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学教育始于清末，此后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变化。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强调“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但目前法学人才培养上依然存在职业教育不足的问题。国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大体可分为“学术教育”模式和“职业教育”模式两种。此外，韩国近年来还创立了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教育模式。我国可以参照韩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对现有的法律硕士培养方式进行改进，确立本科阶段为“学术教育”、法律硕士阶段为“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对于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沿革进行论述，在借鉴国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方案。 一、我国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沿革 我国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法家”学派，但“法家”思想和现代法学相距甚远，其招收门徒并传播思想并不能视为是进行法学教育。现代法学起源于西方，我国法学教育最早出现在清末，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国门，清政府被迫和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时中国了解国际交往规则的人才奇缺。1867年，同文馆开设了国际公法课程，以培养通晓国际法的外交人员为目标，希望能够通过法律手段在外交中维护国家利益，这是我国现代法学教育的开端。但此时我国的法学教育，受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注重“西艺”而排斥“西政”，并没有将宪法等包含西方法治思想的学科引入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思想被抛弃，“变法图存”的思想逐渐兴起。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成立，开设“律例”，开启了我国法科专门教育。1898年，光绪皇帝进行了戊戌变法，颁布了大量体现西方思想的法律，虽然变法失败后新法大部分被慈禧太后废除，但在1901年，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实行“新政”，又重新颁布了大量的新法。为了培养能够应用新法的人才，清政府开始大力推行法学教育。1906年，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举办了法律本科。1910年，京师大学堂政法分科大学成立，其法律学（系）开设了法律学原理、各国宪法、各国商法、交涉法等14门课程，我国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日趋完备。此时的法学教育以培养能够适用新法、具有民族复兴意识的人才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以西方法学理论为主，使得西方法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在民国时期，除了官办大学外，民办大学也开设法学专业，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汪有龄在北京创办朝阳大学，借鉴了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主要采用大陆法系的教学方法，以培养法律应用人才为目标，其毕业生为国民政府以《六法全书》为核心的法制体系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1915年，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公会在上海创办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借鉴了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主要采用英美法系的教学方法，以“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为目标，其毕业生较为熟悉国际法，为国民政府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之后，法学教育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之争，至今也无定论。在2012年教育部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提到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由此可见，上述培养目标将法学教育定位于应用型的“专业教育”。在2012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将“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提出“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的要求。因此，该文件将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教育”和“通才教育”。 二、国外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从国外来看，法学教育存在“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模式。在“学术教育”模式下，法学教育主要采取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即教师讲授法学理论知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很少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在“职业教育”模式下，通常采用“案例教学”和“法律诊所”教学方法。教师不直接讲授法学理论，而是引导学生通过研读案例来获取知识，或者通过处理案件来获取知识。目前来看，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学术教育”模式，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用“职业教育”模式。此外，还有兼具“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混合模式，比如韩国的法学教育模式。英国虽然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其大学法学教育采取的却是“学术教育”模式。从英国法学教育的历史来看，最初的法学教育是由律师会馆承担的，采取的是“学徒式”教育模式；英国大学并不进行法学教育，担任律师也不需要大学文凭。20世纪初，英国法学教育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大学参与到法学教育之中。英国法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大学承担法律基础教育，律师学院和律师事务所承担职业教育。学生获得大学学历后，还需要再接受职业教育才能够从事律师职业。由于英国实现了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离，英国大学重在传授学生理论知识而不是实践技能。因此，英国大学法学院开设了大量的法学理论课程，此外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开设哲学、经济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课程。由此可见，英国大学法学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美国法学教育起初沿袭英国模式，先是采取学徒模式，后来独立设置的法学院和依附于大学的法学院成立，成为法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在教育模式上，美国起初也是采取类似英国的学术教育模式。182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进行了改革，将人文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分离，要求学生在入学前先要获得其他学科的学位，法学教育成为大学后教育。法学院主要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在教学方法上采取案例教学法，推行法律诊所等实践教学模式。由于学生在接受法学教育前就已具备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美国大学不必要像英国大学那样，通过开设众多基础课程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由此可见，美国法学教育是“专才”教育。除了英国和美国的教育模式外，韩国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后，形成了兼具“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特征的混合教育模式。在改革前，韩国采取的是类似英国的学术教育模式，目的是培养“具有一般法律修养的社会人”。2007年，韩国颁布了《关于设立并运营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法律》，将基本法学教育和专门法学教育进行分离，设立了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此后获准设立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高校不能从事法学本科教育，而没有获准设立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法学教育机构则继续开展法学本科层次教育。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入学资格和美国类似，要求学生必须已经取得学士学位，但与美国法学院J.D.学位只招收非法学学位的人不同，韩国的法学专门研究生院也招收一定比例的法学学位学生。此外，只有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毕业的学生才能参加律师考试，从而获得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韩国法学专门研究生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健全职业伦理观和快速有效解决复杂法律纠纷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法律人”。由此可见，韩国法学专门研究生院进行的是职业教育，学术教育则由普通大学法学院承担。 三、我国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 虽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一再强调，法学教育要突出职业性和应用性，但从目前来看，我国法学教育是类似于英国的学术教育模式。我国法学院的入学要求和英国及韩国类似。法科生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因而和其他专业一样属于本科教育。在教学模式上注重法学理论的讲授，而不是职业技能的训练。我国法学毕业生一般不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技能，需要在工作岗位上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才能达到职业要求。虽然我国法学院校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部分院校引入案例教学法和法律诊所教学等教学模式，但这些也只是“点缀”，法学教育面貌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法学和其他学科相比具有独特性，属于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兼而有之的学科。有人将律师比作医生，认为医生是治疗身体疾病，而律师是治疗社会疾病。但律师和医生的不同之处在于，医生只需要掌握好医学知识就足够了，而律师则要掌握除法律之外的人文知识，有些时候甚至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因为不同的案件可能涉及不同的行业，如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就要求律师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建筑纠纷案件的处理，则要求律师具备一定的建筑学知识。此外，案件的处理还要考虑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掌握一定的人际沟通技巧，这些都是在书本中学不到，只有通过实践中才能掌握的职业技能。正因为如此，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看，完整的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结合。采取职业教育模式的国家，会要求学生入学前已接受过学术教育，如美国法学院的入学要求是学生已经获得过其他学科的学位。采取学术教育模式的国家，则要求学生毕业后再接受职业教育，如英国法科生从法学院毕业后，还要在律师学院和律师事务所接受职业教育。采取混合教育模式的韩国，则是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都由大学来承担。从我国来看，学生从大学毕业后，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基本就是在边工作边学习。近年来，律师协会也注意到了职业教育的不足，因此规定实习律师必须参加不得少于1个月的集中培训。对于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毕业生而言，则要参加初任公务员的集中培训。但无论是对于实习律师的培训，还是对于初任公务员的培训，在职业培训时间上比西方国家要短。在培训效果上很多流于形式，导致我国法律职业者在素质上整体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改进法学教育模式方面，我国曾进行过尝试。1996年，我国开始设立法律硕士学位，要求报考法律硕士的学生需获得非法学学位，就是借鉴美国职业教育模式的结果。然而，我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没有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而我国却有法学本科教育。从2009年起，法律硕士学位也招收本科为法学学位的学生，因而有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之分。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一般定位在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法硕（非法学）教育基本上和法学本科教育差不多，都是以法学理论教学为主；法硕（法学）教育则和法学硕士差不多，都是以学术教育为主。因此，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并不能弥补我国法学职业教育不足的缺陷。为了弥补我国法学职业教育的不足，提高法律职业者的整体素质，我国应当学习韩国模式，改革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将获得法律硕士学位作为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前提。在教学内容上，应规定法律硕士以职业教育为主，引入案例教学和法律诊所课程。为了保障法律硕士学位的培养质量，应当对办学资格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在师资上要求教师必须有一定年限的法律实务部门工作经历。为了突出法律硕士的独特性，还应当规定招收法律硕士专业的法学院校，应当停止其法学本科教育。在学生的入学资格上，对学生本科所学专业不作要求，并且应当规定所招收的非法学学位的学生不低于一定的比例，从而实现培养“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的目标。这样，我国法学教育就分为了两个阶段，本科阶段是学术性教育，而法律硕士阶段则是职业教育，从而实现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将会得到大幅度提高。总之，我国在法学人才的培养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了满足国家对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需求，就应该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勇于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我国法律硕士培养已有30年的历史，借鉴韩国的“法学专门研究生”培养模式，对其目前教育模式进行改进，则可以实现“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兼顾。 作者:孙首灿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现状探讨 一、我国教育法学研究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教育法学的研究进入了萌芽阶段，教育界和法学界开始考虑对教育立法，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开始对教育法学进行研究。在今后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教育法学的研究由最初的设想到现在的深化以及分化研究阶段，致使现如今已经写形成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法学理论和体系。对于我国教育法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对《评论》杂志和教育法学年会论文集这两本期刊进行分析。《评论》是我国在教育法学研究上对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教育年会论文集是由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在年会上交流讨论的论文组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信息量比较大。通过这两本渗透出来的信息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教育法学理论的研究在不断的深入，研究人员的视野也在扩展，将更广的领域纳入到研究中来，教育法学研究已经进入到发展阶段。但是与一些成熟学科如社会科学相比，教育法学还显得比较年轻和稚嫩，还需要不断的去探索。 二、我国教育法学既有理论体系研究 在我国教育法学发展的这三十年里，教育法学中涉及的概念、概念体系、教育法学主体以及主体间的关系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这一些问题如：1）教育法学研究对象不明确；2）教育法学研究方法单一；3）教育法学性质界定不清；4）教育法学理论体系不健全；以下将对这些问题作简要探讨。 1.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选择标准 由于我国教育法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比较晚，发展时间也比较短，就必定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依据理论来进一步说明。而缺乏理论说明将会使得学者们对教育法学的研究无法用理论体系来标示。教育法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自组织其理论、自固化其思维、自健全其机构和自外化其理论等功能。学者们在满足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进行探讨研究，然后以《教育法学》的名义出版，这将是教育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必要过程。 2.既有理论体系分析 我国以《教育法学》为名的教育法学类著作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本之多，作者都以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教育法学的学科属性、概念、理论和法制形成体系进行分析探讨。本文借用申素平教授编写的《教育法学》进行分析。申素平教授编写的《教育法学》一共分为八章，由教育法语受教育权、教育主体与教育的法律关系、主体制度论和弱势群体受教育权这三部分组成。是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讨教育法学理论体系。根据内容我们进行分析，作者首先对教育法和受教育权的概念进行系统阐述，然后在对教育法的内涵以及受教育权的法律规范作为基础，对社会个体与教育的法律关系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对学生、老师、学校的制度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对我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三、以“受教育权”为逻辑起点的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理论体系的起点也是终点，以受教育权作为逻辑起点，那么在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它的终点也必将是受教育权。对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应包括客观性特征、系统性特征和动态性特征。客观性特征是由体系特点决定的。系统性特征是理论体系的首要特征，最为关键的特征。动态性特征是说明在微观结构上理论体系是动态的，而在宏观上表现为相对静止的。 2.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 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由核心层面和外部层面组成。核心层面是理论体系逻辑演变的载体，外部层面是理论体系中各个元素的分解。核心层面与外部层面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大丰富，各自之间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理论体系的研究框架 对于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目的就是构建一种一般性意义的，属于教育法学自己的研究框架。 作者：高婵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教育法学论文:大学教育法学课程教学的反思 一、变“教教材”为“用教材” 教材的选择和使用是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教材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它不仅关系到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组织、设计与教学实施，也关系到教学目标的达成。但是对教材如何使用是一个有关教师教学理念的大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按照以知识带动学生能力发展的基本思路，依照课程自身的逻辑体系和教育法律现实要求重新对教材内容进行组织，在所选用教材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自己课堂教学内容框架，突出“教育法学”课程的理论严谨性和实践应用性；二是根据大学生的学习思维特点和发展需要，在部分章节设计和使用学案，学生依托教师推荐的教材、其他参考教材或教育法学著作、期刊论文、网络资源等进行小组合作下的自主探究学习。改革实践表明，使用精心编制的学案，能够实现从学生“被动学”到“主动学”的转变。笔者作为教师，在学生进行学案指导下的分组合作学习和互动交流检测过程中，主要充当倾听者、帮助者、引导者的角色，有时也是权威解说者。可以说在学案理念下，不仅教师传统教学角色发生转换，从知识的告知者成为学生知识学习和能力发展的引导者、促进者和帮助者，而且对学生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自学过程，更是一个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思考、尝试学习成功与分享学习快乐的过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教材本身也反映了多样化的学术观点，因此大学课程不可能是一统教材，而且教师对教材的选择上具有自主性。这些都决定了大学教师在教学中要坚持“用教材”而非“教教材”的基本教材观。如果只是“教教材”，显然教学重点在于课程知识的传授。相反，如果坚持“用教材”，则不仅传授了课程知识，同时还会把课堂知识延伸到课堂之外，也更注重大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 二、变“接受性学习”为“研究性学习” 在我国，传统的大学课堂以接受性学习为主。它是以听讲、记忆、模仿和练习为特征的学习，教师主要通过讲授法引导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或技能。虽然诸多教学实践表明，接受性学习并不必然导致学习过程的枯燥乏味，但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被动机械和无意义的接受性学习。在当前大学培养目标和社会发展要求下，这种情况下的接受性学习显然不能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因此是要必须改革的。在“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中，笔者主要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学生分组，然后各组进行教育法制与法治的社会实践主题调查。这实际上进行的就是研究性学习。在授课之初，笔者首先就主题调研这一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意义、实施步骤规划、调研结果呈现方式等进行说明，还结合对教育法制与法治的现实侧面考虑，先行拟定若干个调研主题，学生可以选择教师拟定的主题进行调研，也可以根据小组的兴趣自行设计和确定调研主题，最后学生进行多个主题的调研，比如法学体系中教育法的地位调查、非教育类专业教师的教育法治和法制观念调查、家长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中外大学生教育法律法制意识现状调查、大学生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小学教师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调查。各小组根据主题需要，自行设计问卷，并经过试测后正式发放问卷调查，后期利用SSPS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在调研结果呈现过程中，各小组不仅完成了正式调研报告，还制作了PPT，在全班进行调研结果的分享和交流。学生非常喜欢这种学习方式，虽然调研过程中遭遇很多困难，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学习活动不仅对现实教育法制和法治问题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也深化了对教育法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且科研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锻炼，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负责、自我完善并体验学习成功的过程，感觉受益匪浅。 要打破大学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就必须让学生真正“动”起来。这里的“动”不仅仅是动“手”，更包括动“脑”。研究性学习，就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它是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积极主动、自主的有意义学习。这种学习“具有明确的专业方向，趋向于对深层次理论学习的理解，是以全面学习专业的基础理论为基石，向专业前言理论的循序积累，进一步强化专业理论的实践意义”。研究性学习主要以小组合作方式进行，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多地动手动脑的实践学习活动，例如实验、观察、课题研究等来发展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是一种融合体验、探究和创新的现代教育理念下的学习方式，应当为大学教师在教学中所掌握和践行。 三、变“单打独斗式学习”为“合作互动学习” 传统的大学课堂学习仍倾向于学生个体的单打独斗式学习，即学生之间在学业成绩和能力发展方面没有更多的相互影响。近几十年，课堂中的合作与互动学习理念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理念。笔者在“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中，就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学习，不仅注意打破教师满堂讲的传统局面，而且特别注意通过精心设计与实际联系密切的问题与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与讨论的欲望。有时就某个教育法律问题，学生之间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论据，试图说服别人。笔者作为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会轻易做出评判，而是在不同观点中给予点拨或引导，最终的正确性认识和问题解决方案往往就在这种争论中被清晰认识和呈现；二是注重学生个人之间、学生小组内与小组间的合作互动学习，特别是借助上文所谈到的学案学习，学生小组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小组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各小组之间的交流都得到加强，而且学会在积极的竞争中进行合作与协作，学生感觉收获很多；三是注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即学校教务处提供的BB网络平台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课外学习互动。正是通过这些课内外的互动探讨、合作交流与学习，学生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学会如何倾听别人的看法，学会如何深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学会如何对学习进行反思。在大学教学中坚持合作与互动学习的理念，不仅能够成功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单维交流，也能够打破学生之间彼此漠不关心的学习状态，同时也可以积极发挥学生群体在知识学习和能力构建中的功能。因此，大学教师要深入了解这一新教学理念的内涵，并积极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把大学生的能力发展要求和自己的教学实践方式变革真正结合起来，使教学成为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教学。五、变“知识学习”为“多元智能学习”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导航器，大学目标的达成远不是通过培养掌握很多所谓“知识”的人才就能实现的，大学教学不能仅仅局限在知识教学上。当前最重要的一种人才理论是多元智能人才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人至少都有7项智能，包括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 20世纪90年代，加德纳又增加了自然智能与存在智能，由此人的智能至少包括9项。正是基于对多元智能理论的理解与欣赏，笔者在“教育法学”课堂教学中，首先是实现课堂教学观念的转变，其次是实现课堂教学设计的多元化，再次是实现学生学业成绩评价方式的多元化。笔者依托多元智能理论带来的教育教学启示，不仅关注到学生的智能差异，而且尝试积极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比如课堂上大量的案例分析与所提倡的问题辩争，注重学生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的训练；切实开展的小组合作学习，是在充分考虑到人际关系智能发展和自我认识智能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的。事实也证明，通过有效的小组合作与协作学习，学生都有很大收获，特别是那些原本不善于与他人交流的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逐渐建立起自信和掌握与他人交往的一些技巧。此外，在平时学业成绩评价方面，笔者打破传统小测试等方式，尝试组织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进行教育法学实际问题调研、办教育法学手抄报，或者在全班举办教育法学案例分析答辩会，或由学生独立创作教育法制与法治漫画等，这些形式的采用都是试图对学生语言智能、逻辑智能、人际关系智能、空间智能等进行的系列训练。大学是青年学生心智发展成熟、世界观和人生观确定、个性形成以及职业生涯定向的重要阶段，因此在大学教学中，应该清晰认识到学生的多元智能，用全面和发展的观点去对待学生，并在反思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教学。多元智能教学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它不仅关注每一个学生，而且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智能强项与弱项，关注教学过程的生成性，并最终促成有效学习的达成，实现学生知识与多种能力的有效提升。 作者：薛国凤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法学论文:九年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总之，新《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中要为学生创设主动参与的机会，提供主动发展的空间，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从而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使学生的素质得到提高，成为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 我们应该熟读新的《义务教育法》，在不断的理解和应用中，为学生们真正的发展和成长尽一份心，效一份力。 教育法学论文:开放教育法学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央电大推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北京电大作为开放教育试点举办了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经过三年左右的教学，我深深感到开放教育与传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不仅意味着教育对象的开放，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教育资源和教育过程的开放。”开放教育对电大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对电大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分析研究开放教育的教学方法，寻求最佳的教学方式，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在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证据学》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的实践，对开放教育的教学方法作一些探讨。 一、“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求教师“运用广播、电视、文字教材、音像教材和计算机课件及网络等多种媒体进行现代远距离开放教育”。为适应开放教育的需要，电大教师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方法向适应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方向转变。 首先，开放教育冲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网络教学打开了教师、学生、教材、教室、黑板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教学以实时和非实时的不同方式同步进行。这使以广播电视教学为主体、集中面授辅导和个人自学为主要形式的传统电大教学模式要逐渐转化为以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教学为主体、自主的个别化学习与交互式的集体协同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面授辅导为中心”必须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中心、以自主的个别化学习为中心”进行转变。随着这种转变教学出现了许多变化：1多媒体远程网络教学的广泛运用，网络教学平台上教学资源的大量建设，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上网学习；2电大教师所熟悉的面授辅导课的比例大幅度削减，教师再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在面授辅导课堂上就课程内容进行系统的讲授已不可能；3教师的面授辅导课不再是系统讲授，而是重点难点的提示，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讨论，对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及对易错处知识点讲解，以帮助学生理解和吸收教材的内容等等。教学模式的转变及带来的诸多变化，对电大教师传统的教学方法形成强烈的冲击，迫使我们对此进行研究和探索。 其次，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目的是“旨在通过课题的研究和试点工作，探索并构建广播电视大学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电大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和培养规格上，应更为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主要是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从这一目标出发，就要求学生在毕业后要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能满足处理复杂的法律事务的需要。实践证明，在现代社会，仅仅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法律工作者还应当善于运用法律和法律知识来分析和处理各种法律事务，为此就必须精通（至少是某一领域内）法律规定和法律解释，谙熟诉讼程序和诉讼技巧等等。而在传统电大教学中，教师大多采用系统讲授的方法，注重课程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逻辑性，缺乏对学生的法律技巧、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思维的机敏以及雄辩的口才等方面的训练；同时强调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中缺乏启发性、互动性和实践性。从这种教学模式中毕业的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经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正是针对电大教学中的这种现状，提出“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性高等专门人才”的目标，对此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素质或技能的培养，这应是电大开放教育的重要职责。 最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单纯的系统讲授效果往往不好。学习法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法律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然而法律是抽象的、一般的，现实则是具体的、复杂的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异。要将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则学通、学懂、学好、会用，就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具体事例进行案例教学。例如，在证据学教学中，相当部分教学内容与具体诉讼程序有关，这些内容程式化特征明显，单靠教师进行系统讲授，既枯燥又缺乏直观感觉，学生往往不感兴趣并难以掌握，而结合实例进行案例教学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又有许多困难。而开放教育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条件。多媒体远距离教学手段的大量采用使教师可以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建立案例库在课堂上使用网络、电子课件，结合案例、结合法院开庭现场的录像来进行讲授，介绍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如何运用证据来证明有关的案件事实，司法机关如何审查判断和认定证据，从而使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则变为直观的、形象的具体案例，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减少其学习的难度，增强实践经验，教学效果就会大为改观。 教学方法从属于教学模式。适应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时，案例教学以其特有的优势而在诸多教学方法中受到重视。案例教学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盛名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现已成为美国大学所有专业和职业教育的主要教学方法，并为世界各国教育界所仿效。案例教学的基本特点是：它以精心选择、合理编组、相互联系的若干个（组）案例为基本教学内容教师根据教学的目的，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特别注意选取相互冲突的案例，交给学生课前预习。上课时，教师不进行系统的课堂讲授，而是对所选案例提出问题和学生共同讨论。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运用原始资料，陈述、分析、论证，并提出自己对案件的处理方案。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系统讲授法相比较，教学主体是不一样的，传统讲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而案例教学法却是以学生为主体。在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阅读、理解、思考、分析、讨论、总结、归纳等环节，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完成。从完成案例教学任务的角度看，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后，能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过程，能对教学内容有深刻的领会，并获得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在分析案件、进行辩论、起草有关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在毕业后很快地适应实际操作。案例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适应并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远距离教学的特点，因此成为我在进行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教学的首选，并在《证据学》课程教学中予以采用。 二、“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的教学措施和教学支持服务系统 案例教学是一个系统化的教学过程，应该有一系列教学措施和教学支持服务系统与之相配合。其中比较重要的教学环节有：编辑专门的案例教材，建立网上教学平台的案例库；制作电子课件，选用电视、录音、录像、电脑网络等多种教学媒体进行案例教学；增加案例分析在形成性考核中和期末考试中所占比例；相应的交互式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如E-mail电子信箱、BBS网上讨论和答疑、双向视频讨论、留言板、电话答疑等等）。我在《证据学》教学中采用这些教学环节并进行了一些实践。 1.编辑案例教学教材，在网上建立教学案例库 目前，北京电大尚不具备编辑、出版用于案例教学的教材的条件，但是多媒体网络教学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条件。我在北京电大的教学平台上把《证据学》课程中需要学习和研讨的系列案例（部分）向广大学员，供下载学习。为了帮助学员学习，除了案件事实材料、思考讨论的问题外，还在网上给学员提供了案例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参考资料，以及难点提示等。学生进入北京电大的网站后，可以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对各章节的相关案例进行阅读、理解、思考、分析、论证，结合案例内容和教师所提问题学习教材相应的内容，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在上辅导课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对有关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2.课堂上使用多媒体网络和电子课件进行教学 过去，在教学中讲解案例是比较困难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案例的文字都比较多，在黑板上抄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简单地读一遍，学生又往往难以理解和解答。现在电脑教学的大量运用，为课堂进行案例教学创造了条件。为此，我制作了《证据学》案例教学的系列电子教学课件。课件按章设立，每一章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按照教材的内容，搜集、选择相应的案例材料进行整理、改写、编辑，并提出讨论的问题。上课的时候，在讲解完教材相关内容以后，可以在电脑上演示制作的案例电子课件或者上网选择网上相关的案例，组织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讨论的形式可以是集体讨论、分组讨论，也可以是控辩双方的对抗式讨论。当然也可以将案例分析作为课后作业，留待下一次上课时再讨论。 3.网上BBS讨论 利用BBS网上讨论，教师可以进行实时答疑。2001年秋我共组织、参加了三次BBS网上讨论，其中最后一次较为成功。在讨论中，学生除了就期末复习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询问外，还就网络平台上的案例提出了问题，许多同学对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我对学生的看法给予了解答和分析，学生感到较为满意。 4.通过电子邮件实现交互教学 开放教育开办以后，电大教师都有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而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建立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这样通过电子邮件，学生可随时将案例分析时遇到的疑难问题发送到教师的电子信箱中，教师收到邮件后即可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并发回学生信箱。2001年秋，我收到了学生的十余封电子邮件，多数邮件是就网络平台上公布的案例提问题，要求解答；其余邮件是索要相关的法律文件。我都给予了答复。 上述 一、 三、四三种现代远程教学方法的采用，打开了各个教学班的限制，极大扩展了教学的空间，使电大的课程责任教师除了在任课的教学班以外，能够在全市教学班的范围内进行教学方法的试验和改革。 5.改闭卷考试为开卷考试，增加案例分析在平时形成性考核中和期末考试试卷中所占比例。 教学方式的改变必然要求考试方式的相应改变，否则，教学方式的改变就是一种空想。目前电大法学专业期末考试以闭卷答题为主要方式，其中案例分析一般占10%至15%的分数比例。学生为了考试，要背大量的概念、简答题和论述题，考试成了一种记忆的较量，而综合分析能力考核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对于电大法学专业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提高其法律实务的综合分析能力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案例分析主要是测验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所考查的不仅是教学中的点，而且包括教学中的面；它不仅关注学生了解了多少法律知识，更关注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此外，《证据学》这门课程与其他部门法学相比，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它是专门研究在刑事、民事、行政等三大诉讼中如何根据有关法律规范灵活运用诉讼证据的学科，其实践性、应用性极强。为此，我将《证据学》这门课程定为开卷考试，增加试题中案例分析的比例。本门课程至今已经进行了七次考试，考试题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案例分析题40分，选择题40分，问答题20分。选择题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题属于小的案例分析，从而使案例分析题在整个试题中的比例超过50%.在平时的形成性考核中，也采用了类似期末考试的方法，作业中安排一至两个较大的案例分析。这种考试方式的采用，配合了平时的案例教学，督促学生在学习时主动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习的系统性；同时改变那种死记硬背的应试方法，提高了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 三、“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对学生和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案例教学法的采用使学生由被动地位转为主动地位，由单纯接受知识转为有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从以应试为目标而形成的背书、背笔记的机械式学习方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以运用法学理论、法律知识分析和处理案件为目标的能力培养和锻练，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均可得到较快提高。但案例教学在转变学生角色的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案例教学减少了常规面授课系统讲授的时间，增加了学生在课堂上研究、讨论的时间，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加强自学，对教师没有讲授的教材内容自行阅读、分析和理解。此外，学生在课后还要上网去查阅材料，下载并研究案例，进行大量的预习和阅读。而这些学习任务的完成完全依赖于学生的自觉性。据了解，极少学生能达到上述的要求，绝大多数的学生只在上课时跟随教师的教学进度，对有关的案例进行讨论，自学的积极性较差。此外，大多数学生还没有上网学习的习惯，要求他们上网去获取各种学习材料还较难完成。据北京电大崇文分校《消除学生心理障碍和克服学习困难的研究》课题组对139人的调查：“在问及希望学校提供的学习模式时，有99人选择固定组班教学，23人选择自主安排学习方式。在问及所采用的学习方法时，有99人选择面授教学，14人愿意自主学习。”北京电大《在学习支持服务系统中多媒体学习资料应用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组所做的《学生自主学习问卷调查》的统计显示：“80.7%的学生认为系统讲解教材的面授教学是较好的助学方式；87.5%的学生选择面授辅导。随着发展学生拥有计算机的数量预计可达60%，但也有38.6%的学生表示暂时不购买计算机；专为参加试点学习在入学后购买计算机的学生仅占4.9%.”这都表明，学生尚未从传统教育的模式下转变过来，还不适应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而上述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学生们参加案例讨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在课堂上讨论的案例较少，案例教学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据有关材料介绍，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管理班（教学对象都是有两年工作经验的经理）所有课程基本上都采用“案例教学”法，在13周的教学时间内，要学习研究180个案例，大约平均每天要研究学习2个-3个案例。在学习案例的同时，还要指定一批参考书或参考材料要求学生阅读，以帮助学生吃透案例和更好地分析案例。 “开放教育”教学模式下进行案例教学对教师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长期以来，电大教师的教学主要是制作录音课、录像课在广播电视中播放，在教学班进行系统面授辅导。对于这种教学模式，电大教师是熟悉的，并运用自如。但中央电大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以来，新的教学模式对电大教师的传统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要求电大教师不仅要掌握学科知识，还要熟悉多媒体远程教学的操作技能，能够进行网上教学，包括制作电子课件，在网上接收、批改、回复作业、论文，浏览、下载教学所需的资料，制作教学网页并上传至教学平台，利用BBS和双向视频系统与学生进行远距离互动式的教学交流，答疑、解惑。进行案例教学，教师还需要在网络上建立案例教学库，制作CAI案例教学课件等等。面对新的教学模式，电大教师业务素质必须重新定位：1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电大教师应该成为熟悉本专业、本学科知识的行家；2要有较为丰富的相关学科的实践经验；3有驾驭网络技术进行导学的能力；4具有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相适应的科研能力。对此，电大教师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开放教育运用多媒体网络教学手段，冲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教学规模扩大，空间延伸，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这类教学形式灵活机动、富有弹性、充分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了学习者独立、自主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广大成人学习者的青睐。但同时，开放教育又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有较大的区别。我们在运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的同时，还要注意寻求和采用最佳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教学模式的变化。当然，本文所研讨的案例教学只是诸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案例教学不可能完全代替或取消其它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也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的课程，我们只能根据教授课程的性质来选择最佳或较佳的教学方法。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本科教学改革 一、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育观念陈旧，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成人教育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个别学校在社会效益上的重视不足。他们只注重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多少，却忽视教学质量的提高；片面强调了成人教育中的“函授”、“业余”、“夜大”等特点，而忽视了终身教育的“教育”理念，在设置师资力量、安排教学课程等方面大打折扣；而成教学生本身工学矛盾的存在又使得学生的自学环节必然缺失，两相结合必然使得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2.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模式缺乏 在部分学校的成人教育中，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仍然沿用老一套的教学手段，未能采取先进的、多种类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目前的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现行教学模式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障碍，往往沿用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或者照搬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3.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选用不恰当 在课程设置上，成人教育法学本科课程也没有考虑到成人教育的特点，照搬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学的课程设置，使课程设置与成人教育学生的期望相差甚远。在选用教材的时候，没有经过慎重考查，教材“过时”，无法很好的开展教学，不能及时吸收最先进的理念，不能最大程度的满足成人教育学生的求知欲望。 二、教学改革的途径探讨 1.转换观念，明确定位，严把教学质量关 充分认识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建立有别于普通高等法学本科教育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明确定位成教法学本科教育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素质，保证和加大物质资源的投入，包括经费投入、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手段、设备等等。 正如美国教育学家达肯沃尔德·梅里安在《成人教育》中指出的那样：“成人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教材为中心。”由此我们应改变“成人本科教育就是高等学历教育速成班的看法”，应该看到，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新的发展趋势根据成人高等教育及成人学习的特点，选购好既不影响学科专业课程的规格档次和水平、又适合于成人学习特点的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教学内容上要注重实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让接受成人法学本科教育后的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即可。 2.借鉴普通高等教育先进模式，促进成教法学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1）诊所式教学模式的试行 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学教育必须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换言之，新时期的法学教育，从根本上讲就是法学素质教育，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法律人才。这种观念放在成人法学本科教学中亦适用。 2000年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教育改革中，引进了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以创立法学教育的新方法，促使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试行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所谓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种从案例教学法发展而来并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方法的一种全新法教育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先在美国各法学院兴起。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吸取了案例教学法的精髓，即经验式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借鉴了医学领域的临床教学模式，强调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运用过程来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法律实践能力，从而加深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推广“诊所式教学”，虽然存在成人教育学生有工学矛盾等问题，但是经过改良后的诊所式教学，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充分运用 目前，在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技术的运用已经越来越普遍，而在成人教育中则相对教薄弱。囿于成人教育短暂的面授教学时间，更多的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赶教学进度，只能够加快理论知识的泛泛讲解，“演讲”式的教和廖廖几行板书的效果远远不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充分使用。 在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目标中几乎各占一半的比重，多媒体教学模式的优点可以很好的满足教学的多种需要。作为一种媒体技术，它所承载传输的信息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覆盖了教学系统的各种要素，具有全面性、形象性和使用的方便性，能提供最新的信息和各种便捷的服务，它提供了各个部门、环节和各种要素信息之间联系的信息通道，具有多向性和交互性。因此，在法学教学中可以通过应用多媒体教学模式，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充分、形象地模拟教学环境，组织学生采用多种有效的学习方法，以最经济、最直接的方式达成学习目标。如通过网络，将校园课堂和法院审判庭联接起来，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通过网络，学生可以收集相关法学资料并参加讨论，实现互动开放式教学。 三、进行改革的可行性 虽然，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本科教育仍然是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但是，在目前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自我增值及终身学习，参加成人法学本科教育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期望进行法学本科再教育的群体来说，办学机构的办学能力、教学质量、社会效益等是其选择的首要条件。办学机构只有适应教育潮流的发展，认真思考法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变滞后的教学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办学能力，办学才能长盛不衰。在教学实践中，由于大部分成人教育都依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资源，完全具备进行教学改革的软、硬条件。 当前，参加成人法学本科教育的学生怀着新的求学理念，选择学校时候更看重的是教学质量的情境下，加快法学本科生教育教学模式，摈弃成人教育法学本科教学中存在的低水平，泡沫化，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与法律职业脱节等弊端是非常必要的。培养实用创新型的法律专业人才，使经过成人教育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具有“法律人”应有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办学机构增强办学竞争力的最好手段。成人教育学生的培养质量标志着一个办学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探索和创新法学本科教学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办学机构的竞争力，为社会提供优质法律教育产品，从而进一步提高办学机构的社会效益。 教育法学论文:法理学在教育法学的应用 一、双重身份要求加大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学素养 2013年6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法律素质是现代社会公民健康成长、参与社会、幸福生活的核心素质之一”。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提升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水平”[1]。教师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教师自身的法学素养直接关系到法制教育的成效，所以，作为未来教师的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仅仅了解教育法律部门的相关法律条文是不够的，需要获得法理学的支撑。同时，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当下的身份是“高等学校学生”，依据《意见》对提高高等学校学生法律意识的规定，他们也需要“了解现代法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及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规范，提高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双重身份要求在教育法学课程中贯穿法理学的内容，而高教版《法理学》“用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实践”的主旨正与这一需求契合。提高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教育法学课上对法理学的学习是不可或缺的。高教版《法理学》对教学的影响还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实习、实训的不足，给学生一个想象的空间，通过现实的教育法律案件接触教育实践，在模拟学校的环境中体验为师的感觉，使教学具有针对性。 二、用教育实践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教育实践 《法理学》揭示了日常生活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善于从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或案例出发进行法理学思考，提炼或检验法理学理论。用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3]。教育实践中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现实源泉，也需要法理的提升。 （一）教育是一种秩序 教育领域的一些违法行为，与教师的法律素养缺乏、法律意识淡漠直接相关。当教师把体罚当作“正当管理”、把侮辱性斥责当作“忠言逆耳”时，他已经毁坏了教育秩序。卢梭说，有人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但他比别人更是奴隶。即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奴颜婢膝[4]。对学生权利忽视的教师，也会在教育管理中轻视自己的正当权利，陷入“在自己的权利上缺位，而在学生权利上越位”的怪圈。为此，在教育法学教学伊始，我们选择把“法的价值”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法理学》第二十一章“法的基本价值”中强调了法对秩序的维护作用和对自由确认保护作用。“秩序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关系状态”[5]。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秩序的具体特征。抽象地说，社会秩序表示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依据《法理学》教材，我们从“历史上的几种主要秩序观”入手，分析当下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学校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和学生家长之间的秩序关系。 （二）以教材自身的学术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教育法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法制精神的养成，使未来的教师能够知法、懂法、守法、依法执教。现有的教育法学教材，对法律规定“是什么”解释的比较多，但对于“为什么”和“怎么办”讲解的比较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科的悠久历史和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对该课堂的学习兴趣。《法理学》教材关于三种形式划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的学理分析，使学生可以把教育法律部门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规定进行分类。如：我们以把《教师法》中关于教师的六项权利和义务归为一类，即“由法律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并赋予以明确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的规定及未成年人工作原则的规定归为第二类，即“法律只提供依据或规定某种标准，由当事人自行设定权利义务确定具体内容”；另外一些偶发性事件的权利与义务模糊之处，可以归为第三类，即“法律设定了权威解释制度”。法学专业以及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知道有关的法律规范，而且必须知道它们是怎样成为这样的法律规范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规范；不仅要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的技术，而且必须知道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时应当坚持的价值标准”[6]。学习法理学，掌握适当的法律方法、培养法律理论素质和法律思维能力，比仅仅习得具体的法律知识重要得多。 （三）以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 通过教育法学课程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教育法律知识，而且要锻炼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教育法律条文的能力，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学校、学生和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教师教育，无论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还是课程设置，都是以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为核心，正是基于这一点，学科交叉解决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就难以实现。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的教师，他们在学习期间所接受的课程内容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研究思路和审视问题的视角。为此，借助教育法学课程平台，把《法理学》的思想贯穿其中，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学思维能力，为日后依法从教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教版《法理学》特别关注法律的执行环境，弥补了当下教育法学教材偏重于法律条文解释说明，而缺少现实操作性的不足。在第六编“法与社会”中强调了法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不仅仅是法律系统本身的事务，任何法律规定的落实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正如教育法律问题不能仅仅从学校、学生、教师、家长的微观层面来看一样。“法的生命在法的实施”，《法理学》在第四编“法的运行”中突显“法的实施”的重要性，详尽分析了守法的影响与制约因素，为分析教育法律条文提供了社会环境依据。“社会认同”走进教师教育学生视野，在没有补充法理学理论之前，针对《教师法》规定的六项基本权利，学生们通常从“带薪休假”等显性权利着眼，而没有认识到“专业人员”在身份认定中的重要意义；没有考虑到只有确定了教师的专业人员地位，才能使其他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通过学习“法的实施”，学生不再把权利相对方固化，开始从更大的体统中寻找解决教育中主体利益受损问题的办法。（本文来自于《黑龙江教育》杂志。《黑龙江教育》杂志简介详见.） 三、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身份荣誉意识”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论及“什么是教育”时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如何在教育法学课上，通过学习《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教育的部门法提升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荣誉感？《法理学》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在法律活动促进法律职业形成之前，其内部就已经开始酝酿着一种‘身份荣誉意识’，进而发展为一种传承后世的法律职业伦理，它从集团内部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并保证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7]。教育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样不是行业，而是职业。它不仅需要有专业学识与资质资格，而且需要践行特殊的职业伦理，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崇高的人群。这一人群的特征是什么?《法理学》教材弥补了已有《教育法学》教材的不足，明确了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主体意识，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教师，职业平凡而又不平凡，肩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为此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要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其二是权利意识，即清晰地懂得权利的正当性、可行性、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护。其三是参与意识，教师和法律人一样应对社会更具责任力，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公共事业管理。其四是平等意识和宽容态度，只有具有宽容品质的教师才能营造一个民主的学习生活氛围，只有讲民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宽容胸怀的学生。高教版《法理学》教材鲜明的理论引领特色，使教育法学教学突破对教育法条文的解释和讨论局限，使教育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依法执教”奠基的课程目标，也为今后教育法学教材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作者:李洪波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现代开放教育法学的教学模式初探 一目前的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现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专业被添加为开放教育的一门重要专业。为了保证法学专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开放教育的相关领导和责任教师一直很重视法学专业课的教授。从课前准备到课堂教授，最后到考前复习，老师们都积极参与，勤奋认真。经过20年的发展，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越办越红火，法学课程越上越有水平。而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相继成为了骨干，成为了社会跨越和单位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客观的说，在前些年的法学专业课的教学中，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还是不胜枚举的，并且也曾经多次被其他形式的办学模式所采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学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法学专业的办学领域不断拓展，一些新兴的办学模式逐渐兴起，他们及时观察社会的发展动态，不断发现新现象，总结新经验，提出新问题，许多具有法学课程教学前沿的进步观点层出不穷，对原来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冲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的法学教学的新模式。对比现有的新模式和开放教育原有的法学专业课教学模式，不难看出，传统的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概括总结如下： （一）教学形式原始而单一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一样，都是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近些年辅之以细微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实践。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与学习要求决定了，它必须以课堂灌输为重要教学方式，更多的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以不断增加学生的学习内容，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知识的专业性和应用实践性，学习是为了将知识转化为工作实践，提高工作效能。尤其是对于开放教育的学员，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一线从事劳作，他们学习的出发点是为了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以更好地应用于所从事的工作，适应社会职业技能的发展。因此，单纯的课堂教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专业的学习范围，限制技能的拓展。法学本身就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必须更多地将书本知识联系到司法工作的实际。原有的单一课堂面授持续了十多年，这种局面必须被打破。 （二）教学方式古老而机械 原先的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课教学方式遵循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单一方式，即在课堂上，老师的作用就是根据所备课的内容，系统连贯的讲授，时而提问学员，时而独自讲解。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教师，单纯的追求课堂的教学完整性以及学员的出勤率和课堂学习的情况等。对于讲学的最终效果如何，学员乐不乐意听，实际上掌握了多少专业技能，这些都被抛之云外，甚至被一些老师当作可有可无，甚至认为不是他们的责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学员的学习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或者说，已经严重落伍于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教学方式的发展，阻碍了教学的改革。 （三）教学内容表面化和主观化 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面授教学，在教学的内容上，追求的是知识的肤浅散布。反映在教学的理念上，仅凭主观的意愿出发，或者自认为很科学、很完美、无懈可击。客观的深入思考，可以看出，这种教学内容实际很肤浅，只是从形式上规范了自身的教学，而实质上却忽略了教学的真谛，破坏了教学的效果。教学的实质应当定位于学生掌握了多少，真正能够应用于工作的概率有多大，而不是老师教了多少，教的内容广不广泛。 二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的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原有的教学模式产生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教育法学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必须牢固树立改革是为了顺应社会发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意识，使改革的成果普遍应用于工作实际，提高教学效果。（1）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教育是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全面发展的动力，没有教育的改革和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对于在高等教育特别是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军之一的开放教育中，率先改革教学模式，尤为重要。“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在全社会形成了强烈效应。法学作为开放教育的重要专业，承担了改革教学模式的重任。（2）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落实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是国家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证。高等教育是与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联系的一个桥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败，直接会影响到其为社会各行业输送的人才的整体素质，进而涉及到各项工作的优劣。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也应紧紧跟随教育改革的洪流，不断前进。（3）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提高教学水平的直接砝码。法学专业作为开放教育的一个重要专业，在整个的开放教育教学中，举足轻重。法学专业一直是开放教育的主打专业，要想提高整个的开放教育教学水平，改革法学教学势在必行。（4）改革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原有模式，实施现代模式是提高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的学员，大多是正在或者即将进入司法部门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学习效果的好坏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未来执法的水平和效率。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司法执法的进步。社会上的新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必然要求不断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作为直接培养法律工作者的阵地之一的开放教育的法学专业，要不断改革原有的落后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技能，为学员的良性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现代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模式 开放教育的法学课程要紧跟时代潮流，尤其是要跟随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潮流，主动学习现代教育技术背景下的专业教学理念，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努力探讨，认真总结，形成独具特色的、科学高效的、能够深入广泛的应用于法学实践的教学新模式。（1）坚持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教学方式的灵活性的统一。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突破原有的单一课堂面授的限制，充分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推广多媒体教学，发挥网上优势，全面搜集、查询和整理教学资源，灵活多变的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科学的传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教学的层次和水平。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既要将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融入到整个高等教育教学的体系中，又要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其特殊的专业学科特点和组织教学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实施特色教学。法学是一门工具性能很强的学科，尤其是倡导依法治国的当今，教学思想中要始终贯穿着学以致用的主体理念。充分思考和挖掘一切科学的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大范围的展开案例和司法实践教学。努力创设不同的情境，多方面获得教学资源，全方位引导学员开发潜能和智力因素，提高学员的司法实践的能力和素质。（2）深入组织实施教学，客观地传授法学专业知识。在组织实施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全面熟练地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充分保证传授知识的内容的准确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的任课老师，不仅要在上课前认真备课，更要到相关的司法和执法部门去深入调查和实践，获得最直接的法学知识，深入思考，及时全面的总结，最后集中教材内容和实践认识，形成最终的教学内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杜绝知识的主观化，确保教学内容的真实可靠。对宏观的法学知识和内容要进行分解，形成系统的具体的知识点结构，将每一个知识点辅助相关的案例，组织实施教学，以强化学员对知识点的了解。开放教育的法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各个组织实施教学的老师，必须严格对待自己，不断更新知识内容和教学理念，贯彻教学相长的工作态度，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 本文作者：田露工作单位：徐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开放教育法学人才培养的创新 1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电大作为一所的开放性大学，也应尝试开展诊所法律教育，通过设置诊所法律课程，来推进中国的法学素质教育，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学应用型人才。电大探讨将“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具体工作结合起来，来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推动电大法学实践教学创新团队的建设，凝炼出广播电视大学法学的实践教学上的特色。 2进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具体做法 (1)结合成人学习特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大学法学资源，试点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试点开设课程首先以劳动法、合同法、婚姻家庭继承法、未成年保护法的内容为主。目的是让学生学习相关知识以后能深入到本职工作中或者法律实习岗位为需求者提供法律服务；(2)把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的开设与教学计划的修改结合起来，将诊所式法学教育贯穿到法学人才培养计划中。结合开放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需求，对法学教学计划进行修改，在加强法律基础教育的同时，强化增加本学科课程的素质。(3)开设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改变传统法学教育的模式，在重视系统讲授法的同时，大力提倡案例教学法、课堂讨论法。(4)加强实践教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把诊所式法律课程与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性教学。通过学生小组学习、BBS讨论，及实地模拟课堂，并开展法庭论辩赛，模拟审判等方式进行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围绕实践环节展开实践教学。并设立法律服务中心为需求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5)利用广播电视大学的资源，建立诊所法律教育的平台。 3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具体策略 (1)设置“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由具备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组成诊所法律教师团队，负责提出课程设计方案。设置出一系列的实践性法律课程。有必修实践性课程、选修实践性课程，校内实践性课程、校外实践性课程。(2)开设法学实践教学中心，设立相应的平台以便开展诊所法律教育。聘请在法律实务部门活跃的律师、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的资深的法官、检察官来学校举办法律讲座，或者不定期地进入课堂讲解典型案例，让学生通过律师、检察官、法官来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今后将从事的职业，为其自己以后从事法律工作奠定心理上和能力上的基础。 4结语 推行“诊所式”法学教育，加强实践教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思路。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参与，自主学习，并在实施中进行适当的辅助指导，充分发挥好教师的“辅助”作用，引导学生积极发现问题、主动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法，训练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既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又能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专家型、技能型法律人才。总之，法律诊所式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在今后开放教育的法律教学中，应该将这种教学模式贯穿于教学的始终，使学员真正从中获得知识并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本文作者：才玉娜工作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教育法学论文:教育法学是从受教育权出发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人们认识、评价教育法律现象的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认识、评介成果的文化逐渐成熟，教育法学学科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霄兵博士所著《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就是近期有代表性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概览该书，最突出的印象是著者提出了以受教育权为核心构建教育法学乃至研究教育学、教育史的新视角。该书认为，受教育权是更重要的教育法学概念，教育法学应当是教育法律权利学，应当从此出发强调教育本身的基本因素和动力，构建以人的受教育权利的实现状态为起点和标准来探索、构建和反映的教育法学体系。这一立论及其理论框架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原理。就法理学而言，法是以权利和义务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从更深层次来说，权利和义务全面表现和体现了法的价值。人类的教育现象从总体上包括举办、实施、接受、管理和参与教育的五大类活动，涉及到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教育机构和家庭等众多的主体。抓住受教育者这个主体，突出其接受教育活动中的权利，并以此为原点构建教育法学，这是该书的一大理论贡献。 基于同样的原点，该书进一步延伸到教育学和教育史的领域，提出从人的受教育权利角度研究教育，解读、分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教育教学方法等，提出通过对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特别是与不同文明形态发展关系的研究，透过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的历史，揭示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无疑将催生出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产生新的突破。 正是基于上述全新的视角，该书以哲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为理论基础，对受教育权的时态和走向进行了跨学科的全景式的扫描，概括出受教育权的经济学范式、哲学范式、法学范式和政治学范式的基本类型，并就受教育权的辩证互动关系做了系统的理论描述，详尽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历史运动及其相应的发展方式、保障体制、管理制度、进步作用和历史局限，指出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四个基本特征：(1)受教育权范式是权利本位范式，权利主体是决定一个社会教育性质的基本因素，是受教育权范式的核心和基础，居于中心地位，受教育权权利主体是受教育权范式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2)受教育权范式是受教育权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结合的范式，是权利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范式；(3)受教育权范式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是历史哲学范式；(4)受教育权范式呈现出既是一元的又是多元的范式，是实践本位范式。这些研究，使该书提炼出的受教育权问题的概念体系和范式模型具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受教育权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和当前实态，在逻辑(哲学)、历史和实践三者间实现自洽和互洽，从而促进人们对受教育权问题的深层把握。 该书在构建受教育权范式理论的基础上，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变角度对受教育权予以哲学形态研究，归纳出五种范式，即：以身份和地位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教育权的条件，以君权或王权为后盾，以培养特权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特权化范式；以信仰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条件，以神权为后盾，以培养宗教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宗教化范式；以行为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重要条件，以政权为后盾，以培养政治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国家化范式；以经济利益(能力)的同一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物权和产权为后盾，以培养经济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社会化范式；以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需求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人权为后盾，以自由人为培养目标和法律现象的个性化范式。 著者还深入探讨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特点进行了论述，使抽象的法理与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的受教育权有机联系起来，深化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同时，初步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变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论述了上述五种范式的依次性、继承性、兼容性和主导性的关系，结合史实指出了受教育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在阐述上述五种范式过程中，解析了特权、神权、政权、物权和人权五种权力和与这些权力相适应的五种社会(特权社会、宗教社会、政治社会、商业社会和人性社会)，进而提出了与五种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五种文明形态：军事文明、宗教文明、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教育文明。指出这五种文明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貌，五种权力、五种社会、五种文明的互替嬗变，根本动力在于权利主体不断要求扩大权利引起的，权利斗争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这是个首创。尽管关于“教育文明”的内涵及其据以立足的依据尚需要进一步论证，但该书首开先河的“教育文明”之说，对我们加深对教育的认识，还是有启迪的。 著者在书中大声疾呼：“当新的教育文明展露之际，发展教育及其所带动的科技发展和政治建设，是抓住新的文明兴起机会的关键。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错失了工业革命、商业文明发展的先机，现在必须抢占教育文明这一制高点”。这一见识，角度新颖，见解独特，足以引起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该书虽然是探讨教育法学原理的理论著作，但著者强调它是把实践作为最初起点、最高抽象点和最后归宿点的实践哲学，注重主体、注重价值、注重历史、注重实践，追求的是哲学论、历史论和实践论的有机结合。书中专辟一编，就当代中国受教育权的现实和未来、受教育权的立法、受教育权的行政实施、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四个层面，剖析了受教育权的实现前提和要素、受教育权的原则确认、受教育权的国家保障和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等实务性问题。书中还精选了17个案例，涉及到因成绩原因、身体原因发生的高考录取诉讼，因入学年龄而发生的义务教育入学诉讼，因对学生的处分引起的诉讼，因颁发学业、学位证书引起的诉讼，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的诉讼等。由于著者身在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主管政策法规司局的特殊和便利位置，这些案例不仅很好地支持和诠释了书中的观点，而且对于我们从深层次认识受教育权、恰当处理相关事项很有参考价值。 在该书实践论编中，著者还论及了当代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多种范式并存的国情及其历史由来，提出了中国受教育权范式转型的七条建议：(1)明确转型的原则———领先或同步于社会转型；(2)严格限制特权化范式，防止教育腐败；(3)严格限制宗教化范式，教育与宗教相分离；(4)积极合理发展国家化范式，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国家在教育投入、加强教育公共体系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公正等职责；(5)积极合理发展社会化范式；(6)大力促进个性化范式；(7)正确处理受教育权国家化范式到社会化范式和国家范式、社会化范式到个性化范式这两个转型之间的关系和步骤。这些建议触及了当前教育的弊端，基本上体现了教育的今后走向，对制定教育政策、实施教育活动的各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诚然，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尚在过程之中。有些问题，如书中提出的国家化范式在当代的作用、受教育权范式的转型等，还有待理论界做深入的研究。但《受教育权法理学》的问世，无疑对我国教育法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具有浓重理论色彩的清新空气，为该学科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教育法学论文:教师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 我们都知道，教育能够决定和改变一个人的未来和命运，教育也能改变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作为学校中的一名普通教师，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之后，对提高师德修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义务教育法》赋予我们的义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教育新风。教育原理告诉我们，教育必须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主要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唤起学生精神世界能动、自主的能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义务教育法》要求我们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必须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是一名教师，肩负着育人的重任。于是在学习之余，更应从自己过去的工作中找出不足，必须全身心地去爱自己的学生。喜欢学生，爱护学生，服务于学生，这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天职。师魂即师爱。要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处处体现师爱其实并不简单。有时，细小的一个工作，看似简单的一种举动，也许会折射出我们教师的教育理念。班级中的王新博同学，知识欠缺的太多，为了使他尽快的追上队伍，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课，同时发动班级学习好的同学帮助他，他的成绩提高的很快。既方便了学生，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又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更增强了困难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我想，这小小的改变中，就蕴涵着老师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也是大家在学习了《义务教育法》之后的一种新的有效尝试。教师站在了学生的立场上，改变了自己原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教学行为，目的则是为了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困难。作为教师，必须要对学生的发展负责，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求知的过程中，关注学生原有的基础与能力，因材施教地帮助他们学会学习，因地制宜，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学会做人，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才称得上不辱使命。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地今天，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抱着过去的应试教育一套而不放，应该让学生走进更广阔领域学习，力求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师德风范，不断更新自己的学识。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为形成良好的师德风尚而出力，更好地为学生服务，爱岗敬业，使自己成为一名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法学论文:教师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校教师在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如何才能强化师德，树立教育新风，每一位教师都有了自己更深刻的体会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势在必行的工作、通过学习，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校教师在学校领导的组织下，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对如何才能强化师德，树立教育新风，每一位教师都有了自己更深刻的体会。下面我就谈一谈我的认识和感受。 《新义务教育法》对教师提出了以下要求：教师应当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业务水平，爱护学生，忠于职守。《教师法》告诉我们：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和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虽然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却肩负着为祖国的未来夯实基础的重任。于是在学习之余，仅靠着自己从教以来点点滴滴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和以往教学中留下的遗憾，终于明确：身为教师必须要做到全身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因为当你走进学校大门时，你的一切就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而是属于孩子们。喜欢学生、爱护学生，应当是教师的天职，正所谓：师爱即师魂。可是在实际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做到喜欢每一个孩子，却是非常不易的。教师不应因为学生的家庭背景、人情的亲疏、智力水平的高低等因素而对学生另眼相看，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公正合理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教师只应在乎学生是否学会做人，是否学会求知，在教学中应本着求真、求善、求美，最后才是求知这样一个原则来教书育人，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势在必行的工作。如何做到真正减负？怎么样做才能减到点子上？每一位教师都在思考探索。为了打破传统教育模式，让学生在更为广阔、宽松的学习和生活空间里，接受全面的培养，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除了针对课堂教学加以改革之外，我对学生的作业布置中也丢掉了以前的简单重复的内容，改为根据学生的水平差异分层次设置不同的作业。 导致师德失范现象的因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师教育理念陈旧，其理念还停留在应试教育的框框里，只注重学生的智育发展，忽视了学生人格培养，没有注意心灵的沟通。二是教师缺乏良好的心理品质，而教育学生需要良好的心理品质，心理品质的缺乏轻者对学生恶语中伤，重者对学生体罚。三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急功近利，缺少爱心，不会关爱学生。四是教育评估机制，仍以应试成绩为核心，教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延缓了师德建设的进程。师德形成决非一种表面的具体行为。任何一种师德表现都能折射出深层的东西，它包含着人才观、学生观、质量观、管理观、学习观、评价观等一系列相关理念在内的综合观念。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师德表现。 教师要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学识。博学多才对一位教师来说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者，学生什么问题都会提出来，而且往往“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能很好地解学生之“惑”，传为人之“道”。但知识绝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它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量和质的变化，特别是被称作“知识爆炸时代”、“数字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因而，我们这些为师者让自己的知识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跟上时展趋势，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显得更为重要。否则，不去更新，不去充实，你那点知识就是一桶死水，终会走向腐化。 通过学习，我深知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学生要有慈母般的爱心，且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知识，做到与时代同步，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挑好肩上这付教书育人的重担。 这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就必须不断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充实自己。二十一世纪的学校教育需要的是对学生有爱心，对工作敬业，对自身不断充实的高素质、强潜能和综合知识能力完备的教师。希望我能在自己的努力后，早日成为这样一名高素质的、合格的教师。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义务教育法实施20年后重修，增加内容很多。做老师就应该是懂法、守法的老师。因此，利用空余时间，我认真学习了《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应严格遵守义务教育法，依法执教，爱岗敬业，作到既教书又育人，为培养新一代而作出最大的努力，这样才得以使我们的事业走向辉煌，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健康成长。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学识，努力提高自身能力、业务水平，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程，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爱岗敬业。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重视对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和良好个性的培养。 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为学校办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新《义务教育法》中，四处提到非凡教育，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人文化的关怀和亲民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让这些有残障的孩子、这些家庭看到希望，看到党对他们的这种关怀。从这一点上看，新《义务教育法》凸显了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教育工作者感到振奋和欣慰。 新《教育法》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通读新《义务教育法》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要害。”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目前，整个社会对考学越来越重视。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好的中学，很多家长不惜重金买学区房，北京的一个妈妈甚至花十万元买了个门洞，为的是孩子有个好学校上。再有就是家长为了孩子能择校，周六、周日给孩子报很多班，为的是拿这证书和那证书，使他们成为进中学的敲门砖。 针对近年来义务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择校热”等新问题，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我相信在新法的保护下，每个孩子都会受到同等的教育的。 教育中的热点问题，在《义务教育法》中都有了明确的说明，我相信教育将走上规范的法制化的道路。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体会 这两天，新的《义务教育法》发到了手边。细读那上面的六十三条法律法规不难发现新的《义务教育法》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九月一日，与全国两亿中小学生有关的新版《义务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继1986年版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首次启用修改后的新法。 对于所有的中国孩子们而言，这部新法对他们今后受教育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定。通过学习新版的《义务教育法》，不难发现这部法律法规在九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第一，指明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个根本的方向。上个世纪，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使得义务教育阶段形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学校之间较大的发展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越来越大。新《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将均衡教育思想作为新《义务教育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二，明确了义务教育承担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使命。我们过去推进义务教育时，主要是解决孩子有书可读、有学可上的问题，还谈不上素质教育。新《义务教育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义务教育纳入到实施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项新的历史使命。新《义务教育法》同时把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点，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实施素质教育的措施。 第三，新的《义务教育法》回归了义务教育免费的本质。普及教育、强制教育和免费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本质特征，免费的步骤可以根据国情来分步实施，但必须坚持免费的特点。公益性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特征，义务教育要更彻底一些，不仅仅是普及的、强制的，还应该是免费的。新《义务教育法》在免费教育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在1986年不收学费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收杂费的内容。中心财政将从今年开始，用两年时间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城市地区还要深入调查研究、制定方案、加快进程。 第四，进一步完善了义务教育的治理体制，强化了省级的统筹实施。此次新《义务教育法》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在“以县为主”治理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省级政府的统筹和责任，实践着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转变。原来看到乡镇一级难负其责，就将统筹责任放到县一级；现在县级基本上是吃财政饭，也无力承担，事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大省级的责任。对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保障的力度、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支持而言，省级的统筹都非常重要，这也是新《义务教育法》的一大亮点。 第五，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再一次明确了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分项目、按比例分担；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单列；规范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设立义务教育的专项资金。通过这样几个渠道，建立起义务教育比较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 第六，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新《义务教育法》强调了对非户籍所在地，非凡是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确定了流动人口子女居住地人民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这将会对城市化进程的平稳推进起到要害性作用。 第七，规范了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过去我们对义务教育的办学行为主要是从政策上进行规范，新《义务教育法》对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出手是比较重的：一是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要害是要对学校在资源、政策上进行公平的分配，不得有政策、资金、资源的倾斜，这一条体现了全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强烈愿望。二是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也就是“名校不能变民校”。三是第25条的规定，“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 第八，建立了义务教育新的教师职务制度。过去我们中小学的教师职务序列是中、小学分设，中学的初级、中级、高级与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相对应，而小学则达不到。新《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职务序列打通，小学和中学的差别不复存在，初级、中级、高级都与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相对应，小学教师也可以评副教授，对小学教师是很大的鼓励。这一新规定对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发挥聪明才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尤其是让小学教师看到了自身发展提高的前景，对小学教师是个福音。这个全新的制度，在教师职务制度上有了新突破。当然还需要一些配套性的规定。 第九，增强了《义务教育法》执法的可操作性。全面规定了《义务教育法》的法律责任，63条中有10条规定的是法律责任，将《义务教育法》的执法性、操作性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而且规范了22种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过去的18条《义务教育法》虽然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但操作性比较差，新的《义务教育法》则完全弥补了这种缺憾，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加大了执法力度。 新的《义务教育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经过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义务教育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均衡发展的思想等等。 作为一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我们不应仅仅做到自己学好这部法律，更要在平时的工作中注重做到依法办事，依法执教，从自己做起，把法律条文中的规定落到实处。做个懂法、守法、宣传《义务教育法》的好教师。 教育法学论文:新义务教育法学习心得 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在对我国依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导和保障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与准则。法律将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并重点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保障义务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法律着力建立和完善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各项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创新、有突破，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 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的发展，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义务教育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的重大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为学校办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新《义务教育法》中，四处提到特殊教育，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人文化的关怀和亲民的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提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让这些有残障的孩子、这些家庭看到希望，看到党对他们的这种关怀。从这一点上看，新《义务教育法》凸显了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教育工作者感到振奋和欣慰。 作为一所普通初中学校的校长办好每一所学校，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不因为家庭条件的差异和学校条件的差距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新《义务教育法》的最大受益者。农村蕴含着大量的人才，还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从法律的角度给他们一个平等就学的机会，未来，国家和民族也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探索打工子弟如何接受义务教育12年了，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消除了我这些年的一些困惑，盼了这么多年，新《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交学费和杂费，这对农民工子女来讲意义重大。缴纳学杂费，这些钱对于城里孩子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打工子弟家庭来说，每月的收入是800元至1200元，学杂费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现在西部地区已经实行了“两免一补”，但打工子弟走进城市来以后，什么时候也能够免费入学，这是孩子们和他们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 真正以人为本，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孩子、所有学校、所有老师的基本权利，这是我读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新《义务教育法》立法的理念有了较大的突破，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立法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真正给学生以发展的空间，同时给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充分的发展空间。“新的《义务教育法》更加突出公益性，还有统一性和强制性。这三个基本支点，虽然不是直接的教育行为，但是对于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却非常关键。” 新法明确了对义务教育质量的要求，第一次将素质教育明确写入法律，提出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调要把德智体美有机地统一在教学的活动中。这些内容必然影响到校长的办学思想和教师的教书育人行为。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必须肩负起提高义务教育阶段质量的责任。在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我有这样的思考。 目前，整个社会对考学、对分数越来越重视。前几年当校长，考分只是家长关心，社会关心，近几年，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也十分关注，将一些考分指标压到中学校长身上；指标逐级分担，任课老师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一旦中考成绩滑坡，社会不认可，领导也责难。怎样处理好文化课的学习考高分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关系，对于一个校长来说，确实很难。 提高教育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提高教师质量。教师专业化的问题也正影响到学校的教育质量。“素质教育必须由高素质的教师来实现，但是农村初中校面对很多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现实问题。不能否认，素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阻力很多，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素质教育一定要等到教育均衡以后才能实现，在现有条件下学校也应该有所作为。多年来，××中学在推进和落实素质教育上就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关于学生素质的评价就已经坚持了十年没有中断。目前学校将学生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素质，分成可操作的92个评价点，每两周自评一次，时间在8分钟左右，使学生在不断地内省过程中，收到以评促行的良好效果。我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办学条件下，开展好德、智、体、美、劳、心理等多方面行为素质评价，是实施素质教育一个有效途径。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运动，也不是一阵风。素质教育的落实需要细致的工作，落实在每一个孩子在学校中的每一天，体现在学校各项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素质教育不应该是难以作为，只要能静下心来，仔细地去思考如何在一些细节上、在各个学科上下功夫，脚踏实地去研究教育教学、课程以及学校活动设计，就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结合学校自身实际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在学校层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领会新《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实质，特别要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加以落实。从法人的角度，把教学质量作为办学的一个核心，通过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体现《义务教育法》对残障孩子享受均等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在管理的保障层面把新《义务教育法》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在落实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多年来，打工子弟学校始终在漂泊状态，办学条件差，校园都是租赁的。目前北京近360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经过审批的只有54所。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政府能够按照新的《义务教育法》，来给这些孩子提供和创造条件，将部分闲置公办中小学的校舍给打工子弟学校使用，就能解决很多困难。 贯彻实施新《义务教育法》，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感悟法律条文背后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其二是按照法律要求，依法办学，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第三要不断发展法律条文的内涵。针对学校现在面临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瓶颈问题，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方法执行法律条文，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来处理。将只要学业分数的评价向多元化评价推进，将终结性监控向过程性监控推进，都是确保素质教育稳步实施的基础。××市教委也一直在思考探索建立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监控体系，使区县政府正确看待区域内义务教育的质量内涵。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教校长怎么去做，而是取得广泛共识以后，校长自发地学法、守法和用法。同时也会产生出各种各样创造性的做法，新《义务教育法》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执行空间。 我们在追求一种教育理想，一种发展的理想，这种理想我们并不强求最后百分之百地实现，事实上，在追求的过程中，每个人、每所学校都会得到真正的成长，而每个人、每个学校真正得到发展了，才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目标实现。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提出缩小办学差距，不分重点校、重点班，非常人性化，体现了对所有人的尊重；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每个孩子都可以享受均等的教育，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我最关注的就是重点班的问题。相对于其他教育人群而言，校长们更为关注的是学校层面的教育均衡问题。高铁忠认为，传统的“重点班”划分不利于学生的均衡发展。根据学生考试的成绩划分为重点班、普通班以后，有些普通班的教学就非常困难，老师教学积极性不高；由于学生中缺乏“领军”人物，无论是班级管理也好，德育也好，都是一潭死水。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后，“重点班”被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但高铁忠同时也担心这可能会使学校流失一批优秀生源。 作为基层工作者，感觉到学生的差异的确很大。在我们学校今年有30多个学生公共英语过了二级，也有的初一的孩子，一百以内加减法都算不清楚，如果把他们全都分到一个班级，老师的因材施教就比较难，往往是照顾到这儿就顾不到那儿。近年来，中关村中学就办了一些实验班，而不是平均分班，让孩子在差不多水平的情况下，在教师的因材施教中得到比较好的发展。邢筱萍认为，教育均衡就是让所有的孩子，同在蓝天下，都应该享受到同样的教育，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均衡，因为不均衡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均衡是不能完全做到的。 教育法学论文:读《教育法学》有感 【摘要】教育法学对当今的教育事业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作为现代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者，有必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的去了解和认识教育法学这门学科，因此对教育法学的认识也不因只限于其本身，还因有对其体系的思考，所以在学习教育法学的过程中还应对教育法制、教育立法等进行研究。同时，也将法学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中，更好地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关键词】教育法学教育法制教育立法 近期对《教育法学》的学习，让我收获颇丰，感触尤深，我对教育法规及其发展、各类教育法律和现阶段的国内外教育发展现状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下面就教育法学的各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感悟。 一、教育法W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性综合学科，是法学原理和教育学原理的有机结合。作为现代教学工作者应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所以在此，我们也有必要了解教育法学的发展趋向。在位的教育法学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已下三个方面：注重开展教育法学微观研究课题；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研究热潮，促进教育法学的普及与提高；成立有关学术团体，提高教育法学研究水平。了解这些发展趋向也将有利于学校相关活动的展开。 马克思之以理论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为进一步突显教育法学的意义，我将结合实际事例进行剖析： 例如，1998年3月20日，星期五，黑龙江勃利县新起小学。一名叫王贺的小学生在教室见到一条金项链后，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将项链交给老师，而老师却谎称这是一条镀金的假项链就将其占为己有。事发后，虽然事情的到圆满解决，项链物归原主，王贺也被评为三好学生，一向想受人敬仰的老师的不正行为却给这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恒的阴影。他自己都不知道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该如何面对。 这一案例就充分说明了一个教学人员不懂教育法学，不能依法行教给社会带的严重后果，他对学生心灵的不良影响有可能是终生的。所以作为同一名合格的教学工作者应认真总结、体会上述中归纳的教育法学知识，为自己的学生做出表率。 二、教育法制 教育法制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制的存在与其它所有制度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即社会整体法制建设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整合与配置；教教育观念现代化；全体公民具有较高的教育法律的意识。 例如，1999年9月6日上午，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北喇喇地村小学发生重大集体中毒事件，师生共有150多人出现中毒症状，被送医院救治。那是星期一，是该校例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的日子，大约从8点10分开始，该校陆续有学生和老师出现中毒现象，送来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砷化氢中毒”，经相关部门调查发现，原来是北喇喇地村小学周围的小冶炼厂在冶炼铜、铝、铅、锡等有色金属中挥发出的砷和硫等有毒气体所致。 在该案中的小冶炼厂本应是被国家明令禁止，但由于“小冶炼”在该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一直被当地政府所“默许”。试问在经济发展与师生安全两者间孰轻孰重，难道当地政府不该为此事件负责吗？针对这个事故，很显然责任不在校方，当地主管部门、环境监察部门等没有严厉治理清查违法小冶炼，从而致使空气里有毒气体严重超标，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学校也不是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学校也要起到监管的作用，毕竟校园也算是学生的避风港湾，学校也理应为学生维持一个至少安全的学习生活场所。依据教育法制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教育执法负有一定的职责，要及时纠正教育违法活动。 由此，我们应该的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教育法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地位重大，如果没有健全的教育法制，师生的合法利益将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其后果之严重，甚至可能危及其生命安全；二是我国的教育法制现今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深入的贯彻。这就要求我国在健全教育法制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三、教育立法 教育法制的首要工作是教育立法，教育立法的质量又直接影响着教育法规的实施程度，影响教育法规的权威性和实施效果。特别要注意的是，处于教育法学学科深入发展时期我们尤应重视教育立法的科学性。法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要做到科学化就必须符合两个标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具有可行性。而其制约因素在于：教育立法科学化受国家主要方针政策的制约；教育立法科学化受人们对教育规律认识程度的制约；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而我们要实现立法科学就要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立法机制；就要依法清理修改现行教育法制、法规和规章，维护教育法制的统一；就要加快制定、实践迫切需要的教育法律，建立完善的、科学的教育法律体系。 例如，2005年9月1日，是广州增城市新镇联安村材育小学开学的日子，这一天，学生家长不仅要带孩子交纳学费进行注册，还要“义务”向学校缴纳几十到上百公斤的木材，这在该村已经竟形成了一个传统，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学校的这一行为越来越受到家长的反对，觉得这样给家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同时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义务，而校方则认为学校财政自己支付不起学校用柴，且交柴从三年级开始交起，四年级每人交50公斤，五年级每人交75公斤，六年级每人交100公斤，若不愿交柴家长可以以每50公斤10元的现金抵交木柴，校长觉得也是在按规矩办事，学校经济有困难，自己也很无奈。 如上述案例属于教学工作中的棘手事件，从事件的主客方和学校的角度理解，双方的观点都各有道理，这时该如何判定就成了一个问题。很明显校方的这一制度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要推翻校方的这一观点则必须要在教育立法中建立完善的立法制度，有严谨的态度，考虑到社会的方方面是法律能在现实社会中做到行之有效。 总记 教育法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它由一系列的相关知识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教育法学是框架、是理论指导；教育法制是教育法学的具体实施，而教育立法则保障了二者的现实可行性，凸显了其法律强制性，它们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所以也应有所阐释，对它们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实际问题的合法处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投入的学习，是自己对教育法学有系统、清晰的认识，使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对实际问题能有更好的见解和解决能力。

教学理论论文:试论基于情境教学理论浅谈诵读法在古诗文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诵读　古诗文　情境教学法　整体感知 论文摘要：作为和语文教育一起诞生的传统教学方式，诵读一直是古诗文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但因为其概念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内涵及外延的不清晰让很多教师在使用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本文试着从现代情境教学的相关理论的角度来论述诵读这一传统方法对于语文教学特别是古诗文教学的重要意义，同时总结出教师范读与配乐诵读这两种具体的营造情境的诵读方法，期许为教学实践带来些许的启示。 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熔铸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怎样将这些浓缩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古诗文更好地发扬和继承，历来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但是，纵观我们现在的古诗文教学，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教师奉行“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原则，把古诗文进行拆解，过于注重单个字词的解释，却轻视对整篇文章的感悟和欣赏；学生也只是被动接受教师的灌输，缺乏学习应有的兴趣和动力，不仅学习效率低下而且与最初的教育目标相背离。于是，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在如何有效开展古诗文教学这一问题上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诵读”这种传统的语文教育方法上。 但是，目前大部分学者只是指出“诵读是立足于‘读’而致力于‘悟’教学方法”，但具体还没有一个统一、确切的定义。以笔者的观点，诵读虽然作为传统中国语文教育的方法，却体现了现代情境教学的教育理念——它以“读”为途径，营造一种氛围，以次来缩短学生由于所处环境和知识背景的差异对古诗文产生的隔阂感，并且通过自我积极地联想和想象，构建一种情感体验，以达到理解文本意义和体会作者情感的目的。至于诵读具体是怎么创设情境促进教学的，有必要先从情景教学的相关理论谈起。 一、情景教学的定义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情境即情况、环境，是由外界、景物、事件和人物关系等因素构成的某种具体的境地。这种境地既含有时间因素，又包括空间因素；既囊括客观因素，又暗含主观因素。 情境教学来源于建构主义相关教学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种意义建构的过程，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者假说，而不是问题最终的答案。尽管现在很多的知识经过人们的整理变得系统，客观，可描述，其一定的外在形式也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不同的学习者还是会基于不同的经验背景来建构起自己对该知识的理解，这种理解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学习活动过程。于是，基于知识具有情境化、个体化特点的这种观点，1989年，布朗（J. S. Brown）等人提出并界定了“情境性学习”（situated learning）的概念，他们认为“情境通过活动来合成知识”，即知识是情境化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它所被应用于其中的活动、背景和文化的产物。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尽量创设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具有丰富学习资源的学习情境，提供的直观的、生动的形象激发学生有效的联想，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二、诵读——一种有效的情境创设方式 为什么古诗文教学要提倡诵读？古人说的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等词句深刻反映了诵读在培养语感、积累语言材料和整体感知理解文本内涵三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情境说的角度来看，诵读能通过声音的方式让学生置身在一定的语言情境里，借助语言本身的形象性和语言环境的生动性来受到感染和陶冶, 从而获得语言体验, 激发语言情感, 体悟语言的美学意义。而这正切合“新课标”中“有些诗文应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培养语感”的要求。 （一）就语言的学习规律而言，诵读能通过制造情境来培养语感 根据我们儿童时期的母语习得经验，学习一种语言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通过不断地听说熏陶，自然而然地学会。即学习语言要从听、说入手创造情境培养语感，古诗文也同样如此。 我们这里所说的古诗文包括文言文和诗词曲两大部分。文言，是以先秦汉语为基经过加工的书面语体。但由于在近两千年历史中，它一直处于与各个时代的口头语言相脱离的状态，不光现代人没有学习文言的环境，就是秦汉以后的各时代古人所面临的问题与难度都跟我们没有实质性差别。正如王力先生说的那样：“咱们现在模仿清代以前的古文，恰象罗贯中模仿汉末或三国时代的古文一样困难。”而阅读心理的角度研究表明，书面语的阅读理解有两条通道——视觉通道和听觉通道。视觉通道，以文字的视觉表征为中介达到词义，即文字——词义；听觉通道，通过语音转录到达词义，即文字——语音——词义。选择哪条道路往往与阅读材料、阅读水平和任务要求有关。较难的阅读材料、阅读水平较低、需要记忆的材料等因素都会使读者选择语音通路，即听觉通道。所以郭绍虞先生才说：“学习这种超方言的文学语言（指“文言”引者），等于学习另一种语言，所以要求能够应用于写作，只有像鹦鹉学舌般的从诵读入手。…… 离口语愈远，那么学习的方法也就愈需要诵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文言的语言交际环境，通过读的方式多接触文言材料，强化听说两方面的训练，增加对于文言的感性认识。 至于中学教材中的诗词曲，它们大都来源于远古歌谣，虽然后来脱离了音乐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但歌唱赋予的句式整齐、合于音律的言语形式却被保留了下来，一般讲究用词凝练、声韵和谐，因此读起来朗朗上口。这种特殊的语言组合以及它与诗人情感相结合的特征，决定了读者只有通过诵读才能领略其音乐美，进而体会到诗人的情感韵味和精神实质。 （二）就古诗文的特点而言，诵读能通过声音深入理解文本内涵 汉语具有独特的词音形式，它用类似于事物的自然声音的听觉符号为能指形式来指称对象，使得特定的声、韵、调与相应的情感色彩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对应性。由于汉语词音的这种直接表意的功能，人们在诵读汉语文本的过程中，仅凭这些语词在诵读时的音韵特征，不仅能对全文或个别语句的情感韵味的总体把握，而且这种体验的深刻与真实，对读者情感的震撼，更是一般单纯的教学无法企及的。 因此古人讲究“循声以求义”的方法正，就是要以感知话语声音形态的方式，尽量还原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情境，通过亲身体验实现文本的感悟理解。文本是无声的话语，但当它以文字的形式独立存在的同时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语境，“也必然减损了言语生成之时的具象与鲜活，漏失了声音，也意味漏失了一部分的情味。这就为读者的创造提供了空间”诵读类似一种话语的还原过程，主要通过对语调高低的调整，节奏快慢的掌握，不断地猜测、预期和选择，与文本进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读出来的文本除了原始意义已经包含读者自我的情感态度与认知了。 （三）就阅读的目的而言，诵读能通过整体感知积累言语材料 西方的“格式塔心理学”（也称为“完形心理学”）主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他们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心理、意识不等于感觉元素的机械总和。文学作品同样具有“格式塔质”，虽然是由各个部分构成，但作品整体的意蕴超过各个部分的综合，这也正是作品的张力所在。因此在教学中，不能一味的将其割裂为背景简介、文言知识、句子翻译、背诵课文等几个单独的教学模块，这样不仅破坏了文章的整体美感，而且不符合心理学的认知常规。 古诗文的美存在于它外部言语和内部蕴涵的思想内容中。因此，诵读古诗文其实通过鉴赏主体对言语形式的把握去感受其中的意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审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眼、口、耳、脑等感觉器官共同参与协同活动，包含了感觉、知觉、记忆、联想、思维等多种复杂的心理因素，体现了整体的观点。语言现象都是通过“整体”发挥作用的。诵读以其极强的整体记忆功能而成为积累语言材料的最有效手段。同时，语文教材中所选的古诗文，都是历经千百年仍然传诵至今的名篇，其文质兼美的特点让我们不仅能通过学习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当中蕴涵的道德情感、思维方式和审美价值更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教育的最佳载体。 三、诵读教学中的情境设置 任何文本都有其特定的语境，对文本的阅读过程就是读者根据自身情感经历去感知作者沉淀在作品中的情感的过程，读者的经历不同，对文本的解读就可能存在差异。古诗文由于其特定的创作情境，文本与学生之间不仅存在着时代的隔阂，还有人格和情感的隔阂。这就要求教师要创设这些条件性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们克服感受和理解文本的困难，使学生在文本的创作语境中，体验、理解作者，由诵读“读”出“滋味”。具体到实践中应该怎样设置这种情境呢？教师范读和配乐诵读是一线教师经常采用的两种方法。 在诵读教学活动中适时地范读是需要的。范读的作用不是使范读成为学生简单模仿的范本，而主要在于让学生整体感知富有意味感的声音形态，引导学生走向文本所表现的意义情调，为自己的感知表现找到准确的路径，从而以他自己的方式读出来。在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往往喜欢使用专家的范读录音，认为专家的诵读比自身完美。但是其恰恰忽略了范读的作用就是营造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以拉进学生与古诗文的距离，只有身在现场才能切身体会，专家即使读的再好都会有一种无法企及的隔阂感，无论从感染力还是气氛的营造上，都不如教师亲自示范效果好。 诵读时也可以找一些意境接近的曲子来配合。音乐其实是一种情绪，其感召力是靠情绪的渲染。中学生诵读古诗文困难，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字句难懂，而是不能进入带着感情进入作者营造的意境，这时候就需要音乐这个媒介。《登高》的二胡曲，《雨霖铃》的排箫声，《孔雀东南飞》时梁祝交响乐…… 这些在音乐配合下的古诗文，能大大扩展学生们的想象力，很容易将读者带入“角色”，不仅激发了“读”的兴趣，还加深了“品”的深度。但在应用的时候要注意围绕课堂主题，有针对性的引入，切不可无目的的乱用滥用，那样表面看上去热热闹闹的课堂会因为偏离教学目标而本末倒置。 四、小结 普遍认为的情景教学法有四个特征：形式上的真实，情感上的真切，所含意境的深远，围绕学习内容的中心或主题展开。诵读就是这样一种立足于围绕教学目标，通过用语音的“读”营造形式上真实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能引发情感上的共鸣，以达到体会作品中深远的意境的目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应然”，怎样将“应然”转化为“实然”达到诵读的目的，还需要教师们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与完善。 教学理论论文: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 [摘　要]法学基础理论离不开实践，立法、司法等重要环节也离不开实践。法学实践又是对法学理论的重要检验，有些法学理论的修正也来源于法学实践。只有法学教学与法学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的。 [关键词]法学理论；　法学实践 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没有脱离实践的理论，也没有纯理论的理论。但是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才能检验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完善。实践又为理论的完善、提纯、升华提供直接的依据和基本素材。从法学教学来说，更是如此。 一、立法离不开实践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订、修改均离不开实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的制订，都是经过长期反复的社会调查，了解国情，掌握民情，才能予以颁布、实施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的修改，更是通过长时间讨论，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反复实践、修改、论证才得以修订的。 二、司法离不开实践 任何一部法律的贯彻实施更离不开实践，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共分为四编225条，而每一个具体条款的实施均离不开实践。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刑事案件的立案，包括立案的材料来源、立案的条件、立案的程序和立案的监督等基本要素和步骤，而这每一步都需要实践。材料的来源有控告、举报、自首或司法机关直接获得的材料和通过媒体等发现的犯罪信息等，均需有群众、媒体和司法机关主体参加，换言之，即一切来源于实践。条件的审查、程序的进行、监督的实施，没有一个步骤能脱离实践。 三、法学教学与实践的关系更为密切 我们在长期的法学教学和律师办案中发现，法学教学与实践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体现在用实际案例授课可使学生对有关法学理论理解得深，掌握得快，记忆时间比较长久；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用法学理论来指导实践、解释条文、宣传法制能起到生动深刻，极易接受的效果，二者之间相得益彰。 （一）实践对教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前已述及，任何再完美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法学也不例外，可以说所有的现行法律都是长期实践的结晶，都是法学家们经过长期实践，千锤百炼最终形成的，所以说，理论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但是，实际的东西一旦上升为理论又是概括的、抽象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在讲课时，如果能用案例对抽象的理论加以说明，则可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如刑法教学中，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是犯罪主观要件，而主观要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犯罪故意，故意又可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授课中，如果让学生记忆这两个概念比较容易，但能否持久，实践中如何灵活运用，则比较困难，但用案例教学则大不一样。有这样一个案例：宋某系一煤矿临时工，在某晚凌晨一时下班回家途中，经过受害人袁某家窑顶时，突然想起村里人传言，袁某因其丈夫长年出车在外，常与一些男人鬼混，便爬在袁某窑顶向院内窥视，事有凑巧，袁某乘丈夫不在家，正与一男子在家寻欢，听见窑顶有动静，二人以为是小偷，遂穿衣出外查看，宋某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第二日晚，宋某便独自到袁家，以前晚所见之事要挟，要求与袁发生不正当关系，袁勉强同意，后宋某又以同一理由与袁发生过一次两性关系。第三次，当宋某又要故伎重演时，恰遇袁的小姑子在袁家居住，未遂，后袁告其小姑子，宋要强奸她。在袁的丈夫得知后，便扬言要告宋强奸其妻，但并未实施。宋某闻听后对袁怀恨在心，欲伺机报复。时隔一月有余，宋乘袁家无人，便将矿灯里的硫酸倒至袁家水缸中，袁家闻到水缸中的水臭味很大，便倒掉，故宋报复未果。随后袁家便搬到距宋所在村五公里之外的镇上居住。在三个月之后，即1998年的正月初四晚八时许，宋手提一废弃擀面杖步行五公里，找到袁的住处，见袁不在，便四处寻找，后发现袁在其房东家看电视，便在门外喊袁的名字，房东告袁有人叫她，袁便带9岁女儿回家，在行至拐角处，宋举起擀面杖照袁头部当头一棒，擀面杖从中断裂，袁应声倒地呻吟，其女儿见状，便大声哭喊，宋某便用手中剩下的半截擀面杖朝袁女儿头上猛击一棒，致袁女儿头部顶骨粉碎性骨折，打完两棒，宋扭头便走。此案后被山西某中院一审以间接故意杀人（未遂）罪判处宋某死刑，仔细推敲一下，即可发现，一审法院定性错误。前已述及，间接故意是放任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也就是说，间接故意不存在既遂和未遂的情况，因为人被杀死或未死都是放任的结果。通过这一案例，即可使学生深刻理解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概念，同时对即遂和未遂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二）理论对实践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法学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我国法律体系总体来看，即庞杂又不完善，有时遇到具体问题，难以用一条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解释，这就需要用法律最根本的原理来分析、透视具体事件方能解决实践问题。有一民事案件很简单，但解释起来却很复杂：某一煤炭集运站于1996年为于某发运了四列焦炭，运费约10万元，但于某因各种原因，没有及时与集运站结算，却让与其合伙开办焦化厂的厂长兼会计杜某以焦化厂的名义打一欠条，焦化厂于1996年年底因资金等问题即已解体。1998集运站以追要运费为由，将已解体的焦化厂诉之法院。一审原告集运站胜诉，被告原焦化厂厂长杜某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主体资格不存在，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便发回一审重审。在一审重审期间，原告撤诉，然后以杜某和于某为被告重新起诉。重新起诉后，经法院传唤，杜某拒不出庭，并每天到法院找院长、庭长责问为什么法院准许集运站撤诉，明确的法律依据何在？ 仔细分析一下，该案确有一些问题不好解释。首先是诉讼费问题。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一审诉讼费由原告垫付，若撤诉，可以退还一半，二审诉讼费则由上诉人垫付，最后由二审法院明确诉讼费由谁承担。此案诉讼费不多，如果案件标的比较大，假定诉讼费是10万元，则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一审集运站交10万元，胜诉后，焦化厂不服，提起上诉，须交纳10万元的上诉费方可。发还重审后，集运站撤诉，一审法院既然准许，就必然要退10万元之一半5万元的诉讼费，但焦化厂的上诉费应该由谁承担，谁也不好解释。因为，一审法院无权明确二审法院的诉讼费由谁承担，而二审法院已经按法定程序做完各项诉讼工作，并且也不知道该案已经撤诉，故不可能退还诉讼费用，在此上诉人（一审被告）焦化厂的权益就无法保障。其次是上诉权和裁量权的问题。一审判决之后，因其是初审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不服，必然按法定程序上诉于二审法院，它要写上诉状，要参加二审庭审，参加法庭辩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二审发还一审重审之后，上诉权、辩论权等一系列权利随之消失，法律不能只维护一方的利益，而置另一方不顾，所以，在本案中，原告（被上诉人）的权益是得到保障了，但被告（上诉人）的权益却无法保障。另一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有三种：一是维持原判；二是直接改判；三是发回重审。这三种结果的任何一种都是人民法院裁判权的体现，发回重审说明本案基本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充分，二审法院有权责令一审法院把事实查清楚，证据收集得更加充分、确凿一些，这样就体现了二审终审的优越性，也体现了国家赋予人民法院的裁判权。但是发还重审撤诉之后，二审法院的裁判权，对案件的基本意见、看法也全部随之而撤销了。所以，发回重审的案件撤诉之后，既撤销了上诉人的上诉权及附属的权利，也撤销了上级法院对案件的基本意见，深层次地说，就是撤销了上级法院的裁判权。 但是，本案是否能不允许撤诉呢？答案是否定的，必须允许。因为起诉权、撤诉权是一种权利，权利可以行使，可以不行使，当事人不愿诉讼，法院有什么办法强行迫使当事人必须诉讼呢，所以从宪法、法理学等角度深层次的解释这个问题，就可以清楚，权利是不能强迫行使的，当事人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有权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一点不需要哪一部法律具体规定，只要了解权利的基本属性就能明白。杜某在了解这些原理后，再也不提为什么法院准许原告撤诉的事了。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在法学教学中，实践对教学确实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实践中的实际案例，可以使学生深层次地牢固把握法学的基本概念，灵活地运用法律，而全面深入地掌握广博的法律知识则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随着我国加入WTO，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订一批能够适应WTO的法律，制订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正常运行，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中国的法律必须与世界接轨，而这大批新法的颁布、实施，必然要求法学教育的改革，法学教育滞后于法律实施是绝对不行的，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法是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实际的紧密结合。 教学理论论文:浅析在英语教学中践行全语言教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全语言教学理论　语言环境　课堂生态系统　激情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Ken Goodman 提出的全语言教学理论（Whole language approach）,详细地阐述了语言观、学习观、教学观和学生观，高瞻远瞩地为从事语言教学，尤其是中职基础英语教学者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指导，其教学思想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理念，促进教学行为的优化，也为教材编写提供了方向。 全语言教学理论推崇真实自然的教学环境、教学手段和背景题材，强调弹性学习，对推进有效教学颇具积极意义。本人就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贯彻实施全语言教学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阐述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调佐料为主食，体验不同文化内涵 Goodman认为学习语言就要学习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忽略了基础英语中每个单元的“life and culture”的内容，即便提及也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中职教育者形容自己的课堂模式为“牧羊”式，英语课堂尤甚。有的学生连26个英文字母也记不住，写不全，更谈不上内容的学习。基于此，我们何不利用每单元的结尾——文化和生活这一节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交际功能，变辅为主，激发学生体验异域文化的兴趣，给学困生更大的空间获取知识？教师可布置学生查寻“life and culture”相关的内容，全面地参与课堂教学，演变本为佐料的辅导材料为课堂的一大亮点。 二、整体教学为主，兼顾部分教学 Goodman指出“如果我们想使语言学习变得容易一些，我们就得帮助学习者从整体到部分来学习语言。”语言学习应该是思维和交际的过程。我们赖以交际的语言意义是完整的，表达亦是语境化，并无一定的模式，而我们在教学中却把一句话人为地分为语音、单词、词组、语法和功能，割裂了鲜活的富有生命的语言，将每一部分作为一个模式来操练，其结果就造成了“盲人摸象”的语言学习过程，模糊而又片面。而这样的语言学习结果在考试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碰壁。例如，一个学生问：“How old are you?”另一名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做出了如下回答：“I am at the age of 16.”看似语法正确的句子却不符合语言环境和语言习惯。 教师往往抱怨：“我的学生连最基本的单词都不会，怎么会读懂文章？”我们常常过分注重学生对个别字句的理解，却忽视学生通过阅读通篇文章获取了什么信息，从而影响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导致学生放弃阅读。但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一个会维修电脑的学生，在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前提下跨越频频出现的英语提示的障碍解决了问题，而我这个“满腹英文”的教师对此却束手无策，是技术问题亦或学术问题？虽然此个例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我们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可以得到启示——置真实有用的语言环境于课堂才有效。自古有言“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在阅读教学中亦如此，在整体阅读后，学生只要领会一个问题就有收获，教师就应适时给予鼓励。教师不必要求学生字字掌握，句句分析。利用不同语境重现生词，让其义自现。在读到“What’s the color of his uniform?”时，针对“uniform”一词我没有马上解释，问了一个学生（知道其母在银行任职）“Where does your mother work?” 好几个了解情况的同学争抢回答“In the bank”或喊着“银行” 。于是我继续启发“What does your mother wear at work?”异口同声“工作服” 。我用英语说“My mother wears her uniform in the bank.”学生自然就明白“uniform”的含义为“工作服或制服”。我再进一步延伸“Who else do you know wears the uniform?”学生头脑风暴出“the police, the pupils in Fuzhou, the clerk, the pilot ,the shop assistant…” 等等职业名称。第二天上课我无意穿了件小西装，有学生马上联想到“uniform”这一词，学生在自然习得的情况下把握其义其用法，学习过程既轻松又快乐。教师应善于利用契机创设语境，搭设语言与意义、功能之间的桥梁。 三、信为先，学在后，情感策略贯穿主旋律 教师和学生是课堂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的关系，构建师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双方的互信为基础，因此教师应不断建构、更新和重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学生学习建立保障体系。中职生很难树立起学习知识的信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学生可能对目标语言并不感兴趣，但对教师的穿衣打扮、举手投足、言行身教关注度更高，因而注重建立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教学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如归属感、被尊重、被需要及获得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学生水平差异、需求差异，灵活把握教学目标，不妨先树立起学生对教师的“迷信”，将学生对教师的“愚忠”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不啻为一种良策。那么如何激发学生对教师的“爱意”呢？笔者认为“激情”为秘诀。据专家调查，最让学生喜欢的十项教师素质中，老师的亲和力、幽默、激情、品格等是学生最欣赏的，而教师的专业技能仅居第五位。一直以来我们强调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效果不见卓然，因此个人认为： 1.激情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 平淡的一节课对学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长期的累积却会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索然无味中昏昏欲睡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一味地抱怨学生的状态，却很少内省自己的教态。即使是一堂枯燥的理论课或语法课，只要我们精神抖擞地列出贴近学生的例子，辅以幽默、个人魅力，甚至是不失时机的“高调”都可以把学生从沉睡中唤醒，效果绝对不逊于一味正经有板有眼的说教，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率，学生因对老师本人的兴趣而爱屋及乌，自然地重视老师教授的这一门课。 2.激情可以营造课堂气氛 一个老师如能驾驭课堂便能营造出热烈宽松的课堂气氛。如要上好“body language”（身势语言）这一篇章。教师把握的好，利用自身的表现力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时你的激情化为才情，扮演一个地道的老外，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展现出来，与学生共演场景对话，再让学生模仿或补充，不仅可以师生互动，也可以生生互动。学生的兴趣又从更深层面上激发出来，并内化为学习英语的主动性，那么要实现“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目标也不难了。 3.激情可以提高自身的创造力 经常在课堂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达到如意发挥时便发现教学过程中不少灵感迸发出来，创造力也能达到积极的发挥，这不是安安静静坐在那备课中能预料到的。你的激情往往会把你的知识能力延伸，引申出更深更广的内涵。这时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人生哲理、天文地理以及各学科知识的综合：横贯中西，谈古论今，自身的教学才华也不断挖掘、开发、提高。那时你的教与学已经溶为一体了，开创出一个教学的新天地，这种境界是无法向他人学习的，而必须从实践中获得。 4.激情需要不断培养 随着教龄的增长，资历的增厚，教学的上进心却会随之松懈，激情也不断腐蚀淡化，导致不少教师“未老先衰”。要想保持激情，就要有一颗恒常之心，在淡定之中不断维持自己的教学热情，力求拓宽知识面，走在教学改革的前列，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这是最难忍可贵的。作为教师，勤奋固然必要，激情则是必需品。 四、实践教材——善用教材、活用教材、开发教材 语言教学中强调知识与技能并重。中职英语应将技能应用贯穿于知识的传授，不单纯为知识性而学习语言，有效的语言课程设计，只有关注了选择（choice）、主宰（ownership）与关联（relevance）才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即英语程序性知识的获得目的是为达到对所学语言的自动化，形成语言学习的良性机制。因而教材的取用要基于学生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以真实性的内容博得学生的“芳心”，教育具全面发展性。 1.教材动静搭配 教师要创设一个支持学习的环境和利于交际的平台，教材适度介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学生运用语境提供示范。例如可以选取一些有声阅读材料，设置模拟情景让学生模仿诵读。在进行基础英语Unit 4 Welcome to our party 听力训练时，要求学生针对听力内容，根据教材提供的图片发挥想象，猜测图片中的人物关系和他们谈话的内容，在小组讨论合作之后展示对话内容，激活、强化静态的陈述性知识，实现动态的意义和形式的有机联系。教师引领学生主体进行个别自主训练结合小组活动，达到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有机结合。 2.活用教材，营造课堂语言使用环境 教材第3单元 How much is it？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进行购物和买卖商品，班上有几个学生正好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我就让学生实地演练教学内容。上午最后一节英语课我将学生分成小组到几个卖菜窗口，应用所学的内容进行购物，除了个别菜名可用汉语，对话一律用英语进行。每组派员实录买卖过程，教师则来回敦促学生实施语言目标，不用英语的学生则买不到菜，促进学生尽其所能进行操练，学生积极性很高，课堂笑声不断，高潮迭起。 全语言教学理论对实施中职基础英语教学进行全方位的指导，是教师准确把握教与学的关系，转变教学理念，开发教材的风向标。为此我们应该重视英语课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的重构，努力进行课程改革及教材教法探索，沿着中职英语课堂生态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教学理论论文:教学理论与实践关于史论教学的实验与思考 史论是相对于史料的一个概念，本文强调史论教学，并非是对史料的忽视，重弹“以论带史”的老调，而 是因为史论教学已成为基础知识与能力培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高考选拔命题走向 与教材水准相对稳定等诸多矛盾中的焦点所在，这既是历史教学改革的良好氛围，也反映出历史教学非改不可 的态势，在经过初步调查和实验后，引起了对史论教学，尤其是对高中史论教学的急切关注与审慎思考。 一、形成焦点的背景 高考试题的影响，直接把史论教学推向焦点地位。随着高考历史命题社会效应的扩大和对历史教学所起导 向作用的加强，历史教学的应变举措也在不断完善、不断改进。同样，高中历史教学的迅速强化和提高，对命 题水准上升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原则上的同一性与相互砥砺的情状，造成我国史学事业中一个最 生动、最有创造性和最富实际效应的领域。诚然，每年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在研究高考试题，年复一年，所 积累的经验与智慧的合力，该有多么巨大。几位命题专家要在框定的命题原则中创制出一套方方面面均无言辞 的试题，其难度可想而知。设想一下，百万考生全力背记教材，而试题答案又全赖课本中寻找，这对于任何命 题高手也会发生“江郎才尽”的窘态。所以，冲破“依纲据本”的规范网络，“扩大命题空间”是实际发展需 要，也是命题的必然要求。 命题中用知识覆盖为调剂难度的运作方式迅速向以能力覆盖为调剂难度的运作方式进行转换，这是近几年 命题思路的重要特征，命题者可贵责任心与强烈使命感，趋使他们执着于对试题形式和内容的创意革新，力求 试题在科学性、艺术性方面达到更高境界，他们穷心竭智，甚至不惜生命（绝非危言耸听），其学识与人格意 志经受了充分的考验。相比之下，在人们的视野里，历史基础工程——教材则因保持稳定的特点而显其变革频 率低，甚至坦露出固执，在某些问题上呈现呆滞状。前者“激进”是创作者的业绩，后者“保守”却并不是编 者的责任。因为创制试题的应时要求与教材相对稳定的原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依 试题观点考察教材，教材内容上的疏漏和体系上难于克服的缺憾，给布题留下许多“死角”；站在教材的立场 ，试题若离了教材，便会出现无依托的无政府状态，无法操作。近两年双方矛盾愈显突出，由此引起的种种争 论在所难免，历史教学的骚动大多根源于这里。 既然矛盾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唯有找出解决的方法才是正确出路。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当我们对教材的 编写原则与命题的创制要求逐一进行比较以后，就会发现在培养学生能力问题上的主观一致性和客观上的差异 性同时存在于两者之间，恰似一个在彼岸，一个在此岸，却同时呼唤着要达到一个共同目标。争论本身绝不是 各自失态，如果通过史论教学架起沟通彼此、兼容双方的桥梁，二者互补，那将替史论教学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将促使历史教学在各方面向自身的某种极限进行挑战，建立史论教学新观念、新模式的迫切任务正摆在每位 教师面前。 史论教学成为历史教学改革的焦点，除了上述导发原由外，还因为内在“危机基因”所使然，众所周知历 史学的两项应用功能，一曰资政，一曰教化，大凡“史学无用”或所谓“史学危机”的出现，其实质都是史论 的暗昧。当历史经验与科学论断受到重视，并作用于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时候，谁还会对历史的价 值产生怀疑呢？一个对历史无知的人，根本无法管理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对自己历史淡忘的民族只会是 行将灭亡的民族。史论教学担负把个体史事抽象成历史概念、规律并传授于人的职责，是史学应用功能最重要 的体现方式。历史教学中忽视史论教学，或在某处发生迷茫，无异于史学工作者对史学自身的发展缺乏信心， 这将导致对历史经验权威的动摇，“史学危机”、“历史无用”论自然随之漫患于社会。足见艾怨“危机”和 惋叹“无用”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自扰之举。我们应负的责任是加强对历史结论及其规律的研究、宣传，一方面 为执政者、管理者提供咨询，一方面加强史论教学，让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工作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教育，感 受裨益。当历史科学知识被用来作为制定工作计划的参考，或从历史人物、事件精神里吮吸灵魂乳液的时候， 史学的应用性变为可能、可懂和无可替代，历史的时代感、使命感得到充分体现，历史“危机”是一定能克服 的。面对千百万青年学生，史论教学将担当重任于斯。 史论教学成为当前历史教学改革的焦点，也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史学是一门研究以往一切的科学，反 思是最主要的特点。随着社会与自然的进步和变迁，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形成原有历史结论的条件有了变化 ，对许多史论也必然带来修正、补充，甚至会有对原有历史结论的否定。不少历史概念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这样 或那样的变化，史论的充实、变项、定位是教学中经常的活动，史学若不滞后于社会与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求 自身的发展，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观不能迁就闭关锁国的历史观，史论教学面临着空前广泛、深刻的时代要求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古老而发达的历史学科在与它学科竞相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诸多外在条件的影响， 表现得相对疲软，初中历史教学的薄弱，大学生历史知识的短缺都潜伏着灾难性的隐患，除了对历史教学本身 的损害外，对相关学科的教学也造成不利，诸如对教材的认识，文科情境教学的开拓发展，现代教学手段的运 用……等都存在不少障碍，其它学科教学迅速改革的态势对历史教学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教学改革大潮的氛 围中，史论教学的重要性、迫切性已成燃眉之势。 二、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明确史论教学的重要地位，加强实验与改革的力度，依然有许多务虚工作，改变观念首当其冲。 对历史知识结构的认识，是明晰教学思路的前提。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视历史知识结构为具体知识和规律 性知识两大类。“具体”指的是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影响；“规律”指的是历史概念 、规律之类。这种框定历史知识的方针，存在着概念上的模糊，如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影响均有弹 性，其烦其简，其深其浅颇难言具体。有许多历史规律在教材中其具体性质更胜于“具体”知识，规律亦有总 体的，阶段和方面的不同。同时以“具体”与“规律”这种视角看待历史知识结构，很难反映历史学科的特质 ，其它许多学科知识构件中也有“具体”的和“规律”的两类。所以我们认为对历史知识结构的认识应该建立 在“史料”和“史论”的框架上。这样看待历史知识结构，使史料与史论之间的关系更明确，从掌握史料到引 出史论是质的升华，这个过程是历史思维的关键所在，也是历史教材的主体内容，说明该过程并达到既定目标 的就是历史教学。 向传统观念挑战之二，就是改变对教材的教条态度。教材乃是教学之本，这一点无可非议，中学历史教材 在史学领域中还具备简明、贯通两大特点。论及简明，反映在史料的基本可靠和史论的基本正确上。唯有“简 明”二字，恰恰证明教材充分吸收了史学研究最先进的成果和史学界公认的精华。从某种意义上考察，中学历 史教材是较任何历史专著水准要高的编辑读物，从贯通程度考析，就时间之绵长，空间之广阔未曾有某项史学 著作达到了中学历史教材的程度。史学贵在一个“通”字，古今中外、各民族、各地域的历史主旋律和谐汇编 成书，涉及到无数技术因素，无疑是一件巨大的工程。因此，教材的权威性应该享有法定地位。但是，据此优 越性便把教材看成是“圣经”般的读物，那是十分错误的。对待中学历史教材，明确地说它还是历史学基础部 分的范文，具有鲜明的典型个性。持这种态度，一方面要准确无误地把握教材中的知识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我 们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教材的水准与基本精神。换而言之，教材内容不仅仅是单一的载于课文上的文字表述， 它含有许多需要挖掘的新知识及内在的转换机制。如果视教材为“圣经”，专注教条式的背记，将教材内容完 全照搬进学生的头脑，把教学变成知识从一个仓库转向另一个仓库的工作，历史教学岂不是走向了死胡同，能 力从何而来，教学还有什么活力可言。因此，正确对待教材应是不仅遵循教材还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言在 其中而意在其外。教师的创造与发明是教材所有其本而又未注其明的。只有摆脱对教材奉为“金科玉律”的传 统观念，史论教学方可得到全面的开发。 对传统观念挑战之三，是务必改变机械的教法程式。传统教法在形式上已近十种，可是却遵守着一个唯一 的套路——依教材内容进行串讲，若说有什么异差的地方，那只是在对词句的精雕细琢或内容讲授的艺术加工 上，历史教学中注重教育学、心理学一般原理的运用本是完全应该的，只是历史教学自身的基本特征却绝不应 它移。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注意，仿佛什么人都可以走上历史课讲台去讲授历史课，这类咄咄怪事的泛滥，追 本求源也是“照本宣科”的危害。从理性上探讨，我们历史教学的水准没有规范标高，或者说对历史教师应具 备的素质条件没有严格其标准，除了行政手段助长这种混乱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传统教学方法对历史学科思 维特点认识不足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因。任何一门学科其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就是有它本学科独有的 思维特质。历史教学方法的核心就是要在教学中围绕历史思维这个中枢来组织教学对策，否则都将是看重了外 在形式而忽略了教学内容。历史思维过程告诉我们：在选定一个个特殊的史实材料后，便开始了对历史感性具 体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把史实归并汇类，抽出他们的普遍形式，取得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史实背后的本质被 揭示出来，有了这种条件我们还必须凭借抽象思维进行分析、比较，再抽出其共同点，对共同点的必然的本质 的方面予以综合归纳，建立起一系列概念、判断，这种抽象的规定还只能反映某一方面的性质或关系，对历史 的具体性和统一性来说不可避免都有相对的片面性和孤立性，尚不能反映历史事件的整个历史面貌，我们要重 视复杂历史的本来面貌，就必须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使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具体形式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具 体关系得到反映。也就是把抽象的规定内在地联系起来，使它们丰富具体而又运动变化起来，对那些在抽象过 程中撇开的种种复杂因素按照历史的本来联系重新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多样统一的具体认识——思维中的具体 即人们思维中再现出来的历史。最后还需要借助形象思维再现历史场面，使历史发展过程鲜明生动、有血有肉 。 从历史思维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基本特点，即采用历史的方法，按照对象产生和发展的自然进程进 行并揭示其规律。同时又坚持逻辑方法，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理论形式揭示对象发展规律。两种思维互相统 一。在两种思维学统一内，第一，要求客观史事是出发点，而不是某种观念；第二，将历史现象和产生它的各 种条件联系起来；第三，用发展的观点思考历史。在教学中我们强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主要方面 就是对这样的历史思维的把握和运用，所以历史教学法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它的中枢是历史思维的培养与训练 而不是其他。评估教学、考试命题都应该把对历史思维的要求放在突出的地位，通过历史思维标准的提高史论 教学更需要不断加强。 三、史论教学实验与改良 有鉴于教学改革形势所逼，对历史知识结构的新认识，对教材的传统态度的变化以及对教学法重点的迁移 ，在经过两年史论教学的实验后，我们认为历史课堂教学（主要是高中）形式与内容应作出较大的调整。 （一）关于调整原则 1.遵照现行教材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体系，完成基础历史知识的掌握、智能培养、思想教育的任务。 2.改变一节课为单位的备、教、考、改的惯例，按历史知识内容、依课本顺序分单元作单位进行备课、授 课、训练。 3.课堂教学由导读、释疑、训练三部分组成。坚持变以讲为主到以读为主；突出教学过程中对历史思维的 贯彻；强化训练质量。 （二）关于导读、释疑、训练的基本要求 1.导读部分 课程内容的背景，即历史事件发生与发展的周边情境，使学生明确某历史事件是该时代历史统一体中的一 个方面或一个环节； 区分教材中史料与史论各是什么； 明确本课程内史料到史论或以史论指导分析史料所采用的方法； 指明单元教学内容在历史大系、历史阶段、方面系列，具体层面中所占地位、作用：力求了解编著者的意 图； 评析本次教学内容的社会影响、借鉴意义。 2.释疑部分 疏通字、词、句，解除阅读障碍； 对文物、图表等予以说明； 相关的经典作家史学观点讲释； 涉及自然科学知识介绍。 3.训练部分 训练范围分史料、史论、史法三方面，记忆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表述能力三部分； 练习方式按口头、文字两种表述方式进行； 练习标高以高考试题水准为水平线根据学生实际上下浮动； 历史小论文写作应有计划作定量安排。 在教学实验中，我们首先体会到历史教学的改革应该从加强史论教学入手，要求教师在史才、史识、史德 上不断向自我的极限提出挑战，拓宽施展教学才智的领域，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历史教学的专业特征更鲜明 。其次，学生历史基础知识不能发生缺项，应遵循渐进原则，尤其是初中历史教学的质量保证不应有任何忽视 ，没有初中历史教学目标的完成，高中史论教学的改进是无法操作的。第三，从实验结果看，史论教学的加强 ，对学生知识能力及高考应试能力的提高都有良好的收效，唯有史论教学改革才是既尊重教材又能与高考要求 接轨的基本途径，史论教学活动在教材与高考试题之间形成沟通并因此而产生教材、教学、考试三者间的协调 合力，这将对教材的改进、教学改革的深入，高考命题质量的提高带来极大的影响。 教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教学理论论文:浅谈关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对外汉语　语法教学　问题　思考　探索 【论文摘要】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汉语的语言规律，从而正确使用汉语，并快速而有效地提高汉语水平。但在对外汉语语法的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针对语法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几点思路和建议。 对外汉语语法属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学科理论体系，是专门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所编写的书中所使用的语法，它在体系、语法项目的选择以及语法的描述方式和角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国人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所学习的语法。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也迥异于一般的语法教学，吕叔湘先生说：“汉人教汉语，往往有些彼此都知道，不成问题，就是不知道也不去深究。可教外国学生就是个问题了，就得逼着我们去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第一期） 本文旨在从现实出发去认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一、结合语法教学现状，说明问题 通过对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现状的了解，我觉得在教学中大致存在以下问题： 1、语法教学包罗了一些在交际中不用或少用的语法项目，因而语法项目繁多、语法教学量大，从而也导致了语法教学与实用的结合度差。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界吸收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但在教学过程中照搬现代汉语语法的理论、方法、体系来进行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是行不通的，只会让留学生只学了一些基本语法规则，一旦运用到交际中，则错误百出。 2、语法教学分布不均。对外汉语教学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现行的语法教学在初级阶段较多，而“进入中高级阶段后，语言水平提高了，学习内容加深了，但对初级阶段已出现过的词语或语法现象则一般都作为旧知识处理。尽管同一语法点在形式上复杂了，或表意和用法有所变化了，但也不再作为新知识处理。其结果是使学生对许多语法现象不能形成全面、完整的印象，也不能通过循环反复的学习进一步掌握……学生学过的语法规律又普遍回生。” 3、语法点的安排不够合理。相比初级阶段，中高级阶段语法教学较少，大量的语法点不问难易都集中出现在初级阶段，使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知识点分布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语法教学不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不符合学习者习得汉语的过程，使语法教学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孙瑞珍在分析《高级汉语教程》后认为，该课本中“‘词语例解’中星星点点地也出现一些语法点，如：‘……，之所以……’，‘不是……，就……’，‘要是……还不……’等，这些表示逻辑关系的复句，对高年级学生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大多数学生基本上能掌握，再让他们反复练习，有时会产生厌烦之感。相反，一些他们急需掌握的语法点却都舍弃了。” 二、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语法教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与探索 1、明确教学语法和理论语法的区别。教学语法又称‘学校语法’，它是利用理论语法科学研究的成果，专为教学目的服务的语法。我认为，教学语法有理论语法的基础，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1）强调实用性，让学习者在具体交际中运用；（2）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服务于教学和二语习得者；（3）具有可操作性，并非纸上谈兵，使其贯穿在教学实践中。 2、语法教学应贯穿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同时将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中应尽量减少使用语法术语，努力提高语法的应用性。这里所强调的语法教学的连续性是应随着习得者汉语水平的逐步提高由浅入深进行的。要重视语法点的重现与深入，这既能巩固已有的知识，又能满足学习者高水平交际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深入的讲解和重复”，即语法点的循环渐进，避免过多细节的重复。 3、通过比较来教学语法，不仅能凸显汉语语法特色，同时也能让语法点更加清晰的留在学习者头脑中。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其母语影响在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即逻辑分析能力较强。在学习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拿汉语和其母语相比较。既然这样，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汉语和其母语进行对比分析，有系统的去教学，以突出汉语的特点，并了解学习的难点所在，在有限的课时内提高教学的效率。 三、结语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语法教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对外汉语教师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教学中发现许多汉族人习焉不察、外国人学习起来又比较困难的语言现象，并对其进行研究，推动了教学和学科的发展。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外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教学理论论文:浅谈基于任务型教学理论的大学英语课堂设计 论文关键词: 任务型教学理论　任务设计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论文摘要: 任务型教学是目前国际上外语教育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其在教学中发挥的诸多优点已得到广大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肯定。目前,任务型教学在国内中小学已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在高校课堂中却少有实施。鉴于此,本文基于任务型教学理论,探讨了如何进行大学英语课堂任务设计,并试探性地设计了一堂教学案例。 1.引言 2001年7月制定的《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师应该尽量避免单纯传授语言知识的教学方法,尽量采用‘任务型’的教学途径”[1]。由此任务型教学对基础课堂的影响可见一斑,然而,在与基础教育紧密衔接的高校英语课堂中,任务型教学并未引起教育者们的关注,真正在课堂教学中贯彻任务型教学方法的教师微乎其微。因此为了发挥任务型教学在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有效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本文将探讨基于任务型教学理论的大学英语课堂设计。 2.任务型教学及相关理论 2.1任务型教学的定义及特征 任务型教学是指任务型学习将任务置于教学法焦点的中心,它视学习过程为一系列直接与课程目标相联系并服务于课程目标的任务,其目的超越了为语言而练习语言。[2]Feez总结了任务型语言教学的若干特点:(1)重点关注的是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学习的结果。(2)强调交际语有意义的活动和任务。(3)学习者是在参与活动与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交际性的和有目的的交互活动掌握语言的。(4)学习者完成的任务活动既可以是生活中真正的任务活动,也可以是在课堂内为了教育目标设计的任务或活动。(5)在任务型大纲中,任务与活动是根据任务的难度来排列的,同一任务可以对不同程度的学习者提出不同的任务要求。(6)任务的难度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如学习者过去的经历、任务的复杂程度、完成任务所需的语言,以及完成任务时有哪些可以得到的支持等。[3]斯坎翰(Skehan)结合威利斯(Willis)的研究成果提出,任务型教学应包括前任务阶段(pre-task phase)任务实施阶段(during-task phase)和后任务阶段(post-task phase)。[4]值得注意的是,任务型教学中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孤立的课内或课外的教学或学习活动,也不是无关任务的随意罗列,而是整个系统(或课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2任务设计的原则 课堂教学任务的设计除了受教材的限制外,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学生的主观原因,也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教学环境、教师的个人素质等。综合各家思想(陈晓堂,2004;龚亚夫、罗少茜,2003等),任务设计的原则主要包括六点:(1)真实性原则;(2)系统性原则;(3)形式和功能统一的原则;(4)针对性原则;(5)可操作性原则;(6)趣味性原则。 2.3案例分析 根据任务型教学的基本理念及任务设计的相关原则,现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1)Unit 2 Section A“Deep Concern”[7]为例,阐明在大学英语阅读课中任务的设计。 2.3.1阅读前任务(pre-reading task) 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此阶段宜采用形式多样、灵活有趣的方法导入教学内容。 Step1导入(Leading-in):首先,利用多媒体设备给学生播放一段两母女因为观点不一致最终不欢而散的谈话,从而引发本课的主题:Generation Gap。 Step2讨论(Discussion):围绕话题“What are some of things you and your parents migh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以2—4人为一组就当前年轻人和父母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简单的讨论并让部分学生报告讨论结果。 Step3呈现任务(Task presentation):介绍完成阅读任务的具体要求或方法技巧,以及所采取的形式步骤,然后布置阅读任务,呈现本课所要解决的问题:Why are there generation gaps between sandy and her parents? 2.3.2阅读任务(Reading task) 这一阶段的教学任务是帮助学生弄明白作者的写作意图、课文结构和具体内容。因此笔者为学生设计了以下任务: 2.3.2.1Fast-reading:让学生快速阅读全文,完成Find the general idea of this passage。 2.3.2.2Details reading:利用多媒体设备呈现:Find out the examples from the text with these devices for developing the statements:Dialogue/Narration/Comparison and contrast. 文章结构分析后,对文章中难词难句进行适当的讲解,以便加强对生词及表达的理解和记忆,为实际表达打下基础。 2.3.2.3Reading and speaking:回答问题,如: (1)Why did Sandy’s father shout at her? (2)What different ideas about music between them? 2.3.2.4Note-ma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SANDY AND HER PARENTS Music:(horrible stuff,weird,offensive,...) Clothes:(disgusting,old,...) 这些题目有助于学生对细节问题的掌握及对文章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同时又能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2.3.3阅读后任务(Post-reading task) 这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巩固和表达阅读内容,利用学生已学到的知识完成现实生活的实际任务。 Step 1让学生根据屏幕中note-making的内容几个学生一组扮演不同的角色,创造性的复述课文,给学生提供一个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和展现自我风采的机会,从而对课文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Step 2展开讨论:How can the old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real communication with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学生在积极活跃的气氛中进行语言操练,教师对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扬和鼓励。 Step 3课后作业。以“Bridging the Generation Gap”为题,运用文章中学到的叙事法续写故事。从而延伸课堂中的任务。在以上各项任务活动中,通过真实的语言材料、趣味性的活动设计、任务链式的任务环节,让学生在任务的完成过程中,不但提高了知识、技能,而且形成了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3.结语 总之,任务型理论如何运用于大学英语课堂,尚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其中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和注意问题,如信息差设计的“度”的把握问题、小组讨论的可实行性问题、任务设计中的时间分配问题等,都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教学理论论文:大学英语交际法教学理论浅析 [论文关键词]交际法 大学英语 教学理论 特点 教学策略 [论文摘要]从语言学与心理学角度论述交际教学法理论基础及其特点，探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运用交际法教学法的策略。 一、引言 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外语教学法发展的历史主要经历了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视听法、认知法与交际法。交际法产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西欧共同体国家，中心是英国，是目前国际上经过实践证明较为可行的教授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交际教学法传入我国，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正确理解交际教学法的特点、理论依据、教学策略对用好交际教学法是非常必要的。 二、交际法理论基础及其特点 （一）交际法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交际能力与功能语言学理论 交际教学法的基本原则与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发展的特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主要是由交际法的理论基础决定。而以下两个理论可以说是交际法赖以建立的支点：一是Dell Hymes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理论。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处世的能力，即使用语言的能力。交际能力是指一个人对潜在的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合乎语法；(2)适合性；(3)得体性；(4)实际操作性。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在外语教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二是M.A.K.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理论。Halliday提出系统语言学可用于分析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话语分析，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天地。他认为，语言是表达意义的体系，不是产生结构的体系。他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提出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基于语言学理论基础的交际法，强调学生交际能力的提高，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二）交际法的心理学理论基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在过去的廿年中，强调刺激－反应，并把学习者看作是对外部刺激作出被动反应、即作为知识灌输对象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已经让位给强调认知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并把学习者看作是信息加工主体的认知学习理论。随着心理学家对人类学习过程认知规律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认知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西方逐渐流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 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运用于大学英语交际教学法中，学生是语言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外语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显然，在这种场合，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等四要素与传统外语教学相比，各自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彼此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些作用与关系也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因而成为教学活动进程的另外一种稳定结构形式，即基于建构主义的交际法教学模式。 （三）交际法有与其它教学法不同的特点 1．交际法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学生能够在不同的交际场合运用所学语言与不同的对象进行有效得体的交际。 2．交际法强调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课堂的主角，应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教师的主要作用不再是讲解语法知识，而是扮演学生学习促进者(learning facilitator)，同时在不同的场合还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导演(director)、咨询者(counselor)、参与者(participant)等。 3．交际法强调语言的流利性(fluency)，忽略语言的准确性(accuracy)。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大胆开口说话以培养交际能力，而不需要急于纠正学生出现语言错误，以免影响学生的思路和积极性。 4．交际法以交际活动为课堂主要方式，选用的材料具有真实性， 根据人们处理这些真实材料的行为方式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有双人活动(pair work)、小组活动(group work)、班级活动(class activity)、角色扮演(role play)、短剧(short play)、讲故事(story telling)、采访(interview)、交流活动(interchange activities)等，让学生在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中运用语言知识。 5．交际法重视对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国家文化的学习，同时注意介绍中西文化差异和培养跨文化交际知识，以便进行有效且恰当的口头或书面交际，避免受本国文化的影响，在交际过程中出现理解的误差或差异。 交际法教学是以上教学理论和教学原则为切入点，依据学生的接受情况，使教学内容最大限度地、适时地、恰到好处地去适应和促进学生的智能发展，真正作到使教法、学法、记法融为一体，使每一个学生学有所得，增强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的一种有效方法。 三、大学英语交际法教学策略 交际法教学模式是一种极具活力的教学模式，特别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学对象已经具备一定英语基础知识，更加有利于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交际法教学的有效实施可以参考以下教学计划所制定的策略。 （一）以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为目的 交际法教学的安排，是一切从社会需求出发，视学生不同的交际需要来确定各教学环节的轻重缓慢，它以培养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为教学重心，并注意把握这一教学重心与其他教学环节的有机联系。教学大纲中的许多要素（口语、语法、功能、话题、听力、语音、词汇等）应该为交际能力而设置，其目的是为给学生更好地进行语言实践、提供语言材料，输入文化信息，为培养实际运用语言能力打下了基础。教学的目标应力图造就出“能力型”的人材，以适应社会的各种实际工作的需要。因此，英语教材在选材上也更要注意具有时代感、思想性、知识性和真实性，尽量给教学过程的交际化提供有利的条件。 （二）根据学生交际语言环境制定教学计划 在实施交际法教学模式时，应首先考虑的是对学生的目前语言环境及其将来的交际环境的考察来规划教学。教学目的的确定应该建立在对学生的交际需要的调查基础上的，新生进校后，先进行分级测试，按成绩边班，根据学生的交际需要而制定教学计划，阐明培养的目标，并列出需要达到各种交际能力的项目和要求，对学生实行因材施教，分级教学，分级管理，使教学内容和方法相协调。 （三）以学生为中心推行交际法 以学生为中心推行交际法，可以寓活泼生动的交际活动于教学之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在潜移默化中掌握英语，达到英语交流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如录音、录像、VCD、电脑、幻灯机、计算机软件、制作课件等不同的形式和辅助手段来操作语言教学，寓教于乐、乐中有学，以听、说、看促进读、写能力的提高。 在授课的方式上，讲求实效，分级教学 ，小班上课。所谓分级教学，就是根据新生的高考成绩和入学的分级测试摸底成绩，打破系和班的界限，按成绩高低重新编班授课方式，将英语教学分为不同级别。学生在每级学习结束后，根据本级测试成绩决定能否升上高一级继续学习，成绩优异者，可以申请跳级。同时，可将英语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相对独立，各有重点，又相互衔接，循序渐进。第一阶段，主要抓好语言共核教学，打好语言基础，培养基本的语言技能突出听力技能和口语技能的培养。第二阶段，培养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加强实用交际能力的训练和培养；第三阶段，培养实用写作和翻译能力，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切实提高学生英语的应用能力。 四、结论 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迫切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因此，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入，基于交际能力、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建构主义的交际法教学模式符合培养学生交际能力这一外语教育目的的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制定交际法教学计划，以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为目的来制定教学策略是交际法教学成功的关键，值得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深化探讨。 教学理论论文:论教学理论反思及其现实意义——兼论新世纪教学理论研究者的使命 论文关键词：教学理论　反思 方法 建设 论文提要：教学理论反思是把教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但教学理论反思不是就教学理论谈教学理论，在教学理论本身的阚限内兜圈子。我们应该把教学理论当作教学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客体来考察，以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矛盾作为反思的中轴。怀疑是教学理论反思的起点，经怀疑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叉离不开分析方法。新世纪教学理论要想取得新的进展，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总结教学理论建设的得与失，担负起教学理论建设的新使命，这就是教学理论反思的意义和价值。 教学理论反思或许是目前教学论学科发展最迫切的学术课题之一。我们的评判主要源于旧的思维，而我们的事业则需要新的思路。那么，我们将何去何从?反思即是对这一疑问的试图回答。但是.教学理论反思决不是随意而行的。 每当教学理论濒临大发展之际，人们对于已有的教学理论，都要进行一番新的反思，这在教学理论发展史上是具有规律性的现象。 教学理论来源于教学实践，教学理论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现实历史变化、发展的反映和表现。教学实践是推动教学理论变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不断地向人们提出一些新问题，当已有的教学理论不能解答这些新问题时、人们就要揭露和克服已有教学理论存在的症结，从而提出新的教学理论。这就是历史上每一次教学理论发展，都要对教学理论进行批判地反思的内在依据。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教学理论才能有所前进，并解答教学现实提出的问题。 要推动教学理论发展，就要研究时代出现了什么样的新特点?教学实践提出了哪些需要解答的新课题?这种研究对于发展教学理论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可以确信，研究这些问题，肯定会极大地丰富教学理论的内容，使教学理论能够更深刻地反映出现时代的精神，在推动教学实践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为了发展教学理论，仅有这一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必须同时进行另一方面的工作，即对教学理论自身进行反思，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教学理论才能得以发展。但对于前者人们注意较多，至于后者人们则比较忽视。 .“反思”一词，英文为reflection ,德文为nachdenken，直译可为后思，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已广泛使用。黑格尔对“反思”有着特殊的兴趣，在他的哲学著作中，特别是(小逻辑》中，反复出现。据贺麟先生的研究，黑格尔主要有六种用法:(1)反思或后思，有时也有“回忆”或道德上的“反省”之意;(2)反映;(3)返回;(4)反射;(5)假象;(6)映现或表现。①黑格尔虽然是在多种含义上使用“反思”一词，但有其共通性，即把反思视为人类思维发展的积极的中介环节，是作为人的一种能力而存在。“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②“如果中介或反思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积极环节而排除于绝对真理之外，那就是对理性的一种误解。正是这种反思，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同时又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抛弃”⑧黑格尔关于反思的这种理解阐明了思维发展中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极其重要的方面，这是黑格尔对反思的巨大理论贡献。当然，在黑格尔哲学中，反思是概念自身和自我认识的运动，哲学以概念的形式反映概念自身，概念成了主体性的、第一性的存在。这显然带有极大的神秘性，是唯心主义的。可是，如果我们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关系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将概念的运动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把哲学放在客观运动的背景上来加以认识，那么，黑格尔关于反思的辩证含义就可以批判地采取，使其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一个范畴，纳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之中。④如此，反思就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活动。这样，反思就根除了神秘性，从纯思辨的王国回到了现实社会运动中，成为“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⑤由于这种实践和历史发展中的片面性，形成了人的认识中的某种虚幻性、片面性和局限性，从而突出了反思在人类认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所谓对教学理论自身进行反思，就是要对现有的教学理论实行批判性的审查，在新的教学实践和认识基础上进行再认识。究竟什么是教学理论?其性质和结构如何?它又有什么特点和功能?传统教学理论与现代教学理论有什么区别?哪些因素推动了教学理论的发展?如何来评判教学理论的科学性?是否所有的教学理论都具有可行性?如果不是，那么可行的教学理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怎样应用教学理论并发挥其功能?等等。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有人会感到惊奇，我们从事教学理论研究，难道连这些问题都不清楚吗?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的东西未必是真知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教学理论看作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教学理论自身走过的道路及其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深人地反思一下我们关于教学理论的观念，也许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些人们似乎早已熟知的问题中潜藏着许多矛盾，交织着许多误解和偏执，也正是这些由于为人熟知因而又往往不再去深思的教学理论观念，防碍了教学理论的正常发展，使其在现实发展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对教学理论的反思，我们才可能对教学理论的这些间题作出尽可能清楚明了的解答，消除人们在教学理论上的误解和偏执，确立科学的教学理论观，进而探求教学理论建设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和准则，以此为基础，透视我国教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历程，找出其中存在的间题，并在剖析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确认我们对教学理论及其建设的认识。这应该是今天我们教学理论反思的目的和归宿。 反思虽然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具体到教学理论反思.是把教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但教学理论反思决不是就教学理论谈教学理论，在教学理论本身的阂限内兜圈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陷人纯粹主观臆造的迷宫。既然反思是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思想活动，我们就应该把教学理论当作教学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客体来考察，以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矛盾作为反思的中轴。惟其如此，教学理论的反思才可能有实际的内容和明确的价值导向。 教学理论发端于人们对客观的教学实践活动的困惑和寻求解答的自觉意识，它与生俱来就有怀疑的性质。“怀疑是一种矛盾的运行方式，怀疑表面上是对现存观念和思维的一种否定，但实际上却是在寻找着更深层的内涵，寻找着一个不能怀疑的前提，因此，在怀疑中，否定成为积极的手段，成为新的思想前提的开拓者。”⑥怀疑作为教学理论反思的一种武器，首先，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我们荡除任何思想观念上的禁锢，重新审视眼前的客观教学事实，从而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客观教学实际的新的教学认识。其次，教学理论的怀疑是出自自身建设要求的怀疑，它表明对教学理论的存在要追寻充分的原因或依据，如果缺少这个环节，教学理论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只能在旧的教学理论框架下抱残守缺。最后，教学理论反思所需要的怀疑是科学的怀疑、批判的怀疑，而不是神经过敏的疑神疑鬼，或缺乏根据的怀疑一切。怀疑不是彻底的抛弃，而是扬弃，是既否定，又肯定。就是说，经过教学实践检验被证明为正确的教学理论，如果与新的教学实践不发生矛盾，不但不能作为怀疑对象，而且还应当自觉地坚持;当有些教学理论的某些内容和个别结论与新的教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就需要怀疑并否定旧认识，启迪新思维。真正的怀疑是一种必然性，它旨在从游移不定中求确定，在偶然中求必然，在现象中求本质。我们站在“实践”角度来怀疑，就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肯定中有否定，就坚持了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⑦这样的怀疑才是科学的。我们主张科学的怀疑精神，但决不提倡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是消极的怀疑，是对教学实践客观性和可知性的怀疑，不利于推进教学理论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这与人类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是相背离的。因此，我们在教学理论的反思中，应当努力做到既要正确地发挥怀疑的积极作用，又要注意避免陷人怀疑主义的泥坑。 怀疑是反思的起点。怀疑的产生，意味着对教学理论存在的前提打上了问号，转化为问题，继而追问。教学理论的反思总是围绕着问题，以追问的方式进行的。没有问题，教学理论的反 思就失去了针对性，变成了不着边际的空洞议论。但是，教学理论反思针对的问题并不是任意设定的，也不是出于对某些美好传统的偏爱或者出于对思辨精神和浪漫情感的执着空想而杜撰出来，它来自于对现实的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之间矛盾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不仅如此，问题还应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我们虽然还不知道它们的答案，但可以通过系统的和严格的研究来找到答案。只有在我们能够用可以通过研究和实验验证的论题的形式表达问题时，问题才成为科学问题。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规定和解决间题才能对发展教学理论，深化教学实践作出贡献。可见，通过怀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对于教学理论的反思至为关键。爱因斯坦曾特别强调说:“提出间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科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经怀疑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断然离不开分析方法。在这里，分析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它除了指“澄明”、“清晰”等含义外，更主要的是指解析、解构的技术。分析方法虽然不尽符合教学理论整体思维的本性，却往往能使教学理论所反思的一些问题比较准确地定位，因而是我们教学理论反思使用的方法。具体地讲，这种分析方法又可分为自教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教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和教学理论的自我分析方法。自教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关注的主要是教学理论存在的理由，分析造成这些存在理由的思想方法，最终使教学理论存在的依据显现出来，由此既获得对教学理论整体存在方式的理解，也揭示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对教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是把一些表面上难以做出判断的语句转换为清晰可辨的语句，即对教学理论语言的分析，往往是清除语言垃圾的有效手段，又是拓展思维空间，更新教学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基础。教学理论的自我分析方法是一种比较分析，也就是通过洞察对象理论与参照理论之间的异同关系来对教学理论本身加以把握。教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可分为阶段性比较、互补性比较、对立性比较和倒置性比较等。阶段性比较，即参与比较的是处于不同阶段而又相互衔接的教学理论，比较的目的在于说明教学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互补性比较，即比较双方具有某种相补相成性或相反相成性;对立性比较，就是对立教学理论之间的比较，主要突出教学理论的思想性质的根本差别;倒置性比较，就是参与的教学理论之间是一种“影像”关系，它更强调教学理论的反接特性。由于教学理论本身所要求的理性清晰和逻辑约定，教学理论比较具有直接相互反照的特点。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改变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散漫无序状态，也有利于教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从而促进教学理论的发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当经验材料数量庞大时，人们要求理论思维。实际上，当理论和理论体系大量涌现时，人们又要求对理论思维本身进行思维，这就突出了反思在思维中的作用。⑨从世界范围看，二战之后，教学理论蓬勃发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在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日趋深人，教学理论逐渐走向自觉，获得了推动其自身发展策荣的强大动力。第一，破除了“从属论”与“工具论”，开始转向对教学本身特性及其独特功能的多向探讨。有人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教学，视教学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教学是一种心理变化过程;有人从文化学的视角探讨教学，认为教学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是透过人的意识和情感作用来完成的价值活动;还有人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来阐释教学的本体特性及其功能;等等。这些多向探讨，即使其中包含某种失误也有助于揭示教学本体的丰富内涵。第二，教学理论向客体论倾斜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开始指向主体论。主体论的要旨，在于纠正教学理论向客体论倾斜的偏向，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在教学中的地位。贯彻主体论，就是要强调教学中的主体性原则，要求在教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看成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创造能力。这样，教学就不再是一种机械的操作活动，而是一种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活动。主体论的确立，是觉醒了的人的自主意识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在教学上的反映。从教学理论建设的角度看，其重大意义在于，它显示了教学观念的更新，恢复了教学的主体性原则，有利于构筑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教学理论框架。第三，由封闭性、单一性的研究路数转向开放性、多视角的研究路数。新世纪的文化是开放型的文化。一种学科、一种文化的独立自足与自我中心的局面，是人们所蝎力避免的。国外各种新思潮、新学科蜂拥而至，人们积极吸收着外来的文化养料和各种学科的思维成果，以丰富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并运用于教学理论研究中，教学理论因此形成了开放、多元的局面。第四，教学论分支学科研究方兴未艾。这是教学理论建设中热闹繁盛，颇多创意的领域。教学论的每一个具体专题属于微观层面，但一经精研细绎，往往就被推演成为一个庞大的休系，于是又具有了宏观的性质，这种宏观兼微观视界的形成正是教学论分支学科产生的必要条件。教学论分支学科的大量涌现，标志着教学理论建设已经转向深人。 成绩与失误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任何事物向前发展都将面临的复杂情势。肯定教学理论建设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20多年来，参与教学理论研究的人数之多，著述之丰盛，有目共睹，这无疑显示了教学理论界思想的活跃和研究工作的生机。但是，我们也发现:一方面，新人、新著、新观点、新概念、新思潮层出不穷，各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商榷烂见于报刊;另一方面，众多的教学理论对解决现实教学问题却无能为力，对教学现实中产生的大量矛盾的解释苍白乏力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我们认为，教学理论建设要想取得新的进展，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总结这些年来教学理论建设的得与失，担负起教学理论建设的新使命。这就是我们对教学理论反思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反思作为对思维的思维，决不是一项绝对自由的精神搏动，它是“改变了的事实”与理论体系的矛盾的产物.。随着教学实践不断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对于我们教学理论反思所取得的认识仍需要不断地反思，而且我们对教学理论的反思也受到我们自身思维水平的限制。所以，我们只能把我们的认识看成是暂时的、相对的、甚至还包含许多错误的认识。当然，如果我们真实地表明和描述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尽了我们的知识和良心，也就无悔了。 教学理论论文:试论诱思探究教学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高中语文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探究教学 【论文摘 要】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符合当今教育教学实际和新课程教学理念、适用于新课改的现代教学理论之一。本文主要简要地介绍了诱思探究教学理论及其重要性，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该理论，以及在运用该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随着教育教学问题的不断出现，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也在不断地加快，要求教师的教学观和学生观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转变。以此同时，更多的理论和思考也在不断涌现。其中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一种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并符合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符合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形势与现实需要。 一、 何谓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张熊飞教授在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通过循循善诱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并引导学生并用五官、全身心地参与教学过程，做知识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使他们能够在切身体验和感悟中达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和陶冶品德”的三维教学目标，从而促进学生知识的掌握和人格的完善，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诱思探究教学论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兼容性的显著特点，它吸收了中国文化的“致和之道”，科学地论述了教学中师生的辩证关系。 二、 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注重培养学生的生疑、质疑和解疑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做到变教为诱、变学为思、以诱达思，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本应引导教育学生求真、生智和向善，促进学生人格的完整和个性的健康，使他们情感的动力功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并能保持较好的学习激情。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2.1 利用情境教学，创设宽松、民主的教学气氛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情境教学，以情激情，以情激趣，创设轻松、愉悦、活泼的教学气氛，为学生营造一个情境交融的心理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需要，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在授课开始时激趣设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能够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去；同时，教师也可以在重要的或关键的知识处设疑，提供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此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课堂教学结束时设疑，使教学在课堂教学之外得到延伸，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2.2 通过示范授学生以法，使学生获得体验 学生往往是从模仿与借鉴开始学习的历程。要想达到使学生善疑这一目的，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示范。教师的示范要从正确的立场观点出发，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生在学会教材的过程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培养他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和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也要使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调动学生的全身活动，促进学生的心灵体验，如鼓励学生动眼看、动口议、动笔写、动耳听、动情读、动脑思，诱导学生在全身的各种体验中去勇于发现、敢于质疑和学会否定，在活动中获得体验，在体验中促进活动。 2.3 注意激发引导学生，积极发挥好探索的作用 学生的生疑、质疑和善疑的能力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计划地使由教师自己提出问题转化为由学生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生疑和质疑，并不断地激活学生的思维，从而扩展学生的思路，诱导他们开口，并引导他们反复深入地进行思索。这一培养过程是一个从提出单个的问题到提出系列化的问题、从开始提出简单的表面化的问题到能够提出复杂的深刻的问题。同时，在语文教学中也要充分发挥好探索的作用。在教学心理上观察是探索的表现，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开始于观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探究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展示经过充分准备的观察对象，诱导学生以此为中心去进行探索——观察，从而开始他们的认识过程。 2.4 充分备课，做好反馈 在高中教学中教师想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备课要充分，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备教材、备学生和备教法，还要充分考虑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备课中教师要努力使教学设计最优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并在选择体验形式时注意其形象性和个性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懂起来。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信息的反馈，及时掌握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并以此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 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既是一种探索实践，也是一种在新课标理念下的语文教学更新，对当前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该理论需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3.1 注意探究的方法、内容和方向 探究在教学过程中固然重要，但如果探究的方法、内容和方向不当，往往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教师必须讲究方法的科学性，内容一定要重点突出，方向也要做到不偏不倚。 3.2 注意“诱思点”的选取 在教学中教师“诱思点”要有轻有重，努力做到巧妙、合理，在实际操作中还要注意不能将诱思简单地等同于提问。 3.3 注意情境的设计和呈现 情境的创设有许多方法，但并非所有的都适合语文课堂教学。教师在创设情境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来确定教学目标，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教学资源进行呈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我们既要遵循其客观的规律性，又要注意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巧妙地发挥该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理论论文:语用学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语用学 英语教学 教学启示 摘要： 本文阐述了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基本理论，分析了语用学研究对英语教学中的口语、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启示和影响。 多年来，中国的英语教学被当作一门知识性的学科来教授，教师过度重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训练，却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英语能力的培养。只有掌握了具体的语言形式所表现的语言功能，结合语境去理解和使用才能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因为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培养该门语言的语用能力的过程。 一、语用学的基本理论 语用学是研究某一语言的使用者如何利用句子而达到成功的交际的一门语言学科。换句话说，语用学是结合具体的语言情景研究特定的话语意义。语用学的三个主要理论包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 奥斯汀认为：当人们在说一句话时，要同时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即字面意思；言外行为，即考虑说者与听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而进行的言语活动；言后行为，其功能并不直接在话语中体现出来，而完全取决于言语的情境。例如：You have left the door open.由说话人执行的言内行为是他所发出的“you”“have”“door”“open”这些词，用来表达字面意义。言外行为是让某人关门或者抱怨等，要根据语境而定。言后行为指话语效果，如果听话人抓住了说话人的信息，明白说话人让他去关门，那么说话人就成功地在现实世界中带来了他所预料的变化，那么言后行为就成功地执行了。 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就是指通过一种言外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种言外行为的现象。例如，当要求别人为自己某件事时，我们往往不直接下指示，而是用一些婉转的表达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Can you open the door？”说话人并不是询问听话人有没有能力关门，而是请求他关上门。 格赖斯认为在进行会话时，说话人必须遵守或满足某些条件，以便自己说的话能够被听话人理解和接受，而听话人也必须遵守某些规定，这样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会话才得以顺利进行。这被称为合作原则，具体包括四条准则： （1）数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为当前的会话）提供足够的信息；不要提供超于所需之外的信息。 （2）质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说真话；不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ation）：说话内容要同话题有关。 （4）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避免表达晦涩；避免歧义；说话要简明且有条理。 上述准则是交谈双方所应遵循的，但违反准则的现象到处可见，格赖斯对此的解释是说话者虽然在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但交谈并不会因此而中断，因为话语从深层次来说并未违反合作原则。当听话者领悟到这一点，此类话语便产生了会话含义。 二、语用学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1.口语教学 语用学在这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跨文化的交际上。从语用学角度来讲，学生的外语口语能力不仅表现在语言输出的准确、流利，还要说得符合该语言的习惯表达方式，即说得地道。学生的普遍问题是：进行口语表达时，语音语调语法都比较理想，但很多时候，尤其是涉及到日常交际的时候，话语表达的合适度有待提高。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相同语言形式的语言功能也可能不同。例如有一次学生在做场景模拟对话时，对一位刚刚下飞机的客户说：“You must be very tired after such a long journey.”听起来似乎很符合中国人习惯的问候：“一路辛苦了！”但是，外国人听了其实会不高兴，他会以为你认为他没用，坐了飞机就一定要感觉到累么？这时不妨问问：“How did you enjoy your journey？”因此在口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授语言形式，更要讲授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西方风俗禁忌等，让学生了解语用失误是比语法失误更严重的错误。有时一句完全合乎语法规则的话，若使用不当不仅达不到交际和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带来社交语用失误。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先让学生模仿口语范文，再根据具体语境组织恰当的语言，杜绝母语迁移所带来的中国式英语。 2.阅读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缺乏阅读的策略，致使有的文章读了数遍仍然不解其意，抓不住中心内容。从语用的角度来说，一篇文章是一个有机的结构整体，其段落衔接、选词措句都同文章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分析语言结构，要注意句际关系，注意互相间的功能作用和制约因素；要用系统的观点，对语言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训练学生从整体出发来理解文章，把文章的中心内容和篇章结构放在首位，注意语言信息的整体输入，快速摄取有用语言信息，准确领会其深层含义等能力。另外，阅读时粗知一些文体知识，了解文章从主题到论证的组织方式，针对不同题材的文章采取不同的阅读策略和阅读技巧也是十分重要的。 3.写作教学 写作是知识的输出，最能体现出学生所掌握某种语言的语用能力。一篇好的写作不仅仅要体现出作者对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对语言用法的良好把握。当前学生的英语写作的突出问题不是语法结构的正确性，而是语言表达的合适性。很多学生背了大量的范文和套语，但在具体文章中又不能很好地根据写作内容、目的、场合和对象的变化筛选不同的语言形式来写作，导致文章写得不伦不类，该正式的文体写得过于随便，该非正式的场合却文绉绉起来。此外，有些学生对于同义词或结构的用法研究不够深入，只知道其基本含义却不知道在特定语用环境下该如何运用才是最恰当的。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要在平时的写作中注意学生作文话语是否与所要求的语用环境相吻合，在分析学生写作错误时，有意识地分析讲解语用失误的例子，使学生在写作时逐渐加深语用意识，避免语用失误，做到措辞有效地传达信息。 三、结语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语用学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并将其贯穿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使学生了解语言结构的语用功能，掌握言语行为的实际意义，从而根据自己的表达意图来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以达到真正的交际沟通目的，同时也掌握了运用这一体系进行交际的能力。 教学理论论文:浅谈关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对外汉语　语法教学　问题　思考　探索 【论文摘要】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汉语的语言规律，从而正确使用汉语，并快速而有效地提高汉语水平。但在对外汉语语法的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针对语法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几点思路和建议。 对外汉语语法属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学科理论体系，是专门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所编写的书中所使用的语法，它在体系、语法项目的选择以及语法的描述方式和角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国人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所学习的语法。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也迥异于一般的语法教学，吕叔湘先生说：“汉人教汉语，往往有些彼此都知道，不成问题，就是不知道也不去深究。可教外国学生就是个问题了，就得逼着我们去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第一期） 本文旨在从现实出发去认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一、结合语法教学现状，说明问题 通过对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现状的了解，我觉得在教学中大致存在以下问题： 1、语法教学包罗了一些在交际中不用或少用的语法项目，因而语法项目繁多、语法教学量大，从而也导致了语法教学与实用的结合度差。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界吸收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但在教学过程中照搬现代汉语语法的理论、方法、体系来进行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是行不通的，只会让留学生只学了一些基本语法规则，一旦运用到交际中，则错误百出。 2、语法教学分布不均。对外汉语教学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现行的语法教学在初级阶段较多，而“进入中高级阶段后，语言水平提高了，学习内容加深了，但对初级阶段已出现过的词语或语法现象则一般都作为旧知识处理。尽管同一语法点在形式上复杂了，或表意和用法有所变化了，但也不再作为新知识处理。其结果是使学生对许多语法现象不能形成全面、完整的印象，也不能通过循环反复的学习进一步掌握……学生学过的语法规律又普遍回生。” 3、语法点的安排不够合理。相比初级阶段，中高级阶段语法教学较少，大量的语法点不问难易都集中出现在初级阶段，使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知识点分布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语法教学不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不符合学习者习得汉语的过程，使语法教学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孙瑞珍在分析《高级汉语教程》后认为，该课本中“‘词语例解’中星星点点地也出现一些语法点，如：‘……，之所以……’，‘不是……，就……’，‘要是……还不……’等，这些表示逻辑关系的复句，对高年级学生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大多数学生基本上能掌握，再让他们反复练习，有时会产生厌烦之感。相反，一些他们急需掌握的语法点却都舍弃了。” 二、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语法教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与探索 1、明确教学语法和理论语法的区别。教学语法又称‘学校语法’，它是利用理论语法科学研究的成果，专为教学目的服务的语法。我认为，教学语法有理论语法的基础，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1）强调实用性，让学习者在具体交际中运用；（2）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服务于教学和二语习得者；（3）具有可操作性，并非纸上谈兵，使其贯穿在教学实践中。 2、语法教学应贯穿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同时将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中应尽量减少使用语法术语，努力提高语法的应用性。这里所强调的语法教学的连续性是应随着习得者汉语水平的逐步提高由浅入深进行的。要重视语法点的重现与深入，这既能巩固已有的知识，又能满足学习者高水平交际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深入的讲解和重复”，即语法点的循环渐进，避免过多细节的重复。 3、通过比较来教学语法，不仅能凸显汉语语法特色，同时也能让语法点更加清晰的留在学习者头脑中。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其母语影响在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即逻辑分析能力较强。在学习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拿汉语和其母语相比较。既然这样，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汉语和其母语进行对比分析，有系统的去教学，以突出汉语的特点，并了解学习的难点所在，在有限的课时内提高教学的效率。 三、结语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语法教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对外汉语教师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教学中发现许多汉族人习焉不察、外国人学习起来又比较困难的语言现象，并对其进行研究，推动了教学和学科的发展。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外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教学理论论文:试论诱思探究教学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高中语文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探究教学 【论文摘 要】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符合当今教育教学实际和新课程教学理念、适用于新课改的现代教学理论之一。本文主要简要地介绍了诱思探究教学理论及其重要性，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该理论，以及在运用该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随着教育教学问题的不断出现，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也在不断地加快，要求教师的教学观和学生观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转变。以此同时，更多的理论和思考也在不断涌现。其中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一种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并符合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符合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形势与现实需要。 一、 何谓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是张熊飞教授在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通过循循善诱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并引导学生并用五官、全身心地参与教学过程，做知识的“探索者”和“研究者”，使他们能够在切身体验和感悟中达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和陶冶品德”的三维教学目标，从而促进学生知识的掌握和人格的完善，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诱思探究教学论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兼容性的显著特点，它吸收了中国文化的“致和之道”，科学地论述了教学中师生的辩证关系。 二、 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 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注重培养学生的生疑、质疑和解疑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做到变教为诱、变学为思、以诱达思，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本应引导教育学生求真、生智和向善，促进学生人格的完整和个性的健康，使他们情感的动力功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并能保持较好的学习激情。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2.1 利用情境教学，创设宽松、民主的教学气氛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情境教学，以情激情，以情激趣，创设轻松、愉悦、活泼的教学气氛，为学生营造一个情境交融的心理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需要，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在授课开始时激趣设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能够自觉地、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去；同时，教师也可以在重要的或关键的知识处设疑，提供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此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课堂教学结束时设疑，使教学在课堂教学之外得到延伸，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2.2 通过示范授学生以法，使学生获得体验 学生往往是从模仿与借鉴开始学习的历程。要想达到使学生善疑这一目的，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示范。教师的示范要从正确的立场观点出发，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生在学会教材的过程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培养他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和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也要使学生获得切身体验。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调动学生的全身活动，促进学生的心灵体验，如鼓励学生动眼看、动口议、动笔写、动耳听、动情读、动脑思，诱导学生在全身的各种体验中去勇于发现、敢于质疑和学会否定，在活动中获得体验，在体验中促进活动。 2.3 注意激发引导学生，积极发挥好探索的作用 学生的生疑、质疑和善疑的能力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有计划地使由教师自己提出问题转化为由学生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生疑和质疑，并不断地激活学生的思维，从而扩展学生的思路，诱导他们开口，并引导他们反复深入地进行思索。这一培养过程是一个从提出单个的问题到提出系列化的问题、从开始提出简单的表面化的问题到能够提出复杂的深刻的问题。同时，在语文教学中也要充分发挥好探索的作用。在教学心理上观察是探索的表现，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开始于观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探究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展示经过充分准备的观察对象，诱导学生以此为中心去进行探索——观察，从而开始他们的认识过程。 2.4 充分备课，做好反馈 在高中教学中教师想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备课要充分，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备教材、备学生和备教法，还要充分考虑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备课中教师要努力使教学设计最优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并在选择体验形式时注意其形象性和个性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懂起来。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信息的反馈，及时掌握学生知识掌握的情况，并以此来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 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既是一种探索实践，也是一种在新课标理念下的语文教学更新，对当前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该理论需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3.1 注意探究的方法、内容和方向 探究在教学过程中固然重要，但如果探究的方法、内容和方向不当，往往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教师必须讲究方法的科学性，内容一定要重点突出，方向也要做到不偏不倚。 3.2 注意“诱思点”的选取 在教学中教师“诱思点”要有轻有重，努力做到巧妙、合理，在实际操作中还要注意不能将诱思简单地等同于提问。 3.3 注意情境的设计和呈现 情境的创设有许多方法，但并非所有的都适合语文课堂教学。教师在创设情境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来确定教学目标，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教学资源进行呈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教学理论，我们既要遵循其客观的规律性，又要注意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巧妙地发挥该理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教学理论论文:浅析在英语教学中践行全语言教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全语言教学理论　语言环境　课堂生态系统　激情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Ken Goodman 提出的全语言教学理论（Whole language approach）,详细地阐述了语言观、学习观、教学观和学生观，高瞻远瞩地为从事语言教学，尤其是中职基础英语教学者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指导，其教学思想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理念，促进教学行为的优化，也为教材编写提供了方向。 全语言教学理论推崇真实自然的教学环境、教学手段和背景题材，强调弹性学习，对推进有效教学颇具积极意义。本人就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贯彻实施全语言教学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阐述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调佐料为主食，体验不同文化内涵 Goodman认为学习语言就要学习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忽略了基础英语中每个单元的“life and culture”的内容，即便提及也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中职教育者形容自己的课堂模式为“牧羊”式，英语课堂尤甚。有的学生连26个英文字母也记不住，写不全，更谈不上内容的学习。基于此，我们何不利用每单元的结尾——文化和生活这一节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交际功能，变辅为主，激发学生体验异域文化的兴趣，给学困生更大的空间获取知识？教师可布置学生查寻“life and culture”相关的内容，全面地参与课堂教学，演变本为佐料的辅导材料为课堂的一大亮点。 二、整体教学为主，兼顾部分教学 Goodman指出“如果我们想使语言学习变得容易一些，我们就得帮助学习者从整体到部分来学习语言。”语言学习应该是思维和交际的过程。我们赖以交际的语言意义是完整的，表达亦是语境化，并无一定的模式，而我们在教学中却把一句话人为地分为语音、单词、词组、语法和功能，割裂了鲜活的富有生命的语言，将每一部分作为一个模式来操练，其结果就造成了“盲人摸象”的语言学习过程，模糊而又片面。而这样的语言学习结果在考试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碰壁。例如，一个学生问：“How old are you?”另一名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做出了如下回答：“I am at the age of 16.”看似语法正确的句子却不符合语言环境和语言习惯。 教师往往抱怨：“我的学生连最基本的单词都不会，怎么会读懂文章？”我们常常过分注重学生对个别字句的理解，却忽视学生通过阅读通篇文章获取了什么信息，从而影响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导致学生放弃阅读。但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一个会维修电脑的学生，在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前提下跨越频频出现的英语提示的障碍解决了问题，而我这个“满腹英文”的教师对此却束手无策，是技术问题亦或学术问题？虽然此个例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我们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可以得到启示——置真实有用的语言环境于课堂才有效。自古有言“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在阅读教学中亦如此，在整体阅读后，学生只要领会一个问题就有收获，教师就应适时给予鼓励。教师不必要求学生字字掌握，句句分析。利用不同语境重现生词，让其义自现。在读到“What’s the color of his uniform?”时，针对“uniform”一词我没有马上解释，问了一个学生（知道其母在银行任职）“Where does your mother work?” 好几个了解情况的同学争抢回答“In the bank”或喊着“银行” 。于是我继续启发“What does your mother wear at work?”异口同声“工作服” 。我用英语说“My mother wears her uniform in the bank.”学生自然就明白“uniform”的含义为“工作服或制服”。我再进一步延伸“Who else do you know wears the uniform?”学生头脑风暴出“the police, the pupils in Fuzhou, the clerk, the pilot ,the shop assistant…” 等等职业名称。第二天上课我无意穿了件小西装，有学生马上联想到“uniform”这一词，学生在自然习得的情况下把握其义其用法，学习过程既轻松又快乐。教师应善于利用契机创设语境，搭设语言与意义、功能之间的桥梁。 三、信为先，学在后，情感策略贯穿主旋律 教师和学生是课堂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的关系，构建师生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双方的互信为基础，因此教师应不断建构、更新和重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学生学习建立保障体系。中职生很难树立起学习知识的信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学生可能对目标语言并不感兴趣，但对教师的穿衣打扮、举手投足、言行身教关注度更高，因而注重建立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对教学的成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如归属感、被尊重、被需要及获得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学生水平差异、需求差异，灵活把握教学目标，不妨先树立起学生对教师的“迷信”，将学生对教师的“愚忠”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不啻为一种良策。那么如何激发学生对教师的“爱意”呢？笔者认为“激情”为秘诀。据专家调查，最让学生喜欢的十项教师素质中，老师的亲和力、幽默、激情、品格等是学生最欣赏的，而教师的专业技能仅居第五位。一直以来我们强调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效果不见卓然，因此个人认为： 1.激情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 平淡的一节课对学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长期的累积却会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索然无味中昏昏欲睡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一味地抱怨学生的状态，却很少内省自己的教态。即使是一堂枯燥的理论课或语法课，只要我们精神抖擞地列出贴近学生的例子，辅以幽默、个人魅力，甚至是不失时机的“高调”都可以把学生从沉睡中唤醒，效果绝对不逊于一味正经有板有眼的说教，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率，学生因对老师本人的兴趣而爱屋及乌，自然地重视老师教授的这一门课。 2.激情可以营造课堂气氛 一个老师如能驾驭课堂便能营造出热烈宽松的课堂气氛。如要上好“body language”（身势语言）这一篇章。教师把握的好，利用自身的表现力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时你的激情化为才情，扮演一个地道的老外，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展现出来，与学生共演场景对话，再让学生模仿或补充，不仅可以师生互动，也可以生生互动。学生的兴趣又从更深层面上激发出来，并内化为学习英语的主动性，那么要实现“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目标也不难了。 3.激情可以提高自身的创造力 经常在课堂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达到如意发挥时便发现教学过程中不少灵感迸发出来，创造力也能达到积极的发挥，这不是安安静静坐在那备课中能预料到的。你的激情往往会把你的知识能力延伸，引申出更深更广的内涵。这时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人生哲理、天文地理以及各学科知识的综合：横贯中西，谈古论今，自身的教学才华也不断挖掘、开发、提高。那时你的教与学已经溶为一体了，开创出一个教学的新天地，这种境界是无法向他人学习的，而必须从实践中获得。 4.激情需要不断培养 随着教龄的增长，资历的增厚，教学的上进心却会随之松懈，激情也不断腐蚀淡化，导致不少教师“未老先衰”。要想保持激情，就要有一颗恒常之心，在淡定之中不断维持自己的教学热情，力求拓宽知识面，走在教学改革的前列，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这是最难忍可贵的。作为教师，勤奋固然必要，激情则是必需品。 四、实践教材——善用教材、活用教材、开发教材 语言教学中强调知识与技能并重。中职英语应将技能应用贯穿于知识的传授，不单纯为知识性而学习语言，有效的语言课程设计，只有关注了选择（choice）、主宰（ownership）与关联（relevance）才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即英语程序性知识的获得目的是为达到对所学语言的自动化，形成语言学习的良性机制。因而教材的取用要基于学生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以真实性的内容博得学生的“芳心”，教育具全面发展性。 1.教材动静搭配 教师要创设一个支持学习的环境和利于交际的平台，教材适度介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学生运用语境提供示范。例如可以选取一些有声阅读材料，设置模拟情景让学生模仿诵读。在进行基础英语Unit 4 Welcome to our party 听力训练时，要求学生针对听力内容，根据教材提供的图片发挥想象，猜测图片中的人物关系和他们谈话的内容，在小组讨论合作之后展示对话内容，激活、强化静态的陈述性知识，实现动态的意义和形式的有机联系。教师引领学生主体进行个别自主训练结合小组活动，达到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有机结合。 2.活用教材，营造课堂语言使用环境 教材第3单元 How much is it？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进行购物和买卖商品，班上有几个学生正好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我就让学生实地演练教学内容。上午最后一节英语课我将学生分成小组到几个卖菜窗口，应用所学的内容进行购物，除了个别菜名可用汉语，对话一律用英语进行。每组派员实录买卖过程，教师则来回敦促学生实施语言目标，不用英语的学生则买不到菜，促进学生尽其所能进行操练，学生积极性很高，课堂笑声不断，高潮迭起。 全语言教学理论对实施中职基础英语教学进行全方位的指导，是教师准确把握教与学的关系，转变教学理念，开发教材的风向标。为此我们应该重视英语课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的重构，努力进行课程改革及教材教法探索，沿着中职英语课堂生态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教学理论论文:语用学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 语用学 英语教学 教学启示 摘要： 本文阐述了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基本理论，分析了语用学研究对英语教学中的口语、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启示和影响。 多年来，中国的英语教学被当作一门知识性的学科来教授，教师过度重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训练，却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英语能力的培养。只有掌握了具体的语言形式所表现的语言功能，结合语境去理解和使用才能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因为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培养该门语言的语用能力的过程。 一、语用学的基本理论 语用学是研究某一语言的使用者如何利用句子而达到成功的交际的一门语言学科。换句话说，语用学是结合具体的语言情景研究特定的话语意义。语用学的三个主要理论包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 奥斯汀认为：当人们在说一句话时，要同时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即字面意思；言外行为，即考虑说者与听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而进行的言语活动；言后行为，其功能并不直接在话语中体现出来，而完全取决于言语的情境。例如：You have left the door open.由说话人执行的言内行为是他所发出的“you”“have”“door”“open”这些词，用来表达字面意义。言外行为是让某人关门或者抱怨等，要根据语境而定。言后行为指话语效果，如果听话人抓住了说话人的信息，明白说话人让他去关门，那么说话人就成功地在现实世界中带来了他所预料的变化，那么言后行为就成功地执行了。 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就是指通过一种言外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种言外行为的现象。例如，当要求别人为自己某件事时，我们往往不直接下指示，而是用一些婉转的表达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Can you open the door？”说话人并不是询问听话人有没有能力关门，而是请求他关上门。 格赖斯认为在进行会话时，说话人必须遵守或满足某些条件，以便自己说的话能够被听话人理解和接受，而听话人也必须遵守某些规定，这样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会话才得以顺利进行。这被称为合作原则，具体包括四条准则： （1）数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为当前的会话）提供足够的信息；不要提供超于所需之外的信息。 （2）质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说真话；不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ation）：说话内容要同话题有关。 （4）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避免表达晦涩；避免歧义；说话要简明且有条理。 上述准则是交谈双方所应遵循的，但违反准则的现象到处可见，格赖斯对此的解释是说话者虽然在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但交谈并不会因此而中断，因为话语从深层次来说并未违反合作原则。当听话者领悟到这一点，此类话语便产生了会话含义。 二、语用学理论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1.口语教学 语用学在这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跨文化的交际上。从语用学角度来讲，学生的外语口语能力不仅表现在语言输出的准确、流利，还要说得符合该语言的习惯表达方式，即说得地道。学生的普遍问题是：进行口语表达时，语音语调语法都比较理想，但很多时候，尤其是涉及到日常交际的时候，话语表达的合适度有待提高。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相同语言形式的语言功能也可能不同。例如有一次学生在做场景模拟对话时，对一位刚刚下飞机的客户说：“You must be very tired after such a long journey.”听起来似乎很符合中国人习惯的问候：“一路辛苦了！”但是，外国人听了其实会不高兴，他会以为你认为他没用，坐了飞机就一定要感觉到累么？这时不妨问问：“How did you enjoy your journey？”因此在口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授语言形式，更要讲授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西方风俗禁忌等，让学生了解语用失误是比语法失误更严重的错误。有时一句完全合乎语法规则的话，若使用不当不仅达不到交际和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带来社交语用失误。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先让学生模仿口语范文，再根据具体语境组织恰当的语言，杜绝母语迁移所带来的中国式英语。 2.阅读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缺乏阅读的策略，致使有的文章读了数遍仍然不解其意，抓不住中心内容。从语用的角度来说，一篇文章是一个有机的结构整体，其段落衔接、选词措句都同文章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分析语言结构，要注意句际关系，注意互相间的功能作用和制约因素；要用系统的观点，对语言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训练学生从整体出发来理解文章，把文章的中心内容和篇章结构放在首位，注意语言信息的整体输入，快速摄取有用语言信息，准确领会其深层含义等能力。另外，阅读时粗知一些文体知识，了解文章从主题到论证的组织方式，针对不同题材的文章采取不同的阅读策略和阅读技巧也是十分重要的。 3.写作教学 写作是知识的输出，最能体现出学生所掌握某种语言的语用能力。一篇好的写作不仅仅要体现出作者对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对语言用法的良好把握。当前学生的英语写作的突出问题不是语法结构的正确性，而是语言表达的合适性。很多学生背了大量的范文和套语，但在具体文章中又不能很好地根据写作内容、目的、场合和对象的变化筛选不同的语言形式来写作，导致文章写得不伦不类，该正式的文体写得过于随便，该非正式的场合却文绉绉起来。此外，有些学生对于同义词或结构的用法研究不够深入，只知道其基本含义却不知道在特定语用环境下该如何运用才是最恰当的。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要在平时的写作中注意学生作文话语是否与所要求的语用环境相吻合，在分析学生写作错误时，有意识地分析讲解语用失误的例子，使学生在写作时逐渐加深语用意识，避免语用失误，做到措辞有效地传达信息。 三、结语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语用学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并将其贯穿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使学生了解语言结构的语用功能，掌握言语行为的实际意义，从而根据自己的表达意图来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以达到真正的交际沟通目的，同时也掌握了运用这一体系进行交际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在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有充分的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直接导致了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注重基本结论的传授与考核等弊端的出现。这一弊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综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结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总体研究中，又可以分为综合来源说与直接、间接来源说两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综述 本综述较为全面地综合了1985年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横向、纵向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 （一）综合来源说 北京大学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梳理，提出了综合来源说[1]。他认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其中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以启迪。 南开大学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也提出综合来源说观点[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的提出，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姚顺良更强调古典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意义，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条件阐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於燕飞在《才智》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3]以及吉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弓克在吉林大学学报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4]等文献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也可归纳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间接理论来源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点等。其中，直接理论来源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当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间接理论来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二者共同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源说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没有区分主次；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对于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具体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 经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探究，以期对该问题阐发独到的见解。这其中就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者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关于经典三大来源 许兴全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5]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在当今学术界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忽略了精神价值理念，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冯超英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6]中也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就其思想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就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精神中却找不到理论支撑，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理论论证；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完全归囿于社会主义空想学说。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赵明义、方雷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7]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冯超英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林锡奇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探索》[8]中提出，国外学界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归结为黑格尔历史观的简单扩展，或者把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延伸。而目前在我国哲学界，除现行哲学教科书有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外，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有这样一些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理论来源的各类思想资料不分主次地并列看待，或者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之外，或者把法国复辟时期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等等。 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趋势 在综合分析整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第一，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研究趋势突破了三大来源说，且综合来源说趋于稳定，基本认同五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五大理论体系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由于在具体理论来源上的差异而更显丰富。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的趋势来看，作为总体研究中的综合来源说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在国内学界提出直接来源说与间接来源说，并且在不同领域逐渐得到认同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将综合来源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来源进行探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更具方向性。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三，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探索，其研究日趋深入，使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历史观思想的解读更上一个台阶，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义角度讲，这种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三大来源学说，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等）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之我见 摘 要：传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极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有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相关改革建议，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现如今，我国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教学当中，所采用的教材虽然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其内容让还依然延续了传统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这一主要模式。在课堂所用的教材当中，主要内容集中在辩证法以及唯物论等方面，其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前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思考，以及对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一步探讨，这导致教学内容相对保守，会对学生今后的哲学思维以及拓展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和保守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方面主要采用实践教学法以及拓展教学法等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范围太小，而且所取得的实践教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在教育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强迫式”教学方法，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哲学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在这种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教学影响之下，学生很难对哲学知识产生兴趣，进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科考核设计缺乏合理性 第一，在内容的考核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旧以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其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这些考试试题往往都是从教材中筛选，并没有为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些考试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仍旧是“死记硬背”的状态。 第二，理论考核方式具有相对单一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试主要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等形式出现，其试题答案往往排斥多解，不允许异向思维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 1.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创新 第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定要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要充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所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解，进而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有效结合，对这些教W内容进行丰富，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欲望。 第二，灵活运用教材。现如今，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原理上，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增加一些案例分析，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引起学生的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对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优化 讲学的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对整个教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如何进一步地优化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有效融入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促使传统黑板教学转换成现代化的屏幕教学方式，能够在声音以及图像上对一些事物进行更好的呈现，这是传统教学难以相比的重要优点，因此，有效运用数字媒体的教学资源，采用声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增强课程教学的活力。 第二，不断增强和开拓教学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当中要努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哲学思维进行拓展，通过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使学生对哲学知识进行主动探索，自主进行学习和钻研。 3.进一步优化学科考核方式 对考核内容进行丰富，在教学当中充分融入自由发挥的相关题目，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习知识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对考核方式进行转变，融入课题论文、课堂表现进行考核，通过一定的比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分、考核，从而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增高，人们的越来越喜欢研究一些哲学范畴的内容，特别是现在各个高校的课程中也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学习人数直线上升，因为它具体的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就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的了解。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也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决，这对我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浅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研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得大众更加务实，更注重实际，这对中国现在的高校学生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健康安全发展现已成为重中之重了，本文经通过介绍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现状以及存在地问题,让读者初步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理论，我国一直追求实践出真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将实践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更好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质。并且现在高校中基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课程进行讲授，并且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便我们各个高校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断将正确的观念传输给将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们，因为现在各个高校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我国是相符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有不小的差距。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大热的趋势，并且全国各地高校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讲授划为重点。不过因为我国现有的某些受限因素，并且我国地域辽阔，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策略也略有不同，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还有着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进而为我国的综合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现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国提出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思想觉悟上占得先机，就是在世界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有利于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并且现在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是现在当代学生对其了解的主要来源，所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得到保障，可以更为妥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提高我国的学生的思想觉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已经初具规模了，在高校进行讲授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生活做结合，不断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积极性，令同学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方法的重要性。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对人们不断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实践变为一种方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现如今形势的一项正确举措，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提起相当大的重视，也希望过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能安全、稳定、快速的发展。 2、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 我们已经清楚了不断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现如今的应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国的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并不够多，并且高校中熟练掌握的程度不够。虽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人才并不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发展时并不能快速有效，上课方式比较死板，比较单一，不够新鲜，浪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国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教育资金，发展潜在的人才，将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培养一线的教学人才，增加后备人才的储量。不仅仅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教学中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人才更为多样化，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第二点就是现如今的各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不均衡，像是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以及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相关科研人员吸收新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知识的速度会比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展也会快不少，长久以往下去，地区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强城镇协调发展。第三点就是现在新时期下出现了许多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上较为浮夸的问题，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存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脚踏实地，能吃苦，付出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的工作态度。 四、结语 我国也应尽快提出加快提出行之有效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措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利用率，使用率，为我国实践理论科学和谐发展提供服务，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的更为快速、安全、稳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作者:苏新宇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