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之鲁迅与周杨 摘要:毫无疑问,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不管是文学还是思想都是泰山压顶一般。更加没有疑问的是,周扬对中国所谓“现实主义”文学走向的影响尤其来得波澜壮阔来得“挪经动骨”,本文就周扬与鲁迅对“现实主义”给予一些浅解。 关键词:鲁迅;周扬;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周扬者,周起应是也,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死于1989。被中共中央树碑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五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六十年代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 虽然时间已经跳出了“二十世纪”的范畴,但由于国情特殊,文学又难以彻底剥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社会因子而单独拎来讨论,现在要肆无忌惮大侃特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为时过早。有“保留”或片面的回眸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总还是必要。而“百年中国文学”这个题目又大得吓人,区区短文只能管中窥豹观其一斑了。 从历史到现在,“现实主义”在文艺思潮中基本都是主流中的主流,贵族中的翘楚,这或许是文化基因使然,或许现实主义对现实中国而言是实太必需了,犹如吃饭与睡觉,但中国所潮流涌动的现实主义大都又必需带个双引号。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汹涌的中国现实主义的文艺大潮里,却又有两大极不和谐又截然对立的支脉在互搏较量。一支是以鲁迅为灵魂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一支是以中国共产党借周杨等为喇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两股势力都有近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的壳子,但又各自在前面用不同的词语加以修饰加以限制,都极具中国特色。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打出过“启蒙的现实主义”的旗号,但其所做的所写的最主要的发轫点与落脚点不外乎就“启蒙”两字。而周杨等中共的笔杆子虽然在不同时期按其所需飘扬过不尽相同的旗帜,但其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DD“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更是带有双重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有些爱调侃的朋友总喜欢叹口气摆摆无所谓的右手来一句:哎,凡是带“有中国特色”五个大方块字的就没啥多少真的特色了。做了一百几十年的“弱国子民”,连带着还被“自我殖民”,也难怪许多人会萌生此种心态。如果从人类学的大视野来说,任何文艺思潮,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称为“现实主义”。因为“人”这个载体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现实存在的。清朝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开宗明义便是“六经皆史也”,或许也正是这个理。种种主义、思潮、派别都是后来者或自我标榜者为了说话写字便捷些而添加上去而已。 这个现实主义最先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一交融后,虽然批判的精神内核没有断裂,但批判的对象却发生了错位。我们最先用来批判的是集权制的“吃人”社会,以达到破除蒙昧的目的。 鲁迅就是运用这个武器最先觉者之一,也是最得力之人。《狂人日子》、《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中国“启蒙的现实主义”之经典力作。鲁迅一生都在批判都在反抗都在启蒙,但他是个清醒的人很早便意识到他的一生所做的只是徒劳的反抗,除了反抗除了真正救几个还未病入膏肓的人之外,他确实是“失败”的一生,徒劳的一生。这一点从以他为灵魂的“现实主义”的命运来看似乎更加明显一些。王实味当年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他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只比少半块。由此可见此时王实味在中共的地位是如此显著特殊。1942年3月他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本是就事论事,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不平则鸣”而已,离鲁迅式的“偏激”还差十万八千里来着,结果蒙没启到自己却惹来杀身之祸。一句“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便让年仅41岁的王实味残遭砍杀抛尸枯井。建国以后还有胡风事件,胡风可是鲁迅的“嫡系传人”。这案子一牵扯就是几百上千人,这些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至此之后,有谁还敢再表里如一地继承什么鲁迅精神,什么批判精神。鲁迅自己有句名言:伟人一死便都成了傀儡。他自己正应验了这句话,往鲁迅头上挂了好几个“最”好几个“家”,那现象真可谓壮观,举中国之上下除了读毛选就是读鲁迅了。可能有几个人像鲁迅那么在干?马寅初、张志新、加上几个“偷偷摸摸”的顾准之流,恐怕七八亿人挑不出能组成一支足球队的规模。 鲁迅在中国或许只是一个异类,他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或许也无所谓断绝不断绝的。时至今日,研究鲁迅的人多,吃饱饭谈鲁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但继承鲁迅精神,继承他的现实主义的人有多少?痞子王朔说过:鲁迅如果活过来,第一个巴掌是要扇那些“吃鲁迅饭”的家伙,第二个巴掌是要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的。 侃完了鲁迅,接着周扬就可以亮相了。四十年代中期至初,对中国“现实主义”走向的影响,谁能比肩周扬?!周扬确实有才,确实够得上党中央“两根笔杆子”之一(另一位是胡乔木)的称号。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老托的《安娜・卡列宁娜》,到中国今天翻译此书恐怕还没人能够着他的下巴。人各有志,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周扬选择的道路是阐释,不停地阐释,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文艺理论,并广而宣之。早至三十年代“左翼”,他就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防文学”的争论让他名声大躁影响广及,从此但凡谈及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便再也绕不过“周扬”两个字。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更是让他如鱼得水,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说来有点黑色幽默,反鲁迅最积极的人居然去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时期的鲁艺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新生代主流作家基本都在那里喝过几天墨水。周扬以后能影响整个中国文艺走向的固然是后面政治势力在起主要作用,但“鲁艺校长”这个头衔的功劳也绝对抹煞不了。 1949年之后,胡风被逮了,郭沫若一如既往做他的喇叭,沈从文曹禺老舍“失语”了,巴金一直想喊却也喊不出什么了……举中国文艺界上下就是只有一种声音,那声音想在的脑子里,吐在周扬的嘴里,写在全中国的白纸上,这景象真壮观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外,还冒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总是什么都跟革命绑一块儿就对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等等。当然这些作家作品也“暴露”也“批判”,但他们所要批判暴露的对象只是为他们所要歌颂的立一个对立的靶子而已。春分得意的周扬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艺工作领导者,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鲁迅们只是一介草民,怎么敌得过一个位高权重的“尚书房行走”,何况这“尚书房行走”又深得最高领导人信任与褒奖。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特征 摘要：从文艺学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西方文学书写中，依托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在文艺理论的逻辑思辨中形成的。其经由中国本土文学写实精神的培育，于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特征，并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有机整合中稳健前行。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特征 0引言 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文学观已有千年之久，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艺学的理论视野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但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近代的融汇过程，即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国化的过程，尚需新的梳理。 1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西学渊源 “现实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哲学里，歌德、席勒时代被用于文艺，之后，经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从司汤达以来，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一批作家，继承启蒙时代的人道精神，在自觉的创作原则中，把笔锋对准社会现实，喷发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这些作家以亲历生活的视角，体察现实生活；以自己所属的时代的主流话语，传达现实体验；把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写实精神，注入叙事文本；用文学的形式同大众对话，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最终形成还源于特定的哲学观念。康德的主体论哲学，黑格尔以辩证法为支点的探究真理的宏大体系，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至高地位，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中对于现实性的理解。这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反映在文学理论中，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将现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视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众多的生活现象绝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内在而有机统一的生活现象；既反对只关涉物质界的自然主义观念，也不完全同意旨在哲学思辨中探求精神旨归的所谓现代主义文学观[1]。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下，在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推进中，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物、事件、细节、场景如实反映，使人物塑造和环境的描写紧密结合，生动而艺术地绘制了具有现实秩序感的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的图像。 2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学语境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主张，诗可“兴观群怨”；《诗大序》提出“厚人伦,美教化”，《左传》提出“补察其政”，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周敦颐高扬“文以载道”，后世梁启超在文章中多处论及“写实”的话语,都一脉相承地汇入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流程。然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史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或称文学批评）中没有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术语,甚至连“主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严格来讲,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救亡的社会历史语境，俄苏、日本现实主义理论的大量传播[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工作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空前重视，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学关心民生苦痛、揭露社会时弊、高扬书写精神，造成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视野更易于向现实倾斜，才促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本土语境。 3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交汇中，在历时性地、多形态地、多层面地向前发展历程中形成的。 3.1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文学形态的中国化在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火如荼的时期，存在着莫泊桑的“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心理现实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等不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亦表现为多种从形态。主要表现为：“五四”至40年代，直面和解剖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形态；40至60年代中期，工农兵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形态；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技巧影响的现实主义形态。 3.2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写作精神的中国化在近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传统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遭遇困境,现代的科学理性体系和人文精神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书写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执着地追求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精神的整合，寻找现实与理想、平凡与崇高的结合点，公开地运用叙述者进行判断性评论的叙述声音，强化了其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3]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动文学书写捕捉和描绘处于变动状态的社会心理，以俯视和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密集的社会生活。这使得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意义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的单一状态，具有了复杂的社会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显现着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写实的笔法,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从1975年至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模式、社会文化的摄入还是对于人的思考都表现出其作为现实主义中国化的确证。 3.3 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中国化表现为书写方法的中国化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指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所形成的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那么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20年代进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文学创作。4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创作方法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是这并没有阻隔中国文学写作方法的转变。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技巧被大量借鉴运用，文学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呈现出杂语喧哗和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单一的创作方法，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从单纯地关注社会生活演变为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实描写多样化，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描摹，是文学家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强调作家要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我，而不是表现自我，突出文学介入现实的社会价值。其次表现为人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在社会现实中展示小我的创作方法，即在沉重的、悲凉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对人的思虑和冷静的态度。因此，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应该是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精神在现代文化进程中融汇而成的。 4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范畴。中国传统文学的写实精神为现实主义中国化孕育了丰厚的文化土壤，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经由中国本土化的培植，从文学形态、写作精神、书写方法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日救亡文学到合作化文学、诗歌、“”文学、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追求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学精神，密切关注文学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关系而阔步前行。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十九世纪文学大师的现实主义情结简析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再现，其主要创作手法是再现客观现实，创作原则是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大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匠，本文选取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四位大师的主要文论观点，分析其中的现实主义主张，并得出时代文学的共性特征。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西方掀起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三股文化潮流，浪漫主义文学在一系列的论证后打败古典主义，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作为一股潜流在涌动着，随着浪漫主义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设想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了解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社会潮流。 一、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精神 司汤达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又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虽然持浪漫主义立场，但其理论和创作却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步纲领性著作。 司汤达在在《红与黑》中说：“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如一面照路的镜子，从中既可以看见天空的蓝色，也可以看见路上的泥塘，然而读者不应该错怪镜子中的泥塘，而应责备路人未能把水排去，以致路途泥泞难行。”在《阿尔芒斯》中的序言中他又写道：“丑恶的人在镜中掠过，这难道是镜子的错误码？”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汤达主张文艺应像镜子一样，直面人生的美和丑，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尤其是再现现实中的“泥塘”――揭露那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弊端。 二、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原则的论述 巴尔扎克继司汤达之后，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高潮，并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臻于成熟。他的文论主要集中于《 前言》中，广泛涉及了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目的、作家理想等根本问题。 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他认为小说应该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要描绘众多的人物和场面，要突出典型性的大事件。 巴尔扎克的特色是重视细节的真实，以此来突出对自然的客观摹仿。他说：“如果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它就毫无足取了”，认为细节真实是构成艺术真实的基础。为了给《人间喜剧》提供大量的真实的经济细节，他常到他所熟悉的公证人或者诉讼人办事处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 三、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该具有客观的立场，真实地再现生活，他说：“艺术家不应该在作品中露面，就像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而又到处不见。”为了使创作达到真实的艺术效果，他反对在作品中现实“自我”，提倡让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通过具体的情节描写和特定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文学表现出对生活的镜子般的忠诚。他认为主观的东西越少，描写才越真实，他希望作家具有上帝一般的客观性，保持中立、超离、默然的态度。 他主张作家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故事情节的发展，如他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当我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时，我口中尝出砒霜味，感到身子中毒，引起两次消化不良，把晚饭全都呕出来。”但他又说：“你可以描写酗酒、爱情、女人或者荣誉，但有一个条件，你自己并未真实地变成醉鬼、情人、丈夫或军人。”福楼拜的“隐性客观说”指出了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区别和联系。 四、列夫・托尔斯泰：文学应典型地再现生活 以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为代表的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百态的精神。托尔斯泰说，如果科学需要准确性和真实性，那么，艺术就需要双倍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托尔斯泰的文论著作《论所谓的艺术》《什么是艺术？》都较为明确地论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典型化理论是托尔斯泰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托尔斯泰认为，摹仿自然、再现生活不是奴隶式的、消极地照抄，而是要对生活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评判。他指责自然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温泉》和《俊友》，认为它们没有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典型化的处理，用颓废的态度反映社会中的丑恶现象。 虽然上述各位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各有侧重，但其对于客观现实的重视，对于典型性、普遍性的追求，是他们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主张关注现实社会人生，关注当时的社会百态，以一种“入乎其内”的方式去创作，即，他们要求文学必须反映现实、摹写自然。但是，他们主张作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情作用，通过不同的方式使文本感情充沛，表达社会人民的共同感想。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探索:浅析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摘要：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法国作家司汤达不仅通过文论《拉辛与莎士比亚》阐明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也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通过总结《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主要观点、分析《红与黑》等小说的情节，本文力图证明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根植于作家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表现的是人类的普遍精神、情感，他的现实主义的受众是“少数幸福的人”。 关键词：司汤达；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 对于力图“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抓住其中本质特征，加以典型化”（朱光潜 2004： 108）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朱光潜 2004： 106）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法国作家司汤达提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观，而他的小说则体现着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 一、《拉辛与莎士比亚》中的现实主义观 《拉辛与莎士比亚》是司汤达在1823年和1825年撰写的反对伪古典主义戏剧，倡导浪漫主义戏剧的论战小册子的合集。由于当时浪漫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浪漫主义的定义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所以许多现在被认定为现实主义者的作家为了跟自然主义划清界限都自称浪漫主义者。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里讨论的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第二章《笑》、第三章《浪漫主义》中，司汤达以喜剧的创作为例写到：“尽管证券交易所和政治赋予我一种深刻的严肃性，尽管怀有党派的仇恨，倘若是要我笑，仍然必须在我面前以一种愉快有趣的方式使某些满怀热情的人在走向幸福的道路上失足受骗才行。”（司汤达 1979： 25）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现实事件的关联时，他又表示：“我觉得，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作家不必总想到新闻记者”，“这种（指戏剧――笔者）的成功不可能是有关政党的事，或者是由于对个人的爱戴……”，“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斯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够标准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已经探索到时代精神的趋向了。”（司汤达 1979： 27-28）由此可见，司汤达并不主张将重大的社会现象或者政治事件作为作品的中心，因为它们或者有具体民族社会的背景，或者转瞬即逝，对于本文化圈以外的读者或者后世读者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直接描绘外在社会状况的文学作品，也许一时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但很快就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失去价值，成为一种速朽的文学。 司汤达认为，现实主义的对象应当是人类对世界的反映及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体验，即所谓“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的是人物的行动是否妥帖，而不在故事的叙述。”（转引自马尔蒂诺 1998： 12）归结起来说，司汤达的现实主义立足于表现人的精神、情感，而单纯不追求表现社会状况。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固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但这种境遇不止存在于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阶段，而是普遍存在、可以被各种文化中的读者理解的；作品中的社会状况及具体事件只是司汤达为了更顺畅地编织情节而对更广泛的背景、更多的事件进行的简化、案例化，它们不会使人物的境遇变得特殊离奇到失去代表性。 二、司汤达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小说力图打破社会背景或时代的隔阂，表现人物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真实指的是完整、包含所有隐秘的人格而非完美（而实际不存在）的人格。“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活动的全部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传奇小说的行动”（李健吾 1997： 8-9）。依照司汤达的传记作者茨威格的话来说：“在他看来，越胆大越好，越隐私就越要拼命加以公开。他特别热衷于提示自己最说不清楚的感受，他要把那些由于羞耻心的作用而潜藏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提示出来。”（茨威格 2000： 92）司汤达的作品犹如强光，让人物及读者心中每一丝隐秘都无处遁形，这一点对于那些不习惯审视自己，只想在阅读时保持自己与书中人物距离的读者是极大的冒犯。 《红与黑》对于连和玛蒂尔德感情纠葛的塑造正能体现司汤达作品的这一艺术特点。作为细致入微的人类心灵解剖员，司汤达把原本可以演绎成郎才女貌故事的材料处理得十分“冷酷”：这对男女与其说是相恋，不如说是自恋。于连追求玛蒂尔德以捍卫自尊；玛蒂尔德与其说是爱上了于连，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勇气。司汤达不追求表现优秀品质，而只是把通过自我反思而挖掘到的人类精神及情感世界和盘托出。司汤达刻画于连的虚伪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谴责他、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正如他设计于连主动选择死亡也不是为了让读者把他当成英雄。一切人物及情节设计都是为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服务的。 司汤达的小说致力于挖掘人类心灵中最真实、最难言说的部分，这使得他的读者也要有勇气拿自己心灵深处的秘密与司汤达笔下人物的精神活动相互印证；同时，读者还要具备能体会、理解他笔下人物复杂情感的敏感性。司汤达将这样的读者称为“the happy few”，他们具有与他不相上下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能力。司汤达把自己的三部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红与白》都献给了这批读者，还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献辞中写到“对聪明人无需多言”。 三、结语 茨威格曾如此评价司汤达的艺术成就：“只有对心潮澎湃的内在精神的刻画方面，他的作品才显示着艺术价值和艺术活力。”（茨威格 2000： 147）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是精细且不留情面地探索、描摹人类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许多西方学者将他的作品归入心理现实主义流派，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或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原因。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浅谈 摘要：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表征以及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文学概论；区域性文学风格；内涵；意义 当前，地域性风格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经过多种实例论证，仍旧缺少对地方性自然环境、地方历史、人文环境、地方性知识的思考。 一、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内涵 当前，不同的教材，对区域性文学风格有着不同的阐释，造成了其概念上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从作者的视野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身份来判断或者区分地域性风格。因此，当我们站在闯入者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分析和判断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地域性风格时，就会深切地感知到作家是很难把握本地人们长期形成的心理认知及其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游客，当他走入一个地方，带走的只能是一些影像资料，却无法带这个充满浓厚地域的大地。一位著名的民间刊物创刊人曾经指出：“地域，即遗留异域色彩与保留独特文学气质的属地。一般说来，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是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质理想”。而当我们站在作家身份的角度来区分时，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分闯入者身份的作家主体和出本地性作家主体。 通常情况下，本地性作家主体的文学创作会根据本地区人们所独有的文化底蕴、思维习惯以及心理认知和地方习俗等方面，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性情感和心理意蕴，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而且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其意蕴更加突显，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区域性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容。所以，在创作人看来，文学作品中所突显的地域性风格不仅以文本的形式表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在作家与作品的具体文化环境中。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区域性，才激励作家去创作，进而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本地的特色文化。区域性文学风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深刻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二、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表征 对于处在不同居住环境中的同一作家来讲，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性也不尽相同。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人类学家或者是民俗学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进而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在观察过程 中，发现这个世界中的某些成分切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时，就是将其转化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加以表达，但是这种切合性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会形成的。以作家自身的观点来看，区域性文学风格唤醒作家内心沉睡着的区域性文化。比如：沈从的《边城》，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不朽的浓厚的区域性文学作品，其主要原因作者与当地文化的洽融性，与都市文化的排斥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距离、地域距离，最终被转化为地域文化，并从中找到一种归属感。 因此，基于作家自身所处的地域性文化，其不同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诗人站在湘江边上作了一首，那么就说诗人的作语品具有湘江文化特色，也就是所谓的区域性文学风格。其实不然，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其所呈现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经过调查发现以及记录，并将其最终转化为文字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个性，在很大程度都来源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不能错误地理解为作家创作气质与个性成就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人类的长期不断地发展和延续过程中，文化逐渐被转化了一种区域性无意识地进入人们的内心，并且通过生命个体的心理、语言以及行为来传递。因此，本地文化的发扬者、发扬者才是创作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主体。 三、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的重要意义 文学的区域性风格是作家通过文化寻找其根源的过程，是作家建立其价值的根本所在。若是站在文化的角度讲，文学的区域性风格也可以是建构和参与文化多元格局的指引方向。在当今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地域性特色文化和资源已经融入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当中，并且成为了经济性和政治性的产品，为区域性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这也是当前我国的一个国情事实。基于以上前提下，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就必然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域性文学风格使文学作品具有明确的审视本地特色的相关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括认知命名、思维方式、地域风貌、习俗信仰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作品的文本内提供了判断的依据，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区域性审视性，呈现了客体与主体的双向审视，促使作家作品的区域性文学风格的形成，并且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作家将其认知转化为自己的理性与情感体验以及感官体验，最终将区域性文化特征定格在文化的思考中。如次仁罗布的作品《放生羊》。其次，区域性文学风格增强了文学作品的地方方言色彩。在区域性文学风格作品中，地方方言色彩的突显，提升了作品的高度识别性。比如韩少功的作品。还有，就是区域性文学风格在作品具有了较高的价值和普遍性。在区域性文学作品在 ，文学价值能引导地方性民众较强的凝聚性合力，形成共同体意识，成为人类的精神资源，形成深远的意义。 四、总结 在区域性文学作品中，要从基本的视觉与语言表述形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概念，进而来激活区域性文学的现实生命样态，实现地域文化价值转换。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作品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区域性文化价值判断一个作品中是否存在地域性。 作者简介：贾超胜（1990年8月）男 赫哲族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12年6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合作式教学之我见 摘 要 文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作为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课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以及学生对于本门课程的反馈却不容乐观。着眼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结合当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探索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谈一下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尝试。 关键词 文学概论；合作式教学；教学模式 1 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多数高校文学概论课堂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以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为主要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教师垄断了整个课堂的话语权，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表现为“失语”，处于完全被动接受的状态，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听课和做笔记，或者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很多教师只是一味地满堂灌，讲授的理论知识高度概括，以致学生难以消化。课堂缺乏系统训练，课程内容与应用能力的培养相脱节，忽视了实践性和实用性，没有起到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导向的作用，严重脱离教育教学实际。文学概论课程考试的形式也比较单一，现行的高校学生考核机制普遍是以期末笔试为主，无法真正体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高等教育本应是探讨研究型的教育，课堂上更应该提倡学术上的争鸣，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合作性的学习，但是多数大学教师还是缺乏相应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致学生难以产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2 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合作式课堂教学模式，指的是在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教师充分利用课堂有效时间引导、指导学生学习，发挥师生间的合作精神，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的全方位训练，并使之转化为应用能力的一种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教学活动本来就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课堂应该是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紧密结合。 1）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小组汇报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增加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变以教师讲授为主为教学双边互动为主，变知识传授型教学为培养能力型教学，以此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在文学概论课程具体的教学中以理论带文本，以文本促理论，这样理论更能使人信服，也容易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文学概论的教学也便由枯燥的理论讲授转变为学生合作交流的平台。教师将教材内容“问题化”，变成一个个项目或者任务进行课堂教学，由学生对问题进行追问，梳理教材提出问题的来龙去脉，让学生自己学会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加强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尝试部分章节由学生组成独立的研讨小组，讨论交流后写出学习报告，并将成果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汇报交流。这样改传统的教师一人上讲台为学生多人上讲台，将单向教学与多人合作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最后由任课教师对当堂课的研讨进行点评，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 2）在学生学法指导上，倡导探究式、合作式、参与式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合作式学习的学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在文学概论课堂上重视作品解析，把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叙事逻辑、文化思想、学术价值等深层次内容进行提升和概括，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共同讨论、互相帮助、发挥合作精神，以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和各种学习任务。 如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指导学生反复阅读文本，让学生在“无我”“有我”交替的阅读中享受解决问题的快乐。首先意识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疑惑的问题，然后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驱使学生去积极思维、大胆假设，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去深入研究问题，小心求证，以至于最终去独立解决问题。 3）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强化学生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规定的学时内或者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活动。如文学论题研讨、中外文学名著赏读、优秀影视作品欣赏、作家评论家访谈、大学生辩论赛、科研立项活动及影评协会等社团的活动，课堂上开设学生阅读经典、写读书笔记、演讲、文学创作、自办刊物等实践环节。在教学方式上多方位地追求师生互动，让学生以主体姿态参与教学，开展主动而积极的学习活动，科学有效地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能力。 在实际教学中一般每3个教学单元布置一次主题讨论或写一篇论文，给学生指定参考书目并且定期检查执行情况，以此作为教学常规活动贯穿到文学概论教学的全过程。这样就可以实现从教师单向灌输走向师生双向交流，促进学生的合作性学习、研讨性学习和自主化学习，从而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4）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利用现今普及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学术演讲、大型文艺学学术会议的录像资料在教学过程中播放，让学生在熟悉基本知识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并且开拓视野，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教师结合学生实际以及古今中外文艺实践，在准确讲解文学概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利用新型网络课堂教学环境、网上课程论坛与电子邮件、微博等辅助的教学条件，将学科前沿的新动态引入课堂。实现课内教学向课外教学的无限延伸，学生可凭借网络经常与教师对话、探讨，实现教与学的全程互动交流。 5）建立科学的文学概论课程评价系统。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实践表明，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同时又是学生的能力训练过程。因此，突出对行动过程的态度、行为的考核，对于合作式教学模式的教学评价探索很有意义。利用团队考核评价的方法，结合民主性自评、互评、教师考核与学生考核相结合等方法，挑战原课程考核的终结性评价，以形成性考核为主，取得良好效果。如对学生的考核方式，由过去的以闭卷笔试为主，改为开卷笔答与撰写论文、写作业等相结合的方式，此外还有口试、答辩等考核方式，使考核结果更趋科学、合理。 3 实践效果 首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学思辨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发掘艺术潜能、培养艺术气质的重要素质，也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源泉。合作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阅读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注重人生观、审美观的熏陶和培养。教学中结合既定教学目标安排相应的实践环节，让学生自觉练习“读”“讲”“说”“辩”“写”等技巧，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让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熟悉本专业的业务能力要求，自觉在专业实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其次，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外延。过去的文学理论教学内容，专业性虽然很强，但缺少“文化”的因素，视点比较狭窄。现在有了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支撑，将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内容置身于宏大的文化视野之下，学生对于文学艺术诸问题，可以作出多视角的理解。 最后，能够教学相长，提升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过去文学概论教学知识一味地由教师讲、学生背，课堂乏味，长此以往，教师讲课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随之降低，没有发挥教师备课的积极主动性，没有调动师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领域。尝试合作式教学模式后，文学概论课程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批评能力，课堂教学氛围融洽，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彼此思维碰撞，激发灵感。 当然，文学概论课程改革途径很多，这里只是一管之见，唯望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者有所启发。 文学概论论文: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概论教学 摘要: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在这一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对知识脉络、文学作品和概念进行跨学科的讲授,是传统教学思路的一种有益补充。文章由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入手,从理论基础、教学准备和案例分析三方面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关键词:大学;文学概论;教学;跨学科思路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跨学科思路的兴起,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已无法脱离跨学科的思路来进行。特别是当代在社会文化研究的宏观背景之下,文艺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用跨越学科界限所展开的学术探讨,已成为依照传统的学科内部概念和历史脉络所进行理论探讨的有益补充。而作为文艺理论再生产过程的相关科目的大学教学活动,也需要不断实践跨学科的教学思路。大学本科的文艺理论课程,最常见的是以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为主的公共基础课,其次还有文学院所开设的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程。大学教师在讲授此类课程的过程中,如果自觉地尝试使用跨学科的思路,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文艺理论学习环境,对实现大学文科素质教育的目标具有推动作用。本文尝试以大学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对这一教学思路进行探讨。 一、文艺概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面对文学和非文学专业有不尽相同的教学目的。针对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是通过系统教学,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的一般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评论水平,从而为学习其它文学和艺术相关科目奠定基础。而针对非文学专业的文学概论课程授课目的则是使学生初步掌握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能够尝试利用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来面对文学现象。如上教学目的的设定使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需要在不同学科的差别之中明确文学学科的特点和理论基础,同时要在文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建立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延伸,也是展开跨学科思路教学实践的重要基础。 大学本科文学概论课程通常由文艺学学科专业教师主讲,是文艺学专业理论在大学本科知识架构中的初步介绍。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看,文艺学理论的生产无法脱离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进步,也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理论之间的跨越学科边界的互通和互动为当代文艺学创造了理论革新的基础。可以说,文艺学本身即是一门在不同学科理论知识的“越界性”中不断进步的学科。跨过学科的边界之后,理论研究者遇到的是“他者”,也是自身主体性的证明。这种不拘泥于现有知识结构和概念,在理论视野的开拓中不断显现的越界性也是文艺学知识创新性的来源。于是,作为现有的文艺学学科框架在教学中的显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也无法脱离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越界对话。对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框架而言,跨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是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而与之相配合的知识革新的方式,一方面是不同学科知识在互相补充与印证中新的科研和教学资源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不同学科知识、视野与方法之间的交融。 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应用、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方面。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中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之中。按照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知结构是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认知活动中转换外界刺激和生理、心理反应的中间结构,也是主体在教育活动中获取知识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相应地,这一过程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处于教学主导地位的教师的感知结构的变化。就这一教学相长中认知结构的变化方式而言,“非中心化”是变化过程的必然趋向。所谓的“非中心化”是指感知结构在变化中离开原来的感知方式和运作模式的趋向,它在知识领域导致了破除旧有的学科框架和思维定势并进行革新的知识生产方式。“非中心化”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获取新知识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文艺理论课程跨学科教学的准备 1.授课对象。按照文学概论课程的授课对象划分,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在针对文学专业本科生和非文学专业本科生时需要做出目标和内容的调整。但面对在现代社会中被电视、电影、电脑和卡通长期刺激的大学教育对象,文学理论类本科课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所遭遇的问题是颇为类似的:较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学科框架和概念介绍的方式来讲授具有一定理论性的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等课程,因为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能够接受又具有一定的刺激,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从跨学科的角度提供多元观念和方法观照下的理论与案例探讨,可以成为本科文艺理论教学工作的一个革新点。 2.案例选择。文学概论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根据授课对象的变化而选择适合的案例,作为课堂讲授的文艺理论知识分析的对象。同时,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也需要设定相应的阐释方法和角度。如任课教师可针对电影学和电视学的学科特点,引导影视专业本科生分析《观美国影戏记》这一兼有游记和影评特征的散文作品,能够借助美学方法探讨这一文本所描绘的中国现代观影者的视觉体验。再如针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本科生,引导其分析《暗恋桃花源》剧本的后设性及其与《桃花源记》等中国乌托邦文学的文本性关联,进而引出对戏剧文学文本的“后现代性”征候的探讨。这同时也要求授课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其授课专业的主干课程的内容与目标,并做好相应的案例准备。 3.教材和参考书方面。新式教学思路与新式教材密不可分。在当下文学理论类课程的常用教材和参考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自觉地由跨学科的思路来分析某些文学案例,为跨学科思路的文学概论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美学学者迈克尔・莱恩在《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提供了以多重分析方法来解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尝试。这种多重解读是利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同一部作品。这些方法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等方面,在思路上大多是借用了现代哲学思想的不同思路来进入艺术作品的深层解构,从而挖掘新的意义或实践新的解读方式。与其说这些文本解读和分析的方法是文艺学的产用方法,不如说它们是多重学科知识和视角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产物。此外,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推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也较好地结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 4.多媒体的准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解决了文学理论相关课程较单纯地依靠口头讲授、板书和概念推介的基本模式,能够以图文并茂、声光结合的方式向学生推介与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声音和文字之间的配合就成为由跨学科思路阐释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必要辅助手段。如,用图示展示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早期划分和后期划分,并以其阐释文学创作现象。又如,用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一首外文诗歌的译文和原文,并借助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对其进行对照解释和分析。这不仅能够省出将原文进行板书抄写的时间,而且能比较容易地请学生以朗诵的方式来参与和互动。 三、案例分析 曹禺的作品《雷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学作品案例,它既能够兼容于文学概论这一文艺学教研室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也是中国文学史这一由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的文学专业必修课程无法忽略的案例,同时又因戏剧艺术的舞台实践特征和不同的电影版本改编而可作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戏剧学和电影学相关课程重点讲授和分析的案例,分别涉及到中国戏剧对西方戏剧的吸收和本土化、住宅经验、戏剧的时代性、戏剧文本的电影改编等问题。《雷雨》文本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成为开展跨学科思路的授课实践的良好基础。 1.跨学科探讨的问题。文学概论教学过程首先要明确问题意识,而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尝试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是用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讲授《雷雨》通常涉及到的文学理论主题有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方面,它们分别关联到文学的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学、传播学等。由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的角度来解释《雷雨》作品的方式,是实践跨学科思路教学的关键。教师可在教案中预先设定诸如“《雷雨》中的劳资矛盾如何呈现”、“《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的价值”、“《雷雨》中医学论述中隐含的权力话语”之类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角度以深入文本探讨问题。在不同学科知识的观照中,《雷雨》成为可由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的经典文本,实践着文艺学教学思路的越界性。 2.跨学科的讲授目的。在跨学科的教学思路中讲授《雷雨》,解释其文化内涵并进行启发式的思路和方法引导。从文艺学学科的角度来说,阐释《雷雨》等经典文学作品并获得教案中罗列的结论的过程并不是文学理论类课程的最终目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呈现了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但文学和艺术作品并不像哲学一样通常以逻辑判断的方式来描述意义,而是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暗示和隐喻着与人和世界有关的意义的存在。大学教师在讲授中所解释的文学作品的意义,首先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背景或语境,其次是它们作为人和世界的意义的提示价值。就《雷雨》而言,作品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价值可以有特定时代的阶级分化和尖锐矛盾、资本家家庭的历史面貌及其男权中心性等方面,阶级话语和男权话语提供了文本意义的一个方面;作品在心理层面上的价值则可以有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和个体居室经验等方面,它们构成了作品的感觉冲击力与心理深度;作品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供了其与古希腊悲剧在相关性中展现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之上,作品又在哲学层面提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命运的不可知性,展开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也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提示,使《雷雨》成为一种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存在。在此,文学概论教学的目的在“理论习得”和“视角培养”的同时,还应该增添“文化传承”和“交流对话”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3.跨学科的讲授方法。对《雷雨》的文本进行阐释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而在阐释中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些方法之间的互通性一方面印证了《雷雨》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则提示了不同,源于不同学科的阐释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在讲授这一作品的过程中,教师可针对前文所述的问题,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论述、荣格的原型论述、海德格尔《诗与思》中的诗论、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等源于不同学科的知识或视角都纳入阐释《雷雨》的背景。这些背景是传统的教学思路中有关阶级、资本和社会关系论述的必要补充。也即,思考《雷雨》作品的宏观文化背景中,不仅有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西式教育和东方家长思维,以及资本主义矿业发展中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有“阁楼上的疯女人”的狂躁,源于乌托邦精神的空想,朴素的因果报应模式等方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各种思想和知识类型的对话与碰撞。而《雷雨》作品诞生之后的文学史评价的演变,也可以使教师能够从文艺学角度启发学生认真思考不同时代的文艺标准问题,再将这一问题进一步纳入到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变迁当中去。 面对教学过程中戏剧文本的阐释问题,授课者需要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也重视启发性和趣味性。所谓的启发性,是指讲授学生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中无法获得的文本意义,这有赖于教师引导学生发现不同知识系统和方法之间的互通性的同时,将这种互通性应用到对作品的解释中去,并举一反三获取用以阐释其它文本的可能的框架。如教师可引导学生由《雷雨》文本中的场景描述和台词设计中解读各个角色有关周家住宅的感觉、经验和记忆。文学作品呈现人的存在,而人对住宅的感觉和经验也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心理映射,因而住宅感觉同时也是剧中人存在方式的文学表达。而趣味性的来源则可来自作品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如在剧本的基础上展开对不同剧场版的布景的比较,或者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及其改编版本的比较,这一过程将因为有《雷雨》国语电影版、粤语电影版和当代改编版的存在而能够引发大学本科学生的兴趣。这也能够在教学的过程中成为作品的历史性和生命力的证明。 四、结语 本文对文艺理论教学的跨学科思路的探讨,并非是在寻找大学文科基础课教学中能够放之四海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提示大学文艺学教师尝试利用所有同文学有关的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在教学思路的融会贯通中引导大学本科生更好地主动学习文艺理论知识,使教学过程在案例和文学理论知识在跨学科的视野中交融,令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真正成为大学生群体精神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与许多大学课程一样，倡导系统知识传授过程中的人文精神渗透。具体地说，便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通过理性思维训练进行学术道德熏陶，通过专业能力的培养达到综合素质的提升。理论教学中所贯穿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实际上是让学生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确立人文之心，这两者恰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门从事社会工作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词:文学概论；理论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大学人文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①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这是大学各门课程都应渗透的一种精神。文学概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尽管其核心内容是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但它决不能仅仅被当做一门系统的知识来对待，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之上还要负担着人文精神的传输，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知识与文学原理的同时，完善自身素质，培养人文情怀。那么文学概论将从哪些方面贯穿人文教育的任务呢？ 一、从文学到人学：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 文学概论在知识体系上，首先涉及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学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②不仅如此，文学在感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人感情时又会超越它，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追求的世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这个本质特征揭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透过文学这个窗口，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还可以据此进行自身的反观。如果理论教学与作品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就文学所反映出的人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那么学生所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更有对人、对社会、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在课程讲授当中，便有意渗透这项内容，引导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将文学阅读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增强对文学理论及文学意义的深入理解，体会文学的现实价值。 他们思考人生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生有意义吗？谁在左右命运？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渴望认识自己，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文学虽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回答，并无一个确定答案。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了思索，就算活出了意义，因为思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份自我确认。 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体会百态人生：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撒旦用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人性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贪欲。《连城诀》中江湖群豪因贪婪而忤逆杀师、同门相残；《项链》中玛蒂尔德因虚荣付出了十年的劳作；《金锁记》里曹七巧因嫉妒而毁掉儿女的幸福……撕开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身，不重蹈覆辙。 他们感悟人生，思考人生的姿态：什么是人生的支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我们试着通过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命运去感悟人生、超越人生。简•爱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尊严；孙少平告诉我们苦难折磨人亦成就人；桑地亚哥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应殊死抗争永不言败；木藤亚也激励我们要勇敢承受不幸，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红帆》里的阿索莉与格莱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奇迹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如果有谁幻想奇迹的发生，你就帮她去实现，你就会得到幸福…… 的确，在文学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学生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人生、感悟人生，不仅尝试着理论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在文学的阅读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目光穿过文学的彼岸世界到达社会人生的此岸，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学内容与人生内涵的联系中对文学的“无用之用”、貌似无用却有大用的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可以说，这是文学概论课程承载人文情怀与精神熏陶的有益尝试。 二、从作文到做人：在思维训练中贯穿学术道德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学士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在应用型大学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未来并不一定从事研究工作，但基本的研究能力还是必须具备的。就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体现于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后者则是应用型大学侧重的方面。从人生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学生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以感性地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这其实就是在进行文学论文写作训练。 文学论文写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运用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与理论思辨一样都是着眼于抽象思维的培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批评实践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洞察实质，在分析综合中把握文学的规律与价值。文学分析的实质是穿越形象与情感等感性内容挖掘其背后显现的意味，它以复述、描述与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具体观点。学生就是在学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文学分析的技巧，懂得提炼观点，应该说，这是一种从基础做起的脚踏实地的训练。不过，其效果又不止于此――在作业设计中，学生还会在个体的微观性与整体的宏观性中深入了解理性思维的特点。比如围绕“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进行的“文学与人生”作业，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完成的一个主题，六个小组则分别以人生成长、人生追问、人生百态、人生超越、人性弱点、人生感悟的特定专题来说明这个主题，小组成员又以自己的关键词或核心观点来说明各自的专题。这样，个体与整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有机联系――每个人针对文本进行细读，感悟批评性分析的要领，每个小组则超越个别感悟而实现相对的整体把握，当六个小组合起来时，人生的主要命题便在此得到了揭示。不妨将此列举如下： 在上述的列举中，我们看到，虽然作业的内容没有直接指向理论本身，但理论应用的实践活动仍能使宏观与微观之间产生一定的跨越，从而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体会抽象思维的特点。这既是演绎的过程，也包含着相应的归纳，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力求以扎实的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实际上是在解读人生时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又是在理性思考文学里的人生时反观现实的人生。学作文与学做人在这一点上有了第一步的结合点。 应该说明的是，观文学之人生，思现实之人生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学习与训练的要求中，使学生明白学术的基本规范，从而养成为学的严谨态度和自我教育的好习惯。学习不是一般性的实践活动，它是一个探索未知、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如果在学习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正确对待已知与未知，就无法获得真知。因此，认真阅读作品，摒弃不读而论的学风，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见解，经过独立思考，严谨的思维，从而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三、从专业能力到综合素质：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立人文之心 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性体系传授给学生，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须的专业基础，而这门课程所着力训练的思维方式，则往往能够超越专业的界限而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具体的专业知识也许会过时，但学知识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却能够成为立身之本。因此，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会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解读文学是专业能力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通过文学所呈现的百味人生，达到对他人的理解，明白“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从而以真诚、宽容、友善、悲悯的情感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与事，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④这便已是超越了专业的立身之道而立人文之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应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能够悲天悯人，能够对人类生命充满敬畏和关注，对历史人文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并且能够追求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试图使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⑤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人，理解人性，理解人情。从“人学”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应用性实践，既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也是学生理解人生社会的窗口。通过文学看人生，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悟人生，能够增长人生智慧，培养人文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养成独立人格的途径，也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们会借此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种反观显然能够增进学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塑造，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胸襟。这是理论课程中渗透人文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其效果也在学生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体现。 学生们在阐释中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悲悯福贵、①木藤亚也②的命运，剖析人性的弱点，感叹阿索丽③心中永存的希望，赞美保尔④、桑地亚哥⑤的坚强……他们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解读《项链》时，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思考“谁在左右命运”的问题，认识到“在人生的岔路口，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头感慨命运之前，不妨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在分析葛朗台这一形象时，他们认识到“金钱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目的而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葛朗台的复制品……”这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生定位的积极思考，它涉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直指人类的灵魂世界。一位学生在分析《命若琴弦》时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蓦然回首后。当你到达了那个结果后，无论结果好坏，你都会回首想起过程，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阐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理论课程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作业将理论基石、理性思维、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的教学与训练要点，这只是将素质养成渗透到知识性的教学当中的一种尝试，类似的尝试肯定还有很多种。从实践的经验层面看，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兴趣，枯燥的理论因此而贯注了生命的活力与思想的能量。它所贯彻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专业能力培养应与人的素质完善同步，知识传授中要承载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社会道德素质的有意识提升。具体到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之上，便是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知识，熟悉分析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提高他们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另一方面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心理、道德修养、艺术底蕴，促进他们成为自由完善、身心和谐的个体。在大学的各类课程中，或许都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它的意义在于在立身之道的传授与训练之中帮助学生确立人文人心。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摘要]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转变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能动的自主学习能力,主要包括阅读理论文本的理解归纳能力、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理论著作选读、课堂辩论会、学生助讲等方法,结合全面有效的考核机制,以达到使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关键词]文学概论课程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模式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中,文学概论课程在教与学两方面的难度都比较高。一则文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多且杂,不像文学史课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也不像语言类课程可以按照语法结构的组合由浅入深来安排。二则理论类课程缺乏作品讲读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没有语言应用的直接实践性和操作性,再加之学生在中学阶段文学理论基础普遍薄弱,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授状态往往呈现为: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烦,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使这门课程既难以出彩,又因为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使大量的学生在考研时对文艺学专业绕道而行,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扭转当前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很多,如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运用多媒体手段、整改教材、调整课时结构等等,但这些方式和手段还只是外于学生的被动构成要素,只治标一时,不治本一生。因而,问题并不在于被动构成要素是什么,而在于如何使其转变为一种主动因子以激发学生潜在探求欲,达到提升学理修养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的:“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①可见,能否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进行文学概论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一、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基本内容 自主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善于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善于积极思考,敢于质疑问难,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和进取的精神”。②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来说,这一能力尤为重要。理论课程内容庞杂,学派众多,与其说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培养学生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学习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创建理论,都要依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阅读理论文本的能力。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不在于知识传授而在于思维能力的培养,上课所用的教材及教师的条理化讲解应该只起一个引领的作用,而思维能力的锻炼则需要学生独立阅读理论文本来完成。文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教参多种多样,难度不一而足,但相对学生熟悉的文学文本难度都要大得多,使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习惯于被动接受教师的讲解而不能自主阅读,因此,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在于能够独立阅读相对抽象的理论文本并能将其中的理论思路理清,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理解概念原理并进行建构式分析的能力。相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其他课程,理论课往往存在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这些课程研究的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但是这种概念原理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的、随时代变化有着诸多改变的存在,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家、各种教材教参对同一种概念原理的界定又都不尽相同。比如,“文学”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的本质也同样无法进行绝对的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生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概念原理而不是去机械背诵。同时,针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这一特殊性,以陶东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主义”文论的概念,不去追寻本质,不去依附概念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现在正在试验和推广过程中,虽然当前还没有在全国高校的文学概论教学中铺开,但可以借鉴这一理念培养学生的建构式分析能力,学会不依赖任何一本教材中的概念原理界定,而是通过自主理解把握概念原理中最关键部分的能力。 第三,严密准确的逻辑概括能力。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与文学作品类课程略有不同,其需要的不只是细腻的审美感受能力和作品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冷静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需将分散抽象的概念原理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梳理,并使用严密的语言进行概括总结,这也是在教师“满堂灌”式教学模式下学生最欠缺的。 第四,理论与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结合的实践应用能力。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理论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分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实践检验文学理论,促进理论的改革和创新。所以,理论来源于作品,又终究要回到作品当中去,学习理论决不能和作品实践脱离,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学生还必须有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应用能力,将理论与作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自主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是进一步进行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式和途径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是自主学习能力,但却无法单纯依靠学生自己去自觉养成,尤其是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时间大多是在大一和大二,学生大都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这种理论性强的专业课程更容易让他们无所适从,这就决定了文学概论课堂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任务,而这种能力就是“授人以渔”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使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应由目标决定内容取舍 内容摘要：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关键词：文学概论 目标 内容 文学概论课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理论课程，诸如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的基础，也是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程，比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基础。它不但要引导学生准确而系统地掌握一定的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建立起基本的文学观，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判断分析评价文学现象奠定理论基础，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习惯，并提高他们在文学创作、欣赏及评论等多方面的能力。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对理论知识的运用更有特殊要求。文学概论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困难。由于“两课”、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等公共课的大量开设，专业课的课时因而被挤占压缩而变得有限，文学概论课由原来的一学期每周至少六节减到每周四节，教材上的内容，已难以尽行讲授。再者，文学概论课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相关的文学专业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是同时开设之外，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都没有开，因此，具有较强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色彩的文学概论课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阅历简单，而且文学阅读量小、文学知识储备有限、缺乏基本的文学理论修养的大一新生，它的可接受性就受到了来自接受主体方面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成教学目标，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针对教材实际、学生实际及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实际，对教学内容作必要的调整，真正让学生学有所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是由童庆炳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指定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以下简称《教程》）。“《教程》是一本很有创意，很有深度、很有影响的教材”， “作者在《教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范畴经重新审视筛选后所作的‘古今对话’与‘现代转换’，对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文论的科学评价及对其合理成分的积极吸纳”，使《教程》颇有“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气势。但是毋庸讳言，这部面对大一新生的教材，过多、过广、过新、过深的内容，加上艰涩、深奥、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表述，无论是教师讲授还是学生学习，显然都存在较大困难。事实上，许多学生听课常常感觉是云山雾罩，似懂非懂，更不用说让他们自己看教材，常常听到学生说《教程》“太难了，很多都看不懂”、“好像天书一样，不知所云”，这样一来，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的学习也就提不起兴趣了。因此，要更好地实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标，我们在基本保证理论体系的完备与自足的情况下，应适当对教材内容作必要调整和压缩，着重介绍和解决诸如“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何特点？”、“文学的功能有哪些？”、“各类文体的定义及特征”、“怎样欣赏和评论作品”等学生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只有运用历史的观点，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学生才能形成文学意识，在比较中看待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及其有限性，从而形成对待文学活动的科学态度，产生对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现象进行探究的热情和责任感。当然，受课时的限制，对这些内容的教授，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深入浅出，注重实用性。至于被删减下来的内容，可以放在高年级，通过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选修课去介绍。 压缩后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反复讲清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功能与形态类别之间的逻辑联系，帮学生建立起体系性的文学观念，同时要注意按照教学目标强化学生对理论的应用意识。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要从事中学语文的教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要面对一篇篇类型不同、文体各异、风格多样的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要“引导学生领略作品的艺术美，使其自觉地接受艺术形象潜移默化的教育，陶冶性情”。长期以来，为了满足应试教育的需要，中学语文教师往往将这些蕴含丰富的审美意味的文学作品当作冷冰冰的语言材料来加以分析处理，这样就使中学语文的教学变成了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的教学。即使是将课文当作文学作品来分析，也是重视功利性，而轻视审美性。教师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规约，往往是在复述课文的内容后，再套用一个几乎适用于所有作品的句式，即作品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或表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赞美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例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变色龙》通过刻画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的丑恶形象，反映了沙俄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嘲讽了沙俄的专制统治。这样，生动的文学作品就变成了空洞抽象的概念，文学作品丰富的情感和意味荡然无存。而对于作品的艺术特色的分析，往往也是附带地概括说明，如语言优美、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描写生动、刻画细腻等，仍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总之，在课堂上，教师成了肢解文学作品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现成结论的容器。“由于中学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中学生往往难以受到完备的正当的文学审美教育；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影视音像艺术的强劲发展，青少年课余受到优美的文学文本的熏陶的机会明显减少。”学生原有的感受力、领悟力就在这种长期模式化、机械化的教育中，在大众文化、影像艺术的影响下，变得日益迟钝以至丧失。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存在。要改变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使中学语文教学不再热衷于划分段落大意、概括主题思想，而是真正引导学生进入文学作品美妙的艺术世界，对作品进行真切的感受，做出具体深刻的体会和领悟，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满足，从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目的，让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真正能够胜任中学的这种人文的而不是工具的语文教学，就需要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不但要致力于使学生掌握文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类型、文体、层次、叙事、抒情、风格等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鉴赏分析作品的能力。这样，文学概论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的消费与接受”这两编，就成了教学的又一个重点内容，所用的课时与精力也就相应的要多一些。 文学理论产生于生动、鲜活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实践的发现、探索、分析和总结的结果。相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学现象，理论总是显得滞后。因此，针对当下文学实践和各种文学现象，不能因为教材没有涉及，我们就不予理睬。相反，我们要突破教材的局限，大胆引入补充新的内容，让学生对当下文学的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有所认识，培养学生关注文学现实的意识和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读图的时代，文学活动的休闲化、游戏化的目的日益凸显，文学的深度、意义越来越不被重视，传统的纸质的面对语言符号而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逐渐被铺天盖地的电子网络传媒所带来的视听感官的享受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文学问题，如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它们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益边缘化？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火爆异常？社会生活是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变化？网络文学有何特征？它与传统的纸质文学有何异同？等等。我们都要引导学生讨论，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让学生在学习了文学理论之后，不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和规律，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的文学状况，解决眼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运用理论知识寻求问题的答案，对新的文学现象做出解释，能够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学习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样的教学，不只是方式的改革，而是真正激活了作为文化遗产和思想成果的文学理论，让其通过有感受力的接受主体进入文学实践活动中，既得到检验，又获得新生，而学习主体也在这样的活动中向着创造主体成长——这正是文学理论教学的最高目标。 姜岚，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 文学概论论文:论影像文化对文学概论教学的作用 【摘 要】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影像；文学理论；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而影像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趋势，促使我们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变革与探索，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影像在文学概论教学中的可行性 文学理论在学科上归属于文艺学，关于文艺学的理解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及其规律的科学，从定义看，它包括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各门艺术分支学科在内，故统称文艺学。从狭义上，是指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本来叫文学，但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很拗口，所以从苏联翻译过来时，就干脆叫文艺学。叫文艺学有它的好处：这为我们跨越学科边界涉及绘画、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合法性。 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的影像文化的崛起，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让·鲍德里亚也说道：“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影像世界“通过技术向我们强调它的存在。这个主客关系的反转发挥着惊人的、不可轻视的作用”。 影像是以图像和声音为媒介的，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传达信息，创造形象，它“克服了文学的有意而无色、无画的缺陷，克服了绘画的有形而无声的缺陷，克服了音乐的有声而无形的缺陷，克服了舞蹈的舞台单一的缺陷，把图像、颜色、声音、文字等因素迭加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把文学的意义丰富性、绘画的图像直观性、音乐的曲调含蓄性、舞蹈的动作传神性等特点合成一体，创造出了以往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效果”。这种视听结合、时空并存的特点使它能够更精确、更逼真、更生动地表现各种复杂的内容和精彩的故事，同时也能够全方位地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使其产生多方面的美感享受。 发挥影像的独特优势，进行视觉教学的探索之路，势在必行。伴随视觉文化教育思潮的滥觞，利用电影、电视等媒介开展教学，是当前高校教学中一项颇有现实意义的尝试。 二、影像与教学对象接受心理的契合 目前高校教学的对象，几乎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热衷于看电影、看电视、看动漫、看广告、看绘本……他们对“视觉性”的敏感是以往时代的人无法比拟的，“看”成为他们阅读与吸纳知识的重要方式。 针对教学对象的接受心理，利用影像的优势，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贴近学生的接受心理与认知规律，利用视觉影像，更好地呈现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师来说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策略，利用生动立体的教学方式，为抽象的理论讲述寻找到生动的形象载体，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也会乐意接受。 三、影像有助于培养教学对象的审美能力 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学属于艺术领域，因此，培养审美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也是文学理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过去的应试教育大多只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忽视美育的渗透；注重教学成绩，忽略育人的目的，使得学生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对属于文学语言的魅力越来越淡漠，对艺术形式感觉越来越丧失，对审美感知、直觉和情感体验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学者贺拉斯就说过：“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她喜爱，才能符合众望。”五四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学生既要接受知识，有不能忽视美好心灵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而影像的教学方式，诉诸人的视听觉，图像与声音的空间感，给学生提供了自由理解的角度，不必冗长表述，一组有感染力的镜头，不经意间就能触动他们的情感。假如我们选择好的影像作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赏，必然会在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教学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启迪，去领悟影像中包含的哲理意蕴和人文关怀的意味。 影像的直观逼真，让学生感受色彩、光影和声音立体效果，体会人类情感的细微表达，洞烛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比如由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改变的电影《王子复仇记》，王子留学海外，父亲却遭暗杀，王位被夺，母亲别恋……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权力与亲情、光明与黑暗、磊落与奸诈、爱情与寡义等等，进行复杂的移形换位。王子、皇后、父亲、叔父、朋友、大臣和心爱的姑娘，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凝练优美的台词，强烈的抒情色彩，以艺术的方式，使得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然后在讨论和讲授中，将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人生、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历史内涵和哲学意蕴层面的分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体验到评判，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教育的本义是要在精神愉悦，受教育者深刻领略，经久不忘。施教者应该深谙美的魅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作用于受教育者，以达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效果，起到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 藉由影像符号进行文学理论教学，于娱乐和放松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分享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开发独立思考的创意思维，引发学生对文学名著的兴趣，抵御潜阅读，最终走回重归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正典”或“经典”（Canon）文学阅读之路。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 要：国内文学概论课程在采用双语教学模式中存在一些问题。双语教学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也相对比较薄弱，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对此，提出解决途径：一是解决师资力量问题；二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三是革新双语教学手段。 关键词：文学概论；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一、文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现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早在2001年，我国教育部就提出，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课程必须进行双语教学，尽快与国际接轨。十几年来，国内双语教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一些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联系紧密的专业课程，非常适合采用双语教学的方式，例如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等专业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其中涉及大量源自于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也适合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目前，国内各大高等院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普遍以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文学四要素说”为结构依据，围绕文学本体论、作品论、作家论、接受论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中除了纳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优秀成果之外，还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量引入了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概念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在文学概论的日常教学中，如何使用双语教学，以更好地达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已经成为国内高校进行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国内高校文学概论课程使用英语的教学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英语专业为依托，在课堂上完全使用英语教学。这种模式对英语能力要求较高，无法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文学概论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英语使用能力方面，存在着阅读能力与听说能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学生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并理解西方文艺理论原著，但在课堂上直接使用英语授课，学生在听力上的接受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障碍。第二种模式是用PPT课件上的英文内容进行辅助，实际上仍然主要用汉语进行教学，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成了对教材的翻译，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语互动。如何解决《文学概论》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教学改革课题。 本文旨在总结以往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以促进《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 二、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从目前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多还是采用母语教学的形式，即便在尝试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院校，文学概论教学采用的也是母语为主、外语为辅的形式。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外语教学的范式，一方面，考虑到师生外语能力以及运用外语熟练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双语教学不同于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中，语言仅仅是教学目的[1]；而在双语教学中，教学的目的则是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是学习和训练语言。 在文学概论的双语教学实践中，目前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双语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其人员构成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留学归国的“海归”，另一类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这批人是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主力。双语教学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功底和外语听说能力。“海归”教师符合这个条件，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对双语教师的需求。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缺乏外语培训，更缺少国外语言环境的浸泡，其双语教学能力要弱一些。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双语教学师资方面的薄弱，与本专业主要师资力量的专业背景有很大关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多出身纯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极少有外语专业背景，也很少有留学或者国外长期访学的经历，这就导致了外语语言能力的缺陷，在使用外语时，往往是长于阅读理解，短于演讲辩论。外语发音不够清晰、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第二，学生之间外语能力差异较大。在运用外语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方面，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读写技能发展较为均衡，外语能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听说能力上。一般而言，来自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学生，听说能力稍强一些，来自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听说能力就要弱一些。在课堂上，由于学生们的听说能力参差不齐，使用外语材料授课就受到很大制约，外语材料使用得多了，听力程度差的同学反应不过来，外语材料用得少了，程度好的同学又吃不饱。 第三，教学设备与教材问题。在高校双语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设备发挥着非常便利的辅助作用。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多媒体教学设备已经实现了普及，但在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校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运用，存在着重购置、轻维护、轻管理的倾向。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目前高校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在多媒体的管理和维护方面，有些地方就存在问题。在一些学生和教师流动性较强的教室，周边设备的损耗现象比较严重，常常出现麦克风发不出声、投影仪灯泡烧坏的情况。由于教学楼内众多教室上课时间集中，多媒体控制室工作人员又很少，出现问题之后，一般无法立即解决，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另外，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专用教材方面，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双语教学教材。在目前的文学概论双语教学中，教材使用是一个大问题。既没有引进国外的优秀教材，国内也没有做出编撰双语教材的尝试。学生依据的往往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概论教材，教师则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教学课件来实现双语教学材料的充实。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文学概论双语教学的尝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们也不是无计可施。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语教学实践，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文学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效果还是大为可期的。 第一，师资力量问题的解决。我们注意到，新加坡的双语教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学习的范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近一半是外籍教师，他们来自教育水平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全都来自著名学府，教师以英文授课。由于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资源，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1]。新加坡援引国外名师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国内高校的财政状况足以支持、或者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引入外籍教师，以改善国内的教学水准。以我国高校之多，学生数量之巨，外籍教师的引入不可能占据高校教学的主流，但是却可以借此引入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经验，带动国内双语教学的水准。 除了积极引进外籍师资之外，还要大力培养国内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完善。目前高校中，青年教师成为本科教学力量的主体。这些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以上的学历，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具有培养和提高的潜力。完全可以通过留学、国外访学或者短期语言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双语教学能力。 第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克服双语学习中的语言障碍。学生在学习双语课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语言能力。由于语言环境缺乏，高校学生在外语听说读写诸方面的能力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一般而言，学生在运用外语时，听说能力要滞后于读写能力。在没有充分预习教学内容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很少有课前进行预习的。学生是否愿意自觉进行课前预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一个好的教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入浅出的讲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能够有效地说服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前预习。此外，由于目前双语教材付之阙如，教师还应当给学生提供充实的双语教学材料，自己动手，解决问题。 第三，编撰双语教材，充分利用教学设备，革新双语教学手段。教材问题的解决，有两种思路。一是引进国外的原版教材，二是自编教材。国外的原版教材价格偏高，考虑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引进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牵头，自编双语教材。这样编写的教材，能够贴近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接受能力，甚至比直接引进教材更有优势。 在多媒体设备已经普及的条件下，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制作双语教学课件，补充与专业相关的双语资料，提纲挈领，聚焦文学理论知识要点。多媒体教学能够综合运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媒介手段，有利于调动课堂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互动的形式增强课堂教学效果[2]。 此外，新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双语教学完全可以利用公共电子邮箱、飞信、Q群、微博等现代通讯交流手段，鼓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相辨难答疑，作为网络双语教学平台的补充。 四、结语 使用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专业能力，与世界知识体系接轨，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言，双语教学是时代的需要[3]。在双语教学中，教师只要能够课前做足准备，照顾到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实际水平，充分发挥多媒体以及Q群、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就能保证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通过完善双语教学，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双语资源的习惯，丰富学生的专业资源选择，健全学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无论学生将来选择进一步深造还是直接投入与专业相关的职业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助益。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 文学概论在高效教育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高效教育阶段中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在高效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的高效文学理论教育模式通常是以突破语言为中心，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高效文学理论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在高效文学概论的教学中更加注重运用科技力量，课堂进入了从语言模式到影像、音频相融合的视觉多媒体模式转变，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学生吸收更快，信息量获取更大，文学概论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事半功倍。 [关键词]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教学思考 一、多媒体教学要注意突出重点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变化下，高校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打破，教学要求更加紧凑效率以及内容更加具有趣味性，因此，新颖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更加符合新时代的高校教学要求。多媒体教学作为我国现代教育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门学科，与原有的教学模式相比，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逐渐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自主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这样更益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快速的掌握学习方法。文学概论由于文学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与高校中的其他实践性以及趣味性比较强的课程相比，在课程的讲授上比较难以调动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特别是传统的语言讲授更加难以达到预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文学概论课程中运用有声教学以及画面教学就很重要了，而多媒体教学则可以通过以图文交叉、声频与视频共存的方，来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在视觉与听觉上冲击学生，来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多媒体技术在文学概论课程中如何能在有效的时间传递有效的信息与内容又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提高传授速度，完善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也就很重要。文学概论与文学欣赏的课程有所区别，学生比较难以发挥主动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文学概论授课教师在制作多媒体教学课程时，应当更加注重突出重点，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吸收。 二、多媒体教学要注重实用能力的提高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的调整下，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对于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综合性大学中的中文系也随之改变了教学目标，主要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教师在传授文学概论课程中，更加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反馈能力等实用能力，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完成就业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教学层面上更应该着重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比如，关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小说教学，大学生对于课文通常是通过电影以及语言文字来了解。由于电影作品以动态代替静态语言，用图像代表文字，使得同一题材的两个作品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直观的视觉效果比较文学的作品更加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造成学生的接受心理的偏差，这种心理偏差将直接影响到学生们对于所学的知识的理解与消化，并且在深层方面的思考能力将会减弱。学生们阅读能力低下，对于文学概论中文章的论点与论据的审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在文学概论的高校多媒体教学中，高校老师们对于多媒体课程中的图文以及音频视频的配合就要求更加高一些，教师们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更应该合理配置，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不能单纯依赖于图像，应该面面俱到。这样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就具有更大的考验性与挑战性，在教学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进行一定的教学改革，将教学范围进行适度调整，有利于达到更好的教学目标。 三、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加强师生交流 在多媒体的文学概论的教学模式中，有些教师比较侧重于满足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感官需求，教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通常会将大量的音频、视频以及图像内容制作在教学课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多媒体教学模式正在淡化教师们的授课艺术水平，降低课堂的艺术欣赏水平，容易造成教师的主体性影响力的缺失。这种过分追求世界和听觉效果的高校课堂，使得教师对知识的传和点拨缺少了注意度，也很容易使教学内容娱乐化，而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简单浅显化。多媒体教学内容通常是授课教师来制作，老师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忽视与学生的互动性而进行程式化教学，师生间不能进行很好的情感交流。而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多媒体荧幕上，一旦学生们在教学中到问题，对教学内容有所疑问，视觉与听觉以及感觉则会比较容易受到多媒体荧幕的阻碍，自己的想法容易被荧幕上不断出现的视频以及图像所干扰，很难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无沟通无深层思考的教学模式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多媒体文学概论的高校教学生，教师们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对于所需要接受的内容要有直接的提示和耐心地指引，以及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课程思想与内容。当然，在文学概论的理论学习中，学生也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地学习，并在课堂中主动参与教师进行的互动教学环节中，通过阅读和与老师的沟通来获取知识储备，达到文学概论所需要完成的学习目标。 文学概论论文:关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 要：文学概论课程的学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课程，教师如何更好的进行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者。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第一要重视文学外部研究的教学；第二要要教学过程中对课本进行批判的教学；第三要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文学概论；批判精神；知识构架 文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主干课程，通过文学概论的学习可以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系统掌握文学的基本概念，帮助他们建立文学学习的能力，所以说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文学概论》编写者所说：“文学理论的学习可以指导文学课程的学习、可以指导做人与生活，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的能力。” 每一位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者或者是每一位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师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学理念，而教师的文学理念是在大量阅读文学著作的同时，自觉运用文学概论中的基本原理形成的。这种文学观念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在文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从自己的感性文学认识中抽象出理性的观点看法，提炼出最为稳定的知识结构，帮助同学搭建文学体系的理论框架。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既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事实同时又要求教师进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 既然课程的名称是文学概论，那么每一位教师的教学都离不开对这一门课程最基本概念的阐释即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上千年来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千差万别的答案。《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也。”《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在中国古代，“这个文字包含了若干的含义既有语言文字的象征符号，又包括具体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先秦时期文的含义比较宽泛，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文就偏重于指文章、文辞。但是不管是语言文字礼乐制度还是文章文辞。唯一例外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文学的创作者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有了表达、宣泄的需要，就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本能感受，才能帮助他们搭建稳定的文学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文学概论的教师不仅是权威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帮助学生进行概念学习的引导者，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首先，应该引导学生自觉进行文学的内部学习同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进行文学的外部学习。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其著作《文学理论》中首先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文学的内部研究，不言而喻，主要研究的是文学文本本身的存在。它的范围及其广泛，既包括文学的文体分类。同时又包括对文学创作过程、文学阅读消费过程等。这其间包含了许多概念。这些内容一般是文学概论大纲中所包含的内容。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各版本的教材，争议不大，教师需要在明确基本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实例帮助同学们理解这些繁复的概念，使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学素养。但笔者认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更能够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打开思维并且学会如何进行思考。这部分的内容同时关系到学生的道德情感评价、关系到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形成，甚至能够影响到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些内容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但是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具有难度，第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显。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不容易把握这个度，容易造成边缘内容在课堂的教学中喧宾夺主的情况。第二，各版本的课本对这一部分的内容争议比较大，而且内容分布不均匀，涵盖面不够广泛，这就需要教师发挥其创造能力，在庞杂的内容中，选其精华，去其糟粕。简单精要的讲解，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又要启发同学们在课下进行思考。 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相近概念进行区分，帮助学生厘清文学理论概念外延和内涵，弄清概念之间的联系。理论体系是由一个个概念构成的，教师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用一个比喻，概念就像是结构中的点，而概念之间的联系就相当于两点中的线，只有点和线的稳固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知识构架。知识构架之间的稳定联系才能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以及知识体系的建立正是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所提倡的精髓所在。但是这些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每一层次之间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各个层次的构成也是由诸多要素。这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建立每一层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同学们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是十分必要与关键的。 综上所述，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其引导者的作用，帮助同学们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批判性传授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更关系到学生理性批判思维的建立，是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文学素养的关键。 文学概论论文:面向21世纪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改革构想 摘 要：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单纯的理论教学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从教学改革的视角分析了高职院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方法和构想，要由浅入深地进行理论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文学概论课堂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空间，采用阶段考评的方式来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概论 教学 改革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文学概论一直是学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它是学生学习文学课程的理论基础，也是学生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石。然而，作为高职院校为数不多的文艺理论课程之一，文学概论的教学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面对着高职院校培养实践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文学概论这门理论性的课程就很容易陷入比较尴尬的境地。如何把文学理论教学同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使之真正起到文学与思想启迪的作用，就成为了文学概论教学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高职院校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比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略差一些。因此，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然要有自身的特色，要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不然，学生只是走马观花地听听课，背背概念，很难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运用文学理论去指导实践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作家与文学家的存在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各种内容和体裁的文字形式，对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样一种新的文学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照本宣科就显得有些刻板和不合时宜了，学生不愿意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要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教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笔者依据对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提出了几点关于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下面就简单谈一下改革的方法和方向。 1 有步骤地进行文学理论教学，由浅入深 文学概论课程涉及到的概念、术语比较多，有些理论也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如果教师只是一股脑地灌输给学生，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全部死记硬背下来，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很快也就忘记了，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意义。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高职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学，不必教条地按照教材编排顺序依次进行，可以先选取一些学生容易理解的理论，比如文学体裁、文学形象等，结合具体文学作品的实例进行讲解，等学生掌握了之后，再引入比较深奥的部分，比如文学创造和文本接受理论等等。通过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学生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排斥和畏难情绪会减少，会觉得文学理论也并不是那么抽象和遥不可及的，学习的兴趣也会得到提升，并试着去理解文学概念和理论。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学习文学概论，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 2 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对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和提炼。因此，在进行文学理论讲授的时候，教师要用具体的文学实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文学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理论本身，这样才能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文学现象和例子，更多的来自于文学经典，这样的例子虽然更为典型，但可能并不是学生们熟知或者感兴趣的。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多新的内容和方向，学生们可能对网络作品或者流行的当代作品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网络作品虽然良莠不齐，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形态，也并不一定要完全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角之外，教师可以适当选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的实例，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用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文学现象。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还可以推荐他们阅读一些学术前沿的文艺理论研究著作，开拓思路，培养科研意识。 3 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拓展教学空间 在高职院校的文学概论课堂中，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展课堂内容和空间的好方法。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利用PPT课件演示，可以省去老师抄板书、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丰富的图片资料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加深印象，一些抽象的理论也可以用图表等形式形象地展示给学生，学生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另外，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影音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文学理论来分析影视作品等等。总之，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文学概论的教学，会给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课堂气氛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4 注重教学过程和阶段考评，提高教学效率 我们以往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评价，往往都是以期末考试的考评成绩为准，一张考卷就决定了对学生的最终评价。这种评价方式还是有很多弊端的，学生往往存在前松后紧的情况，平时不注意学习和积累，到考试之前“临时抱佛脚”，许多理论和概念只是匆匆背诵一遍，应付考试，考试过后就全都抛在脑后了，最后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其实，教师可以把测评成绩分散到平时来进行，通过一些课堂小测验或者让学生写读书心得和体会的方式来考评成绩，这样就会督促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还可以灵活运用学习到的理论，边读书，边思考，教学效率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了。 总之，要想提高高职院校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就要广开思路，积极革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实践教学探索 【摘 要】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教学改革必须引入实践，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品格，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同时课堂教学中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增加实践性考试内容。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学概论 实践教学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对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一般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应用型师范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加强实践教学，突出技能训练，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操作能力的中小学教师。中文系根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了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面向山区、面向中小城市、面向基础教育，强化实践教学，重视人文素养，为广东基础教育培养优质的语文教师。 文学概论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传授的教学内容是文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初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能够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面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文学概论教学作为一种理论教学方式，怎样顺应新的教育教学环境，陶铸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可操作性实践，用一系列具体、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能力，探索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下面是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培养模式，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 文学概论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属于理论教学，但是文学理论来自文学实践，也应当回到文学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文学实践。针对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我们突出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操作性，增强其实践品格，实现由“知”向“行”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抽象思辨的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以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的。 文学概论的教学，不只是要求学生掌握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规律，更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运用文学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文学创作，理解、分析文学现象，鉴赏、评论文学作品。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二是指导学生的文学写作，使其文学创作遵循一定的章法；三是运用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批评的方法来解读、鉴赏文学文本，分析人物形象，为将来教育实习和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准备扎实的解读文本的功底。 二、阅读经典作品，为实践性教学提供阅读储备 学生在中学阶段由于升学压力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语文课本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教师讲读时往往将文质兼美的作品分割成层次结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忽略了文学作品整体的审美韵味，造成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冷漠无趣。而进入大学以后，自由支配的机会和时间多了，互联网、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各种传媒竞相诱惑，大学生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更遑论细致体味经典文学作品。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如果缺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学生就很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理解从文学实践中总结而来的文学原理、规律，也很难将文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欣赏、批评实践，而只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从理论到理论，应付课程考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读分析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深入下去，得不到学生的互动和共鸣，只能一言堂表演。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储备，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教师应精心选择和提供中外古今经典文学作品阅读书目，要求学生带着文学理论的眼光阅读，活学活用，做好读书笔记，并在课堂上交流读书心得，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文学理论的乐趣和收获。 三、改进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引入可操作性实践环节 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要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方法之中，教学过程应当尽可能设立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让学生动脑动手动笔，使学生从文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换成为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这是文学概论实践性教学改革的重心所在。 传统的文学概论教学也讲究文学实践。教师先用准确科学的语言，讲述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然后例举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来说明概念和理论的正确性，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成为理论和观念的注脚。这种注入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忽视学生接受的主体性，忽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无法培养学生分析、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强调可操作性实践教学中，我们始终把“实践”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即使运用传统的讲授法，也注重实践的原则。如讲述“意境”这一概念时，先让学生阅读欣赏戴望舒的《雨巷》。学生赏析概括本诗的艺术特色：第一，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雨巷、油纸伞、丁香、篱墙、女郎，编制出雨中江南小城阴沉的图景，“我”和丁香姑娘在朦胧细雨中邂逅，表现出凄清哀怨、恍惚迷离的情绪，抒发孤独、抑郁的情怀。诗人的情感蕴含在诗歌的景物描写之中。第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这首诗表面上是写对一个少女的追慕和美好理想破灭后的惆怅，实际上却象征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那在悠长寂寥的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充满着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虚虚实实，虚实结合。实境是诗中真实描写的现实生活，虚境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第三，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描绘的情景是有限的，但由于有了实境和虚境所生成的审美想象空间，就使得本诗富有韵味，让人咀嚼不尽。那梦幻般出现又幽灵一样消失的丁香姑娘，是诗人日思夜想不能忘怀的梦中情人？还是现实生活孤独愁苦情感寄托的偶像？抑或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在学生对《雨巷》的欣赏品味之中实际上已经具体接触到了意境的审美特征，这时教师归纳推出意境的定义：意境是作品所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由于结合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深入浅出地讲述意境的定义，避免了抽象空洞的阐述，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培养了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概述意境的定义之后，又布置如下作业：以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阐述意境的审美特征。通过作业，学生进一步领会掌握意境的概念。这种从文学作品赏析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有关概念和问题，通过教师的讲述和说明，然后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的教学方法，使学习理论知识与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相互结合，既深化了对概念、问题的认识，又训练和提高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我们也加入了实践活动的因素。如组织学生结合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讨论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上课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小说文本，布置参考资料，提供要讨论的文学典型的几个问题：（1）阿Q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2）贯穿于阿Q全部行动和性格中的总特征是什么？（3）阿Q形象为什么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讨论方式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荐出组长，组员集体讨论后由组长撰写发言稿。上课之中，由各组组长登台宣读发言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讨论，组长要接受同学的质疑提问，并要求答辩。组长发言答辩后，教师对讨论的每一个问题要进行整理点评，对学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要进行重点讲述，解决学生的疑惑，最后归纳概括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在学生理解掌握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后，教师再以林黛玉、曹操等文学形象提问学生，让学生用刚学到的文学典型知识分析林黛玉、曹操的个性特征和总特征，探讨其艺术魅力的成因。 这种带有实践色彩的讨论式教学方法是深受学生喜欢的。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性高，增强了学习文学概论的兴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认真倾听学生代表的发言，可以发现并激励学生创造的智慧；结合文学形象理解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符合人的认知发展的心理规律；在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过程中，提高学生文学研究的能力。 四、改革考试内容，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现有的文学概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所用考题都是纯粹的理论试题，考试题型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这种考试内容和方法，凭借着死记硬背的工夫，一般来说都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学生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得不到确认，起不到督促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对教学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导向。因此，纯理论性的考试内容所占比重不宜过大，应当增加实践性考题的比重。 所谓实践性考题，就是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考查学生动笔解读文学作品、写作文学鉴赏和文学评论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考查某个理论知识，可以展示相应的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热点问题，要求学生对其分析论证或鉴赏评论。例如要考查叙述视角这个知识点，就让学生分析小说《孔乙己》采用何种叙述视角，联系小说文本分析这种叙述视角有何特点，采用这种视角叙述有什么艺术独到之处。要考查叙述者这个知识点，就可以这样命题：鲁迅在创作《孔乙己》时可以有四种叙述者的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鲁迅选择了酒店“小伙计”作为叙述者，这是何种类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联系文本做详细的论述。这种实践性考题，把考试引向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应用性，能够培养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良好的感悟能力、独立的判断能力、正确的审美能力、流畅的表达能力、新颖的创造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以致用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责编 黎 原） 文学概论论文:应用型培养模式下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摘 要：文学概论课对于培养中文专业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文学分析能力有重要作用。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转变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重视教学的实践品格。具体措施有，就是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完善大纲、改革教学方法、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文学概论；模式；转换 “文学概论”是中文本科专业必修的理论基础课程，也是重要的学科基础课。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来说，要培养在中等学校进行汉语文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及能胜任文化、宣传、管理等工作的具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中文从业人员，就要重视文学概论在课程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重视“文学概论”的教学研究。 一、“文学概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文学概论”教学中还存在着较多需要改进之处。首先，授课内容较难引起学生学习兴趣。《文学概论》是门理论课，比较抽象，学生有畏难心理，这是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文学概论”注重理论的完整性和体系性，通常按照课程逻辑体系（章节）组织课堂内容，设计讲授单元，讲课偏重概念的论证、讲解、阐释，侧重理论讲解的教学安排也使相应案例无法展开，印象式的文本介绍往往达不到设置例证目的。比起文学课程，文学理论以理服人，比以情动人的文学似乎缺少了优势。在教学方式上，文概课主要采取教师精讲的方式，即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传授模式，虽保证了理论的完整性，却忽略了学生实际，使学生很难深入学习下去，因此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背离了文学概论作为理论课的教学目的，不能使其为其他文学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具体实施策略 （一）重新设定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建构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培养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概论课融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于一体，通常将该课程的教学目的设计为“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形成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中外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建立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培养目标重视知识传播，侧重培养学生较高的修养，但也明显体现出不足，即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技能训练重视不够，忽略学生的情商培养。在重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大前提下，其弊端更为明显。学生情商有待提高，表现为学生缺少对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尊敬和耐心，对文学文本的感受、理解、表达、评判缺少热情。他们在面对文本时，很难用心体会文本内容，更难深入把握文本意蕴，解读流于表面。对于阅读，学生总是兴趣不大，很难做到深度解读。这就是学生的学习现状，是新形式下培养具有实践技能的中文从业人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要有所更改，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热情，完善人格修养，从深度阅读入手，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欲望。重新制定的文概教学目标即为：强化基本文学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提升对文学的热情，为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学类课程、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教学大纲，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根据课程目标设定，重新设计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强化教学的实践品格。在文学性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四大部分中，讲解文学基础理论时，一定要辅之以少而精的案例，在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深度阅读文本，提升评介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能力。这需要教师全面准确把握授课内容，厘清教学思路，精心提炼授课的理论点，寻找恰当案例，优化课堂教学，示范性操作运用理论进行文学阅读与评价，使学生感受文学魅力和理论魅力，关注和分析文学热点和文学现象，逐步学习运用理论深度阅读和分析文本，有步骤地提升实践能力。在这样的思路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置理论内容。作为理论性课程，理论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需要教师科学设计理论内容。既要学习基础性、经典性理论，也要注重理论前沿性、新颖性。重视阅读理论原著，强调理解和把握原著是学习文学理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老师可结合教材基本理论点指导学生有步骤有计划地阅读经典，并通过课堂即兴提问或专题讨论等方式及时予以探讨。另外，注重理论的前沿性特点。根据文艺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情况，及时在课堂教学中补充学术前沿观点和重要理论知识，并结合学生的日常审美经验引导学生分析当前学术热点、难点问题，尽可能开拓学生的理论视野，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三）转换教学理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将以教师的“教”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构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知识传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转变，首先是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教师转变角色，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了解学生、服务学生，以引导、启发的方式辅助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独立自主研读文本，培养实践能力，实现学生与理论文本、文学文本两个主体与主体的交流与对话，真正激发起学生的主动性，使其最终掌握方法，自主学习。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教学方式来体现这种教学模式。（1）启发式。“文学概论”经常采用的方式，但常常是教师设计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简括后即按照自己的内容设计进行理论精讲，学生仍是被动接受知识，因此要改进。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如在讲解某个文学理论知识点时，可结合文学活动的热点问题或较为熟悉的作家作品、文艺现象，通过特定的理论视角介入，启发学生思维，引发学生探索。教师则扮演倾听者的角色，虚心倾听学生的各种见解并予以引导评价，然后由学生或老师总结概括，明确概念和理论知识，巧妙地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注意保证学生的主体性作用。这种启发-讨论-总结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对培养其创造精神和创新智慧。（2）实践式。教师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课堂之外的学习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在自由开放的情境下参与学习与实践，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意识，提升其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教师可从学生的作文、文本解读、文学评论等实践活动入手，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师生集中探讨。也可以由W生主持具辩论性的专题讲解，教师扮演评委角色，画龙点睛地阐释概念，说明并解决问题。之后布置新的文本解读、文学评论，再次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并在新的实践操作中发现并探索更新的问题。如“文学概论”中的文学创作部分教学，可首先由学生创作一篇同一题材的小说，大家以小组为单位总结创作过程，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以此理解创作的一般过程。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教师根据理论内容合理设计课堂内外作业，如课下阅读理论原著、文学文本，文学创作作业，评价实践作业等。总体而言，课堂内外的读、写、说的训练践行学以致用的原则，强调研究性、自主性原则，通过自主完成的作业，提高学生对文学的热情，从而真正激发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这些教学方案对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提出了要求，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视觉文化如电影类型片、动漫等的接受热情远远超过纸质媒介，必须抓住学生的这一接受特点，注重以电子媒介为手段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刺激其阅读文学经典和理论原著。 （四）重新制定课程评价机制，采用平时考查与卷面考试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来评价学习成绩。学生的学习必须有准确及时的考试来验收反馈。应注重学生日常的课堂表现，激励学生注重日常学习，突破中文学习期末试卷定乾坤的窘境。但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由教师单方面决定，也要采用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最后综合三方面意见评定成绩。与评价机制配合的措施是建立完备的文学概论课程试题库，把课上讲授和课外延展学习以试题的形式加以储备，将试题库建设成为理论学习的知识储备库。 三、课堂教学设计案例 一节成功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进行精心设计。教师要根据知识点的难易成度设计教学时数，根据学生的接受特点，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进行授课。文学概论课开设在低年级，面对的是没有太多理论积累的一二年级大学生。他们是成长于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新一代青年，接触文学艺术时使用电子媒介多过纸质媒介，喜欢以画面来感知世界。考虑到这些因素，教师的备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下面以文概课程中的重点难点之一“意境”为例进行讨论。 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是：学习意境理论，能够运用理论分析诗歌等抒情类文学作品。从教学内容来说，则要了解意境的形成历史，理解意境的内涵、分类，把握意境的特征。教学重点与难点是意境的特征。在教学方法上以讨论法为佳。之后老师可以介绍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这也是对特征的再次强化。课程首先可由案例分析入手，结合影视片段感受意境，之后引导学生总结意境的特征，即先把握重点内容，用时30分钟左右。之后介绍意境的分类，概念的形成历史，再留下课后作业。具体教学环节可以如下步骤进行：（1）欣赏视频《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感受意境的最主要特点：情景交融。学生进行讨论。（2）意境的内涵、特征。延展：岑参《白雪歌松武判官归京》，引导感受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3）分类：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王国维），辅以图片的诗歌展示，进一步了解意境理论的形成历史。（4）课后作业设计：《三国演义》36回，刘备、徐庶送别场面。这个设计注意了多媒体手段的使用，用视频和图片引出内容，并借此理解理论，形式上具有画面感。教学内容设计上，从文本入手，让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审美体验中明晰理要点，并通过诗歌分析强化知识点。课后作业的设计不仅开阔学生阅读视野，又推动学生再次把握理论，完成了理论用于实践的分析文本的练习，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起学生对文学阅读的热情。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符号 当今社会已进入传媒时代，时代赋予了教育全新的理念，而多媒体教学是新世纪教育发展趋势之一。文学概论课程是中文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多媒体教学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1］。结合传统教学，正确把握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时代背景和符号特征，实现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是一个很紧迫的教学任务，但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都还较少关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主持的《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主持的《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主持的《文学文化学》，虽然在教学中率先运用多媒体，但欠缺的是没有进一步对多媒体教学中出现的符号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对策。本文拟选择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常用的图像、影像和语言等符号，对这类符号的优化展开初步的阐述。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著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快感。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言：文学概论教学的基本符号 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探讨的对象是以语言作为符号的文学，所以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符号必然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课件和黑板上的文字以及教师的口头讲述。不同于单纯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中的文字符号，其特点在于文字的视觉化。在课堂上，大屏幕成为教学的中心，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投向大屏幕。利用课件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把声、影、图、文等大量的信息资源，以直观的画面形式向学生传递。即使是课件上的文字，也要考虑其可视性，以弥补文字“向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10］。比如讲到文学作品论，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大屏幕上应该出现“典型的历史变迁”、“典型的定义”、“作品的解读”等经过视觉修饰的文字标题。在文字视觉化的同时，教师必须考虑到课件文字的数量。相对来讲，课件的文字量比传统教学大得多。有的课件文字量太大，加上播放节奏较快，造成学生上课就是抄课件；有些教师上课甚至是念课件，教学的艺术性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而文学概论这种基础理论课程，非常需要学生的思考。但学生接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课件的传播速度，上课忙于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不能及时地听老师的讲解，无暇顾及符号的解释项，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思考，更谈不上掌握教学的重难点和纲领脉络。所以，课件的文字内容必须精练，提纲挈领。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文学概论是汉语言专业的一门带有入门性质的基础课，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维训练意义。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课件制作要求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重视条理清晰，以起到辅助教学、强化知识点等作用。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观点，教学应当重视怎样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复杂的基本结构，而不光是传授零散的知识。所谓基本结构是指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体系［11］。如果对这些结构把握不好，是很难学好文学概论的。当然，基本结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展开和论述，可以根据教学的即时需要，借鉴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板书，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但没有必要在课件上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可以趁老师板书的空隙进行思考，有利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接受。另外，板书内容比较容易保留，教师可以进行前后知识点的对照联系。板书时空的有限性，以及课件文字的精简，是教师把学生的吸引力从“看”转移到“听”上来的前提。这里转移学生注意力的要点，是重新重视传统教学中的口头讲解。因为多媒体教学虽然克服了文学概论传统教学中理论过于抽象的问题，但也存在“人机对话”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等方面的局限，影响到符号解释项的实现。加大教师口头讲解在一堂课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方案。文学概论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获得文学概论知识的能力并利用文学原理来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教师面对面的引导作用非同小可。在教师讲解的同时，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提问，教师当场解答。另外，教师还可以仔细观察学生的表情，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对学生有疑惑的地方，可以进行重点、详细的讲解。在文学概论课上，学生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训练理论思维，从而培养能力和体验人生，实现文学概论“产生人文精神”的意义［12］。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学生来讲，“中文系传统教学内容的人文修养的价值已经大于职业培训意义”［13］。要达到这些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教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科技在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控制人。所以文学概论教学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以深邃的思想底蕴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14］。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程序化地播放课件，要和学生多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让学生达到“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的深层学习［15］。 四、结束语 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符号优化，关键是突破图像与影像等视觉符号的局限，吸取传统教学中的语言符号优点，即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图像符号与影像符号作为辅助与点缀，进行综合创新。除了传授给学生基本和必需的文学理论知识以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理论思维素质和人文修养。 文学概论论文: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经验分析 摘要：文学概论课程做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在高校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本文从教学方法灵活应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文学概论的学习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文学概论教学中应注意到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概论;开放;互动;教学经验 一、引言 文学概论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学生能否很好地掌握并运用其理论知识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同时作为人文学科，文学概论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的人文思想、美学思想对学生个体人格、审美心理的构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学概论课程，理论性强，其理论思想又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对于没有相关理论积淀的学生来说，接受颇为不易。因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引导，课堂教学方法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灵活运用 文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方法一般多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问答法。讲授法在概念界定，理论阐释方面自有其优势，但是讲授法的主体为教师，学生在整个听课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课程的理论性强，术语众多，若没有教师生动的案例分析，精彩的讲解能力，课程就会显得呆板，毫无生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1]。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涉及到理论原理介绍，概念界定等基础知识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可选择讲授法，讲授法保证了教学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例如“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内容。而对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相关内容的教学则不妨考虑情境教学法。例如在“文学创作论”的教学中，教师可布置学生现场或者课前进行文学创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真实的创作经验来理解“文学创作论”中的“创作动机”、“灵感”、“艺术想象”等文学现象。这种方法的运用相比讲授法，教学效果可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一方面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积极高涨，另一方面这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也很好的融化到了学生的学习经验之中。而像“文学的审美性”、“文学作品论”等内容的教学更需要情境教学法来实现，文学本身是审美的，与其一味依靠教师去讲解文学作品美在何处不如给出学生文本，让他自己去探究美、享受美、分析美。例如，“文学作品论”中“意境”理论的教学，笔者就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来进行授课。课前布置学生为自己认为有意境的作品配乐朗诵，课堂上鼓励大家积极朗诵自己的配乐作品，最后让学生总结这些朗诵作品共同的特征，整堂课学生积极活泼，课堂充满诗情画意，教学效果惊人。除了讲授法、情境教学法，笔者在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用到讨论法、辩论法、演示法、任务驱动法、实践调查法等，而这些方法往往在教学中是综合而用的。在讲授法为主的课堂教学中，演示法、问答法常常做为辅助教学手段，这些方法的运用保证了课程的凝练以及与学生的互动，使得课程并不沉闷。而在以情境教学为主的课堂，又穿插讨论法、讲授法，这样能保证了课堂的完整与严谨性。辩论法与实践调查法针对特定章节的教学内容，如“文学活动的当展”的章节，由于学生都有阅读当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学活动的经验，所以针对教学重点“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组织学生从现代传媒是否利于文学发展的角度展开辩论，学生在辩论准备中查阅了许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信息又带出当代文学发展的更多问题，围绕着这些学生积极展开辩论、讨论，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设想。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实践激活理论 文学概论课程属理论性课程，教授方法不当的话理论流于表面，很难深入人心，如果在教学中与实践脱节，学生对其兴趣可想而知。所以，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时时做到与文学实践相关联。文学概论课程属于人文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高尚的灵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实践性的重要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章节可设置一些具体的实践环节，来增强文学概论课程的实践性。文学概论课程无论教材版本，基本都可分为五大版块：文学性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针对这五大版块，笔者在实际教学中每一版块都设置了具体的实践活动。“文学性质论”版块，布置学生通过调查问卷、资料收集的方式去了解古今中外对文学的基本观点，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结合教材来对文学性质做出分类性梳理，指导学生结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相关知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中国文坛现状及当时主要的文学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建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很好的融汇到了文学理论的学习之中，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做到了很好的互动，学生在这一互动中，又培养了良好的人格精神，对文学的时代意义、人文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学发展论”，布置学生搜集资料了解中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及相关学说，同时引导学生以问卷形式、资料收集等方式了解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对这种状况作出讨论。“文学的发展”理论性较强，学生运用文学发展相关的理论来看待当今文学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介入了文学活动，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一下子彰显出来，学生自然也就有了学习的兴趣。“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三部分的教学内容，都基本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展开的，“创作论”“作品论”前文已经涉及，不再赘述。“文学接受论”，提前布置学生阅读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小说作品，找出优美句段进行品析，再就整部作品结合教材中相关理论知识做出分析评价。课堂教学环节针对学生共同的分析语段，与形成共识和分歧较大的观点做出讨论与分析。学生在对作品分析、评论过程中一方面相关理论知识得到很好的消化运用，另一方面在讨论分析中很地培养锻炼了理性分析能力，审美鉴赏与判断分析能力得以提升。 四、利用新媒体优势，变课堂封闭性学习为浸入开放式学习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文学的存在样貌也更加多样化，文学活动更加频繁。而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现代教学日益走出封闭的模式，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文学概论课程在这强大的新媒体之势下，也须乘势发展，走出传统教学的短板，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积极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涉及到作家、作品都会利用幻灯片将其资料、信息感性地显现，克服了传统讲授法中语言的流失性，保证学生最大化、准确地汲取信息。特别是涉及到审美鉴赏相关理论时，辅以音乐、图片、视频短片，大大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生动性。同时，基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的盛行，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也越来越趋于日常化。文学概论课程上课前的课前任务设置可以依靠网络完成，例如，文学作品鉴赏分析，作家、作品信息，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做到与学生共享，而不必在课堂时间展开赘述。教师还可通过学生微信群或个人微信信息了解学生关注的社会文化热点，指出与文学概论课程想关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一方面避免无用信息对课堂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保证了讨论的民主性，微信讨论更具有随意性，也更能见出学生的真实想法，能够更好了解学生对理论掌握的实际状况，以及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2]。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参与慕课、微课教学。笔者在文学概论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网上收听文学理论、美学、文艺美学方面的慕课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从而能够达到对文学概论课程整体认知的提升。除了强调对与文学概论课程相关的问题思考、讨论或学习，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引导学生观看特定的视频短片、电影、综艺节目，抛出特定问题，让起在娱乐过程中做出理性思考，在日常生活、日常行文中培养其理想分析能力。总之，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教师应改变观念，根据课程的性质，针对自己施教对象的特点，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保证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 ［摘要］分别分析了电视新闻评论是如何通过议题选择、突发事件、社会热点事件这三个方面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作用，以促进电视评论节目更好地引导舆论。 ［关键词］电视新闻评论；舆论；引导 当前，微信、微博、各家媒体的新闻客户端等各种新媒体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快捷，与此同时也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海量的信息呈现在受众面前，受众缺少权威声音的引导，大大增加了其选择信息和接受信息的难度。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的信息大多为碎片化信息，受众接收信息为浅阅读的方式。在这种阅读氛围里，很容易导致轻信和盲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受众对信息的批判能力。这时，评论节目就迎合了受众对信息解读的需求，同时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电视新闻评论是如何引导舆论的呢？我们将从电视评论对议题的选择、突发事件的处理、社会热点事件的处理这三个方面分析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 一、通过议题选择引导舆论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是新闻的把关人。媒介虽然不能主导受众的思维但是却可以影响人们对哪些事件进行关注。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核心就是选定一个话题，引导人们对话题的关注，并强化话题在公众心中的重要程度。对于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而言，媒体选择针对怎样的新闻事件发表评论以及在评论时进行宣传的强弱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新闻舆论中心的形成。例如，有关民生问题的电视新闻评论，民生议题不同于其他议题，受众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度极高，导致民生议题很容易爆发成为公众领域的热门问题。如果没有对民生问题进行准确解读，受众对政府颁布的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与措施的理解就有可能发生偏差，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缺少理性的分析。这很有可能诱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加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所以，对民生议题的舆论引导应格外重视。 二、通过突发事件引导舆论 突发性事件比一般新闻表现出了更高的新闻价值，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及时发声，在对整个事件做出报道的同时，做好相应的新闻评论工作。由于受众对突发事件表现出十分高的关注度，如果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不慎、不及时，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和负面效应。那么，在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评论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想真正提高新闻舆论的指导性，就要求新闻评论者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把握受众的需求，在第一时间为受众解答疑惑，阐明媒体的见解和态度。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时间”并不意味着盲目抢发，及时的电视新闻评论也必须在新闻事实真实报道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媒体只是捕风捉影，未经核实就马上报道并发表评论，那么即使新闻评论做到了及时迅速地，也可能使新闻评论的媒体失去公信力，同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其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在揭示事件真相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众的信心产生冲击，可能引起缺乏安全感、恐慌心理加剧等问题。这个时候，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和报道以及及时而深刻的新闻评论的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视媒体对突发事件的评论及时、准确、影响力大，它不仅发出了电视台权威、公平、正义的声音，也代表着中国媒体对相对敏感事件的敏锐的洞察力与鲜明的立场和态度。 三、通过社会热点问题引导舆论 社会热点事件是指一段时期内被社会公众广泛了解和传播，引起社会强烈的舆论反应的新闻事件。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社会热点事件的形成通常是由当事人或者网民通过网络等各类媒体将事件进行曝光，引起网民和受众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后，事件开始在社会上广泛快速地传播。之后再经媒体的传播、网民的议论，使受众的情绪、意见不断高涨，从而形成舆论，导致事件成为公共事件。那么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是如何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舆论引导的呢？首先，在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尤其是针对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热点事件，传统媒体一定要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不能盲目跟随网络舆论推动热点事件的传播。在面对不断升温的社会舆论时，作为主流媒体的传统媒体不能失语，而是应该思考该事件是否应该报道、应该从什么角度什么方向来报道，绝不能被事件牵着鼻子走。其次，当今社会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网络媒体的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日益泛滥的负面影响，新闻评论者应帮助受众对在社会群体中广泛传播的信息去粗取精、分类汇总，积极揭露虚假信息，澄清真相，进行电视媒体的“话语议程设置”。最后，新闻评论一定要“接地气”，倾听民意、反映民意，从受众的角度、立场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老百姓接受和信服。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自从其诞生起，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电视评论节目以其深度的解析，对事件全面的分析以及声画并茂、形象直观的表现方式得到了受众的认可与青睐。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电视作为主流媒体，其舆论引导作用仍在不断增强，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够使人民安康、社会稳定。 作者：郭宇 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微博化研究 摘要：针对新闻评论微博化的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对新闻评论微博化所产生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探讨并提出个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新闻评论微博化；趋势；利弊 我们平时所说的微博其实就是指新浪微博，它作为一种人们分享和交流的平台，有着快捷性、时效性和随意性。近几年，微博在中国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拥有微博的人也很多，人们经常通过微博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和交流意见，截至2017年3月，微博月活跃用户达3.4亿，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微博用户世界第一大国，有网友将微博戏称为“围脖”，现在“织围脖”已成为网上最热的活动，深受广大网民的追捧。 1微博新闻评论的特点分析 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或新闻评论员对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或有意义的事件，通过专业的理论分析，多角度观察，带有鲜明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新闻评论也是当今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评述等的总称，换句话说，新闻评论就是就当时热点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发表权威意见以指导广大受众实践的一种文体。传统媒体评论都有其标准，相反，微博评论相对于传统媒体评论要相对自由，语言文字也要随意的多。微博评论的形式可以是一段简短的小文章，也可以是一句简短的话、一个词语或是一个符号一个表情，体现着“微”特色。微博评论较传统媒体上的新闻评论（报纸、电视）更具时效性、便捷性、受众多，电视媒体评论需经过采编播，最快需几个小时才能播出，纸制媒体需印刷最快也需一天时间见报，相比之下，微博评论只需在新闻事件发生之后，进行加工编辑，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迅速传播。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传统媒体，微博作为一个网友公共发言的平台，让普通民众尤其是长期缺乏话语权的老百姓们都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相反，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由于权威性、规范性的要求，大多都会采用专业评论员、重量级机构或官员的言论为主，导致普通大众的声音无法传递。微博新闻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互动性强。 微博的普及改变了这一个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等都可以开通微博，微博的信息种类各有不同，形成了一个横纵向交错的信息网，不同社会团体、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信息网格中发表言论，表达感情。微博新闻评论的再一个特点就是移动性强，进行微博新闻评论可以随时利用手机终端，针对某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即时地观点，形成碎片化信息表达的形式，而且微博的阅读和也不会限制的人的时间和地点。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用语新名词也随之而来，独特的网络用语、符号也经常出现在微博新闻评论中，增强微博新闻评论的可看性。而观报纸、电视以及官方网站上的新闻评论，一般都是长篇阔论，大的信息量，小而密的字，使广大老百姓们看阅起来费时费事，而且想要进行网站评论时还需进行注册登录才能发表意见，就导致许多网友觉得费时费事从而放弃评论。而且报纸等新闻评论全无互动性。反观微博进行新闻评论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只需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完成新闻评论的传播，操作简单、方便，更适合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微博让人们能随时随地了解、传播身边所发生的新闻，并发表个人的意见，实现了即时的信息分享。 微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新闻业的极大的冲击，微博传递消息的迅速、便捷是报纸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微博近乎零时差的传播使报纸报道滞后性更加明显，人们通过网络、手机客户端就能得知一切消息，这就导致近年来报纸的销量正在迅速减少，读者的年龄也普遍偏大，报纸等传统媒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微博是广大网民的言论平台，成为广大网民发表个人观点、抒发情感、进行社会言判的言论平台。它能容纳所有人的评论，也能使每个人都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充分的表达民意，相比于正式的报纸评论，许多人显然更喜欢看富有人情味的评论。虽然微博上的评论好坏不一，但的确不乏一些有见解的评论，而且微博上的评论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这就使许多人不再关注传统媒体上的评论。传统媒体也在微博的影响下推陈出新，开始改变新闻传播的模式及新闻评论的形式，纸媒新闻评论受微博的影响出现了微博化的现象，例如原本严谨的报纸也开始活用网络用语，更加亲民。例如人民网2017年2月17日《人民网评：药价这么“虚”，应该“补”点啥？》、人民网2017年3月5日《人民网评：政府工作报告听下来，一“痛”一“爽”感受强》、人民日报2017年6月6日《富裕时代，不浪费才够帅》等，就利用《中国好声音》来吸引读者，贴近百姓的生活。评论语言即通俗易懂，又贴近百姓的生活。 2新闻评论微博化产生的问题与对策 新闻评论微博化为传统新闻评论增加了广泛的素材，使新闻评论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但同时也使新闻评论存在着关注点易转移，碎片化的弊端。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一波接着一波，这就很容易让受众转移关注点，一个话题很快就会被遗忘而导致一些有价值的新闻事件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没能进行深度的评论，一些很好的新闻由头缺少后续的报道与评论，就被其他的热门话题取代。这种就难以达到靠新闻评论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受微博影响许多新闻评论变得过于短小，评论的数量多、来源广，却缺乏深度和系统的评论，这就使新闻评论有了碎片化的弊端。新闻评论微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使新闻评论的选题和内容多元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受众定位不准的问题。传统的新闻评论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有自身的特色，而受网络的影响，许多报纸一味地追求吸引读者增加销量，对热门的话题进行评论，涉及各个领域，照顾的面广，却缺乏了稳定的读者群，缺少了自身的特色。新闻评论微博化广泛吸纳读者的评论和网友的评论，在体现百姓的声音，广泛集纳意见的同时，也使评论的公信力降低了。由于参与评论的是普通群众，不是专业的学者，所以对事件的评论就难以让人信服。受微博的影响，纸媒抛出论点，在获得时效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深度。而短小的评论也会造成缺乏深度的问题，传统的新闻评论写作，一般具备完整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影响，而太短的评论必然无法深入挖掘事件的内涵。 2017年6月3日凌晨，世乒赛男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继科1︰4不敌韩国选手李尚洙，无缘男单16强，爆出本届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赛后，张继科接受采访时称，失利是因为自身没有调整好状态，与伤病并无关系，主要是因为对手拼得很凶，自己慢了一点，精力上也稍微差了一点。说完，他径直离开赛场，不再接受采访。赛事的爆冷，瞬间在网络上瞬间掀起了一波舆论。此条消息一经发出，很快就有十几万的转发量和评论。微博网友评论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综艺节目参加多了，体育明星变娱乐明星的后果。还有的网友评论运动员有输有赢很正常；比赛起起伏伏很正常，没有谁是常胜将军，等等，这些言论迅速在网上铺开，可谓是各抒己见，都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顶、有人赞，微博平台热闹非凡，还有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岛天价大虾事件、哈尔滨天价鱼事件，网友们评论此起彼伏，瞬间转发被转发、评论再互动。现在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话语权，网友们通过微博发表自己对某一热点事件的言论，特别是那些热点新闻、关乎自己切身利益、重大事件等能够吸引更多的网友们进行评论互动。现在的微博新闻评论正值繁荣时期，其繁荣程度也可以说明现在的网友愿意参与进行，话语权的意识也在渐渐增强，而且希望自己发表的言论能得到其他网友的认可，成为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 3结论 虽然新闻评论的微博化促进了新闻评论的改革与发展，但也存在着缺乏深度、语言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加强管理，了解评论的选题及用语。纵观当前媒体评论，报纸等传统媒体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分量更重。传统媒体应该在培育、发展有个性的新闻评论上下功夫。面对目前网络言论的冲击，传统媒体新闻评论一方面要发挥固有的优势，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创新，适应传播的新形势。针对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评论产生的影响，新闻评论出现微博化的现象，笔者认为纸媒新闻评论应积极与微博等新媒体融合，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以深度、权威并且亲民的评论提升报纸评论的公信力和竞争力，寻求报纸新闻评论发展的新的突破。 作者：梁媛 单位：农垦哈尔滨管理局宣传部广播电视文化中心 新闻评论论文: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 【摘要】 进入“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注入互联网思维。澎湃社论发挥互联网特点，在评论独家、内容深广、版面设计和受众互动等方面有一定的改变和创新。 【关键词】 新闻评论；澎湃新闻；媒介融合 一、“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产品：《澎湃新闻》 “互联网+”时代，新旧媒体的融合是一场全方位的突围，多层次的革新。媒介融合是传媒行业、电信行业、IT行业，从内容生产到网络渠道再到终端服务的融合。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推进现有传播媒介的深化改革，塑造新型传媒业态。喻国明说：“新时期媒体融合转型最重要的是要应用‘互联网思维’”。2014年8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首次以国家战略的高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澎湃新闻正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ThePaper）作为上海报业集团一个重要新媒体产品正式上线。其依托《东方早报》的采编队伍，“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时政品牌”，搭建一个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澎湃新闻由纸媒全面转型为线上媒体，在立足文字、图片报道的基础上，增加视频、音频、动画、互动媒体技术等报道手段，实现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融合。上线仅一年多，澎湃新闻已迅速成长为中国现象级的新媒体产品。 澎湃新闻致力于打造互联网新闻与思想的最大原创平台，下设“时事”、“财经”、“生活”、“思想”四个栏目，并分设共四十七个子专栏。其中，“思想”栏目下设“社论”专栏，专栏简介为“19:30，告诉你我们最想说的话”。从2014年8月10日的《五论新常态：开放也需新思路》开始，以平均每天一篇的频率延续至今。澎湃社论代表《澎湃新闻》的立场，是澎湃编辑部就社会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社论是传统媒体最为看重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代表整个媒体发声，代表整个社会发声，甚至代表整个政党国家发声。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认为：“社论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政党、社会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澎湃新闻》作为媒介融合较为成功的例子，澎湃社论也代表整个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 二、《澎湃新闻》社论的数据分析 （一）《澎湃新闻》社论《澎湃新闻》社论代表澎湃立场，“19:30，告诉你们我最想说的话”，自2014年8月10日社论栏目上线以来，一直是《澎湃新闻》的重要栏目，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澎湃新闻》脱胎于《东方早报》，有着优秀的社论写作队伍。社论会在网页、客户端、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更新与传播，全媒体联动的传播策略让社论最大限度的抵达受众。特别是在《澎湃新闻》客户端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群之后，这种高质量的符合移动阅读模式的社论将会更受用户欢迎。 （二）社论样本界定《澎湃新闻》从2014年8月10日开设社论专栏，到2015年6月1日社论平均每天一篇，稳定而不间断。本文选取了2015年6月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澎湃新闻》所刊登的208篇社论作为样本分析。从时间和样本信息量考虑，7个月208个样本应该可以比较好的反映其社论的特点。（三）社论议题归属地对社论议题的归属地分析，结果如表1。社论主要选取国内议题，根据国内新闻事件、社会现象、重大节日等为素材发表社论。11%的国外议题基本上都是就国外重大新闻发表社论，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外的政治事件。 （四）社论题材对社论题材的选择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澎湃新闻》选题范围广，其中以社会民生题材为主，体现了澎湃对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高度重视。社会民生、科技教育、社会经济三方面是最主要的评论题材，三方面都是国民最关切，最能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另外，很多媒体评论比较看重的政治题材，在澎湃社论中只占一小部分，对国家政策，国家政治事件，国家外事活动等关注较少，阐释得也不多。最后，文体娱乐、环境医疗、交通法律三种题材的数量差不多，不是澎湃社论关注的重点。 （五）社论价值取向社论的价值取向往往就是一个媒体的价值取向，所以社论的价值取向总是媒体最为看重的。分析《澎湃新闻》社论的价值取向，结果如图2。阐释类社论占据了社论的绝大部分，其次是建议类，批判类、歌颂类、纪念类只占很小一部分。可以看出澎湃社论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评论国家和社会事件，重在阐释社会现象，政策法规，然后提出建议，引导大家解决问题。 （六）社论评论数量分析对《澎湃新闻》网页中每篇社论的互动评论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大部分社论的评论量都在100条以下，受众的评论较少，活跃度不高。 三、《澎湃新闻》社论的特点 （一）发声频繁，选题多元，关注社会民生社论是媒体针对社会中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表明媒体对新闻事件的立场态度，在传统媒体时代，意义重大的社论使用并不频繁。但是，《澎湃新闻》的社论专栏却有着很高的发表频率。本文选取的7个月时间跨度内，《澎湃新闻》共发表了208篇社论，基本上平均每天一篇。《澎湃新闻》四个板块之下只有“社论”一个评论专栏，所以高密度的社论发表频率，似乎和一般的评论一样，让其重要性减弱。在高频率发表社论的同时，《澎湃新闻》社论的选题也十分多元。本文所选208篇样本中政治17篇、经济48篇、社会民生76篇、科技教育31篇、环境医疗11篇、交通法律11篇、文体娱乐14篇。其中选题最多的是社会民生方面，占到了36.53%。传统媒体社论关注较多的国家政治，《澎湃新闻》社论却关注得较少。澎湃社论发声频繁，选题多元，高密度多层次的社论覆盖社会方方面面，体现《澎湃新闻》的社会责任感。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使社论不受版面限制，每天发声，继承传统媒体长处使社论的写作更深入更广阔。 （二）评论严谨，态度温和，阐释建议为主评论的价值取向，态度风格关乎一个媒体的精神气质，评论的立场往往就是媒体的立场，是媒体立于社会的核心所在。过去传统媒体评论的理性思维强于新媒体的碎片化表达，在写作上更体现思维的深刻，论证的严密，逻辑的合理，在引发受众思考的同时往往表现出主流意识的权威性。媒体的价值观、风格、立场，是在一次次的新闻评论中累积形成，最后被受众慢慢认可的。社论是社会改革和政策变化的风向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更是不可替代。《澎湃新闻》社论的价值取向从统计的208篇社论来看，阐释性社论125篇，占60.10%，建议性社论50篇，占24.04%。评论风格严谨，态度语气温和，以阐释和建议为主是澎湃社论的最大特点。如2015年12月28日的社论《作弊入罪遭遇挑战》，以研究生入学考试泄题事件为素材，阐述作弊入罪的法律条文，最后提出建议应该重视维系社会公平的法律。社论文字严谨，态度温和，动情的阐释，坚定的呼吁基本可以代表澎湃社论的特点。 （三）语言亲民，排版简洁，具有媒介融合特点《澎湃新闻》社论的篇幅都不长，标题言简意赅，正文先简述事件由头，然后发表论述。社论大多从社会责任、社会意识等正面价值观去解读社会问题，并且把这种价值观体现在澎湃新闻所能把持的新闻阵地上，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社论用平民化的写作方式，不讲大道理，不用说教式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亲民风格。例如，2015年10月18日的《吐痰》就“上海地铁吐痰事件”提出如何做一个社会文明人，文明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培养社会的文明习惯。澎湃社论的媒介融合特点，一方面体现在交互式评论，另一方面体现在版面编排。交流互动评论是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传统媒体评论不具备的优势。澎湃社论下设有“评论”和“追问”两个板块供受众互动交流，发表意见。“追问”板块受众的部分问题会得到一些受众或客户端的回复。打开“社论”专栏，页面简洁，蓝色格子稿纸上手写体的社论摘要，摘要下方是标题。一方面保持传统媒体社论写作特点，另一方面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社论编排，使社论严肃厚重，又活泼简洁。在网页和客户端布局上，社论和其它栏目一样，采用卡片式布局，网页版用图片+题目+摘要的形式，客户端用图片+标题的形式，使得界面具有视觉冲击力，清晰简洁，形成良好的用户体验。 四、结语 澎湃社论把握住了互联网时代受众对新闻评论的需求，生产出题材多元，态度温和，，语言亲民，以阐释和建议为主的评论。频繁发声，重视社会民生，塑造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介形象。互联网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标准逐步提高，社会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积极性也明显上升。这一趋势，决定新时期的网络新闻评论必须帮助受众获得更多信息，解读媒体播发的新闻、分析现象之下的本质、挖掘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提供观点与服务大众等等。另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网络新闻评论较之传统的新闻评论已经有所变化。和澎湃社论一样，新时期的新闻评论注意从不同角度呈现受众关心的政策和信息，然后进行阐释和适当建议，最后经过受众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一过程就使新闻评论的功能由舆论引导转向了言论表达，从传统的新闻评论方式过渡到新时期的新闻评论方式。互联网时代的受众，需要的不再只是媒体的观点态度、对错判断，而是把各种观点吸收整理后呈给受众，至于什么是对的，怎样做才是对的，受众会依照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做出判断。 作者：潘俊文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评论员探讨 【摘要】 新闻评论员的“收”与“放”指的是话语权空间的范围，有着诸多的影响因素，而一个国家新闻评论员话语权的空间也是这个国家新闻自由空间的反映。本文主要从节目的选题，大的舆论环境的影响，评论员构成，主持人的控制，“口径”要求，探讨当下影响新闻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因素。就目前来看，我们的新闻评论才刚刚开始，话语权空间的受限比较多，评论员还在探索中前进，寻找中国新闻评论的底线与上限。 【关键词】 评论员；话语权空间；舆论环境 在我国，以评论员观点为栏目观点，评论员为节目核心的新闻评论节目并不成熟，尚处于星星之火阶段。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中的评论员，一部分来自媒体从业人员中的记者、主持人或主编，另一部分则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型评论员。全国有影响力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更是少之又少，而这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又与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电视新闻评论通过很自然的叙述技巧与视觉方式使观众成为新闻事件的旁观者，参与到多种形式的电视新闻语篇中。评论员的话语在多方面都是权威的、令受众信赖的。就目前而言，本文要探讨的评论员话语权空间，主要指评论员的评论方式和评论内容上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受多个方面影响的。既有社会舆论环境的制约，也有评论员自身表达习惯的制约；既有节目性质的规定，也有主持人提问的控制；既有管理者的要求，也有媒体人职业素养的自律……种种因素构成了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 一、评论员话语权空间影响因素 新闻评论表达观点和立场，关键在于它通过什么方式，怎样“说”。从节目的制作过程来讲，决定评论员话语权的因素方方面面，既包括有形条款，还涉及“无形意会”；小到选题方向，大到社会舆论环境空间；既有评论员自我底线，也包括主持人的现场发挥。 （一）选题是新闻评论类节目话语权空间的起始点选题作为节目开端，直接影响评论员。选题初期便考虑到评论员因素，本期节目评论员是谁？怎样将评论员的专业优势与新闻选题有机结合？怎样才能为评论员提供最大范围的话语权空间？1.编导前期策划对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限制”。节目策划过程中，编导的前期调查采访，积累事实依据，为评论员提供“论据”，编导的“解读”角度，无形中影响到评论员的言论方向。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以编导所提供的事实依据来决定。评论员不能信马由缰地说“自己想说的话”，需要根据编导找到的点展开评论。2.评论员选题。《新闻1+1》采用的是“编导选题”与“评论员选题”相结合机制。“评论员选题”策略的使用考虑到，评论员敏感触角第一时间捕捉其最擅长的话题，有效发挥专长。评论员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原创性观点易成为节目的亮点。如今的新闻竞争“，独家”和“第一时间”早已不再是新闻遭遇战中获胜的法宝，而对新闻的深度解读，不同角度解读成为了各媒体占领制高点的有效手段。“观点新闻”时代已经来临。因此，评论员的选题更能突显这一优势，评论员从自己擅长的角度提出“独到的见解”。评论员的“观点”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成为了当下新闻竞争的砝码。 （二）评论员自主话语权空间的拓展在新闻评论类节目中，评论员作为传播者和把关者，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的大小对节目的传播效果有着直接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在节目中，评论员能表达多少自己的看法，言论的自主权有多大，能否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话语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些因素对节目的收视有着直接影响。影响把关者的因素很多，“政策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大众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评论员的言论表达的目的不是为了图一时之快，而是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媒体意见。面对“口径”要求，很多某些时候为了“安全”而说出“话中话”，或者绕着弯子说话。白岩松从一个记者型主持人成长为新闻评论员，20多年的从业经验使得其熟知电视语言的表达规律，在央视的多年打拼更让他熟知自己话语权空间的范围，有人说他是“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多年来他在评论员话语权的空间上进行着探索，“我觉得我要去为大家更多地去触碰一下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可以走多远。” 二、舆论监督节目评论员话语权的评论底线 监督的力量是无形的，为其无形，所以无处不在。新闻评论类节目的社会价值更多地在于舆论监督。从收视率的反映来看，舆论监督类的选题往往有更高的收视率。在中国电视新闻真正发展的十多年中（以1993年为起点），无数次的印证舆论建设在推进法律制度完善、社会制度建设、伦理道德树立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新闻评论类节目处于夹缝当中求生存的阶段。节目性质的本身让其承载着社会责任，整体社会舆论氛围，又使其不得不在尖锐度上做妥协。很多新闻评论节目的同仁们，想得更多的是怎样给“危险”的题找到一个“安全”的出口，怎样在不失自己立场的情况下，通过平台传播我们的观点。而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探寻，是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 在目前的评论员中，除了专家学者，更多的都是媒体的从业者或者新闻业界的人士。不可避免地，这些人担负起了捍卫“新闻的底线”、“评论的底线”的任务。这里的“底线”也分为从业人员的底线和管理者的底线。首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底线就是必须遵循新闻发展的规律，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是一切的基础和保证只有事实清楚，评论员的评论才成立。而脱离新闻事实的评论是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没有事实的依据，评论员则变成了“空中的评论员”，飘得越高，摔得越惨。没有事实的观点，只能被定义为瞎说。而事实不清的新闻事件，也不适合做评论。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核实新闻事实”是每期节目必须的工作，每一个数据的使用，每一句话的引用，都要做到有原始出处，而且是可信的，具有权威性的原始出处。“主观臆断”“、猜测”“、大概”“、差不多”等情况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其次，要坚守新闻伦理道德的底线评论员作为媒体的一份子，必须遵守新闻伦理道德的底线，特别是在大众媒体这样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播出平台上。评论员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到自己言论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影响。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言论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底线。而至于管理者的底线，在这里借用白岩松的话说是这样的：“这个底线就是,要有助于这个新闻是向前走而不是往回走，要有助于有理想的人不变成现实主义分子，现实主义分子不变成投机主义分子。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新闻管理）它只会越来越宽松。” 三、结论 从现阶段来看，新闻评论类节目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讲，或者说从节目样态上来讲，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同样也是处于探寻的阶段。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国的评论员“严重不足”，更加专业化的评论员队伍急需完善。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评论员们，讲真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智慧。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批评的声音，更有勇气面对批评。发出批评是媒体的责任之所在，是评论员话语权的存在理由之所在。对于目前的现状，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彩色的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黑白问题将是电视人永远的问题。” 作者：富馨 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创新思考 摘要： 在媒介深度融合、微媒体欣欣向荣的媒介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的改革也以“互联网+”为思路，将实践教学贯彻到理论学习中，提升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导作用。此外，新的教学模式也要求教师增加新闻实践经历，掌握多媒体运用技能。面对日益严峻的新闻失范现象，新闻评论教学工作也需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关键词： 微媒体；新闻评论“；互联网+” 新闻评论一直被视为媒体的灵魂，在观点制胜的传媒竞争氛围中，新闻评论更是作为媒介的核心竞争力，凸显着媒介特色和实力。不仅如此，新闻评论质量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理想和职业素养，反映出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格局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微媒体异军突起，形成了独特的信息生产、传播、接收和反馈方式，这在丰富新闻评论形式和内涵的同时，也对高校新闻评论教学格局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一、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的特点 （一）微媒体新闻评论更加具有“微”特征当下媒介融合趋势为新闻业发展构建了更为广阔的信息平台和新闻报道体系，信息的传播不再是单一的传播渠道，而是以多形态、多平台，全方位立体形式出现。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用户使用媒体浏览信息，时间短、频率高、注意力分散，阅读习惯呈碎片化特征，新闻评论形式也随之变化，向论点鲜明、论证精悍的“微”评论方向改进。基于兴趣和人际关系而聚成团体的微媒体环境中，信息的传播主要是朋友圈或关注人群间传播，其传播具有圈群式特征，由一个圈子通过交叉成员传播到另一个圈子中，评论风格更加灵活、个性化，内容也依用户群兴趣和观点的不同更加细分、多元。 （二）自媒体传播方式泛化了新闻评论边界［1］微信、微博信息的、传播以用户为主体，无论是传播方式还是传播内容都具有自媒体特征。自媒体传播模式下，传统媒体对信息渠道和话语权的垄断地位被削弱，新闻评论主体也由专业新闻媒体人扩散到大众。此外，微媒体传播手段中出现的跟帖、转发、朋友圈议论等形式也对信息进行了微评论，扩充了新闻评论方式，模糊和泛化了新闻评论概念界限。 （三）新闻评论发挥着社交货币的作用社交货币利用人们的求同心理和乐于与他人分享的特征来实现产品口碑塑造和思想传播。在微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评论，既为表达观点，也为获得他人认同和构建自身形象。因而，微媒体环境中的新闻评论也在作为社交货币来购买其他用户的注意力和互动，为取得有效的传播效果，微媒体新闻评论向即时、个性、趣味的表达方式上转变。 二、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现状 （一）新闻评论学院教育与媒体实践间的脱轨当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主要以传统的课堂传教为主。新闻评论的教学内容也大多沿用之前的评论理论和评论写作方法，学生对新媒体新闻评论特征把握不足，尤其是针对微媒体的“微评论”写作应用实践不足，与社会需求脱节。 （二）教师的理论素养与技能掌握间的不对等全媒体环境不仅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间接对教师的理论水平、实践技能和新媒体技术应用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新闻评论不再局限为文字创作，更是音、视、图的融合，新闻评论的教学内容也应相应转移到视频评论、音频评论等综合形态的评论上。 （三）新闻评论写作中网络暴力问题凸显受碎片阅读习惯和海量信息影响，受众对于了解新闻事件、新闻观点缺乏长久耐心，因此立场鲜明、语言犀利、观点独特的评论往往能够迅速抓住受众眼球，拥有高转载量，取得更大的社会反响。部分新闻评论员为了刻意追求眼球效应和个性化表达，步入了非理性评论误区，在对事实了解不清的情况下发表偏激看法，语言表达情感失控，缺失了对新闻事实的追问和对新闻事实的冷静反思，更对读者产生了消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三、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探索 （一）推广“互联网+评论”的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在互联网深度渗透的今天，利用“互联网+”模式重新思考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具有启发性意义。事实上，不少高校的新闻评论教师已逐渐将微媒体评论教学法引入到新闻评论的课堂并取得良好效果。“互联网+”的教学模式符合了媒体融合发展潮流，从最初的评论构思到受众反馈环节，都能反映出学生在全媒体环境下，运用现代化手段对评论观点、语言、结构以及意见反馈方面的创新和重塑。在“互联网+”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应用能力，自主性、创造性和参与性被调动起来，纳入期末综合测评中。在新教学模式下，学习成果考察将被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中，期初由学生建立个人微媒体账号，定期选题，创造性地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评论制作，在对学生的成果进行评议时，除了考核学生写作能力和制作能力外，社会互动和社会反馈也应被纳入到衡量标准中。 （二）提升教师综合业务素养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要求教师在授课之初必须具备熟练使用多媒体、跨专业评论写作和制作的能力；丰富教学手段，由学生被动的知识接收变为主动的知识汲取；更新知识储备，关注网络技术发展为新闻评论模式带来的新动向。此外，教师也应提升自身媒介实践能力，增加媒体体验交流经历，只有对不同媒体的新闻评论制作流程有实战体会，才能有能力指导学生完成多媒体新闻评论制作。 （三）注重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微媒体的低门槛信息特点虽然为学生进行新闻评论实践提供绝佳的平台，但是近年来基于互联网、微媒体平台的虚假新闻、新闻谣言、网络暴力等问题也层出不穷。针对当前鱼龙混杂、新闻道德失范的现状，新闻教学工作不能再依赖新闻职业道德课程让学生了解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应在每门课程中始终如一的对学生进行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学生作为未来的媒体人，只有从学校教育中就树立起“把关人”、“守望者”的角色责任意识，在新闻实践中才能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此外，在新闻评论作品衡量过程中，也应考察学生的价值观和对信息的分析批判能力，在教学工作中时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的新闻观和评论观。 作者：冯韶丹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报纸新闻评论的挑战及对策 摘要： 报纸作为一种传统媒介，在我国现代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报纸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尤其在网络时代，网络新闻比报纸速度更快，内容更加丰富，大众对新闻评论的途径也呈多样化，报纸行业要想在网络时代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加大创新，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本文就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也提出了应对的方案。 关键词： 网络时代；报纸新闻；评论；挑战；对策 一、引言 报纸作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途径，这种传统媒介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通过报纸人们可以了解国家大事、社会新闻等众多信息。而报纸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新闻评论是对所发生的新闻的一种观点、意见和看法，是报纸的灵魂所在。报纸行业中，关注社会热点，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是报纸新闻评论的重要工作，而在网络时代，报纸新闻评论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时代，人们获取新闻的途径越来越广，评论新闻越来越便捷，而报纸行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立足创新，更好地发挥报纸新闻评论的作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二、报纸新闻评论的介绍 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各种新闻，报纸作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途径，可以第一时间向人们传达新闻信息，让大众更好地了解社会、了解国家政策。而报纸新闻评论在报纸新闻传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报纸新闻评论是人们对新闻的一种看法，是评论作者思想的表达，它影响到了社会舆论。在报纸中，报纸新闻评论是报纸的主要声音，报纸通过评论来表达对某一事物的客观看法，通过报纸新闻评论，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引导大众正确的舆论。同时，报纸新闻评论是对报纸新闻内容的精炼提要，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对于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而言，对新闻的评论必须客观，能够反应事物的本质，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报纸新闻评论必须与新闻内容相符，不能出现偏离新闻信息内容的情况，进而对群众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引导，不利于舆论导向功能的发挥。 三、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 （一）管理观念的冲击在网络时代，只要具备一台计算机设备或者智能终端设备，就可以对新闻进行评论。网络的发展动摇了报纸这种传统媒介的垄断地位，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途径也日益多样化，在网络环境下，评论内容也不再是以往老掉牙的传统媒体的观点，在网络上，可以有各种声音，而这种声音来源于大众，网络评论的出现更好地适应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而报纸新闻评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的管理理念俨然已经难以更好地引导报纸新闻评论，如果报纸行业依然沿用传统的管理理念，势必就会制约报纸自身的发展。 （二）时效性对于报纸新闻评论而言，评论是在新闻发生之后才有的，需要评论者在阅读新闻内容后进行科学的总结，报纸新闻评论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在网络环境下，人们评论几乎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评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报纸新闻评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在速度方面，报纸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三）评论内容的冲击对于报纸这种传统媒介而言，报纸新闻评论必须是专业传播者的评论，新闻评论必须经过加工后才可以发表，报纸新闻评论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而网络时代里，网络评论更加自由，尽管许多网络评论有失公平性、客观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评论是出于交流目的，有感而言，符合当代受众心理。在网络时代，人们对新闻评论的参与性越来越强烈，而报纸行业要想在网络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认识到网络评论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四、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应对策略 （一）转变管理理念网络时代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报纸行业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积极转变管理理念。首先，必须重视新闻评论工作，将新闻评论工作纳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中来，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要提倡人性化的管理，要树立质量管理的理念，进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评论的舆论，为受众提供更好的新闻服务。 （二）实现数字报纸新闻评论网络的出现使信息的交流越来越便捷，对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要求越来越高。网络环境下，传统的报纸新闻评论工作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大报纸新闻评论工作的创新势在必行。在网络时代里，数字报纸新闻评论是报纸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新闻报纸评论有效地提高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此，报纸行业应当重视数字报纸的发展，实现数字报纸新闻评论。要善于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数字报纸，在加强报纸评论同时，拓宽报纸评论范围和内容，将报纸评论触角伸向网络。通过网络平台，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听取受众的意见，对受众的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实现互动；另一方面，可以将报纸新闻评论到网上，在网络上展开讨论，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 （三）改进报纸新闻评论形式，增加评论数量就当前报纸新闻评论来说，报纸新闻评论大多是由专业的评论者进行评论，篇幅较大，由于版面的限制，数量较少，新闻评论内容大多代表着评论者的个人观点，难以反映出受众的主流。但在网络时代下，评论形式日益多样化，报纸行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在新闻评论工作中，就必须对新闻评论形式进行创新，走出自己的特色。同时，要适当增加新闻评论数量，让更多的声音出现在报纸版面上。 （四）提高新闻评论质量，提高新闻评论的权威性如今，网络飞速发展，新闻评论越来越便捷，评论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网络环境下，新闻评论中不乏有许多虚假的信息，一旦这些虚假的信息被广泛传播引起舆论，就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故此，网络时代下，新闻评论质量格外重要，报纸行业必须高度重视，要不断提高新闻评论权威性。一方面，要加强新闻评论的筛选和审核工作，剔除那些不规范、不合格、不真实的评论；另一方面，要成立专业的新闻评论队伍，在新闻评论过程中要提高新闻评论的生动性，新闻评论要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要一针见血，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另外，还必须全面落实责任制，将报纸新闻评论的责任落实到评论人员的身上，从而更好地规范其行为，提高他们的专业评论能力。新闻评论人员要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在工作中要雷厉风行，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进而确保新闻评论质量，从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 五、结语 报纸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评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评论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而在网络环境中，报纸新闻评论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网络评论相比，报纸新闻评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论是在评论形式上、内容上又或者是时效性上，报纸新闻评论都存在一定的劣势。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得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报纸行业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不断创新，重视新闻评论工作。在新闻评论工作中，要创新新闻评论形式，增加新闻评论数量，实现网络互动，确保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在新闻评论中要加强报纸新闻评论质量的管理，要不断提高报纸新闻评论的权威性，进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 作者：徐洪霖 单位：遵义日报社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微信平台运营研究 摘要： 微信公众平台是传统电视媒体拓宽传播渠道、衍生产业价值链的一个重要平台。然而，尽管当前许多传统电视媒体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并未充分发挥其传播优势和资源整合效应。文章依据使用与满足论，以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认为其在借助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传播时，应充分发挥其内容价值的优势，注意价值链的延伸，将微信公众号作为节目整体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实现节目本身与微信公众平台的良性互动，提升节目的整体传播效应。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新闻评论节目；使用与满足理论 如今，各种各样的微信公众号雨后春笋般地增加，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也不甘示弱。笔者以“央视”为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栏中进行搜索，发现其中已经认证的电视新闻评论公众号有8个。这8个新闻评论节目的形式和播出时间各有不同，有周播，也有日播；有财经类新闻评论，也有综合类新闻评论；有主持人和嘉宾一起主持讨论的，也有主持人同时充当评论员角色的。但是这些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平平。运营得稍好一些的公众号如“央视财经评论”在2014年12月26日达到了20822的阅读人次，但该日期之前鲜有超过10000的。除此之外，其余几个公众号的阅读人次基本维持在1000到8000之间。①可见，相比于这些节目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其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状况相去甚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呢？若要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的优势，传统媒体就必须充分了解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并结合本节目的特色进行有效运营。目前，微信为公众账号平台提供了用户分析、图文分析、消息分析和接口分析四方面的分析，其中前三个方面的分析对于各公众号的推广和消息生产及发送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用户分析： 精准分析用户来源，有针对性地推广宣传。用户分析是由用户增长和用户属性两个模块组成的。用户增长模块包括精确的数据和直观的图形，通过分析每日用户增减数量，可以推测出用户的偏好。新增功能“增长来源”一项可以帮助公众号直观地分析用户来源，有的放矢地进行公众号推广。以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为例，其增加订阅户的渠道包括:（一）在朋友圈中看到朋友的分享，遂添加该公众号；（二）在电视节目中或官方微博上扫描该公众号二维码；（三）通过其他公众账号添加该公众号。在公众号后台对这三种渠道获得新增用户的多寡进行分析，之后便可有侧重的进行公众号推广和宣传。 二、图文分析： 深刻洞察用户偏好，击中用户深层次需求。图文分析由图文群发和图文统计两个模块组成。具体指标有：图文页阅读次数、原文页阅读次数、分享转发次数、微信收藏人数和阅读渠道等。通过阅读、分享、转发、收藏人数和阅读渠道的数据可以推导出哪些类型的文章更受用户的认可，哪种类型的文章会促使用户进行分享、转发与收藏，用户更倾向于从什么渠道来阅读推送文章等。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在了解用户的偏好之后，便可多做用户想要了解的新闻，并在微信公众号中以用户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内容分享。 三、消息分析： 收集用户反馈，结合电视节目实时互动。消息分析由消息分析和消息关键词两个模块组成。数据指标包括消息发送人数、消息发送次数、人均发送次数和消息关键词等组成。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知道用户感兴趣的主题以及用户对于节目内容的意见和观点，进而在公众号自身风格和用户偏好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对于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这种直播节目而言，相比于报纸、广播更易实现实时的、视觉感官的互动与观点切磋，电视媒体应该好好把握这一点，更好地发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为了满足用户在接触媒介时的期待与需求，传统电视媒体在借助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时，要结合自身特色，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结合新媒体平台已有功能，实现实时互动。而相对于一般新闻节目，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特色在于其评论员评论部分，这是独立于新闻本身的人类智慧、经验和知识积淀。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再加上主持人的意见领袖作用以及节目的品牌效应，方可借微信这个平台更好地实现二次传播。如果再能将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其节目生产、营销的有机部分，便可将传统品牌优势向新媒体领域延伸。基于用户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需求满足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E•卡茨提出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即“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一、媒介期待： 和用户相遇，有多种渠道。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有两个条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一是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一个微信公众账号要想吸引人们订阅，必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给人们提供方便的订阅路径。传统电视媒体想做好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可以充分利用其已获得群众基础的电视节目，甚至包括已经运营得相对成熟的官方微博，在上面投放二维码等。另外还可以和其他微信账号达成合作，互相在消息中附带对方的账号信息或二维码进行宣传。其二，媒介印象即受众对媒介满足需求的评价，是在过去媒介接触使用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数据统计显示，订阅号有非常多的阅读量来自朋友圈，这符合2/8分布原理，“20%的用户到订阅号里面去挑选内容，然后80%的用户在朋友圈里去阅读这些内容。”②由此看来，有着大规模粉丝号的账号如果不能生产有吸引力的内容，同样无法提升阅读数。因此，要想提高阅读量，则需要人们乐意转载的文章，而这类文章通常都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甚至是可以体现出用户的消息较为灵通和不俗品位的类型。 二、媒介接触： 深度互动是关键。接触之后，根据对文章的喜爱程度，以及对历史消息的浏览，用户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进行订阅。要想变一次关注为长期关注，公众号必须定期生产出优质的内容并加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同时也要加强节目本身和微信公众号之间的互动。首先，要提前预热。微信公众号的节目预告本质是良性的，但一定要避免形式单一、过度严肃和缺乏温度，而最好对新闻有一个大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增加一些拉近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的信息，如选题过程、演播室实况、语音播报当天节目预告等就更佳了。其次，深度互动。在节目播出之后应及时收集用户反馈，包括对于选题的意见或建议，或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不同视角解读等。刷选其中有价值的观点，集中起来在微信上进行分享，甚至可以加上一些主持人点评或意见切磋。这种对话的形式所形成的深度互动，以及每期节目本身所提供的天然讨论素材，可以将节目的价值链延长，将评论类节目的优势体现出来。除了微信上与用户的互动，更要将节目本身和微信有机的结合起来，直播节目可以尝试在节目中插入微信公众号收到的观点反馈。举一例，《新闻1+1》公众号在其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的节目《南京虐童案，依法还是依情》中，就将其在微信投票中得到的结果和现场听证会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反差极大，得以引发人们思考。第三，保质保量。目前，很多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发送消息的质和量得不到保证，有些甚至接连数天不更新消息。要保证公众号消息发送的质和量，需要注意几点：其一，加强节目组新媒体方面的人才配备，包括上一点中提到的收集用户反馈并编辑成有效内容，也需要有足够的新媒体工作人员来保证。其二，在每期节目预告同时回顾上期节目内容，图文消息需含多种内容形式以符合不同用户的需求；整理节目文稿或新闻评论给那些有充足时间想了解节目内容却没有无线网络的人群；还有语音回复关键字给那些想快速了解节目的人群。其三，文章的质量和形式符合用户期待相对于文章数量更加重要。以公众号“假装在纽约”为例，该公众号一般每日仅一篇文章，就一个热点问题或现象展开思考，进行评论，言辞幽默，又引人思考，其每则消息基本都能获得60000以上的阅读人次。因此，传统电视媒体在推送文章时，可以尝试一些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方式，如以新闻评论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节目回顾。 三、需求满足： 用户态度直接决定其行为。用户接触使用媒介后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满足需求，一种是未满足。无论满足与否，都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选择使用行为，人们根据满足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对媒介的期待。当一个公众号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者说它不能够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时，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信息过载，订阅了过多的公众号而没有时间去一一阅读时，人们对于下一个公众号的订阅显然会抱有谨慎的态度，甚至会取消已订阅公众号。信息到达率并不等同于信息接受率，用户的参与度并不意味着满意度。③只有以用户需求为基础来进行微信公众号推介内容的建设，才能真正使得该公众号的设立有益于节目的收视率和反响，公众号的设置才不会如同鸡肋。需注意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传统媒体在迎合大众口味的同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具有社会性和政论性，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舆论引导大众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在用户喜欢的言论和起引导作用的言论之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传统电视媒体若能巧妙地把握住这一平衡点，并从观念上重视新媒体，将其渗透至节目研发、生产及推广各个环节中，和新媒体实现真正的媒介融合。当独到的观点插上技术的翅膀，电视新闻评论一定会如虎添翼。（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传播革命下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困局与管理体制创新研究”（14CXW008）以及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广播电视体制‘中国模式’的建构”。 作者：吴静 张春华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质量的提升 电视新闻评论，是运用电视传播手段做出的新闻评论，是电视传播媒介对当前重大新闻事件或重要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做出分析判断或述评的一种电视报道形式，是引导社会舆论，实行舆论监督，指导生活和工作的重要体裁。[1]国内，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办于2004年的《新闻启示录》栏目想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视收视新格局中保有自己的话语权，势必要突破十一年老栏目的种种框架格局，让节目耳目一新。而这其中，栏目承接的大量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宣传任务，无疑让栏目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类选题毕竟不如民生类或事件性新闻“好看”，如何才能让这些看似“沉重”的选题变得有吸引力，这就要求制作人员必须强化创新思维，掌握“举重若轻”的本领，让这些选题变成可视性强、生动活泼、信息量丰富的节目。为此，《新闻启示录》栏目做出了一系列大胆尝试。 一、重视节目选题的策划 电视新闻评论的选题策划工作，是做好电视新闻评论的先决条件，也是电视新闻评论众多操作环节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选题，不但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并且能够有效提升新闻媒体自身的品质。《新闻启示录》栏目的定位，主要面对的是主题性报道（以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主）的选题，而主题性报道一般都比较厚重，政治性强，敏感度高，表面看起来，不像民生类的社会性选题那样，与人们息息相关，因此很难吸引观众的兴趣。这个时候，重视并优化选题策划就显得尤其重要。优化新闻评论选题策划，重在抓“两头”：一头是深刻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宣传精神，并与从实际中调查掌握的具体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宣传政策法规，让观众及时了解时政大局的作用；另一头，也是更重要的一头是，从观众关心的角度去考量，有效地进行议题设置，引导舆论，充分体现主题性报道的贴近性和服务性。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了。《新闻启示录》栏目做了一期宣传新环保法的节目。看起来，这个节目无疑是一个政策解读的节目，那么，如何才能让节目不流于一般的政策解读，使观众欣然接受呢？首先，在着手选题策划的时候，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新《环保法》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键“两头”中的“一头”。唯有如此，才能正确把握政策法规，才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为此，编导对新《环保法》进行了反复认真学习，并找来旧《环保法》进行比较阅读，不仅理解了新旧《环保法》的异同之处，同时也明确了新《环保法》在法律规约和处罚力度上，都是“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其次，也就我们所说的更重要的一头，如何从观众关心的角度去有效地进行议题设置。如果仅仅对新旧环保法进行对比解读，同样会让观众觉得事不关己，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经过反复斟酌，我们最终把议题聚焦在“违法成本”上。从这个既通俗易懂同时也是大家都感兴趣的点出发，对新旧环保法进行了比较解读，必将引起受众的极大关注。以南平市一家污水直排闽江的造纸厂为例，《新环保法》实施之前，环保部门立案查处，不仅下达了停产通知书，还罚款4万元；但企业对执法视若无睹，继续排污。而《新环保法》实施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呢？记者采用图文形式，算了一笔经济账，按《新环保法》处罚成本将高达数十倍！这就让观众瞬间一目了然：原来“违法成本”如此之高！紧接着，主持人继续追问“新的《环保法》能不能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这也是从观众最关心的议题出发进行追问。到这里，观众最想知道的肯定是政策有了，执行是不是有难度，或者说是不是就能付诸实行呢？通过这种轻松而有条理的梳理，不仅政策解读到位，更重要的是让观众一目了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解读贴近观众的视点和心理，避免了生搬硬套的说教，让观众轻轻松松地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当期节目省网的收视率达到2.4%，也说明这种方式为观众所接受。 二、深入挖掘新闻事实 主题性报道容易给人距离遥远的感觉，一般都比较难以吸引观众的兴趣。再加上地方台的弱势，如采访空间有限，难有轰动效应的大题材等等，因此地方台要办好新闻评论类的节目，必须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并从中发现其内在的新闻价值和评论意义。如何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对地方台来说，重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所谓“从大处着眼”，也就是着眼于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注重新闻事实的政策性和导向性，绝不可有半点背离；“从小处入手”，则必须从本土的新闻事态出发，敏锐地发掘新闻事实的贴近性和可看性。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如此循环反复，方能实现深入挖掘新闻事实的这一过程。为此，我们的主创人员必须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从鲜活的新闻事实再出发，去芜存精，精益求精，在大量的新闻事例中筛选出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那一个”。正如柴静所说：“作为站在新闻工作最前线的人，职责本身要求我们找到‘带露珠的新闻’、‘冒热气的新闻’，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接近事实，从实地采访中全面、准确地掌握第一手素材，梳理清楚，传递出去。”[2]福建自贸区对福建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专门的段落来表述“如何加快自贸区建设”。如何做好自贸区的宣传呢？显然，对普通观众来说，自贸区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才是他们最关注的。《新闻启示录》2015年1月6日播出的《自贸区？淘的不仅是便宜货！》从一瓶进口红酒说起（“从小处如手”），具体解释为什么它能够比市面价便宜30%，甚至一半。它变得便宜的原因是，得益于厦门关区从上海自贸区复制推广的一项监管创新制度———保税展示交易。从这样一个具体生动的事例入手，由点而面，不仅贴近观众，而且也把本来十分复杂的自贸区政策解读得形象易懂，一下子就没了时政新闻给人的刻板印象。可见，对这类主题性报道，从生动形象的事例入手，通过典型细节，更容易打动人心。 三、注重动漫元素在节目中的应用 《新闻启示录》栏目改版后，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指标，那就是着手打造轻松活泼的节目风格。为实现改版后的定位要求，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加入了动漫元素，如动漫人物、动漫语汇等等，从而一改以往新闻评论类节目刻板、教条的面貌，增添了新闻评论的趣味性和艺术美感，从而激发起广大受众更大的收视热情和想象空间。动漫人物高小山，是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栏目新的一员。让高小山参与其中，甚至用高小山的视角去体验去觉察，使新闻评论的叙事显得更活泼、更生动。以《闽塔合作：不仅是“龙虾牛肉”》为例。“海鲜牛肉哪里有，永辉超市走一走。没错，高小山要带大家去的就是熟悉的永辉超市……”由高小山带着观众去永辉，这种感觉就像邻居大妈去了超市发现有优惠特意来告诉我们一样，瞬间就能带动起大家的兴致来。之后再来一段“别的咱不说，高小山当场掏出计算器算了一下，就拿最诱人的澳洲樱桃来说吧，现在进口一斤要80多元人民币，卖价100元人民币，自贸协议生效之后，一免税，进价差不多只要60元，咱们普通老百姓七八十元也就能买到了。”改版后的节目，一下子没了时政节目的严肃和一板一眼。在这里不得不说，高小山变成了一个知心人的角色，让观众瞬间眼前一亮。而在一贯以严肃和理性著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使用高小山这样一个角色无疑是一种尝试和创新。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为配合高小山这个动漫角色，节目的解说词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上市？农业也逆袭！》是一期以现代农业为主题的专题，编导从一朵香菇的神奇之旅开始。解说是这样写的“在车间里，首先要对分拣出来的香菇进行去蒂、修整和清洗，之后，一身清爽的香菇们就被放入自动削片机，打磨出整齐好看的造型。……再配上各式各样好看的外包装，引人注目的‘白富美形象’一下子呈现出来，‘乡土气息’瞬间消失不见了！”再配以轻松欢快的音乐，从而生动活泼的展现了香菇的工业化流程。而这个过程不仅使小香菇们的逆袭之路形象生动，也让我们的节目瞬间活泼、生动了，可看性更强了。 四、强化节目评论的思想深度 电视新闻评论的社会舆论价值在于“深”。无论如何改版，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始终是第一位的工作。那么，如何衡量新闻评论的思想深度？关键就在于，你的新闻评论是不是揭示了问题的根源？是不是剖析到事物的本质内涵？是不是及时反映了社会舆论，并正确地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真正起到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马克思早在1849年就明确指出说：“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因此，新闻评论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首先就必须加强节目的深度，使之能够在反映社会舆论的过程中给人留下深刻的思考。为了加强评论，《新闻启示录》栏目改版之后采用连线专家的方式，通过主持人与专家的互动，主持人的追问等方式来加强评论，提升节目的思想和理论深度。在《一本暂住证，办了一年多》中，节目首先梳理了吴女士为了办一本作为孩子入学材料的暂住证，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了一年多更换了三张身份证，但这暂住证却始终没能办成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谁应该为之负责？这些问题正是观众心里最想知道的。编导抓住了受众的心理需求，马上来了个连线。而专家给出如是回答：“这实际上是行政机关的责任……实际上你没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且最后是把责任转嫁给行政相对人，让他们千辛万苦跑来跑去，不断被踢皮球。”一下子清晰明了。然而，事实如此，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是观众最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毕竟每个老百姓都可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时候主持人又进行了追问。这时候连线的好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为主持人与嘉宾面对面的交流，容易梳理这些层层纠结的问题。而当吴女士一年多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这把她感动得当场下跪。主持人又问：“看到这一幕，真是让人心酸！不知道林教授有什么感想？”嘉宾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实际上应该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官或者工作人员下跪，至少也要鞠躬道歉，因为是他们懒政造成的……”看到这里，相信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吧。而这样的连线不仅能够引导观众思考，更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达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像这样有价值的连线和评论，在现在的《新闻启示录》里几乎每期都可见。我想，通过揭示问题的根源，剖析事物的本质内涵，反映社会舆论、影响社会舆论，这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作用，也是加强评论带来的效应。以上从各方面进行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尝试，不仅反映着社会舆论，同时又引导着社会舆论。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收视率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从省网全省十名之外，到进入前十名，前五名，甚至到前三名。这些数据说明这样的形式观众是认可的，改版是成功的。以上的总结只是试探性地做一些思考，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足矣。 作者：何艳娟 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突围之道 对于电视新闻评论这个节目的实际含义，学界有着众多看法，认为新闻专题和评论间有差异存在，笔者认为，评论在节目当中会有观点出现，也是针对新闻所报导的事件而产生的看法，有着非常强的倾向性。譬如《：焦点访谈》主要就是追踪报道时事、分析新闻背景、透视社会上的热点、评说大众话题，虽然这大部分都是报道，但是其中有分析、评说，应该作为评论节目来看待。因此，本论文探微的评论节目包括社论、时评以及一些专题评论节目。 1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的发展现状 1.1传统媒体所具有的权威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以前传统媒体垄断了话语权，广大受众没有表达的机会。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博客技术平台、论坛技术平台、微博技术平台等，网络可以很容易的进行自我表达。因此，网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言论和意见；除此之外，网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舆论的现象，新媒体这种声音在社会热点事件当中发挥作用越来越明显。当发生新闻事件之后，很多网民会利用新技术在传统媒体之前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还会被一些传统媒体所转载[1]。例如：深圳富士康当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在网上快速传播。笔者曾在网上以“富士康”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找到了2500条天有关结果。当这些微弱声音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实际影响力将会非常巨大，传统媒体和这一情况相比权威性以及影响力都减弱了很多。 1.2传统媒体对新媒体事件的反应不够及时人们应用新媒体可以及时对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当发生了热点事件之后，各大网通过写博文、发微博不断传播、转载以及扩散这些消息。而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想要报道和评论一个事件，要在固定的时间才能播出。通常都已经过了热点时期，当对旧事件还没有作出反应，又会发生新的事件，这样即使事件报道具有较强的深度，也不会被受众所关注[2]。可见，以往的节目模式致使媒体不能作出及时反应，这就是新闻评论节目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1.3电视媒体的经营机制严重的冲击了新闻评论节目随着媒介的融合，媒体逐渐向着商业化方面发展，媒体与媒体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致使媒体的急于求成，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目前机制之下，电视台绝对不会允许节目收视率一直处在一个水平之上。所以，电视黄金时间通常都会被那些流行的节目取代。大部分电视台对版面进行调整，特别是各地卫视办众多娱乐、情感、相亲以及选秀等一系列节目。因为评论节目有着固定的收视人群，如果新闻事件不重大收视率就不会高，且评价权威性以及影响力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培养。所以，电视评论节目经常会被调整到冷僻的时间，有时却完全被取消。 2突围之道 2.1对节目结构进行调整，使节目更具时效性从存在于电视节目当中的缺陷而言，新闻评价节目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对节目类型进行调整，促使评论节目更具即时性，多播放一些日播评论节目。当然，要合理的搭配节目的结构，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即时性非常强的评论节目，来回应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增加一些当天评论节目来解说重大事件，针对那些非常重大的新闻，可以将固定的节目中断，让评论员进行直播。也就是要根据新闻特点来明确它们的比重，然后对节目的结构进行调整，将反应不及时这一问题解决，使节目可以更具时效性[3]。例如：教育部所制定的教育改革试点，针对此话题，央视当晚就在《共同关注》这个节目当中邀请了杨禹作出了评论，此种及时的评论对于人们来说可算是“及时雨”。除此之外，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1+1》这个节目快速的反应了社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并作出及时的评价，如：针对警方查封北京“天上人间”这一事件，很快《新闻1+1》就播放了不论是“天上”还是“人间”都零容忍。在节目中当白岩松完评价之后，网络上作出了较强的呼应，第二天新浪上以“白岩松说天上人间已经被神化，且查封系挑战特权”这一标题被众多网民所转载。当时笔者以“天上人间”和“白岩松”作为关键词在网络上进行搜索，竟然搜索到31300多条相关的链接。在媒体融合这个时代当中，评论节目必须具备时效性，所以，新闻媒介一定要对时效性加强重视。 2.2构建一支专业评论新闻的队伍，将节目的特色凸显出来评论新闻节目的人员必须具备非常高的素质，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具备随机应变能力以及解读政治能力[4]。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如果想要将评论节目的特色展现出来，评论员还要坚持表达风格化以及个性化。例如：江西电视台播放的《传奇故事》这个节目，它并不属于新闻评论节目，可是金飞却在节目当中插入了一些点评，解说了一些重点内容，这使此节目变得非常受欢迎。所以，想要将电视评论节目办好，就应该培养一批评价新闻的人员，对专业人才进行挖掘。可以从本台记者当中、编辑当中、主持人当中挑选出具有潜力的人才，然后对他们进行专业性的培养，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来评论新闻事件。当发生重大事件或新闻时，可以通过电话连线嘉宾，还可以请嘉宾到直播室中进行直播。 2.3积极结合新媒体，使节目更具互动性以往的评论节目，有着单一的形式，通常都是主持人一直的评说，这样就使节目变得枯燥乏味，这些不关注受众感受以及需求的节目，自然就不会有较高影响力和可看性[5]。如今受众有着多样的选择，假如想使节目吸引受众眼球，就应该具备创新的形式。在新媒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节目完全可以按照所发生事件的特点，利用网上跟帖的方式进行相应讨论，让各个类型的观众都可以参与到讨论当中，应用手机3G技术方式、QQ视频连线方式等进行直播，引导更多受众积极参与到其中，让受众的意见可以在这里得到呈现与沟通。广大受众的积极参与不但会使节目增添了互动性，还增添了新鲜活力，使节目更具生命活力。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这一背景之下电视评论节目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突围之道，例如：对节目结构结构进行调整，使节目更具时效性；构建一支专业评论新闻的队伍，将节目的特色凸显出来；积极结合新媒体，使节目更具互动性等，希望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可以持续发展。 作者：丁婷婷 单位：北华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研究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大环境为网络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良好环境。新闻评论是针对生活中近期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议论，讲道理以及直接发表意见的一种媒体，是政论性媒体的一种新闻载体，同时也是新闻宣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一、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 跟随着时展的潮流，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当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其他的新闻媒体一样，解决了生活中许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新时期的报纸新闻评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研究报纸新闻评论的时候要换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形式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发挥报纸新闻评论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在于，能够传播客观正确的信息，尊重事实，并且针对事实进行说理，发表意见，充分地还原社会真实形态。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还在于明确新闻报道的思想政治意义，深化报道的主题，从更远更高的角度来全面地评价社会客观事实，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发展意义和作用。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 （一）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首先就表现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专栏发表评论的这种形式，其实在我国早期的报纸上就已经出现过，但是真正的报纸新闻评论专栏性发展是在七八十年代之后。专栏性的发展使得在报纸上有一种固定的新闻评论形式，并且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报纸的内容，在新闻评论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期新闻评论向专栏化发展，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稳定性。有着自己独特的和稳定的风格，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再加上新闻评论在报纸分布上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也有自己的特点，更便于群众了解社会信息，关注社会动态。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要在语言风格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是在新时期新社会条件下促成的。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新时期语言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语言使用更加追求与形象生动相结合。虽然说，大部分的新闻评论是以政治舆论作为导向的，再加上新闻媒体本身具有严谨的语法修辞。但是在新时期，要使得一篇新闻评论有较强的合理性，并且质量还要高，就需要在新闻评论中加入一些生动的语言，让生硬的语言变得更加的通俗，同时，也增加了说服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新闻评论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还表现在要求一篇好的新闻评论不仅在语言上用得准确，而且在修辞手法上还要精炼，要讲究一定的大众化，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更加容易接受，让新闻评论充分地发挥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 （三）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的要求对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学识渊博，业务精通。也就是说，新闻评论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积累，还有业务的训练，做到不仅要精通政治，而且还要懂得经济等，为新闻评论工作的质量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再加上新闻评论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见识，知识丰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涉猎更多的领域，获取更多的知识，开拓自己的眼界。其次，要求新闻工作者还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新闻工作者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这样写出的新闻评论才具有一定的真实特点，能够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根据客观的材料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新闻工作者还应该深入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进行实地调查，解决实际问题。最后，作为新闻工作评论者还应该具备艰苦奋斗的精神，科学严谨、清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去一些条件艰苦的地方，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 三、结语 总之，新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突破与进展。报纸新闻评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其作用已经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写作方式以及语言风格，还有对写作的要求是迥然不同的。在新时期，新闻媒体评论有了重大的突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积极地发挥了新闻评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在国家的进一步领导之下，新闻评论也随着党的政策，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在选材上也更加的广泛，还有在写作上也更加的规范，对我国现代新时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作者：田文广 单位：吉林日报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的创新 一、语态创新：人性化的视角 1.两位主持人说新闻。传统的新闻节目，都是由主持人读记者事先写好的口导内容，而《通天下》则通过两位主持人聊天的形式，引出节目内容。2015年1月16日有一条新闻《监拍老人为争抢座位激烈互殴》，当时男主持人对女主持人说：“下面要看到的这条新闻有些尴尬。”女主持人配合地说到：“哦？什么样尴尬的新闻呢？”男主持人揭开谜底：“都说这公交车上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特别没教养，但是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后，两位60多岁的老人却因为抢座打了起来。”在两位主持人一唱一和的聊天中，自然引出了下面的新闻。主持人说新闻这种播报形式，顺应了当前话语类节目流行的趋势，迎合了当今观众的需求。观众在收看节目时，仿佛身处一种聊天的状态。两位主持人不仅以说的方式引出新闻，还以说的方式对新闻发表评论。2015年3月22日有一条新闻《河北一官员上班卧床接访》，男主持人先说“：群众来办事，作为官员，在办公桌前坐好，掏出笔记本，做好记录，根据诉求做好解释，这是最起码的流程了。而这位负责人居然在长达14分钟的接访过程中躺着就把工作完成，也难怪会让群众产生‘难道上访群众就连一点尊严都没有么?’这样的质疑。”接着女主持人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掷地有声地提出‘有权不可任性’，而这‘卧床接访’不就是对‘权力任性’的生动注解吗？对这样的现象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响亮的耳光打醒，权力是用来服务的，不是用来‘任性’的。”这样的评论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当主持人与观众观点一致时，就像观众在发表意见，而观点不一致时，又像是对方在与自己争论。在这种虚拟的聊天过程中，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所以，主持人说新闻，这种看似平淡的节目形式，成了《通天下》这档评论节目的最大特色。 2.犀利语言，个性评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有时是电视节目中的杂文，尤其是在面对丑陋和黑暗时，电视新闻评论必须如匕首般犀利，才能触动人心，警醒世人。《通天下》对新闻事件就事论事，不打官腔，不模糊概念，不笼统不敷衍，这些特质仅从节目标题就可见一斑。比如《明星吸毒凸显“偶像道德危机”！》、《无良保姆虐婴不能止于道德谴责》……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标题在《通天下》中有很多。节目通过标题表达立场，犀利泼辣。发问、追问、质疑、愤怒，这些都是节目的常态表达。在一条《官方推标准广场舞被指“任性”》的新闻中，主持人说：“广场舞国标可不是个小事啊，这可是关系到全国亿万大妈们的头等大事啊！你看，网友们的问题铺天盖地地跟着来了：有人说《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等舞曲早已是大妈们跳熟的舞，非逼着她们改动作，大妈们能乐意吗？况且，既然已火得不能再火，还用得着推广吗？同时，广场舞经常举办‘舞会赛事’，如果大家跳得都一样，难道按动作整齐度来评判吗？哎呀妈呀，网友问题可真多，我总结了一下，汇成一句话就是广场舞到底需要国标吗？”《通天下》中诸多无官腔而有血性的评论，拉近了观众与节目的感情距离，节目愤怒着观众的愤怒，痛苦着观众的痛苦，快乐着观众的快乐，感染力强。有时，评论员一些个性表达既犀利又真实。2015年3月21日的节目中，在评论“滴滴快的专车再‘发力’，出租车行业‘狼真的来了’?”的话题时，特约评论员惠天博士说道：“改革是必须的。动手是要慎重的。改变利益格局，从来就得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当然不相信哪天会来神仙帮我们搬走大山，但我们应该相信量变引发质变的基本规律。”评论是新闻的最高台阶，它起到了灯塔般的导向作用。电视评论员的价值有可能超过新闻报道，好的评论员往往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观众。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选好时事评论员至关重要。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陈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汉平、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伯平、南京党校教授惠天、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强、南京名嘴言亮……这些都是目前活跃在《通天下》节目中的特约评论员，他们都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堪称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特色决定了评论节目特色。 二、传播模式创新：丰富的电视手段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将新媒体的媒介属性更好地融合到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生产和传播中，是丰富电视传播手段、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方法。电视新闻节目的成功，不仅需要提高节目的内容和品质，更需要注重电视手段的运用。电视主要由画面、声音和音乐三个部分组成，电视围绕这三个组成部分进行表达，才能突出视听效果。《通天下》作为一档晚间档的创新节目，新颖处不仅在于其评论内容的多元化、深入性、媒介融合性，以及评论语态的不断突破，还在于其丰富的电视手段的运用，即在利用口播评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图像评论的功能，并运用人物同期声、画面、字幕、现场连线等多种符号组合来凸显电视评论的功能意义。 2015年1月底，江苏省“两会”期间，《通天下》推出《全景“两会”》特别节目，其中运用到了多种电视展现手段。比如“图说‘两会’民生”小板块中，编导将老百姓关心的民生话题，用动画的形式一一展现，然后由大屏播出动画和字幕，配合主持人现场解说。这样的形式扭转了政府新闻枯燥乏味的旧态，让观众通过眼看动画、耳听讲解的方式，了解和自己密切相关的民生政策。2015年1月31日《全景“两会”》节目中，请来两位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胸科医院副院长唐进、江苏海安高级中学校长吕建，一同探讨医疗和教育的话题，场外记者还连线到一名来自苏北县城的中学教师、省人大代表秦伯萍，畅谈如何让苏北的教育“跑”起来，场内场外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互动。这样的节目形式有效增加了节目的立体感和参与度。除了代表委员建言献策，百姓也可以发表意见。“微信议政畅聊‘两会’”板块中，网友可以事先将观点发到节目的新媒体平台，编辑整合编排后，将这些观点呈现在电视节目中，实现了新媒体和传统电视的融合。 作者：莫妍坤 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 新闻评论论文: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论文 1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选择与数据筛选 1.1综合性门户网站及新闻选择我国有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4大综合性门户网站。新浪成立于1998年12月，主要产品服务为新浪新闻、无线增值服务、博客、播客、邮箱、UC、爱问搜索等；搜狐成立于1998年2月，主要产品服务为搜狐新闻、搜狗输入法、校友录、房产网、图行天下等；网易成立于1997年6月，主要产品服务为网易内容频道、网易社区、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易泡泡）、在线游戏、邮箱等；腾讯成立于1998年11月，主要产品服务为即时通讯、浏览器、电脑管家、邮箱、下载工具、词典等。虽然四者都提供新闻评论功能，但只有新浪和网易能提供全部的且基本有效的评论者位置信息，因此只能选择它们为对象。新闻选择基于3条原则：①在新浪和网易首页要闻区，且时间、标题和内容基本一致；②网民关注度比较高，即受众群体大但又不具有鲜明群体特征；③参与人数和评论数不能过少。笔者经过跟踪，最终选择总理于2012年11月20日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在离开机场后直接前往泰国中华总商会与泰国华侨华人代表会面并发表的讲话为对象。新浪网的标题是“:我还有几个月就归隐希望人们把我忘记”，转自长江网，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上午8:44。其第1条评论出现在8:52:16，是湖北武汉的一位手机用户。评论日期不间断持续到了12月1日，共59099人参与，8175条评论。在新浪2012年11月18日～25日一周的所有新闻中，其点击率排名第4位，评论数排名第1位，具有高关注度和典型性。网易的标题是“谈退休:为清白也要死得诚实”，转自人民网，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上午8:53。其第一条评论出现在8:58:42，是一位名为“雪夜百斩”的山东省济南市网友。评论日期不间断持续到了28日，共71014人参与，946条评论。 1.2数据筛选为了使研究更科学，笔者从5方面对数据进行了筛选。①只选择初次评论，对于初次评论的跟帖不予统计；②对于发自电脑的评论，只保留同一网名评论的第1条；③对于手机用户，根据评论内容和语气明显是同一网民的只保留第1条；④对于30秒内来自同一地区的手机评论一般只保留第1条，除非明显不属于同一网民；⑤地区显示为港澳台和外国的评论一律剔除。这样，就基本建立了评论与评论者的一一对应关系。经过筛选，新浪网确定评论7827条，网易799条。 2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时间分布特征 2.1新闻评论数随天数的变化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数随天数变化（图1）具有3个特征：①两网站新闻评论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前两天，且以第1天最多。其中，新浪前两天的新闻评论数为6592和1195条，分别占总数的84.2%和15.3%；网易前两天的新闻评论数为732和53条，分别占总数的91.6%和6.6%。②两网站的新闻评论随天数的推移骤降，并从第3天开始基本趋于平缓，数量也都降到了11条以下。此外，由于新浪的评论数基数大且每天数量都比网易多，因此其变化较后者更为强烈。③两网站新闻评论时间都很短，新浪为10天，网易仅有7天。 2.222日新闻评论数随小时的变化由于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都以第1天为主体，因此对其随小时变化的分析针对这一天进行（图2）。此外，由于两网站新闻的时间都接近9点，8点评论数仅有13条和1条，因此分析从9点后开始。变化特征为：①两网站新闻的最高评论数都出现在9点。②二者整体变化趋势迥异，新浪呈现明显的“V”字形，最低点出现在15点，仅有231条，23点则高达577条，仅比9点的597条少20条；网易除了13点和17点略低外，基本处于逐渐递减的变化形态。③新浪在各时间段的评论数都比网易高出数倍，其变化幅度也较网易剧烈。 3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特征 3.1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变化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变化（表1）的特征为：①两网站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都主要是集中在22日和23日两天。新浪在22日和23日对大陆31个都涉及，网易则22日涉及了29个，23日涉及了16个。其中，网易22日未涉及青海和西藏（后来一直未涉及），23日未涉及福建、甘肃、贵州、海南、吉林、江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陕西、西藏、新疆、云南和重庆，其他均为二者共有。②从24号起到29日两网站涉及省级行政区数量都很少，新浪为11个，网易为8个。其中，仅有24日二者共有浙江，其他则都不相同；除了26日二者都只涉及了1个省区外，其他日期新浪都比网易数量稍多。③各省级行政区的评论数量也有较大差异。同等位序省区的新浪的评论数量都是网易的10倍左右，其中广东在新浪和网易都最高，评论数量为1844和164条；新浪排前5位的是广东、天津、江苏、陕西和浙江，后5位的是吉林、宁夏、海南、青海和西藏；网易排前5位的是广东、北京、山东、江苏和浙江，后5位的是贵州、内蒙古、海南、新疆和宁夏；各省区在两个网站的排名差别较大，只有广东、浙江和甘肃位序相同。 3.2不同省级行政区内涉及区域对各省级行政区而言，评论者的地区扩散也是不一致的（表2）。我们采用扩散指数帮助说明，其等于评论者涉及区域数量/省级行政区地区总数。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4个直辖市作为特例不加分析。分布特征为：①广东、江苏和河北的新浪扩散指数为1，而网易则没有1的，最大的为河北0.91。②青海和西藏的网易扩散指数为0，而新浪最小的为青海0.13。③在27个省级行政区中，新浪扩散指数在0.8以上共有8个，0.5以下的6个，以0.5-0.8区间的最多，达到了13个；网易扩散指数在0.8以上的有河北、福建、江苏和浙江，0.5-0.8区间的有10个，0.5以下最多，达到13个。④新浪扩散指数和网易扩散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77，二者在变化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⑤扩散指数与省级行政区地区数量关系不大，但与地区有很大关系，东部地区除了海南以外，扩散指数都在0.7以上；中部地区新浪扩散指数都在0.6以上，网易扩散指数除了河南为0.76外，其他都在0.3～0.6区间；西部地区的四川和广西扩散指数都在0.5以上，陕西、四川、内蒙古和贵州的新浪扩散指数在0.6以上，其他都在0.4以下；东北地区扩散指数都在0.5以上。 3.322日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特征3.3.122日分时段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特征22日分时段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图3）具有如下特征：①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区域数量和变化趋势都差别较大，9～23时新浪平均每小时涉及72.7个地区，网易则为29.9个，但同一时段都是前者多。②新浪和网易涉及地区数量都在9时达到最高值，新浪为89个，占全国地区总数的26.1%，涉及了除青海和西藏外的29个省级行政区；网易为55个，占全国地区总数的16.1%，涉及了除贵州、海南、江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和西藏之外的24个省级行政区。③在完整1小时时段内，新浪的最低点61个出现在16时，网易的最低点9个出现在23时。④新浪在8时共涉及了北京、广州、深圳、武汉、无锡、西安、成都、天津和杭州9个地区，而网易仅有济南1个。⑤22日新浪评论者共涉及了222个地区，占全国地区总数的65.1%，平均每个地区评论29.7条；网易评论者涉及了168个地区，占地区总数的49.3%，平均每个地区评论4.4条。⑥新浪和网易共有地区138个，占22日新浪地区总数的62.2%，网易的82.1%。3.3.222日时段累积的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聚类为了寻找22日随时段后延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的变化规律，我们对各省级行政区涉及地区数量进行了累积。从各省级行政区内涉及区域的变化情况看，新浪和网易不同，各省级行政区变化也不同。新浪对大陆内的31个省级行政区都有涉及，而网易则一直没有西藏和青海。新浪新闻评论者涉及地区的省区变化趋势归类结果是：①地区数量持续增长的是安徽、贵州、河南、江西、陕西、四川和广西；②快速增长后达到平衡状态的是广东、河北、湖北、湖南、吉林、江苏、辽宁、内蒙古、山东、浙江和新疆；③较短时间平衡后持续增长的是甘肃、黑龙江、山西和云南；④一直保持平衡状态的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宁夏、海南和青海。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地区的省区变化趋势归类结果是：①地区数量持续增长的是河南、黑龙江、四川和辽宁；②快速增长后达到平衡状态的是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北、陕西、吉林、江苏、山东、浙江和内蒙古；③较短时间平衡后又持续增长的是甘肃、湖南、山西、云南和贵州；④一直保持平衡状态的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宁夏；⑤较短时间平衡后持续增长，最后达到平衡态的是湖北、江西和新疆。 4影响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的因素 4.1网站平台不同网站平台是导致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3种途径发生作用：①网站定位特别是主定位。其会在该方面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完善的服务，从而形成网站优势，进而决定吸引的网民类型，如定位为C2C购物平台的淘宝网。对新浪和网易而言，前者的主定位是提供网络新闻及内容服务、微博，后者则为电子邮箱和游戏，因此网民看新闻的话一般更倾向于新浪。②网站长期形成的信誉和知名度。前者是导致网民访问过网站后重复登录并成为其忠实用户的基础，后者是吸引更多新网民的保证。新浪和网易在国内的知名度都很高，但前者更高些。③网站注册用户数量。由于很多网站只允许注册用户登录后才能发评论，因此注册用户数量就决定了潜在浏览并发评论的网民规模。目前，新浪和网易的注册用户都已超过了5亿人次。 4.2网民上网习惯网民上网习惯也会对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网民本身是有空间分布的，所以其是否打开门户网站、登不登录、浏览不浏览新闻、发不发评论的行为习惯都会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①对于门户网站具有高粘度的网民，会在网页收藏夹或地址栏保存有网站地址以方便登录，甚至很多网民在正常情况下会每天至少登录一次该网站。②虽然很多网民会经常登录某门户网站，但其有无用注册名登录的习惯，也会影响其发评论的几率。③网民登录了某个门户网站，其是否关注首页新闻、是否浏览新闻频道、对哪些新闻感兴趣都会影响到评论者的空间分布。④注册用户是否具有发评论习惯，也会直接影响其空间分布。门户网站新闻评价主要有点击率、参与人数和评论数3项指标。其中，点击率是指某条新闻被网民点击的次数，其不需要登录即可，显示的是网民对新闻的关注程度，门户网站一般都不提供该数据；参与人数是指网民针对其他网民发表评论所表示的支持态度，单击评论后面的“支持”按钮即可，不需要登录且对不同评论都可点击；评论数指注册用户登录网站后对某条新闻发表的具体评论，必须登录且可重复评论。对新浪和网易而言，注册用户都有几亿，因此对选择新闻的点击率应该是极高的，但参与人数都未超过10万，而评论数仅有几千甚至几百，事实上都是由网民上网行为习惯决定的。 4.3区域状况区域已有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状况应该会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有重要影响。为了寻找这种规律，我们分析了省级行政区的评论数与GDP、人均GDP、人口、城镇人口和网民数量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新浪和网易的评论数与GDP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1和0.83，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44和0.43，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51和0.62，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城镇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70和0.82，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网民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77和0.87，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得出的结论是：评论数主要是网民数量、GDP和城镇人口的高度反映，和人口总量中度相关，和人均GDP关系较小。此外，各省区的扩散指数差异也说明了区域状况的作用结果。 4.4时间时间在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当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潜在评论者浏览新闻及发评论的时间长度，进而影响参与评论者的数量及其时空分布的。时间发生作用的3种途径：①新闻在网站首页保留的时间会直接决定其点击率、参与人数和评论数，进而对评论者的时空分布产生影响。因为很多网民习惯于浏览首页新闻，而较少进入作为二级网页的“新闻频道”。对新浪和网易而言，首屏出现的要闻保持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4小时即被替换，除非进入“新闻频道”或是通过搜索引擎检索才能继续浏览。这也就是发评论主要集中在前两天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第2天的评论也主要发生在被替换之前的那段时间。②新闻在“新闻频道”的停留时间是决定评论持续时间长短的因素之一。其主要取决于新闻实效性和新闻更新率两者。③网民在现实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作息时间规律也会对评论者的时空分布产生较大影响，但并不是说一定与作息时间完全相符。新浪网评论者的时间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规律，但网易是否因为评论数少而规律不明显尚待进一步检验。 4.5上网工具上网工具也是影响评论者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目前，上网工具已经经历了由“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向“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多元化转变。在无线通讯协议支持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突破了原来“地点固定”上网的时空局限，从而通过地点自由实现了对时间限制的减少，达到了影响评论者时间分布的作用。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地点自由并未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因为其绝大部分都是限定在本地区范围内进行的。对新浪和网易而言，前者电脑评论的比例仅有13%，手机则占到了87%；后者电脑评论的比例则高达60%。 5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新浪和网易两个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时空分布差别很大。②无论是对于新浪还是网易而言，其新闻评论者的空间扩散最初都是“散点式”扩散模式，即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若干地区；之后呈现出“不完全填充式”扩散特征，即涉及地区不断增加，但绝大部分省区最终也未实现全覆盖。其不符合传统的地理衰减规律，也证明了网络空间的跨越空间和距离的特征。③从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来看，其呈现的是一种不平衡分布状况，即存在典型的地域差异。无论是在四大地区间，还是省级行政区之间；不仅包括评论者数量，也包括扩散指数。④虚拟网络空间并非是完全脱离现实地理空间的“超空间”，至少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的省区分布是具有地理根植性的，网民数量、GDP和城镇人口是影响其省区分布的最重要因素。⑤网站平台、网民上网习惯、时间和上网工具也是影响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的因素。在本研究中，虽然与新浪和网易的注册用户或是新闻点击率相比，发评论都是小概率行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值得推敲的结论的。其一是网络空间的确是具有跨越现实空间特征的；其二是不同网站事物的时空扩散差别较大；其三是空间分布是非均衡的。虽然很多网络空间中事物的时空分布规律还有待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揭示，但本文提出了一种研究网络空间中新闻传播的新视角，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 作者：孙中伟任晓莹王伟娇赵丹丹段赛赛单位：石家庄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媒介素养的新闻评论论文 一、新闻评论课的背景及属性 第八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课程观念与课程开发体制的同步改革，课改的重心是课堂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则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开发选修课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它既能发挥教师自主性，又让学生享有选择权。基于对媒介时代背景和国家课程改革的认识，笔者认为高中阶段可尝试开设新闻评论选修课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新闻评论课不仅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还发展学生视、思、评能力，为其适应未来生活做准备。该选修课期求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表达需求，与必修课共建开放多元的语文教学体系。它可促进教与学的方式变化，提高学生表达能力，提升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面对媒介信息时具备评判性、反思性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新闻评论课在积极语用观理论指导下，以培养学生表达能力为目标，着重培养其独立评论能力。它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介，对当下发生的现象、言论等，通过观察、思考、判断、分析，表达个体独特的感悟、分析和判断。新闻评论课从属语文教育，通过问题设计、文本挖掘等环节熏陶学生情感，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它选择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文本，在特定的语文场域以思为枢纽，通过听、读、视与说、写、评的形式展开语用实践，培养语文应用能力，突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体现语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③的性质。 二、新闻评论课的设计和组织 新闻评论课文本选择打破传统教材选文的束缚，立足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考虑学生未来会接触到的个人应用、职业、教育、公共事业等方面信息，既选取文学性的连续文本，也虑及实用性较强的连续或非连续文本，如图画、音频等。由于媒介素材具备热点性、精短性、趣味性、丰富性、便利性特点，文本大多能消弭与阅读主体间的距离。只要合理选取或重组文本，挖掘语文元素，便可激发个体言语表达。新闻评论课学案设计借鉴PISA阅读素养测试样题和时评写作题例，采用“混合文本+问题模块”形式自主选取话题、设计问题，提供多样文本。个体在阅读中筛选信息，在比较中活跃思维，在思考中判断分析，形成看法，从而滋生评论萌芽。新闻评论课大胆合理取用媒介信息，以语用能力为基点设计学案。现以《解读莫言获诺奖及其他》（部分）为例：请采用你喜欢的方式（朗读、播报、采访等）演绎材料二，并从中选择漫画或新闻，谈谈你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现象的看法。设计该学案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设计混合文本激发学习兴趣。文本中有新闻连续性文本，也有图表非连续性文本，这些能“读”“视”“听”的材料，刺激并调动学生感官，点燃学习热情。二是设置情境问题催发多元思维。模拟广播员播新闻、记者采访群众、评论员评新闻等，这些情境问题中的角色转换不仅让学生有新鲜感，且促其思维不断运动，孕育迸发精彩言说。三是采用多种表达形式唤醒评论意识。学生在观看聆听中积累信息，在朗读播报中输出信息，在采访对话中体验着改写、再生信息的乐趣，在书写中感受思考的力量和享受表达评论的愉悦。新闻评论课的组织形式是自主开放体系。课堂组织采用小组围坐讨论式，按教学内容浅易和学生需求分组：可按学生对同一事件的态度同质分组；可根据问题难易、兴趣、能力、性格等因素编排异质混合小组；也可参照学生认可的标准自由组合。学生相向围坐，共同面对学习任务，同伴间面对面交流、讨论、分享。小组围坐的开放形式打破了个体心理和群体空间的藩篱，易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由表达机会，激发其评论动机。“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小组讨论赋予个体言说机会，班级讨论给予组别代表表达分享的机会，言论在思维碰撞中迈向精彩。讨论亦使教师有更多时间步下讲台，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了解把握每位学生的学习动态。生生、师生间沟通变单向模式为多向、网状模式，一言堂变群言堂。 三、新闻评论课教学程序与方法 新闻评论课“既有以‘思、视、听、读、说、写、评’七字能力为显性目标指向的共性内容，也有作为教学主持人的教师基于生本需求、‘节外生枝’的个性化拓展”；又旨在“打造言语主体的思维魅力和情意、文化品质，以作为每个言语主体表现力的内在精神支撑，从而赋予其积极语用的独特的精神力量，即语用的思想力、情感力和文化力”④。新闻评论课兼顾显性隐性教学目标，是基于媒介时代学生现实和未来的需求而拓展的个性化课程。它重在培养学生评论的独立性、真实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新闻评论课通常两课时完成一份学案，一周一节，每两周为一单元时间。课前教师查阅资料，选定话题，根据学科特点与学情设计问题，编制学案。一份学案由四五则材料和四五个主问题组成。第一课时学生充分阅读学案，围绕问题思考讨论，表达评论，未尽之处课外完成。隔天上交学案，教师批阅并做好星级评价与归类，准备交流展示。第二课时师生共享典型言说（精彩或欠缺的），继续思考表达未尽之处，或适时抛出学生书面表达内容，再度激发言说评论。课毕，学生可重新思考，再次书面表达。教师再度星级评价，登记最高等级入册，期末据平时等级成绩作总体考评。新闻评论课教学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设计情境问题，唤醒生命个体的表达评论意识。当个体构建并体验虚拟的生活情境，从局外人切换至“我”的角色时，身临其境，会思考“这情境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我要说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情境问题把个体角色从“类我”推向“个体的我”，学生表达“剧中人”的言语。角色切换让生命体验另一种情境，评论火花易被点燃。实践表明，用“如果……怎样……”“假如……”“你认为……”这些短语作为开头探问语句，可提高学生的思维认知水平。倘若一个问题能设置两种或两种以上角色，学生有多重体验，思维开阔活跃，表达评论更精彩。如针对《杜甫很忙》事件发微博，笔者设计问题：如果你是杜甫博物馆的宣传人员或河南诗歌协会的会长，收到这条微博后，请你以上述两种人物不同的角色名义发表看法。学生切换体验两种情境，不同的语境与角色催发学生的言语表达。一学生以诗歌协会会长名义发微博：杜甫是传统人物的代表，“杜甫很忙”只是大众娱乐的调剂，来得快也必将去得快，这样恶搞古人不仅是对古人的不尊敬，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另有学生表述，如果我是杜甫草堂的宣传人员，我会说：“‘杜甫很忙’是真是假，请来杜甫草堂，一睹真相。”二是教会学生思考，为其思维活动开辟渠道。积极语用教育观中“思”是内隐枢纽，连接信息输入和输出系统，启动言语表达。而教学中的时间留白是保证思维活动的前提条件。时间留白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教学艺术。一学案两课时的进度保证学生有充裕时间默读思考。当学生产生“愤”“悱”时，教师可构建对话平台，引导生本、师生、生生间沟通，在沟通中锻造思考力，助推评论能力。新闻评论课利用媒介优势拓宽了语用行为中“视”“听”的范围，丰富的输入形式有利于营造对话氛围。而朗读是生本对话的生动演绎，材料不同朗读形式也不同：大容量、高密度材料采用默读，静寂氛围利于信息摄取；容量适中、内容晓畅材料宜采用齐读，让声音叩响心房；而包含情感的材料采用诵读，自由或个别诵读，让声情并茂的表达演绎心情；新闻材料可采用播报形式，模拟电台播音员情境化播报，普通话、方言均可；演讲稿不妨现场模拟，让听众身临其境，点燃其表达欲望。师生对话也是教学的重要形式，是打磨评论能力的利器。教师可运用情境教学法、示范教学法、对比教学法、质询教学法启发学生思考、训练思维、打磨思想，使其能表达一己之见；可通过有效追问深化学生思维，如采用“如果……会怎么样……”“这则媒体信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些什么？”“事实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报道？”“如何组织表达更具有说服力？”等句式追问，松绑思维限制，深化对话评论；亦可以评促评，穿插教师或网友评论，以一种思想撼动另一种思想，引发开放深入的思考评论。教师点评之于课堂对话，犹如春风之于蒲公英。共鸣式、呵护式、参与式点评都是切入特定语境推动对话进程的方法，可唤醒个体语用意识，呵护语用热情。教师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点评，都应“以前瞻的眼光衡量学习者之今日语用、以开放的心态悦纳个体之语用落差”⑤。生生对话形式有讨论交流、互问互答、倾听辩论等，其中辩论最受学生欢迎，是提升评论能力的催化剂。辩论是冲击力极强的“头脑风暴”，可改变模式化、同质化的思维与表达，辩论参与者点染激化，辨疑问难、各抒己见，探究问题、表现自我，易形成民主个性的多元局面。不同观点碰撞活跃思维，锤炼语用品质，强化思维的逻辑性与深刻性。学生在辩论中体验流畅评论的欢愉、有力反驳的酣畅、争锋相对的刺激和自圆其说的机智。 四、新闻评论课的评价方式与实施 新课程背景下，选拔性评价转为发展性评价，因而新闻评论课仿照PISA分层等级评价方式，融合了星级评价法和二度评价法。星级评价法指教师分五等星级评价表达内容，二度评价法指教师对学生的二次表达内容再次评价,重新确定星级,采用最高星级。其操作流程图如下。流程图的关键环节是表达内容赏析和学生二度表达，这两环节整合了师生的思维与表达，通过交流整合，提高思维与表达能力，同时养成学生尊重与宽容的人文精神。学生的言语表达是多向对话的结果，渗透个体思想，是个性语用的表现。二度表达再次挑战学生的思维深度，个体在吸收他人表达的基础上再思考，思维更严密深刻，语言更有张力，评论更精彩。星级二度评价的实质是多一次提供表达和评价机会，增加一把衡量尺子，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评论，提升语用品质。评价采用最高星级是尊重个体差异，注重自我超越，在个体纵向比较中悦纳自己，增强自信，突出评价的发展作用。星级二度评价比之于终结性评价，宽容度更大，发展空间更广，教师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多元评价方式能树立学生信心，激励其自由表达。 五、新闻评论课的反思与希冀 语文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言语实践能力。动态立体的语用实践是指导学生在具体语境中恰当地运用语言，独立自主地表达思想。新闻评论课开展语用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引导学生思考，提高言语表达力，打磨评论能力。教师设计学案时以语用为目标，用问题启发学生。高质量的问题既立足言语根基，又具备语用元素，能催发言语“火花”的绽放，引领表达，形成个人风格。新闻评论课与传统语文课最大区别在于自由表达，它能唤起生命个体的内在需求。语文教育天然担负着解放人的重任。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是顺应生命个体成长的需求，是学生未来发展所需。培养语用能力是新闻评论课的核心要素，也是这种创生性课型的主要特点。新闻评论课以开放的媒介素材为载体，聚焦表达力。其教学引导学生多角度看待问题，懂得评价事物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深入思考分析；明白标准答案不是唯一，多种观点可并存。它代替不了常态语文课，但以其自由多元的形态吸引学生，能开阔他们的视野，提升独立评论能力。新闻评论课实践证明：它能唤醒学生内在的言语需求，学生在自由表达中能砥砺、提升评论能力；它也能提高教师整合教学资源、开发课程的能力，进一步挑战教师的语用素养。小组围坐讨论式的组织形式虽受学生欢迎，但分组规则与效果有待进一步调整加强。教学素材源自媒介，因其新鲜丰富的特点易激发学生兴趣，也由于内容与热点捆绑的特性，固定教学载体与明确课程纲要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外国学者BenMoore曾提出，“如果媒体教育将作为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个术语，那么我们就应该优先考虑将‘跨课程’的媒体教育的理念和策略渗透到各个学科和科目中。”⑥如何从语文学科的角度整合媒介资源？如何开发课程？如何培养学生评论能力提升媒介素养？这些都是今后跨学科教学继续研究的方向。对此，教师可探索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独立思考所见所闻的信息，以批判性、反思性眼光理解媒体现象，表达一己之见。教师要成为媒介素养教育资源的组织者，必须具备创造媒介素养教育教学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恰能较快地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水平，有效锤炼教师的语用能力。 作者：陈瑛潘涌单位：浙江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教育新闻评论研究论文 一、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通过阅评分析2010年、2011年度湖北省高校新闻奖言论类260余件参评作品，结合10多年选读校外各类媒体上的教育新闻评论积累的经验，笔者对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 1.体例不对。一是把只有标题和正文的简化版论文归为新闻评论。如某高校校报2011年参评作品《弘扬“延座”讲话精神，重建理想信念教育———从美术创作看高等艺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仅看标题，该文就应属论文，而非新闻评论。二是将新闻评论与杂文，特别是随笔混为一谈。这一类问题在教育新闻评论中最为常见。众多作者、编辑常常把一些应归为杂文的文艺性社会评论，或者应归为议论性随笔的借事抒情、夹叙夹议的随手笔录，都视为新闻评论。也有一些作者、编辑把谈体会、提要求的讲话稿、发言稿误为新闻评论。 2.不够客观理性。最常见的是：作者在表发评论前不先核实“新闻事件”的真伪，不学习相关科学常识，不探询新闻背后的故事，而是只要有肤浅的表面“来源”，只要有“不平”、有“兴奋点”，就会快速板砖参与“群殴”，助推形成强势舆论。2010年轰动海内外的肖传国教授“锤打”打假名人方舟子案，从中央主流媒体到非时政报刊到网络媒体，以评论《从“抄论文”到“抄家伙”》为典型代表，迅疾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认定肖传国是因为抄论文遭揭露而雇凶抄家伙报复伤人，谴责他乃至学术界“学术道德沦丧”，直至质疑、批评国家的科技评价体制。科学允许、鼓励有意义的探索，肖传国的探索事实上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从“抄论文”到“抄家伙”》等，评论员自我判定肖传国抄论文了，在立论上即成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伪命题。在这起媒体的极度喧嚣中，众多新闻评论的职业道德底线失守了。其二是失之浮躁或者带着成见，对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或者曲解原意进行评论。社会生活中群体和个体利益诉求出现多元化、复杂化已成为显性现象，评论者因而可以有法律规范内的，甚至逾规的评论；媒体市场化竞争也带来了发行量、流量、收视率等利益诉求导向，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们愿意甚至乐于放行各类浮躁、带有成见的教育新闻评论，甚至推波助澜，做“标题党”人和在显著位置处理。其三是以偏概全，无限上纲，以不带有普遍意义的个案来诘责全部，来批评体制机制。一个大学生没钱上大学，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高学费，教育投入、救助体制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扩招，人才培养模式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坠楼，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出了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大学、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相关方都应该反思、改善、提高，但有人、有人群、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会有包括以上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出现，评论者应客观地、结合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来分析评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其四是评论过于学术化、理想化，现实性、系统性、操作性不强。 3.选题陈旧。主流媒体、校内媒体习惯于老生常谈、泛泛而谈教育时政、学风教风、师德师魂、社团发展、各种浪费、占座位等，都市类报刊及新媒体则常年比较关注考试、贫困、腐败、意外伤亡、亚文化行为等。二者叠加，很容易导致教育的主流声音、核心价值不彰，群口骂教育。 4.新酒入旧瓶。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不断会有新政策、新举措、新成绩、新鲜事涌现，评论却时时找不到一个新角度、站不到一个新高度，时时落入“旧闻旧论”，而得不到受众的关注。比如，评论者习惯于做口号式、标语式立论，体现在标题上，如，“抓实抓好”“真抓实干”“重在落实”“为……叫好”“为……努力奋斗”“也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等。 5.标题不点睛。标题是评论的“眼睛”和“灵魂”，它与评论立论的高度、论证的质量和传播的效果呈直接正相关。教育新闻评论，特别是时政类媒体、高校校内媒体上的评论，在做标题方面还很显不足。一是用辞陈旧不新鲜大气，二是把评论标题做成典型的消息标题，三是标题没有表明态度或立场，四是标题散文化、抒情化、情绪化。 6.不得其解。一些评论，受众读得很费力甚至读几遍也揣摩不出作者的意图。一是一些作者爱用网络潮语，或拿网络潮语来说事隐喻，但作者选用潮语时应先看看评论的受众定位人群，要有所针对性，非大众化的潮语不一定适合随意随心使用。二是一些评论用典过滥，让受众阅读吃力、理解费力，甚至晦涩难懂，似懂非懂。三是概念表达不清，同一概念在同一文章中指代的内涵不一样，让受众发懵或者产生文不对题的判断。某高校校报一篇《中医之魂在传承》的评论，文中的“中医”，在不同的地方，可理解为“中医学”“我校”“中医药文化”等，从而成为一篇不知所云、缺陷明显的评论。 二、教育新闻评论怎么写 1．紧扣关键词，区隔开杂文。在当代，一些文体的体例呈现出交叉交叠、界限模糊的现象。但新闻评论与论文、杂文之间的界限还是有迹、有章可作分隔的。教育新闻评论，属性是新闻作品，也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述评、短评、专栏评论等，是对教育领域发生、发现的重大或鲜活新闻事件、话题、现象的分析和说理。②它的关键词是“新闻性”。其他几种文体没有或者不讲求“新闻性”。论文是学术类作品，是用来描述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也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③它的关键词是“学术性”。杂文是散文类作品，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多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④它的关键词是“文艺性+讽刺性”。议论性随笔，为散文的一种，有学者也将其归为杂文。是随手笔录，不拘一格的文字，一般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为其特色。⑤关键词是“自由性+抒情性”。新闻界著名学者邵华泽先生曾列出了8种常用的新闻评论形式：一是以中央和上级指示为内容写评论。这种评论能起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作用。二是配合中心任务和重大决策写的指导性评论。要求任务要明确，道理要讲清。三是针对一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想或者是模糊观点来写的评论。要求问题要抓准，说理要透彻。四是为突出新闻的思想性为其配发的评论。要求结合紧密，要画龙点睛。五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评论。六是有关节日、纪念日以及重大活动的新闻评论。七是对敌进行论战的批驳式的评论。八是对某个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的评论。⑥ 2．强化引导性，捕捉好题材。一是要心存敬畏，坚守底线。教育是一项管未来，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家庭、每位公民最切身利益的神圣事业。评论者、编辑、记者从内心里应时时对教育存有敬畏感，爱护、支持、监督、促进教育的发展。可以监督、批评教育，但要客观理性、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改革创新写作思路方法，提高教育新闻评论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弘扬教育的主流价值，更多地释放出教育新闻评论和教育的“正能量”。二是要关注、用好四类题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先进典型、热点事件、教育（校园）新现象、改革新动态是教育新闻评论弘扬主流价值，释放“正能量”的永久题材，就看作者以何种角度去立论，去论证，去打动受众，引导舆论。 3．立论求新，做亮标题。立论新与标题亮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立论新，即为思想新，思想新往往体现在标题上。标题亮，则意味着立意新、旗帜明，意味着“吸引人眼球”，媒体喜欢，受众喜欢，传播效果好，引导力强。 4．语言求准，言简意赅。评论作者及媒体编辑、记者都应善于学习，不断地增加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素养，不立“谬论”，不说外行说；要勤于学习、补充新闻评论写作的专业技能，给受众不留紊乱的逻辑层次，不留多话、闲话、废话。做到立论科学，态度明确，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言简意赅、吸引力强。 作者：周前进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学学士 新闻评论论文:广播新闻评论论文 进入九十年代后，处于我国广播最前沿位置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各地方台也争相效仿。在我国广播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央台及一些发达省市的广播媒体走出低俗，重振雄风。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王者归来的气魄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广播节目进行的大胆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评论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各电台的新闻频率，增加了新闻评论的份额和比重。并在新闻实践中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适合广播媒体自身发展，体现广播媒体特色的新闻评论发展之路。 从我国广播媒体目前的节目构架来看，广播新闻评论的形态大致有四种。 1．附着在新闻资讯后面的短评。这类评论篇幅较短，字数较少，与前面的新闻信息互为一体，互相补充，是对前面新闻资讯的深入剖析和解读，起到一语中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具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入情入理的分析，正确及时引领舆论的作用，向社会传递主流媒体的声音和正能量。比如，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在中央人民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对一些能够引起听众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都要及时的配发短评，引导舆论，弘扬主旋律。但直到目前，有些地方台播出的这类短评，仍然无法做到生动晓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教成份严重，明显有报纸遗风，这种广播评论方式是比较传统的新闻评论方式之一。 2．以整档广播节目为主的新闻评论栏目。以评说社会上新近发展的新闻资讯为主。在这样的新闻评论节目里，主持人的话语代表媒体的声音，对在受众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说。一般先由主持人叙述新闻事件原形，然后再对新闻事件进行简短的、富有特色的点评。比如我们呼伦贝尔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新闻评论节目《大飞说事》，主持人大飞首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资讯进行叙述，然后再运用具有个性化的口吻进行简短评说，以引导舆论。由于整档节目定位为新闻评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档以主持人的声音传递媒体思想的广播新闻评论性栏目。 3．新闻调查式广播评论。广播记者对一起广受关注的新闻事件进行采访、调查、追踪，如剥洋葱皮一样，层层拨开新闻事件的迷雾，还原事件的真相和本质，然后再配以新闻记者鲜明的观点和对事件真相的解读，让听众随着记者采访的脚步，步步深入，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对于新闻事件的是非曲直形成自己清楚明确的分析、判断，达到让受众了解新闻真相和本质，以正视听的目的，这类的广播新闻评论，大多是调查、监督类的报道，采取的是边叙述边评论的方式。 4．专家点评。专家点评式的评论节目可以说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以及一些省市台的广播新闻节目，都有大量的评论员的声音，这些广播媒体都培育并拥有一支自己的新闻评论员队伍，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到场，阐达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引导舆论，告诉听众新闻事件的本质真实。听众对专家的解读更加信服和有说服力，从而增加了媒体的权威性和舆论引导作用。虽然经过几代广播人的不懈探索和实践，广播新闻评论正在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但是距离让广播新闻评论真正能够成为媒体的号角、旗帜、灵魂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就需要我们在广播新闻实践多思考，多动脑筋，在撰写评论的过程中，更多的、创造性地展示广播媒体的特色和优势，让广播新闻评论更加鲜活生动，达到受众入耳入心的目的。在这里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广播新闻评论的特点，广播新闻评论依赖广播媒体而生，所以，广播新闻评论离不开广播具有的鲜明的优势和特色，由此，广播新闻评论大致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快、新、活、短。 所谓的“快”，在各媒体对新闻争夺激烈的今天，广播评论要做到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解读，每一时间表态，以便吸引更多的听众，及时引导舆论。广播人要对于社会上形成的新的热点资讯，在百姓莫衷一是，难辨真伪的时候，告诉受众新闻事件本身的真实情况，以及新闻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广播新闻评论能够做到快字，就会很好的契合听众的心理需要，去伪存真，解疑释惑，让受众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新”是指广播新闻评论发出的声音是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据充分，论点新鲜，在众多媒体中独树一帜，耐人回味，言之有物，经久不忘。所谓的“活”，是指的广播评论要写得鲜活，生动，通俗易懂，感情流畅，条理分明，能够感染人，鼓舞人。“短”是指广播新闻评论无论是短小精悍的短评，还是层层剖析的述评，其中评论的篇幅一定要精短，一语中地，不能长篇说教，言而无味。既然我们明白了广播新闻评论不同于其它媒体评论的特点，那么如何写好广播评论呢？要写好广播新闻评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首先，必须具备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心胸，有客观公正的立场，有透过现象，窥视本质的敏锐，要对新闻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要对新闻事件发生的领域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并具备专业水准和眼光，这几种能力都具备，才能作到力透纸背，分析到位，观点正确，写出的评论才以令受众信服和满意。另外，在评论的表述上，要展现广播的特色，要有别于报纸和电视，体现一家之言。语言要通俗流畅，简单易懂，感情要充沛淋漓，能够感染受众，并且多用短句式，多用动词，让听众听得明白清楚。特别是在调查式述评中，还要充分体现广播媒体的特点，多运用一些典型音响，关键段落，要用大量丰富的现场音响和被采访对象的采访录音，增加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使新闻评论更有说明力。 以上是对于广播新闻评论的一些粗浅的认识，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经过广播人的共同努力，广播新闻评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表述上，都会更加完善更加能够体现广播媒体的特色，让广播媒体真正因广播评论而增色生辉，受到受众的喜受。 作者：刘波崔蕾单位：内蒙古海拉尔区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

AI艺术目前还建立在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基础上。2018年1月，一张由索尼人工智能作曲机器与人类音乐家共同创作的专辑《HelloWorld》向全球发布。在《HelloWorld》中，有15首歌曲是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编创的，极大地引起了公众关注，也拓宽了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探索空间。2018年10月，一幅由法国艺术团队Obvious采用生成对抗网络（GAN）创作的AI艺术作品肖像画《EdmonddeBelamy》在佳士得以估价的45倍———432500美元拍卖售出，成为世界上第一件被拍卖的AI艺术作品，吸引了AI领域和艺术领域的注意。这幅画作是系统经过学习14世纪到20世纪的1.5万幅肖像画而创作出的作品。杜克大学的数据科学计划（+DataScience）在2019年年初举行AI艺术大赛，要求艺术作品必须由计算机软件自主生成，作品于2019年3月初公开展览。美国9GANs艺术馆在艺术交易市场中投放AI作品，利用算法技术每小时生成9个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Adobe和UMD合作研发LPaintB系统，利用自监督学习（Self-supervisedLearn-ing）视觉应用使系统不断进行训练。在中国，AI艺术作品也被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的AI学生夏语冰和她的导师联合创作了中国风作品《山水精神》，并于2021亚洲数字艺术展展出。该作品通过动态的意境表达，引领观众一起体会其中的诗情画意。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者杜雪莹利用CADAL数字图书馆书法资源库，基于朴素贝叶斯书法生成、有监督的书法风格迁移以及无监督的书法风格迁移框架，实现了书法字体自主生成。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知识工程实验室的AI学生华智冰拥有作诗、作画、创作音乐的能力。可见，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一直在进行中。机器人在未来或可实现脱离人类进行自主创作，这将成为艺术创造力激发的催化剂。本研究拟对综艺节目《机智过人》中传统文化主题AI作品进行案例分析和弹幕内容分析。首先，概述综艺《机智过人》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相关的四件AI艺术作品。其次，在视频中挖取评论和弹幕的反馈数据，同时结合案例，分析公众对此类AI艺术作品的态度与认知。最后，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主题AI艺术作品的发展展望。 一、研究方法与设计 全国第一档聚焦于人工智能科技领域的综艺节目《机智过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①《机智过人》以图灵测试为原理，进行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自主能力的比较。这种科学的人机对抗方式激发更多的趣味性，能收获更多的观众反馈。节目开播后，最高收视率达1.029%。本研究以《机智过人》综艺中的4种机器人及其创作的中国传统文化主题作品为研究对象，同时挖取4场节目中观众的网络评论和弹幕，形成弹幕语料库；通过爱奇艺视频平台检索到4场节目，手动对其弹幕和评论文本进行采集，共获得样本180条，按照文本可读性、相关性等标准进行筛选，最终获得146条文本。先对收集的样本进行编码统计，对观众文本的情绪、话题、认知特点、立场、期望进行统计归类，作为进一步开展话语分析的依据。对语料库研究皆源于对数据文本的观察和处理，可以划分为提取、观察、概括、解释四个过程。首先，从语料库中提取相关信息关键词，并使用数据统计工具对其加工处理，从而获得可量化、可视化的数据分布；其次，对数据的总体特征和分布变化进行观察描述；最后，对研究对象做出适当的解释和概括。②借鉴语料库研究方法，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发现公众讨论人工智能艺术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话题类别，考察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主题下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的态度，分析公众话语对此类人工智能不同形象的修辞与建构作用，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人工智能艺术作品发展进行展望。 二、《机智过人》中国传统文化AI创作呈现 在《机智过人》综艺中，有4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的AI艺术。其创作主体为AI诗歌机器人九歌、AI对联创作机器人小薇、AI古词谱曲机器人小冰和AI国画创作机器人道子。 （一）九歌———诗词 清华九歌作诗机器人来自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机课题。该系统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和超过80万首人类诗人创作的诗词进行训练，实现机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化。它的核心在于研究如何理解人类的语言，这也是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造福于人类至关重要的一步。作为一款自动作诗产品，九歌基于最新的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以从唐朝到清朝数千位诗人的30万首诗为基础，博采众家之长。它在把30万首诗“读”了一遍又一遍之后就学会了什么是押韵。九歌的学习原理是自学习机制，其可随机自主作诗。然而，诗词歌赋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标签一样的存在，那么人工智能所作的诗韵味是否尚存就成了一个疑问。古诗词讲究合辙押韵，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文化的结晶。一首首诗的背后是这些诗人一生的故事，有他们的抱负、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坎坷和曲折，而不是简单的文字编排游戏。 （二）小薇———对联 小薇是来自中科汇联的智能机器人。北京中科汇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游世学称，小薇是有大脑的机器人，而文字语言交流难题也是开发小薇的主要攻克方向。探索机器能否读懂人类的文字和语言是很困难的，因为人类的文字和语言包含了人类的文明和智慧，但这个方向值得挑战。AI对联的技术机理主要是先对对联数据大量标注分类标签，以令其对仗工整或平仄相同。同时，通过大量的机器训练，形成能够对句子进行词性解析、语句理解、词汇联想的机器模型。开发人员需要对形成的结果进行筛选与反馈干预，以最适合、最准确的结果作为答案，但整个学习过程由人工智能对联程序自主完成。小薇已经学过1万副对联，创作过5万副对联，这是传统文化在科技开发中实现传承与创新的体现。作为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联经历几千年的发展，有较为固定的形式，字数不会很多，句式对仗工整，有很好的评价标准。对联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所以机器可以很容易地形成契合对联标准的模型。但就对联本身具有的文学性来说，对联中的主观性强调人本身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表达，对联中的文字承载着人们对世间的所思所想。机器创作过于规则化，反而容易造成思想感情和文学意境的缺失。 （三）小冰———古词谱曲 微软小冰是一套全面完整的人工智能框架，注重AI模拟情商方面的发展，致力于创作出与人类同等水平的作品。小冰是人工智能界的全能艺人，她诞生一年就成了电视台实习主持人，主持东方卫视《看东方》节目；诞生两年时，推出日文单曲，歌曲在网络中点击量超过1000万。在增加了共感模型之后，小冰在人工智能情感和创造两大方面有了更大的进步，融入了深度学习的序列生成模型，现在的小冰可以理解古诗的意境并谱曲。小冰学习了超过12万首诗词，以及从唐代到清代的9万多首歌曲，了解什么样的歌曲契合何种意境。自古以来，为诗歌配乐吟唱是中国诗词文化独特的表达。时至今日，传统诗词仍然为艺术家们提供着创作灵感。人工智能需要建立对诗词的理解，再通过这种理解去谱写对应的曲目，这极大地考验了人工智能的情感理解能力。 （四）道子———国画 道子系统取名源于吴道子，吴道子是一位比较有传奇特性的唐代画家，被誉为中国画圣。道子智能绘画是一个人机交互系统，它的研发是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大跨度交叉的一种尝试。道子用人工智能学习的方式，汇集中国国画前人所长，提取国画大家绘画风格，并迁移到图像内容上，可以将眼前看到的景物变成一幅中国画，这也是典型的风格迁移技术。人类需要给道子大量不同风格的绘画流向，继而它能够自己去完成风格的提取。在学习中国画的经典构图过程中，道子会先给一个初稿，如果这个构图不是想表达的，人类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因此，道子一般不单独进行创作，需要和人类一起创作，形成共同创作的关系。人类负责取材和构图，而道子比人类在风格学习上更快更好，帮助人类画家拓展想象与创造，以共同创作出更好的艺术作品。 三、基于《机智过人》弹幕样本的内容分析 研究设定样本考察的分析单位为发帖态度（情绪）、话题、立场三大类目。关于社交媒体文本的发帖态度，可以划分为客观关注、寻求解决、理性质疑、情绪宣泄、游离模式五个类别。③依据收集到的样本，话题最终分为五类：机器人情感抒发与理解、节目存在问题、人工智能设计、人工智能替代性、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能力。立场将由不同话题分离不同立场。 （一）态度分布 如图1所示，关于弹幕和评论样本的态度，38.4%的样本持有“客观关注”的态度，较为理性。此类语料的主要特征是，不带有主观情感色彩地发表观点或陈述事实，更多地在表示对这项技术或作品的关注与客观评价。37%的样本持有“情绪宣泄”的态度，多使用表示疑惑或强调的标点符号，重点表达对AI艺术作品的赞赏或厌恶，对人类能力或AI能力的极强支持，或者是对比赛结果的不满。15.1%的样本持有“理性质疑”的态度，理性地表达了对AI艺术作品必要性的质疑以及对此类AI实际应用能力的质疑等。6.8%的样本持有“寻求解决”的态度，讨论的都是关于人工智能替代等伦理问题。 （二）话题聚类 关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主题下的人工智能节目的讨论，样本话语主要涉及5个方面，分别是：机器人的感情抒发与理解、节目存在问题、人工智能设计、人工智能替代问题、人工智能与人类能力比较。（如图2）“人工智能与人类能力比较”话题中，53.5%的样本持有“客观关注”的态度，32.1%持有“情绪宣泄”的态度。46.4%的样本立场在于“人工智能无法超越人类”，25%的样本拥有“人工智能能力可观”的立场，14.2%的样本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能力比较范围有限或无需比较，不具有可比性”。总体上，共有38.4%的样本参与此话题讨论。“人工智能设计”话题中，38.4%的样本持有理性质疑的态度，30.7%的样本持有情绪宣泄的态度。有46.3%的样本立场在于“机器人没必要做这些主题”，30.7%认为“这类主题设计是有温度的”。总体上，共有17.8%的样本参与此话题讨论。“机器人的感情抒发与理解”话题中，63.3%的样本持有“客观关注”的文本态度，81.8%的样本处于“机器人没有情感能力”的立场。总体上，共有15.1%的样本参与此话题讨论。“节目存在问题”话题中，所有样本均持有“情绪宣泄”的文本态度，45.5%的样本认为节目存在“观众问题”，还有语料立场在于“嘉宾作弊”“节目价值观问题”“判定规则不清晰”等。总体上，共有15.1%的样本参与此话题讨论。“人工智能替代问题”话题中，77.8%的样本持有“客观关注”和“寻求解决”的态度。88.8%样本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人类”。总体上，共有12.3%的样本参与此话题讨论。 （三）认知特点 1.工具辅佐性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创作型AI工具性特点的认知表现为，使用“作用”“使用”“故障”“辅佐”“服务”等描述工具的词汇。表述中出现“不需要这类方向的研发”“会这个有什么用”“这是用来帮助人类的”“有什么意义”等观点。公众认为这些艺术AI是人类的工具，并潜在默认人类一直处于对人工智能的控制地位。2.拟人智能性人工智能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实现智能化运行。公众对人工智能智能化的认可态度，可以从公众话语样本中的“精确”“高级”“智能”“厉害”等表述中看出。但是，有部分观众对其智能化程度表示担忧，认为“人工智能会不会由于太智能、太聪明，默默地超过人类能力，从而控制或伤害人类”。由此可见，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智能性在公众眼里更像是一把“双刃剑”。机器人的情感理解能力也是样本讨论的一部分，“情感”“意境”等对AI艺术作品的描述也显示出公众描述中AI的拟人特征。3.未来未知性公众对于人工智能未来未知性的特点描述，主要通过“升级”“以后”“时代”等词汇显示，还有通过比喻将“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潘多拉宝盒”相比拟。“潘多拉宝盒”本身具有负面意义，所以在公众的认知中，未来的人工智能是未知的，且主要考虑到对人类的未知威胁，比如人工智能替代问题，“都是智能化，那些工人都要失业，考虑到了吗？”“如果机智过人了，就会有很多假画”“以后就是AI画家吗”等伦理问题。 四、未来期望 由以上对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以及受众反馈进行的分析，获得人工智能在未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赋能的可能性预测。 （一）人工智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灵感赋能 人工智能通过各种机器学习方式，不断读取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辅助人类创作，并激发人类艺术者的想象力、创造力，让风格学习、规律学习等定式学习由机器自主承担，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艺术将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创意作品。新媒体艺术的时代中，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艺术领域。④AI艺术创作的意义是模糊科技与艺术之间的边界，创造一个新的艺术门类。这些艺术创作型AI偶然能画出一些人类也说不出来是什么的东西，这恰恰是人工智能在未来想让人类看到的东西，是属于AI的文明和艺术。机器的艺术作品应该归属于未来的机器文明。但是，机器艺术的诞生与创作并不是为了替代人类文化，机器本身也无法取代人类艺术家，而这类发散艺术与人类智能结合，能让人人都成为艺术家，带给更多人快乐和想象。 （二）人工智能为中国传统文化加速传播 在文本态度统计中，总体上呈现出“客观关注”态度的样本占比最大，显示出公众对此类AI系统有相当大的兴趣。这档节目可观的收视率也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主题下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吸引力。AI艺术呈现也是能够被年轻群体快速接受的形式，从而成为传统文化输出与传承的有效载体。从文化价值传播的角度来看，AI系统中融合的中国传统元素（国画、书法、诗歌等）是AI在中国传统文化主题领域的全新探索。技术与艺术的跨界合作在打破边界的同时，也让民族文化自信心获得显著提高，同时以科技为载体，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 （三）人工智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促进 从人类文明出现起，科学与艺术就从未分开过。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画家吴冠中认为，“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奥秘与奥秘间隐有通途。”在近百年诺贝尔奖中，有41%的得主都属于交叉学科。特别是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间，在95个自然科学奖中，交叉学科领域的就有45个，占总得奖数量的47.4%。可见，自然科学和艺术是可以且非常有必要地联系和交流的。人工智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赋予更多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也能为人工智能拓展发展空间。未来，AI也许不再满足于模仿人类的艺术作品，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情感体系，自主自发地创作机器艺术，而不再仅仅满足于人类对其艺术品的理解。 作者:汤欣雯

形象喻示能让批评话语具有艺术性，能够让文学作品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象呈现给读者。这对于促进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事物的反应和判断是文人进行抽象批评的基础。对文学中的审美接受、理论传播、理论批评来说，弄清开展审美活动前所产生的心理活动，是今后做出对事物的批评和判断的前提。对于任何事物的审美判断都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心理上的特性有关。这种心理状态能够将判断和审美如相遇形成一种判断的客观性的导向，还能够形成逻辑上的规范性。这种具体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现象，也区别于一般审美心理学。他是对审美评价并且形成内在心理活动的基础。形成文学批评的基础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文艺传统的基础。就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而言，对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文学批评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内在规定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都是建立在社会韵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氛围。社会对某位文学家的判断往往会带有一定的心理定式。这种心理定式导致读者在读该作家的相关作品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思想色彩。在读某位作家的作品是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对该作家的心理定式。这种认识虽然是模糊的，但是却会对读者读该作者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知名的作家而言，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内在和外在的评论。对于不知名的作家来说，读者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更大。唐代的士子所盛行的温卷风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这些士子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当时文坛巨匠的赏识，所以很快他们就能平步青云。即便是一个歌女也能因为某位作家的诗歌而变得声名显赫。这种舆论氛围对文学产品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大作用。谁也不曾想到当下脍炙人口的《登黄鹤楼》，在唐代竟然不被人知道，直到后来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著名的词人酒僧在宋朝时期并不被人所知晓，后来酒僧的出名与欧阳修有重要关系。上述例子都说明声誉对文学接受具有重大影响，这些舆论影响背后都会涉及很多舆论掌门人的影响。群众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绪中服从了声誉对诗人的影响。从积极地角度来看，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受舆论影响较大的审美风气。这种审美风气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并且还能够为今后的创作积累经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文学舆论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的流逝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读者以及研究者都需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会跳出原来的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对读者的影响，不应该在人云亦云的环境中影响自己的审美选择，学会在研究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审美素养，并且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的评价。欣赏者的性情同样会对读者的心理和习惯产生重要影响，文学批评阶段上述情况也会有明显体现，这些因素都会对今后的批评总结产生重要影响。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说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奇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就充分说明建立在个体性格基础之上的批评结论也并不完全公平，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出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该文所谈的，虽然性情具有稳定性，但产生后也会受到后天外界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文学作品批评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事情产生的结果，还应该去了解结果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合理性以及不足之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一种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 该文所说的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文中所说的人的名气，而是批评者的人品。批评者的人品和他的伦理道德素质素养具有紧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管是现代的社会评价还是古代的社会评价都会受到道德评判的影响。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的阅读会受到其个人修养的影响，这种人品必然会对阅读者产生的作品评价产生重要影响。单一的评价习惯会受到评判模式的影响。传统文化作品作者的人品有定论，这种定论也会轻松地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之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这种情感。若某个文学作品在伦理道德方面让世人存有偏见，必然会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某种心理障碍。这种评价习惯和我国的文化渊源具有重要关系。虽然批评者在做出评价的过程中会受到舆论对该作者评价的影响，这种评价还会和作品的评价进行结合。这种评价习惯深受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重视对自身修养、道德水平方面的提升。但批评习惯一旦形成，读者就很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去进行评价作品，并且会带着这种阅读习惯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评价。作者的道德取向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味并不是一一对等的状态。因此，这种由人而文的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保守性。人们对这种评价方式习以为常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那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好名声的作家的作品长期受到冷落，即便是该作家的作品在学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这种不客观的文学评价习惯，会对这些作品自身的价值判断产生错误影响。对于我们当代文人来说在对古代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评价方式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封建时代的文学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弊端。我们在对古人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消除消极、保守的评价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古代那种主观的评价方式已经对现代人的评价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由人而文的评价习惯更加偏重对人品的测量和评价，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测量和评价。总体来说，由人而文的文学评价方式是一种心理习惯，这种评价结论会形成一种单一、片面的道德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方式缺乏对艺术作品自身的特点和属性的重视，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会对古代文学作品评价产生重大影响。 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心理习惯体现出辨别源流 出处的思维特性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说过：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这句话是一种源于经学的学术研究方法。这是源于我国古代经学非常的发达，一般的文人都有较为高深的经学造诣，并且在求学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经学治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古代文人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运用这种评价方法。古代文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通常会对文学作品的措辞、意向、构思等方式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自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文学评价方法。这种评价习惯从众多文学作品评价资料都能够看出。这种源流出处的思维特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会对那些源流出处较高的学者产生较好的评价，他的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那些源流出处相对较低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更容易获得较低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实际上就是在用经学的眼光去评价文学作品，这不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习惯的弊端体现在读者更加注重对作品作者修养的夸耀。让文人的个人出身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产生直接的联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对于今天的文学评价者来说我们应该遵从客观事实，应该用自己客观的评价方式去对古人的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接受和理解。 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阶段也有区分品第的思维习惯 不管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我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社会，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等级制度。社会无处不存在等级，等级观念也深入人心。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文学思想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受限于作为的家庭状况、才学、见识、艺术造诣等方面的影响。在文学作品发展过程中，自然而言的有了文学评价。文学作品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文学评价作品也相应地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这种等级观念我们将其定位为品第思想。对于品第观念的形成，除了和上述关系有一定关系以外，还受到评价者学术背景、宗教信仰、宗经思想等因素的影响。等级因素对评价者的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评价者对品第接受习惯的影响。在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以等级观念作为文学评价标准也是因为评价者自身有品第的接受习惯。品第观念对文学评价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不仅确定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硕果累累的文学作家，也是一个国家文学作品形成文化传统的表现。 5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能形成直观的审美判断 这些文学作品长期接受评价者某种价值观评价的影响，不仅会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积极影响，还决定了文学作品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示范作用会对文学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6结语 尽管形象喻示的思维方式在批评过程中会带有一定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能够避免其他评价方式所造成的评价方法琐碎和乏味，这种文学评论方式非常的活泼，它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形成多样化的评价体系。我们在继承过去优秀文学评价方法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摒弃过去评价方法的缺陷，才能形成符合民族传统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曹正.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张雪城.文史统一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世贞.唐诗纪实：卷七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杨洋.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问题的特征及其成因[D].华中师范大学，2003. [5]王先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思维及其特点探析[J].北方文学，2015（5）：65. [6]白岩.心灵华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报，2005. 作者:杜晓刚 单位:宿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