,以海路作为传播渠道,再一次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远方,也将非洲、东南亚文化带回中国。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以“丝绸之路”作为主题的音乐会,专家们就丝绸之路不同广度的含义提出了各种见解,并依此拟定演出曲目:1)狭义的“丝绸之路”,即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设定应严格按照行程顺序进行曲目排列。2)延展时空后的“丝绸之路”,包括汉朝与西域、唐朝与日韩、明朝的海上交流三个方面,本场演出应将本次上述诸种文化凝练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号层面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力求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广又集中”地呈现于演出之中。 专家们结合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理念,以及即将在北京同期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广义化、符号化,既体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又反映新时代人类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才是举办本场音乐会的精神诉求。因此,本着这一理念,不但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音乐文化是本场演出的节目,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将被搬上本场演出的舞台。 一个符号,更是一个起点!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一条狭义上的交通线,而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积淀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专家们的讨论,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中的“丝绸之路”已经概念化、符号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誉。2010年8月的北京,将继奥运会之后迎来世界各国音乐界的大量同行、专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与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届时,“丝绸之路”必然带着一个光荣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 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个善于吸纳国外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有必要将本国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借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友人再次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讨会上,提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八个字。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国。但是,纵观历史则会发现,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输入大于输出”放眼全球不难得知,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各国文化,其丰厚的文化元素却尚难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回顾近几个世纪,伴随着西方诸大国崛起,以冲突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当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面对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使命,以“和”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怎可在新时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传统音乐节应借此大好时机,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发现东方――不仅是发现一个现代的中国,也要利用现代人演绎传统音乐、展现历史文明的方式,让不同文明的友人从人性、人文情怀的深度真正发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以普适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以这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使中华民族参与到撰写全人类文明进程的浩荡队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机制,中华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促进了这种交流与融合。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次的交流与开放,都给中华文明带来进步。“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将以秦汉至明清作为时间线索,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外开放用音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启示着今日的华夏子孙,将泱泱大国文化再次远播四海的路,就在脚下。 “本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丝绸之路’成为其点睛之笔,通过音乐与舞蹈来展示中华民族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与面对时代的宽广胸怀,有十分的难度,然而,‘丝绸之路’正是通往人类未来的和谐之路,我们有再创的勇气和成功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主题音乐会,而是带着浓郁而丰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历史气息的音乐盛会,又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更是照古观今、借古喻今、承载着今人美好愿望的音乐文化盛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曾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中外文化论文:谈习语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中的差异 摘要：习语的产生是漫长的。在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用一些或诙谐或讽刺或暗喻的方法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习语。因而它充分的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了解习语，便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唐代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在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与国外的文化产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状况，首先是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中外文化产业内涵之间的差异。其次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分别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最后是希望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一、国外文化产业现状―文化政策与体制状况 由于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哪些领域属于公益事业，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应该是按市场竞争机制来运作，各国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现在来看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频和音频技术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产品的性质。 （一）德国 德国政府定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图书出版、图书馆、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建筑，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音乐，戏剧，电影和节日等等。政府资助的传统文化，单单在戏剧方面，德国就约有160公共剧场和190私人剧院。这些资助资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当地剧院来承担，地方政府为剧院和乐队的支出的费用占公共支出约为63%。德国的剧院和乐团每年都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金额大概达到43亿马克，相当于0.2%的联邦，州，市的支出。 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德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中有德国媒体公司与国际电影集团的投资，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间的合作，并且把电影文化产业作为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政策支持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在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创建促进机构―电影促进署，不仅帮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这些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电影院，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所有电视和视频行业的资助。出版行业也属于文化产业，同样地充满了竞争力。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出版报纸发表约370种，期刊约10 000。市场竞争促使报纸文化产业化集中度增加，独立的报纸的数量从50年代开始下降。竞争就导致建立一个大型出版集团。新闻权则是由各州的新闻法律来管辖，并且有来自“德国新闻委员会”这些组织和出版商和记者等组成的自我监督机构的监管。 （二）瑞典 瑞典设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青年和儿童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支持戏剧、舞蹈和音乐，最主要的还是支撑博物馆，音乐戏剧和交响乐团，瑞士还注意创建一个文化环境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业余文化组织，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的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费是由居民自己承担，如广播、电视、书籍、音频、视频、磁带、报纸和杂志，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根据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文化产业。教育文化部资助支出超过70%的资金用在戏剧、音乐、舞蹈、历史遗迹、展览、文学和图书馆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文化产业行业定位 文化产业应该是属于服务行业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说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 后工业社会化的工业化社会，在欧盟被称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则用了其他名称，而服务行业扮演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而中国目前的服务行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3%，就业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7%。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还是很低的，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 （二）文化产业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设包括两个部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他们都应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设。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在突出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增加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在服务贸易协定中对音频、视频、旅游等文化产业做出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音乐，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等创作领域，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5000年的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沉淀为我国创造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精准定位市场的切入点，在良好的商业运作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产业的政策分类 一般国际上把文化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质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强的公共需求，这种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大多是商业性质的，盈利目的很强烈对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作要求。另一种是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它包括古典音乐，严肃戏剧、诗歌、古典与现代艺术，舞蹈，多是一些比较“优雅”的门类，这种文化产品更多强调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不同的文化产业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政策。历史证明：决定文化产业需求的是文化消费者的艺术趣味。“人们欣赏音乐、文学、戏剧和性能及其消费和愿意付出代价取决于人对知识和艺术的理解的程度”。这种对文化的趣味是要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因此，“高雅”艺术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高雅”艺术、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应区分对待，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调整和相应的加强。一方面要给非营利的文化组织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文化生产、传播、销售等单位，在规范的法治下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加强文化立法，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充分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深化改革，加强文化立法。文化从业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创造先进文化和艺术，建立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适应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文化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充分竞争。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外文化差异教学 摘 要：《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作为英语课程内容与目标之一，提出了目标要求：“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强世界意识，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绍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学，从教学缘由、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中外文化；差异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简而言之，就是言语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适宜得体。适宜得体其实质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要重视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融合。 一、小学英语教学重视文化教学的理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技能，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些和熟悉英语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发生判断上的失误，交际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障碍，甚至会产生误会。例如某美国客人称赞其中国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国朋友按中国人的传统，谦逊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国客人听了后一脸迷惑，迟疑地说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语教学一定要结合文化教学来进行。 二、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授原则 （1）实用性。对小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小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打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致歉；赞扬和应答；小学生爱玩的游戏和运动项目；重要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等。 （2）适用性。小学英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只有结合语言教学讲授文化知识，并且能让学生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师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 1.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词汇、句子的学习中渗透文化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其音、形、义，而且能恰当使用。以“dog”一词为例，在中国人看来，“狗”是贬义的，汉语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势”等来形容所厌恶的人。但英语国家对狗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把狗当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说法：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 从对话、课文中寻找文化信息。学习对话、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难甚至出现失误。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类的赞扬的话，英语中常用“Thank you”来应答；如果按中国人谦让的习惯说法“No， just so so”来回答，这是不得体的，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寻问有关年龄、收入、等问题，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借助表情、体态语等体验异国文化氛围。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手段，创造语言文化环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异国文化氛围。英语老师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语课堂充满“洋味”，上课时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动作、手势、体态语等来营造一种不同于汉语文化的氛围。例如教学生用食指与拇指做成圆圈状，表示“OK”；伸出并张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victory）”。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育 在课堂教学之外，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电视节目，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学习英语过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小学英语教师要在传授英语语言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文化教学，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民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学好英语，为将来走向社会、面向国际做好准备。 中外文化论文:程泰宁 融合中外文化的现代建筑大师 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杨廷宝、沈理源、陈植等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先驱身后，他以南京长江大桥、加纳国家大剧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馆等作品，在中国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毕生年华献给建筑事业 记 者：当代很多建筑大师最后都走上了设计管理岗位，而您一直坚持亲自参与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具体工作。对您来说，从事一线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大收获又是什么？ 程泰宁：我现在越做越觉得，非常幸运能从事建筑这个行业，因为它跟很多行业不一样，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图从图纸变成实物，而且看到后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始终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让我想要继续往前走。曾经有人给我的展览写过一个前言，题目叫 “归零”，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设计思想。“归零”对我来讲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每当接手一个新的工程，我会将过去的东西全部归零，重新开始创作;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些评价在我面前都归零，我该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这两点是建筑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而且这种想法和前进在不断地实现。 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为对专业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并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诧异我现在居然还会画草图，我说我要是不画草图，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仅仅“点拨点拨”。之所以觉得做这工作有意思，是因为能始终感觉到思想在不断往前走，所以草图我要画，从方案、扩初到施工图的各阶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选择、节点设计等等，这让我可以看到从草案逐渐变成现实的全过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过程。 记 者：您如何在从事设计这份相对而言比较辛苦的工作的情况下，在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保持这样年轻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泰宁：由于对工作的热爱，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态比较好。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在前头，我还能做得更好，可能是这种心态让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实际年龄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进建筑创新 记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风格，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去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 程泰宁：你提到的两个词――风格和精神，我是赞成精神，不赞成风格。做具有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认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建筑师，都需要一个积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不是在形式、风格、符号或元素上，我赞成继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国的东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气”，借用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话，我们要“抽象继承”，继承什么？继承精神，而不是继承一些具体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黄龙饭店为例，最终方案其实我只花了很少时间，因为重点并不在形式上。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注重跟环境的融合，我当时把黄龙饭店所在地区当成一幅画，讲究中国绘画当中的气韵连贯，而不是和别的方案一样，设计出一道“建筑”墙把城市跟风景区隔开。 同样，我创作的浙江美术馆也是这样，参加投标的方案有现代简洁的、有传统仿古的，但放在项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文化积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讨能不能把所有现代、自然、又是中国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也融合现代的审美观念。我根据“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抽象融合，最终结果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符号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表达。美术馆建成后，评价传统和评价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怎样评价都行，只要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来理解，就是我想达到的要求。 记 者：您在投标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甲方对设计机构的“崇洋媚外”，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民族设计自信缺失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程泰宁：现在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工程院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与发展的课题，我们用Google Earth对北上广三地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城市的CBD地区里一个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单位设计。最后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的26栋建筑全部由境外机构设计，除了3栋由香港机构设计，其余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6栋建筑中，只有3栋是由本土设计机构设计;北京的八九个建筑全部由国外设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除了一二线城市在做国际招标，三四线城市也在做国际招标，让人不免感到忧虑。最近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投标，参与的7家设计机构中，除了我们之外，6家都是国外的大牌机构，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对本土设计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建筑师同国外建筑师相比，的确存在一点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去年，我有机会跟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进行了一次对话，我发表了对国外建筑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们确实比较封闭落后，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步跟上。我不认为我们比西方建筑师差到哪儿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事毕竟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鲁的赞同，他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上来工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这个评价如果能让我们的领导和公众知道就更好了，而实际上领导和公众并不这么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点由来已久。我们常常认为西方文化就等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就等于传统文化、等于封闭落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有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勇于开拓创新的建筑师，但是还不够多。我相信假以时日、给我们一些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可以跟西方同台竞争。我希望学生们在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国建筑，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激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别人好，做好了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做的话，将永远没有什么贡献。 记 者：您主张“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此时”指代的是现在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此地”指代中国现代城市，您对“此时此地”光怪陆离的建筑大量涌现的现状有何看法？ 程泰宁：我强调“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方案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常常谈创新，以什么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才有体现唯一性的可能。一个设计项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气侯条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样。即使都在杭州，某个地段和另外一个地段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立足此地”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同样地，时代在变化，设计师在不同年代做设计，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点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对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解释？你要“自己”来解释，不同人的解释不一样，作品也就不一样，建筑才能做得丰富多彩。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师比较主观的、强加于某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许很眩、很酷，但是这种眩、酷是没根的、没生命力的，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还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时”“此地”加上“自己”，这是做设计的一个根本原则。 身体力行，促进建筑设计提高 记 者：在当前中国建筑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设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交流，您作为为数不多的“跨界者”，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宁：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建筑界让人感到遗憾的现状――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龄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实在我看来，建筑是把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体制的人联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种“粘合体”，为了中国建筑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这样在一起。体制内的建筑师现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在创作上受限，客观上因为他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政府工程居多，领导的意图向建筑师灌输得比较多。反观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比如李晓东等，他们做的项目相对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远离权利中心和商业氛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以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达，而体制内的建筑师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在表达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宁作品 绍兴鲁迅纪念馆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促成体制内外的建筑师之间更多的交流。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感觉到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逐步解决。要促成体制内外的融合，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如何融合，从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这点非常关键。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想要打破这种体制内外的鸿沟的。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同学，将来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内，有些人在体制外，你们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记 者：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 程泰宁：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有关，我始终觉得大地是一个整体，从大地景观，到城市景观，再到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不希望建筑师是做完建筑以后，让景观配建筑，不应该是这样。景观也好、其他工程也好，应该跟建筑一起考虑，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东西来。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观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认为景观是个宏观的概念，相较而言建筑是微观的，这种宏观和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程泰宁院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谈起人生，他忆苦思甜、积极乐观、充满希望;谈起专业，他如数家珍、深刻独到、充满热情，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设计大师，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设计一线，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是为专业贡献;作为设计界极少数、成功跨越体制内外的设计师，程院士心系行业发展，一直致力促进体制内外、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师的沟通和融合，是为行业尽责。其情怀之深切、用功之持续，眼光之长远，用心之良苦，堪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楷模，也是对这个呼唤“梦想”的时代的饱满注解。程院士并没有向我们谈起“梦想”二字，但他正在坚持、不断实现的，何尝不是一个建筑师、一代设计家最伟大又最朴实的“中国梦”。 中外文化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外文化碰撞摭谈 摘 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对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很多中国人也通过学习英语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对这种学习的热潮，我国的对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对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学习中的一些文化碰撞问题，本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碰撞;问题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旅游、贸易等。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风土人情存在显著差异，和国人使用中文交流时常常产生各种误解甚至误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必须清楚掌握各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组织语言教学时将这些差异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促使学习者不仅仅会说中国话，同时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在交流时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笔者在日常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整理归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希望本文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只存在于母语或目的语文化之中 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若学习者对该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则极易产生一些文化冲突。如中国“吃喜糖”“喝喜酒”往往发生在结婚、乔迁时，“吃喜蛋”则为庆祝孩子出生，这些民间习俗往往代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在教学中，笔者常常要求学生介绍自己所在国家类似活动的庆祝方式。如在韩国，结婚的习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条，这也有着不同的意味，也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长久;欧洲部分国家则喜欢开PARTY庆祝生日、在教堂举办婚礼，新娘则往往披白色婚纱象征纯洁。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多介绍一些中国人在生日、重大节日、纪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习俗，学生对这些和他们原有习俗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充满好奇，学习的热情高涨，参与度也会很高，学习效果自然会大大提升。这样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有，只是表达的文化含义不同 这种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很容易产生某种冲突和不必要的误会。 例如，“住”这个字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够用到，我们平时说话都离不开。但是，日语中“住”的意思与汉语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刚开始对日本文化还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帮助中国的学生联系一个老师，问：“李女士在这里住么？”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日本人听了之后十分愤怒，没有听对方讲完话便向这位女生讲述了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甚至是婚礼过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可见，文化碰撞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三、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的本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导致误用 最常见的是那句简单的“你吃了吗”，这句话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意思显而易见，并不涉及隐私问题，但这句话在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打探别人的隐私，认为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没钱吃饭，对自己造成了一种鄙视。笔者往往会就此类现象分别举例说明，让学习者清楚地了解相关词语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语境下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所说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选择了这样一段话分别介绍词语的真实含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这多不好意思”。学生对这段话一开始确实是很难理解，当教师分别阐述后，他们恍然大悟。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综合体，并且是跨文化的语言文化教学，因此教授一门语言的同时必须教授与之相关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存在个别差异，如果对外汉语教师不了解这些差异，甚至漠视这些差异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文化分歧和冲突，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学生也是如此。因此，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其他文化，并给予尊重和理解。 中外文化论文:基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摘 要 笔者分析了商务英语学习存在的外文化差异，并从教学技能、商务文化意识教学渗透等方面探讨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外文化 商务英语 教学方法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英语教学课程，它与普通的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英语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而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就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文化。面对中西反复文化存在的众多差异时，教师如何将商务英语课程顺利开展，如何培养更多的商务英语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 商务英语学习中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务英语课堂学习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所学英语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还应对中外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进行全面了解和认识。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对文化的发展就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较多，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习俗与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经典故事和传说，多数渗透在西方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语言习惯、语言艺术和语言文化。因此，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在国家中就体现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每个民族价值观都体现在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习惯上，其中，礼仪习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国作为礼仪大国，非常重视与人交谈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视与人交谈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进行直接阐述。这样，学生在与西方人进行交谈时，就存在明显的语言交流障碍，在不了解西方语言交流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会在语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误会。因此，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过程中，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我国的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出差异所在，最后则是将这些差异应用在日常的英语交流中，从而减少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词语的具体含义和来源 中国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也被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人们认同的学习，中国成语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认同，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最深刻的涵义，还因为成语的出现背后都应藏着一段段经典的故事。同样的，英语中的很多单词和词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来源和经典故事，例如，被翻译汉语意思为“绿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作品《奥赛罗》，其实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嫉妒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学生在于西方人进行英语交流时，不仅要了解单词或词组本身的涵义，还应充分考虑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只有将两方面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使语言交流更加顺利。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除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了解，不能将语言文化教学作为基础教学来对待，而是应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务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同，它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水平，还要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学习商务英语。 2.1 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为此，教师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并采取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关于商务方面的知识，因为商务英语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师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务知识，才能引导学生加强商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强化自身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将中西语言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学习。 其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如今，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更新，商务英语教学知道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不同形式的商务环境，教师应明确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和国内商务的形式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商务人才，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2.2 将提高学生商务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除了完善教师自身教学素质、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式之外，还应加强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商务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知识技能的教学之中。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师应在传授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多了解西方传统和当前的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寻找一些课外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西方传统的接待、告别等商务交往文化，并提示学生在阅读到对自身学习有辅助作用的文化知识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为了方便记忆，还可以将西方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英语教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却很少主动参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降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学需求，采用以学生为主、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适当的角色，以此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对商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英语，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文化的了解，面对中外文化的众多差异，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为此，教师应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将对学生商务文化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基础知识教学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培养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强的英语人才。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唐代陶瓷中外文化的交流 摘 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在对外销售中带动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对亚、非洲陶瓷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视阈下创新旅游外语教学讨论 【摘 要】论述以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内容，创新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模式与方法，推进教材改革。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宗教信仰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渗透在旅游外语教学中突显了文化的要素，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的“讲练型”向“交际型”、“研究型”的转变，推进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和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授方法，把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学习置于文化的讲授中，在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层次。 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根基，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外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文化出发传授语言,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了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二是语言应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四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了。由此可见，语言应用能力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不单是语音、语调、语法、语句、词汇，还需要教会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语言。有些学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说明了他们只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而不具备交际能力。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方法途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师讲授 旅游外语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应该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的基础上，精心筛选，突出重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讲述，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辅助设备，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事实表明，教师以文化差异为导入，从文化讲到语言，学生的兴趣浓厚、注意力增强、课堂效果好。 （二）课堂模拟 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前收集相关文化内容，并做好准备。上课时，创设相应的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模拟，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理解语言和文化。 （三）课外实践 学习旅游外语，最终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旅游外语的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语言的知识和文化的魅力。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形式灵活，寓教于乐，如外文歌曲大赛、外文知识竞赛、外文演讲比赛、文化特色美食节以及业余导游、业余翻译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课外实践。 （四）研究交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文化丰富多彩。结合旅游外语教学，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进旅游外语教学的不竭动力。旅游外语的教师应该和同行加强交流、加强研究，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参与研究，不断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进旅游外语教材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为适应旅游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广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现代旅游业的人员应该加强旅游外语学习，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项任务。 长期以来，教学使用的旅游外语教材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脚点在于语言点的传授，但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语句是不清楚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中文思维+外文形式”，从而出现“What do you want ? ”这样的不得体的句子。没有文化内容的旅游外语教材，已经不适应旅游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开发符合旅游现代化、国际化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当代旅游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旅游外语教材已刻不容缓。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必须丰富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打好文化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中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继续打好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教师应以此精神指导旅游外语教学，把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编入旅游外语教材当中，在每课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关素材、文化杂谈收入其中，在教授学生在使用语言时，了解其文化背景，为旅游外语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学术发展创新思路 1学科方向变革的背景 随着全球科学格局的变化,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需要调整变革与创新。所谓科学大格局应该包括着概念的更新,思维模式的转变,理论框架的构建与付诸实践行动的指南。其中的重要因素,应该是科学概念的更新和宇宙观的深化。当英国物理学家史迪芬•霍金在1974年做黑洞预言时,整个科学界为之震惊。黑洞是一个只允许外部物质和辐射进入而不允许物质和辐射从中逃离的边界(eventhorizon)所规定的时空区域。黑洞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体积会缩小,质量要无限大,甚至会爆炸。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脱。当恒星的史瓦西半径小到一定程度时,就连垂直表面发射的光都无法逃逸了,这时恒星就变成了黑洞。说它“黑”,是指它就像宇宙中的无底洞,任何物质一旦掉进去,“似乎”就再不能逃出。由于黑洞中的光无法逃逸,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黑洞。宇宙中黑洞的物质运动是不规则的、非线性的、不确定性的,显然它是我们研究的对象。2010年11月16日美国宇航局宣称,科学家通过美国宇航局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在距地球5000万光年处发现了仅诞生30年的黑洞,其中有90%的暗物质。尚今我们可以看到的物质只占宇宙总物质量的不足10%(约5%左右)。暗物质无法直接观测得到,但它却能干扰星体发出的光波或引力,其存在能被明显地感受到。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5倍以上。 暗能量更是奇异,以人类已知的核反应为例,反应前后的物质有少量的质量差,这个差异转化成了巨大的能量;而暗能量可以使物质的质量全部消失,完全转化为能量。宇宙中的暗能量是已知物质能量的14倍以上。上述宇宙天体的观测与发现又会对中医药学有什么影响呢?中医药学确切说不是唯物为主的,而是以唯象为主体,是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关系本体论,注重能量与信息的时空转换等,这些无疑是与现代大科学的宇宙观相吻合的!始于20世纪中叶的一个争论比较久远的问题,那就是中医药学被称做经验医学,学科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资深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对中医中药的事业很关心。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医药学有自己的理论,中医药学的理论是现象理论、非线性理论、是巨系统的复杂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文明科学哲学的底蕴,体现了中国人崇尚真、善、美;另一个方面,它能够指导实践,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其与线性科学不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思维模式。上世纪初期,西学东渐,还原论盛行,还原论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工业文明的进步,给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功不可没。然而还原论的盛行,特别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否定了优秀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重大的错误。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年,迎来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呈现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并行的时代,全球截止到2009年已有720多所孔子学院,关注学习中国的文史哲。长期的农耕文明、象形文字造就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形象思维决定着我们重视观察和体悟。我们重视病人的客观表现,做好望闻问切四诊的检查,就是通过四诊收集到病人“象”的表现,医生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于“象”作出分析,是临床医生诊疗工作的依据,这是主体的认知过程,将主体、客体、象、意、体结合,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象思维。“象思维”属于动态的整体,其所使用的工具有视、嗅、听、味、触等感知层面,还可有超感官之形而上层面的内容,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如老子的“大象无形”、顿悟等。 健康理念的更新是21世纪中医药学重要的源动力。20世纪以还原论为主体的西医学是建立在以“病”为中心的模式上,今天则需要从诊治“人的病”向关怀“病的人”转换。忽视了主体是“人”,过度注重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忽视人文关怀是错误的,以致出现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发病率增高又得不到合理的诊疗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均重视了医疗改革,突出表现在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理念的更新。健康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医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人类的生活满意度与生存幸福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是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医疗需求和实在的疗效,重视个体化医疗与循证医学证据等,这是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中医药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可引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其整体医学思想、多维恒动的关系本体认识论、顺应自然的各种疗法有其存在的广阔天地。为此,中医药学学科建设要坚持我主人随,弘扬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重视传承和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要植根于大科学的背景之下,要适应大环境的变迁。所谓大环境的变迁应该包括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要服务于大卫生的客观需求,促进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朝向全社会的广大民众,要提高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公平性和社会可及性,要让广大群众能够得到及时、合理、安全、有效的防治,对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吃得上药、吃得起药,能够把中医的适宜技术加以推广,更要重视人文关怀,及时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实现中医药学科的总体目标,科学与人文融合互动,东学西学兼收并蓄,来建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科建设要贯彻“我主人随”的原则。20世纪的中医前辈们是为了中医的生存而奋争,现在我们需要面临的是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谋策略。我们主张以国学、国医为主体,有主有从,中西结合,同时,欢迎和团结一切关心中医药学发展的多学科人员与社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 2中医药学学科方向概述 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和人群的健康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是在自然哲学的引领下实施医学健康行动,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以辨证论治为主体方向的个体化诊疗手段,不断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共识性的循证证据,进而提高中医药学理论的科学性与技术的可及性,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国内外通行标准,不断地提升中医药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自然哲学是任何自然科学的引领指针,在“道”的层面。本世纪的自然哲学观重视系统科学为核心的网络信息链接为主的模式,强调关系本体论和实践第一性的观点。这也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重要的挑战。纵观上世纪医学科学的发展轨迹,是以二元论和还原论为中心展开的纯生物性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代价是医学人文的失落,浪费主义盛行,卫生资源的短缺,寿命虽有延长但伴随痛苦的增加,眼中只有“病”而没有主体的“人”,过度追逐科学化,以生物学标准判别疗效。虽然在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发现了医学主体“人”的复杂性、能动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特质,尤其是现代宇宙观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人们视觉域的不断拓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医药学带来的是更多的机遇。新的自然哲学观引领下的健康新理念主要强调的有: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主张整体系统的和谐与统一的理念,注重关系本体论的认识方法,在真实世界的背景下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注重人文关怀、人的道德和人的社会适应性能力的培养。 把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作为中医药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中医药学历来是重视“人”这一主体因素的。“人为本,病为标”、“治病救人”等理念深刻烙印在中医药学人的脑海中。人有生物学属性,更有社会心理属性,每个人均有1×1014个细胞,同时还有寄生于人体上比人体自身细胞多10倍的细菌,多么庞大的军团!人的健康问题又是十分广阔的天地,中医药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目前中医治未病(包括亚健康防治)思想与工程不断推进,中医养生和中医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十分活跃,中医心理学也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在中医药学的研究领域,“十一五”期间国家各类研究计划把重点放在了现代难治病的辨证论治方案和证治规律上,其中包括临床流行五病,即高血压病、冠心病、中风病、肿瘤及糖尿病;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也有专项资助。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2010年的手足口病,中医药在防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优势病种上,以辨证论治为主体的方向,如何把握好时间、空间的转换,寻找到证候演变的拐点,有效诊治与阐发机理是我们的优势。譬如冠心病,有胸部闷痛、心电图不正常,可以确诊为冠心病,然而介入造影检查冠状血管完全是通畅的,未见有斑块,它只是微血管的血循障碍;中医称为“病络”,是络脉的病,按“络脉者,常则通,变则病,变则必有病络生,病络生则络病成”,通过审证求因、明辨导致病络的核心病机,依据共性的病理环节进行治疗,运用复方中药的标准汤剂多获较好的疗效。以“证”为人类健康维护的中心加以展开,“有是证,则用是药”,贯彻“我主人随”的主体性原则,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天人相应、形神一体、动态时空等,均有其合理的内核。 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针对中医药优势病种诊治疗效的共识性问题有二:一是疗效的循证证据不足;另一是担心中医药技术的安全性。前者要不断地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公认的循证证据,这是目前中医药学术领域重要的方面之一。要充分而客观地看待循证医学,一要学,二要懂,三要用,四要知道局限性,五要为我所用、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关注“人”和“病人”的评价研究,如自我感知、心理承受、知情同意等。在安全、有效、稳定的大前提下亟待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这是一把公平的尺子,是人们均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否则难以比较,无法约束而使行业行为处于无序的状态。要以全球的视野去处理中医药学的相关问题,这样才有一定的高度,才有和谐的发展环境,才能使中医药学有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现今提出的中医药学学科方向的调整变革问题,是基于目前二元论与还原论逐渐被多元大科学的革新所取代,同时一元论与系统整体论的兴起也需要不断地拓展,把“人”放在天与地之间来看人的健康,来看人的疾病,精气神一体,象与形融通。我们主张科学和人文融合互动,然而医学的方向不能够从人文到人文,如果是从人文到人文,过分强调象思维,不与形体融通,就不能更好地维护健康。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现在人们问责大学,问责大学培养的人才社会适应性差。从中医药学科看,主要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实践技能不足,亟需强化基本功训练等。值得思考的中医教育是跟着西方的模式走,是借鉴,能赶超吗?要重新调研,要吸收宋代书院及太医院教习,优化目前中医药学的教学资源,闯出中国人自己的路! 3中医药学学科方向内涵的调整 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具体的学术内容上朝向个体化医学(personalized)、预测医学(pre-dictive)、预防医学(preemptive)、参与医学(partici-patory)(简称4P医学)作出调整,以适应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与网络医学(networkmedi-cine)的发展。东学西学融合提倡4P医学,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药物遗传学从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个体化医学的概念也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于药物遗传学的发现如何去发展个体化医学,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患相同疾病的不同病人,现在的用药方法是用同样的药,而在将来的个体化医学中,由于可以预测不同病人的药物效应,即使是治疗同一种疾病,医生也可能根据病人的遗传背景来选择合理的药物和最合适的剂量。同时,医学模式中的心理、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也是个体化医学的重要内容。显然中医药临床医学的核心———辨证论治的理念与技术将在21世纪的个体化医学方面有充分的发展机遇。各类人群,不同的环境,得病的机率是不一样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是人们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生存需求与本能。四川人为什么吃辣椒?因为四川地区是一个湿气较重的区域,火神派医生多生长在四川,其用附子非常多,做菜都可以加附子。所以人适应生存环境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人养成生活习惯的条件,包括自然生态,也有社会环境。中医关注一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下,整个生长过程、成长经历,再加上他现在的表现,通过望闻问切综合地观察与评价,所以中医学才是真正的个体化医学,包括个体化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提倡预测医学,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其重点应该放在病前的早期监测上,可及时地预测、辨识健康状态及变化趋势,一旦发现异常变化就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预测医学包括各种气候、物候、环境、致病因素等,既要关注环境等自然条件,又要关注是什么样的人得了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调理、针对人体的状态通过调身心去解决对病证的治疗等问题。中医多通过望、闻、问、切的宏观观察方法,也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应用生物学指标做微观的研究。中医治未病思想和五运六气学说是代表性的预测医学。关于整体医学指引下的预防医学,即是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人为的干预,包括药物干预、营养干预,或者是生活行为干预,这是目前应对慢性病公认的最佳策略。中医药学中整体系统医学思想早已有之,且有明确的内在标准,如“气脉常通”“阴平阳密”“积精全神”“形与神俱”等。具体干预的方法也众多:“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等,均为实践证实有效的生活调摄方法。“民以食为天”(《汉书》),中国人最讲究饮食与营养,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之一就是饮食文化,在医学领域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优势的饮食疗法:“调”为核心的理念与相应的丰富烹调技术。不仅有药物干预方法,还有祝由调心、调气、调神、针灸等上百种外治方法,且多为天然、可及、安全、经济、有效等干预措施。 至于参与医学,即对个人的健康并不是被动地仅由医生来决定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倡导自己也要主动地参与到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和自觉维护的全过程中,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提倡科学与人文融通。中医药学历来重视人的智慧能力,“人为本,病为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机体在发病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决定着病人在临床上是否发病的关键。治病的目的是救人,“人”是核心,是健康的主体。转化医学作为重点的变革之一,要凸现个体化医学的中医药学优势,同时还要参与到全球卫生信息化工作中,重视高概念时代的医学导向,为构建统一的新医药学奠基。什么叫高概念?一要有现代的大科学理念;二要研究复杂的相关性,要敢于突破原有的学术边界,提倡整合;三要在实践中践行诠释与创新。目前美国已有38所大学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6年起实施“临床与科研成果转化奖励计划(ClinicalandTranslationalScienceAwards,CTSAs)”,美国国立卫生院每年投入5亿美元用于推进转化医学。转化医学这个方向的变革是由广大民众对医药的客观需求拉动的,要以病人为出发点去研究、开发和应用新的技术,强调的是病人的早期检查和疾病的早期评估。在现代的医疗系统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医学的研究进程向一个更加开放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方向快速发展,以及对于从研究出发的医学临床实践的社会包容。故此,转化医学倡导以病人为中心,从临床的实际工作中去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再做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然后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基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进而提高医疗的总体水平。所以,转化医学的研究模式主张要打破以往研究课题组单一学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强调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组成课题攻关组,发挥各自的优势,通力协作。中医药学历来以临床医学为核心,从临床到基础,临床是开端,通过基础的研究、机理的研究再回到临床上来,还要以临床研究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因为基础理论升华、中药研究与开发的源泉都在临床。医院要到院前去转化,院前就是社区、乡镇和农村;临床上的成熟技术要向产业转化,研究的成果要向效益方面转化,要应用到基层上去;医、教、研、产要向人才培养转化。转化医学的模式要具有普适的价值,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更要有永续的动力去支撑可持续发展。转化医学的模式需要稳定的结构,过去的提法是创新团队,进一步朝向产、学、研联盟的更新;近来已有专家提出“多学科联合体”这一新概念,未来我们应该建立多学科联合体。多学科的联合体有3项要求:第一,一定要有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性的稳定结构;第二,要引领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要朝向基层、朝向临床、朝向应用,将农村、社区慢性病的防治、防控突发传染病等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要实行医、产、学、研、资一体化。资源的“资”,要求前置进入市场,进行资本的有效运作,在实践中来提高学科自主运作的综合能力,这也是我们把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工作做好的保证。如此,我们就能够取得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促进健康基金会等有效的参与和大力支持,就能够有资本的高效支撑,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必然会更加顺畅和健康地向前快速发展。 总之,转化医学的重点要前移,移到预防上来;重心要下移,移到社区和乡村中去。网络医学也是调整变革的热点。还原论的思想与方法功不可没,但是用它来解决生物医药复杂的病理过程,特别是多因素、多变量与多组织器官变化的过程就十分困难了。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的转化,必然要涉及到机体相关性的网络系统与多重靶点效益的整合互动时空。从系统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机体受到某一个应激性刺激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网络的系统调控,应激系统运作,到一定的时候还会启动机体的代偿功能,一直到系统失控时,才表现出疾病的表征。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只是特异性、机体自我适应性,还有机体自组织、自修复、自调节等方方面面。所以,疾病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机体整体、各系统、各器官、各层面组织细胞,它的共有特征就是网络协调性。在这种背景下,要认真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把原有的中医药学的学说与理论,合理地延伸到所谓的神经体液免疫的网络之中,延伸到细胞的分子网络体系之中。网络医学不仅仅是人们理解的用计算机远程会诊、哪个医生看什么病、享受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网络医学是来解释健康与疾病,特别是复杂性、难治性疾病的。这种机体产生的各个组织细胞的复杂病理变化有它的网络变化的整合效应。探索复杂疾病之间的内在关联,重要的是要解决表征问题,根据表征与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不仅要了解基因,还要知道基因的功能以及它与表征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衡量临床疾病诊治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反映疾病真实面貌、治疗的效果,还要注意它的临床中间节点,同时也要注意影像学等检测的客观指标的表征变化,把这些主观的评价表征和科学数据结合起来。疾病是多因素、多变量、多环节,它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结构,我们要解释在网络中它的共性病理环节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单靶点,而是一个多靶点的节点的协调变化。 这就是中医要解决的证候的核心病机,所以网络医学、病理生理学都具有一个非常亲缘的关联,都是揭示疾病发生的主导环节与多节点、多靶点的互动,这样就可以去探索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关系本体与实体本体的链接。正因为网络医学是构建在系统内、整体内的,故重在综合。在网络医学引领下,基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整体观念,把疾病理解成表征,即是中医“证候”。表征的基因是一个功能化的概念,基因节点就是多靶点,与药物受体三个要素互动,运用计算机技术,观察药物对病理网络的干预和影响,这样就使研究的新药更贴近于疾病的本质,从而提高研究的效率。在前期“973项目”的研究中已提出了复方组合化学这一新的复方中药概念,在网络药理学基础上提出来的研究复方组合化学的新方法,它是针对复杂疾病系统的多靶点、多环节的。复方网络药理学,它是以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等系统生物学为基础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基因芯片技术以及二位凝胶点、蛋白凝胶点等,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基因,同时可以探讨这个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功能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上实现蛋白质表达及多个基因的组合互动等。通过对先进技术的组合,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研究,完全有可能反映系统的复杂问题。 4中医药学的学术创新门径 面向未来,最为重要的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4.1注重学科建设 第一,是学用诠释学。诠释学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位一体的科学,对于学科的骨架概念进行诠释也是创新。如中医学的概念,冲、任、天癸、玄府、气液、病络等概念是西医学中没有的,要给出一个清楚的概念使人能够懂得、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在国内外的生物医学期刊上发表。联系到评价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要看教师(医师、研究人员等)包括研究生每年能有多少篇论文被SCI收录,又有多少能够体现中医药学的学术水平、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将西医学没有的概念给予诠释,被接受并吸收了就是对于医学科学的充实,关键在于它能够指导临床。例如,在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下称“非典”)的中医药应对过程中,运用了中医诠释。在参加非典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中,我们真正地看到了“肺热叶焦”的形态,非典的病原体是明确的,变异的冠状病毒导致出血性肺炎,打开胸腔看,肺叶萎陷干枯,满腔的胸血水。怎么解释?机理是什么?至今不清楚。按中医诠释,金元医学大家刘河间在其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有“气液玄府”理论,就能够很好地解释非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胸血水和“肺热叶焦”。由于毒邪的感染,疫毒之邪侵犯了肺中的络脉,络脉瘀滞而渗出了血液,血液又通过了膈膜,膈膜上的孔隙是不是细胞间质还需要进一步求证。依据刘河间的学说,其机理是渗出的血液通过膜上的“玄府”而渗透进了胸腔的。这个例子中最可贵的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肺热叶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能用来指导我们的临床治疗。它是由于疫毒之邪导致了病络的形成,通过玄府渗出来的胸血水,那么需要用解毒清热、凉血化瘀的治法,可使用辨证的中医汤剂,也可大量地使用静脉注射液,包括清热解毒的喜炎平、热毒宁等,还有活血化瘀的复方丹参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等,再用一些益气养阴中药治疗,尽早投药治疗可取得较好的疗效。通过中医药的综合抢救很多病人就有了生还的希望,还能减少大量激素冲击治疗带来骨质疏松的弊病。 第二,是循证医学。循证医学不等于随机对照实验,然而循证医学的理念为大家所共识。循证医学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医学,然而我们要得到一个共识的疗效,就必须更新现有的评价方法,去创新方法学,才能达到共识的疗效。共识的疗效就是说中医药的临床实验所取得的疗效,中医认可,西医也认可,中国人认可,外国人也认可。如此,我们不仅可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而且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上也能够发表文章。例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首先在预防方面我们研究了一张小复方,有鱼腥草、金银花、菊花、薄荷、生甘草,制成标准汤剂送给大、中、小学生和基地受阅部队食用,当时北京7、8月份时还没有疫苗研制出来。通过回顾性的研究,做了3万多例的回顾性调查证实,中医药是有一定预防作用的。在佑安医院做的263例轻症的临床实验,一组使用莲花清瘟胶囊,一组使用达菲胶囊,进行了甲型H1N1流感治疗的非劣性检验,结果说明莲花清瘟胶囊治疗效果不比达菲胶囊差,而且在流感样症状缓解方面还有它的优势。关于完善评价方法体系,我们对于疾病防控,特别是社区慢性病的防控,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是有局限性的,可采用实用性的随机临床实验。要比较中医在参与治疗中是否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在什么样的时空间起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能体现出中医的疗效优势和它的特质吗?从而服务于广大民众,同时也要发表学术论文,还要在国际上、在SCI数据源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样也就提高了我们中医药学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学术影响力。 4•2提高人才素质与学术创新能力 第一,就是要兼通文史,透视组学,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分析要逆向对接。学术方向的调整与变革的最高理念是宇宙观,宇宙是由大而无外的大一与小而无内的小一共同构成的,大一寓有小一,小一中涵有大一,两者相兼容而为用,大一含天体、地学、物候、气候,小一含蛋白质、分子、中子甚至比中子更小的。综合和分析,宏观和微观,关系本体论和实体本体论,要去对接。宏观的研究向下,微观的研究向上,如果能够对接上,找到契合点,这就是一种重大的发现。然而机会常常是擦肩而过的,平行地擦肩而过,没有能够契合在一起,大概需要几代人,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工夫。然而,大一融入小一,小一酝于大一,大一小一能够融通,东学西学能够兼容,科学与人文能够融合互动,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是如何体现中医药优势,其重点在临床医学。首先是有肯定的疗效,而后要制定诊疗指南和规范标准,并且具有可推广和辐射的能力,再后去发现其中的机理。 第二,要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学科带头人要能够兼通文史,特别要关注科技发展史,包括对中医的各家学说等应该有很好的把握。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目标。要实现创新的目标,要通过崇尚国故、追思前贤、善于学习借鉴等手段来实现。例如“小学”,这个“小学”是指对文字的释译。药者毒也,药能对抗疾病,如大黄、附子等;药者厚也,药也能够补充营养,像阿胶、鹿茸、熟地黄之类;药者瀹也,瀹有疏导调节之功。这个“瀹”字,三点水,说明水是源泉,上善若水,积淀厚重;右面上是一个人,人底下一个横,一是阳,断开了当然就是阴,一画开天,人贵阳气;三个口为团队,群体,三生万物;再下面是一个册字。团队所谋之事,含事理、伦理、哲理,有和合配伍的物质群体,才能起到疏导调节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更多检验。 第三,是透视组学一定要用系统论来指导还原分析。要从整体出发,进行还原分析的研究,通过还原分析的研究回归到整体上来。要重视表征,重视观察、体悟、司外揣内等,这是中医药学的特点之一。基因、蛋白质、代谢组学和表征之间的关联,我们希望能做逆向的对接,然后它非常可能是平行的擦肩而过,对于新的技术应该着眼于整合,使之成为系统才具有创造功能。 第四,是动态的观点。太极图是平面的示意图,快速旋转的时候,你就再看不出来黑与白,而是一个灰色,你再也看不到白鱼的黑睛和黑鱼的白睛了,因为都融合了。还有由动态时空出现多维的界面,此时太极就没有了外边圈的界限了,整体是一个混沌的,所以它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它是不确定性的。它可以演化成千千万万的变化。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种见解来自于农耕文明与象形文字的象学,这也为中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第五,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理念、技术、器物3个层面中技术和器物不具备学科专属性,而具有学科属性的是理念,请大家要注重对中医药学理念的思考、理解、学习和应用。譬如光谱质谱与功能核磁共振等科学仪器装备的应用,催生了生物医药的新技术,同时可为多学科研究服务。中医药融入的多学科当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天文、星占、术数、历法、物候、地理、吕律等,另一类是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信息学、逻辑学等。为适应当今中医药学学术方向的变革与创新,一定要着眼于人,着眼于人的素质、水平的提高,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加强道德、学风建设,大力提倡“精神成人、专业成才”。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做真正的学人,学术所化之人,做敢于选择走最艰险道路的人,为构建我们创新性的国家而努力工作。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学生意志品质挫折对策 一、良好意志品质的概念 意志是指人自觉地确立目的，并依据目的调节支配自己的行动，克服困难，努力去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品质则是指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意志特质。[1]良好的意志品质包括：第一，意志的自觉性：即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动目的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能够独立自主地调节控制自己的行动，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意志的果断性：即善于迅速地明辨是非，对自己行动的方式和结果都有深刻的认识和清醒的估计，决策关头当机立断，并坚决执行；第三，意志的坚韧性：在行动中坚持决定，克服内部、外部困难，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第四，意志的自制性，善于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言行，克制消极情绪和盲目冲动行为，促使自己去执行已经采取的决定。[2]一个人的意志品质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基础和条件，既有生理和心理的因素，更取决于学习与实践、生活与磨练，也取决于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因素。研究认识研究生意志品质缺陷现象，寻找其应对方法，以此加强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将会使学生终生获益。 二、中医药研究生意志品质缺陷 （一）目标不清，行为盲目 刚步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已经历本科教育，对象牙塔的生活也已熟识，他们基本不会再幼稚地憧憬生活的美好，而是终日疲于完成自身的培养任务盲目度日。对于求学的目标，少数人较为明确，多数人则得过且过，一部分学生为了取得一纸学历，一部分学生为了讨好导师欢心，一部分人为了尽快完成手中的实验或临床任务。三年的生活转瞬即逝，惟有毕业将即，学生们才开始考虑就业方向，才开始根据自身培养出的素质制定求职方案，而并非在入学出着手设计职业生涯，在学习中不断修正努力方向，带着目标去读书、去实验、去临床。 （二）情感脆弱，抗挫力差 中医药学研究生多数为应届考取，求学路上连续20载的校园生活注定他们较难接触残酷现实中的较大挫折，故而在面对失恋、挨批评、遭妒忌、被误解、患者怀疑、实验中断、求职失败等等情况时，难以积极、乐观地面对，难以冷静、理智地处理，导致脆弱的精神支撑易被摧垮，极端的事故频频出现。 （三）自信不足，执行力差 中医药研究生在科研实验中，常常会经历不断尝试新的方法、不断修改实验方案、不断寻求其他路径、不断遭受失败，不断再次爬起的过程；在临床实习中，常常会经历难以找到如教材呈现的病例、依靠中药成方难以取得良好的疗效、需要不断体会诊脉的感觉、需要不断尝试中药剂量加减产生的疗效变化……每一环节的顺利进行都需要自信心的支持，然而，能够经得起这些复杂阶段考验的研究生却不在多数。在出现问题时，研究生往往会选择回避、退缩，选择运用老套的方法和思路，即便结果差强人意，故而略过了树立自信，培养执行力的机会，久而久之体现出对此的欠缺。 （四）毅力不够，半途而废 中医药研究生有理想，有抱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大胆实践，勇攀高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才。但也存在一部分意志不够坚韧的学生，他们有目标，想干一番事业，但在遇到困难后就退缩了，放弃了。体现在报考四六级英语时毫不犹豫地上交了报名费，大量购买复习资料，誓要把握考前时间努力突击，争取通过，然而三分钟热血一过便又回到从前，不得不在考场听天由命，甚至稍有事情即借故旷考。再有，入学时立志刻苦攻读，弥补本科时专业理论知识的欠缺，满怀希望地整理好本科时的笔记和教材，开学初上了几天自习后就无法坚持，并以临床实习或科研实验时再边实践边温习为理由安慰自己，可想而知，接下来两年的实习时光也难以把握。其实，他们并不缺乏智力，而是毅力不够。 （五）自制力差，随心所欲 中医药研究生在三年的培养阶段中，入学的第一年需要接受学校的课堂教育，之后的两年被派往实验室或者医院从事生产实践。步入研一时，多数研究生难以保证课堂出勤率，由于意识懒散不愿起床而耽误第一堂课，由于沉迷韩剧或网游不愿离寝而耽误专业课，由于不愿在休息日出门将私事安排在工作日而耽误选修课。再有，明知自身能力欠缺却不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争取锻炼机会，明知自身体质较弱却不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研二研三时，不到开题前一周不找导师寻问课题研究方向，不将通报批评贴出不会承认旷会过错，不被强行要求不会参与学术交流……总会有种种理由为自己的“当做不做”开脱，总会有种种原因为自己的“当止不止”寻求心理安慰。一部分研究生也清楚自己的行为不对，他们常为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没做该做的事而苦恼，更为自己无力改变现状而自责。但是，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除了以上意志品质缺陷外，在中医药研究生中还有少部分存在严重的意志障碍。他们意志消沉，动力不足，常伴随着思维迟缓、情绪低落。常常呆坐、卧床，没有行为目的，没有决断能力，生活极度懒散、不修边幅，对工作、学习缺乏主动性和进取心，得过且过。 三、培养中医药研究生良好意志品质的方法 （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研究生对意志品质的认识 研究生的意志行为会随着其认知情感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自觉性，具有较高认知水平的学生常常能够下定决心，勇于克服困难，充满信心，持之以恒地执行既定计划，向着目标不断前进，并有意识地培养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所以，培养研究生良好意志品质的前提是帮助他们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管理教育中，将意志品质教育纳入日程，通过定期绘制宣传板、海报，举办优秀人物事迹报告会，开展心理健康讲座，抓住班、团会契机强化研究生理解等形式将意志品质认识普及工作贯穿始终，为研究生制定意志品质评估量表，在研究生毕业时进行考核，成绩优异者给予认证，颁发证书，并将其纳入毕业鉴定和就业推荐刚性指标中，以此帮助研究生尽早提高认识，并逐步实现自觉培养意志品质的目标。 （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崇高远大的理想 坚强的意志来自于伟大的目标。古往今来，但凡取得成就的仁人志士，虽然都离不开其优秀的意志品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以及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在这个前提下才能保证日常生活中胜不骄、败不馁，无畏艰难险阻，顶得住糖衣炮弹。中医药研究生是祖国医药事业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惟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为了祖国医药事业的腾飞发展，为了人民健康事业无悔追求的理想，才能跳出自我狭隘的小圈子，才能摆脱琐碎问题的纠缠，把自身的成长成才与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强大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突破为学历而学习、为取悦导师而学习、为应付实践而学习的错误局面，学到真知识，练到真本领。另外，要帮助研究生在树立远大理想的同时，明确制定实现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开展“我的研究生生活规划”设计和优秀设计方案座谈分享等活动，引导研究生将行动目标合理化、明确化，行动方案具体化、完善化，坚定努力方向，加大成功筹码。 （三）加强挫折教育，锤炼意志品质 面对挫折，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反应，意志品质坚强者，面对挫折能坚韧不拔，不屈不挠，通过不断地调整自我战胜挫折。反之，则灰心丧气，一蹶不振，深陷痛苦和绝望中而不能自拔，最终一事无成。因此，研究生的意志品质是否坚强，较为突出地体现在他们是否具有一定的挫折超越能力。加强研究生的挫折教育，培养他们的耐挫力，首先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挫折，树立挫折意识。把研究生生活看作是艰苦磨练的熔炉，自觉地磨练自己，当挫折发生时，要敢于承认和接受，深入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积极应对，在错误中总结，在挫折后奋起，不断超越挫折，超越自我。其次，要引导研究生正确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社会角色以及周围环境等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看待挫折的产生以及挫折所包含的人生的积极意义，在挫折中磨练个人的意志，把挫折当成人生挑战成功的经验积累。最后，要设置挫折教育的情景，可以采取饥饿法、劳累法、人为设置困难法，还可以组织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下基层等活动，增强研究生承受挫折的意志和能力。 （四）培养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努力克制欲望 欲望与生俱来，并随着生命的成长而发展，它不断地驱使人们去忙碌、去追求，追求金钱、名利、事业、爱情、健康等，人的欲望实在太多太多，而人能满足的欲望又太少太少。欲望太强，会把人推进苦恼的漩涡，使人精疲力竭。惟有把握好欲望的尺度，才能拥有良好的情绪，积极的情绪情感对良好的意志品质具有支持作用。研究生情感丰富，情感的发展变化迅速，经常出现较大的情绪落差，常常对感兴趣的事情热情甚高，新鲜感一过兴趣则低落，不易坚持。应注意加强情感方面的培养，用理智去克制欲望，学会控制情绪与冲动，应用自我调控的方法锻炼意志，培养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确保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执行力度。 （五）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搭建培养锻炼良好意志品质的实践平台 意志品质是在多次的实践活动中磨练出来的，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离不开环境的营造和锻炼机会的提供。在研究生阶段开展“成才报告会”“读名人名言书会”等活动以培养研究生意志的自觉性；组织社会调查、项目申报等活动以培养研究生意志的果断性；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体育比赛等活动以培养研究生意志的坚韧性；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等活动培养研究生意志的自制性。 总之，中医药研究生良好的意志品质培养是个系统工程，高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发动研究生，开展丰富的课余活动和科技文化竞赛，促进学校良好校风和学风的形成。关注研究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促进研究生心智上的成熟、人格上的健全，从而促进研究生意志品质的健康发展。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教学创新能力思考 1传统中医药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药专业本科生实验教学中存在较多问题：普遍体现“课程加实验”的模式，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合为一体[2],实验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教学过程；传统的、印证性的实验多，综合性、研究性、开放式、自选式实验少；实验内容多年无更新，缺乏创新性；各课程的实验互相分割、独立，缺乏综合性、延续性，无法提高学生跟踪研究的兴趣；考核方法单一，一般只提交实验报告；实验课没有单独计算学分，学生不重视实验教学，动手能力提高有限；未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方法融入本科生教学过程，导致研究生入学后实验设计能力普遍较差，在科学研究中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适应21世纪中医药学科发展所需高素质综合人才的培养。 2加强中医药学专业本科生开放性创新实验教学改革 培养创新能力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实验教学无疑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传统的实验教学不能很好的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进行革新。 2.1构建实验教学和监管体系 改变传统的实验教学只作为验证原有理论的角色，首先要摆脱实验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提高实验教学所占学时，不断完善实验教学条件，创建与理论教学相匹配、符合中医药大学生认知规律的实验教学内容；建设“平台+模块式”课程体系和多模块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充实各个实验教学环节并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以实验教学体系的创新为突破口，强调以科研问题为核心内容，使学生将理论课所学的相对独立的各学科知识在实验课中相互衔接、渗透、融合。在实验教学监管体系建设中，落实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实验课程主讲教师责任制及各项实验教学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和落实实验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督导组加强实验教学的质量评估；加强实验教学常规建设，抓好实验的讲授、实验过程的指导、实验课程考试等各个教学环节。 2.2拓展并优化实验教学内容 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培养创新能力为主线，丰富教学内容，优化并形成多层次实验教学结构。可以将中医药相关实验分为四个层次，即基础型实验、技能型实验、应用拓展型实验、开放型实验。基础型实验主要是传统理论学习的补充，直观验证一些深奥的中医传统理论，帮助学生理解。技能型实验也可称之为基础练习型实验，通过亲自动手实践，熟练掌握将来从业的基本职业技能。应用拓展实验属于综合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内容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较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依照教师提供的实验大纲，补充完善实验方案并组织实验，撰写实验报告等。有利于提高独立工作能力，也是对综合实践能力的全面考核和检验。开放式实验教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学生的个性思维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3]。学生在完成必做的实验任务后，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爱好选取实验方向，主动查阅文献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论证、设计，使实验过程由“被动式”转变为“主动探索式”，大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综合运用多种实验手段的创新能力，使实验室真正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 2.3丰富实验教学方法和手段 加强教师对学生的启发诱导，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发展求异思维、发散思维，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和钻研精神。实验结束后应对实验结果和操作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做出总结说明，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虚拟实验技术等现代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如可以将各种实验模块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录像制成课件，组织本科生在实验前观看，了解各种仪器设备、实验技术的正确操作方法，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培养学生的兴趣，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水平。加强实验过程中的巡查，强调规范化操作的重要性，带教老师要注意观察并及时纠正错误操作，也可让学生之间相互监督，指出对方不规范或错误的操作，形成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协作关系。 2.4融入最新内容以开拓学生视野 在本科生准备毕业论文阶段，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具体的科研项目中去，在实验内容的选择上增加综合性和研究性实验比重，使实验内容与教师的具体项目密切联系，充分体现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有机结合；不断增加实验难度，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通过在实验教学中融入创新科研和应用研究的内容，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转化医学思维[4]、创业思维和创新精神，给本科生创造触摸科研尖峰的机会。 2.5推进实验教学考核方法改革 建立科学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上能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对学生考核与评价，关注成绩的同时更重视挖掘潜能，使教学评价和考核成为素质教育重要的中间环节，将学生学习活动引导到创新上来。为全面、真实了解学生对实验课的学习情况，对学生进行考核应包括检查实验预习和设计设计情况、实验态度是否认真、操作是否规范、数据记录是否合理完整、数据处理及结果是否可靠、是否有抄袭现象、是否按时交实验记录等等，这样才能考察实验教学的效果。教师应周期性地对开放性和创新实验教学的研究成果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各环节出现的问题并改进和完善，努力形成研究靠科学、开展有计划、实施有依据、监督有制度、考核有目标的一整套方法。面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作岗位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大学生就业竞争的加剧等现实问题，在实验教学中，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以形成多层次实验课程体系和内容、多样性实验开放模式和形式，突出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环节在培养中医药本科生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中的作用，促进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基本素质的形成，培养大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导他们养成科学求真的态度、严谨周密的作风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认证质量分析 1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1.1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课程计划 根据“高等学校中医学/中药学本科专业规范”的要求，根据国家对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要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结合学科发展趋势和医学模式的发展，广泛征集用人单位及毕业生质量调查反馈信息等，学校教务处提出了制订课程计划的指导性意见。二级学院根据文件要求，广泛调研和论证，按专业培养目标，组织制定课程计划初稿，同时组织专家对课程计划进行论证，征求学生教学管理委员会意见，采取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求教师、学生意见，最终确定学院的课程计划，经批准后的课程计划，即为学校制度性文件生效执行。 1.2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和课程模块 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设计相应的课程模块。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现代医学基本知识、中医临床实践的培养，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减少总学时，增加学生课外学习时间，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学习自主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形成以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为主体，辅以素质教育课程、人文社科课程、现代医学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的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分为三大类，必修课、限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必修课与限选课的比例安排为7:3，通过逐步调整，压缩必修课学时，扩大选修课范围，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学生提供选择、想像、创造的空间，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2加强更新实践教学 注重实验室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让学生早期参与实践、接触社会，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构建特色鲜明的实践教学体系，不断探索“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实践模式，结合中医药教育特点，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衔接，整体素养、辩证思维、熟练技能三位一体的中医临床实践教学体系，提高临床适应能力和实习质量[1]。 2.1整合校内实验资源，建立实验教学中心 为提高实验（实训）教学管理效率，理顺管理机制，适应实践教学新体系，我校构建了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药学实验教学中心、理工实验教学中心、临床技能实训中心（模拟医院）、医药相关专业实验室（人文社科实验中心）五大中心。为了促进实验教学水平提高，对各实验教学中心进行了认真规划，加大投入，完善机制，以建设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契机，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凝练优质实验教学资源，开放实验教学网站，建设了2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药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为高校实验教学提供示范，也为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提供平台。 2.2构建相对独立的实验、实训课程体系 为深化医药类专业实验课教学内容、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根据学院课程体系改革的整体布署，我校整合实验教学内容，重构了实验教学体系，变附属课程的孤立实验为系统性实验，以医药类专业为试点，对实验课进行了课程体系改革。初步建立了“基础技能型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研究创新性实验”三位一体的实验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在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方面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同时组织编著和审定了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材和实验讲义。 2.3加强实训中心建设，增加学生训练场地 根据院系合一体制和临床专业后期临床教学的需要，我校建设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临床医学院临床技能实训中心，提供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五年连续不断的实训场地，有效满足不同专业、不同级别的临床实训需求。努力将临床模拟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从教学计划上根据不同学期开设课程情况对不同实训项目进行整体安排，通过临床模拟教学、模拟感知、模拟体验、模拟操作等方式，有效提高学生临床基本实践技能[2]。 3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创造条件开展教学研究 3.1重视教育理念的更新 鼓励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和认知规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组织课堂教学，开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等综合能力为出发点的教学方法改革和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由此不断推动教学改革，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3.2重视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开展师带徒学习模式 为培养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及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具有坚定的中医职业信仰和中医诊病的思维方式，能熟练运用中医传统方法诊疗各科疾病，对仲景学说有系统研究的优秀人才，我校经过多方论证，依托河南地方资源优势，开办了“中医学（仲景学术）传承实验班”，培养为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精髓而奋斗一生的中医传承人才——仲景学术思想的传人。为该班学生在校内外选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高的知名资深教师进行授课，并且选聘中医临床水平高的名老中医作为学生的临床导师，负责指导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实践。学生则2~3人一组，跟从1名导师，3个月进行一次轮换，不局限于一家一师之言。学生边上课边跟师临床学习，打破了集中实习的局限，拓宽了专业知识面。 3.3举办教学大奖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促进广大教师学习教育理论，转变教学观念，钻研课程教材，探讨教学手段，强化教学设计能力，实现从“实践者”到“研究者”的角色转变，加强教师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研究水平，我校每年组织一次教学大奖赛，互相观摩教学。并且每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变化，历年来分别举办了“多媒体课件教学大奖赛”“高层次暨双语教学比赛”“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等，形式灵活多样、内容各具特色，对加强研究性教学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4建立教育研究创新体系，完善管理激励机制 学校充分发挥教育研究在教学中的导向作用，促进教育科研工作蓬勃发展，切实加强教学研究课题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管理激励机制，探索教育科研改革的新途径。如把教育科研与教师的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职务考核、评先评优等工作挂钩，先后出台了《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教学研究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等，对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实施、检查、结题、经费、奖励等都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规定，保证了课题的顺利开展。由此形成以课题申报立项、中期检查验收、成果鉴定报奖等的一套科学、规范、合理的教育研究课题全过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了教育科研在我校发展和改革中的促进作用。通过教育科研管理新体系的实施，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发展。 3.5开展教育科研活动，提高教学科研队伍水平 为营造良好的教育科研氛围，搭建教师参与教育科研活动平台，学校积极开展各级各类和形式多样的教研培训活动。如“教学科研论文写作的思路与方法”“教学科研程序及注意事项”等专项培训；定期组织全院大型“教学观摩”“优秀教案展评”“获奖教学研究成果交流”等活动。由此培养锻炼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富有教育科研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学术研究骨干和带头人，这已成为我院教育科研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标志。 4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学校成立了学生信息员教学管理委员会，每学年换届一次，管委会下设教学信息管理、宣传调研、策划协调3个部，独立自主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4.1开展师生座谈 学生根据学习情况，主动与各二级学院教师联系，组织学生召开师生座谈会，并针对对课程的理解、学习方法、对中医药学的认识、国外研究情况、学院学科及实验室建设情况、考研问题、就业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热情，促进了师生了解，对于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有一定的意义。 4.2开展课程调研 学生对正在开设的主干课程、多媒体课程的教学情况进行调研，撰写调研报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并把学生调研报告反馈到各任课教师，利于教师及时整改。 4.3组织征文活动，参与教学管理 以“学生眼中的河南中医学院”为主题举行有奖征文活动，从学生的视角，了解学生对我院办学特色、教学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建议。并组织评选优秀论文，将论文发至各教学部门及管理部门，作为工作参考，并协调各教学部门和任课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在毕业生离校前也召开多次专题座谈会，收集毕业生就业相关信息，同时，通过问卷和用人单位反馈等形式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根据调查情况，组织学生代表参与对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调整。 4.4开展学生科研活动，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 遵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理念，开展“大学生创新学习项目”活动。该项目面向学生创新团队，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选题设计、独立实施并进行信息分析处理和撰写总结报告等工作，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学生通过自主选择项目，进行以独立性思考和创新性工作为核心的研究性学习，探索和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引导学生在本科阶段进行基本的科研思维与科研方法训练。通过对中医药学专业认证主要环节质量标准的实践，我们认识到，本科中医药学教育标准是一个符合时代需要，能够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标准。本科中医药学教育标准的建立，为我们实现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依据。按照本科中医药学教育标准进行中医药学专业建设，对于实现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有积极意义。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案例教学法分析 1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开展案例教学的可行性 中医药学概论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3大板块。中医基础理论是学习中医的入门课，重点阐述中医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概念，语言简练，博大精深。中药学是为临床服务的，介绍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和大量中药的药性、功效及应用。方剂学是联系中医基础与临床实践的桥梁，重在阐明方剂的配伍原理及其临床应用。这3部分归根结底都来自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在案例教学中，以案例为素材，通过师生共同参与的方式，使学生在案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教学模式决定了案例教学具有实践性、亲验性、主动性等特征，而这与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开展案例教学可以模拟疾病的诊疗过程，学生作为医生参与其中，可以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增强对中药功效及主治病症的认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和运用方剂的能力。 2案例教学法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的实施方案 2．1案例设计在案例教学中，案例是基础，也是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选取的案例要有代表性、针对性、真实性。可以是古今名医治疗验案，也可以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和临床常见病症来组织案例，这样容易引起学生共鸣，激发讨论的兴趣。根据3部分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取案例，并进行整理汇编，突出教学目的。对中医基础理论部分，要选择能够论证和解释关键理论的案例，至于如何用药和治疗则可以淡化。在中药学部分，要选取能突显中药性能、功效及主治病症的案例。而方剂学部分，则选择能阐明方剂配伍理论和主治病症的案例。 2．2查阅资料案例教学能否成功，课前的认真准备非常重要。当教师把设计好的案例提供给学生后，学生要利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案例，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案例中提出的问题，准备好解决方案。由于每个学生的认知结构不同，对案例的理解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从而为后面的案例讨论奠定基础。同时，资料查阅也锻炼了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和从海量信息中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 2．3案例讨论课堂讨论是否积极有效，也是案例教学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一般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每组人数不宜过多。由于学生已经有相关资料的准备，讨论会比较热烈，同时教师也要参与其中，把握课堂气氛，适时给予引导，将问题由表及里引向深层，使讨论能围绕一定的问题进行，并鼓励每位学生发言，创造师生互动的良好氛围。通过分组讨论，学生各抒己见，既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中医药的兴趣，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4案例的反馈与评价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学生会得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相对明确的观点或结论，让学生代表讲述他们对案例的理解、分析、处理过程，并提供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教师结合教学目标进行及时、准确的点评与总结，对学生的不同看法进行梳理，正确的给予充分肯定，错误的要及时纠正，未讨论到的问题要补充进去，同时对学生准备的资料及课堂发言情况作出客观评价。使学生能够真正体会到学到了很多知识，得到了充分锻炼，并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3实施案例教学法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1案例编写的有效性案例是基于事实而整理加工的故事，但不是随意编造的，它最终要服务于教学目的。好的教学案例，要实现它的教学价值，就应该能够说明一个理论，说明教学内容，指向教学目标。片面强调案例的事实，会让学生摸不着头脑，很难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同时，选取的案例要包含问题，具有挑战性，能够引发学生思考并展开讨论。中医药学概论包括3大部分内容，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针对不同的内容，要选取不同的案例，侧重点要区别开来，能够说明各部分的特点。 3．2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角色定位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准备案例。案例的好坏体现了教师对整个课程乃至各个章节教学内容及目标的把握程度。教师把准备好的案例提供给学生后，要正确指导学生去查阅相关资料及理论知识。其次，在案例讨论阶段，教师要控制好课堂的进度和气氛。能够引导学生使问题逐步深入，同时又不偏离主题，还要保证课堂气氛积极活跃，尽量使每位同学都参与其中。最后，教师还要做出概括性点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都是以引导者、启发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灌输者和答案的提供者。尤其在讨论阶段，教师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少说话、少评论，多倾听、多鼓励。 3．3结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表达能力及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但是，案例教学不可能代替传统的理论教学，它的作用是辅助理论教学。教学过程是复杂的师生互动过程，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灵活运用，才能有效完成。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理论讲授结合多媒体教学，其他的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病例解析、拓展式教学等都可以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视具体情况采用。比如在教学的初期，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但好奇心很强，这一阶段以理论教学结合病案举例为主，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到了中、后期，学生具备了一定的中医、中药知识，形成了中医的辩证思维能力，则可以适当安排案例教学，这时学生会不自觉地以医务工作者的角色参与其中，自主性增强，从而使学习效率得到提高。在中医药学概论教学中，适当开展案例教学，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惑。比如，现在都是大班上课，即便可以分成小组，但组数太多，课堂进度很难控制，小组发言也不可能全部实现，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另外，由于教学课时数少，教学内容大大缩减，学生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使案例教学不能充分开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发展创新途径 1中医药学的起源 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年生命意识的积累所成。正因为有了这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有了祖先对生命的不断认识和认识上的步步深化。夏商西周时期医学技术与巫术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为中医药学理论起源及形成，奠定了的基础。 2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飞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合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以《黄帝内经》为核心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相继诞生，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上都有了总结性的成就，确立了中医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和诊断治疗疾病的一套基本理论，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3中医药学发展的成熟时期 秦汉以来，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取得了诸多成就。三国时期的著名医家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他发明并应用中药全身麻醉剂———麻沸散，给患者施行手术，使患者在无痛苦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并且术后用中药外敷伤口，使伤口快速平复，不留疤痕。这些成就，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很大，而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促进了当时对药物学成就的进一步总结。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4中医药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度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加强医事管理，改进体制，分设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御药院以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开设国家药局，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由政府控制药品贸易。发展医学教育，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改进医学教育模式及考试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医疗技术的训练，根据理论课程和实际医疗技术高低与医疗得失严重与否的具体情况，进行奖惩，乃至黜退，体现出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重视古医籍的整理与研究，组织专业人员，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校、刊行了医书。公元1057年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校勘，这对当时医学的发展和后世医籍的传播，都有重要贡献。此期，政府和医家编著了大批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在临床各科，也取得了空前成果，如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研制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是古代精密的医学模型，也是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法的重要发明。从病因病机学方面，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三因致病说”。诊断学方面，崔嘉彦撰《崔氏脉诀》、施发著《察病指南》、刘开著《脉诀》等，对宋以前的脉学文献和诊断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5中医药学萧条时期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的《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医家们试图通过“汇通”的途径，抵制西方医学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但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兴起，“中医科学化”思潮也应运而生。以陆渊雷为代表的学者鉴于余云岫等人倡言中医不科学，竭力废止中医的情况下，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致力于整理发扬中国医学，提出改造中医的主张。再加之，自北洋军阀时期开始，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排斥、限制、消灭中医的措施，甚至把消灭中医作为崇洋卖国的一项政策，对中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使中医药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处于面临衰亡的境地。 6中医药学的发展与创新 进入新中国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学的发展和创新，加大政策及财力的支持，采用现代化先进科技方法和仪器，团结各医学界力量，为中医药学的发展与创新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不断提高中医药学的地位及相关人员的待遇，加强宣传与普及中医药学知识，使国人乃至全世界对中医药学有了全新认识和了解。中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它以悠久的历史底蕴，浩瀚的文献史料，系统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诊疗方法和显著的疗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要使中医药学这棵大树永远茂盛林立，就要发展创新，要以政策的支持、科学的方法和综合力量的配合为发展创新的基本条件，将监管重心转为发展，改变观念、措施，去掉不适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西医药融为一体，以临床为基点，师承为导向，加强中药质量管理，逐步消除种植药材对疗效的不良影响，建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体制。加强理论学术、传承教育，加强中医药学与生物技术和边缘学科的结合与运用。不断提高它的社会、科学、经济和医疗作用，使其根生于中国，枝叶覆盖于世界。 医药学论文:民族中医药学论述 1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的联系 中医药学在历史进程中大量吸纳、综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内容，如藏医药学、维吾尔医药学等通过西域的地理优势，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中药中的胡麻、草红花等来自西域；《黄帝内经•易法方宜论》所说的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芮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1]，充分证明了中医药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吸纳、综合了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内容。同时，民族医药学也吸收了中医学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解释了人体与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创立了一套诊治疾病的治疗学说和药物学说。如据湘西苗医欧志安的考证，《神农本草经》中苗语记音的药物占三分之一[1]。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中国，10世纪之后，阿拉伯医学随着丝绸之路来到内地，诞生于明代初年的《回回药方》，吸收中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医学理论，如它对中风病以左疾右瘫来描述，即受中医学影响，可以说回族医学是阿拉伯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完美结合。 2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的区别 根据近几十年的挖掘整理和发展，目前已经有不下35种民族医药整理出医学资料，分析较成熟的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回医、朝医、壮医、苗医等可以发现，民族医药的诸多方面与中医学有明显的不同。 2.1文化背景、理论体系不同：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医药需求，在历史上创造了各有特色的医药文化。其中除中医药学之外，还有少数民族医学，从近年来的继承发展和发掘整理情况看出，我国的民族医药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傣族、苗族、彝族、回族等。藏医学是以隆、培根、赤巴三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药学是以三素（赫依、希拉、八达干）和七元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以药味、药物功能与药味转化原理为配方基础的药理学体系和服药十原则构成临床药理学;蒙医药学尊崇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认为人体是对自然界模仿的缩象,强调人体的整体协调、三素动态平衡；不仅从系统观点出发实行六因辨证而且针对性别、年龄等实施个体治疗[2]。维吾尔医药学的核心是四大物质学说，认为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对世界万物的生、长、盛、衰均产生影响和作用；根据四大物质学说这一核心理论，创立了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器官学说、力学说、素质学说、形与神学说、健康学说、疾病学说、危象学说、治疗学说和药物学说等辩证施治理论[3]。傣医药学的基础理论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苗药的理论是“纲、经、症、疾”理论模式，即“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将一切疾病归纳为两纲（种）,即冷病和热病,又将一切药物归结为两类,即热药和冷药；其用药的基本原则是“热病冷治,冷病热治”；诸如此类的治疗原则还有“弱漏用补,邪重用攻;遇毒要用九法治;气要通,血要散;常病要用内外治,怪病要用奇法治”等[4]。回族医学认为四行(即四元,包括气、火、水、土)为先天之气,为三子(即木、金、活)之母;三子是后天之气,为四行之子。回族医学认为天地定位,水火交错,万物开始化育,首先形成“金”、“木”、“活”。“四元”与“三子”配合而形成回族医学的七行学说[5]。以上说明，每种民族医学均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互相不能替代，各自以自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着。 2.2诊疗方法不同：十五、十一五期间各地对民族医药做了大量的保护、抢救、挖掘、整理工作，民族医药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分析部分民族医药治病方法可知，民族医药在诊疗方法方面与中医药有明显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专科专病方面，藏医药对高原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蒙医对脑震荡和骨头摔伤等疾病，维药对白癫风、妇科、骨科以及口腔疾病用药方面亦有其独特之处;瑶药则以治疗肿瘤和红斑狼疮见长；朝医药治疗糖尿病等疗法独特等。二是在治疗方法上的差异，如维吾尔医在治病当中对非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首先采用调整法，对体液型气质失调疾病，轻者亦采用调节法，重者则首先采用致病体液成熟法，第二步采用致病体液清除法，第三步采用恢复脏器本身功能的根治法。以白癜风为例，维吾尔医认为白癜风多于湿寒性气质严重失调，即异常黏液质重度过剩而影响皮肤时所致，故根治白殿风，先采用黏液质成熟剂，以成熟过剩的黏液质；第二步用黏液质清除剂，以清除已被成熟的异常黏液质；第三步才能采用恢复皮肤色素的根治药物[3]。再如藏医的刺血、药浴，蒙医的接骨、壮医的药锤、维医的沙疗等等。第三是独特的保健方法和养生观念。 2.3药物资源不同：我国的少数民族相对集中地分布于除华中、华东地区以外的广阔区域，这些区域大致可分为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以及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等，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极为丰富。少数民族医学主要就地取材利用所栖息地区的药物资源，所以各民族所使用的药物资源物种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化特点，如藏药的70%来源于高原分布的物种；维族药品种则带有明显的荒漠物种特点等[6]。 2.4药物应用不同：中医药学与民族医药学在药物应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临床应用形式上的不同：在云、桂、黔、海南等气候温暖、植物生长茂盛的区域，各民族常利用鲜药材，现配现用，如苗药；而在青藏高原、西部荒漠、内蒙高原等气候生态较为恶劣的区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这些地区药物则多使用干燥药材，并多制成散、丸、酒剂等制剂以满足游牧生产中人员流动性大的需要，如藏区的藏医院临床给药中，多直接使用单味药材粉末配伍，或制成复方的散剂、丸剂等，因此，经长期积累形成了七十味珍珠丸、仁青常觉丸、石松丸等大量疗效确切的名贵成药制剂。二是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这些差异性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生活环境及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体现了各民族医药的特色，也正是各民族药包括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3民族医药学可以借鉴中医药学发展的经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医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有自己独特的不能为中医药囊括之处，与中医学有明显的互补性，是我国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医药卫生资源。虽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然而民族医药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基础比较薄弱，各种的典籍面临失传、传承面临断层、从业人员资格受到拷问、药材资源面临破坏和灭绝、研究教育工作举步维艰等。可喜的是，我国已经逐步认识到保护民族医药、促进民族医药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切实促进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中医学的发展经历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较好的方法，可以为民族医药学的发展提供较好的参考，大大提高民族医药学发展速度和发展的质量。因此，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借鉴中医药的发展经验，在国家政策支持的大好环境下，快速发展成熟起来。 医药学论文:药剂班中医药学概论教学理念 1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课程的特点及其就业方向 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记忆力强，但对汉语的理解表达能力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如城里来的，接触汉语多，语言流利，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也强；各县来的，表达理解能力稍差，但基本能把意识表达清楚；而来自边远农牧区约50%的学生，应受环境和民族文化特点的影响，加之年龄小等因素，汉语表达理解能力差。《中医药学概论》课程的特点：总体章节较多，其中医脏腑、气血津液、经络、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使用注意等各有特点，难于记忆，容易混淆，与临床各科联系密切，专业术语晦涩难懂，理论性强。药剂学生的就业特点：中等卫校的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后，分布在药房、制剂、药店、药厂、营销、检验、种植、采集等与中药材有关的各个行业。 2课堂教学重点突出、难易适度 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体，，根据民族学生的特点，对重点内容多次强调讲解，在板书中标出重点，要求学生在书上几页几行划出标记，并在每次课前回顾性提问，作为平时成绩记录。如：在讲中药配伍禁忌时，重点要求民生熟背“十八反”，熟读“十九味”。同时教师还要注意教材内容的取舍安排，课时的分配，板书书写以及授课语言的表达均要深入浅出，少而精，难易适度。 3培养兴趣，激发求知欲 实践证明，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 3.1实验教学提高兴趣 我校中药标本及饮片标本有500多味，学生们很喜欢到标本室辨认饮片，观看中草药标本。常听到他们说“这味药我家乡的田间、地头很多的……”“我爷爷病了，就用这味药……”每当这时我就因势利导问“你们知道这味药的功效和用法用量吗？”学生们高兴得说“老师我知道……”，下课了还有学生围着我提问交流。从他们求知的目光中，深感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生努力学习。 3.2野外中药标本采集培养兴趣 我校位于库尔勒市交通西路，其三面被农村包绕，植物资源很丰富，我们组织学生到田间、渠旁、路边采集中药，如枸杞子、桑叶（枝）（椹）、车前子（草）、蒲公英、丹参等制作标本，写明采集时间地点、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使用注意等，以作业的形式上交并记录实验成绩，筛选好的标本陈列于标本室，供同学们参观学习。同时我们还组织学生分组观看，中药图谱如《实用中药彩色图谱》《常用中药材真伪对照鉴别图谱》《新疆药用植物图谱》等，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兴趣。 3.3电化教学，增强兴趣 电化教学具有内容丰富、形象感染、能通过声形色为学生创造一种愉悦和谐的教学气氛，极大增强了学习兴趣。电教手段可弥补因地域等因素无法见到或开展的实验，还可弥补教学资源不足。我校的电教片有中药总论-炮制法、中药各论-常用中药、中医基础脏腑经络等。 4适当联系，加强记忆 4.1与现代医学的联系 许多民生对中医术语陌生、难理解，所以要用恰当的比喻，或用现代医学语言加以说明，如“痈疽疔疮”，泛指体表化脓性感染；小者为疖，大者为痈，形小根深如“钉”状为疔，红肿热痛难溃者为疽，肺痈指肺炎，乳痈指乳腺炎等与现代医学的联系，加强记忆。 4.2与方剂、中成药联系 因为方剂是中药的切实应用，如讲当归、白勺等，都可以提到四物汤，四君子汤，并诵以简要方歌“芎归芍地四物汤”这可以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药物主要功效理解，便于记忆应用。 4.3趣味歌诀联系，加强记忆 在中药妊娠禁忌中，用歌诀的形式背诵孕妇慎用和禁用药，如孕妇禁用药歌诀“大爸牵牛上山能涉水”“虻虫披雄黄讹斑蝥”，意为：大爸牵着耕牛涉水到山上去，半路看见虻虫身披雄黄讹诈斑蝥，即大戟、巴豆、牵牛子、商陆、三棱、麝香、水蛭、虻虫、砒石、雄黄、莪术、斑蝥。 5把培养少数民族学生读、写、说能力贯穿于教学始终 以往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学生学好专业课的关键是过汉语关，所以要把培养民生读、写、说能力贯穿于教学始终，在教学中我们采取，集体或分组朗读中医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的定义功能；常用中药药名功效主治；常用方剂的组成功效等，督促他们读，纠正错误发音。有的学生学完中药，仍写出错误的中药名来，如防风写成防分，人参写成人生等，因此必须课后布置适当的作业，加强动脑动手写的能力，教师认真对作业内容和字词进行检查批改纠正。有的民生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口倒不出”所以要培养他们敢于说的能力，简单的问题交给学习差的学生，他们可以看书回答，合书重复，加强记忆。适时提问学习较好的学生，他们多能迅速、详细、准确地做出回答，这时全班鼓掌鼓励，使学生之间感到有趣、羡慕、引起竞争。其次要重视每一位民生，每位学生都有被重视的愿望。总之，教师在教学中应从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使学生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参与获得知识，最大限度地的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相应的发展，有利于大面积提交教学质量。 医药学论文:医学院校中医药学概论教学研究 摘要：中医药学概论包括中医学、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4门学科，涉及很多抽象理论，内容比较繁多。研究高职高专医学院校中医药学概论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其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 关键词：医学院校；中医药学概论；教学改革 中医药学概论课程涉及很多抽象理论，内容比较繁多，包括中医学、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4门学科，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发展，对未来推动民族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是一个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探究的问题。 1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1课程学时不足 中医药学概论包括的知识众多，中医学、中药学、方剂学都包含大量理论知识点，而且许多知识点都具有古代哲学思想观念渗透在里面，需要大量的学时。而现实是中医学的教学内容安排通常需要占到一半的学时，留给中药学、方剂学和中成药学的学习时间明显不足，而教材中中药学需要介绍的常用中药就有一百八十余种，中成药学需要掌握的常用中成药方也有98副，介绍清楚学科的最基础知识都已经非常紧张，更别提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实例来讲授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学生来说，要在较短时间内熟悉常用中药和中成药也只能靠死记硬背[2]，缺乏灵活运用，降低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1.2学生兴趣不高 中医药学概论中许多理论知识具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里面，像精气、阴阳、五行等学说很多内容都是医古文，这对于药学专业学生来说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更别说深入地体会其中的奥妙，造成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另外，学生对于中医药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大部分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偏向于西医，再加上中医药学教学方法落后，导致学生兴趣不高。 1.3教学手段单一 中医药学概论在课堂上需要大量的中药材样品实物作为教学演示的标本，然而现实课堂上不可能把所有的中药材都展示出来，而且一种中药材往往还包含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产地、不同的规格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些中药材还属于名贵药材，不可能实物展示。学校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带学生去中药标本馆参观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说并不能从根本上让学生受益[3]。 2教学改革的内容 2.1传统教学与PBL教学相结合 现在大部分教师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教学方法，即以教师教授知识为主，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掌控教学进度，学生只是被动的参与者，这种教学方法的优点是教师可以掌握课堂的总体进度，把控主动权，缺点是会影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上课时容易走神。PBL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个问题是作为学习和整合新知识的一个起点，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兴趣的培养和主动性帮助很大，但PBL教学的课程容量比较小，对于本来就紧张的课时来说具有挑战性。另外，PBL要求学生自己去探索问题，会使学生专注于探索问题过程而忽略了学习目标本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将两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学生每8个人为一组，教师提出问题并让学生提前预习，自己梳理和总结知识，在此基础上制作出PPT，每节课前挑选1组或若干组进行5~10分钟的展示，全班学生跟着教师一起进行点评。最后，学生再根据教师讲授的内容发现自己遗漏的知识点，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绝大部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学生在制作PPT阶段会经常联系教师了解、咨询问题。中医药学概论本身理论知识点非常多，而且许多都是抽象的内容，如果不深入学习往往会造成学生兴趣越来越低，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使学生不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2将理论知识生动化 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现在的学生大都是“90后”的年轻人，所以在思维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笔者试着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形象化、生活化。比如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对于学生来说是完全陌生和难懂的，而让他们把“金”联想成日常生活中的工具刀，把“木”联想成树木，刀剑可以砍树木（金克木）、树木长在土里面（木克土）、水来土掩（土克水）、灭火需要水（水克火）、火可以点燃树木（火克木），学生一目了然地就掌握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比如林黛玉天天忧愁悲痛而哭泣，用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对应五脏（肝心脾肺肾），再对应了五志（怒喜思悲恐），说明是肺有病变了，以至于得了肺痨，后来咳血而逝。这样看似深奥的理论知识，也很容易通过实际生活中的对比找到答案，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3多实物展示 中医药种类繁杂、数目众多，非常难记忆和理解，而且许多品种容易混淆，对于刚接触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噩梦[4]。如肉桂和桂枝来源于同一种植物，肉桂树皮，桂枝为嫩枝。二者皆有温营血，助气化，散寒凝的作用。但肉桂长于温里止痛，入下焦而补肾阳，归命火；桂枝长于发表散寒，振奋气血，主上行而助阳化气，温通经脉。再如牛膝有怀牛膝和川牛膝之分，二者来源不同，均能活血通经，补肝肾，强筋骨，利尿通淋，引火（血）下行。但川牛膝长于活血通经，怀牛膝长于补肝肾，强筋骨。而在实际教学中，如果能够在课堂上展示易混淆的药物，让学生近距离仔细观察，使他们能够辨别药物的性状和特征，并采用眼观、手摸、鼻闻、口尝的方法对药材进行系统分析，就有助于学生甄别不同药物的功效、性能，激发学习兴趣[5]。 2.4完善考试考核 中医药学概论这门课程非常注重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灵活掌握，看到一个中药材不但要知道它的功效、用途，还要懂得如何让学生利用它去治病救人，如何跟别的药物共同作用以发挥最大功效。所以笔者衡量成绩时把学生对于实践应用的灵活度作为一大指标。通过笔者近两年的实际操作发现，学生普遍认可这样的考核，认为这种办法更能真实地反映知识的掌握情况。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应该是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强调理论教学和实践训练并重，简单的来说就是学生毕业以后能够马上上岗，这就要求每一名教师都要考虑如何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对于技能的培养。笔者通过积极探索找出最适合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方式，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 作者：牛林徽 单位: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校医学人文素养调查研究 摘要：通过对西北某中医药学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并做统计学分析，为加强中医药学校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依据。结果显示，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堪忧，人文素质教育不理想，69.8%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缺乏全面理解，人文社科知识欠缺；81.8%的学生很少阅读人文社科书籍，学生缺乏学习自主性，课外阅读的目的仅以打发时间、增加谈资为主；人文课程设置与学生需求有差距，学校人文素质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要全面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还需依据现状，采取多方面、有针对性的措施，适时调整学校人文课程设置，提升教师队伍人文素质教育水平，加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 关键词：中医药教育；医学人文素养；人文教育 医学是拯救人的生命、维护人体健康的特殊职业。因此，医学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传授医学专业知识，更应该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但长期以来，我国医学教育尤其是中职医学教育过分注重医学科学技术层面的职业训练，忽视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这种教育模式偏离了医学人文学科教育的本质，导致非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最终严重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和谐、制约了医疗卫生服务和医学科学的有效发展。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本文对西北某中医药学校学生人文素养现状进行调查，以期了解学生对医学人文素养的认知程度，为加强中医药学校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依据，现介绍如下。 1调查对象和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次研究随机抽取西北某中医药学校中医、中药、药剂、中医护理、针灸推拿等专业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共412名，其中男生107名，女生305名。二年级学生是指已完成全部医学基础课，尚未进入医院或企业实习的学生；三年级学生是指已完成所有医学基础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实习结束返校的学生。 1.2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由两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结合此次研究目的、学情和自身教学经验，经过反复讨论设计确定，调查过程已做好质量控制。问卷共设计70个问题，包含了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整体认知、学校人文课程的开设及学习、人文社科知识的掌握及课外阅读与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和价值观5个方面的内容。在发放问卷前，由调查的教师向被调查者说明调查活动的目的，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从而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保证此次问卷采集数据真实有效，问卷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412份，收回有效问卷39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6.60%。1.3资料分析应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通过Excel和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有效调查对象中，男生99人，占24.9%，女生299人，占75.1%；三年级学生共217人，占54.5%，二年级共181人，占45.5%；各专业中，以中医专业为主，共205人，占51.5%，其次是护理专业，共137人，占34.4%，而中药、针灸推拿、药剂学专业分别有17人、8人和31人，分别占4.3%、2.0%和7.8%；以三年制学生为主，有388人，占97.5%，二年制仅有10人，占2.5%。 2.2医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整体认知情况（见表1~3） 调查结果显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知晓度，65.6%的学生听说过，但不清楚人文素质教育；30.2%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听说过，并清楚；仅有4.2%的学生从未听说过人文素质教育。也就是说，69.8%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缺乏全面理解。调查发现，二年级、三年级学生认为素质教育重要的比例分别为93.9%和96.7%，经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可认为两个年级的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无差异。在此基础上，对经过医院实习的三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三年级学生认为医学理论课程和医学社会实践有作用的比例分别为90.8%和95.9%，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医学社会实践对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的作用优于理论课程。除此之外，调查还发现86.4%的学生很少利用甚至从未利用学校图书馆人文类图书；47.4%的学生对于学校人文教育情况或学校文化品位较为满意；82.9%的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授课对个人人文素养的提升有作用；84.9%的学生对自身的人文知识和素养表示不满意甚至欠缺；有91.7%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 2.3人文课程的开设及学习情况 本调查中所抽取的西北某中医药学校开设的人文课程主要有医学基础类、文化基础类、德育政治类，具体包括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律法规、计算机、职业道德与法律、哲学与人生等课程。而对于人文课程的学习，38.4%的学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一般，31.9%的学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多，29.7%的学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甚至没有。针对学校开设人文课程，有80.4%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医学生应该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在医学人文课程开设方面，学生认为最有必要的课程为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伦理学等。 2.4人文社科知识的掌握及课外阅读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43.5%的学生认为在精通专业的基础上，还应读部分经典书籍；36.0%的学生认为医学生读课外书只需要读有使用价值的书；6.4%的学生认为应博览群书，提高人文素养；14.1%的学生则认为医学生读不读课外书影响不大。通过调查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掌握情况发现，仅有29.4%的学生能够完全正确回答所有中医药文化的问题。对于平均每学期阅读人文社科书籍量的调查结果显示，28.7%的学生几乎没读过该类书籍，53.1%的学生平均每学期读1~2本，仅有18.2%的学生每学期会读3~5本。也就是说，81.8%的学生很少阅读人文社科书籍。研究显示，学生课外阅读的目的主要是打发时间、增加谈资，其次才是提高文学修养、开阔知识视野。 2.5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和价值观 关于人生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92.4%的学生赞成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帮助和理解。而对于科技与伦理的争论，73.5%的学生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以现有伦理规范为准绳，发挥伦理规范的作用，削弱科技的负面效应。影响医学生职业道德形成的因素依次是医务人员道德状况和社会道德状况、教师的言传身教以及校园文化。 3讨论 3.1进一步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充分发挥教师队伍的渗透作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人文素质教育缺乏清楚的认知，有84.9%的学生并不满意自身的人文知识和素养，这一方面说明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重专业轻人文，另一方面说明学校在教育理念上未能充分重视人文素质教育。通过调查还发现，有91.7%的学生认为加强医学生的人文教育很有必要，而对于人文教育的方式，研究发现医学社会实践的满意度要高于医学理论课程（P 0.05），这与包丽娟等人[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反映出学生对人文知识有较大需求，提示学校应坚持理论课程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即理实一体的教育方式，适当侧重于社会实践教育，加强实习教学中的人文渗透。在对于影响人文素养因素的调查中，有82.9%的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授课对提升个人的人文素养有作用，这充分说明医学专业课教师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高校推行人文素质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教师人文素质的高低[2]。专业课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最长，在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时有其特殊的优势。专业课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将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内容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对于针对性地落实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影响。 3.2优化人文课程结构，注重课程设置与实际需要相结合 重医学专业知识、轻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在人文课程的学习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学生需求最高的3门人文课程分别是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学、医学伦理学，而所调查的学校只开设了医学心理学。在该校所开设的人文课程中，教育方式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讨论开展较少。对于人文课程的考核仍旧以理论考核为主，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这表明学校人文课程结构亟待优化，课程设置还需以实际需要为导向适时进行调整。在人文教育教学方面，可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3]、案例式教学法[4]以及小组讨论的教学方法，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学会从多角度考虑问题。 3.3增加人文社科教育在教学任务中的比例，提高学生对人文素质的主观认识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该校大部分学生阅读人文社科书籍较少，很少有学生会主动学习人文知识。这提示学校可以在日常教学任务中适当增加人文社科教育的比例，开设具有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色的人文课程。在对学生课外阅读目的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是为了打发时间、增加谈资，很少有学生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而阅读。由此可见，学生在对人文素质重要性的认识上还不到位，这可能是由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迫使学生不得不把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医学专业课程，从而导致人文素质教育易被忽视。 3.4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起着重要作用[5]。而相比于综合性学校，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导致医学生在校期间缺乏文化熏陶[6]。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将近一半的学生对于学校的文化品位不满意。这提示学校应在今后更加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大力支持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实现文化育人功能。在关于学生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学生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但仍有少数学生“三观”有失偏颇，对此，学校可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来增强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进而端正学生人生态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4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此次调查发现，中医药学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而要全面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还需依据现状，采取多方面、针对性的措施，适时调整学校人文课程设置，全面提升教师队伍人文素质教育水平，加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营造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校园氛围，陶冶情操，滋养心灵，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作者：祁海萍 赵晓玲 单位：甘肃省中医学校 医药学论文:中医药学科交叉研究 1学科交叉在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学科是指专门的知识体系，学科建设是围绕着学科学术的发展与知识的创新所做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学科交叉应是指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研究专家伍德沃思，便开始使用跨学科一词，起初对跨学科的解读类似于“合作研究”［1］。即研究中需要具备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的共同参与。1972年，在经合组织的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组织的跨学科研讨会中，将跨学科界定为，对2个或多个不同学科的整合———这种整合既是学科间互动的过程，包括从简单的学科认识交流到材料、概念群、方法论和认识论、学科话语的互通有无，乃至研究路径、科研组织方式和学科人才培养的整合［2］。学科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知识体系与实体学科，知识体系是学科的灵魂，实体学科则包含学科队伍、学科平台等，具有承载学科知识体系、发展学科学术、创新学科知识、培养学科人才等功能。纵观人类各学科知识的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无一不是汲取了同时代相关领域新的知识和技术成果，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包容精神，有力地促进了本学科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创新。学科建设工作是为促进学科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创新，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是产生新知识的有效途径，正如学者所说，学科交叉融合有助于催生重大科学成就；学科交叉融合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和特征［3］。因此，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积极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于学科学术发展、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医药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中医药学科是以中医药知识为主体的学科，中医药知识或理论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是医学和哲学的融合，或者说是借助哲学为说理工具的医学，其理论具有显著的哲学特征，即比较宏观，在临床上对很多疾病都有较好的指导作用，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其优点。但中医药理论相对抽象，思辨性较强，很难统一标准，具体操作难度较大。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中医药学科固有的理论正是阻碍中医药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必须使其理论现代化才能真正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但在实践当中，中医药理论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很多项目的研究也仅停留在中医药理论的现代阐释上，而这种阐释充其量只是以管窥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反映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目前，学科建设在学科（知识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为高校所共识，中医药学科在重点学科建设格局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从校级重点学科到地方或省级重点学科，再到国家级重点学科，都有中医药学科的身影，重点学科建设已对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中仍存在着一些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学科方向的局限、人才队伍的局限和基地平台的局限三个方面。（1）学科方向规定着学科的发展，方向过于局限将会限制学科的发展。而目前中医药学科的研究方向大多数都局限在本学科有限的领域之内，且并没有真正体现本学科的内涵。这种基于自身狭窄领域的研究视野很难实现学科学术发展的突破。（2）人才队伍也是目前制约中医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近些年我们培养了大批的硕士和博士，很多中医药学科现在高学历者所占比重已经很大，但其专业知识相对单一，学科基本上仍是相同专业者的俱乐部。这种知识的结构的单一性也造就了学术研究思维的同一性。（3）基地平台的相似性问题很突出。中医药学科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相关学科的研究仪器和设备来开展自身学术的研究工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建设什么样的平台要从自身学科的性质出发，一定要遵从自身学科内涵的发展规律。兼收并蓄是任何学科发展的共有特点和规律，中医药在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也一定要遵从这种特点和规律。在中医药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方向的狭窄性、学科队伍知识结构的单一性及学科基地平台的相似性等这些问题必须在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才能真正解决。 3在学科建设中促进中医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筑学科平台，这三个根本任务为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1以方向凝练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学科方向既要保持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又要在不偏离其内涵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其外延，这是学科学术不断发展、创新和保持学科活力的保证。而支撑学科方向的是具体的研究项目，学科方向规定着研究项目的范围，研究项目又促使学科方向不断凝练。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一般要符合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就是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受国家或地方政策导向的影响。因此，学科方向的凝练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分工也愈来愈细，作为服务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项目，其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涉及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往往不是单一的学科所能完全具备的。尤其对于中医药学科来说，其理论体系和现代医学相去甚远，而目前开展中医药研究工作基本离不开现代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相关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支持。这就使学科交叉成为学科开展项目研究和方向凝练的必经之路。胡瑞等通过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分析，发现跨学科研究组织是科研项目得以实施完成的重要载体，而灵活机动的跨学科组织是麻省理工学院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设有许多临时性的、以主要研究方向命名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这些组织以研究任务为导向，依据课题研究的需要集结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课题组随着研究任务的完成而解散［3］。目前该校大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已超过60个［4］。这一通过研究项目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措施是麻省理工学院高效率、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的有力保障。这一举措也是国家多年来一直所大力倡导的，如973研究项目、协同创新项目等项目的立项研究工作，必须由多个学科组建成大团队联合攻关。以项目研究带动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很自然的一种方式。 3．2以队伍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人是学科建设中最活跃的因素，学科建设的一切活动是由人来具体实施的，因此，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学科的建设发展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学科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善于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学科往往走在科学的前列。中医药学科的发展更需要借助现代医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虽然中医药学科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但中医药知识理论的发展从来也都不排斥外来的学科，那种故步自封，以为单一的中医药学科知识可以独自存在于学科知识大洋中的想法是固执和危险的。而相当多的中医药学科队伍学缘结构不甚合理，近亲繁殖情况较为严重，知识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这在全国中医药院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是我国中医药学科学术水平长期以来难以有较大或实质性发展的原因之一。由于相当多的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中医药学科学术队伍都是本校甚至本院系培养的，其知识的面和量、知识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对学科队伍创新能力的提高非常不利，这种现象亟待改变［5］。因此，中医药学科要根据需要在建设中善于吸纳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当然这些人员要基于共同的志趣，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这些知识背景不同的人员围绕着学科共同的研究方向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极有可能激发出创新的思维，有利于促进学科学术的创新，并产生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3．3以基地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学科基地是学科从事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载体，基地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开展学术研究的层次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中医药学科要与时俱进，跟上现代科学的步伐，科学研究是其必经之路。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趋势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学科知识、方法和技术均不可能独立完成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学科在基地建设的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开展本学科学术研究工作需要，以本学科研究方法为主体，涉及相关学科的方法技术为辅助，实现在基地建设上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当然，每个学科的基地建设基础不同，有条件的可在完善自身基地的建设中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基础较弱的学科则应充分利用学校、院部或其他学科的基地、实验室、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等，为我所用，在开展具体研究工作中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4结语 学科是高校的基本单元，高等中医药院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中医药人才、创新中医药理论和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重任。中医药学科基于其理论体系的特殊性，至今仍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医药学科理论或学术的发展只能依靠自身纵向探索发展，现代医学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术的引入无助于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反而会误入歧途。因此，高等中医药院校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其中不乏高学历和高职称人员，在思想认识上仍局限于传统的中医学术发展的思维模式，即除了传统的中医药学理论知识，排斥其他一切外来的相关知识，排斥中医药进行现代研究。这一现象导致了在中医药学科内部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传统中医派和现代中医派。“道不同，不相为谋”，教学、临床、科研，各自走各自的路，学科很难形成合力，极不利于学科学术的发展。因此，高等中医药院校要真正认识到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以学科建设为载体，改变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把教学科研纳入学科建设体系，打破传统的分离状态，通过学科交叉统筹教学队伍与科研队伍；鼓励二级学院以重点实验室、学科交叉项目组、学科交叉团队等方式来凝练并设置新学科方向、开设新课程，打破教学资源的专业（学系）所有制，建立以学科方向、学科项目组及课程群、课程组为基本单位的教学组织体系［6］。在学科建设中，通过凝练方向、汇聚队伍、构筑平台等三个方面促进学科真正地交叉融合，把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姚建平 樊蔚虹 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医药学论文:医学教育对中医药学科的实用性 1转化中医药学的内涵表述 由于中医学理论和西医学理论的差异，两者的转化医学各具特点。对于中医药来说，医药合于一体，而且中医学有自己的疾病观和治疗观。因此，转化中医药学的内涵阐述既要全面又要突出特点。中医学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基本特色，转化中医药学应以此为前提，在临床中以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辨证论治出发，疾病与证候并重，针对辨病和辨证分类，在立法处方、药物配伍、证候传变、疾病预后、药效和疗效评价、药物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广泛查阅医学典籍，名家医案，深度发掘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文献资源，从中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技术和药物或获得解决临床问题的思路;并借鉴和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手段，多学科交叉研究，发挥各自优势，应用基因芯片、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药理学等技术以及严格的统计学分析，在不同的研究层面对与证候发生、发展、传变、预后，疗效评价、药物作用靶点和质量控制等相关联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进行筛选;同时，赋予相应的具有中医特征内涵的脏腑和四诊合参信息，进而指导临床应用研究，体现中医药学“临床—医学典籍—临床”的转化路径［7］。 2转化中医药学的研究分支 转化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血肉是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知识，其核心是转化，其目标是适合临床需要的用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的技术、方案或药物。中医药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离开这些，转化中医药学学科将会是空中楼阁。研究分支可分为中医和中药两大板块，在此两大板块下，可考虑细分为若干学科研究专业，现提出下列几点设想以供讨论。 2.1转化中医学 中医理论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与其研究技术的落后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表述的研究成果往往由于中医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尚不完善或不统一，可重复性差，在国际上难以交流，阻碍中医理论的传播，并使一些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医学界的承认。转化中医学，其目的是借助转化医学兴起的机遇，引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概念，充分发挥以临床为基础的中医特色，以循证医学证实中医学临床经验积累和临床疗效，将中医学从经验医学上升到实证医学［5］，再转入基础研究，然后从基础到临床应用。在这一过程中，蕴含着转化中医学的两种模式:第一是从临床经验到基础研究再到临床应用;第二是从医学典籍到基础研究再到临床应用。由于应用了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使转化中医学易于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同时有助于促进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从经验或典籍记载向实证发展并寻获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优势病种和扩大其应用领域。 2.2转化中药学 2010年9月26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成立。这是第一个中药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药转化医学进行了讨论和诠释［8］。结合中药药性理论和配伍应用，采取现代研究技术手段，在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手段等方面已具备了成立转化中药学研究方向的条件。中药的优势之一是以君臣佐使配伍复方实现个体化治疗，顺应了当今医学发展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或范畴是什么呢?有学者已对此问题做过研究，认为中药转化研究中，用相关基因解释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而用一组化学成分描述复方的物质基础［9］。也有研究分析指出，中药转化研究以组分配伍研究为内容，开发现代中药研制的新模式［10］。另有学者认为，转化中药学着重对中药组分间不同配比与药理效应的关系进行研究［11］。近来，有报道提出“方剂组学(Formulomics)”的概念，作为中医药复方转化研究新思路和内容［12］。因此，对于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应有中药理论的鲜明特色。中药理论讲究平衡机体(纠正偏性)，系统调节;复方是主次分明(君臣佐使)的化学成分组合群;药物作用模式是多点-多点(系统-系统)。因此，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体现中药特色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临床有效复方的甄选和评价;复方的配伍关系，复方的药物质量控制，药效学和药动学以及安全性评价;化学成分组合群与人体的相互作用。研究的方法学可以考虑采用:病证结合中医证候量化指标并结合现代医学病理生化指标和影像学表观特征，参考系统生物学评价体系;以整体表达、整体筛选模式，根据方证对应关系筛选复方(特别是对于中医优势病种)。 3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面对的困难 王永炎院士指出:“中药转化医学就是从基础到临床、到民众、到全球，……中药的现代诠释是一种创新。”张伯礼院士也提出:“中药是转化医学的杰出代表，……中药研究应突破传统思路。”［8］可以说转化中医药学学科既古老也年轻，说其古老，是因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有着转化医学的身影;说其年轻，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仍处于襁褓之中，但作为一门创新学科，将会丰富我国中医药教育创新知识体系的建设内容。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需要面对困难，主要是能作为学科依托的转化中医药研究中心(平台)少。除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医老年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和上述提到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外，鲜见其他的转化中医药研究机构，因此会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另外，在目前大部分的中医院校中，将转化中医药研究的理念渗透在日常教学中尚欠缺，缺乏对转化中医药研究的敏感性，缺乏对加快转化中医药研究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4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的策略 解决上述存在的主要困难，首先要审视中医药的现实国际地位，树立忧患意识、前瞻意识和推广中医药的使命感。文化复兴也属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中医药作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将能增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其次，在管理机制上，中医药主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整合相关资源，统筹规划，试点运行转化中医药研究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机制，通过一段时间(例如1年)运行反馈信息的汇总和分析，找到机制中有待改进的部分，从而有助于加快转化中医药学学科的建立。最后，要秉承“转化”理念，让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从事临床医疗的人员以及中药研发企业界联合起来，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的构建而共同配合，互相协作。转化中医药学学科是创新学科，期待医药界同仁们予以关注，集思广益，为我国的转化中医药研究、创新学科建设和转化中医药研究人才培养而努力。 作者：唐汉庆 许世华 王宁莉 医药学论文:兽医药学教导改革简析 作者：李慧峰 李喜旺 李子平 单位：河北北方学院动物科技学院 考核方法多样化考核方法由传统的单纯笔试改革为笔试和实验操作考核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中，笔试部分应注意试题的难度、广度和深度，注意药物使用时的关联性，将各章内容融会贯通，加大综合性试题比例，并与当前临床紧密结合，力求真正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除此之外，实验操作在考试中占一定比例，以测试学生平时上实验课时是否真正做到自己动手，使考试成绩更能反映出学生的实际水平。 实验教学及实践多样化 增加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传统的药理学实验中多是验证性的，为了不断完善实验内容，应尽量开设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当然，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也可以交由学生自己设计，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从文献的查阅开始，然后确定实验操作步骤，准备实验仪器及试剂，经课堂商讨后如果切实可行，即可实行，所以教研室最好能配备专门的实验室提供给学生演练，这样，利于学生运用综合知识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实践与教学同步实行学习《兽医药理学》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将药物应用于临床，那么实践教学即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等的重要环节，虽然大学生都有毕业实习，但学习完该课程半年甚至1年之后再去实践，药理学的理论知识可能早已很生疏，所以，在讲授该门课的同时让学生能够投入到实践中是颇为有益的。学生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在老师的带领下去药厂或者兽药厂、小型养殖场、动物门诊部进行参观或实习，让学生了解药物的一般生产流程、药事管理的基本内容以及临床上动物疾病的治疗用药，这样，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具体化，从而便于学生掌握。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自身知识的完善作为一名《兽医药理学》的授课老师，不仅应具备药理学的丰富知识，还应具备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解剖学等学科的扎实基础。在该基础上，要不断地查阅大量文献，了解该专业课的新动态，掌握药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将科研融入教学体系，从而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除此之外，老师应加强英语水平的提高，在当今科技发展的今天，各学科前沿知识和国际领先研究成果以及先进的研究方法、技术均在国外著名期刊或在国际会议上率先发表，要想及时掌握和交流这些最新的前沿知识及学科研究动态，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英语能力，这样，才能把最新的科技动态带到课堂上，让学生更快地接受新知识。改善教学方法《兽医药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同时也是集实践性、应用性为一体的学科。在授课过程中，既要注意药理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又要将实验和临床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做到学以致用。所以，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注重启发式教学：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老师为主导，学生是主体，所以，老师须正确有效地引导学生去思考、观察、操作，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另外，老师在语言表达时应注意艺术性，不但要用通俗严谨的语言准确描述授课内容，还要尽量使自己的表达风趣幽默，这样可以改变学生上课时的乏味感和枯燥感。理论联系实际：《兽医药理学》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据学生反映，在课堂上还有些印象，但下课后脑子一片空白，那么如何让学生对所学习的药物印象深刻，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讲解某个药物时理论联系实际，如果只是用口述的形式讲解该药物的作用，就像是纸上谈兵，但如果能和临床上的疾病联系起来，那效果就会很好。比如：在讲解阿托品时，由于作用较多，记忆起来比较困难，老师可以提问学生：“大家知道在临床上人或动物在中毒后有何症状？通常阿托品是解救药物之一，为什么？再者，大家在去配眼镜的时候可能曾遇到这种情况，店员给你滴几滴散瞳的药水即阿托品，但过一会儿你会觉得口干舌燥，为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学习一下阿托品这种药物。这样，就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欲望，有助于学生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另外，在讲解每一类药物后做一小结，总结这些药物的异同，并附于病例治疗分析，以便在课上巩固所学内容。

农业农村论文: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努力推进新时期的农村水利工作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村水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上午，汪恕诚部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十分深刻的报告，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明年和今后的水利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按照会议安排，我就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谈几点认识。 一、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更新和完善水利发展观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经验，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表明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也是水利改革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水利工作，必须树立六个观念：一是以人为本的观念。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确保饮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用水安全；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水利建设中避免和减少人类活动对水和自然的侵害；三是节约资源的观念。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树立节水意识，完善节水机制，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四是保护环境的观念。水是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最基本要素，要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正确处理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五是统筹发展的观念。根据流域、区域、城乡和东中西部发展对水利的不同需求，统筹考虑水资源条件、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科学确定水利发展目标、速度、规模和水平，促进水利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六是改革创新的观念。深化水利改革，理顺体制、创新机制、健全法制，强化水利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水利依法行政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 98’大水以来，水利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支撑和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利部党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水利工作的实际出发，在系统总结多年治水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出了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一治水思路贯彻了中央水利工作方针，是科学发展观在水利工作中的直接体现。 几年来，各级水利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水利改革与发展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一是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98年以来，中央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2400多亿元，年均投入300亿元以上。长江干堤加固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南水北调和治淮建设全面启动，农村人饮解困、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二是水利改革不断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水务管理体制改革、水利投资体制改革、农村水利改革、水价改革全面推进；三是依法治水力度进一步加大。水法规体系和水行政执法体系逐步健全，科学、民主、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四是水资源管理得到加强。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张掖等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黑河、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引江济太、引岳济淀、扎龙湿地补水等取得显著成效；五是水利规划和前期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水利专项规划取得重要成果，重点水利项目的前期工作步伐加快。 但是，从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要求来看，水资源承载能力下降，饮水安全问题十分突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江河防洪标准偏低，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尚不完善，频繁的洪涝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水环境的总体状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水利改革与发展自身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认识还不尽一致，贯彻落实的力度还不够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及安全隐患等问题较为突出，公益性水利工程良性运行维护补偿政策尚未到位；水利发展中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约束尚未消除，水利的社会管理和依法行政能力亟待加强；水利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较低，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还需进一步加快；水库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基层水管单位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亟待改善。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中央对水利工作高度重视，将水利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位置，国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后，仍将继续保持较大的中央水利投资力度，水利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解决水利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水利发展目标和任务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总的来说，就是要把握一条主线，突出三个抓手，明确五个目标，构建六大体系。 把握一条主线。就是要在水利工作中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央水利工作方针，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着力解决好水利改革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水利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突出三个抓手。一是加快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有加快发展，才能解决好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水问题，才能提高水利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二是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加快水利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建立水资源和涉水事务统一管理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利发展机制，才能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水、依法管水的水行政管理体系；三是强化管理。管理是提高效益的基础，也是保证水利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才能使水利工程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才能提高水利管理部门驾驭水利工作的能力。 明确五个目标。一是保障饮水安全。把保障饮水安全、保护人的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和突出重点，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改善供水水质，保护饮用水源，切实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二是保障防洪安全。以大江大河治理为重点，提高重要防洪保护区、重要城市和重要地区的防洪减灾能力，将洪涝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三是保障粮食安全。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为重点，提高农田灌排能力和农业用水效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四是保障经济用水安全。以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重点，满足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重大战略布局对水的需求；五是保障生态用水安全。以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为重点，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构建六大体系。一是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坚持给洪水以出路的原则，通过河道整治、堤防加固、控制性枢纽、蓄滞洪区建设等工程措施，结合洪水风险管理、洪水预警预报、防洪调度指挥等非工程措施，构建较为完善的江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二是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的原则，通过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通过兴建南水北调等跨流域和区域调水工程，形成四横三纵、东西互补、南北互济的全国水资源配置格局，结合骨干水源工程、各类蓄引提工程建设及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提高供水保障能力，构建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体系；三是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坚持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与改善生活条件同步推进的原则，通过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结合人畜饮水、节水灌溉、雨水集蓄、牧区水利、农村水电等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发展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减灾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四是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的原则，通过严格的水功能区划管理，实行排污总量控制和水质监测，加强对重要水源地和地下水的保护，逐步恢复和改善水体功能，结合水污染治理，加大中水回用力度，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构建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五是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坚持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坡改梯、淤地坝、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措施，结合退耕还林和封禁保护，充分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对重点水土流失区和生态脆弱流域进行综合治理，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六是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坚持以信息化促进水利现代化的原则，通过建立水文水资源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水资源调度管理系统、水土保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结合水利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构建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 四、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要着力做好六项工作。 第一，抓好规划的制定和前期工作，打造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整体框架。一是制定好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水利发展面临形势，明确水利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布局、重点和措施，为“十一五”水利改革与发展提供规划依据；二是编制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做好水资源配置工作，根据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状况，科学制定主要江河水资源分配方案，为建立国家水权制度、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水资源提供规划支撑；三是做好防洪规划的审查报批工作。尽快形成全国和流域防洪规划成果，为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确立洪水管理制度提供规划基础；四是加快重要流域、区域规划及专项水利规划的编制，完善水利规划体系，强化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抓好各项规划的实施；五是加快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为实现水利规划目标和保持稳定的水利建设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可持续发展水利基础。一是加快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把保障饮水安全作为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重点解决农村群众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及血吸虫病区等水质不达标和局部地区的饮水困难问题；二是加快以治淮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加强蓄滞洪区建设，实施重点河段的堤防建设、河势控制和清淤疏浚，加大重点海堤建设力度，加强重要跨界河流整治及国土防护，重视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和山洪灾害防治；三是加快南水北调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搞好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建设甘肃引洮等一批区域性调水工程，积极开发利用雨洪资源和非常规水资源；四是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在水土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新建一批大型灌区，对大型排涝泵站进行更新改造，发展雨水集蓄利用，加强牧区水利建设；五是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尽快完成第一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快实施第二批除险加固任务。按照水库建设规划，加强新建水库的论证和审批工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新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妥善处理水库移民安置、征地补偿和后期扶持等问题；六是加快水土保持和生态治理。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搞好黄河多沙粗沙区淤地坝建设，继续实施塔里木河、黑河、首都水资源综合治理；七是加强农村水电和电气化建设。加快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步伐，实施光明工程，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用电困难；八是加快水利信息化建设。继续建设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加强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网络建设，加强重点流域、区域、城市及骨干水利工程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水利建设要注重向西部地区倾斜，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水利援藏、水利定点扶贫和水利血防等工作。 第三，加快各项水利改革，理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体制机制。一是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加快区域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二是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以公共财政为主的水利投资体制，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建立稳定的水利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好地方配套资金，切实加强水利资金管理；三是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水利项目“代建制”，规范水利建设市场，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和干部安全。加快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建立工程管理和维护的投入机制，落实管护经费，推进管养分离，精简管理机构，加强经营管理，确保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和效益的发挥；四是水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探索准公益性水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完善水利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体制；五是推进农村水利改革。大力推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用水户参与或直接管理。对农村小型水利设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六是推进水价改革。建立有利于节水的水价形成机制，全面推行阶梯式水价，对不同水源和不同类型用水实行差别水价。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和生态环境恶化地区，要逐步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第四，强化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水利的管理模式。一是建立洪水管理制度。开展洪水风险分析评价，建立国家洪水影响评价制度，完善蓄滞洪区管理制度，提高蓄滞洪区管理运用调度能力；二是建立国家水权管理制度。抓紧制定国家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实现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建立水权转让制度，培育水市场，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建立水资源节约制度。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在农业节水方面，建立先进的灌溉用水制度和城市、工业补偿农业节水机制，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在城市和工业节水方面，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推广节水技术和器具，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四是建立水资源保护制度。完善水功能区管理制度，确定水域纳污能力，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入河排污口登记及审批制度，加强重要水功能区和重要入河排污口的监控。 第五，加强水利政策法规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水利提供法制保障。抓紧完善《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规，研究制订水利建设的征地补偿、移民安置、生态保护等政策措施，争取尽早出台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加强水政执法体系建设，规范水事行为，提高执法能力。深化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水平。 在此，我想再重点强调一下移民和生态问题。当前，移民和生态问题已成为事关水利可持续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水利建设中，要高度重视移民安置和生态保护。根据移民安置环境容量，科学确定移民安置方案，打足移民安置投资概算，保障移民合法权益。要完善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妥善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要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河流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理念，新建水利工程要认真做好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尽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已建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具有不利影响的，要在科学论证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第六，加强科技创新和队伍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活力。建立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攻关，抓好水利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高水利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加强水利队伍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培养高素质水利人才，弘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把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是各级水利部门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后农业税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近年来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2005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1958年通过的农业税条例，中国的农业税由免征转为彻底取消。我一直认为，税费改革的真正内涵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1].免征或取消农业税是惠民利民的重大举措，但这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免征农业税对于一些农业税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和县市，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了解到的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免征农业税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多。这也就使得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仅就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根源及解决思路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 （一）免征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体财力中，上级补助收入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已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 西北某贫困县，2002年当年可用财力为13850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1427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2.5%；2003年当年可用财力14968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2559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3.9%；2004年当年可用财力17449万元，省补助收入15734万元，占可用财力的90.2%；2005年预计当年可用财力10983万元，省补助收入10529万元，比重高达 95.9%.该县34.93万人，财政供养人口8681人，占全县人口的2.49%.县级财政的所有收入远远不够发全县干部的工资。只能发2-3个月的工资。 该县2004年财政赤字4869多万元，如包括挪用的1000多万元的专款，赤字共6000多万元。2004年底累积债务达6836万元。2005年财政的实际支出预计为18928.5万元，支出的主要部分为：人头费（9435万元），公用经费（2664万元），上年结转的专项资金（3887万元），税费改革的中央转移支付非支不可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301万元）、村社干部报酬（191万元）、乡村道路、优抚等（641万元）；预算执行中要求县级财政负担的计划生育（462.5万元）、封山育林、救灾、低保（城市）、防疫、口蹄疫防治、世界银行贷款本息、医疗保险等1347万元。收支缺口预计将达到近8000万元，还还不算没有能力执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配套资金118万元。 免征农业税后乡镇一级的财政收支情况又怎样呢？在该县，乡镇一级的地方税收全部上缴县级财政，有的乡镇一年没有任何财政收入。镇上每年除了支付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外，无法再有其他支出。干部工资和正常办公经费（1人1年600元的标准）完全靠县财政拨付。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广东某镇，现在镇政府唯一可支配资金是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20万元，市政府每月划拨给镇办公经费4000元，镇级收入大缩水，而各项支出依旧[2].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现在财政全归县，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财政基础已经丧失殆尽。 （二）、为完成财政收入的任务，弥补收支缺口，地方财政部门加大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以增加入库数额，造成了非税收入的比重上升，“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我曾经认为，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两个税种，免除了征税成本，也就铲除了“搭车”收费的根基和平台[3]，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过于主观，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财政财政，有“财”才有“政”，为了保“政”，必须敛钱。税收收入没有了，只有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上述西北地区某县，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2002年占34.3%，2004年占45.6% ，2005年预计占57.7%. 非税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原收费单位的费用支出，形成了财政收入数字上去了，但可支配财力却上不去的状况。 收费当中的一种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性收费收入，即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该县按当地人均纯收入比例的30%，一对夫妇双方连征7年，2000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社会抚养费5195元，2001年为5485元，2002年5859元，2003年6098元，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增到6388元。2004年该县全年共收缴社会抚养费40多万元，但在地区排名仍落后，于是2005年加大了清欠力度，到7月份已经收上了180多万元。其中收缴往年拖欠款87万元，新增58万元。2005年以前，收缴的社会抚养费10%缴县计生局，乡镇自留90%.2005年后，不再上缴县，收支两条线，社会抚养费的47%用于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的养老保险，20%为办公费用；30%用于工作人员的奖金和补贴。 中部地区一个县，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最少缴纳社会抚养费21900元。据当地的乡镇领导讲，在实际操作中，社会抚养费并没有及时全部缴入国库，坐收坐支现象突出，社会抚养费的最终使用权还是在乡镇，其中有镇村干部的奖金和村里的分成部分[4]. 另外，在一些地区，将“一事一议”变成固定收费，将“两工”强行以资代劳，农用车管理、生猪屠宰、农民建房、土葬村民缴纳土葬费的罚款等，成为农村“乱收费”的新源头，“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三）、专项资金被挪用，配套资金无法落实。 有的地方政府连“要饭财政”也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挤占挪用专项款，有的县一年挪用上千万元专项款来发工资，第二年再用新的专项款来补上，来化解。 项目往往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费用，但属于“要饭财政”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其结果不是作假，就是把项目放在不太贫困的地方。如真要配套，向群众筹，则必然增加群众负担；从银行筹，则形成新的挂帐。 （四）、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成为焦点。 地方财源的枯竭使得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户通过各种方式来占取宅基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4年全国村庄用地2.48亿亩，按当年年度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村庄用地高达218平方米，约是特大城市人均用地面积的2到3倍，比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限额还多98平方米。更值得关注的是，村和社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的来源，政府来征地，企业通过政府和村来占地。改变土地用途，借“地”生财，是目前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绝招。这种行为已经对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大的隐患。许多地方频繁发生围绕土地出让金产生的冲突，而矛盾的主要焦点就是土地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生，必将给社会带来不安。 （五）、免征农业税对乡村治理结构未来的走向形成挑战，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管理模式依旧占据统治地位。 在税费改革前，农业税和其他收费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重要纽带，是政府与农民之间谈判的筹码。但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不怕干部了，乡村干部失去了一个社会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乡镇干部也不需要为收税费来求村组干部和农民了，似乎可以不干事了。实际上，乡镇和村有适合其规模的该为老百姓提供的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果说税费改革的结果是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行，该履行的职能不再履行，该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现在的情况是以往传统的干群关系发生了变化，乡镇和村级组织应由统治型的管理模式转为服务型，可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GDP增长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现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地方上又把阻止上访、防止媒体暴光作为第一要务，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型的治理结构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二、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的问题的根源 出现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突出表现为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政府的上级层次倾斜。 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大大地解决了改革之初财政分配关系中“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各级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的扭曲。总的态势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上边对下边是光给政策不给钱，基层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乡村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各个垂直部门为做工作、实现政绩而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和严重短缺（该干的事没有钱干）并存。各种政府部门由自身的利益驱动，向农民伸手，最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触犯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甚至抗争。 从2003年起，几个主体税种实行省、市、县共享，并且提高了对县一级的上划比例。县级政府从国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增殖税从25%降到20%.县级政府从地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营业税从100%降到50%；个人所得税从50%降到15%；企业所得税从50%降到15%；城市建设维护税从70%降到50%，加之取消农业税，使县级和乡镇的财源更趋薄弱，财政自给能力进一步降低。就目前的财政体制看，已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县级政府除了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外，几乎是一些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税基窄小的税种，有增长潜力的所得税，先是被划为共享税，现在共享的比例又进一步向县以上调整。县及县以下的财力进一步减少，但要保障的方面越来越多。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和联结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和主战场，它应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但一种几乎完全依靠上级补助维持运转的县域财政，靠挤占项目资金勉强度日的县域财政，是没有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财政体系，无法为县域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如果听任上述趋向发展，这显然与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很将难以实现。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部门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 迄今为止，我国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中，专项资金占很大比重，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在缩小。据从有关部门了解，中国2004年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约1万亿元多一点，其中税收返还占40%，实际转移支付约6000亿元。在这6000亿元当中，专项转移支付占57%，财力性转移支付仅占43%；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元，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29%，仅占实际转移支付的12%.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其余部分用于调整工资补贴，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县乡财政补贴、民族地区补贴等。专项转移支付的支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门手中，一些部、委、办掌握着大量的专项资金，拥有资源的配置权，而且支配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如：农口投资，都是投到一个县这一、二千平方公里，但林业部门管林业投资，农业部门管农业投资，水利部门管水利投资，部门利益的影响和条块分割严重，条条专政导致地方事权的分割，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这种体制使得地方上要千方百计来争取项目。尤其是贫困地区，有项目才能生存。有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沉痛地讲，“跑项目的学问太大，但不跑又不行。我们只有盯着项目，犯错误才有条件。没有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追求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或资源成为许多部门或市场主体的重要目标，而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的投放又是“专项性”的，即把这部分专项资金给哪些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的权力掌握在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人的手中，决策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为的成分，那么，严重的设租和寻租行为也将不可避免。专项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部门腐败的根源，为毁掉一些干部创造了条件。 （三）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和村组出现的反自治化倾向强化了传统的管理模式。 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转向有限功能的政府；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自治程度较高的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为此，深化农村改革就要进行制度创新。但在免征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这反而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村干部的工资改由上面支付后，村干部民选化将变成村干部官僚化。以前在各地普遍推行 “村帐乡管”，现在则进一步提出“对一般乡镇，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既然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现在由外部的“上级”单位来管理“下级”的财务，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与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举措，必然强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反映出在乡镇和村这两级的本级层次上有效制约机制的阙如。 （四）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及相应的政绩观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换。 同志曾讲到，政府要从原来很多情况下直接干预或者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跳出来，要完整地认识并掌握政府的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我理解中央的精神是政府不应直接参与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应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但实际上传统的政绩观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如东部沿海某省的一个县级市对乡镇书记、镇长的考核，共100分，分3块：（1）双引（引入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看固定资产投入，50万元以上的项目要有4个，其中要有1个项目在100万元以上。这个指标占40分。（2）农民人均纯收入； 占30分。（3）农村劳动力转移； 占30分。后两个指标各乡镇之间差别不大，关键是招商引资，你超额1个，他超2个、3个。最后看加分。尤其外商投资开发农业，比值相当大，一好遮百丑。 传统的发展观、政绩观和考核机制相结合，就导致政府直接操纵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19 90年代，政府出台不少兴办乡镇企业的地方政策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政绩压力以及财政收入的激励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的发展，导致以后乡镇和村负债沉重。近年来，地方政府又为促进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采取各种直接的经济干预手段，如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减免税收；为企业寻找贷款，甚至提供贷款担保；帮助企业上市，甚至捆绑上市。在抓项目、组织劳务输出、结构调整等各项工作中，政府的不当干预往往引发各种矛盾。群众说，“不怕市场不发育，就怕政府乱干预”。 三、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是深刻领会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思想，明确一个前提，落实两个基点。 （一）明确一个基本前提 即把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相结合，尤其是着力于中央和省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转换政府的职能，更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协调“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 应加速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打好改革的攻坚战。国家应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大幅度地减少专项资金，从源头上削减中央各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同时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这样可以减少寻租行为和决策的随意性，有利于杜绝腐败，提高经济效率，真正使财政体制能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职能能否改变，要看其行为能否受到有效制约。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和选拔任用机制，改变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局面，在工作中真正体现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GDP的增长率仅是结果的一个衡量标准，重要的是五个统筹的实现程度，这将最终决定一个地区是否能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是否能有一种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可持续的增长。 （二）落实两个基点 在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大的前提下，农村发展方面一是要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这应是后农业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基点。 为使县、乡镇及村的机构能正常运转，能履行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作支撑，有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为基础。所需的财力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加以充实： （1）调整分税制的结构，财政向地方让利，保证县及县以下有一定的税源；着眼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发当地的资源优势，培植和涵养税源，逐步增加县及县以下的财政收入，形成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2）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将事权与财权一起下放，使转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杜绝“上边点菜，基层买单”的现象。 （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随意支配农民土地资源的权力。在严格限定国家征地行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下，农村经营性用地不征为国有，在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让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市场平等地进行交易，发展二三产业，从中获取土地级差收益。 在保证财力的同时，必须加速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使资源能有效利用。防止资金的贪污挪用。 （1）在乡村两级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解决“老板（广大农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可以借鉴有些地方的经验，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村庄的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决定后，交由村委会实施。这样，村代表不仅成了联系村集体和村民的纽带，而且也是村民参政议政的人。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有助于克服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就可进一步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2）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在使村级组织有可用财力的同时，将包括土地增值收益在内的集体资产收益与社区农民的直接利益挂钩，使农民群众有激励去监督资源的使用。 （3） 调整地方各级干部的收入分配结构。 当前，不同地区之间，一个地区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公务员的待遇差别极大，这种扭曲的干部收益分配体制必须改变。在欠发达地区，基层干部待遇低，任务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乡镇干部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来干，坏人抢着干”。乡镇干部可以使用的资源办好事远远不够，可以控制的资源办坏事绰绰有余。如果这成为一个趋势，即正直的人当乡镇干部无法维持生计，只得另觅他途，那么就会有人占据乡镇干部岗位，以权谋私，这必然造成干群关系的对立和冲突，这就是政权瓦解的潜在危险。有的基层干部反映，项目是从下往上跑，干部是从下往上调。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人人都不愿意去基层，不愿去欠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实现。最近中央政府提出要改革现行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这是正确的政策措施。但必须看到，在一些发达的省市已经提出自己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背景下，这项政策落实起来将有很大难度。 明确一个大的前提，落实两个基点，转换政府职能，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收分成比例、加大制度性转移支付和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使农村得以具备满足农民对社会公共事业基本需求的财力；通过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则使农村的财力能真正为民所用，从而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受基本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差距。这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近期看，农民不至于因病致贫，因子女上学致贫，可减轻农民负担，无异于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使农民有资金去发展生产，去消费，从而夯实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从长远看，能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效率问题，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才能早日实现。 在16届4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此后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必然要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这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实现。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页）。在20年后的今天，重新学习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感受尤为深刻。 农业农村论文:论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 农业科技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核心，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论文:论现代农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实施战略 论文关键词 农村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战略 论文摘要 探讨了现代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战略，从加强农技培训、进行技术组装、抓好示范典型、加强基础建设和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 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 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 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 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 050 kg/hm2，提高了60%以上。 4 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 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投身于农村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结合本省本地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3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 在增加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投入上，一方面通过立法增加投入，要求各级财政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安排科技成果转化经费；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每年还需拨出科教兴农专项活动经费和重大科技成果推广专项活动经费，用于资助科教兴农成果转化推广活动。 农业农村论文: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研究术——以丽水农村文化信息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文化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整合框架 论文摘要：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出发，绘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并在丽水地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实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和各层级结构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及技术。 1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是指将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相关的信息，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通过加工、整理产出具备附加价值的农业信息的过程。然而，由于农业信息资源分散在农业生产、加工、贮运、销售、消费等众多环节，涉及自然、社会、经济三大系统，形成内容上的广义性和信息整合的复杂性．这给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带来很大的问题。同时，农业信息主要服务于农民，具有典型的基础性和公益性，从做好社会公共服务的角度考虑，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开放资源，设立机构，制定标准，投入资金，为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分析 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构造来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要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保护、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信息描述标准的确立和与农业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相关的各部门和机构的紧密配合。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范畴。只有这些环境营造好了才能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按一定的流程顺利开展。至于信息资源整合各层级工作的开展，都与一定的信息技术相关联。 2．1信息资源整合环境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的来源、分布都较广，而涉农部门和信息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度不够，信息安全和信息标准的相对滞后都是导致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困难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问题上来。要处理好由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建构起法律保障、信息安全、信息标准和信息部门都发挥作用的环境．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深入开展和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2．1．I法律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加工、和使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法律问题。跨部门之间的联系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法律和法规来约束或建立，再加上农业信息分布在各个机构、部门，因而法律保障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急需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传递、检索、分析等应用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方面。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政府因其职权而掌握、占有大量农业信息，应该自上而下制定和与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确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正式身份。政府要让全社会都看到其对农业信息化的支持力度和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关注，推动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投入和关注。比如丽水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等重大涉农项目，都由丽水市政府制定下发相关文件和规定。市科技信息中心主持。市级重要机构和部门参与建设，面向全市群体，免费为农户提供各种农业生产、加工技术和销售信息。 2．1．2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投入使用，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增值，让这些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而在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方面。信息的安全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建立起坚实的信息安全保护体系是保障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投入使用的关键。但是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法规、管理、标准技术等方方面面。任何单一层次上的安全措施都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因此，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应该站在系统的高度，运用各种先进的安全技术保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设备和数据的安全。 2．1_3信息资源处理机构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家的核心任务，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处理是国家相关信息部门的工作和任务。国家主要在政策和法律的宏观方面给农业信息化提供支撑，推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开发利用．信息产业部、涉农部下设的信息部门，聚集了大量信息人才的高校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主要负责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整理到最后的投入使用。农业信息资源最后的开发利用成效就要看信息部门的具体工作了。信息处理机构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信息人才来实现。因此，信息处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信息人才优势的发挥和农业信息的处理效果都至关重要。 2．1．4信息标准体系 我国不仅国土辽阔．而且不同区域的气候差异也大．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不可能只选取部分地区．也不可能只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采集方式。为了确保采集到的农业信息资源全面而真实。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层层推送信息的方式，将最基本的农业信息和数据以一种统一的标准推送到最近一级的信息部门．再让这一层级的信息部门将有必要往上推送的信息向上一级传递，如此反复。一些政策性和指导性的农业信息则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送达到用户端，避免信息时效消失。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用这个标准采集和传播各种不同的农业数据和信息。避免因标准不统一导致信息无法共享，同时保证农业信息的时效性。 2．2信息资源整合层级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由基础层、数据层、服务层和应用层四层组成[51，不同层级承担不同的任务，每下一层级都是上一层级的基础。下面就不同层级涉及到的内容和技术以丽水市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建设的实践进行论述。 2．2．1基础层 基础层是信息资源整合中基础的基础，是信息资源整合的载体，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其中，基础设施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源、信息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的购置和调配、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与管理以及用来提供共享和通讯等功能的信息网络系统。 2．2．2数据层 数据层主要负责数据的描述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处理，它在整个整合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农业信息质量和共享的实现取决于对信息的描述，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只停留在对农业信息进行大杂烩式的汇聚，而是应该将采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尽可能详细和标准的描述和揭示，让用户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这个信息的实质和价值。现在通用的信息描述标准是柏林核心数据(DobmCore)．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而对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则需要涉及到相关的信息处理技术。通过诸如XML等为主的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不同平台间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为信息的共建、共享提供条件和可能。为了响应标准体系的建设内容．在对数据进行描述和数据转换时，需要采用统一的国际或国内标准。 2．2．3服务层 服务层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在众多的农业信息资源中检索出用户需要的信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和计算机数学算法的完善、提高．使检索算法越来越完善，检索方法越来越简单，检索精确度越来越高，检索速度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些对我们进行信息资源的检索和利用都很重要．但是检索的智能化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因此．在服务层我们要充分利用知识库的智能检索、自学方法和推理机方法等现存的智能检索方法，结合新近的优化技术和检索标准，提高检索结果与检索目标的紧密度，扩大检索的范围和检索的相似度，同时提高检全率和检准率。 2．2．4应用层 应用层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提供信息利用的环节，通过导航、门户网站的方式向用户提供简便、快捷的信息服务。作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层，它应该承担一般信息资源整合所没有承担的一些责任。比如从农村信息用户的需求角度和信息素质出发．建立适合农村用户思维习惯和水平的导航系统和门户网站：结合各种方式提高农户对获取农业信息资源的兴趣和能力。比如丽水市专家知识系统建立后，注意采用多种推广、宣传方式，扩大农户对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范围．特别是加强农村用户信息素质培养，再加上简单、清楚的条目设计，农户能很方便地在这个系统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1。 总之，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研究是为了提高农业整合信息的增值效用，提高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农业信息系统的使用，提升农村用户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实践运用能力。对信息的利用率而言，不仅取决于用户信息素质的高低．系统的整体构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一个整合系统投入使用之前，需要多次反复试验．征求用户的意见和建议，以用户的操作和检索习惯为主要设计原则。一个针对广大农村用户需求为主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更应如此。 农业农村论文:试析基于农村文化信息化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信息资源整合技术 信息资源整合系统 论文摘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信息获取却越来越困难的今天，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是信息建设必经的过程。随着农村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也提上日程。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原则出发，以分析信息资源整合的关键技术为基础，重点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的实现进行论述。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呈海量化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信息载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也在扩大，导致信息资源量在越来越庞大的同时，分散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同时网络上一些时效性、准确性差和冗余重复的垃圾信息也容易让人们对网络信息产生焦虑。要想在这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成了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信息素质一般的农户而言，更是困难。事实上，用户对信息的要求又必须及时、精准、有效，这就与他们的获取能力形成了尖锐矛盾，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对农业信息的整合来化解。 1.农业信息化过程中信息资源整合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分散于各个角落的资源，通过系统的方法，运用信息技术，由信息人员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审核、，最后通过某一媒介或终端达到方便使用的目的。因此，在进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之前，要先弄清楚几个问题:其一，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主体是农民;其二，农民的信息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其三，农民需要正确、有用、及时、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其四，农民需要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是方便和安全的。由此可知，在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合时，要从用户自身信息获取水平和需求出发，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达到预想中的目的。 1.1标准化、规范化原则 网络上众多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中丰富的资源之所以没法通过某一种方式就可以全部访问，除了商家不同和费用攻取等问题外，最主要是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格式、技术接口、输出标准等方面的不同，都让我们面对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却无能为力。信息资源整合就是要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内容、形式和与其相关的技术进行整合，共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在尽可能宽广的范围内方便地使用已经进行了二三次整理和加工的信息资源。因此，标准之于信息资源整合是前提和基础。只有依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才能避免因资源重复建设导致的人、财、物的浪费和损失，让用户可以方便、优惠地访问和获取相关资源。 1.2共建、共享原则 遵循标准化、规范化原则其实也是为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打下基础。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为了集中一定范围内有限的人、财、物对信息资源进行深人加工、整理，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管理松散、部门与部门之间沟通不足等问题，让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布局合理的管理体系，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为农业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创造条件。 1.3信息安全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中的部分数据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国家安全，需要绝对的安全，但是农业信息资源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开放与安全的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在安全和开放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要能保证用户方便地使用这些信息资源，又要保证这些资源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而保证信息安全可以通过网络安全区域的划分、中心数据库的摆放位置、防火墙的利用、加强内部监控与审核、第三方认证等方法来保证信息的安全。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关键技术分析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对网络、数据库中包含的对农业生产和销售有指导作用的无序信息资源进行融合、类聚、重组，形成一个新的资源有机整体，保证用户可以方便、准确、及时地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因此，信息整合技术的进步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资源整合的步调，需要尽力挖掘新技术服务于信息资源整合和信息利用。 2.1基于XML的数据描述标准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用于描述数据的标记语言，主要使用文档类型定义(DTD)或者模式(Schema)来描述数据，与描述页面的HTML有相似的式。它可以利用We浏览器进行数据确认，还具备易于生成数据的优点，囚此，它可以在不同的部门和部门内部方便地进行数据交换和利用。如果制定出XML的标准并广泛应用的话，那么不仅是企业或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变得更容易，而且语音数据和动态图像数据这些过去数据库中难以进行处理的数据也能轻松地转换成数据库，这对信息资源的管理而言将会前进一大步。再加卜XML独立于平台，有利于跨平台问的信息交流，完全可以充当网际语言，并有希望成为数据和文档交换的标准机制，它所具备的准确表达信息真实内容的特征，不仅可以降低应用程序的负担，也使摺能工具的开发更为便捷: 2.2有关Wel的论述 Intentet采用超文本和超媒体的信息组织方式，将信息的链接扩展到整个Internet卜，而Web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它不仅可以让文本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使用户可以从中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在主题的选择上也任意可行。而Web具有的图形化、易于导航、与平台无关、分布式、动态和交互式的特性，让信息资源整合的共享机制建设、适时更新和与用户互动机制建设等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We中的图形化显示功能，可以提供将图形、音频、视频信息集合于一体的特性，使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后为农户提供一些非常形象、易懂的信息资源的技术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3有关Wel Service的论述 Web Service是由“3C”标准组织定义的，采用XML通过UML来接口和应用绑定的软件体系结构，这些定义接口可以被其他软件系统发现，并通过基于XML和IP协议的消息通讯机制集成到不同的应用系统。它是继Web访问之后的新一代资源方法，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交互功育挂。 Web Service完个基于XML(可勿展标记语言),XSDXbIL Schema )等独立于平台、独立于软件供应商的标准，是创建可互操作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新平台，具有跨平台的可互操作性能。通过Web Service不仅能跨越不同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防火墙阻碍而进行正常通信工作，还可以将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运行在不同平台的各种程序方便地进行集成，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界面，甚至在软件和数据重用方面也有所成就。Web Service在允许重用代码的同时，可以重用代码背后的数据C当然，Web Service在通过Wel进行互操作或远程调用时的用处更是显而易见。 3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及其实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就是按照农业信息资源之间的指示关联，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信息资源的优化重组，形成系统化、摺能化的数字资源体系。当然，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过程中，需要标准、法律、安全、机构作为支撑，以保证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功能的实现。 3.1农业信息资源的发现、采集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将大量分散于网络上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筛选、采集。但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杂乱、无序、冗余的缺点也会显现出来。为了避免农业信息资源采集与揭示的随意性、无计划性和盲目性，采集网络信息资源也要严格执行一定的标准。结合农业信息资源和用户信息需求的特点，笔者认为对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需要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eq \o\ac(,1)1实效性原则。由于网络信息资源更新过快、链接的时效性强等特点，需要对录人的站点定期进行跟踪，即时清除陈旧信息和死链接，并随时搜索本学科最新的政策和信息动态。②实用性原则。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为用户提供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的服务。通过对当前国家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农产品需求等信息的搜索、加工、整理，让用户在进行农业活动时，跟当前农业的发展和需求形势紧紧相联，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减少因信息获取不全或不正确而导致的经济损失。③高质原则。农业信息资源的主要用户—农民的信息获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需要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采集时，遵循高质量的原则，采集一些用户急需的和有用的信息资源。有效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不仅要是该领域全部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高质量也是关键。④内容全面性。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必须以搜集全面的农业信息资源为原则，不仅要从整体揭示农业发展状况，还要搜集到具体、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搜索范围也要涉及到国内外该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数据库、网上动态信自、网络出版物、学术会议、相关标准和专利等途径获取全面的农业信息。 3.2农业信息资源的描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实现关键的一步就是对所采集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深人的加工、整理，重组为优化的信息资源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描述、转换和处理是重头戏。尤其是对信息资源的描述，是决定今后共享和数据质量的关键，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仅停留在链接一些相关网站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链接的网站类型、内容、特色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和揭示。因此。应从资源标引深度和信电记录的标准化来考虑信点资貌招合的问题。即要遵循一定的数据描述标准和格式，加强信息资源统一描述和标引的建设。现在国内外通用的网络信息资源描述方法主要是都柏林核心数据(Dohlin Core )，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当然已经如此完善的Dohlin Core标准中也会有没有涉及到的内容或我们需要重点提示的内容点，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加以补充，以求更全面地对资源进行描述。 3.3农业信息资源的 对信息用户而言，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技术问题如何解决，而是这些经过整合的信息资源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价值或者这些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取方法是不是简便、快捷，而所有信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只能通过信息资源的和查询来解决。农业信息资源的系统需要存储所管理的各个站点的数据，并提供信息、模板制作、系统备份、日志管理及系统的支持文件，存于主服务器上，只有管理员才具备其访问权限，一般的用户不能访问。在信息系统中，要保持界面风格的一致性，系统最好用统一的CSS来定义。同时，为了随时了解用户心理，得到信息使用反馈信号，需在系统中设立适时交流、用户调查和信息内容评介等模块，借助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解决非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一些问题。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农村中职学校农业类专业适应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初中地理　课堂教学　方法改革 论文摘要：中学地理教育在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潮和学校中应试教育思想的双重冲击下，教学水平处在低谷状态。初中地理教学是目前中学地理教育中最需要突破的薄弱环节。在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初中地理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多年来为当地农村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在新形势下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职业学校新的课题。 一、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来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紧跟社会发展的需求，向第二、三产业方向倾斜，第一产业的农林牧专业呈现逐渐萎缩的趋势甚至被裁掉。有的学校虽然保留了部分农业类专业，但学生的目标是升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将来有利于谋求一个好的职业，没有把服务农业放在首要的人生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30万人(包括农民技术员)，与农业人口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己超过千分之四，这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农业科技人才的大量短缺与培养科技人才过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即便这样，很多中职学校仍把重点放在对初中毕业生的培养上，这就加大了培养的局限性，培养的数量捉襟见肘。由于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说学习目的的偏离，培养的质量更值得怀疑。 二、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优势 (一)地里位置的优势。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大都地处农业生产前沿，与农业生产能近距离接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职业学校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农业生产的动态，可以有目的的进行指导和服务。在遇到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典型的、普遍的、共性的问题时，可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综合治理，还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办学经验的优势。 职业学校基本上是从农业技术中学转轨而来，有着多年的办学经验。在对农业人才培养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办学模式，既可以培养初中毕业生成为中等职业技术人才，还可以培养生产一线的农民，使其掌握先进的科学生产知识。 (三)师资力盆的优势。 就目前而言，很多农村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教师占专业教师的20-25%，有的学校这个比例还大。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为职业学校定向培养的师资力量，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农业科技知识比较扎实。 三、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措施 (一)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针对目前农业发展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现状，职业学校要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农村留得住、能创新、有作为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不但对所学的专业知识精通，还要熟知相关专业知识，要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多面手。在实施教学上，要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可以把教室搬到田间地头甚至鸡舍猪圈，让学生亲自动手去做，从感性认识上强化训练。与此同时，更新旧观念，不断传播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使学生置身于农业科技前沿，用先进的知识武装头脑。加强学生的继续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优良品质，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实践。 农村中职校在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同时，还应把培养人才目标对准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这些农民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知识，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在职业学校深感农业类专业招生难、在校生少的同时，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队伍急需培训和学习。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苦于无门，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请教，职业学校恰恰是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桥梁，完全可以利用专业知识服务农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学校也只有重新对培养目标定位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在职业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农业类专业逐渐萎缩、招生困难、办学特色不明显等都制约了农业类专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农村中职校生存的根基。将培养人才目标定位在农民这个群体上，学校将在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会使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 职业学校沿袭普通中学的办学模式显然背离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真谛，职业教育不能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不能把学生埋在书本里，实行开放式教学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培养目的的定位为多种多样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能。培养在校生时可以采取动态的教学过程，根据不同学生的爱好，让他们自己制定农业生产的一个小环节，并付诸实施，教师则针对每一个生产环节进行有目的的指导，这样以来学生就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理论知识。 针对农民的培养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进行，农业类专业包涵了农林牧等专业，不同的行业生产也各不相同，比如从事种植生产季节性较强，而从事养殖生产的季节性就差一些。随着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行业的细化程度也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农民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既要从基础知识上强化，又要在专业技能上提高。从培训时间上看，种植类专业可以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培训，而养殖类专业可以利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进行。从培训层次上看，可以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后经考试合格后发培训证书:可以注册中职学籍，采取学分制的形式，修满学分即可毕业，享受中职生待遇;可以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工程，按照中央电大学习包的要求，有步骤、系统地进行学习，最后按课程所修学分毕业。 因此，农村中职校在培养模式上要有突破、有创新，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要看的更远，只有采取多种形成是培训，才会有更多的培养对象，职业教育才有活力。 (三)培养方案的制定。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确定后，就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一定要有针对性，既要考虑到农民群体特征，又要考虑到个性发展;既要有稳固的基础知识，又要有前沿的专业知识。培养方案可以以学习包的形成发给每一个学员，让他们有目的的去学习，在学习以前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做什么，方向的确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业农村论文: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促进新农村建设 摘要：文章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出发，以河北省邯郸市为例分析了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际情况，认为农业综合开发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农业综合开发的内容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应有所调整，文章针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 农村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党中央做出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将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是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改善农业资源利用状况、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我们认为，农业综合开发的根本目标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农业综合开发的建设内容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作用，通过拓展开发领域等手段实现农业综合开发制度的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业综合开发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和确定的区域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培育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在综合开发中要求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关。农业综合开发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的过程，尤其是农业综合开发要求同时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也正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实现的。农业综合开发所包括的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及龙头项目、专项科技示范项目等几类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和村容整洁、农民的生活宽裕及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总体来看，农业综合开发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已逐步成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实力增强的一支生力军。 （一）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河北省肥乡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2003年到2004年间，完成土地治理项目总投资291万元，建设面积5000亩；完成打配机井45眼，铺设地下防渗管道40公里；增设变压器6台，埋设地下低压电缆20公里；整修道路20公里，植树6万株，建涵管100处，改良土壤0.5万亩，建良种基地0.2万亩，新建良种仓库300?、晒场500?；购置农业机械3台套，良种机械4台套；推广新技术2项，培训1000人次。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区土壤得到了改良，水电设施得到了改善，真正做到大地方田化，林路网格化，用电安全化，浇地防渗化，地下电缆和防渗管道成网连片。项目实施后不仅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方便了农民生产，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完成后，肥乡县当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4.4万公斤，新增棉花生产能力9万公斤，新增农业产值384万元；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0.5万亩，年节水18.4万立方米。他们还利用棉花和圆葱在种植时间和空间具有互补性、技术易学这一特点，把棉葱间作技术引进到项目区。在不影响棉花生产的同时，间作套种圆葱，实现亩产圆葱4000～5000公斤，增收1500元左右，年人均增收280元。 （二）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促进了农民增加收入 在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时，一般要充分考虑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优势农产品的要求，对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优势农产品项目，要加大扶持力度；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培育优势农产品，努力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稳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竟争力。因此，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体现了政府的导向，在资金上给予了财政扶持，使项目区的农民和干部开拓了思路，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比如河北省魏县天仙果品批发交易市场是该县2002年～2004年连续三年立项重点扶持的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完成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总投资9306万元，2003年实现交易190万吨、交易额25亿元、产值10238万元。在该批发交易市场的带动下，目前魏县全县蔬菜果品基地已达到50多万亩，15万多农户户均增收2500元。 （三）投资生态农业项目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的特点，通过统筹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强农田林网建设，支持退耕还林还草，开展防沙治沙，治理水土流失，可以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河北省邱县在新马头镇的15个村内建设了2万亩棉田膜下滴灌高效节水示范工程，该项目总投资793.16万元，可控2万亩棉田，亩均投资396.58元。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年可节水214.5万立方米，比常规大水浸灌相比，亩可节水107.25立方米/年，节水率达46.6%，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来看，这项节水工程的实施，不但节约了水资源，同时也达到了省电、省工、省时的效果。由于没有了传统的土垄沟，还节约了耕地，增加了种植面积。该项技术采用肥水同灌，肥料效益大大增加，土壤板结状况得到改善。据初步统计，实行棉花膜下滴灌后，亩可增产籽棉50公斤，土地利用率提高4%，亩节电费36元，亩节用工费30元。 （四）投资能源生态项目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遏制生态恶化趋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近些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对能源生态项目的投资，对于改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河北省临漳县农村能源生态建设项目是国家立项的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类项目，总投资600万元，建设年限是2002～2003年，分别包括兵马寨、西五岔口、十里后三村的生态文明村创建和万亩示范城中的两个生态猪场的创建。项目新建沼气池501座，单池年产气量达640方；改厕302个，厕所使用面积不低于1.5平方米，改圈302个，猪圈使用面积不低于7平方米；硬化道路7000米，改良果园67公顷，新建日光温室大棚20个；扶持养猪场2个，存栏达到200头种猪，年产猪仔达到3000头，科技培训700人次，技术示范4项，新增科技范平面积68公顷。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区年产无公害蔬菜4.8万公斤，年产无公害果品110万公斤，年产商品猪8000头，猪仔3000头，年产沼气32万立方米，总计年新增产值720.8万元，利税205.5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95.5元。项目的建设净化了庭院，美化了街道，形成了较完整的农业生态链，提高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五）推动了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农业综合开发通过不断提高对科技的投入比重，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河北省广平县农开办在2004年冬季，抓住冬闲的有利时机，积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农民搞技术培训，完成集中培训3期，现场培训7次，印发技术资料2300份，培训农民2000多人次，使1600多户农民初步掌握了优质小麦、玉米种植、节水灌溉、无公害蔬菜栽培、金银花栽培种植、配方施肥等农业实用技术，使项目区基本达到户均1～2名明白人，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二、对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丰富的内涵，建设目标和内容都是多元化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和形势需要而有所调整。从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关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论述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已经进入到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的阶段。在新的农业发展阶段，我们应该适时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尤其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一）进一步拓展开发领域，深化农业综合开发的内涵 农业综合开发必须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进入新的农业发展阶段后，要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注意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要把整个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在进行土地治理项目的同时也要注意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统筹考虑农业生产设施与农村生活设施的建设问题；将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文化、技术素养的培育结合起来，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 （二）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实行的是“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发展”的投入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各地对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中央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较大。面对巨大的农业开发任务和新农村发展要求，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地方、企业、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尤其是在进行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形成高效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融资体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探索商业性开发、股份制合作开发、BOT等不同投融资方式，以更好发挥农业综合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三）构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基础平台，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保证农民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业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个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农业综合开发要以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为中心，抓住促进种粮农民增收这个重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协调发展，努力挖掘农民增收的潜力；还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延长农民增收的价值链。 （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农业生产、加工等各个领域。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要继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以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加大科技投入要围绕项目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进行，着重解决科技进步中的关键和薄弱环节，重点推广优良品种以及与优良品种相配套的种养技术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结合项目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与建设现代农业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民。 （五）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农民在农业综合开发中的主人翁作用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要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尊重农民群众的权利，确保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的要求，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为形成良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基础。产业化项目必须是能带动农民增收的项目，做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农民利益统筹兼顾。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引导和发挥农民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人翁作用，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活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效率，也将为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的民主管理创造有利的条件。 农业农村论文: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摘要]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3]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4]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5] 。新中国“”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6]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7]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8]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9]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著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农业农村论文: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方法论 从总体上看，宁夏农村经济现处于“三个并存”的局面：黄灌区粮食过剩、库存多、转化难同山区农民粮食不能自给、生产波动大并存；大部分地区农产品卖难、价格持续下跌同一部分地区生产水平低、商品率低、基本处于无东西可卖的自给性状况并存；部分地区已经以宽裕型小康建设为主或正向建设小康目标转化同少数地区仍以解决温饱为主并存。这种局面，决定了宁夏结构调整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结构调整工作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调整，又要发展，在调整中加快发展，在发展中搞好调整。 一、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掌握规律、抓住重点 要认识宁夏结构调整的规律，首先要掌握它的特点。一是调整的背景不同。过去是在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市场约束增加的情况下提出的。二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过去的调整，主要以增加农产品总量为主。这次调整，是在总量平衡的基础上，适应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三是调整的主攻方向不同。这次调整，在向农业生产广度进军的同时，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度进军，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延长产业链，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四是调整的力度不同。过去的调整往往是发展的一般性适应措施，现在调整已成为发展的主题，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些特点决定，新一轮结构调整具有很高的立意和十分丰富的内涵。 要探索宁夏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结构调整角度看，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三个相对劣势和三大比较优势。所谓相对劣势，一是自然条件差，农业基础脆弱。在一些地方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产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结构调整。二是发展水平低，劳动者素质不高。宁夏农业的科技水平、粮食保障水平、加工转化水平和规模化经营水平都不高，延缓了结构调整进程。三是宁夏地处偏远，远距离运输成本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的竞争力。所谓比较优势，一是土地面积比较广阔，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二是日照长，温差大，养分积累快。适宜发展一些优质农产品。三是地域差异性大，生态环境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发展特色农业有一定的潜力。从区域特点看，灌区围绕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潜力很大。南部山区适宜发展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建立优质小杂粮基地。这些特点表明，只要能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虽然现在对宁夏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果要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是很难约，但这并不是说结构变动的前景不可把握。抓住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产业，依据市场变化的大体趋势，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做出大致的，总体构想和规划是可能的，对指导工作也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只要能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有机统一起来，抛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农业生产的老路，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逐步把宁夏建成全国重要的草业基地、草食畜牧基地和林果业基地，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与畜牧业、林果业相配套的加工业也会发展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农林牧综合经营、贸工农一体化的新格局，一个小而富、小而强、小而美，经济繁荣的新宁夏将初见端倪。 这一战略性调整，将贯穿于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个新阶段，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前要着重把握好四点；第一、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宁夏由于长期致力于解决温饱，主要解决总量不足的问题，近几年虽然在调整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有成效，但农产品的品质结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总体上是大路产品多，名优产占少；平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这是当前农产品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等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调整结构了先要从提高农产品质量入手。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要大力实施良种工程，以引进为主，加快选育。推广优良品种，逐步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要增强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努力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第二、发展草食畜牧业和林果业是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发展草产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是宁夏的比较优势，也应该成为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随着大面积山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草，必将带动畜牧业和林果业的大发展。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带动加工业，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因此，要把草产、畜牧业和林果业作为大产业来培育，使之成为未来宁夏农业经济的支柱。第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据有关资料表明，发达国家餐桌上的食品50％以上经过了多层加工。这说明，食品加工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宁夏要立足现有加工企业的改造，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设备的引进开发和创新，积极发展多样化、方便化、优质化和系列化食品。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发展乡镇企业结合起来，积极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第四、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是结构调整的根本。在当前农民增收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必须牢固树立对农民多给予、少索取的政策思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各级领导必须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大局出发，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重视和抓好减轻农民负担这件大事。要继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和区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政策，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要坚决纠正，由此引发恶性案件和群体事件的，要严肃查处。要标本兼治，结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下决心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战略性结构调整提供保证。 二、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制定并运用正确的措施 战略性结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应当清醒地看到，依靠行政手段定计划、下指标的老办法已经不灵了；但完全让农民自发地去适应市场，也会延缓结构调整进程。当前，要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第一、大力开拓市场，牵动结构调整。市场是引导农民调整结构的强大动力，农产品市场开拓的程度决定着结构调整的力度。因此，要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努力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一要加强专业批发市场建设。批发市场既是大规模商品的交换中心，又是形成农产品价格和提供农产品产销信息的中心。对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有很大带动作用。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一批产地批发市场。要健全设施，完善功能。重要市场都应具有商品交易量和价格信息的收集与设施。要做到建一个市场，带一个产业，兴一方经济。二要加强农产品信息网络建设。宁夏信息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信息服务没有形成体系，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存在信息不灵的问题。因此，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区农业信息网络，结合机构改革，政府部门要尽快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终端；要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使信息服务成为政府引导农民，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三要积极培育连结市场和农民的中介组织。现在，农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虽然许多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但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因此，要引导他们向生产、技术、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加快供销社改革，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要引导国内外商贸公司同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关系，逐步形成联合经营、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四要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严格的、科学合理的质量标准，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加快科技进步，推动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是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要从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出发，立足宁夏结构调整的实际需要，重点引进、研究和推广应用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优化动植物品质技术，以扩大增值为目的的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以提高投入产出水平为目的的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和以高效节约为目的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要加大力度实施良种产业化工程，加快农产品的更新换代。要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机制，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加大科学技术推广力度，进一步探索适合农村特点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推广模式。要鼓励农技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人员，通过转包农民土地等方式，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把技术推广和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益。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 第三、培育龙头企业，带动结构调整。发展一个龙头企业，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主导产业，而且能够拉长产业链条，促进二、三产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龙头企业，可以是加工企业，也可以是批发市场和流通中介组织。要因势利导，推动乡镇企业积极兴办和发展龙头企业，特别要继续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的龙头企业，把农村多种经济成份搞得更活跃。要在现有的城乡农副产品加工业中，选择一批有发展前景的各种所有制企业，重点进行扶持，使之成为具有较强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龙头骨干。要立足宁夏实际，建设高标准、高起点的龙头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加强东西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一些关键设备和工艺技术要大胆引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主动推出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同国内外优势企业开展联合、协作或兼并，甘当配角，善于用别人的销售渠道去发展壮大自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科技、供销、外贸等涉农企事业单位，直接进入农产品加工和经销领域，投资兴办龙头企业。 第四、增加投入，拉动结构调整。宁夏财力弱，大多数农民刚刚解决温饱，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还比较低。因此，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更多地承担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减轻农民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的负担，使农民手中有限的资金投向生产，投向结构调整。同时，要把新技术引进、品种改良作为支持重点，拉动结构调整。要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把提高为农服务质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按照中央的要求，适当放宽抵押、担保条件，大力支持农户的种养业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要鼓励全社会向农业和农村投资，多渠道引进外资。农产品加工项目要面向社会招商引资，善于盘活存量资产，充分利用破产、倒闭企业的场地、设备，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实现低成本扩张。要加强投资环境治理，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和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中央反复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尤其是在当前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更要防止忽视和放松农业的倾向。我们既要看到宁夏农业丰收，农产品充裕带来的新问题，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基础还比较脆弱的现实，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要有新的思路，要同战略性调整统一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第一、坚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走恢复优化生态的新路子。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看，农业基础条件还很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宁南山区多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心腹之急。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上，既要把以兴水改土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又要下大气力种草种树，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否则，农业就缺乏根本的保证，结构调整也难以持久。在宁夏，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就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兴水改土不仅要为粮食生产服务，也要为改善生态环境服务，为种草种树调整结构服务。当前，宁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得机遇，在抓好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承建设和以道路、电网为主的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要突出抓好以种草种树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要把握好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坚持适地适树适草。二是配套措施要跟上。要引进优良品种，解决好苗木和种子，三是要切实解决好管护问题。坚持谁种、谁有、谁受益，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把权益落实到农户。 第二、努力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不出问题。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一种战略性物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宁夏一直受粮食短缺的困扰，现在粮食问题虽然有了好转．但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现在重视粮食生产同样需要有新的思路。关键是要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不能单纯地稳定或扩大粮田面积。关于粮食问题，在这样几个方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一是对宁夏的粮食生产能力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最近几年，宁夏常年粮食产量都在27亿公斤左右。去年在南部山区遭受特大旱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了29.3亿公斤。这说明在一般年景下宁夏粮食产量可以稳定在28亿公斤左右，已基本具备了自求平衡的能力。二是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一段时期粮食总量的适当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发展考虑，宁夏的粮食供给仍然要立足于自求平衡或基本平衡。既不能依赖吃调进粮，也没有必要追求粮食输出。今后保证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三是部分山坡地退耕，对粮食生产能力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据分析，宁夏粮食总产的 82％是由 水地、川地和优质梯田所提供的，坡耕地和劣质梯田只提供粮食产量的 18％。相当一部分坡耕地都是“撞田”，实行退耕，造成粮食总量的波动不是很大。四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主要是要保护好基本农田，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谓保护基本农田，就是不能转为非农用地，而不是说不能调整结构。粮食多了，可以调种别的作物，这并不损害粮食生产能力，一旦需要粮食，调过来就行了。要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坚持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已有的扶贫成果，并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宁夏农业基础脆弱的问题在宁南山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扶贫攻坚计划完成后，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要通过战略性调整，努力改变山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巩固扶贫成果，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 四、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下大决心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新阶段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从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来一个大的转变，努力提高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水平。 第一、转变思维方式，寻求市场需要和本地优势的结合点。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认识事物首先要认识事物的个性和特点，也就是同志常说的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做好这篇文章，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明确结构调整的普遍性要求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找准本地、本县同其他地方的区别点，认识自己的特殊点，把市场需要和本地的优势结合起来，注重发展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防止一哄而起、结构雷同，造成新的积压和卖难。当然，特点不等于优势，但优势必定是特点。比如，宁南山区土地多，土质好，日照适宜，温差较大，但干旱少雨。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南山区发展粮食生产并不是强项，但种草和种洋芋有着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草为业，发展草畜牧业，发展洋芋产业，结构调整就能成大气候。 第二、转变领导方式，把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和为农民服务作为工作的着重点。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首要的任务是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当前重点是落实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减轻农民负担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三项政策。这些都是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讲政治，讲纪律，自觉贯彻党的政策。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政策不落实甚至违背政策的问题，要坚决纠正。要转变职能， 切实为农民和基层搞好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面向群众开展工作。各级领导机关要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办农民之所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基层的服务上来。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联系农民，改进作风。各项工作都要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要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农村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转变组织方式，努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基层工作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关键是要把这个基础打牢。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全面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带领群众调整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自觉性和本领，提高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当前，尤其要抓好政策 落实 。现在，少数基层干部的政策观念淡漠，群众观念淡漠，不懂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一些年轻干部不熟悉农村政策，强迫命令、随意加重负担、侵犯农民利益甚至粗暴对待农民的事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 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正在进行的“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要突出抓好政策教育这件事。 第四、转变行为方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农村社 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农村经济的大转折大调整，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诸多变化，从而在许多方面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围绕发展农村经济这个中心，以引导和教育农民为重点，切实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普及农村科技、教育，努力繁荣农村文化，保持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宁夏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还比较大，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的全面进步。现在农村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包括封建迷信，陈规陋习，都与农村的科学文化落后，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有关。因此，要高标准地抓好基础教育。要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逐步在农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目前，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泛滥，吸贩发展蔓延，非法宗族势力抬头，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要正确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好各种利益纠纷和社会热点问题。要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突出的治安问题要组织开展专项斗争。要依法铲除农村恶势力，扫除“黄赌毒”，努力促进农村社会秩序根本好转，保持农村长治久安。 农业农村论文:人口压力 ——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必须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以下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并不残酷，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观点。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以致于当时人大多无法充分理解其变化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保加利亚，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1947年的52%降为1989年的23%。[1] 不过，到上个世纪末，整个地球上仍然还有三大地区的土地，依旧主要被农业人口及农村所占有。这三大地区分别是：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中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世界上所谓的“低收入经济”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地区。 程晓农（以下简称“程”）：二十世纪是人类探索社会进步和发展模式的世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难，到现在仍处在制度转型和现代化的探索期。关起门来，中国人尽可以忘却“”以及前时代的荒唐，为过去二十年当中终于有了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打开“窗户”看世界，似乎值得骄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国以有限的人均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实，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产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时的英国，若不是有北美大陆为它消解了被马尔萨斯看作灾难的人口，恐怕就内乱丛生，没有办法外拓疆土，成为让世界各国仰视的“日不落帝国”。所以，如若以“养人”论“成就”，那清初至中叶的康乾盛世岂不更“辉煌”？中国当下的进步究竟若何，可以只看繁华的都市经济，但如以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判断依据，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就绝不能离开农村问题谈社会进步。 何：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傲视世界，并且同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更可惊异的是这一点：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第二，两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迫于人口压力，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欢以留学的方式外迁，中国的下层民众则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人员数目最大的是中国，其次则是印度。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中许多技术人员都是印度人与华人。第三，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前者因为让外国人去考察研究，因此臭名昭著。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坚持不完全开放，所以尚未成为国际上研究腐败的经典对象。 中印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但让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近20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圣牛的“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城市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没让国际花园城市的评委们观看臭气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而印度就没有能够评上世界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橱窗”。可以说，中印两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注定了它们要拖拽着“小农阶级”这个前现代社会的庞大尾巴进入二十一世纪。 程：中国与南亚和非洲国家不同的是，过去五十年里为了现代化进行过惊天动地的制度试验，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国从世界上的落后组群中拽出来。中国尝试过农业集体化，乃至其最高形式“军事化作业”加“大食堂”，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惨重代价后，才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退回农业的个体经营模式——人口压力也迫使中国没有办法推行农业现代化，否则被从土地上抛出来的农民将无处可去。这一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上千万农民离乡进城的“”式工业化，也推行过县县“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旋又发展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模式，最后还打开多年锁闭的国门请来了外资企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一个目的：为成千上万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找到谋生之路。 尽管八十年代前期因农村改革创造出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曾出现过短暂的农村经济繁荣，但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却无法充分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得企业迅速从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过渡，这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传统农区、完全未经任何现代技能训练的低素质劳动力，完全无法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技能要求。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大学毕业生分配日益艰难，中国又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为了增加“就业资本”，也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大学生选择“考研”这条途径，近四年来中国每年“考研”都以年均30%的速度递增，各种考研班都提前十个月开办。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当就业门路越来越窄时，以城市化来化解农村贫困的议论就似乎不免有空谈之嫌。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个习称“三农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再次突显出来，让社会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陈年积痛”，也让一切真正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者们痛感“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何：中华历史几千年，农民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安农则安天下，而安抚农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驱农归田”，让农民有田可种。而现在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种田成了一件边际收益为负值的产业。世代务农的农民突然发现，不种地无以为生，种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种不如少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的湖北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有不少已离家外出，做各种营生谋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亩，人均耕地只有0.72亩，比最低生存保障线还低0.08亩，但因种田无法养活自己，该村家民纷纷离家外出，抛荒土地多达130多亩。而整个枫坪镇抛荒土地就高达1500多亩。[4]有人具体记载过乡下亲戚算过的一笔账目：一个农民家庭4口人，种了6亩地。由于山区自然气候原因，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1999年，该农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麦子，2000年收成好些，4口人总共收了3000多斤麦子，麦价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肥料，不说农家肥，光买化肥就花去200多元，况且还要留下2000多斤麦子充口粮，剩余1000多斤卖不到500元；而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业税等等，乱七八糟的这款那款，每人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为此作者的表哥感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种田的收益还没有支出多，上交款还得靠卖猪和出外打工的钱补贴。更让农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产税。当地的“上级”强迫农户人均0.4亩辣椒地，但遇上好年份的辣椒收入亩产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什么也收不到的农户比比皆是，可乡里村里仍是强行照收不误。在此情况下，农民都想退责任地，再上交50元给村民组长买机动地和“逃地”农民荒芜的责任田。虽说钱可能被村组干部分掉，但对买地的农民来说，总比种一份责任田划算。[5]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的承受力略强一些而已。程：其实，农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现。我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繁荣从何而来”中，就曾指出以下事实：经笔者分析全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后发现，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无增加。[6] 此后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的境况。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组“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实际上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经济统计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若以此来估计全国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偏高误差。这一点，其实可以依据农村消费品市场需求多年不旺这一事实做出侧面判断。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务农的现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统计局为了“突显”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喜欢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指标，而不太愿意比较“农民现金收入”这个指标。因为使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就可以把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折价计入；即使农民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只要把他们家中的存粮数根据需要计入收入统计，就仍然可以“凑”出一个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一至二”的数字来。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一再下跌，农民如将收获的农产品全数出售，将严重亏本，他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越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农民纯收入中这一部分无法变现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四出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的小康生活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的都市繁荣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从九亿农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从几个繁荣的大都市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完全有可能误判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大局。 何：农民不愿意种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一向很重视的史学今日之命运：中国文化主流共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史的地位仅次于经，侍讲官给皇帝讲经之外还必须讲史。然而这门学问到近二十年里却一败涂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状态。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学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为鉴，可知兴亡”这时已经丧失了，当今社会已经无法从历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统治经验与制度借鉴，于是史学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学”。以农民问题为例，二十五朝“安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恐怕都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时移势易，这些新时期的新问题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摸索解决。 中国的“三农”问题确是任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涛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这已经是近代史以来几次大的农民革命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乱摊派令农民处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来，让人非常痛心的是，正当多数农民处于生活艰辛的状态时，县乡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说，“三提五统”快把农民压垮了。 何：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农民上交的各种税费相对于农民所得的各种收入来说确实太重了。各种税费太多，其中许多属于乱收费。农村里流行一句话：“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这里的“三税”指的就是乱收费。许多地方农民对抗的其实就是乱收费。 农村为什么要乱收费？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实际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养乡镇干部。中国的政权历来建制到县，改革开放后解散了，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到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将乡镇政府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条条林立的机构部门，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它们都打着为农民服务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以此为名，强行向农民要钱来养活自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在村一级，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种关系跻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与准官吏。《中国经济时报》登载过一位老农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这位老农谈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乡只有三十多位干部，现在却有三百多位干部。要养活这数量日益庞大的干部，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农民“负担卡”制度，目的是为了把摊派透明化，减少乱摊派。1997年，江苏省通州市曾就农民负担问题做过一次专题调研。该市农工部部长指出，近年来农民负担增加的绝对值很大，有些乡镇把不该列入“负担卡”的服务收费和其他收费统统列入负担卡，如联防费、农机管理费、广播收听费、合作医疗费个人支付部分、自来水建设费、有线电视建设费等。这就大大扩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规定农民本应负担的费用。程：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绌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 虽然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试行过所谓的“机构精简”，但干部人数并未减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创立收费名目的行政机构从财政预算列支改为“创收自养”。这表面上减少了党政部门内列编开支的正式官员人数和机构数，但同时却形成了许多靠乱收费、乱罚款为生的准政府机构(如乡一级的计划生育办、司法所、民政所等)，为这些机构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名搜刮民财打开了“合法”的大门。这些机构本来是行政管理部门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政府让农民缴纳税收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支撑这些部门的运转，而这些部门既有财政支持，则提供公共服务时就没有理由乱收费，至多只应收很少一点业务成本费，这是世界各地正常国家的普遍情况。而现在中国一些省份却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部门“改革”成完全靠收费养活的准政府机构，从而省下正常税收去养那些多余的、没有理由收费的机构和干部，这实质上是强民所难，借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而转嫁公共服务成本，向农民变相收取“公共服务税”；同时也“逼良为娼”，引导着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借服务为名、行搜刮之实。结果一些机构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买车配手机的开支，而将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变成了趁机敲诈勒索，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例如，司法所盼望农村里的司法纠纷越多越好，民政所则希望农民离婚多，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多“创收”。更荒唐的是，计划生育部门一面抓人刮宫结扎，一面又盼着农民计划外怀孕，村里有人赌博了，乡派出所反而暗暗高兴，因为这样才有理由对农民处以巨额罚款，为该机构的人员多发钱。这些情况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学者突破县乡干部的阻挠，深入河南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了大量这类实例。[7] 只要这支庞大的编内、编外官员队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设法摊派。中央政府对此其实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往往不过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无用的。而且，庞大的县、乡几级编内、编外干部不但要吃饭花钱，甚至也想向沿海繁华地区的官员消费水平看齐；他们不但想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现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过“要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不过，一涉及到各级干部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悄悄地无下文了。 当前，全国乡、镇、村吃“三提五统”的脱产人员已达1,400万人[8]。即使不再从农民中吸收新的干部，光是每年为了安插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等，就必然要增加数十、乃至上百万人。据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张培森、刘佐分析，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数额，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正项税收的规模相当。[9] 五年过去了，恐怕这个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很大一部分就着落在农民身上。所以，从九十年代初起，农民的负担就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农民人均承担的各种税收、集体提留等费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8.1%，是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倍多。[10] 此后，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堪如此重负，农民负担的增长率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局部地区农民的负担仍然很沉重。《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记述过河南省太康县一个“既有经济头脑，且很有些思想”的苹果园主刘某1996年对他说过的话：“税收既多，又重，摊派的名目，多得没人搞得清楚。事实上，乡、村干部从来不向农民说清楚，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着乡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当中。”[11] 这反映出可怜的中国农民的心声，听起来好像是时光倒流到了民国时代。可惜国内的媒体很少能登出这样的声音。 何：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9年公布过一个调查结果，全国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税费形式交给了国家和集体，另还有其他各种摊派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是，东部省份为3.5%，中部省份为7.3%，西部省份为5.5%；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类摊派对农民造成的负担也相对越重。[12] 政府规定“三提五统”的征收绝对额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对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地区的农民来说，支付这个数额问题不大，而且可能也觉得负担不重；比如，广东地区将近一半农民不再务农，对于这一群特殊“农民”而言，这些税费确实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13]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还有52%的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对这些低收入户来说，纯收入中自种自收部分本来就大，现金收入很少，占纯收入5%的税费很可能就会占其微薄的现金收入的几分之一。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不是个负担的税费，对于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却是个实实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围的负担。 江苏省通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曾很认真地撰写了一份“关于全市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由于报告的执笔者非常认真务实，报告内容与通常的官样文字不同，能够反映出农村中明文规定的“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情况。该报告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加重农民负担的并非只是乡村两级组织。该报告透露，据对12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农民负担的绝对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乡镇增加74.6%，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20个百分点左右。有的农户当年的负担总额比上年增加几倍。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乡村填报的农民纯收入数字水分较大，收入数虚涨，提高了农民的实际负担系数，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第二，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兴办的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如公路工程等，每个乡镇要负担几万元，多的近百万元，这些钱有的乡镇用“以资代劳”集款，有的乡镇则按每位劳动力或人头收取。第三，文件规定之外的负担过重。如各项捐款、“两化”达标、农村改造饮用水系统、平坟复耕费、适龄青年征兵费、联防治安费、教育集资、借资等等。虽然这些大都是为民办的实事好事，但都超出了当地政府本身的财力，一般都要靠强行摊派才能进行。[14] 通州市的地方政府部门还算是认真考虑过农民的税负问题，并且愿意花费精力认真做调查。而有的地方政府简直就无法无天。例如，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政府为了搜刮民财，甚至非法设立本地的“私税”：该政府自行规定，不管农民有没有收入，按人头强收“个人所得税”；不管农民是否生产“特产”，一律征收“特产税”；实在编不出别的名目了，还要硬设一个“其它收入税”。[15] 这种现象显然不是个别的。 许多乡镇政府一方面非法乱设税费、搜刮民财；一方面到处举债，以致于乡村政权组织过度负债，而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据对湖南农村全省乡村负债问题进行的调查，1998年湖南全省乡村政权组织负债总额已达59.3亿元，负债乡村政权的比例高达88.4%，平均负债额达200万元。这些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这样一些开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挥霍型的小车开支、租车和招待费用等，甚至还有乡干部利用公款给三陪小姐配BP机的支出。[16] 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靠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支付摊派费用了，他们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来支付摊派。这不仅标志着当地的农业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乡村政府的开支需要，而且意味着，很多内地乡村政府的摊派已经通过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区，通过对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农产业活动征收税费来维持其开销。据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某村村干部甚至远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个垃圾村，向举家到海口拾垃圾谋生的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 [17] 正是由于农民不堪重负，全国已发生多起农民对抗乱收费的事件，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在与政府对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型的“农民领袖”，他们是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达农民的利益要求与其他呼声。[18] 《南方周末》去年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轰动很大的事情：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该增刊搜集了各种中央有关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让农民据此掌握哪些属于中央规定要征收的税费，哪些属于乱收费，名之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结果该增刊却被当地政府当作印刷“反动刊物”，该杂志主编只得流浪在外四处躲藏。[19]四川省重庆市巫溪县渔沙村村民曾为逃税，上百村民躲进深山，一位农妇因不堪重负而自杀。[20] 由此可见，乱收费在中国的农村已经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几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这样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的社会效应。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从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就转入了低增长阶段，1998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零增长。[21] 2000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全国近两万个农村家庭进行专项调查后发现，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资达到16,641元、北京达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210元，其中52%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尚处勉强温饱阶段；另有26%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间，算是温饱有余。[22] 由此观之，在全部农村人口中，勉强温饱的农村家庭大概占将近四成多。有人将中国农村的贫困归结于农民负担太重，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能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民总体贫困的根源其实并非负担太重，而是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光看有关部门颁布的种种总量数字，或许会让人产生沾沾自喜的感觉。例如，当回顾九五期间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时，报纸上介绍说，九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达50485万吨，基本稳定在5亿吨以上，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年均产量分别为2320万吨、8968万吨、5353万吨和3730万吨；从总量上来说，我国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23] 这个“首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比较各国经济水平的高低不是玩总量数字的“比大小”游戏。自从人口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后，人们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财富量和人均生产率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如果将上述总量数据按中国人口总数计算平均数，或者按中国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数，我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这一事实就无法回避。仅以粮食一项来计算，三亿多农业劳动力生产5亿吨粮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来养活九亿农村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够出售的余粮不过几百斤。那些“宏大”的总量数字完全不能掩盖中国是个农业弱国的真相，“农业总量大、人均剩余少”从来就是个突出问题。 自从二十年前恢复小农经济以后，解除旧体制的束缚曾一度带来农业的繁荣，1979年至1984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主要是时期被压抑下去的生产率的反弹。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中累积的各种积弊正在逐步释放出来，这些积弊包括：生产手段落后，亩产达到极高水平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严重收缩，劳动力生产率太低，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落后等许多问题。因此，中国农业逐渐又现出疲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仅占18.0%[24]，有关材料显示，近几年这一比例一直未变。与此同时，国家从农业当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积累，1999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收上来的是1000个亿[25]，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0亿元[26]，也就是说，农业这个中国劳动力投入最多的第一产业对社会的贡献额只占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事实上，收上来的这点农业税甚至还比不上返还到农业口的农林水利等财政投入。改革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大体上恢复到市场调节为主的正常状态，从经济能力与技术上来说，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为什么仍然坚持实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压力。 程：任何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农业这种低效益的产出，农民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和占劳动年龄人口50%的劳动力，是无法依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8%的农业养活的。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指出：随着人口增加，我国9亿农民人均0.1公顷土地仅够维持生存，1998年纯农业收入产值达到13839亿，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给自足部分，实际收入只有约500元；因此可以认为，大多数传统农业的种植业亩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劳动成本已经是负值，农业本身谈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农民收入增加时期建立的农村上层建筑必须获取农业剩余才能维持，于是就出现了竭泽而渔的乱收费现象。[27]何：其实中国农业不能产生剩余这一问题，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剑桥学派的埃德温.坎南提出的适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劳动力与土地面积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生产而获得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是一定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定时期，其它条件不变，随着劳动的增加，收益会按比例递增，但当劳动增加到一定点——最大收益点，则收益不再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则是一个社会最合适的人口数量。当劳动的增加超过这一定点，则收益会按比例减少，出现边际报酬谢递减现象。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里就专门用中国华北地区的情况来论述一个“高水准均衡陷阱”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就是表述中国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农业耕作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的。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本书里也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其中专门引过包世臣《郡县农政》一书的记述：“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接下来包世臣专门谈到水田一亩需要八九个工，按亩产1.5石计，加做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在复种的情况下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也就是说当时人就已经意识到单位面积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加。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我们总强调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实衡量劳动力价格不应该只按照劳动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来衡量这种劳动力的代价，而必须按生产并维持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个中国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我记得有人曾经算过：按平均计，一个德国农民生产55个人的食物消费量，这是按目前德国营养标准衡量的；而在中国，65%的劳动力，或者说全部人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摄取的热量与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这里说中国农村家庭人口为4个，是不太了解中国农村家庭人口数量，实际上农村家庭人口平均至少为5口。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如果要是计算养活中国农民所需要的生态成本，应该说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比如大小凉山地区，养活一个人需要铲平几座山头的草木才能种出一些小马铃薯供吃与做燃料。有环保人士到西南与西北地区考察过，看到此情此景，惊呼“一个人等于一台铲草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农村总体贫困的根源是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生存。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出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就算乱收费问题解决得比较到位，也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何处去? 程：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将近一半的年份因为推行强制农业集体化而加剧了农业低产、农村贫困的局面，但因为同时又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和迁徙管制，农民基本上被束缚在祖辈居住的村子里，即使再穷也只能干熬着。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而农民也多少有点陶醉在失而复得的小农田园梦当中。但很快中国的一个致命问题--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就重新暴露出来，农业收益递减，对农民的摊派日益加重，逼迫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另寻谋生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何：过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近三百年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被新增人口蚕食殆尽。原来的体制按人口分口粮的机制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积极性获得提高后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机意识。后来认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家也以为只要进行人口城市化，就会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的二元对立。我记得那时候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是大学里经济学专业学生最爱看的书，勃兴的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无限希望。中国农民的所谓“三元就业模式”——指农业、乡镇企业、跨区域流动就业——也就是在这时形成，并被大家视为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一条长期有效的途径。在中国城市就业还不算非常艰难的1998年，“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曾对38个县市做过一个调查，农民外出就业占38县市农村劳力的1/6；在低收入县市，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20%，相当于当地非农就业的85%；而在高收入县市，流入劳力相当于当地劳力的28%，当地乡镇企业职工的的66.9%。在收入上，38县市1989—1996年共寄带回家乡348亿元；在22个低收入县中，1996年带回乡的资金为45.3亿元，县均2亿多元，1989—1996年寄带回乡资金220.3亿元，县均10亿元。这笔收入对低收入县市的农村农家来说，是一笔有份量的收入来源。[28] 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1/3，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为57%，来自非农部门的已达43%。[29]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不少已经告别土地，如浙江农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25%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到1998年，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已超过8000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劳动力人均收入超过万元，是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的4倍。[30] 程：中国的情况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而农村人口增长率又相当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城市化过程后，农村劳动力就逐渐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去了；而中国的城市经济部门本来就一直面临着连城市劳动力都无法充分吸纳的困境，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使得这成为三元就业中相当重要的“一元”。而乡镇企业因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一项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一年，超过1.3亿人。[31] 此后，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乡镇企业连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这就使得离土不离乡这条路对于广大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再是一条畅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经跌到14.2%。与此同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日渐陷于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所以现在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32] 几乎与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工就业发生变化同步，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开始变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长期用银行贷款喂养低效率、高浪费、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维持住了表面的经济增长率和城市就业，也得以回避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在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政策诸方面令政府极为头痛的任务，但却埋下了银行坏帐高筑、风险丛生、金融系统可能崩溃的火种。九十年代下半期，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国有经济部门立即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数千万国企职工陆续下岗。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四个吸收农民工最多的四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企业雇佣劳动力时必须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从而限制外来劳工的就业机会。一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进程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与当前城乡共同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就业压力相比，总令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像，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城乡差距返回原点 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小农阶级的萎缩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阿瑟.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里谈到过一个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些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现象：城市的高度发展似乎是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许多超级大城市成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人口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不久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以自己的城市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规模而自傲──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城市把建成百万人口大市悬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而列入该市发展规划──但人口的这种快速机械式增长，却使得城市的发展陷入一种极端无序状态，形成一种“城市病”。不少城市都有大量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这些建筑缺乏排污系统，周围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疮疤；大多数城市的市内交通系统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过时的公交系统令居民的通勤格外辛苦，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变得坑坑洼洼，难于行走。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用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着该国的现代化水平。对那些喜欢让国际社会从这些“橱窗”中了解“信息”的国家来说，这种与国内其他地区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确有必要。但不管这些“橱窗”多么漂亮，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孔百疮，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 何：中国确实存在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下面一组数据说明了这种情况：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99938.5千公顷，人均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5730平方米；到1995年，在耕地面积减少4.5%至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锐减24.3%至780平方米，户均面积锐减28.8%至4080平方米。[33] 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距很遥远。 程：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导致城乡差距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水平。由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徘徊在3.5%至4%左右，到1999年下降至2.8%，加上最近几年各地农产品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价格大幅度下跌，因此这几年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局面，再加上农民跨地区就业速度放慢，因此造成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改革当中，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缩小，但是从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不断扩大，到1999年这种情况就非常明显。1999年农民现金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是1.9%[34]，而同年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率是7.9％[35]，在城乡收入增长的差距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该年10月份国务院又给城市的干部和职工增加了一笔工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有人算过一笔帐，在目前的情况下，2.7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虑到因家庭人口结构、支出结构和摊派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负担系数高于城市劳动力，农户的收入中要支付生产经营费用乃至投资，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再加上农户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种摊派夺走，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之大是显示而易见的。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来看，年均生活费支出方面，中国农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费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个档次；只有近两成（20.91%）的家庭年消费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占2.44%。[36] 何：中国农村的贫穷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的份额上看出。城乡差距再度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与20%的城乡储蓄，而与此同时，却是全国主要耐用消费品市场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50%。以彩电为例，城市普及率已经达100%，而农村却只有10%。[37]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从1995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49.9%下降为41.9%，农村居民从58.6%下降至52.6% ，后者比前者少下降两个百分点。[38] 这样一种结构，明显表示中国经济远未步入良性循环。 程：我也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做过计算，发现1999年中国内地二十个省约7亿乡村人口人均年购买消费品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区农村人口约有2.6亿，其人均年购买消费品的数额也仅为1603元；而京沪两市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9％，他们人均年购买消费品数额达11,819元。也就是说，全国将近1/4的消费品是卖给这仅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两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国人口56％的内地省份农村人口只购买了全国消费品的1/7不到。事实上，在两市三省这些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这个关于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费力的数据掩盖了人数约在千万左右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超级消费能力。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大约眼下全国有1％到2％的人口高居于收入和消费金字塔的顶端，全国媒体上的商品广告基本上是做给他们看的，而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内地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是前者的1/25。这就是今日中国之城乡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小农经济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程：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这种一次性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可能长期支撑农村经济的持续高涨和不断繁荣。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从此就可以踏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了。可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是，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这种倾斜加快了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先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压住农产品价格，以施惠城市消费者。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何：说老实话，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因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并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有些政策向城市倾斜是事实，但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多兼顾一些农村，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从事实出发来看，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他们的生存。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从短期内来看，克服城市偏倚倾向可以缓解一下农村问题，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给农村喂奶”这一思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因为根本问题是必须解决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调的问题。 如果回溯历史，中国的农民问题是积累了三个世纪的问题。中国其实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就已经面临人口的巨大压力，乾隆六年开始，中国人口登记在册的就达1.4341亿人。人口剧增带给社会的压力并非没有反应，当时的著名学者任启远、洪亮吉等人都曾谈论过这问题，洪亮吉的《意言.生计篇》集中谈论了如何控制人口，洪书成于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从时间上看还要早好几年。只是两个社会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英国通过大量向美洲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以后该国又继经济起飞之后连续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与第二次人口转变。而我们那时虽然也通过华工出国向海外移民，比如散居在地球村各地的潮州籍华人就已经多达100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总人口，但更主要的形式还是在中国本土移民，而移民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之惨烈，可以从一些历史材料中看出来。1999年3月我到台湾讲学时，曾偶然发现台湾的“有应公崇拜”与移民有关，一篇研究文章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该文谈到，台湾基本上是由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所构成的社会，这些先后来到台湾的移民，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生存的空间，再加上种族、语言、祖居地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在闽粤之间、漳泉之间、汉番之间、宗姓之间、村落之间团体之间，经常爆发各种各样的冲突，演变成武装械斗或者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历年来各个族群死于这类冲突的人不少，而他们的尸首却往往无人收葬，其后必须仰赖官府的力量或者善心人士的帮助，或者是村里人共同出资，加以集体埋葬，并在墓旁建立一个简单的庙，而庙前往往挂有“有求必应”的红布条。[39]至于太平天国起义是由于人口压力所致，当时的汪士铎在事变后就有反思，后来的罗尔纲先生也有过专门论述。可以说，自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就一直在围绕着缓解人口压力这一问题进行各种尝试。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际上都是想通过改变土地资源的占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这种土地资源占有状态均等的办法，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结果却是人多了，但只是穷人多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了13亿，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中国农民的问题是让耕者有其田，那么这一个世纪的问题就演变成了如何让农民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要成为游荡在城市边缘的游民。 每当我仔细阅读有关人口、环境与农民问题的资料时，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在复旦写的那篇《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诸如农村闲置劳动力过多、农业边际效益下降、赋税过重等导致小农经济破产，以及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等许多问题几乎都是惊人地相似，几乎在重复上个世纪初至三十年代那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不是没有研究，而是在研究中几乎从不真正触及应该揭示的问题。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能够解答有关国计民生的深奥问题？答案很简单，他们只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而已。这些方法中最基本的就是观察，尤其是观察经济事件的历史记录，所以，道格拉斯.诺斯一再重申掌握经济史的重要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则用更尖锐的语言强调了解经济史的重要性：“忘记过去的那些人，应被宣判犯有重复过去的罪行。”我在台湾与中国现代史专家陈永发先生见面时，我对陈先生说，当看到他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中强调人口压力因素是中国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基本规定因素时，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总算有历史学家明智地将这个问题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规定性因素引入历史研究。而陈先生则有点意犹未尽地表示遗憾：“由于书的体例的关系，我只能谈到人口压力这个因素，整本书应该说强调得很不够。” 程：对中国来说，最可怕的是，这类边缘化人群正处在一种无限增生的状态中，这与中国现在拥有的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有关。中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40]，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质量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还有不少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质很差。[41] 在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恰恰偏高，本地的农业产出微薄，非农就业机会稀少，穷乡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这就逼得那些既无适当教育、又无求职技能的农村剩余人口外流，当都市再采取就业限制政策时，这些回乡无活路、在外衣食无着的流动人口就很难靠正当职业糊口。从李自成、白莲教、太平军到红军八路，都最欢迎这样的流民。今天，这类边缘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许不会再演变成一批“水浒山寨”，但却很可能为黑社会组织的生发壮大提供丰富的后备军。 何：自从十多年前写完我的第一本著作《人口：中国的悬剑》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牢固地根植于该国的自然性质，亦即资源禀赋、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之中，中国的这种人口-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个看法可能会被人看作“地理决定论”，而“地理决定论”这个理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最基本的层面就是地理环境。孟德斯鸠曾尝试用“地理决定论”解释某些问题，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再加上马克思对“地理决定论”做过经典批评，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还非常热衷于想超出自然资源的限制去改天换地，因此中国大陆的学者们长时期内不敢让自己的学说中出现任何“地理决定论”的影子。 其实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构成了生活于这个国家之中的民族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前现代更是如此。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就与中国特殊的地理因素有直接关系，这种农业与家庭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弹性大，适应性强，在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都能存在和滋长。不管在山区、丘陵地带还是平原地区，它只要相应地调整一下家庭内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比例，就能稳定地存在和发展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强，它才由中原地区逐步向周围扩张，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各地的主体经营形态。但这种经济结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远的不说，就谈二十世纪大家都看得见的后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村是按人头分口粮，这种分配机制使得当时的农村做得多不如生得多，于是大家可着劲儿生，从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间，人口从4亿5千万变成了八亿多人。而从改革开放恢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以来，人口生殖状况令人焦虑。凡属民间进行的调查都说明了这一状况。我曾看到过一份名叫“正北丰村调查”的调查报告[42]，非常典型。这个正北丰村是广东东南沿海电白县七迳镇新屋仔管区下的一个自然村，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时，该村分田时是“见人有份”，全村为252人，每人0.6亩水田和0.4亩旱地。而到该报告记述的1998年，该村人口已经达536人（不包括此期间迁出的6户共32人），一个生育周期（20年）不到，人口就翻了一番多。而耕地则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至1998年人均耕地已经不足0.28亩，至今全村没有一个独生子女，也极少二胎，最多的达15胎（存活12胎），平均超过4胎。该报告谈到，农户的家庭地位由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多少决定，同样道理，村民也常以村中人数多而自豪，所以不会互相揭发超生。对于村民，节育是基本未意识到的事情。 程：我下乡时在安徽省插队，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情况与你谈到的这个村差不多。现在全国都设立了计划生育专职机构，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仍然挡不住农民的多生多育倾向。《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乡村作调查，发现那里的农民家庭也很少有独生子女户，均是多胎化生育，当地干部多次告诉他这样的话，“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好超生）”。[43] 何：正北丰村在中国既非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发达的明星村，只是千万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当中的一个而已。它所有的问题，如报告中谈到的乡村组织涣散、官民对峙等问题，确实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只要生存的基本条件还存在，这些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问题在于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已经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的生存基本需要，依靠传统耕种的140多亩地养活500多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该调查详细记录了该村失业严重、犯罪滋生这一现象。因为这是一份很罕见的尊重事实的调查报告，在此我将这部分内容抄录如下：“在村民自身无技术、无资本、低素质和环境的无资源、无工业、无组织的内外因素结合下，300多劳力有几人能以工作糊口？现在的就业情况除耕田者外有：教师6人，医生、工人、跑运输者各一人，饲养15人，开小店3人，小贩16人，外出打工55人，饲养一般是养10多头猪，今年（指1998年）多数亏本，小贩多是贩鸡，每天卖出十只赚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筑，每天有30-40元，女的进厂或当服务员，每月有几百元不等。而大多数常年游荡在村里的三个小店之间的无所事事者特别是未婚男青年却成了犯罪的主体。赌博是习以为常的公开摆明的事，也是他们最好的娱乐，盗骗抢却并不明摆，只是附近村中时有禽畜、厨具、谷物失踪，以及常是同龄人讲述的生动的在外盗、骗、抢、斗的惊险场面，下面需要详述的是近年来的吸毒和贩毒现象……” 这里我就不再引述那段谈吸毒的、读了感到碜人的文字了。只想谈谈曾被世界各国视为反贫困策略良方的教育问题在这个正北丰村是什么境遇：“北丰小学现有教师10人，其中2人高中毕业，其余都曾读过初中，现有3名公办教师，其他为民办或代课教师。对于这三年来广东省大量转正并逐渐取缔民办教师的政策，笔者从学校负责人陈北忠老师处了解不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信息。县教育局按文件通过考试转正4000多民办教师。规定于1993年前入教并有民师证和中师函授证者可考试，择优转正，另据教龄可加分，有28年教龄者免试转正，考试内容为心理学和教育学。但是，据透露，中师函授是交钱抄书拿证，心理学教育学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册子考试，而不考文化试（指语文和数学等）更是有人得以滥竽充数的关键。笔者（指调查作者陈锋）曾于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学代课两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师对比较简单的竞赛题都无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绩好的学生。而一些较好的年青教师却很快要下岗。对此陈老师的评论是‘好的卡紧，差的放松，重视教育不如说是在毁灭教育’。由于师资低劣，所以五年级的学生中能答出国家、省份、省城市、球类、中国皇帝中任一项的5个名称者甚少。现在几乎所有学龄儿童都入学，但由于每学期280元的学费，使在学人数逐年级减少，毕业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这样，膨胀的人口给农村带来了不堪承受的重负，同时村民又没有认识到也无力从提高自身素质上获得财富和地位。落后的教育只能酿出低素质的愚民。贫穷、封闭、落后、迷信、失业、犯罪等等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今天的正北丰村。” 说老实话，这样一份调查报告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我相信这种农村在中国绝对不是特例，有普遍性。说起来惭愧，我的家乡邵阳市是个千年古城，旧称宝庆府，历史上算是文化经济中等发达之地。但现在除了教育状态比正北丰村好些之外，其余的情况与这座正北丰村有些类似，由于国有企业90%以上破产、停产，除了少部分人能通过升学离开这个城市之外，大多数留在那里的青年都没有工作，赌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失业、犯罪充斥整座城市。不少女青年到沿海来谋生，以做娼妓、二奶为生，家里人亦不引以为耻。这座城市市容极差。我去年回去了一趟，当时的市领导说要将邵阳市建设成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大市。我当时就对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说：百万人口当中，按照中国劳动力的抚养系数来说，劳动年龄人口按常规有40-50%，那么总得为他们提供20万就业岗位吧？否则大家喝西北风？ 程：人口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能在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有所突破，情况应该有所好转。我看过一些材料，介绍了一些借助乡镇企业而发达起来的农村典型。比如河北石家庄市郊的槐底村，全村1800户，共有6000人，也是个无田可耕的农村，但由于选对了领导人，既成功解决了存在50年之久的乱占、抢占宅基地的纷争，并且依靠9000万元征地款作为启动资金，定下了“吃区位饭，借优势兴业，走产业升级，发展三产服务城市之路”的方略，从1996年开始，总共投入2个亿，将当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商业网络，全村的三产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底，全村的财政总收入达2000万，其中三产占到90%以上，架起城乡经济走廊，为村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渠道，全村3000多劳动力几乎全部得到安置，其中从事三产的就达1200多人。虽然该村富裕以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酗酒、赌博、迷信、家庭不和睦，邻里纠纷等问题都存在，但该村领导班子能意识到这些问题，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44] 何：这种依靠地缘优势与领导人个人魅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摆脱贫困的例子，在中国确实还有好些。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一、这些经验具有不可推广性，因为不是每一个农村都有这样的地缘优势与领导人。要知道这类农村在中国只是典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第二，这些农村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这些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始终偏低，身份虽然变了，但思想意识却还是农民。这个问题我曾就深圳市的富裕农民做过典型研究。这些农村如何进行自治，使这些农村的社会-经济格局不要随着这些领导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比较起这些占农村总人口不到10%的乡镇企业明星来，我更关注占农村人口90%的那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因为这些明星农村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绝大多数农村要解决的却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我读过不少资料，也看过一些农村，还专门向一些做农村调查的人士多次询问，有一条信息是公认的，那就是不少农村的计划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实际人口数与上报数严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全省共清理出漏统人口40.72万人。[45]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而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来的款主要用于两个用途，一是用于改善干部们自己的福利，二是用来建乡村干部办公场所。一位在农村做过长期调查的人对我说过：到农村里去，如果哪个地方的乡、村办公场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计划生育一定没搞好。还有一份调查谈到，农村里是富穷两头控制不住，因为富的不怕罚，愿意交罚款生孩子；而穷的则不怕罚，反正家里没什么好损失的，大不了流落异乡当超生游击队。只有中间层次的，才比较害怕罚款，一般生上两三个也就算了。如安徽省萧县大屯镇徐屯村的计划生育证就可以买卖。该村村民向《半月谈》的记者反映：从过去的老支书，到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多年来就一直公开出卖准生证，将此做为发家致富的捷径。第一胎价格从三十元上涨到了二三百元，生多胎的则涨至上千元。几年来，徐屯村先后共卖出准生证200多个，仅此一项村干部就收款约3万余元。而村干部自己就带头超生，现任支书40多岁，有3个儿子，他的大儿子生了3个孩子；计生专干张某30多岁，生了4个孩子；村委会主任的两个儿子生了7个孩子；老支书的侄子生了5个孩子。该村上报人口2106人，而实际人口已超过2330人。[46]记得去年《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版图片新闻“超级超生村”，谈的就是广东省吴川市覃巴村，该村总共600多户，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两家都生了10个孩子，而有5个孩子的家庭是该村常见的家庭结构。对于新村计划生育如此失控的局面，村民的解释为干部带头超生，说他们只想着多罚款。村党支部书记容文秀的解释是：村里超生户多，很难管理。但据村民举报，村委会主任容观保、副主任梁亚孔各生了5胎，村干部王伟生了4胎，村民小组副组长梁德瑞生了8胎。新村至今没有自来水，村民靠打井取水，一些人还被迫饮用田边沟水。村民说到了冬天，更是水贵如油。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垃圾遍地，随处可见臭气熏人的粪便，3000人的大村子找不到一个厕所。该村的街道上，除了满街孩子之外，就是污浊的路面和难以忍受的气味。[47]上述两个村子可以说是已经不存在什么乡村社会，所有乡村公共设施均不在村干部视野之内。据正北丰村的调查者说，该乡村除了金钱之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维系当地乡村共同体，整个秩序比半个世纪以前乡村自治时期还要糟糕。 这类乡村因为不是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明星县，所以不在政府与众多传媒的关注之下。这些乡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灭，《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谈到湖南安乡县的一个春峰村，那故事听了以后让人连泪水都为之凝固。这篇文章记述了湖南省桂东县大塘乡春峰村从1986年至今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也让人多少可以看到一般农村的情况。与湖南省其他地区相比，春峰村是个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方，该村共有1400多亩地，全是分布在海拔800—1000多米之间的梯田，地块很小，不要说机耕，连牛耕都用不了，只能用人拉犁。而该村总共有1598人，人均一亩地都没有。春峰村支书邓建安告诉记者，春峰村是省级特困村，交通不发达，资源也十分匮乏，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企业，集体收入每年只有几千元。村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每人不到1亩、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养几头猪和外出打工。大约从1993年开始，春峰村“除非种田的和家庭负担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这个村子的300多青壮劳动力，大约是每家一个，几乎全部都出去打工。出去打工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二（大部分是女孩）去广东进了珠三角地区的一些玩具厂、电子厂。他们常年在那里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大在400-800元之间。村民说，今年（1999年），大概是经济形势不好，去广东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劳力大多在干一些比进工厂可能挣多一点钱，但更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活：在桂东县周边“做砂子”（挖钨砂矿）、挖煤。因为挖煤经常发生塌方和瓦斯爆炸，安全系数比“挖砂子”更小，老板也“比较厉害”，经常不给钱，所以今年出去打工的人中“做砂子”的人比挖煤的多。“做砂子”的人很多是季节性的，农忙时他们在家种田，农闲时则结伴前往矿区。宜章的瑶岗仙，郴州的柿竹园，临武的香花岭，江西大余的西华山，这些矿区的名字都是春峰村民所熟悉的，很多春峰村人在那里“做砂子”，很多人把生命甚至躯体留在了那些地方。到了冬天农闲时，每个矿区都有几千人在“做砂子”，他们都来自春峰村这样的村庄。他们“做砂子”的地方是一些国营大矿开采后废弃的矿井，一些个体老板把这些矿井承包下来。“做砂子”的人三四个人合伙向个体老板取得某个矿洞的开采权，然后，他们自备钢钎、炸药和矿灯，沿着废弃的矿洞走上几千米，选择一个地方打洞放炮，看看炸开的地方能不能找到矿砂。由于矿井是废弃的，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爆破时很容易发生塌方， 那样就可能把自己埋在里面。春峰村的20名非正常死亡者，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有5名是因矿井塌方而死的。 这种情形在春峰村所在的大塘乡不算特别，乡长告诉记者，“整个大塘乡都差不多。”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几年间就因相同的原因死了十几人。该村村民根本无法依靠种地生活，只有出去打工。从1986年至今，这个村已经有20人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丧生，其中16人集中死在1993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自然死亡，全部死于事故。大多是在湖南、江西、广东的钨矿、煤矿里因矿井塌方、瓦斯爆炸而死。劳动法，劳动合同，对“做砂子”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字眼。从来没有一个人和老板签订过合同，他们与老板之间只有一个口头约定。“现在工不好做，你要签合同，老板就会要你滚蛋。”一位叫黄发军的村民说。也没有一个死者的家属和同伴试图用法律手段索取过赔偿。他们不知道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当地政府机关的一名干部说，这不奇怪，即使在正规工厂里打工的人，也很少和厂方签劳动合同。因为，签合同就要缴纳保险金，老板肯定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或者，他会把这笔费用转嫁到被雇用者身上，被雇用者也不愿意因此影响自己的收入。“因为这样的劳动力完全是买方市场，如果要签合同，他就找不到活干。”据统计，春峰村外出打工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约是4000元左右。这只是勉强维持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收入。村支书邓建安说，这些钱有的用来成家，有的用来供弟弟妹妹读书，其余就是维持生活，没有哪个人用打工挣来的钱做起生意，甚至没人用它起一座比较好的房子。能看出改善的是村里多了几个卫星电视天线，大约值800元一个。 尽管打工带来的实惠是那么少，而危险又那么多，但春峰村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别的活路，因为，如果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据大塘乡农经委的统计，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880元，这其中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占了约60—70%。 所以，春峰村的所有人都知道，黄竞成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因打工而被死神唤走的人。没有人知道，谁将是下一个。但是，只要他们活着，只要贫穷继续延续，他们就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没有机会去做砂子。[48] 春峰村村民的生活让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态难民。说老实话，春峰村所在地的土地生态事实上支撑不起这么多的人的生存。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状态，整个国家的生态在人口压力下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这方面的资料有不少，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断流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只谈谈视为财富之母的土地问题。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有的地方的民众已经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的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我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9]而生态问题由于与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像疾病之类那样直接，中国国民的环保观念始终还处于“坐而论道”阶段。我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所工作的报社，每发一篇某小姑娘被遗弃，或者生病无钱医治的报道，可以几天之内募到数量不等的捐款，多的达14万元，少的也有八、九千元。而我特意为抛家别妻十几年、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设立观测站、致力于环保工作的民间环保人士杨欣先生登了一个整版的文章，并公布了捐款电话与帐号，委托值班编辑专管此事。但据编辑告诉我，居然没有接到一只电话询问此事。这正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形态。从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是农民的世纪，这是由中国人口的“量”决定政治的“质”的一个世纪。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与财政扶贫的结果，摧毁了人起码的尊严——健康人应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是人起码的尊严。其结果是让生育者不需要计算生育成本，不顾资源的限制生育人口，将抚养人口的责任由家庭转移到社会。如何评说这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但人口资源状态对社会的影响却是现在可以分明感觉到的。前面已经谈过，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之外，每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都伴生着小农阶级消失这一过程。而小农阶级的消失，与城市化过程中现代经济部门不断吸纳从土地上被抛出来的无地农民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中国由于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日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未受过足够教育、亦未经过任何技能训练的农村劳动力无法适应现代经济部门的要求，更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故此广大无地农民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正成为整个社会“多余的”边缘化阶层。老实一点的农民可能会像春峰村村民一样做牛做马地生活下去，不少报道都谈到了在“三资”企业（主要是港台资本与南韩等东亚龙国家与地区开办的企业）的打工者的悲惨处境，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造成的。1998年12月，我值班时曾处理深圳特区四海制衣厂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劳累过度而暴死事件。当时是生产旺季，该厂的工人连日加班，20岁出头的徐章水连续加了48小时班，回到宿舍躺下后就再也没醒来，七窍流血而死。我当时问该厂工人，这样连续加班是违法的，为什么大家不提意见？工人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他们不敢，怕被开除。因为这份工来之不易。我再问该厂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违反劳动法超时连续加班？酿出这么大的事故，而老板却对我说：“我自己也奇怪，我这家厂的待遇确实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不高。我经常对工人说，你们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还有不少人抢着争着来这里做工。”老板说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国资本家曾说过一句被我们视为“国耻”的话：“在中国找四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人容易”，从根源上来说，劳动力的待遇完全与市场供求状况有关。按照“博奕论”的原则，博奕双方的利益完全与博奕者所凭藉的实力有关。在中国人权的不受重视与人口严重过剩有关。人权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生存都未解决，又从哪里去谈自由权、财产权？但还有不少边缘人为了生存，只得从事各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如卖血、妇女则，还有的则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如成群结队到他乡去偷窃（“拎包”）、买卖人口、利用各种手段行骗、盗挖古墓倒卖文物等，成为社会犯罪活动的主力军。最近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张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团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于多子女的贫困农民家庭，张君自己就出身于有兄弟姐妹七个的多子女贫困家庭。试想想，就以我这样的收入水平，生养一个可以过较好的日子，生两个就比较吃紧，根本就没有余力支撑起三个子女的教育费用与抚养成本。农民们这样生育，哪有不穷的道理？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中国人不改变自己多生多育的落后习惯，中华文明最后必将作为祭品牺牲在人口这个古老的祭坛上。对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说老实话，我认为值得怀疑。我这里只讲一个户均3.44人，这个数字与我们日常看到的情况有差别。只要对中国的核心家庭状态有所了解就明白这数据的不真实。城市人口只有总人口的30%多，而农村生育两个是允许的，多胎化也不是少数。少数民族是允许生育两个甚至更多点的。也就是说，真正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大部分人，对于不能以开除工作进行限制的人群，计划生育基本不起太大的作用。这样一算，中国户均家庭人口怎可能只有3.44人？不过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信息失真，这已经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这种人口数据失真只不过是惯性而已。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对你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你的“中国人口问题将会阻拦中国发展的悲观结论和庞大的低素质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些论点有可能客观上掩饰了加重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还可能为别有用心的精英专政论所利用”。[50] 你看到这篇批评没有？另外，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制度问题始终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如果在讨论“三农”问题时过于强调人口压力，会不会淡化不良制度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因素？而且，人口问题不是个短期内就能指望解决得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却十分突出，把近期内需要缓解的难题与长程性因素联起来，对解决近期问题似乎帮助不大？ 何：赵诚先生的文章我看过，说老实话，我认为赵先生很少去解读中国现实问题的文本资料，也很少去实地考察，因此不熟悉中国人口对生态的巨大压迫。否则他就不会那样提出问题了。至于谈到解决问题这点，我只能说，如果有人说他能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那肯定是不切实际之言。我进行问题研究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让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认识而已。而且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只有大多数国民处于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状态的时候，才期待有伟人横空出世来解救他们。 我并不认为我过于强调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注意这一点的，所谓“天人合一”思想，这个“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国古代文化其实包含有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体现在培育人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的综合素质上。只要去翻翻中国的经史子集，包括医书强调的五行相生相克，如果不视文言文话语系统为封建文化，就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质朴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淀在民族精神当中。而这一点到了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基本上破坏了，这时候“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等口号挟政治威力大行于世，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我记得一本《邵阳文史》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位干部回忆自己五十年代后期奉命在渔业社蹲点的经历。他先是让渔民将渔网织得密密的，不让小鱼有逃生的可能，这样做还觉得产量不能够达到“”水平，于是在渔民当中推广用炸药炸鱼，炸药一引爆，满河满塘都翻着白花花的死鱼，捕捞量成几倍地增长。结果这位干部乘坐的渔船受到好几位老渔民的“围攻”，老渔民痛骂他们：你们连小鱼也不放过，以后我们就没有鱼可捞了。你们这样是想打破我们的饭碗呀！但这种朴素的环保思想在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节节败退，发展到现在，沿海渔民用功能强大的电网捕鱼，电网所过之处成了一片死海，不再有任何海洋生物。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吃鱼时，家父总让我将鱼骨洗净，放在炉火边煨烤成焦黄色，再用作他的下酒菜，他也从不准我们剩饭。相比之下，现在这种在缺乏人文内涵的技术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哪里懂得寸丝粒米，来之不易的道理？今年三月上旬，我曾去了山东曲阜，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一种文化能够维系一个民族几千年于不坠，肯定是借助于它内在的亲和力以及平衡力。“”及“”以前的教育咱们且略过不谈，只谈近二十年的教育缺陷。可以说，目前我们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所有的欠缺，以及将人文景观当作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教育对社会的报复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贪污腐败是对我们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恶性报复一样。 为这场对话做个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最迫切的是乡村社会组织问题，而稳定农村从而稳定社会的关键则是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然而这只不过是短期的反贫困策略。收功长远的反贫困战略则是教育问题。但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我这里强调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是有具体内涵的，那就是：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清楚地知道采用各种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中国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中国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需要不断提高全体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以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最终达到反贫困的长期目的。 农业农村论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农村发展之路——近年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7－2004）中，可以看出党的农村经济工作政策的发展脉络。 （一）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农业连续丰收的好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对农业，在思想上必须始终重视而不可有任何麻痹，在工作上必须切实加强而不可有半点放松，在投入上必须不断增加而不可有丝毫减少。当前，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好各项经济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要着力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主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继续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棉收购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尽快建立有利于粮棉产销协调发展的新的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强化农业的科技基础，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增值增效。 （二）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稳定和加强农业。1999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要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努力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减轻农民负担，扎实推进扶贫开发。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同时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三）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开发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植树种草，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科技教育。 会议要求，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抓紧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会议还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调整优化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以工代赈、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四）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件大事来抓。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紧紧依靠科技，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应当大力推进和扶持。要正确处理调整农业结构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继续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要保持相对稳定。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还提出，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农业，需要继续增加投入。 （五）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开发优质专用农产品，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大事来抓：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进一步扩大退耕规模，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步伐，要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多搞一些小型基础设施。今年出台的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对于健全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继续抓好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六）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国债资金使用要向农村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要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 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其中要求：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加快实施退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围绕发展优势农产品，调整区域布局，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 （七）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必须坚持“四个始终重视”。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要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优势农产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农村扶贫工作。 （八）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势头。今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好，是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方面带有恢复性质。继续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要增加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

休闲农业论文:提升我国休闲农业旅游的生命力 一、问题研究的背景和缘由 我国休闲农业旅游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一种旅游形式，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农旅交叉产业。我国内地在2007年旅游业总收入达1540亿美元，其中有400亿美元是乡村休闲农业旅游的收入。2007年的3个黄金周期间，城市居民选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约占70%，每个黄金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吸纳游客超过6000万人次。 我国休闲农业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诸如各区之间产品雷同，盲目重复建设，很多地方不是在原有农业的基础上进行休闲农业旅游的开展，而是政府或个别企业想当然的圈一片地之后就在此建休闲农业旅游地，没有真正以原有农业为依托，反而成了部分政府重要的形象工程，再加上管理体制的问题，使得很多投资庞大的休闲农业旅游地面临经营的困境，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问题一直困扰着休闲农业旅游地的进一步发展。如北京海淀区的“锦绣大地”农业企业，游客很少，景点几乎没有活力。这说明休闲农业旅游地只有保证其持续增长的生命力，才能持续不断的吸引大量游客。如何保证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本文在刘滨谊教授的风景旅游地生命力研究的基础上，对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断完善旅游地生命力理论同时，以最终达到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为的目的。 二、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内涵 （一）旅游地生命力理论 有关旅游地生命力，刘滨谊认为“风景旅游地生命力指在单位时间空间内，使风景旅游地建设发展超越常规、非机械性增长，现状条件等客观因素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并持续推动风景旅游地发展增长变化的力。”李轶轮、蔡光宇、朱元恩等都从各自理解的角度给出旅游地生命力的概念。综上可知，旅游地生命力是一个变化的、保证景区平衡的力。 （二）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理论 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指的是使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建设发展能保持持续增长发展变化的力。在农业旅游资源、区位、旅游设施、形象、服务、管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休闲农业旅游地获得社会、经济和环境利益并保持其农业生产及旅游的功能上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 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表现在如下方面：休闲农业旅游地是在原有农业资源基础上开发出有别与其他农业旅游地特色的休闲旅游产品；休闲农业旅游地产品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休闲农业旅游地是良性循环，使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现今，我国很多休闲农业旅游地不是依托原有的农业基础，而是另立门户使得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开发资金过于庞大，回收非常缓慢，大家都在比较前期的投入看谁投入的更多，其实往往陷入一个误区。 三、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构成因素 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构成因素分为内在影响因素和外在影响因素两大部分。其中，内在影响因素为休闲农业旅游地原有资源状况、区位条件、设施状况、人力资源、定位特色和形象吸引力、产品的体验性及新颖性、管理规划等。外在影响因素为休闲农业旅游地受经济、社会、环境、宣传营销等方面的影响。 （一）内在影响因素 1、旅游地区位。休闲农业旅游地建立之初最先考虑因素应当是选址。选址必须要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其客源地主要在城镇，吸引对象为城镇居民。根据吴必虎提出的环城游憩带理论，城市居民大多选择环城游憩带内（大中城市周边地区200公里左右以内的范围）的度假设施进行短期近途度假。休闲农业场地比较适合的位置是距离城市中心50-200公里的地方。另外，休闲观光农业的布局也可以依托景区，选址在知名度较高的风景名胜区周边，作为该景区的卫星景点，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2、特色资源与创新性产品。要使休闲农业旅游地保持极强的生命力就需要依靠自身资源特色，开发创新性产品。要充分挖掘当地的特色资源和民俗文化内涵，根据当地资源及乡村文化特色设计有主题特色的新颖的休闲农业旅游体验参与活动，通过拟定参与体验活动的主题，塑造正面印象来加深游客的不同印象体验。并保证体验产品在设计和游玩中的卫生、无污染、环保等。在体验产品设计中应多加入感官的刺激（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来使游客增加体验的力度，产品有“货架期”，加入科技含量的产品设计，并适时进行产品更新和换代。这是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保障因素。 3、旅游设施状况。休闲农业地区大都位于城市郊区农村，这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加大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筹码。要解决好交通、通讯问题，与交通部合作，开辟旅游专线，为城市市民出游提供方便。要完善水电设施，供水设施要达到卫生标准。要与村庄改造、建设规划相结合，搞好居民点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改善生态环境。 4、旅游地形象定位。休闲农业旅游地根据自身资源特色和产品特点，首先要找准自身可能的竞争优势，选出竞争优势，推出与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色差异进行差异化定位，并及时将自己的定位传达给目标消费者。最终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自己休闲农业旅游地形象，设计出形象定位图案和标识等。如台湾飞牛牧场诉求的飞蝴蝶和乳牛的定位，就是非常成功的形象定位。 5、科学规划与管理。休闲农业旅游地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生产与旅游兼顾发展原则、开发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创新性原则等来进行休闲农业旅游地的规划布局，并将其规划与农村规划相结合，针对地域特征进行独特规划。休闲农业旅游地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包括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两部分。如建立旅游投诉机构、宣传营销机构、人员培训机构等。旅游地的管理制度如岗位责任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员工教育培训制度等。 6、人力资源。目前，休闲农业旅游地经营管理人员，大多是原来从事农业生产、加工、营销的工作人员，对旅游业缺乏管理经验。因此休闲农业旅游地要积极进行员工理念的培训，留住人才。要多聘请相关的大学教授专家指导，同时借助休闲农业旅游协会或学会的力量，储备相关的深入懂得休闲农业旅游的人才银行。 （二）外在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休闲农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休闲农业的发展才具有更大的潜力。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也制约着当地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强弱。 2、社会因素。休闲农业旅游地应尽量联合企业和当地人民一起来开展，调动农民积极性，农民的事情多让农民来搞，农民的钱自己赚，其中，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我国有些地方上的休闲农业旅游地仍旧是地方政府进行投资，如各地的林业局和农业局等。大量投资建设后，闲置在那里却不知如何来进行盈利及保证休闲农业旅游地客流量，这需要我们的政府要适时转换角色，将休闲农业旅游地以包装销售的方式，以先进的经营理念进行休闲农业旅游地的运营，提高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 3、环境因素。休闲农业旅游地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如良好的水质、空气质量、声音环境质量及高的森林覆盖率等都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另外，经营者的环境意识，如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等问题都可以作为外资影响因素，影响到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 4、旅游地市场宣传。休闲农业旅游地要对游客消费行为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社团、年龄层及教育程度的游客采用不同的销售手段。根据资源特色，规划设计体验活动。依据成本及竞争两大因素，同时根据休闲农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品质，合理订定价位。要善用推广策略，慎选媒体，以最低成本达到最高的促销效果。 四、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对策 导致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不强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理论及其构成因素分析，来进一步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 （一）合理规划开发 休闲农业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城市。研究城市市场需求、规模及变化，是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观光农业要顺应城市居民回归自然，崇尚绿色的心理需求来进行旅游开发，必须依托一个或几个大中城市才能生存，必须以特定的资源条件和客源市场为基础，不能盲目开发。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开发，要针对地方现有资源背景，以现有农民接受的技术为背景不能大而全，不能什么都有。开发中要讲究自然，保持最佳生态位，要防止不引导、不规划、不设计。 （二）开发特色突出的产品 当今我国的休闲农业旅游，由于科学技术、形象塑造、农业生产规模、产业链等达不到档次，导致产品缺陷太多。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应力求展示最具特色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成果，设计出富有创意，多种类型、风格的参与性活动和产品，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如设计出娱乐型、教育型、休闲型的休闲农业旅游产品。并在此过程中加入主动解说设计，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形成互动，使游客旅游之后对旅游地有丰富的认识、增强体验、敞开思维等功效。这样休闲农业旅游地产品设计则更能赢得好的口碑，吸引更多的客人。 （三）根据优势资源进行旅游地形象定位 现在多数休闲农庄都未很好地进行形象定位，这样就淹没在众多的休闲农庄当中。国内的休闲农业园区大多数没有对自身特色做出相对应的宣传，一些地方在休闲农业开发建设上脱离了朴素、自然、协调的基本原则，贪大求洋，建筑物富丽堂皇，脱离农家特色，还破坏了当地资源和环境。因此，要根据自身优势进行独特的市场定位。 （四）进行整体规划和管理 休闲农业旅游地规划方面出现一种普遍现象，即每一个休闲游乐区或休闲农场所推出的休闲产品与服务皆大同小异，毫无特色可言，无法满足消费大众的休闲游憩需要。因此要做好整体规划，要做到整合资源，确保投资主题明确，规划风格和思路鲜明。管理上，我国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发展要朝知识化、精致化、体验化的方向努力，这就要求管理体制和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加强相关产业链的交流合作，这样即使休闲农业旅游的淡季也能保证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盈利来源。 （五）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可进入性 完善基础设施，主要是搞好交通、通讯、供水、排水、供电、环境治理、安全保障等，并规范住宿设施、饮食设施、卫生设施、安全设施等建设标准要求，做到设施齐全，标准规范。另外，由于因大多数农业旅游地在城市周边，所以要增加交通工具，保证游客方便进入。 （六）加大宣传，促进销售 为扩大游客市场，休闲农业旅游地要增加营销投入。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进行宣传促销。利用农村节庆假日，组织观光旅游，举办展览会和科普培训等活动进行宣传。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与周边景点、景区相结合，扩大旅游市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七）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要重视员工教育、重视员工技能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并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来带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的服务水平跟的上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发展。 休闲农业论文:关于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问题的初探 论文 关键词： 旅游 地 休闲农业旅游地 生命力 论文摘要：休闲农业旅游在我国快速 发展 ，但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不强一直是休闲农业旅游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文章在旅游地生命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理论内涵、构成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对其生命力不强的原因和提升对策做出具体分析，力求提升我国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 一、问题研究的背景和缘由 我国休闲农业旅游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一种旅游形式，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 现代 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农旅交叉产业。我国内地在2007年旅游业总收入达1540亿美元，其中有400亿美元是乡村休闲农业旅游的收入。2007年的3个黄金周期间，城市居民选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约占70%，每个黄金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吸纳游客超过6000万人次。 我国休闲农业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诸如各区之间产品雷同，盲目重复建设，很多地方不是在原有农业的基础上进行休闲农业旅游的开展，而是政府或个别 企业 想当然的圈一片地之后就在此建休闲农业旅游地，没有真正以原有农业为依托，反而成了部分政府重要的形象工程，再加上管理体制的问题，使得很多投资庞大的休闲农业旅游地面临经营的困境，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问题一直困扰着休闲农业旅游地的进一步发展。如北京海淀区的“锦绣大地”农业企业，游客很少，景点几乎没有活力。这说明休闲农业旅游地只有保证其持续增长的生命力，才能持续不断的吸引大量游客。如何保证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本文在刘滨谊教授的风景旅游地生命力研究的基础上，对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断完善旅游地生命力理论同时，以最终达到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为的目的。 二、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内涵 （一）旅游地生命力理论 有关旅游地生命力，刘滨谊认为“风景旅游地生命力指在单位时间空间内，使风景旅游地建设发展超越常规、非机械性增长，现状条件等客观因素往往退居次要地位，并持续推动风景旅游地发展增长变化的力。”李轶轮、蔡光宇、朱元恩等都从各自理解的角度给出旅游地生命力的概念。综上可知，旅游地生命力是一个变化的、保证景区平衡的力。 （二）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理论 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指的是使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建设发展能保持持续增长发展变化的力。在农业旅游资源、区位、旅游设施、形象、服务、管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休闲农业旅游地获得社会、 经济 和环境利益并保持其农业生产及旅游的功能上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 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表现在如下方面：休闲农业旅游地是在原有农业资源基础上开发出有别与其他农业旅游地特色的休闲旅游产品；休闲农业旅游地产品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休闲农业旅游地是良性循环，使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现今，我国很多休闲农业旅游地不是依托原有的农业基础，而是另立门户使得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开发资金过于庞大，回收非常缓慢，大家都在比较前期的投入看谁投入的更多，其实往往陷入一个误区。 三、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构成因素 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构成因素分为内在影响因素和外在影响因素两大部分。其中，内在影响因素为休闲农业旅游地原有资源状况、区位条件、设施状况、人力资源、定位特色和形象吸引力、产品的体验性及新颖性、管理规划等。外在影响因素为休闲农业旅游地受经济、社会、环境、宣传营销等方面的影响。 （一）内在影响因素 1、旅游地区位。休闲农业旅游地建立之初最先考虑因素应当是选址。选址必须要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其客源地主要在城镇，吸引对象为城镇居民。根据吴必虎提出的环城游憩带理论，城市居民大多选择环城游憩带内（大中城市周边地区200公里左右以内的范围）的度假设施进行短期近途度假。休闲农业场地比较适合的位置是距离城市中心50-200公里的地方。另外，休闲观光农业的布局也可以依托景区，选址在知名度较高的风景名胜区周边，作为该景区的卫星景点，以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2、特色资源与创新性产品。要使休闲农业旅游地保持极强的生命力就需要依靠自身资源特色，开发创新性产品。要充分挖掘当地的特色资源和民俗文化内涵，根据当地资源及乡村文化特色设计有主题特色的新颖的休闲农业旅游体验参与活动，通过拟定参与体验活动的主题，塑造正面印象来加深游客的不同印象体验。并保证体验产品在设计和游玩中的卫生、无污染、环保等。在体验产品设计中应多加入感官的刺激（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来使游客增加体验的力度，产品有“货架期”，加入科技含量的产品设计，并适时进行产品更新和换代。这是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保障因素。 3、旅游设施状况。休闲农业地区大都位于城市郊区 农村 ，这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加大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筹码。要解决好 交通 、通讯问题，与交通部合作，开辟旅游专线，为城市市民出游提供方便。要完善水电设施，供水设施要达到卫生标准。要与村庄改造、建设规划相结合，搞好居民点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改善生态环境。 4、旅游地形象定位。休闲农业旅游地根据自身资源特色和产品特点，首先要找准自身可能的竞争优势，选出竞争优势，推出与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色差异进行差异化定位，并及时将自己的定位传达给目标消费者。最终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自己休闲农业旅游地形象，设计出形象定位图案和标识等。如 台湾 飞牛牧场诉求的飞蝴蝶和乳牛的定位，就是非常成功的形象定位。 5、 科学 规划与管理。休闲农业旅游地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生产与旅游兼顾发展原则、开发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创新性原则等来进行休闲农业旅游地的规划布局，并将其规划与农村规划相结合，针对地域特征进行独特规划。休闲农业旅游地要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包括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两部分。如建立旅游投诉机构、宣传营销机构、人员培训机构等。旅游地的管理制度如岗位责任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员工 教育 培训制度等。 6、人力资源。目前，休闲农业旅游地经营管理人员，大多是原来从事农业生产、加工、营销的工作人员，对旅游业缺乏管理经验。因此休闲农业旅游地要积极进行员工理念的培训，留住人才。要多聘请相关的大学教授专家指导，同时借助休闲农业旅游协会或学会的力量，储备相关的深入懂得休闲农业旅游的人才银行。 （二）外在影响因素 1、 经济 因素。休闲农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 发展 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休闲农业的发展才具有更大的潜力。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也制约着当地休闲农业 旅游 地生命力的强弱。 2、社会因素。休闲农业旅游地应尽量联合 企业 和当地人民一起来开展，调动农民积极性，农民的事情多让农民来搞，农民的钱自己赚，其中，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我国有些地方上的休闲农业旅游地仍旧是地方政府进行投资，如各地的林业局和农业局等。大量投资建设后，闲置在那里却不知如何来进行盈利及保证休闲农业旅游地客流量，这需要我们的政府要适时转换角色，将休闲农业旅游地以包装销售的方式，以先进的经营理念进行休闲农业旅游地的运营，提高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 3、环境因素。休闲农业旅游地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如良好的水质、空气质量、声音环境质量及高的森林覆盖率等都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另外，经营者的环境意识，如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率等问题都可以作为外资影响因素，影响到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 4、旅游地市场宣传。休闲农业旅游地要对游客消费行为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社团、年龄层及 教育 程度的游客采用不同的销售手段。根据资源特色，规划设计体验活动。依据成本及竞争两大因素，同时根据休闲农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品质，合理订定价位。要善用推广策略，慎选媒体，以最低成本达到最高的促销效果。 四、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的对策 导致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不强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休闲农业旅游地生命力理论及其构成因素分析，来进一步提升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生命力。 （一）合理规划开发 休闲农业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城市。研究城市市场需求、规模及变化，是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观光农业要顺应城市居民回归 自然 ，崇尚绿色的心理需求来进行旅游开发，必须依托一个或几个大中城市才能生存，必须以特定的资源条件和客源市场为基础，不能盲目开发。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开发，要针对地方现有资源背景，以现有农民接受的技术为背景不能大而全，不能什么都有。开发中要讲究自然，保持最佳生态位，要防止不引导、不规划、不设计。 （二）开发特色突出的产品 当今我国的休闲农业旅游，由于 科学 技术、形象塑造、农业生产规模、产业链等达不到档次，导致产品缺陷太多。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应力求展示最具特色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成果，设计出富有创意，多种类型、风格的参与性活动和产品，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如设计出娱乐型、教育型、休闲型的休闲农业旅游产品。并在此过程中加入主动解说设计，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形成互动，使游客旅游之后对旅游地有丰富的认识、增强体验、敞开思维等功效。这样休闲农业旅游地产品设计则更能赢得好的口碑，吸引更多的客人。 （三）根据优势资源进行旅游地形象定位 现在多数休闲农庄都未很好地进行形象定位，这样就淹没在众多的休闲农庄当中。国内的休闲农业园区大多数没有对自身特色做出相对应的宣传，一些地方在休闲农业开发建设上脱离了朴素、自然、协调的基本原则，贪大求洋，建筑物富丽堂皇，脱离农家特色，还破坏了当地资源和环境。因此，要根据自身优势进行独特的市场定位。 （四）进行整体规划和管理 休闲农业旅游地规划方面出现一种普遍现象，即每一个休闲游乐区或休闲农场所推出的休闲产品与服务皆大同小异，毫无特色可言，无法满足消费大众的休闲游憩需要。因此要做好整体规划，要做到整合资源，确保投资主题明确，规划风格和思路鲜明。管理上，我国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发展要朝知识化、精致化、体验化的方向努力，这就要求管理体制和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加强相关产业链的交流合作，这样即使休闲农业旅游的淡季也能保证休闲农业旅游地的盈利来源。 （五）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可进入性 完善基础设施，主要是搞好 交通 、通讯、供水、排水、供电、环境治理、安全保障等，并规范住宿设施、饮食设施、卫生设施、安全设施等建设标准要求，做到设施齐全，标准规范。另外，由于因大多数农业旅游地在城市周边，所以要增加交通工具，保证游客方便进入。 （六）加大宣传，促进销售 为扩大游客市场，休闲农业旅游地要增加营销投入。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进行宣传促销。利用 农村 节庆假日，组织观光旅游，举办展览会和科普培训等活动进行宣传。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与周边景点、景区相结合，扩大旅游市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七）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要重视员工教育、重视员工技能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并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来带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的服务水平跟的上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发展。 休闲农业论文: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的联系与区别 原文作者：罗凯 摘 要：对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综述，其联系表现为：休闲农业的开拓性引发了美学农业的革命性，景观性奠定了美学农业的审美性，旅游性拉动了美学农业的全面性；区别表现为：美学农业的乡村行政区域性突破了休闲农业开发区域的局限性，民俗文化主题性否定了休闲农业开发主题的随意性，生产生活实物性纠正了休闲农业开发建设的非农性，生活目标质量性超越了休闲农业开发目的的经济性。 关键词：美学农业；休闲农业；联系；区别 农业美学悄然兴起于21世纪初[1-7]。笔者认为，美学农业指的是以农业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田园、水域和环境，乃至整个农村地区（包括农村地区的道路、城镇、集市、村庄、厂矿和自然环境等）为载体，进行农业劳动主体革命、农业劳动对象革命、农业劳动工具革命、农业劳动技能革命、农业劳动过程革命、农业劳动产品革命、农业劳动观念革命，既运用农业生产技术，又运用美学艺术手法，既生产农业物质产品，又生产农业审美产品，特别是通过田园景观化、村庄民俗化、自然生态化的实现，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农业[7]。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1 联系——休闲农业是美学农业的始作俑者 1.1 休闲农业的开拓性引发了美学农业的革命性 种稻，生产稻谷；养猪，生产猪肉。这就是农业，农业的功能。准确地说，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所从事的农业，所开拓的农业功能，都是利用水稻、甘蔗和猪、牛等农业动植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与土壤、气候、水和生物等农业自然资源的作用，生产可满足人类营养、品尝和原料需求的稻谷、蔗料和猪肉、牛肉等农产品。 然而，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种新型的农业形态，即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结合农业生产、农民活动、农村文化和农家生活，发展观光、休闲、旅游，从意大利、奥地利始发，逐渐扩展到欧美，乃至世界。我国则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这一农业形态就是休闲农业[8]。 休闲农业突破了传统农业的局限，将农业功能从原先只生产可满足人类营养、品尝和原料需求的农产品中拓展开来，拓展到观光、休闲、旅游的层面，拓展到生产农业精神产品。这意味着农业具有多功能性；这更意味着农业的多功能性有待于人们的发现和利用，或者可以说，呼唤着新的农业形态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论文网] 呼之而出的自然是美学农业。美学农业不但继承了休闲农业的农业多功能拓展，而且将这一拓展扩充到农业的各个层面，并将引发一场全新的农业革命，即农业劳动主体革命、农业劳动对象革命、农业劳动工具革命、农业劳动技能革命、农业劳动过程革命、农业劳动产品革命、农业劳动观念革命。农业劳动主体革命，指的是将具有生产农产品的素质、形成生产农产品的思维和从事生产农产品的工作的农业劳动主体改变为具有农业美学素质、形成农业美学思维和从事农业美学工作的农业劳动主体。农业劳动对象革命，指的是将仅生产粮食、糖料、蔬菜和水果等农业物质产品的土壤、气候、水和生物等自然资源，改变为既生产农业物质产品，又通过其各要素的“宜人”外观，及其按照美学规律的排列与组合，形成足以唤起人们审美情趣、愉悦人们审美心理、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田园景观，并与生产者（或劳动者）一起构成和谐的统一体，成为生产者（或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工作）的生活环境。农业劳动工具革命，指的是将仅作为生产者（或劳动者）手脚延伸，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生产农产品的锄头等各种工具和设施，改变为既作为生产者（或劳动者）手脚延伸，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生产农产品，又具有给生产者（或劳动者）在外观上以美感，在使用上以舒适，并能够与劳动对象和生产者一起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农业劳动技能革命，指的是将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等，通过农业劳动工具，仅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生产农产品的技术、方法和理论，改变为既作用于农业劳动对象和生产农产品，又以文字简明化、表格化、图形化、公式化、文艺化和美学化等最简单、易懂、易识、易操作的形式形成、存在，且能给生产者（或劳动者、使用者）带来愉悦的心理感受。农业劳动过程革命，指的是将付出体力、精力、物力和时间，生产农产品，交换农产品，满足生活需求，实现享受的农业劳动过程，改变为锻炼身体、表现能力、增长知识、彰显健美、愉悦心情、生产产品，丰富生活内容，享受生命的农业劳动过程。农业劳动产品革命，指的是将农业劳动仅生产粮食等农业物质产品，改变为既生产农业物质产品，又使其在营养丰富、品质优良、卫生安全和口感适宜的同时，具有能够反映这些标准、统一、美观的外观，且通过美观的产品、健美的植株、美化的田园以及民俗化的村庄和生态化的自然，生产农业审美产品。农业劳动观念革命，指的是将把农业劳动认为是一种生产农业物质产品，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劳动认识，改变为这样的认识：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农业物质产品的劳动，还是一种生产农业审美产品的劳动；它是生活的需要，是丰富生活内容的需要，是人类价值体现的需要，是人与自然构成和谐统一体的需要[9]。 1.2 休闲农业的景观性奠定了美学农业的审美性 众所周知，休闲农业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景观性，通过田园景观的营造，招徕游客。使用物理的方法，将传统的圆形西瓜、椭圆形西瓜做成方形西瓜；利用光线的作用，将苹果做成带有“福”、“喜”字的图案；运用棚架的搭建，将叶、花、果颜色不同的作物及其品种组合成各种图案，如蔬菜迷宫等。 休闲农业的景观性奠定了美学农业的审美性。笔者定义的农业审美产品指的是以农业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田园、水域和环境，乃至整个农村地区（包括农村地区的道路、城镇、集市、村庄、厂矿和自然环境等）为载体，进行农业劳动主体革命、农业劳动对象革命、农业劳动工具革命、农业劳动技能革命、农业劳动过程革命、农业劳动产品革命、农业劳动观念革命。通过载体各构成要素的各自“宜人”外观及其按照美学规律合理地排列和组合创造农业美，特别是通过田园景观化、村庄民俗化、自然生态化的实现，生产出来的既能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又能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产品。农业审美产品可分为田园景观审美产品、村庄民俗审美产品和自然生态审美产品，田园景观审美产品又可分为农产品审美产品、作物植株审美产品、田园景观审美产品、田园科普审美产品、田园休验审美产品、田园养生审美产品和田园生活审美产品[10]。 1.3 休闲农业的旅游性拉动了美学农业的全面性 休闲农业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11]，开展农业旅游，并使农业在旅游经济的驱动下蓬勃发展。据报道，2010年全国共有“农家乐”150万家，规模休闲农业园区接近2万个，带动农民1 500万人，接待国内外游客4亿人次，休闲农业营业额超1 200亿元。这表明休闲农业不但具有旅游性，而且是一个如日中天的朝阳产业。 在休闲农业旅游性的拉动下，美学农业将这一旅游元素推向各个层面，包括农产品、作物植株、田园景观、田园科普、田园体验、田园养生和村庄民俗、自然生态。农产品，通过农产品大小、长短、色彩和造型来形成市场；作物植株，通过作物植株的叶色、花色、果色、高低、造型和群体组合来形成市场；田园景观，以田园为载体，以农业动、植物为基调，田、林、水、电、路协调统一，在农业物质产品的追求中凸显农业审美产品，从而形成田园风光的农业景观市场；田园科普，以田园为载体，用农业生产及其过程、行为、工具来普及农业知识的科普活动方式来形成市场；田园体验，通过在田园中进行农业劳动，获取农业劳动知识，体验农业劳动生活的生活方式来形成市场；田园养生，以田园为生活空间，以农作、农事、农活为生活内容，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生活目标，形成回归自然、享受生命、修身养性、度假休闲、健康身体、治疗疾病、颐养天年的一种生活方式市场；村庄民俗，以村庄为载体，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形成市场；自然生态，以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为载体，通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保护和利用来形成市场[10]。 2 区别——美学农业是休闲农业的掘墓人 2.1 美学农业的乡村行政区域性突破了休闲农业开发区域的局限性 从上述定义可知，美学农业以整个农村为载体，即以组成农村的三大块——田园、村庄和自然为载体，特别是美学农业园区，更是以乡村的整个行政区域为载体，并以田园景观化、村庄民俗化和自然生态化为目标[12]。所谓田园景观化，指的是田园不但生产粮食、糖料、蔬菜和水果等农业物质产品，而且通过美观的产品、健美的植株和美化的田园，生产农业审美产品，形成足以引起人们审美情趣、愉悦人们审美心理、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景观。所谓村庄民俗化，指的是村容村貌的整治必须富有地方特色、民俗特色，寓现念于民俗文化之中，既实现村容村貌的整治，又使民俗文化得以传承，还使村庄各具特色，千姿百态。所谓自然生态化，指的是村庄和田园四周的自然资源得到妥善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达到良性循环的程度，并与村庄和田园构成和谐的统一体[13]。 这就是美学农业的乡村行政区域性。美学农业的这一特点意味着美学农业以全方位的姿态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因为农村都由田园、村庄和自然3大块构成；美学农业的这一特征意味着美学农业突破了休闲农业开发区域的局限性，因为大部分休闲农业都几乎没有同时以田园、村庄、自然为载体，因此可以说，美学农业弥补了休闲农业在开发区域上的局限性，使农业、农村得以全面、完全的发展。 2.2 美学农业的民俗文化主题性否定了休闲农业开发主题的随意性 美学农业在建设中、特别是在园区建设中，是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准确地说，是以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为主题。一般来说，民俗文化包括产业文化、特产文化、生态文化、建筑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和民俗文化等类型。因此，以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为主题，并将所选择、确定的民俗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所有或主要的建设项目中[12]。广东省徐闻县是中国菠萝第一县，不但历史长，而且面积大、产量高、品质优。1860年开始引种，现分布于曲界、锦和、前山、下洋、下桥、和安、龙塘、新寮和南山等9个乡镇，面积1.4万hm2，总产41万 t，产值7亿多元，素有“中国菠萝之乡”之称，菠萝果大、形美、汁多、肉香、可口、质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享誉东南亚，先后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和国家a级绿色产品称号。因此，若在徐闻县，特别是在其主产地——曲界镇建设美学农业园区，就可考虑建设以菠萝文化为主题的美学农业园区，并将菠萝文化进行抽象化、艺术化、符号化处理，变成具有抽象性、艺术性的菠萝文化符号，然后将其有机地融入园区各功能区和所有或主要的建设项目中，随着园区的建成，一个以菠萝文化为主题的美学农业园区就凸现出来了。 美学农业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准确地说，以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为主题，意味着当地的美学农业、特别是美学农业园区具典型性和不可替性。如上面提到的以菠萝文化为主题建设起来的美学农业园区，其他地区、包括其他非菠萝主产区都不可复制，即使复制，也会失去民俗文化和美学农业意义。这样意味着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美学农业，特别是建设起来的美学农业园区将各具当地典型的民俗文化特色，从而使广大乡村成为千姿百态的美丽家园。 休闲农业在建设中、即使在园区建设中，开发的主题往往是随意的，抑或是没有主题，抑或是以某一不具有当地典型产业文化的作物为主题（如西瓜主题公园等），抑或仅考虑艺术性。即使是有主题，主要局限于主要或个别项目中，抑或处于浅层的文化开发、利用上。这样，发展的休闲农业、建设的休闲农业园区自然不具有典型性，或者可以说，具有复制性。这就是目前各地发展的休闲农业、建设的休闲农业园区十分雷同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美学农业的主题性不但赋予美学农业、特别是美学农业园区之灵魂，而且否定了休闲农业开发主题的随意性，弥补了休闲农业的缺憾，引导休闲农业朝着美学农业的方向发展。 2.3 美学农业的生产生活实物性纠正了休闲农业开发建设的非农性 美学农业和休闲农业都具有审美性、文化性、娱乐性和旅游性。但是，美学农业所发展的农业动植物，如水稻、甘蔗和蔬菜等作物，香蕉、荔枝和龙眼等水果，木麻黄、桉树和大王椰等树木，猪、牛和羊等牲畜，鸡、鹅和鸭等家禽，鱼、虾和蟹等水产品。不但具有审美性、文化性、娱乐性和旅游性，而且仍然追求高产优质，水稻仍在追求产量10 500，12 000 kg·hm-2，甚至13 500，15 000 kg·hm-2；所建设的农业生产设施，如沟渠、田园道路、林带、棚架、机井和田园房屋等，不但具有审美性、文化性、娱乐性和旅游性，而且具有生产性，作为生产之所需，有利于生产之发展。同时，美学农业不设置、建设纯粹为了审美、文化、娱乐、旅游的非生产性项目或设施，如乘凉用的亭子、观光用的观光台和游泳池等。 然而，休闲农业却往往不同，所发展的农业动植物，不但不追求高产优质，而且不考虑正常产量，甚至仅将其作为审美、文化、娱乐和旅游的对象；所建设的农业生产设施，往往不考虑实用性和是否有利于农业生产，有的甚至仅仅作为审美、文化、娱乐和旅游的对象；更有甚的，还往往建设上面提到的非生产性项目或设施。休闲农业在开发建设上存在严重的非农性，或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农业和其发展方向。 因此，发展美学农业，通过其生产生活的实物性，可极好地纠正休闲农业开发的非农性，遏制其对农业的背离，回归到农业的发展方向上。 2.4 美学农业的生活目标质量性超越了休闲农业开发目的的经济性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一样，生产的农业物质产品也追求产量、产值、效益；营造的农业景观也用来开发、旅游和赢利。美学农业与休闲农业一样，都具有经济性。 然而，美学农业的终极目标 却不是经济指标，而是生活质量，准确地说，其营造的农业景观，也就是生产的健美植株、美化田园和民俗化的村庄、生态化的自然，并不是为了旅游，游客，农业审美产品的上市、销售，而主要是为了生产者的本身，为了生产者生活、生产环境的营造，生活、生产内容的丰富，生活、生产价值的体现，总的来说，是为了生产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休闲农业则不同，其终极目标是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利用农业来发展旅游业，是农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的结合，是既创造农业产值，又创造旅游产值[14]；或者可以说，其利用的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和环境资源，结合的农业生产、农民活动、农村文化和农家生活，主要是通过游客的旅游需求、生活需求来实现产值、盈利，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娱乐需求，一句话，为了的仍然是生活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 因此可以说，美学农业的层次更高，超越了休闲农业，回归了农业的本质，实现了农业的生产生活一体化。 休闲农业论文:依托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产业 近年来，西夏区党委、政府充分依托本区特有的人文资源和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使其成为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朝阳产业。2011年3月西夏区喜获国家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授予的“全国首批休闲农业示范县”称号。 科学规划，明确目标 制定出《西夏区加快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和《西夏区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确定西夏区休闲农业发展的三大区域和五种类型。 三大区域为镇北堡镇芦花地区现代农业观光和适水产业区、201省道沿线两侧多功能服务区、贺兰山东麓休闲度假区。五种类型：一是以绿色、自然、生态为主线，为游客提供田园景观欣赏、农事体验、水果采摘、休闲垂钓等服务的生态观光型；二是依托原有自然风光和生态农业园区，建造休闲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度假、娱乐、餐饮、住宿等服务的休闲度假型；三是依托原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让游客在游览自然美景的同时增进对特色产品了解的特色体验型；四是利用自身产业优势，把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与休闲观光、科普教育相结合的科技教育型；五是以农业文明和农村文化风俗吸引游客，让游客充分享受浓郁乡村风情和传统文化的民俗文化型。 资金扶持，项目带动 一是近年来争取上级资金4000多万元，实施了镇北堡生态旅游小城镇和兴泾镇回族风情小城镇建设，辐射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二是争取和实施了贺兰山东麓封山育林、防沙林等生态绿化项目，加快沿山经果林产业长廊建设，总量达到2.2万亩；三是争取日元项目对201省道沿线休闲农业景点生态环境和矿区环境进行治理，累计投入资金3000万元以上，治理面积5000亩，植树15万棵，园区生态植被得到有效恢复；四是争取自治区项目资金支持园区建设，2009年为红柳湾山庄争取外债资金3000万元，建成葡萄园3000亩；五是争取政府支持，完善道路设施，2009年争取自治区交通厅项目资金，修建园区道路9.6公里，完善了道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休闲农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广泛招商，引导社会参与，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参与休闲农业建设 近年来累计吸引民营企业投资、个人股份制投资3000多万元，扶持休闲企业发展。为创新发展理念，西夏区区委、政府组织企业负责人到区外考察学习，借鉴外地成功经验，并以宽松优惠的招商政策，鼓励扶持，发展休闲农业产业。全区上下形成了“树良好旅游形象，创良好旅游环境”的氛围。 政策扶持，打造品牌 为支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西夏区从休闲企业周边环境卫生整治，环境绿化等方面予以支持，助推产业发展；筹集资金50多万元对红柳湾山庄、瑞德森生态农庄等8个示范项目进行了扶持。培训从业人员450人次，培训内容涉及服务规范、礼仪礼貌、饮食卫生、消防安全、诚信经营等方面，提高了经营者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为提高休闲农业的知名度，积极支持企业举办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农事节庆活动，如万义生态园的“九月采摘节”，志辉公司的“生态观光园巡游”，既宣传推介了地方特色农产品，又给游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 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社会参与，项目带动，使西夏区休闲农业快速发展，截至2011年年底，辖区休闲农业企业达到40余家，资产总额1.2亿元，固定资产8500万元，从业人数达1000多人，实现年营业总收入4800万元，实现利润1120万元，形成了以红柳湾山庄、兰一山庄、新牛山庄等为代表的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产业。休闲农业已然成为助推西夏区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型产业。转贴于论文联盟 // 休闲农业论文:从德国“绿腰带项目”看中国休闲创意农业发展趋势 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休闲业态，是集生产、生活与生态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四位一体农业，为国民提供休闲体验为目的是农业经营形态。德国慕尼黑“绿腰带项目”以生态农业、环境保护和文化休闲为主要内容，创造性地将高质量的生态农业、和谐的土地使用和合理的文化休闲功能开发结合在一起，为我国发展创意休闲农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在分析“绿腰带项目”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休闲创意农业的发展趋势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即发展休闲农场，发展乡村地区深度体验，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市民农园)，发展乡村长宿休闲及发展乡村型房车营地等五个方面，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 关键词：绿腰带项目；中国休闲创意农业；发展趋势 休闲创意农业是集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创意四位一体的新型农业业态，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渔牧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增进国民对农业及农村体验，创造性地把文化艺术活动、农业技术、农副产品和农耕活动以及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在经营上更是结合了农业产销、农产加工及游憩服务等三产业于一体。形成彼此良性互动的产业价值体系，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开辟全新的空间，并实现产业价值的最大化。 休闲创意农业的准则是农业生产、乡村居住环境、人与自然相处、文化创意。其特色是自然田野的生活、自然环境认识、自然保育认知教育、有别于声光娱乐，欣赏动态的生物生活、生态活动和静态的农村人文活动的娱乐性。中国作为农业大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必要结合国外先进的经验和作法，对这一新业态建设内容进行研究。 一、德国“绿腰带项目”概况 “绿腰带项目”是德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慕尼黑政府在郊区实施的休闲创意农业项目。该项目实施的目的是保持绿腰带地区的农业用地，并赋予该地区的农业以与未来相适应的形式，同时在该地区的农业、休闲、自然保护等功能之间建立一种均衡、和谐的发展关系。通过保护慕尼黑郊区的湖泊、森林、灌木区、草地和农田来保障慕尼黑未来的生活质量。“绿腰带项目”的内容主要有生态农业、环境保护和文化休闲三个方面。 (一)生态农业 慕尼黑位于德国南部，是德国最大的联邦州巴伐利亚的首府，面积310平方公里，人口126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77人，所辖25个区，是德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柏林和汉堡。与其他世界级大城市相比，无论是从人口数量上看还是从土地面积上看，慕尼黑都像是一个小村庄，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慕尼黑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性，相反，被许多人称为“百万村庄”的慕尼黑不仅在战后迅速发展成为德国南部重要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而且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田园风格在国际大都市中独树一帜。20世纪90年代以来，慕尼黑市政府在郊区农村实施了“绿腰带项目”，在发展生态农业、加强环境保护的同时，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利用郊区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发挥创意、创新构思，研发设计出具有独特性的创意农产品和活动，进而提升现代农业的价值与产值。创造出新的、优质的农产品和农村消费市场与旅游市场。“绿腰带项目”中的“绿腰带”，指的是慕尼黑城市外围没有覆盖建筑物的土地，也是连接慕尼黑城区和相邻乡镇的地带，慕尼黑市政府和郊区的农民们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 1.干草方案。“干草方案”是保护性使用绿腰带地区土地的一个典型做法。市政府鼓励农民保留布满鲜花、但却正在不断减少的草地，农民们通过把草地上的干草分成小包装卖给城里的小动物饲养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而对于城里人来说，在干草包中包含着的不仅是宝贵的、天然的美味饲料，这里还融入了来自慕尼黑绿腰带地区的家乡的味道。由于草地不需要过多的养护，因此此项措施还大大保护了水源和土地。同时，草地上遍布的鲜花给人以视觉上美的享受，吸引了许多城里人来这里踏青、郊游。特别是对于那些城里的孩子们来说，在广阔的原野上自己采摘一束鲜花实在是个不同寻常的经历。 2.菜园方案。“菜园方案”是绿腰带地区的农民和市政府共同开辟的一条发展道路，旨在满足大城市居民迫切的回归自然的要求。长久以来，许多城市居民都梦想有一个自己的菜园，这些城里的园艺爱好 往往只能在自家的阳台上用小箱子来侍弄花草。“绿腰带项目”实施之后，他们可以在绿腰带上实现自己的梦想。绿腰带上的农民将自家的菜地分成60平方米的小块来出租给城里人，菜地的位置要尽可能地靠近城市聚居区，租费也非常便宜，每年只有110欧元。“菜园方案”从1999年开始实施，目前在绿腰带有10块这样的地方，提供超过500个小菜园。与其他城市郊区的菜园不同，绿腰带上的菜园每年只出租半年，即从5月中旬到11月中旬。在5月中旬之前，土地的翻耕、播种等前期工作都由专业人士来完成，籍此来保证正确的种植间距和最优化的种植安排。出租者于每年的5月中旬来接管菜园，每周需要投入2－3小时的工作。在蔬菜的种植过程中，矿物肥料和化学保护剂是绝对禁止的。 “菜园方案”除了为农民带来经济方面的收入，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亲历蔬菜的生长，包括种植和浇水，是一场难忘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小园丁会突然间喜欢上某些蔬菜，而这些蔬菜在以前通常都是被搁置在盘子的边缘。对于成年人来说，和菜园的邻居们进行愉快的交谈，互相交流园艺和厨房的经验，也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在喧嚣的大城市里获得一份自然、协作、安宁和悠闲，绿腰带上的菜园让这些都成为可能，正如“菜园方案”的广告语所说：“60平方米的维生素，60平方米的生活乐趣”。 3.森林方案。慕尼黑郊区拥有约5000公顷的森林。丰富的森林资源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木材资源，而且还发挥着蓄水、防风、净化空气及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能，它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也是人们理想的休养之地。慕尼黑在保护森林的同时，还开发出森林的科普和环保教育功能。学校和幼儿园经常组织孩子们来到绿腰带上的森林里，在护林员的带领下接触森林、认识森林、了解森林。在这一过程中，护林员给孩子们富有情趣地讲解有关森林里的树木、木材的使用、森林的功能、森林的土地、食物链、森林与水、森林里的动植物以及在森林里正确的行为方式等话题。而对于成人来说，森林之旅也会让他们获益匪浅，护林员会耐心地告诉游客：森林是如何生病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伐木?树木年轮上的数字代表什么?为什么森林里会有很多枯树?为什么要在森林里修建篱笆?绿腰带上的森林还是一些企业开展培训项目的好场所，如团队精神培训、创造性培训、灵活性培训等等。将这些培训项目从公司的会议室搬到郊外的森林里，不仅在形式上是新的创意，而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培训效果。 绿腰带上另一个引人入胜的休闲项目是骑马，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农民们将自己的马匹出租给骑马爱好者，他们可以在自由的天地里任意驰骋，而不是在骑马场里兜圈子。在马背上去重新认识森林和草原，总是会让人有新的收获，给人以新的感受，这种动物疗风靡欧洲，借助各种动物如马、狗、兔等，对各种身心不健全的病人进行治疗。骑术治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也无需药物和医疗器械，而是将恐惧、枯燥的治疗寓于娱乐和休闲活动之中，往往可以达到一般治疗所达不到的神奇治疗效果。绿腰带上的农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根据自身的优势，开辟了骑术治疗项目。接受治疗者在治疗教练的帮助下，在马背上(通常是不配备马鞍的)完成各种治疗项目。在心理治疗方面，骑马体疗可导致新条件反射的形成和旧的消失，导致新习惯的产生。在马背上可以转移对患病的固定念头和对自己缺陷的思想，从而这对人们的情绪和健康状况起到良好的作用，减弱或消除内心的紧张、束缚，产生勇敢、开朗、机敏和顽强。在外科中，骑马疗法可以用于发生不幸事故和重手术后恢复走动的能力，以及治疗手和脚的全部和局部的麻痹症、破坏运动协调性、肌肉痉挛性的缩短和萎缩、脊柱歪曲等等。对内科病来说，骑马疗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可用于血液循环器官的补偿疾病、新陈代谢破环、支气管喘息和肺气肿、植物神经调节紊乱等。在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实践中，骑马疗法的适应症是巩膜散光、各种抑郁症、神经痛、低能，嗜酒狂和嗜麻醉药者等等。 除此之外。绿腰带里的森林、草地和农庄对城市居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大大小小湖泊也是人们游泳的好去处，采蘑菇、慢跑、野餐、骑自行车漫游……慕尼黑的自然爱好者在绿腰带上可以经历很多，而且不分四季，因此，慕尼黑人常说：“慕尼黑绿腰带”永远都是旺季，永远都很热闹。在绿腰带这块3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找到许多机会，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己的位置，绿腰带是深受人们欢迎的休养地。 (二)环境保护 “绿腰带项目”的一项核心内容便是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对慕尼黑郊区的生态进行保护，这在“绿腰带项目”实施之前就早已开始了，“绿腰带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项旷日持久的绿色环保运动。可以说，绿腰带上的农民们长期为保护和促进这块土地的生态功能作着贡献。 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规定，要保护自然生态和风景面貌尽可能少地受建筑措施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要采取相应的平衡措施。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慕尼黑市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特别是建筑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土地的平衡措施，但是往往却很难在规划区域的附近找到有意义的平衡面积。于是，慕尼黑市政府在1996年作出决定，在郊区的农村建立自然生态区。具体的方法是，在绿腰带地区选择合适的自然风景区，通过高强度的粗放型经营措施和重新自然化的手段来建立群落生境组合。以绿腰带上的第一个自然生态区“爱舍丽德苔藓区”为例，这里原来是慕尼黑西部的低地沼泽带，人们对这块区域实施了重新自然化，从风景保护和自然保护的专业角度来提升这一区域的价值。并且使之与市政府的物种保护和群落生境保护计划相吻合，发展重要的群落生境组合，从而使这块湿地的面貌得以保存，并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很多年来，在与慕尼黑自然保护局的密切合作中，绿腰带地区的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护野生物种和保护群落生境，实施了一系列的“自然保护项目”。例如，在低地沼泽区移走与土地不适应的杉木。杉木作为沼泽区的“外来移民”严重影响了当地“土著”的生长，因为高大的杉木遮挡光线，沼泽地带上其它的低矮植物因此得不到阳光的照射。杉木的迁移终于使它们赢得了阳光下的位置。再如，农民们采取措施使池塘重新自然化。此外，农民们还改变了原来的经营方式，增大土地面积，对土地进行粗放式的经营。原先的密集型经营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但是却导致农田里不再有供其它动植物生存的空间。直接受到危害的是山鸠。通过粗放型经营，不仅保护了山鸠，受益的还有鹌鹑和野兔。经过多年的努力，“自然保护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珍贵的沼泽灰蝶又回来了，消逝了多年的报春草也重新成为了绿腰带上的居民。 除了自然生态区，慕尼黑拥有的5000公顷的森林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木材资源，而且还发挥着蓄水、防风、净化空气及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能，它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也是人们理想的休养之地。慕尼黑林业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保护林区的面积和功能免受破坏。“绿腰带”因此被称为慕尼黑的绿肺，为城市提供清新的空气。 (三)文化休闲 绿腰带首先是自行车旅游爱好者的天堂。在绿腰带上，有专门设计的自行车旅游线路。它们往往纵横交错，向不同的方向延伸。人们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美丽的田园风光，经历各种各样多变的地貌。即使是在相对很小的范围内骑车旅游，多变的线路也不会让人们感到单调。 同骑车一样，绿腰带也是漫游的好场所。绿腰带上的森林、湖泊、沼泽、草原以及那里的动植物都会让漫游者心旷神怡。“贴近土地，走进空气”是漫游者的初衷，但是绿腰带总是会带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惊喜。 绿腰带上另一个引人入胜的休闲项目是骑马，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农民们将自己的马匹出租给骑马爱好者，他们可以在自由的天地里任意驰骋，而不是在骑马场里兜圈子。在马背上去重新认识森林和草原，总是会让人有新的收获。绿腰带地区还有很多由于人工开采砾石而形成的湖泊，它们是慕尼黑人进行水上运动的好场所。另外，采蘑菇，慢跑，郊游等等。 慕尼黑的自然爱好者在绿腰带上可以经历很多，而且不分四季。绿腰带上的森林还是学校郊游、社区开展活动和一些企业开展培训项目的好场所。慕尼黑人常说：“慕尼黑绿腰带水远都是旺季。永远都很热闹”。 二、我国休闲创意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我国休闲创意农业存在的问题 1.现状分析。自2008年民革中央首次在全国政协会议提出《关于发展创意农业的几点建议》以来，我国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积极发展都市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多种形式的创意农业。农业已由单一提供农产品转变为改善城乡环境面貌、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重要手段，涵盖以现代农业、农 村为代表的吃、用、玩、观赏以及其他活动形式等。形成以农业主题公园、特型农业产品、农业废弃品加工等为代表的极具特色和活力的农业新产业、新产品，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城郊旅游的新亮点。 家创意农业机构——洛可可创意农业的成功实践标志着创意农业在中国的兴起，为提高农产品和农业附加值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自此开始，我国在创意农业方面的实践事例越来越多，为我国发展创意农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发展休闲创意农业的优势和基础很多，一是市场需求很大，人口基数大，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对新型的创意休闲农业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二是广褒并存资源丰富，有北国风光、有南方情趣，千差万别、多姿多彩，对市民的诱惑越来越大；三是政策支持力度大，近十年来，中央连续4次出台1号文件，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工作，为发展休闲创意农业奠定了很大的政策基础和保障；四是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像德国“绿腰带项目”，国内游客数百万人前来观光、考察和旅游，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必然带动我国休闲创意农业的发展。 2.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创意农业起步较晚，在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不够成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机制，仅仅靠少量的成功创意农业机构来支撑着创意农业的发展，大大阻碍我国在创意农业发展方面的前进脚步。同时。我国农业机构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够、土地资源缺乏、相关人才缺少等问题也制约着我国创意农业的发展。具体情况如下：(1)我国休闲创意农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涉农的企业规模和实力较弱，产品质量和加工水平较低，农产品出口质量和效益不高等问题普遍存在。大部分创意农产品仍以农户生产经营为主，呈现出“小规模、大群体、小生产、大市场”的格局，创意农产品出口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农产品行业组织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我国农业基础本身薄弱，如生产规模小、产品总量小，产业链条短，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能够形成品牌和规模的产品不多；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不够，近几年，国家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面推行农产品认证制度，然而，由于农产品市场不够规范，小摊小贩化的经营模式仍然为农产品市场的主导，使得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产品标准不统一；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农业投入低及规模经营落后；农产品价格竞争力不强，由于土地、水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农业经营规模、农业科技传播、财政支农力度、市场发育滞后等原因，我国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农产品价格竞争力仍有一定的差距，创意农产品的优质优价难以充分体现；土地质量差，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低。我国耕地抗灾能力差、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相对落后、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低下，普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土地产出率低、资源利用率低、比较效益低、农产品附加值低的“五低”情况。如此等等。这都使休闲创意农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2)创意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相关科研投入和技术储备严重不足，生产加工落后，不少农产品的品牌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不高。许多企业过分依赖他人的品牌，品牌意识薄弱，大多数企业仍以产品功能宣传为主体，没有进入更高层次的服务与行政竞争范畴。特色创意农产品生产水平比较低。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加工和营销服务滞后，产品科技含量不高，标准化、安全化生产意识不强，产品竞争能力和效益亟待提高。(3)创意农产品品牌运作方面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紧缺。我国农业劳动者的主体为农民，农民的素质较低下、技能较差、观念较落后，使之难以冲破传统农业和小农意识的束缚，成为创意农产品生产线上的高端人才。(4)没有建立起对休闲创意农业投资稳定的增长机制。目前，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业经济脱节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农业科技投入增长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不活、投入不足、渠道不畅、手段不一，没有建立起农业投资担保体系，没有建立健全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激励引导机制，制约了我国休闲创意农业的向上发展。 (二)可资借鉴的经验 德国慕尼黑“绿腰带项目”给我国休闲创意农业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高质量发展生态农业。慕尼黑郊区的农业主要以生态农业为主，这主要是由郊区的服务性功能来决定的，也符合现代国际大都市郊区的发展状况。由于我国城市的迅速发展，郊区的农业用地有限 因此郊区一般不具备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优先发展生态农业，依托城市强大的农业科研力量，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的食品，而且探索未来农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城市郊区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特色。第二，和谐共处的环境保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郊区的环保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我国的大城市来说，郊区的环保功能对改善城市的居住质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应大力加强郊区的环境保护，增强郊区农民的环保意识，为郊区同时也为城市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第三。多层次开发文化休闲。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手中可支配的资金和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因此，郊区的文化休闲旅游项目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个抓手。这种集文化、生态、休闲于一体的旅游不仅可以最大可能地保持郊区的自然风貌，从而保护环境，而且可以使城市居民获得更多的贴近自然的机会以满足自身的生理及心理的需求。 与公共设施和社会环境高度发达的慕尼黑郊区相比，我国更应该加强城市郊区的社区建设。由于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郊区人口众多，人员构成复杂，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更有力的措施来促进郊区的稳定、和谐发展。其中，加强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郊区农村人口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加强郊区的社区合作等等，都是我国城市郊区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第四，政府注重引导和主导。在慕尼黑“绿腰带项目”实施过程中，市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并和农民及农丁协会共同研究方案、措施，如在“菜园方案”中，当地政府的直接推动措施至关重要。长久以来，慕尼黑的市民们回归自然的愿望非常强烈，对郊区菜园的需求历来很大。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郊区的农民在春季的农忙时节都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这些城里人的菜地，因此，对郊区菜园的需求一直远远大于供给。在当地政府的倡议和协调下，成立了慕尼黑菜园园丁协会，该协会收取会员们一定的费用，策划承担了大部分的组织工作。例如。规定有关的收费标准，管理会员，协调农民与城里人的联系，提供农用器具，出信息板报等等，协会有时还会根据具体情况雇用有经验的园丁来统一管理菜园。协会的工作大大减轻了绿腰带上农民的负担，为城里人提供了享受自然、享受劳动乐趣的好机会。 闲创意农业发展趋势 虽然说我国休闲创意农业还是刚刚起步。但发展的后劲很足，发展趋势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 (一)大力发展休闲农场和渔林牧场 主要发展的项目有：休闲农场：农业生产的同时，经营休闲、游憩相关之事业。如体验、童玩、自然教育、乡土风俗、民宿；休闲林场：森林利用的同时，经营休闲游憩相关之事业。如森林浴、森林游乐、生态教育、赏鸟；休闲渔场：经营渔获的同时，经营休闲、游憩之相关事业。如养殖参观、体验、生态，水上活动、渔业餐饮、民宿；休闲牧场：畜牧生产的同时，经营休闲、游憩相关之事业。如牧场风光之体验、亲近动物、生态教育、童玩、戏水、健行、民宿。 (二)引导发展乡村深度体验 由于时代的转变，近年来市场的发展，已经由差异化服务经济进入到体验经济。若以企业立场而言，所谓“体验”，就是以企业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环绕着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这其中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是令人难忘的。 乡村深度体验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借助农业特有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六觉f况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及感觉)及地方文化特色，即对农业生产技术、农村生活体验、农业生态景观及农村地方文化特色方面的自身所感受的情绪。且对于每位消费者而言，每种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经验。 (三)适度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市民农园) 社区支持型农业(csa)的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现在，csa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并与游憩元素结合，故又称为市民农园。 csa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式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上，csa一方面 看重在保育生态及资源下共同承担、相互分享的社区关系，看重社区中情感及文化的传递，另一方面则往往会推行健康农作法、永续生活及包括身、心、灵在内的整合的健康观念。csa主要关心的是食物安全和农业土地的都市化问题，这是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承担风险与收获的永续的农业方式。若是用方程式来表示，则是“食物生产者+食物消费者+每年的互相承诺=社区支持型农业和无限永续的契机”。“产地直销”落实在“社区支持型农业(csa)”的做法上就是“在地生产，就地购买”，没有剥削与垄断，让小区居民成为养育这些自然农场的支持者，也让农耕者成为健康食材的供应者。 互助，认同。安全，永续一这些都是社区支持型农业(csa)的基础与回馈，相互循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近年来，社区支持型农业(csa)不仅在生态农法上，也在农粮危机、回农青年的议题上被广泛讨论着；试想，不用舍近求远，在我们的餐食中，这些无毒的食材都与我们比邻而居；也不用烦恼哪天食物不够了，要花好几倍的菜金才能吃饱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正因为不是以完全利益做为出发点，所以，更值得信任与扶持。 (四)大力发展乡村长宿休闲 乡村长宿休闲是一种参与者没有移民或永久居住的打算，而在异地以自有或租借的形式居住大约数个月份，以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互动。或参与居住小区规划设计的休闲活动、体验课程、医疗、养生、保健之相关设施与服务为主要活动，以接触当地的生活空间，体验当地居民的生活模式为主要目标，故参与者的性质倾向生活者而非旅行者；另外，乡村长宿休闲者亦非在当地置产、就业或从事其他有偿活动，基本生活需求或其它层次的需求，皆以居住地存放的退休金或其它管道的经济资源来满足。简言之，乡村长宿休闲是一种并非移居异乡，亦非永久居留的“居留型休闲”，亦即在异地进行半个月到数个月不等的旅居休闲模式。 乡村长宿休闲是一种居住时间比一般观光旅游长，参与者多在当地租屋居住或长期保有居住设施，而非观光饭店、民宿的短暂停留的模式，亦即，乡村长宿休闲者是以日常休闲活动为目的，而非单纯走访各处旅游景点，其身份是“生活者”而非“旅行者”，故乡村长宿休闲亦有基本生活需求。 乡村长宿休闲者以自己的退休金或其它储蓄为生活泉源，而不异地置产、工作，又与“迁移者”的性质不同，是一种具有旅游休闲和迁移居住部分特色的活动。 (五)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型房车营地 房车营地就是可以满足房车的生活补给和供人休息的场所。房车作为一种休闲文化，房车营地自然也应当具备休闲的功能才能体现出房车露营文化来。因此，补给和休闲构成了房车营地最基本的特点。 房车营地突出的是休闲、文化及露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专为房车爱好者和自驾车者而建的。房车营地除了可以为房车和自驾车者提供餐饮娱乐、休息住宿外，突出一点是可以为房车提供全套的供给补给服务。房车营地大致可以分为山地型房车营地、海岛型房车营地、湖畔型房车营地、海滨型房车营地、森林型房车营地、乡村型房车营地。其景色风格、娱乐设施各有不同。乡村型房车营地是指选址在优美的乡村地区，与乡村环境(村落、田园)融为一体的房车营地。 如同星级酒店与招待所一样，从最简陋的营地到最豪华的营地会有天壤之别。但一般意义上的房车营地都会有下列设施：房车停车位、饮用水、照明电补给、排污及安全防卫等服务。当然房车营地远不止这些。房车营地应该是集景区、娱乐、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场所。 房车营地通常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停车区、生活区、娱乐区、商务区、运动休闲区等。营地内不仅各种设施齐全，有较为完善的安保系统，独立的饮水和污水处理系统，配备生活用电。生活区域内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淋浴、卫生间，并提供洗衣、熨衣、煤气等服务设施；还应该特别强调营地的环保，低碳减排；充分利用各种可创造性能源，以节约资源。营地内还应设有超市、邮局、诊所、酒吧、餐馆、健身房等，完全可以满足游客日常生活的需要。在娱乐和运动区域内，开辟有健身、球类、游泳、高尔夫、儿童游乐园等多种运动场地和多功能厅，供游人使用。 休闲农业论文:杨凌示范区农业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开发构想 [摘 要] 杨凌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农业科学城,特别随着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立与发展,杨凌农科城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杨凌旅游业也蓬勃兴起。文章阐述了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的特点,分析了杨凌农业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的开发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杨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的开发思路。 [关键词] 杨凌 观光旅游 发展 杨凌,是原陕西省武功县的一个镇,1985年被设为咸阳市的一个区,199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从此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日新月异,由“农科乡”变成了“农科城”,成为21世纪中国的“农业硅谷”。短短几年,杨凌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旅游业也有了大的发展,以其独特的旅游产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已成为西部地区假日休闲旅游、科技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亮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为了做大杨凌旅游产业,就必须不断开发新产品,制定产品策略。 一、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的特点 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部主任徐京指出,目前旅游产品正处在转型期,休闲度假时代已经来临,国际上50%的旅游产品都是以休闲度假为主题。休闲度假式旅游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发达国家实现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休闲度假式旅游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性产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休闲度假旅游开始从欧美发达国家引入我国,在发达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兴起,一些传统观光型旅游产品开始大量增加休闲度假旅游内容,迅速向观光休闲一体型转化。观光休闲农业就是伴随休闲度假式旅游发展,应运而生的乡村旅游高级形式。 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度假旅游的地点相对固定。度假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后,一般活动范围不大,往往局限于住地及周围地区,这也决定了旅游者在一地停留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2.与传统的观光旅游不同,度假旅游更强调休闲,而不是疲于奔命去参观更多的景点。 3.度假旅游者对度假地体育、娱乐、保健、休闲设施的要求优先于对住宿设施的要求,以在经济允许的范围内真正达到休闲放松、消除疲劳的目的。 4.度假旅游者的回头率比较高,他们会多次前往自己认为理想的度假地。 二、杨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开发现状 度假休闲和户外娱乐成为旅游者尤其是城市旅游者追求的时尚,杨凌以娱乐设施、酒店、度假村为载体的娱乐类旅游产品已经初具规模。每年的农高会,为杨凌招徕大量的游客促进了当地娱乐休闲产业的发展。 目前,现有基础上的杨凌休闲度假主要以田园山庄、神农度假村、水上运动中心为代表,田园山庄和神农度假村以接待住宿为主,辅以部分的室内娱乐设施,如室内游泳、保龄球、ktv、健身房等,而水上运动中心则以室外休闲为主,开发的项目主要有赛艇、室外游泳、垂钓、过山车、水上飞机等。 通过对这些项目目前的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杨凌的度假休闲产品具有两个特征。第一,项目具有游客针对性,即部分室内休闲活动项目属于高档消费,以商务游客为主;第二,室外娱乐休闲项目种类较少并且发展不够完善,过山车几乎处于停止运转状态,水上飞机也只在节假日偶得开放,整个水运中心广场一派凄凉的景象。 三、杨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开发构想 农业文化博大精深,休闲度假旅游更是现代旅游的潮流之一,杨凌在旅游者心目中的整体形象感知为其开发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提供了优势条件。结合杨凌的地域优势,在现有产品开发的基础上,杨凌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应该更加的丰富,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休闲、度假娱乐、康体养身、户外运动等功能。经过分类归纳,认为杨凌可开发的度假类旅游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1.酒店餐饮类娱乐产品 关于杨凌的酒店餐饮类娱乐产品,其基本底蕴比较深厚,并在逐步地完善,不仅形成了星级酒店如会展中心、田园山庄、神农度假村等,而且还有小吃一条街。对于星级酒店来讲,也都具备了咖啡厅、茶廊、中餐厅、西餐厅、夜总会等功能,提供住宿以及夜生活娱乐功能;而对于小吃街来讲,也在逐步地完善餐饮种类。这种基础上开发酒店餐饮类娱乐产品只需丰富餐饮种类,汇集了省内外各地名优小吃,但更重要的是要开发出自己特色的小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管理上应该统一规范,提高接待质量,形成杨凌整体的饮食文化以及浓厚的旅游氛围,一改往日冷冷清清、事不关己的状态,使杨凌的餐饮成为旅游业中一股具有强烈文化气息的吸引核。如,杨凌的特色餐饮可以围绕农耕始祖后稷做文章,开发“原生态”的饮食,以健康的绿色蔬菜和高营养的粗粮为主,自主创新一些花样餐饮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爱好、不同需求的消费者的需求,但要坚持万变不离其宗,“原生态”是其开发宗旨。 2.体育休闲类娱乐产品 以杨凌水上运动中心为主打,开展业余的划艇赛、跳水赛、多人自行车比赛,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体育设施,同时可举办垂钓、水上快艇、水上自行车、水中漫步等大众化的休闲活动。开发极限体育运动还能够满足游客,尤其是年轻人追求刺激、挑战的个性时尚需求。极限运动(extreme-sport)兴起于60年代,在90年代得到迅猛发,在发达国家的青少年中相当普及。它是向自我极限(包括生理和心理)挑战的体育和娱乐项目,强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场地设在户外,并凭借高科技带给参与者超常体验和安全感。极限运动有很多种类,以其在国内的发展态势,结合当地的地理条件,适合发展的项目有蹦极、滑锁、牵引滑翔伞等。 另外,杨凌的博奥体育运动中心也是很好的体育休闲娱乐场所,其内布置有乒乓球与羽毛球场地,只是场地不够大,提供的体育活动较少,若加上健身操、瑜伽、各种舞蹈的培训班将会更受欢迎,除了能够满足游客游览之余的休闲活动之外,还能够面向市民,通过会员制的办法进行推广,以保证其基本的市场需求,还能达到全民健身的目的,尤其是2008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利用这样的契机进行开发,将会在市民及校园内引起一股潮流。 3.康体养身类旅游产品 康体养身是现代旅游的主要目的之一,随着现代都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工作压力大,身心处于极度紧张的亚健康状态,而环境污染治理滞后,利用节假日找一个僻静之地度假,进行康体养身成了休闲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而杨凌以高新农业科技企业和农田为主,而且人口密度较少,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清静的生活环境不仅是老年人养老之最佳选择之地,同时也有利于年轻人短期度假,释放工作压力。对于西安、宝鸡、咸阳等地的居民来讲,年长者可以长期居住在此修身养性、康身健体,年轻者可以逢周末及节假日在此适度放松。在这样的目的之上,杨凌的康体养身类旅游产品就显得甚是不足,应该引入较多的温泉沐浴、野生spa,修建公园,甚至可以形成大型的养老院基地,吸引周围城市的老年人长期在此度假。当然,也可以设瑜伽馆、建高尔夫球场,一切追随潮流的能够康体养身的旅游产品都可以根据杨凌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地引进。 4.田园野趣类度假产品 田园野趣类度假产品主要突出农家、农业、农田风光的情趣,单纯地去依靠农业来展示旅游是不具有吸引力的,因为中国的农业还没有到稀缺的地步,但是如果将田园作为一种野趣、活动来经营,获得的效果将非同一般。如,杨凌周边的农田是平坦规整的,就像一个个豆腐块,利用人们有春季踏青之习惯爱好,在农田中分块种植油菜、麦子、桃树、苹果树、梨树等等,春分时节,遍野的油菜花黄澄澄的、粉的桃花、白的梨花,一片五彩缤纷的世界,利用这多彩的背景开展摄影活动、组织踏青队、学生春游,将给人们的春季带来旅游的好去处;等到果子成熟之时,还可以提供田间采摘服务,亲自享受收获的喜悦,这样既为农民增收,又满足了人们返璞归真的愿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产品需要大规模的展开,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整体规划才能突显效果,切忌农民自主式地片式开发,成本高,而且效果不够明显。此外,可以选取村镇基础较好的地段,靠近田野或者路边最好,开辟具有陕西传统农家建筑风格的绿色农舍来接待游客,其房屋装饰要选用淳朴的农村风格,如不用床而用炕头,不用煤气做饭,而用风箱抽风的柴火做饭,但要保证干净整洁,通过提供以野菜和农家饭为主的餐饮与都市度假形成鲜明对比,吸引厌烦了都市度假的一些群体。 休闲农业论文:浅谈云南省发展休闲农业的现状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休闲农业 现状 对策 ：南省 论文摘要：休闲农业为主的服务经济型农业正在悄然兴起。休闲农业的发展要体现农家、田园、绿色等农业特点，体现乡土、民族、原生态有机农业等特色。休闲农业的发展，为云南广大农村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思路。 随着世界人口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回归大自然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趋势。因此，发展休闲农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对未来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 1休闲农业的概念 所谓休闲农业是利用农村设备与空间、农业生产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自然生态、农业自然环境、农村人文资源等，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展示当地自然之美、景物之美、人文之美、产品和科技之奇，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并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 休闲农业除了提供采摘、销售、观赏、垂钓、游乐等活动外，部分劳动过程可以让旅游者亲自参与、亲自体验，农村丰富的乡土文物、民俗古迹等多种文化资源，可供参观，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参与者更加珍惜农村的自然文化资源，激起人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2云南休闲农业的现状 云南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农业大省，近年来，云南交通的快速发展，极大促进了云南休闲农业的发展，并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休闲农业区。 丘北县是一个农业县，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旅游产品组合度好，品位高，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绚丽多彩，被国内外旅游专家誉为“世间罕见、国内独一无二的山水田园风光。”该县紧紧依托这一优势，以山水田园风光、民族风情、民族文化、立体生态等融为一体的精品旅游景观为依托，走旅游扶贫和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新路子。适时在普者黑景区实施了“农业生态观光综合示范园区”工程，对示范区内的土地进行综合治理，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进行建设，种植葡萄、莲藕、油菜、辣椒、经济林果和园林绿化工程，使普者黑形成“春揽万亩油菜花、夏观湖中万亩荷、秋赏果实满技头、冬看生态博览园”的特色田园风光。与此同时，丘北县还定期举办一年一度的“荷花节”、“辣椒节”、“花脸节”，并在景区举行国际钓鱼大赛、龙舟赛、斗牛赛马大奖赛等。使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充分领略山村的田园生活、民俗风情、自然风光，又可到果园里采摘品尝时鲜水果，到农家乐品尝别具特色的“全藕席”，咬一咬丘北辣椒的香味；还可到湖里和塘里垂钓。让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尽情地体验丘北带有“农味”的旅游套餐，沉醉在风光宜人的大自然里，乐不思归。 罗平地处滇、黔、桂结合部，是两广和华南等地区游客入滇和云南游客从东部出滇的重要门户。特殊的喀斯特地貌、2万公顷连片的油菜花、“一目十瀑”的九龙河瀑布群、景色迷人的多依河和鲁布革峡湖共同造就了罗平雄、奇、险、幽、秀的自然风光，再加上浓郁的民族风情，使罗平已发展成为云南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今后，靠“菜花”做大做强旅游的罗平不仅可以继续巩固和提升其本身在滇东旅游圈的重要地位，还有望把自己建设成为连接滇、黔、桂旅游圈的核心中转站和主要目的地，把罗平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农业观光和山水旅游城市”。 元阳县地处哀牢山南部，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一个颇有名气的山区县，境内世居着哈尼、彝、傣、苗、瑶、壮、汉7种民族。古朴典雅的山村，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构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景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元阳梯田素有“甲天下”之美称，县境内逾2.4万公顷梯田遍部山山岭岭，其气势之磅礴，面积之广阔，堪称世界一绝。日出时，红霞满天，云雾滚动，婆娑竹影，身临其境如入世外桃园；满坡的梯田，波光粼粼，金灿灿，亮闪闪，好似一架架直上云霄的天梯，好一派美不胜收的壮丽景色；日落时，山村、树林、牧童披着金黄的沙巾，千山万壑，如诗如画，让人赞不绝口——江山竟如此多娇。每逢冬春初，绚丽多姿的茫茫云海，时而像温驯的少女，静卧山川，裸露胸怀，山峰、树木、房舍点缀其间，如同蓬莱仙境；时而像狂暴的海潮，汹涌澎湃，拍打着露于云海的悬崖，奔腾不息，一泻千里。雄姿勃发的元阳县城漂浮于茫茫云海之上，构成独特的云中奇观，中外游客为之倾倒，纷至沓来。 休闲农业融农业生产和休闲游乐于一体，它不仅利用了生物资源，而且还挖掘了景点资源，既发展了第一产业，又带动了交通、运输、饮食、邮电、商业以及纪念品生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且当地群众参与旅游开发，直接为旅游业服务，为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了新路。休闲农业不仅促进了经济振兴，为农村经济找到了新的增长点，而且为云南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思路。 3云南发展休闲农业的对策和建议 （1）要充分认识到发展休闲农业在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发展休闲农业，在为城乡居民拓展休闲度假的第二空间的同时，将潜在的农业和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使农业向多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实现农业效益、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政府部门应大力扶持和引导，并争取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前来考察环境，投资兴业，使休闲农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2）发展休闲农业要与旅游景区紧密相结合。通过建立示范基地、特色园区等，并与当地的旅游景点连线联网，将发展休闲农业与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有机结合起来。结合当地农产品的特色，树立品牌，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挖掘其蕴藏的文化资源，达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农业园林景观在整体上和谐与统一。 （3）加快先进农业技术的引进，提高休闲农业的科技含量。例如：积极引进先进优良的适合休闲农业发展的特种蔬菜品种、水果、花卉和其他观赏植物等，引进工厂化农业种植模式和栽培技术。农业科研单位要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休闲农业的开发，有条件的要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带动休闲农业的发展。 （4）要把发展观光休闲农业与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培育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流通中介组织结合起来，架起一家一户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桥梁，逐步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在办好台资、外资、民营的农业观光企业、休闲农场的同时，借鉴台湾“产销班”的经验，组织、带动和发挥周边农户的作用，以市场为导向，推广新品种，发展深加工，提升产品质量，实现农业生产、旅游观光一体化，使农民真正获得实惠，为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5）提高休闲农业中农业文化艺术的含量，最大限度地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农业文化旅游中的文化是独特的文化，是以旅游了解农村生活方式、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游客正是通过这些，才“入乡随俗”地较为便捷地触摸到旅游地的农业文化，实现追求文化差异或文化认同，实现审美和自我完善的旅游目的。因此，农业文化旅游只有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上多下功夫，才能获得最丰益的商机。如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游族、傣族的竹楼和土家族的吊角楼等，其创意新奇、管理有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6）加强观光休闲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高观光休闲农业的管理和经营水平。台湾等地的观光休闲农业起步较早，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可有计划地邀请岛内有指导发展观光农业经验的专家学者和观光农业已具有规模并积累相当成功经验的“县乡农会总干事”以及观光休闲农场场长等组团来访，以举办“研习班”、“研讨会”等形式与有关县区分管领导、农业和旅游部门干部、专业人员及农民企业家进行交流探讨，互通信息，交换心得。同时应有计划地组团赴台，对当地的农业观光园区进行实地考察，借鉴经验，推动观光农业的发展。 休闲农业论文:关于发展成武观光休闲农业的思考 作者：祝宗美　许文连　张庆闯 论文关键词：观光休闲农业 农业结构调整 发展 旅游 论文摘要：通过对观光休闲农业产生及发展背景的分析，阐述了其发展前景及其为现代农村建设带来的发展契机。对如何开发好本地的观光休闲农业提出了几种样板模式并进行分析。同时，提出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应采取哪些措施。 观光休闲农业就是利用农村设备与空间、农业生产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自然生态、农业自然环境、农村人文资源等，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认识，从而提升旅游品质，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把观光休闲农业作为一产与三产的结合，延伸农业产业的切入点和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来抓。 1、成武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必要性 1、1成武现状的客观要求 成武位于鲁西南菏泽地区的东南部，属黄泛冲击平原。2005年统计，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1、5亩，土地后备资源缺乏，人口增长快，劳力资源丰富。成武物化天宝，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改革开发的20多年，成武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属于欠发达县。 农业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我县也实行了农业结构调整。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一定成效的新形式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确定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就是其方向之一。 1、2民众节假日消费多样化的客观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再加上城市开发建设步伐加快，城市人口密度增大，生活空间减少，尤其是城市工业和城市生活的各种污染、城市环境恶化给城镇居民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促使人们渴望多样化的休闲放松方式，尤其希望能在传统的乡村环境中放松自己。农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城市居民把目光转向农村，从而形成对农村观光旅游业的强烈要求。 1、3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职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观光休闲农业是一种服务性极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好此产业，需要一整套服务设施，不仅需要导游，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还需要有住宿、饮食、商场、交通、文化等行业的参与。发展观光休闲农业能够有效地带动我县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下岗失业人员，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近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 1、4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观光休闲农业能够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实现了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延伸，产生了叠加效应，在旅游、教育、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已成为发展前景良好的新型产业之一。观光休闲农业除了提供采摘、销售、观赏、垂钓、游乐等活动外，还能够提供农村乡村乡土文物、民俗古迹等多种文化资源的参观，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参与者更加珍惜农村的自然文化资源，激起人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保护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的自觉性。观光休闲农业提高了农业的经济地位，并可缓解农业对环境的污染，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5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 观光休闲农业是目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方向。要使农业产业功能由单一供给向多样性转变。在保障食物供给和工业原料需求的同时，发展节约型、环保型、循环型农业，促进观光休闲农业的蓬勃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兴起，展示了生态旅游农业之路，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带动了农村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建筑、加工业等相应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必然引起区域农业产品的特色化。 2、观光休闲农业的类型 观光休闲农业种类繁多，形式各异，但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定，本文所提几种类型供参考。 2、1观光农园 所谓观光农园就是指对现有已成规模的果园、菜园、花圃等，进行修沏，整理，方便顾客，让游客入内摘果、采菜、赏花，在欣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享受田间劳作的欢乐。对生产者来说，观光农园虽然增加了设施的投资，却节省了采摘和运销的费用，使得农产品价格仍然具有竞争力。对消费者来说，这种自采自买的方式，不仅买的放心，而且还达到了休闲的效果。所以，观光农园已经成为目前观光农业最普遍的一种形式。 2、2休闲农场 休闲农场是一种综合性的休闲农业区。农场内提供的休闲活动内容一般包括：田园景色观赏、农业体验、自然生态解说、垂钓、野味品尝等，除了观光游玩、采集果蔬、体验农耕、了解农民生活、享受乡土情趣外，还可以住宿、度假、游乐。随着休闲农场被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很多会议也可由市内宾馆饭店转移到休闲农场。那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2、3农业公园 农业公园是指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于一体的公园。农业公园的经营范围是多种多样的，即可以是水果、花卉、蔬菜、小麦等专业性的农业公园，也可以建成综合性的农业公园。在园内可以设有服务区、景观区、蔬菜区、水果区、花卉区及活动区等。 除了上述类型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形态。并且我们除了设立种植业观光园外，还可以设立畜牧业、渔业观光园，从而促进农业和旅游业的综合发展。 3、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措施 3、1明确目标、科学规划。 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必须要找准服务的目标顾客。为此，在项目开发之前，必须对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目标顾客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分析，对于欲开发的项目要有明确的定位。对于观光休闲农业的建设，地方政府应该树立科学理念，首先要加强园区的统一规划。在规划中要正确实行区域定位、功能定位、形态定位。将农业发展规划特别是精品农业、特色农业和效益农业的发展与城市旅游、城镇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其次，要体现出观光农业特色，突出农村生活风貌和丰富的乡土文化内涵，挖掘农民的聪明才智，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并注重与游客的互动。切忌建造过多的人文景观，使环境和设施过于人工化、商业化。不要盲目追求大投资、大规模、高档次、高消费。 3、2正确认识 观光休闲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的一个新兴产业。观光休闲农业以发展绿色农业为起点，以生产新、奇、特、优农产品为特色，依托高新科技开发建设现代农业观光园区，是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新选择。在现代社会中，农业已不仅是为人们提供衣食基本物质产品的生产部门，而且日益与环境、休闲、教育、文化等精神生活相连，成为多部门结合的产业。由于农业的季节性较强，对气候的依赖性较大，因此观光休闲农业应及时根据天气情况和农业不同季节发展情况进行旅游线路、观光内容及价格等方面的调整。观光休闲农业既不是纯粹的农业开发、也不是传统的旅游开发，它的发展必须兼顾农业和旅游的发展规律。此外，还要考虑兼顾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另外，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县观光休闲农业，要用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来指导，了解观光休闲农业的基本知识、特点和规律，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打量当地的资源，瞄准适宜开发的各种场地，准确定位观光休闲农业的规模、档次和水平，合理合算地开发成供人休闲度假、娱乐健身的旅游景点。 3、3政策扶持 为了加快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所需土地应与农用地一视同仁；观光休闲农业基地建设所需资金，农村信用社及其他银行应适当放宽借贷条件，简化审批手续，并给予贷款利率和时间上的优惠；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园区从事种植、养殖业和农产品初加工所获得的收入暂时免征所得税；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园区内的用电享受农用电价格的优惠。还有其它一些牵扯到观光休闲农业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酌情给予放宽，从而促进观光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 3、4规范管理 为了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政府有关部门应按照"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主管部门应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做好对观光休闲农业的审批立项、指导协调、组织验收、监督管理等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及时协调各种矛盾，为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3、5加强宣传 观光休闲农业是一项新兴的农业产业，为了促进观光休闲农业的持续发展，我们要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报刊、路牌等各种媒体和机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推广，提高知名度，树立品牌。另外还可以通过举办研讨班、研讨会等形式与农业、旅游部门的干部、专业人员和农民企业家进行交流探讨，以及同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就可互通有无，进行经验借鉴，实现观光休闲农业的良性发展。 4、小结 农业已经不再是人们传统观念中单纯的作物种植的产业，而是表现出观光性、环保性、生态性等多样化的产业潜能。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更加缤纷起来。观光休闲农业把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现代产业体系，既增加了财政和农民的收入，又为游客提供了亮丽的旅游观光新景观。观光休闲农业已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方向。 休闲农业论文:温州地区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旅游开发研究 摘要:作为休闲观光农业与体验旅游结合的产物,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为温州休闲观光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合理和高效的模式,通过分析温州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休闲观光农业旅游资源状况,对温州发展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构想并提出相关策略。 关键词: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旅游;体验类型;体验模式 根据wttc研究报告预测,到2010年,中国旅游业就业人数将达19000万人。预计2020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超过3.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旅游业将由现在的朝阳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审美标准的提高及亲近自然的渴望,传统的被支配式的旅游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加强旅游过程的参与度、追求旅游过程的个性化、加深旅游过程的体验程度逐渐成为旅游产业新的需求增长点,体验式旅游模式应运而生并扩展到各种旅游项目。 1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旅游是休闲观光农业旅游与现代旅游业结合的产物 休闲观光农业也被称为农业旅游或乡村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和休闲产业结合的产物,其本质是结合农业的产销与休闲观光的服务性的产业,即以农村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为基础,以居住在附近的城市居民为目标顾客群,通过满足目标顾客休闲、求知、亲近自然等需求而使相关经营者获得利益的一种旅游方式。 美国著名旅游专家托马斯•戴维逊提出:“旅游是一种经历或过程,不是一种产品—这种经历又是特殊的”。我国学者邹统钎也提出:“旅游时旅游者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的事物或事件的直接观察或参与而形成的感受与体验”。中外学者把旅游归纳为一种体验或经历,而不单纯是追求感官享受的结果,说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从一般意义上的住、行、观光的被服务者转化为一种特殊生活、一次特殊仪式、一些特殊经历的参与者与体验者。 因此,与传统的以农家乐为核心的休闲观光农业相比,体验式的休闲观光农业脱离了单一的观光休闲模式,利用农村特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以居住在特定范围内的城市居民为核心客源,以保持原生态风貌、参与原生态活动为中心,以满足休闲、教育、娱乐为目的,所进行的包括娱乐、劳作、科教、民俗等复合型的休闲观光农业活动。 2温州发展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的可行性分析 2.1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提升人们对休闲生活的追求 2006年,根据温州统计局的统计,温州地区人均gdp为24349元,按当时中间汇率计算,为3054美元,突破了3000美元关口。人均gdp3000美元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临界点,标志该地区经济已经达到上中等国家的水平,逐步进入加速成长阶段,预示地区工业化进程开始向成熟期过渡。2006年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由2002年的5.2∶54.0∶40.8调整为3.6∶54.7∶41.7,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产业结构明显升级,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态势。服务业比重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和提高竞争力更倚重于服务业。随着居民购买力的提高,在旅游消费等方面的支出将不断增加,温州消费者对于休闲观光农业旅游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2.2闲暇时间的增加刺激人们出游的需求 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曾经证明健康的闲暇活动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增长,黄金周的实践足以证明适当、合理的闲暇时间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消费。2007年统计,“十一黄金周”期间,温州农家乐示范村(点)共接待游客近26万人次,占总接待人数的20.4%。截至10月6日中午12时,全市共接待游客127.45万人次,同比上年7天黄金周增长12.09%,同比上年黄金周的前6天增长22.77%;接待旅游团队1512个,同比上年7天黄金周增长27.49%。双休日、黄金周的实施,使短途旅游、观光逐渐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主流,也为发展体验式的休闲观光农业旅游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市场。 2.3温州发展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的自然资源条件 温州市位于浙江东南沿海,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具有热量丰富、冬暖夏凉、日照充足等特点,适合各类动植物生长发育;境内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平原、滩涂、湿地兼有,依山傍海的生态环境和丰富浓郁的自然、人文景观,适合发展多种形态的观光休闲农业,能够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生理、感观多种需求。温州的旅游资源丰富,资源价值高,发展潜力大,资源整体通达性好,可进入性强,资源开发兼具社会、生态和经济价值,能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目前全市共有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8个省级风景名胜区,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12个省级森林公园,2个国家级、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林业观光园区19个。2007年全市已发展各类农家乐村(点)607个,农业观光基地200多个。这些景区附近观光农业资源丰富,分布合理,同现有旅游资源的组合开发条件优越。 2.4生活压力推动人们通过出游进行压力释放 温州常住人口约764万,城镇常住人口约为438万,陆地面积约为11784平方公里,全市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642人,人口密度较大,是名副其实的“浙江第一人口大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密度增大的弊端凸显,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竞争激烈等种种压力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规避心理,对于市民来说,去周边地区体验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乡村生活,体会悠然自得的农家生活和纯朴的郊野乡情,以求得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愉悦是释放压力的最优选择。 2.5求知欲望和乡村的吸引力促使人们进行体验式农村观光旅游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活动范围逐渐局限于城市之中,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人们天生的扩张欲望,去农村获得新的知识对于城市居民有极大的吸引力。 3温州休闲观光农业存在的问题 3.1政策性制约因素 随着这几年土地管理力度的加大,农村建设用地控制十分严格,使得一些“农家乐”经营户只建不报或报临时性建筑建永久性建筑;同时,规范经营必须办理各种相关证照,但办理这些证照的规费和前置条件让许多经营户望而却步,导致一些经营户证件不全,甚至是无证经营。在沿海搭建的“海鲜楼”有许多是未经审批,无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3.2旅游基地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指导 温州休闲观光农业基本是以乡村和工商业主自主开发为主,缺乏必要的宏观指导,开发建设的随意性较强,布局不合理,存在无序性和盲目性。例如永嘉茗岙油菜花基地带来的农业、旅游等多方面效益,在温州掀起“油菜花热”使得各地纷纷效仿,但游客往往反映油菜花景美,但交通不方便,线路与周边景区不相邻。由此可见,游客对作物观赏的要求比较“苛刻”,既要作物基地够壮观,又要交通方便、与周边景区相近。而与观光休闲农业相关的农家乐同样也缺乏科学的管理和规划,导致多数农家乐淡、旺季经营差异巨大,季节性变化大,抵御天气变化影响的能力差,靠天吃饭现象明显。 3.3旅游品牌塑造上缺乏特色和精品 温州缺乏集休闲、度假、康乐于一体的大型旅游度假村,减少了游客在温州逗留的时间,也减少了旅游收入。温州在通过文化创意来推进旅游方面也还欠缺,对新的业态发展项目筹备也相对滞后。温州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在总体上或从综合角度分析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在单项旅游资源上优势不明显,缺乏融入性和体验性的农业观光休闲旅游项目对发展温州观光休闲旅游极为不利。 3.4资源分散,整合难度较大 温州的观光休闲农业旅游资源优势明显,但景点相对分散、规模不大,级别不高,资源整合度较低,很难形成规模效应。比如把古村落、油菜花观光区、漂流等一些“分散、无名”的特色的观光休闲农业旅游资源加以整合,配合周边旅游项目,变成温州观光休闲农业旅游的精品路线,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4温州发展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的模式 4.1生态农业观光园 利用现有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地理空间优势、生产场地、农副产品、农业经营过程、自然生态环境等资源,经过规划和设计,发挥农业观光与劳作体验相结合的优势,增进旅游者对农村活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生活的体验。游客不仅可以进行观光、学习、采摘、劳作、了解农业生活、放松心情,享受乡土情趣,还可进行住宿、休闲、游乐。 4.2农业教育体验园 该模式集农业生产与农业科普教育为一体,在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有法国的教育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及台湾的自然生态教室。将农业教育体验园分为作物生长区供农民进行正常的劳作,根据不同的季节对市民开放,并由专人对作物生长及生产活动进行讲解,满足游客获得知识的渴望。同时在体验园内提供种子、土杂肥、各种农用工具,游人可根据不同季节在田间进行播种、管理、收割,以充分体验农村劳动生活的乐趣。 4.3民俗观光村 充分利用温州特有的民俗风情、传统工艺、节庆文化以及古民居、古建筑等,组织开展观光、游憩、体验、休闲旅游活动。除了组织游客进行参观获取感官享受和知识外,还可以对古时民俗风情活动进行复原,以游客为主角,使其参与这些风俗活动,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快乐。 4.4森林公园 温州森林资源丰富,拥有大量的“天然氧吧”,发展森林公园的体验模式,需要对不同的资源进行规划和整合,进行包括山水主题旅游、生态农业种植、山地风味餐饮、森林度假、徒步穿越探险等项目。并与当地农家乐相结合,开展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题的休闲、娱乐、体验活动,为游客提供餐饮、品茗、避暑、度假等服务。 4.5市民农场 市民农场是农民将部分土地出租给城市居民耕种,城市居民可以在闲暇时间在土地上进行耕种并将收获的成果归自己所有的体验式休闲农业模式。人们不仅可以租赁自己一块小农场,每块农场上还可以配备供农场主休息的配套管理用房,种植农产品的温室大棚,以及露天种植地,租赁者可以进行耕作,体验播种和收获的快乐。农场内配套管理用房设施是进行休息和信息交流的空间,可供放置农用工具,还可以满足“农场主”休息、农业技术交流、聚会的需要。 4.6农业经贸游 建立这种模式需要充分挖掘温州农产品的研发和加工能力,发挥温州市场活跃、商务贸易展览会业发达的优势,把农业旅游、农副产品展示和经贸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依托农产品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建立完善的交易市场,借助农业博览会等形式创造商机、吸引游客、宣传品牌,把温州农村观光旅游资源和经贸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旅游产品和经贸产品的同时推广。 5温州发展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的策略 5.1进行市场调研,探明需求,以此为平台确定体验式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的主题 发展体验式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的关键在于提供的产品能够满足游客追求体验性、参与性、求知性等方面的需求。因此需要充分了解相关细分市场消费结构和变化,利用调研结果确定目标市场的需求。明确需求后,根据需求以及不同地区旅游资源优势确定鲜明的休闲观光主题。所确定主题一是要突出地方民俗和资源特色,利用当地现有的休闲观光资源,发挥资源使用和配置最优化;另一方面要突出体验的过程,增强体验感觉,例如,可开发传统农业体验、农村生活体验、民间节庆活动体验、民间文艺活动体验、农村生活体验等系列产品。 5.2加强对体验式农业休闲观光项目的策划,侧重于开发参与性与互动性强的农业休闲观光项目 农业休闲观光旅游是品位式和休闲式旅游,需要在体验中慢慢感受。确定相关的体验主题是开发体验式农业休闲观光项目的基础。进行体验式农业休闲观光项目策划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推出抓住游客眼球、满足游客心理需要的主题活动,尽量设计参与性强的农业休闲观光项目,突出游客和组织者、游客和当地居民、游客和游客之间的互动。 5.3树立新的营销观念,建立网络营销与实际营销相结合的推广渠道 游客对于休闲观光项目认识不足是阻碍体验式农业休闲观光项目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应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网站对旅游资源进行宣传,为游客开辟专门的社区,通过有奖征文、图片、视频的方式鼓励游客将自己的体验感受在网络上传播,为游客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同时,建立反馈系统,对游客提出的问题以及从流露出的情感和情绪及时关注。对于游客租种的田地、种植的果木的代表性事件,如发芽、开花、结果等以视频或图片的形式及时反馈,将个人体验型行为变成大众体验型行为,引导、创造新的旅游需求和休闲消费方式,推动休闲旅游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发展。 5.4以产品和市场为导向,提升产品档次 引导消费趋势,创造独特的休闲体验,积极挖掘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积淀,努力开发体验型休闲旅游新产品,结合实际市场及消费情况,建立“以中档消费为中心,兼顾高低档消费”的产品定位,既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又能兼顾小众高端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需要。同时,加强对行业的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服务质量,推广体验式农业休闲观光旅游项目的品牌意识,以品牌化经营为中心导向,重视整个行业的形象塑造,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6总结 通过分析温州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的现状和前景表明,发展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旅游不仅是促进城乡旅游和谐发展的“绿色通道”,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以旅助农”、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休闲活动需求、提升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更能将农业与体验旅游两大产业的优势进行叠加,达到合理调整休闲观光农业旅游项目空间布局,把握旅游需求发展方向,开发多种特色休闲观光农业项目,提升城乡人民生活品质的目的。 休闲农业论文:浅析我国休闲农业现状与发展对策 论文关键词：休闲 农业 科学规划 可持续发展 旅游 环境 保护 论文摘要：休闲农业与现代农业、 社会 主义 新 农村 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来出现蓬勃发展之势。从我国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和作用入手，剖析了我国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学规划、引导扶持和投入多元化、加强科技 教育 和提高素质、因地制宜和科学发展等对策，以期 指导 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 当前休闲农业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作用巨大，直接带动了农民增收，助推了农村 经济 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三农”建设的步伐，惠及城乡，彰显出强劲的势态。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研究休闲农业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的发展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依托科技，因地制宜地发挥资源优势，实现休闲农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1我国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和作用 1.1我国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我国休闲农业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起步虽晚，但发展很快。开始是以观光为主的参观性农业旅游，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观光与休闲相结合的休闲农业旅游。进入21世纪，观光、休闲农业有了较快发展。我国休闲农业经历了以农业观光旅游为主要形式的早期兴起阶段、以观光为主的观光休闲农业园为主要形式的初期发展阶段，已步入功能拓宽为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体验、学习、健康等综合功能的规范经营阶段[1]。 纵观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东部沿海省、市、区是发展较早、较快的地区，内地云南、四川、河南、黑龙江、新疆等省区，由于旅游业或特色农业发达，也间接带动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2]。休闲农业的形式和类型很多，有观光休闲农园（指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茶园、花圃等，让游客进人园内摘果、收莱、赏花、采茶，享受田园乐趣），如广州番禺区龙化农业大观园、农业公园（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如江西农业公园、教育与科技农园（以农业生产为主，向游客展现农业科学技术），如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园、民俗观光村（利用农村特有的 文化 和风俗作为休闲农业活动的内容）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休闲类型，如湖南省内的张家界、炎陵桃源洞、永州阳明山等。一般来说，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对休闲旅游的需求较为强烈，社会经济条件优越， 交通 比较便利，发展休闲农业的 市场 潜力大，而像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等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不仅本地居民多，收入水平高，潜在客源市场大，而且具有吸引全国乃至国际观光客进入的优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如广东现已有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旅游者400多万人，旅游收入10多亿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旅游局也积极推动休闲农业和农业旅游的发展，1998年，推出“华夏城乡游”，提出“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做农家活、看农家景、享农家乐”的口号，有力推动了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在1999年，又推出了“生态旅游年”。2006年推出“ 2.2缺 管理 ，少人才 休闲 农业 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制不健全，农业部门、 旅游 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在管理上还不够协调，经营管理不够规范。休闲农业企业的 财务 管理 、 人力 管理、导游管理都需要专业人员，而这些对以往专注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农业生产者和来自其他领域的业主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由于经营者缺乏必要的培训，组织能力及管理技能准备不足，往往凭着自己的经验对项目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做出决策，明显跟不上 市场 对其发展的要求。园区内部的导引、休息、安全、卫生、消防、娱乐、餐饮等服务设施的开发与管理也很不完善，从业人员与休闲农业服务应达到的专业化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管理比较粗放、涣散，服务水平较低，缺少开发、经营、管理和公关礼仪的专业人才。 2.3缺科技，少效益 大多数休闲农业在经营活动中科技含量不高，农业科普 教育 开发不够，停留在“春天看花，秋天收果”的传统低层次经营层面上，粮、果、蔬、畜、渔、草、花等农业资源要素配置单一，农作物成熟期也过于集中，造成园区经营忙闲不均，一方面因品种少，出现受农业季节性瓶颈制约而使资源闲置；另一方面因档次低而造成吸引力、影响力不大，游客停留时间过短，消费减少，园区效益低下，使得经营难以为继。 2.4失农味，少组织 一些地方在休闲农业开发建设上脱离了朴素、自然、协调这些基本原则，过分依赖非自然技术手段，贪大求洋，追求豪华，大兴土木，变更土地使用形态，致使城市化和人工痕迹明显， 建筑 物富丽堂皇，忽略原有宝贵的农业自然资源及特色，扭曲休闲农业的本质，脱离“农”字，“农”味不足，失去特色，也就没有生命力。同时由于不合理、过度地开发，破坏了当地资源和 环境 ，破坏原有生态，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当今休闲农业的经营除企业集团以外，部分农民仅采取共同经营的组织形式，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体制，在经营中难免产生盈余分配、权利义务分担等方面的纠纷，且休闲农业多为点状布局，组织化程度不高，整体意识不强，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与组合，各自为政，缺乏与大环境的协调性，与新 农村 建设脱钩，很难融入到新农村整体布局中去。有的甚至因为一己之私利而影响整个环境建设，最后导致新农村无从规划，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深入。 3发展休闲农业的对策 3.1提高认识，政府引导，政策扶持 休闲农业是传统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顺应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新趋势、新需求而在功能上进行的延伸。为保障休闲农业的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到休闲农业是市场规律发展的必然，认识到休闲农业对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重要性[4]。同时，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到发展休闲农业所能带来的 经济 、 社会 和生态效应。发展休闲农业在丰富城乡居民休闲、游憩生活的同时，将潜在的农业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使农业向绿色、生态、多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 传播 农业科技知识、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提高农业社会效益的重要措施，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政府部门应提高认识，大力扶持。 台湾 地区的休闲农业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正是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扶持[5]。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乡（镇）两级政府应该把发展农业旅游作为改善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变农村面貌的大事来抓，统筹规划 指导 ，充分发挥旅游、农业、土地、 文化 、 交通 等各部门的作用，分工负责，协调管理，并给以政策及资金扶持，为本地农业旅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如意大利对已经开展农业旅游的单位给予享受政府的有关农业低息优惠信贷和 税收 减免政策。因此，我国亦应由政府颁布一定的法令和规定，以鼓励、管理、规范休闲农业，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通过抓示范、树样板等形式，扩大示范辐射效应，使休闲农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3.2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打造特色品牌 休闲农业的开发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因地制宜、统一布局、生态循环”的原则，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考虑到市场需求状况，充分体现当地的 历史 人文景观和自然农业资源，切忌“求大、求洋”，贵在因地制宜，形成特色优势。如云南元阳的哈尼梯田正是由于其独特的魅力而深受游人的青睐；重庆的垫江则是利用其悠久的牡丹栽培历史特色。强化规划意识，要与城镇发展规划、城市旅游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衔接，科学规划休闲农业企业的空间布局，考虑交通区位和休闲农业资源条件，设计区域内休闲农业企业密度，准确选址，掌握规模（按国际通例，农业旅游区市场半径大于9.5km的区域时，才能发挥最佳经济效益），合理布局。建设上要重视项目的设计，要整合资源，主题鲜明，功能区分明确，规划景观搭配和基础设施建设，精心选择经营项目，研究市场需求，策划经营模式。经营中必须坚持“以农为本”，以农业为基础、种养产业为核心、农民为主体、农村为特色，把发展农业产业、扶持农民增收放在首位，同时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好的休闲农业产品、知识和服务。在经营内容上开阔思路，以“农”字为特色，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注重农业生产能力的开发和保护，弘扬农耕文化，提高农业品位，注重“土、特、奇、鲜、知识、参与”，如天津塘沽北塘镇推出的“做一天渔民”活动，用“特色”这块招牌树立形象、吸引游客，实现其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3.3更新理念，规范管理，促进多元发展 休闲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生态环境、旅游、休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业人才。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先进经验，建立、完善休闲农业经营管 理学 科体系，传授景观生态学、旅游 经济学 、农业规划学、生态经济学、市场 营销 学等内容，为休闲农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另外定期对休闲农业经营者及从业人员进行旅游管理、生态农业等知识的集中培训与教育，提高他们的经营素质、文化素质和环保意识等，使其自觉维护乡村景观资源及其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有条件的地方还可“请进来”，邀请国外和台湾地区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前来指导，以举办“研习班”、“研讨会”等形式进行交流探讨，“走出去”现场学习先进经验，努力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更新理念。要加强行业自律，成立休闲农业协会，把从事休闲农业规划、经营、服务、推介、管理、研究等工作者组织起来， 总结 休闲农业实践，加强理论研究，引导休闲农业企业科学规划，制定行业标准，规范产业经营，市场化运作，注重信息服务，加强宣传，发挥行业整体优势，提升实力，扩大影响力，培育客源市场。如北京休闲农业协会作为全国第1家休闲农业领域的行业协会于2004年成立，正是由于其介于政府和休闲农业企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短短3年来北京的休闲农业就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要积极引导 工商 和社会资本 投资 休闲农业，鼓励农民以土地、资金入股等方式参与建设，推进协作，提高组织化程度，实现休闲农业多元化、合作化发展。 休闲农业论文:苏州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苏州休闲农业的发展速度令人称羡，这一新产业在带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在经过了蓬勃发展的初级阶段后，苏州休闲观光农业出现了产品低、水平重复、服务同质化、季节性受限明显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苏州休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现苏州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分析和研究苏州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有利于苏州休闲农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关键词：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苏州 引言 休闲农业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它以农业资源为基础，将农业生产、科技应用、农副产品加工和游客参加农事活动等融为一体，供游客领略在其他风景名胜地欣赏不到的大自然意趣和现代化的新兴农业艺术的一种农业休闲活动[1]。休闲农业不仅让游客通过欣赏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感受乡土文化、品尝乡村美食获得愉悦的娱乐和审美体验，更拓展了农业功能，延伸了农业效用，丰富了农业内涵，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点[2]。发展休闲农业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1苏州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1.1苏州发展休闲农业的有利条件和发展现状 苏州毗邻上海，处于沪、宁、杭的中心地带，全市乡村区域约占市域面积的75％，其中水域面积占到42.5％，广袤的乡村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乡村自然生态、田园风光、人文活动、民俗文化、景观意境等融为一体，构成江南水乡独有的“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景观意境。自古以来就有“人间天堂”、“鱼米之乡”的美誉，具备发展休闲农业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更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资源和观光休闲场所。 苏州休闲农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十多年来，先后建成了4个国家级、4个省级森林公园、1个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级农业综合示范园区、20多个休闲渔业垂钓区，以及一批湿地公园和生态农业园。初步形成了六大品牌模式：一是借助山水自然资源的生态休闲乡村游，如三山村、树山村；二是以地方特色美食、茶果、花木为卖点的参与体验式乡村游，如神园农庄、虞山宝岩生态园；三是以耕作或加工方式独特、科技含量较高的修学游，如波力牧场、未来农林大世界；四是以乡间节庆、宗教、工艺、戏曲等为依托的民俗体验式乡村游，如太湖渔港村、镇湖刺绣之乡；五是以古村落建筑和民居生活形态为吸引物的文化休闲式乡村游，如陆巷、明月湾；六是以临近传统旅游区（点）和城乡结合部特点的农家乐式乡村游，如旺山村、蒋巷村。 1.2苏州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苏州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城乡居民生活，拓展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必须看到，苏州休闲农业发展中许多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2.1规划滞后，发展无序 休闲农业缺乏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造成农业旅游总体目标不明，基本处于随意开发的状态，区域间协调性不够，建设时没有准确的定位，景区（点）布局自由、随意，缺乏特色，主题不突出。使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无法发挥，有序发展的环境尚未营造成功。 1.2.2缺乏文化，内容单调 目前，大部分农业旅游景区（点）的地域特色不明，文化内涵肤浅，设施简陋、内容单调，多以钓鱼、吃饭为主，内容与形式雷同。各地都热衷于园艺场、生态园区建设，景区（点）农业旅游的主题不突出，没有充分利用农村自然景观，农业生产的自然状态，没有发掘农村文化的深刻内涵，缺乏高档次、多功能、知识型的农业旅游活动，缺少农业休闲度假产品，旅游环境不尽如人意。景区（点）回头客少。 1.2.3季节影响，忙闲不均 受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影响，休闲农业存在着随季节忙闲不均的现象，忙时人山人海，闲时无人问津。农业旅游产品多集中在春季和秋季，匮乏于夏季和冬季。如西山梅花节的旅游消费活动，主要集中在春天梅花开花的一段时间内，采摘在秋天的橘子收获时节内，其他时节类似的景点因缺乏旅游主题，很少有人光顾，造成资源利用率不高，投资收益率较低。 1.2.4设施不配套，服务不到位 一些景区（点）的游览、观光、休闲、度假、购物等必需设施不配套，人员素质不高，服务不到位。某些景区（点）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旅游交通和相关旅行服务的内容和质量不达标，既不方便游客，又使相关的娱乐、餐饮、购物等营业收入降低，使农业旅游的品位下降，相关产品的质量不能实现预期，经营难度加大，收入水平低。 1.2.5 定位不明，宣传不够 休闲农业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充分发掘农村风情、民俗、传统农事等农耕文明，利用江南水乡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做深做透山水秀色、田园风光的文章。而目前的一些农业旅游景区（点）却忽略了根本。同时，苏州农业旅游市场营销企划的水平不高，宣传力度不够，缺乏促销的手段，农业旅游景区（点）的知名度较低，市民的认可程度也较低，客源明显不足。 2 休闲农业的属性和发展休闲农业必须坚持的原则 2.1休闲农业作为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体，具有三重属性[3] 2.1.1农业属性 休闲农业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发其休闲观光功能，是与旅游相结合的一种娱乐性、消遣性农事活动，为旅游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农业旅游可能改变原有的生产程序，改变原来的生产结构，但农业生产活动不能因旅游休闲受影响。所以，要防止农业区域旅游业的过度开发，保护好基本农田和基础设施。 2.1.2生态属性 休闲农业主要是利用优美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美景吸引市民，让市民在旅游中体验田园风光和自然美景交织的生态环境的静心健体效能，感受纯朴的乡村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知识性、趣味性，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协调的重要性。休闲农业的开发建设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要保持原有自然风貌，促进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2.1.3服务属性 休闲农业的服务属性包括提供活动场所和生活设施，通过让市民游览风景、林间狩猎、水面垂钓、采摘果实等，满足市民的旅游需求，同时，也增加了从业农民的收入。田园风光、农事体验、民俗活动和自然探险等是休闲农业特有的吸引物，因此，不能走让人工游乐设施从城市搬到农村的复制。 2.2发展休闲农业必须遵循的原则 2.2.1拓展农业功能 休闲农业是在农业资源基础上衍生的一种农业休闲活动形式，若离开了农业这个基础，休闲农业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发展休闲农业应立足于农业生产基础，结合农业发展战略，根据不同区域的农村环境、农业资源，农业生产特点、农业生产形态进行农业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产业定位和产品系列设计。 2.2.2服务市民 农业旅游的服务主体是市民。这就决定了它的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性质和服务产品。一般讲，市民缺乏农业知识，不熟悉农业生产过程，不了解农村文化。一些生长在农村的市民，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厌倦，希望换一下环境，找回过去的感觉。根据不同人群的要求，结合苏州实际，可以选择不同的农业旅游类型。 2.2.3保持自然风貌、田园风光 坚持农村自然生态景观和农业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坚持利用农业生产中的生态资源、景观资源、产品资源和农村自然资源开展农业旅游，坚持观光休闲、文化娱乐、愉悦身心的景观景点的保护和旅游活动结合开展，坚持特色优先、组合成片的互惠共赢的发展。可以适度发展人造农业景观，突出主题，增加农业旅游的效益。 3 苏州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3.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政府制定科学的苏州市休闲农业总体发展规划，项目总体规划要充分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旅游的主导思想，明确全市休闲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方向；建设完善的苏州市休闲农业从业规章，规范休闲农业产业发展；采取积极支持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营造有利于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的环境；加大公共财政对苏州市休闲农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休闲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2明确行业管理部门，制定行业统一的管理标准，完善休闲农业的服务标准，明确各类农业旅游景区（点）的基本条件及配套设施的标准，统一各类旅游产品的质量标准，定期考核结合不定期抽查，对各类农业旅游景区（点）的服务进行评定，并予公布。特别是要加强对餐饮、卫生、环境等条件的监管，防止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3.3农村自然景观、农业生态是发展休闲农业的基础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一定要强调对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保护。欧盟各国农村维持自然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和持续性，它们的建设方式正在从工业化向生态化转变。在那里农村的房屋不求整齐划一，道路不求宽大笔直，对原始地貌不做没有必要的改变，一切顺其自然。这些措施有利于防洪、阻滞滑坡，也有利于维持植被的生长和地下水源的储备。 3.4苏州休闲农业依赖于苏州都市农业，需要农业科技的支撑才能发展良好，获得较高经济效益，都市农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休闲农业的发展状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依靠科技力量，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靠科技拓展农业的社会服务功能；依靠科技力量，对农民进行旅游专业技能培训，建立起适应休闲农业发展的专业化的导游、接待和服务队伍。 3.5休闲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和传统旅游业，它的基础是农业，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普及农业知识、参与农事活动、学习农村文化、体验农村生活的场所。因此，休闲农业项目的设计不应按风景名胜区那种模式和要求去进行。休闲农业设施的设计标准，要体现农村和现代农业的气息，建筑风格要与当地农家的建筑风格相吻合，内部设备既要根据农村实际，又要满足游客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发休闲农业，需要熟悉农业和旅游知识的专业人员进行规划、论证和设计。 3.6农业休闲项目的建设应有别于高档度假村，要注意农业发展与休闲旅游的配套，注意农业资源的利用，切莫走入传统旅游的大投入、低产出、重形式、轻内容的歧路。切莫走进为观光而观光，为产品而产品的误区。在开发农业旅游产品时，要把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使产品内容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和参与性。要确保基本农田、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完好无损。要通过农业旅游产品的开发，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3.7应加强休闲农业观光区域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农业观光旅游如果不重视环境保护，同样会影响生态平衡和环境质量。无论从生态方面考虑，还是从经济方面考虑，都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为促进环境和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3.8在政府加大建设资金的同时，拓展多元化资金筹措渠道，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采取多种形式招商。通过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民资、外资在建设中的作用，互惠互利，促进苏州休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4 结语 客观分析苏州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苏州休闲农业经历了一轮快速发展的阶段以后，逐渐暴露出苏州休闲农业管理与经营体制尚不健全，缺乏相应的标准、政策和法规，旅游部门与农林、交通、水利、文化、卫生、环保等相关部门协调不够，对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宏观调控、管理和服务能力有待加强，休闲观光产品数量少、水平低、服务同质化、季节性受限明显，农业观光景点饮食卫生、环境污染不容乐观等影响苏州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诸多问题。因此，针对存在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有利于苏州休闲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休闲农业论文:谈”福州”休闲农业的现状和发展 休闲农业是近年新兴的以农业为依托，以生态休闲为目的的一门新型旅游产业。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性事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农业产品投资开发的休闲行业渐渐在沿海开放城市登陆，一些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农林行业，也参与其中，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休闲去处，随之而来关于现代生态农业、高新农业、无公害农业的休闲游深深的吸引着日益受城市环境污染的人们，他们向往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世外桃园，向往那水甜菜美的农耕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某一风景区或一定的农业特色产业带为依托的休闲农业游，休闲农业度假村应运而生。 1.休闲农业的现况 福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所辖市县为沿海经济开发区，由于地缘优势，受台湾现代农业的影响，休闲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也颇具特色，主要以发展名、特、优、新、稀农副产品为主，发展高效优质农业。近几年来，随着短途旅行、乡村游的兴起，休闲观光农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1.1休闲农业的定义 休闲农业是利用农村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且结合农业的有形资源(如：当地的农村文化，农家生活，农业经营活动及农林渔牧产品等)及其所隐含的观光游憩，教育等无形资源所形成的一种农业经营、游憩服务并重的新兴产业。一方面，它继续维持农业产销活动，从事农业经营；另一方面，它提供游客休闲游憩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休闲农业结合了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的特性，发挥农业与农村所具有的教育，经济，社会，游憩，文化等多项功能，提供公民休闲游憩的机会，并可增进国民对于农业及农村田园生活体验的农业经营新型态。 1. 2休闲农业的行业归属 休闲农业从行业上来说应归类于农林牧副渔行业，但是其在发展上又紧紧依附于旅游业，甚至其生死存亡都与旅游业息息相关。所以应理清关系，加强引导，需要各部门的协作。才能推进现代休闲农业业的更好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向旅游行业靠拢。 1. 3现有休闲农业发展情况 福州市目前拥有的大中小各规模休闲农业“农家乐”农庄约66家之多，正在规划中的外商投资休闲农业园也渐渐增多。 以莒溪和兔耳山休闲农业园为例，“莒溪农家乐一日游”内容为乘小舢板泛游大樟溪，登龙山，观赏鸟鸣谷、白观音，领略莒溪八景，还有采木瓜、挖地瓜等活动，午餐后在莒溪竹林漫步，还可钓鱼、捕鱼等，返回时举行泛舟比赛。而“兔耳山自酿酒农家游”安排游客到闽侯兔耳山农业大观园，用山上优质的泉水亲酿美酒，还有篝火晚会、自助烧烤等。另外，连江温泉乡村游的休闲农家形成了“农家乐”玩、吃、买的一条龙服务，农民收入大大增加。因注入了现代的管理模式，以温泉为特色，山海风光为着眼点，发展了现代果园，形成融农业观光、休闲度假、森林沐浴为一体的温泉生态休闲农庄。 2.休闲农业的作用 2.1休闲农业的生态功能 “吃一顿农家菜，爬爬山，摘摘果，钓钓鱼，淳朴的农家生活让游者体验回归自然、放飞心情的感受”，来体验农家休闲生活。以其返璞归真的内容、新颖有趣的形式、其原生态无污染的农耕产品和农业文明体验，是现代城市人无比向往的地方。 2.2休闲农业的经济作用 休闲农业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且增加农民所得，将原本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提升为服务走向的第三产业，繁荣农村社会。农业结构的变迁使农村人力的外流，大量农村的青壮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劳动力严重匮乏。发展休闲农业能够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采取节省劳力或所谓“精致农业”的型态，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是一种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促进农民增收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2.3休闲农业的社会效益 首先，休闲农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休闲农业以现代种植养殖和观光型的农业生产取代了简单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既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变，使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融合，打破了产业的界限，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3]，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现代产业体系。 其次，休闲农业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休闲农业的发展，需为旅游者提供观赏、品尝、购买、习作、娱乐、疗养、度假等服务，从而创造了广阔的就业机会。并且休闲农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属于农民就地就业或“离土不离乡”，符合当代农民的心理需求。同时，发展休闲农业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而且能把农业的生态效益和民俗文化等无形产品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拓宽了农民创收的渠道，增大了增收潜力。 再次，休闲农业加大硬件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休闲农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村级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村级组织的经济实力，使之有财力投入到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中去，推动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 休闲农业整合资源，促进城乡协调。休闲农业能对土地、生态、劳力、资金等要素进行有效整合，注重了生产与生态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资源的长效和循环利用，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乡的相互交融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3.休闲农业存在的问题 3.1起步晚，依附于某风景园 福州市的休闲农业尚缺乏单项运作，起步较晚，发展不均衡，极大地影响了旅游的可进入性和开发程度。福州市近年开发出的休闲农业项目中，只重规模，不求质量，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依托某些风景区，在旅游市场上很少有单独的农业休闲游的品牌号召，这导致福州市休闲农业难以获得进一步发展。应该说，在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发过程中，不因地制宜，盲目附盘景区和人文资源带，带来的结果不是资源破坏，就是资源闲置，缺乏规划和低规划水平的开发容易走向”盲目性+积极性=破坏性”，最终将使本地的休闲农业旅游业遭受毁灭性打击。 3.2缺特色，应强化各自特征 目前，福州市各个休闲农业项目的经营特色并不鲜明，经营项目单调、缺乏特色和吸引力，活动内容相似，创新不足。开发者的思维定势局限在很小的领域，如赏花、摘果等。由于创意匮乏和特色不鲜明，现已造成部分观光休闲农业园区的经营举步维艰。 3.3农业园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休闲农业旅游景区的整体形象关系着景区的全局利益，也关系着经营户们一家一户的利益。而当前福州市的一些乡村以城镇化发展为目标，但接待设施落后，有景无门，路小且路况差，加上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使得基础设施缺失破坏现象十分严重，极大地损害和降低了休闲农业项目原生的高经济附加体验价值。 3.4管理落后，科技含量低 福州市现有的休闲农业项目多为私营，从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目的出发，经营者多雇佣低廉的劳动力或亲友，造成经营管理上的诸多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休闲业从业技能，导致服务人员不能提供给游客高质量的服务享受，甚至于造成冲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破坏园区的旅游形象，从而影响经济效益。 如何根据福州郊区农业旅游资源和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理念创新，准确定位多种类型、多种模式的有序发展及合理布局、观光农业与高科技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旅游相结合，构建观光休闲农业技术体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3.5没有很好发挥农业园的特色效能 目前还有很多的项目存在脱离农业经营的问题。这些项目在开发之初就将区域内的农户全部迁出，仅以零工形式雇佣其从事耕作，人员、时间均不固定；农场农产品的生产也不以经营为目的，而是大多仅供游客观赏、品尝。这类项目虽然也认为农业经济和农村景观是吸引游客的法宝，但在开发中却流于形式，其农舍、农田由于“农民”的消失而成为物化的空壳，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3.6小而散，缺效益 福州市现有的休闲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旅游经营模式，即主要以自发的、分散的、粗放的小农、个体、私营等经营形式为主。虽然“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的原生经济形态，对游客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但由于其内部接待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因而在品牌形成、科学管理与整体营销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而且有限的经营规模难以形成相应的产业化发展空间。因此，其在短期内只能提供相对粗放的、低水平的初级休闲农业旅游产品。与此同时，福州市的休闲农业经营者在项目开发与经营中一味片面强调对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忽视对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人文资源的深度开发和系统开发，在资源的开发整合上存在着丰富的资源与有限的资金，没有形成有效合力的经营困境。 4.关于休闲农业发展的建议 4.1提高认识，政策扶持 休闲观光农业的投资主体应该是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但政府一定的资助也是必要的，特别是一些涉及千家万户农民事业的项目。如农家乐的投资主体是农家，但村镇区市在公共卫生、交通道路等设施建设方面要给予资助，信贷方面给予贴息优惠，此外政府在组织培训等方面要给予适当的帮助。例如日本休闲农业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农园建立之初，当地政府为其提供适宜的硬件配套设施，同时还提供配套的优惠政策。而项目经营者则偏重于企业财团进行直接策划、经营，这样既减少政府负担，经营者又能获得较好的收益。法国休闲农业的发展也得力于政府在资金、技术上的大力支持，在管理上予以辅导，在发展方向上加以规范，并由农民协会进行组组织协调，从而有力的推动了观光农业的发展。 比之西方发达国家对休闲农业在软硬件上的支持，我国虽然对休闲农业重视有加，但迄今为止尚未出台任何形式的法律规定，无法走上规范、有计划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应该呼吁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和约束休闲农业的有序化、制度化经营。因为只有完善的保障体系和措施，才能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实现。因此，福州市相关部门也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尽快制定有关的资金、项目扶持政策，予以政策倾斜，加强对休闲农业的指导。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政府应当尽量少用行政性强迫命令，而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和服务作用。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必然涉及相关政策的改革、配套和制定。政府应为观光休闲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立项、用地、建设、信贷、能源、供水方面经予优惠政策。 4.2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然而现在福州休闲农业发展存在两种趋势：一是把它视作都市休闲生活的再延伸，二是向纯粹的观光业靠拢，都忽视了休闲农业本来就有的多功能的特性。实际上，休闲农业自身的最大特色，便是它的综合性——生产、生活、生态三部分的统一。因此，对于农业休闲园址的选择因做到因地制宜的原则；对观光农业的开发要在一个区域内全面规划，在此基础上，选准重要项目，集中资金，重点开发。 4.3规范管理，创新模式 目前，大多数县级都没有制定观光农业的总体规划，也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观光农业的发展基本上还是以乡村和企业自主开发为主，布局不尽合理。虽然有些地区的建设、农林、水利和旅游部门都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标准来评定景区景点的等级，实施着各自相应的管理办法，但这样又往往形成了多头管理，几个部门都各自做规划，缺乏宏观控制和指导，加上投资者自身缺乏发展规划能力，导致投资决策的明显随意性和开发的盲目性。 4.4打造品牌，永续发展 充分利用福州文史资源，民俗艺术、手工艺品、地方舞蹈、戏剧、音乐和古迹史话、传说，将过去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提升休闲农业的品位。将农业休闲和文化结合，举办节庆活动，使休闲和生活、产业相连结，更具活力，做出品牌，提升品质。在景观布置上，要精心策划，从农渔业生产出发，放置农耕狩猎、渔捞器具和农事操作、农村生活的雕塑或实物，点缀和反映农村情景，了解乡土文史，美而不俗。结合了这些民间艺术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将更加的富有特色。 发展休闲农业，要在保持传统农业精华，反映传统农业历史的基础上，寻求技术上的支撑，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人文环境、农村古老的文化、古老的生产方式，让现代人了解过去的农耕历史，勤劳勇敢人民的智慧，体会古老的文明奥秘；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先进优良的适合休闲农业发展的特种蔬菜、水果、花卉和其他观赏性植物品种等[10]。农业科研单位要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休闲农业的开发，让自身的科技转化增值的同时带动休闪农业的良性发展；通过现代高科技来展示农业的前景、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游客能体会知识的力量，体会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从而激发自己奋发向上。 5.研究结论 5.1总结当前的农业休闲市场形势和发展的任务 休闲农业除具有城乡互补的娱乐功能、生产与生活的互动、产销一体、村民与市民人际关系的互动关系外，还能以更宏观的人文观点创造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态观点维持人与环境的长期调和关系，可将旅游观光休闲农业规划到城市区域生活圈中。同时，促进生产和休闲活动既可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又可提高农民所得，达成城乡互动的社会经济共同体。在这种城乡互动价值体系下，福州市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要把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结合起来，在短期以满足市民需求为导向，在长期以发挥休闲农业与乡村景观为特色，才可塑造出城郊旅游观光休闲农业无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5.2 福州市对休闲经济迫切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前瞻性的研究 关注政府、商业机构、非营利组织等多种服务组织的作用，以树立全新的“休闲观念”，开发多样的“休闲产品” ，发展多元的“休闲产业” ，制定积极的“休闲政策” ，提供必要的“休闲教育” ，全面提高“休闲质量” ，从而做大做强休闲农业，成为旅游产业的有益补充，结合新农村的建设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为农业现代化、休闲化、国际化的建设提供服务。 休闲农业论文:借鉴日本经验 发展河北省休闲农业 【摘要】 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在日本已经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已经衍生为带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本文对此展开研究,分析其发展过程及特色模式,借鉴其发展经验,希望能为河北省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休闲农业 日本经验 河北省 休闲农业是利用农村设备与空间、农业生产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自然生态、农业自然环境、农村人文资源等,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提升旅游品质,并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毋庸置疑,旷日持久的城市紧张、拥挤与喧闹的生活促使人们向往旷野牧歌、恬静悠闲的生活, “城市农夫”兴起,休闲农业恰好能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城市人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态1。休闲农业在河北省正在逐渐成为农业中的一种朝阳产业类型。休闲农业在日本已经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已经衍生为带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日本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取得许多成功经验,为河北省发展休闲农业,带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借鉴。 一 日本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 1 兴起 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经济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成为工人,导致农业生产萎缩,农民收入急剧下降。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鼓励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也引导、扶持他们开展兼营水果、蔬菜、花卉、园艺和畜牧水产等多元化生产活动,还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农民开发酒店、餐饮、观光果园和休闲农场等非农业项目来增加收人。 2 热潮 20世纪70年代,日本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比较专业化的“农村观光”经营场所,大量城市居民开始走进乡村度假。20世纪80年代,日本各地农村出现了利用民间资本大规模开发乡村度假村和进行农村旅游建设的热潮,一大批可以容纳500人~1000人的大型“农家乐”景点相继建成,如北海道的“农业综合休养地”、冈山县的农业主题公园“荷兰村”等2。 3 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日本旅游休闲农业在旅行社的助动下又向纵深发展,逐渐突破以往只有观光与休闲功能的局限,进一步拓展其体验与学习功能,真正体验农事的原汁原味。进人21世纪以后,日本的休闲农业迈人了高速发展期,通过立法提出建设新农村社区和美丽乡村,促进城乡“交流融合”新生活方式的实现3,提出“绿色”旅游休闲农业概念,提倡绿色休闲、设立都市菜园等,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精品化的特点,其经营范围相当广泛,经营成效日益显著。 二 日本休闲农业的特色模式 1 特色农产品开发型 日本大分县的“丰后牛”是日本有名的食用肉牛品种之一,据称其肥嫩的口感堪称世界一流。大分县的汤布院几十年以前有很多农家饲养耕牛,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耕牛已经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有效利用原来饲养耕牛留下来的大片草地,当地人自发开展了“一头牛牧场”运动。他们以20万日元为一个认养单位,以居住在大都市的居民为对象,开展了认养肉牛的活动,他们以当地的特色产品作为利息每年寄给认养肉牛的主人。后来这种认养活动发展为每年一度举办“品尝肥牛大喊大叫大会”。即每年秋天,饲养肉牛的农家邀请认养肉牛的主人(可以带小孩)到牧场来欢聚,现场烧烤品尝肉牛,根据抽签选出100人依次向着蓝天在噪音测定器跟前大喊大叫,把自己平常不敢、不愿说的一些心愿、牢骚、不满等喊出来,根据噪音大小、喊叫的内容是否独特有趣等评选优胜者,发奖品。奖品都是大家喜欢的当地产葡萄酒、大米、烧酒以及当地的酒店住宿打折券等实用的东西。这样的活动受到了城乡居民的欢迎,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振兴了当地的畜产业,同时也促进了旅游业,使都市居民能够亲近自然,还给了都市居民们一个宣泄紧张情绪的机会4。 2 “健康村”型 群马县川场村以发展“农业+观光业”为基本政策,主要靠创意与自主自立进行村落建设和发展。他们认为,要发展“农业+观光业”,离不开城乡交流与融合,为此,川场村于1981年与东京都世田谷区结为姐妹关系,由两区村政府出资设立公益性企业运营管理“世田谷区民健康村”。通过开办森林教室、农业教室、木工教室、茅草屋教室,开展山村留学活动等富于创意的活动,从自然环境、农林业、教育、文化、体育、观光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城乡交流。世田谷区民将川场村作为第二故乡,区政府经常组织区民到川场村观光旅游、购物,而川场村民则通过周末在世田谷区的各个公园、超市以及各种节庆和文化活动中举办川场村物产展示销售会,向世田谷区民提供“安全、安心”的农产品,创出了品牌农产品,扩大了销路,观光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5。 3“市民农园”型 当今日本有许多人退休后一方面向往回归自然的田园生活,希望到农村从事一些农业劳动,一方面又不愿意彻底放弃都市的便利生活而整天干农活,一种满足这部分人新需求的“市民农园”便应运而生。生活在城市的退休居民可以仅仅在周末离开大都市到农村去,在大自然中种种蔬菜、大米,享受“周末农业劳动”的乐趣。 许多年轻人同样渴望了解农业、参与农业。“市民农园”通过推广和宣传,吸引年轻人租地经营,全程自己劳动、管理和收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农业、体验农业。由于供不应求,采用登记摇号的办法来确定当年的经营者,满足一部分市民的需求6。 4 “乡村老人公寓”型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著名的长寿国,它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进人了“老年社会”。日本的老年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因此,很多老人就把接触大自然、体验休闲自由的生活当成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之一。为适应这种需求,日本的很多乡村设有专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疗养、休闲、保健等服务的“乡村老人公寓”。在那里,可以让高龄化社会日益增多的城市银发老者获得心灵的慰籍和身心的放松。老人们在这里所获得的农趣和快乐,是其在喧闹的城市生活中无法得到的7。 三 河北省休闲农业发展的现状 河北省旅游休闲农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秦皇岛成立了集发农业生态观光园区。目前,全省已开发的重点项目达到几十个,在2006年国家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创建活动中,河北省有21家被列为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保定顺平桃花节、石家庄赵县梨花节等均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预计到2015年,河北省乡村旅游总收入突破200亿元,转移农村劳动力突破100万人,休闲农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河北省休闲农业得以迅猛发展有以下原因: 1区位优势。由于农业旅游的客源市场以城市客源为主,河北省聚集了京津冀城市圈、环渤海城市群,是我国旅游市场三大客源地之一,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周边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河北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客源。 2资源优势。河北省处于中纬度地带,幅员辽阔,土地类型多样。阜平大枣、满城草莓、昌黎葡萄等地方特色农产品众多。 3 政策支持。为了突出发展乡村旅游业,河北省先后出台了《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工农业旅游示范点评定标准》、《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标准》等文件,有效规范了乡村旅游业市场,促进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行业的飞速发展9。 4 城镇化的加快。随着河北省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镇居民比例逐年提高,为休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2007年河北省推动“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工程,对城镇空间结构、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和环境保护等进行统筹规划,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硬件保障。 近年来,河北省休闲农业发展迅速,深受游客喜爱,但从发展现状看仍处于初始阶段,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 1 模式少,同质化现象严重。目前,河北省各个休闲农业项目的经营特色并不鲜明,经营项目单调,活动内容相似,创新不足。开发者的思维定势局限在很小的领域,如赏花、摘果等,把休闲农业等同于单纯的“农家乐一日游”等等。由于创意匮乏和特色不鲜明,现已造成部分观光休闲农业园区的经营举步维艰。 2农业园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休闲农业旅游景区的整体形象关系着景区的全局利益,也关系着经营户们一家一户的利益。虽然当前河北省的一些乡村以城镇化发展为目标,但接待设施落后,有景无门,加上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缺乏行之有效的投入和监管,使得基础设施缺失破坏现象十分严重,极大地损害和降低了休闲农业项目原生的高经济附加体验价值。 3管理落后,小而散。河北省现有的休闲农业项目主要以自发的、分散的、粗放的小农、个体、私营等经营形式为主。由于其内部接待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因而在品牌形成、科学管理与整体营销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而且有限的经营规模难以形成相应的产业化发展空间,难以形成休闲农业的发展合力10。 四 日本休闲农业发展对河北省的借鉴 1 充分发挥村委会、村民的积极作用。 不等不靠政府补贴,主要依靠自己的创意和努力开发特色产品、创设特色文化、体育、观光活动是日本各地区休闲农业能够持续开展的重要原则。因为村民更了解家乡的具体情况,能够提出切合乡村发展实际的创意。大分县的“一头牛牧场”运动正是当地居民自发组织开展的休闲农业新项目。 2 树立全新的“休闲农业”观念,拓展“休闲农业”的新模式。 目前休闲农业在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还仅仅是以“农家乐”的面孔出现,展现给游人的不过是吃吃农家饭、游游乡村景。休闲农业产品多数都是质量低、类型单一的低层次重复开发,缺乏精品,重游率低。其实体验休闲农业的乐趣不仅仅是美食、美景,还有劳动的成就感,远离城市喧嚣的一份悠闲。休闲农业提供的是不同于城市生活的另外一种休闲方式。所以,日本的“健康村”、“市民农园”等是河北省休闲农业可以探讨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乡村老年公寓”,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重,城市化的推进,“乡村老年公寓”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加强河北省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与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条件,对于休闲农业来说,也是其起步的内在瓶颈。目前,河北省农村基础设施支持旅游休闲农业的生成与运行显得乏力。从日本休闲农业发展的过程来看,经过不足10年的发展,就使得日本休闲农业从最初的低级状态转变成世界农业公园的典范,这一巨大发展与其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河北省当前农村公共设施非常简陋,交通不便;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居民饮水设备以简易水泵为主。农村生活及卫生环境仍以脏乱为特征,有线电视普及率极低。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乡镇企业、民间作坊中大量的小企业排污不达标、污染农村环境;一些排污严重的大企业迁到郊区也严重污染农村环境。很多地区已经看不到昔日乡村的“青山碧水”,出现了城市环境和农村环境倒挂的现象11。因此,当务之急,河北省应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加大投入,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农村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大学生素质论文:试论当代大学生基本能力与素质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基本能力　素质　存在问题　培养途径 论文摘 要： 本文从高校团学工作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当代大学生在基本能力与素质方面的基本要素、存在的问题及其培养的方法与建议。 知识经济下的社会竞争对人才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当代大学生如何积极地以良好的基本能力与素质积极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与社会竞争，这一命题急需我们认真思考，科学规划，积极引导。一方面大学生在丰富的团学活动中参与锻炼、培养了一些基本能力，了解了一些基本社会知识与事务。另一方面存在着能力不强、素质缺失等问题，要求我们在日常的团学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学生能力锻炼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日常的一些社会事务，在具体活动中提高对社会事务的认识，充分积累一些经验，为今后就业奠定扎实的能力基础，储备丰富的社会经验。 一、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 一般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既包括学生自身的专业基本知识、综合素质、思想素养、品德品性，又包括学生在团学活动的锻炼、实践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对社会的基本认识、经验、处理能力等。大学生基本能力与素质主要有如下几种。 1.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言语表达与书面文字表述能力。人际交往的过程就是语言交流、思想沟通和关系协调的过程，与人交往就必然要进行语言的表达与思想、情绪的沟通。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帮助我们准确、敏捷、精要和个性地表达我们要传递的一切思想内容，而且有利于别人及时、准确和全面接收我们的各种信息。所以语言流畅准确表达是前提。语言表达应标准、清晰、流畅、准确，语速适当。彼此交流的语言应一致，表达应标准、清晰、流畅、准确，语速适当，这是交流的前提和理解的基础。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我们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流畅使用本国语言，而且需要较熟练、流畅地使用一、二门外国语。其次，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应适当。与同学、朋友、老师、领导、陌生人及上下级之间应根据不同的交流对象、内容选择适当的交流方式（包括交流的表情、语气、语速、辞彩等），才能使得交流顺畅、理解通畅、心情舒畅。所以要具备良好的内在语言能力，就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选择适当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同学交谈对学习、社会的不同认识，在论辩中提高思辨能力；与老师交谈以提高认识水平与视野，从中受到启迪；与领导交谈中充分表达自己对问题的不同见解，从容不怯场。通过与人交流，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 2.人际交往能力。当今社会要求人与人之间时刻都在进行着语言、情绪、思想、物质等内容的交流、交往。人际交往沟通能力指的是在一个团体、群体内的与他人和谐相处的能力，是妥善处理不同组织内、外关系的能力，包括与周围信息的交流、吸收、转化、传递的能力，以及正确处理上下关系的能力。它分为个人的表达理解能力、人际融合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三类。（1）表达理解能力意味着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清晰、准确和适时表达出来，准确理解他人传达的信息。（2）人际融合能力则表明一个人能否体验到他人的可信或可亲，它和人的个性相联系，但又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与心灵上的感受。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就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与摩擦，就不能积极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去正确对待人际交往。（3）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当人际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隔阂、矛盾、误解或寻求帮助时，通过正确、恰当的表达方式，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实际运用能力。这种能力缺陷是当前大学生，尤其是独生子女学生的中比较常见的问题。 3.理论学习与应用能力。它包括专业知识与理论、政治与哲学等理论。大学生对理论学习及其应用能力不仅能帮助大学生较好地完成基本学习任务、解决学习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而且能帮助他们游刃有余地解决毕业求职、工作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比较系统的理论培训可以培养大学生对宇宙、自然、事物的科学认识，学会用规律、原理解释基本现象，分析事物发生的因果，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而专业理论知识使学生在实践层面掌握操作的基本技能技法，运用专业知识解决专业内的一些基本问题，增强专业问题处理的实际处理能力、水平与经验。而这种能力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历练和提升才能形成。 4.分析决策能力。分析决策即是面对错综复杂的事情、局面、情况、现象，能够科学理性地分析，透过表象发现问题的症结、现象的本质或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针对问题之所在，运用规律与事物间的联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合理的处置和科学的决策。分析决策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多方面了解情况，冷静分析现象或问题，找出现象的本质、规律与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二是针对问题的症结，在规律与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决断、合理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缺失易使人优柔寡断、错失良机或判断错误。 5.组织协调能力。组织协调是在分析决策前后为了同一目标而进行的关系协调。分析决策中分析的是问题主因，次因可忽略；决策的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决定性因素，次要矛盾与因素则较少考虑。而在实际应对中，我们必须清晰把握事情的全部细节、种种矛盾与现象，精心组织好各方面的人、事、物，使之最优化配置；及时协调好各方面人、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使之保持持久和谐；及时把握细节的问题、环节的漏洞、操作的细节等，将各方面人、事、物协调到同一目标同一步调，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我们的既定目标与任务得以顺利圆满地完成。 二、大学生能力素质目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家庭教育的直接影响，教育资源与模式的限制，目前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与素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足较多。具体表现如下： 1.语言表达的陌生化。“80后”、“90后”学生在语言表达、人际交往上表现出一种陌生化，即语言表达虽更加标准、流畅，但主体个性上却表现出陌生化，不主动与人交往交流，语言方式上性别错位、中性或模糊化，彼此沟通有心理胆怯、内虚与隔阂。 2.人际交往的情绪化。因个性与独生子女的文化背景制约，大学生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普遍容易情绪化：合则往，不合则散；行则交，不通则闪，从不委曲个性、求全他人。 3.理论学习的边缘化。除了专业技能技法，大学生还须学习一定的专业理论，掌握和运用基本的政治理论。而目前大学生对理论学习普遍表现出一种应付与厌烦，对必修的理论课仅限于完成考试，通常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理论学习边缘化现象十分明显。 4.分析决策的过激化。遇到棘手问题时，大学生往往表现为分析不冷静，处理问题过激化的倾向。青年学生一是不能自己或组织团队多方面了解情况，冷静分析、发现本质与规律，透过现象发现问题的症结；二是对问题的某些症结短时内无法找到解决方法时往往情绪化、简单化甚至过激化，急躁地以事对事、就事论事进行简单处理，这样必然把关系僵化、矛盾激化，不利于问题及时正确地化解。 5.组织协调的无助化。组织协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对人的综合素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人际交往等能力在质与量、强与弱上表现缺失或不平衡，思想不能统一，人不能团结，资源不能最优调配，导致大学生在独立处理时组织协调不到位、无奈无助。 三、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的途径 针对上述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在思想上予以高度的重视。因为不解决好会直接影响、制约我们对人才的培养，不利于我们工作的顺利完成与正常运转。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 第一，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给大学生的基本能力素质的培养提供实践平台、基本操作方法和管理制度的保证，鼓励大学生更多地自主实践与历练，引导其积极面对，独立处理，逐步积累经验。 第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团学活动。新生进校时，应分年级分班级组织开展大学生的基本能力素质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论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分析决策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的团学交流、比赛活动。并将其纳入综合素质评比体系，激励大学生明确个人努力方向，有的放矢，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人就其位，位列其责，行见其效，效含其利。同时注意加强活动过程的指导，及时指出问题所在与原因，共同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容易得到进步。 第三，积极总结，建立成功案例，积累经验。为了鼓励大学生在日常学习与实践活动中积极参与锻炼，我们应提供基本平台、必要资源，建立大学生基本能力的多媒体课件，做好资源共享工作。通过几年的实践积累，应分项目整理一些优秀学生的成功案例，将比较规范的基本能力要素与案例予以多媒体化、课件化，这样面对新生就可以进行资源共享，最优化、最大化地使用资源。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地位及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就业教育；创业教育；创业素质 论文摘要：创业教育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等方面共同实施。从学校来讲，要改革培养模式，全方位渗透创业教育，要改进就业指导工作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环境。创业教育是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创业意识，形成创业生存能力的教育。开展创业教育是大专院校顺应时代潮流，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也就同样是按计划包干。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毕业包分配政策，学生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60分万岁”是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时髦口号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1989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转变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为公费生毕业推荐，自费生毕业自主择业的“双轨制”，极大地推动了就业教育的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深化了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制度，克服了“双轨制”，先后在部分高校试行了毕业生全部自主择业；199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全部实行自主择业的“双向选择制”。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就业教育的繁荣。 其实，就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的一切教育形式都属于广义的就业教育，而狭义的就业教育是指对即将毕业的中高等教育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实施择业方向、就业心理和就业指导教育等，本文所涉及的是狭义的就业教育。 目前，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除了就业政策和就业指导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外，从现实发展来看，扩大就业道路的主要方式应该是自主创业，就业教育的优势地位也正逐步向创业教育过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指出政府责任的同时，明确要求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创业者，就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单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以实现就业为目标的教育，已不能适应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与终身学习的需要，不能积极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创业教育”就正是顺应改革潮流而诞生的崭新的就业教育理念。 “创业教育”一词最早被提出是在198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研讨会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事业心与开拓技能教育”(Enterise Education)，后来便称之为“创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1991年东京会议报告《通过教育开发创业能力》中指出：“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因为用人机构和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4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也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创业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会议指出，为了适应21世纪新的挑战和变革的需求，教育和培训必须加强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因为创业能力是一种核心能力，它对个人在各种工作领域中激发创造力和革新性至关重要。 说到底，创业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培养自我谋职的教育活动，是指充分挖掘学生潜能，以开发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创业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它不是教育学生如何被动地去接受别人的挑选，如何去适应别人，而是为你指出一个方向，开发一种素质，培养一种能力去广阔的天地里遨游和飞翔。也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帮助学生去寻找工作岗位，而是重在教给学生寻找或创造工作岗位的方法，因此，创业教育是增强创业意愿，提高创业能力，促发创业活动的催化剂，也是构建就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驱动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在学校里就开始进行创业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创业培训和教育会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为事业闯一闯的信心和勇气。如果在校园里大学生就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引导他们把创业作为今后就业的一种途径，并为此尽早做好准备，将更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就业道路。自主创业在大学生就业中所占比重较低，学校创业教育的缺乏也是其中一个较大的原因。在如何引导大学生理性创业的问题上，各高校应尽快完善创业教育体系，为众多的有志于创业的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获取创业知识的平台。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广西各高校的创业教育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所有的高校都开设有就业指导课程，然而所有高校都没有正式开设创业培训课程，创业教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创业协会”几乎承担了传播创业意识的全部重担，而实际上该协会的活动也仅限于开一两场非正规的创业知识讲座而已。因此，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对于创业只是处在想的程度上，而非动手去实践，敢想不敢做的症结所在就相当明了啦12004年，广西才开始举办第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的也仅仅是广西的几个老牌的本科院校；通过走访有关院校和网络信息查询，广西仅仅有广西大学、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桂林工学院等几所本科院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并获得过较好的成绩。笔者曾经浏览了广西所有高校的就业网站，其中大多是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素质测评、提供就业政策、公布就业信息等等，创业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其实，创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笔者所在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就较为重视创业教育，除举办“校园创业计划竞赛”、“创业沙电”“创业论坛”，成立“创业俱乐部”外，还率先将国际劳工组织SYB培训项目引人大学校园，于2005年6月在校园中开设广西第一个SYB创业培训班，首批26名大学生参加了系统的SYB创业培训，省级教育和劳动部门负责人在开班典礼上对此作了高度的赞扬。虽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对学生贷款的政策，但在大学校园中进行系统的SYB创业培训，为开辟大学生就业新天地作有益尝试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培养大学生创业素质的一条新路。 作为在就业教育中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创业教育来说，它的基本目标其实也就是适应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趋势，结合我国国情，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企业家思维的新一代复合型经济与管理人才，教给学生捕捉机会的眼光和组织资源的能力，为学生发展开拓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什么是创业基本素质呢?总体来说，它包含了四个部分： 一、创业意识。它是指创业活动中对人起动力作用的个性倾向，包括创业需要、动机、创业理想、信念、责任感等等。作为新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树立自我的创业意识，实现自身价值，更要树立为社会服务和创业意识，为国家艰苦创业的伟大理想与坚定信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父母、学校和接收单位上，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动机和信念，凡创业成功者莫不如此。 二、创业品质。它指的是创业者的独立性、果断性、坚韧性、创新性等心理品质，是创业者个性人格特点的展示。其实，“创业”对于很多毕业生而言是充满成就感和诱惑力的，但你是否适合走这条路甚或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创业道路，那就与个人的心理品质有关啦。具有自信心、进取心与事业心和敢于创新、探索的精神是成功创业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在物质方面一无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创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挫折，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具备艰苦奋斗、敬业爱岗、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以积极乐观、百折不挠的心态去创业。 三、创业知识。包括了创业基本知识、职业发展知识、职业认识、职业向往、职业体验、职业实践、专业知识、经营管理知识、社会发展知识等，虽然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在创业过程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却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而获得的。例如可采用创业案例教学，加强对学生“三心五力”的培养(即：进取心、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动手能力、搜索信息能力、创造毅力)，使学生更好的学习创业知识。 四、创业能力。在树立了创业信念，具备了果断、坚韧、创新的心理品质，掌握了创业的基本知识后，如何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变成现实，就要有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规划未来职业的能力和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的能力，独立生存和终身不断学习的能力来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了。而实践教学是创业教育中强化这些能力培养的重要过程，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践技能和技术水平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在笔者的调查中，有72％的学生认为在创业中遇到实际操作困难的比率比专业知识缺乏更高。因此要将单一的课堂教学活动扩展到学生自学活动、科学研究活动和现场的生产实践中去，以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当然，要培养学生的创业基本素质是离不开课堂的，但决不能拘泥于课堂知识的灌输，而应构建起传统的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三种基本类型之外的更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即“创业实践活动课程模式”。它由三种形式组成： 一是“课堂+窗口型”，即创业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课堂里进行，同时也要通过学校的“窗口”(创业知识窗口和社会观察窗口)进行。具体形态表现为开设选修课、讲座、培训班和各种社会观察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基层单位、工矿企业、工程项目、商务促销、社区服务、结对扶贫、模拟创业等形式围绕科技难点和社会热点等进行观察和调查研究，使教学过程更加贴近社会和生产的实际； 二是“课堂+社会实践型”模式，这种完全实践型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择业与创业并重，专业与创业结合，边学边干，注重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与企业合作，建立一批社会实践基地，有计划、分阶段地对学生进行实地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实务操作技能；或参与项目开发与研究，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创造性才能的社会平台； 三是“x+1”模式(x根据专科和本科分别为2或者3)，即大学生在前3(或2)年完成课程学习，最后一年让学生进入预就业状态：或参与导师的科研及技术推广，由教师在教学中将学生的毕业设计和自己的研究课题、实际建设项目结合起来，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又可为社会及企事业解决实际问题；或以员工身份进企业、做实习，让学生在准创业的实践中，体验创业的快感、磨练创业的意志、学习创业的知识；甚至可以制订相关政策引导并鼓励学生进行创业的思考与实践，如设立创造发明成果奖，允许学生停学、休学办企业，给予校内企业的政策优惠等。这是创业教育最卓有成效的模式之一，它最能激发学生的潜能，迅速提高创业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说过：“创业教育不是用嘴说的，要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体会，学校有责任和社会建立多种联系，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与社会接轨，帮助学生到一些单位去实践体验。”它准确地指出了培养学生创业素质的途径。 我们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使命，任务重大。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的第七条就明确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关心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不再是求职者，首先将成为职业岗位的创造者。”随着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和卓有成效，我们相信，培养具有创业素质的学生会成为中国大学就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大学生素质论文:谈高校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高校　篮球运动　大学生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当今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素质的人才竞争。素质教育已成为高校教学创新的时代要求，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学科教学的落实。其中体育学科在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素质教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篮球运动为例，从篮球运动本身的特点的多功能性等不同角度就高校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一、前言 21世纪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素质的人才竞争。培养与造就适合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的合格人才，是党和国家赋予高等学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高校的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作为教育的科目之一，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不仅仅是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身体健康，而且要从全面育人的目标出发，通过体育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校篮球运动是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也是一项群众基础好、开展范围广、大学生非常喜爱的运动项目，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很大，特别是CUBA联赛和“三人制”篮球赛的蓬勃开展，掀起了篮球运动的热潮。由于篮球运动的魅力和特点，在学校体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无论从篮球运动的竞技性、健身性、娱乐性、竞争性，还是从全面发展身体素质等方面来看，它都可以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对促进学生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篮球运动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 1.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教育学家曾断言，“学会合作是21世纪的生存本领之一，……如果不会合作，知识再多也没有用”。然而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了对青少年心力健康成长不利的现象，家长对子女的宠爱和娇惯使不少学生患上了孤立、自私、人性的坏毛病。针对这种情况，体育专家认为，“只有在身体素质教育中加以纠正和防止”。 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体育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等，引导他们克服畏难、惧怕、羞怯、自私等心理障碍和惰性，调动其积极的情绪和行为，培养他们无畏、坚毅的品质和拼搏进取的精神，才能彻底纠正他们个性中的不健康因素。因为这些集体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行动的协同性。像篮球运动，在比赛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就是团队精神、集体合作和全局观念。每个队员都要不断地传接球、投篮、跑动等，通过集体的密切配合和协调默契来完成一系列动作，最终赢得对方的。同时篮球又输有赢，参加篮球运动，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胜利和成功是靠大家团结一致，协同配合来的，困难时应该彼此鼓励，失败时不应相互埋怨，成功时应该大家共同分享。要培养学生的和团队合作能力。 2.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 篮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竞争性强，对抗非常激烈，它不仅仅是比技能、比智能、比体能和比心理的竞争，而且也是比思想、比作风的竞争。凡比赛都要争取胜利，都包含一定的超越自我的对抗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而体育比赛对优胜者的奖励，还能给学生带来通过竞争和拼搏获得成功的体验，教育学生不断进取，不断向上，不断追求。牢固树立竞争意识，才能勇敢接受挑战。 3.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今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对于全体中国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接受奥林匹克教育的好机会，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内容。《奥林匹克宪章》中讲：“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所要开创的人生道路，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作用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理。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出色的表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意识。 4.促进学生的身心素质教育 篮球运动的技术动作是由各种各样的跑、跳、投等基本技能所组成，对于促进人体力量、速度、耐力、灵敏等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大学生身体的肌肉、骨骼系统，内脏器官的机能均已发育成熟。篮球运动的教学、训练和比赛，能使学生各个系统得到锻炼，提高体育运动能力，改善内脏器官功能，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都有重要的作用。篮球比赛是在紧张激烈的对抗下进行，它要求学生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运用复杂的技术动作、战术配合与对手强烈地争夺。这种磨练可以培养学生良好健康的心态，使学生有较好的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学会调节自己心理状态，在比赛中掌握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适应教学、训练和比赛把心理压力通过教学、训练和比赛来化解，保持心理控制的最佳状态，提高心理素质，从而达到素质教育中“体”的目的。 5.促进学生在校适应能力 一是对生理适应能力的促进，增强体质差的大学生对疾病的免疫抵抗能力；二是对心理适应能力的提高与改善，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加强大学生“耐挫能力”减少大学生心理不良导向；三是对学习专业基础知识能力的积极影响，培养大学生的感知能力，促进主动休息，提高学习效率。 三、高校素质教育中如何利用篮球运动开展素质教育 篮球运动作为一项在学校开展广泛、深受学生喜爱的项目，有益于学生身体的成长发育，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在高校教育中，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引导学生，不断研究篮球运动的特点和其多功能性，使学生在参与篮球运动中培养竞争能力、享受篮球运动的乐趣和培养欣赏能力。通过篮球的教学、训练和比赛，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身心素质、文化素质、美育素质。在21世纪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篮球运动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高校篮球教学应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在平时教学中要强调课堂纪律，教育学生上课不迟到，课间集中听老师讲解要点，强化组织纪律性，平时多给学生讲中国健儿的故事，激励学生在篮球训练时不畏艰苦锻炼身体，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的品质观念。 2.高校应高度重视篮球等体育文化的教育。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加大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传承体育文化，加强体育场馆的建设，优化体育教育环境，使广大学生能置身与一个自然和谐的体育环境的氛围中，让学生的体育态度得到改善，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动机，将体育作为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终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为提高大学生在校适应能力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3.高校篮球教学应着重培养学生自信心和坚强意志等心理素质。在对学生进行篮球教学中，教师要树立他们“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信念，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坚定对自己的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工作生活的满腔热情和不怕挫折与失败的毅力，逐步提高他们的意志品质。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道德素质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 道德素质 [论文摘要]在探讨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道德素质关系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大学生道德现状，提出大学生就业不应忽视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进而提出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措施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一、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关系 根据有关部门估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将达532万，比2007年增加37万人,创历史新高，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岗位总量的22%。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岗位的有限增长、社会有效需求赶不上毕业生规模增长的问题逐步显现。无疑，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如就业政策、制度滞后、就业环境不理想等等，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大学生自身在思想、观念和素质上存在偏差，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形势。从主观方面看，大学生的职业理想、人生价值观，大学生的价值观以及大学生的诚信素质等道德因素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这些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上海青年报》也在报道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招聘时候更加注重道德考核，道德标准已经成为继能力认证后的第二大用人考核标准。而据智联招聘网的相关统计，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道德标准列入人才考核项目，几乎有半数企业在招聘中都会涉及孝心、诚信问题。许多人力资源经理表示，拔尖的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看中应聘者的职业道德观。 做好新时期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关系千百万学子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关系高校和社会的稳定，关系科教兴国战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这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更需要高校转变观念，把道德教育提高到与文化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高校目前“重知识和技能传授、轻道德和素质教育”的跛行局面，对学生的德育建设，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和改善大学生道德教育，提升就业竞争力。 二、目前的大学生道德状况 就目前而已，大学生的道德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大学生道德行为的自觉及自律意识较弱；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功利性趋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不协调发展。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有敏锐的感受力，但同时大学生自身的不成熟性又决定其在心理上缺乏调控能力，极易受社会环境的左右而在道德认识上出现偏差，产生思想道德上的困惑；道德标准选择的多元化与道德价值判断的模糊化倾向比较明显；在道德要求和评价方德规范的认识和内化缺乏深度，也影响了在生活中的抗惑力，进而在外界的干扰下就轻而易举就放弃了道德追求，使大学生在道德生活中产生了“知行脱节”的现象。例如，从笔者所做的学生调查结果看，大学生对自身的道德状况评价不高，认为“好”的只有11%，70%的大学生认为一般，19%的大学生认为较差或者很差。85%的大学生对“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之一”表示认同，但在具体问题上，这一认知却大打折扣。“您对考试作弊的态度”的调查表明，只有46%的大学生表示“痛恨，坚决不作弊”，同时却有26%的大学生认为“考试作弊虽然不对，但有机会自己也会作弊”，更有28%的大学生认为“作弊在大学里是常见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找些潜在的考试作弊者总计达54%。当被问及“当您发现坐在旁边的同学考试作弊，您会怎么办”时，只有5%的大学生会向监考老师揭发或者暗示他在作弊，却有78%的大学生虽然看不惯，但碍于情面不表现出来，或者事不关己，干脆不管不问。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日常小事上的道德认识是模糊甚至错误的，其道德行为与道认知是不符的。学生应该怎样做，愿不愿意怎样做，应不应该负责任等问题时，其认同率达到87%。又例如，愿意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者让座；大学要重视学习、不虚度光阴；考试不作弊、不弄虚作假；但当问到你是否这样做了,是否愿意承担责任时，认同率仅占38%。道德责任认知水平与行为表现不相统一、不协调。 三、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适应市场需求 （一）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在长达五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凸显了民族精神的重要。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持续不断的一种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培养民族精神，最核心的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于其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民族苦难斗争历史的教育，抵制不良思想和文化的侵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在就业的道路上正视困难，消除消极的心理。 （二）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诚信教育。诚实守信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而形成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拥有道义上的人格的最重要因素。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中出现的“信用危机”，诚信教育成为大学生培养中的重要课题。一是要通过加强道德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在现代社会，诚实守信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养和美德，是为人处世的立身之本。二是要通过加强法治教育，使大学生深刻理解诚信的法律价值和意义，引导大学生树立“信用至上”的价值观、公平平等的法律意识和信守规则的法治理念。三是要严抓师德和学术诚信制度建设。古语有云：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甚大，为人师者的榜样作用不容低估。高校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行为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负面效果往往比普通群体的失信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严重破坏。而推行教师学术道德建设，树立诚信为学的典范，对大学生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功效。 （三）加强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首先，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职业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的工作部门、工作种类等的向往，如果大学生树立了崇高的职业理想，就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发展联系起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其次，教育和引导当代大学生要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好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特别要注意克服脱离社会价值，片面强调自我价值、忽视社会价值的倾向，将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远大的抱负，把自己的需要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大学生道德因素的培养不容忽视，要想使培养的学生获得社会的认可，使学生能够顺利进入社会，我们就必须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要想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理想的发展，就必须要十分的注重学生的道德水平培养，广大教师要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注意上述各方面工作的实践，提倡德育创新，更好地促进大学生道德因素的发展，为社会造就合格有用之才。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再思考 [论文关键词]师范院校 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本文拟从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三个方面谈一些认识。 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各高校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师范毕业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旨在让优秀人才经过师范教育成长为优秀教师。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强师范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迫在眉睫。 一、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呼唤 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教育备受关注，而人文教育却受到冷落，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为此，1998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就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明确的工作部署和安排。特别是把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采取各种办法整合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以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又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素养的新型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第二，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人才全面发展的需要 文化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它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尤其要使学生经过大学阶段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要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和教育实践活动的磨炼，使学生在个体生命中达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在个体人格中达成理性与情感意志、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师范院校大学生特殊角色的需要 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的摇篮，是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工作母机。在师范生中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合格师资的重要举措。师范院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未来的人民教师，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对促进教育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发展创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全民族素质，以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自身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可见，在师范院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即受教育主体在毕业后，将成为推进青少年文化素质教育的的重要力量，它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与其他院校的大学生。师范院校教育不只是要学生学知识、学技术，而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专业、有道德、有理想的教师。在师范院校学生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可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培养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型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在整体上看还是好的。由于国家对师范院校给予了较多的优惠政策，加之教师职业拥有的相对稳定性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师范院校；也因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基础素质相对较好，从而使得师范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有了基础保证。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由于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在师范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当然，由于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在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养方面，既存在着社会共性问题，也有其个性特点。其特点和原因具体表现在： 第一，教师职业理想不牢固 虽然许多学生第一志愿报考了师范院校，但这仅仅是从个人生存和将来就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再由于现阶段的大多数师范院校在规模上不断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大力开发非师范类专业，这也势必会给师范类专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影响到高师生的专业稳定，使部分学生缺乏热爱教师生涯和愿意为教师生涯献身的职业道德品质，从而导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思想的弱化。 第二，知识结构不完善 许多大学生知识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基本功不扎实，加之现有的课程结构又缺少更多的文理交叉，因此，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就出现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的不协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不协调。 第三，文化艺术素养不高 多数师范院校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而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不仅要有较深的专业知识，还应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但是，目前许多高师生却不具备这方面的修养和基本素质，缺乏审美能力，对高雅艺术欣赏不了，艺术品位低。 第四，高师生教师职业基本能力相对薄弱 口语表达技能、书写技能、文字表达技能、教学工作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等是教师必备的技能，但因国家未制定教师从业强制性的技术规范，一些师范院校也未规定较高的技能训练标准；加之受社会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偏好，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能力。 三、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措施 教师工作现已被视为一种专门职业，教师教育具有典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特点，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对目前师范院校大学生在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如下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优化课程体系，建立文化素质教育模块 文化素质教育应从改革课程结构人手，改变以往选修课随意、零星的状态，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选修课有计划地纳入师范院校的特色教学中。应根据师范院校学生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建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模块。具体地讲，应将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模块确定为：(1)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模块。开设中国传统美德概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赏析等。(2)中外艺术模块。开设中外美术简史、中外影视赏析与评论、中外音乐简史与欣赏等。(3)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模块。开设西方思想史、西方文明史和世界优秀文学作品赏析等。(4)形势与政策模块。开设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动态专题等。(5)现代市场经济管理模块。开设市场经济导论、行政法律及民事法律专题、当代管理理论等。文化素质教育系列选修课程，一般每门课程开设30～40学时，面向全校由学生自由选课。在教学管理上，可采取考查、撰写小论文等灵活的方式进行考核，以促进学生积极选课。在保证课程门类的基础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使文化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虽然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对减弱，但师范院校教师文化素养的高低，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质，是在专业教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前提。师范院校应充分发挥全体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特别是专业教师，应结合专业课教学，寓文化素质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使之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要自觉地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教育始终，充分挖掘和发挥专业课对人才文化素质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教书又育人。专业教师本身既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又要有一定的思想境界，以自身思辨的、感情的、道德的、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激励学生，影响他们的志趣，启发他们的觉悟，振奋他们的精神，这样才能为人师表。因此，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除了本身的努力外，师范院校应创造条件让教师在文化素质上有所提高。在师范院校教师的选用及培养中，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已成为基本要求。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师范院校教师的文化素质，既是提高师范院校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根本基础，也是提高文化品位的根本保障。很多学者认为，文化素质即是人文素质，而很少谈到科学素质。其实，在师范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当中，应该把二者的统一作为教育的核心来对待。 第三，积极开展具有师范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 师范院校肩负着为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的重任，其所培养出来的教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和行为举止，将直接影响到民族的整体素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校园活动的育人功能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应突出师范特色。首先，要多开展对广大学生的师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培养一代具有较高素质、爱教、乐教、安心从教的人民教师。其次，要多开展师能的培训和现代教育意识养成的活动，使学生在校园内提前走上课堂，按合格人民教师的标准完善自身。要多开展全校范围的学生教师职业技能大赛、优秀实习生大赛、“三字一话”比赛等活动，从而使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师能。再次，要多开展提高科技文化含量的校园活动。要定期开展“科技文化艺术节”、“科技发明大赛”和“大学生辩论赛”等活动，着力提高广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要创立、发展各级各类科研组织，形成交流、学习、示范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规范运作机制和择优、鼓励为一体的学生科技活动的竞赛机制，引导、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最后，要积极开展校园学术活动。要鼓励教师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鼓励他们定期参与学生的学术活动，并形成制度。要通过办好“校园学术报告厅”，邀请部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及时报道最新的科研成果动态，以及播放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实况录像等，营造良好的校同学术氛围。 第四，创建校园人文景观，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培育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的人文景观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优美的校园景观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形成积极向上的审美心理。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应体现师范性。师范院校应根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增设师德园，或一些名人和名师的雕像。此外，还要加强校园的美化、绿化建设，制定符合师范院校特点的校训和行为规范，加强对教室、寝室、实验室、图书馆内外的布置和美化，形成良好、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让师生的情操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陶冶他们的高尚情操。同时还要注意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提高校园周边环境的文化层次，使大学生从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总之，加强师范院校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全面人才观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大学生素质论文:关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论文关键词〕 人文素质；教师主导作用；校园文化 〔论文摘要〕 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抓好课内教学的主渠道建设，加强社会实践、努力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一、切实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大力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 人文素质教育着重于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但必须与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人文素质教育也是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基础载体，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如果只有条条，就没有说服力，只有同现实、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真正收到实效。人文素质教育，也总要结合现实的需要来加以阐释，这就必定含有正确的思想政治和道德价值取向，完全离开正确的社会政治价值和道德尺度，来讲所谓的纯粹文化素质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和西方大学通识课的主要区别。 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和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文化是影响科学研究创造性活动的重要因素，是科技人才创造力广泛而持久的内在源泉。科学不可能产生于哲学与文化贫瘠的土壤。任何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相应文化的支撑，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文化底蕴。正如世界级科学家钱学森对总理说的话：“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可以说文化艺术是科学创新的催化剂、激活剂，只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才是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证。 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基地，也具有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化，培育和创造时代先进文化的功能。因此大学是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教育最集中的园地，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家庭、社会无可比拟的作用。校园内诸多要素，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大学的系统性教育，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引入体系化的高起点。学生能够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系统地受到道德、法律、文史哲、科学、文艺和校园人文环境等人文素质的熏陶；系统地得到语言行为方式、人际关系、交往礼仪等人文形态的塑造。使学生人文素质的发展，获得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集知识、素养和形态为一体的高起点。高校的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带到学术化的高平台。高校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学术视角、学术氛围、学术生态，学生在大学中接受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极大的学术含量，能够在科学性的意义上，把人文意识、人文精神、人文品格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在认知、价值和审美相统一的学术情景中，探求人文素质的真谛，掌握人文素质的内涵，获得人文素质养成的高势能。大学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这种创新职能，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推向现代化的新高度。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成长规律，重视人文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提高，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充分发挥教师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学生在大学里接受系统化、学术化、价值化的人文素质教育，需要教师设计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通过言教和身教两种手段，使学生喜欢和接受人文教育。使他们对这种教育发生兴趣，找到感觉，从而发挥其主动性和自觉性。要通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启迪和生动活泼的教学，使学生从内心产生自觉的人文向往和追求，增强学生对正确的人文价值的兴趣和感觉，从而自觉地在正确和错误、优秀和不良之间进行选择和取舍，使学生在更深的层面上建立起对人文素质的认同和判断力。教师不但要“授业”、“解惑”，而且还要“传道”。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传道”。传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之道，传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之道，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道，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道，传“八荣八耻”之道，传正确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思想之道。总之不仅要教育学生会做事，更要教育学生会做人，要做好事，先做好人。 人文素质教育不仅需要教师的言传更需要教师的身教，教师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人文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学生的人文素质，不仅从课本中读得，从课堂上听得，而且往往是教师自身的素质带出来的。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做到为人师表。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要治学严谨、教书育人，拥有良好的师德规范。师德是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教师既严格要求学生，又和学生打成一片，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别要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精神，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循循善诱，启迪学生的心灵，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发自内心自觉的学习中，对人文素质的培养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三、课内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课程内容水平的高低，教学方法的好差，都会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优秀精品课程不一定使所有学生都能成为优秀人才，但是优秀人才一定是通过优秀课程的培养成长起来的。高水平的教学内容，反映的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回答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和人文困惑，体现的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规律。学生通过学习，不仅能够接受优质的人文知识，也能进行深入的人文思考，最终获得切实的人文修养。充满活力的教学方法，教给学生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获取答案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动态性的思考；使学生得到的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促使学生实现的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学生通过这样的培养，能够从人文知识向人文素养的内化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四、加强社会实践、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努力建设校园文化 课堂教学告诉学生什么是人文素质，而人文素质的实现往往在课堂之外。人文素质是通过人文知识的接受、消化和应用养成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人文知识的接受、消化和应用，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教育平台和更活的教育方式。 人文素质是通过学生在动脑思考问题和动手解决问题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发光点和增长点而养成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为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资源，促使学生将专业知识与人文素质、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实践效能相结合，使学生的理想、情操、智慧和能力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成熟。 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具有熏陶、滋补的功能。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观念、党风、政风、教风、学风、校风等在内的校园文化，是学校的精神底蕴、文化内涵和学术品位。校园文化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包含正确价值观、高尚人格准则、强烈的创新精神的校园文化，围绕学校的培养目标，使学生在政治思想过硬，道德品行高尚，专业知识扎实，勇于创新和创业，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上，形成强烈的心灵感应，并逐步变为内在的品质。校园文化对培养学生的爱校敬业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爱校敬业精神，是学生优良人文素质的重要体现，学生只有树立起强烈的爱校精神，才有可能珍重学校声誉，尊重教师的培养，爱护同学的友情，才有可能确立对学校负责，对自己负责，对事业负责，对社会负责，乃至对国家负责的行为责任。校园文化并不教给学生专业知识，但它给学生以风气的熏陶，理念的镌刻和精神的滋补。厚重的大学精神、先进的理念、优良的校风，使学生在理解了学校教育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勤奋学习和艰苦奋斗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意味着什么之后，就会以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去迎接挑战，克服困难，不断实现人生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目标。 大学生素质论文:试论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发挥与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教育职能　大学生　文化素质 论文摘 要：当代大学生在二十一世纪，如何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如何提高文化素质是当今大学生在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大学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内涵相当丰富，它能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培养大学生个性特长，增强大学生信息意识和能力，这有着巨大的潜在作用，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所谓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意志、道德、修养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它体现在政治、业务、文化等各个方面，一个人素质的铸造和高低决定于多种因素，既取决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受教育的程度，也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的铸造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这就要求在校的大学生，努力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素质，不但应有丰富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还应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事物的分析、综合、归纳的能力，以及在实践中的动手能力等等。并在大学期间加强道德品质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1高校图书馆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 作为高校来讲，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主要靠正规的课堂教学和专业知识的培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实践证明，这一渠道显然是不够的，如何把“被动”受教育和“自己”的阅读活动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更加广阔，是学校教育者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就某种意义来讲，学生的：“自己”阅读活动，对于他们综合素质的潜在影响，并不亚于课堂教学收到的效果。学校图书馆是学生进行“自己”阅读活动的主要场所，充分发挥高位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作用，配合课堂教学，“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高校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图书馆作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加强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适应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需要 众所周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作用，从来都是被国家人民群众所重视的，许多学者和名流，都有着切身体验。在这里人的世界观得到塑造，品德得到熔炼，情操得到熏陶，学问得到拓展。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的事业更是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时代的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由于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对于他的革命生涯起到了重大作用，无数的事实说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宝库，的确是读者无声的导师。 现代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四种社会职能：即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当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之际，伴随着信息价值，信誉需求的变化，现代图书馆正在向电子图书馆发展，其功能也特从“藏用并蓄，以用为主”向“信息传递”过度。毫无疑问，这一从单一到多元化的进程将更快、更广泛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高校图书馆从目前的状况看，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图书馆的那样大的规模和那么多的文献资料、设备和现代化程度，除少数重点大学外，都不算好，相互之间不平衡，特别是新建大学的图书馆，软硬件方面更是严重的滞后，其表现度与国家的期望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它的特有教育职能的发挥，虽然如此，但从一定范围来讲，大学图书馆仍然是?科学文化程度，履行情报职能，传播信息的重要阵地，是学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同样发挥着无声教育的作用。在铸造和提高学生素质方面，体现着自己的价值。 3 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服务 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努力为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服务，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工程，既要有阶段性的要求，也要有长远规划，大学图书馆作为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作用的发挥，包括“显性”范畴和“隐性”范畴，图书馆的“显性”范畴表现在它们建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设备的程度、藏书的多少、信息交流的范围、组织机构设立的管理人员的配备等等；图书馆的“隐性”范畴表现在管理人员的水平、规范制度、服务质量、读者的范围、效益的发挥等等。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缺一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目前，在物质条件欠缺的情况下，为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我们只能从认识的提高和工作上的改进来体现它们的效益。 (1)提高认识。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能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简单说来，关键在于重视与否，主动与否，以及能否采取得力措施，使其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创新，学校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在精神文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加强对图书馆工作的领导，在经费上予以优化，在发展上予以关注，真正把图书馆看成是体现学校风貌的标志。 (2)良化藏书。人类文化遗产中不仅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不言而喻，图书馆对各种书刊都可以兼收并蓄，但藏收的好坏和质量的高低都直接影响教育职能的发挥与实现，因此，图书馆必须藏收，定期进行剔旧工作，即使一些市场上畅销的书籍，在采购时，也应有所选择。 (3)加强管理。高校图书馆既然是学生精神的“天堂”和“圣殿”，除了有着好的精神“食粮外，还应有优质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态度。各种规章制度都应以方便读者为前提，不合理的限制和不合理的收藏都应取消，通过加强管理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一支事业心较强、熟悉业务、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过硬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队伍，潜移默化的感染读者，从另一个方面，用光和热照亮学生求知的道路。 (4)积极引导。如何利用图书馆的现有设备和藏收，使其使用率尽可能达到较好的标准，是读者的要求，也是管理人员的职责，在学校图书馆的读者中，特别是学生，面对浩瀚书海，阅读时往往缺乏目的性和系统性，收不到预期的，因此，开展阅读指导活动，将更好地发挥藏收效益，如开设文献检索课，开展咨询服务，就学生阅读选题进行专题解答，吸收学生参与图书馆的采购、文献借阅、工作监督等。这些活动既可以使图书馆成为学生课外学习的主要场所，也可以全面提高他们辨别、阅读、理解、利用文献的能力和技巧，使图书馆的工作行动活泼，富有生气。 (5)着眼未来。当前，社会发展已进入渐进和突变的转型阶段，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并出现质的飞跃。因此，图书馆已不满足于藏收数量的积累和服务方式的现状，其社会性文献交流学、信息经济学、藏收建设等，都要置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再认识。学科理论要增添新的内涵，对这一问题学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应勇于实践探索，以便使图书馆事业于二十一世纪，在质的飞跃上有更新的突破，更好地为大学生服务。 总之，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文化素质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的图书馆环境在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中能有效地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能使学生熟悉地掌握图书馆的各种知识，更好的利用各种信息资源。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了当前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即：没有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现有的“知识”加“活动”的模式不够科学合理；没有构建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然后对如何深入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三点建议，即：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达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文化素质培养的空间。 1 当前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1.1没有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 1.1.1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指传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主，培养人文精神，以发展学生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物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并影响学生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为目标的教育。”；“科学教育是指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以发展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提高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为目的的教育”。无论是人文教育还是科学教育，都是重在一种精神和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 1.1.2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必要性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重大问题都变得非常复杂且具有综合性，很难依赖单一的学科独立地予以解决。这就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具有更为全面的综合素质。 1.2现有的“知识”加“活动”的模式不够科学合理当前，许多高校都认识到了大学生文化素质的不足，于是积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 1.3没有构建出完整科学的教育体系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在某一时段、某一场合单独、孤立进行的，它必须全方位的考虑。因此，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两种现象，并努力加以改正。 1.3.1对专业教育比较关注，对结合专业教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较为忽视由于仍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不少理工科教师没能处理好专业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认为这只是人文社科类教师的事情。其实，任何专业课程都不是与文化素质教育不相关或与其构成简单相加关系的孤立系统，而是人类整个文化成果中的组成部分，都能找到与文化素质教育的结合点。华中科技大学在对专业教学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总结了8种方式，值得借鉴，即：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 1.3.2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文化素质教育关系没有理清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定位，但二者却是相互交融的，其中，文化素质教育是基础。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说服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不同政治理论的识别能力。 2 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水平的措施 2.1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达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 2.1.1积极设置跨学科、大专业的课程针对专业划分越来越细，专业知识面越来越窄的特点，应考虑拓宽专业课程设置，注重专业交叉，尽可能广泛设置各种新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管理数学、计算机仿真论等等。通过各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延展，不但能使学生放大视野，拓宽思路，触发灵感，增强创新能力，还能因溶入了人文教育的内容，从而加深学生的理性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2.1.2大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结合我国国情和课程设置的政策性、稳定性以及教学计划中课时的有限性等因素来看，选修课应当成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 2.1.2.1按主题、模块对课程进行分类根据我国和国外文化素质教育的经验，一般而言，我们可以确定六大类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即：文学和艺术类课程；哲学、思维方法类课程；自然科学概论类课程；法律类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历史类课程；大学生心理学类课程。 2.1.2.2推出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一提到精品课程建设，众多高校一般都会把注意力放在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公共基础课程上面，而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极少引起关注。 2.2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从学校的角度讲，就是要将教师的培养和学校素质教育的实施结合起来，将教师的继续教育纳入到学校素质教育整体规划中，将提高教师素养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统筹规划。 2.3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文化素质培养的空间 2.3.1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并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要求、形式内容、方法途径、时间要求、成绩考评、工作量计算、奖励办法、组织领导及有关政策等给予明确规定，真正把社会实践工作落到实处，并随着高校体制改革不断加以修订，使活动贴近高校发展实际，有章可循。 2.3.2将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规划①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以教学实践、专业实习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教学，把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巩固理论教学实践成果的重要环节，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②组织大学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调研成果。③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科技活动，提高科研素质。 2.3.3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社会实践基地可以起到聚集人才、优化资源、示范辐射的作用。应本着社会与高校共同建设共同管理,服务社会和服务高校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原则，建设社会实践基地，改变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存在的不健全、不固定、实践活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问题。 大学生素质论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研究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 高校思想道德建设 高校学生工作 论文摘要：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时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和精髓融入到高校学生工作中进行研究，发现加强学生的荣辱观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升其使命感、时代感、责任感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和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衔接，以期促进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高校学生工作的科学发展。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民族自立的重要标志。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绵延五千年的产物，从未中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德、尚德育、尚德风的传统，使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显著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儒学，按照儒家文化，个人是道德的，由道德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道德的；不仅个人要服从道德，国家也要服从道德。所以，儒家处事的根本原则就是道德考虑高于并优先于功利考虑。早在孔子之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以"修德 "作为君子的最高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直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左传· 襄公二卜四年 》) 所以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突出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与禽兽区别的根本，"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也就是要 "有德"。 《大学》 篇更是把"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作为个人的社会与政治理想，而"修身"是基点，也是以德性为先，以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文明成果，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个人只要按照修身的原则和方法，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发挥出自身的潜能，就一定会锻造成理想人格。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学校教育更应植根于富有底蕴的传统文化之中，以培养出具有民族特质的人才。因此，当代高等教育应坚持把促进社会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校园教育的核心。 通过以上回顾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 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对于高校德育工作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生德育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使其在自身内容的建构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以保持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部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 可以看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和高校德育工作方面，大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无外乎这几个方面：首先，都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髓又有糟粕，当今高校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汲取优秀的道德资源，积极主动地推动高校德育建设的和谐发展。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思想，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建设面临的挑战。要使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引领大学生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思想。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诚然，整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其发挥出应有的育人功能。但是，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与我国当今所弘扬的主旋律相匹配，需要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需要与我国文化建设相统一，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传承，才能更好的开展高校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但是，他们的研究缺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等学科的角度分析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更缺乏从这些学科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他们只是浅显的描述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且大致的甚至是严重的描述了大学生存在的一些负面思想，缺少理论支持，论述显得比较空洞。另外，他们提出的建议也缺少制度的保障，实施起来比较困难。缺乏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单一的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机制，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会比较小，更与学校的初衷相背。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大学生整体上来看,他们的思想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地对待个人利益,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但是,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其一些负面影响着正在成长的大学生。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理想追求淡化,强调个人本位,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道德观念淡薄,强调个体行为的随意性,对道德、纪律的蔑视却被看作是"有个性";贪图安逸享乐,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缺乏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精神;诚信缺失等等。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培养具有深厚学识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能遵守社会运行秩序、明礼诚信、服务于社会的人才。因此,加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学会共处、学会同情;帮助他们树立"诚信"、"公平、正义、宽容"的理念等一系列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是21世纪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趋势。 学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认识到优秀文化对大学生道德素养的培养具有重大的作用。只是，绝大部分只是简要的描述，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要改。革课程设计 、增加古典文化经典学习的力度、引导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经典的人文科学知识等措施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此外，有些学者从建立规章制度，增强法律制约，建立高校诚信测评机制视角出发，要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树立教育及教育者的诚信形象，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创新诚信教育方法。但是他们无疑都忽视了现今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教育学生的固有模式，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的实施面临诸多困境，此外，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提升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只从学校的角度去实施，难度较大，效果较差。 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文化背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制定使大学生容易接受的、有制度保障、的和激励机制的措施，充分合理科学的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大学生素质论文:浅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路径探究 论文摘要：近年来，大学生安全事件频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面临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及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加强新形势下大学生安全教育刻不容缓。安全教育要取得实效，就必须对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故进行梳理，探究事件背后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并从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自身寻找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的路径。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安全素质；综合教育观 近年来，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公安、消防等部门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纵观大学生安全事故不难看出，有些事故是难以防范的，但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而避免的。为此，笔者对近几年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件进行梳理，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探究大学生安全素质培养的有效路径。 一、大学生常见的安全事故 1.出行安全事故 大学生是个活跃的群体，同时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和自我生活能力，有相对宽松的时间，具有更多的冒险精神和追梦遐想，这些都促成了大学生的旅游热，如春游、秋游、毕业游、自驾游等。在旅游期间，很多大学生因麻痹大意或缺乏安全常识发生了安全事故，甚至因此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令人扼腕叹息。如2012年4月发生在苏州太湖的快艇事故，3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及1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溺亡。乘坐快艇的大学生都没有穿救生衣，在某种程度上延迟了救援的黄金时间，这种在旅行中溺水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近几年，户外运动爱好者在野外探险时遇险的新闻并不鲜见，如2011年10名复旦大学学生擅自进入黄山未开发区域探险，在风景区迷路，救援过程动用大量的公安、消防力量，大学生探险合理性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当前，悄然兴起的大学生自驾游应值得关注，或驾驶自家车辆，或租借车辆，这种新的出行方式虽然给大学生带来了新鲜感，但自驾游过程中也潜在诸多危险因素，很多大学生估计不足，也有不少学生为此而丧命。 2.因心理问题引发的伤害事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大学生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等多重压力。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也面临着学习、生活、情感、交际、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呈现高发趋势。因心理问题导致的伤害事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如1991年的卢刚事件、2002年的刘海洋事件、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2008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弑师事件、2010年的药家鑫杀人事件等，每一个事件都触动着社会的神经，大学生作为心理危机高发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 3.网络安全事件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手机网民数达3.56亿。而网民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网络作为快捷的信息传播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色情、暴力、邪教内容的网站泛滥，这些信息对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中的大学生来说，危害相当大。正是由于网络影响的深刻性及广泛性，使得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大学生安全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缺乏，防范心理弱的特点，借助网络进行诈骗、抢劫等，同时，大学生因网络交友不慎引起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被抢劫、杀害的不在少数；网瘾也是严重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一大杀手，轻者被休学、退学或直接开除，重者则因此而失去生命，如台湾桃园一名23岁男子，包机连续打了23个小时“魔兽世界”线上游戏后暴毙。大学生的网络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4.寝室火灾事件 寝室是大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大学生非常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各高校都加大了宿舍管理力度，从规章制度、日常管理、防火宣传等诸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收效甚微，违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如乱接电线，熄灯后借用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电源；使用劣质插座、台灯；为寻求方便，在床上使用电脑，并长时间在无人的情况下开着电脑下载电影；使用小功率的电热杯等。诸如此现象都隐藏着严重的火灾隐患，如上海商学院一女生宿舍违规使用“热得快”引燃了堆放的杂物，致使4名学生身亡。南京一学生公寓楼某宿舍私拉插座，导致电器短路引发火灾等，一件件鲜活的案例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但悲剧却仍在发生。 二、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分析 不难看到，血的教训并没有阻止一个个悲剧的发生，从理论上讲，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高素质群体和精英群体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但在现实的具体行为选择上往往出现偏差，面对不规范、冒险的、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行为，他们却选择了去尝试，选择了去冒险，选择了去违背，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应成为高校重点关注的课题。 1.大学生安全意识淡薄 大学生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安全意识淡薄应该是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虽然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但教育并没有取得实效，最重要的原因是校园安全文化没有形成，大学生的安全素质没有得到有效培养。当然，安全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当一件事情形成一种习惯性行为的时候，就很难改变，这种习惯性行为有好的习惯，也包括坏的习惯，到了大学这个阶段，往往习惯已经形成，再加上很多时候安全教育并不是贯穿大学教育始终的，往往是出现大学生安全事故就重视，就加强教育，这种运动式的安全教育是很难取得实效的。对于大学生而言，安全意识至关重要，没有安全意识，就没有相应的安全防范，发生安全事件也会在情理之中。 2.学校安全教育不到位 大学生安全工作很容易被忽略，也往往会出现学生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大为重视，日常工作中就逐步淡化的局面，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跟学校的其他工作相比，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孰知，安全素质在所有大学生应具备的素质中居于首位，但现实教育中，学校人才培养更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劳的教育，这一教育理念也影响了大学生安全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学校安全教育是大学生获取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等安全素养的重要教育主体，很多学校也非常重视，但从实际安全教育落实来看，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安全手册、安全宣传栏等在宣传上到位，但遗憾的是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没有进一步跟踪教育的效果，在我们走访的部分高校中，很多学生将学校发放的安全教育资料束之高阁，对寝室楼内、校园宣传栏等安全教育内容也是视而不见，这种安全教育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安全意识问题、安全素养问题。还有的高校没有开设安全教育课，虽然也有消防演习，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学生没有真正掌握逃生知识；还有很大一部分高校并没有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生命至上的理念没有形成。从目前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来看，还有很大的空间，与形成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工作还不够到位，教育形式上不够灵活，落实的力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社会负面影响愈加凸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就业难、看病贵、上学难、房价贵等诸多社会问题对大学生思想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大学生，正值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极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有些大学生表现的非常浮躁，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大学学习失去兴趣，表现出急功近利，注重现实与眼前利益的行为，这极易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如有的大学生陷进传销的泥潭，有的为了蝇头小利走上犯罪的道路等；另一方面，大学生易于接受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但其社会经验却不足，如对网络负面影响的危害性，大学生应该心知肚明，但总有一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流连于色情、暴力等非法网站而走上不归路；还有很多大学生受社会上的“驴友”影响，乐于探险、喜欢自驾游，明知自己不具备探险的经验或物资准备不全，但仍然轻率的去尝试，却往往会为此而丢失性命。 三、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路径 现实告诉我们，大学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不仅是国家人才的损失，也给其所在的家庭造成终生的痛苦，其危害之大，影响之广，给学校、社会、家庭都敲响了警钟。为此，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 1.弘扬和建设大学安全文化 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在其从事生活、生产实践的一切领域内，为了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安全并使其能安全、舒适、高效地从事一切活动而创造了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就是安全理念、安全意识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各项行为的总称。大学的安全文化是人类安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的基础。 弘扬和建设大学安全文化是大学生安全素质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从大学生个人层面上看，安全文化起着塑造大学生安全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纵观各种事故，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学生的安全人格没有养成，而安全人格的养成，要依赖大学的安全文化建设，安全人格的塑造就是安全人的塑造，它是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基础部分，是当代大学安全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从学校层面上看，大学安全文化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起着目标、规范、意见和行动整合的作用。大学文化主要传授的是对安全的思维、认识和态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安全的哲理、价值观、行为和道德规范；掌握安全科学的知识、技术、手段和方法；学习现代安全管理办法，建立与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安全工作机制，宣传安全伦理道德、安全行为科学、安全法制观点，从带有强制性的“要你安全”的方法，变为“我要安全”的行动。 从整个社会层面上看，大学安全文化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作用。大学的安全文化建设应融入全民安全文化建设中，整合社会上更多的资源发展大学生安全文化，形成社会上关注大学生安全的舆论氛围，形成合力和正确的工作导向，推动大学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大学生安全素质教育水平。 大学安全文化建设是提高大学生安全素质的最根本、最深刻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安全文化建设，以文化教育的手段和途径启发、教育、影响和造就具有安全人格的大学生；在安全文化建设中，通过改变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思维方法，进而规范大学生的行为，树立安全文明的道德风尚，确立正确的安全人生观和安全价值观，达到提高大学生安全素质的目的。诚然，大学生在学校是被教育者，将来他们又会是安全文化的教育者、引导者和传承者，在提高全民安全文化素质中将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 2.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安全教育课程建设是大学生安全素质培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安全教育的必然要求。然而，就目前的安全教育课程建设及进课堂的情况来看，形势并不乐观，很大一部分学校对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对安全教育形势认识不足，导致安全教育课开课不足，有的学校用讲座、参观或演习替代安全教育课，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在当前大学生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下，高校应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形成安全教育进课堂的长效机制。 （1）开设独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当前，有的高校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等人文素质类课程，但涉及防火、防盗、防诈骗、自救知识等内容的安全教育课程及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多数高校还没有开设，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并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涉及大学生生活安全的教育内容，为此，高校应将安全教育列入学校教学计划，并定为大学的必修课。 （2）组建专业化的安全教育教师队伍。任何一门课程建设都需要一支专业化的教学、研究队伍。安全教育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课程体系，首先，要成立安全教育教研室，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其次，要配备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及丰富工作经验的教师，安全教育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社会上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大学生悄然兴起的“自驾游”等，这些新的问题潜在的安全隐患及应对策略必须经过课堂教育即时传授给学生，这种即时性教育能够大大缓解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还要加强安全教育的研究工作，以研究促进工作的开展，比如安全教育实施后，安全教育效果的评估，大学生安全意识的变化，安全教育的教学方法等等。最后，整合安全教育资源，将所有涉及学生安全的课程、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整合，构建大学生安全教育体系。将“法律基础”、“心理健康教育”、“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也纳入到大的安全教育课程体系。除了担任课程教学的教师，也可吸收辅导员、安保人员等一线工作教师，这样就构建了既有理论教学又有实践教学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体系。 （3）选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有了专业的组织机构和教师队伍，还应运用专业的教学方法。安全教育不仅仅是安全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安全的重要性、辨别是非的能力及学会突发事件的应对，要达到这一教学要求，必须采取知识传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案例教学中，除了讲解典型的安全事故案例并进行深入地分析外，还要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引导他们深入的思考，辅助以必要的消防安全展览、交通事故展览等，从安全意识、安全思维、安全技能等多层次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3.注重和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 当前国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敌对势力利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友善的论调加紧对我国的思想渗透；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社会矛盾冲突凸显。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 大学生安全教育除了身心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综合安全观教育要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多元文化思潮的交融交锋中，教会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当前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并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大学生素质论文:关于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现状调查述评 论文摘要：通过自编的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调查问卷，对8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有较强的公共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公共安全知识、具备一定的公共安全技能，但是，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急救技能比较欠缺。由此，除了课堂讲授以外，“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也是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要科学安排训练内容、合理配置校内外的师资；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要坚持“安全第一”、“生命第一”、“预防第一”的原则。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调查 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安全，包括国防安全、环境安全、社会福利保障和免受犯罪侵害等多个方面。[1]大学生公共安全素质是大学生为了防范和应对可能危及身心健康和学业生活的社会风险因素，通过教育训练和环境影响而具备的知识、技能、意识的组织结构和质量水平。大学生作为当代的有识青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公共安全素质水平对于保持教育系统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课题组分别在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青海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和辽宁省等8个地区选取16所高校，在每所高校抽取50名在校大学生。本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60份，回收率95%，其中有效问卷756份，有效回收率94.5%，符合科学调查的基本要求。其中，男女分别为342人、412人，2人未注明性别；一、二、三、四年级分别为112人、232人、318人、92人，2人未注明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分布情况：富裕的52人、一般的614人、贫困的86人，4人未注明家庭经济状况。在生源地分布中，来自城市地区的大学生为478人，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为274人，4人未注明生源地。 2.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调查大学生的公共安全素质状况。本问卷共有60道题，主要包括公共安全意识、公共安全知识、公共安全技能三个方面内容，每道题按照“赞成”、“不清楚”、“反对”三个选项统计结果。受访者按照自愿的原则完成问卷，完成一份问卷的平均时间大约为15分钟。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有较强的公共安全意识，并体现出“自保”与“利他”并举倾向 大学生对潜在的安全风险有一定的预判意识、防范意识。83%的大学生“能够及时发现生活中潜在的危险”；76%的大学生相信“与10年前相比，我国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更加频繁”。80%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办理了人身意外保险”；75%的大学生“从不相信销售考试答案等野广告”；只有32%的大学生“面对陌生人的求助，会不加考虑地给予帮助”。 大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94%的大学生认为“生命属于自己，还属于家人、朋友和社会”。82%的大学生认为“人很脆弱，平时要处处注意安全”；79%的大学生认为“发生危险时，要最大程度地降低自身损伤”。 大学生在自保的基础上，对他人和社会安全问题体现出责任意识。当个人利益可能受到侵害时，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出现折扣。只有48%的大学生表示“紧急状态下敢于牺牲自己以保护公共利益”；只有38%的大学生“遇人落水时，会奋不顾身地下水救人”。同时，大学生也表现出较强的利他倾向。84%的大学生认为“发现安全隐患时，会及时地提醒周围人”；90%的大学生“非常关注地震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70%的大学生认为“在突发事件中，会优先救治重伤者、老人、儿童”；88%的大学生“会及时与晚归的室友联系，以确定其安全”。 2.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公共安全知识，但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 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生活安全常识，但受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的影响，部分常识缺乏科学依据。81%的大学生“去人员密集场所，常常留意安全通道的位置”；74%的大学生“在网吧上网结束后，会检查所登录过的网站已关闭”；93%的大学生“当储蓄输入密码时，常常用身体或其他物品遮挡”。但是，大学生的安全常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71%的大学生“习惯找个单独的卡册存放银行卡、身份证”，没有做到卡、证分离；36%的大学生认为“豆角、豆浆等食品不会引起中毒”，没有意识到如果烹饪不当，豆制品容易引起中毒。 大学生熟知一些与公共安全相关的法律知识，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掌握的不透彻。86%的大学生认为“在使用互联网时，不允许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92%的大学生认为“消防车赶赴火场的时候，其他车辆和人员必须避让”；81%的大学生认为“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同样给予处罚”；90%的大学生认为“组织集体课外活动，须经学校同意”。但是，还有31%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在学校可以参与宗教活动”；37%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甲类传染病的疑似病人，确诊前不需要隔离治疗”。 大学生对防灾知识有一些了解，但存在着“盲点”。94%的大学生认为“遇险时，可以通过火光、浓烟、反光等信号求救”；79%的大学生认为“在雷雨天应该远离铁塔20米以外”；86%的大学生知道“大雾红色预警信号时，会进行交通管制”；83%的大学生认为“液化气、汽油、甲醇等化学品均可对人造成伤害”。但是，部分大学生的防灾知识还存在着不足。只有46%的大学生确认“防空的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只有44%的大学生知道“122是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还有30%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天然气泄漏时，可在现场拨打电话救援”。 3.大学生具备一定的公共安全技能，但急救技能比较欠缺 多数的大学生能够通过正确的减灾技能降低灾害损失。93%的大学生认为“油锅着火，应该切断火源、盖上锅盖”；89%的大学生认为“高温时，要尽量避免午后的户外活动”；91%的大学生认为“发现宿舍被盗后，应立即向保卫处报告，保护现场”；84%的大学生认为“发现人员燃气中毒时，应立即打开房间门窗”。 当发生灾难时，多数大学生具备正确的逃生技能。92%的大学生认为“火场逃生时，要用湿手巾捂住口鼻，匍匐前行”；88%的学生认为“公交车失火，可用铁锤或鞋跟打碎车窗，疏散逃生”；84%的学生认为“电梯急剧下降时应身体贴紧电梯壁，保持膝盖弯曲”；86%的学生认为“受到海啸威胁，应该有组织地向高地转移”。 遇到身体伤害事件时，大学生的急救能力尚有不足。只有63%的大学生认为“食物中毒时，可用手指刺激咽部催吐”，这与相关调查结论一致。同时，大学生的一些急救措施存在着不当之处。64%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应该“将溺水者朝上置于腿上，按压其腹部将吸入物排出”；50%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当酒精中毒时，应将患者置于稳定性仰卧位”；47%的大学生错误的认为“在扭伤发生的24小时之内，尽量用热水袋热敷”。 三、对策 1.拓宽公共安全知识的传授途径 以往高校常常以课堂讲授、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活动。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高校常常采用“逐层传递式”，即只针对班团干部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再由班团干部向普通同学传达讲解的教育形式。讲授式在过去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也将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讲授式注重介绍讲解性的内容，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一种“满堂灌”的教育模式，非常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因为公共安全知识涉及各行各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具有宽泛性、变化性，教师的讲授很难涵盖公共安全知识的全部内容；另外，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猎奇的心理特点和较强的独立意识。这些因素都促使大学生的公共安全知识学习途径要拓宽。现在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模式正从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演进，即从向学生被动传授安全知识模式向学生主动需求安全知识、技能和素养模式转变。 除了教师的讲授，同学间的“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也是重要的公共安全知识学习途径。“同辈学习”是指大学生向学长、同学学习公共安全知识。大学生虽然存在着不同的个性差异，但他们的成长经历、社会活动和人生发展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常常会遇到类似的公共安全问题。因此，大学生间公共安全知识的“共享”是大学生公共安全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学习”是指大学生通过公共安全网站等平台，进行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公共安全网站提供了一种轻松自由的学习平台，使大学生可以自我决定学习时间和地点。“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虽然能够发挥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学习的主动性，但却离不开教师必要的指导。例如，大学新生入学时，教师需要将公共安全知识条理化，通过新生接待员“口口相传”进行公共安全知识的教育。[5]各种最新的公共安全知识和信息，只有经过教师的分析、整理和加工，才能通过公共安全网站呈现，作为教学资源。只有教师必要的指导，才能保证“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的导向性与实效性。 2.构建公共安全技能的训练模式 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是指大学生经过训练而获得的面临危机事件时的完善化、自动化的应对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减灾技能、逃生技能和急救技能等。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可以促进大学生对公共安全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内化过程，可以使学生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地感受诸如火灾、地震等安全问题，增强广大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的能力。[6]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不是简单地、机械地重复，也不能随机地、片面地展开，而是有目的、有步骤、系统的教育活动。 首先，需要科学安排公共安全技能训练科目。在减灾技能、逃生技能训练的基础上，更要突出急救技能的训练内容。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把比较复杂的技能划分为若干简单的、局部的部分，练习、掌握了之后，再过渡到统一、完整的行为。 其次，合理配置公共安全技能训练的师资队伍。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不能只依靠辅导员，也不能只依靠保卫部门管理人员、校医院医务人员等校内人员，还要依靠以跨领域的警校合作和校外“安全教育基地”等形式参与的社会力量。 3.突出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重点 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是大学生在思想意识中对安全的认识，包括防范意识、生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等。传授公共安全知识的目的是让大学生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公共安全技能训练的目的则是让大学生面对危险时知道该怎么去做，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培养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目的则在于让大学生最大程度的避免伤害。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是以大学生的公共安全知识和公共安全技能为基础，是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的更高层次。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要突出以下三个重点：一是“安全第一”。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各类社会矛盾和风险有所增加，社会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和出现。基于此的危机意识是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培养的首要任务。二是“生命第一”。大学生虽是成年人，但学生身份决定了他们要保证自身健康、全面成长。他们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从而产生维护生命安全的自觉行为。他们也要有保护他人的他律意识，学会为他人的人身安全负责。三是“预防第一”。经常查找、发现不安全因素及各种事故隐患，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工作，做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这是培养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法。 四、结论 首先，大学生有较强的防范意识、生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等公共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生活安全常识、法律知识和防灾知识等公共安全知识；具备一定的减灾技能、逃生技能等公共安全技能。其次，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有待加强；大学生的急救技能比较欠缺。最后，除了课堂讲授以外，“同辈学习”和“网络学习”也是大学生公共安全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生公共安全技能训练要科学安排训练内容、合理配置校内外的师资；大学生公共安全意识的培养要坚持“安全第一”、“生命第一”、“预防第一”等原则。 大学生素质论文:试论新时期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论文摘要：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坚持“一条主线、双向渗透”（即以素质教育为主线，教学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相互渗透）的指导方针，以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为渠道，以大学生社团为主要载体，以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培养重点，以“六个一要求”为促进手段，以考评认证为动力杠杆，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 论文关键词：素质拓展；素质教育；大学生 坚持育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的根本培养目标。近年来，许昌学院把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努力培养学生成人成才作为根本任务，经过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 一、主要渠道——“十大类素质拓展”主题活动 1.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殿堂”活动 宗旨是加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其阵地和形式，一是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二是党委成立一支理论报告团面向全校学生，每年持续开展大型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积极聘请校外的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和报告；三是利用党校、团校、各院系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理论社团等阵地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四是充分发挥校园网、校报、广播、宣传栏等舆论阵地的宣传教育作用，以多种形式构建起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殿堂。 2.以培养思想品质、锻炼思维能力为主旨的“思想列车”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锻炼，重在培养他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借鉴电视传媒中对话、讲座、论坛、论辩、恳谈等互动交流的形式，针对他们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心理困惑、思想矛盾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互相启发、互相教育，达到锻炼思维能力、提高思想品质的目的。在举行这类活动时，要加强组织和引导，发挥好教师和骨干学生的正面导向作用，使学生们的思维像列车一样沿着正确的轨道驶向远方。 3.以心理健康为内容的“心理驿站”活动 宗旨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进行普遍的心理测试，建立心理档案，研究和把握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二是一年一度举行心理健康活动周活动；三是开设心理健康选修课和专题讲座，并利用校报、广播、校园网、宣传栏等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四是开展团体咨询、个别咨询、朋辈咨询；五是组织相关学生社团，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以拓宽知识视野为宗旨的“知识公园”活动 目的是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主要形式是大力发展学生社团和各种兴趣小组，把正式课堂之外的广阔时空变成一个求知学习的大公园，如各种读书会、兴趣小组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等等，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和学术氛围。 5.以锻炼实践技能为目的的“技能擂台”活动 宗旨是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锻炼的方式力求做到丰富多彩，增强活动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到锻炼才能的舞台，如通过才艺展示、科技创造、演讲、征文、论辩、书画、歌舞、社交、谈判等各种专项技能的比赛等方式推动技能锻炼。 6.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内容的“文化快餐”讲座 宗旨是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和审美素养教育。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设人文教育讲座，像脍炙人口的精美快餐一样，为学生提供精神食粮和审美佳肴，从而不断增强他们的人文底蕴、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7.以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为目的的“实践天地”活动 宗旨是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主要形式：一是利用寒暑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平时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专业实践活动等；三是学生会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有关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四是劳动课和勤工助学活动；五是职业设计、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等。通过这些活动或工作，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增强自立自强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 8.以活跃校园生活、提高审美素养为宗旨的“文体乐园”活动 目的是通过平时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育活动愉悦学生身心，活跃校园生活，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艺术才能。主要形式：一是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和体育运动会；二是每周末由各院系轮流承办“快乐周末”综艺活动；三是文体类学生社团平时开展的各种文艺体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身心素质的提高。 9.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网络世界”活动 宗旨是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我们开办了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立德网”、“先锋网”和校园文化主题网站“荷花网”，结合青年学生的特点有效开展各种网上交流、网上教育活动，同时加强网络管理，确保网络安全，努力减小其负面作用。 10.以增强师生思想感情相互沟通为目的的“心灵桥梁”活动 宗旨是沟通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思想情感，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做好深入细致的日常性思想工作，化解各种矛盾，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主要形式是通过广泛的谈心、交流、座谈等，建立真诚、和谐、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和健全人格。 二、重要载体——大学生社团 大学生社团是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愿结合成立的群众组织，它有着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形式。大力发展学生社团，是有效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加强社团建设，开展社团活动，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措施，有利于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和校园文化、大学精神的培育。 许昌学院党委高度重视社团建设，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和管理制度，设立了社团文化节，制定了达标升级的考评办法和激励措施，根据考核结果每年评定出注册合格社团、先进社团、优秀社团和明星社团四个层次等级，通过这些措施有力推动了社团建设。目前，全校共有注册学生社团76个，分为思想政治教育类、学术科技类、文化艺术类、身心锻炼类、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类等类型，注册会员12500余人次，社团内部刊物有18种。一些社团已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如发明协会已取得几项发明专利，他们的成绩被《中国知识产权报》在一版作了重点报道，并被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先后两次录制播放了4期专题节目。 三、工作重点——培养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等教育是学生接受学校系统教育的最后阶段，大学生处在社会化的关键阶段。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全面的知识基础，专业开始定向，职业理想也基本形成。在这个阶段中，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社会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应成为教育教学的重点。要组织和引导广大学生主动参与各种实际技能和社会实践的锻炼，主动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并及早为将来打算从事的职业做准备。特别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方式，打破陈旧的从众型思维、权威型思维、经验型思维、书本型思维、封闭型思维等思维枷锁，学会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发散思维、质疑思维、互动思维、横向思维、求异思维等创新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把大脑激活，把潜能充分挖掘出来，不断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敢于大胆创造、大胆实践，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能力，做好踏入社会应对挑战的准备。 四、促进手段——“六个一要求” 我们对全体学生提出了“六个一要求”，作为推动素质拓展的重要手段。 1.写好一本素质拓展证书 其实质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与到“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活动中来，人人有证书，人人有活动，人人证书上有内容、有成绩，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证件，从而引起学生对素质拓展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 2.发展一项兴趣专长 每个学生都要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找到自身的优势，培养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专长，锻炼自己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特长、敢创新、能创造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3.参加一个学生社团 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号召广大学生根据自身求知练能的成才需求选择参加适合自己的学生社团，从中磨练思想意志，增长知识才干，提高实践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4.献一份爱心 围绕构建和谐自我、构建和谐校园、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目标，对学生深入进行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教育，进行“和谐”教育，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引导广大学生关心社会、关爱人生，学会合群和合作。为此，大力号召青年学生广泛参与面向社会的志愿服务活动，面向校园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面向弱势群体的扶弱救助行动等，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关心集体、奉献爱心。 5.读一本好书 大力倡导读书求知的风气，着力培养大学的学术氛围和良好学风。通过开展主题读书会、热门好书聚焦书友会、研讨会、演讲会、报告会、心得交流会等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达到一人读书，多人受益的效果。 6.提一条好建议 为强化学生的主人公责任感，鼓励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学生主动关注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实施，勤观察、多思考，积极主动地向学校、院部、班级、支部、社团等提出改进和创新工作的意见、建议、信息和好的活动方案，集中广大学生的智慧共同推动大学生素质教育。 五、运行机制——党委科学规划，多部门联动，项目化操作 党委把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作为统揽大学生课外业余学习教育活动的龙头工程切实抓好，2003年校党委印发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实施意见》，明确了实施计划的指导思想，结合许昌学院实际，确定了许昌学院实施计划的基本内容和工作举措，成立了由校党委副书记为组长，主抓教学、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党委宣传部、团委、学工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为成员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校团委设立办公室暨大学生素质拓展认证中心，各院（部）组建院（部）级的素质拓展领导小组，党政一把手亲自指导本单位的素质拓展工作，建立并完善了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参加的院（部）级素质拓展认证中心，有效保证素质拓展工作的有序开展。进一步完善了《许昌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实施办法》、《社团管理办法》、《社团成立及活动规程》等相关制度，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有效保证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顺利实施。 近年来，校党委又指导团委专门制订了旨在推动工作探索和实施的《关于开展“十大类素质拓展活动品牌创建”活动实施方案》，以品牌创建为抓手，采取项目化操作的方式，以一个年度为周期，校团委从宣传发动、材料申报、评审立项、组织实施、过程考核和总结表彰六个实施步骤逐个把关，各院部按照方向性、实效性、创新性、系统性、长效性的创建标准，申报并经校团委立项组织实施了30余项设计新颖、内容丰富的“品牌创建”活动。各项活动紧紧围绕育人目标和学生成才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一批体现院部工作特色，具有一定代表性、启发性、示范性的优秀特色品牌项目。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三思在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论坛、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赢在大学”创业计划大赛、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核心竞争力训练营系列活动，等等活动，这些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活动，有效满足了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有力推动了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有效实施。 多年来，许昌学院坚持开展大学生素质拓展工作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由衷赞赏和积极拥护，有力促进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措施和经验，也得到了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高教领导参考》、河南省教育厅主办的《河南教育信息》都曾进行专题报道和推广。 大学生素质论文:关于就业市场化对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影响 [论文摘要]在大学生就业实行市场化的新体制下，公安院校毕业生就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办学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在人才培养上应更新观念，大力改革旧有的模式，树立新的以培养学生的政治法律素养、警务技能素养、心理素养、公共关系素养等职业素养为主的培养模式。 [论文关键词]就业市场化；公安院校；职业素养培养 本文所指市场化，是指采用竞争的方式来配置资源。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环节，出现了市场化。这是宏观整体上的情况。站在公安行业的局部来看，公安院校毕业生以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由于体制的转变，在就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2004年，公安机关改革了从公安院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进人的传统方式，开始从地方大学中招收民警。总的趋势是实行市场化。就业市场化这样一个导向会对公安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现实地摆在了公安教育工作者面前。 一、就业市场化对公安教育的冲击 就业市场化是指就业主体全部进入人才市场，由市场配置人才就业。各类人才均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遵循人才市场的规律。大学生就业市场化不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追求。运用市场机制配置人才，是实现人职匹配、人职和谐的最佳途径和有效方式，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原则的最好体现。 我国的公安教育起步晚，发展时问不长，与其他院校的发展相比还很不成熟。2000年后，公安机关用人机制转变，用人单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学在警校只是人警的一个资历，并非是人警的充分条件。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公安院校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大增。从公安院校近些年的情况看，就业层次向下延伸也成为就业市场化相应的必然趋势。包括公安部直属本科院校，绝大部分公安院校毕业生都直接下到基层，从基层开始干起。有的地方连择业都成了问题，往届的毕业生连呆两年都分不下去。有的警校被迫暂停招生。充分说明学校作为人才的培养单位，必须与市场需求合拍。由于人事制度改革，凡进必考，不管公安院校毕业生还是非公安院校毕业生，都有资格报考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除能接收公安院校的毕业生外，也可以接收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公安机关有选择进人的权利，学生也有选择单位的权利。可以到沿海找工作，也可以回家乡找工作。公安院校学生就业制度的灵活性增加了，学生得到就业的自由，但同时挑战性也增加了，要承担择不上业的风险。公安院校毕业生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行业办学，专业口径狭窄，出了本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对其他行业的适应性问题。从就业情况来看，公安教育与公安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着脱节的地方。 二、就业市场化要求公安院校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 面对就业市场化的现状，公安教育的核心应是培养警察的职业素养。原来的公安教育偏向于学历教育，过于强调通识教育，对公安职业教育的特色强调不够。原先公安教育的理念仅强调政治方向，把公安的职能局限于刀把子，过于强调政治教育，不强调专业教育。所以我们要提倡在公安教育中强调职业化发展的思想，大力培养学生的警察职业素养。有的从警校毕业的学生到了实战岗位，很快就崇信：“传统经验是个宝，技能可有也可少”，重实体，轻程序，破案第一，质量第二，安全意识薄弱。这说明学校在警察职业素养培养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技能战术是人民警察必备并区别于其他国家公务员的独特能力和特殊技能，是公安民警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过去强调专政模式下的法律工具主义，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比较突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公安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中来，转移到服务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来。我们在公安教育中要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面对日益发展的就业市场化形势，要完成好公安机关的三大政治社会责任，公安教育不转变观念，不加强警察职业素养的培养将难以承担警察人才培养的重任。 三、如何加强职业素养的培养 就业市场化要求我们的警察素质教育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需要我们培养出的毕业生具有符合时代要求的警察职业素养，能够基本满足或完全满足公安机关用人的需要。为增加培养针对性，可以将警察职业素养内涵界定为政治法律素养、警务技能素养、心理素养、公共关系素养四个方面，研究其发展路径对症下药。加强学生的警察职业素养培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治法律素养方面。公安院校大学生具备政治法律素养是由公安机关的性质决定的。公安机关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专政机关中不可缺少的部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政治法律素养要求特别高。公安院校一般遵循“政治建警，政治建校”的建校方针，在政治标准、政治修养、政治觉悟等方面比其他普通高等院校要求更多、更高，它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锐性，在任何时候思想政治上都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性。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是重要的政法部门，法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公安院校学生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公安院校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是警务技能素养方面。从职业素养培养的过程来看，应明确各个主体的任务。首先，从教学者看，警察职业训练的教官是公安系统内工作娴熟的业务骨干或富有工作经验的警官。他是训练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及工作经验的传递者。其次，从学习者看，既要注重提高他们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要强化正确的战术动作与意识，让他们形成符合战术要求的本能反应。另外，从用人单位看，业务单位可及早介入学历教育，凭借院校教学时间比较固定，选材面比较宽等优势，把攀登、狙击、抓捕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引入院校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训练。在学生警务技能培训的内容安排上，要根据不同警种、不同岗位的工作特点和职责要求，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定可行性强的训练计划，考虑练习强度，遵循适度超前原则。要坚持质量建警，坚持干什么、学什么，贴近实战，战训结合，学以致用，注重实效，从警察执法、执勤必须遵守的程序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抓起，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教育训练，全面提高公安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整体素质。 三是心理素养方面。面对社会压力加大的现实，面对警察需要承受比一般行业更高的心理压力的现实，应加强心理素养的培养。警察健康心理的标准主要是：智力正常，情绪稳定，遇事冷静，意志顽强，性格良好，胸襟宽广。可以结合警察健康心理标准，引导学生进行心理素质训练。可重点训练三个方面：(一)职业心理意识的训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启发、疏导等，使学生对警察职业产生客观正确的认识、观念和态度，不断强化其职业自尊感、价值感，形成牢固的职业意识，为将来进入从警生涯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二)职业心理能力训练。职业心理能力指警察在职务活动中需要具备的心理能力，这些能力关系到警察在工作过程中能否能顺利、出色地完成任务和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三)职业心理品质的训练。情绪调控、性格养成、团队精神、交往态度、意志修养等训练都属此范畴。良好的心理品质有助于人民警察活动效率的提高、警民关系的优化以及职业形象的塑造。 四是公共关系素养方面。公共关系素养培养呼应了现代警察工作趋向“社区警务”的要求。社区警务是一种警务理念。这种理念鼓励通过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和建立社区与警察之间的伙伴关系来分析犯罪恐惧感和社会混乱的成因并减少这种恐惧感和改善社会秩序。社区警务要求警察具有较高的公共关系素养。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和警察基本职能的转化，警务管理越来越走向社区化。与社区警务理念相适应的对警员素质要求是：既能独立执法，也能通过良好的公共关系来预防犯罪。在培养过程中需要注重社会学、法律与应用社会心理学知识的培训。让学生掌握与不特定社会阶层和成员沟通的技巧，应把握的法律界限和伴随人际交往的心理活动规律。增加人文教育、警德教育、新闻宣传方法、形象定位等方面的课程，并设计相应的情境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相关素质。通过这些培训，使学生逐渐具有从事警察职业所需要的公共关系能力，为承担专家型、服务型、公仆型的警察角色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学生素质论文:论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地位及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就业教育；创业教育；创业素质 论文摘要：创业教育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等方面共同实施。从学校来讲，要改革培养模式，全方位渗透创业教育，要改进就业指导工作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环境。创业教育是提高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创业意识，形成创业生存能力的教育。开展创业教育是大专院校顺应时代潮流，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也就同样是按计划包干。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毕业包分配政策，学生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60分万岁”是流行于那个时代的时髦口号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1989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转变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为公费生毕业推荐，自费生毕业自主择业的“双轨制”，极大地推动了就业教育的发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深化了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制度，克服了“双轨制”，先后在部分高校试行了毕业生全部自主择业；199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全部实行自主择业的“双向选择制”。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就业教育的繁荣。 其实，就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的一切教育形式都属于广义的就业教育，而狭义的就业教育是指对即将毕业的中高等教育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实施择业方向、就业心理和就业指导教育等，本文所涉及的是狭义的就业教育。 目前，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除了就业政策和就业指导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外，从现实发展来看，扩大就业道路的主要方式应该是自主创业，就业教育的优势地位也正逐步向创业教育过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指出政府责任的同时，明确要求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创业者，就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单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以实现就业为目标的教育，已不能适应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与终身学习的需要，不能积极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创业教育”就正是顺应改革潮流而诞生的崭新的就业教育理念。 “创业教育”一词最早被提出是在198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上。研讨会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事业心与开拓技能教育”(Enterise Education)，后来便称之为“创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1991年东京会议报告《通过教育开发创业能力》中指出：“创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因为用人机构和个人除了要求受雇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正越来越重视受雇者的首创、冒险精神、创业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技术、社交和管理技能。”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4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也突出强调了要加强创业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会议指出，为了适应21世纪新的挑战和变革的需求，教育和培训必须加强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因为创业能力是一种核心能力，它对个人在各种工作领域中激发创造力和革新性至关重要。 说到底，创业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培养自我谋职的教育活动，是指充分挖掘学生潜能，以开发学生创业基本素质，培养学生创业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育。与传统教育相比，它不是教育学生如何被动地去接受别人的挑选，如何去适应别人，而是为你指出一个方向，开发一种素质，培养一种能力去广阔的天地里遨游和飞翔。也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帮助学生去寻找工作岗位，而是重在教给学生寻找或创造工作岗位的方法，因此，创业教育是增强创业意愿，提高创业能力，促发创业活动的催化剂，也是构建就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驱动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在学校里就开始进行创业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创业培训和教育会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为事业闯一闯的信心和勇气。如果在校园里大学生就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引导他们把创业作为今后就业的一种途径，并为此尽早做好准备，将更有利于拓展大学生的就业道路。自主创业在大学生就业中所占比重较低，学校创业教育的缺乏也是其中一个较大的原因。在如何引导大学生理性创业的问题上，各高校应尽快完善创业教育体系，为众多的有志于创业的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获取创业知识的平台。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广西各高校的创业教育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所有的高校都开设有就业指导课程，然而所有高校都没有正式开设创业培训课程，创业教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创业协会”几乎承担了传播创业意识的全部重担，而实际上该协会的活动也仅限于开一两场非正规的创业知识讲座而已。因此，大部分在校大学生对于创业只是处在想的程度上，而非动手去实践，敢想不敢做的症结所在就相当明了啦12004年，广西才开始举办第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参赛的也仅仅是广西的几个老牌的本科院校；通过走访有关院校和网络信息查询，广西仅仅有广西大学、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桂林工学院等几所本科院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并获得过较好的成绩。笔者曾经浏览了广西所有高校的就业网站，其中大多是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素质测评、提供就业政策、公布就业信息等等，创业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 其实，创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笔者所在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就较为重视创业教育，除举办“校园创业计划竞赛”、“创业沙电”“创业论坛”，成立“创业俱乐部”外，还率先将国际劳工组织SYB培训项目引人大学校园，于2005年6月在校园中开设广西第一个SYB创业培训班，首批26名大学生参加了系统的SYB创业培训，省级教育和劳动部门负责人在开班典礼上对此作了高度的赞扬。虽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对学生贷款的政策，但在大学校园中进行系统的SYB创业培训，为开辟大学生就业新天地作有益尝试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培养大学生创业素质的一条新路。 作为在就业教育中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创业教育来说，它的基本目标其实也就是适应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趋势，结合我国国情，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企业家思维的新一代复合型经济与管理人才，教给学生捕捉机会的眼光和组织资源的能力，为学生发展开拓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什么是创业基本素质呢?总体来说，它包含了四个部分： 一、创业意识。它是指创业活动中对人起动力作用的个性倾向，包括创业需要、动机、创业理想、信念、责任感等等。作为新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树立自我的创业意识，实现自身价值，更要树立为社会服务和创业意识，为国家艰苦创业的伟大理想与坚定信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父母、学校和接收单位上，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动机和信念，凡创业成功者莫不如此。 二、创业品质。它指的是创业者的独立性、果断性、坚韧性、创新性等心理品质，是创业者个性人格特点的展示。其实，“创业”对于很多毕业生而言是充满成就感和诱惑力的，但你是否适合走这条路甚或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创业道路，那就与个人的心理品质有关啦。具有自信心、进取心与事业心和敢于创新、探索的精神是成功创业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在物质方面一无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创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挫折，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具备艰苦奋斗、敬业爱岗、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以积极乐观、百折不挠的心态去创业。 三、创业知识。包括了创业基本知识、职业发展知识、职业认识、职业向往、职业体验、职业实践、专业知识、经营管理知识、社会发展知识等，虽然它是创业发展的基础，在创业过程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却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而获得的。例如可采用创业案例教学，加强对学生“三心五力”的培养(即：进取心、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动手能力、搜索信息能力、创造毅力)，使学生更好的学习创业知识。 四、创业能力。在树立了创业信念，具备了果断、坚韧、创新的心理品质，掌握了创业的基本知识后，如何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变成现实，就要有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规划未来职业的能力和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的能力，独立生存和终身不断学习的能力来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了。而实践教学是创业教育中强化这些能力培养的重要过程，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践技能和技术水平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在笔者的调查中，有72％的学生认为在创业中遇到实际操作困难的比率比专业知识缺乏更高。因此要将单一的课堂教学活动扩展到学生自学活动、科学研究活动和现场的生产实践中去，以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当然，要培养学生的创业基本素质是离不开课堂的，但决不能拘泥于课堂知识的灌输，而应构建起传统的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三种基本类型之外的更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即“创业实践活动课程模式”。它由三种形式组成： 一是“课堂+窗口型”，即创业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课堂里进行，同时也要通过学校的“窗口”(创业知识窗口和社会观察窗口)进行。具体形态表现为开设选修课、讲座、培训班和各种社会观察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基层单位、工矿企业、工程项目、商务促销、社区服务、结对扶贫、模拟创业等形式围绕科技难点和社会热点等进行观察和调查研究，使教学过程更加贴近社会和生产的实际； 二是“课堂+社会实践型”模式，这种完全实践型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择业与创业并重，专业与创业结合，边学边干，注重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与企业合作，建立一批社会实践基地，有计划、分阶段地对学生进行实地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实务操作技能；或参与项目开发与研究，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创造性才能的社会平台； 三是“x+1”模式(x根据专科和本科分别为2或者3)，即大学生在前3(或2)年完成课程学习，最后一年让学生进入预就业状态：或参与导师的科研及技术推广，由教师在教学中将学生的毕业设计和自己的研究课题、实际建设项目结合起来，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又可为社会及企事业解决实际问题；或以员工身份进企业、做实习，让学生在准创业的实践中，体验创业的快感、磨练创业的意志、学习创业的知识；甚至可以制订相关政策引导并鼓励学生进行创业的思考与实践，如设立创造发明成果奖，允许学生停学、休学办企业，给予校内企业的政策优惠等。这是创业教育最卓有成效的模式之一，它最能激发学生的潜能，迅速提高创业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说过：“创业教育不是用嘴说的，要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体会，学校有责任和社会建立多种联系，创造各种条件，让学生与社会接轨，帮助学生到一些单位去实践体验。”它准确地指出了培养学生创业素质的途径。 我们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使命，任务重大。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宣言《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的第七条就明确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关心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不再是求职者，首先将成为职业岗位的创造者。”随着创业教育在就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和卓有成效，我们相信，培养具有创业素质的学生会成为中国大学就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区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一般可以分为自由港（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3大类型。20世纪中叶以来，开发区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近20多来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陆续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区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开发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中国开发区的两种不同形态，它们交相辉映，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宏观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异点。本文将以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为背景，以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为主线，从整体上对中国两类国家级开发区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两类开发区未来创新的总体设想和发展模式。 1 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 开发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区域载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科学技术与国际分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孕育、生长、发展3个时期。 1.1 孕育时期（16世纪以前） 开发区最早的历史发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腓尼基。为了扩大贸易往来，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曾将其南部海港提尔及其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划为特殊商业贸易地区，并为进出该地区的外国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保障，使其不受任何干涉和限制。这便是世界上开发区最初的萌芽和雏形。 1.2 生长时期（16～20世纪中叶）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的悄然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以自由港为特征的开发区形态。世界上最早以自由港正式命名的开发区是1547年意大利创建的热那亚湾雷格亨（今里窝那）港。雷格亨自由港的创建，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开发区终于在世界诞生。17～18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1661年）、法国的马赛（1669年）、西班牙的直布罗陀（1705年）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辟建。 19世纪，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尔图、德国的不来梅和汉堡（1882年）等城市先后被宣布为自由港或划出一部分地方为自由贸易区。 20世纪初，瑞士、希腊、瑞典等国相继设立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从193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对外贸易区。1948年巴拿马辟建了科隆自由贸易区。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有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它们大大促进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1.3 发展时期（20世纪中叶以来）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世界范围相继出现了以出口加工区和科学工业园区为特征的两种新型的开发区形态。 20世纪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出口加工区不得不寻求转型，一些条件较好的出口加工区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园区最早起源于美国。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诞生，不仅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创了世界各国建设科学工业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历史先河。从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工业园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类型的科学工业园区约有1500多个，它们强劲地推动着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 中国两类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道，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从而推动经济特区在中国沿海的崛起。继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类新型的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科学工业园区）。 2.1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18年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起步、成长、发展3个阶段。 (1)起步（20世纪80年代）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便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其权限，给予境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其整体来说，开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以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资出口为主的道路。 (2)成长（20世纪90年代） 1992年3～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营口、威海、福清融侨等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5月，国务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昆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等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8月，北京、乌鲁木齐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建立。 (3)发展（20～21世纪之交）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中国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从沿海、沿江城市逐渐向内陆中心城市推进，并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2001年底，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到47个。纵观将近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缩影，明显地呈现了从沿海起步、向内陆滚动式推进的发展特征。 2.2 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历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孕育、诞生、成长3个阶段。 (1)孕育（1980～1985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和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办了各种科技企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集结着大批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它为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诞生（ 1985～1990年）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验区，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 (3)成长（1990年开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至1997年，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达到53个。如果包括省市批准建立的园区在内，中国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则已达到120个，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热潮。 3 两类开发区的共性分析 3.1 启动背景 中国两类开发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是在国际、国内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2 成型条件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利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区域，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条件。一般地说，两类开发区的成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选择区址；②制定政策；③确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④营造投资环境。 3.3 生长轨迹 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两类开发区相同的生长轨迹；从政策扶持起步，通过各种基础建设，迈向全面创新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3.4 理论基础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都以区位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生态理论、增长极理论、创新理论等等为支撑。 4 两类开发区的异点分析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推动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形成局部优化环境，来培育创新型企业，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传统产业改造，以实现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一般都比较重视地缘——地理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城市的市区或郊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主要依托于智缘——智力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大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从主体结构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大多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和出口加工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第二，主体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体是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体除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外，还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就整体功能而言，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种主要以外部变量为动力的外生型城市新区，其功能侧重于创建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以吸收外资为主、工业项目为主、出口创汇为主，发展高新技术和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促进外商投资的功能，进口加工的功能，也有开发高新技术的功能，还有采取保税措施发展国际保税业务的功能。 两类开发区虽都具有改革试验场、开放窗口以及示范、带动等功能，但外引、外联却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强项，而集聚、孵化、辐射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具有的独特功能。 从总体上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的宏观政策，虽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出台背景、政策适用对象、政策优惠年限和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别。 开发区管理体制是指为进行有效的管理而采取的关于开发区组织机构设置形式及其管理权限和职能范围划分的制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可以认为是大同小异。 5 两类开发区的特征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必须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等基本特征。 开发区的基本特征作为开发区的主要内涵和本质属性的标识，它决定了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派生出两类开发区结构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即从某一结构要素的运行状态来考察两类开发区形态构成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例如：从区位要素的扩散来看两类开发区的空间演变特征，从制度要素的变迁来看两类开发区的时间演变特征，从企业要素的发展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微观经济特征，从产业要素的选择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宏观经济特征。 近年来，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由于宏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两类开发区在产业结构上开始出现某些趋同现象：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基础较差，其发展并未体现出高新技术产业的鲜明特征，特别是由于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科技部开始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亦在积极选择出口导向，目前全国已经认定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共16家，旨在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出口创汇能力。 6 两类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分析 6.1 现实起点 从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1年为止，中国已经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4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27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10个。与此相应，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至今，中国总共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其中沿海地区29个，中部地区14个，西部地区10个。 据对4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统计，200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税收收入、进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资增幅均高于全国及所在地区的增长水平。 2000年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发展比较平稳，保持着平衡发展的态势。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20796家企业的统计，10年平均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 上述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两类开发区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前，两类开发区除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诸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环境等共性问题外，还要研究和解决各自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提高吸收外商投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突出产业发展特色、强化科技创新孵育体系、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等等。 6.2 创新思路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应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现有的体制优势，率先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同时要以运行机制的转换和体制创新再造自身发展的新优势。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造环境为重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任务，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新时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就总体而言，两类开发区应积极遵循“并存共荣，因势整合，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强化特色”的原则，不断发展创新。这里，并存共荣是基本前提，因势整合是战略策略，突出重点是宏观政策，择优扶持是管理方法，强化特色是发展方向。在新的形势下，两类开发区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6.3 发展模式 从未来的前景来看，两类开发区大体上存在着以下3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并行发展、择优发展、合一发展。 (1)并行发展 所谓并行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彼此同时存在，而且各自独立发展，不断创新创业。中国目前已经建立的4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同时分布在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其他开放城市。它们彼此并行发展，竞相成为所在地区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量。 (2)择优发展 所谓择优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顺应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优者发展，劣者淘汰。这种模式出现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同时存在的两类开发区，它们相互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差者发展的潜力有限，并且前景不佳。 (3)合一发展 所谓合一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行合二为一。这种模式产生的前提是，两类开发区在发展导向、目标选择、产业结构、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出现趋同或雷同现象；或者它们因资源有限而发展均不理想。为了整合资源，突现特色，两类开发区可以进行归并，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的起点上为新的开发区加速发展提供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动力和保障。 经济与发展论文:关于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飞速前进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初步完成了使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新世纪到来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在这次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一部分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从表面上看这是国内地区间经贸水平的比较，背后却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管理和效率的较量。无论何种方式的经济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 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使用了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严重恶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我国老旧工业企业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些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并使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老工业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经济转型，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是环境生态目标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必须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与能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行。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为了充分发挥环境与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和谐发展。 三、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 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世界经济时时刻刻都处在转型之中。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自身不断修正克服矛盾的过程便是经济转型。也正是由于经济转型，经济才会在曲折中发生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转型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基层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调整生产关系、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的作用。政府作用发挥的优劣，决定了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经济转型进展的快慢，决定了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谈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摘 要]: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五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键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税收 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工业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问题,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 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科学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科技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二)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容受到种种限制.如欧盟15个国家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再过几年各国自己的货币将不存在,各国的货币政策由欧盟的货币执行委员会来统一制定.各国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重要的内容和核心的手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即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动力都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关.投资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优惠政策的多少、优惠的方向关系非常密切.消费也是这样,如营业税、消费税与消费品价格直接相关,所得税,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和企业个人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能力有密切关系.出口更是与出口退税税收、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密切关系11998年以来为了刺激出口,我国曾3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税额已达到811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加出口有直接关系. 从对经济景气的调节看,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而且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就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方向的体现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实行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是为了贯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对沿海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以区域倾斜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效,当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诸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可见,税收优惠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作用明显,世界各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税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税收的定向优惠等政策.加速折旧就是对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大的行业和部门,允许它们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终止以前提前报废,允许它们加速新旧.加速折旧是国家利用减小所得税税基的办法促进技术更新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国外在信息产业允许加速折旧的很普遍,投资抵免允许某些企业将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支出在所得税税基中取得扣除,以减少所得税税基,为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创造条件,建立激励机制.科技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基础性障碍.为了增强企业后劲,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许多国家允许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定向优惠政策是定向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实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对所有方面都实行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如为了开发某一个新兴领域.或开发某一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予这种定向式的税收优惠. 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对出口需求的扩大作用非常明显.世界各国实行的是出口退税,而不是补贴,因为补贴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税可以,出口产品以无税或低税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国际的通例,这个政策在促进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大功不可没.如果现在停止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企业肯定要受到很大打击,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响. 现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投资、 消费也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种行政性收费增长数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许多年份,非税收入增长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费大于税.1999年之前企业上缴的钱有2/3是通过费的形式拿出来的.农村的农业税并不重,管理也不严,但农村各种非税收入使农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没有名目投有红头文件的收费,使农民负担更为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费税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对于净化扰化或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征管过程中,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等现象不仅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税收的秩序,恶化了市场环境,使市场处于非公平竞争之中用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依法治税,税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种市场主体、法人主体、城乡居民相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如果税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就会造成严重的税负不公,守法者的税负相对较重,恶化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税制、税政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税收因素看,从影响经济发展的税制和税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我国大致要解决7个方面的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的时机和方法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非常明显;不允许购进的固定资产已交纳税款的抵扣,这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步、促进企业投资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国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抛弃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多大分歧.问题是什么时候转、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尽快地转,还是创造条件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转型?到底是一步转述是分步转?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对怎么转也有很多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实施,理由是分步实施会产生根多阵痛,实施起来麻烦比较多矛盾比较大.尽管一次性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顾利地实现转型,充分发挥增值税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损失的税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补回来,因此,应该一次转型.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转型首先要考虑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据测算,增值税如果彻底转型,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600-700亿.其次,我们当前缺乏增值税转型的良好基础和技术条件,必须逐步创造条件,实现分步到位,持这种观点同志的主导思想是“总体设计、分步到位”.如果允许设备购置先抵扣,而厂房、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不抵扣,大概影响财政收入300亿,因此如果分步实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实施从当前的条件看.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对增值税的计真机联网、交叉稽核系统都没有建成,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分步到位比较稳妥.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的完善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积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税基怎么确定?税前扣除起征点怎么确定7税率如何调整?累进的程度如何确定?累进的税率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行个人所得税在促进消费特别是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西方国家认为,在科技进步时代,促进科技进步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如何,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能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岗的能力较低,劳动者文化水准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个人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增强他们转岗的能力和对科技进步的适应能力.如果所得税税率过高,或在扣除时不考虑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起征点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劳动考的家庭负担、人均收入.我国所得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税法依然没有也无法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很复杂,要有比较健全的资金流量和流向的监测,如通过银行发给个人的钱要有据可查,银行要有基础性资料,不管来源于哪个部门、哪个方面、哪个企业,甚至来源于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记载,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管必须正确,必须有据可查,这样个人收入才可以核实,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要算赡养人口的负担,要算人均收入来考虑扣除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监管能力和基础资料,我们没有,在一两年内也搞不成,这不是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就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配合,因此,当前所得税税法的修改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今后继续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进平等竞争、税负公平、增强各类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实际税负不一样,实际上依然存在两套税制,造成色类企业、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所以必须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税率的确定,二是税基中抵扣因素的确定,三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如何处理。税率的确定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现在的税率比较适中,33%的税率并不高,与世界各国比处于中上水平,而且我们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只有20%左右,税率不宜调得过低,另外如果考虑到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要动用所得税杠杆的时候,如果名义税率太低,与实际税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弹性就将十分有限,没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认为,不考虑企业非税负担因素,仅考虑税收负担因素,也太重了.尽管许多国家名义税率与我国相差不多,但国外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比我国多得多,因此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国外企业高.世界各国通行对购买的固定资产已交税款允许抵扣,我国不允许,尽管这属于增值税范畴.但企业毕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国通行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时,用于技术更新;技术改造的投资允许在税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国不允许,现在我国仅仅是试行还没有普遍推广这种扣除.国外税前抵扣的项目比较多,即使其名义税率与我国一样,但实际税负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对税率的争议还在进行,有人主张税率不变,有入主张降为30%,有人主张降为27%或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处理,是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同志认为依然采用“总体设计,分步设施”的办法,特别是采取老外资企业老办法,新外资企业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给它一个过渡期,到过渡期结束时,新老企业一刀切.不能急转弯,使企业感到政策突然变化.要给它们一个缓冲期,使企业有时间事先考虑来不来华投资. (四)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税调整 资源税的课征范围如何确定,要不要适当扩大,现在除对一些矿产征收资源税外,其他考虑比较少.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们要考虑是否对水征收资源税?另外,资源税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来海洋 石油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税收的划分、税权的划分要不要考虑.另外,现行的资源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往往都是资源富饶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资源贫乏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对资源税的调整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牵涉到征收范围怎么定,税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税、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怎么定,这些都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贵川都是资源富饶、但相对贫困,这些地方资源税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这比较复杂. (五)实现零税率目标的出口退税 这些年出口退税加大了力度.但是现在离零税率还有距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但我国增值税税率是17%,离全额退税、零税率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要不要立即实行零税率?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现在出口退税率已经高达811亿,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11%左右,再提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零税率是目标,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等来考虑,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可以采取别的定向税收鼓励措施,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 这为中西部地区普遍关注.关键的问题是,在优惠模式上,考虑由地区倾斜到产业倾斜的转向.在优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税率式优惠转变为税基式优惠.国外更多采用税基式优惠.特别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采用税基式优惠.从过去片面的事前优惠转变为事前优惠与事后优惠的有机结合.如对基础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优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证它有钱、有积极性投入.但对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转化要考虑效果,采用事后优惠.从过去片面注置直接优惠向间接优赢转化,直接优惠就是减税,间接优惠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补贴等间接手段实行优惠. (七)积极推进税费体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 企业将税费放在一起,看成一个东西,尽管我们采取了减税的办法,但税在减、费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虑税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时,在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时,必须将税费联系起来考虑.前些年我们在考虑时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造成当前税费关系的极度混乱,留下许多后遗症.因此,以后要联合起来加以考虑,如企业所得税,光考虑税怎么收不行,税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杂费层出不穷,立即就抵消了减税的因素,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后果. 经济与发展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研究 李树生 一、论文主题意义 选择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发展问题作为论文主题，是作者几年来的认真思考。之所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始于1978年的我国农村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小国（地区）仅靠某种或几种资源优势取得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大国来说，这种发展势头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践打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曾有过的一个论断：即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地长期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的改革打破了这一论断，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借鉴，而且也为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正确解决国家发展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或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来论述，已经远远不能说明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改革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市场化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渐完成。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在欠发达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基本要素发育、内部结构变革及其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门的波动效应，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既使那些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在关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种种理论中，专门论述农业经济发展与金融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课题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广泛需求出发，侧重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研究此问题的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分支，许多经济学家，如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发展经济学有过重要贡献。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经委会的一些专家，分别以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为理论根据，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许多理论工作者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变动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忽视农业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倾向，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占主流。特别是还没有将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加以研究。所以，本课题的选择至少是争取在这方面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有一些不同点和独特之处，说明这些特征正是本课题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不同于拉美及亚洲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曰，九亿农民的超级农业大国，无论是资源配置、农业结构、还是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同小国（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启动期和起飞阶段，还是己经达到相当发达水平时，都要强调以农业为基础，都必须协调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的关系。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要求金融部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对策选择必须充分尊重这一状况，否则就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第二，不同于印度、巴西等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集权式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方面也与这些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就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的起点，不仅包括了自然经济落后的一面，还包含着传统计划经济僵化的一面。因此，这种双重过渡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虽然我国农村经济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我国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在解决双重过渡的困难中，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第三，我国农村改革己有近二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二十年来，这种改革，就是渐近的市场化过程。其中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不仅在外国的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就是国内理论界也仍须深入研究总结。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不仅以各种学术理论为支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国近二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之上，这将使研究更加贴近改革实践，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而简单移植的作法，己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深入探讨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可使研究成果能够较客观的反映和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实践。 二、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从这个现实出发就会失去主题。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和宏 观，其中大量的微观问题不是本课题所能说明的。而从货币、资金入手，进而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为便于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研究范围及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所包含的内容，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在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且基本上没有农村工业，农村经济的主体就是农业经济。在此发展阶段上，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内涵基本是重合的。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出现，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重合的部分缩小，农村经济中有很大空间属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此时，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结构上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部分。其中包括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狭义农业即农作物种植业，而广义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园艺业等。无论是狭义农业还是广义农业，均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农业生产力的根本特点。二是农村非农业产业。其中包括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等。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亦称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相比，其在企业性质、资金融通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两个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工业化一般作为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存在，在更高层面上与农村经济相对构成国民经济整体。而农村工业则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工业的经济概念，通常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农村地域上（一般指县以下地域）的工业，亦即布局在农村地域上的所有工业。另一种是指农村乡镇办、村办、个体和其它私营形式工业的总称。本课题研究采用后者概念，因为这种融农村地域、农民身份和企业所有制于一体的农村工业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讲，虽然目前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说法不一，但在本课题中则以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市场营销为基本区分标准。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是农业经济的延续和发展。非农产品的经营，则指城市工业品扩散、矿产资源开发等其它形式。总之，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将在结构上趋向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多元组合。在以后各章节的研讨中，采用农村经济或农业经济的概念时，不再单独说明其内涵，只是根据当时研究的需要和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的使用相应的概念。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主体部分。认识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互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和改革不仅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要与国家金融制度互相协调。所以，研究农村金融不可回避的要涉及到国家金融体制及金融政策。这就使得农村金融处于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关系中的纵横交叉点上。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仅立足于农村经济货币化、农业投融资和农村微观金融组织行为上。在市场化进程中，本课题考察我国农村金融，主要是论述下列问题：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农村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总量及结构性变革与资金的供求；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化与资金运行；农村金融中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市场化的关系；等等。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该说明，本课题不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是本课题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发展理论，而是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成功改革实践，这就更需要我们注重对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行实证分析，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来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与发展。 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与重点来看，它既包括了农业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一般理论，又涉及到了农业与金融两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体制背景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分析方法，对改革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改革后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分析与经验实证分析。同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规范性研究。由于本课题主要研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改革发展问题，而这种研究又侧重于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分析方法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经验实证分析方面，对归纳法与检验法则是交替使用。逻辑推理中要特别注意合成推理的谬误问题，努力减少研究中的片面性。本课题的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中科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具备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研究将主要以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实践探索为基本题材，结合二十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主要步骤，循序渐近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也将加以介绍和比较，以便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发展道路。 四、课题主线与体系结构 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们各自又涵盖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以，本课题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论，只能选择一条主线，对其中相关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我们选择了市场化做为研究的主线是因为：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同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方向具有一致性；2．市场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农村经济改革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先导性作用，而且市场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配套和促进作用；3．市场化改革不仅反映着深刻的经济制度变革，而且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选择市场化这条主线贯穿全文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4．市场化不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一个渐近过程。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这一渐近式改革中，虽然各自市场化的内容和进展不一致，但市场化的趋向始终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一直潜在地发挥作用，制约或促进着农村经济与金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只有抓住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说明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本课题的体系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使本课题的研究一开始便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与思路之中。第一章是重新认识西方若干发展理论，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西方发展经济学说及其主要流派，着重说明西方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探讨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重点突出了制度变革和资本的作用 。第二章阐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本章从讨论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思想入手，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体制下农村经济制度的非市场化问题，二是传统体制下农村资金运行的非市场化和农村金融的制度性压制问题。通过本章的讨论，反思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非市场化的历史成因和诸多弊端。同时，也从反面揭示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为以后各章的研讨做好必要的铺垫。 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视为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对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问题进行基本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自身的市场化运行变革，而且也构成了专门讨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市场化选择的必然性和改革进程。该章讨论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前提、经济制度变革以及农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这些讨论，将有助于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层面上，认识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市场化问题，使本课题的研究基础不仅仅拘泥于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范围。第四章则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化、资本投入及资金需求。本章还从分析农村经济货币化入手，研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与特点，探讨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货币深化问题，进而深入考察改革以来我国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重新思考金融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判断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另外，对农业资本投入问题力求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农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及我国应该借鉴的发展理论。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可视为第三部分。这部分将较为详尽地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问题。由于篇幅和课题所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说明，上述几种金融形式在农村金融的总体框架内，有交叉也有分离，但依据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它们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通过对上述几类农村金融形式的研讨，本部分研究试图从金融角度考察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及趋势。同时，对农村金融如何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五章主要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业银行如何向商业银行转轨。一般而言，农村商业金融涵盖的内容比较多。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村商业金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我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这种改革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上。对此，本章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第六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问题。主要内容有：对合作金融基本理论的再认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变异及反思：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阶段性探索；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合作金融利率及信用创造分析；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一些理论与政策问题，多年来一直难以取得各方共识。因此，本章以较大的篇幅对其中几个相关问题作些探讨。第七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确立。目前，在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对此，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历史回顾；2．我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初探及国外借鉴；3．关于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思考。 五、研究结论与主要观点综述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部分发展及其联系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侧重于体制和政策分析，力争对课题研究有所创新。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7．我国需要在改革中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以巩固农村金融的基础。传统体制下我国合作金融被严重扭曲，改革应该与国际合作经济的一般惯例接轨，矫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方向。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决它们联系农民、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等问题；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要着力研究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创造问题，以利于农村微观金融基础巩固和国家宏观调控。 8．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建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和管理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十分必要；现阶段要抓住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给和管理这个主要矛盾，同时要开展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业务。从长远上看，农发行要拓展、创新业务，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要努力吸取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有益作法，深化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我国农发行的改革要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坚持以金融运行为本，同时兼顾协调与财政、企业、商业等部门的关系。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在流通领域，国有商业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占了70％以上，显然各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已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同时更应看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更宽松、条件更成熟、前途更广阔，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认识这种机遇，把握发展机遇，对于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一）、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而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更快发展，必须注重体制与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是具有战略性，二是具有风险性。因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要靠市场风险资本的推动，靠民间投资基金的“孵化”。除了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要由国有经济直接独资或控股经营外，其它一股竞争性的产业应在所有制方面彻底放开，尤其必须进一步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努力实现竞争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主体民营化。重视民营经济与个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的规律性特点决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呈个人化趋势，较之其它产权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资本的现实功能大小完全取决于产权主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具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五分实施民有、民治、民事的发展模式，就可充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把潜在的人力资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如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只有1/3的国有经济，却占有2/3最稀缺的资本资源，这说明国有经济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的效率极不相称，必须在资源占有的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在生产资源占有的结构上作文章，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上的比重，让产出效率高的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占有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各种“公地的悲剧”的继续发生。随着国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随着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过程，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向混合的非国有产权多元产权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业。必须看到民营经济是相对官营经济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和其它非国有国营的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退出来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会实行民营化，这就必然产生一大批国企改制衍生型民营企业，因此在“十五”期间，国企民营化的过程还会加快，这就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三）、实施西部大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开发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竞争性制造业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西部大开发必将促进西部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西部各省、市、区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都已着力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而西部大开发，首先为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从1999年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这也说明新的机遇加快了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也为东部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来西部地区投资的东部与中部的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同等看待，把对外商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延伸到东、中部的民营经济上，从而为东、中部的民营经济进入西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设施及整个市场环境就大大改善，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东、中部经营者进入西部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西部的开发过程是与城市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从长远看，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解决了西部缺水的问题以后，移民西部肯定会给民营经济西进带来更大的机遇。（四）、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政策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能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居民个人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机会与舞台。同时也说明中国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资本，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的存在，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能将数万亿居民个人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则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还可进一步加快。此外中国居民个人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也为资产抵押获得更多的投资贷款提供了机会。另外，近几年来随着启动市场与治理通货紧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致认识到，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启动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最终的消费需求。加之银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资金运行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相统一的机制使银行对效益高的民营企业也开始情有所钟，自1999年以来一些银行均开始实施对民营经济的贷款业务。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为民营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作了必要的准备。银行业对民营经济的业务介入与业务支持，可及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活和强化民营经济的“造血”功能。 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世纪，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企业老是长不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经营决策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实行市场为导向、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发展模式，等等。但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又或 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面对新世纪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依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理不清。企业初创之时，自找婆婆，虽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并无投入，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却再现所有权归属之争。二是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管理股权和技术股权未作明确界定，形成隐患。三是初始投资主体不明确，如创业资本主要是借贷、科研经费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四是对优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权归属的界定仍存在争议。五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购等形式壮大了规模，但国有资本的产权归属却没有界定。其次，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二是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大部分属于个人或合伙创办，相当一部分企业沿袭一人所有、一人决策、一人承担风险的家庭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仅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削弱了企业发展后劲，而且导致经营行为不规则给企业生存带来的风险。新成立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发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问题，许多民企面临着“管理青春期”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企业存在人才饥渴，换人又相当频繁，挖来的人因为管理滞后等原因迟迟难以纳入机制。有些人是国企过去的，有些问题是国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小企业的时候决策非常灵敏，但扩展到几百人、几千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应该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泼中小企业，而不是一味都争着把企业做大、做过五百强。一个企业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没有积累，应该非常反对超常规发展这个词。忽略自己的历史，认为可以人为通过投机、跨越中间地带的想法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机可以搞，但不应成为主体。再次，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众多民企法人代表变更频繁，“新官不理旧帐”问题比较突出；不按规定办事，对于资产抵押，不愿出钱办理土地抵押、房屋过户等担保抵扣手续，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观念不强，重视抢贷款抢项目，轻还款轻付息，往往贷款到位后长期拖欠不还，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还款，造成非国有经济中不良贷款较高。另外，对众多民企业进行评级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掌握，也是促成银行对民企惜贷的原因。最后，民营企业的家庭式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企业的成长，不可能只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这个共同体合力的结晶。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没有善待其职员以劳动力形式出现的企业产权。其中，高级管理人员问题最突出，老板与高级经理之间是委托的关系，企业的部分责任由高级经理单独承担，有部分事情由其单独操作。如果仅将高级经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报酬结构、激励机制是不够的。老板对其监督较困难，且高级经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得不到满足，将会以其他方式达到要求，比如带上合同和一批人马跳槽的现象，不少民企就栽在这里。 三、WTO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 经营管理水平方面的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场显然在分散这种风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与民营经济生产方式直接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形式。掘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当前我国金融主渠道的国有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与私企缺乏沟通的基础。因此，组建民营银行无疑成为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的理想选择。中国加入WTO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国内金融的保护期只有短短5年，这期间，对外资银行还需逐步放开。而外资银行进入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银行。然而，从专业银行蜕变而成的国有银行却因“船大难掉头”，以及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中，习惯于垄断经营，总体上处于一种效率低下、机制老化、举步维艰的粘着状态，并且坏帐问题和经营风险还或隐或现地累积了下来。如果让国有银行仓促上阵应战，势必难以招架。要有效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还应开放民间金融，为中资金融注入生机，增强后劲。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臂膀，可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最终取得在中外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作为国内的一股新兴的金融势力，民营银行将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高起点运作，规范化运营。且不带任何历史包袱而轻装上阵。在给中资银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将会强有力地辅助国有银行共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沉着应对外资银行在家门口的挑战。实践证明，民间金融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有资料表明，浙江民间一些信用社坏帐率仅有0.6％。从这一意义上看，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完全有能力担当助推中资金融发展，壮大中资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民营银行要比自有银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门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所以正规的监管系统不仅是民营银行同时也是整个银行体系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__年回升到1.5，20__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 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 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 经济与发展论文:休闲产业与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并加强其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 题】产业结构 【关 键 词】休闲产业/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 假日经济是以旅游、文化、体育、交通、餐饮等连带产业群为主体，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假日经济的出现，是国家刺激消费，推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成果，是近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维护假日经济这一良好势头，使它长盛不衰，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一、假日消费与休闲产业的多元化 休闲产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行业，而是将各种能够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行业从传统产业划分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即以休闲产品为龙头，以人们的休闲消费为市场的综合性产业。它的主要阵地是为满足现代人旅游、健身、服饰、娱乐、求智、消闲、居室装饰等休闲要求。由于它贴近生活，崇尚国际潮流，顺应大众风俗习惯，紧跟时代步伐，并紧密地依赖先进技术，有助于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被人们称为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从追求温饱到寻求享受，是消费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选择。人们在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消费、旅游服务消费等等。此外，假日休闲还表现在教育、科技、文博等领域，如为自身发展而开办的各种业余电脑、外语及其他专业技能班，老年大学的各类休闲教育，科技馆的科普启蒙，文史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温故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利润率高的新兴行业流动这一规律的驱使，文化娱乐业、体育健身业、旅游服务业等休闲产业逐渐地发展起来，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最好去处。 1.旅游业魅力无穷。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归自然、访古探幽的兴趣高涨，旅游显示出无穷的魅力。旅游这种休闲消费把旅游情结、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实用而蕴含文化，因此很受各类人们的喜爱。每逢节假日，三五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或去名胜古迹，或去名山大川，或游北国风光，或览南国风情，甚至远游异国他乡、原始森林、热带海滨……，游览、访古、享受、探险……。这种休闲消费既使消费者增加了阅历、陶冶了性情，又享受了人生、健全了体魄。1999年至2002年，中国的旅游市场几次出现“人满为患”的火爆场面。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费朗加利曾预测，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初世界第一大旅游国，届时将有1.37亿人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 2.文体娱乐业。近年来，文化市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光顾的重点。人们在休闲中追求文化品位、文化享受，感受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是人们休闲消费最主要、最普遍的需求。因此常常以家庭亲人为单位，或在家观看电视、录像、家庭影院，或外出观看电影、观赏节目、听听音乐、跳跳舞蹈。还有的经常以亲朋好友为群体，或切磋棋艺，品尝茶艺，或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等等。这些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得到高尚有益的休闲消费，而且还可以得到高雅美好的艺术享受。从文化市场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报刊、图书，还是电影、音像，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3.体育健身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愿意把休闲时间和部分收入花在强身健体上，于是，“花钱买健康”成了都市时尚。不需要特别留意，你就能感受到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在当今都市的热度，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旱冰场、男子健身房、女子健美中心、台球厅、保龄球馆，等等，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就是那被称为贵族化的高尔夫球也吸引了不少顾客。至于观看足球、篮球、排球、体操等一类比赛的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可见，体育健身的市场空间大得不得了，这种休闲消费的市场前景也好得不得了。 4.商业街休闲好去处。现代的商业街里，商场、超市林立，各种专卖店，餐饮店，应有尽有。加之城市及城乡之间交通便利，人们已将“逛街”看成首选的休闲方式，商场也就成为休闲产业最大的窗口之一。时下有不少商厦和专卖店十分注重美化购物环境，其构思巧妙，品位高雅，确让人流连忘返。许多商场引进盆景、鲜花、灯光喷泉、艺术雕塑乃至假山鱼池，使购物环境充满活力，成了温馨世界，让顾客在浏览购物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有的商厦和购物中心特意辟出一大片场地为顾客的共享空间，实行开架售货，电脑管理，并设立咖啡间、休息厅、展览角……不再使店堂里的商品与顾客争夺空间。还有更多的时装专卖商场推出流行服饰展览，名师获奖作品展、时装模特表演，让人领略到一种文化氛围，增添不少艺术渲染力，使顾客觉是不是单纯的购物，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艺术环境中，成为一种享受。 餐饮业也在假日经济的大潮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餐、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不仅吸引了外国人，也吸引国人从家庭餐桌走向 酒店、饭店。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进饭店、吃宵夜已经成了寻常的事，特别是像元宵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具有团圆意义的聚餐已成为各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5.风格各异的“吧”文化。如今，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吧”已经非常流行，如“陶吧”、“玻璃吧”、“布吧”、“果吧”等。在繁忙的都市人生活中，这种新兴的“吧”文化确实成为一种休闲的新时尚，“吧”里面的那种艺术、文化或浓浓的个性化的氛围，能使人们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欣赏陶瓷艺术佳品和制作陶瓷作品是“陶吧”最诱人的主题。在昆明、贵州、上海都能见到“布吧”，是都市女孩儿聚会的最佳去处之一。前卫的女孩儿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情。“吧”与文化的融合，引导着都市人新的休闲娱乐方式。 6.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人们崇尚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一个新经济用语。节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到近郊的农田去从事种地、除草、采摘等农活，可以亲自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还能获得休闲度假和精神享受的满足。 休闲农业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应该是轻松、愉快、宁静的精神享受，闲情逸致的田园情调，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旅游娱乐型：这种类型的景点设置有果树开花时期赏花，典型花卉争妍季节花展，农作物生长、收获阶段参观，鱼塘垂钩、采菱泛舟、农家习俗、舞蹈等。(2)品尝消费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农产品收获时期如果实成熟时让城市居民亲自采摘、品尝，并且引导他们消费购买；另外还有珍禽烧烤、畜禽加工制品的品尝出售等活动。(3)耕作体验型：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城镇居民亲自参加农事劳作体验农村生活而设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园、小片鱼塘给城镇居民，或者实行会员证形式定期举办等。这种类型强调真实感，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和高效率的机械化现代方式相结合。许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适合他们的需要。(4)主题教育型：这种类型以实地参观、实地体验、录像教学方式向中小学生提供农作物的栽培、生长，畜禽饲养、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类型强调教育启发性，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5)疗养修身型：这种类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上流社会综合服务达到修养身心、疗养身体的目的。它强调全方位的休闲，重视服务质量，重视生态环境。 二、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迅速发展起来的假日经济，使旅游和各大城市的节日市场着实火了一把。但是，从政府到企业，从交通部门到旅游服务业，许多部门和商家似乎都准备不足，从“食、住、行、玩”几方面看，在假日消费火爆的背后，也暴露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1.旅游产业水平不高。外出旅游是假日经济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之一，但假日旅游暴露出的问题也是最多。首先，热线太热，过于集中。由于各旅游社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线路上，从促销宣传、人员组织安排及资金的投入上都重点向旅游热线倾斜，导致游客对旅游地点的选择过于集中。游客的过于集中，各景点人满为患。由于现有旅游基础设施大大超负荷运行，难免接待质量会出问题，得不到保证。比如住宿不尽人意，伙食、用车标准降低，临时变更参观景点等一系列问题时有发生，游客投诉增多，造成不少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次，旅游点营销手段太少，旅游产品品种单调，层次较低，缺乏休闲内涵。再次，各旅游景点在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在旅游信息传输协调等方面还欠缺很多。最后，旅行社无序竞争，使旅游市场竞相压价，旅行社生意火爆利润却平平。个别鱼目混珠的旅行社以低报价吸引游客，设下“零团费”的旅游陷阱，在旅途中受导游引诱甚至胁迫购物，从中收取高额回扣。这些不规范的运作既“坑”了消费者，也“苦”了旅行社自己。 2.消费者消费不成熟。一是消费意识不成熟，存在盲从心理。表现在出外旅游对景点盲目选择，喜欢跟风，人家去什么地方游玩、观赏，自己也跟着去，只看热闹不看门道；购物时见商场打折让利就有购买冲动，只顾价格便宜，不管是否需要；休闲娱乐也喜欢随大流，不会寻找新的消费途径。二是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不成熟，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当消费利益将遭受损失时，不懂得及时采取措施把未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三是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3.休闲产业尚未开发。假日经济是一种综合性强、牵涉面广、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经济形式，它涉及的远不止旅游、购物等产业。目前的休闲热仅仅是迈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的开始。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广大消费者对身体健康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对职业技能的寻求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大力开发的领域。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较长的假日里，旅游胜地固然游人大增，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利用这一良机为自己、为子女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大把花钱。在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里，在各种大学和社区所办的继续教育学院里，消费者或怀揣快餐，专注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或携妻带子，在充满知识与智慧的娱乐中度过欢快的假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各类图书馆（包括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数众多，各具特色，成为市民乃至学生的第二课堂，让人流连忘返，百看不厌。每次造访，受益匪浅。这类场所，吸引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很少给假日的交通增添多大的负担。由此观之，我国的休闲产业，不仅要满足消费者旅游和购物等基本需求，从长远来看，还要满足人们发展的愿望，丰富假日大餐的内容，真正把消费者在假日的各种消费需求挖掘出来并最大限度地加以满足。 三、对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 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占百姓生活可支配收入比重日益增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假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认真地去研究它，开发与之相关性的休闲产业，推动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行产业升级逐步向国际化靠拢 (1)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一些现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景区外，许多景区其实早就有相当的知名度。由于长期以来产品开发单一，又缺乏高水平的策划包装，加上财力有限，促销乏力，因而不能对国内外市场产生吸引力，造成热线过于集中的现象。只要增加这些景区的基本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大促销力度，这些景区就能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既能分流过热量区的部分客源，又可以扩大旅游市场的需求总量。(2)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载力上下功夫，改变旅游管理体系中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体化，此外，还应发展城市周边旅游和城郊旅游，以分散游人。引导本市居民在假日到郊外旅游，以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外地游客。(3)目前国内外的旅行社大多处于小散弱差状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要扶优扶强，使具有优势的旅行社得以不断地发展扩大，另一方面要鼓励旅行社组建联合体，内部统一步调，规范运作，优势资源互补，推出精品，开辟特色，提供优质服务。 2.加强对游客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 目前，假日消费市场出现人满为患、怨声载道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不力有关。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消费习惯，再加上对市场的变化难以把握，游客的消费行为比较盲目，市场自我调节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加强对游客休闲行为的引导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强休闲学研究。当前，人们的休闲概念还不甚明确，对休闲消费还处于盲目和随意的初始阶段，商家对休闲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投资方向与热点还缺乏远见性认识，从而导致中国目前的休闲还很混乱，急需休闲学给以指导，向人们宣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消费观念。在国外，闲暇社会学是热门学科，但国内重视和研究休闲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与迅猛发展的假日休闲产业是不相配套的。其次，是加强休闲信息指导。假日市场呼唤能指导休闲、推介市场、播报信息的休闲信息网络的产生。当前尤为急切的是要建立全国旅游城市及景点的信息网络，及时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路线、交通状况、景区接待、订票订房、购物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该网络系统的涵盖内容，向假日市场其他消费领域扩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假日休闲信息指导。 3.加强假日市场休闲产业链的建设 外出旅游，不是假日盛筵中的惟一佳肴，甚至也不是其中的惟一大菜，研究假日经济潜在的消费热点，能从整体上将假日经济引向更深的层次，扩大休闲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文化品位，把假日经济推向深入。据有关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们在长假里不仅要达到休闲的目的，而且还要求在休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满足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假日市场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者，紧紧围绕休闲消费，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休闲产业。(1)文化娱乐业。据调查，长假期间，市民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占家庭、社会消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市民花钱观赏文艺表演、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已越来越普遍。随着“假日经济”的发展，我们应积极发展报刊、图书、电影、音像等传统文化行业，举办书市、花市等富有特色的广场娱乐项目，应适当增加文艺演出，开展各种娱乐项目。不断增强娱乐性，注重参与性，提升假日的附加值，深化假日的吸引力。并适当增加网吧、陶吧、赛场等青少年乐于参与的娱乐场所，使他们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提高营造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消费方式来创造消费、引导消费。(2)体育健身业。一是要兴建和改造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二是要正确合理地引导这种休闲消费。关于前者，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61万个体育场馆，从绝对数量来说，已具相当规模，但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不足1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兴建一批体育场馆，改造一批体育场馆，已成为当务之急。应该看到，我们的体育健身休闲消费起步很晚，消费水平不高，要从现有的实际出发，合理引导这种休闲消费。(3)餐饮零售业。首先，餐饮业要把握好以下几种节日服务型经营方式：一是主妇型。即饭店为市民家庭配送半成品节日套餐，饭店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二是包办型。即饭店为市民预订到饭店就餐的节日家宴。餐馆酒店要本着勤俭节约、物美价廉、面向市民、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推出“敬老宴”、“爱心宴”、“合家团圆”等众多菜谱扩大目标市场。三是系列型。为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餐馆酒店应推出面向家庭的节日宴席快送、“出租厨师”，向居民开放客房、游艺厅等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以吸引居民到酒店里自娱自乐过假日。同时，餐饮业的经营者，还应在文化品味上做文章，要以饮食文化搭台、在店内推出书面摄影展览、音乐欣赏、杂技魔术表演、名厨教授顾客“绝活菜”等活动，让顾客集食、饮、赏、览、听于一体，吃得潇洒，玩得开心，同时又得到精神享受。商场要在店内外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除了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等一般方法外，还要注意布置出自家的特色。节假日商家应以真诚回报顾客消费者为宗旨，开展打折销售、买大件赠小件、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促销活动要以“情”字当先，充满浓郁的温情，打动消费者的心。(4)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一种商品农业，要有推销商品的意识，通过广告宣传向城市居民输灌休闲意识，通过各种农事活动（如花卉展览、龙舟竞赛、民间舞蹈等）吸引游客。主动适应市场，积极争取市场。应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利用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为市民提供卫生、洁净、新鲜的农产品的同时，为市民创造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绿色生态环境。(5)技艺培训。不少人希望利用假期难得的时间学习汽车驾驶、电脑操作、花卉栽培、投资理财、古董鉴赏、书法篆刻和体育、舞蹈、烹调等一技之长。社会各方面应当提供这些方面的机会，以满足各类培训的需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近年来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转学其他专业的现象年盛一年,毕业生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国际贸易专业趋冷,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令人担忧。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有关,但也与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没有及时地适应我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社会的需求变化不无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创新问题进行研究。 一、依靠内需发展是大国经济的基本规律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大国情形下的出口或者进口,由于贸易规模大,导致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变化,国际市场的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即大国出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下降,进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使大国的贸易条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大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还会造成“贫困化的增长”,甚至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阻断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路径。大国在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下,国内只得到了低廉的加工费,而客观上却通过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进口的高价格和成品出口的低价格给进口国进行了双补贴。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被国外的实践所证实。 二、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贸联系的特点与专业人才素质要求 1.国际经贸联系的新变化、新特点。①国际贸易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贸易的主体除了外贸公司、出口企业、跨国公司外,出于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国内的任何企业或公司均可直接从国外进口所需的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务,也可以将其在国内市场剩余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②国际交易的客体将趋于无形化、多样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我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竞相角逐的主战场,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其生产的整个工序置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下,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采购或外包,使进口和出口得标的物中既有有形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有无形的生产性服务;既有成品也有中间投入品。而中间投入品中包括的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大于成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使国际交易的客体必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无形化的特点。③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国际贸易模式是指出口和进口产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在内需发展战略下,由于国内资源和先进技术相对短缺的限制,再加之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口的大量增加将成为我国今后国际贸易模式的重要特点。而出口的规模将会相对地下降,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进口服务,而不再是为了创汇。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④国际交易的方式将由传统转向电子商务。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替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形式多样的国际贸易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必然会对传统贸易方式各个环节的监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⑤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我国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内一些资金雄厚、技术成熟、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的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或并购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步伐趋于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直接投资等资源配置活动,中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10年连续增长,这种增长趋势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而进一步加速。同时,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52亿美元,其中浙江省在境外设立的营销机构已累计超过3000家,2012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购项目达63个,并购额7.1亿美元,2011年,中国民企海外并购十大案例中,浙江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可以预见,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上述特点归结起来就是,随着我国内需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期以来国内主要通过外贸公司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不断地回归生产企业,加之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国际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将会日益加强,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的进出口业务将必然回归国际商务的范畴。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国际经贸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2.对国际经贸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在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除了要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等素养外,还需要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等。 三、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已经与现实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与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略下对进口贸易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高校及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业务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这种社会需求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货物的出口为核心,对进口业务人才的培养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然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以内需增长为主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进口规模已经呈现出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势头,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更加明显。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在招聘不到进口业务人员的情况下不得不从职工中派员外出学习或培训。 2.与我国“走出去”战略对跨国企业经营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服务贸易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务活动,客观上也要求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纳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中来。 3.与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行的培养方案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方式设置的,传统贸易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单贸易的规模比较大,生产经营都可以批量进行。而近年来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面对的却是海外分散的采购规模非常小的成千上万的客户,显然这些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贸易是不同的。2012年8月,杭州、上海、郑州、重庆、宁波正式获批成为我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首批试点城市,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顺应了电子商务发展趋势[1]。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义乌市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市场采购贸易新模式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一头在义乌采货,一头在国外市场销货、供货、结算一条龙的跨国外销方式,国外游客购买等方式都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表现。[2] 4.实习环节没有真正落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实务性比较强的专业,实习环节对学生专业操作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许多外贸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实习,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常常流于形式,收效有限。有协议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有限,接纳学生实习的能力难以满足需要。校内实验室进行的进出口模拟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业务操作能力,但毕竟作用有限。 四、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1.培养方案创新的原则。兼顾市场需求与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要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传授给学生找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能够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四年不可能教给学生终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获取才是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2.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创新。由以外贸公司为主转向以跨国公司为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上是以为外贸公司培养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加入WTO以后,我国于2004年将对外贸公司的成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许多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外贸公司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国外并购方兴未艾。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也要相应地由以为外贸公司培养优秀的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主向主要为跨国公司培养高级国际商务人才为主转变。 3.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进出口业务为辅。与上述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相联系,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投资、国际并购、国际采购、国际营销等活动培养既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等素养的,又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的等高级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4.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为了突破国际贸易专业实务型师资短缺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限制,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可能是一个选择。问卷调查显示,对“《国际贸易实务课》如何开设效果好?”的问题,认为“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聘请外贸部门的业务员讲授”效果好的占到55.1%,认为“作为一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贯通讲”效果好的占7.6%,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讲”效果好的占12%,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学校不同的老师讲”效果好的占5.4%。这说明,国际贸易实务课由专门从事外贸实际业务的人员兼职讲授比学校的老师讲授效果好。进一步的调查也表明,近10%的受调查者表示愿意兼职我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的讲授工作,或有意与我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学生实习基地,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明国际贸易专业校企合作或开放式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5.实习基地创建方式的创新。实习基地内部化或委托制。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单位难找已成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实习会给实习单位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增加工作量,商业机密泄漏,管理风险加大,而又没有收益,即存在负的外部性。显然,消除这种负外部性,使实习单位能够从提供实习服务实习岗位中获得适当的收益,是解决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实习难问题的钥匙。具体的解决方式有两个,实习基地内部化和实习培训委托制。实习基地内部化是从国内医科大学一般均建有其附属医院中受到的启发。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基地的内部化是指学校可以将用于学生实习环节的专项经费拨出一定的比例,组建校属的外贸公司或国际商务服务公司,再从事经营活动。目前,浙江省教育厅也在通过各高校申报实习基地项目。可以利用这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企业,再以适当付费的方式将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委托给这些单位。 6.教学内容的创新。重视新的国际贸易模式。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许多课程,尤其是进出口实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环节和程序展开的。这在已经大量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已经不完全适用了。因此,需要研究创新这些新贸易模式下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及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审计的影响与风险防范 一、入世对中国审计的影响与变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迅速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入世将进一步加大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给中国审计带来了环境、观念、目标、对象的变革，从而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风险。 1、审计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快了中国审计国际化步伐，中国审计市场日益融合于各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从事审计工作，而且可以把在本国注册的会计师派往国外处理审计业务，或与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订立国际协议，以联营合伙等方式开展国际业务。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审计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审计实务一旦走向国际，往往因为环境因素造成审计标准不统一，使得审计人员在判断和执行国际审计具体业务时缺乏审计依据，加大了审计风险。 2、对“网上实体”审计带来的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出现了所谓的“媒体空间”和“网上实体”。相对与传统审计对象来说，“网上实体”的一大特点就是“虚”，看不见、摸不着，审计人员难以界定审计对象范围，难以对会计资料进行审查，难以获取审计证据，使得审计风险加大。 3、信息载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无纸贸易得以实现。被审计信息由以纸张为信息载体转变为以磁盘、磁带等磁性介质为信息载体。记录于磁性介质上的信息是看不见的，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才能以可见和易懂的文字形式打印或显示出来；对磁性介质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可不留下任何痕迹，利用磁性介质也难以实现诸如签字、盖章等使信息证据化的操作，这给审计带来了新的风险。 4、无形资产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大了无形资产审计在我国审计业务中的比重。而由于无形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某些实效性信息过时后，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当有更先进的知识产生时，旧知识便大为贬值。因此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计量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无形资产审计带有较大的风险。 5、管理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提高了管理审计（即对企业管理活动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价）在审计活动中的地位。企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它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市场的影响，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处境不同的两个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应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而管理活动本身带有不确定性，其正确与否必须受到市场的检验。对管理活动进行审计也应受到市场的检验，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 6、社会责任审计带来的风险。 为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对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入世促使了社会责任审计的产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污染排放、增加职工福利、支持社区建设等，这使得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确认和计量难以找到同一的标准，同时也给审计证据的获取带来了诸多不便，加大了审计的风险。 二、入世后审计风险的规避 入世后，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审计环境的巨大变迁并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新的审计风险。为了迎接挑战，减少审计风险，审计技术方法的改进、更新势在必行。 1、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步伐。 审计国际化带来了一定的审计风险。随着国际上审计程序的进一步协调和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我国也应加快实现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其途径有：我国的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审计惯例接轨，运用国际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行为符合国际审计准则；在会计和审计领域加强对审计人员业务和素质教育；掌握国际审计信息，学习并运用最新的国际化的审计技术。 2、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入世后，审计对象和内容的扩大，给审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审计的比重将大大超过对存货、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审计；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延伸；社会责任审计提上日程；对“媒体空间”中的“网上实体”的审计监督势在必行。对此，传统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往往无能为力。审计目标多元化和审计实时、开放的特征，有必要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来分别规范无形资产审计、管理审计、社会责任审计行为，使其有统一的标准。 3、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上实体”的出现，会计操作更多地在计算机上进行。审计作为一项主要以会计信息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应充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处理的速度，提高审计质量。“网上实体”的主要资产为知识、信息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对它们的审计就必须深入到媒体空间中去，这要求网络审计技术的完善，和审计人员计算机审计操作能力的提高，争取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取最充分、有利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风险。 4、控制会计经营风险，规范会计行为。 入世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规范可靠与否成为审计成败的关键。控制经营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中国企业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套支持控制经营风险的信息系统。而建立信息系统，就必须改变企业传统的“核算型”会计模式，加大会计的管理职能，企业应当向“管理及风险控制型”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经营风险预警机制，并以市场为核心，研究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加大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5、进一步完善审计法规，加强审计司法力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入世后，法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伴随市场经济的审计只有在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应努力做到：（1）加强审计立法工作。针对入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建立一套新的审计标准和准则，使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2）加大审计司法力度，坚决打击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舞弊行为，促使审计人员自觉提高风险意识。（3）加强 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审计法律、法规的认识。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由于信赖已审的会计报表而蒙受损失时，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机制。 6、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 审计职业是具有较高风险的职业。入世后，审计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潜在风险转化为现时风险的可能性日趋增长，这要求审计人员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为此，审计人员应该（1）系统学习审计风险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新的审计方法。重视从审计立项到审计结论的每一个步骤，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使每一个环节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2）更新审计监督观念。入世后，审计监督的重点应从有形资产审计转移到无形资产审计，重视管理方面和社会效益的审计，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并促使其快速成长。（3）树立竞争观念，培养创新意识。入世后，科学信息化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应提高对信息经济的认识，树立面向经济的竞争观念，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大胆创新的意识．积极探索适应信息经济的灵活高效的审计模式和方法，力避审计风险。 经济与发展论文: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管理的内涵与关键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提升经济效益,构筑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消费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依靠生态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并最大化保护环境的发展手段。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交通运输业内, 以交通资源的集约用、持久用、替代用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运输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循环经济,达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财政负担”的效果,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首先是交通运输科技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研究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十一五”初期,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迫切探寻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途径。因此,本文针对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研究并提出其较为完整的发展管理模式,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内涵。通常,交通运输问题可以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三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定义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领域,以综合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为手段,提高交通设施建设养护、交通运输装备升级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等业务环节的水平,从科学技术角度保障支持绿色交通模式发展,同时促进、保障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中,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手段,是循环经济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关键。交通运输资源减量化就是通过对交通资源的集约使用、持久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并全面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时限。实现减量化的关键在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可以达到同样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耐久性、延长使用寿命。交通运输资源再利用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品或部件的复用率,延长资源的使用期。实现再利用的关键是增强产品服务的组合性与模块化,增强复用能力。 交通运输资源的循环再生主要是指交通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交通资源,不仅减少最终处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是循环再生的关键。通常情况下,3R原则在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中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再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综合运用3R原则才是交通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对于交通运输科技的三个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减量化应该是主导原则;对于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应该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环再生的组合原则,而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与服务而言,交通运输资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选原则。 二、交通运输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发展思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应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的资源减量化。 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优化运输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优先发展城市、城际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完善城乡间公交体系;加强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主要着眼于提高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增加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效益,通过推动运输装备的大型化和专业化,鼓励发展多轴重型专用车辆,推广标准化运输、甩挂运输、封闭运输,可起到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实现钢材、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 ③建设优质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资源。提高设计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管理,贯彻全寿命成本设计理念,提高工程质量和耐久性;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如大力发展钢纤维混凝土和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滑模摊铺施工工艺以及快速养护技术等,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混凝土、耐腐蚀钢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视工程养护特别是预防性养护。深化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治理超载超限运输,建立治超长效机制,加强公路路面早期破损的基础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进行联合攻关,专门研发路面修复和养护技术。 ⑤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材料替代。在路面材料类型的比选中,因地制宜、尽量采用易于再生利用的沥青路面;研究和推广公路工程中木材替代的措施。开展废旧路面材料、废弃轮胎、废钢材、工业废料等的综合利用,推进道路沥青、水泥混凝土、钢材等废旧建材的循环再生。 2.2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的资源循环再生。①提高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的综合能力与信息共享水平与复用能力,如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功能模块的重用技术的研究等。②对于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有利的系列管理技术的挖掘重用,如集成化交通技术、交通生态学、代谢理论、规划理论等。 2.3交通运输装备优化升级的再利用和减量化。主要指交通运输装备对于能源消耗的节能化、低排放化和洁净化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①能源节约和替代能源。结合国家《节能中长期规划》中“节约和替代石油”重点工程的实施,大力开展乙醇、电池等替代燃料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并从财税优惠政策予以支持;通过研发和推广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向氢能经济的转换;研发和推广燃气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来实现能源结构多样 化等。②车辆等交通运输装备的再利用。加大废旧车船等的回收利用工作力度;加强废旧轮胎翻新利用,或将其再生用于生产码头橡胶护舷、胶粉改性沥青等,汽车发动机的再利用等。 经济与发展论文: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经济与发展论文:分析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发展措施 《金融规划》中“双中心”的打造,发挥金融资源集聚功能,侧重于资金的来源层面,而《海洋经济规划》预示着海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解决了资金的去向问题。两者合力对接,就是要构筑浙江大量资本,尤其是民间资金向海洋经济倾斜的渠道和路径。这种发展的举措上的交点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届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规划》明确指出,其规划的时间范围是“十二五”期间,其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的节点都在“十二五”末,战略任务的时间范围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间。而《海洋经济规划》指出,“规划期为2011—2020年,重点为“十二五”时期”,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层面,重点规划的是到2015年主要发展目标,包括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着、海洋科教文化全国领先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体量化指标多达11个,而2020年的量化指标仅为3个。 由此可见,两个规划总体上在时间维度是衔接一致的,而这一时间又与浙江经济总体上转型的关键时期相一致。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金融业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在动态最优和统筹管理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叠合《金融规划》明确指出战略重点是“两个中心,三极空间,六大平台”,其中“三极空间”具体是指构建起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为亮点,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区)为支撑,推进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海洋经济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要加快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区建设,尽快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和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的两翼发展水平,并做强杭州、宁波、温州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时还将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九大产业集聚区,并重点推进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等重要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杭州、宁波、温州作为“三极空间”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兴、绍兴、台州作为重要城市在两个规划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内部区域叠合,两个规划还在接轨“长三角”等外部对接区域也有共同的触点。可见,两个规划在空间布局上有相当比例的重合交汇,这就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层面提供了平台和基础。3五大举措、三大保障:护航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资金总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贷规模总量的投入需要有一个统观全局的规划。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支持浙江海洋经济持续科学发展。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结构要优化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间接融资规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资相对弱势;银行业发展强势,非银行业,尤其是小金融机构、类金融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契机,切合海洋经济的特点,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和非银行尤其是创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浙江金融业整体的结构。为此,要加强研究,区分海洋金融与大陆金融的差异性,利用发展海洋经济的契机,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业务要创新在发达经济体,与海洋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为此,要大胆创新,尤其是要创新非银行业务,构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和与临港大工业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务等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风险要监控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投资规模较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一方面资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对区域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创新,资金集聚和流动方式、渠道可能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在特定试点和局部区域集聚金融风险,这对浙江区域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要协调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当局、行业自律和内部风控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及时预警金融风险。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资源要整合在经典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中,金融的发展有两种基本动力,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供给推动。一方面海洋经济的发展显然对浙江地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体现了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领域也积极推动。因此,地方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动。 为此,要整合金融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合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浙江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发展上需要政府协调兼顾,在保证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二是在总体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实施层面,通过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建设要有倾斜;三是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对设立海洋经济产业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险等予以积极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体制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金融准入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条件,引导民间资本支持海洋经济建设;二是创新金融业务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于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型金融业务要密切跟踪,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经验,三是创新金融运行体制,尤其是现代金融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引进一是要建立立体化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大力开展系统性、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模式,大力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服务于浙江金融业;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尤其是要与海洋经济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经济与发展论文: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思考 【内容提要】该文分析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生产的影响。现今中国的环境特点,是2000多年环境变迁的继续。在今日环境状况下,经济生产需要新的发展方略与环境改造。 【关 键 词】环境演变/经济生产/生产布局与环境 【正 文】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环境演变,从环境演变中制定人类发展决策,这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设计和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重心的迁移 环境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3000—2500年前时(约春秋、战国),环境发生过一次大改变。这次改变,使中国由距今1万年—3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期,转变为干凉气候期[1]。温暖湿润气候期中,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气温高,雨量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100—200mm[2]。当时黄河流域河流、湖泊众多,植物生长期长,喜暖湿的亚热带植被生长丰茂。犀、象、猕猴、獐、鹿、驼鸟、扬子鳄、竹鼠等对气温条件要求高的动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当时亚热带气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质黄土,形成一层肥沃的棕褐色农耕土。数千年前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环境中,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于纪史以来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时,中国气候转入干凉阶段。这一阶段中,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温带,降水量剧减,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国沿海海平面下降约2m[1]。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广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逐渐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属亚热带气候区。水、热资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故秦、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迁移。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时,苏秦描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战国策·秦策》)。到东汉时,关中的天府之称已让位于既有亚热带气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枢纽的成都平原。班固《两都赋》中赞扬关中时只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晋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跃为全国之首。《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长江下游),昔之关中。”隋、唐时,北方地区物产,已远远不够维持朝廷费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运河,为军国之计,“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权舆德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国逐渐流传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语。 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为 一年两熟。《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岁而再获之。”而今这一带却只能两年三熟,战国前黄河流域生长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樱桃、猕猴桃、竹、棕榈、栎、八角枫、山毛榉等植物资源,至今,这些植物在这一带已大多绝迹。春秋、战国环境变化中;中国北部气温约下降2℃[3]。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某地气温下降1℃则相当于向高纬度(向北)推进200—300km[4]。由此推想,战国前这次环境变化,中国北部丧失了大片耕作区。长城,在历史上是我国农耕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把秦代长城同明代长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缩了200—400km[5]。 战国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南方的环境演变进行的。南方环境演变包括:(1)气候环境的变化。(2)气候变化后造成的地貌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变化主要是气温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地貌环境变化,主要是水域面积减少、大片农耕地产生,以及因水域减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汉以前,在鄂东、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东江北有西北—东南向的大别山,江南有西南一东北向的幕阜山。大别山、幕阜山夹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长江在鄂西、川东冲出狭窄的三峡,漫游“极目楚天舒”的两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势所缚。江水过此隘口,因地势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状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汇于安徽古彭蠡泽。其分布范围约为今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和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为江水流道很多(九为虚数,泛指多。《禹贡》“九江孔殷”,意为九江水域宏大、宽广。西汉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们生产和居住。东汉后,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水量减少,古九江江水逐渐归入一条主泓道,为长江两岸产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条件。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因雨误期。被迫起义。大泽乡即今安徽省宿松县龙感湖区域。该区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区。陈胜等人在此遇雨误期,是因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环境。东汉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断流、淤废,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农耕地得以开发。 环境演变,使黄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干旱区,使长江流域由“地广人稀”变为“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鄠、杜之间(原关中平原)不能比也”(《宋书·孔季恭传》)。环境演变,导致了北方植被,动物群、农作物生态等方面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北部大批人类居住区和耕作区丧失。 2 中国南、北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开发 战国以后,当中国北部由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水、热资源不利于农耕生产时,中国北部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垦的精耕细作,用繁亢的劳动来和自然环境作斗争。 《齐民要术》是秦、汉至北魏时期。中国北部农耕技术的总结。该书中的耕作技术,一直是中国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齐民要术》耕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保墒防旱。具体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压雪、堆雪,以及严格实行耕、耙、耢、锄等。中国北方“春多风旱”“春雨难期”,《齐民要术》强调。一待开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气温上升后地表水风干、蒸发。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变得碎、细,切断、打乱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断在细土层之下。耢有盖压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压紧,减少土壤通风,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锄地一来除草,同时也切断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发,《齐民要术·杂说》有“锄头三寸泽”之说。《汉书·食贷志》也记载,汉代搜粟都尉赵过,曾在黄土高原广泛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就是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农耕技术。其方法是在田地开沟起垄,在沟中播种。此方法后被干旱区广泛延续使用。 从唐代诗人高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写道:“去秋虽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刘开扬注《高适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黄河流域少雨、舄卤(土地盐碱化)和人们勤于耕耘的历史情景。数千年来,在中国北部环境变得失却往日之“天时”时,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进行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时,中国人却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旱地耕作技术。 在中国北方发展抗旱为主的旱作 农业生产时,中国南方则大力发展水稻田,垦殖梯田(山田),培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纪闻》描述长江中游在河、湖滩涂造田时说,“楚地滨河、湖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共开垦成畦首,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发展水田之极者,甚至在深水薮泽和浅海中出现了“葑田”。宋人陈* 《农书·地势之宜篇》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据其他史料记载,葑田的历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晋。南方水、热条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广了梯田,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之说。南方经济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为要。南方盛产丝绸和茶。茶税已是当时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本草纲目·茗·集解》中说,“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 在唐代时,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纲目·沙糖》)。南方经济开发,在明代时已涉及于海南特产。例如,人们喜爱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来,后来海南沉香开发出来后,其质量最优,反而胜于进口沉香。《本草纲目·沉香·集解》中说,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腊(柬埔寨),真腊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从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环境变化后,不仅耕地增多,而且经济项目还向多方面发展。 3环境演变中南、北环境的变化特点 环境考古证明,战国时中国气候进入干凉后,中国气候一直持续干凉,并有加剧迹象。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类长期进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资源,中国北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愈来愈少。中国南方则因水、热资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与耕地环境可供人类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旱气候下生物资源极为宝贵。《管子·轻重甲》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吕氏春秋·仲冬纪》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掌山泽之官)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不赦。”《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大旱,郑国国君派屠击等人去管理桑山。屠击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树木。郑国相国、着名政治家子产说,管理桑山,应该是培植树木,你们却砍伐树木。这罪恶太大了!于是夺掉了屠击等人的官职和封邑。这个故事表明,北方的郑国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人们就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对破坏环境的人,连封邑贵族也不容。 黄河中游陕北榆林地区,过去是“畜牧为天下饶”的上郡(《史记·货殖列传》)。文物考古中发现,秦、汉时期此地还生长有众多水禽、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如今,榆林地区已成为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晋时,陕北无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赞“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曾发动十余万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统万城。至唐代后期,这里已“飞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时,统万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毁弃。无定河流域环境变成沙漠和沙漠覆盖的沼泽,不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难。《梦溪笔谈》卷三记,“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濒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内史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进,地皆湿沙,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沙漠化与盐碱化极易发生。战国晚期关中平原严重盐碱化,秦国修筑数百里长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盐卤之地万余倾”(《史记·河渠书》)。秦国水溉卤地的作法,是对土壤盐分进行溶解,并用流水携带泥沙进行土壤改造。 中国南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水稻产区。农田形态下土壤变化表现为沉积,耕土层越来越厚,有机质越积越多。1995年,笔者配合湖北黄石——黄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东长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专门作了水稻土地层学的研究。发现该地东汉时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从东汉至今,又持续沉积、增厚。使土层增长了89cm,其沉积速率约为每20年1cm。因此,从地层、土壤学的角度讲,水稻产区耕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4未来发展中的生产布局和环境改造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居住区越来越广,改造环境能力越来越大。现代人对环境已不仅仅是开发、利用的关系,还应有保护、设计和改造的关系。 干旱区,人口越多,人类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区域内人口增长,基本意味着自然界动、植物等生物的减少,自然界生态也因此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北方人口、城市、工农业生产的剧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面积也快速增长。北方的这种环境变化,其实质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丰茂,动物种群自然生长。有水,才能保护耕地,工农业生产也才能正常发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环境,对维持增长中的北方人口来说,已经是十分困难。自然生态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当然也更难满足。中国人均水量 12710m[3],约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仅1938 m[3],其中海河、滦河流域只有1430m[3]。 中国现行基本国策的提出与制定,多与环境有关,如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切实保护耕地等。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基本国策的基础上。 从环境演变看,中国进入干凉气候已有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在干旱环境下被长期利用、开发。今日北方环境,已不利于工农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发展。应加重中国北方的环境保护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国古文化发达区,回旋空间大,应是中国以旅游业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区域。 中国南方水、热环境条件好,一年可收获多次。南方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对南方的水稻田保护,应是全国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设、工业建设,都不能轻易侵占水稻田。 中国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轻纺、机械等。中国人均水量最丰的地区是西南区。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应是西南区。 中国北方,蕴藏丰富的地下矿产(钢铁、煤炭、石油等),曾经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区。今日北方也养育着大量人口,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护北方环境,就是保护中国的大半生存空间。如果北方环境恶化,会使中国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将引起人口迁徙、经济建设等大变动。北方环境好转,不仅可以改变今日北方的生存条件,而且给全国经济建设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环境是不停演变的。数千年前,南方许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据。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减少的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环境中,如果重现数千年前的水域环境,南方人则必然向北方迁徙。因 此,保护北方的环境,意义不仅在于现在,还在于未来。 保护北方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南水北调。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是要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几大流域形成一个跨亚热带(湿润区)与温带(干旱区)的巨大水网。该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解决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也使整个北方水环境得以改观。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恢复。南水北调有利于整个中国的环境改观。如果说三峡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能源问题,那么南水北调则保护着中国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水环境。

体育课论文:中学体育课理论教学探讨 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其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并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中学体育教 学大纲中提出的教育任务之一，就是要教育学生自觉地参加体育锻炼，并养成为锻炼身体的习惯，在“中学体 育目的和任务”一章中明确指出；“体育知识技能的教学，不能理解为仅仅是运动技术的传授，而更重要的是 教会学生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和方法”，然而，长期以来，中学体育课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是“一个哨子，几 个球，老师学生都自由”，或教师只注重教授技术动作，学生单纯模仿技术动作，不注重基本理论和技术理论 的教育，因此，学生缺少体育科学知识，对体育的目的任务不明确，对体育这门学科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那 么，“培养学生自我锻炼的能力，达到终身受益的目的”又从何谈起呢？ 由此可见，要使中学体育教学质量有大幅度提高，为高校输送合格新生，完成中学体育教学任务，就有必 要在督促中学生加紧体格锻炼的同时，开展系统的体育理论知识教育，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下学习 和锻炼，从而减轻学生自我揣摸的肓目性和不必要的伤害。 目前，我国农村中学及大多数县、市中学，体育场地及设施均很简陋，遇雨室外技术课即停已成不可改变 的客观事实。近几年的调查统计表明：每学期遇雨时间几乎占全期体育课的1／4以上，那么，中学的雨天体 育课又是怎样安排的呢？据笔者对川北地区的苍溪、营山、南充、岳池、武胜五县市10所中学的调查了解： 60％的中学，雨天体育课被其他教师占用而改上数、理、化等文化课；20％的中学，雨天体育课为棋牌活 动；10％的中学，雨天体育课让学生自习；只有10％的中学，利用雨天坚持向学生传授体育理论知识，在 对“四川省苍溪中学”的调查中，笔者了解到：1985年，有关单位下来检查体育工作，随便问到一位学生 ：“你们体操学了些什么内容？”该生回答：“学了‘打洋古蔸’。（实为“侧手翻”）；另一位学生回答： “还有把腿杆挂在单杠上一摇一摇的，一下就翻上去了。”（实为“单挂膝摆动上成骑撑”）这些动作名称及 术语的错误，并非教师教错了，而是学生当时学后，印象不深，记不住而造成的，从那以后，该[文秘站:]校体育组全体 教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胆进行改革，坚持利用雨天体育课加强理论课教学，并将体育理论课列入期末考试 内容之一，从而提高了学生的体育文化知识水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引此可见，中学利用雨天开展体育理 论教学，确实是一条使学生牢固掌握体育理论知识，提高学生体育文化素养，强化学生体育意识的良好途径。 那么，怎样才能利用雨天上好体育理论课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教师水平。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与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 教师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要想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学生是不可能的。体育是各种学科综合起来的一门科学 ，涉及面广。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体育理论知识并能够运用最好的教学方法及教 学手段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才能使学生真正地掌握所学知识。因而需要每一位体育教师坚持理论学习、钻研业 务、学习和掌握新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有条件的学校应鼓励、支持体育教师外出参观、学习或进修、培训，不 断提高业务水平，保持用最新的理论知识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及手段教授学生，这是体育教师完成体育理论教学 任务的必备条件。 2、结合学生实际，传授基本知识。相当部分中学生认为：“只要不生病，即为身体素质好”；“经常干 农活，就是最好的体育锻炼’；“穿着皮鞋、牛仔裤，一样可以上好体育课”；“关节扭伤肿大后，立即揉一 揉就会好”等等，这些看法都是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教师在理论教学中，应针对以上情况，结合学生实际 ，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是怎样增强体质的？”、“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冬季体育锻炼的好处”、“锻 炼身体的几种主要手段”、“运动创伤的预防和处理”等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对体育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3、讲授所教项目，做到学有所用。我国在很多运动项目上已进入了世界体育强国之列，体育运动在人们 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不可少的地位。很多学生希望对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让这些运动 项目成为自己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体育理论教学中，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需求并根据学科教学进度及 单元计划，结合所教运动项目的内容，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其技术理论，学会自我锻炼的方法，而且还要向学生 讲解各个运动项目的比赛规则，介绍裁判方法。使学生将来不但能够参加组织比赛，并通过他们向社会宣传体 育，带动和促进我国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与普及。 4、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教师在进行体育理论教学中，应认真备课，充分准备，课堂讲授中做 到语言精炼，生动有趣，极 书工整，图文并茂。充分利用体育运动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丰富生活的特点，通过 生动有说服力的事例和数据向学生传授体育理论知识。并结合体育史及历史典故，讲解“篮球运动的产生”、 “马拉松”的起源、“足球运动的发展”，奥运会、亚运会简况、小型球类比赛的组织方法等，让学生掌握更 广泛、更深入、更全面的体育理论知识，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体育的目的、任务，提高学习体育的兴趣、带着明 确的学习目的和正确的学习动机上好体育课。 5、结合重大赛事，进行宣传教育。一般来说，体育理论比较枯躁，不大好教学，但仍有相当部分和越来 越多的中学生对国际、国内重大比赛极为热心和关注，因此，教师应结合这些重大比赛的进程及赛况，将枯躁 的理论知识寓于生动的比赛场面，这样，不但能增强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能激发他们对体育竞技的兴趣，增 强其组织纪律性、集体荣誉感和顽强刻苦的拼博精神。 6、定期进行考核，引起学生重视。学校应支持体育教师对学生定期进行理论考核，全面了解学生掌握体 育理论知识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促进教与学的配合。考核并非只局限于教师出一套题，让学生定时笔答。而可 以把这种对基本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熔于平常的一些体育技术课中。例如，上武术课时，可以抽检学生出来做 示范，并要求学生边做边讲述动作要领，看其能否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另外，还可适当布置课外理论作业， 教师收回笔改或在下一堂课进行随堂抽问，以此引起学生对理论课的重视。 总而言之，中学通过雨天体育课对学生进行体育理论知识教育，对提高中学生的体育理论知识水平及体育 意识，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体育课论文:小学体育课在情境教学中结合“教”与“玩”游戏活动的初探 游戏是一项最受少年儿童喜欢的综合性、集体性的体育项目。它具有一定的竞赛性和趣味性。而情境教学正是沉浸一定力度的氛围，使少年儿童寻求现实生活场景，与他们的思维、想象能力相协调，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学生遵守纪律、团结互助、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等优良品质，并能开发学生的智力和能力，为学习田径、球类等项目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小学生的情趣圣战决定了在体育教学中应注重“教”与“玩”和游戏相结合，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爱玩好动是他们的天性，小学阶段的学生，兴趣广泛，好奇心强，比较容易模仿和接收新鲜事物，常常以直接兴趣为动力，这就要求体育教学应侧重从学生的情趣特点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游戏形式渗透在教学中，寓教于玩，这样既能提高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也能在游戏中体现教学内容，并达到体育教学的目的。 一、以情境教学，提高“教”与“玩”结合和游戏的趣味性 游戏与其它单个的体育动作有所不同，其有其自身的特点。很受广大小朋友的喜欢。在游戏教学中，我采用儿歌与游戏相结合的方法来展开活动，提高学生对游戏的积极性。例如“穿越森林”这个简单的游戏，假如老师不做启发，只是让学生绕着人群在跑，就感到很乏味、枯燥。在活动中老师首先给同学们讲解抗日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穿越森林送情报的故事，激发学生活动游戏的情趣，游戏结束后，教师集中学生讲授理论知识和练习规范，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单腿站立、单腿跳跃、单腿跳接力等比赛，把“教”与“玩”结合起来，也可以课间穿插一些趣味性更强的游戏，以活跃体育课堂气氛。如，在教授体操课时，可在课间放一段欢快的乐曲，让学生们尝试按音乐节拍以舞蹈形式做体操；在队列练习时采用叫号的方式把四列横队变成八列纵队，也可穿插其它一些花样等进行队列训练。这些方法都能使一些枯燥、紧张的体育课变得生动、轻松。 二、以情境教学，促进“教”与“玩”结合体现游戏的多样性 一项游戏只有一种游戏方法，而我在教学中一般采用多种游戏方法进行教学。如：“织鱼网”，教师先创设情境，“海上有很多鱼，我们要去捉它们，怎么办呢？”学生说用鱼网捕捉，教师讲解游戏方法，“织个鱼网”捕鱼，我把学生平均分成人数相等的六个小组，进行织鱼网游戏，学生每人手拿一根布条，教师预先拿两根标枪插在泥地上，上面平行地系着两根绳子，让学生听到口令后，跑过去织鱼网，看那一组最先把布条系完那组为胜，然后再让学生把织好鱼网的布条解下来，这样的游戏活动不仅能反映学生的动手动脑的能力，而且使游戏活动的气氛更加活跃。接下来我再让学生用织好的鱼网捕鱼，先让三们同学手拉着手做鱼网，其它学生分散在半块篮球场上当鱼。用两张网同时捕鱼，捕后连接起来，三人的手不能分开，接着由五人组成鱼网，用两张网同时捕鱼，要求：1、不出圈，不破网；2、碰到就算抓到。通过教学我认为采用了多样的游戏方法，能激活了同学们的活动情绪，既提高了同学们的反应能力和灵敏性。 三、以情境教学，促进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在“教”与“玩”的游戏教学中，怎样充分利用时机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思想品德教育，这就需要我们体育老师善于发现学生的活动行为和利用时机及时进行教育。例如：在“过草地”这一游戏中，有的学生在做游戏中不遵守规则，一边跑一边人为地破坏学校种的草皮；有的学生游戏活动不积极，出现消极的情绪，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应采取积极诱导，进行正面教育，并要对学生讲解花、草、树木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我们应该关心爱护它们，同时要尊重学生，关心学生，特别要关心那些智力和体力较差的同学，及时帮助他们，在活动中让老师也参与进去，自己要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表率，多和同学广交朋友，使师生在活动中关系融洽拉近了距离。 四、以情境教学，结合“教”与“玩”开发学生的动手动脑的能力 在教学中有人说：“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在提倡以素质教育推动新课程改革教学为主题的今天，开发学生的智力，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是当今教师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游戏教学中，我经常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游戏教学。如：在讲授身体平衡技能知识后，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单腿站立、单腿跳跃、单腿跳接力等比赛，把“教”与“玩”结合起来，还可以教师提出运动量和锻炼目的，然后由学生自己设计体育项目，自己组织体育游戏活动，促进了学生的智力提高，“教”与“玩”和谐结合，使学生在体育教学中接触了更广阔的知识天地，促使学生在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协调等方面全面发展，促进了思维、判断、记忆等方面能力的增强，为学生智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总之，多少年来，学校的游戏教学往往是单向式，指令式，给学生一种＂距离感＂。而情境教学便是通过创造一种“教”与“玩”的结合，让学生在心理与教师之间距离缩短，促使学生以最佳的情绪状态，主动投入，主动参与到游戏活动中去，并获得了主动发展。这种方法对提高体育的教学质量是很有必要的，应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继续坚持运用和不断完善。使学校体育事业更加光辉灿烂。 体育课论文:浅析小学体育课学生自卑心理的形成与克服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心理也正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优胜劣汰，这是竞争的必然。对于强者，跌倒了，大不了再爬起来。而那些心理素质差的人，这时候自卑心理很快占据了主导位置，难以再站起来，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停留在自卑心理的形成时期——小学阶段。 一、小学阶段是小学生生理与心理成熟化发展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也是不稳定的时期，良好的教育能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反之，则会片面地发展学生的各个方面，自卑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所谓自卑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认为自己不行，无法赶上别人，它有着很强的消极作用。我们就先看看小学生自卑心理的形成原因： 首先，由于客观条件引发的：有的学生家境不好，吃穿谈不上讲究，只能稍做到有，由于习惯了这种生活现状，开始自己也不在乎。可日久天长，因周围的同学和一些不良的风气影响，逐渐注意到别人优越条件。觉得自己家里很穷，没有资格谈这说那，继而给自己的心理造成压力，以至于以后做什么事都是顾虑重重，对自己毫无信心。还有的同学因自己的相貌产生自卑，总是认为自己太丑了，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甚至于连抬头举手都小心翼翼，生怕会因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而引来别人的歧视与嘲讽……由于小学生认识和理解事物还不能够达到理解程度，这也就很难避免使他们产生偏激的一面。 其次，教师不负责任的结果：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健康发展，教师的一句话很可能造成一个学生一辈子的跌落。前几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教师在看见一名学生老教不会时，和蔼可亲的形象立即被粗鲁的辱骂声所代替：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不如死了算。这名小学生仅有的一点自尊心也在教师的辱骂声中撕裂，当晚，他便自杀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如果我们的教师对学生 是抱着不负责的态度，动不动就以打击、谩骂来抵制学生的积极性，那么学生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由极度的自尊变为自卑。这样看来，我们教师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 再次，学生的个性差异：个性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个性的差异是指人们在稳定的心理特点上的差异。小学生由于遗传素质不同，受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不同，因而在体力、智力、兴趣、气质等方面各有不同特点。（其实个性的差异也算是客观条件，但学生经过后天的努力，也能够改变。）学生在发现自己的智力和一些才能不及其他同学就感到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偶尔一两次的失败便完全气馁了，认为自己天生就这样，无法再改变。 最后，学生认识能力的限制，这一点是上一点的分点，之所以分作一点来讲是因为其对学生产生自卑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上二点所谈及的方面都是由于小学生的认识能力不够理发化、客观化，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处理事物。小学阶段是小学生由感性认识逐步向理性认识发展的阶段。它是不成熟的阶段。如果那位自杀的小学生认识能力稍微提高一点，那么悲剧便不会发生了。小学生的认识能力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环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也就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评价标准，正是由于学生的认识能力不够才导致了自卑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小学生克服自卑心理呢？小学生自卑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害怕自己被伤害，却往往自己伤害了自己。所以教师在给有着自卑心理的学生做工作时，一定要注意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也要防止操作他们的自尊心，因人施教，选择适当的方法，一位好的老师，也应该是一位好的 “医生”，只有因人而异，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自卑心理。 二、善于发现，善于引导，小学生对教师有着很强的依赖心理，即使在家人面前也常说：“我们老师讲的”。对于儿童的这种特殊心理，教师应珍惜它，利用好它。在整个克服自卑心理的过程中，教师依旧起主导作用。 1、小学生的感知觉情绪化比较明显。小学生自卑时，心情比较低落，面部表情暗淡，容易走神，喜低头，他的内心活动多写在脸上。教师应对每一位学生都留心观察，对学生进行爱的陶冶教育。 2、经常利用身边的小事和创造条件教育学生。有的学生因为动作不会做而感到自卑的，教师可以通过指导，给一些难度适中的动作让学生完成，增加其信心；有的学生以自己的品德不好而自卑的，教师可以设计好一个“陷阱”让其自我满足，消除这方面的自卑…….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要坚持原则办事，正确地引导学生，不可以给予学生错误的引导；要分清主导与主体的关系，认识到克服过程中学生是主体。 三、通过比较，抵制自卑 说实话，这不能说是一个好办法，但也可适当选用，像那些有着自卑心理且容易满足的学生易采用。教师通过某一方面的比较，让他知道比自己差的人还有，自己不是没有希望的，暂借用一下阿Q精神。不过要注意的是：防止后遗症的发生，不可以帮助了这个同学又打击了另一个同学。也可以通过优点来纠正缺点。例如：一个体育很好的学生因自己的成绩而自卑，教师就让他做了体委，并且鼓励他参加体育训练。结果运动会时，他多项得冠，教师又不失时机地教育引导。从此以后，他的学习像体育运动一样，成绩很快上升，自卑心理也自然消除了。 四、优化环境，渗透熏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学校是传递文化和育人的基地，校园文化包括学校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体现在校园物质和精神环境中。校园文化具有暗示性、渗透性等特点，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因此，有人称它为学校的隐性课程。在其建设过程中，既要重视校园物质环境的建设，更要重视校园精神环境的建设。学校良好的风气和师生奋必向上的精神面貌是一种强大的感染人的力量，它是校园环境建设的核心内容。 2、需要注意的是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必然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其中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大环境中的不良影响对学校文化有不小的冲击力，所以学校在选择、引进时要注意识别，确保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成为良好的育人环境。通过环境对学生进行渗透和熏陶，从而形成优秀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克服自卑。 3、最后教师还要注意由“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旧的封建思想引起的自卑现象。总之，要抵制 一切对小学生形成良好心理素质不利的因素，帮助他们克服自卑，为他们将来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奠定基础。 体育课论文:体育课要渗透思想素质的教育 体育课进行思想素质教育,这是《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当前加速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出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一般体育教师在增强学生体质、掌握基本知识、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都能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去完成,而在进行思想素质教育方面,则不够重视,认为是“软任务”又不考核。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使学生在学到体育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受到思想素质教育,做到寓思想素质于愉快地体育教学与活动之中。 怎样才能取得体育、德育“双丰收”呢?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精心设计、寓教于乐”。 具体说来,在编写教案时,要根据本课内容、任务,目的精心设计,采用多种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开发他们的创造力。如枯燥乏味的队列练习,可采用“我是一个兵”的标准要求学生,让他们以实际行动向解放军学习,努力做出“立正”“向右看齐”等正确动作,锻炼毅力和耐力。再如垒球投掷课,单一的投掷学生兴趣不浓,思想教育也跟不上,如果设计成“投弹炸鬼子”游戏(在投掷区前划一条及格线,远处放一个或多个标志物,看谁能炸着,如不到及格线者算炸伤自己,罚做俯卧撑,促其加强臂力练习),则学生们兴趣盎然,都能奋力向敌人投掷。这既是效果好的体育课,又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要做到“寓教于乐”,就应在体育教学中采用“游戏教学法”。所谓游戏教学是从个人的发展需要出发,把获得运动的快乐感和培养自我锻炼能力作为目标的教学思想。它重视每一项不同运动所独具的乐趣,并强调愉快地、自主地从事体育学习。游戏教学在形式上是以快乐从事体育学习为目标,但真正的目的是为儿童在学校阶段认识体育,真正获得快乐体验,从而持之以恒,直至终身进行体育锻炼。游戏教学要从实际出发,使教学内容生动活泼,学有所获。如跳单双圈时,有的学生因图快或不认真,常常踩出圈。可将之设计成“小猫捉老鼠”游戏,谁要踩出圈,就算被小猫捉住,这样再跳时学生就会很认真,又很有趣。又“送盲人回家”游戏,让“盲人”戴上娃娃头,“少先队员”推着“盲人”绕“土堆”“过小桥”,看谁先送到“家”,学生们看着憨态可掬的“盲人”乐不可支,都争着去送盲人,从而达到了锻炼和教育目的。 总之,在体育教学中要搞好思想素质教育,教师除了必须具有敬业精神外,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独运匠心,使学生在快乐中学到知识,得到锻炼,受到教育。这便是体育课中思想素质教育的目的所在。 体育课论文:体育课意外伤害处理的方式分析 一、第一步:有备无患,重在预防 “郑老师,不好了!王宇晕过去了!”一阵急促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八(2)班几个学生慌张地边跑边喊。我急忙向事故地点跑去,升旗广场边正围着一大群学生,王宇躺在地上。我正想办法进行处理时,学校的校医邵医生也匆忙跑了过来。 【事后反思】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体育课上出现一些意外伤害在所难免,关键是体育教师对课上可能发生的伤害事故要有一定的预见,将不安全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事先准备好危机应急预案,做到有备无患。为此,我们制定了意外伤害三级应急预防机制。第一级:若本班学生从事危险性活动,或活动时有危险、同学之间争吵打架等突发状况时,旁边的同学无论男女都要加以提醒和劝阻。第二级:发生以上情况时,任何在场的班干部都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体育老师。第三级:如出现较严重的情况(如出血、跌倒不能爬起等),在场的班干部要维持现场秩序,另一名班干部或学生立即通知校医到场。机制建立后,我还利用体育课进行了模拟演练,以便学生熟记于心。此次意外,我和校医能在第一时间到场处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级应急预防机制。 二、第二步:临危不乱,镇定处理 此刻,学生们有些紧张地看着我,有的在小声议论。我和校医立即把王宇放平,掐其人中,不一会儿,王宇醒了。我首先安慰王宇不要害怕,又低声命令其他学生:“体育委员和组长留下,帮我扶王宇到校医务室;班长立即通知班主任到医务室;其他同学回去准备上课。”把王宇扶到医务室后,我问了组长的事情经过。原来王宇这组因游戏输了,被罚跑一圈。由于学校正在建塑胶运动场,体育课都在升旗广场和两边的中心路上进行,加之上体育课的班级多,空间较小,王宇和其他班级的一名男生发生碰撞,造成王宇意外跌倒。 【事后反思】 体育老师作为体育课管理的责任人,要临危不乱,事情往往没有人们预想中那么糟糕。体育教师要用所学的运动生理知识对出现的伤害事故进行及时科学地处理,而且要让受到伤害的学生尽快镇定下来,防止情绪恶化。另外还要做好其他学生的安抚工作,尽量不要让事情扩大,以免给自己和学校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三、第三步:积极主动,互动沟通 到了医务室,校医给王宇喝了一支葡萄糖水,此时班主任也到了,大家决定还是要到县人民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在赶往县医院的途中,班主任通知了王宇家长。医院对王宇进行了头部和胸部的CT,并做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安顿好王宇,他的父母亲慌慌张张的从乡下赶来了,我和班主任连忙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的告诉了两位家长,同时转达了医生的诊断结果。家长看到儿子没有什么大碍,就平静下来。和王宇家长充分沟通后,我们决定让王宇暂住急诊室一晚,以做进一步的治疗和观察。我们和家长互留了电话号码,以便有特殊情况时能及时联系。 【事后反思】 体育课上发生意外伤害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体育教师是有一定责任的。老师和家长都是学生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因此,出现较严重的意外事故后,除了及时地处理学生的伤情,视情就医外,还要积极主动地联系家长,态度诚恳地向家长解释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争取得到家长的理解和谅解,以免让家长走向老师和学校的对立面。在处理意外伤害时,有时问题比较严重相对难处理,如:可能会涉及到多名学生、产生一定的医药费用等等,此时最好能有班主任、同组年长的老师或学校的中层干部在场,通过他们先帮忙稳定家长的情绪,然后再多方沟通交流,合力调解,共同商议处理,确保不留后患。体育老师不能抱着怕麻烦、逃避的心理,应积极主动地预防可能出现的纠纷,避免给自己、家长、学校带来更多的麻烦。 四、第四步:攻心为上,教育反思 经过一夜的观察,王宇没有大碍,第二天就到学校上课了。原来王宇因看到口腔出血害怕紧张出现晕血。尽管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事故,但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第二天的体育课,我做了一次专题的安全教育课,课上我列举了大量体育课上学生不注意安全对自身或他人造成的身心危害,轻者影响学习,重者可能造成残疾,甚至危及生命,给学生、家庭、学校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课上还给学生介绍了一些预防运动损伤的知识和出现损伤后简单的处理方法,并强调和完善了体育课三级应急预防机制。 体育课论文:中学体育课如何进行创新教育的路径建设 积极推进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实现科学兴国,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根据创新教育理论及学校体育教学的特点,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怎样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即学生的观察力、获得知识信息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及创新实施能力等。体育课堂中的创新教育,一要注重学生的智力的开发,二要注重创新教育的多样化和自主性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参与意识,多方面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现就创新教育的主要特征,对学生创新能力的构成与培养进行如下阐述: 一、创新教育是注重智力的开发 智力就是人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智力是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总和。较为统一的认识是:智力是人脑功能的表现,是人的观察、记忆、想象等心理活动多种能力的综合表现。人的智力发展虽然主要依靠智育来完成,但人体发育智力的器官机能却有赖于体育活动。在教学中利用图解观察、练习中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思维。 二、创新教育是多样化的教学 (一)教学模式的多样化 这些模式有的取向于各种模式的综合运用,有的取向于师生关系,有的取向于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有的取向于教学内容,有的取向于教学安排,有的取向于技能学习与学生心理发展。追求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追求从生理改造到终生体育意识的培养;追求从学会到会学水平的提高。教学模式的多样化,说明各种教学模式都有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尽管这些教学模式还不尽完善,但在体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强调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 培养形式灵活,培养层次结构多样化,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教学形式以集体教学、分段教学、循环教学、提示教学、电化教学、分组考核、小组创编队形,以及理论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教师要有意识地组织多样化的生动有趣的活动来感染学生,激发学生的情感。例如组织学生观看有关录像、电影,访问体育明星,回顾我国体育发展史等,对陶冶学生性情,激发学生情感很有好处。 (三)教学内容的多样性与可接受性 课程设置应由单一的普通教学课向选项课、专项提高课、保健体育课等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未来的体育教学内容,将从“以运动技术为中心”向“以体育方法、体育动机、体育活动、体育经验为中心”转移。 三、创新教育是自主性教学 创新教育倡导、鼓励学生求异创新,强调培养学生掌握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独立获取解决问题的多种途径和方法。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综合运用开发学生创造力的各种方法,努力创设促使学生独立探索、发散求异的教学情景,形成欢迎进入鼓励学生自由发表独创见解、热烈讨论的课堂气氛。在体育教学中包含着各种要素,如教师、学生、教材、组织教法、学生生理、心理的发展以及场地器材等等。这些要素之间,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每一种要素的变化又都影响着其他要素的变化,影响着整个体育教学质量的变化。因此,要使体育创新教育获得最大效益,必须从整体性的观点出发,把握住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弄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教师应把握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的关系 以学生为主体是说课堂教学应该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增强主题意识的过程,应该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发问和争辩,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 (二)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源远流长,“天、地、君、亲、师”森严的等级观念的余泽,给“师道尊严”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陈腐论调至今仍被某些为师者津津乐道,甚至成为“治学生”的法宝。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学生对教师必要的尊敬(这个“尊敬”也应当建立在教师对学生人格“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反对的是“惟上、惟师、惟书”,反对的是“惟师命是从,惟师训是依”,不加选择,不辩是非的盲从,反对的是人格上凌驾于学生之上,对学生的自主性、自尊心视而不见,动指责、喝斥、甚至辱骂、殴打的错误做法。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对学生的人格是无情的摧残,对学生的创新意识是无情的扼杀。新型的师生关系应当是一种以民主、平等、理解、尊重为基础的积极合作的关系,合作就应当是双向的、主动的、协调的、和谐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教师不是领导者而是指导者,不仅仅是年龄上的长者,更应当是人格上平等的朋友。 (三)处理好知识与身体活动的关系 体育教学的基本特征是“以身体活动为主”,这就形成了体育教学在实施时与其他知识传授类学科不同的特殊性。因此,创新教育必须结合体育教学的特殊规律去组织教学。 体育课论文:开好体育课势在必行 目前，一些农村中小学的体育课基本是“一堂课，两个球，教师学生都自由”。有些学校则干脆停开体育课。由此导致学生身体素质下降，发病率上升。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应试教育的影响，师资、经费缺乏等，但最根本的思想上对体育课不够重视。要恢复体育课的“合法席位”， 一是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认清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积极性，把思想认识从应试教育转移到素质教育上来。 二是要因陋就简，充分利用本校现有的体育器材，能开的体育项目尽量开全。如广播体操、跳高、跳远、篮球、排球等项目，冬季的踢足球、踢毽子、跑步、滑冰等项目，一般的学校是有能力搞好的。画跑道、挖沙坑、钉跳高架、买些球是不难做到的。 三是要充分利用本校现有的师资力量，采取短训、自学等途径提高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努力开好体育课，不能等到师范院校分配来毕业生再去考虚解决问题。 总之，我们不能培养“出学校门，进医院门”的下一代，开好体育课势在必行。 体育课论文:体育课怎样运用心理活动规律提高学生积极性 体育课的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边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进行各种身体练习的过程，也是思维的过程。既要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也耍发展学生的智力，使学生掌握“三基”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运动技能的形成，都需要有大脑皮层的兴奋过程。因此，在教学中，不能只要求学生作机械的模仿练习，更重要的是要求教师掌握学生心理活动规律，启发和培养他们的正确学习动机，学习兴趣与注意，启发他们积极思维，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下面，我想就在体育课中如何运用一些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律，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个问题，谈谈自己肤浅的认识。 一、利用学生的直接兴趣激发正确的学习动机： 动机是激励一个人去活动的心理原因，对学习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积极性的核心。在体育活动中，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多样的，但归纳起来，可分直接动机和间接动机两种，直接动机是与体育活动直接相联系的动机，它是以自己直接感兴趣的东西作为学习的动力。例如：他们看到，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正在作各种活泼的游戏，一场激烈的精彩的足球赛在进行着时，会使他们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学习要求，即直接的学习动机。但是，这种动机是不会持久的，一旦在满足了暂时的需要之后，就会消失。譬如：一个饥饿的人吃饱了以后， 对食物的兴趣就消失了。而间接动机是由自己的意志和社会的需要所产生的，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作为其学习动机的。例如：冬季，学生在室外上体育课时，有的学生看到天气寒冷，不愿意把手拿出来活动，也有一些同学由于懂得了锻炼身体的好处，懂得德、智、体三者的辩证关系，因此，他们能克服天气寒冷的困难而努力上好课了。由此可见，间接动机对于提高和保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直接动机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善于把学生从对直接感兴趣的学习动机，引导到间接动机上来。 在教学中，除了要向学生讲明学习的目的，还要要求学生把锻炼身体同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联系起来，使他们懂得身体好与学习好的辩证关系，启发他们为实现“四化”而锻炼身体，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树立他们从“要我学习”变为“我要学习”的正确学习态度，还要采用多种形式的教法，启发和引导他们。 但是，正如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的那样，我们还应注意根据他们不同年龄的特征，分别采用一些与他们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相符合的教法，来启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二、学生兴趣与注意力的培养和运用： 注意是人的心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注意的心理过程，是对事物的感觉、思维的反映。例如：学生注意老师指挥学生做操而发出的口令，就是学生对刺激物的反映。 注意是认识事物的起点，在体育活动中，如果心不西焉或注意力不集中，便不能掌握好所学的内容，就会出现错误或伤害事故。 注意分被动与主动两种，被动注意是属于本能的，没有自觉的目的，也不需要意志去努力，它由条件刺激或个人爱好所产生。例如：上体育课时，新奇的道具，显目的标志，宏亮的口令，都能引起学生们的被动注意，而主动注意则由意志去指挥，带有强制的意思，往往学生对某些事物并不感兴趣，只是由于某种需要才去注意。譬如：有的同学对长跑这个教材并不感兴趣。但由于“长跑”是“达标”的一项指标，而“达标”又是评“三好”学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当“三好”学生的愿望而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上好“长跑”课了。 在教学中，运用注意规律，组织和保持学生注意的时候，要向学生讲明锻炼身体的意义，每节课、每个动作的目的和要求，指出完成动作的关键和难点，尽可能利用那些能引起学生注意的因素，把学个从被动注意引导问主动注意上来。例如：教纵箱分腿腾越时，先可在纵箱的远端贴上胶布一条，作为明显的标志，引起学生的被动注意，经过多次练习，学生有了肌肉感觉，知道了手必须撑到箱的远端，才能完成好这个动作。因此，引起了他们的主动注意。 在教学中，还可以采用提示的方法来引起学生注意。例如：教学生“前滚翻”时，可通过提示学生低头、团身、抱腿等口令，引起学生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合理分配的注意，使之取得好的效果。 兴趣是个人对事物所持的选择态度，它是属于感情和情绪的状态，兴趣是产生注意的源泉，二者关系密切，互为因果。 我们对某一事物发生兴趣的时候，就会集中注意，专心专意去做。注意也能引起兴趣，(但有时集中了注意的事物，并不都能引起兴趣。)若经常注意某一事物，也能引起对该事物的兴趣。例如：当学生听到自由体操那种悦耳动听的伴奏音乐时，引起了他们对表演的注意。当看到运动员那种优美、惊险的动作时，便逐渐对体操发生了兴趣。 在体育活动中，有兴趣与无兴趣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对于感兴趣的活动，可以持久和集中注意。学习时主动积极，即使碰到困难，也会努力去克服，产生愉快的情绪。而没有兴趣，会使学生情绪低落，感到厌倦。 教师还应善于利用学生对体育活动的直接兴趣，启发学生积极练习一些他们认为枯燥无味的教材。例如：在教学中，利用学生对足球和竞赛的兴趣，先让他们进行足球比赛，从中抓住他们的由于不能控制球而失掉很多进攻和防守的机会感到苦恼时，再讲明学习基本技术的必要性，进行正确示范，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学生学习这个教材的积极性。 在实践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是很多的。如：教师的目光暗示，表扬、鼓励与批评，及时纠正错误，正确的示范，生动形象的讲解，游戏、竞赛、直观教具等。 总之，教师要善于灵活安排教材，采用多种教法和组织措施，把课上得生动活泼。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获得满意的教学效果。（文秘站整理） 体育课论文:体育课怎么吸引学生 近年来,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的导向下,各门文化课教学中都有学生厌学的问题,甚至在体育课上同样有“厌学”的现象。从理论和实践上讲,小学生应该是最喜欢体育的人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体育游戏中小学生是那样情不自禁地全力投入。由此可见,学生并不是从内心讨厌体育活动或体育课,而是对一些体育教师在体育课上教的内容、教的方法感到枯燥厌倦甚至反感。这是体育教学中教与学的对立。因此,体育课如何吸引学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体育课如何吸引学生呢?我的做法和体会是: 一、“磁化”是前提 所谓“磁化”,就是增加教学的吸引力。罗伯特?特拉费斯说过:“教学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它区别与其它的表演艺术,这是由于教师与那些观看表演的人的关系所决定的。”体育课表演的技巧性、和谐性和美感愉悦性的特点,就是教师内在的人格显露。教师的表演同演员一样在声、神、行等方面具有艺术修养,向学生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真实情感,只不过不象演员那样“自我”罢了。我认为学生对体育课缺乏兴趣,与其责怪学生,不如反问自己。要使体育教学有实效,第一要紧的是要把学生的心“磁化”过来,使学生乐学。这样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便形成合力,产生“磁化”效应,从而产生师生间的情感共鸣。 二、“变化”是关键 所谓“变化”,就是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的特点,变换教学方法,以求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 1、把猜谜、讲故事引进体育课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基本上是教师讲解动作概念、要领,示范,然后学生随教师进行模仿练习,方法单调,吸引不住学生的兴趣,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如果采用提问式教学,可收到良好的效果。针对低年级学生喜欢听故事、猜谜语的特点,我在教《前滚翻》时,出了个谜语让学生猜:“两手用力撑,两脚迅速蹬,团身如球滚,展体似雄鹰。”谜语一出,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学生对所学的东西易学易记,从而达到了寓教于学的目的。因此,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法,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常变常新,步步深入,始终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把教学过程变成学生想学、乐学的自觉行动。 2、做一些集中注意力的练习 由于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上课时往往是“人到课堂心未到”。我们学校是寄宿学校,学生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逢星期一上课,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就更加严重,甚至连队伍都排不好。针对这一情况,我根据教材内容,编一些韵律操,配上音乐或指挥学生做反口令练习、模仿动物动作等各种新颖、有趣的集中注意力的练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多采用小型竞赛 低年级学生争强好胜,热衷于小型竞赛,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这一心理特点。如:当学生掌握快速跑动作后,就可以组织他们进行直线接力跑、十字接力跑;单脚跳可演变成跳进去拍人和斗鸡;投掷小垒球可组织学生打坦克、打飞机比赛,由于比赛激烈,学生就能较好地全身心投入。又如:学生甲在走廊上玩,学生乙在其背后打了一下,只见甲猛一转身,拔腿就追,直到甲、乙两人都气喘嘘嘘地趴在地上为止。此种在操场上屡见不鲜的镜头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学生在学习起跑时反应就不那么快?为什么学生练习耐久跑时就不能那样卖力?其实,学生在玩耍时都显露出其个性心理特征,如果教学过程能适应其个性,能激发其个性倾向性,那么教学效果就会大大的提高。 三、“感化”是目的 教学活动中,良好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为向师性和向生性。这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感情融洽、心理相容、形成愉快和谐的课堂气氛。苏霍姆费斯基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妙就在于如何文秘站:爱护学生。”教师在教学中,从爱护学生出发才能客观地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使他们能感受到教师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对一些“问题学生”,教师只要把全部的爱心献给他们,对他们给予了解、尊重和信任,时刻关注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肯定和表扬,就能把问题学生转变过来。 在我所教的班级中有几个“问题学生”,这些学生的特征是:无组织无纪律,学习态度不认真,把老师的批评教育当耳边风。L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曾有一段时间经常逃课。班主任到处找他,但一见到班主任就躲,真拿他没办法。在一次课外活动时,我有意的接近他,“L同学,你的协调性很好,欢迎你加入健美操队。”一听这话,他来劲了,开心了。然后我话锋一转,“L同学,叶老师可以跟你聊聊吗?我们到那边草地上坐坐好吗?”他点了点头,跟着我来到草地上。“某某,叶老师很孤独,很想跟你交个朋友,你能答应我吗?”说完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他。“叶老师,其实我也很孤单,我们班的同学个个都不愿意跟我玩,而且妈妈又出差了,我很想念他,恨不得跑到她身边去,可是学校又不让,所以我天天逃课。”“你觉得逃课这种行为对吗?还有,同学们为什么不跟你玩?”“不是的,上次我的手受伤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都很关心我,对我很好的,可是我的手好了以后,他们就……”就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在草地上坐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经过这次的交谈,L同学愿意上体育课了。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大声的喊:“叶老师,我最喜欢你,也最喜欢上体育课。”我回过头一看,原来是L同学。听了这话,我心里甜滋滋的,突然间使我更进一步的体会到一名人民教师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自豪,更加强了我当好一名人民教师的信念。 总之,通过又一学期的教学实践,我进一步体会到:体育教师要用高尚的情操、广博的知识和健美的体魄、优美的示范,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直接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增强学习信心、培养体育兴趣,使他们在外校这个桃李芬芳的家园里健康的成长。 体育课论文:浅论高校公共体育课如何培养女大学生的体育兴趣 论文关键词：高技体育；女大学生；体育兴趣 论文摘要：培养高校女大学生的体育兴趣，激发其内在动因，使其养成锻炼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思想，这是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结合女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从技能知识的传授、思想教育等方面着手，分析阐述了如何在高校公共体育教育过程中培养女大学生的体育兴趣． 兴趣是人们认知某种事物或获得某种技能与知识以后，兴奋大脑皮层的相关中枢使其产生继续探求欲望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同情感密切联系，能使人们集中注意力，积极自觉愉快地从事某种知识的学习或某种活动的参与．兴趣产生以后会诱发主体对某种事物的参与和学习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后，会使主体逐渐在大脑皮层相关中枢产生定型，这种定型的不断完善就会使主体在神经高级中枢中形成主动参与或学习某种事物的思想动因．从兴趣的产生到诱发主体的思想动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但是，从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明确地发现。只有主体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以后，才能诱发主体的思想动因，使主体形成自觉参与或学习某种事物的行为习惯．体育兴趣是人们从事体育锻炼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心理倾向．体育兴趣产生的浓厚程度取决于主体在体育锻炼活动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它与个体的个性差异密切相关，特别是女大学生．女大学生在生理上已进入青春成熟期，身体各方面已达到成熟女性所特有的特征，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在心理上发生了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变化，性格上变得爱美喜静、腼腆怕羞等等，对体育活动明显地降低了兴趣；特别是那些体育活动体验和经历较少、性格内向的学生，她们的体育兴趣会降得更低．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要提高女大学生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必须先从培养她们的体育兴趣着手，结合其身心特点，采取必要的方法措施诱发其内在动因，让她们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中去，逐渐地养成锻炼习惯，从而形成正确的体育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体育教学去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发展．本文结合在体育教学方面的实践经验，阐述对女大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途径与方法，以求广大高校体育教师在此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1　高校女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1．1　高校女生的生理特征 在枝女大学生的年龄多数是在18～22岁之间，她们的生理机能基本上已走向了女性成熟阶段，由于雌性激索的特殊作用，此阶段其生理形态与特征已和男生有了明显的差异．她们的生理形态已完全女性化，臀部增大，乳房突起，胸腹、臀部等身体部位的皮下脂肪丰富．她们的生理机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男生相比较，她们的每博输出量小，心率相对较快；肺活量较小，呼吸频率较快；肌肉工作力量小，动作速率较缓；身体活动中容易产生疲劳，恢复时间相对较长；等等．由于她们的心血管、呼吸和运动等系统的生理机能明显的弱于男生，决定了其速度、力量、耐力和灵活性等身体素质都明显地差于男生．这些生理机能上的变化，导致了她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减弱，体育课上参与活动的惰性较大，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相对薄弱． 1．2　高校女生的心理特征 高校女生由于年龄阶段、社会经历和生理变化的影响，心理上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她们变得性格内向，腼腆怕羞，文雅好静，喜易，怯难；这些心理方面的变化，会对她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自觉主动性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的心理变化是，她们变得求新、拾趣、爱美，追求时尚；高校女大学生具有了一定的知识阅历和鲜明的个性追求，容易接受新事物，对新知识有较强的求知欲望．体育在当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体育运动以其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她们在大学生活中一方面渴望提高自己的体育文化素养，提高自己对体育的评价能力和欣赏水平，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她们希望通过参与自己喜爱的体育活动塑造自己健美的形体、优雅的姿态和高雅的气质，使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充满自信和信心．从高校女生的心理变化来看，对其参与体育活动的心态而言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体育教学过程中只有尽量克服其消极一面，诱发鼓励其积极一面，才能逐渐地培养起她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 2　培养高校女生体育兴趣的方法与措施 2．1　加强体育理论知识的传授。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针对高校女生的求知欲望和她们对体育理论知识的需求，高校体育教学要按照体育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扩大和加强体育基础与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授．根据她们的需要，增加一些运动保健、运动生理和体育文史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充分利用体育理论课的讲授和技术实践课中的随机讲授时间外，还可以利用课外座谈与讲座和课外活动锻炼等时间广泛接触学生，了解她们对体育的理解与认识，帮助她们不断提高对体育锻炼的正确理解，激发其良好的健身锻炼动机，逐渐地培养起她们对体育锻炼的爱好和兴趣．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体育基础知识，加深其对体育意义和目的的认识与理解，使其形成正确的体育意识和良好的体育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她们建立起对运动技术课学习时的信心和自信心，使其较快地掌握基本运动技术的正确练习方法，提高她们健身锻炼时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另外，要根据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不断地吸收新知识和新理论，把体育相关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满足大学生对现代体育知识的需求，扩大学生的体育知识面，使她们能够跟上现代体育发展的步伐．再则，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在校大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观看到网球、台球、棒垒球、保龄球、花样游泳、花样滑冰等非课堂学习的体育运动项目．这些体育项目学生们平时无法直接参与，对其规则和竞赛方法也十分陌生，但她们对那些项目中激烈的竞争场面、美妙的战术配合和紧张的现场气氛等方面抱有浓厚的兴趣，她们渴望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以满足其欣赏的需要；教师可以适当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向学生介绍这些运动项目的基本知识，提高她们对各种体育运动项目的鉴赏和欣赏能力，从而使其从中领略到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和由此带给她们的无限乐趣和喜悦．这样可以潜移默化地激发她们对体育的参与欲望，不断促进其健身意识和终身体育思想的逐渐形成． 2．2　结合学生的生理特征。台理安排教学内容和运动量 高校女生有其自身的生理特点和特征，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从她们的生理特点与特征出发，合理安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教学要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她们对体育的兴趣，调动其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培养她们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习惯和意识．首先，要根据女大学生的生理特点与特征，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内容设置；要有别于男生，因为女生的力量、速度和耐力等方面明显差于男生，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所以，教学过程中要尽量在教学内容中多安排一些轻力量、慢速度、低对抗与防止疲劳较早产生的体育锻炼内容，多安排以有氧代谢为主、无氧代谢为辅的运动项目，例如：健美操、艺术体操、舞蹈、小球类等等；教学内容与项目安排的合理恰当才能克服她们学习时的消极抵住心理，调动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要根据女大学生的生理特点和特征，合理安排运动量、运动强度和练习密度．运动量、运动强度和练习密度是教师控制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如果在练习中其强度、密度和运动量没有有效地控制，同样可以降低学生学习与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激发其学习的兴趣．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时刻注意观察学生的面部表情、动作的准确度和参与活动的态度等情况，随时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她们在心情愉快和满足的情况下积极地参与各项练习，喜悦与满足的体验才会激起她们继续尝试这种体验的欲望，只有这种欲望的产生才可能激发其兴趣的逐渐形成．另外，要根据女大学生特有的生理周期特征适时地调整课堂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确实作好区别对待的教学原则，教育女大学生正确认识月经期与体育锻炼的关系，克服其经期的波动情绪，消除其神秘感和恐慌感的心理阴影． 2．3　采取多样的教学形式。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 高校女生由于生理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影响，心理发生明显变化，其变化对她们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积极性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影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克服她们心理的负面影响，积极诱发和调动她们正面积极的心理影响因素，才能不断地激发她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因此，高校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广开思路，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女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渐地培养起她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首先，在课堂教学安排上要注意教材内容的合理搭配与变换，压缩单调、枯燥和乏味的跑、跳、投等内容，增加学生喜爱的健美操、韵律操、舞蹈和形体练习等内容．其次，要克服单调呆板的教学方法，采用小型多样、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与形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可以把枯燥的跑、跳、投转变为有趣味的健身跑、健身跳和趣味投；可在课堂的准备部分和结束部分有选择地安排一些韵律性强的徒手操和舞蹈动作等练习；主要教学内容可融入竞争性、游戏性和趣味性的练习方法之中；等等．再则，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学生的情绪变化，要使学生始终保持喜悦和快乐的积极情绪；要注意观察和发现学生的情绪变化，当她们对某种练习注意力不集中或感到乏味时，应及时变换练习方法或内容，克服其消极抑制情绪的产生，以使她们在身体练习过程中保持较高的兴奋性． 2．4　采取有效的教学措施，克服学生的心理障碍 女大学生在体育课学习当中大部分都存在着爱干净、怕脏、怕羞、怕累、胆小胆怯、害怕失败等等，存在着有碍于她们专心投入到体育课堂学习中的种种不利心理因素．这些不利因素阻碍了她们对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可能会形成她们害怕学习体育的心理障碍．要克服这些消极心理因素的影响，教学过程中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选择那些学生力所能及的练习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必要时可以降低难度要求，内容的安排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逐渐增加难度要求；练习过程中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对学生取得的哪怕是微小的进步都要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并做出恰当的评价，激发学生的欣慰感、成就感和满足感，消除她们的紧张惰绪，以增强练习的自信心；要加强练习帮助和保护措施，教会学生自我保护的方法，保证场地器材的绝对安全，以克服她们的害怕心理，以此来增强其完成练习时的自信心．另外，还要考虑女大学生爱美、爱清洁的特点，在体育课场地选择时要尽爨选择一个优美洁净的练习环境． 3　小结与建议 高校女生在其生理和心理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与特征，高校的体育教师必须了解掌握和利用这些特点与特征，选择适宜的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采取有效合理的措施，满足她们对体育的需求与渴望，消除其对体育的心理障碍，激发和培养起她们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只有这样，才能使她们逐渐地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形成体育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体育观，从而建立起她们终身体育的思想． 体育课论文:浅论高校公共体育课准备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论文摘要：准备活动是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竞赛和自我锻炼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影响着体育教学的效果，更是运动翻j练避免受伤的重要一环，一定要认真做好准备活动的备课，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使同学们身体顺利的达到锻炼目的。 论文关键词：准备活动；教学效果；运动损伤 准备活动是体育训练和比赛之前有意识有目的地做各部分身体活动练习。当肌肉进行紧张的运动时，有机物的强烈分解和能量的释放，需要大大加强氧和营养物质的供应。而氧和营养物质的供应，是由呼吸系统与血液循环系统来执行的。因此，不做准备活动就进入激烈运动时，内脏器官的机能不能适应肌肉运动的要求，不仅运动成绩下降，而且还会出现不良的生理反应，如头晕、恶习、呕吐、甚至休克等现象，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损害。在高校体育基础教育中发现，教学效果好坏除了共同有的身体素质外，同学们对准备活动的认识程度也是他们学习效果好坏的重要因素。据调查体育课中所有的受伤，85％来自于准备活动的不充分。通过对我院部分公体学生的调查，95％的学生在参加体育运动前没有认真做准备活动，只有近5％左右的学生在认真的做。所以，如何安排好高校体育公共课每节课的准备活动，是保证上好每节课的重要环节，不容忽视。 一、高校公共体育课前准备活动的意义 在绝大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有一个误区，认为准备活动仅仅是热热身，也就是使身体发热就可以了。由于对准备活动的认识不足，使学习运动技术效率低，锻炼效果不理想，最直接的是导致身体受伤、致残、甚至危急生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运动锻炼之前的准备活动。其意义有很多，我们列举几点主要的进行分析与探讨。 准备活动可以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提高脑的分析综合判断能力，使各组织器官较快地发挥较高的工作效率，适应运动的需要。准备活动可以克服内脏器官的生理惰性，升高体温。有的人在一有较强的运动就感觉头晕目眩，肚子疼，其实就是内脏器官不适应引起的疼痛。准备活动做了，并有一定强度，这些症状就会减轻甚至不出现。 准备活动可以使交感神经兴奋，呼吸加深加快，肺通气量增加，改善心肺器官功能。趣味多样的准备活动，可以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体育知识的兴趣。这些功能的改善，能较快使学习运动者进入状态，提高学习效率，锻炼效果更佳；准备活动可以减少肌肉收缩的粘滞性，可以预防因大强度的运动而造成肌肉关节和韧带的损伤。所有的准备活动，在这一点上是最直接、最常见和最多的。 二、准备活动的安排和注意事项 准备活动分一般性和专门性两种。 一般性准备活动：徒手或持轻器械的练习，包括单人、双人徒手操，武术操，棍操，绳操等；走跑练习，包括各种形式的走、慢跑练习；队列队形和集中注意力的练习；游戏，可根据教材、学生情况，自编或参考游戏类书籍；球类运动，如篮球、足球等，时问不宜长，最好同徒手操结合使用；舞蹈，这是现代体育教学的一个新特点，最好配乐使用，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专门性准备活动：专门性准备活动包括一些模仿练习、诱导练习或辅助练习，应与教材结构节律强度栩类似。如：教材是掷铅球可以先做掷沙包等练习，教材是鱼跃前滚翻，可先做前滚翻。 准备活动的时间安排：准备活动是为上好一节课的基本部分做准备的，基本活动时间一般在20—25分钟，心律控制在每秒90～110次左右。根据季节的变化，冬天时间要长些，夏天应短些。运动过大，学生消耗过大，容易引起疲劳，影响教学效果。运动量过小，则失去准备活动的意义。 准备活动一般采用集体形式进行，但也可分组和个人任意进行。即可定位也可行进问做。应从易到难，从基本到多变。准备活动与运动项目之间(课的基本部分)要连接紧凑，问隔不可过长，否则就达不到运动效果。 学生体育运动锻炼效果的好坏和准备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学生没有认真做准备活动可导致受伤几率高出很多。要使锻炼效果到达预期要求，就必须做好充分相应的准备活动。随着体育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准备活动更应该是多姿多彩，使同学们在充满着快乐而有趣昧性的气氛中做准备活动。在安排好体育课准备活动的同时，也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因此，在老生常谈体育课的准备活动这一话题上，我们强调每一任何运动锻炼者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体育课论文:对高校公共体育课实行俱乐部制形式教学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俱乐部制形式　体育教学　考核评价 论文摘要:在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中，采用体育俱乐部制模式进行教学，能够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符合学校体育改革坚持“健康第一”的发展方向，有利于促进学生掌握、应用体育基本知识，培养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和身心健康的提高。 1目前高校采用的主要的体育俱乐部制教学模式 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积极、愉快、自主参与体育锻炼的新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注重体育能力的提高和主动参与体育意识的培养，注重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的关系;注重现代体育与体育教育的关系，即强调体育教育应树立现代体育观念。因此，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它即将成为21世纪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1.1课内外一体化模式 以主、副项为切人点，将课程目标、教学内容、课内外教学管理融为一体。课外辅导采用“侧重式”或是布置课外练习的方式进行，它对体育课起到了互补和延伸的作用，使学生在课内学到的体育知识、技术技能得到消化，为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体育能力拓展了空间。对体育能力差的学生采取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做到因人而异，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学生的不同需求。 1.2多维目标体育课堂模式 依据传统运动技术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根据现代体育理论把课堂教学分为理论知识、游戏、技术教学、能力培养、强化身体素质5个部分。课堂教学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提出问题，鼓励学生自愿、积极踊跃地回答，使学生轻松愉快地参加体育教学活动。 1.3体育合作模式 以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利用动态因素的互动促进学习，以团体成绩为标准，共同完成体育教学的目的。 1.4体育健康课程教学园区模式 以人为本，体现现代体育健康教育的特点，把社会化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的内涵，以及个体化等教育的精髓融合在一起。 2俱乐部制教学模式在高校公共体育课中的运用 2.1课程方向 体育教学要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与体育能力。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地投人到学习锻炼中去。 2.2课程目标 形成健康的体育观，掌握专项理论知识、技术、技能，提高学生对体育学科科学规律的认识水平;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2.3课程设置 (1)体育基础课:一年级第1学期为体育基础课，以院系、行政班级为单位统一安排体育课。 (2)专项运动课:第2学期至第4学期专项运动课实行体育俱乐部制，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兴趣任选自己喜爱的体育俱乐部进行学习。 (3)体育保健课:对部分身体异常、病、残、弱等特殊群体学生，开设以指导康复、保健为主的适应性体育课程。 (4)运动训练课:对体育特长生及校运动队主力队员，开设以各专项运动训练为主的体育课程。 2.4课程结构 (1)为实现体育课程目标，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实行“开放式教学”，学生可自由选择上课时间、自由选择体育俱乐部、自由选择教师。 (2)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育课程的自身规律，体育俱乐部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不同项目的初级班、提高班，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学生的需求。 (3)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运动实践中穿插讲授相关理论知识，运用多种形式和现代化手段，扩大学生的体育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2.5课程内容 教学内容以专项健身理论、锻炼方法、运动技能等相关知识为主，教学组织以集体授课为主，根据项目特点安排专业教师授课，突出专项教师的作用。体育课程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出发点，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健身性与文化性相结合、选择性与实效性相结合、科学性与可接受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1)体育基础课的主要教学内容:高等学校体育、体育卫生与保健、主要运动项目介绍、《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评。 (2)技术理论的教学内容:各项目的基本技术、战术、理论、竞赛规则和裁判法，以及基层单项比赛的指导方法和组织方法。 (3)俱乐部开设项目: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贻拳道、形体健美操、体育舞蹈、游泳、田径、武术。 (4)体育保健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养生体育、运动处方、医疗体育、机体康复方法等。 (5)体育训练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各运动队教练员制定的专项训练计划、任务，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专项运动成绩，参加各类体育竞赛。 2.6教学管理 授课方法上，应改变过去的单一形式的教学。在授课过程中将重心转移到重讲解、示范与分析上，在学习中给予学生更多的活动时间与空间，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在学习方法上，促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进行学习。让学生在学习中采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等多种独特的学习方法，自己确定学习目标，自己设置学习计划，提高学习效果和社交能力，培养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让学生进行自我监控与评价，积极主动学习知识。 2.6.1俱乐部制的教学管理体系 (1)选课程序 一年级第1学期由学生所在院系按行政班集体上课，其余学期全部由学生自由选课。学生在校期间必须选择2个以上的不同项目、不同层次的体育俱乐部学习与训练。学生每学期根据公体部公布的学习与i)}}练项目、时间、地点，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体育俱乐部，所选时间不得与其它课程发生冲突。第2学期至第8学期，学生可在校园网上选择体育俱乐部学习与训练。 (2)课堂管理 教学管理的改革在内容、方法、手段上，要真正做到为提高学生素质、提升学生能力为宗旨，强化体育专业素质能力的提高，从而创建和谐、高效、务实的体育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上课时间、自由选择体育俱乐部、自由选择教师。体育课合计6学分，学生在校4年必须修满6个学期6个学分。原则上要求第1至第4学期修4个学分，第5至第8学期可机动任修2个学分，每学期只能修1个学分。学生若未取得每学期规定的体育类课程学分，则不具备评选三好学生、获得奖学金的资格。学生只有获得体育课程全部学分，毕业时才能视为体育合格，否则不能毕业。 2.6.2考核 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手段，实行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评定。在层次教学方法中，课堂上教师应针对不同学生的运动水平、运动能力进行单元阶段检测。在教学检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引导学生，以发挥出每个人的最大潜能，做到以人为本，真正达到教学面对全体学生的目的。 3结论与建议 (1)教学改革实践证明，实施俱乐部制体育课教学模式，是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符合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方向。 (2)俱乐部制体育课教学模式改变了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角色，学生体育锻炼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意义，使体育课的功能得到了强化。 (3)俱乐部制体育课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拓宽了知识面，促进了个性化发展和实践体育能力的提高，养成了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为终身体育奠定了基础。 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积极、愉快、自主参与体育锻炼的新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通过俱乐部模式的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在校期间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了终身健身的方法与技能，达到终身受益的目的。 体育课论文: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评价 论文关键词：学生主体 公共体育课 考核评价 达成性评价 论文摘要：对学生体育学习的评价，既要重视对学生知识的考查和身体素质的测评，更要注重对学生技能、技术的考查，同时还要注重学生情感、兴趣、意志、习惯等心理素质的培养和评价。建立健全学生体育课成绩的动态评价体系，加强体育教学的评价和考核方法的研究，对学生体育成绩实行多元化、分年级、分层次的评定，淡化竞技，减少身体差异对体育成绩的影响，健全学生体育课的多元评价体系，使之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1．问题的提出 对学习的评价，尤其是对学习进步的评价，能促进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激发学生在学习中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获得其人格和尊严应有的关注。一直以来，在学校体育教学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评价观念，受技能“肓”人的影响，多以竞技体育的要求，评价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学习程度，评价标准刻板、单一，以一成不变的技能式的量性标准评价所有的学生，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差异性、后天的遗传性和在学习的发展过程。这就出现在体育课成绩考核中，一些学生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却难以获得较好成绩，甚至有的项目不及格，有些学生单凭身体素质、先天优势，不锻炼就取得优异成绩(“锻炼身体，学习技术”以分数为衡量和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导致学校体育目标的单一性和片面性)，造成学生成绩的两极分化，不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在教育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从素质教育理念出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评价策略，不盲目追求客观与量化，认识到体育教育与考评的相对性，依据体育考评的互动性特点，建立起着眼于学生学习过程的纵向评价和学生之间学习效果的相对差距的横向评价，再辅之以学生的自我评价。本文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当前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2．理论基础和依据 2．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把‘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作为确定课程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 2．2从教育目的的角度出发，对学生学习的逐级评价最终要使学生成为国家有用人才，而在逐级的评价中应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学生的身心发展，尤其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评价应使学习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亲自通过发现、探索，学习知识，掌握规律。所以，让学生自我评价是引导学生发现的过程。 2．3从学习过程的角度看，学生及时了解学习的结果，包括看到自己所学知识在实际运用中的成效、进步的幅度、学习成绩的好坏等等。对于学习结果的肯定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或鼓励，它能产生或加强学习动机。知道结果，学生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思路，对优点进行肯定，对缺点进行改正。因此，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必须着眼于教学开始与结束时成绩的变化上，以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 2．4从高校体育的培养目标角度分析，学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掌握两到三项运动技术，逐步培养学生的终身锻炼意识。而考评制度作为体育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待体育课的态度、动机及体育意识、习惯的形成。合理的考评制度能促进学生主动进行体育锻炼，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配合教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高校体育的培养目标。 3．目前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评价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的考评主要包括理论考评、运动考评、达标成绩和出勤率等方面，是以运动技术为主要内容，对学生身体素质的考核评价采用绝对性评价：运动水平越高，成绩越好，而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特征。过分看重《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评价作用，以至把“达标”作为体育教学工作的单一目标，一切教学工作都围绕着“达标”，并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体育教育评价中过多地强调体育的功效性，注重运动成绩的评价，忽视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指向，使评价作为整个体育教育系统的闭合环节应起到的反馈检验作用与学校体育目标错位。因此，现行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考核评价方法不利于调动所有学生锻炼的积极性，也使一部分学生锻炼的信心受到挫伤，如此考核评价办法势必会引导学生努力掌握运动技术、片面追求运动成绩，而忽略了终身体育这一指导思想，偏离了高校体育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前体育教学评价方式大多是一种终结性评价，只重视学生最终的考核结果，是成绩完全量化的结果，忽视了学生自身的先天性身体差异，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教育导向作用，势必造成学生学习兴趣的减弱，整体素质下降。 4．构建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评价方法体系的基本思路 现代高校体育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使学生逐步喜欢体育运动，使学生在大学阶段能掌握两到三项运动技能，为终身体育锻炼奠定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当前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和评价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教育学评价要求，提出构建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考核评价方法体系的基本思路。 4．1体育教学评价应从对体育教学的价值进行判断。体育教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让学生能充分了解体育的功能、体育运动的特点及作用。学生通过学习体育的知识和技能，满足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需要，并逐步培养其对体育的兴趣。具体包含以下几方面： (1)学生对体育知识的自我构建。(2)学生真实的锻炼表现。(3)学生对体育锻炼方法获得的整体性。(4)学生合作锻炼及分析讨论能力的发展。 4．2强调评价内容的综合化。过去体育课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这在特定的时代无可厚非，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健康的概念不断得到延伸，心理健康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也被包括在内。因此，再坚持强身健体的单一目标显然满足不了现代生活的需要，体育与健康目标内容需要不断得到丰富，这就必然要求评价的内容也要跟着作相应的改变。评价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体能、知识与技能、学习进度、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评价总体来说，强调综合效应、学生的参与和表现、学习和认知能力、科学合理的操作方法及知识能力的综合运用。 4．3在体育课考核评价中，首先，教师应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学生自身的横向评价。教师可以根据运动项目(例如速度耐力类项目、格斗类项目等)特点选择一至三项对学生的初始状况进行测试评价，课程结束时再进行一次考核，按一定的标准评定学生的进步幅度，作为学生体育成绩的主要指标，使学生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以此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课外活动的效果。 4．4结合学生的自我评价。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初期，可以就明确的教学内容要求学生自己制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把教师被动的“教”变为学生主动的“学”，加强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更好地开展课外体育活动。 4．5综合“达成性评价”考核标准。达成性考核标准要求制定各个运动项目对学生的最低要求，结合学生的初始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学生某一运动项目的最后成绩。 5．结论 评价是体育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新的评价观，使评价标准呈现多元性，并注意评价手段、方法的多样性，要处理好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能力评价与情感评价等方面的结合。评价的目的是全面考虑学生的学习情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学生体育学习的评价，既要重视对学生知识的考查和身体素质的测评，更要注重对学生技能、技术的考查，同时还要注重学生情感、兴趣、意志、习惯等心理素质的培养和评价。建立健全学生体育课成绩的动态评价体系，加强体育教学的评价和考核方法的研究，使之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对学生体育成绩实行多元化、分年级、分层次的评定，淡化竞技，减少身体差异对体育成绩的影响，健全学生体育课的多元评价体系；评价主体要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要改变教师包办评价的状况，增加学生自评、他评及学生对教师的评价。评价要以正面鼓励为主，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感受到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新的学习动力，实现大学阶段体育课的价值。 体育课论文:论高校公共体育课实行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研究 论文摘要：体育俱乐部教学在全国各高校已经全面展开，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全国普通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指导纲要》，推动我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发展，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我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建立体育俱乐部模式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使体育俱乐部活动逐渐成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与发展，为丰富高校体育现代化的内容和寻求改革创新教学模式提供借鉴． 论文关键词：公共体育课；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终身体育 1高校公共体育课实行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提出 1．1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研究的理论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强调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体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这是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提出的重要依据． 1．2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研究目标 为了实施素质教育和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转变片面强调教师主导作用的观念，树立既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又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观念．应该改变传统教学法，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与培养学生体育特长的教学模式为母板，设置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模块．实行“多班分组男女分项”教学，努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上课积极性，使学生每次课都有新鲜感，由原来的“让我学，让我练”转变为“我要学，我要练”．在全面发展学生整体素质的同时，发挥学生个人特长，在自己感兴趣、爱好的项目上有更高层次的发展，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 2高校公共体育课实行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实验研究情况 2．1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随机抽取通化师范学院三年级10个班的各专业本科生，共计462人，以及担任体育俱乐部选项部分的任课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收集发表在国内期刊的有关高校体育俱乐部的论文、资料，并了解相关方面研究发展状况．运用调查问卷法对所抽取的不同专业学生发放问卷462份，收回有效问卷421份，有效率为9l％．对参加选项部分教学工作的教师发放问卷20份，收回有效问卷20份，有效率为100％． 2．2体育俱乐部开设的内容形式 体育俱乐部教学以强身健体和娱乐休闲为主．俱乐部开设项目有排球、足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田径、武术等．运动训练课针对体育特长生及校运动队员，开设各专项训练为主的体育课程．体育保健课是针对身体特征和病、弱、残等特殊群体开设，以指导健康、保健为主的体育课程．体育俱乐部的开设比以往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更具有实用性、自我教育和健康性．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积极性和情趣性，更能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教学模式． 2．3课余时间训练采用会员制度 课余时间体育俱乐部教学采用会员制度的形式，以最优惠的条件吸引广大学生加入到俱乐部中来．俱乐部会员可以凭会员证参加体育俱乐部举办的任何一项体育活动或参加培训，尽管在体育俱乐部的花费不是很大，但这种“花钱买健康”的理念让诸多的大学生加倍珍惜体育活动时间，能够最大限度的学习并掌握一项体育运动，为将来工作以后仍能坚持体育锻炼打下良好基础． 3结果与分析 3．1大学生对实行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认识 调查显示，9％的同学在老师讲解动作技术要领时，是从来不听的；有17％学生偶尔不听，有74％的学生回答是喜欢这种新型教学方法．根据了解：学生只有在上自己感兴趣的体育课时，才有最好的表现，能够积极主动的练习，遇到难题会主动向老师请教．有85％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体育俱乐部开设的项目比较全面，能够较好的学习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而且在器材、场地、时间等方面也能得到保证．参加实验的大学生普遍认为：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以生动、活泼、自主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健康第一”及“素质教育”为教学内容的出发点，是以“终身体育”为主题目标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体育教学上优化了教学方法和手段；如推行男女合班上体育课，从心理学角度上看合理且好处较多，最大的一方面表现就是由于大学生正值青春期，有异性在旁关注，表现欲的程度自然加大，这一缘由势必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学生对体育的乐趣，从而促进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形成． 3．2对大学生体育教育健康意识的影响 创设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型体育教学单调、乏味的教学形式，具有多样性、实用性、自主性的特点，是以娱乐为主的教学形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培养了学生终身体育的观念和健身的意识，并化被动为主动，形成“我要锻炼”的自觉行为；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的最佳时机，而且能使学生在校期间有健身的愉快体验．当回顾这些经历时，觉得体育是愉快的，体验到成功带来的喜悦及失败带来的教训，从而养成坚持长期锻炼的习惯． 3．3高校开设俱乐部的可行性分析 体育俱乐部教学形式是可行的．高校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指导思想在于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及学生的体育能力，充分发挥学生体育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把学生的学习与兴趣及特长结合起来，这种教学形式大大提高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促使学生体育锻炼意识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增强．调查结果表明体育俱乐部是可行的．因为俱乐部以学生为主体，且组织方式生动活泼，所以它更多的是带给学生娱乐性和自主性，让学生充分体会到体育带来的快乐，也在无意中培养了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在随机抽取在校生462人的调查中94％设赞同票，约2％投反对票，4％弃权，这个调查结果可以说明我院实施体育俱乐部教学是可行的．俱乐部教学模式的组织形式也是可行的．俱乐部组织教学形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有自主选择上课的内容、教师和参加的次数，使学生在学习上具有灵活的选择．“俱乐部制”的教学采用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组织形式，让学生在多层次、多样化和娱乐性的情况下完成体育课的教学目标，充分实现自我的价值． 3．4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是俱乐部教学不能分层次教学．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安排没有体现出层次变化和个体的针对性，不能解决学生中“好的吃不饱，差的吃不了”的问题．二是开设项目与学生选项的制约．在部分热门项目中，学生过于集中，只能临时调整，有些受学生喜爱的项目，因场地限制而无法开设，因此学生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选项．三是师资素质有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体育项目，这就使得教师专业知识显得滞后或老化，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四是俱乐部的管理应规范化．学生在俱乐部学习的考勤、成绩的评定等方面尚无统一的标准，学生在各俱乐部之间自由转会制度也不完善，其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4结论和建议 4．1建议 (1)提高体育场馆设施的利用率．体育是高校的必修课，无论哪种形式都需要体育场馆设施，在推行俱乐部教学模式后，学生选择室内课程较多，由于俱乐部教学不再受教学班和课程内容统一的限制，这样大大增加了体育课的单元时间．一般情况下，除上午1、2节不安排体育课外，其它时间都可以安排课程．这样，场馆设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2)对体育师资队伍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开设俱乐部课程相对于普及教学而言，对教师的专项水平和组织教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通过进修培训、师资引进等方式调整队伍结构，主动适应教学要求． (3)建立俱乐部课程选课机制．为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志愿，应编制选课小册子，让每个学生了解课程设置，授课时间、地点、内容、考核办法、任课教师等详细资料．根据学生志愿统筹规划，提出每门课程的计划人数．要实行计算机选课管理，必须淡化原有的行政班级，打破系、班的界限．如学校开设此项目，学校领导部门和主管部门应给予高度重视，针对有利条件保证学生有充分的时问和场馆进行活动． (4)体育俱乐部的活动要从单纯的运动技术、技能的学习向整体体育文化素质的转化；学生根据自己的素质条件和爱好自由选择；教师依据每个学生技术水平，划分一定的层次． (5)加大对体育俱乐部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扩建体育场地，添充体育器材，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 4．2结论 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教学，具有开放性，自主性的特点，以生动活泼为前提，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将会是各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课内与课外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教学的优越互补，使学生的体育技能和体育才能得到显著提高，身心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体现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体育锻炼，培养了学生“终身体育”的意念，虽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但其积极的实践意义不容否认．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体育课论文:浅谈高职公共体育课对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公共体育课；合作意识；意志品质；心理素质；审美意识 论文摘要：离职公共体育课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能力。通过挫折教育。运用激励手段。引入竞争机制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通过调解和疏导。缓解学生心理压力，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促进各种智能的协调发展。 公共体育课不同于专业体育课。专业体育课是以提高技术水平为主，公共体育不但要提高技术水平，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好课堂。但是。高职公共体育课没有受到学生的重视。甚至没有受到一些老师的重视。一些老师认为公共体育课就是让学生学一些基本的技术。锻炼一下身体就完成任务了。学生们认为。我也不是学体育专业的，将来也不从事体育工作，对付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人们对公共体育课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开设体育课。高职院校从入学到毕业也一直开设体育课，这就说明开设公共体育课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它不只是简单地学点技术，而是要学好技术，更要全面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 一、公共体育课能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和能力 在体育运动项目中。大多数运动项目都存在着合作的内涵，有整体合作、小组合作、二人合作等。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只有很好的合作，让每位合作者都发挥出最好水平，最后才能取得胜利。 1、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是合作学习的前提 例如，在三大球类运动中，队员要密切合作，场上队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表情都表示一个战术。只有队友就得明白，才能取得胜利。在体育教学中，结合本学科的特点，结合所学的项目，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让懂得有比赛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合作，在合作中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2、加强合作能力的培养 例如，田径项目中的接力跑，要求四名队员不但有合作意识，而且更要发挥好伙伴之间的协调的配合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在体育课中，让学生掌握合作的技能技巧。学会与人沟通和交流，从鼓励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合作学习的同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选择合适的内容，学生在自学自练的过程中相互观察、相互帮助、相互纠正，使学生在合作学习的氛围中，提高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能力。不断提高动作质量，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二、公共体育课能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 公共体育课不同于其他理论课，它不但要学一些理论知识。更主要的是要有身体的体验。每一项运动技术的掌握。都要付出较大的体力和产生许多不适反应，如疲劳感、疼痛感、酸胀感、恐惧感等，因而引起一系列心理障碍，如怕苦、怕脏、怕失败、怕丢脸等。尤其现在的高职学生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活条件比较优越。过着“农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从没受到这样的“苦”。作为体育老师，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以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和战胜这些生理或心理上的障碍，从而逐步培养起不畏艰难、不怕困苦、百折不挠、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 1、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 在体育课中可以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创立挫折情境，让学生碰些“钉子”，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意志。增强对挫折的忍受力。例如。在学生已经完成练习任务后再增加练习任务。延长规定的练习时间；在疲劳时要求学生完成比较复杂的动作。并要求保持动作技术的稳定性、准确性。这些都能起到挫折教育的作用，培养学生的顽强性和坚韧性，从而形成良好意志品质。 2、运用激励手段。增强其学习信心。激发起克服困难的勇气 学生在体育课中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功亏一篑”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我们能在学生可能退却的关键时刻，适当地给予学生必要的帮助和鼓励，就可以促使其去坚持、去奋斗、去拼搏，从而使其意志得到磨练。 3、在教学中引入竞争机制，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 “好强”、“好胜”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心理在体育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体育课中组织形式多样的比赛来培养学生的良好意志品质，也是一种较好的举措，让水平相当的学生一起比赛，让他们在竞争中超越自我，培养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拼搏的良好意志品质。 三、公共体育课能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高职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入学开始大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学业不良，高考失败等打击，在心理上受到了无形的伤害，失去了远大理想和明确的人生目标，使他们目标模糊，不能全神贯注地学习，一些学生因得不到及时的调解和疏导，致使其消极行为加剧，变成病态的心理行为。体育课就能起到缓解学生心理压力的作用，对学生心理健康起到积极的调解作用。众所周知，娱乐是减轻心理压力的最有效的良药，那么娱乐的项目又大多是体育项目，在健身房里、广场上、公园里随处可见那些运动健身的人们，一个视野开阔的运动场就会让你忘记烦恼，一段节奏较快的健美操就会让你心情舒畅。因此在体育课上合理安排一些大运动量或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内容，是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如．为男生安排一些球类比赛；为女生安排健身操、游戏，有意识地通过这些运动项目，让学生“合理宣泄”，使受挫情绪、委屈情绪等多方面心理压力释放出来，以达到减轻学生心理压力的效果，使学生经常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真正地做到自尊自信。 四、公共体育课能促进学生各种智能的协调发展 公共体育课与其它学科相比，有其独特的作用。在公共体育课上学生所学的每一项技术，都要求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协调配合。例如，篮球的胸前传球技术，眼睛看传来的球，大脑判断来球方向，手要伸出接球，腿要迈出选好位置；田径教学的起跑练习能培养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篮球的投篮命中率能培养学生的准确能力；排球的扣球能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体操动作能培养学生的时空感觉和运动感觉。在体育课中，还可以让学生设计准备活动内容，编排徒手操、设计场地，制作体育器材等，这些内容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让学生掌握体育锻炼的规律性，使学生的基本技术迅速提高，基本技能得到正常发挥，促进学生的各种智能的协调发展，让学生的智能水平通过体育教学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 五、公共体育课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1、教会学生欣赏美、发现美，提高审美意识体育运动是美的运动，从动态到静态处处存在着美。在体育课中体育运动的场地、运动过程更是美的展现，一个篮球、一块田径场展示的是静态美；被称为“东方神鹿”的王君霞的奔跑动作、职业篮球队员的扣篮动作，展示的是动态美；艺术体操、健美运动、武术、太极拳优美动作以及各种动作之间和谐的编排组合，展示了美术中的造型艺术；音乐中的音响艺术；舞蹈中的形体艺术等多种艺术因素。当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健儿那种健壮优美的形体、机敏灵活的动作、和谐舒展的造型时，会使我们获得美的享受、美的感染和美的熏陶。 2、通过体育课的培养让学生拥有美的行为 当我们亲自参加体育运动，从中体验到运动的美妙愉快时，我们的心灵会产生一种愉悦的快感，受到美感教育。高职公共体育课就是培养学生审美意识，通过系统的科学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参与体育和观赏体育中不知不觉地受到美的感染，使观赏者获得美的享受。体育教学是自然美、艺术美和人体美的有机统一。高职公共体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总之，在高职体育教学中应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体育工作者要从对教育负责、对国家负责的角度重视和加强这项工作，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教育理论和体育理论，重视学生个性能力的培养，锻炼学生自我生存的能力，教育学生，全面把握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全面发展的跨世纪人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中外教育论文:浅析中外教育观念 【摘要】本文从教育观念的本质出发，先以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人物孔子为代表分析儒家教育思想。其次，把现代我国的育儿观念和国外进行比较，发现我们的教育太现实，也太痛苦，而美国父母教给孩子的是开门的钥匙，让孩子拥有选择的自由。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最后，提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与历史责任。 【关键词】教育观念　教育模式　成功 一、中外教育观念比较研究的背景 中外教育观念具有很强的差异和互补性，其原因应该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传承有关。教育观念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在教育实践中却能左右教育者的行为，制约教育活动的方向。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学记》是世界上最早比较系统论述教育学的专著，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中国教育应该站在统观世界教育的制高点上。审视和反思我国教育的成败与得失，不断创新，毕竟，教育观念也要与时俱进。 二、我国古代优秀教育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教育思想是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其中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对学生有着深入的了解，故而能做到因材施教。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孝”时，他都能够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做出恰当的回答。孔子对学生有教无类，关怀备至。在《论语・卫灵公》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有单食瓢饮身居陋巷的颜回，有身穿蓑衣为其父推车的闵子骞，有躬耕瓜圃的曾参，有贫困交加的原宪，也有父为“贱人”的仲弓，还有“衣敞绣袍”的仲由，等等。不仅如此，孔子对待自己的学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皆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对谁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孔子正是在这种“有教无类”的原则指导下，平等热情地爱护学生，关心和培养学生。所以，当时天下的有志之士，特别是有志青年。都纷纷投入孔门就读，使其聚集了三千多弟子，七十二贤人。教学相长是孔门师生关系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三、家长育儿观念的国际比较 儿童时期，是人格形成的基础阶段。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性格、思维、语言是学龄前和学龄初期形成的。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对于儿童教育的目标，西方家长认为是“快乐”，以中国家长为代表的东方家长则认为是“成功”。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 教育专家徐国静在北京一所中学采访时，曾做过一个调查：回家跟妈妈说一句“我爱你”，看她啥反应。 孩子甲：“她在看报纸，没理我。我又说：妈妈，我真的爱你。妈妈才理我，说：你不爱我，你爱谁?我整天给你吃、给你喝，大鱼大肉伺候你，鞍前马后陪着你，我容易吗?看看你这次考试……” 孩子乙：“我妈说：你从哪儿学得这么坏?” 孩子丙：“她正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我说第一次她没反应，听完第二遍，她把毛衣一放，道：说吧，你要多少钱?” 我们的教育太现实，也太痛苦，只看分数。徐国静总结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错误定位有：讨债者、牺牲者、追赶者、鞭打者。父母总跟孩子做这样的想像推理：“你在班上要考不了前三名，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重点大学，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得不到高收入；得不到高收入，就过不上幸福生活…… 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条梭子鱼放进一个有许多小鱼的水池里，任何时候梭子鱼饿了，只要张张嘴，把小鱼吞进去就行了。过了一段时间，科学家用一个玻璃瓶罩住了梭子鱼。开始时，小鱼在瓶子外面游来游去，梭子鱼就迎上去，但每次都撞在了瓶壁上。慢慢地，梭子鱼的冲撞越来越少，最后，它完全绝望了。放弃了捕食小鱼的所有努力。这时，科学家取走了套住它的瓶子，备受打击的梭子鱼沉到了池底，一动也不动了。无论有多少小鱼在它的身边甚至嘴边游来游去，它都不会再张张嘴。最后，这条可怜的梭子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 梭子鱼原来并不笨，捕食小鱼是它的拿手好戏，它是一条能够独立生活的正常的鱼。可是，无数次地碰壁后，梭子鱼开始怀疑自己的捕鱼能力，后来，它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是一条笨鱼――这种无能感最终害死了它。 美国幼儿教育家凯茨在孩子身上也发生了类似梭子鱼的现象，他称之为“习得性愚蠢”。他说，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无能感，并因此而丧失了信心。 在家庭育儿方面，美国家庭推崇如下三句话： "Stand behind.Don''push"(站在后面，不要推)。 在美国，父母让孩子拥有选择的自由。美国的父母不会替孩子选择，而是给孩子绝对的自由去选择他们的道路，使孩子真正变成社会人是美国家庭教育的最终目标。正是这个目标使孩子过早地拥有了家庭中的许多权利。 …To enter the room，key is more useful than your help”(“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 美国父母教给孩子的是开门的钥匙。美国教育界基本上有一种共识。那就是父母、教师不应给孩子灌输某种既定的规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去选择，教育的重要职能在于引导他们怎样进行选择，“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 “Have a try'’(“去做”、“去试试”)。 父母在给予选择的自由的同时，对选择的后果提供证据。他们特别重视提供择友、订婚、结婚这类选择的后果，希望孩子不完全凭第一印象或直觉办事：父母鼓励孩子“付诸行动”，“去做”、“去试试”，坚信实践能缩短认知与行为的距离。父母永远静然地站在孩子身后，给予信心，强调对待孩子应“用你的眼睛去观察”。无论何时，父母的双眼总是反映出：我理解你并且爱你。 四、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与历史责任 1990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而后，这个教育方针写进了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执行，其中第五条即为教育方针，比《纲要》中的叙述增加了十个字，具体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此，我国的教育方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国教育要发展，需要教育家，需要开垦适合教育家成长的土壤，而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中，基本上已经快把有个性、有思想的教师消磨没了，教师正直、诚信的基本品质也快消失了！拯救教师，拯救广大的学生，使教师的个性可以在自己的教学天地展现，让教育回归其塑造人、发展人、提升人的本真，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比较及启示 摘 要：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教师是关键。教师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21世纪，经济、科技、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让教师继续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积极采取各种方式筹措经费，为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提供财力支撑，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这为我国教师继续教育发展在经费保障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 2007年8月31日，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关键在教师。要高度重视教师培养和培训，积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对教师进行培养和培训，加强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是前提和基础。我们应积极探究各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筹措方式，完善我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从而促进我国教师继续教育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 一、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比较 1.美国――分层次筹措，经费充足 美国为教师在职进修制定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了教师参加进修的经费开支渠道，涉及到带薪培训、经费补助等。如1965年《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加强教师进修的重要性，并斥巨资资助各州和高校开展各种教师在职培训活动。 美国教师继续教育采用的是典型的分级经费资助形式。教师在职培训主要由各州推行，主办单位有州教育部、县学务局、教师协会等，举办机构有教师进修学院或教育研究所，每年公布两次教师进修计划，有各种的讲座的规定，包括时间、差旅费用支付情况等。每次进行教师培训的费用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培训学校或教师本人四方共同承担，如以每学年进修一门课程学费以300美元计，联邦政府资助65美元，州政府资助15美元，地方学区资助70美元，教师任职学校也会有一定的资助，而教师本人则承担不到50%的费用。美国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筹措已实现了四方、甚至多方资助的分层次局面。 2.英国――专款专项资金较多 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政府逐渐加强对在职教师继续教育以来，就不断制定一些保障教师进修机会和费用的政策及文件，并拨出专款用于教师的继续教育。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1979～1990年），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并发表了《教学质量》白皮书，其中就教师的在职教育问题，文件明确指出由国家拨出专款，教育大臣亲自负责此项专款用于教师进修。文件还重申了70年代以来政府有关教师在职学习进修的政策，特别强调应保证教师参加进修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等。1986年英国教育科学部公布“地方当局培训补助方案”，分别对国家指定的培训项目和地方行政当局指定的项目进行资助，以此来调动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在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有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分配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用以支付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教学、科研以及教师的继续教育的费用。同时还设立诸如“最佳实践研究奖金”（Best Practice Research Scholarships）和“专业奖金计划”（Professional Bursaries Scheme）等专项奖学金，鼓励教师进行研究和培训。 3.法国――经费、经费政策双重保障 法国的教育经费一直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始终处于优先的地位，自1964年至1984年一直保持在15%以上，1997年仍占7.3%。但是由于国家和教师本人在内的各方面对教师的继续教育重视不够，法国的教师继续教育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分有限。但自20世纪7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在法国流行后，教师的在职进修受到了普遍关注，国家不仅亲自组织教师进行进修和培训，而且教育部还向各级各类培训组织和机构，如县区、民间团体等提供经费支持。现在，政府每年用于教育科研与资料方面的经费就在10亿法郎左右。同时，法国专门颁布了《法国职业继续教育法》，该法规定：“国家、地方行政机构、公立公益机构、公立与私立教育机构、职业组织、工会组织、负责家庭福利的组织及各个企业共同为职业继续教育提供保障。”法国教师继续教育也纳入了这一法律体系。 4.日本――政府财政资助力度大 日本的教育经费体制决定了其经费的来源。日本《学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学校的设置者……除法令特别的规定以外，应负担起学校的经费。”这是对学校经费来源的基本规定。因此，国立院校的经费由国家负担，列入国家预算；公立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国家根据地方交付税制度等采取措施使其保持必要的水平。但这二者都是政府，因此，经费来源政府占主导。日本是个重视教育的国家，国家的教育投资一直处于高水平，对教师的继续教育也非常重视，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投资巨大。如截至1979年，日本的所有都道府县全部都设置了教育中心，均由国库资助，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用于对教师的进修进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教师接受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俄罗斯――政府主导，多方募集 在俄罗斯，国家财政拨款也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自2004年以后，在高等教育领域，俄罗斯实行有条件的国家义务拨款。高校自身对拨款的处理拥有自主权，一部分可以用来对本校教师进行培训和再教育。 俄罗斯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外的教育基金也是促进教师继续教育发展的有力保障。教育基金是俄罗斯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外的一种补充形式，这种基金组织是由政府牵头组成的一种专项教育资金募集、发放管理机构。目前，俄罗斯主要有“俄罗斯教育部教育支持与发展基金”、“俄罗斯教师支持基金”等形式，目的是吸纳社会资金，广开渠道为教育和教师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企业自主投资也是重要途径之一。如俄罗斯最大的尤科斯石油股份公司在契尔克斯克、萨列哈尔德、马斯尼托尔斯克开设了三个新的网络教育中心，数千万俄罗斯教师在这里接受了培训。 6、中国――四级保障体系雏形初现 在我国，国家一直是教育包括教师继续教育的投资主体，但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对教育的投入却很有限，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教师培训发展的“瓶颈”问题。但是，教师年人均培训经费也在不断上涨。据教育部2004年组织的一次学校问卷调查统计，1999～2001年三年内，高校投入的年校均教师培训经费中南地区达到55.1万元。同时，教师本人也本着“受益支付”原则，开始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培训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我国在这方面也在不断的努力，国家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奖、科研基金以及教师发展基金等，还有很多计划促进教师的继续教育发展。目前，在我国，一个由国家、地方、学校和教师本人四方共同承担的教师继续教育资金保障体系正逐步形成。 二、积极借鉴经验，多重措施保证教师继续教育良性发展 众所周知，经费是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是保证教师接受培训的一种重要资源。教师继续教育需要经费投入，从发达国家在高校教师继续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筹措渠道却是多方面的，只靠一条（例如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国家的单独投入为主）渠道是不足的，很难让所有教师都受到较好的培训和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要扩大融资渠道，多方筹资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1.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为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提供思想保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方法受观念的制约。要推动教师继续教育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意识要先行。只有从思想上、观念上重视起来，才会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探索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保障的新途径、新渠道，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2.健全法律法规，为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提供政策法规保证 政策法规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和价值认同。纵观各发达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法规政策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只是规定了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以及教师享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并没有具体的、明确的经费方面的规定。我国应该积极完善相应的政策体系，在政策上对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专款专用，避免擅自挪作他用，为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规保障。 3.强化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拓宽融资渠道，多层次筹措教师继续教育经费高等教育事业是“准公共事业”，决定政府必须在高等教育投入上占据重要地位。我国尽管历来是政府拨款为主，但总体上经费不足，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发挥政府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同时，积极吸取诸如美国的多层次资金筹措渠道的经验，拓宽融资渠道，由国家、地方、高校和教师本人“分级投资，共同承担”，努力拓展筹资空间，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渠道，这也符合各方受益、各方均摊的做法。此外，要积极鼓动和争取社会团体的参与或是个人捐赠方式为教师继续教育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构建多方资金筹措体系，保证高校教师继续教育投入。 总之，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问题，才能保证教师继续教育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差异浅析 摘要：通过对中外教育的比较，从课堂纪律，课堂教学形式，考试制度，教师角色定位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中外教育的差异。 关键词：中外教育；教育差异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则新闻：北京农业展览馆，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青年科学节的开幕式。领导在主席台上热情洋溢地讲话，下面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中国学生头顶着骄阳，排着整齐的队伍，认真倾听；而来自APEC其他国家的学生，却三五成群，一堆一堆地聊开了，有的人甚至已经坐到了地上。 一个中国学生说：“集会场合就应该遵守集会的纪律，这是我们从小就培养的习惯。”一名来自新西兰的学生说：“青年科学节本来就是一次交流的活动，不能不让人说话，应该考虑到学生的感受。既然演讲很长，就应该给我们坐的地方。在我们国家，很少有这么长的演讲，除非是专题讲座。” 还有一个故事说得也很透彻：某学校出了这样一道题：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时针与分针在哪一刻交会？在场的中国孩子马上拿笔列式计算，同班的美国孩子却轻松地拨动自己的手表，很快得出结论，这说明，中国孩子在动手能力方面与国外孩子存在相当差距。到底是什么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杨振宁教授曾说过：“主要是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这两则事例都反映了观念和思维的碰撞，反映了中国教育和国外教育不同。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述： 一、课堂纪律 课堂纪律是课堂上必须遵守的规则，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的确，进行课堂教学没有一定的纪律是不行的。试想，如果在课堂上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岂不乱了方寸。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怎样看待课堂纪律?什么样的课堂纪律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有一位教师曾经形象地比喻某班级课堂纪律好：“我上课时，掉一根针都能听见”。此言虽然有些夸张，却足以证明其课堂上相当安静，如果教师不讲课，就没有别的声音了。对比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教育，中国教育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的培养。在中国，课堂纪律井然有序，保持安静。上课坐要身直、双手要平放在课桌上，两眼要盯着老师，规规矩矩，学生的行为受到严格的控制，学生的任务是听和记。中国的教师认为这是良好的课堂纪律。在教学中整齐划一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回答问题要异口同声，答案要标准，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在考试前应考作文，以达到思路统一。即使学生偶有独特的见解，教师往往以教材作为评判标准，循循善诱，于是学生只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确，这种令人沉闷僵化的教学气氛使学生丧失了自由表现的机会，抑制了学生进行创造的内在动机。 相对中国而言，美国、日本的学生有着宽松的课堂纪律，充裕的课余时间。美国的课堂纪律甚至可以用“乱七八糟”来形容。他们的中小学生课余时间大部分是在一种比较宽松的、自由选择的娱乐活动中度过的，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教育氛围中，学生敢想、敢说、敢干，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展示，创造力得到培养。日本近年来将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为：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的学校注重在轻松宽裕的教育环境下，开展轻松宽裕的教育活动，同时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中国的中小学生无论是在课内还是在课外，都是在老师、家长的无限关怀而设计的种种作业中度过的，正是这种关爱，使孩子失去了个性、限制了孩子的自由空间，阻隔了孩子的自由梦想，抑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创新力。 二、课堂教学形式 中国的课堂以班级为一个集体，以组为一个单元，固定不变。并且集中、统一授课，时间限定，整个形式过于单调、沉闷，对于中学或许可以，但对于小学就不大合适。孩子们天真烂漫、活泼好动、个性四射的特点，多少会被这冷冰冰的课堂组织形式所压抑，在课堂上，课堂纪律井然有序，安静得如同公堂，上课坐要身直、手平放，两眼直视，学生言行受到严格控制。一位美国教师曾评价中国幼儿园：“过分严密的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如此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以致不惜以摧毁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国外的课堂以班为集体，但每个组都不是固定的，可以随着授课内容的不同而经常改变，并且不一定是集中统一授课，而是有序地轮流完成课堂任务。这种授课形式活泼有趣，趣味性、艺术性强，形式多样，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其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不仅如此，国外课堂的实践课程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譬如上厨艺课，课堂就设在厨房中；汽车修理课就在汽车旁进行，鲜有先讲书本理论而不实践的课程。这与国内的课堂组织刚好相反，先在课堂上理论课，而鲜有实践课。国外课堂教育组织形式灵活、新颖，注重个性与人格培养，善于将课堂教育与实际创造相结合，挖掘孩子们的创造力，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三、考试制度 我国是世界考试的故乡，也是考试制度的发祥地。在古代中国，以科举制为代表的考试制度在选贤用能、兴教育才等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明清以来，我国的考试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逐步僵化，成为禁锢教育、束缚人才的枷锁。考试的评价标准其实是由教育观决定的。即要强调哪些教学内容和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去衡量。在国外，考试只是一个学习效果的检验工具。然而在中国，考试主要是作为筛选工具，分数不上录取线，就意味着被现行教育体制所淘汰。中外学生都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但方法却不一样。国外的学校考试多采用等级制，而中国学校的考试则习惯于用百分制，认为百分制的区分度高，一分之差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学生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升学就业。而在国外，考试的意图是鼓励创新思维，除数学外是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只要你给出合理的解释，取得某个答案的合理理由，即便答案不正确或不完善，一样可以拿高分，考核学生的能力素质和创新水平是外国教育的唯一目的。例如，国外的作文考题一般不定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因为小孩子的阅历本来就简单，写这种文章只会让学生“捏造事实”。题目一般都是有知识性的，而且能激起学生对这方面学问的兴趣，这些题目把作文的知识性、趣味性全部体现出来，还能激起孩子们的求知欲。而国内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有关自己生活的题目，还要训练学生对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的描写，学生一写作文就觉得愁眉苦脸，毫无兴趣。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它重视的是应付考试，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而国外的教育重视的则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以能力的培养和素质教育为主，重视的是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自己今后的生活、学习与工作中。由于这种差别，使得各自培养教育出来的学生在能力上大不相同：国外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远强于中国同龄学生，中国学生的考试分数和记忆能力远远高于外国学生。 四、教师的“角色定位” 中国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贯扮演“严师”形象，“教不严，师之惰”，老师越严厉，越能管住学生，才有威望，才能使学生服从自己的命令，顺利完成教学内容，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学生看到老师跟老鼠看到猫，能躲多远就多远，这难道不是老师的悲哀吗？在学生看来，教师是绝对权威，极少有商量的余地，听话才是好学生的标准，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被无情抹杀。我们国家一般采用授受式教育，基本上是以书本知识为内容，以课堂教学为阵地，以教师活动为中心，通过教师讲，学生听，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这种传统的授受式教育确实培养了孩子听话的习惯，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国外教师在课堂上扮演三种角色。一是“引导者”，教师很少照本宣科传授知识，而是向学生提出问题，提供主要资料，让学生自行完成。二是“指导者”，对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随时进行点拨、提醒、指正，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不至于偏离既定学习目标和任务，也能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德、智、体、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协调发展；三是“朋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地位始终平等，师生可以互相探讨问题或争执，保留自己的观点，教师尊重学生，维护学生的人格与尊严，很少出现体罚学生、斥骂学生的现象。国外师生极为融洽，甚至有点自由、散漫，对学生限制很少，相比之下，中国师生的关系显得较为呆板、生硬、紧张。” 纵观中外教育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教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如何把中外教育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教育形式”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知识经济依靠的是创新，而“创新就要靠人才，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如何点燃隐藏在青年人头脑中的智慧火种，让它燎原中华大地，出现一批又一批富有“梦想、创造性思维、发明”能力的年轻人，如何结合实际创新我国的教育，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比较 【摘 要】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近30年来中外教育工作者一直致力于的一个教学课题。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走向大众化，这就会引来质量与数量的问题，对此，教育工作者提出了高等教育保障制度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文章主要是就外国（以英国为例）的高等教育保障体制与中国的相比较，得到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中外教育；高等教育保障制度；重要性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目的 （一）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保持和提高。随着接收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高等学校的层次性也在不断增加，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日益突出。高等教育保障体系就是将各种教学、管理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保障达到预期的教学质量的一个统一的系统。有了高等教育保障系统才能保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教育质量的双方面的问题。 （二）增加群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随着高等教育越来越大众化，对大学生的稀缺感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现在的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致使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产生了怀疑。高等院校之所以建立高等教育保障体系，也是为了能够向政府、雇主、学生以及家长提供质量证明，证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英国是构建高等教育保障体系比较早的国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英国已经形成比较健全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点是从内外两部分对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保障。 （一）外部监督。1.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QAA即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主要负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各方面的事宜，提供一些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合理化改革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公开的、公平的、客观的评定方式。以便教育相关者能够直接的、明确的得出高等教育质量的结论。2. 专门的课程认证机构。与中国不同，英国的课程认证是由专门的机构对学生进行统一的评估，例如，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在毕业的时候他们会接受医学总会对其进行的专门的鉴定，以便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比较公平的得到毕业生能够胜任的工作。需要强调的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大学及其课程进行鉴定。 （二）内部保障制度。1. 高校内部的部门。由于英国政府对各个高校的财政支持的大幅度的缩减，为保证财政的正常运作，学校采取了增加学费的措施，进而学校也将再度提高对教学质量的重视。QAA和高等教育界进行合作，制定一系列有关教育标准和教育质量的文件，高校的各个部门将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履行文件规定的义务。2. 教师职业道德的约束。机构的监督只是一时的，并没有深入到每节课，而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教师的职业道德决定着授课的质量以及对学生的负责程度。英国教育部门对老师的职业道德约束是很高的。3. 学生及学生雇主评议。由于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学生和学生雇主的权益意识越来越强，以此在对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进行评定的时候，会充分的考虑学生及学生雇主的意见。 三、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现状 （一）内部质量保障体系。1. 生源质量。生源质量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高考的成绩，这就进一步的强化了高考在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决定生源质量的因素不仅仅是智力因素，同时还包括非智力因素，双方面的考虑才能决定生源的质量。2. 师资队伍及教师素质。现在大学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普通的本科学校对教师的最低要求是“双211”毕业的老师，主要的专业课任课老师则要是博士毕业生来担任。不过尽管入校授课的门槛很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教师的水平还是参差不齐，由此看来，各高校的教师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3. 师生比。师生比是决定一个学校的部分教学质量，一般规定1：14是优秀，1：16是良好，1：18是合格。 （二）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主要表现在高校教育质量的评估方面，评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教育部对高等院校进行的比较权威的评估，另外一种是民间非政府机构对大学的排名。 四、英国质量保障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府加强宏观监控。政府是外部监管单位中权力最大的一方，政府应该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管工作上更加注意细节，在宏观上更加具体的对教育质量进行监管。例如，出台一些监管细则或者建立专门专项的监管机构等。 （二）质量保障部门的密切关注。目前我国的一些省份已经建立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成为教学质量的外部评估单位正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在督促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的提高的同时也维护了学生的权益。 （三）高校内部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学校的办学质量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年的积累，因此，学校内部实施全面的质量监督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现在，大多数的学校都有教师评估制度，但是这项制度的准确性不高，一方面评估形式太过单一，另一方面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在增加评估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重视教育。 （四）建立毕业生反馈制度。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家长学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评估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调查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毕业生的水平，这将成为评估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因素。同时也会督促学校多加关注学生的就业情况。 五、结语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仅是为了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向前发展，而且还可以增强教育相关者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就英国的高等教育保障制度来看，外部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学会以及专门的课程保障机构，内部同样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完善的制度和措施。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保障制度过于简单，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各种漏洞，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长处，来服务与我们的高等教育。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及其实现途径 摘 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中外教育合作的最主要目的，而其最终落脚点又在于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尤其是创新型人才。近年来，我国高校围绕创新人才培养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效果普遍不明显。究其原因，既有学生自身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制约。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大学国际化是创新人才培养途径的必然选择。只有涉及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师资等核心要素的深层次变革，并采取优化专业结构，重置课程体系；开展国际联合教学，重视学习体验；教学科研结合，培养国际化师资；加快国际化校园文化的建设，增强创新人才培养氛围等措施，才能有效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中外教育合作；创新人才；制约因素；机制；途径 一、国内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社会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表现出了更多的期待，高校也围绕培养创新人才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效果普遍不明显。究其原因，其中有学生自身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外部因素。 （一）自身因素 首先，学习目标的片面性导致学习动机的外在化和功利化。在学习的定位上，多数学生一般都是将知识作为学习的唯一目标。其实，知识既不是学习的唯一目标，也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学习是促进生命完满和谐、发展和开发人的生命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只有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人的情感、陶冶品性、提高能力，形成良好的人格，才能使大学生获得人生命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健康、活泼、全面、和谐地发展。据调查，当前大学生学习最主要的动机是为得到一个好职位、出人头地、报答父母、想在某方面有所建树等，多涉及自我及个人利益方面。学习动机的外在化和功利性，造成大学生学习目标价值追求的近视或短浅，学习心态的浮躁，学习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妨碍了需要以长期、稳定的学习作支撑的创新能力的发展。 其次，学习方式单调以及学习内容狭窄。目前，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接受学习，而且以课堂学习为主，个人自学为主。通过这种学习，大学生可以学习和继承前人已经发现的知识，获得个体经验，但其创新能力是难以形成与发展的。大学阶段，主要是专业教育阶段，目的是为大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打下扎实的专业知识方面的基础。这种专业教育使得大学教育，分科过细，知识成点线结构。大学阶段这种分科过细、专业性太强的学习内容，导致大学生知识面狭窄，限制了大学生的思路，不利于大学生成才。 （二）外部因素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制度弱化和异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制度弱化主要体现在本科生参与研究制度以及小班化教学制度。在美国，专业教育已经过度到研究生教育阶段，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无不设有本科生研究计划，并将之作为一种必要的人才培养制度。中国的高校在这方面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如浙江大学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中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研究计划”。但我国高校起步较晚，没有形成成熟、完备的体系，更没有在高校中产生普遍效应。美国大学特别重视小型讨论班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作用，这种人才培养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也有利于学生批判性、创造性习惯和精神的养成。然而我们由于考虑教学成本，更多选择了大班上课，显然研讨无法展开。 其次，教师及学生评价制度。按照教师活动的主要内容，对教师的评价可分为教学评价与科研评价，相对而言，由于科研提升学校地位与层次见效快、科研考核易于操作，教师评价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如何把教师在科研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传递给学生，如何把创新能力、创新成果转化为学生的能力、教学成果，在我国这些方面普遍没有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不断推动高校把“创新”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内涵之一，但我们看到高校纷纷提出培养创新人才目标的同时，学生的评价制度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创新人才一个主要特征是可持续发展，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延伸至毕业后的若干年，所以评价主体不应该仍然是学校范围内的教师评价与学生自我评价，还应该注意社会评价主体；当评价指标与评价主体发生变化时，评价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统一化、刚性化的评价方式只会抑制“创新”的出现，培养创新人才必然呼唤多样化、柔性化的评价方式。 二、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大学国际化是创新人才培养途径的必然选择。正如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所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一个‘全球性大学’必须具备四个要素：更多地吸纳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教学和科研中注入更多的国际化内容；与国外大学建立联系，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国际网络教学，通过先进的通信科技将世界更多的听众带入课堂。”耶鲁校长的话充分表明了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全球性大学”的四个要素与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环节密切相关，大学国际化为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提供了更多路径。 在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大学国际化与创新人才培养是相互融合的统一体。培养创新人才为大学国际化指明了方向，国际化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条件和资源；培养创新人才在国际化进程中体现了人才培养的更高标准，国际化也因立足创新人才的培养而获得前所未有的推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融入了人才培养的动态过程。大学国际化只有从外部的人才流动转向内部的人才培养，渗入人才培养过程的核心要素中，才能真正找到深化大学国际化的突破口。若从基本要素考察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龙头，课程与教学是着力点，实践环节是催化剂，师资团队是保障，而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是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要素形成了一个循环系统。大学国际化只有涉及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师资等核心要素的深层次变革，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三、中外教育交流合作背景下的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现途径 （一）优化专业结构，重置课程体系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特点，立足我国实际，通过社会对专业的需求预测，建立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制度，旨在引导专业建设与国际接轨。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按照个性化原则设置特色明显、社会急需、交叉综合的专业，以满足社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创新人才需具有国际认可的专业人才质量标准，因此加入国际认证是专业建设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对于优化专业结构意义重大。我国的课程国际化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才能与国际接轨。一是课程体系要冲破学科壁垒，优化重组。根据创新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素质和能力要求，按照初级、中级、高级的不同层次模块重新设置，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融理论课程、实践课程、自主研学课程、网络助学课程于一体，课程的内容尽可能多地加入国际前沿；引入国外教材，供学生比较学习。二是要提高双语课程在课程设置中的比例。当前，我国高校的双语课程实施问题颇多：双语课程设置没有统一规划、双语课程覆盖面不够广泛、双语教学理念不清、双语课堂中“仅学习外文单词或翻译”的做法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双语师资的严重缺乏不无关系。 （二）开展国际联合教学，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 引入先进教学理念的关键是改进教学方法。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认为，教学方法影响创新能力培养，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教学方法的问题，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大不一样。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思维的能力，严密分析的能力，从不同视角看问题的能力，这种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是最大的。国际联合教学有助于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寻求平衡点，既可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模式，又可推广我国教学的优势与特色；通过学分互认，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学子来中国学习和交流，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校园环境。构成国际化联合教学的基本要素有：国际公认的办学特色和人才标准、具备一定数量的学分互认课程、国际知名教授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水平师资。 （三）重视学习体验，扩大国际交流 目前，我国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并未能充分重视学生的学习体验，其实验教学、毕业设计、专业实践往往局限于国内的实验室与企业。这样的学习体验常常难以与国际前沿相联系，学生的思维也难以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得到激发，最终必然影响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大学重视学生学习体验的紧迫之举是扩大国际交流，使学生的学习体验由国内延伸到海外。国外学习体验、国际合作项目和研究有助于学生获取更广泛的国内外信息、发展批判性思维、深化对多元文化的认知、建立广泛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这对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不无裨益。 （四）教学科研结合，培养国际化师资 师资短缺是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离开国际化的教师，大学国际化就没有实施的主体，培养创新人才也无从谈起。解决教师国际化的途径除了“请进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培养本土的国际化师资。就大学层面而言，管理部门须做很多努力才能使具有国际背景的教师对人才培养做出贡献。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确出国教师的任务。高校应深化与国际名校间的教学、科研合作，分年度有计划地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国外知名大学进修访问，明确其教学交流的具体任务和要求，争取在国际高水平的学术与教学平台上提升教学水平。 （五）加快国际化校园文化的建设，增强创新人才培养氛围 加快国际化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以外语文化街为重点，营造校园国际化软硬件环境。从外语文化氛围的营造上充分挖掘利用各语种沙龙、外教之家的资源，确保沙龙、外教之家的活动在内容、质量、形式、数量上均有较大的提升，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化活动，举办具有浓郁海外风情的活动，培养一批学生“外事助理”、“外籍教师志愿者”和“外国留学生语伴”队伍，利用学校的一切国际化资源，建设国际化校园文化以增强创新人才培养氛围。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师继续教育对比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 教师继续教育作为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对传统的教师继续教育做出多方面的变革，并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给我国当前的教师继续教育改革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发达国家 教师继续教育 启示 一、中外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比较 世界各国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多样化表现为培训模式、培训形式和培训机构的多样化。培训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1.“教师中心”模式。指通过设立专门的教师继续教育基地，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为主的模式。 2.“高校本位”模式。高等院校除保留传统的脱产进修高学历等方式外，还开办“教育诊断医院”、“教师职业发展学校”，大力推行远距离教育，送教上门。 3.“学校本位”模式。由教师任职学校自主制定培训规划、自主组织培训活动。“以学校为中心”的教师继续教育模式，是在原“以学校为基地”的教育模式基础上改建起来的。 4.教师职业发展学校模式（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简称PDS）。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大学教育与中小学合作创办的一种新型教师继续教育学校。其主要目的是改善大学教师教育的培训计划和给予在职教师职业发展的机会。 我国教师培训主要有学历培训和职业培训两大类。学历培训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教育机构（主要是高校）组织学员通过在职学习来提高学历层次的培训模式。职业培训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另一途径，其特征是形式灵活多样，因地因时制宜，时间地点相对集中；培训内容注重新观念、新方法、新成果的介绍，轻知识积累而重实践应用，尤其重视教育教学及科研能力的提高，培训方式主要有机构培训和校本培训。 二、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的立法比较 很多国家都通过教育立法提供多种多样的优惠，建立机构并制订教师教育的长期计划，让广大中学教师去学习和进修。在英国教师继续教育的发展历史上，政府对加强政策法规建设来提升教师继续教育的社会地位的认识，是经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并由此逐渐体现出政策法规的建设对教师继续教育发展所起的保证和推动作用。从1862年开始，为适应工业革命的发展，颁发《毛利法案》，在建立职业学校的同时，要求任教教师进行技术知识的进修学习；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并规定从1959—1962年间每年拨款8亿多美元用来改革各级学校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提高教师的科学教育水平；1965年又颁布《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法》，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在英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教师实施全国的教师继续教育，英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师资培训的管理工作，199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成立的师资培训署负责英国教师培训的各个方面。 我国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规定：“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是教师的义务之一。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1999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这是我国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全国性法规。相比之下可以看出，我国的继续教育立法一方面起步较晚，另一方面不够完善。 三、中外教师继续教育经费投入比较 各国在制定教师职后教育的有关制度和法规中对教师参加进修的经费开支渠道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英国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并规定从1959—1962年间每年拨款8亿多美元用来改革各级学校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提高教师的科学教育水平；1965年又颁布《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法》，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在英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注重对教师实施全国的教师继续教育，英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师资培训的管理工作，1994年颁布的教育法案成立的师资培训署负责英国教师培训的各个方面，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师入门训练、就业，以及在职进修的政策发展和实施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不断发展的、专业化途径的一部分来看待的组织。1998年英国启动IT培训工程。布莱尔首相决定投资总额为6亿英镑的信息技术培训计划，力图通过培训教师学会计算机和掌握因特网来提高教学质量。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财政对继续教育的投入都相对少一些。虽然近两年国家一再提高对继续教育的资金投入，但对于飞速发展的高等院校群体也是捉襟见肘。目前，全国的多数高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的问题。这种经费短缺的局面必然会造成教师继续教育的开展举步维艰。调查中，40%的教师反映他们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学校承担，25.7%的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学校和个人承担，但也有17.1%的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培训经费由个人承担。教师的经济能力有限，培训经费由个人承担势必在加重教师工作负担的同时带来经济的负担。 四、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立法工作，确保经费投入。 国家应完善教师继续教育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规定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义务、条件、经费，使之制度化、立法化。经费保障是教师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有力支持，除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部分经费外，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协调继续教育费用的分担，逐步形成谁收益谁承担的观念。同时应该完善继续教育监督、激励和反馈机制。近年来，上级教育主管部分出台了许多提倡教师继续教育的措施，但是仍然停留在号召鼓励层面，硬性措施和规定较少，可供具体操作的措施少，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难以制度化。学校在支持鼓励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同时，应多渠道了解市场、高校发展的要求，及时调整高校教师的培训计划，使教育资源的使用获得最优效果。同时应该广泛征求教师对于继续教育的要求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培训计划、内容和形式，使继续教育和培训能够得到实效。 2.构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模式的多样化。 除了进行学历补偿和提升，还可以利用本校教育资源，在校内进行对口学习进修，以满足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和需要。校内培训的优越性是：以学校和教师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又以其具体的教学实践为落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展各种知识讲座、校际观摩、案例研讨，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帮助骨干教师加速知识技能更新。去企业顶岗实践也是培训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培养“双师”的重要途径。学校可以有计划地分批安排教师去企业实习，更好地了解生产实际；与相关企业或者经营实体合作开展科研课题，开发产品，促进教师增强实践能力。 3.改革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模仿师范院校来设置自己的专业和课程。以教育学课程为例，“在职教师教育（包括专科、本科两个层次）的教育学课程实际上只是普通中师和高师（专科）的一种重复教育；也导致了培训内容只是零散式的，侧重于消除职前教准备不足的专业（文化知识）补偿。”一些教师在进修过程中学习相同或相似的教育学课程可能要达到三次。不难想象，这对教师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学习机会的浪费。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之一在于教师继续教育未能从整体上设计有特色的课程。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并对其进行改革时，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改革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需要充分研究教师职后培训的不同需求，对目前实施的各种职后培训形式进行归类、分层建设，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并与职前培养贯通的各有侧重、彼此衔接、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比如骨干教师培训、中小学校长和行政干部培训等就可采取在教师教育机构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并设置不同的课程模块，供受训教师选择。我们认为，一些已经被国外实践验证为行之有效的教师教育方法，例如，案例教学、工作坊、行动研究、反思日记、生活史（自传）分析、微格教学等都值得我们尝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与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中国教育价值观和中西方教育价值观的历史比较与反思，分析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并对我国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 教育价值观；中国；西方；素质教育 一、中西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一）中国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的教育价值观同样丰富多彩，包括有儒家的“以教治国”思想、墨家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道家的无意志自由理论、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但总体上，中国古代从西周的“学在官府”难以维持，学术向下转移到私人手中开始，在教育价值观上曾有过众家争鸣的局面，但自此以后，是儒家的教育价值观取得了统治地位。因而儒家的教育价值观整体上注重的是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其中尤重教育的政治价值和教化价值。 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是以社会需要为中心，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进入近代，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被延续下来了。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敲开了紧闭的国门，又由于新兴资本主义的产生，教育价值观已经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在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同时，比较注重经济实用人才、技术人才的培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教育价值观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随着外国教育思潮的不断影响，后期也出现了注重个人发展的趋向。 我国当代的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确立了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教育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理论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达成了一个普遍认识，那就是“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要促使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本体价值认识的更新。到了90年代，我们大力倡导素质教育，教育的本体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还要体现在促进群体素质的提高上。今天，我们倡导创新教育，实际上也表明了人们的教育价值观的又一次进步，从21世纪的中国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来看待今天的教育改革，教育没有创新不行，培养的人才不具备创新的素质也不行。 （二）西方教育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鲜明对立的教育价值观。一种是从人类自身需要出发，认为教育的价值应当由人的本性需要来决定，教育的目的只在于唤发人的天性，启迪人的智慧，完善人的个性，使人成为完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在西方源远流长。古希腊的先哲们认为“教育家的责任就不仅是为特定的国家培养公民。为了公正地对待人的天性，教育家还要培养青年为美好的生活作准备。”并且认为后者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因而，他们把教育看成是逐渐实现人的本质规定和自身和谐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到中世纪，教会在西方社会占了统治地位，认为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在于拯救灵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运动一反中世纪对人性的摧残，倡导人性的尊严和自由，把学校办成了远离社会尘世的“快乐之家”。因而人文主义教育家认为教育的价值，在于使人的天赋能力得到和谐发展。到了近代，随着自然主义思潮涌起，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社会和个人都应“归顺于自然”，提出了“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的命题，主张要“回到自然”，顺应儿童自然本性。 20世纪初杜威试图把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综合起来考虑，他认为“生活就是发展”，而“教育就是生活”，因此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这种教育价值观一直延续到今天，存在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是这一观点在当代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反，持另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教育价值不应该由抽象的人的需要来确定，衡量教育价值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满足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是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人自身来培养人。 西方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就是教育的理想价值和教育的工具价值这两种教育价值观不平衡演进的历史，前者以个人的发展为出发点，主张教育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促使个体不断发展和完善方面，尤其是促使个人在人格、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自我实现。后者则以教育“社会效率”为出发点，强调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具有从事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并在道德上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富强。 二、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 从中西教育价值观的嬗变中不难看出，中西教育价值观存在着很大差异，主要反映在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方式来看，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阶级关系之中的。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处于手工操作的水平上，这种以经验和体力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生产方式，客观上决定了当时生产力的维护和稳定对学校教育没有直接的要求。这样，学校教育始终远离生产，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所独占。另一方面，与古代中央集权和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适应，我国古代文化体系是以儒学的纲常、伦理为核心的，而政治与伦理道德结为一体。而教育则是实现德政和教化的手段。学校教育始终以灌输伦理知识、进行道德训练为中心任务和内容，这就决定了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教育价值观左右了人们的教育价值取向。 西方社会历来强调以个人为中心，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是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这就使得西方的文化传统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对抗主义的色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着竞争，以竞争为特质的传统文化渗透于西方教育理念，从而决定了西方社会建立的是一套重视个体，重视权利，崇尚个人自由发展的“民主”教育。 三、我国素质教育价值取向的思考 通过中西教育价值观嬗变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人们教育价值取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价值观。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应汲取中西教育发展中形成的教育价值观的合理因素。 当今世界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会引起教育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或革命。面对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我国应该建立的教育值价观念体系，并不是单靠理论的建构所能完成的，而需要通过历史和实践的洗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素质教育最终成为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教育价值导向、一种政府行为。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素质教育逐步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价值观，对教育的发展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自此，素质教育也就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追求的教育价值取向。[4] 素质教育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从功利化、政治化时代走了向科学化、理性化时代。素质教育对人们多年来在处理教育价值冲突上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在几年来的教育践中，存在着“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问题，使素质教育往往停留在表面层次而未能深化，特别是对素质教育的内涵缺乏科学的理解和解释。在社会的教育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个基本方面，这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如何使社会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协调统一起来，使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会和个体的需要，使素质教育成为能够兼顾社会与个体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外教育论文: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数学》教材与中外教材建设对比研究 摘 要：近年来世界各国对《高等数学》课程教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原版教材被引进到国内。中外教材各有特点，对中外《高等数学》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十分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高等数学》教材建设的目标和有关设想。 关键词：高等数学；教材建设；高等职业教育 随着国内高等职业教育近20年的蓬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和相关的专业教育课程体系迅速完善起来。但如《高等数学》这类基础性课程建设发展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发展建设中。 国外教材使用的基本状况：（1）以英联邦国家英国为例，其国内教育体系数学素质培养实为阶梯段培养，非数学专业培养从高中（即英国6年级为阶段节点）到大学专科、本科，教材分阶段和模块进行设计。作为全世界各英语授课高校的入学录取标准.英国各考试委员会所用教材一般都分为核心数学模块（Core Maths，用C1、C2、C3、C4表示）、进阶纯数学模块（Further Pure Maths，用FP1、FP2等表示）、力学数学模块（Mechanics Maths，用 M1、M2 表示）、概率统计模块（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用S1、S2表示）等，函数学习内容集中在“核心数学”模块，微积分等内容（相当于国内高等数学所授内容）集中在“进阶纯数学”模块中学习。纯数学模块数学内容一般是每个高中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而进阶数学属于难度较高的数学模块。而英国主要的考试委员会包含了有英联邦考试委员会（Edexcel）、英国数学教学革新中心CIMT（Centre for Innovation Inmathematics Teaching）以及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高校的校考试中心等，其数学使用教材多为自己的教育研究机构编写和招标社会教育研究机构编写，学生学习成绩均可的到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认可。对于大学专科层次，一般会学习诸如进阶纯数学模块、概率统计模块（S2）等级以及A_level等级教材、 Extend Maths（扩展数学）等。（2）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也以各自省教育部门招标各类考试教育研究机构编写教材作为数学教育使用教材。（3）德国素来为高等职业教育典范，也是整个欧洲数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发源地。在高等数学内容的选材中不同于我国，其基本内容包含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两大块，各层次教材对数学的严格逻辑性介绍是较注意的，但在重视程度上有差别。本科及数理专业教材要求给出的定理证明严格，而职业教育高等数学则仅要求概念要讲清楚，定理仅仅提出来并不证明，或把进一步的严格要求编写在附录里。从最基本的要求来讲，编者都在力图用各种方法把数学思维和方法介绍给学生。 国外教材特点： 1.就英国教材而言，Edexcel 课本容量大，编排彩页内容，且体现人文精神，像是在讲述一个个案例故事，知识安排结构更加符合基础薄弱学生；而CIMT 课本黑白传统编排，紧凑而精炼，形式化程度较高，内容符合基础扎实的学生学习使用。 2.教材对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情况不一。西方国家注重对学生现代信息技术的培养和使用，研发出大量和数学紧密结合的数学软件，包括 excel、MATLAB、mathematics、The Geometer’s Sketchpad、Spss等，在特定窗口输入数据就可以自动绘制出相应的几何图形.例如：在CIMT教材中就用一种电子表格绘图软件FILL DOWN来求各种数据对应的复数的辐角正弦和余弦值，同时还能在复平面内绘制出这个复数对应的点。另外，还借助专业数学计算工具（如：数学函数计算器、图形计算器Graphing Calculator）进行数学内容讲解，如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数学教材内容涉及图形计算器介绍，可实现编程和计算函数及绘图等数学表达，当然高等数学的基本微积分计算可处理。 3.国外教材的突出特点其应用性强，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和生活实际，涉及物理、建筑、几何、生物、医学、经济、金融、军事、政治等信息量大。通过精选的、只涉及较为初等的数学，而又能体现数学建模教学的练习题，既教数学，又教数学建模，同时教学生如何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 4.国外教材注重启发性，教材中有大量的讨论内容和思考内容、甚至包括对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和现代科学理论应用介绍。而国内教材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从数学到数学，一个个精心设计的练习题，体现的是数学概念的理解、计算方法的训练、证明思路的模拟等，其应用题也基本上限于微积分在物理、几何中的传统应用，缺少生活气息和趣味性。 5.课后习题设置从应用和实际出发进行设置，对学生进行数学建模构建解决问题，进行学生自主创新能力锻炼提供巨大帮助。 相比较国内高职类高等数学教材却处在一个尴尬的阶段和地位，甚至处于被专业教育摒弃的危险境地。首先，国内高职教育发展不足20年，专业建设体系不成熟，配套教材不完善。尤其是高等数学教材处在中职、技校层次和本科教育层次中间，内容理论性和难度选取介于两者之间。教材从近200页近20万字到1200余页近百万字符各不相同。其次，职业教育就专业建设需求和学生学习就业需求差距较大，而理工农医和文史等需求层次区别也较大。理工类对高等数学微积分应用广，财经及医学对概率统计及线性代数需求多与其他类，文史、管理及艺术专业对数学基本要求仅达到高中课业水平。最后，作为学习的主体高职学生在国内现行选拔体系中所处层次不高，造成主动学习的能力不足、学习困难的主观现象。 教材建设构建设想： （一）重视概念的实际背景新教材不把高等数学看成仅仅为专业课提供数学工具，而是以提高学生素质为已任。在引进较难观点、较为抽象的概念时，不讲“空头”理论，要有实际背景。数学的定义和定理一般较为抽象，如不介绍实际背景，对学生而言，难以接受和理解，难以应用。而数学原本源于实际问题，应从问题入手，让学生感到自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学生经历了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后，数学的定义和定理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富有活力的开门钥匙。所以教材的这种设计旨在激发学生主动感知和感知所以然。 （二）起点低，有坡度。数学教材开局十分重要。如果一开头就让学生感到门槛太高，从而产生畏惧，对教学不利。新教材应采用低起点，并力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表达。而教材在低起点的同时，还注重坡度。新教材编排中力求章章节节要有坡度。使学生通过步步攀登最终达到较高的境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遵循了从具体到一般，再由一般到具体的再认识过程。 （三）例题典型，习题丰富。新教材应配置一定量的例题。在例题的筛选上注重典型，在新教材中尽可能反映高等数学在其它学科中的渗透和应用，力求使教材开拓务实。尽可能不局限在孤立地解某种特例上，而是寻求从一类题型中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来，以期举一反三。设计少量带有实际意义的数值计算或利用数学软件计算的习题或带研究性的小题目等等。帮助学生在接纳知识时，能消化吸收，运用于实际，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有利于提高应用数学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把知识掌握好。习题按小节配置，注意兼容各种基本知识、各种题型，难易结合，留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满足各层次水平学生的需求。 （四）充分应用计算机技术。高等数学作为经典学科十分成熟，体系完整，结构完善。特别介绍常用数学软件的应用，使学生较早地学习数学建模思想和数学工具软件的强大作用，学习数学建模的思想和建模的方法以及建模的应用。同时重视CAI课件规划和建设，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把传统教材建设与多媒体载体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为方便教师教学，尽可能地配备相应的电子教案，使教师易教，学生易学。 为了使得数学教学更加适应培养面向21世纪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特色目标的要求，即不仅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几何直观能力和运算能力等，而且要培养他们结合计算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因此，《高等数学》教材建设应突出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宗旨，强调数学的思想与方法，重视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注重提高学生的创新应用能力。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观念的差异性比较 摘 要：教育观念是人们对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教育观念是无形的，但在实践中却能左右教育者的行为，决定教育活动的方向。教育理念问题在更为深层意义上实际上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因为一种教育理念的确立和实施一定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和需要。因此，探讨哪些教育理念更为接近教育的本真，哪些教育观念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育儿观念；诚信缺失；被动实践；社会责任；教育方针 中外教育观念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其原因应该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承有关。教育观念是人们对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教育观念是无形的，但在实践中却能左右教育者的行为，决定教育活动的方向。教育理念问题在更为深层意义上实际上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因为一种教育理念的确立和实施一定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和需要。 一、家长育儿观念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性格、思维、语言是学龄初期形成的，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我国民间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之说。对于儿童教育目标，中国家长认为是成功，西方家长认为是快乐。 在家庭育儿方面，美国家庭推崇三句话：Stand behind，don’t push.（站在后面，不要推）；To enter the room，key is more useful than your help.（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Have a try（去做、去试试）。而我们很多家长喜欢为子女设计未来，有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到结婚一包到底，其结果是孩子丧失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克服困难从而增长能力的机会。 二、基础教育 我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德育为首。美、日等国没有类似的提法，但比较共性的是推崇善良和诚信。 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存在“四重四轻”现象：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分数提高，轻人格塑造；重整齐划一，轻学生个性的张扬；重教师主导地位，轻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中外基础教育的差异：一个强调知识学习，一个强调能力培养。 三、德育成效 我们的诚信教育成效堪忧，表现在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要签诚信承诺书甚至动用高科技监控设备。 诚信缺失的后果是严重的，诚信缺失损害社会正义，增加社会各项事业的运行成本。 四、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新能力培养 我国虽然有着“五育加综合技能”这样的教育指导思想，但是在实施上却存在偏差。我国学生存在严重的“被动实践”问题，也就是他们实践的对象、方法、程序等关键要素往往是由老师指定的，完全类似于“做习题”，而灵感往往来自主动实践中的自由探索。“被动实践”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冲动。 五、合格教师标准 我们一般认为，合格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境界，精通业务，有比较渊博的专业知识，有比较丰富的教育学、心理学素养。美国有全国专业教学标准署制定的优秀教师知识和技能标准，与之对应的有美国优秀教师行为守则26条。其中有记住学生姓名；熟悉授课内容，切勿要求学生掌握你所传授的全部内容；切勿使学习成为学生的精神负担；要善于利用社区资源等等。 中美国情不同，但对教师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如教师要敬业，因材施教，精通业务，又如“不能因少数学生不轨而责怪全班”“避免与学生公开争论，应个别交换意见”。差异是美国人注重培养学生服务社区的意识，骨子里不愿让学习成为学生的精神负担，相对而言比较尊重学生的差异和人格尊严。 六、关于好学生的标准 在我国的学校和家庭中，好学生的标准往往界定为考试成绩优秀、遵守纪律、老实听话。很多时候学校里对学生的评价往往又简化为以分数代表一切。 2005年上海电视台曾播过一期《头脑风暴》，嘉宾请的是上海中学和英国伊顿公学的校长，主持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上海中学校长认为：人品好、素质高、潜力大。伊顿公学校长认为：Enthusiasm（热情、热忱）、Energy（精力、能量）、SenseofSocial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感）。 七、教育方针 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执行，其中第五条即为教育方针，比《纲要》中的叙述增加了10个字，具体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教育方针做出新的表述，即“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强调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日本强调“要站在全人类、全世界的视野中，培养能够在艺术、学识、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里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美国的教育方针则意识形态意味较淡，有诸如“加强数学和科学教育，改进教学和课程”这样的条款。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孕育的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直到现在仍在世界教育实践中熠熠生辉，但我们也确实有一些观念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存在有待革除之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选取的国外教育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多是可从积极意义上解读的，但这并不能得出国外的教育就一片光明。我们认为，批判地学习和借鉴国外一些优秀的教育理念是中国教育的必需，但对其简单地复制则是非理性的，因为任何成功的改革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理性和不懈努力。中国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则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育理念。 中外教育论文:新课改背景下中外教育督导发展探究启示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教育督导在实践中监督和指导着学校的教育工作，促进了学校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开展了有效探究，目的在于做好督导工作，为教育教学服务。 关键词：中学；教育督导；督学 一、国外教育督导的发展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教育督导制度的国家。1802年5月，《国民教育总法》规定建立教育督导制度；1840年前后，初步建立起包括总督学、大学区督学和省督学在内的三级教育督导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有关教育督导法规并进行改革。90年代以来，强化了宏观控制，重视教育督导队伍建设。近年来，既重视督，更强调导，成为当今法国教育督导的主要特征。 英国教育督导制度产生于1839年，经1870年《初等教育法》和1902年《教育法》的调整，为英国现代督导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1939年任命皇家督学所的划时代创举之后，经1944年《教育法》的实行，最终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教育督导体系。 美国1976年建国后不断完善教育督导制度，最大的特色是州、学区教育督导机构的服务性和指导性。教育督导方式有行政性辅导、服务性辅导和二者的结合。督导人员专兼职相结合，强调督导性和辅导性。 总之，以上三国早期的教育督导常偏重于视察和监督。尽管职责和功能不尽相同，但都给教育工作以专门的指导，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二、我国教育督导的发展 教育督导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段停滞时期，“”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才不断发展完善。1991年4月国家教委颁发了《教育督导暂行规定》。2000年l月3日，原国家教委教育督导团更名为“国家教育督导团”。2001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8年2月，国务院授权《教育督导条例（征求意见稿）》，教育督导从此有了更全面的保障。 三、我国教育督导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教育督导体制，本质上都是以监督为主，以一个全国统一的目标为标准进行评价，极大忽视了督导的指导职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教育督导上的一些细节问题以及教育督导工作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未给出明确的解决处理方案或原则，导致实用性不强，不能满足教育督导的实际工作需要，阻碍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 四、教育督导的有效实施策略 1.健全督导制度，实现督政、督学和督教相结合 完善有关督导的法制体系要考虑实用性、细节性以及对实际问题的应答处理能力。以督学为本，通过督学来实现督政的发展。从我国教育督导的实际来看，教育督导已由阶段性工作转向长久性事业，督导既要“督政”又要“督教”。 2.维护教育督导的独立性，规范人员选拔 我国教育督导受到了行政指令的限制，对督政的关注远远大于督学。应逐步设置专门的教育督导机构，明确划分各级督导机构的分工，同时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应明确各自所承担的工作职能。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人员的选任，定期对督导人员进行教育督导知识培训，提高督导水平。 3.改变督导过程，形成特色 重视督、更重视导将是今后我国教育督导发展的基本特征。教育督导的内容应呈现出逐步从单一督导走向督导与服务相结合，从片面强调宏观督导走向宏观督导与微观督导相结合，从视察监督型向指导服务型的转变。采取统一性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有主体的督导机构模式，又不强求一一对应，使多种模式并存，形成各自特色；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又要允许探索变异和改革。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理念对比考究 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和保证。我国教育的历史悠久，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其教育理念和管理体制与外国相比有诸多需改进之处，我们需要学习和分析他国教育理念，以便促进我国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使其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 通过对于一系列中外教育现象以及教育体制的学习探讨，不难发现中外教育的一项重大差别：我们以课本为世界，而人家是以世界为课本。学生教育亟需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课堂教学应加强“课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从课本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学生的视野能从狭小的“课本世界”扩展至广阔的“生活世界”。 一、个性化与社会化 有一项关于“中美学生道德认识比较”的调查，内含若干涉及道德认知的问题，当我们对中美两国学生的不同答案进行比较之后，会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学生社会化之差异。从中美学生对调查问卷中问题的回答可发现两个基本现象： (一）美国学生对同一问题总是有多种不同的回答，其回答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而中国学生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相同的或者相类似，这表明美国人在学生的道德教育方面没作统一要求，即没有向学生灌输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准。 （二）从美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较强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的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攻击性。从中国学生的回答中，不难发现他们的道德认识里含有一定的“体谅他人”的倾向，性格成分中含有较强的忍让性。 这项调查显示出，中国学生的社会化程度比美国学生高，而美国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比中国学生高。 总之，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效益的社会化必然不是一律化，社会化的目的绝不是把所有个体都训练成一个模式。社会化也绝不是个体对社会的消极适应，单纯的消极适应只能保证社会的简单延续，而不能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真正意义的社会化应当包括个体对社会的积极适应与创造。在强调促进学生社会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发展。 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学生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学生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 学校的学习内容是与社会相连的，了解社会是学校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法国，除了日常的各种社会活动之外，一般从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组织学生每年到外地去，离开家长的照顾讨一段集体生活。 学生都要按照教师的要求，自己准备行装。时间为2—3周，或去乡村、山区，或去海边，而许多地方都有政府开设的类似夏令营的基地，长期供学生们使用。 也学些文化，但更多的是参与爬山、骑马、游泳、采集标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等活动，充分接触大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学校之外的广阔世界。这类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且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学校教育使学生意识到，学校里所学的内容是与自己周围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并使学生主动而且全面地参与教学的全过程。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是向“广”的方向发展，教师总是设法引导学生把眼光役向课本之外的知识海洋，并力图使学生们能够保持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注重鼓励和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中国的教育是向“深”的方向发展，学校教师总忘不了提醒学生要“吃”透课本内容，学生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教科书上，学校生活则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 二、关于考试外国压力也很重不仅考还要公开排名 杨福家教授谈中外教育差别在哪里，提到第一个差别是：同学进学校的门是不一样的，这个关是不一样的。 中国总的来讲，从古代开始到现在都非常重视考试。现在一谈到应试教育这么几个字，就有种贬义，实际上认为不然。考试要不要？要！考试本身其实并不坏，但有一点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中国学生现在很多的教育是一卷定终身。 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同事来见杨福家教授，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好，说他的女儿考了99分。杨福家教授不认为99和100有什么差别，误差百分之一是国际水平嘛。但同事的回答让他无话可说，他说，差一分能进你们复旦大学吗？教育电视台每年暑假就要公布今年最低录取分数多少，而且教委宣布，所有进大学的人，都在这个录取分数线以上，没有一个人开后门的。这个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 而在美国要进好的大学，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有个SAT考试，一年考7次，随便你什么时候考，满分1600分，进哈佛大概要1400分。但是没关系，负担不是太重，高一你就去考吧，你高兴什么时候去考就什么时候去考。 第二，高中四年要学220个学分，至于你三年学完也可以五年学完也可以，220个学分，每一门课5个学分，属于学分制。 第三，他考试的平均成绩要比，什么叫比，不是一张考卷是全部的分数，一张考卷给你的大概最多一半，你考卷全部对了，给你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的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都可以拿25分、30分。另外平时还有其他作业，甚至于对同学的帮助都算分，这样子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 第四，考大学要有推荐信，推荐信不好随便写，要有个性的推荐信。中国很多学生总是要出国了，就找一些名人写推荐信，甚至于把草稿已经写好，我感到都是废话。杨福家教授介绍一个同学到了斯坦福，老师一看就行，为什么？这里面写了一句话，杨教授说，这个同学从小修电视机，什么坏的电视机到他手里都能修。斯坦福一看这里有他的个性，能修电视机的人他做实验恐怕不会太差，要他。所以有个性的推荐信非常重要。 第五，个别来谈，很多同学老师找你一谈就很清楚了。 在不少人印象中感觉国外的孩子很轻松，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考试的压力比我们的中学生还大。据南京外国语学校董正?Z校长介绍，以麻省为例，从2000年开始，初二到高二年级每年都会举行数学、英语、科学三门课的全州统考，不仅统一试卷，统一阅卷，还在媒体上公布排名。如果学校考不好，不仅校长，教育局长的压力都很大，如果整改之后仍不见起色，校长要么遭免职，要么学校因为声誉差学生纷纷转学。和我们情况差不多的是，美国也有“学区房”，好学校附近的房价会很贵，择校的家长也很多。英国孩子就更不轻松了，夏副校长介绍，英国学生在7、11、14、16岁时要参加4次全国统考，成绩优秀的进入A水平预科阶段。国家会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将所有中小学生在网上公开排名，由于出生率在逐年下降，学校之间竞争压力非常大。 三、关于选修课：即使一个学生想学也开 虽然美英的学校和学生都在背负巨大的应试压力，但对素质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却倍加重视。董校长说，他在美国“跟踪”了夏伦中学的校长整整5天，发现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交往、合作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体育、课外活动、社区服务等形式来实现。美国一些名牌高校对学生综合能力非常看重，比如麻省理工今年就拒收了一半SAT考试（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满分学生，原因就是因为综合能力不过关。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也是如此，学校有58个社团，选修课设置非常多，可以说只要学生有需求学校就争取开设，没有老师就请辅导员，比如让警察来教防卫知识，让医生来教紧急救助等，即使是一个学生想学学校也会开，比如：演讲、集邮、冰球、中文等。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和别人相比，对生活自信，交往能力强，伊顿公学已培养出了19位首相。 四、制造神童与保护天性 曾今有过这样一个案例，美国内华达州一位叫伊迪丝的三岁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是幼儿园老师教的。这位母亲一纸诉状将幼儿园告上法庭，理由是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此前，孩子能把O说成是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而自从识读了26个字母，这种能力就丧失了。这位母亲以幼儿园剪掉了孩子一只幻想的翅膀而限定了孩子的能力为由，要求幼儿园赔偿孩子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结果是，法庭判幼儿园败诉。在这里，保护儿童天性的教育，并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高校中也是如此。而相比较之下，深圳一名五岁女童在其父母的训练下，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现已能准确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3020位，创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 加快学习的速度和加大学习量是我国教育中最常见的现象，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得早、学得多、学得快。目前我国的超常教育其实只是“使常态学生变成超常学生的教育”。以牺牲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代价，仅获得昙花一现的辉煌。在过去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中，有没有想象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学业知识。 以绘画交流举例，中外学生的绘画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外国学生的画从题材、画风、构图、色等方面来看都显得很自由，而中国学生的画面则显示出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教过的痕迹特别重，画面中凸显不出学生自己的风格。 原因在于什么呢？我国的教育方法是先画出示范画或者给所有的学生指定同一个参照标准，模仿着画，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们的模仿程度来评价谁画得好，画越相似就越好。 把既有的审美标准先入为主地灌输给学生，使学生不断地否定自己的看法，同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感受以适应即定的标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刻意模仿中逐渐丧失了个性化的感受能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丧失了天然的想象力与原创性。 而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是，不应过早地告诉学生某一种既定的标准，否则会使她们的思维缺乏弹性而定型化。我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培养艺术技能和熟练技巧，创造力与想象力受到忽略，他们只能模仿而难以走向创造。中外美术教育存在的差异主要在于，是美术技能重要还是自我表现重要。 放眼于世界,日本的教育具有大国的风范，注重培养学生关注世界。譬如，在活动室里挂着巨型世界地图。当学生们吃中国豆腐时，就在地图上找中国；吃西班牙海鲜饭时，就以最快速度在地图上找西班牙；吃麦当劳时则顺便将美国介绍一番。日本的学生唱各国的民谣，唱到哪国的民谣，就同时介绍该国的相关知识。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在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时，人家在教学生放眼全世界。 五、关于班级尽管没有班主任但秩序井然 和我们不同的是，英国学校没有班主任也没有固定的班级，但学校秩序井然，学生习惯良好。让夏副校长疑惑的是，难道他们的老师比我们能干？难道他们的孩子就那么听话？曼彻斯特大学一位教授说他在中国发现一个有趣的事，老师要求学习好的学生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共同进步，认为这有利于培养学生乐于助人的品质，而在英国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每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但英国的孩子同样表现出乐于助人的品质。以课堂教学为例，中国学校强调学生要乐于助人，而课堂的学习过程是个人独立的，而英国学校的课堂学习过程一直是合作的。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也往往采用苦口婆心的说教方式，但现在则寻求完整的教育，渗透的教育。虽然没有固定的德育课程、德育老师、班主任，但实际上每一堂课，每个老师都承担了这种教育的职责。 六、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中外教育理念上的差异，种种差异造成的后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而，教育理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教育制度和思想的沉淀和融合，虽然本文没有提到，但对于国外的教育理念，也要抱有理性的态度，国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国内的也不一定都是落后的。在教育理念的发展与改革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一切应以学生的健康发展为前提，将学生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听从学生们的心声，在考虑教育发展大局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人性化思维、“人本位”理念，取长补短，尽力从不同的角度完善我国的教育事业，从而促进我国教育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实习改革方向 一、中国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是高师教育实习改革向纵深发展的10年。1986年,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对加强教育学科课程和教育实践环节的改革提出了指导性意见。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新的《二年制师范专科8个专业教学计划》,将教育实习时间由原来的4周增至6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改变专业设置偏窄的状况,拓宽专业业务范围,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和训练,发展同社会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培养,促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高师教育实习的改革从转变观念,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未来教师的素质、教育教学基本功的要求,有了新认识、新措施,高师教育实习也有了新的起点。主要表现在教育实习内容、时间、形式、管理和实习基地建设上。 (一)教育实习内容扩展 由主要是教学实习、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扩展到课外活动指导、教学实验、社会实践、教育调查等方面,以培养实习生教育教学能力、社会工作能力和初步的教学科研能力。有的高师院校还结合教学计划,安排平时的见习、观摩,形成经常性的基本功训练和分阶段的教育实习相结合,并撰写教育论文。 (二)教育实习时间略有增加 师专实习时间由4周增加到6周,师专一、二年级的见习、观摩时间结合教学计划另行安排学时,其它实践环节的训练机动安排,本科院校实习时间一般为8至10周。有的顶岗实习还延长为一学期。 (三)教育实习形式多样 这一时期的实习形式体现了多样化、多渠道的特点。从实习地点集中到分散,从单纯由高师教师带队指导实习到委托地方教育局及实习中学指导实习,从部分分散委托地方教委及所管辖中学的实习到全部分散到生源所在地中学或回到中学母校实习。还有将教育实习与新教师试用期结合,在试用期一年满后成绩合格才发给毕业证书,这种形式也有和预分配结合的。 (四)教育实习管理走向联合 由于实习形式的改革,管理方式也随之改革。实习中学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与高师院校成立实习领导组,共同负责协调、督导、检查、总结等工作,三方都把教育实习当作份内大事来办,高师的教育教学质量也从实习生及往届毕业生的适应状况表现出来,得到多方面的反馈信息。 (五)教育实习基地共建 教育实习改革的深化,促进高师适应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发展,促进高师与中学的联系和协作。实习基地建设是教育实习有关三方的共同任务,三方有优势互补性。建立并稳定实习基地,发挥实习基地的多种功能是教育实习改革研究的新课题。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实习改革为例,师专的教育实习改革方案、模式也各具特色。辽宁省抚顺师专的《教育实习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方案①获1990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这项改革取得的突出成果包括建立教育实习合同学校,聘任教育实习和教材教法兼职讲师团,密切与中学教育改革的联系;实行教育课程论文答辩制度,初步培养了学生教育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教育工作能力;对毕业生教育工作适应性跟踪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学生培养规格”和“学生中学基本教育能力训练纲要”。该成果在加强教育实习过程控制,实行教育实习质量评价的分段离散式考核方法等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借鉴、应用价值。 笔者所探索的“从模拟实习到教育实习两环节三步指导模式”②,该模式有具体简明、易于操作的优点,又有概括相关、系统有序的长处,既是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具体操作,又是教育实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联系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纽带。三步指导模式中共有的一项是反馈评价,评价最主要的功能是反馈、调控和改进。课堂教学评价六条主要指标体现教学诸要素的动态相关、层次有序、整体功能。运用这六条指标(或称标准)指导教师示范评课,用图表规范评课,有效地培养了实习生的评课能力。笔者从1985年开始参与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此项实验由语文自学辅导教材编著者、语文教育专家、特级教师颜振遥先生主持。在实验中,结合师专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改革和教育实习改革,提出了分年级、分层次、分阶段的“两改三分”职前培养模式③,探讨了教学实验教师的超前培养,具体方法和研究思路如下:从颜振遥编著的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材入手观摩自学辅导教学讲授自学辅导教学理论初步掌握其教材特点与教学模式见习试教、模拟实习反馈评价、研究教法和学法的结合教育实习、规范教学运用教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教学研究。追求目标———使学科教学法课的教学过程具有教育科学研究的性质,使学生得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和应用训练。“为研究而培训”对未来教师和在职教师都是高质量的培训,也是教师培训应当追求的目标。 二、世界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 80年代以来,教育实习的改革呈现出综合化、多样化、一体化等特点。 (一)更新课程体系与实习内容综合化英国在“教师职前培训改革”中,突出了培训教师职业技能,提出教师应具备的27种职业技能及建立教师技能档案。课程门类相应增多,开设应用性较强的教学技能课,充实教学法课程内容,包括表达技巧、评估方法、备课、教学材料的选择与准备等。美国师范教育的教育专业课程中2/3为教育理论课程。美国的学者主张师范教育课程改革一体化,强调师范教育各部分———教育理论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学科教学法及临床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日本的实习内容全面丰富,包括学科教学、道德教育、特别活动、学生指导等,使实习生直接掌握学校各个领域的经验。日本还安排“临界”教育见习,以利于实习生把握从小学到中学学生身心发展变化过程特点。 (二)教育实习时间延长与实习模式多样化英国教育学院学生要参加约15周教育实习,采用以中小学校为基地培训教师模式,强调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重视师范生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以中小学为基地的改革突出特点是“重负荷的教学训练”,实习生承担教师平均工作量的1/3,约每周上课10余节。德国实行两阶段教师培养模式:第一阶段是大学负责的修业阶段,包含作为“学校实践的教育实习3次共12周”。第二阶段是教育行政当局负责的实习阶段,实习阶段长短不一,一般是18~24个月。德国的两阶段教师培养模式虽然各有侧重,但理论培养与实践培养结合紧密,实习阶段通过与第一阶段学习的学科建立联系,并将该阶段学习的教学法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以此保持两阶段的连续性。美国的初等师资专业训练中,教育实习占师院全部课时的8·7%,在普通学院教育系占7%,在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占6.6%。美国实习教师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完成一年的实习。美国采用集中实习并分为临床实践与现场实践两种形式。临床实践基本上在学院内或实验室内进行,主要是一种带有实验性的实践活动。现场实践到学校现场实习,目的在于应用和验证在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中研讨的问题。 有的高校采用实习生制,一半时间在校内,一半时间在实习学校。毕业教育实习,要求在完成文理科、专业学科与教育专业三方面的必修课和实习前的各项实践活动,并经考核合格才能申请参加。前苏联采用连续性教育实习模式,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连续4个学期,每周学校实习课4小时,4个学期共256学时,新教学计划使不同科系的教育实习比原来增加28%~47%;低年级的实习活动作为教学———教育过程的必要环节,作为培养教师职业准备的初步训练。法国师范院校新教学计划规定的实习连续性强,改变过去把实习放在最后的传统做法,共486学时,占两年培训总时数的25·7%,此外,还加一周不占课时的“校外教育机构实习”。欧美发达国家师范教育对教育实习的重视单从所占总学时数的比例可以得到验证,约占总学时数的7%~8%。与欧美发达国家教育实习时间相比,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实习时间太短,又要全面顾及教育实习内容,培养实习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时间太短而要求提高,两者是不相适应的,这也是我国教育实习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三)教育实习合作管理与实习基地稳固化教育实习管理由大学、实习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合作管理已在许多国家实施。实践证明:“要使师范教育改革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证和有效途径就是大学与中小学在进一步开展教育研究与教育发展活动中携手合作。”⑥大学聘请出色的中小学教师进入大学参加未来教师的培养工作,大学中从事师范教育的教授则应该走出大学,与中小学教师一起总结、整理目前学校中最好的经验和措施,使教育科学研究植根于基础教育实践之中,使教育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英国教师职前培训制度的改革要求实习生深入了解当前中小学教育的实际,要求大学与中小学密切联系,这种合作管理形式是由实习学校、地方教育当局和大学教育学院的代表组成“伙伴关系指导小组”,作为领导机构,并为师资培训制定指导培训原则和目的。同时,还要求实习学校的教师和大学指导教师都能更多地参与对方的工作。中小学也由过去作为师范教育被动的实习场所转变为主动和积极的参与者。以“中小学为基地”是师范教育重视师范生实际教育教学能力的具体体现,是培养师范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日本培养师资院校的教育实习机构比较完善,建有许多附属学校作为教育实习和研究基地。有些大学还成立了实习指导中心,下设研究、指导、实践、调查四个部门,推动教育实习研究,并对培养教师教育能力进行科学研究。 (四)职前培养、试用期和在职培训一体化教育实习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实习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其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成为合格的教师。然而合格教师的目标不是一次性教育实习所能完全达到的,教育实习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此,以教育实习为桥梁,把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连接起来,实现职前培养———试用期培训———在职培训一体化是符合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从终身教育观点来看,教育者所受的教育不是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当前世界各国培训师资的趋向是既重视职前师资培养,又特别关注在职教师进修培训。把教师的在职培训作为职前教育的继续,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之朝着一体化发展。美国师资培养采用的一个新模式是“教学法中心”,把培养教师的三方面主要内容———普通人文学科教育、教育实践研究以及教学的艺术、科学和技巧结合在一起,并协调、连贯地组织起来。主要目的是对教育科学在实践运用中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使教育的职业活动避免呆滞、走向更新。“教学法中心”一般需要20到30个合作或教学学校,以便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和(见)习场所。日本创办的新教育大学的特点是:毕业生既应具有与综合大学基本相符的学科水平,又要成为教育的“行家”,集“学术性”与“师范性”于一身。它是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实验园地,又是教育理论的研究机构,它代表着师范教育发展的方向。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高质量的培训意味着未来的教师应与有经验的教师以及在其各自学科中工作的研究人员进行接触,在职教师也应经常有机会通过小组工作会议和在职培训实习来提高自己。……鉴于教学和教学法质量改进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教师培训还应包括为研究而培训这一强化成分,教师培训机构和大学之间的联系也应进一步加强。”⑧“师范教育和师资继续培训应当有所发展并与一套适宜的‘课程’的所有新要求相适应。很有可能,这一问题在许多国家都会以教师的继续培训或教师培训者的教学法培训的方式提出来。”⑨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已形成这一发展态势,为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教师教育的职前、在职及新教师实习试用期一体化,在培训制度、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组织的方式方法等都有较大的改革和进展。我国师范教育改和师资培养培训从制度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教师适应基础教育的改革,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有一些可贵的探索和研究。高师院校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如何提高未来教师的素质,如何面向中小学实际,加强和中小学联系,参与中小学教育实验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中外教育论文: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探究 【摘要】笔者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系统研究在二语习得理论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研究表明，在高职英语教育中实行该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外教师自身的发展，最终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育 中外教师 合作教学 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明确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信息的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007年，教育部提出“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聘请国外学者和专家来华从事专业课程和双语教学工作”的建议。我校作为新兴的高职院校，于2012年开始聘请外国专家承担英语教学工作，积极探索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教学之路。 一研究背景 1．理论背景 在有关二语习得的理论研究中，克拉申的语言习得理论最具影响力，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为“习得—学得区别假说”，这一理论为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习得—学得区别假说”提出，习得是潜意识的过程，它是注意的是自然结果。而学得则是有意识的过程，即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讲授，再加上有意识地进行联系和记忆等辅助性活动，从而使学生掌握和了解语言的过程。克拉申指出，习得可以直接促进学习者发展其第二语言的能力，而学得则可以在其语言运用中发挥监控作用。习得和学得两者若能协调好，就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在高职英语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注重学生系统的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学生英语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提高。在教学方法上，高职英语教师应努力为学生营造“习得”英语的自然环境，激发学生的英语交流欲望，让学生在交流的语境中自然地习得英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能将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习得”和“学得”有效整合，中外教师利用自身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方面的优势，为学生创设立体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有效“学得”的同时，通过无意识的“习得”过程提高其英语表达能力和应用能力。合作教学是指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教师协同担任统一群组学生的教学任务。合作教学通常有6中模式： （1）一个教，另一个观察； （2）一个教，另一个巡视； （3）站点教学； （4）平行教学； （5）交替教学； （6）小组教学。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是在高等学院大量引入外籍教师参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教学模式就是指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中方教师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共同合作，完成一定教学内容的形式。 2．实践背景 我校作为新兴的高职院校，自2012年9月引进第一名外籍教师至今共引进了14名外籍教师，现在共有6名外教同时任教，她们分别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外籍教师授课的班级集中在教育学院、旅游学院和工商学院，主要教授的对象为各学院大一新生，主要教授的课程为职业英语。在职业英语的教学中我校英语教师和外籍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为平行关系模式，即每周的职业英语课时由我校英语教师和外籍教师各承担一半，我校英语教师主要负责英语语法知识的讲授以及英语等级考试的培训，外籍教师主要负责对学生进行英语听说训练。学生英语成绩的评定采取两位教师的评定结果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我校英语教师的评定结果占70%，外籍教师的评定结果占30%。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校教师和外籍教师之间除了教学对象相同以外，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几乎没有交流和合作，各自为政。外籍教师由于对中国学生的性格、学习方式、习惯、需求不了解，对中国英语教学现状不了解，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因此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把握重点、难点，只能一味地依照自己的习惯进行教学，随意性比较强。我校是高职院校，职业英语课程应该是为学生将来在本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实用性人才，英语教学应贯彻“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方针。外籍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我校教师的引导，很难把握这一尺度。这样的教学模式显然无法充分发挥外教资源优势，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我校外教资源，提高高职英语的教学质量呢？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过程 1．实验前提 在实验中，笔者为了研究中外教师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先假设：我校教师比外籍教师更了解我校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和具体学习情况，但外籍教师则要比我校教师在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和英语文化的了解方面更胜一筹。因此，高职英语教育中外教师合作模式研究就在于寻找中方教师和外籍教师在英语教学中的最佳结合点。传统的职业英语课堂，大多是教师滔滔不绝，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形式，教学过程按部就班，课堂氛围单调。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外籍教师的参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英语教学的单一模式，中外教师同时深入英语课堂教学，能够进一步加强师生间的语言交流与互动，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在中外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语语言教学方法的交融。 2．实验对象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酒店管理专业、会展策划专业、国际商务专业、计算机应用专业2014级新生，共13个班，639人。3．实验时间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4．实验内容以二语习得理论为指导，构建高职职业英语教学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我校教师负责英语语言知识的系统输入，外籍教师负责英语语言技能的操练输出。中外教师就合作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学形式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采用中外教师交替授课的方式，即我校教师授课（每周四节）讲授教材每个单元的语言知识点和语法，而外籍教师（每周两节）以口语课的形式，介绍教材中每单元内容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及与专业相关使用的英语口语。同时建立中外教师共同评估的教学反馈机制，中外教师共同对合作教学的课堂进行观察和巡视，测评课堂教学效果。实验具体实施如下： （1）中外教师合作备课。中外教师基于所教学生的特点及专业的需求，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每周的重点、难点以及教学上的具体分工。 （2）中外教室合作上课。在职业英语课堂教学中，中外教师主要采取平行教学、一个教另外一个观察、一个教另外一个巡视这三种合作方法进行教学。在合作教学中，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主要采用的是平行教学的模式。通过合作备课，我校教师主要负责讲授每个单元的语言知识点和语法要点，外籍教师则主要负责对每单元的文化背景进行讲解，并对与课文内容和专业相关的主题进行口语训练。同时在平行教学的过程中，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还穿插采用一个教另外一个观察、一个教另外一个巡视的教学合作模式，即当一位教师在讲课时，另一位教师在教室后听课，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及教师的授课情况，并且在不影响教师讲授和学生听课的前提下，在教室中巡视，为学生提供适当的帮助。 （3）中外教师合作答疑。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定期同时为学生辅导答疑，为学生解决英语语言知识及英语文化方面的疑问。 （4）中外教师合作课后拓展。我校教师与外籍教师课后及时沟通，定期开展教研活动，讨论课堂教学效果，建立即时教学反馈机制，共同主持与参与英语第二课堂活动，为学生营造丰富的英语实践环境。 （5）中外教师合作评价。学生的职业英语课程评价最终由我校教师和外籍教师在学生的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根据其课堂参与情况、作业汇报情况、口试成绩以及笔试成绩共同评定。 5．实验结果 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由于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教师，受教育理念、认知及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中外教师合作教学质量评估难度加大。因此，本次实验没有采用量化的指标，即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来判断中外教师合作教学班级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否提高。而是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学生在英语学习积极性和英语应用能力方面进行评定。笔者随机选取了实验对象中的2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生是否喜欢职业英语教学中现行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二是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是否有明显提高，三是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否有明显提高。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有98%的学生表示喜欢现行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90%的学生表示在中外合作教学模式下，外籍教师的参与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语言环境轻松自然，他们的英语学习积极性也有了明显的提高；92%的学生反馈其一年来英语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方面。 三研究结论 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既能够充分发挥外籍教师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又能够发挥中方教师在英语语言教学中的优势，使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主体角色和中外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机结合，这种高职英语教育中新的教学模式可以充分提高高职专业英语教学效果，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1．合作教学可以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 中外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特点和教学方法，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可以弥补中外教师之间的教学差异，实现中外教师的优势互补。首先，中方教师长期在国内执教，非常熟悉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特点，了解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因此，中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学生的实际需求，深入浅出地对学生的英语学习进行指导。在中方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系统有序地学习英语语言知识，从而保证了语言输入的质量。其次，外籍教师更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和历史，熟悉各种环境下的英语日常用语，英语语言的驾驭能力强，因此能够更好地进行英语口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语言输出的质量。 2．合作教学可以促进中外教师的自身发展 一方面，合作教学可以提高中外教师的教学水平。就中方教师而言，可以学习外籍教师从学生角度出发，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思考，发挥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教育理念；就外籍教师而言，可以学习中方教师对细致处理教材和明确规划教学进度的方法，使教学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合作教学可以提高中外教师的语言水平。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中外教师互动机会增多，在合作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中方教师可以学习到外籍教师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纯正的英语语音，这有利于中方教师提高自身的英语语言水平。中方教师也可以帮助外籍教师提高其汉语水平。 3．合作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 根据语言习得理论，人们习得语言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信息的理解，即理解性的信息输入和理解性的信息输出。在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下，中外教师发挥各自的优势，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系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同时也能增强其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方面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在合作教学的课堂上，外籍教师可以很自然地把语言知识的教学与语言文化本身结合在一起，课堂氛围轻松愉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比较多，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同时，外籍教师幽默而又极具鼓励性的课堂语言，能帮助学生克服英语学习中的焦虑、缺少自信心等负性心理情绪，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学生以自信、愉悦的情绪参与到合作课堂中来，必定能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总的说来，在二语习得理论下构建的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可以为高职英语教育提供新的思路，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师理念和视野的国际化，最终提高高职英语教学的质量。 作者：高英 单位：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中外教育论文:中外教育思想差异研究 摘要：校训是学校治校精神和宗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指导性、稳定性，体现一所大学所追求的教育和治学的价值观。本文通过中西大学校训的考察，以此来探求中外教育思想的差异。 关键词：大学；校训；差异 一、大学校训的内涵 校训，一般定义为：“学校制定的全体师生需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从解释中可看出，校训具有规范性、指导性，其主要目的是规范师生的行为与道德，使之符合学校所追求的教育理念及价值取向。学校精神和文化的灵魂是校训，因此，中外大学都十分重视校训的制定与诠释。不同学校的校训各有不同，反映的不仅是一国的历史、语言、文化特征的差异，更体现的是不同学校的教育文化理念及精神的追求。 二、中西校训思想内容的比较 (一)中国校训的思想内容 中国大学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也随之传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德思想、教育理念等思想和社会现实制约的影响，导入我国的西方教育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现代与传统的思想碰撞中得到不断的调适与发展，从而形成了我国大学独有的充满自身特色的多元化的教学理念和宗旨，这在校训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1.引经注典，承续传统 各类大学不约而合地引用了中国传统古典著作和耳闻则诵的名言警句，有湖南大学、天津大学的“实事求是”源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1]；南京师范大学的“笃实敏行”出自《论语•子张》；香港大学校训“明德格物”出自于《礼记•大学》……这些都反映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深刻影响着大学教育和治学精神的培养，表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伟大生命力[2]。 2.顺应时代，紧随潮流 通过深入分析和考察各类大学校训拟定的历史发展及校领导对其内涵的解释，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在一方面坚持继承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将其发展，使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浙江大学将“求是”作为校训，并将其在学校的发展中得以充分发扬与倡导。1897年创办的求是学院为浙江大学的前身，1901年更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正式定名为浙江大学[3]。1938年11月，当时的校长竺可桢提出并决定将“求是”定为浙江大学校训，并在此后的多次会议和演讲中对“求是”进行深刻阐释，并于1941年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就“求是”的内涵解释为牺牲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对此，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竺可桢校长赋予“求是”的时代气息，即要求大学教育要紧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追求科学真知，服务社会[4]。 3.中西合璧，相辅相成 在中国教会大学的校训中尤为显现了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与西方大学理念的融合。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源自《论语》的一语，其英语校训“光和真理”则是来自西方传统格言，这两则格言的结合反映出中西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璧，这是一种在结合古典儒家的精神气质的基础上，又符合基督教的教义的体现，表明了中国教会学校的特殊性质[5]。 (二)西方校训的思想内容 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宗教文化，尤其受基督教的影响深刻，大学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强烈倡导“独立”、“自主”、“自由”等教育理念，这些都在西方大学校训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如牛津大学校训是“上帝乃知识之神”、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斯坦福大学以“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哈佛大学的校训为“让真理与你为友”、普林斯顿大学以“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定为校训[6]。将校训进行解读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校训多为简练语言，寓意深刻，丰富蕴涵各类大学的价值观，如求知、求真和捍卫学术自由与独立等。同时，紧随时代的步伐，将服务社会和国家的理念在校训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三、比较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大学，仍然受传统思想“大学之道”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从大学校训中可以一目了然，同时也反映在了当代大学教育凸显出来的问题上。目前的高校教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以死记硬背为主、重分数和理论轻实际，教育方法和思想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常见。另外，受本文主义思想影响，校园里缺乏科学、严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而在西方国家，如哈佛大学，在进现代100多年的发展中，尤其重视借鉴和学习高等教育强国的优秀的先进的教育经验，开拓创新，开创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新时代。其成功之道在于掌握并发扬了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等教育精神。俗话说的好：“借他山之石，可攻玉”，我国大学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必须要向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学学习它们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大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和自身特点，进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提升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四、结语 虽然中西大学的校训在思想内容方面受各自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它们都真实的体现出各自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其校训内容都蕴涵了各所大学教育的宗旨、理想、精神、责任、价值观和质量观等，也都体现出现代大学的目标：各类大学都应在“自由”和“自治”精神的引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唐薇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浅析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写生实践教学研究 ［论文摘要］艺术设计专业中的写生教学环节是高职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在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对写生实践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特色及重要性进行分析，阐述了写生实践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作用，并对写生实践的创新型指导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期对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 写生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理解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 一、写生实践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特色 艺术源于生活，而专业写生则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搜集创作素材、获得创作灵感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艺术实践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检验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必要手段，是艺术设计专业知识得以巩固和延展的最有效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最高体现。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是当前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教学的重中之重。 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设立专业写生这一基础实践性课程，是学生体验生活、认识社会的重要环节，是实践与教学的结合，既是教学加以实践，又是在实践中教学。此课程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和今后的设计成长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写生课程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的教育特点，还具有艺术设计专业实践和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等多重意义。此课程是学生对生活体验的最直接的方式，在写生的过程中，学生逐渐认识到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只有深入地观察生活，了解生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体会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不但观察生活的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艺术鉴别能力会大大提高，而且还自然而然地为今后的设计创作收集了大量的素材，融入自己对艺术的亲身体验和感受，为将来的艺术设计创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写生课程的研究在场景上可分为室内写生、室外写生；在对象上可分为静物写生、人物写生、风景写生。在艺术设计专业的写生教学大纲中，不但安排了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这类室内写生环节，还安排了室外写生这一重要环节。学生在画室里长期面对静物与人像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和枯燥乏味之感，长此以往会逐渐削弱学生对自然生活细致观察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 室内写生是绘画基础训练，对象是固定的静物与人像，重在培养学生观察物象的比例及结构，是基础，是积累，是铺垫。室外写生则含有创作的因素，对象是丰富多变的自然景物，学生从最初盲目的、随意的浏览到仔细观察、分析，再到对所见景物的取舍，进而把那些质朴的自然形象经过提炼、组合、加工，描绘成为融合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作品，在这繁复的过程中，学生逐渐提高了对自然、对生活的观察能力；以往所学的知识与写生的实践有机融合，最后融会贯通，在作品中会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写生教学实践可以说是联系继承和创新的桥梁，在这里，室内外写生课程都显得尤为重要，两者都是艺术设计教学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写生实践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必要性 写生是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描绘的绘画方式。写生课程的研究是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重要环节，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必修课。在写生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创新意识，在写生过程中积累设计创作素材，对学生今后走向社会，担任艺术设计工作，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著名的建筑学家齐康教授几十年来坚持写生的习惯，写生给齐康的建筑设计创作提供了许多帮助，齐康说：“我经常利用出差（国内和国外）的机会写生。大自然是我绘画的对象，大自然的美常使我感动。我认为建筑要适配于自然，要和谐，要进入画境，要有一种惊奇之感。画是我最最亲密的朋友。”一代鬼才黄永玉年近七十时还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黄永玉从少年时期就精通木刻的手艺，这不仅仅靠的是天性聪颖，最主要还是靠勤奋和其勇于实践的精神。在苏州写生时，他被司徒庙中有“清奇古怪”之称的四棵汉代古柏吸引，连续三天早去晚归为其写生。日后，面对被他用准确而流畅的白描线条展示在丈二大纸上的这四株阅尽人间沧桑的古柏，人们无不称奇叫绝。不是所有的写生都能像大师们的作品那样浪漫，但所有的写生作品当中都孕育着重重的创意理念，学生作品中一个概念最初的成型及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蕴藏在其中的丰富财宝。 在写生教学实践中通过直观教学，对物与景的写生，使学生对本课程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变被动为主动，面对客观的对象进行主观的处理，从构思到构图到落笔到完成，画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画者本人对物象的感触与内心的感触和思想的表现。自然中的任何景物对于初涉写生课程实践的学生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在写生实践教学中，指导教师要启发学生战胜胆怯心理，培养学生养成果断下笔、大胆用笔的良好习惯，在一定时间内，捕捉到景物的最突出特征，抓住最生动的、最令人感动的部分。 三、写生实践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作用 在写生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适应当前教育改革形势的要求。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因而，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通过实践活动，可改变学生在原有教育教学条件下所形成的那种偏重于记忆和理解、立足于接受教师知识传输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形成一种主动探究知识，会综合运用知识储备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的学习方式。当今社会信息发展迅速，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只是他们学习、生活乃至今后担任艺术设计工作所需综合性知识的一部分，大量的知识还需要通过各种实践去获得。因此，在写生教学中，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和途径，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活动，在提高动脑、动眼、动手的能力的实际操作中理解知识、巩固技能，从而能更加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达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目标，帮助学生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具有在更高、更广阔的层面上学习的能力，是社会对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所肩负的责任。 四、写生教学实践中的创新型指导方法 写生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初涉本课程的学生来说，可能会碰到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指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出现问题及时解决，指导学生依靠设计基础、设计理念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使学生及时走出困境，只有如此，才能获得预想的、好的教学效果。 写生实践教学的课程设计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顺应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首先，先进行室内的、简单的静物写生，由素描过渡到色彩，这期间打好基础，掌握写生的基本技能，熟悉绘画工具和材料，增强信心，然后过渡到室外写生。从室内到室外，不但作画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就连作画时间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很难控制，所以，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室内作画经验后，才能更好地表现室外景物，在学生对单一的室内绘画方式厌倦之前，把他们的兴趣转移到变化丰富的自然当中，新奇之感油然而生，进而使学生产生新的绘画兴趣。 担任艺术设计专业写生课程的指导教师在带领学生进入本课程之前，要引导道学生不要急于落笔，应该首先熟悉情况，留心观察，一些心得甚至可以用文字形式或小的图稿记录下来。室内写生与室外写生都要注意这一环节。无论是面对静止的还是丰富多彩的自然，都要尽量如实表现，要尽量忠实于当时的感觉，每一次写生都不仅仅是对物象的简单描摹，而是一次融入自我感悟和内心情感的创作，哪怕是几根线条，对于日后的艺术设计创作应用都是一种准备和积累。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需要创新性思维，指导教师在艺术设计专业写生教学实践中，不但要严格按照科学的基础训练方式进行教学指导和引导，还应在培养学生扎实掌握基本功的基础上同时培养学生养成认真观察、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良好习惯，使学生在正确习惯的引导下能够把要表现的物象既真实而又深刻地表现出来。艺术设计专业写生的过程也是学生思考的过程，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感性直觉转化为感性思维，最后，跃然而出的作品当中变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一些物象的结构、线条和色彩了，最重要的还融入了学生对物象的再认识和另一角度的理解、解读以及不可复制的创造和再现，这样的训练为拓展和提升学生在今后的艺术设计中的发展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结语 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的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内容与形式通过写生实践教学这一环节的融会贯通，所获得的综合性知识更加牢固、更加丰厚；它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此，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与写生实践教学是牢不可破的组合。 写生实践教学环节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物象、形态、画种工具及材料性能的认识和把握，而且提高了学生们在生活中观察自然，发现自然中的美和创造永恒的美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创造的能力，拓宽了他们的设计思路和设计视野。学生们的每一张未经雕琢的写生实践作品都浸透着他们的汗水，在其中，你也许会读到错误、思考、教训和梦想，有些可能带给你惊奇，但它们都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虽然这些作品并不完美，然而不完美才是这些作品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都是一片崭新天地。 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地结合本专业特征制订教育教学方案计划，是尊重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建设客观发展规律的。通过教育教学的实践、艺术设计专业写生实践教学实现了全方位顺利发展，此课程实施至今一直有很好的效果，学生受益匪浅。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试论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　专业教师　课堂教学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艺术设计专业知识更新快、实践性强等特点，结合课堂教学及课堂管理，提出了在课堂教学中专业教师组织课堂教学、传递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成人成才、课堂管理、实践辅导等作用，对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使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进行了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高质量、多样化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艺术设计专业作为高等院校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设计课堂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角色，教学应该大力提倡主体参与型教学，充分发挥教师教学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笔者就设计专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为学生提供积极向上、学习气氛浓厚的课堂的方法展开讨论。 一、课堂教学中的组织作用 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在课内课外都发挥着组织作用，为使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在上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在课前要备好课，这是上好课的前提条件。专业教师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新的设计和教学实践理念，要透彻地理解教材教法，时刻关注本学科发展前沿和方向，不断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和手段，提高艺术设计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结构为主线，以教学过程为媒体，对所教内容进行加工、组织，编写确定一个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网络备课和组织教学。 由于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性强，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与创新性，设计创作与社会经济密切联系这些专业的特点，专业教师除了安排课堂教学、组织学生学习、课堂练习、进行分组讨论等课堂组织工作外，还要组织学生参与实践学习，在实践前教师要为学生联系好装饰公司或实践场所，准备实践课堂教学内容等，组织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后进行实践学习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这些比较具体和细致的工作都要由专业教师在课前课后来完成。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知识、探索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课堂教学中传递专业知识的作用 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设计风格和装饰材料更新速度快、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的专业，这就需要教师一方面大量阅读设计方面的书籍，为学生准备大量图片和优秀的设计作品，为学生了解当前的设计风格、理念和市场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另一方面要多参与具体的方案设计及施工管理，讲课时才不至于理论与实际脱节。教师要善于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教学，改变教师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图文并茂的课件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情趣，让学生更容易参与，激发学习兴趣。如在“园林设计”课程中,通过多媒体课件给学生展示具有代表性的中西方园林设计的作品，在教学的过程中给学生讲述东西方园林风格和各自的特点。使学生对园林设计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着重介绍中国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留园、拙政园、狮子林，讲解中国园林的基本构造方式，使学生对园林设计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增大了教学容量，达到提高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应培养学生与客户交流和沟通的本领。在与客户沟通的过程中让客户了解自己的设计思路，从而理解自己的设计、认可自己的设计。因此，教师在每门设计课程结束前应安排学生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讲解，让每一名同学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设计方案、设计思路及设计理念。教师在学生讲述之后提出其设计方案的不妥之处，最后师生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在讲述的过程中充实自己的设计理念，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这样既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设计才华，充分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 三、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引导作用 在设计专业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坚持启发引导、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辅导，学生在设计中碰到问题，教师应以导向性信息探究问题，把学生的思维引入正确的轨道，引导学生去发现设计中的问题，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始终保持能动、活跃的思维和积极的探究状态，学会创造性、创新性思维。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教给学生基本的设计方式和方法，灌输新的设计理念，从而打开他们的设计思路，为下一步完善设计方案打下基础。 在设计课程初期，由于学生的专业知识不够丰富，设计思路不够成熟，教师要善于抓住学生在设计过程中的闪光点，引导和引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如在“住宅空间设计”课堂教学中，先让学生分组考察建筑户型，写好考察报告。然后让每组学生对所考察的2～3个建筑的户型进行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了解户型划分的基本方法，找出弥补户型结构不合理的办法。互动的教学氛围加深了学生对设计基础知识的理解，开拓了学生设计思维。学生在发表自己观点的同时相互借鉴、启发，在学生激烈的讨论中，打开设计思维，寻找多种设计的方法，一个设计理念演变成多个设计理念。学生的设计思维、创作的潜能是无限的，教师要有意识地去培养他们、引导他们。 四、课堂教学中的管理作用 班级作为高校管理的基本单位，不仅仅需要班主任、辅导员的直接管理，同样还需要任课教师的间接管理。专业教师课堂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效果，如果没有一个利于学习的课堂，教学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所以，教师在课堂中的管理作用非常重要。我国目前普遍沿用班级授课的形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不仅受制于学校文化，还受到班级亚文化的强烈影响。教师不仅面对个别学生，同时也对学生集体的管理和指导负有重任。教师应该具有教育教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基本的班级管理方法，具有领导才能，能够艺术化、合情合理地解决教学过程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对于设计专业来讲，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课外，还会经常实地考察，如在“装饰材料与预算”课堂教学中，为了做好材料预算，就应该了解常用材料的性质、特点、用途及价格，这就要求教师不光要教学，带领学生了解材料和价格，学习专业知识，更应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带队的专业教师和班干部的作用不可忽视，充分调动和发挥班干部的作用，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从而有效地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让室外课堂教学顺利进行。 五、课堂教学中的实践辅导作用 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实践型、创新型培养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改革实践教学模式、方法和内容，加强实践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为了学生能够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课堂教学中实践，不仅可为学生提供深入实际、接受锻炼的机会，也避免学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是否具有开拓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加强实践环节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渠道。社会需要技能型人才，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知识、吸收知识、掌握技能。 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在课堂中要现场实践教学，教授学生灵活运用所学专业基础知识，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如在“家具与陈设”课程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到家具加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在考察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学习施工操作技能，指导学生施工技术的实施方法，让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积极参与现场实践，学生亲自参与图纸分析、加工等具体的实际操作，在学习过程中对施工过程逐渐熟悉，增强了学生自身的实践动手能力，学习兴趣越来越浓。通过实践，既可以获得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的课题项目，也可以学到真实的现场施工工艺与流程知识，让学生觉得学有所用，对所学专业提高了兴趣，从而提高了学习的能动性和自信心。 总之，在艺术设计课堂教学中，专业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教师要为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学习资料，打开学生的设计思路，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简析地方性皖校艺术设计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师；教学水平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中的各行各业均在不同程度上急需艺术设计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急剧需求，目前全国高等院校纷纷设立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就业前途。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而今，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亦对设计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地方性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学科教师提升专业素质、教学能力。 据教育部权威统计，目前地方性院校已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的绝大部分，表明更多人才培养任务是在于地方性院校，而且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比例每年递增，每年数百万高校毕业生必然面对着就业压力。而对于高校来讲，毕业生不能就业，将对高校生存、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培养应用型人才自然成为地方性院校首选目标。尤其是应该重点发展艺术设计这类的应用型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中的各行各业均在不同程度上急需艺术设计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急剧需求，目前全国大中院校纷纷设立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质量决定着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就业前途。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而今，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亦对设计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地方性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学科教师专业素质、教学能力，则成为提高艺术设计教学质量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地方院校艺术设计应用型专业教师业务水平较难适应社会实际设计的要求。 艺术设计教育师资的专业素质、知识结构、文化层面是设计教学成败的关键。地方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是近几年来获得大力发展的应用学科，虽然是地方性院校重点发展建设的专业之一，但是还存在教学经费不足，教学质量不高的现象。由于地方教学经费投人不足，教学设备、教学场所得不到更新，特别是教师的学术交流、学术考察等进修任务不能按正常计划进行，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文化修养设计理念得不到提高。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差异较大，扩招后，许多院校在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盲目开设专业课程。教师年龄层偏低，教学经验不足，很多教师要同时担任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繁重，难以做到对课程的熟练和精通，严重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学生自主性普遍缺失，迫切需要学业导师对学习过程给予指导，师生比例的加大却无法满足这一需要，教师无法担负起这一责任。教师普遍存在着知识面较狭窄，教学能力偏低等状况，与教学实际需要有较大差距，不能适应设计教育高速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为:A学历层次较低。研究生学历教师偏少。知识结构多限于本学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不能满足艺术设计这一综合性学科的实际需求;;B自身缺乏文化修养。文史哲等学科知识基本上不感兴趣，设计理念粗俗，没有文化内涵;C不少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背景。大部分一线教师都是直接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只重视理论知识和课本知识的学习，不重视社会实际需求的了解与研究;D部分教师过于注重物质利益、职业责任感淡漠、教学毫无责任心;;E知识更新、教研教改、科研探索意识和能力薄弱，照本宣科、读课本，难以适应教学改革和创新的要求;F相关专业教师间缺乏知识沟通、学术交流和教学的交叉、互融，各教学环节间缺乏联贯性、整体性、综合性。 面对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教学改革的方兴未艾，高等教育的扩招与大众化趋势，设计教育的快速发展，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认真研究，深人反思自身差距，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弥补自身缺陷以适应现代教育对艺术设计专业教师的高要求。 二、弥补地方性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教师业务水平较难适应社会实际设计的对策。 在当代，设计教育者的教学实践涵盖了政治与经济、科技与文化等众多领域，时代赋予艺术设计教师这一职业以全新的内涵。艺术设计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专业素质，实现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的同步成长。 首先，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它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领域的多门知识综合在一起，这就要求教育者在深入研究、熟知和精通本专业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广泛地摄取相关专业知识，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开阔知识面，增加信息量，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适应艺术设计学科教学的多元化知识体系。 其次，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引发了社会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与思维方式的更新，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也必然带来设计思想和观念的新变化。教师既要认真学习与理解传统文化，了解设计艺术的历史沿革，又要密切关注国内外新的科技研究成果及其艺术思想、设计观念、教育科学的发展动态，完成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与拓展。并随时把最新知识融会贯通在设计教学中，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使教学更趋科学性、时代感。 现今的设计教育者，应从单纯的专业知识和设计经验的传授者，转变为信息资源的调配者、引导者和创造者。摒弃传统教学观，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现代教学观，加强教育理论学习，指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与完美人格的健康发展。同时，教师还应注重提高运用语言进行符合逻辑的系统讲述能力，加强专业课程中的理论讲解与传授，以系统地理论指导学生进行实践，促进学生实践经验的进一步升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需要汇聚人文、理工、艺术等领域的交叉，综合各方面要素才能完成。为此，教师之间应加强学术交流和探讨，并从纵向上和横向上进行联系:从横向上，与条件、环境相似院校的教师，进行随时或定期的学术交流与研讨;纵向上，加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师之间的交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广泛而深人的教学研究和探索，以达到学术的相互交流与知识的相互补充，促进教学的共同提高。 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其教学方法亦体现着教师的教学能力，关系到教学的成败。好的教学方法如同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学生不同个性的思维，启迪才智的发展，设计专业教师应顺应时展趋势，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以适应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性、开放性、综合性需要。将单一的课堂教学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转变。这是现今艺术设计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应加强对其方法的研究和探讨。为加强实践性教学，教师可组织学生到校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参观展览、参加设计大赛、进行专业考察和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实践锻炼等，让学生把学习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对生活实例和实际情境的接触，使学生了解知识来源于实践，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高。同时，通过促进教学与市场的结合，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开放性教学方法研究。将过去封闭式、灌输型教学方法向开放性教学方法转变，这是设计教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教师应注意这方面的实践与研究。在教学中可采取教师示范、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讲评、答疑、分组讨论、多媒体电化教学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与学生建立一种平等、合作和互动的关系，营造民主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解决问题、语言表述、团队合作等多力一面能力，以适应未来设计工作需要。进行综合性教学方法研究。综合性教学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特点。艺术设计专业教师要对其全新的领域进行深人的研究和探讨，针对艺术设计这一综合性学科特色，教师应加强相关课程知识的学习和交流，并融汇于自身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理解相互共同的主题和共通的原理，整体把握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并以综合知识去分析、解决设计中复杂多变的实际问题，促进学生综合思维和探究能力的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质、教学能力在教学中至关重要，所谓“名师出高徒”，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教出高质量的学生，这自然是身为人师者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在现代科技与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教师只有不断完善自我，以终身教育的观念为指导，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教学改革，才能达到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总之，地方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建设要树立科学人才观，准确把握艺术设计教学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合格师资队伍，才能适应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设计人才的培养需求、提高地方院校应用型艺术设计学科教师专业素质教学能力。解决每年庞大的艺术设计毕业生就业压力。只要艺术设计界同仁拥有勤勉谦恭的态度和毅力，就一定能够搞好自己的艺术设计教学工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浅谈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论文内容摘要：人才培养目标是否实现关乎到独立学院的生存与发展，而实践教学则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为了主动应对独立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文章针对目前独立学院实践教学现状，对实践教学模块比重、项目教学、教学基地、实验室和工作室、校企合作、教学过程监控与质量评价体系做了初步的探索，并提出一些改革的思路。 独立学院始于1999年，截至2009年4月14日，全国独立学院共有318所，在校生总数逾200万人，但是，由于近几年的高考生源大幅下滑，仅湖南省2009年高考生就减少了六万之多，致使许多独立学院面临着生源危机，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因此，独立学院要在竞争之中求生存，在办学之中求发展，需要根据市场要求，以培养综合素质高、业务强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为目的，把培养实用型、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放在首位，确立“质量是生命线、社会需求是目标”的办学思想。①艺术设计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体现出强烈的技术性与职业性特征，与社会结合得更为紧密，更应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强化实践性教学。 一、独立学院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由于独立学院办学时间短，办学经验不足，所以，有很多独立院校的培养方案都是从母体院校直接拷贝或略作变动而来，其结果是专业设置、开课计划、课程体系等都与母体院校相雷同，实践教学体系亦不例外，这就与动手实践能力要强于普通本科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相悖。 （二）“营利”不是独立学院制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在该制度的实际运行中，“营利”又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制度能够得以运作的重要动力基础。②因此，低成本办学是独立学院特有的性质，体现在实践教学上，就是实验室、工作室建设资金匮乏；在实际操作中，或者完全利用母体院校本来就比较紧张的实验室和工作室，或者是使用设备落后的实验室和工作室进行教学。 （三）学生设计制作基本是假设的课题，教与学仅停留在纸上谈兵，设计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使学生了解企业的真正需求和得到有效的训练。学生因此对实际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几乎全然不知，毕业后不能及时进入角色，高校的设计艺术教育变为一种“预备级”的层次，难以为当代的社会发展提供合格人才，使设计教育只能培养半成品。 （四）独立学院是依托大学母体的资源办学，其师资主要来源于母体院校，但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在独立院校任教时，在教学形式、教学手段、教学计划等方面都是沿用母体院校的教学模式，这样很不利于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更有甚者，一些实践课程往往流于形式，这都是实践性教学过程监控与质量评价体系缺失的结果。 二、独立学院艺术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思路 （一）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实践教学模块比重 大部分独立院校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是从母体院校直接拷贝的，其实践环节设置与课时量基本与母体院校的一致，或略作改动，力度不大。经调查，基本上是占总学分的15%左右，这与国外类似院校相比，实践教学模块比重还很小，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笔者认为，独立学院应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对实践教学进行改革，形成有别于母体院校的实践性课程体系，增加实践教学模块比重，最大限度地保证实践教学有效的实施。首先，建立大学四年不断线的实习体系，从大一的专业认知实习到大二的专业课程实习，从大三的专业综合实习到大四的专业定岗实习，形成大学四年不断线的实习体系；其次，减少总课时数，减少理论学时，删减边缘课程，增加实践教学学分，增加综合性、创新性的实验实践课程，使实践课程学分由原来的15%左右增加到20%-25%；最后，提倡采用“3+1”的教学模式，所有理论课都安排在前六个学期，强化对学生的课外要求，包括课外实习、职业技能培训、社会调查实践等活动。 （二）倡导项目教学 参考国际教学经验，我们发现欧洲现代设计艺术教学非常强调项目教学，由导师带领学生在项目中完成学习的过程。项目包括虚拟项目和与企业合作的实际项目，与企业的结合主要侧重于战略或项目研究，而不是具体的设计作品，具有一定超前性。在欧洲大部分设计院校，学生用在项目课题上的时间约占50%，用在课题有关课程上的时间占20%-30%，选修课占20%-25%。③由导师带领学生在项目中完成学习的过程。项目包括虚拟项目和与企业合作的实际项目，如丹麦奥尔堡大学，要求学生参加6-7个课题的工作，纵向上课题工作贯穿于大学教学全过程，横向上由课题工作来贯穿各门课程的学习，真正做到按课题组织教学。积极倡导项目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经验，有效利用企业的资源。在具体的实践性课程中，由于有了针对性，学生所获的知识远比单纯读书、做笔记要多，且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本身，还有运用知识的方法，可谓一举两得。 （三）创建自身的教学基地、实验室和工作室 独立学院低成本办学的特性，决定了独立学院在教学基地和实验室的使用上对母体院校的依赖和共享。对于初期或者规模较小的独立院校，这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是，当独立学院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这种方式就严重制约了学院的快速发展。母体院校的教学基地和实验室仅仅是与其本身的教学要求相配套，当独立学院与其共享共用时，往往会发生严重冲突，以致于教学质量下降。因此，独立学院应本着一切为教学服务、一切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原则，相继建立自己的教学基地、各类艺术设计实验室，并投重金增添一流的设备，成立艺术设计工作室承接业务。实验室和工作室都可向学生开放，为学生提供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项目研究的机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其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四）紧密加强校企合作 与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进行合作教学，是加强校外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有研究者指出，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首先在于与工业企业密切合作，建立学校和企业互惠互利、（转第153页）（接第134页）合作双赢的机制，是实践教学发展的最好选择。其次，学校内的实习并不能替代学生在校外企业的实践。与企业建立紧密联系，打通学校到就业的道路，需要有相应层次和综合实力的机构作为前提。与企业联系不密切，学校难以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发展社会急需和具有前瞻性的专业，出现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局面；离开了与企业密切的联系，学校学科建设和结构调整也是无源之水。如柏林艺术学院的合作伙伴来自商业、科技、文化和政治领域，在其公私合作伙伴计划运行中，与很多企业，如西门子、大众汽车、德国银行等及一些基金会，都有不同项目和形式的合作。因此，与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要与大企业建立联系，尤其是与国际大企业建立联系，走国际化的开放道路，这是现代实践教学基地发展的必由之路。④ （五）健全实践性教学过程监控与质量评价体系 有了好的实践教学计划和场地，还应构建一套科学的教学过程监控体系与质量评价体系，使实践教学质量有所保证。如可以同时构建两支教学质量监控队伍：一支是由学院院长为首，教务主任、各教研组长为成员的质量监控领导小组，院长全面负责，监督保证各项监控措施落实到位；另一支是由资深教师、教学骨干及管理人员组成的高素质的教学督导队伍。两支教学质量监控队伍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实践教学过程进行检查和抽查，并形成意见反馈结果。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三个层面建立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层为评价主体，即教师自评、学生评价、专家评价、管理者评价；第二层为评价分项，覆盖教学工作面；第三层次设有若干个评价要素，这是实测实评的具体指标。根据三个层面可评出四个等级：优为A级，一般为B级，差为C级，极差为D级。在评估与监控的基础上，结合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和帕累托的“二八原理”，建立教学激励和竞争机制。在薪酬待遇上向 20%的核心、骨干人员倾斜，拉开收入差距，以充分体现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坚持“在赛马中选马”，在教学和教学管理实践中发现、锻炼和培养人才。⑤同时，对于不负责任的老师，进行解聘或不再续用，以保证优质实践教学质量。 总之，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既具有本科理论知识基础，又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但要实现此目标，还需要长时间积极地探索，特别是对于艺术专业的实践教学，更需要我们去不断改革与创新。湖南工业大学校长王汉青教授针对独立学院的发展总结了十六字方针，即探索模式、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关注生存。独立学院只有在不断探索与创新之中，只有在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之下，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才能有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艺术设计教学探析: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的两难选择 ［论文关键词］艺术设计专业 基础课程教学 变革策略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但在处理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与专业应用课程的关系等问题时，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和方案，面对基础课程，放弃和强化的意见相持，使教学面临两难选择。文章分析了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现状的形成原因，做出了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价值判断，明确了教学目标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问题解决的合理途径。 当前，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专业课程体系面临着重新设置课程内容、教学目标和模式等问题。其中，如何处理好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课程与应用课程的关系，寻找合理的变革策略等问题亟待解决。因为“职业教育承载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任，是培养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教育”。 “艺术设计”专业被正式列入国家高等教育招生专业名录以来，作为高等“工艺美术”教育的代名词，其解构了原有的工艺美术教育称谓，并逐渐重构了高等应用性造型艺术教育专业类别和课程，这主要是为了扩展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全球视野，使之能与国际特别是欧美相应的造型艺术的专业提法相应。然而，如若仅是艺术设计专业概念的转换并不能解决艺术学科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建设需求与适应市场就业的导向，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必然面临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和转换，这就要求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既不能简单地沿用原有的工艺美术教育设置和方式，也不能粗率地套用国外现成的艺术设计教育经验和方法，营造富于时代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高等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才是发展中的理性追求。 如若将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分为“基础”和“应用”两个层次，那么，如何处理好“应用”和“基础”的关系，如何将课程系统中的应用课程与基础课程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构建艺术设计课程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的两难选择 “课程改革的实质是课程现代化问题。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呈现出不同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同样，面对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改革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和处理方案。 1.取消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主张将基础课程从艺术设计教学中驱除，从此艺术设计教学不再设置基础课程，节省相应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成本，以增加设计科目的课时量，拓展应用教学的空间等。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取消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基础课程能更有效地抓好专业应用课程的教学，调度教学时空，扩大利用效率，有效地保证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的落实。这是根据教学实际状态而采取的变革对策，是实事求是的教学表现。有些专业教师时常感叹：“当前学艺术设计的学生，专业基础太差，文化素质不高，综合能力更令人失望。”因此，与其勉强学生学习他们不太愿意学、而且不容易学出成效的，不能快速或直接转化为设计技能或专业素质的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美术文化课程以及公共必修课程等，还不如让学生们全力以赴地学习专业应用课程，特别是“电脑”的应用性设计软件等，如此而行，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会高一些，教学改革的成效会显著一些。或许，这些应用性技能教学会比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更直接、有效、快速地转化为就业的能力和条件。 2.加强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面对日益增长的应用性造型艺术的社会需求，艺术设计专业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其课程教学的内容将更复杂更多样，艺术设计学习的难度和要求也大幅增加。因此，没有艺术设计文化基础、没有基础造型能力、没有相应的专业基本素质等绝不可能顺利完成相应的艺术设计应用科目的学业。而且，作为向“高”“新”专业技能冲刺的平台，或者就满足学生进一步深造的需求而言，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显得更为重要，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不容置疑，一切艺术设计的应用性专业课程都需要依托一定的造型专业基础，没有专业基础，是根本学不好现代应用技术，学不会艺术设计的。取消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也许一些教师可逞一时之快，一些学生也可能会做雀跃之状。但是，这好比无本之木，刻木求剑、拔苗助长式的教学思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难免有误人子弟之嫌，是难以脚踏实地地展开艺术设计教学的深层次追求的。很多教师反映，不少大三、大四的学生，甚至是毕业后已经就业的同学，时常感叹当年专业基础没有学扎实，给眼前的艺术设计工作造成障碍，十分后悔等。可见，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学习只能加强，不能废除，而且还要在时间与空间、教学力度上给予保证，削弱基础教学的思维和做法均是没有出路的。 虽然，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围绕的是同一个培养目标，即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艺术设计人才，但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时间和空间极为有限。资料显示，高等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约占专业应用课程总课时的1/3，可谓时间少、任务重，所以在如何摆正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引发了不同的、极为对立的教学思考和做法。因此，探寻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核心价值和正确位置显得格外重要，而这种探寻也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和风险。 二、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分析 从内涵来看，课程就是教学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是有组织的教学内容，是实现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目标的教学设计方案。影响课程开发的三个基本要素是：社会需求、个性发展和知识体系。因此，在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在积极地进行课程开发。当前具体的情况是，绝大多数高校都尽可能多地开设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体系通常都是由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应用性课程三部分组成。各类课程根据教育目标要求均相应地占一定课时比例，这已经形成了定式。其中基础课程一般占专业课程的1/3～1/4，根据需要，各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或课程结束后，还相应安排实习和实训的教学内容。在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和“高职”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在指向性和应用性教学目标的规定下，为了务实高效地办好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盯在了基础课程教学这块，向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要时间和空间，就不足为怪了。 艺术设计专业属于造型艺术范畴，所以基础课程的构成形式通常参照纯粹艺术教育的样式，课程也是对应设置的。如设计素描——素描、设计色彩——色彩、三大构成——基础图案设计等。基础课程中还可以找到与透视、解剖、史论等科目相对应的艺术文化课程等。不可否认，结合设计专业的课程教学需要，开设各种专业基础课程是应当而正确的。但问题是当前相当一部分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校学生，特别是“新高职”或“三本”的学生的文化素质偏低，专业基础更低。因此，才造成了在实际教学中的重重困难。教学效果差的状态迫使部分教师在无奈中选择了放弃基础教学。“与其让学生混迹于基础与技能中，在无效和茫然中丧失学习的信心，还不如干脆‘因材施教’，取消基础教学而选择应用先行。”因此，计算机应用软件教学成为首选。 三、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建设和教学目标追求 通常学科课程开发有三种模式：通过分析学习主题的活动内容来选择课程内容，旨在引起所期望于学生的目标模式；以知识的学科体系为中心，重在学生知识的形成过程而不在于预定的行为目标的过程模式；强调课程即学习经验，以及教师、学生及环境相互沟通与影响的环境模式。结合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教学状态，建立合理的有价值的艺术设计基础课程体系就成为教学发展的关键。 然而，面对高校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与变革，笔者认为，完全“放弃”或过分“强调”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做法，均不能较好地解决当前高等艺术设计教育面临的困境，都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偏颇和教学把握上的局限性。 1.取消高等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专业基础，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艺术设计相应的课程教育，更不可能通过教育学生的智能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职业市场所需要的深度和宽度，降低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这种做法与教育目标相悖。从认识层面上看，这类教学选择与辩证唯物观的认识论原则相悖，也与教育的普遍性规律相悖。试想，就算学生掌握了某一计算机设计应用软件，而计算机仅仅是一个高级工具而已，没有艺术创造能力、没有基本的造型能力和审美思维作基础，不可能有效地实现艺术设计意图，不可能搞好设计工作。没有专业基础，就不可能有较大的专业作为。 2.加强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育，这种提法虽说没有错误，但是不现实。因为，在教学实施中，如何掌握教学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寸，难度很大。在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时间紧、任务重”的前提下，教学时空都不可能不受到制约，基础课程教学和其他类别课程的教学一样，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实施，突破某一课程的时空限制，都会对其他课程教学的实施造成重大的影响，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正是当前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和高职教育改革的一个难点所在。提高教学效率，才有教学发展的出路。笔者认为，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价值和教学目标主要体现在对“基础”内涵的认知上，开展教学主要要解决以下专业基础问题：其一，造型能力的培养。造型能力即古人所指的“存形状物”能力。根据约定俗成式的认知，艺术设计课程属于造型艺术范畴，因此，造型能力的培养应成为教学的首要追求；“造型能力作为一切艺术设计活动的专业基础”的认知早已经得到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的验证。其二，审美把握能力的培养。从本质上看，艺术设计就是审美把握，就是美的追求与创造。因此，对美的认知，特别是对形式美的规律的把握就显得极为重要和不可缺失。有不少的设计师在艺术设计实践中，虽然能完成设计，但却不能营造出美的感觉，创造出美的造型等。其实，大量的艺术实践可以证明，没有审美能力是不可能搞好艺术设计工作的。 3.创造能力的培养。创造能力的先导应该是创造性思维能力，思维是创造的基础。艺术设计创造性思维培养的最常用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在导入形象思维的过程中，融入创造性的审美把握，将其落实于动手能力的培养上，这是艺术设计基础课教育最为重要的追求。 4.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主要是美术文化素质、专业素质以及人文品格的培养等。通过艺术设计基础教育，使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各方面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总之，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如果只是简单地舍弃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教学的价值和教学目标，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合理设置和安排成已经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艺术设计基础教学问题解决的新思路 艺术设计的专业本质是“设计”与“应用”，特别是当前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和高等职业艺术教育非常注重和强调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应用为根本”，在此前提下，深化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因此，在有限的高等艺术设计和高等艺术职业教育的时空中，既要较好地解决学生的专业基础问题，又要圆满地展开专业应用性教育，致力于解决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的对立、僵持和矛盾的僵局，成为首要问题。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体化思维为我们教学时空资源整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而“行动教学”模式和思路为我们解决强化艺术设计基础教学而有可能挤占专业应用课程和其他课程教学“时空”的问题提供了可能。 1.将艺术设计所有的专业应用课程划分为系列行动教学目标或“行动项目”，以教学活动小组的方式展开教学。在教师的主导下，利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让学生自主选择和分析项目，解决行动项目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和专业基础问题。将专业基础课程内容融入或“返还”到应用项目中，使之成为行动小组有待自主解决和探究的“课题”或问题。其中，由于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应用课程完全融合于“行动学习”课程，从形式上看二者的“争时占地”的教学矛盾也相应得到化解。在此，高等艺术设计的课程总目标并没有改变，只是专业教学的形式和课程体系完全改变了。专业基础的问题都隐含在应用性行动教学之中，以“够使用、能发展”为原则，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一并得到解决。 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此时专业教师如何有效地把握教学时空，完成教学目标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专业基础的问题不会自行解决，有时还可能会显露出来，成为制约我们教学的拦路虎。因此，如何构建有用的、针对性强的、教学效率高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基础课程和教学方式方法，又成为艺术设计教师应努力钻研的急切问题。 2.完全打破原有的课程系统和教学模式，走高校艺术设计职业教育的产业化道路。将教学与应用、艺术设计和企业生产完全融合为一体，教学直接为应用和生产服务等，建立“学用结合、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教学模式。也许这不失为一条解决当前高等职业艺术设计教育困境的好办法。然而，如若这样去做就会同时产生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篇幅有限，作为教学研究的课题，容下次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