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层次与价值思考 摘 要 教育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方式的人文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研究取向的情境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包括直觉观察、探索原因、迁移推广和理论研究四个层次。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根本旨趣在于把理论转变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之成为一种重塑教育世界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特征 层次 价值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教育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因而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但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对教育科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界定。有学者侧重从目的的角度来定义，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旨在对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形成一种有机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活动；有学者侧重从过程特征角度来分析，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某种特定的问题，由非常精通某种思维方式的人所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探究；有学者侧重从方法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中经验的和实验的研究，是在采用定量或科学调查方法范围内进行的研究[1]。 由于教育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因而教育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教育科学研究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展开的科学研究。所谓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基础，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观测、分析、预测和控制，从而发现或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探索教育规律，获得问题解决策略的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了解教育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共有属性，也应认识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一些特征。这样，才能采取适当的程序和方法，以产生稳定的、能概括“事实”和细节的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方式的人文性 教育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主要研究关注人、理解人和创造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研究的目的，它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人的教育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密不可分，不能对教育现象只做数据分析，必须深入到精神世界和内心体验之中，描述过程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深入揭示“主体发生转变的教育机制”。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体现实践性、反思性和敏感性的特点，遵循教育的伦理道德原则，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最高目的，不能妨碍或有害于研究对象身心的健康发展。 2.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从外部看，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教育自身而言，它是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具有复杂性特征，包括非线性、不可还原性和自组织性[2]。加上研究对象差异较大，难以从小的样本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定量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往往受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专业观点等主观因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凭经验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采用复杂性思维，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3.研究取向的情境性 教育科学研究强调多元视角，注重在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认识教育现象与问题。教育现象与问题不可能从情境中分离出来，教育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在实验室和书斋进行。只有在特定场域和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其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只有运用自己的体验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才能形成解释性的理解。研究者除了关注主流话语，保持理性外，更要倾听来自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性，发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教育意义，否则，就会扭曲客观世界的原本，研究结果就失去“真实意义”，无法形成推广价值。 4.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创新显示了对批判和进取精神的期许。它要求研究成果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新颖性，三要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必须符合这三个基本要求，才能叫教育研究的创新[3]。要达到这三个标准，研究者需要对实践有敏感性，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应有充分的调查、实证与分析，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应在基于前人的研究之上，提出新观点或新理论。这样的研究才可能产生创新性的成果。否则，“创新”只是一种口头的号召，只是教育研究技术学或工艺学层面的“创新”[4]。 总之，应抓住有意义的问题来研究，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采用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逻辑推理，还应重视概念操作与实证检验的环节，目的在于获得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知识。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从教育研究的实践看，教师日常的工作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都在以不同方式研究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必然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1.直觉观察层次 处于直觉观察层次的研究能够不断地“阅读孩子”，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发生、其性质怎样。譬如，某个同学的成绩在不断下降。某个同学上课注意力分散、某个同学的学习习惯不佳等。一线的教师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进行这个水平的研究，但这个层次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比较浅显的资料收集水平上。它只描述教育事件，即“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只是隐约感觉某一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思想的构建和创造的层次。但教师能自觉地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教育事件，以研究者的姿态应对教育过程，在搜集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进行追问和澄清，形成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的基本技术、技能和技巧。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研究的过程。 这种凭直觉观察的研究，虽然只是研究的初期阶段，但可以为教育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直接改善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探索原因层次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是指在直觉观察水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引起某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怎样改变现有状态，主要旨趣在于探寻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程度，在找到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后寻求解决的方法。比如，某个同学识字能力得以增强，到底是因为教师采用了新的识字方法，还是他们最近生活经历的影响；某个同学对色彩感知能力的提高是因为美术课上采用了实效的教学方法，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总之，探索原因水平的研究主要用来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层次的实验研究必须在研究之前就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合理设计自变量和因变量，对研究对象作均等化处理，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如此，才能对事物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以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结论。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的敏感性，更需要有一定理论假设的引导和一定的条件控制。只有以理论解释研究内容，才能较好地描述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3.迁移推广层次 迁移推广层次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一种研究结果在其他条件下还会发生吗？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吗？譬如，教师解决了某个同学的学习兴趣问题，是否就证明该同学学习兴趣提高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适当呢？一般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位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如家长对他们的影响，其他教师的课程影响等，为了验证教师所采用的方法的可靠性，就要进行迁移推广层次的研究。这种层次的研究一般具有具体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对研究条件也应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更应较好地应用到同一总体中的不同环境条件，甚至是不同总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这样，才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达到探索规律的目的。 这一水平的研究一般需要专门的设计和适当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证实某种教育措施在不同的条件或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为此，它必须有明确的推广范围界定和操作性建议。 4.理论研究层次 理论研究层次主要取向是探究一种研究结果背后究竟存在哪些潜在的理论。理论是为了阐释问题和预测现象，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命题组织在一起而得出的系统性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为了解释一个或多个具体经验而提出的一组论点[5]。理论研究层次是把上述三种层次的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联系起来，探寻这种研究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即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寻求出这种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或原理，并用研究的结论指导教育实践。譬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几十年的教育研究中，从观察一个个同学着手，对几百名特殊的儿童进行了仔细研究，总结和概括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规律。据此，可以认为，理论研究层次具有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对于一线教师而言，他们的研究一般处于前三种研究层次，而不需要从事理论水平层次的研究。 理论研究层次是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整个研究过程都必须具备理论思维，概括出研究所依据的原理，揭示教育内部联系的机制，联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最终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这四种研究层次实际是教育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水平，体现出从现象的描述（具体）到形成理论性认识（抽象），再到本质的深入（思维的具体）这一发展过程[6]。每一研究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要明晰自身研究所处的层次，并不断地创造条件，提升研究能力，向高一级水平发展。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有助于建立教育理论，充实教育知识，探索教育规律，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并能够改善教育观念，协助教育决策，形成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途径。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1.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1）建立新的教育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新的教育理论。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其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只有提出理论构想，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抽象、类比和推理，才能够揭示真相，解释事实，得出结论。认识要素之间的矛盾与必然联系，把握教育的规律性，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中提炼一般教育原理，形成系统化知识和理论体系，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 就教师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具有新视角、应用新方法、取得新成果的“扎根理论”。这些理论不是靠演绎推理得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扎实的教育实践之中，来自对长期的教育实践的洞察与分析。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自己做校长的帕夫雷什中学，坚持进行教育教学实践改革。他坚持在一线上课，并以实践为基础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所提出的儿童教育理论为苏联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7]。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不能建立新的教育理论，现代教育理论难以形成其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特征，就会失去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2）完善现有教育理论 现有教育理论在解决了大量教育实践问题的同时，还存在重思辨轻实践，抽象化程度偏低的倾向。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对别人的思想、定理、观点、结论和假说的复制成分较多，大多是一种比较晦涩的、由许多“高深莫测”的“学术概念”串起来的语言文字。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验证[8]。现有教育理论待完善性和未竟性特征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形成与教育实践发展的不同步性。虽然形式和数量上较为繁荣，但缺乏一种教育理论内在的精神进步。 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发现新知识的意义。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生动的教育事实和经验，如果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开展大量的、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研究，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和分类，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反思。继而使认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的具体，就能够发现规律以验证、修改和补充现有教育理论，就能够使之得以发展与提高，彻底扭转理论落后实践的状态，切实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曾任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特级教师魏书生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在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相关的教育理论。 2.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 （1）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教育改革就是为了使教育事业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和谐成长需要。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探讨人类知识与价值观念传递过程中的教育现象，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研究出在新的形势、要求和矛盾条件下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从而揭示教育规律和特点。没有科学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教育科学研究已成为推动其改革和发展的科学依据与直接动力。例如，林崇德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实验等所获得的科学结论，为中小学生数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理论依据[9]。 （2）提高教育决策水平 教育决策仅凭个人知识、经验，就会使决策视野狭窄，就事论事，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教育决策需要得到学术的专业性的支持。只有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决策，才能使管理者关注教育的具体情境，为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选项。并以综合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正确地观察与分析复杂多变的教育现象，作出合符理性的、有意识的、具有逻辑程序的决策，达成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比如，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层次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等决策的制定[10]。教育研究既可用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也能靠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 （3）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11]。教师在研究研究中要学习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观念，又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优化知识结构。就能够基于正确的理论，积极设计课题方案，进行改革实验。在合作互助、平等对话和经验分享中，促使其认真阅读、积极思考和总结积累，对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把握更全面，理解更透彻，见解更独特。能够形成批判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判断价值、解决问题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这有利于发现自身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及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使教师既有内在修为，又具外显成果，从经验型向学者型、专家型转化。 当今，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过度理论的阐释，造成高深莫测的术语连串罗列、符号泡沫的大量堆集，遮蔽了对教育事实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二是停留在个别化活动的层面，缺少共性规律的探究，造成教育研究的概括性、科学性、超越性和创新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正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概念和特征，没有科学区分各种层次和认识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要义与旨趣，提升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铸就坚实的学术品格，揭示事实背后的矛盾运动规律，把理论转化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12]。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核心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核心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高职院校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立项课题总体层次不高、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立项数量差异大；立项课题多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核心主持人缺乏。建议加大支持力度，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引导均衡发展；加强基础理论课题立项；培养核心研究人员。 关键词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作为面向全国设立的且代表我国教育科学领域最高层次与水平的课题项目，反映了当前国内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各类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具有评价功能。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5年。通过对近10年来我国高职院校获得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进行分析，以帮助教育研究同行、科研管理部门更好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科学制定本单位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提供依据。 一、立项课题基本情况 （一）立项年度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立项课题共有3867项，其中高职院校立项为143项，占3.7%。从立项数量上看，“十一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54项，年均立项10.8项；“十二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89项，同比增长64.81%，年均立项17.8项。表1为我国高职院校2006年以来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具体分布。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立项分析，2010年是高职院校获准立项发展的“分水岭”，年度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以前，立项数逐年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10项以下；第二阶段为2010-2013年，2010年急剧增长到29项，为历史最高值，2011年随着全国立项总数的下降，高职立项数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的立项率，随后立项数量连续递减，2013年回到了2009年的立项水平；第三阶段为2014年以来，年度立项数呈递增趋势。从立项相对量来看，高职院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百分比与立项绝对量反映出的趋势相似。 （二）立项类别分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分为两个级别：一类是代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的国家级课题，分为国家重点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一类是代表教育部立项的教育部课题，包括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 2006-2015年我国共有26个省区市的99所高职院校获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143项，涉及四大类课题类别。其中国家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24项和8项，对应比例为16.78%和5.59%；教育部重点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82项和29项，对应比例为57.34%和20.28%。由国家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青年专项构成的青年项目类课题共计37项，所占比例为25.87%。由此可见，教育部重点课题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首要资助目标和重点资助对象，其次是青年项目类课题的资助[2]。这表明国家不仅重视教育科学主体研究力量的巩固，还注重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遗憾的是，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立项还未实现“零”突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国家重点课题的申报条件和高职院校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决定的。国家重点课题比其他类别课题的申报条件更为严格，如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必须有承担并完成过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重点课题的名称必须与指南保持一致，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标题；需参加现场答辩；重点课题的完成时限，原则上要求在2年内完成，等等。现阶段，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弱，研究基础薄，教师科研水平低，还不具备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 （三）立项地区分布 为考察各地区教育科研力量和发展状况，表2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做了统计。截至2015年底，除山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5省区外，全国26个省区市均有课题立项，立项课题地区覆盖率为83.87%，地区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课题立项数最多的是湖南，有30项，占全国高职立项总数的20.98%，地区排名第一。浙江、江苏、广东、河北、山东5省分别排在第2～6位。前三位的课题立项总数为76项，占立项总数的“半壁江山”（占比53.15%）。按地理区域划分，东部11省市有86项，占60.16%；中部7省市有42项，占29.38%；西部8省市有15项占10.5%。统计结果不仅准确客观地反映了近10年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力量极度不平衡。 （四）立项院校所属类型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的基本特征是：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见表3），综合、理工、财经和师范4类院校有87所立项，占立项院校总数的87.87%，获得立项128项，占项目总数的89.52%，是全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农林、医药、政法、艺术类高职院校主持教育学课题的数量较少，说明其关注重点不在教育学科。 （五）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分布 高职院校立项课题涉及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中所列的14个学科中的12个学科，如表4所示，其中立项最多的分支学科是职业技术教育，接下来是高等教育和体育卫生美育。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各分支学科获得立项的分布是职业技术教育88项、高等教育13项、体育卫生美育10项、教育经济与管理9项、比较教育5项、德育5项、基础教育4项、民族教育2项、教育发展战略2项、教育信息技术2项、成人教育2项、教育心理1项。另外，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等2个学科的内容没有涉及。整体上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体育卫生美育、教育经济与管理，这4个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为120项，占全部立项课题数的83.91%。比较教育、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学科是高职院校研究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的劣势学科，其立项数均在5项以下。 二、从立项统计数据透视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 （一）地区竞争力 1.立项频次 “十一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都集中组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10年间共组织了10次课题立项评审。从立项频次看，浙江9次获得立项，立项频次最高，位列第1；湖南和广东各8次，位列第2；第3～5名，分别是江苏7次、山东6次、天津5次；其后是河北和重庆2个省市各有4次，河南获得3次，辽宁、上海、四川、云南、新疆5个省区市各有2次，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海南、西藏、陕西、宁夏12个省区市各1次。 2.院校数量 “十一五”时期，共有12个省区市的4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分别是浙江、湖南、广东、天津、江苏、重庆、四川、山东、河南、河北、上海、云南。“十二五”时期，共有14个省区新增了59所高职院校立项，分别是2011年的黑龙江、福建、陕西，2012年的海南、西藏、宁夏，2013年的吉林、安徽，2014年的辽宁、江西、新疆，2015年的北京、内蒙古、湖北。59所新增立项的高职院校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表明高级别项目教育学研究的“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覆盖面不断增大。 从立项院校数量看，湖南有2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位列第一；第2～6名，分别是浙江14校、广东12校、江苏9校、河北7校、山东4校；其后是湖北、重庆、河南、新疆4个省区市各有3所院校获得立项，天津、四川、上海、云南、辽宁5个省市各有2所院校获得立项，黑龙江、福建、陕西、海南、西藏、宁夏、吉林、安徽、江西、北京、内蒙古11个省区市各有1所院校获得立项。数据表明，在获得立项的省份中，立项院校数与课题立项数呈正相关，即立项的院校数量越多，立项的课题数量也越多。 3.项目结构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所属区域竞争力，国家一般课题24项，湖南7项，浙江6项，江苏和广东各3项，山东2项，湖北、新疆、福建各1项，占省域总数的30.77%；国家青年基金课题8项，主要分布在湖南（3项），江苏、河北、重庆、河南、内蒙古（各1项）等6个省区，占省域总数的23.08%；教育部重点课题82项，主要分布在浙江（17项）、湖南（16项）、江苏（12项）、广东（7项）、河北（5项），山东和天津（各4项），湖北（3项），湖南、四川、云南（各2项），重庆、上海、辽宁、黑龙江、陕西、宁夏、吉林、安徽（各1项）等19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73.08%；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29项，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各5项），湖南（4项），江苏、重庆、新疆（各2项），河北、天津、湖北、上海、辽宁、海南、西藏、江西、北京（各1项）等15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57.69%。 （二）院校竞争力 2006-2015年全国共有99所高职院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其中有9所院校获得3项以上。另外，有14所院校获得2项、76所院校获得1项。数据既表明了高职院校在项目数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了其在教育学研究上的梯队状况。 从立项频次看，获得5次资助的院校有1所（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职业大学）、获得3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2次资助的院校有17所，仅获得1次资助的院校有77所。“十二五”时期，在新增立项的59所高职院校中，有6所获得2项以上的院校，分别是江苏的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9项，湖北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3项，浙江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各2项，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项。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20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4项国家一般课题，其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3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各获得2项，17所院校各获得1项；8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项国家青年课题，校均1项；61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其中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获得7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项，天津市职业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各获得3项，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8所院校各获得2项，49所院校各获得1项；25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9项教育部青年课题，其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各获得2项，21所院校各获得1项。 整体上看，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以获得9项立项课题居于榜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8项位居第二，这两所高职院校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天津市职业大学立项4项，位居第三；排在第四名的有6所高职院校，分别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立项3项，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5年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湖南女子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升本后的湖南女子学院于2013年获得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于2015年获得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项，并未列入本文统计。 （三）项目主持人竞争力 143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共涉及到高职院校的140位项目主持人，其中成功立项2次以上的核心主持人为3人，如表6所示。从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所属地区来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浙江，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江苏。从项目主持人获准立项的项目类别来看，获得的都是国家一般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而没有重点项目或青年项目。核心主持人无论是人数还是立项数都显得偏少，表明高职院校缺乏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主持人，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将是高职院校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06-2015年度我国高职院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从课题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来看，高职院校立项143项，仅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总数的3.7%，课题的立项数量偏少，立项比例偏低；从课题级别来看，部级课题占77.62%，而国家级课题仅占22.38%，课题的总体层次不高；从课题类别看，无重大重点课题立项，且国家青年基金课题数量偏少，课题的立项种类不平衡。从一定程度反映了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还比较薄弱，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处于劣势地位。建议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适当提高高职院校立项课题的资助比例，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支持和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升课题研究水平，提升立项课题级别。 第二，从地域分布来看，地域分布不平衡，课题立项院校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尤以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的高职院校主持课题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承担的课题相对较少，这与当地的教育、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时要重视地区差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能力，避免区域间高职院校教育研究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促进教育研究公平和均衡发展[3]。 第三，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综合类和理工类院校承担了全部课题的66.44%，而师范类院校承担的课题较少，表明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师范类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与其所处的教育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建议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认真分析自身资源，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大力培育具有区域特色、行业特色的优势学科和项目选题，积极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争取在全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来看，职业技术教育是高职院校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分支学科也是教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高职院校对这些学科的关注度较低，对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建议高职院校在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加强对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促使教育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保持一定的平衡。 第五，从项目主持人来看，无论是人数还是平均获准立项数都偏少。近10年来，全国高职院校仅有3位核心主持人，且最多立项数为2项，说明我国高职院校缺乏在教育学科领域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军人物。建议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核心研究人员和新兴科技力量的培养，进而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思维课程班级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 在学校“发现教育”课程体系中，学思维课程是班本课程。我们组织同年级组的教师成立班本课程研发小组，共同构思、挖掘符合班级师生特点的内容与活动，与学科实践活动进行整合，编写了《学思维班本课程实施活动手册》，由班主任引领，在班级当中进行发展性应用，从而有效构建班本课程体系，实现了思维课程班本化。 在班级学思维课程的实施中，我们采取共同提问、解问的方法，激活思维、发展思维。上课前，共同研讨、思考设计问题。下课前，设计下次活动课内容，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整理后，给每个学生发放《思维反馈单》，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寻找解决途径。活动时，先让学生汇报，教师则结合学生思考和解答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进行评价。针对学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教师采用演示讲解、绘制导图等方式，引导学生再次深入思考，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 课程活动设计在依据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而确定内容的基础上，规划各个单元主题；围绕主题细化，围绕活动提示、实践拓展，师生共同编写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手册。操作中，教师把握课程的单元主题，围绕单元计划，明确实施进程，开展主题探究。在这种探究活动中，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展现思维个性，培养思维能力。 我们为学生建立《思维档案》，师生共同书写、记录、制作个人的《思维档案》。由于课程内容不同，学生们的《思维档案》也会有所差异，通常包括提问思维反馈单、解决问题的思路图、各种作品、照片、评价语、感悟收获等。通过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的记录与整理，鲜明地展示学生思维发展的轨迹。 学思维班本课程的实施，使学生在思维发展的模块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发展思维个性、形成思维品质，真正让学生有实际获得！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基础教育满意度“东高西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真实期盼，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落实管办评分离推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15年4月至5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面向中小学生以及幼儿的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3类：一是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即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受教育者，其中幼儿园阶段问卷由家长作答，小学阶段问卷由家长和学生共同作答，中学阶段问卷由学生独立完成；二是教育工作者，即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校长；三是社会公众，即网民。针对3类调查对象8个群体设计了8套问卷，单题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分值越高表示各群体对教育的满意度越高。每个群体的教育满意度指数满分为100分。每个群体的满意度调查内容均包含总体满意度指数和期望指数，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包括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包括条件与保障、学校管理、发展与机会等；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包括规划与保障感知、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 本次调查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和教育工作者采取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按照国家―省―县―校分层，在各学校内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社会公众按区域、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等指标抽取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370个县（市、区）、4 92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近8万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 420份，其中学生（家长）46 306份、教师17 578份、中小学校长3 718份，社会公众4 818份。 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工作总体满意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指数为79.16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76.34分，教育质量感知指数75.27分，教育期望指数76.68分，反映出其对当前教育工作比较满意。 （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 各学段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呈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东部比西部地区高2～4.2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的地区差异略小，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3.85分之间。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地区差异较大，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4.95分之间。西部地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期望也较低，各学段的期望比东部地区低2.03～4.95分。 高中学段的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最大。不论是总体满意度指数，还是公平感知和质量感知都是各学段差异最大的，东西部地区各指数差异在4～5分之间。 （二）在城乡上城市满意度指数高于农村 城区学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及各有关指数大部分高于乡村学生，最大差距超过6分。幼儿园总体满意度指数城乡差异达到6.11分，幼儿园教育质量感知和教育期望指数城区均比乡村高5分以上，而教育公平指数几乎没有城乡差异。 （三）在学段上小学满意度指数最高，高中最低 幼儿园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3.9分，小学生及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4.9分，初中为76.7分，高中70.6分。幼儿园四个维度的反映趋势与中小学略有差异，教育公平感知与本学段其他有关指数相比相对较低。 （四）不同群体间满意 度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1.外省户籍中学生满意度指数低于本省户籍学生。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流动儿童满意度及其各有关指数与当地儿童差异不明显。但初中和高中省外户籍学生的满意度各指数则多低于本省户籍学生。省外户籍高中生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只有65分左右。 2.住宿生的满意度指数低于走读生。住宿生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以及其他3个指数均低于走读生，学段越低差异越大。小学阶段住宿生和走读生的差异最大，4个指数差异在2.26～4.9分之间。初中在1.9～2.77分之间，高中阶段的各个指数上住宿生略低于走读生1分左右。 3.家庭社会阶层高的学生满意度指数高于低阶层学生。社会阶层一般采用收入、学历和职业3个指标表示。如将家庭经济条件根据当地的相对水平排序划分为5个等级，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比最差的群体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高12～20分。监护人学历越高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得分越高，各个学段学生父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比小学及以下的高5～8分。从父亲职业来看，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子女比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体满意度指数高5～6分。对母亲学历情况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同。 （五）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工作态度最满意而对课业负担重与校际质量差距大最不满意 各学段的学生及其家长高度认可教师工作态度。在单题满分为7分的情况下，班主任认真负责以及学习困难时老师给予帮助方面，各学段学生和家长评价较高，均超过6分。 小学及家长、中学生对教育工作评价最低的方面集中体现在课业负担重和学校质量差距上。小学生对放学后没有时间玩的意见最大，初中生抱怨睡眠不足，各学段均认为学校在国家课程之外的教育活动组织不够，突出表现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社团、选修课、阅读支持等方面做得不到位，评价最低。学校间质量差距也是学生和家长突出不满的问题，幼儿园阶段的评分只有4.04分。幼儿园“入园难”和“入园贵”等热点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评价也很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和家长对上学路远问题集中表达了不满。 （六）人均GDP高的省份满意度较高 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人均GDP高的省份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处于人均GDP低水平的省份，其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相应较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在人均GDP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分别相差4.70、2.81、4.33和4.58分。学段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影响越大。尤其在中学阶段，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的指数在GDP最高和最低组之间相差5～7分。 教师和校长对教育工作基本满意 （一）教师表示工作愉快但对保障条件不满 1.各学段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均达到60分。按照教师群体工作性质差异分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两个群体，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学校管理和总体期望等指数在70分左右，中小学教师的3项指数得分在60～68分之间。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政府保障指数均较低，分别为56.85分和57.97分。 2.教师满意度指数东高西低。东部地区教师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高，西部教师得分均最低。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9.41分，比西部地区高3分，学校管理指数、政府保障指数和总体期望的差异均约为5分。东部地区中小学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3.56分，比西部地区高5.67分，其他3个指数东部比西部高3～6分。 3.西部地区教师满意度城乡差异较大。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但实际分值差异只有1～2分左右。但分地区看，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各个指数城乡差异较大，总体满意度城乡相差达4分，表明西部地区城乡更为不均衡。 4.未评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满意度指数较高。各学段都表现为没有评职称的年轻教师和高级职称教师的满意度指数较高。对教龄的分析也证实了新入职教师满意度最高，随着教龄增长满意度下降，教龄11～15年的教师满意度最低。 5.各学段教师学历与满意度关联性不明显。幼儿园教师学历越低，教师满意度及各有关指数越高，中等学历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指数72.82分，高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将近9分。在小学阶段则是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满意度最高，达到71.5分，专科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没有差别，中等学历教师满意度最低。初中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教师满意度越高的趋势。研究生学历的满意度指数63.91分，比本科和专科学历教师高了5～7分。本科学历的教师在高中是主体，但满意度最低。 6.收入越高教师满意度指数越高。各学段都表现出教师月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的趋势。收入提高对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指数的影响比低学段教师更大。 7.教师对工作氛围和办学条件认可程度高，对待遇低、压力大、缺乏社会尊重等问题表示不满。教师最不满意的5项事项依次为：待遇过低、工作压力过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法规时教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缺乏社会尊重。幼儿园教师强烈反映工资、保险、编制等方面保障严重不到位。 （二）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约71分 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71.30分，发展与机会指数65.31分，保障与环境指数61.19分，总体期望指数69.97分。 1.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中小学校长满意度的各项指数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期望指数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为3分。保障与环境指数、发展与机会指数差异较大，达8分左右。 2.校长满意度指数城区高于乡村。城区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75分，比乡村校长高3分。其他相关的3个指数城乡差异在2～4分左右。发展与机会指数城乡差异最大，城区67.1分，高于乡村校长4分。 3.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高于中学校长。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3.4分，比中学校长高3分，发展与机会指数、保障与环境指数也较高，但总体期望低于高中校长。 4.校长学历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比中等学历的校长高5.37分，期望指数、发展与机会、环境与保障指数分别高3.63～7.2分。 5.校长对本地教育普及、本校影响力和家长支持认可程度高，对待遇、均衡发展和教师数量等方面评价低。校长最满意的5个事项依次为：所在地区中小学教育普及水平、本校在本地区同类学校中影响力、本校学生家长支持学校办学、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尊重中小学校长。家长、学生等服务对象与教育工作者对彼此态度的评分都比较高，互相认可，呈现出积极关系，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校长最不满意的五项问题为：与本地公务员相比，校长待遇较低、本地中小学发展差距较大、本地教师数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本地政府落实办学自主权不到位、制定相关教育规章制度时校长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校长与学生和家长群体都认为学校间差距较大。 （三）中小学教师、校长满意度与学生满意度呈正比 将中小学教师、校长对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标准化后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比较学生满意度指数的差异。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总体满意度水平高的，其学生在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而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满意度水平低的，学生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低。校长满意度指数处于最高组的中小学生，其总体满意度指数比最低组中小学生高12分。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学生满意度关联性更高，两组学生的满意度指数相差达17分。 社会公众教育满意度较低 社会公众是教育的评判者，其调查对象是依据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从网民群体中配额抽样的。本次调查结果显现，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52.64分，教育期望指数为55.11分，规划与保障感知指数为51.69分，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为49.89分，均低于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 （一）东部地区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 东部地区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55.61分，高于中西部约9分。中西部地区之间各指数得分相近。 （二）城区社会公众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乡镇 居住在城区、镇区和乡村的社会公众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分别为53.97、48.87和44.47分。 （三）社会阶层越高满意度越高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满意度越高。将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划分为5个等级，在当地属于条件非常好的群体其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39分，非常差的则仅为35.58分。 社会公众学历越高满意度越高。4个指数均是学历越高得分越高。大专及以上群体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53.13分，小学及以下的得分为39.76分，相差13.37分。 （四）社会公众比较认可就近入学而对城乡和地区差距最为不满 社会公众最满意的方面是本地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情况；其次是本地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本地政府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方面满意度排第三。社会公众最不满意的方面是本地政府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成效；其次是本地基础教育水平与邻近区县之间的差距；最后是群众向本地政府反映教育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畅通性。 政策建议 提高教育满意度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沟通协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战略新理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精气神，汇聚正能量，从加大投入、改善环境和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等多方面入手实现人民对教育的期盼。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一要发展经济提高教育保障能力。调查显示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师收入越高满意度就越高，可见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一项关键举措，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扶贫脱贫步伐，提高低收入人口保障水平改善生活条件。 二要增加教育投入向薄弱环节倾斜。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义务教育阶段个别地区班额过大、缺少活动场地和设施，普通高中中部镇区大班额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重点投入加大建设力度补短板，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三要提高教师待遇稳定队伍。教师待遇低是造成教师满意度低、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教师校长满意度低的学校其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低。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励教师积极工作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必要手段。各级政府应严格遵守《教师法》有关规定，健全中小学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落实聘任教师、编制教师同等待遇。 （二）促进教育公平 一要保障各个群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学阶段的满意度非常低，这主要与中考高考户籍壁垒有关，要逐步清除户籍对学生的升学限制，理顺学生流动的通路。 二要缩小学校间发展差距，保障各群体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父母为农民的学生满意度水平在多个方面都最低，与最高得分存在几十分的差距。改变这一状况，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尤其是加强农村学校和城市郊区学校建设，加快教师交流机制建设，落实农村教师待遇倾斜政策，增加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高中阶段还应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和招生行为，控制跨区招生，维持乡镇普通高中教育的良好生态。 三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多样性、选择性，加强社会实践，丰富社团活动和其他课外活动，提供心理服务和生涯指导教育等，从而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加强各类活动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课堂教学效率，针对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开展分层培训，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激励措施，保障教师队伍的活力。 （三）优化教育发展环境 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合理预期。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观，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引导社会特别是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合理预期，是营造保障和改善教育发展良好社会氛围的基本要求。正确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把政策讲透彻，把思路举措讲清楚，把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对教育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宣传工作的领导，推动各地各校指定专门的通讯员、观察员、评论员和新闻发言人，通过培训、组织开展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教育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发挥教育电视台、报刊社作用，建立教育系统新闻宣传联络协调沟通机制，形成横向和各类媒体密切联系，纵向与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有效对接的立体化宣传网络。提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的组织策划能力，组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深入挖掘、宣传教育战线的感人事迹，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成功做法，宣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的先进典型，以典型人物、典型经验推动教育工作。加大权威信息力度，宣传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举措、方案，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积极回应群众的教育需求。 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对话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向本地政府反映问题渠道不畅通意见较大，教师、校长还对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法规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有意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用好信息公开平台、信箱、热线电话、接待日、咨询会、听证会等常规方式并及时答复群众意见，健全学校责任区督学制度建设，使教育督导成为政府与教师、家长和社会沟通的桥梁。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对叶瑞祥教育科学研究的观察 叶瑞祥系韩山师范学院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教育科学与学习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创立学习科学和组建学习科学学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选题注重应用性 叶瑞祥重视选题工作，认为其为做好课题的前提，选到好的课题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不太合适的课题只会事倍功半。叶瑞祥选题注重科学性、应用性、创新性和地方性，体现课题的价值所在。对基层学校及一线教师，叶瑞祥特别强调选题要做到“小、实、新”，重在实用。如，“中学学科教育与德育有效融合研究”、 “中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策略研究”等。在叶瑞祥主持的30项课题中，理论研究3项，占10%；应用研究27项，占90%。如果按分解到基层学校的子课题统计，我们会发现，几乎100%的选题属于应用研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创新智能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广东地区有78个子课题，100%属于应用研究。可见，叶瑞祥在选题时特别重视实用性、应用性。 叶瑞祥还注重根据教育需要，承担或选择教育科研课题。一是承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例如，主编广东高校“九五”规划教材《教育学》；二是承担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下达的教育部“九五”、 “十五” 、“十一五”科研课题；三是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申报课题，例如，“普通高中新课程各学习领域的价值及其实施途径的研究”；四是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申报课题，例如，“新形势下大学生学习心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五是根据老年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老年创新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六是根据当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潮州市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其教育研究”等。 二、方法强调科学性 叶瑞祥认为，科研方法是解决教育科研的“船”“桥”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多元化的教育科研方法各有优势，必须科学选择，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叶瑞祥根据各中小学实际，从实效出发，科学选择，综合运用科研方法。 1.调查研究法。即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实证化水平。调查是做好课题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叶瑞祥特别注重做好与课题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退休 16年来，问卷调查的对象多达106801人，其中，幼儿1463人，中小学生92378人，大学生7674人，老年人5286人。就笔者参与的子课题“初中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研究”、“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研究”的研究而言，笔者两次分别组织对829名、769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掌握了大量数据信息，为课题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使研究成果准确、真实、可靠。 2.教育行动法。即强调教育行动研究，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以研究促教育改革，提高实效性水平。注重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改统一起来，突出 “学习、教学、科研一体化”、“课题研究、课程改革、校本研究一体化”，将课题研究落实到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到日常教研活动中。不少基层学校、一线教师在叶瑞祥教育行动法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改革、班级工作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双丰收”。 3.教育实验法。即有选择地进行实验、对比、总结、提升，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广应用，实现教育科研科学化、科研成果普及化。 此外，叶瑞祥还强调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化水平；根据需要灵活选用文献研究法、教育观察法、教育比较法等。 三、过程突出指导性 叶瑞祥重视中小学校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指导工作，十分珍惜一线教师的科研热情以及科研成果中的创新因素，即使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创新教学方法或模式，甚至一组数据，都给予支持、保护，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勇于创新。 在课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叶瑞祥的指导工作有所侧重：研究前，着重指导选好课题，订好方案；研究中，着重指导开题会，理论学习指导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事项；研究结束前，着重指导梳理、评估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撰写结题报告等。 根据各子课题组实际，叶瑞祥有针对性地指导。针对不同单位科研条件、科研能力、科研经验各不相同的实际，叶瑞祥分别从指导思想、科研理念、理论学习、研究方法、课改实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各个方面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促进课题组提高科研水平。 在长期指导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叶瑞祥总结出搞好中小学校教研活动的六条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教研相长，树立“科研兴校”办学理念。 第二，坚持校长领导，把教研作为校长亲抓的 “一把手”工程。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育科研实践统一起来。 第四，坚持结合课程改革，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 第五，坚持依靠广大教师，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统一起来。 第六，坚持专家引领，把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际工作者统一起来。 四、成员注意群众性 实施课题研究，研究队伍尤为重要，合理科学的人员搭配可以事半功倍。叶瑞祥认为，组织行政领导、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三者结合的研究队伍，可以发挥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作用，优势互补，群策群力。行政领导作为学校的决策者、“火车头”，“科研兴校”的领头羊，首先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牢记科研兴校办学理念和策略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课题研究是整个战略的核心，发挥行政的影响带头作用，重视、甚至亲力亲为，组织、指导课题研究工作；专家、学者的理论积累比较深厚，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讲座、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对一线工作者进行指导，使一线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理论提升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的优势互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一线教师是开展课题研究的主力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开展课题实验的优势，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学到先进前沿的教育理论，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将课题研究落实在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在日常教研活动中，通过学习有关理论，进行实验，更新教学观念，开阔教学视野，创新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色彩思维表达在绘画语言里就像是个开门机，把持着绘画输出方式的导向，怎样以一种规则的表达方式呈现，就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构与拓展作为支撑点加以表达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建构是点，拓展是线，导向是点与面的连接方式，科学研究，规范施教，才能够以放松的思维表达方式进行。 关键词：建构；拓展；色彩思维；导向 一、色彩绘画的表达在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在美术专业的色彩绘画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色彩的认知度上尚处于思想被格式化的状态，由于在高考前个体在不同环境的学习背景不同，对于色彩绘画的认知度也会不同程度的有其倾向的一面，但大同小异，普遍的绘画方式都是以应对考试的模式而产生的，在上大学后，学生在色彩绘画中仍然会秉承惯有的习性与习惯以自己较为熟知的绘画语言方式进行表达，可以之前的老师以不同进行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以“吃老本”的状态进行绘画，道路不宽，思维越发紧条，随着时间的“催促”，大多部分的学生都会越画越紧，越来越不会表达，其实在这一时期，禁锢的不是手法，而是思维方式，学习以及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思维表达方式的前提了解 之所以在拓展建构色彩表达方式之前来了解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是因为没有一种成功的表达思维方式是受众于所有人的，创造性本身就是个体独立并就有新鲜性的，所以创造、创新在学生学习色彩绘画之前是应该了解的。首先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之前先了解下其产生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创造力”的追溯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在社会普遍的认知度上认为英国生理学家高尔顿，在1869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的书本内容中，“创造力研究”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作为某一领域科学的最早文献供给。但也只是作为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广泛认识，而在创造力的理论依据中，创造性思维是整套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被运用才会产生其真正的意义，但是真正作为建构研究的时候却是在1945年，韦索默的“结构说”里产生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心理学家韦索默的《创造性思维》的专著里，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被确定性的提出，同时也使得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被人们所接纳。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社会广泛认知的环境中提出“发散性思维”这一系统概念，吉尔福特对于创造力尤其较为深刻的理论论调，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指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指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指智力的产物。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也有其不同的理解程度，1986年，刘奎林的“潜意识推论”在国内提出，刘奎林对于思维科学的理论支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力，论文的“灵感发生论新探”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理论的提出，全文以新姿态在思维创作力方面有所建树。文章对灵感的本质、特征及灵感的诱发等全新词汇做了全面阐释，并以科学的视角加以论证，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效应。在“创造性思维”这一延展性的论调中，若宾的最高级思维模型也是在这一领域加以建构的，美国加州大学，若宾心理学系这一团队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和关系复杂性”的论文。其中对于这一概念的拓展上还反映在客观存在上，其中对于在人类思维对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所作的反映方面尤其开发性的见解，在社会的认知度对上可理解为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的联系存在所作出的自然状态的呈现。并通过个体的感官，通过感官产生的思维反应，通过思维反应所产生的下一步意识行动，通过思维行动而促进的自我意识分析，其实都在反应一个问题，那就是思维的活动轨迹，与在文学范畴的阶段性否定又有其相似的地方。 三、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方式的教育 在美术绘画的创作中，思维表达方式的体现透过上述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是经过思维表达方式传达的几个方面的而产生的，在这里引用一部书中荷兰画家梵高的引言，他在讲述在色彩绘画创作中，其产生的自我感悟；“在荷兰的绘画中很少看到理想的色彩效果。……在夕阳的辉映下，这些落叶被染成了深深的棕红色。这种色彩是如此的艳丽，以至你无法想象有哪一种地毯的颜色能与之相比。”在这一阶段中，首先感官带给色彩表达以最直接的反映，“问题是如何能表现出这种神奇的色彩、坚实的土地和巨大的生命力，……我第一次发现黄昏时分竟有如此多彩的光线，画家应在保持夕阳余晖和丰富色彩的同时把握住这些光线。”在感官传达给自我意识后，又一次进行自我意识分析，对于拓展色彩思维导向又提出了其对于思维的再度表达。 美术专业的学生群体在色彩思维表达的拓展上也是如此，找到适合自我意识表达的输出方式是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较为重要第一步，对于表象可以进行“二次加工”，作为建构与拓展色彩思维的表达方式做具有教育意义的尝试，并找到传达媒介，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反思与建构当代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人类探求教育与寻求真知的过程漫长而有序，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终随实验心理学的建立逐步迈入教育研究舞台。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新方法、新思想的引入，教育研究方法论随之发生着剧烈变动，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探索现代教育研究的本性与根基问题。科学理性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依旧显得比较贫乏，我国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之路急需迈向现代化、民族化。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系统科学 一、教育研究概说 （一）人类探索教育的阶段 虽然五大洲的人类早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后辈及族人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是通过“研究”（ research）来对教育对象、活动进行确证知识对于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类来说仍是相当陌生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人类探索教育的历程主要经过了依据经验、习俗与传统时期，遵循直觉、教条与权威时期， 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时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时期。 （二）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性质 借助于科学方法，教育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并测量实在。它比个人经验、信仰更能有效地作为知识的来源。针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决策者们更期望通过教育研究来让教育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并及时扩散其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实践建立可靠的知识，通过教育研究的结论来为教育决策者制定政策以供参考。教育中的问题较为零散，个别研究只能孤立地收集、积累某些零散的资料，而不能整体上完整地建构教育图景。因此从性质上就注定了教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概念与原理。 二、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 （一）教育研究“基础”的特性 教育研究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基础”乃建构学问之本。但很少有人关注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一方面由于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强调一切有价值的学问都是符合科学的，故教育的科学学问一开始就受制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至今仍处于混沌状态，并无统一的核心问题研究，理论的纷繁复杂及功利趋向导致不少研究者忙着开辟新领域。 （二）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二元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教育研究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研究基础的探索，不应回避其交锋的问题及见解，而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其争论的焦点。 在本体论意义上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强调教育规律具有客观性且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应对教育科学持狭隘观点，教育过程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与规律， 从认识论意义的角度，同样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教育科学是对教育价值进行判断的学科，因而具有“价值性”；教育科学是关于教育事实问题的科学，因此具有“价值中立”的判断。[2]教育研究界也存在着“价值”与“事实”之争，它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教育科学的独特认识逻辑。科学主义者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中立性的，它排斥人们的主观态度。 （三）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 “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 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一观念一方法”。 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 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 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 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四、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 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 （三）人文性角度看待教育研究方法论 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内在地与教育活动本体论及教育实践方法论放在一起时，强大的人文精神就会体现出把握与改造教育的能力。教育研究方法论非纯粹的、客观上求“是”的问题，同时它也强调“价值”。科学研究要从“二元对立”走向“融会贯通”，应从综合层面看待完整的教育图景。在思维方式层面，我们要用“双面神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针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我们应趋向于“多元论”：科学必具有社会性，应用研究的结果评价标准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其必然受到社会利益的左右；教育研究亦存在劳动分工的性质，理性的意蕴必然也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动机的影响而处于竞争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 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无锡市作为全国和全省教育先行发达地区，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任。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关键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教育需要科学理论为指导，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教育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支持。作为推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教育科学研究应着眼全市教育现状，紧跟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紧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通过教育科学研究的机制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教育规划改革为动力，为无锡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文化兴院。所谓学术立院，即学场要有书卷气、要有学术味，教科研员要专注于学科和科研工作的顶层设计，引领学科和科研的不断发展，促进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要关注宏观研究、注重中观研究、侧重并精于微观研究，瞄准重大问题、聚焦现实问题、突破急难问题。把研究作为第一属性，并实现由执行教育政策走向丰富地方课程、由关注学科教学走向关注课程发展、由实施“以考代管”走向重视质量监测的转变。指导校本课程开设、校本教研开展、校本师训开发等，以课题带动、培训研修、基地联动、名师助推等策略，丰富教师职业底色、增强教师专业底气。服务学校和教师，引领和促进他们努力打造美妙的新课堂、有效的大课堂、令学生终身难忘的活课堂。 所谓人才强院，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培外引、用培结合、专兼共融等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有效机制，努力造就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政策、了解实际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形成品德高尚、业务精湛、乐于奉献、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人才队伍。教科研员要做到既有硬本领：教书教得好、研究研得深、规律抓得准；又要有软功夫：带领好队伍、组织好活动、协调好关系。要不停地阅读和思考，追问课程与课堂的问题、学术与学科的问题、教育与教学的难题，尝试用专业的眼光与学术的眼界审视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现象。 所谓文化兴院，即传承教科研优秀文化，又以理性智慧和感性力量审视教科研工作的使命所在，努力寻找并回归教科研的逻辑起点。以环境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制度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营造事业发展与个人进步同步推进、教育科研质量提升与精神世界丰富并重并进、个体的主动性与集体的创造性竞相迸发、学术个性化倾向与教科院集体关怀共生共长的生动局面。提升教科研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目标管理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内在驱动，制度执行不是刚性管制而是文化自觉，特色彰显不只是个性张扬还有有序规则。从而真正实现教科研价值取向由驭人之术到成人之道的转变，决策方式由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的转变，组织架构由各自为政到和谐融通的转变，制度设计由上规下循到变中求序的转变。 二、尝试顶层设计 教育科研部门要充分发挥“教育行政参谋部、课程改革研究部、校本教研指导部”的职能，把思维的触角伸及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课程改革的制高点、教学改革的核心区，举理念先行之旗、务创新先行之实、践素质先行之行，提升区域内课程发展的研究力、课堂改革的指导力，提升区域外教育科研的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要加强课程规划与建设，尤其是要以学校需求为基本导向，以教师团队为主体力量，以课堂教学研究为中心环节，尝试全市教育科研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和构建“教学、实验、研究、培训”四位一体、有机融合的教科研新模式和新格局。在教学和实验方面，依托省重点课题建立学科研究课题群，覆盖全市布点实验学校承担子课题，开展“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推进有效教与学”和“主动参与式课堂有效学与教”等大规模实验，促进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研究方面，积极探索课题建设的新机制和新途径，重点实施“学校文化促生、教师专业促进、科研共同体促动”三项工程，推进“精品课题”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在省内乃至全国有专业影响力的品牌课题，并培植区域性重大课题或项目，集中精力攻关，从而全面开花、重点结果、争先进位。在培训方面，构建“校本培训、教研培训、集中培训、自主培训、合作培训”有机结合的培训方式，形成教研学互为一体、相互支持的培训体系，特别是注重培训重心的下移，把课改实验的研究场和工作场下移到学校，以及每一个教师的每一节课之中，突出校本教研，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以教师为研究主体，通过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研究，既解决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各个学校、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面对的个性化实际问题，又概括、提升、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 三、扭住中心工作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保障。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和建立“基于教师、通过教师、为了教师”的学习和教科研共同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名师名家的引领辐射作用，切实做好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梯级晋升发展规划。全面关注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以教研组为载体，以项目研究为纽带，以同伴互助为主要形式，通过专业引领、行动跟进和实践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部门和教科研员，就是要引领和促进学校、教师确立并践行质量立校、管理强校、科研兴校的意识和行为。校长要经营好每一所学校，有了教育思想，才有办学立场；有了教育理想，才有办学追求；有了教育情怀，才有无私奉献；教育思想、教育理想、教育情怀从何而来？课程立场、课堂立意、行走方式从何而来？要靠校长实践体悟、再实践再体悟，还要靠教科研部门的同志与他们碰撞、帮助凝炼，特别要在学校规划、教学管理、学生工作、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校内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这些都是一所学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校长有思想、教师有风格、学生有特长、学校有特色的局面。班主任要带好每一个班级，因为班级是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单位，所以班主任要千方百计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之家和成长乐园。学科组长要建设好每一个学科组，校本教研、集体备课要做到有主题、有目标、有方法、有积淀，克服闲聊多、跑题多甚至是牢骚多的现象。集体备课既要有典型例题的统一性，又要有差异教学的选择性，还要有通性通法的训练与指导。力求提高学科活动的研究含量，强调在集体备课基础上的个人二次备课。任课教师要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天职，积极思考并努力践行有爱心的教育、有温度的德育、有根基的教学，即爱生如子、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生认知规律，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审智”、行为规范的“审理”与情感维度的“审美”的并行并重并进。尤其要上好每一节课，因为优质的家常课、常态课才是学生们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示范课”、“公开课”。要通过集体备课与个人创意，诊断学与教存在的问题，改善学与教行为。还要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积极开展“以学定教”项目的研究与实验，促进教学思维和课堂形态的转型。名特优教师要培植好每一个工作室，以研究项目凝聚群体智慧，彰显研究的价值，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努力促使其业务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论坛活动、课例研讨、课题研究等，使工作室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学术团队，形成优秀教师学习、合作、研究、生成的新机制。把工作室建成教师交流思想、反思问题、合作研究和创生智慧的中心，充分发挥其骨干教师孵化器、青年教师成长加速器的功能。 要在科学认识质量的基础上，实施质量监控与强化过程管理。当前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公平和提升质量。作为区域教育的研究、指导部门，我们理应有自己的质量立场与评估主张。为此，我们应在严格遵守“五严”规定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抽测，不断增强教育质量检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尽快建立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对教育教学质量现状和教育发展趋势作出科学评价和预测。特别是改革课堂观察与评价，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位学生，变被动学习、盲目学习、浅表学习为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努力提高命题质量，加强对考试的分析，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深度分析，分项给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形成区域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并作为完善教育政策措施、加强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考，指导学校科学运用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及其管理。 过程管理是增强教育教学内涵的重要保障。我们提倡的学校过程管理是坚持课程立场、强化课程意识，丰富课程体系、优化常规管理，是制度的刚性管理、精致的无缝管理、文化的无痕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小学教学管理应重点围绕学校教学的核心过程组织开展工作，注重规范学科组建设，完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制度，加强对校本研修的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课教学实践和研讨活动促进广大教师积累经验，提升常态课的教学水平。 立德树人是教育永恒的课题，质量立校是教育不变的命题，转型发展是当下教育的难题，做课题、解命题、破难题，都要基于教科研先行。教科研员要专注学习专注阅读，这样才能丰富内涵；要扎根专业扎进课堂，这样才能学术精进；要抬头看路又埋头实干，这样才能择高而立又贴地而行。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层次与价值思考 摘 要 教育科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方式的人文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研究取向的情境性、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包括直觉观察、探索原因、迁移推广和理论研究四个层次。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根本旨趣在于把理论转变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之成为一种重塑教育世界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特征 层次 价值 一、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教育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因而与科学研究具有同质性。但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对教育科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界定。有学者侧重从目的的角度来定义，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旨在对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事情形成一种有机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活动；有学者侧重从过程特征角度来分析，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某种特定的问题，由非常精通某种思维方式的人所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探究；有学者侧重从方法的角度来界定，认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中经验的和实验的研究，是在采用定量或科学调查方法范围内进行的研究[1]。 由于教育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因而教育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教育科学研究无疑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问题为对象展开的科学研究。所谓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基础，遵循一定的研究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观测、分析、预测和控制，从而发现或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探索教育规律，获得问题解决策略的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了解教育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共有属性，也应认识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一些特征。这样，才能采取适当的程序和方法，以产生稳定的、能概括“事实”和细节的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研究方式的人文性 教育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主要研究关注人、理解人和创造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也是研究的目的，它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不能完全依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人的教育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密不可分，不能对教育现象只做数据分析，必须深入到精神世界和内心体验之中，描述过程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深入揭示“主体发生转变的教育机制”。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体现实践性、反思性和敏感性的特点，遵循教育的伦理道德原则，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最高目的，不能妨碍或有害于研究对象身心的健康发展。 2.研究问题的复杂性 从外部看，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教育自身而言，它是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具有复杂性特征，包括非线性、不可还原性和自组织性[2]。加上研究对象差异较大，难以从小的样本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也很难做到完全的定量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往往受研究者的学术修养和专业观点等主观因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凭经验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采用复杂性思维，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3.研究取向的情境性 教育科学研究强调多元视角，注重在生活世界的体验中认识教育现象与问题。教育现象与问题不可能从情境中分离出来，教育科学研究也不可能在实验室和书斋进行。只有在特定场域和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才能体现其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只有运用自己的体验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才能形成解释性的理解。研究者除了关注主流话语，保持理性外，更要倾听来自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回归教育的本性，发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教育意义，否则，就会扭曲客观世界的原本，研究结果就失去“真实意义”，无法形成推广价值。 4.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创新显示了对批判和进取精神的期许。它要求研究成果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新颖性，三要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必须符合这三个基本要求，才能叫教育研究的创新[3]。要达到这三个标准，研究者需要对实践有敏感性，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前人没有解决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应有充分的调查、实证与分析，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应在基于前人的研究之上，提出新观点或新理论。这样的研究才可能产生创新性的成果。否则，“创新”只是一种口头的号召，只是教育研究技术学或工艺学层面的“创新”[4]。 总之，应抓住有意义的问题来研究，并与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采用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逻辑推理，还应重视概念操作与实证检验的环节，目的在于获得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知识。 二、教育科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从教育研究的实践看，教师日常的工作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都在以不同方式研究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教育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必然存在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它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 1.直觉观察层次 处于直觉观察层次的研究能够不断地“阅读孩子”，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发生、其性质怎样。譬如，某个同学的成绩在不断下降。某个同学上课注意力分散、某个同学的学习习惯不佳等。一线的教师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进行这个水平的研究，但这个层次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比较浅显的资料收集水平上。它只描述教育事件，即“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只是隐约感觉某一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还没有真正地进入教育思想的构建和创造的层次。但教师能自觉地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教育事件，以研究者的姿态应对教育过程，在搜集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进行追问和澄清，形成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的基本技术、技能和技巧。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研究的过程。 这种凭直觉观察的研究，虽然只是研究的初期阶段，但可以为教育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直接改善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探索原因层次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是指在直觉观察水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引起某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怎样改变现有状态，主要旨趣在于探寻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真实程度，在找到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后寻求解决的方法。比如，某个同学识字能力得以增强，到底是因为教师采用了新的识字方法，还是他们最近生活经历的影响；某个同学对色彩感知能力的提高是因为美术课上采用了实效的教学方法，还是其他原因造成。总之，探索原因水平的研究主要用来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层次的实验研究必须在研究之前就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合理设计自变量和因变量，对研究对象作均等化处理，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如此，才能对事物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以获得客观的普遍性结论。 探索原因层次的研究不仅需要实践的敏感性，更需要有一定理论假设的引导和一定的条件控制。只有以理论解释研究内容，才能较好地描述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3.迁移推广层次 迁移推广层次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某一种研究结果在其他条件下还会发生吗？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吗？譬如，教师解决了某个同学的学习兴趣问题，是否就证明该同学学习兴趣提高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适当呢？一般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位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影响到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如家长对他们的影响，其他教师的课程影响等，为了验证教师所采用的方法的可靠性，就要进行迁移推广层次的研究。这种层次的研究一般具有具体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对研究条件也应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更应较好地应用到同一总体中的不同环境条件，甚至是不同总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这样，才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达到探索规律的目的。 这一水平的研究一般需要专门的设计和适当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证实某种教育措施在不同的条件或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为此，它必须有明确的推广范围界定和操作性建议。 4.理论研究层次 理论研究层次主要取向是探究一种研究结果背后究竟存在哪些潜在的理论。理论是为了阐释问题和预测现象，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和命题组织在一起而得出的系统性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为了解释一个或多个具体经验而提出的一组论点[5]。理论研究层次是把上述三种层次的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联系起来，探寻这种研究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即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寻求出这种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或原理，并用研究的结论指导教育实践。譬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几十年的教育研究中，从观察一个个同学着手，对几百名特殊的儿童进行了仔细研究，总结和概括出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规律。据此，可以认为，理论研究层次具有科学发现的性质。而对于一线教师而言，他们的研究一般处于前三种研究层次，而不需要从事理论水平层次的研究。 理论研究层次是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它的整个研究过程都必须具备理论思维，概括出研究所依据的原理，揭示教育内部联系的机制，联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最终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这四种研究层次实际是教育研究发展的四个阶段，反映了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水平，体现出从现象的描述（具体）到形成理论性认识（抽象），再到本质的深入（思维的具体）这一发展过程[6]。每一研究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要明晰自身研究所处的层次，并不断地创造条件，提升研究能力，向高一级水平发展。 三、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有助于建立教育理论，充实教育知识，探索教育规律，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并能够改善教育观念，协助教育决策，形成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途径。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1.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 （1）建立新的教育理论 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新的教育理论。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其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只有提出理论构想，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基础上，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抽象、类比和推理，才能够揭示真相，解释事实，得出结论。认识要素之间的矛盾与必然联系，把握教育的规律性，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将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中提炼一般教育原理，形成系统化知识和理论体系，阐明教育科学的基本规律。 就教师的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具有新视角、应用新方法、取得新成果的“扎根理论”。这些理论不是靠演绎推理得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扎实的教育实践之中，来自对长期的教育实践的洞察与分析。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自己做校长的帕夫雷什中学，坚持进行教育教学实践改革。他坚持在一线上课，并以实践为基础深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所提出的儿童教育理论为苏联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7]。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不能建立新的教育理论，现代教育理论难以形成其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特征，就会失去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2）完善现有教育理论 现有教育理论在解决了大量教育实践问题的同时，还存在重思辨轻实践，抽象化程度偏低的倾向。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对别人的思想、定理、观点、结论和假说的复制成分较多，大多是一种比较晦涩的、由许多“高深莫测”的“学术概念”串起来的语言文字。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验证[8]。现有教育理论待完善性和未竟性特征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形成与教育实践发展的不同步性。虽然形式和数量上较为繁荣，但缺乏一种教育理论内在的精神进步。 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发现新知识的意义。教师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生动的教育事实和经验，如果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开展大量的、科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研究，对教育事实和经验进行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和分类，进行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反思。继而使认识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思维的具体，就能够发现规律以验证、修改和补充现有教育理论，就能够使之得以发展与提高，彻底扭转理论落后实践的状态，切实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曾任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特级教师魏书生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在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相关的教育理论。 2.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 （1）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教育改革就是为了使教育事业更加符合教育发展规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和谐成长需要。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探讨人类知识与价值观念传递过程中的教育现象，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研究出在新的形势、要求和矛盾条件下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从而揭示教育规律和特点。没有科学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教育科学研究已成为推动其改革和发展的科学依据与直接动力。例如，林崇德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能力发展与培养实验等所获得的科学结论，为中小学生数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理论依据[9]。 （2）提高教育决策水平 教育决策仅凭个人知识、经验，就会使决策视野狭窄，就事论事，缺乏前瞻性与战略性。教育决策需要得到学术的专业性的支持。只有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决策，才能使管理者关注教育的具体情境，为决策提供合理的政策选项。并以综合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正确地观察与分析复杂多变的教育现象，作出合符理性的、有意识的、具有逻辑程序的决策，达成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比如，对高等教育的形式、层次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等决策的制定[10]。教育研究既可用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也能靠间接的方式影响教育决策。 （3）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11]。教师在研究研究中要学习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更新教育观念，又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优化知识结构。就能够基于正确的理论，积极设计课题方案，进行改革实验。在合作互助、平等对话和经验分享中，促使其认真阅读、积极思考和总结积累，对所教学科的知识体系把握更全面，理解更透彻，见解更独特。能够形成批判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判断价值、解决问题和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这有利于发现自身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及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使教师既有内在修为，又具外显成果，从经验型向学者型、专家型转化。 当今，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过度理论的阐释，造成高深莫测的术语连串罗列、符号泡沫的大量堆集，遮蔽了对教育事实的科学认识和判断。二是停留在个别化活动的层面，缺少共性规律的探究，造成教育研究的概括性、科学性、超越性和创新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正确把握教育科学研究的概念和特征，没有科学区分各种层次和认识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要义与旨趣，提升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铸就坚实的学术品格，揭示事实背后的矛盾运动规律，把理论转化为教育的自觉信念、灵动智慧与务实行动，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1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系列之比较 【摘 要】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和教材已为数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本教育研究方法著作的分析和比较，发现有关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学习如何去做教育研究。 【关键词】教育研究 方法 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认识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活动。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教育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教育变革的呼吁更加强烈，对于教育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支持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么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G・于尔斯著：《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9版），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简介：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是本领域的一本经典著作，是国外许多大学的通用教材，写作初衷是主要服务于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需要，阐释了研究过程中从选题到研究工具的所有核心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基本原理和各种研究类型都有很大帮助。 （二）内容：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讲述研究过程，第六章到第十三章主要讲具体的研究设计，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主要讲解不同研究设计中都用得到的研究工具。 这本书作为教育研究方法方面的导论型著作，内容十分翔实，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教育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做了阐述，对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了讲解，还引入了历史研究、人种学研究、混合法、建模法和德尔菲法这些非传统研究方法。其中我认为德尔菲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因为在有些教育研究情景中，缺乏足够的信息或数据，包括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德尔菲法来进行研究。同时，本书第三部分研究工具中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怎样去收集、统计和分析数据，并在介绍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通过对这部分的阅读和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对怎样去处理数据有所了解。 （三）特点 1. 维尔斯马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导论》主要强调常用的研究程序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在介绍中，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讲解，其中有些例子就来自真实的研究中。书中讲解了各种常用的具体研究类型，有定量也有定性的方法，同时作为一本导论型著作，为了尽量全面的覆盖，研究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查阅文献，如何做研究报告交流研究成果，如何对研究报告进行评价。）也都有涉及。本书中所覆盖到的研究程序都有广泛的实用性，所阐述的研究理念对于许多具体研究情景都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2. 本书在编排的体系上，每章结束时都有一个小结，小结后紧跟这章的核心概念，又附有练习，对于学生自学有很大帮助。 3. 作为一本从国外直接引进的著作，许多的研究和实例都是以美国教育中所出现的情景和问题为例的，因此在我们实际做研究时，可以学习和参考书中的内容和方法，但是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 二、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简介：杨小微主编的《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主要是作为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在这本教材中编者参考了目前出版发行的众多文献资料，在选编时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可能地使教育研究方法区别于任何一种别的活动领域也适用的方法体系。同时，编者尽可能筛选出了一些适合读者的内容，努力给读者一个教育研究基本框架，以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建构。 （二）内容：编者主要从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两个层次上来展开本书的内容。前两章属于基本原理部分，探讨了教育研究的对象、方法、类型和特性，讨论了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第三章论述的是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进行选题与设计，不管运用任何方法进行教育研究，都不可能跳过选题与设计这个环节。第四到十六章阐述的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分不同的章节系统地讨论了教育研究中的教育观察法、教育调查法、教育实验法、教育测量法、教育预测法、教育经验总结、教育文献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与评价等等。 （三）特点 1. 本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类专业基础课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在编排的体系上也考虑到了学生学习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开头，增加了“学习目标”“内容提要”“重要概念和术语”，还采取了“案例导入”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每一章的末尾还增加了“拓展阅读材料”。 2. 本书作为选编型教材，在采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亮点，比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对比，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等等。本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从产生的背景、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对比和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在实际的研究中应该采取哪种方法更合适。关于教育研究的准则与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准则与规范是值得我们遵守的。 三、个人总结 教育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的知识体系，所选取的五本书，每本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着重点，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通过对所选取的两本书的阅读和思考，我对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研究的方法也有所了解，只有针对研究的课题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遵循一些研究中的准则，才能获得成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也要重视实证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学习教育研究仅仅学习书本是不够的，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从做中学，从具体的教育研究中不断摸索。我们可以通过平时的观摩、见习、考察和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来学习书本知识，这样也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摘 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高职院校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立项课题总体层次不高、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立项数量差异大；立项课题多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核心主持人缺乏。建议加大支持力度，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引导均衡发展；加强基础理论课题立项；培养核心研究人员。 关键词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作为面向全国设立的且代表我国教育科学领域最高层次与水平的课题项目，反映了当前国内教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各类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具有评价功能。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5年。通过对近10年来我国高职院校获得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进行分析，以帮助教育研究同行、科研管理部门更好地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科学制定本单位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提供依据。 一、立项课题基本情况 （一）立项年度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立项课题共有3867项，其中高职院校立项为143项，占3.7%。从立项数量上看，“十一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54项，年均立项10.8项；“十二五”时期高职院校共立项89项，同比增长64.81%，年均立项17.8项。表1为我国高职院校2006年以来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具体分布。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立项分析，2010年是高职院校获准立项发展的“分水岭”，年度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以前，立项数逐年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10项以下；第二阶段为2010-2013年，2010年急剧增长到29项，为历史最高值，2011年随着全国立项总数的下降，高职立项数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的立项率，随后立项数量连续递减，2013年回到了2009年的立项水平；第三阶段为2014年以来，年度立项数呈递增趋势。从立项相对量来看，高职院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的百分比与立项绝对量反映出的趋势相似。 （二）立项类别分布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分为两个级别：一类是代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的国家级课题，分为国家重点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国家青年基金课题；一类是代表教育部立项的教育部课题，包括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 2006-2015年我国共有26个省区市的99所高职院校获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143项，涉及四大类课题类别。其中国家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24项和8项，对应比例为16.78%和5.59%；教育部重点课题、青年课题分别为82项和29项，对应比例为57.34%和20.28%。由国家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青年专项构成的青年项目类课题共计37项，所占比例为25.87%。由此可见，教育部重点课题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首要资助目标和重点资助对象，其次是青年项目类课题的资助[2]。这表明国家不仅重视教育科学主体研究力量的巩固，还注重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遗憾的是，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立项还未实现“零”突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国家重点课题的申报条件和高职院校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决定的。国家重点课题比其他类别课题的申报条件更为严格，如要求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厅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必须有承担并完成过省部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重点课题的名称必须与指南保持一致，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标题；需参加现场答辩；重点课题的完成时限，原则上要求在2年内完成，等等。现阶段，高职院校科研实力弱，研究基础薄，教师科研水平低，还不具备承担国家级教育学重点课题的实力。 （三）立项地区分布 为考察各地区教育科研力量和发展状况，表2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做了统计。截至2015年底，除山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5省区外，全国26个省区市均有课题立项，立项课题地区覆盖率为83.87%，地区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课题立项数最多的是湖南，有30项，占全国高职立项总数的20.98%，地区排名第一。浙江、江苏、广东、河北、山东5省分别排在第2～6位。前三位的课题立项总数为76项，占立项总数的“半壁江山”（占比53.15%）。按地理区域划分，东部11省市有86项，占60.16%；中部7省市有42项，占29.38%；西部8省市有15项占10.5%。统计结果不仅准确客观地反映了近10年我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同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研究力量极度不平衡。 （四）立项院校所属类型分布 2006-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职院校立项分布的基本特征是：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见表3），综合、理工、财经和师范4类院校有87所立项，占立项院校总数的87.87%，获得立项128项，占项目总数的89.52%，是全国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农林、医药、政法、艺术类高职院校主持教育学课题的数量较少，说明其关注重点不在教育学科。 （五）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分布 高职院校立项课题涉及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中所列的14个学科中的12个学科，如表4所示，其中立项最多的分支学科是职业技术教育，接下来是高等教育和体育卫生美育。高职院校在教育学各分支学科获得立项的分布是职业技术教育88项、高等教育13项、体育卫生美育10项、教育经济与管理9项、比较教育5项、德育5项、基础教育4项、民族教育2项、教育发展战略2项、教育信息技术2项、成人教育2项、教育心理1项。另外，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等2个学科的内容没有涉及。整体上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体育卫生美育、教育经济与管理，这4个学科的立项课题数为120项，占全部立项课题数的83.91%。比较教育、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学科是高职院校研究教育学分支学科中的劣势学科，其立项数均在5项以下。 二、从立项统计数据透视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 （一）地区竞争力 1.立项频次 “十一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都集中组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10年间共组织了10次课题立项评审。从立项频次看，浙江9次获得立项，立项频次最高，位列第1；湖南和广东各8次，位列第2；第3～5名，分别是江苏7次、山东6次、天津5次；其后是河北和重庆2个省市各有4次，河南获得3次，辽宁、上海、四川、云南、新疆5个省区市各有2次，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海南、西藏、陕西、宁夏12个省区市各1次。 2.院校数量 “十一五”时期，共有12个省区市的4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分别是浙江、湖南、广东、天津、江苏、重庆、四川、山东、河南、河北、上海、云南。“十二五”时期，共有14个省区新增了59所高职院校立项，分别是2011年的黑龙江、福建、陕西，2012年的海南、西藏、宁夏，2013年的吉林、安徽，2014年的辽宁、江西、新疆，2015年的北京、内蒙古、湖北。59所新增立项的高职院校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表明高级别项目教育学研究的“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覆盖面不断增大。 从立项院校数量看，湖南有20所高职院校获得立项，位列第一；第2～6名，分别是浙江14校、广东12校、江苏9校、河北7校、山东4校；其后是湖北、重庆、河南、新疆4个省区市各有3所院校获得立项，天津、四川、上海、云南、辽宁5个省市各有2所院校获得立项，黑龙江、福建、陕西、海南、西藏、宁夏、吉林、安徽、江西、北京、内蒙古11个省区市各有1所院校获得立项。数据表明，在获得立项的省份中，立项院校数与课题立项数呈正相关，即立项的院校数量越多，立项的课题数量也越多。 3.项目结构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所属区域竞争力，国家一般课题24项，湖南7项，浙江6项，江苏和广东各3项，山东2项，湖北、新疆、福建各1项，占省域总数的30.77%；国家青年基金课题8项，主要分布在湖南（3项），江苏、河北、重庆、河南、内蒙古（各1项）等6个省区，占省域总数的23.08%；教育部重点课题82项，主要分布在浙江（17项）、湖南（16项）、江苏（12项）、广东（7项）、河北（5项），山东和天津（各4项），湖北（3项），湖南、四川、云南（各2项），重庆、上海、辽宁、黑龙江、陕西、宁夏、吉林、安徽（各1项）等19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73.08%；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29项，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各5项），湖南（4项），江苏、重庆、新疆（各2项），河北、天津、湖北、上海、辽宁、海南、西藏、江西、北京（各1项）等15个省区市，占省域总数的57.69%。 （二）院校竞争力 2006-2015年全国共有99所高职院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资助，其中有9所院校获得3项以上。另外，有14所院校获得2项、76所院校获得1项。数据既表明了高职院校在项目数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了其在教育学研究上的梯队状况。 从立项频次看，获得5次资助的院校有1所（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职业大学）、获得3次资助的院校有2所（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2次资助的院校有17所，仅获得1次资助的院校有77所。“十二五”时期，在新增立项的59所高职院校中，有6所获得2项以上的院校，分别是江苏的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9项，湖北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3项，浙江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各2项，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2项。 从项目结构看高职院校教育学研究竞争力，20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4项国家一般课题，其中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获得3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湘潭职业技术学院各获得2项，17所院校各获得1项；8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项国家青年课题，校均1项；61所高职院校承担了8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其中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获得7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项，天津市职业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各获得3项，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8所院校各获得2项，49所院校各获得1项；25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9项教育部青年课题，其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各获得2项，21所院校各获得1项。 整体上看，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以获得9项立项课题居于榜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以8项位居第二，这两所高职院校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天津市职业大学立项4项，位居第三；排在第四名的有6所高职院校，分别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女子职业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立项3项，如表5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5年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湖南女子学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升本后的湖南女子学院于2013年获得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于2015年获得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1项，并未列入本文统计。 （三）项目主持人竞争力 143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共涉及到高职院校的140位项目主持人，其中成功立项2次以上的核心主持人为3人，如表6所示。从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所属地区来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浙江，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江苏。从项目主持人获准立项的项目类别来看，获得的都是国家一般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而没有重点项目或青年项目。核心主持人无论是人数还是立项数都显得偏少，表明高职院校缺乏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主持人，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将是高职院校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2006-2015年度我国高职院校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情况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从课题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来看，高职院校立项143项，仅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总数的3.7%，课题的立项数量偏少，立项比例偏低；从课题级别来看，部级课题占77.62%，而国家级课题仅占22.38%，课题的总体层次不高；从课题类别看，无重大重点课题立项，且国家青年基金课题数量偏少，课题的立项种类不平衡。从一定程度反映了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实力还比较薄弱，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处于劣势地位。建议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适当提高高职院校立项课题的资助比例，重点资助国家级课题和青年课题，支持和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升课题研究水平，提升立项课题级别。 第二，从地域分布来看，地域分布不平衡，课题立项院校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尤以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的高职院校主持课题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院校承担的课题相对较少，这与当地的教育、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时要重视地区差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能力，避免区域间高职院校教育研究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促进教育研究公平和均衡发展[3]。 第三，从立项院校所属类型来看，以综合、理工类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院校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综合类和理工类院校承担了全部课题的66.44%，而师范类院校承担的课题较少，表明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师范类高职院校的科研水平与其所处的教育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建议不同类型的高职院校认真分析自身资源，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设创新团队，大力培育具有区域特色、行业特色的优势学科和项目选题，积极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争取在全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从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来看，职业技术教育是高职院校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德育、基础教育、民族教育、教育发展战略、教育信息技术、成人教育、教育心理等分支学科也是教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但目前高职院校对这些学科的关注度较低，对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较少。建议高职院校在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加强对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促使教育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保持一定的平衡。 第五，从项目主持人来看，无论是人数还是平均获准立项数都偏少。近10年来，全国高职院校仅有3位核心主持人，且最多立项数为2项，说明我国高职院校缺乏在教育学科领域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军人物。建议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核心研究人员和新兴科技力量的培养，进而提高高职院校教育科学研究竞争力。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思维课程班级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 在学校“发现教育”课程体系中，学思维课程是班本课程。我们组织同年级组的教师成立班本课程研发小组，共同构思、挖掘符合班级师生特点的内容与活动，与学科实践活动进行整合，编写了《学思维班本课程实施活动手册》，由班主任引领，在班级当中进行发展性应用，从而有效构建班本课程体系，实现了思维课程班本化。 在班级学思维课程的实施中，我们采取共同提问、解问的方法，激活思维、发展思维。上课前，共同研讨、思考设计问题。下课前，设计下次活动课内容，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整理后，给每个学生发放《思维反馈单》，让他们带着问题去寻找解决途径。活动时，先让学生汇报，教师则结合学生思考和解答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进行评价。针对学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教师采用演示讲解、绘制导图等方式，引导学生再次深入思考，有效激活学生的思维。 课程活动设计在依据学生思维能力培养而确定内容的基础上，规划各个单元主题；围绕主题细化，围绕活动提示、实践拓展，师生共同编写具有班级特色的活动手册。操作中，教师把握课程的单元主题，围绕单元计划，明确实施进程，开展主题探究。在这种探究活动中，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展现思维个性，培养思维能力。 我们为学生建立《思维档案》，师生共同书写、记录、制作个人的《思维档案》。由于课程内容不同，学生们的《思维档案》也会有所差异，通常包括提问思维反馈单、解决问题的思路图、各种作品、照片、评价语、感悟收获等。通过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的记录与整理，鲜明地展示学生思维发展的轨迹。 学思维班本课程的实施，使学生在思维发展的模块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发展思维个性、形成思维品质，真正让学生有实际获得！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基础教育满意度“东高西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真实期盼，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落实管办评分离推进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15年4月至5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面向中小学生以及幼儿的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分为3类：一是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即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受教育者，其中幼儿园阶段问卷由家长作答，小学阶段问卷由家长和学生共同作答，中学阶段问卷由学生独立完成；二是教育工作者，即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校长；三是社会公众，即网民。针对3类调查对象8个群体设计了8套问卷，单题最低分为1分，最高分为7分，分值越高表示各群体对教育的满意度越高。每个群体的教育满意度指数满分为100分。每个群体的满意度调查内容均包含总体满意度指数和期望指数，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包括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教育工作满意度调查包括条件与保障、学校管理、发展与机会等；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包括规划与保障感知、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 本次调查基础教育服务对象和教育工作者采取分层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按照国家―省―县―校分层，在各学校内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社会公众按区域、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等指标抽取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370个县（市、区）、4 92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近8万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 420份，其中学生（家长）46 306份、教师17 578份、中小学校长3 718份，社会公众4 818份。 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工作总体满意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指数为79.16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76.34分，教育质量感知指数75.27分，教育期望指数76.68分，反映出其对当前教育工作比较满意。 （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 各学段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呈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东部比西部地区高2～4.2分。教育公平感知指数的地区差异略小，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3.85分之间。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地区差异较大，各学段的地区差异在2.03～4.95分之间。西部地区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期望也较低，各学段的期望比东部地区低2.03～4.95分。 高中学段的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最大。不论是总体满意度指数，还是公平感知和质量感知都是各学段差异最大的，东西部地区各指数差异在4～5分之间。 （二）在城乡上城市满意度指数高于农村 城区学生总体满意度指数及各有关指数大部分高于乡村学生，最大差距超过6分。幼儿园总体满意度指数城乡差异达到6.11分，幼儿园教育质量感知和教育期望指数城区均比乡村高5分以上，而教育公平指数几乎没有城乡差异。 （三）在学段上小学满意度指数最高，高中最低 幼儿园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3.9分，小学生及家长满意度指数为84.9分，初中为76.7分，高中70.6分。幼儿园四个维度的反映趋势与中小学略有差异，教育公平感知与本学段其他有关指数相比相对较低。 （四）不同群体间满意 度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1.外省户籍中学生满意度指数低于本省户籍学生。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流动儿童满意度及其各有关指数与当地儿童差异不明显。但初中和高中省外户籍学生的满意度各指数则多低于本省户籍学生。省外户籍高中生的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感知指数只有65分左右。 2.住宿生的满意度指数低于走读生。住宿生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以及其他3个指数均低于走读生，学段越低差异越大。小学阶段住宿生和走读生的差异最大，4个指数差异在2.26～4.9分之间。初中在1.9～2.77分之间，高中阶段的各个指数上住宿生略低于走读生1分左右。 3.家庭社会阶层高的学生满意度指数高于低阶层学生。社会阶层一般采用收入、学历和职业3个指标表示。如将家庭经济条件根据当地的相对水平排序划分为5个等级，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比最差的群体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高12～20分。监护人学历越高总体满意度指数及有关各指数得分越高，各个学段学生父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比小学及以下的高5～8分。从父亲职业来看，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子女比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总体满意度指数高5～6分。对母亲学历情况的分析结果也大致相同。 （五）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工作态度最满意而对课业负担重与校际质量差距大最不满意 各学段的学生及其家长高度认可教师工作态度。在单题满分为7分的情况下，班主任认真负责以及学习困难时老师给予帮助方面，各学段学生和家长评价较高，均超过6分。 小学及家长、中学生对教育工作评价最低的方面集中体现在课业负担重和学校质量差距上。小学生对放学后没有时间玩的意见最大，初中生抱怨睡眠不足，各学段均认为学校在国家课程之外的教育活动组织不够，突出表现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社团、选修课、阅读支持等方面做得不到位，评价最低。学校间质量差距也是学生和家长突出不满的问题，幼儿园阶段的评分只有4.04分。幼儿园“入园难”和“入园贵”等热点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评价也很低。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和家长对上学路远问题集中表达了不满。 （六）人均GDP高的省份满意度较高 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人均GDP高的省份基础教育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处于人均GDP低水平的省份，其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相应较低。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在人均GDP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分别相差4.70、2.81、4.33和4.58分。学段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影响越大。尤其在中学阶段，教育公平感知和教育质量感知的指数在GDP最高和最低组之间相差5～7分。 教师和校长对教育工作基本满意 （一）教师表示工作愉快但对保障条件不满 1.各学段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均达到60分。按照教师群体工作性质差异分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两个群体，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学校管理和总体期望等指数在70分左右，中小学教师的3项指数得分在60～68分之间。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政府保障指数均较低，分别为56.85分和57.97分。 2.教师满意度指数东高西低。东部地区教师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高，西部教师得分均最低。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9.41分，比西部地区高3分，学校管理指数、政府保障指数和总体期望的差异均约为5分。东部地区中小学教师总体满意度指数63.56分，比西部地区高5.67分，其他3个指数东部比西部高3～6分。 3.西部地区教师满意度城乡差异较大。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但实际分值差异只有1～2分左右。但分地区看，西部地区中小学教师各个指数城乡差异较大，总体满意度城乡相差达4分，表明西部地区城乡更为不均衡。 4.未评职称和高级职称的教师满意度指数较高。各学段都表现为没有评职称的年轻教师和高级职称教师的满意度指数较高。对教龄的分析也证实了新入职教师满意度最高，随着教龄增长满意度下降，教龄11～15年的教师满意度最低。 5.各学段教师学历与满意度关联性不明显。幼儿园教师学历越低，教师满意度及各有关指数越高，中等学历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指数72.82分，高于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将近9分。在小学阶段则是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满意度最高，达到71.5分，专科和本科学历的教师没有差别，中等学历教师满意度最低。初中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教师满意度越高的趋势。研究生学历的满意度指数63.91分，比本科和专科学历教师高了5～7分。本科学历的教师在高中是主体，但满意度最低。 6.收入越高教师满意度指数越高。各学段都表现出教师月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的趋势。收入提高对中学教师的满意度指数的影响比低学段教师更大。 7.教师对工作氛围和办学条件认可程度高，对待遇低、压力大、缺乏社会尊重等问题表示不满。教师最不满意的5项事项依次为：待遇过低、工作压力过大、政府制定教育政策法规时教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缺乏社会尊重。幼儿园教师强烈反映工资、保险、编制等方面保障严重不到位。 （二）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约71分 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71.30分，发展与机会指数65.31分，保障与环境指数61.19分，总体期望指数69.97分。 1.中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中小学校长满意度的各项指数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期望指数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为3分。保障与环境指数、发展与机会指数差异较大，达8分左右。 2.校长满意度指数城区高于乡村。城区中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2.75分，比乡村校长高3分。其他相关的3个指数城乡差异在2～4分左右。发展与机会指数城乡差异最大，城区67.1分，高于乡村校长4分。 3.小学校长满意度指数高于中学校长。小学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为73.4分，比中学校长高3分，发展与机会指数、保障与环境指数也较高，但总体期望低于高中校长。 4.校长学历越高满意度指数越高。研究生学历的校长总体满意度指数比中等学历的校长高5.37分，期望指数、发展与机会、环境与保障指数分别高3.63～7.2分。 5.校长对本地教育普及、本校影响力和家长支持认可程度高，对待遇、均衡发展和教师数量等方面评价低。校长最满意的5个事项依次为：所在地区中小学教育普及水平、本校在本地区同类学校中影响力、本校学生家长支持学校办学、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尊重中小学校长。家长、学生等服务对象与教育工作者对彼此态度的评分都比较高，互相认可，呈现出积极关系，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校长最不满意的五项问题为：与本地公务员相比，校长待遇较低、本地中小学发展差距较大、本地教师数量不能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本地政府落实办学自主权不到位、制定相关教育规章制度时校长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校长与学生和家长群体都认为学校间差距较大。 （三）中小学教师、校长满意度与学生满意度呈正比 将中小学教师、校长对教育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标准化后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比较学生满意度指数的差异。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总体满意度水平高的，其学生在总体满意度及其3个有关指数得分均最高；而所在学校校长、教师教育工作满意度水平低的，学生在4个指数上的得分均最低。校长满意度指数处于最高组的中小学生，其总体满意度指数比最低组中小学生高12分。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学生满意度关联性更高，两组学生的满意度指数相差达17分。 社会公众教育满意度较低 社会公众是教育的评判者，其调查对象是依据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从网民群体中配额抽样的。本次调查结果显现，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52.64分，教育期望指数为55.11分，规划与保障感知指数为51.69分，管理与服务感知指数为49.89分，均低于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 （一）东部地区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数高于中西部 东部地区社会公众的总体满意度指数为55.61分，高于中西部约9分。中西部地区之间各指数得分相近。 （二）城区社会公众总体满意度指数高于乡镇 居住在城区、镇区和乡村的社会公众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分别为53.97、48.87和44.47分。 （三）社会阶层越高满意度越高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满意度越高。将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划分为5个等级，在当地属于条件非常好的群体其总体满意度指数为67.39分，非常差的则仅为35.58分。 社会公众学历越高满意度越高。4个指数均是学历越高得分越高。大专及以上群体总体教育满意度指数53.13分，小学及以下的得分为39.76分，相差13.37分。 （四）社会公众比较认可就近入学而对城乡和地区差距最为不满 社会公众最满意的方面是本地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情况；其次是本地政府保障基础教育质量；本地政府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方面满意度排第三。社会公众最不满意的方面是本地政府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成效；其次是本地基础教育水平与邻近区县之间的差距；最后是群众向本地政府反映教育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畅通性。 政策建议 提高教育满意度需要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共同努力，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沟通协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战略新理念深化教育改革，提升精气神，汇聚正能量，从加大投入、改善环境和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等多方面入手实现人民对教育的期盼。 （一）加大教育投入 一要发展经济提高教育保障能力。调查显示地区经济越发达、家庭经济条件越好、教师收入越高满意度就越高，可见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一项关键举措，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快扶贫脱贫步伐，提高低收入人口保障水平改善生活条件。 二要增加教育投入向薄弱环节倾斜。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义务教育阶段个别地区班额过大、缺少活动场地和设施，普通高中中部镇区大班额等问题，要有针对性地重点投入加大建设力度补短板，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 三要提高教师待遇稳定队伍。教师待遇低是造成教师满意度低、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教师校长满意度低的学校其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低。改善教师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励教师积极工作是提高教育满意度的必要手段。各级政府应严格遵守《教师法》有关规定，健全中小学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落实聘任教师、编制教师同等待遇。 （二）促进教育公平 一要保障各个群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学阶段的满意度非常低，这主要与中考高考户籍壁垒有关，要逐步清除户籍对学生的升学限制，理顺学生流动的通路。 二要缩小学校间发展差距，保障各群体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父母为农民的学生满意度水平在多个方面都最低，与最高得分存在几十分的差距。改变这一状况，根本途径在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尤其是加强农村学校和城市郊区学校建设，加快教师交流机制建设，落实农村教师待遇倾斜政策，增加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高中阶段还应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和招生行为，控制跨区招生，维持乡镇普通高中教育的良好生态。 三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课程多样性、选择性，加强社会实践，丰富社团活动和其他课外活动，提供心理服务和生涯指导教育等，从而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加强各类活动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课堂教学效率，针对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开展分层培训，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激励措施，保障教师队伍的活力。 （三）优化教育发展环境 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更加注重引导社会合理预期。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观，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引导社会特别是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成才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儿童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广大群众形成合理预期，是营造保障和改善教育发展良好社会氛围的基本要求。正确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把政策讲透彻，把思路举措讲清楚，把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争取社会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对教育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宣传工作的领导，推动各地各校指定专门的通讯员、观察员、评论员和新闻发言人，通过培训、组织开展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提升教育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发挥教育电视台、报刊社作用，建立教育系统新闻宣传联络协调沟通机制，形成横向和各类媒体密切联系，纵向与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有效对接的立体化宣传网络。提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的组织策划能力，组织各级教育宣传部门深入挖掘、宣传教育战线的感人事迹，宣传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成功做法，宣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的先进典型，以典型人物、典型经验推动教育工作。加大权威信息力度，宣传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举措、方案，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积极回应群众的教育需求。 三是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对话渠道，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向本地政府反映问题渠道不畅通意见较大，教师、校长还对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法规时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多有意见。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用好信息公开平台、信箱、热线电话、接待日、咨询会、听证会等常规方式并及时答复群众意见，健全学校责任区督学制度建设，使教育督导成为政府与教师、家长和社会沟通的桥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对叶瑞祥教育科学研究的观察 叶瑞祥系韩山师范学院原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教育科学与学习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为创立学习科学和组建学习科学学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选题注重应用性 叶瑞祥重视选题工作，认为其为做好课题的前提，选到好的课题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不太合适的课题只会事倍功半。叶瑞祥选题注重科学性、应用性、创新性和地方性，体现课题的价值所在。对基层学校及一线教师，叶瑞祥特别强调选题要做到“小、实、新”，重在实用。如，“中学学科教育与德育有效融合研究”、 “中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策略研究”等。在叶瑞祥主持的30项课题中，理论研究3项，占10%；应用研究27项，占90%。如果按分解到基层学校的子课题统计，我们会发现，几乎100%的选题属于应用研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创新智能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广东地区有78个子课题，100%属于应用研究。可见，叶瑞祥在选题时特别重视实用性、应用性。 叶瑞祥还注重根据教育需要，承担或选择教育科研课题。一是承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例如，主编广东高校“九五”规划教材《教育学》；二是承担全国学习科学研究会下达的教育部“九五”、 “十五” 、“十一五”科研课题；三是根据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申报课题，例如，“普通高中新课程各学习领域的价值及其实施途径的研究”；四是根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申报课题，例如，“新形势下大学生学习心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五是根据老年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老年创新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六是根据当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需求申报课题，例如，“潮州市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及其教育研究”等。 二、方法强调科学性 叶瑞祥认为，科研方法是解决教育科研的“船”“桥”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多元化的教育科研方法各有优势，必须科学选择，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叶瑞祥根据各中小学实际，从实效出发，科学选择，综合运用科研方法。 1.调查研究法。即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实证化水平。调查是做好课题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叶瑞祥特别注重做好与课题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退休 16年来，问卷调查的对象多达106801人，其中，幼儿1463人，中小学生92378人，大学生7674人，老年人5286人。就笔者参与的子课题“初中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研究”、“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研究”的研究而言，笔者两次分别组织对829名、769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掌握了大量数据信息，为课题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使研究成果准确、真实、可靠。 2.教育行动法。即强调教育行动研究，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以研究促教育改革，提高实效性水平。注重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改统一起来，突出 “学习、教学、科研一体化”、“课题研究、课程改革、校本研究一体化”，将课题研究落实到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到日常教研活动中。不少基层学校、一线教师在叶瑞祥教育行动法的指导下，结合课程改革、班级工作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双丰收”。 3.教育实验法。即有选择地进行实验、对比、总结、提升，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广应用，实现教育科研科学化、科研成果普及化。 此外，叶瑞祥还强调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数据化水平；根据需要灵活选用文献研究法、教育观察法、教育比较法等。 三、过程突出指导性 叶瑞祥重视中小学校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指导工作，十分珍惜一线教师的科研热情以及科研成果中的创新因素，即使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创新教学方法或模式，甚至一组数据，都给予支持、保护，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研，勇于创新。 在课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叶瑞祥的指导工作有所侧重：研究前，着重指导选好课题，订好方案；研究中，着重指导开题会，理论学习指导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事项；研究结束前，着重指导梳理、评估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撰写结题报告等。 根据各子课题组实际，叶瑞祥有针对性地指导。针对不同单位科研条件、科研能力、科研经验各不相同的实际，叶瑞祥分别从指导思想、科研理念、理论学习、研究方法、课改实验、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各个方面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促进课题组提高科研水平。 在长期指导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叶瑞祥总结出搞好中小学校教研活动的六条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教研相长，树立“科研兴校”办学理念。 第二，坚持校长领导，把教研作为校长亲抓的 “一把手”工程。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育科研实践统一起来。 第四，坚持结合课程改革，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 第五，坚持依靠广大教师，把教育科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统一起来。 第六，坚持专家引领，把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际工作者统一起来。 四、成员注意群众性 实施课题研究，研究队伍尤为重要，合理科学的人员搭配可以事半功倍。叶瑞祥认为，组织行政领导、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三者结合的研究队伍，可以发挥有权之士、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的作用，优势互补，群策群力。行政领导作为学校的决策者、“火车头”，“科研兴校”的领头羊，首先应该有使命感、责任感，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牢记科研兴校办学理念和策略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课题研究是整个战略的核心，发挥行政的影响带头作用，重视、甚至亲力亲为，组织、指导课题研究工作；专家、学者的理论积累比较深厚，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讲座、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对一线工作者进行指导，使一线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理论提升并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的优势互补，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一线教师是开展课题研究的主力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开展课题实验的优势，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学到先进前沿的教育理论，可以将教育科学研究与新课程改革统一起来，将课题研究落实在学科课堂教学中，落实在日常教研活动中，通过学习有关理论，进行实验，更新教学观念，开阔教学视野，创新教学策略，提高教学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色彩思维表达在绘画语言里就像是个开门机，把持着绘画输出方式的导向，怎样以一种规则的表达方式呈现，就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构与拓展作为支撑点加以表达实施，在整个过程中建构是点，拓展是线，导向是点与面的连接方式，科学研究，规范施教，才能够以放松的思维表达方式进行。 关键词：建构；拓展；色彩思维；导向 一、色彩绘画的表达在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在美术专业的色彩绘画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色彩的认知度上尚处于思想被格式化的状态，由于在高考前个体在不同环境的学习背景不同，对于色彩绘画的认知度也会不同程度的有其倾向的一面，但大同小异，普遍的绘画方式都是以应对考试的模式而产生的，在上大学后，学生在色彩绘画中仍然会秉承惯有的习性与习惯以自己较为熟知的绘画语言方式进行表达，可以之前的老师以不同进行指导，所以在这一时期，学生会以“吃老本”的状态进行绘画，道路不宽，思维越发紧条，随着时间的“催促”，大多部分的学生都会越画越紧，越来越不会表达，其实在这一时期，禁锢的不是手法，而是思维方式，学习以及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思维表达方式的前提了解 之所以在拓展建构色彩表达方式之前来了解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是因为没有一种成功的表达思维方式是受众于所有人的，创造性本身就是个体独立并就有新鲜性的，所以创造、创新在学生学习色彩绘画之前是应该了解的。首先在创造性思维研究之前先了解下其产生的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创造力”的追溯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在社会普遍的认知度上认为英国生理学家高尔顿，在1869年发表的《遗传的天才》的书本内容中，“创造力研究”这一概念的产生是作为某一领域科学的最早文献供给。但也只是作为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受到广泛认识，而在创造力的理论依据中，创造性思维是整套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被运用才会产生其真正的意义，但是真正作为建构研究的时候却是在1945年，韦索默的“结构说”里产生的这一概念，在德国心理学家韦索默的《创造性思维》的专著里， “创造性思维”的概念被确定性的提出，同时也使得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被人们所接纳。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在社会广泛认知的环境中提出“发散性思维”这一系统概念，吉尔福特对于创造力尤其较为深刻的理论论调，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指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指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指智力的产物。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也有其不同的理解程度，1986年，刘奎林的“潜意识推论”在国内提出，刘奎林对于思维科学的理论支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力，论文的“灵感发生论新探”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理论的提出，全文以新姿态在思维创作力方面有所建树。文章对灵感的本质、特征及灵感的诱发等全新词汇做了全面阐释，并以科学的视角加以论证，并取得了较为广泛的效应。在“创造性思维”这一延展性的论调中，若宾的最高级思维模型也是在这一领域加以建构的，美国加州大学，若宾心理学系这一团队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和关系复杂性”的论文。其中对于这一概念的拓展上还反映在客观存在上，其中对于在人类思维对于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规律性所作的反映方面尤其开发性的见解，在社会的认知度对上可理解为是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的联系存在所作出的自然状态的呈现。并通过个体的感官，通过感官产生的思维反应，通过思维反应所产生的下一步意识行动，通过思维行动而促进的自我意识分析，其实都在反应一个问题，那就是思维的活动轨迹，与在文学范畴的阶段性否定又有其相似的地方。 三、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方式的教育 在美术绘画的创作中，思维表达方式的体现透过上述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是经过思维表达方式传达的几个方面的而产生的，在这里引用一部书中荷兰画家梵高的引言，他在讲述在色彩绘画创作中，其产生的自我感悟；“在荷兰的绘画中很少看到理想的色彩效果。……在夕阳的辉映下，这些落叶被染成了深深的棕红色。这种色彩是如此的艳丽，以至你无法想象有哪一种地毯的颜色能与之相比。”在这一阶段中，首先感官带给色彩表达以最直接的反映，“问题是如何能表现出这种神奇的色彩、坚实的土地和巨大的生命力，……我第一次发现黄昏时分竟有如此多彩的光线，画家应在保持夕阳余晖和丰富色彩的同时把握住这些光线。”在感官传达给自我意识后，又一次进行自我意识分析，对于拓展色彩思维导向又提出了其对于思维的再度表达。 美术专业的学生群体在色彩思维表达的拓展上也是如此，找到适合自我意识表达的输出方式是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较为重要第一步，对于表象可以进行“二次加工”，作为建构与拓展色彩思维的表达方式做具有教育意义的尝试，并找到传达媒介，以建构拓展色彩思维表达为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反思与建构当代教育科学研究 [摘 要]人类探求教育与寻求真知的过程漫长而有序，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终随实验心理学的建立逐步迈入教育研究舞台。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新方法、新思想的引入，教育研究方法论随之发生着剧烈变动，这一切都迫使我们探索现代教育研究的本性与根基问题。科学理性在当今中国教育领域依旧显得比较贫乏，我国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之路急需迈向现代化、民族化。 [关键词]教育科学研究；基础；系统科学 一、教育研究概说 （一）人类探索教育的阶段 虽然五大洲的人类早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后辈及族人展开了教育活动，但是通过“研究”（ research）来对教育对象、活动进行确证知识对于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人类来说仍是相当陌生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肇始于实验心理学影响与推动的“儿童研究运动”，人类探索教育的历程主要经过了依据经验、习俗与传统时期，遵循直觉、教条与权威时期， 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时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时期。 （二）教育研究的意义及性质 借助于科学方法，教育研究可以系统地描述并测量实在。它比个人经验、信仰更能有效地作为知识的来源。针对教育研究的意义，决策者们更期望通过教育研究来让教育领域取得大幅度进步并及时扩散其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教育研究为教育实践建立可靠的知识，通过教育研究的结论来为教育决策者制定政策以供参考。教育中的问题较为零散，个别研究只能孤立地收集、积累某些零散的资料，而不能整体上完整地建构教育图景。因此从性质上就注定了教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理论、概念与原理。 二、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 （一）教育研究“基础”的特性 教育研究的基础具有根本性，“基础”乃建构学问之本。但很少有人关注教育研究的“基础”问题：一方面由于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强调一切有价值的学问都是符合科学的，故教育的科学学问一开始就受制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至今仍处于混沌状态，并无统一的核心问题研究，理论的纷繁复杂及功利趋向导致不少研究者忙着开辟新领域。 （二）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二元对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教育研究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研究基础的探索，不应回避其交锋的问题及见解，而是更应该要去了解其争论的焦点。 在本体论意义上有两种相异的观点：人文主义者强调教育规律具有客观性且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应对教育科学持狭隘观点，教育过程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与规律， 从认识论意义的角度，同样存在两种相反的说法：教育科学是对教育价值进行判断的学科，因而具有“价值性”；教育科学是关于教育事实问题的科学，因此具有“价值中立”的判断。[2]教育研究界也存在着“价值”与“事实”之争，它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教育科学的独特认识逻辑。科学主义者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应该是中立性的，它排斥人们的主观态度。 （三）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虽然针对教育研究的基础论点不同，但它们都认可教育研究是有基础的。在界定教育研究基础前，有必要探讨现代教育研究基础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1.教育研究是否能构成独立、统一的基础 “独立”并不代表孤立，“统一”也非单一。教育世界探寻的共同对象基础是教育中的“事实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应该是相互存在，彼此交融的，其所构成的世界应该是可以描述教育事实并可阐发意义、价值的。“层次论”哲学观点，现代教育研究应该要摒弃“二元对立”的观点，视教育为多层面的、非均质的经验、概念与实践。 2.现代教育研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长期以来，学者们惯于将“学科”作为教研的基础，但是这也导致了许多混乱的发生。本来人们想通过多学科的参与来对教育事实、现象做出深刻、明晰的理解，但是由于不同学科间森严的壁垒导致人们无法针对同一话题做出集中性探讨。教育研究的第一基础是教育研究自身，研究问题应从实践中得，研究结果也终要回到实践中去。即研究的结晶通过思想来阐发，而思想又孕育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第二基础是观念和方法，观念和方法一方面离不开每个学科，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跨学科性。以它们为教育研究的基础体现了教育的完整性。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应该表述为“实践一观念一方法”。 3.教育研究在当代条件下形成独立基础的时代必然性因素 首先是学校教育实践新格局的产生，学校由社会的附庸转变为社会上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地和传播者；其次是非学校化教育力量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突破了学校樊篱，传统时间观的教育由阶段论变成了完整过程论；再次，现代教育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和机制。今天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故教育研究不可能始终处于“边陲地位”，教育研是教育实践的准备。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对教育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影响 （一）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研究领域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指的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及系统科学，包括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学科。人类的认识水平始终是与科技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按组织性和复杂性的分类标准来看，人类科学要研究的主要是四类领域：系统科学、混沌科学、概论系统和自然科学。 （二）现代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的方法论革命 现代复杂性系统可以从多层次上进行研究，这儿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科学方法论的革命。系统论主张打破人们普遍接受的框架，要求科学思维的转向。该革命的性质是用整体论的模式代替原子论的分析思维模式，但是这种代替非全盘否定，而是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 （三）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思想融入教育科学方法论 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群，对教育科学方法论变革产生了促进性影响： 1.系统思维与教育科学思维的革命 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思维发展史。随着原子论分析思维模式在各科学领域的溃败，科学注意的中心开始转向严谨精细的整体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思维。系统思维对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教育科学开始从针对个别对象性思维向对象系统思维转向；教育科学思维领域开始生成了系统整体思维、全方位立体思维、系统综合思维和开放式思维。 2.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应用 系统科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次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贝塔朗菲及众多系统论学者均赞同系统功能原理：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活动从内在本性上来说均是系统，故该系统完全可以根据系统方法原理的精髓，在其进行系统优化的时候呈现“整体大于部分”的状态。教育科学与教育实践的功能可分为“元功能”、“加功能”和“构功能”三个层次。其中“构功能”，即各部分按有序组合构成系统时所展示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追求的是构功能，实现系统质。 四、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一）教育研究中的形式与本质之争 形式与本质的矛盾乃是由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挑起，它贯穿了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所有科学领域，故教育研究领域亦不能幸免。20世纪初以桑代克、博比特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教育问题，倡导用“精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搜集到的教育研究问题，鼓励教育研究者养成归纳研究习惯和形成统计逻辑学的思维；然而，20世纪集大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靠“流行的哲学方法”取得，如以进步主义、结构主义、要素主义等为例。 （二）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 教育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故教育研究方法论摆脱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英美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欧洲大陆盛行的“人文主义”。[3]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倡导将经验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人文主义认为其与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试图说明而后者则是理解，它反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一元论，主张社会历史科学更适宜于用“个别的方法”（理解、移情或直觉的概念与实践）来研究个别东西。 （三）人文性角度看待教育研究方法论 当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内在地与教育活动本体论及教育实践方法论放在一起时，强大的人文精神就会体现出把握与改造教育的能力。教育研究方法论非纯粹的、客观上求“是”的问题，同时它也强调“价值”。科学研究要从“二元对立”走向“融会贯通”，应从综合层面看待完整的教育图景。在思维方式层面，我们要用“双面神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针对教育研究方法论，我们应趋向于“多元论”：科学必具有社会性，应用研究的结果评价标准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其必然受到社会利益的左右；教育研究亦存在劳动分工的性质，理性的意蕴必然也是多元的；教育研究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家、科学家共同体动机的影响而处于竞争状态。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文: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 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无锡市作为全国和全省教育先行发达地区，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任。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关键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就需要扎实推进教育科学研究，优先服务学校内涵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教育需要科学理论为指导，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教育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支持。作为推动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市教育科学研究应着眼全市教育现状，紧跟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紧跟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通过教育科学研究的机制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教育规划改革为动力，为无锡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学术立院、人才强院、文化兴院。所谓学术立院，即学场要有书卷气、要有学术味，教科研员要专注于学科和科研工作的顶层设计，引领学科和科研的不断发展，促进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要关注宏观研究、注重中观研究、侧重并精于微观研究，瞄准重大问题、聚焦现实问题、突破急难问题。把研究作为第一属性，并实现由执行教育政策走向丰富地方课程、由关注学科教学走向关注课程发展、由实施“以考代管”走向重视质量监测的转变。指导校本课程开设、校本教研开展、校本师训开发等，以课题带动、培训研修、基地联动、名师助推等策略，丰富教师职业底色、增强教师专业底气。服务学校和教师，引领和促进他们努力打造美妙的新课堂、有效的大课堂、令学生终身难忘的活课堂。 所谓人才强院，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内培外引、用培结合、专兼共融等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有效机制，努力造就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政策、了解实际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形成品德高尚、业务精湛、乐于奉献、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人才队伍。教科研员要做到既有硬本领：教书教得好、研究研得深、规律抓得准；又要有软功夫：带领好队伍、组织好活动、协调好关系。要不停地阅读和思考，追问课程与课堂的问题、学术与学科的问题、教育与教学的难题，尝试用专业的眼光与学术的眼界审视教育教学及其管理现象。 所谓文化兴院，即传承教科研优秀文化，又以理性智慧和感性力量审视教科研工作的使命所在，努力寻找并回归教科研的逻辑起点。以环境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制度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营造事业发展与个人进步同步推进、教育科研质量提升与精神世界丰富并重并进、个体的主动性与集体的创造性竞相迸发、学术个性化倾向与教科院集体关怀共生共长的生动局面。提升教科研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目标管理不是外在强迫而是内在驱动，制度执行不是刚性管制而是文化自觉，特色彰显不只是个性张扬还有有序规则。从而真正实现教科研价值取向由驭人之术到成人之道的转变，决策方式由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的转变，组织架构由各自为政到和谐融通的转变，制度设计由上规下循到变中求序的转变。 二、尝试顶层设计 教育科研部门要充分发挥“教育行政参谋部、课程改革研究部、校本教研指导部”的职能，把思维的触角伸及教育改革的深水区、课程改革的制高点、教学改革的核心区，举理念先行之旗、务创新先行之实、践素质先行之行，提升区域内课程发展的研究力、课堂改革的指导力，提升区域外教育科研的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要加强课程规划与建设，尤其是要以学校需求为基本导向，以教师团队为主体力量，以课堂教学研究为中心环节，尝试全市教育科研的顶层设计，积极探索和构建“教学、实验、研究、培训”四位一体、有机融合的教科研新模式和新格局。在教学和实验方面，依托省重点课题建立学科研究课题群，覆盖全市布点实验学校承担子课题，开展“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推进有效教与学”和“主动参与式课堂有效学与教”等大规模实验，促进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研究方面，积极探索课题建设的新机制和新途径，重点实施“学校文化促生、教师专业促进、科研共同体促动”三项工程，推进“精品课题”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在省内乃至全国有专业影响力的品牌课题，并培植区域性重大课题或项目，集中精力攻关，从而全面开花、重点结果、争先进位。在培训方面，构建“校本培训、教研培训、集中培训、自主培训、合作培训”有机结合的培训方式，形成教研学互为一体、相互支持的培训体系，特别是注重培训重心的下移，把课改实验的研究场和工作场下移到学校，以及每一个教师的每一节课之中，突出校本教研，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以教师为研究主体，通过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研究，既解决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各个学校、每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面对的个性化实际问题，又概括、提升、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 三、扭住中心工作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发展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保障。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和建立“基于教师、通过教师、为了教师”的学习和教科研共同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名师名家的引领辐射作用，切实做好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工作，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梯级晋升发展规划。全面关注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以教研组为载体，以项目研究为纽带，以同伴互助为主要形式，通过专业引领、行动跟进和实践反思，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科研部门和教科研员，就是要引领和促进学校、教师确立并践行质量立校、管理强校、科研兴校的意识和行为。校长要经营好每一所学校，有了教育思想，才有办学立场；有了教育理想，才有办学追求；有了教育情怀，才有无私奉献；教育思想、教育理想、教育情怀从何而来？课程立场、课堂立意、行走方式从何而来？要靠校长实践体悟、再实践再体悟，还要靠教科研部门的同志与他们碰撞、帮助凝炼，特别要在学校规划、教学管理、学生工作、教师群体的专业生活方式、校内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这些都是一所学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校长有思想、教师有风格、学生有特长、学校有特色的局面。班主任要带好每一个班级，因为班级是实施教育教学管理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单位，所以班主任要千方百计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之家和成长乐园。学科组长要建设好每一个学科组，校本教研、集体备课要做到有主题、有目标、有方法、有积淀，克服闲聊多、跑题多甚至是牢骚多的现象。集体备课既要有典型例题的统一性，又要有差异教学的选择性，还要有通性通法的训练与指导。力求提高学科活动的研究含量，强调在集体备课基础上的个人二次备课。任课教师要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天职，积极思考并努力践行有爱心的教育、有温度的德育、有根基的教学，即爱生如子、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生认知规律，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审智”、行为规范的“审理”与情感维度的“审美”的并行并重并进。尤其要上好每一节课，因为优质的家常课、常态课才是学生们能享受到的优质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示范课”、“公开课”。要通过集体备课与个人创意，诊断学与教存在的问题，改善学与教行为。还要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积极开展“以学定教”项目的研究与实验，促进教学思维和课堂形态的转型。名特优教师要培植好每一个工作室，以研究项目凝聚群体智慧，彰显研究的价值，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努力促使其业务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通过开展学习交流活动、论坛活动、课例研讨、课题研究等，使工作室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学术团队，形成优秀教师学习、合作、研究、生成的新机制。把工作室建成教师交流思想、反思问题、合作研究和创生智慧的中心，充分发挥其骨干教师孵化器、青年教师成长加速器的功能。 要在科学认识质量的基础上，实施质量监控与强化过程管理。当前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公平和提升质量。作为区域教育的研究、指导部门，我们理应有自己的质量立场与评估主张。为此，我们应在严格遵守“五严”规定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抽测，不断增强教育质量检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尽快建立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对教育教学质量现状和教育发展趋势作出科学评价和预测。特别是改革课堂观察与评价，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位学生，变被动学习、盲目学习、浅表学习为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努力提高命题质量，加强对考试的分析，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深度分析，分项给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形成区域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并作为完善教育政策措施、加强教育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考，指导学校科学运用评价结果，改进教育教学及其管理。 过程管理是增强教育教学内涵的重要保障。我们提倡的学校过程管理是坚持课程立场、强化课程意识，丰富课程体系、优化常规管理，是制度的刚性管理、精致的无缝管理、文化的无痕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小学教学管理应重点围绕学校教学的核心过程组织开展工作，注重规范学科组建设，完善集体备课、听课、评课制度，加强对校本研修的指导，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开课教学实践和研讨活动促进广大教师积累经验，提升常态课的教学水平。 立德树人是教育永恒的课题，质量立校是教育不变的命题，转型发展是当下教育的难题，做课题、解命题、破难题，都要基于教科研先行。教科研员要专注学习专注阅读，这样才能丰富内涵；要扎根专业扎进课堂，这样才能学术精进；要抬头看路又埋头实干，这样才能择高而立又贴地而行。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关于高职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教学创新研究 论文摘要：高职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瞄准能力培养，改革传统教学，并创设有利于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学；创新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善用已有理论解决幼儿教育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人才。该专业学生缺乏学前教育研究的亲身经历。传统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偏重于传授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实践证明，如果教育者树立科学的高职教育观念，引导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理论运用于实际，改变并创设有利于学生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热情、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 以课题研究样例为参照，丰富学生科研直接经验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和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两大部分。无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都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学前教育研究经验。然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经验。为了增强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直观感知，教师应结合学期备课为学生安排一些典型的学前教育研究样例。这些样例包括学前教育研究实施方案、学前教育研究报告等，还可以包括一些近年来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综合性案例。 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结合备课设计使用有机搭配的三类样例，能够为学生提供非常生动、具体的学前教育研究情境。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边讲理论知识，边引导学生阅读样例，不仅能够直接充实学生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而且还能间接培养学生关注学前教育改革状况，追求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现并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良好习惯。 由于样例是一个研究设计或研究实施的整体，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中，实施样例教学的效果远优于教师的举例。只有在样例中，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研究课题名称，什么是研究设计，什么是研究类型，什么是研究方法。 目前，许多教材也注重样例介绍，但教材上的样例始终需要授课教师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化远为近，量学取材，灵活运用。为了提高样例的参照性，建议教师为学生布置样例时，针对每一章的内容，应至少安排两个不同类型方法运用的样例。每一样例都应完整体现该研究实施的整个过程。在教学初期，全班应使用统一的样例，待学生基本入门后可引导学生自己检索样例。 以随堂探究设计为主线，培养学生科研技能技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科学的学前教育行为能力的养成。将《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关技能、技巧有目的、有计划地分散到每一堂课，加强教学的计划性、针对性以及实践性，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必然选择。 如结合学前教育研究理论介绍，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较为规范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名称，然后让学生根据已经学过的学前教育理论及经验，自行选择一个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并准备课题论证；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教师为学生提示适合其学习参考的学前教育文献及其检索途径、方法，并安排学生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文献检索，完成书目登录、摘要、文献综述等检索工作；结合观察研究、调查研究等理论的学习，教师督促学生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查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的方法，并进一步展开课题论证等等。选择并论证课题活动可以贯穿整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有些学生选择的课题可以成为他们毕业论文的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随堂探究设计的机会很多，只要教师结合教学进程，紧盯学生学前教育科研技能技巧养成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样的练习触手可得。如“观察研究”章节中有许多观察记录表，教师从探究设计的角度，让学生完成填写并进行分析，空表格就会变成活教材，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设计，教学效果明显不同。 学生随堂探究设计学习，每一个环节持续1～2周，有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随堂任务，有的学生可能难以完成。如有的学生能够检索到相关文献，有的学生检索不到文献。检索到文献的学生可以考虑课题论证，检索不到文献的学生除了进一步检索文献外，就要求从选题的价值原则重新审查课题，以确定是进一步检索，还是重新选择课题。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起点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一方面，授课教师容易忽视或拔高学生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高职生图书资料的检索使用意识和能力也不同于本科生，目前学生随堂探究设计这一学习方式被许多授课教师所忽视，直接导致《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显得枯燥。 以课外文献检索为动力，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 科学的学前教育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在心理学、教育学、实验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只有与学前教育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密切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门具有实践基础的学科，才有可能真正促使学生教育科研能力和素质形成与提高。因此，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眼光考察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些事实或现象，特别是一些教育家的学前教育实践；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方法分析评价周围幼儿园管理及其教育教学的实施；还可以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立场审视当前学前教育改革的动态与举措。 本研究所指的文献检索可以分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两部分。《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可以丰富学生本学科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和准确把握，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科研的兴趣爱好。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笔者把它叫做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这种检索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但若从学前教育科研与学前教育实践的联系出发来考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环节，更不应把它看成负担。只有学科的文献检索，而没有专业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肤浅与枯燥的状态；只有专业的文献检索，而没有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又会处于盲目与混沌状态之中。拓展学生视野的文献检索是学前教育科研的肥沃土壤，《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是田间精耕细作，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学生既掌握够用的基础知识，又能形成发展保育教育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 要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经常引导学生从研究的角度回顾学前教育史、心理学、教育学中的“儿童事件” 、“幼儿故事” ；（2）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学前教育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以及三次文献等，并加以交流；（3）结合观察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使用不同观察记录方法的文献，体会各种记录成果如何成为研究的素材；（4）结合实验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现当代学前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与当前国家学前教育管理与改革的法律法规，等等。 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有利于学生从更广阔的领域选择课题，选择更典型的课题。这种文献检索贵在教师根据所授理论，或从理论延伸、或从方法使用、或从事业创新的视域为学生提供信息源，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益，保持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浓厚兴趣。 以尊重幼儿为目标，陶冶学生的情操 学前儿童的身高在90～110厘米左右，体重在13～18公斤左右，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是“小孩儿”。而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他们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性正在形成中的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并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让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判断眼前儿童（个人或集体）身心发展水平及其表现，针对眼前儿童发展愿景，实施教育并评估教育效果。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更需要学生具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学前儿童，尊重学前儿童的道德情操。 应该说，陶冶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贯穿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但由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本身的特殊性，其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情感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对教材中列举的许多样例进行具体探究操作，而且应有意识地对师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幼儿保育、教育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这些活动可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保证幼儿“跳一跳，摘桃子”地发展，帮助幼儿、幼儿教师及家长矫正幼儿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促进发展或问题解决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课题、制定方案、搜集资料、撰写报告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而且能加深对幼儿教育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加深对幼儿的热爱与尊重。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深则爱之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有意引导学生接近幼儿，选择学前教育保育、教育中的问题加以研究解决，能够直接促进学生专业理想的形成与专业素质的提高。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要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要做到：（1）授课教师应坚持经常深入学生，做到师生经验共享；（2）重视实训教学，确保实训教学的开出率；（3）教会学生关注幼儿、亲近幼儿，学会与幼儿一起游戏；（4）对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强化训练、小单元训练、提前训练、提前应用。 总之，高职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样例、探究设计、文献检索以及尊重幼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形势下的高职教学理应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转变教学观念，深化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以新的课程方式促进学生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试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 【论文摘要】民族振兴依靠教育,教育振兴依靠教师,教师技能提高依靠教学实践和研究,而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都离不开教育科研方法的指导和引导。本文试就中小及教师的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进行探讨,以便同仁借鉴。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 什么是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是以教育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简单地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够在工作中发现教育上的问题,并能运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去求得科学的结论,去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种活动就称之为教育科研。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目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中小学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探索新形势下新的、未知的教育规律,以便发现中小学教育过程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今后中小学教育的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总是前进的、发展的.我们的教育工作,它必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指导教育运行的规律也必然在丰富、在完善、在发展.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只有联系本职工作认真地、不断地探索,才能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社会劳动者。因此,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对于深化教改,切实搞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中的思想、体制、结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中的已经过时或落后了的东西。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回答,提出有效的措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这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科学理念依据的源泉,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的动力.进行教育科研,每一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因此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主人翁作用,为推进素质教育,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2．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我们知道,学校的每一门学科,都涉及到教育科学的理论;每一门学科的教学,都需要教育科学理论去指导.教育是一门艺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地进行教 改实验,勇于创新,用取得的成果解决教学中的新问题;对学期或学年度所实验的课题或项目应进行书面总结,找出差距,继续研究.这样边研究,边实践,自编自导自演,既可以优化“教”,也可以优化“学”，既经济快捷,又方便实惠.所以说,教育科研的成果,一旦被广大教师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力量.目前许多学校都总结提出了“抓科普、促科研,以科研带教研”等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辽宁盘锦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学校科研组织和科研活动的建设.他们不仅把科研成果通过报刊杂志进行宣传报道,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把经验丰富的教师派出去巡回讲学、作报告.这样做正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研理论,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数十年长期坚持，因而成为全国一流中学.该校的科研带头人魏书生,也逐步锻炼成为教育实验改革的专家,全国知名。 3．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素质的需要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科技.科技的发展要靠教育.而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也就是说,教师的素质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水平。从古今中外教育史的发展看,那些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经过教育科研---长期不断的教育实践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等教育教学的理论,并终身为之实践,因而成为历代尊崇的教育思想家.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他在数十年教书育人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创立的.我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也是在他十多年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边实验、边总结、边研究,才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概言之,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与教育教学工作实际紧密联系的教育科研活动,经过选择课题,定向研究,不断总结积累,不仅可使“教”有特色,逐步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可以说,教育科研活动正是造就教育家,造就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本途经;也是提高广大中小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 4．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需要 科学的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而教育科研,正是使大量丰富的教育实践(包括教育教学的经验总结和教育科学实验)上升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得不到发展、完善和提高,怎么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呢!只有广泛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才能有效地指导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顺利实施,确保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目标的实现. 那么,怎样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呢?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努力转变观念,树立参与意识,扩大科研组织,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积极性。通过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专门机构的建设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科学研究,以推动教改的深化和素质教育的落实。各学校也可借此开展结合本校实际的科学研究,以促进本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完善和提高.具体方法可采用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总结法等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活动于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之中,具有进行教育科研最有利的条件。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立足本职,立足自身实际,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注意挖掘和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联系有关科学理论,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积极撰写科研论文,逐步提高科研能力,努力使自己退出“教书匠”行列,逐步锻炼跨入到“科研型”甚至“学者型”教师的行列。因为,教师在科研道路上的钻研精神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有力因素；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他较高的自身素质和科研水平上的。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争创佳绩。切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万木苦争春,何患未成林”。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实践出真知,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摘要：分析了当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所选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此教材不太适合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选择上侧重方法学习，与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二是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讲解，实践能力突出不够，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本着突出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基于课题工作程序，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编写的新理念及新结构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五年制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新理念；新设想 教材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蓝本。它以学生的经验为出发点，按照有关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组织而成。虽然，当下比较强调对教材的超越，但是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地位依旧不可抹杀。尤其对于高职院校师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决定了教与学的内容，更影响了教与学的方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来看，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畏惧心理。此种心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教材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新教材”编写的意义 （一）“新教材”编写是幼儿园工作的现实需求 “新教材”是指根据提出的新思路新结构所编写的教材，其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区别于当前所使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近几年，为数不少的优质幼儿园，将“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作为新教师招聘的条件之一。这说明幼儿园已经意识到了科研在培植园本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幼儿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具有了思考的自觉性，就能主动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较好的理性思索与反省，并能做出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些新的策略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也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理念和素养，促进了自身的专业发展。而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在幼儿教育一线的教师科研能力明显不足。对教育科研必要性的调查显示,“在湖南省10个地(市)30所幼儿园的270位幼儿教师中,有25.7%的幼儿教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有31.9%的人觉得比较必要,有48.2%的人选择了考核、评职或完成工作。”[1]由此可见，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素养与能力刻不容缓。而职前培养是提升幼儿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幼师的高职院校是重要场所。因此，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改革“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 （二）现有教材不适应五年制学生学情是新教材编写的缘起 笔者以“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为关键词，搜集到专门讲述“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主要是自考、高职和大中专教材，获得有效样本8本（见表1）。翻阅表中的教材，除杨世诚、王向东主编的教材结构略有不同外，其余教材在内容选择上大体一致，主要以各种研究方法为主（见图1）；内容组织上用章节形式将各部分内容讲述得非常完备，侧重理论知识。目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选用的教材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2]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立足学生学情审视此类教材，认为现行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存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1）现行教材内容选择上比较传统，侧重各类研究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科研工作过程联系还不够紧密；（2）现行教材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注重理论知识的严密体系和完整呈现，实践环节内容还不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着“这门课程太难了，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课程学习难度明显高于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基础。 二、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一）内容体系上，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 教材在选择各项目时，首先，依照课题科研工作开展的流程进行编排，以课题选择、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为主线；其次，根据研究开展的过程安排科研方法的项目内容，在科研方法的选择上，不求囊括所有方法，只选取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主要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等。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以主要研究方法为补充，旨在让学生学完课程后能完整认识到课题研究的过程，工作后一旦接触到课题研究工作能比较容易上手，能较好掌握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方法。 （二）内容选取与编排上，以“一减两增”为基调 所谓“一减两增”即减少理论难度，增加实践操作，增加幼儿园实际科研工作实例。首先，每个项目的内容都选取最精要的核心理论知识，不强求理论知识的全面和系统，这样，在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了最核心的知识内容。此外，为尽可能避免理论知识的减少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内容编排上可适当增加“知识拓展、案例分析、即学即思、知识链接”等内容作为补充，以帮助学生丰富和深化对核心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在减少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增加实践操作和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一个项目内容中，可以根据理论知识分解成3~4个任务，为强化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必须增加实践训练。因此，要根据理论知识的内容，设置适宜的实训内容。比如，在课题选择与论证的项目内容中，可在每个任务内容后面设置1~2个实训环节（见表2）。与此同时，在理论知识部分，为增强与实际工作的紧密度，强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根据内容选取一些贴近实际，易于理解的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对理论知识起到一定的注解作用。 （三）学习方式上，以团队合作学习为原则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一门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课程。它要求学生不仅通过学习掌握理论知识，更要能运用理论知识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如在学习中学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理论知识，但不能学以致用，显然无法达成课程学习目标，也无法实现培养“具备初步科研能力”幼儿教师的目标。因此，在教与学中，要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要突出学生的实训环节，让学生开展初步的科研实践。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本课程的学习难度无疑比较大。教学中既要达成学以致用的目标，又要能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这就必须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进行改革。因此，立足教学实践，我们提出采用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化解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益。建议教学中组建8～10人规模的学习团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各教学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协作完成各项目任务，提高科研意识和能力。本课程中的团队合作学习要注意如下五个问题：（1）合作团队组员应基本保持不变，使团队组员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2）合作时间应持续整个课程学习，便于任务分配的连续性和均衡性；（3）合作内容贯穿课题工作过程；（4）每一项任务的合作分工体现总—分—总的格局，既能确保团队成员对合作任务的整体把握，也能更好化解合作任务的难度，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5）合作中教师要进行有效指导，关注团队实践完成情况，确保合作任务的顺利推进。[3]比如：在文献综述撰写的实训环节中，团队的合作任务与要求包括团队商讨综述报告的写作提纲，分配任务；各组撰写分配的综述内容；汇总并集体商讨修改。 三、教材编写结构的新设想 （一）教材模块构成 教材模块构成可简单概括为“三步四法两补充”（见图2）。“三步”即课题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主要体现了课题研究的工作流程；“四法”即幼儿园科研中常用的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和作品分析法，选取幼儿园科研工作最常用的几种方法；“两补充”即选题论证和研究论文撰写，选题论证是课题研究很重要的起始环节，而论文撰写也是除课题研究外，幼儿教师经常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补充两个内容，能使学生学到更加实用的知识。 （二）项目内部组成 基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教材编写要充分体现理实一体化的理念。就其中某一项目而言，第一级构成主要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任务分解和作品展示。其中学习目标、学习任务这两个部分均已较简要的语言提炼出具体目标和任务，使学生对本项目学习目标和要求有很明确的认识；任务分解栏目是主体，下分几个任务，每个任务的内容均有理论知识的认知和实训操练构成；作品展示是将学生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一是对学生优秀作品的认可，二是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本项目内容（见图3）。综上所述，教材编写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岗位需求，综合考虑学生特点，遵循学科内在逻辑。唯此，教材才能更好服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作者：马华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策略与方法 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必须立足本区实际，明确区域推进的思路，探索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最终形成区域教育科研推进的西湖范式。这是我们的追求。 一、依托课题研究，引领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 1.区域龙头课题引领发展方向 西湖区教育行政领导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研先导的理念，围绕区域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区域龙头课题并亲自组织课题研究。2011年以来，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牵头的课题就包括“内驱外引：区域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策略研究”“构建孩子想象的现代学校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这三项课题的成果均荣获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并出版了2部专著。这些课题不仅提升了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区内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表率作用。 2.组织开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立足区域实际，在调研中提炼研讨主题，共同解决学校发展难题。以钱局长主持的省重点课题“传承・共融・创新：区域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和黄志元副局长主持的省规划课题“促进区域高位均衡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为载体，分别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如，“一校一品：学校特色建设经验交流”“合作组有效学习的策略与评价”“特色课程建设”“美丽学校建设研讨”等，这些研讨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课题研究，有利于西湖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3.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出调研报告。2013年，_展了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2014年，开展了西湖区中小学课改实验学校的现状调研；2015年，组织开展西湖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现状调研。实践证明，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建议，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同时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4.积极培育学校核心课题 要求校长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段内，除了要自己承担1个课题研究外，还要推广1个课题成果，开发1个新课题。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广的课题要有适切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开发的课题要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校本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项目、省市级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子课题研究任务。 二、创新科研实践，开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教科研活动 1.组织开展学术节活动 西湖区教育系统学术节围绕“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共同发展”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第三届学术节也已进入尾声。每一届学术节都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精彩的课堂展示、名师论坛、优秀成果推介活动等。学术节由开幕式和主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开幕式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和北京市翠微小学许培军校长分别作了关于课程改革的主题报告。主题活动，包括“课程改革研讨活动”“课改课堂节展示活动”“创建新优质学校研讨活动”“优秀科研成果推介活动”等。 2.开展教育科研大讲堂活动 近两年，西湖区分别在翠苑中学、竞舟小学、求是教育集团等学校组织了十余次科研大讲堂活动。科研大讲堂活动形式多样，有课堂展示、圆桌论坛、观点报告、专家讲座等。科研大讲堂在规范学校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科研均衡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组建同类课题研究群 对正在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统计，把研究领域相近的课题整合成课题群，如，课程建设、美丽学校、智慧教育等课题研究群。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指导活动。 三、优化科研管理，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1.研制“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 近两年，我区逐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论文）评审机制。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审委员会，同时，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个评审专项组；按学科类别，分别建立初评委与复评委专家信息库；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论文（成果）立项课题的评审标准；成果（论文）评审工作“背靠背”，同一类别初评、复评和同一组杜绝同校专家，防止个人学术权力蔓延；区教师进修学校与中国知网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我区第28届教育教学论文拟获奖名单（一、二等奖）进行了，有效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净化了学术风气。 2.开展“条块结合”课题申报 “条”上集合广大教师的智慧，各中心、各部门、各学科，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提供课题研究申报目录；“块”上我们以区域重点课题为基础，延伸出了众多的子课题，同时列出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供教师研究。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提高立项课题的方案质量。 3.进行“线上线下”成果推介 一是分学科分类整理获奖科研成果的电子稿，并及时上传至网络FTP上，方便全区中小学教师学习，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享；二是区域层面综合推广、分学科、分类推广；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各学科整合、校内外结合、共同体融合、地区间联合等。 4.创建“量性结合”的科研评价 创建并完善了《西湖区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指标》。西湖区教育科研评价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分自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我们既评价科研业绩，立项率、参与率、结题率、获奖率；又评价科研态度、科研过程，分别从领导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科研机构的健全程度、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科研成果的推广情况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四、加强科研指导，提升区域教育科研服务质量与水平 1.加强各级课题申报立项指导 一是制定课题申报目录。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分门别类的制定课题申报目录。二是跟踪指导省市规划课题的申报。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在区级立项初选的基础上，与课题负责人沟通，按照申报要求，从技术层面对各级课题申报方案进行逐一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课题方案的质量。 2.加强课题过程化指导 一是开展立项课题负责人培训。以“培训研究人员、规范研究过程、交流研究经验、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通过教科专家引领、“本土”专家观点报告、优秀成果推介、分段研讨交流等方式，提升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二是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题研究。定期到基层学校对各级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加强课题的过程化指导。三是实施课题记载手册管理制度。申请结题的立项课题，记载手册必须接受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检查，通过后方可结题。四是开展“点面结合”中期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省市规划课题与区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期监测。 3.重视对课题成果提炼的指导 一是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导工作。二是实行定人、定时、定向的帮扶原则，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尤其是对部分未在区获奖的课题成果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可以是网上交流，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有时还要深入到一些薄弱学校进行专项指导。三是定期开展省、市规划课题结题成果集中交流活动，邀请省市级科研专家对课题研究进行过程指导。 4.强化对科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 我们非常重视科研主任会议，不仅有工作上的布置，业务上的指导，还会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穿插一些专题性的小讲座。如，10月份举行专题论文评比；9月初的科研室主任会议上穿插讲“教育教学论文的撰写”；3月进行科研成果评比和课题立项，会上穿插讲“课题申报与报告撰写”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区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教师观念的转变，从对科研的畏惧到主动参与科研；科研内容的转变，从单一的课题研究到以普及科研知识方法为主的培训活动，以强化过程管理为主的中期交流活动，以展示成果为主的展示活动，以成果为主的推广活动；活动形式的转变，有交流观摩、现场研讨、网上论坛、科研导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专业引领、全员参与、校本特色”的教育科研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项教育科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明确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后，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研究方法是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它是完成教育科学研究任务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和效果。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本文仅对实验法、叙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作介绍。 一、教育实验法 1. 什么是实验法。 实验法是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揭示教育活动规律或某些教育内容、方法的有效性的综合性研究活动。 2.教育实验的特点。 教育实验是“人与人的对话”，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尤其是教育行为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且教育外部环境对教育活动的干扰也极难控制，因而很难达到自然科学实验所要求的精确度。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实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封闭式”的实验。所以实验法既要遵循自然科学实验的一般规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科学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 3.教育实验法的实施。 教育实验法的实施要经过以下六个过程：确定研究课题、提出实验假说、设计实验方案、控制实验变量、评价实验效度、形成实验报告。（第一个过程前面的文章已经论及，下面仅论述后五个过程） （1）提出实验假说。教育实验假说所假定的是关于某类教育行为在某些人为控制的条件下，与某类道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实验假说的特点是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实验结果作“假定有效性的描述”。例如，我区承担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子课题“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实践模式研究”（以下简称“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提出的实验假设是：“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可以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即，通过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在实验中的实施，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的发展，培养一支反思型、研究型、策略型、智慧型班主任队伍。“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设计实验方案。教育实验方案一般包括实验总体方案、实验工作执行计划和评价方案。实验总体方案是对整个实验工作的整体规划，也是实验工作计划和评价方案制定的依据。实验总体方案包括以下内容：课题提出，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实验工具的选择，变量控制，实施步骤，保障机制，预期效果。实验工作执行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步骤及阶段要求，组织保证。评价方案是对本次课题研究效果的评估。评价方案的内容应紧紧围绕实验目标、实验内容制定，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师教育水平，学校教育工作的效果等。 （3）控制实验变量。教育实验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因变量和无关变量。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的，呈献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是在自变量作用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无关变量是除自变量以外的一切可能影响因变量，而对实验有干扰作用的因素。例如，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由区课题指导组提出的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和《河西区中小学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手册》就是自变量。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水平，包括班主任专业思想、班主任专业技能、班主任知识等，就是因变量。学校整体的工作氛围等因素就是无关变量。 （4）评价实验效度。实验效度的评价应从实验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教育实验评价实验的内在效度的方法是采用前测后测数据对比的评价法，证明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自变量刺激的结果。评价外在效度的方法，教育实验主要运用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进行重复性实验，将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证明实验的可行性，可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有助于完善实验方案，增进实验效益。 （5）撰写实验报告。撰写实验报告是教育实验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实验报告体现着课题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因此要重视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题目、实验基本情况、变量分析、结果与分析、实验展望。 二、教育叙事研究法 1. 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以叙事的方式开展的教育研究。它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2.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1）教师可以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同时教育叙事研究也为教师真正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平台，教师成为真正的研究者，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 （2）教育叙事研究的对象就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3）教育叙事研究的内容宽泛，有学者认为教师的教育活动范围有多宽，叙事研究的领域就有多广，教师的工作有多少种类，其叙事研究的主题就有多少种类型。 （4）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易于教师掌握。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自己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并以叙述、讲故事的方式将其表达。 3.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 有学者把叙事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现场”，第二个阶段是从“现场”到“现场文本”，第三个阶段是从“现场文本”到“研究文本”。 笔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一般要经历五个阶段：明确叙事研究对象（课题），制定叙事研究计划，置身叙事研究现场，积累叙事资料，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对第一、第二阶段不再赘述，重点对后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置身叙事研究现场阶段。研究者要对所要叙事研究的人或事件亲身经历、体验，将自己置身在研究对象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接触，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来掌握研究对象的比较全面的、真实的研究信息，并通过这些真实的信息探寻到研究对象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 积累叙事资料阶段。此阶段要对叙事现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及时地记录总结，储备研究资料。记录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访谈、日记、书信、谈话、现场笔记和来自现场的其他故事、口述史、照片、回忆录、自传和传记的撰写、文献分析等。 撰写叙事研究报告阶段。撰写叙事研究报告是叙事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叙事研究报告是主要运用记叙、议论、说明的方法，发掘或揭示叙事故事里面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 叙事研究报告中既要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又要有基于事实的深刻分析;既力图创设出一种真实情境，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要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情境中去透析叙事中各种人物或事件的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育事实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增强教育研究实效，因此，在教育科研中提倡运用该方法。 三、教育行动研究法 1.什么是教育行动研究法？ 教育行动研究是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以研究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对行动进行研究，以研究促进行动”为基本方法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法。 2.教育行动研究的特点。 （1）行动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干部、教师也是教育科研的主体，从事行动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的人员就是学校的实际工作人员。 （2）研究的课题是实际教育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行动研究的环境是自然状况下的学校教育环境，是真实的动态工作环境。 （4）教育行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实际问题，改进实际工作，提高行动质量。 （5）行动研究的价值评估重在研究的实际效果上，突出了教育科研的实效性。 3.教育行动研究的实施。 教育行动研究一般经过以下六个过程：发现问题，确定课题，制定计划，实施行动，效果评价，撰写研究报告。教育行动研究特别强调从学校的工作实际出发，去寻找、发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将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将工作的重点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其他五个方面的过程与其他方法相似，不再重复叙述。 教育行动研究法在我区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教育体系”实验和“十二五”和谐教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区课题指导组带领实验学校，边研究边行动，边行动边研究;在行动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将工作中的难题、问题确立为研究课题。35所实验学校结合学校的实际工作，分别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子项课题。可见，教育行动研究法解决了“工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脱节，实现了实验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统一。 以上仅对三种研究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一项成功的教育实验，应同时采取多种的研究方法，只有多种方法协同研究，才可以取得预期的研究效果。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摘 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科研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科研活动的发展轨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观点；从而在客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胳，各种方法产生的背景，预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方法；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方法；发展趋势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条件下，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质量提高得如何，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教师，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状态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本文试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教育科研究方法，从而希冀对教师的科研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它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规律，并探索运用教育规律改造教育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的实践活动。 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律（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教育科研方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层面，即教育科研方法论；二是中观层面，即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三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变迁 教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取得今天较为成熟的地位。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同教育思想与流派之间的争辩、包容、深化和拓展，在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科研方法的逐步成熟与深化。从整个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两千年来教育研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形成体系结构期，多元化时期。 （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期：“经验――描述”研究阶段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萌芽期大致可追溯到教育学在古代社会产生至17世纪形成独立学科这一时期。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随之诞生。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经验――描述”。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是观察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有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教育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直观的，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和自发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还很低，人们对方法的追求比较笼统和模糊。该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的思想成就体现在中西古代教育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以及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 （Ⅱ）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期：“哲学――思辨”研究阶段 17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教育研究进入了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论时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从经验的描述上升到理论的概括，教育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心理化运动开始。该时期教育研究的思想成就突出体现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之中。 在《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出发，导出其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他继承了夸美纽斯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把定性研究方式确立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赫尔巴特不仅给“经验――描述”研究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创造了“哲学――思辨”研究阶段的辉煌成就，更启迪了其后“科学――实证”研究的新时代。 （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体系期：“科学――实证”研究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学爆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些教育学家倡导在一般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引入了实验方法，试图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这一转向导致原有研究范式的危机，教育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分工日益精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得到广泛应用。正是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时期：“规范――综合”阶段 20世纪的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曾经是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重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价值多元化”的口号，成为当代众多教育理论流派得以共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研究方法从哲学方法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教育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意味着教育研究的深化。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教育与社会学》继承并强化了孔德的实证科学观。而1921年德国的克里兹施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一书中，则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刑。其后，以斯普朗格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继承了施莱尔玛赫以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在教育学领域反对将人片面化、畴形化和工个化，呼吁教育要造就出具有完整精神和充满创造力的人。此后，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所谓“科学化”思潮进行过责难和批判。 纵观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既是传统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过程，又是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1.每一种哲学理论将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源远流长，处于前期学科的教育思想是古代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所作的思考；成为独学科的教育则力图摆脱被哲学直接包含的“母子式”关系，寻求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有别于哲学式思辨的研究方法；当代哲学与教育学科一方面处在科学大厦中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自内部都发生分化，相互之间有着多种不同方式的交叉。 2.横断科学理论 横断科学主要指系统科学与数学，它诞生于20世纪数学有重大突破、七十年代系统科学形成之际，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新生成的一个学科群，已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层面。被称为系统学科的科学，迄今为止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及广义进化论，它们都以世界存在事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系统”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系统的构成、结构，揭示演化、系统的内容关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恰恰是在整个学科群意义上它才被称为横断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事物存在的结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系统科学提供拓展和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领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3.教育理论 任何教育研究，往往都是从一种概念框架开始的，这种框架在如今常被称为范式，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它支配着探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教育观念，会极大地影响其教育研究的倾向性。教育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研究方法的中观层面：注重生态化、现场化与跨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生态化倾向。所谓生态化倾向，就是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研究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外部效度，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的生态化倾向直接导源于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实验室实验能够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操纵自变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完整的系统，运用实验室实验，操纵有限的变量，必将把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给控制掉了，外部效度明显降低。所以教育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场化是指在教育的现实环境中研究教育与人发展的规律。随着生态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冲出实验室围墙，到现实的生动的教育现场冲去进行研究，才能使教育研究内外部效度达到统一，于是在具体研究中就愈加重视现场研究。 所谓跨文化研究是将同一课题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共同规律，或从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三）教育研究具体方法方面：注重研究的综合化、现代化和数量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主要是指强调采用多种方法和从多学科角度去探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并且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单纯使用某一种方法，容易失去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其研究结果难以全面可信。 教育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研究技术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教育科学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这些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的观看和分析，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设备，诸如单向玻璃的儿童观察室和多台固定的摄像机的综合运用，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记录儿童的复杂行为，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数学方法作为工具。对研究结果进行数量化分析，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一方面，多元分析方法使教育科学多因素研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计算机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科学研究大样本、多数量、多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DD教育科研方法有着其它科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有它自身的个性。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的工作者，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教育科研方法的历史变迁及趋势，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课题组对新中国出版的133本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该类著作的变化轨迹、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1）著作经历了从译介到教材，再到著作的发展过程；（2）著作数量上不断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翻译，到80年代升温，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尚未达到学科成熟；（3）著作合作率较高，教材多、编著多，学术性著作少、独著少，说明高质量、原创性著作欠缺；（4）著作显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方法论认识日益深刻，方法的混合互证趋势明显；（5）著作向学科教育研究和各类教育研究方法发展，呈现明显的精细化、分支化发展趋势；（6）著作受教学和研究需要推动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计量分析；发展态势 一、图书数据来源和统计指标选定 研究者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以及超星、书生之家、Apai电子图书中围绕“教育研究方法”进行全景检索，检索条件为“书名”，检索词分别为“教育科研方法”、“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共检索出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把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下载，对其出版年限、著作者状况、著作性质、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出版年限主要是为了考察单位时期内著作分布，以期考察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增长规律和方法发展的关系。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可以用出版年限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的文献量，进而通过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著作性质，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学术性强弱特征分成学术著作和教材，另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译著与否和是否再版，把其分成译著和再版，以此考察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阶段性特征。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分析每本教育著作中的基本内容体系和具体研究方法，考察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中具体方法的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出版数量不断增长 在文献计量领域，某一学科的科技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知识的增量变化，以及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出版仅一本，说明新中国之初，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处于诞生时期，体现在对译著的吸收和文献的绝对数量匮乏上。1966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陷入停顿时期，相应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其著作出版也处于停顿时期，1976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逐步恢复，教育科学研究也慢慢进入轨道，到1980年，我国第二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书籍才开始出版。从1980年开始，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到1989年，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出版编目累计数为10本，而1999年末的出版编目累计数已为52本，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出版编目数为42本，累计编目数为125本，截止到2011年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图书在版编目累计数为133种。纵观1949年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国家、社会和个体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社会对教育的日趋关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兴起等，将使教育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将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著作合作率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在已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教材所占比重较大，由于教材的合作编著性质，使得著作作者较多，教材的合作度较高，分析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合作度已经缺乏意义，因此，本研究仅对著作的合作率进行分析。借鉴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表2的第2、3、4列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出版的合作者状况和著作性质状况。 由表2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的合作率都很高，合作率在70%以上，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独著少、合著多、编著多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交叉性，需要来自不同学科方法领域的人进行充分合作，才能完成一本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教育科研方法原创性著作不足，需要加强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出版。 由表2中的著作性质栏目可以看出，在我国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理论性著作33本，教材性质著作100本，理论性著作仅占总数的24.81%，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研究人员比较注重教材建设，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但也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和原创性著作不足，教材的偏多说明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尚有欠缺。这与研究方法的方法性和手段性有关，但也确实说明我国教育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相比学术性著作的前沿把握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吸纳，教材比较注重常见方法和一般方法，缺乏对新方法的前沿把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教育研究创新迫切地需要方法创新的带动，教育研究方法的学术性创新著作将会不断涌现。 3.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由表3可以看出，在1949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继承历史优秀传统、吸收消化苏联教育科研方法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文献和历史法、抽样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观察法、个案法、实验法、测量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统计法，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存在具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不足问题，体现在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具体方法的分类、方法和手段的区分上不够明晰。 在1980年到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其内容体系都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概念、原则、步骤与任务，以及课题的选择、文献的查阅、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选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成果的表达和论文的撰写。这些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基本奠定了基础。具体研究方法上，与1949年到1980相比，增加了系统论方法、内容分析法、预测和评价研究法，并且强调新技术手段如计算机技术在研究方法中的具体应用。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把握教育科研方法 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摘要：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重点是进行教育科研的基础；中小学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果即成长，教研、科研一体化，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方法；教育科研成果通过推广应用，可以转化为教育的“生产力”，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教育科研方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有其自身的要求和规范。中小学一线教师怎样做教科研，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学习、调研和组织指导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谈谈对教育科研方法、途径与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的浅见。 一、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以行动研究为主线，分层、分类深入扎实地开展小课题研究。小课题来源于教学实践，来源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老师要树立“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科研新理念，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行动研究，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整体规划、专业引领、科学评价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策略。有专家说：“一线教师搞科研，研究什么？最切实可行的，就是研究自己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和专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用于课堂的改进和自身教学行为的改善。”莒南县一些学校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领下，积极开展各类小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二、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式、方法 要立足教育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实现教研、科研一体化，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要遵循“教研出课题，科研育成果，成果进课堂”的思路，倡导“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方法，在全面推进中提高科研质量。各校应根据本校的办学特色，确定龙头（主导）课题，以此凝聚人心，使龙头课题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主动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推进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学、教研活动结合起来，使全体教师都能参与到研究中来，以科研带动教研，以教研促进科研，使学校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 （一）科研成果的分类 在推广应用优秀课题成果时，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运用方法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生艺术教育和特长能力培养”，该成果在2003年结题后一直被应用；“探究识字途径，提高识字效益”于2005年12月结题后，其成果被评为临沂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指导识字教学的依据。 运用策略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社会）体验三段式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其成果现已普遍运用到这几科的教学中。 学校办学特色类的研究成果。如我校的校训是“让读书成为习惯，让文明成为自然”，因此，有关读书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和“课外阅读与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研究”的成果将会一直运用下去。 对成果的后续研究。如：“小学生作文个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结题后，组织申报了“小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研究”，使学生的作文更具个性化；“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的实验研究”结题后进行了“小学科学课中的活动与教学研究”，在后者结题后，又接着进行”科学课中实验探究过程的研究”等。 对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如“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研究”于2011年结题后，我们打算将其延伸到科学课中，进行“科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二）科研成果推广的方式 要强化“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推广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推广、应用优秀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完善，在教育科研过程中不断成就自己。 科研成果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课题研究式推广”，就是将成果推广的运作按照课题研究的方式进行，成立课题组，进行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研究。在推广中研究，在研究中推广，将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到教学实践活动中，这种推广方式目前在我县中、小学校进行得比较普遍，是我县科研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它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受益。我们以市级立项课题“县域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研究”为抓手，以几项已结题的优秀课题深化研究为载体，以市级教育科研基地学校为基地，分层推进课题深化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切实贯彻落实莒南县教育局“教研出课题、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教科研一体化思路，教育科研氛围浓厚，初步形成了“成果进课堂”的良好势头。 “科研成果课程化推广”，就是将科研成果编成讲义和教材，纳入教师培训的内容，让科研成果成为特色课程，进行课程化推广。通过开设课程的方式，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成果的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将科研成果课程化，把优秀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进修内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生动、最现实的教育理论学习，也是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育理论学习。 “主体扩展式推广”，就是把学生作为推广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了解、运用成果的基础上去丰富、充实成果。这种成果的推广解决了成果推广的局限性，把成果作用于学生身上，使学生直接受益。 （三）科研成果推广的步骤 1.制定计划 分年级组，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学情不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题成果推广计划。 2.召开课题推介会 我们首先针对要推广的课题举办课题推介会，让每位教师初步了解课题内涵。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有关课题的本质内涵、理论依据、实施环节、特征与条件、相关的教学策略及课堂教学模式等，让每一位教师都比较全面地了解该课题，明确成果推广的具体目标。 3.举办课题成果进课堂活动 这个活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课题组成员通过课堂活动展示课题成果，并且通过评课、议课活动完善提升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每位教师学习践行成果后的汇报课。 4.召开经验交流会 在课题推广过程中定期召开课题成果推广经验交流会，做好经验总结。 现以正在全县推广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研究成果：构建“课外阅读指导”的教学模式。 1.读物推荐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明确主题——赏析片段，激发兴趣——推荐读物，拓展延伸 2.读书方法指导课 教学流程：确定阅读篇目——自主阅读——合作交流——释疑点拨 3.读物鉴赏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揭示主题——课内指导，佳例示范——学法迁移，自主赏读——畅谈心得，拓展延伸 4.交流汇报课 大致流程：出示读书要求——小组合作，交流心得——全班交流，梳理提升——师生小结，拓展延伸 5.课外阅读指导课的基本流程 布置课外阅读任务——指导阅读方法——学生自主阅读——检查阅读情况。 （作者单位：莒南县教育局教科室，山东，临沂 276600）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的选题方法 选择研究课题，是进行任何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有人说：“科学论文的题目选得适当，等于完成论文的一半工作。”教育科研题目若选择得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果。若是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不好，常常会使研究工作受到障碍，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正式的科研课题的确定大多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过程：a．提出科研课题；b．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c．将课题具体化；d. 撰写选题报告；e．征求意见，反复修订。 1．选题的策略 (1)从教育实际工作需要中选题 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根据社会需要，看清时代的潮流，选择当前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课题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 (2)从教育文献中选择题目 查阅和评价已有研究文献，是选择课题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策略之一。查阅与评价研究文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被研究，进展状况如何，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已有研究的完成质量，如果发现已有研究质量不高，这就说明该问题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注意研究资料中被忽视的“空白点”；注意发现研究结果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注意发现已有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3)选择教育科学研究题目要注意可行性 研究者要根据自身具备的主观条件和从事研究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来选择研究课题和课题的深度。主观条件指研究者为完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工作经验，以及对有关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它反映了研究者承担课题的可能性和完成课题的水平。客观条件指完成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设备、仪器、工具以及必要的人力、物力、图书资料等。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选题必须与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它。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课题按研究深度的高低是分层次的，选题时必须考虑课题的研究深度。按照研究深度，研究课题可分为描述性课题、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 ①描述性课题是指对教育现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的课题，它主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如教师生活状况调查、学生看电视情况调查等都是描述性的研究课题； ②因果性课题是指揭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课题，它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如寻求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就属于因果性课题； ③预测性课题是指在弄清了教育现象的现状及其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对事物将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预测的课题，它主要回答“将来怎样”的问题，如探讨下个世纪中国教育状况，就属于预测课题。 在上述三类课题中，描述性课题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难度小，层次低；因果性课题层次较高，难度较大；而预测性课题则是最高层次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研究者对课题的层次性、难易性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4)从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担任课程范围内选择教育研究题目 专业基础知识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选定教育研究题目，只有紧密地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搞好教育科学研究。而有人因临时的兴趣，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有人偶然得到其他专业的资料，轻易决定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分析肤浅，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2．目前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教育科学研究选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题目往往偏大 初做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考虑各方面研究的条件，选择的研究题目往往偏大，结果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就是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材料，得不到可靠的、经过深入研究与分析的科学结论。 (2)对应用性选题重视不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性的选题中，理论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大，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小；二是在应用性课题中，忽视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探讨，而是分散、孤立地探讨了一些相互关联的细小问题。这种局面与社会需要相距较远，选题的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很小。 (3)研究选题的系统性、连续性、积累性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研究者在选题时不注意查阅研究文献，不了解他人研究结果和有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对已有研究成果缺乏深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二是许多研究者研究方向不明确，选题前后无关联，不能使自己的研究课题把握住问题发展的脉络而层层深入，而是在一些毫不相关的课题上按自己兴趣随意选择。 (4)描述性课题多，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少 目前在教育科研中，描述学生学习现状、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方面的课题比较多，对各种变量、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停留在相关分析的层次上，而对学生发展规律、影响学生心理活动的内在因素、学生学习成绩的预测等研究少，即缺乏因果性、预测性的研究课题，使教育科研难以发挥其解释与预测功能，妨碍了其研究水平的提高。 (5)研究课题的理论水平低 许多研究课题未能同有关教育理论联系起来，研究问题较表浅，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因此，目前大量研究未能在有关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很多研究结果也未能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概括。 (6)单一性课题多，综合性课题少 目前，研究课题大多从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人手，缺少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研合作大多局限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之间，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未能对一些较大课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7)对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重视不够 在目前众多的教育学科研究课题中，有关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极少。由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水平，因而目前国外对方法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3．撰写课题论证报告 研究课题基本选定后，研究者一般需要对课题的价值、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认真地论证。做好研究课题的论证工作，对撰写好课题申请报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书面形式的课题论证有助于进一步详细阐述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具体研究方法、预期成果等，从而使整个研究课题具体化、系统化、完善化。它将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行动纲领，对保证课题研究顺利进行起重要指导作用。 (2)进行课题论证，撰写课题论证报告，是争取科研项目立项并取得资助的需要。根据研究者的课题论证报告，学校、基金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了解研究课题的价值，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客观依据，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 课题论证报告的形式是多样的，如“科研基金申请书”、“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申请表”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讲，课题论证报告又是“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题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材料来源、研究步骤、经费预算等。在此不做更多的介绍。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浅析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方法及撰写 摘要: 教育科研在化学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概括出了中学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撰写,这对提高化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质和水平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初中化学;教育科研;方法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掌握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中,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一)文献法。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 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 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二)观察法。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 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 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三)实验法。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 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 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四)调查法。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 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二、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 其基本组成包括: (一)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二)绪论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三)本论。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四)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五)参考文献。一般论文习惯于把参考文献列在最后,有时把引用的文句在脚注中表明出处。参考文献的著录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一般格式如下。 图书著作:主要作者.书名.版次(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 期刊杂志:作者.刊名,卷或年(期).起始页码。 报纸文献:作者.论文题目.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网络文献:网址.题名,下载年.月.日。 化学教育科研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玄虚过程。做好化学教育科研不仅有利于化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更有利于化学教师专业的成长。因此,作为新世纪的化学教师应当将化学教育科研作为一项迫切的、长期的、重要的、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不断掌握、探索化学教育科研的过程和方法,全面提升自己的化学教育科研能力。

基础科学论文:浅议新科技革命与基础科学人才教育发展问题 摘 要：当今世界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变革结合起来。发展科技依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教育担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当前教育要为人才辈出打下坚实基础，特别要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问题，避免青年才俊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科学人才 教育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积累 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会长期持续下去。现在世界上有些地区存在动乱和武装冲突，但各个大国之间尚能和平共处，这就能稳定住大局，各国有条件致力于和平发展，为新科技革命创造出一个和平环境。第二，经济危机的压力。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拖累。至今，经济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历史经验证明，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会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科学技术越积累越多，能量越来越大，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20世纪前30年，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原子科学和相对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同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忙于战争，除军用技术以外，无暇顾及其他用途。这就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二战结束，这些积累和储备的科学技术知识释放出来，引发了一场科技革命，带来了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现在，有几十年未发生科学技术革命，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称之为“科学沉寂的60年。”科学技术的沉寂，标明其正酝酿着一场革命，称之为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 分析科学技术的积累效应，首先要考察其起源。现在都是将科学技术连成一体，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同技术是分开的，二者有不同的源头。科学起源于人的智力。人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搜集到信息，用大脑进行分析判断得到知识，知识经过系统化就形成了科学。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有相似之处。信息相当于劳动对象（原料），智力相当于劳动工具，科学知识相当于产品。科学起源于人脑（智力），技术则起源于人手（生产经验）。人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了技术。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技能技巧）有明显区别，古代技术以实物和人为载体，人不在光有实物也不行，技术随之消失。现代技术除了实物和人作载体以外，还有文字信息作载体，人不在，技术还能延续下来。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载体上，技术有实物作载体，科学则没有实物载体，只有文字信息载体。在18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是分离的，如牛顿力学受到推崇，但在产生100多年时，尚不能用于生产技术。技术发明依赖生产经验，而并非按照科学原理，最有力的证明是蒸汽机的发明。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可门制成了单式蒸汽机，这种机器热效率低，耗煤量大，只是在煤矿用。瓦特长期修理纽可门机，积累了经验，在1768年发明了复式蒸汽机，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项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全靠经验摸索，并不依靠什么科学原理。在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物理学家卡诺于1856年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热力循环规律，称卡诺循环。蒸汽机的发明应用，是技术先于科学和科学技术分离的证明。发电机的创造发明，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开端。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于1837年提出了电磁定律，号称法拉第定律，在这项科学定律出现了30年之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照这一科学定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是科学先于技术的证明，也是科学与技术结为一体的证明。进入20世纪，科学与技术更加紧密地结为一体，任何一项重大技术发明，都是遵照已有科学原理，再也没有全靠经验的技术发明了。同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也更加依赖于技术的支撑。以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例，当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放射性，揭示了原子核内部有能量释放出来。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内部蕴含有巨大能量。这些科学发现只是证明了原子核内部有巨大能量，如何证明原子核内部有能量特别是如何利用原子能，就依赖于技术发明。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与1938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子反应堆，是在原子能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证明了以前关于原子能的推论，并推动了原子科学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门名为核物理学的新学科。原子能的利用，又产生了一大批新学科。由此可见，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并在实际中应用，会派生出一些新学科。两门以上科学结合会产生一门新学科，如分子物理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名为分子生物学的新科学和遗传工程新技术。还有从老科学中也能派生出新科学，如热力学是19世纪就有的老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从研究热力学中开创了名为耗散结构论的新论说，又派生出专门研究模糊（不确定）现象的模糊数学。由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与结合，不断分化与综合出新学科，使得科学技术滚雪球式的增多，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 科学技术能够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永远存在下去，如两千多年来造的船，都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浮沉原理），船早已消失，而阿基米德原理永存。科学技术还永不过时，永不减少。如18世纪发明的蒸汽机，到20世纪70年代已停用，从蒸汽机中总结出的热力学理论并未过时停用，至今仍在用，并由此衍生出耗散结构理论。200年来造出多少台蒸汽机没有统计，但总是用一台少一台，而热力学用的人再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如20世纪首年（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是从热力辐射中发现了量子，并由此开创了量子力学。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号称物理学革命，这里讲的革命（Revolution）指重大变革，并非是否定了牛顿力学。实际上牛顿力学并未过时，仍然适用。而科学革命只是揭示了其适用范围：量子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在宏观物理世界适用，不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相对论力学指明，牛顿力学对静止和低速运动物体适用，对高速运动（指接近光速）物体不适用。其实，任何科学都有其适用范围，举个简单例子，欧几里得几何学产生了两千多年，也用了两千多年，到19世纪末，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创立了一套几何学，同欧氏几何大为不同，乃至相反，号称非欧几何学。如欧氏几何有条定理是：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非欧几何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还在阿尔卑斯山设立了足够大的三角形，测量结果是等于180度，并宣称，在地球范围内，欧氏几何是完全正确的。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射电天文学技术，测量结果证明，在大于5光年的世界，即是远大于太阳系，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方才小于180度。充分证明，欧氏几何定理在地球范围内是完全适用的。至此可以发现，科学技术以信息文字为载体，成为人类精神的遗传基因，只生不灭，越积累越多，而且科学知识的增多，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的增多，使得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走越快。恩格斯把科学的发展比作人口的增长，指出：“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是按几何级学增长的。”由于人的科学知识积累越多，这就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精神资源，并在不停的膨胀，且越用越多，而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则越用越少，这就会陷入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这一困境将会越陷越深，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发挥精神资源的优势，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时代在呼唤科学技术革命，当前，科学技术积累已相当深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二、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由于科学知识越积累越多，则学会已有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即受教育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同时，现代从事各种产业的工作，都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变革很快，不断地出现新知识、新技术，要求人不断地学习掌握。古代近代社会，没有文化知识，照样可以种地、作手艺乃至打仗，现代就不行了。这样一来，教育就关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民族的盛衰。在世界面临新科技革命来临时，教育就更加显得突出重要。在学习会上指出：“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又说：“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靠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 中国一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统。古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树谷；十年之计，在于树木；百年之计，在于树人。就是说，安排一年的生计，在于种好庄稼；安排十年的生计，在于种好树木；安排好百年的生计，在于教育培养人。可见中国古人已深深了解教育的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当代世界，科教与人才成为决定社会前进的首要因素，教育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远比古代为大，我们更有理由比古人更加重视教育。以往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豪，冷静的分析，我国人均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在世界上都排在后面。最大的特色是人口众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我们更有理由比世界各国更加重视教育。今后国家富强，民族的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都落在教育上，中国的教育事业可说是任重而道远。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落后是无可置疑的。说中国文化落后，颇有疑问。中国属于儒学文化圈，欧美属于基督教文化圈，即人们常说的东西文化。这二者不可比，正同中国的京剧与外国的歌剧、舞剧不可比一样。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如同说京剧落后于莎士比亚剧一样，是讲不通的。因而不存在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教育是可比的，如文盲、在校学生、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可比的，同外国一比较，中国确实明显的落后，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教育落后，而并非是文化落后。 中国的教育落后在满清时已经显示出来。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兴办学校，教授自然科学课程，属于近代教育。我国仍然盛行私塾，全教人文科学，属于古代教育。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向近代教育迈进。 教育对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看不到的，但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如许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眼光、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想反，有了人才，就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样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只是由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不同，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竞争会有不同的结局。少年、儿童的成长和社会风气的好坏，极大地同家庭环境、幼儿园、学校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熏陶有关，归结起来，还是人的教育问题。 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有了近代教育，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急起直追，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运行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教育则是百年大计，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教育部门培养的实用人才，如会计、销售、法律、公关以及各部门应用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为市场所吸收接纳。对于基础科学的人才，如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等基础科学，从世俗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是效用不大的，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基础科学如同水，各门应用技术如同船，水涨船高，只有基础科学水平提高了，应用技术乃至生产和工作的水平才能提高。基础科学起到基础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基础何以能建起高楼大厦。故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极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政府应有远大眼光，不能局限于短期的功利目的，要高瞻远瞩，稳住基础科学学科专业这一头。 基础科学人才是学界的精华，在精而不在多。我国过去高等学校在学科设置上，基础科学偏多而失之于精。特别是文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专业，每个综合性大学都设置，应用专业则设置的少。近年来，由于市场大潮的冲击，基础科学学科受到巨大冲击，以至于取消或改变专业方向。为今之计，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稳住基础科学系科这一头，选择条件好的院校，设置基础科学专业，培养高精尖人才，为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乃至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科学界精英人才也是教育应当稳住的一头。特别是要关注底层平民家庭中有天赋、有潜能、有强烈的向上意识的子女的培养教育，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得到更多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这部分子女有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只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求学条件，极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因此，政府和全社会都要注视科学精英的苗子，对于那些勤奋而有天赋的学生，要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决不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 基础科学论文:国际视野下的基础科学教育观察 《科学教育的十项原则》，（英）温·哈伦编著，韦钰译，载《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在义务教育的所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以系统地发展和持续保持学习者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对科学活动的热爱，以及如何阐明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二、科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和采取适当的行为，这对保证他们个人、社会以及环境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是重要的。 三、科学教育具有多方面的目标，科学教育应该致力于：1.理解一些科学上有关的大概念，包括科学概念以及关于科学本身和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概念；2.收集和运用实证的科学能力；3.科学态度。 四、基于对概念的审慎分析，以及基于当前对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之研究和理解，应该给出为了达到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目标的清晰进程，指出在不同阶段需要掌握的概念。 五、应该从学生感兴趣并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课题开始，逐步进展到掌握大概念。 六、学习的经验应该明晰地反映出既包含科学知识，也包含科学探究的理念，并且符合当前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见解。 七、所有科学课程活动都应该致力于深化学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同时应该考虑其他可能的目的。例如，科学态度和能力的培养。 八、为学生设置的学习项目以及教师的职前教育和专业发展，都应该与为达到原则三中所设目标需要的教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 九、评测在科学教育中具有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测，还是对学生学习进展的总结性评测，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学习目标。 十、为了达到科学教育的目标，学校的科学项目应该促进教师之间的合作，并需要社会其他力量包括科学家的参与。 《美国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的发展动态》，王威　刘恩山，载《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科学教育框架》首先对科学教育的对象进行定位，帮助教育研究者与实施者对学习者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定位聚焦于两个方面：（1）学习者学习科学的能力；（2）学习者对科学的已有理解。《科学教育框架》设计理念对学习者的定位为：孩子天生就是研究者，他们的学习能力比长期以来所认为的要强得多。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定位，这一定位为科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建议：（1）通过核心概念的组织进行科学教育内容的建构；（2）通过实践进行核心概念的有效学习。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过程进行定位，指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学习过程有两个重要特征：（1）科学学习是一种将科学解释概念化的过程；（2）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进阶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教育框架》对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定位。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描述了科学同时具备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双重属性，这源于科学不仅是反映当前对自然界理解的知识体系，还是用以形成、拓展和提炼这些知识的实践活动。科学研究者的活动同样是知识与实践的共同体，即通过实践形成知识，并利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教育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也可以成为学习科学的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研究更为相似。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分析与启示》，徐玉红　高芳　周华松，载《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宗旨为：（1）教育学生做好终身应用科学并成为积极公民的准备，让他们能够在科技先进的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2）为学生进一步学习高中科学、大学科学工程课程和职业技术培训打下基础。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总目标从科学探究技能、人类科学史、科学理解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进行了分述。人类科学史维度是一项比较新的研究，除包含情感态度价值观外，还包含科学史观、科学伦理观等，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教育思想。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把科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考虑到10项一般能力，科学课程中涉及8个，包括文字认知、数字认知、信息与交流技术、思考能力、团队合作、道德行为、创造力和自我管理，与三个跨课程方面（即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亚洲文化及澳洲与亚洲的交流、可持续性），如何促进科学教学，并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对科学探究教学的界定》，张杰艺　郭玉英　范佳午，载《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7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探究综述项目”在开展研究时，为筛选每项具体研究是否属于探究教学研究的范畴，以及描述各项研究中探究教学实施的不同，制定了探究教学的操作定义和简单的分析框架。（见表1） 该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1.判断教学内容的类型：如果教学内容不在I所列内，则不是科学探究教学。2.判断学生参与的方式：学生至少要以表中所列的一种方式参与到学习中，但只有参与是不够的，在参与的过程中，必须还要体现探究的元素。研究者将学生对学习的责任、学生主动思考、学生的动机称为探究的元素。3.判断教学的组成部分以及在每个部分中探究元素的体现程度，分为“不重视、重视、很重视”三个层次。 《关于学习进展序列的研究》，韦钰，载《中国科技教育·脑科学与科学教育》2012年第3期 以学生学习沉浮现象、建立物体密度概念为例：了解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师都知道，孩子很喜欢水。不管是玩水，还是自己学游泳，孩子从小就会接触到沉浮现象。但是教师也都知道，建立密度的概念是小学阶段科学教育中的难点，也一直是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课题。皮亚杰认为：建立为什么物体会沉浮的解释，孩子需要经历4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4-5岁）孩子解释沉浮的原因是道德上的，如“这块石头聪明”。第二阶段（5-6岁）认为重的物体会沉，因为物体重，表示强大，用的是拟人力量的解释，而非客观的原因。第三阶段（6-8岁）开始找客观的原因。第四阶段（9岁以后）开始把重量和容积联系起来，才可能逐步建立密度的概念。这就是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获得密度概念的进展序列。 皮亚杰理论的问题在于把这种进展序列看成是儿童天生具有的过程，不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的这个观点被实践和脑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儿童，乃至没有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成年人，都会对沉浮现象有许多错误的前概念。这些错误的前概念，不经过精心设计的科学教育，是很难改变的。而有了好的教育方法，儿童才能够较早地建立正确的概念。 威尔逊等用渐进的变量来描绘学生对沉浮概念掌握的进展过程，一共分为9个等级。作为一个例子，它说明不同的科学概念可以分解成随着时间进展而发展的详细过程。在给出的学习进展序列中并没有像皮亚杰那样给出年龄的阶段。因为，根据社会建构理论和脑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学习进展的进度各不相同，既与先天的条件有关，更会受到后天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语言和教育就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背景。 《关于科学教育的若干思考》，张英光，载《中国科技教育》2012年第8期 前不久，《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美国科学教育之痛》的重头文章，详细讲述了美国科学教育的当下困境：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重文轻理”和“重商轻理”在美国十分盛行。在基础教育中，理科教育成了薄弱环节。由于待遇不够好且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美国很多理科教师纷纷跳槽转行，以至于今天的美国，为孩子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因此，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在科学素养上显然存在“天生缺陷”。 上至总统奥巴马，下至各位政要均宣称，美国在科学和数学教育上的颓势将对国家未来竞争力产生严重威胁。 为此，奥巴马提出要向美国教育部门输入一批朝气勃勃的优秀人才。他开出的处方是：在2020年前培养100000名高水平的数学与科学教师，并将此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一，同时提高所有50个州的科学与数学课程标准。 基础科学论文:正确认识基础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三年来，我国人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工作已经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和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行将到来的国家建设的高潮。当我们面临国家建设高潮的时候，我们首先便感到现在我国科学技术干部，无论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要求。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的急务之一。今年暑假后，又将有几万毕业于中学的青年们走进高等学校学习科学技术，这将为我国将来的建设工作增加一支生力军。 有些青年，对于学习专门技术很重视，但对于进理学院，学习研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兴趣就比较淡薄。有的甚而觉得这可能用处不大，出路不广。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对国家建设，对科学的认识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作些解释。 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丰裕的经济生活而可以不要健康充实的文化生活内的。在文化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有了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发见、掌握了自然规律，从而能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建设的进行。同时，由于科学的发达，我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增进了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也就是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我们就不再是自然的愚味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了。所以说“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它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服务。”（加马利、康士坦丁诺夫：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学习译丛一九五二年第三号第五十四页）。我们如果把国家建设工作短视为只限于生产的改进与发展，而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那是不全面不正确的。 再进一步看看，任何近代大规模的生产技术要是没有科学的研究与发明来作基础，那也是不能想像的。所以说“近代大生产是以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的，它要求人们研究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特性，科学地分析和综合工农业的一切生产实践。”（见前书第四十九页）。难道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马克司威尔的电波学说便可以有近代的无线电的出现。没有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和原子分子的学说而可以有近代高度发展的化学工业，没有居里夫人关于放射元素的研究，也可以有近代原子能工业吗？再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苏联，因为有了巴甫洛夫在生理学上的成就——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于是在医学技术上，今天就有了基本的革新，甚至教育学和畜牧医学在应用上也都因为它的影响而有了新的进展。可见任何一种应用技术的革新没有不是由于科学研究上的发明发现而引起的。理学院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来说，对于国家全面建设来说，不仅是需要的并且是很为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对于投考理学院有顾虑，怕学了没有“用”，没有“出路”呢？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动阶级的统治，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科学工作要是没有社会生产上的需要是不可能发展的。于是从外国移殖过来的一点一滴的科学工作，也由于得不着滋养而日渐成为脱离实践、日渐萎缩的东西了。毕业于理学院的学生和从事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们除了教教书外，就根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很好地进行研究，以使自己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作出很多贡献；甚至有的由于“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就不得不半路改行了。这样就自然造成所谓理学院没有出路的现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我们祖国大地的一切是完全改观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出路的那种不合理的现象是随着反动统治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改进发展生产技术，立刻就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引、推进。而在文化建设工作中也更需要我们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控制自然的智识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的号召下，我国科学工作者们正在进行思想改造，克服了过去脱离实践的学院式工作作风，使科学工作更能指导工农业生产的实践，这就为我们学习基础科学的青年们准备了又一个更好的条件。 基础科学论文:制度建设为基础科学机制为保证不断提高组织工作的满意度 选人用人关系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到人心向背，是干部群众和社会对组织工作关切的核心所在。构建以制度体系为基础、以科学化的工作方式为保障的选人用人机制，是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的关键。 必须夯实制度规范这一基础 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制度是根本，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必须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中，要准确地把握制度体系的点、线、面要素以及制度所覆盖的基本内容和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 要把握制度体系的核心点，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核心要素选干部。一是思想品德、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构成的基本标准。德为先是思想基础，能为上是工作基础，学为重是素质基础。二是实际履历、个人情况、岗位需求构成的条件标准。真正注重实际工作表现，并与个人学识修养、岗位结构搭配相兼顾。三是群众认同、干部认同、上级认同构成的工作标准。能够将群众拥护和组织信任的人选出来。中央对干部选任有总体要求和《干部选任的条例》，需要在实践中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并加以落实，但必须准确掌握其核心要素。 要把握制度运行的主要线，关键是在制度之中能体现规范环节选干部。一是制度体系的程序节点之间是连贯的。干部的选任，从群众测评、自荐和推荐、考试答辩、公推或竞聘，到组织考察、纪委反馈、差额票决、公示任用、廉政谈话等，必须保证确定的流程线都要有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制度体系的主线是清晰的。如群众测评有分析，体现科学定性和定量；选任方式要公开，尽可能让大多数群众都能知晓；组织考察应全面，能够真实反映被考察者德、能、勤、绩、廉的情况、担任干部的适合度以及个人特质；会议决策需民主，党委在选任干部中实行差额考察和差额票决制等。 要把握制度覆盖的主要面，关键是在制度中能体现科学机制选干部。一是选人用人的工作机制有不同的层次。在总体要求上，制定既符合中央要求，又体现学校实际的有针对性、适应性的方案；在选拔方式上，采取进一步扩大竞争上岗范围和公开招聘的措施；在选任程序上，规范民主推荐、考评答辩、差额考察、纪委函复、任前公示、票决确定等要求。二是选人用人的机制有较宽的覆盖面。要完善干部在岗的学习培训制度，落实干部试用期、回避、报告事项、廉政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履行职责的常态化考评机制，建立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三是监督的配套机制。严格执行“一报告两评议”，做好干部述职述廉、离任审计等，将4项监督落到实处，并建立纪检、审计、财务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商机制，加强干部常态化监督。 只有按照中央要求，并将各个单位具体实施的方法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才能打牢选人用人的工作基础。 必须坚持正确导向这一根本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要通过制度和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匡正选人用人的风气。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以制度和机制解决“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选好人既要在制度层面保证选人的要求，也要在实际做法中体现选人的作风。中央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有良好的选人用人风气，从干部角度讲，能够激励干部，让其工作感到舒畅；从群众角度讲，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组织部门的信任和对干部的支持。在实践中要把握好5点：一是制度和机制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正确导向，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干部选任原则，通过民主推荐、竞聘上岗、公开选拔、群众参与等方式，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摸得准、看得准、选得准。二是工作方法要确保选人用人的民意基础。让群众知情、参与，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实到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民意测评，让民意反映干部的德才，让群众评价干部的政绩，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作为干部履职评价的主要依据，作为选人用人的依据。三是监督体系要确保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领导干部的提名权要有制度，组织、纪委部门要加强经常性沟通，确保投机者选不上以及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和拉票贿选行为。四是岗位任职中要体现干部的轮岗交流。干部轮岗交流，反映在高风险岗位规避、多岗位锻炼、干部的合理调整等几个方面。要注意把群众反映好、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硬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也要注意与长期在弱势岗位工作的干部加强交流。五是组织干部自身要行得正。要思想上讲党性、工作上重品行、行为上作表率，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敢于坚持原则，真实反映情况，勇于抵制不正之风。 干部选任的导向，是群众和干部评价满意度的风向标，只有在选人用人的实际工作中，最大程度地依靠群众，才能风清气正，做到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 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这一要求 做好选人用人工作，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必须落实在干部选任的整个过程，即做法要反映民主、过程要实现公开、选拔要体现竞争、目标要达到择优。只有延伸和拓展实际工作的每一环节，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公开、竞争和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提高组织干部工作的满意度。 客观地说，干部工作长期以来有一套严谨的工作流程，但在如何听取多数人的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以及集中群众的认可度方面，尚需要提高科学水平。坚持民主，就要从初始的人选推荐、拟任干部的遴选到考察听取意见、干部任用的决定等，全面增加群众和干部的参与度，并实行干部选任差额票决制，避免以少数人意见取舍，制衡“一言堂”。坚持公开，就是让更多的群众从一开始就知道，缺什么岗、岗位条件和职责是什么、怎样选人等。对干部选任中的一些环节，要尽量多场合加以公开，可以借用媒体、内部信息渠道和一些现代科技手段，让本单位的大多数干部群众了解组织上选人用人的工作要求、工作步骤和主要信息，并建立畅通的意见反映渠道。坚持竞争，就是形成比较性选人。干部选任实行竞争上岗，实际上是改变了干部的提名权，让可能原本不在视野里的人和更多优秀的人参与。体现竞争，要将岗位公布，鼓励更多的人报名，进行差额考察、差额票决等。坚持择优，就是按照中央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这也是干部选任的最终目的。 基础科学论文: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对文学的利用 个人简介：刘兵，男，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术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专著6种，《刘兵自选集》等个人文集7种，《超导史话》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普及著作4种，译著7种，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编有《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种丛书、教材和读物。 摘 要：本文提出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可适度利用涉及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落实新课标所倡导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教学目标，并例举分析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畅销小说，指出其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以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科学教育；文学作品 在中学的基础科学教育中，为了实现新课标所提出的教学目标，特别是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维度，可以利用各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教学。在这当中，一些在传统教学中不被重视甚至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教学资源，如果恰当地利用起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教学，由于以往被强调不够，教师经常会感觉在教学内容和资源等方面有困难。就此来说，一些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中译本的西方畅销小说，因其涉及到与科学有关的话题，而且，更多地反映了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于科学、技术其及本质和与社会之关系的见解，就是一类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满足特定教学要求的素材。倘能适当地在教学中引进、利用这样的素材，完全有可能让学生在愉悦的学习中，掌握一部分相关的知识并进行有益的思考。 这样做的关键，是对适当的文学作品的发现和对其有关科学之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可能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在此，可以例举若干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作一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在一些早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举《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两本书为例。20世纪上半叶，科学在世界上还是突出地以非常正面的形象来传播，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的效应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作家非常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先见之明，在其作品中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这本赫胥黎的经典作品，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在那个时候，赫胥黎就已经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探讨了科学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生育技术，这样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激烈争论的生物技术的问题，在其书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影子。他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科学技术的进展，构想了一个特殊的极权社会，这个社会把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都运用起来，在对其成员从出生起，就进行着有目的的培养，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如阿尔法、贝塔、伽玛。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不同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突，作者设想这个社会还保持着文化专制。比方说，对一些传统文化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等都是禁书……。在这本书中，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话题来说，最关键的是赫胥黎设想中，利用可以想象的科学技术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作者显然是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社会。作家所要反思的一种是社会体制，一种就是利用科学手段对体制的保证。 类似于这部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另一部可以提及的小说，就是那本非常著名的写于1948年的《1984》。以往人们不会把它算作跟科学有关的书，而更多地放到政治幻想小说的分类中，把它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部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然首先的影响也是来自于它对于政治社会的构思。但是，这部小说在其精彩的描述中，其实也还涉及到对于那样一个专制社会的技术支撑条件的设想，甚至于带有了某种科幻的意味。比如说，人受到监视，所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隐私，甚至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要躲着监视器（即小说中的“电幕”）。在1948年时，技术还不像今日那样发达，但作家在描述一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时，其实是很有预见地设想了可能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当时这样的手段并不完善。作家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思考和价值判断是非常值得后来人重视的。在当下，不是已经有人在讨论监视器这种技术手段的普遍应用与个人隐私之关系等伦理性的问题了吗？ 除去这些较为早期的经典作品之外，如果我们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一系列的小说更加有针对性地在思考着科学的问题。 很有代表性的美国畅销小说作家克莱顿的一系列作品，就是典型。其中，在公众中，其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最初以小说形式问世的《侏罗纪公园》了，当然，由于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其实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被拍成了电影），由于电影的传播，其影响力超出了小说。后来沿着类似的思路、围绕着同样的主题的续篇《失落的世界》亦是如此。 抛开《侏罗纪公园》中那些至少在逻辑上似乎成立、与当代科学发展有某种关系的幻想性细节不谈，仅就其思想性而言，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背后，也有许多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内容。 小说的作者体现在其作品中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识，即作者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那个设想由人类造出并放养了恐龙的孤岛是一种自然，人们在这个孤岛上用人工的方式复原了几千万年前存在的恐龙，重新建造了一个人工的自然界。但作者又认为，这样一个自然界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小说中的某些人以为可以控制这样的自然，但是这实际是一种幻想，而作者立论的根据，又放回到某种科学的逻辑里。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一些科学前沿的东西，典型的就是混沌理论。曾有人说这部作品所传达的混沌理论这样一些科学前沿概念，要比很多科普作品效果好得多。此小说中有一位主人公，是可以视为作者代言人的名叫马尔科姆的数学家，他就根据自己的研究而预言：这样一个人为的自然系统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从近代科学创立的时代起，人类有一种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从哲学家培根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后来有人重新解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人们一直有这样一种观念，一种所谓人类中心的观念，有一种人类对自己能力夸大的想象，认为人们可以控制自然、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握人们创造的自然，这种认识是近代科学创立以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不断地主流地所持有的一种看法，直到后来很多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在中国不是也有这种传统吗？的时候口号不是“人定胜天”吗？这种概念无论是基于想要依赖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是认为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改善自然界和控制自然界，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的信念也许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对自然的控制有时候也是会出问题的。从《侏罗纪公园》到《失落的世界》，正是反映出这样的一种思想。 相应地，在当下我们的现实中，当我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争论，为一些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件或问题而争论，如像有关人类是否应“敬畏自然”的讨论，关于水利工程的讨论（在《侏罗纪公园》就真的提及到阿斯旺水坝的事例）等，如果把这样的小说结合在科学教育中，也许会提供给学生更多的一些话题、思路和素材。 在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近来非常走红的典型的作家的例子，即著名的《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丹・布朗，他因《达芬奇密码》而知名，但其另外几本作品其实都是跟科学有关的，比如说像《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 《数字城堡》涉及到的是密码、信息、超级电脑的问题，当然内容也包括恐怖主义、政府的电脑信息系统的研制开发等等情节，但关键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能够研制出万能解密机，那么，在这种有可能性的技术发达情况下，人类的隐私何在？ 关于个人隐私，像这样的反思，或者是像生物技术的应用等所带来的冲突，在学术界也已有所讨论，此小说只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把这样的科学发展的伦理性问题具象化。这里仍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冲突的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 在《骗局》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也是一种科研伦理的问题。作者设想的情节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政府的有关机构和官员也居然会在科研的问题上作伪。像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关注科研道德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借鉴思考价值的。 在丹・布朗几部小说中，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天使与魔鬼》这本书，因为这本小说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的环境之中，在仍带有幻想性又有一定科学依据基础的故事情节里，反映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书中，教皇内侍在危急的时刻的长篇演讲几乎就像是一篇在讨论科学、宗教和人性之关系的论文。其中提到的一些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仅仅靠科学我们是否能够很理想的生存？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科学是否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在我们掌握了非常先进的一种具有威力的手段和技术的前提下，我们的道德是否也已经进化到了有能力足以能够控制把握这样一种技术发展的相应的程度？ 如果仅就近几年来被译成中文的国外畅销小说来看，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涉及对科学的反思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像《诺贝尔的囚徒》、《羚羊与秧鸡》、《猎物》，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再例举了。 总之，本文只是想提出这样一种可能的设想，即如果在学校的基础科学教育中，适度地利用涉及到科学问题的文学作品，完全是有可能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更容易达到新课标所设定的某些教学目标的。 基础科学论文:紧密结合中医临床,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证”是机体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反应状态。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已被视为实现中医药规范化，客观化乃至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建勋研究员首先提出了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拟临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研究团队以冠心病作为切入点，采用多因素、多靶点的方法干预模型动物的生理过程，建立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利用模型动物的特点和优势，深入分析疾病证候的现代机制和生物学特征，进行治疗相关病证中药新药的研究与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刊连续5期相继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以下是中医药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别表述个人观点： 王庆国（教育部“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市“证候与方剂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医疾病病机演化规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传统中医病机的认识逐渐向微观化方向发展；同时对病机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在微观上、深层次上认识机体生物活动特点，更加准确的揭示病机演化的本质，促进达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统一。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3期发表的“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痰、毒、瘀”病机演变规律的实验研究”一文中，作者首先采用模拟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将高脂饮食与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二者有机的结合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并进行病机规律的分析以指导临床诊疗。通过对血脂代谢、炎症反应、血液功能动态变化的分析提示，单纯的痰证、瘀证或毒证都不足概括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病机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的病机发展规律在于“由痰致毒、致瘀，痰毒瘀三者互结，损伤心脉，气血运行不畅，发为心痛”。扩展了中医胸痹的病机认识。此研究采用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从微观角度分析冠心病病理机制，并结合对中医传统致病因素的认识，提出了冠心病痰瘀互结证“痰-毒-瘀”的病机演变规律，其思路和方法都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研究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病理生理及客观检查指标的变化应与临床相关病证密切相关，否则对病机的微观分析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史大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转化或转换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个新的学科，即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再从病床到实验室（bedside to bench），实现“基础-临床”循环往复的研究模式，简称为“B-to-B”。B-to-B模式不仅应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机制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于新药研发过程。在转化医学过程中要求基础实验动物模型是有多个方面与临床相关疾病相似的病理改变，相似度越高则由实验室转化临床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对实验动物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第3，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功能的改善作用”，“痰瘀同治方对痰瘀互结证冠心病小型猪心肌组织的保护作用”2篇论文，实验不仅采用临床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致病因素，并且在模型评价过程中以临床冠心病诊断的方法为中心，通过心肌酶谱、心脏超声、无创血流动力学分析观察实验动物冠心病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不仅为冠心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载体，同时也使中药新药临床前评价的数据和结论更有临床参考价值，缩小实验研究向临床转化的距离。因此模拟临床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中医药领域。此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冠心病模型也值得推广和广泛应用。 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讲座教授）：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医学对疾病诊断和处理的特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和中医临床实践的深入，如何将疾病证候的变化特征以更客观的现代医学实验室指标来阐述，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是在基础实验研究中，通过建立与临床相关疾病证候相似的动物模型，并以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分析证候发展过程中客观实验室指标的改变将有助于证候本质的认识，辨证与辨病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结合；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基于证候分类的疾病治疗疗效。在《中国中药杂志》2013年第38卷24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冠心病痰瘀互结证小型猪模型中医证候评分的影响”一文中，实验的设计和思路比较新颖、独特，实验采用模型临床四诊辨证的方法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中医致病因素的认识，从体重指数、脂质代谢、血液流变学，心功能和心电图改变等对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进行证候评价，并建立证候诊断标准，基本符合中医痰瘀互结证的特点。因此以临床病证特点为参照，根据实验动物病理、生理情况，将临床病证的表现通过适当的转变以应用于动物模型中进行评价，将有助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发展。因此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的建立促进此方面的研究，而该模型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疾病过程中证候变化本质的研究。 孙晓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将来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而病证结合进行中药临床前有效性评价的方式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接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要求具备现代医学病理学模型和中医证侯学模型两方面的特点。但是由于中医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导致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多采用西医疾病，或者单纯中医证侯的模式进行。在《中国中药杂志》2014年第39卷2期发表的“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痰瘀互结证冠心病血液流变性及血脂的改善作用”和“痰瘀同治方对小型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反应的影响”2篇论著中，则克服了以上中医模型不足和缺陷，值得推荐。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和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球囊损伤双因素的刺激方法，建立中国小型猪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模型，用于中药新药的临床前评价。在评价方法中，一方面围绕与中医证候相关的因素如血脂代谢的异常、血液流变学的异常等进行评价。另一方面以冠心病病理过程为中心，评价中药复方干预对心肌缺血过程的影响。通过以上两部分的密切结合，可以全面的分析中药复方的作用特点。同时也与当前中医临床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发展一致，更加密切联系临床。不失为一项高起点、高标准的中药复方临床前评价研究工作。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历史演变 [摘 要]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两者各自独立发展，近代时期彼此相互联系，现代时期的高度融合。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进入20世纪后，科学活动日益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独立研究发展成为大规模、有分工，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从“小科学”逐渐发展到“大科学”。在科技体制化逐渐形成的“大科学”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星球大战”。1942年，美国动员了15万人员，耗费了23亿美元，动用了全国1/3的电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制造了首批原子弹。[5]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基础科学与武器装备创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要密切，二者相互融合，一方面表现在物理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在解决研制过程中的困难时，“曼哈顿工程”又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由传统的以基础科学推动武器创新为主的单向线性推动模式，转变为双向相互推动发展模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质能方程E=mc？，解释了物质内部能量和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量子物理学家们积极探索原子内部结构规律，取得了一系列惊人发现，为原子弹的发明提供了理论基础。1919年，卢瑟福利用镭放出的“射线”轰击其他元素，实现了原子核人工嬗变，打开了实现人工核裂变的通道，为人们深入研究核反应，利用核能奠定了基础；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得威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了中子，被当成轰击原子核的理想“炮弹”，人类找到了打开原子核内部的“钥匙”；1938年，居里夫人、费米和哈恩等著名的物理学家，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核裂变理论，为人类开辟一种新的能源。这些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的发现被誉为“通往核时代的三个阶梯。”[6] 正如“曼哈顿工程”的成功依赖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一样，“曼哈顿工程”也极大的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理论物理学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使量子物理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带头学科。“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大量的顶尖物理学家，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有时在国际会议上碰头，交换意见，有时在声望卓著的科学刊物上，介绍新发现。一大批这方面的科学家会聚在阿拉莫国家实验室，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库”，7这些物理学家们在阿拉莫实验室进行问题探讨，学术交流，将观众的焦点集中到共同的目标，极大地推动了量子物理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在研制的过程中，有政府出资建立的先进实验室，也为基础科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硬件设施。此外，从“曼哈顿工程”中总结出来的“大科学”管理模式，被成功地应用与其他基础科学项目的管理，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基础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高度融合。 基础科学论文:科技场馆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的基础科学展品讲解 摘 要 科技场馆作为校外科学教育机构，主要是通过展览教育形式来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工作要取得成效，与辅导员的讲解质量关系密切。同时科技场馆是公众教育场所，因此区别对待参观群体开展展品讲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论述辅导员如何针对不同参观群体开展讲解来实现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功能。 关键词 科技场馆;展品;讲解 科技场馆的常设展厅一般都会展出一些演示科学原理、定律的基础科学类互动展品。这些展品通常是按一个主题或学科进行归类摆放布展，本文探讨的是单件展品的讲解也不是展品组合的讲解。 这些展品是立体的科学教材，观众在参观时能参与进来，他们推拉、吹吼，但是否会让他们去研究一些问题呢，又或者是有何收获呢？这就无从得知。科技场馆作为一个非正规科学教育场所，尽可能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科技场馆的展品与游乐场的游乐设备之间的区别。科技辅导员针对展品的讲解及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发挥这些展品的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年龄观众的认知阶段和兴趣点不一样，因此讲解起到的教育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辅导员在作展品讲解时，没有根据不同人群作出不同的讲解与交流，那么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失败的讲解。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群体的讲解，不涉及混合群体的讲解。严格来说，这三个群体还是可以细分的，但由于科技场馆不同于学校，辅导员难以准确判断观众的准确年龄，只能作一个大概判断和大概分类。 1 辅导员针对小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小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与增加他们的科学经验。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创设情景，增加趣味性，通俗化。 小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小学生群体的认知阶段基本上是属于具体运算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形成了初步的运算结构，出现了逻辑思维。但思维还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离不开具体经验，还缺乏概括的能力，抽象推理尚未发展，不能进行命题运算。 2）他们对周围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并渴望对这些事物寻求解释，已经形成了关于周围世界许多方面的 概念。 3）他们通过在校的科学课学习，开始对科学现象有所理解。 4）他们喜欢玩。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通过创设他们喜欢的情景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仔细观察展品呈现的过程与现象。辅导员可通过讲故事、展品拟人化、虚构事件、探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等各种方法来创设情景。在情景中启发他们对展品现象的思考与交流。这样有利于增加讲解的趣味性。 2）辅导员针对这类群体的讲解语言要生动有趣、通俗化。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宁可讲解时出现论述不严谨、不全面，甚至出现错误。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名词、概括性抽象词语、公式。否则，对小学生来说，讲解已没有任何趣味性可言，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他们兴趣，保持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了。例如，有件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叫“摆动的环”，在讲述时不应该说“导体在磁场中作切割磁感线运动”，他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导体和磁感线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化地说“小铝在磁铁旁边跑动”，显然，这样的表述是不严谨、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样的表述能把事情说得清楚，让人听得明白且容易记忆。通过这件展品的讲解，他们能增加这么一个经验就可以了：铝在磁铁附近运动，会有电产生，电又产生了磁。 3）辅导员讲解过程应引导他们把展品的现象与他们已有的经验进行联系并思考。“科学的”概念常常与人的直觉相反，通过这种联系思考，使得他们的经验得到扩展。 4）讲解尾段，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可以引导他们去探究其他展品，也可以引导他们回家做些跟这件展品有关的简单实验。 2 辅导员针对中学生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中学生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他们综合运用课本上的知识去分析研究一个系统（展品），从而增进他们分析研究自然事物的能力。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达到专注的快乐。 中学生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按皮亚杰的观点，中学生群体认知阶段基本上属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阶段，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 2）不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习的科学类科目结构内容不一样，因此掌握的科学概念与知识的程度不一样，运用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能力也不一样。 3）他们比儿时积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在校学习也积累了很多知识，能够对周围事物作出解释。 4）最新脑科学研究表明，他们这个阶段，脑会发生重大变化。这阶段是提高人的科学素质关键阶段。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很多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如果他们已经在课本上学习了。只要他们看了展品的说明牌，那么这件展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立体的教材或示范性的实验，看不到虚假的线索、幻想的破灭和失败。因此，辅导员如果把讲解的重点还是放在讲述这件展品展示的科学原理、定律，那么估计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引起他们专注去思考。 2）辅导员讲解时，可以考虑把展品作为一个系统，引导他们把展品看成一个系统，综合运用他们学过的知识，补充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和他们一起交流与讨论。通过这种较为深度的分析研究，引起他们专注地探究和分析，增进他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例如，展示涡流现象的展品“摆动的环”，辅导员和他们一起操作和观察后，引导他们分析展品的构造。展品主要构成：架子、带有铝圆片的单摆、磁体。这件展品是展示带铝片单摆在磁体旁运动的情形，因此可以把它按时间来分割，分析和研究一个运动周期。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单摆周期运动、磁体特性、能量守恒、能量转换、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等知识。通过这样的讲解与交流，除了加深他们对已学知识的理解，增进他们没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一些科学方法。 3）很多展品都趋向于掩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针对中学生的讲解与交流，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介绍。 3 辅导员针对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 交流 针对成年人群体的讲解与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和他们一起重温学生年代课本上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讲解与交流的难点是如何让观众重拾在校时的心态和感受。 成年人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智力发展已成熟。 2）已经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正规教育，如果不是从事专业工作，在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已逐渐模糊，但没有消失。 3）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经验。 根据以上特点和讲解目的，针对这个群体开展的展品讲解与交流，辅导员可从以下几点来考虑如何讲解。 1）辅导员和观众一起回忆在校时学过的知识。 2）重点讲解展品展示的原理、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例如上面所述的展示涡流现象的“摆动的环”时，可以介绍涡流制动、电磁炉、变压器为何要尽量减少涡流电流。 展品讲解方式多种多样，辅导员也应有各自讲解特色。一次成功的展品讲解就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这次讲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2）分析观众特点再讲解。3）能否使观众心情愉悦。 基础科学论文: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分析社会矛盾 摘 要：自2013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雾霾气象灾害，河北地区更是列为“重霾”地区，对于雾霾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河北地方政府作出了各项治霾决策，河北地区针对该问题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相关社会矛盾的，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关键词：实践；发展；矛盾 一、导言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大部分都是利益矛盾，而矛盾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当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处理，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物质发展的理论在实践的检验下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河北地区在追求经济利益发展工业化的实践下基础下，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对此需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分析方法来寻求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点。 二、发现问题，雾霾重袭河北地区 自2013年初以来，我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为1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重霾面积约为81万平方公里，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0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当然这些数据与日俱增。 “雾霾”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雾”与“霾”两个不同的概念，雾是一种气溶胶系统由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大量悬浮于近地面空气中，雾和霾同样会降低空气透明度使能见度恶化，但是雾主要是由空气中的水汽凝结升华而成，而霾则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组成，这些污染性的有毒颗粒物与雾气结合在一起让空气瞬间变成灰蒙蒙的毒气，将阴霾天气与雾并为灾害性天气现象统称为“雾霾天气”。 三、分析问题，河北重霾灾害成因 对于“雾霾”究其原因概括为两点，一是有利于雾霾形成的气象条件，二是造成雾霾气象灾害的罪魁祸首也就是人为因素。之所以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展迅速，为追求经济利益，大片植被被砍伐开垦成农田，农田又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这些改变的大环境和大气候的交互作用下河北省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荒漠化危害的面积大，2008年相关数据显示，河北省荒漠化土地面积272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5%；在全省138个县（市）中，有114个县（市）不同程度存在沙化现象。二是荒漠化面积增加的速度快，河北省土地荒漠化的面积已由建国时的122.6万hm2猛增到2000年的272.0万hm2，50年间增加了1.22倍。三是地类复杂、沙源丰富河北省是全国地类最复杂的省份，有高原、山区、平原和滨海。复杂的地类，除了带来迷人的景观，也存在发生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两高”产业集中也是河北能够产生十大污染城市的原因。像钢铁、建材、石化等都是河北省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大量排放出煤烟、颗粒物环绕河北地区上空，北方地区冬天几乎全民燃煤取暖，普通家庭一冬天就要烧掉将近两吨煤，一些家庭还使用燃煤炉做饭，单这一项一个冬天家庭日常使用燃料所释放的颗粒和废气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可见河北地区成为重霾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不断的发展工业，生产建设，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趋改善。在尝到了经济利益带来的好处后，忽视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伤害。 四、解决问题，河北狠抓生态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更是当前应对雾霾气象灾害的必要保障与措施。经过多年的发展经验和如今的环境污染教训河北地区人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协调生态需要与经济发展需要的关系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和生态需要二者都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需要，二者必须相结合相融合，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发展经济维护生态建设，然而个人认为当前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应该先于经济建设考虑，因为当前不仅是河北地区甚至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问题。 河北地区为治理污浊的雾霾天气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政策，首先针对燃煤方面进行了一批煤改气工程，拆除了一大批小锅炉、茶炉、炉窑等，大部分居民小区的地暖和水暖都改造成气暖，新建的小区一律采用集体气暖供应。同时还要求完成除尘设施升级改造火电燃煤机组14台，共涉及19家36台燃煤机组的除尘设施改造。 作为全国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今后5年内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全力防治大气污染。河北提出了5年内削减钢铁产能6000万吨的目标。着眼于削减产能、控制污染，河北在最新出台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17年，全省“减钢”6000万吨的目标，煤炭消费量比2012年净削减4000万吨。 治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即民生压力和自身发展压力。就单从在线监测系统一项来说就耗费上千万元的建造费以及后期昂贵的维护成本，这让许多企业吃不消。庆幸的是压力也可以转为机遇，中央首次如此具体频繁的关注河北经济结构转型，也表示河北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河北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河北五年内削减煤，压减钢，任务极其艰巨，也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河北应该胸怀全局，通过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方式，打好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这场攻坚战。因此如何在雾霾这把双刃剑下抓住机遇，也是河北地区需要思考和把握的。 五、小结 作为决策者要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对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需要从系统整体出发。“从这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出发，既要考虑到组成这个整体的一切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个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系统整体与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在决策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决策目标的偏差，达到整体最优。”对于河北省的相关建设发展出现的偏差，就是由于对整体把握的不足，没有权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 生态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只有全民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快速的抗击雾霾，还我们碧水蓝天。因此为了提高民众的认识要加强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让公众有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低碳环保，绿色生活，也是我们作为普通民众的义务，河北地区发起全民抗霾活动，“五公里内不开车”“放下汽车，骑上单车”等生活理念，大力传播，希望更多的民众都加入进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基础科学论文:注重基础科学 促进应用技术创新 我阅读《环球飞行》已有多年历史，每次翻阅这本杂志总会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可能是由于涉及自己工作领域的缘故，我注意到《环球飞行》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尤其是《环球飞行》搭建了“科技前沿”专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这对于引领人们注重基础科学、促进应用技术创新具有深远意义。 科技前沿工作主要是从宏观、微观等多层面探索物质世界的本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建立起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基础科学理论，进而创造出适合人类社会进步所需的种种应用技术。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就不会有真正的应用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人生活水平也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对人类的建树，相对于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础科研长期得不到真正重视，对科技事物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存在误区，急于求成，只看结果而不关心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技术的过程，各种所谓“模仿式创新”、“解决有无重于创造”的状况影响到对基础科技的投入。于是，当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必须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历史阶段时，这种重技术、轻科学和“拿来主义”所导致的恶果，就会陆续浮现出来，表现为在应用技术上我们似乎不断缩短了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实质则是我们的创造力可能会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基础科研是应用技术创新的前导，从目前太阳能飞行器研制状况可见一斑。人类研制太阳能飞行器已有数十年历史，太阳能飞行器结构与布局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方式，但受制于现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瓶颈，太阳能飞行器难有突破性发展。太阳能飞行器能否实用，关键在于有否创新方法来提高近地空间单位面积太阳能的收集和转化利用效率，这就需要对阳光、太阳能和其他光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纵看人类了解光本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和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例如，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反复论辩，人类对光本质仍然只有“共识”而没能得出充分证据，对光的理解还停留在基于假设的数理逻辑推理阶段，并长期陷入将光的波粒二象性当成光本质的误区，导致人类对光的认识难有根本进步。仅用数理逻辑方法来推定微观环境下物质的状况显然是不够的，在受认识与条件所限，因“测不准”而对微观世界用数理逻辑方法推测出种种“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即使“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少数的假设，用合理的逻辑来解释最广泛的实验结果”已成为基础科学领域的主流共识，我们仍然不能因一些理论学说对光的描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而放弃对事物真相的继续探索。如果我们要继续深究光的本质，就必须寻求新的方法来接近和揭示事物真相，而不能停留在数理逻辑推理的局限上和人们的自由想象之中。 在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创造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往返火星，但在20余千米到100千米空气稀薄的临近空间高度，现有航空航天技术都显得无能为力。以火箭为推力的航空器还能勉强发射到这个空域作一个来回，航天器也只能往返“路过”而无法停留。高空气球倒是能够到达这个空域的中下层，但气球只能随风飘荡、浮沉而难于操纵。能否创造出有实用意义的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是能否有效弥合空天一体化作业缝隙的关键点，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曾提出过无数构想来试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平流层飞艇便是其中最有希望的典型代表。然而人类在平流层飞艇领域已经探索研究了近50年，世界上至今仍没有成功先例。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所研制的、能够升到10余千米的“平流层飞艇”，实质上都仍是不能有效操纵、需要放气后才能伞降回收的飞艇状气球。现有科技能力显然已难解决创造临近空间可操纵飞行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从头再来，由基础科研入手创建新的科学理论和创造出新的技术方法，如此才有可能让人类的平流层飞艇之梦成为现实。 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不仅让人类实现了自由翱翔的愿望，甚至将来移居到外星球也都有了可能。这一切，得益于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和每一代人的开拓创新。在享受前人发现与发明来丰富现代生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问题。 基础科学论文:音乐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翻开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音乐历史典籍，我们发现乐律学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从赫尔姆霍尔茨的《音感觉论》到王光祈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近代西方和中国的音乐学也都肇始于所谓的音体系（Tonsystem）研究。可见这门以音乐构成的最基本单位――音程为探索对象的学科在古今中外的学术中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当今绝大多数学习音乐的人却把律学视为畏途，认为它太抽象，数学运算太复杂、太困难了。殊不知当我们从事音乐活动之始实际上就已经与音律打交道了。当然在一般情况下律学所探讨的音程关系凭听觉也是能够“自在地”训练和把握的，但是作为一门“自为”科学的音乐学，如果没有一定的律学基础，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今年4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李玫博士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是这门多年来被音乐学界冷落的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它也是作者从硕士到博士学术上节节提升、多年耕耘结出的硕果。该书的上编“研究方法”以精练的、相对易懂的语言（约占全书1/8的篇幅）阐明了理论律学的一般原理，论述了乐音和音程的物理属性与数理规定性的相互关系，使具备高中数学、物理程度的音乐学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这门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一部分的阐释在继承缪天瑞先生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充实了赵宋光先生及作者的新探索成果和新提出的概念，例如“相对波长”、“跃迁算子”、“跃迁值”等。她还提供了运用这些新方法进行运算的实例，使读者可以将它们与传统的运算两相对照，明确彼此间的联系。作者在讲述一般理论的同时，也兼顾介绍了从古代各主要文化以长度比值、近代以频率比值、现代以周期比值来解释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用三四万的文字把这门看似深奥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向读者做了简明而清晰的交待，大大地拉近了律学与一般音乐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距离，也为未来在音乐院校开设相关的课程做了学术上的铺垫。 该书的下编“律学研究历史的发展与回顾”是这部著作的重心，也是其创新性和主要价值之所在。作者在第一、二章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律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沿革，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从《管子・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址⒚鞯摹靶路密律”这一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在第七章还总结了20世纪中国乐律研究新成果。同时下编还分别列举了除中国以外其他三大文明发源地印度、阿拉伯-波斯（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和欧洲不同时期的律学理论和运算原理，例如古印度的“22斯鲁蒂”理论、对维纳琴弦长进行分割的掐断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扎尔扎尔“中指”、乌德琴定弦法、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欧洲拉莫斯和扎里诺的纯律理论、斯台文和梅尔桑对十二平均律的研究等，用丰富的实例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斯在《论诸民族的音阶》中所得出的结论：“在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的音阶，或必须以赫尔姆霍尔茨极为巧妙地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的那样一种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和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其中有些是极其人为的，甚至还存在着很随意地发音的音阶。”①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近代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果对律学发展的推动，也为后学指出了今后如何借鉴现代科技深化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李玫博士的这部著作在强调数学和物理学对乐律研究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类丰富的乐器制作与演奏实践在推动认识乐律的规律的重要意义。例如作者十分重视中国琴律、笛律学的研究成果，特地介绍了印度拉玛马特亚以维纳琴作为实践物改造律制的过程、阿拉伯乌德琴的定弦法、乌德演奏时中指指位的变迁和扎尔扎尔中指指位的确立对阿拉伯律制形成的特殊作用。基于演奏演唱的实践和人类的审美听觉，作者特别尖锐批评了当今乐理知识讲授中把十二平均律作为世界通行的金科玉律，而对它违反自然规律的本质缺陷视而不见的现状，以充分的论据打破了多年以来国内外专业音乐教育对十二平均律的迷信。这对开拓和丰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视野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书名这本著作的研究对象应为“东西方乐律学”，但是在其中我们只看到对四大文明发源地律制的论述，而对于一些很有特点、民族音乐学家历来十分关注的其他特殊律制，例如泰国的七平均律、印度尼西亚的九平均律却没几乎有涉及，更没有从学理上加以解释，这让我们这些世界音乐后学者不能不感到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从李玫老师的这部书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正如赵宋光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乐律学“曾以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多源萌生存活，还将以不可磨灭的勃勃生机发育壮大，而且还将以自己抽枝放苞的强劲生命力注入未来的人类，煞住百年颓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群体“有能力在21世纪引领人类音乐文化走出那‘法老称霸的疆土’”。 基础科学论文:探究基础科学教育研究与建构主义中西方的差异 摘要：摘要：本文讨论了国内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构主义与教育研究之关系问题上的差别，分析了“社会建构论”对于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意义，与存在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建构主义；基础科学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 1引言 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建构主义（或称“建构论”constructivism）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术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网络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检索时，有11万条结果。用constructionism检索时，也有1万6千条结果。在国外教育界，在科学和数学的教育领域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国利兹（Leeds）大学给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献目录中，就开列有1000多种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计，在教育类杂志上，当时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构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论文。[1]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据说在美国教育界颇为风行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并倍受教育改革者们的青睐，被当作一种向传统教学方式发起挑战的理论武器。[2]这种说法可以从中国教育研究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目得以验证。例如，在全国期刊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建构主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有结果670项，其中，除去极少数其它领域的文章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教育研究领域的。但是，在这些论文中，对于建构主义的理解尚有不够全面之处，基本上都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或学习理论来进行介绍和讨论，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义与影响和建构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包括它给在学习过程之外的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所带来的影响，如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影响等。本文，将就此问题在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观点作一分析与评论。 2国内教育研究界的视野、关注点与认识理解 首先，在国内的科学教育研究界，在引进、介绍和研究建构主义学说时，有这样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认为“当今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皮亚杰等思想的发展，他们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并强调学习的非结构性和具体情境性以及学习中的社会性相互作用；他们提出了情境性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随机通达教学等教学进程设计思想；在发现学习、接受学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另外，他们重视通过合作学习和交互式教学而实现的相互作用在学习中的作用，对当今的教学改革很有启发。”[3]可以说，这确实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一方面，它给出了在国内教育领域中研究建构主义的意义，即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促进教育改革的理论工具，针对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教学习惯，把它作为一种“解毒剂”，因为从这种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来看，教师的教学过程虽然看起来是在“传递”知识，但实际上只是在有意无意地促进学生自己积极地建构知识，特别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已。另一方面，这种说法的典型性是在于对建构主义理解上的某种以偏概全。有人甚至以全称的描述明确提出：“现代建构主义主要是吸收了杜威的经验主义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与发生认识论等思想，并在总结60年代以来的各种数学教育改革方案的经验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4]当然，以皮亚杰的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说确实在教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在如今形形色色的建构主义理论学说中，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虽然也有人在对国外文献的检索中注意到的一些涉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科学史中的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文献，甚至注意到美国的科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主要是以建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但也仍然在论述中没有将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同，而只集中于关注建构主义在纯教学过程中的意义。[5]或者是，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主要的几种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如认知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激进的建构主义等，并有保留地指出了其对于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以及相关的与科学史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及其对教育的影响。而且在评论中，虽然也谈到建构主义与我们以往强调的客观真理的观念的不同，认为建构主义不再关心知识与客观世界是否一致，是否“真”等，但由于只是关注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依然把略去了在我们在教授要学习的知识之前人类对知识自身的“建构”。[6]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有些研究者即使在谈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activism）时，也多主要以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及其学派的学说为主要来源，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7]这种对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只是对众多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限制下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会将诸多作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中重要指导思想并富有成果的社会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当然，在国内教育研究者中也有极少的例外，像近来在《全球教育展望》上的一篇文章，就也谈到了在科学教育中科学的知识观问题，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明确地和深信不疑地被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建构的。理论需要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不是绝对的。这和在其它教学方法中把科学知识描绘为客观的，没有疑问的和一成不变的（常常出现在教科书或正式的讲义中）的观点相反，而是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探索发现的。[8]可惜的是，像这样的认识与声音实在是太少了。相反，在国内绝大多数研究者中的主流作法，却只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建构主义片面理解下，将其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技术性教学手段。 3国外的某些观点 在国外对建构主义这样一种热门的论题的研究中，与教育的相关同样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却又不象国内教育研究界那样视野局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专门研究科学和数学的历史、哲学与社会学对科学教育之影响的刊物《科学与教育》（Science Education）在1997年所出版的建构主义专号。其中数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建构主义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是对科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之当时的表现的哲学讨论。正如其由著名的建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者马修斯（M.R.Matthews）在开篇的导论性评论中所言：“在当代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中，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观点中，它在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神学教育中有重大的影响。在其所有的变体中，建构主义都是被热烈争论的话题。”当然，重要的是注意到其“心理学的影响”以及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这是建构主义最原初的核心，即一种关于信仰如何被得出，而不是关于如何使信仰为真或将其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一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已经扩展到把关于认识论、教学、课程设置、教育理论、伦理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都包括在内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其学习理论的核心中，也涉及到认识论……因而从核心出发，建构主义必然要涉及对哲学的考虑，不幸的是，这样的考虑正是科学教师因其训练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当然建构主义有许多变体。为了方便的缘故，这些变体可以分成教育的建构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第一种变体自身又可再分为个人的建构主义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第二种变体在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书中有其直接起源，并由近来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巴斯•范弗拉森（BasvanFraasen）对之做出了最有力量的表述。这种哲学的建构主义在贝克莱的科学哲学中有其根源，并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的工具主义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种传统就为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者所反对。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等同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以及他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在这种传统中，科学的成长，以及在其理论和哲学承诺中的变化，被人们用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的变化来解释，而认知内容和理性的推理的解释力量则打了折扣。这也就是说，某些真实而且合理的东西，并不被爱丁堡纲领的拥护者作看作是构成了一种解释，说明它为什么让人相信。”“需要承认，许多被用建构主义的名义来谈论的东西已经超越了其原来学习理论的领域……建构主义也有助于教育者们意识到科学的人性维度：它的易谬性、它与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在科学理论中约定的地位、理论的竞争性质，及其它更多的内容。”[9] 在另一篇文章中，吉兰（D.R.Geelan）区分了6种不同的建构主义形式，它们分别是：个人的建构主义（personalconstructivism）、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d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onism）、批判的建构主义（criticalconstructivism）以及与境的建构主义（contextualconstructivism）。[10]吉兰还提到，这些视角的每一种，都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正如有人比喻的，可以把建构主义描述为一个n边的多面体，它的不同的面代表了建构主义的不同形式。这些面中有些是相邻的、相容的，而另一些面则是对立的并处于张力中，但它们仍然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像马修斯和吉兰的分类之外，对于建构主义的谱系也还有其它众多的分类。 不过，不同的分类只是表明了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在纯学习理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之外其它的建构主义。冯•格拉瑟斯费尔德（vonGlasersfeld）可以说是在其本人和他的学派中使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线索的建构主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但即使是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与学习理论关系密切的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中，人们也仍然会注意到其超越个人维度之外的社会维度的表现，因为“激进的建构主义并不否认学习中的社会成分”，而且“显然激进的建构主义确实把社会的成分看成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只是“激进的建构主义的认知学习模式还没有对在学习中的社会-文化成分和个人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适当的解释而已”。因而这种相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1]这也正如奥格玻恩（J.Ogborn）在其“学习科学的建构主义隐喻”一文中所指出的，“关于学习科学和理解科学，建构主义非常有吸引力的图象，来自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学习的本质这样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显然在知识的本质和如何最佳地学习和教授知识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即学习者需要被教授这种知识的本质。在对这两者应用同一隐喻的意义上，倡导恰当的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把这种联系作为必要的东西来对待。”[12]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尽管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的教授也是必要的一项内容。但另一方面，像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设置等，也同样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与来自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结果就关系极为密切了。而且，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建构主义意味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与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13]至于像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14] 这种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性质的做法，必然导致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对科学发展之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讲，社会因素对科学之“建构”作用的关注。这也正如柯柏恩（W.W.Cobern）所说的，他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而且，在一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上，在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时，“科学的多元主义就是一种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强纲领的逻辑延伸，它促进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15] 简而言之，由以上并不完备的对一些国外的观点的介绍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外的教育研究者们当中，无论是就看法上，还是就实际的教育改革行动中，都并不仅将建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限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理论，而是超出了这一界限，除了关注在教授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外，也注意到与所教授的知识本身的形成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的“社会建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与“社会建构论” 如果我们粗略地将建构主义分为以皮亚杰式心理认识理论为代表的个体的建构主义，以及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群体或社会的建构论的话，那么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认识的建构是通过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如知识）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而后者，则关注在人类知识本身的建构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开始在国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占据了主流地位。 如果略去更早些时期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成熟于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的爱丁堡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者至少它的“强纲领”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代名词。其代表人物布鲁尔（D.Bloor）提出的作为原则用来研究科学知识之形成的“强纲领”，主要有以下四个要点：即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1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它修正了以往我们只用外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认识的失败或谬误，而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则只用内部史的方法即可说明的传统研究方法，并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科学知识社会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大量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研究为基础，将其影响延伸到多个领域。“到80年代中期，它积累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性案例研究，并开始影响了众多带头的历史学家的工作。”这时，“建构论”这个标签，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17] 因此，当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自身的大量案例研究以及在他们的观点对科学史家的影响下而带来的建构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大量问世时，这些工作就从社会学与历史两个角度开始对以往形成的传统的科学观与至科学知识的看法提出了挑战与修正。由于建构主义科学史的具体成果与这些成果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而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意识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呈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18]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建构论者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彻底修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有关他们正在学习的学科的系统条理的说法。物理学----以这个在其中争议更加尖锐地出现的学科为例----原来被描述成为是探索在预先存在的自然王国中可以客观地确定的性质与力的真实说明，这个先在的自然王国具有实在性，它独立于人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所相信的东西，这种探索是松散地由一种可以合理地捍卫的‘科学方法’所指导的。但现在就不应再这样描述了。”“如果这种或者种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说明被接受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课堂上，物理学就不再被描述为一种寻求真实地说明外部实在的事业……”。[19] 这样一来，就使得教育研究者们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史对于基础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多年以来，科学教育界一直在努力寻求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近年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也成为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人们努力要引入的内容。像那些著名的教育改革方案中设立的有关科学的历史或科学的性质等内容要求，就是这种努力的明显表现。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虽然像有的人所说的，建构主义，或者说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研究已经过了其最高峰、最狂热的时期，但现在毕竟它已在相当的程度上渗透到了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成为流行的观念。不过，关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在学术界又是有着相当多的争议的。特别是，“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看法明显地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们习惯采用的观点有严重的分歧。”“社会建构论的言过其实受到了科学家、哲学家和非建构主义社会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他们论证说，建构主义的计划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或在经验上没有根据的。”[20]因此，如何，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利用或反映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不过，其实建构主义只是将问题更加极端化而已。在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成为热点之前，有关传统的科学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也并非没有问题。早在1974年，美国物理学史家布拉什（S.Brush）就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史教学的重要文章：“科学史应该被定为X级吗？”。布拉什指出，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可能不是学生们的一个好样板。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对学生进行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如果科学教师们想要利用科学史，并且如果他们想要从科学史家的当代著作中获得信息和说明，而不是从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的编者那里毫不费力地地获得神话和轶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被这种对客观性的怀疑论所影响，而这种怀疑论当前是很流行的。他们将发现，很难抵制历史学家们的论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费心去检验这些论点的最初来源的话。”这样，“那些想要利用历史材料来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科学教师，确实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的建议是让那些想向其学生灌输科学家是作为中性事实发现者的传统角色的教师，不要去使用目前由科学史家准备的材料，因为那类材料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21]因此，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只是使类似的矛盾更加尖锐，甚至于将“不宜”的对象从原来仅仅是学生扩大到包括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家在内更大的群体。 5若干结论与分析 结合上述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得出如下的结论与分析。 1，在国内和国外，建构主义（建构论）都是在教育研究领域中被讨论的热门话题。 2，建构主义实际上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 3，教育界对建构主义的讨论中，国内和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教育研究者主要集中关注的是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将这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将另外一类来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并影响到科学史的社会建构论几乎完全忽视。比较之下，国外关于建构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研究中，则对于后一类社会建构论也有相当的关注。 4，就与基础科学教育的关系来说，第一类认知心理学类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与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已被设定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过程相关；而第二类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相应的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则与对要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它密切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对所设置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 5，在国际上，社会建构论已经成为在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各个领域中颇具影响的主流观点之一，但对之也存在有广泛的争议。相应地，对于它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的体现，也是一个很有争议但却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6，国内教育研究界对社会建构的忽视，也与国内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之普及的欠缺有关，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并不了解这种在国际上渐成主流的在科学观上的变化与研究进展。与此同时，虽然近来国内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内容的引入，但传统的科学观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传统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广大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接受社会建构论的许多见解。 7，尽管有上述的困难与问题，但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在这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建构主义思想在内的STS，仍是在基础科学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内容，问题只是应该深入研究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引进和吸收它们，并使之成为理想的基础科学教育不过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础科学论文: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及资助 一、基础科学研究之困境 1．科学职业化后名与利的纠结十八世纪之前的科学研究均以业余爱好、个人兴趣为基础，学者(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下同)为了追求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之最高智慧，不以名利为目标。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这样高的社会声望，而且那时的学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满足的是教学需要———学生对人类理智事业的最高追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皆如此。十九世纪，皇家科学院及各国科学院诞生后，科学研究渐渐地成为一种职业，研究成就与名利收入挂钩;当启蒙运动把科学变成了实证的理性事业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就是不争的社会事实了。罗伊•波特(RoyPor-ter)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将物理学首先当作哲学分支的观点不再那么有道理了:到1800年，真正的物理学则意味着实验物理学。” 人靠工作养家生活，科学家也不例外。18世纪前没有职业科学家，人们都有确定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人们凭借经验改进工作技术，包括蒸汽机也是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改良的，热力学理论是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后才产生的。人们出于好奇心、工作与生活需要及个人性趣，才去探索自然物象之奥秘的。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Merton)说:“在科学被当作一种工具有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之前，科学需要向人们表明它除了作为知识本身的价值以外还具有其他价值，以此为自身的存在进行辩护”。科学作为关于物象的经验知识，只有当它向技术、生产和生活领域展示其无蔽的真理时，纯科学理论的社会价值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可。由于笛卡尔坐标系的诞生，数学与几何融会贯通，这种贯通使得实验、测量与科学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检验的桥梁，经过启蒙运动的催化，纯粹的理论科学就变成了实证科学。原本以探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纯粹的理论科学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打扮成了谋利的、经验的、实证的、可技术化的实证科学。英、法、德等国的科学院最初是由那些有探索自然奥秘意愿的科学家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 前苏联以国家名义创立了科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国家及各省纷纷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但它们与英、法、德、美之国家科学院极其不同，前者是科学家自我组织的协会，不受国家控制，后者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贯彻的是国家意志。战后，因美国原子弹的功效，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和资助力度，科学研究成了真正的职业研究。科学家从此陷入了为争取研究资源和最高荣誉奖而奋斗的名利战场。但创立深刻的科学理论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在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地看到研究成果，而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的资助体系看重的是功利化的、实证的、有利于提高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实证和实用研究。战后风行世界的课题制资助方式把科学家推进到了一个争名逐利的战场，从此高尚的科学研究事业与世俗凡事一样肮脏。 2．国家资助体系的功利主义倾向国家资助体系必然贯彻国家之意志，以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根本之目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资助不可能向基础科学研究倾斜，必须向知识之流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倾斜。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国家资助的功利化取向是相同的。可是，基础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之目标，它不管、也不问其理论的功用价值，甚至于他人理解或不理解，研究者均不在乎。学术研究不需要向人们证明其理论是否有用。严格地讲，一个思想是否有用，与思想之提出者无关，提出理论是一回事，应用理论是另一回事。所以，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均不思考他们的理论对于人们是否有用这一愚蠢的问题。学者没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理论的功用价值;一个理论，有用与无用，与研究者和提出者无关，而与接受者的心智相关。学术理论、学术思想之意义不在其功用，而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比如，老庄认为，天道之幽幽，人心难求，这样的思想，看上去毫无价值可言，可是它让人们明白，人们以感官之功能不能探知自然物象之真相，这一认知意义就是老庄关于天道思想之价值所在。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认知层面，但并非所有可认知的东西均能付之于人的行为实践，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思想是否具有行动的指导价值，责任不在于思想的提出者，而在于它的倾听者和接受者。比如，1930年12月W•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理论的原型构想，就连他自己本人都认为，无法找到相应的实验程序予以证实。1952年由其他科学家以精致实验验证了他的猜想。问题是，提出理论比验证理论更为重要。以课题制为核心的国家资助体系很难资助大胆猜想的、无实用价值的学术理论研究。 3．意识形态的压制孵化科学的是文化，不是意识形态，科学是文化演进的产物;意识形态恰好是科学的“敌人”，是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意识形态是用来证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理论工具，是官道运行的“软件”。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天道的，文化是研究人道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官道的，天道、人道、官道虽有交汇点，但各行其道是必须的。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前苏联的李森科借意识形态制造伪科学，历史斑斑血痕，意识形态与科学，尤其是与基础科学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与排斥，它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拦路虎”。科学不是任何单一主义的产物，任何单一主义都不能指导科学;科学也不是任何个人智慧的产物，尽管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个人对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科学演进的轨迹看，科学从来都不是个人智慧发扬光大的结果，任何人指导不了科学。回顾人类科学史之历程，源起于希腊文化的科学，在雅典时期繁荣，到希腊时期达至顶峰，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地中海三大洲，但科学在罗马时期“死亡”了。“罗马人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关心科学，他们只使用科学知识之流，而不培育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人，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从英、法、德、俄、日、美等科学强国的历史经验看，科学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上述诸国科学繁荣前先有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甚至音乐家，而后才诞生一大批科学家。究其根本，乃是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头脑发懵、智力尚未开化的人搞出惊天动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后才是科学家，因为用他人之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强迫科学家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不但压制了社会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同样也压制了自然科学家学术创新的灵感。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压制学术自由，基础科学就繁荣不起来。基础科学研究在中国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官方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解读为“求真务实”，事实上那是工业科学精神。基础科学只求真，不务实，牛顿、爱因斯坦从来不考虑他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去获取最大限度的“社会效益”。“务实”是政治家的要求，职业化的工业科学家也追求应用技术之实利，但基础科学研究没法“务实”，除非改变现行的科学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资助体系的“风向标”，凡是符合并最大限度满足政治要求的科学研究项目就能得到很好的资助，否则，很难得到资助，因为研究项目填报栏里要求研究者必须填写有何“社会效益”。 4．课题制与基础科学研究不相适宜学界认为课题制度的优点，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l．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使用效率;2．引入竞争机制，适应并满足市场需要;3．打破单位限制;4．规范国家科研计划及管理制度;5．明确参与课题研究主体间的责、权、利之关系。这五条，除了第3条是针对当前体制弊端之外，其余4条均不成立。“合理”，合乎谁之理性?只是合乎国家作为出资方的理性，实则是政治决策者的个人理性，最大限度满足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要。国家的科技需要主要是应用科学技术、实用技术的需要，对于基础科学理论，它不需要。第2条，既然有市，何必国家资助呢?因为市场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企业家需要技术，他可以从技术市场上采购而得，何必国家资助呢?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企业家对技术的需要，那不是相当于说用公共财政(众人的钱)去资助少数人发财。这不合乎正义。唯独第3条旨在打破现行科研单位权力的限制，有点道理。第4条是以国家科研计划为前提的，对科学研究进行人为的规划本身就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谁也不能事先预知研究从哪里取得突破，对科研进行规划，不合科学演化轨迹。第5条属于管理程序，姑且不论。总之，课题制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对工业科学及其技术的实际需要，贯彻的是国家意志和政治决策者的政治意愿，但它与基础科学研究极其不相宜。基础科学研究满足的是国民对自然物象和社会现象的认知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功利导向的。国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机构没有认知需要。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它不会出钱购买认知智慧。李兵、李正风二人对课题制度的批评角度仍然是工业科学研究观的立场，他们二人看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取向是丰富知识之源，增加全社会的知识总量，而工业科学研究是截取知识之流以应用于国防、生产、环保和生活等诸多方面。 二、基础科学研究的性质与资助 从基础科学的性质上看，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的是研究者之间的智力竞争制度，学者把对自然物象、社会现象的深层次的认知、达至顶峰的智慧作为自己的研究追求，以自己的智慧传之万代而不朽为著书立说之宗旨。这样的研究情怀，不仅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塑造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家园。基础科学追求的是人类认知万事万物的最高智慧境界，它不以功利和实用价值为其研究目标和追求;基础科学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来讲，是以开启民众和后代智慧为其终极目标的。追求人类的最高认知智慧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独孤求败”是基础科学的真正精神，“求真不务实”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知行合一”看作是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实证科学的标准，基础科学不能以此为准。人的认知层面与行为层面并非二合一的关系，许多精妙的思想暂时找不到它的实践路径，不等于说，它就是虚的、不真实的，如前所述，物理学史上相对论、量子论、中微子理论，起初均没有找到验证它们正确的实验方法，十年、二十年过后，人们才找到检验其真伪的实验方法。常人之思想，往往有很强的惰性，把自己一时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理论斥之为“妄”，而那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则很受欢迎。人类最普遍的历史现象是:真正的学术思想精品，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理解，历经数代人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有价值的，而且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启发价值，而那些最流行的“时代精神”过了一代或两代之后，就被人们视之为垃圾，弃之于野。中国文化史上的道家、儒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就经历过“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而被后代人视之为宝”的遭遇。伯纳德•巴伯(BernardBarber)说，“科学不具有常识的局限性”。 基础科学的理论解释范围远远超出了常识和经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的正电子方程、W•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的物质波概念等，它们均以数学推导为工具，实验过程只是证明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自然物象的本真状态处于人的感官范围之外，人们只能用仪器捕获其物象，以显示仪显示其存在状态，以数学为工具推导其变化过程。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更谈不上经验，人们必须以常人无法直观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思想方法的独特性是其关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说，“新宇宙学的开拓者从开普勒到牛顿都把他们对自然的探索建立在他们的神秘的信念的基础上:在现象世界的混杂性之后存在着规律，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创造物”。故此，莫兰认为，必须保护越轨者。也就是说，必须保护那些有奇思妙想的怪才、不同寻常的奇怪理论和怪异思想。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每个对物理学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学家都是以自己独到的思想方法而名垂于科学青史。所以如此，用他人的思想做不了自己的研究，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想方法去解决，捕鱼的理论指导不了打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的、普遍的思想方法。这正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命所在。 基础科学研究之成果就是作为认知的科学理论、历史理论、人文思想、社会理论等。其最为重要之历史和社会价值是开启后代之心智，纯洁人们的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启发后人的交往理性。这是不能用实证精神和实验程序加以检验的精神价值。 1．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新思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必须这样来构想:把资助与学术知识产权结合起来考虑，以学术成果(篇、著)为购买单位，针对每个基础学科，国家成立匿名评审委员会，建立采购制，而非申报制，对于在严谨的基础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纯理论研究成果，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认可后，由国家出钱，“高价”从学者那里购买部分知识产权(主要是使用权，而不是占有权和所有权);从事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的研究者引用或应用某项学术成果(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内)，必须向原本作者付费;对于特别优秀的、高水平的、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家采取匿名评审的办法，另外给予重奖;同时，放开对社会资助的控制和管理，鼓励民间机构、民间团体自行决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方式。 2．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目前全世界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关键的评价指标是引用率这一概念。以引用率作为学术评价的前提是某篇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的关注，有关注才有引用率，如果不被关注，或被关注得极少，引用率就为零或低。然而，学术思想史上不争的事实是:不被人关注的学术研究成果常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实际的社会价值，只是当时的世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在人类智慧演进和思想史上，越是深刻、宏阔的思想体系，能够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的极其罕见，相反，那些最容易被理解和引用的研究成果，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思想及社会价值，10年、20年或一代人之后，它们或许就被人们扔进了垃圾堆，成为历史和思想史上的尘土。而那些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高水平、引用率极低的著作，反而有可能是不朽的、世代都光芒万丈并且惠及万代的精品。纯粹的理论科学是少数人的事业，真正属于大众的科学只能是工业科学和技术开发，但不是基础科学。对于基础科学来讲，其研究成果，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引用率极高的东西，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不一定是深遂而精妙的真知卓见;而那些真正的学术精品未必就是常人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懂的、引用率极高的研究成果。“引用率”概念，只能说明某个问题被同时代人思考和关注的程度，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作者研究之深刻、思想之精致、智慧之高低的度量标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被埋没长达二千余年而不被人所理解，老子的《道德经》至今能够理解它也只是少数人。“引用率”概念类似于民主社会的得票率概念，政治家的得票率只是代表民众的支持程度，但不代表政治家的执政观念具有真理的性质;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不能用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也不能以关注者和有兴趣者的多少来衡量。 适合于基础科学的评价制度只能是同行专家评议制度。该项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坚持并忠于真理。赞成给光之波动说的贡献者菲涅尔(AugustinJeanFresnel，1788－1827)评奖的科学家毕奥(J．B．Biot)、拉普拉斯和泊松(S．D．Poission)都是光之微粒说的积极拥护者。同行专家评议，评价公正是最难得的，学派之间的认知分歧、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多重学派专家匿名评审是较好的制度安排，否则，难以保证评审和评价的公正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坚持并忠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科学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 作者：邓周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基础科学论文:农学报与农业基础科学在我国发展 上海务农会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业科技期刊。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以及日本的农学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传人西方农学知识，几乎涵盖了现代农学学科中的所有门类。同时，国人在农学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创造，对农学有了独特的认识，现代农学体系已初见端倪。以自然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科学改造农业，在农业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是科学与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完美结合。《农学报》的诞生对之后系列综合性农业期刊以及次生农业学科专业期刊的出现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关《农学报》编辑出版或与中国近代史关系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拟运用科技传播史研究方法，揭示其在传播西方现代农业基础科学体系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1农业经济学 在农业经济学中，见载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第36册藤田丰八译的《农工银行法》，后在第37册续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第47册陈寿彭译的《农利丛谈》，后在第48册、第49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5月)第140册今关常次郎著，吉田森太郎译的《农业经济篇》，后在第141册、第142册、第143册连载。《农利丛谈》一文中指出，农业获利颇丰，鼓励人们从事种植业，并用实际调查数据来证实棉田之利，认为：“今试以二千万亩之棉子，计其每年所得之息，约可二千五百元。若他国棉田七千五百万亩，则每年裒积其出产利益，可得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五万元矣。 此中之益，所差净利，约至十万万元。惟是种植者，聚积如此之多，约估每年所运三百万吨之棉子，以出洋。其国应得厚利，亦将近于十万万元，岂不佳乎?此吾人所以少闻其农功失利者”。据此，农田之利已不言而喻，“农功失利者”更是闻所未闻。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O月)第47册《农业保险论》一文论述了保险事业的由起，天灾人祸不可避免，而保险业意在拯救人于殃祸之中，已成立的有“帝国生命保险公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明治火灾保险公司”、“职工保险公司”、“帝国海上保险公司”等。各种保险公司蔚然而起，看似保险之事业已完备，但作者认为，“余特以保险事业之最切急者，未起为憾焉。最切急者为何?农业保险是也”_6]。并且，对农业保险事业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作了阐述：“世之立说以农为重者，谓本邦以农立国。鉴于国家所由创建，与应朝理财之法，日不可不以农业建国本，余非偏重农业，而轻视他业者。然深知农业不可废弛，又国民之业农者居大半，故欲扶掖振作之，以裨国家，为之讲便宜保安之法，殆当今最急之务也。屋宇府库贾物，得托保险，而农人独无所托产业，以保安全。是余所以主张农业保险事业，而不已也”6。 文中所涉“农业保险”一词，中文前所未有，实为一次全新的突破，把金融领域的一种安全措施运用于农业之中，从而注入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拓新的理念。《农业经济篇》一文对农业经济学作了概述：“农学为应用诸种学科于农业之一种科学，世所已知，然则农业经济学，亦为应用于农业之一种理财学而已。农业经济之农业与理财学交涉，与农艺化学之农业与化学交涉，形同而旨异。农业经济学之发达，尚不如农艺化学，范围经界，分别术严。农业经济之本体，可分为二部：一属社会，主研究小作料地租等社会通行之原则；一属各人，主探求农场设备管理等各人营业之知识。 农业经济学有此二部，始得完全之组成”。由此可知，农业经济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是农业与经济学交叉所形成的。这是之前综合性期刊所未曾涉及的。因此，“修农业经济学，必须有理财学之观念，以之审属社会之部”，而不只是“叙述属各人者为主”。除此，还对消费、价值、价格、劳力、资本、资产、生产要素等经济学概念作了详细的解释，并从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学角度对农产品流通作了具体分析。这对转变传统农业形态，从自足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不无裨益。 2农业物理学与农业化学 在农业物理学方面，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1年1月)第128册有藤田丰八译的《电气助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第178册有沈译的《光线与植物之关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年1月)第3l5册有《渔业上电话机之应用》等。《电气助长》一文提及：“通电气于植物种子，则大助其生长云。今据俄国电气工艺会所实验，通电气之种子，比普通种子有二倍至六倍之收获，且通电气于地中之根，则胡萝卜马铃薯亦比通常者，可大数倍云”l_8。实验证明，电磁波有助于植物生长，能够增加产量。将电学原理运用于农业，是为一次全新的尝试。《光线与植物之关系》一文论述了日光对植物生长的重要作用：“植物必得日光乃能长养，此在稍窥植物学、气象学之门径者，无不知之原。夫光线之作用能在植物体中造生物质叶绿，因之而有分炭教养之机能。光线大宗固仰给于日，然月光虽微，亦为日光之助。若电光，则利大害亦大。惟日光中之中位波长者，即黄赤色为最宜于植物之生育也”9，指出光线的作用在于能在植物体中形成叶绿素，使之发生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保持大气中氧气含量和碳循环的稳定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并将日光与月光、电光相比较得知，惟日光最宜于植物生长。而且，法国巴黎对光线作用的实验成绩也表明，“凡植物受日光多者，收获亦多”。从中可知，日光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条件，与此同时，植物释放出大量的氧气，有益于人类。绿色植物光合作用是最为普遍、规模最大的反应过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农业化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第241册有《论农艺化学之进步》；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第254册有泽村真的《农艺化学实验法》等。《农艺化学实验法》一文介绍了各种成分的实验法，谈到植物灰分实验时指出：“农用植物之灰，通常成自硅酸、磷酸、硫酸、铁、石灰、苦土加里曹达盐素，含满俺者甚稀，欲验植物之无机分，即检以上之成分，先烧其植物为灰，灰之含量由植物而大异。故所同量之灰之植物量，由种类而不同。 依分析表，知植物之灰含量。据计算，采生五瓦灰之植物，干燥细切人坩埚，在灯上灼之。其初坩埚不掩盖，至烟不生乃施盖，时时开之，以换空气。因植物种类而灰色不白，宜将坩埚离熠放冷，滴下强硝酸石灰，更灼之，则酸化炭素灰为白色，灰粗白色则行次试验”l。植物之灰含有硅酸、磷酸、硫酸等无机化学成分，检验这些成分时，首先将其烧成灰，不同的植物，灰之含量不尽相同，而所含的无机成分也有所差异。依照文中所提到的实验方法，检验植物中的成分，对其成长所需补给的肥料进行核实，从而合理地施肥。同时，还对土壤、肥料、植物有机成分、尿、牛乳、酒类、水等物质进行实验，检验其各种成分，以有效利用。 3农业气象学 在农业气象学方面，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第216册中川源三郎的《农业气象学》，后在第217册、第218册、第219册连载；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第287册的《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后在第288册、第289册、第290册连载。《农业气象学》一文对农业气象学作了概述：“农业气象学者，所以考察气象，乃关于农事者之一分科也。其旨归在讲明外界现象之性质，及变化之定则，以究气象所及土地及植物之实效，兼示应用气象之方法”Il。将气象学作为农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考究气象对土地、植物的实效，并指出气候是农业的制约性因素，“凡气候之于一切业务，甚重且大”_l，就中国农业，尤直受制于天候，不可须臾离。故“古来农家所当忧苦者，唯在天候良否。然则农产物之丰歉，唯气象为之，决非农家所能左右之者。故当气候不宜，虽穷培养之力，常获之半，且不可望，人皆知之。夫如是，则农事与气象，其相关也甚大矣。虽然气象之良否，人无奈之何，不得不委之天，但审此等所以关植物，其有益者，务讲利用之方，其有害者，必究防遏之策，是农家之急务”_l。 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人之力亦无可奈何，由此认为，“农事与气象，相关甚大”。进而，气象学成为人们迫切了解的知识，“气象学者，理学之一分科，专究大气之状态及其现象，则其学之所及太广，且施之农务。其要件亦甚多，气象元素，所附于地面及植物之效用。农产物基于气象变化之病害，随气节变迁，应气候变化，而变更耕作及植物之方法，及必用天气，与不用天气。预知之于未发之前各方法等，是也欲讲求此等事理，则农学之外，必须知气象学之大要”l}_一。气象学用之于农业，是农学与理学二者的结合，诸气象元素形成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气象之农事”为论究农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象元素的性质、变化规律、对植物的影响以及气候与农作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附之图表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使农家深刻认识到气象学的至关重要性，并运用气象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论农业天气预报之必要及霜害之预防》一文指出农业对于天气的依赖性，认为农业与天气关系尤为密切，大多受天然力的制约，植物生长的五要素，即空气、湿气、光、热、土壤，除土壤外，均变化无端，而又非人力所及，所以，农业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大，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此外，对天气之概念以及变化的原因也作了科学的阐释：“天气者，谓于一定时限，大气中之情态，大气中之情态构成天气者，主予空气之温度、风、湿度、雨雪量、晴晦是也。此等事项，时时变化，不知所及，而占大气中情态变化之一大原因者，空气之运动是也，而大气则常运动，其原因由于地球上所受太阳温热之分量各地不同故也”¨。并且，详细说明大气运动的原理，从地理学、气象学的角度，对天气变化、大气运动作了合乎科学原理的分析。基于天气变化无常，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故寄望于天气预报的产生，预测天气之法也逐步改进。“从来气象学上，预测天气，则以低气压为搅乱天气，乃变化之主因，故由此推察天气。 然近年德国气象学家芬别辨耳氏，则唱由低气压不如由高气压，视其配布以预测天气，其法更精确云。其说以为低气压部位之发生及进行，极不规则，其变化极剧且频繁，故以之预测翌日天气，甚困难。高气压则反之，变化少而运动缓，且常在低气压附近，故其势力及于低气压之运动，变化上不少可制定低气压及于天气上之影响，重视高气压部位之配布，较为精确又可预知数日间之天气”E12]。此处解释了天气预报的预测原理、方法，依据“高气压部位之分布”，即可准确预测未来几日之天气状况，并指出，“利用天气预报，于农业上利益甚多”_l。在霜害预防方面的论述尤为突出：“晦天则霜不结，故以人工作等于晦天之状态，即可御之，亦即结霜后，以人工使徐徐融解，亦可免害”l_l引。鉴于结霜之原因，提出了多种霜害预防的方法，如遮光法、洒水法、熏烟法等，并且给予具体指导。据此，天气预报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4农业生物学与土壤学 在农业生物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第86册有佐佐木忠二郎著，山本正义译的《蚕体解剖讲义》，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2册、第93册均有连载，系统地介绍了蚕的身体构造，并对其各个部位作了剖析，不仅涉及眼、口、翅、听觉、视觉、嗅觉、呼吸等基本器官，而且对绢丝腺、神经、筋肉、神经、脂肪等组织也予以详细讲解。在谈及脂肪组织时，指出：“今解剖蚕体而捡之，有如木叶者，片片，是即脂肪组织也。其构造乃多角形之细胞，外有薄膜掩之，其一方有细柔如丝者，出而结着其体，又走有空气管。此管恒依其体之一定位置，与柔丝皆令其固结不动着也。如是形薄如瓣者，片片存于各部，脂肪所成之细胞中有核，寻常一核，亦有至二以上者。 此核之周围存脂肪，是核之内容，变化而为脂肪也”_l。对其形状、位置、结构作了剖析之后，又将其功用加以解释，“脂肪之用，乃食物消化后，以养其本体尚有余，则以此组织中，贮其养液，以供不时之用。故凡蚕及其他动物，果富此脂肪组织，即久不与食物，亦能生活。盖得于此组织中取养液也，若不与食物，即见衰弱者，必其体中脂肪减少故也”_】。由此可见，脂肪组织在动物体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将食物贮存并转化为能量，得以使动物维持生活。从生物学原理对动物的各种生理现象进行解释，对生物体各种器官的系统阐释是中国传统农学所无法企及的，其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均胜出一筹。在土壤学方面，光绪二十五年九月(1899年10月)第82册即有池田政吉著，山本宪译的《土壤学》，并在第83册、第84册、第85册、第86册、第87册、第88册、第89册、第90册、第9l册、第92册、第93册连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6月)第144册有藤田丰八译的《耕地整理法》；光绪二十八年二月(1902年3月)第172册有金福兰格令希兰著，卫理口译的《农务土质论》等。《土壤学》一文，对土壤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土壤者，谓地壳所由成，盖岩石细末与有机物若干，混淆为一者。凡人生日用衣食居处所需之物，皆仰给焉。故审辨各事之关系土壤者。 为世间凡百作业之本。植物资大气与土壤以为养，然大气成分到处略同。故农家不必措意，土壤则不然。其成分性质及由来到处不同。母岩及其成生之形势亦大有同异。此农家精究土壤所以不可缓也。动物虽或食肉以生或食植物以生，或杂食肉与植物以生，族类不同。资生于土壤则一，而人亦然。土壤所含无机物质，生于岩石崩解”。对土壤的重要性以及成分、性质、来源均予以介绍，并对土壤作了不同的分类，依据土壤生成之状势分为原生土和输土两大类，输土又分为冲积地和漂转地。 由理学之性情将土壤分为砂砾、砂土、黏性土、壤土四类，进一步对土壤的性质、色泽及成质作了深入分析，并附有19张表，将不同土质的温度都作了全面的记载，除此，还对20种土壤作了理学及化学性分析，对农产物也有调查。其中，涉及了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光绪二十八年六月(1902年7月)第185册刊载的《土壤改良论》一文强调了改良土壤的主旨：“土壤虽有天然生产植物之力，而其于理学上性状与化学上组成，常不免有缺憾，如山林原野有自然发生草木者，然而其质坚硬不能亟取植苗。此外，或则湿气不足，或则水分过多，或则含有毒物，与夫黏重轻松为质各殊要，无有适合希望者，于是不得不加种种人工，使天然之土壤近于所望之性状，是土壤改良之主旨也。 法固不一，要不外化学的与机械的作用，其由化学的作用者，即所谓施肥法以俟肥料论说之”l。这实际上是意识到，天然形成的土壤成分、性质均有所差异，必须通过各种人工法进行改良才能弥补其不足，使之符合种植的条件，可以通过化学与机械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改进，包括使用施肥、耕锄(犁锄、耕耙、镇压、中耕)、客土法(以理学的性状及化学的成分相异之土壤，取自他地而混入此地)、植树法、烧土法、排水法等，从而变“不毛之地”为“肥沃之区”。 5肥料学 在肥料学方面，见载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1897年6月)第4册王丰镐译的《论粪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9月)第10册古城贞吉译的《论肥料》；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2月)第57册原熙的《肥料篇》，并在之后每期连载，直至第80册续完；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第183册梅原宽重述，伊东贞元译的《肥料效用篇》等。其中，《论粪田》一文将粪田置以学术的角度做出解释：“天下弃物，皆可粪田。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无不供用。今则由学问以精求田事，若化学植物性理诸名家，教导农人，变通新法，多用金石类以为肥料。如镁氧铝二、氧三、氮气磷氧五及钾质等不一，而粪溺等质，用处亦广。因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与植物化合。若兽粪海草鱼秽等，皆为粪田第一层之用，又有烘法，近甚通行。其理以植物发荣滋长，根柢生结，最喜熟气，盖热气蕴藏炭氧二，暗使改变，犹如以金类粪田耳。古时粪田有用骨类，或块或碎，未有一定。旋有人考得磨骨成粉，生长较易，迨理弼搿创得新法。用骨与硫氧三相和。于是，化学之法兴，获利益宏……现肥田料，大都以钙氧氮氧、钾氧氮氧、氮氢硫氧等，而推氮氢五及含氮养五之质为最佳。他如钾氧盐类，粪田亦肥甚，凡泥地及近河之区，内多含钾氧，若中心松散之地，宜肥以钾氧，如氮氧五、硫氧三、氢氯等，多寡不一”。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已将“草木之质”、“人畜之矢”、“物之毛骨”作为肥料，认为举凡废弃之物都可以粪田，这些经验是从长期农业耕作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也只看到其肥田效果，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作用的具体原理，对其中所含的多种化学元素更是知之甚少。这里，从学理的角度解释肥料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及其特性，指出钙、钾、镁、硫、氮、氧、氯等多种元素富含在这些物质中，具有良好的肥力效果，并把其作用原理归结为“粪中含杂质最多，易于植物化合”。除此，还介绍了各种肥田之法，并强调不同的土质所含的元素皆有差异，要因地制宜，施以相应的肥料。《肥料篇》一文对肥料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施肥之必要性加以突出，一为还植物所吸养料于土壤，以防衰乏。“如斯植物养料，资天然供给，故山林原野所生，天然植物，毫不仰藉人工，由天然养料，繁生不衰，此等植物，若其一部，及全部枯死，则不但还所吸收养分于土壤，又能加给自大气中所得者，加以有动物死体排泄物等，委之地上，是以土壤次第得增加养料，故虽垦新地，不须施肥，而多收获者，职是故也。寻常田圃与此异趣，不关土壤肥瘠，又不问植物种类，与产额如何，悉夺其所产物，无以还付，故其土壤渐次衰乏，为之疲瘠，是其常也。世之农家，欲维持丰饶，以御乏竭，须还补植物所吸夺养料之几分于土壤，是所以有施肥之法也”。二为增加土壤生产力，使之品质佳良。“农家不独患地力衰乏，又须增加其生产力，并望发育完全，品质佳良，如农家所培养数种植物，比之土壤自能给者，知养料更可加多。是亦须施肥料之理也”【17]。三为肥料功效有数作用，“供给必须之养分于植物；使土壤之化学成分，应植物需用，以得适当之比率；宜溶解土壤中不可溶之成分；宜讲求改良土壤之理学性状；宜使土壤中有害物化为无害”。另外，还对肥料成分、施用法、类别、各植物所需肥料加以介绍，并对肥料性质作了详尽的分析，将其分为动物性肥料、植物性肥料、矿物性肥料、杂肥、间接肥料等。这些方法贴近实际，可操作性强，易被农事者接受，也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内涵。 6讨论与结论 《农学报》系统地介绍西方农学知识，把完整的西方农学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正是西方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最本质的区别，从而全面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科学性，为实现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农学知识之所以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将数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向称以农立国，如今农业地位却一落千丈，这种巨大落差使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用自然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梁启超在《农学报•序》中明确指出：“溉粪无术，择种不良”I18]，是中国农业式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副!因此，“西国农学新法”的引进已经势在必行。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科学实验方法，以培养农事者的科学意识。《农学报》大量引进翻译西方农学知识，将农业基础科学与传统农学相结合，在中西方的农学知识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亦促进我国近现代农学体系的最终形成。 基础科学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学性研究 在课程教学中践行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实践性）、彰显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立足课程教学内容的阶级性、发展课程教学内容的开放性，坚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辨证统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树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思想。以高品位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学术水平聚人气，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应进一步立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方向），彰显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科学性（学术性），以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观念 立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进一步坚定课程教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课程，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学校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是为武装大学生头脑，为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开设的课程。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养不是自发产生的。列宁的“灌输理论”给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同时也为这些教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优先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刻苦钻研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以身作则，深入到大学生中了解实情，做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整合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适用于当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二）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术研究与教育任务适度分离的原则 彰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学术性。人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的科研含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育性不容置疑，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同时，课程的科学性不容忽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政教师必须加强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并且要用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支撑高水平教育。教师只有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理论去传授、去讲解，才能影响学生、说服学生、打动学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思想道德和法律理论深入学生头脑。同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还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但是，在宣传中应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术（科学）性。有人觉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党和政府的行为，照搬相关文件和要求就可以，不需要深入到科研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由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教学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它必须深入到科研工作。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知识层面讲，学生在中、小学学习过程中就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并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等形式一直积极宣传。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是要从知识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纯粹的政治宣传对他们根本无法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对现有知识的怀疑心理和学术层面的追求。如果教学只是一味地重复大学生已有的知识，不仅无法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还会使他们对教师、对课程、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因此，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的阐述，必须要用学科科研成果作支撑，才能打动学生，使学生信服。人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要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教学的科研含量，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近年来，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不断摸索，力图采取更有效的授课方式实现教育传授的目的。在教学中，人们利用专题讲座的授课方式，目的就是尝试增加学术含量。在新课改进程中，必须改变思政教师教书匠的倾向，必须在科研上提出更高要求，并在政策上提供倾斜，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者从教书匠向教学科研型教师的真正转变。这与教师所在院校是教学类型不是一回事，即便是教学型院校，思政教师也应树立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必须坚持教学与研究并举，以教学支撑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有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一心忙于搞科研，荒废教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又有学术研究的问题，要贯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的原则，确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任务与学术研究适度分离的原则，这是由教育的阶级性决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教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优先原则，把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与学术争鸣适度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本身有一种倾向至今仍未彻底改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术化”。片面研究、考证和诠释观点、体系、“从概念到概念”或是概念加实例，非要将其弄成一门高深的学问才肯罢休。这是职称评审“指挥棒”的影响，根本没有意识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是最大的学术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严重脱离大学生思想实际，使许多大学生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感觉马克思主义离他们很远。当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很好解决时，大学生们就会到西方学者的哲学著作或其他人文著作中寻找答案。这正是大学生们经常兴起这种或者那种思潮热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丽萍 王继辉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基础科学教育 一、何为sts 近几年，面对现行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直在呐喊要提倡素质教育，同时也在不懈地探索素质教育的方法。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其基础科学教育的内容与标准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特色之一，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思想内容融入到基础科学教育之中，即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思想、人文色彩。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的改革也已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中将sts与基础科学教育相结合，是最为值得关注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由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重视专门化的东西，使得大多数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教育带来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斯诺也谈到越来越专业化教育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这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比如科学家很可能只了解专业很窄的范围，而不了解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基本知识，甚至代表两种文化的双方互相认为对方的工作意义不如自己从事的重要，从而互相排斥。这种文化的分裂会带给社会损害、损失。斯诺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以改变这种现状。 科技发展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是否应该发展核能，是否应该谨慎地加以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应怎样控制世界人口，怎样控制非再生能源的消耗率，怎样避免战争、环境污染，又怎样防止或消除等等。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引起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的讨论，而人和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社会过程。凡其结果会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群众都应参与决策和实施。科学技术对政治和道德的影响是公众的事情，外行也应介入。然而西方国家中社会和科学技术明显分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脱节，而自然科学又占统治地位，这样就需要培养了解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的公民，需要能给决策者提供新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等等。基于这些客观需要，逐渐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新的研究领域：sts。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对sts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sts是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的一个新兴的学科。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sts研究。现阶段，我国专门研究sts的学者这样定义sts：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它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其他子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科学、技术也应该研究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在整体上的性质、特点、结构和相互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 在国外，学者们对sts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在广义的理解中，sts体现为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等（还包括技术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总称。在狭义的理解中，sts则是以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学科为基础，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理论综合，而形成的融合了上述传统学科之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追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新理解。很自然，像这样的研究及其成果，迟早是要反映在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之中。 二、sts与基础科学教育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深入，一个相应的趋势是，科学教育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倾向将影响到所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及基本素质。在这样的目标下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很杰出的人才，也很可能大多数只是某个狭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领域几乎一点也不通。时代和社会并不要求人人成为物理学家，但要求人人都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对急速发展变化着的时代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内容、方法、观念及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现代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是有现代观念、有一定专长、也了解其他领域知识的通才。只了解很窄的领域，不论是领导科学工作，还是参与制定科学政策或政府其他政策的讨论等等，都是不够的。科学技术越专业化，越可能使得人们沉迷于技术的发展中，而只看到很窄的方面，甚至忽视了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当遇到由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或应该做出决策时，很可能会手足无措。sts教育正是在出现了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的不足。另外，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代表就具备了独立思考、工作、研究、开创的能力。而sts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更宽的视野中（比如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伦理的，等等）理解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等。 从近些年来国际上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总体趋势来看，在对sts内容的引入中，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然，sts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内容绝不仅限于此。 首先，科学史教学对于科学教学本身具有帮助。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学生可以不仅学到具体的、现成的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什么等等。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具有科学洞察力。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学动态的发展，在对科学概念演变的了解中能更准确地理解科学概念，并学会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只学到 一些作为现成结论的知识片断。 其次，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趋势是，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将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对于在历史上科学革命中出现的重大变革的本质的说明以及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的介绍），这尤其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的头脑，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 再次，sts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是一种文化。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科学是无数科学家毕生辛勤工作的结果，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使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可以使我们更聪明、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但科学毕竟只是一种文化，一个人大脑中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从早期对引入科学史的专注，到更加泛化的sts，这样的教育可以说起到了某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的作用。 最后，sts教育具有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功能。由于sts在西方产生的特殊背景，这方面的关注更加集中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效应（如对资源的过分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等）。利用sts教育，则可以使学生懂得科学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和外界孤立的知识，而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对科学应用的适当控制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决策，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三、sts与中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我国中学的理科教育，在单科的系统知识上，其深度、广度几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但是放在今日世界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环境中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精英，还需要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大军。在中学理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也是极其重要的。应该使受教育者懂得科学成就和技术革新应为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对科学技术应用中各种社会问题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尽可能提出合理的对策和行动。但是现行中学理科教育受制于升学的压力，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这不仅使教学内容和方法围着应试转，而且使得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脱节。 科教兴国，素质教育兴国，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已全面启动。在未来将出台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中，将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将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教学建议、评价标准等。按有关权威部门的说法，在课程标准的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倡导从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出发，结合社会、科技的发展，重组各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并体现综合性。相应地，在义务教育阶段理科课程共同基础中，内容将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理科课程、科学素养的养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等几部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在渗透人文因素方面长期的落后，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进展的滞后，使得有时在教育中谈到要引入sts内容时，对于究竟何为sts以及如何引入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误用。例如，仅仅望文生义地将sts等同于实践、动手等等。因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的科学教育中的新思想，这对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承认的是，与像英美这样的国家相比，在基础科学教学中结合sts的方面，我们国家显然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教育界不能和学术界脱离，而应该汲取学术界的观念、观点，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到教育的改革中来。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教育思想论文: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形式多样,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问题很多。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要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特长与研究方向相结合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要明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是思想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最高目标是引导学生为实现理想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现实目标是帮助学生解决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思想问题,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为实现更高的目标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的深化 (1)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状态。我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形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意识形态长期并存而且相互影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范。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社会客观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具体影响,更要研究这些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也要研究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的政治主导、民族文化主导、人本主导和社会核心价值主导等,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研究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2)个体层面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状态。在市场体制条件下拥有自主权和民主发展条件下拥有自由性,能够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主体性与个性特点的同时,必须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生活,接受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政治和社会道德的目标、规范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社会化中,学生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和实现理想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的生活条件。学生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难题探讨 (1)学生的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学生处在人生的成长阶段,特别是大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美好的希望,又对所处的现实社会感到无奈,心里充满了诸多的矛盾。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思想特点以及特殊需要、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他们在现实中要做出抉择,在曲折中发展,寻找出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学生自身的特点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思想教育与研究计划。(2)时代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新的生活方式、领域、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引导学生适应现代生活。也要研究客观因素对学生生活影响的方式,解决学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激烈社会竞争、不良的社会风气等对学生的交往、学习、入党、就业的影响,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所形成的压力,在社会大背景下感到困惑、失衡、失态的表现、危害、根源进行深入分析。(3)应用性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只能以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将大话和大道理。在理论的选择上和解决问题时,要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和运用理论而不是相反。应用性就是研究要结合当前所出现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理论的构建,而不是满足于理论体系的主观建构。还要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对问题价值进行阐述,对问题根源的探究,并要有解决问题的途径、方式、手段和技术。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要正确的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思想的影响与冲击,解决学生思想上存在的迷茫与困惑的问题,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曲解,盲目的追求某种需求而偏离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的轨道。因此要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和人生观,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教育思想论文:论任鸿隽的教育思想 摘 要 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着名教育家之一。他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科学教育、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以及对与教育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都颇有见地。这些思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和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 任鸿隽 教育思想 科学教育 大学教育 专门教育 任鸿隽(H. C. Zen,1886-1961) 不仅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现代科学观念的研究者和鼓吹者,而且也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至1918年,他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在1920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受聘为该校化学系教授。次年,又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此后,他参与诸多与教育有关的事务,最直接的有两件:一是在1923年冬赴南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任期将近两年;二是1935年9月至1937年6 月入川任四川大学校长。当学生、做教师、任官员和任校长的经历,无疑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加上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而形成了他的比较有见地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还富有教益,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教育的一般理念 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任鸿隽的诸多论述散见于各种场合和文章。有趣的是,这些理念与哲人科学家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奥斯特瓦尔德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的理念与实践,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任鸿隽对教育目的、教育精神以及何谓好教育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同意阿诺尔特(M. Arnold)之说,即教育之本旨在“自知与知世界”,欲达此本旨之术则曰“凡世界上所教所言之最善者吾学之”。(p.62)他本人认为:“教育之目的,自个人言之,在造成行事之权能,而跻于独立自由之境也;自群体言之,在增进其幸福之品量,而助其稳健的发达。”他指出,其达此之术,不外二说:1)人性各有所近,其智慧之发达,亦旁溥四出不可方囿。故能备多数之途术,使人性之各方面,皆得所宣泄而臻于完善之域者,是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2)学者不但博闻洽识、多才擅艺而已,必得其专门之长,足以自立而涉世。能造究此才者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由第一说,则普通教育所由起,由第二说,则专门教育所由兴。(p.124)在谈到教育精神时,他这样写道: 西方大学之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曰:重独造、尚实验而已。独造者,温故知新,独立研几,不以前人所已至者为足,而思发明新理新事以增益之。其硕师巨子穷年累月,孜孜于工场,兀兀于书室者,凡以此耳。此精神不独于高深研究见之,乃至平常课室之中,亦此精神所贯注。取譬于近,则如教科书之用,在东方尝由教者先讲释其义,学者乃退而读书。在西方则学者先读其未授之书,乃进而听教者之讲解。一则依赖在人,一则抽绎在己,其用为不侔矣。实验者,理必征实,语不涉虚,其在物质理化。所谓试验科学者,无论矣,乃至心理之微渺,教育之繁赜,亦以试验定其确否,而研究政治,攻治文史,亦必统计事实,综核理据,犹是实验精神之贯注耳。若乃科学本域以内,其注重实验,尤非东方所及。……彼盖以为是浅近之事实,可于书籍中求之,可于想象中求之,然去科学精神也远矣。(pp.110-111) 正由于教育的“最高目的与意义”在于“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所以任鸿隽把德育或健全人格的养成看得很重要。他表明,一个人的人格不健全,就是有了学问,与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古人说:“士先识器而后文艺。”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技能。再者,各个分子要能为一个较大目标而通力合作。假如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合作的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健全分子的增加和同心协力,那便是烦闷力量的减少,是生活力量的增进。(pp.466-467)也是基于这些认识,任鸿隽以为一个学校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大影响,莫过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次要。所以,先生的良否实为造成学校环境的最大关键。(p.453) 关于外国影响和教学方法问题,任鸿隽在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赞同考察团的下述意思: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其历史 文化、社会环境、经济情形创造一种新制度,以求适合本国的种种条件,不可盲从外国,尤其模仿那文化经济和我们社会情形相隔太远的美国是不对的。但是,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内地,私塾和新式学校并行不悖。在许多学校,虽然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的新科目,但是教法还是和从前念四书五经一样,而且许多学生心理也还在那里做他们的洋八股、洋翰林的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考察团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实际上却是外国化不够。自然,我们所谓外国化,并不是说用外语讲授、学外国史地。我们所要的外国化,乃是功课的编制、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人格的培养,是不是如外国学校的有目的、有办法?试看看我们中小学功课的庞杂、教法的呆板,正如陶内教授所谓“好像中国故意用教育使后代的人们呆蠢、神经失常和不快乐。”哪一件不是恰恰和近代的教育原理相反?我们参观过美国的小学教育,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注意养成学生的活泼精神和健全身体。但是我们的小学经验恰巧与此相反。这怎能说我们的教育外国化、美国化了呢?我们以为中国目下新教育的失败,一大半由于新的只在形式而旧的仍是实质。这种实质的改革,除欢迎彻底的外国化——即种种方法、精神的改革——无它道也。至于教学方法,他与国联报告的思路一致,极力反对违背实验精神及不合社会环境的一切教法制度,因为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p.458-461) 任鸿隽在教育中重视基本工具的训练和自学习惯的养成。他在四川大学开学典礼上讲道:要求高深的学问,必须具有坚固的基础,故本年度课程,对于基本工具的训练特别注重。具体言之:即在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务远,一无所成。所以,本校自本年度起,决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三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家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p.545) 任鸿隽不同意学校当以学生的利益为重、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的提法,也反对学生动辄革命。他径直指出,用民主国家的譬喻,归结到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是不对的。一个学校的存在,当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但是这句话又可以发生问题。学生对学校的现状不满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条合法的道路,也许是唯一的道路。不过,学生既非人民,学校也不是国家。一个学校除了教职员外,总得有一个管理主权的机关:在官立学校是政府,在私立学校是董事会。这自然有了一个最高的请诉所,而无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动。直接的革命行动,未必能与学生的利益相符合。因为知识、年龄种种关系,学生的利益,不见得是学生本身所能谋的。那么,学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谁呢?他认为主人翁更不是校长、教员。他的回答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以为学校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设立的多元组合体,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杀其余。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个东西来做学校的主体,我们以为只有“学术”两个字可以当得。学术确实是学校目的的所在。凡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无论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工作。凡是对于学术有贡献的,无论教员也好,学生也好,我们都可以说他代表主体的一部分。(pp.440-441) 针对当时一些学校由择师自由动机引起的风潮,任鸿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个看来既是新鲜的题目,自然很容易引起青年的热情不知不觉地起而为它奋斗。不过,它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做不到。说也奇怪,我们中国人神龛上供的五位尊神,只有师一位是有选择余地的。择师既然本是自由的,所以向来就没有人想到“择师自由”的话。如此说来,“择师自由”即使不是舶来品,至少也近时的发明。如其还有相当的意义,必定与学校的组织不能分离。不过无论怎样持放任主义的教育家,从来不闻有主张小学生有择师自由的,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知识与能力。大学高年级学生,他们不但能判断教师的良否,并且能知教师学问的底细,而大学低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则做不到这一点。前者对自己学问的前途早有过相当的考虑,择师问题早已解决,近年学潮未在大学高年级或研究院发生过,就是明证。照此看来,用得着择师自由的似乎已不必要,而闹着要的似乎又用不着。任鸿隽在这里提供的可行方案是:与其择师,不如择校,这是行使择师自由的简便办法。进学校之后,再发现教师不行,还可以向校方提出合理的要求。若当局不听,唯一的方法是退出学校,然后在校外以个人的资格披露学校腐败和教师不称职的事实,以求社会上的公正评判。这样,在个人方面可以达到择师的目的,在学校方面也不至演出学生选举教员的怪现象;至少不至于如罗兰夫人所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pp.501-504) 1930年代,社会上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任鸿隽对此八面玲珑的口号不以为然。他说,照这句话的意思,救国读书,随兴所至,不必顾虑哪一件事的成功与否,而同时又可以兼筹并顾,这是多么便宜的事!须知,无论读书还是救国,都不是用半冷半热的态度所能做到的,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目前的道路认清。不用说,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尤其是在血气壮盛、感情丰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牺牲,何况读书的一点小事?不过在决心离开学校,加入救国之前,我们至少要问我们两件事:我们的主张,果然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吗?我们的方法,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两个问题若不能解答,所谓救国事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还不如埋头读书,究竟还晓得我们自己做什么事。首先,学生们的主张并非深思熟虑。如1925年“五卅事件”某大学贴满了“打倒英国”、“直捣伦敦”的标语——我们搜索不到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1928年五三事件学生界的标语是“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界主张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不晓得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抵抗强日?这些没有征引价值的主张正可以表示我们学生界知识的幼稚,谁也不肯相信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这却是牺牲读书换来的成绩。其次,学生表示主张的最后办法常常就是罢课。可是罢课只是吃了砒霜药老虎的办法,拿自己的损失,来促他人反省。然而,他人若不反省,这个方法就失其效用。他人不但不与我们休戚相关,而且以我们的损失为利益,则这个方法完全失其意义。除非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可以偿罢课的损失而济其穷,则可断言罢课必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最后,任鸿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把学生救国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来决定对于救国或读书的态度。我们以为对于救国的方法,已经有了坚深信心的,他们尽可尽力去做救国的事业,不必拿读书来做幌子。对于救国的方法,还不曾有坚强信心的,我们以为要以读书充满他们的知识,养成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改定前面的标语说:“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pp.442-443) 任鸿隽把教育看作是终生的事情,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他谆谆教诲即将离校的 毕业生,要继续关注知识人格方面的生长,因为职业的忙碌、娱乐的引诱与社会一般风气的趋向,都可以使人渐渐离开学问的空气而趋向于平常庸俗的道路去。为免去这种危险,他奉劝诸位毕业同学: 不要因为离开了学校而离开你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你心爱的书籍,一个是你佩服的先生。你须知道书中的道理,等你到了社会上得到实际的验证,方才觉得明了亲切,而你的先生在客厅中比在课堂中更能帮助你。最要紧的是怎样利用你的闲暇时间。西方哲人说:“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不在怎样利用他的正经时间,而在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常常放在心上。(pp.466-467) (二)关于科学教育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标志的教育大转型时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各种新式的科学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科学教育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为了使科学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任鸿隽殚精竭虑,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建言献策,鼓吹科学教育,阐述科学教育之真谛。 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并在“科学与教育”(pp.61-67)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表明,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其在今日,科学之范围愈广,其教育上之领域亦日增。还顾吾国,科学之真旨与方法,既尚未为言教育者所深谙;而复古潮流之所激荡,乃有欲复前世咿唔咕哗之习。他在详论了科学之定义、科学直接影响社会与个人之行为、科学有益于审美和人生后,得出结论说:“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之真精神”“岂不胜于物质知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他后来又一再强调: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士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知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p.243) 任鸿隽探讨了科学教育之要义和特点。他说:“科学教育之要义,约举之不出二者。一主于征实。科学之所研究者事实也,事实又有真伪之分,不辨事实之真伪,而漫言研究,不得为科学。二主于合理。兹所谓理者,乃事物因果关系条理之谓也。凡不生关系之事物,而牵合之若有因果者,是谓不合理之知识。反之于个事物间,能明其条理,举其因果关系者,是谓合理之知识,亦即科学知识也。他于是得出结论: 故科学教育之特点,一在使人心趋于实,二在使思想合乎理。能既此二者,而后不为无理之习俗及迷信所束缚,所谓思想之解放,必于是求之。所谓科学之应用,亦必于是征之。(p.216) 在1939年发表的“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pp.546-552)一文中,任鸿隽集中讨论了科学教育的意义、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说:“所谓科学教育,其目的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间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科学是二十世纪文明之母,是现代文明国家之基础。已为大家所共知。所以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抗战需要科学,建国亦需要科学。”要促进国内的科学化运动,教育方面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第一,科学教育可以养成科学的精神,与充实科学的知识。科学教育应当是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这是关于科学的知识方面。当学生学科学知识的时候,又知道了在实验室中这样证实课本内所说的真理与事实,无形中又学会了科学的方法。学生既熟习了科学方法,于是凡事不轻信,不苟且,求准确,求证实,这就熏染了科学的精神。学生经过十数年小中大学里科学教育的熏陶以后,将来无论到哪里,都会利用其已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促进科学化运动。第二,科学教育可以培栽新进技术人才。国内现在急需个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这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教育才能训练出来。第三,科学教育可以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准。无可讳言,目前促进科学文化的力量比较薄弱,这只有用科学教育去充实。把学生的科学程度提高之后,科学文化运动就增添了大批生力军。以后科学在文化运动中,就可以和哲学、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分工合作,促进中国之现代化。总而言之, 科学教育最利于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最利于产生新进高等技术人员,最利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准。这是科学化运动的捷径,也是科学化运动的大道。教育家应赶紧负起责任,从速充实科学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之发展,以求中国之科学化! 关于科学教育之内容,任鸿隽认为,第一种是普通理科教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这些是基本科学知识。每个学生无论如何都应该学习,尤其是中小学的理科课程,必须认真教授。这应该从充实教材,增加师资作起。第二种是技术科目,这里面包括农、工、医、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门学校,以及医院所附设之护士学校等。我们的专科学校太少,培植出来的人才不够用,急需扩充。第三种是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我国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程度差,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在许多穷乡僻壤,人们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甚至许多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还在相信看相、算命、扶乩等事。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在现今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故对于很浅显的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其需要应更甚于上述二项。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科学教育,使之配合抗战建国事业,以达到克敌兴邦的目的呢?他觉得根本上应该:第一,训练好的师资。要认真提高师资训练班的训练标准,非但注重教材内容,还要注意教授方法。在职中学理科教师也要不忘自我教育,重视自己的教业,时时揣摩教授法。其次,供给好的教材。我们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最后,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有绝大关系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有益于科学本身,而且直接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对此,任鸿隽在它处还有一段话讲得恰到好处:“拿任何一种科学作例,必须自己作过一点独立的研究,然后对于科学的原理和精神,有一个深切的了解,教起书来,自然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p.453) 任鸿隽早就洞若观火:中国当时的科学教育,至少有两大缺点。一则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一则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接有效之途径也。(p.283)他进而剖析了科学教育大部分皆属失败的原因:岂不曰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然有得乎?则试问之今科学教师,何以只知照书本讲演,岂不以彼所从学之教师,其教之也,亦如是则已乎?如此递推,至于无穷,然后知 无真正科学家以导其源,欲科学教育之适如其分,不可得之数也。换词言之,即有科学乃有所谓科学教育,而国内学者似于此点,尚未大明了,此一事也。其二则为对于科学之误会,对科学之真意和价值动觉隔膜。(pp.309-310)他还揭示出:“中学及大学教育的过于偏重讲演与课本,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460)。 科学普及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任鸿隽对此十分重视,他一生亲自撰写和翻译了诸多普及性的科学文字。他内心早就孕育着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介绍科学的最佳方案: 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枝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p.683) 显而易见,这里的“枝叶”指科学知识和科学应用,而“根株”则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任鸿隽深知科学普及的难处和重要性。他说,想把一个颇为抽象的科学主题,拿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困难是很大的:他或者把问题的中心隐藏起来,只拿肤浅的方面或模糊的叙述给读者,使读者心中发生一种被骗的了解幻象;或者他对于问题说得那么专门详尽,使没有训练的读者,无法了解他的说法,也就没有勇气再读下去。假如把这两类通俗科学文字除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何其之少,但是这一点点却是真正难得的、极有价值的东西。使一般人有机会去经验——自觉地和理解地——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努力,是极端重要的事。每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由几个同行专家拿了起来精研、应用,还是不够的。把知识的整体局限在少数人的中间,将使这个民族的哲学精神失去活泼、生气,同时也将引到精神上的贫乏。(p.649) (三)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 任鸿隽有多篇文章专论或涉及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他考察了西方大学的起源,谓西方称大学在英语曰University,德语曰Universit?t,法语曰Universitos。在12 世纪时,一称学校内之一群人,有授学位之权耳。其后学校组织愈完,规模愈备,乃为学校之专称。其义为大、为通,盖言无所不备矣。故设科不完者,盖不得为大学。大学与分校(College)异。分校为教授一科或数科之处,大学则必萃人类所有知识以设教。是故其教为高等以上之教育,而其科目不出一科或数科者,则皆谓之分校。其分校所授关于某项执业如工、商、医、律者,则谓之专校。必合各分校与专校而总汇之,乃得谓之大学。自组织上言之,分校为大学之一部,大学为分校之全体。分校与大学,盖一而二,二而一。他追寻了大学发达的原因与知识和财政有关: 大学者,知识之府也。对于既往,大学为其承受之地。对于现在,大学为其储蓄之所。对于将来,大学为其发生之机。国无大学者,其知识必无由进,而文明之运,乃等之不可知之数。虽然,大学者,又知识之产物也。今夫学术歧出,异流而同源。譬如一本之树,枝叶扶疏,方向各异,而其根则一。众学之间,不能无彼此关系,亦犹是也。 至于财政上之关系,合之则费省而效巨,分之而费奢而效小,此生计学上之定理与大学之组织亦呈其效。大学之趋于完备,生计学所谓“大事业之内益”实左右之,或非妄耳。(pp.106-107) 任鸿隽揭示,目下国内大学的大病正在没有做到一个“专”字。此处所谓“专”自然是指高深的“专”,而非指那单简的“专”。高深的“专”,我们要假定它对于基本的功课,有彻底的了解与确实的训练。对于专门的功课,曾做过广博的搜讨与独立的研究。这与所谓“课程的统系化,常识化,精攻不令偏枯,深入方能浅出”根本有点不同。一种学问,无论是自修也好,教人也好,必定要有心得,有源头,方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单靠口耳分寸,展转传述,自修固不能有成,教人尤不易发生信仰。(p.453)于是,他给大学下了竖、横的定义,并对前者尤为强调:严格说来,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称为大学。这个定义,可以说是竖的定义。它是以程度的高深来定大学的标准的。我们教育部近年规定大学的组织,要有三个以上独立学院的方才可称大学,其余凡只有一个独立学院的都只能称学院。这是以范围的广狭来定大学的标准的。这可以说是横的定义。横的定义,虽然可以革除许多组织不完、规模不备的野鸡大学,但对于提高大学程度的一层并不发生影响。不特如此,有许多学校,因为要勉强适合教育部的规定而保存一个大学的名称,于是本是工科学院,而无理地添上些文科理科。结果,大学是成功了,而学科程度则毫不加提高,甚且因经费少而设科多的原故,大学的学科反而比专科的程度更低。(pp.509-510)任鸿隽的这些话是在70 年前说的,不知底细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某个今人说眼下的事呢! 任鸿隽还谈到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应该从三方面考虑,即学校的地点、组织和分配。他在逐一详细考查之后得出结论:似乎通盘筹划一个国立大学分布的地点,整理现有的组织至最经济、最有效的限度,而且注意学科的分配,使各大学能因应时势的需要,得到平均的发展,方不失“合理化”这三个字的意义。(pp.531-535) 任鸿隽对专门教育以及师范教育也很关注。他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曾对专门教育予以界定,并特别指出:“实业教育占专门教育之重要部分,故实业教育于教育上之位置亦从可知矣。”实业教育之勃兴只不过是近数十年之事,其理由在于:1)自科学发达,新制迭出,工业革命之大力,既扫荡全世界一新其面目,国于其间者,社会组织遂不能不因之变更,而以实业家为之中坚。为社会发达计,势不得不注重实业教育矣。2)实业之位置既高,其组织与制造之术,亦日趋于繁衍而奥邃。3)社会愈进,生计愈高则人之待于物产者亦宏多。他接着论述了实业教育之意义和范围。实业教育,在赋学者亦相当之职业,而非即职业教育与职工教育。实业教育实兼造成实业上之高等人才,司发纵指示之役,及具开创建设之能者者而并包之也。所谓实业教育者,举其类则有:专门教育(凡高等以上之实业教育皆属之)、商业教育、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室家教育(凡剪裁缝纫调制和保存食物之职,不在家庭厨舍之内,而自成一业者属之)。自其程度别之,则有如大学内之实业专科,中等实业学校,初等实业学校,补习学校等皆在其内。实业学校的种类及统系由最低之初等至最高之专科,大别可列为七:最初实业教育,一曰职业前之实业教育(prevocational industrial education);初等实业教育,一曰介立实业学校(intermediate or separate industrial school);中等实业教育;职业学校(trade school);半工学校(part-time co-operation plan);续习学校(continuation school);高等专门学校。实业教育有其特殊性质,以普通教育之制驭实业教育,无当也。实业教育之要点是:1)实业教育,高等者必兼虚、实、狭、阔四义。何谓虚?谓物理、化学、算术、图画诸科学,凡为制造工业所基者,其要义理论不可不习也。何谓实?工场经验,为必要不可 缺之需求,非是无论其理论学科如何美备,不得为实业教育。何谓狭?学者当专学一门,以求至乎其极。凡其藩内之事,无不豁然贯通。何谓阔?学者于一实业,不但既其内蕴,又当通其外缘,期能随处取材以增进实业之效率。若是诸义,诚非一蹴可跻,而以高等实业教育揭橥者,不可不勉。2)中等者须与地方情形相协适,而无冠履入越之讥。中等以下之实业教育,期目的不在得事业界之头脑,而在得心知其意之工人。3)实业教育之组织,当以其目的以定学科之范围,设备之繁简,铺张门面,与因陋就简,皆非事之善也。4)实业学校之教师,当取老于实业之人。此理甚明,然行之非易,一以适当之人不易得,一以即有其人亦未易罗致也。任鸿隽还就中国实业教育现存问题做了分析,提出注重高等(非谓中等以下无足轻重)、以切于实用为贵的看法。(pp.124-132) 任鸿隽对农业教育似乎情有独钟。农业教育是什么?他用简单的一句话做了回答:是利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故农业教育是应用科学的一种,这是第一个重要性质。第二,农业的性质,无论什么新法与研究,要有大规模的应用,然后有效能可言。所以农业教育的最后目的,就在它的最大应用。这两点若不顾到,而高谈农业教育,是无异于扪龠谈日的。他进而表明农业具有与工业教育的最大差别在于,工业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几个工业家以建设一些新工业。农业教育的目的,若仅仅在造成几个农业家以设立几个新农场,不用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即使达到了,我们仍不能说是农业教育的成功。因为农业教育的效用以普及于多数农人为目的,少数人的独善其业,于大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由此观之,国内的农业学校,都不免有两重大失败。一是现今的农业学校不能造就农业专家。一个农业专家,必须自己来自田间,或者对于农事工作有相当的关系或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与此不沾边,学成之后去干祖传的“士”的职业或做任何不用手而用脑的工作。另外,农业学校自身和实际农业的隔离。学生只从书本学习舶来的或理论的知识,回到乡间就有邯郸学步之叹。农业学生不能业农,不能不说是农业学校的第一个失败。由此引出第二个失败,那便是农业不能改良,不能把研究结果利用于大多数农家。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农业学校的职责:造成研究的人才,养成许多推广的人才。第一种人才,是属于学术研究的,需用较少,但造就较难。第二种人才是属于组织及行政的,需用较多,但造就较易。一个农业学校,最好能兼筹并顾,尤其要办好学术事业。任鸿隽进而阐明了农业教育的三个阶段:关于学术的教育,关于训练人才的教育,关于普及农民的教育。他说,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可以用学术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故农业教育是近代教育统系中的一个苍头特起的异军。学术研究,是农业教育的根本,但在事业性质上,不能像一般教育之过求普及,不能降低程度标准。要把少数专门研究之结果,应用到成千累万的农家,这是农业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推广人才的养成所,可以是高等农业学校或农事试验场,他们对于农业的专门技术,有相当的心得与训练,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在实际研究的空气中养成出来的。普及农民的教育似难而实易。困难的是农民人数太多,知识太低,不能强聒不知,家喻户晓;容易的则是农人所注重的是实际利益,有利之事自然会争先恐后,服从指导。研究之事应属于学校,推广实行之事应属于试验场。根据目前情况,应有轻重缓急,前者应取集中政策,后者应取普及政策,二者应该相携并进。此外,农业学校的当局和教员应当使他们久于其位,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故,不可轻易变动。因为一种农业的试验,每每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动辄人事变动,往往使其功亏一篑。(pp.444-450) 任鸿隽对师范教育的存留与否也很关注。他通过考察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提出师范教育是否必须要一个特殊的大学来实施与进行?也就是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学来代替?他的讨论从师范教育的内容入手。在他看来,师范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本身,如外国语、国文、算学、物理化学等等,这是所以为教的。一是技术的训练,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种教材的选择运用等等,这是所以行教的。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等,这是教授法、教材选择等等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成为少数学者的专业,普通做教师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了解,但不能作为一种普通的训练。知识的本身,实在看不出普通大学与师范大学有什么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技术训练也不是两种大学的分别问题,而是某大学的教授是否良好的问题。教育学的研究,有蔚成专业的可能,对其研究应该而且必要,在普通大学中研究并不比在师范大学中吃亏。他得出的结论是:凡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与研究,无不可拿普通大学来代替。自然,这并不是说普通大学的功课即等于师范大学的功课,而要经过相当的斟酌损益,方能适合于师范教育。可见在原则上,师范教育可以在普通大学进行。至于实际改革应该如何着手,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pp.451-455) (四)有关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新颖教育理念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任鸿隽不时就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政策问题、具体做法发表议论。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仅仅涉及一下他关于选科制、利用外国教材、留学生政策的议论。 任鸿隽对对选科制的说明是:选科制者,校中设各种学科,而无一定课程,学者得自由选择其所好之科而学之之谓也。东方高等以上学校,科目课程有定,入校则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问何科当取,何科当舍。入西方大学则不然,只有一泛漠之目的,至于专攻之门与寻致之途,一切处于学者之自择。欲行选科制,必其以下三者:学生虽无一定科目而有一定量之工课(unit),达不到者不得卒业;此一定量工课必有一部分属于一门;各科皆有教者为学生顾问(adviser),学生择科时得咨询之以定选择方针。选科制其利不可胜道,今约举之有七:学者得自由发展其才能以达最高之域。高才之士不为一定课程所束缚,得发挥其天纵之能,以登峰造极。中人以下,亦得就其性之所近勉强学问,日进有功。其于才性之发舒,精力之节省,两有得焉。其利一。学者得均受各科教育以成全才。有一定课程者,既欲求备欲一门之中,即不能旁涉它门之藩。是故习文学者或不暇问津于自然科学,而业专门者,其研究囿于方曲,亦无暇涵养文学趣味,此非教育之本意也。选科制不然。其未在执业专门者,其时间甚裕,其可选之材甚广,固可洽学赅览,尽博文圣通之能事。其利二。便学者时间之利用。其利三。增学者对己之责任心。在选科制下,所习科程由一己自由意思主之,从而可增强其责任心,而责任心乃成材不可少之要素。其利四。观摩之广。因各科学生变动不居,固一班之中,各级之人与各科之人具备,言谈微中,足以广益。其利五。教育之竞争。有选科制之校,其教科之良否,不益其课程为断,而益其科目为断。故其校某科而良,则学者云集。而不良者,讲室之门可罗雀矣。良楛易彰,教者益奋,而教育乃因竞争日益发达。其利六。管理上之便易。其利七。选科制虽善,行之亦有难者。主要是须人才与财力,学者与教者须皆臻众盛,学者须有自觉之智力,研几之决心。不过,此三难者,皆教育幼稚时固有之现象,及其既达,必经此制。此制未行,终非教育之盛,而未足尽作人之道。(pp.108-110) 关于大学讲授科学课程多用外国课本且用外国语讲授问题,任鸿隽在1918年就有自己的看法:“此吾以为期期不可者。吾所以反对用外国语文讲授之理由,不特因语文隔阂,学者不易了解,即了解矣,亦用力多而成功少。抑且言及科学,学者本有非我族类之感想。设更用外国语讲授,则此种学问将终被歧 视而不易融合为中国学术之一部分。”15年后,他对讲此话的原因作了说明:因为当时的理科教育尚在萌芽,程度稍高的课程,便非依靠外国教本不可。因为用外国教本的原故,教者也就自然而然地用外国语来讲授,以图清楚与省事。但是这样的教法,于中国的科学教育的前途有极大的障碍,是不消说的了。理科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中国的理科教本不为功,而在当时科学教育方在萌芽的时候,用外国课本和用外国语讲授,或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对全国立案的大学理学院的三分之二、立案高中的二分之一作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使他惊诧不已的,自然是各科的外国教本所占成分很大。他认为,这个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无关宏旨的。它至少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尽管大吹大擂地提倡科学,但是对这一点最小限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它证明教课先生只知展转负贩、坐享其成,绝不曾打定主意做出几本适合国情的教科书,为各种科学树立一个独立的基础。它证明我们学校组织不完善,使我们的许多科学家,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消磨在课堂教室口讲指画之中,绝不让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着述工作。它证明我们多少教育家宁愿把闲暇时间消磨在麻将电影里面,绝不会把科学教学的工作,当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业。从调查表可以看出,吾国近年出版的大学高中理科教科书,实在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而得到教授先生采用的,不过寥寥几种。这个现象只有两各理由可以解释:一是教者及学生还不曾摆脱崇拜西文的心理,以为凡学科能用西文原书教授,便可以显得它的程度特别高深。于是即使在中文里有同样可用的书,他们也宁愿舍中而用西。二是中文出版的书实在太差了,而且选择又少,不容易满足各个学校的特别需求,所以不得不取材于异域,这个理由似乎更重要些。调查还表明,凡大学高中采用的西文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版品,绝无欧洲各国出版的教科书搀杂其中。任鸿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有些国家如德、法,因为文字的关系,他们的教科书不易受我们的光顾倒也罢了,至于英国出版的各种理科教本,未必就无一本比美国出版的好些,可供我们采用?这可以见得我们即使在采用他人现成的教本方面,也不曾尽得采访选择的能事。(pp.468-472) 关于留学政策和留学生问题,任鸿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作为一名较早出洋的留学生,他在赴美不到半年就发表文章,阐明留学生在中国欲承担建立学界之责任,必须兼通国学方可: 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吾所谓国学,固非如经生老儒,钻研故纸,穷年矻矻,至死不休者。而于吾学术思想之大要,历史推迁之陈迹,不可以不知。属辞比事,笔于手而出于口,所以自尽其义之术,不可以不能。此其事之重要,有二故焉。一则知彼而不知己,不可以为完全学者。一则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具也。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而留学各国者,无过数千百人。骤观之,其数若庞然可骇。及其归也,如以杯水益巨海,泯然于若有若无之间矣。将大增留学之数乎?自教育方针及国家财政言之,其势复有所不可。其唯一补救之方法,则曰吾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而已。夫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其事在此一人,能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着书立说,自达其意不为功。吾闻西洋留学生归者,令为教习,所授则旁行书也,所讲则外国语也。如是则与外国学者何异?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彰彰明矣。(p.8) 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慨叹留学生归国无用武之地:“吾留学生囊橐数年之讲章实习以归,归而无学校足供砥砺也,无图书足供参考也,无工场足供实验也,无师友足供切磋也。而又张冠而李戴,削足以就履。数年之后,尚有丝毫学理,储其胸中耶?”次年,他通过椷札之所涉及,报章之所披露,列举了留学生有代表性的三类例子:或学成而归,可谓少有可用之才;或不亟于改换脑筋,归后一接旧社会,旧习惯,将旧病复发,不可救药,博弈饮酒以终日;或考试留学生,续科举之余习,使人才集中于仕途。针对第一类,他发出诘问:“才而不用,则安用才为,安用其遣学之为?”针对第二类,他喟叹:“不暇为吾留学生惜,为中国前途痛也。”针对第三类,他强烈表示: 吾谓科举之为害,不仅在所以考之者非有用之学,乃在率天下之才智,而入于政治之一途。人才集中于政治一途,则社会上事业固失。而所以应考者,陈纸空谈,即所谓莅民治事,亦非所习,则政治之事又失。今之留学生,固不仅从政之才,而多致力于工商、制造之学,以此散之四方,从事于生利事业,则社会改良庶几可望。今政府乃以考试一举,集数年中之留学生,而置之部曹闲散之地,是名用而实锢之也。即用得其所,而注全国有用之才于政治一途,亦岂计之得者,政府已矣。吾愿留学归国诸君,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门避世之想,则国事或尚有望乎!(pp.49-51) 任鸿隽对实业留学生回国后用非所学极为关注。他考察和统计了数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工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就业情况:真从事于实业者,不过全数之半;即从事实业矣,亦不过受庸于已成之实业,岂能自创一实业,为国家开生利之源者,盖渺乎未之闻也。夫有实业人才而无实业以用之,有才亦等于无才。既无坐享成功发挥所能之地,何不自创实业而自用其能,即实业人才当用社会也。实业人才之所以未用社会,除包括无资本佣值等等之外,在于实业人才在求学时无实际问题以供研究。于是,既兴之实业,唯有常守旧法,不事改良;未兴之实业,莫为之创,亦终古无由发生。合两方面观之,留学外国者,有研究实业之机会而苦无材料,国内实业家有材料而苦无研究之人。两方面不能相互为用,乃至两败俱伤,其原因在于缺少一介绍机关。再者,我们要效法收效独多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出外留学时,皆具有一定之目的,对于欲研究的问题,先已知其大要,到外国专研究此事,归国即举措之耳。(pp.120-123) 在一篇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pp.509-511)的文章中,任鸿隽指出以前拿范围的大小作为大学的标准不切实际,致使大学还没有办到设立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生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是,长此继续下去,则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给外国大学作一个预科。尤其是,在目下留学政策盛行的时候,凡在学校成绩较优,学问欲较高的毕业生,谁不愿意去应留学考试,而偏要死心塌地地在本国学校做一点研究工作?所以我们的留学政策,直接有碍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其次,也要考虑一下经济问题,留学生费用巨大,用其半数于研究所,十之有八不愁设备与经费无着了。但是,国内若没有可以代替外国大学为我们制造专门人才的机关,则停派留学生即等于断绝了自己上进的道路。他提出的对策是:有必要恢复30年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的风气。从前因为国内无人,不能不请外国学者来教我们初步的学问;现在因为国内已有相当的人才,尤其要请外国学者来引导我们做专门的研究。从前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浪费;现在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经济政策。问题是我们所请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学者,能不能做我们的导师罢了。 教育思想论文:浅谈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寻求、探索适应新形势所需的教学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已经成为每一位政治课教师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多年来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经验和新世纪党和国家培养新型合格劳动者的目标要求，谈谈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一些看法。并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物质文明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但生活的富足也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因素，给人们带来了物质利益的膨胀。不少青少年学生缺乏明确而崇高的政治信仰和远大理想，他们重视物质利益，追求个人享乐，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他们还受到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思想的影响，严重阻碍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因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成为素质教育中一个急需加强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德育工作核心和主渠道的思想政治课，在加强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任何课程都无法代替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中心和灵魂之所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目标，也体现了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方针在培养目标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国家都把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放在首位。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较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让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知识和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以及公民的道德行为规范等基础知识来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第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学德育大纲规定：思想政治课“以课堂为主要形式，用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观点和科学基础知识来武装学生，逐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因此大力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三，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过程是紧密联系的教学过程，是政治教师按照培养目标和课程性质、任务、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学习书本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传授知识，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情感、意志，陶冶道德情感；确立坚定信念，磨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付诸实践行动，形成道德行为。做到知、情、信、意、行的统一。因此，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过程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是紧密联系的，密不可分的。 第四，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改革要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二十一世纪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中心。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应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上。任何忽视思想道德素质的政治课教学改革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一、加强政治教师思想道德素质 教师思想道德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等精神风貌，它决定素质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道德品质的总和。故人们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是无穷的。政治教师只有用自己正确的政治觉悟、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去影响、感染学生，才能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教学实效。起到塑造学生“灵魂”实效主义。 二、推行教改，实施开放式教学，确立使用学习理念，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努力提高政治课教学的教育质量。课堂教学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关键所在。开放式教学应以课堂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把思想政治课同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体现学科优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教学独特的教育功能。例如创设总是情景、彩多媒体教学、运用对比、图表、选取典型事例等，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参与意识，启迪学生积极思维，让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 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极大提高。 三、全面开展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学校的德育工作应通过政治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一是，理想、信仰、信念教育。由于有些学生缺乏“三信”，即对马列主义、思想的信念淡薄，对党的领导不够信任，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行为习惯的形成。曾经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旗帜就是形象。”政治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教学活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帮助学生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起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知识；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从而树立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思想感情，进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最终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我国人民历来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进而上升为爱国行为是政治课教学的主要目的。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中国历史的教育和国情教育，让学生知道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河壮丽、地大物博，我们的民族勤劳、勇敢、善良、聪慧，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更加美好。才能使学生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祖国深厚的爱。三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道德是指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能够唤起学生的良知、同情心和羞耻感，能够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能协调人际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沿着和谐、有序、健康、文明的轨道发展。四是、革命传统教育。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型劳动者，必须对青少年加强劳动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让学生懂得劳动是世界上最光荣、最伟大的事情，懂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劳动，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离不开劳动的道理；懂得艰苦奋斗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由我国国情和创业本身决定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五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政治课教学要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教育学生增强民主意识，养成发扬民主的习惯；同时经常开展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活动，养成发扬民主的习惯；同时经常开展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活动，让学生学法、知法、守法、依法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知道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目的是实现人民民主，其实质就是强调法律为治国最具权威的标准，确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基本原则。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内容的主干。政治教师要善于利用教材，结合学生特点，列举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灵活多样的活动，才能做好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 四、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结合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网络，形成教育合力，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伟大任务，光靠学校和思想政治课教学这一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建立教育网络才能实现。例如：定期开好家长会，做好家访工作；努力寻求社会各界支持，建设德育教育基地。如：在工厂、农村建立劳动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定期请学校聘请法制副校长到学校上法制课，现身说法，增强学生学法、知法、守法观念；此外，政治课教学还应该和学校的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各种活动，在活动中渗透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教育思想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分析 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何为意识形态性?要弄清此问题首先要把握何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意义广泛、争议颇多的概念。法国学者特拉西在19世纪最先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此后,意识形态一词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使用,但对其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我国哲学界和政治学界通常把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层建筑等同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阶级性是其本质特征。笔者赞同俞吾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2](P129)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始终是意识主体对物质生活的反映,是对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反映。换言之,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意识形态。正如列宁所言:“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3](P326-327)在这里,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传播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为实现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体现为阶级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归结为阶级性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方面,尽管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也具有阶级性,但阶级性更多地是与政治教育相适应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归结为阶级性,容易使人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化为政治教育,难以全面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相当部分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各阶级都能认同和接受的。相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性所指向的内容更为广泛,能较好地涵盖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意识形态性也更能全面、准确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定。 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质属性 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属性就是一事物与他事物在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质。”[4](P17)我们应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其他类型教育的关系等角度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 (一)意识形态性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始终,是其最一般最稳定的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阶级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P98)综观阶级社会发展历史,古今中外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会通过一定的途径来传播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尽管内容、方法、称谓等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意识形态教育。原因何在?众所周知,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国家权力也是如此。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变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能一劳永逸地取得国家政权,/！/时刻面临着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较量与斗争。任何一种力量要在竞争中胜出,都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优势。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二是反映已被消灭或正在被消灭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即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三是反映当前社会中生长着的新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即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冲突。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其统治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证明统治阶级比被取代者更具优越性,使其权力上升为合法性权力。思想政治教育能为统治阶级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有力辩护,能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维护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统治阶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社会成员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要求社会成员按照统治阶级制定的行为准则行事。其目的就是发挥意识形态的导向、批判、整合等功能,统摄相近的意识形态,分化消蚀异质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在精神上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阶级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意识形态性是贯穿其始终的本质属性。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代表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同的。“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5](P1)今天,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到了阶级消亡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才能消逝,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将发生质变。 (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系统。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将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在诸多矛盾中,有一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体现在该事物的各个方面,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事物的基本矛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基本矛盾就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1](P6)。这个矛盾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既是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其发展的动力。这一矛盾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要求,转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政治品德;个体也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社会要求,使自己的思想政治品德与社会要求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这一矛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要求的个体化和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社会要求的个体化,意味着社会意识转化为个体意识,意味着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体现个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自觉反映,但是,“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P152)。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必须掌握群众,必须实现个体化,才能发挥其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一过程能否自行完成?列宁基于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深刻认识,对此作出了说明。“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P317)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掌握群众的主要途径,它能用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取向,使人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使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与体现个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品德走向统一。这样,通过转变了的人的实践活动来发挥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是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一定意识形态的把握。只有接受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思想政治品德,即实现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7](P283)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要重复人类的发展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个体亦是如此。一个新生儿实际上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接收外界的各种思想观念,不断地内化社会意识,实现从自然存在物到社会存在物的转变,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内化一定的意识形态,形成比较稳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即思想政治品德。这不仅使一定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且使个人发展获得更为充分的条件。俞吾金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说明:“一个人愈是与某种意识形态认同,他在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中的生活就愈是得心应手。”[2](P3) (三)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一般教育的特有属性。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性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着标志。我们通常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称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强调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突出其特殊性以示区别。在这里,有必要专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区别。我们看到,正是意识形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区别开来。在阶级社会中,一般的教育也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但是,一般的教育并不像思想政治教育那样是直接服务于阶级的,其意识形态特征远不如思想政治教育鲜明。对此,我们可以从内容、目的等角度进行分析。从内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就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一般的教育而言,它们要么反映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非意识形态部分,如自然科学;要么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某一方面,如哲学、艺术。但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它所传播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直接就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全部。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的内容比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为广泛。我们通常认为,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但是,这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与这些方面就没有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所进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法制观等教育,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构成部分的具体化。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比任何一种其他教育更能体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从目的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维护一定阶级的地位。一般的教育主要是为了传播知识、培养技能。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为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服务的。它传播一定的意识形态,使之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是可以与暴力相提并论的斗争工具,是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形式。要夺取或巩固政权,总要营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工作。不论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均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证明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并广泛传播,使之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二是研究、批判对立的意识形态,以维护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三是结合社会现实发展本阶级意识形态。就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实施者是高度专业化的政工队伍,依托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不仅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行动指南,而且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现实要求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实现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就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坚持其意识形态性,就是要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其主导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共同性,一定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社会的共同利益。若思想政治教育只能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它就不可能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8](P434)因此,即便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人类社会共通之处。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这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任何淡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企图都是危险的。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深刻变化。有人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有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等等。“淡化意识形态”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甚至危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在理论界,有人提出用“思想社会教育”、“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也有人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要自觉地向社会、向公众回归,纳入“生命教育”、“交往教育”等内容,甚至认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事精神引导的活动,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前一种主张,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性的丧失,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后一种观点,貌似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实际上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泛化,失却了根本。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斗争是常态。只要阶级还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都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加强。因此,“淡化意识形态”实质就是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淡化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是西方为消解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潮。在理论上,他们不管是意识形态衰落,还是意识形态终结,都只强调一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必然会失败。在实践上,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全方位、宽领域、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今天,无论是电影、电视、音乐,还是情人节、圣诞节等,无不充斥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气息。为什么意识形态斗争如此激烈?因为意识形态对于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有特殊作用。它可以实现政治主张的社会认同,可以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固化为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沉积于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赋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职能,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能促使人们形成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马克思说得甚为明白:“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9](P35)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能跌入“淡化意识形态”的陷阱。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淡化意识形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殷鉴不远,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我们要引以为戒,吸取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教训,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教育思想论文:创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创业教育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们在课堂上完全服从教师的安排,所以对学生的个性是一种压抑和阻挡,没法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创业教育更加深入生活实际,深入到学生内部,教育方法不再单一,而是变得多样化。创业教育理念的引入能够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实现教学结构的改善,提高学生的创业水平和能力。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可能性 (一)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一致 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培养学生独立发展的个性,培养学生进行创新的思维和敢于挑战的勇气,因为大学生进行创业主要的素质便是拥有创业的品质和能力,需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和创新性。这些内容都是与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市相互融合的,能够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融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思想品德;而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诚实品德,两者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目前,创业难度很大,必须拥有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和失败后坦然接受的心态。两者都趋向于培养学生的完整性格,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模式上具有相互依托性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很多有效的教育方法得到了展开,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比如说理法、实践锻炼法、学生主导法、个体体验法等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结果。创业教育更加需要实践方法,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可以通过个案分析、市场调查、专题讨论等方法进一步提升学生创业能力。 三、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创业教育理念 第一,树立正确的理念,深入开展创业教育理念宣传,注重学生的创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引导教师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认清学生的社会发展性和个体发展性。第二,要重视创业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为重点展开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三,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第四,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展开相应的培养方法,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关注学生的兴趣和本身存在的良好品质和能力,加以提炼和培养。第五,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二)明确创业教育的内容 创业教育应侧重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应该将创业教育的内容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课堂教育应该从创新能力的培养入手,如开展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开展实践教育。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更新理念,改变教育方法和手段,融入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体教育和创新教育。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 很多创业的创意都来自于实践当中的灵感,所以加大实践培养力度能够有效地提升创业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开设企业管理课程,开设人文课程,开展创业计划大赛、创业模拟大赛,给予学生更多的创业实习机会,让有创业意识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习机会,从而为毕业以后的创业奠定基础。 (四)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第一,应该注意更新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在办学理念上支持创业教育。第二,大学制度文化建设需要健全的组织制度,在组织上应该支持创业教育。第三,大学物质文化建设需要具体的载体,因此学校的一些物质标志应该建立起来,让创业氛围可以充斥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第四,领导加以重视,同时教师作为教育理念的传播者要身体力行。第五,社会上应该形成一种创业热潮或者是支持创业的风气,这样,学生进行创业的过程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激发大学生创业的兴趣和激情。 四、总结 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很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培养更多的社会人才。而创业教育理念的融入能够真正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培养学生的自我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素质。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理念上进行更新,从具体的实践入手,将创业理念真正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教育思想论文:思想道德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开始 作者曹增平 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更应得到进一步加强。爱国，在源源流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已积累成为一种最朴素、最自然的情感，成为维系着我们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纽带。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来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朴素的感情，对他们进行培养、引导，使其拥有民族节气和团结向上的精神，这是基础教育的一个部分。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他还指出：“祖国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环境。”列宁的这两段话不仅阐明了爱国主义的历史根源，而且也阐明了爱国主义的属性。因此，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却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探讨的。 一、从学生身边的小事开始 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老师、学生的热爱，人们对一事物的热爱，常常表现在事物外在的物质形态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不是一种没有依托的纯精神意识。它往往表现在对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教师向学生介绍家乡的风貌、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介绍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东方大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拥有世界最早最长的人工河流等等描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当然，要培养学生爱国的热情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让学生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观念。天下有大事吗？没有。但任何小事都是大事。集小恶则成大恶，集小善则为大善。培养良好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是从那很小很小的事开始的。例如，教育学生碰到垃圾要怎么办，看到水龙头在滴水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学生身边最小的事情，而这些最小的事情正是爱国的开始。 二、从了解祖国的历史开始 了解祖国的历史，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重要手段。如介绍远古走向古代、从古代走向现代，介绍地动仪的制造、圆周率的发现、《本草纲目》、四大发明以及原子弹的研制、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使学生了解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个勤劳、智慧，富有创造性的民族。认识到自己是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还可以向学生介绍虎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八一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等等，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烈、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精神，使学生懂得，祖国的今天是由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得来的，我们的几天来之不易。每个中国人都应牢记祖国的今天，珍惜今天，创造明天。 三、从传统美德的教育开始 以往爱国主义教育喜欢灌注理想，比较空洞和脱离实际。其实应该善于把握学生的情绪，利用生活中相关的事实对学生加以引导教育，把空洞的口号化成具体的内容，学生更容易接受，更容易理解。 中华传统美德源源流长，爱国者的风范数不胜数，经常向学生介绍著名科学家的爱国事例，讲华罗庚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事迹；讲袁隆平为了“杂交水稻”保持世界领先，几十年刻苦钻研的成功事例等等，都会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很好的培养和激发。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如：经常进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诚实守信、谦虚礼貌、天下为公、见义勇为、勤劳节俭等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明确自己应该怎样要求自己，怎样努力做一个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人。 还可以向学生介绍民族英雄爱国的事迹。如张学良、杨虎成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民族英雄邓世昌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惜以身殉国，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风骨、高尚气节和爱憎分明的情感，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总之，爱国主义教育要做到生动、有吸引力，就应当研究社会大气候、学校小环境，抓住热点，不失时机地开展针对性教育，方能收到实效。“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爱国情怀，是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他的伟大实践，更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光辉榜样。让我们像他那样，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把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搞得更好，把广大学生培养成具有深厚爱国情感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教育思想论文:对思想品德素质教育中道德内化的思考 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曾经存在要求太高、内容太空、方法太死等弊病，尤其是做表面工作，搞形式主义， 以一阵风运动式的教育代替深入细致的工作，因而收效不大。为了克服以往德育工作的弊端，学校“在改进德 育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德育目标素质化的趋势”。〔1〕 怎样理解思想道德素质化？这要从剖析“素质”内涵谈起。在素质教育的研究中，人们对人的素质给予广 义的界定：“素质是人在先天条件下，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和环境影响形成的比较稳固的、且在比较长时间内 起作用的基本品质。”〔2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素质”内涵中“稳固的”“在长时间内起作用”的要求。 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认为，如果学生的品行呈现表面性、被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那么所反映的品德就不能 说已成为该生的素质，也就是说其品德尚未素质化。只有学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顶得住环境变化的影响， 抵抗得了不良干扰和诱惑，始终能保持其良好的品行，才能说明他具有良好的品德素质，也就是说达到“品德 素质化”的程度。 素质的特征源于素质的内在属性。内在性，这是人的素质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它表现为人的品质的深 层底蕴，因而决定素质的形成必然是个内化的过程。内化，就是把外部的东西转化为内部的东西，客体的东西 转化为主体的东西。比如道德准则是外部的东西，以此教育影响学生，如果学生真正认同这些准则，并且成为 自觉的要求，坚定地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就可以说是变成了个体内部的东西，实现了道德内化。 所以道德内化是思想品德素质化的基本要求。德育工作者要从事对学生思想品德素质教育，就必须研究道 德内化的规律，探索道德内化的方法和途径。 一、道德信念的形成是道德内化的核心 通常我们按四分法来揭示品德的结构，即“知、情、意、行”。“行”是外显的，“知、情、意”是内在 的。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较多地注重于认知向度和行为向度，把道德行为直接归因于道德认识，这显然是不 够的。举个简单例子，学生都知道禁止吸烟，可有的学生明知故犯，或者经教育不吸烟了，过一阵子又吸了。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对道德准则的认识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自觉的、稳定的、一贯性的”道德行为。可 见，如果忽略了“知——情——意”这一内在中介系统区，那就是忽略了品德结构的重要核心部分，这核心恰 恰是道德内化的根本所在。 在研究“知——情——意”系统时，引入一个综合性的心理概念——道德信念。所谓道德信念，“它不是 单一的某种心理成分，而是深刻的道德认识、强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道德信念是 道德动机的高级形式，是推动人产生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并使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坚定性和一贯性。”〔3〕 道德内化就是促使道德信念的形成。 当道德准则作为一种外部信息向学生输入时，学生的认知必须经历不同层次的发展：“知道”层次（懂得 应该怎样做）——“理解”层次（明白为什么应当这样的道理）——“认同”层次（由被动、外制式转为自觉 性，化为自觉要求）。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人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经过反复的心理体验，不断地丰富道德情感 ，良性的心理体验会激发人的内在需要层次的升华，发展成精神上的道德需要，产生对道德的追求，而道德需 要实现的满足又反过来强化良性的心理体验。随着道德需要的升华和道德情感的增浓，人对于非道德因素的干 扰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不断增强，具备了顽强的道德意志。综合上述各种心理成分，也就是深刻的道德 认识、浓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形成了坚定的道德信念，外部的道德准则实现了内化。 由于道德内化是由外到内的过程，因此研究道德内化的途径和方法就必须从优化外部作用的条件和激励自 身内部因素入手。对此，下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二、优化外部条件 促使道德内化 外部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本文选取与“知——情——意”系统产生心理作用有关的方式作为分类标 准。 情动条件：动之以情，是教育的先导。情是开启学生信息接收系统大门的钥匙。以情激情，是激发道德情 感的好办法。教师对学生的爱，就是最好的情感教育，教师富有情感的教导（或演讲）必然使学生的情绪受到 感染，优秀作品，动人的故事情节都能使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 理喻条件：晓之以理，让学生能真正领悟道德准则及其执行意义。教师要讲究说理的艺术，以理服人，“ 心服”就是“理”的内化，采用强制性的压服是不好的，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更谈不上内化。在学科教学中渗 透德育，“文以载道”，寓理于学科教学之中，于无形中潜移默化。 榜样条件：榜样在促使道德内化方面的力量是无穷的，古今中外人类优秀分子身上都闪耀着美德的光辉， 他们人格的魅力对学生的精神必然产生巨大的震撼。学生周围的好人好事都能构成学习的榜样。 环境氛围条件：除了硬环境外，要善于营造浓烈的情感氛围。例如升旗仪式，对场地、设施、队列、服装 、鼓号乐、歌声、演讲等因素进行综合设计，构建庄严且富有爱国情感的氛围，就可收到较好的效果。 制约条件：我们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疏导方针，但丝毫也不能忽视制约机制的重要性。法制教育、 规章制度的管理从另一侧面强化对道德行为意义的认识，对道德内化起了辅助作用。 评价条件：对学生行为予以评价，既可加深道德认识，增进道德情感，同时又是一种导向和激励，其作用 不可低估。评价不仅来自教师，也来自学生接触的各个方面，我们应当重视集体舆论的教育作用，应注意发现 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多予表扬、鼓励。 促进道德内化的外部条件很多，这里无法一一枚举。 三、自我教育是道德内化的关键 由于道德内化是学生主体内部的心理过程，因而发挥学生主体能动作用是道德内化的关键。下面我们仍以 “知——情——意”系统和道德信念形成过程为线索，探索自我教育的形式，研究教师调动学生主体作用所应 发挥的主导作用。 （1）发挥学生在道德认知中的主体作用 道德认识是自我教育的基础，也是自我教育的起点。对道德准则不单纯是理解掌握，还必须上升到“认同 ”的层次。为此，采取“外铄式”的灌输往往是不够的。 教师必须想办法，促使学生去分析，比较道德行为和 非道德行为的截然相反的后果，同时引导学生去领会执行道德准则是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统一，必要时甚至 可以让学生去经历直接或间接的心理体验，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从心底里、从情感上达到对道德准则的认同。 （2）“自省”是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 自省是经历自我评价、归因分析、自我强化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自我评价——以道德行为准则来衡量自 己的言行，判断是非、善恶、美丑。对好的自我肯定，错的自我否定。归因分析——找出产生行为的动因，总 结经验教训。自我强化——肯定自己的道德行为时，增进了自己的道德情感，增强道德信念；反省自己非道德 行为时，引起自疚的心理体验，对道德准则有了新的认识，痛下决心，改正错误。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给学生留有“自省”的机会，也可以设计一定的形式对学生的“自省”给予引导。 （3）自制是自我教育的高级心理活动 自制力是道德意志的重要品质，它是产生行为过程中的自我调控，控制自己的需求、欲望、动机、情感、 情绪，控制自己不受干扰，保持不偏离原来的决定，因而自制可以起到避免自身产生错误行为的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看，自制是比自省更为高级的心理活动。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自制是外部控制信息（各种道德准则）经内化而成为自身内部系统的控制信息（即坚 定的道德信念），发挥导向、调控、维持的作用。而自省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反馈和重新调控，为以后 的行为输入（或强化）新的信息。所以自省和自控是主体系统自我控制在不同阶段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 ，循环交替进行。不断地增强学生的道德信念，就能不断地强化控制信息，不断地增强自制力。强化控制信息 还可以采取外界提示法，比如设座右铭、挂“制怒”牌、在公共场合设警戒标语（例如禁止吸烟）、在校园里 《守则》《规范》上墙等。 从自制的内容看，对“需要”的控制是最为根本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人的心理结构中，需要处于核心 、主导的地位。需要，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归因，因此有人主张“道德行为归因于道德需要”，学生能否控 制自己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说就是能否控制自己的需要。所以培养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就要认真地研究教育 对象的需要，支持和尽可能满足他们合理的需要，转化他们不合理的需要，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利 益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处理好权利和义务、奉献和索取的关系，最终实现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物 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 四、交往和实践的磨炼是思想道德素质化的必经途径 主体素质的形成是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外相互作用的中介即是主体在生活中所参 与的各种各样的活动”。〔4 〕这就是说，素质的形成具有主体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道德准则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关系的规范，所以道德品质只有在人际交往中，在社会实践活 动中才能得到体现（即外化），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是实现“知、情、意、行”统一的必经途径。 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作深入全面的探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学生主动参与交往和社会实践时，由于交往 的对象、实践的内容和环境不可能纯化，因而学生必然会受到正面的或反面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 的估计和准备。 首先，应当教育学生注意择友，尽量避免到不良的环境（例如“三厅二室”）去活动。学校应鼓励学生社 团活动，开设活动课，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实践。同时应重视班组集体的建设，创造良好的交往群体和环境条件 。 其次，密切关注学生群体的动向，家庭、社会、学校密切配合关心学生活动情况，发现不良的苗头就及时 作出针对性的帮助和引导，防患于未然。 第三，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学生的交往和实践活动。正如陶西平同志所分析的，“想通过隔绝学生与社会的 联系，进行封闭式的教育，从而使学生在净土中健康成长只能是一种幻想”。所以，让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去 锻炼，在纷繁的生活和实践中去接受考验，在成功与挫折中去经受磨炼，才能使他们真正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才能使学生内在的、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形成。 教育思想论文:快乐体育是一种体育教育思想 快乐体育不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一种教育思想。 一、快乐体育的目标和内容快乐体育是指从情感教学入手，对学生进行以健全的身体教育和人格教育为目标的体育教育思想，它重视爱的教育、美的教育与各项运动所独具的乐趣，强调学习兴趣与创造学习。它不仅把运动和情感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而且视为直接目的。因此，能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满足他们的学习愿望，有利于培养自我体育能力与完美的人格，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矗快乐体育以研究学生的情感需要、体育需要、人格需要为出发点，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建立在自身愿望的需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上；把身体锻炼中的乐趣和学习中的成功体验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以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意志、适宜的方法来调节自己的体育学习和锻炼行为，从而使整个教学过程充满快乐、愉悦、和谐的情感与气氛。既让学生喜欢学、乐于学，又让他们知道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自觉主动地发展体育能力和个性，增强体力和智力，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快乐体育简而言之就是寓教于乐。这是教育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成功教育的必由之路。 二、快乐体育教学实践的特点1、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主张以育人为出发点和归宿，面向终身体育，从情感教学入手，强调乐学、勤学，育体和育心相结合。 2、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强调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二者相结合。 3、在教学结构上，主张教学活动是认知、情感、行为的统一。强调体育教学应是融知识、情感与身体发展为一体的三维结构。 4、在教法上，主张启发式的创造教学，强调教法的多样性和学法的实效性。 5、在教学组织上，主张严密的课堂纪律与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相结合，强调信息的多向交流与教学环境的优化。 三、快乐体育的依据和实践意义快乐体育在教育论上，是以情感教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情感是知识向智力转化的动力，是联系教师和学生的桥梁，是人格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是满足人类个体及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一种实践活动”。（马克思语）因此，体育教学活动必须以学生的自觉、主动为前提才可能取得成效。 快乐体育的提出和实践引起了下列一些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1、改变了体育教学中单纯对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发展体力的身体教育观念，倡导从情感入手，在发展体力的同时进行知情意并重的人格教育。 2、改变了体育教学中教师强制灌输，学生机械再现的教学方法，倡导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和启发式的教法与发现式的学法。 3、改变了在体育教学中学生被动学的局面，倡导学生主动地、愉快地学习。 强调将肉体上的苦转化为情感上的乐，这就是“以苦为乐，乐在其中”。在意志上主张勤学，反对怠学。 教育思想论文:对于思想教育与素质教育联系探究 一、什么是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一)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 新时期,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具有新的内涵,要准确理解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由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整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一般体现。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知识的传授和环境的熏陶以及个体的实践,将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活动过程,其实质是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性心理品质的内化,形成较为稳定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外化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当中。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是一个发展变化即运动着的概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识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必将更完备、更准确、更科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思想政治内容丰富多样,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五个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遵循教育规律,并符合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与区别 (一)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是需要社会文化的支撑的。文化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必须有与之同质的社会文化作为背景。作为思想接受的心理基础,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教育的形式把社会主导性文化传导给大学生,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2.文化素质教育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说服力,建立在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大学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 1.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侧重点不同。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两个不同方面。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着重于加强对大学生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方面的教育。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指向侧重点不同。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校园文化活动载体的作用,内化为学生相对稳定的人文品质,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侧重于指向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三、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结合 (一)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有效载体 1.运用文化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特点,围绕学生实际开展教育,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文化素质教育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相结合,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大多是以大学生的实际知识层次为依据,围绕着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兴趣爱好等进行,可以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这使得融于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产生影响,既适应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又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2.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其教育内容和影响力可以覆盖校园的每个角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使学生在接受传统思想教育的同时,跨越时间和空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运用文化素质教育丰富多样的教育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利用文化素质教育影响广泛性的特点,延伸教育触角,可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 (二)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全面协调地发展,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虽然侧重点不同,其目标却具有深度的一致性,便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文化素质教育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于一体,可以通过文学、艺术等表现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其生动活泼、丰富多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形式很好地丰富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单一的形式。高校通过文学艺术活动,将我们传导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表现、环境建设等联系起来,就具有了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和潜移默化等特点,使大学生乐于接受,便能够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教育思想论文: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特征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范畴问题一度曾引起过学界的重视,涌现出一批研究文献,论述了不少范畴,甚至有学者对范畴做出了比较系统而富有启迪的研究,如对范畴进行分类,分析范畴的功能、具体范畴的作用等等。[1]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本文选择范畴作用问题进行研究,旨在引起学界的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一、范畴的含义与特性 1.范畴的含义。范畴一般是指某一学科的最高概念或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互关系和活动状况的概括反映和抽象表现。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商品,政治学中的权力、人民,法学中的权利、义务,伦理学中的善、恶,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等。在所有学科范畴中,哲学范畴又是属于最基本、最普遍、可适用于任何事物的基本范畴。 一般认为,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其中包括与范畴密切相连的概念。范畴与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两者的联系看,两者都是作为人们的认识工具和思维反映形式而存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P153)并且两者在形态上都主要以一定的符号(其中主要是词语)表现出来。从区别来看,两者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程度与范围有差别,范畴通常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抽象性更高,它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表征着同类事物中最大的分类或最宽泛领域的边界。而概念与范畴相比,反映了同类事物内部的分属关系或丰富具体的那些属性。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范畴称之为元概念,即它是最本质、最元初、不可再运用其他反映形式来定义它,但却可以运用它来定义其他概念的那样一些基本概念。当然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范畴是基本概念或也可称为大概念,而有些大、中概念也可以称为小范畴。 2.范畴的主要特性。范畴有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及研究,如已有学者指出了范畴具有的客观性、流动性、抽象性等;(P187—193)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性等,(P63—65)这些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特性有时候并不特指某种独立的属性,而是反映着某种关系,昭示着人们应该善于正确处理一些重大的普遍联系。在这样的视域下,我们试图阐述范畴的下列关系性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是: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等。 第一,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毫无疑问,范畴具有客观性,这是由于作为人脑反映客观外界的思维成果和认识工具,它所反映的内容总是客观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P72)具体来说,这种人脑所反映的对象无论是自然界、人类及其活动,甚至包括人的精神活动,都具有客观性特征。这里讲到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内容具有客观性,大家很容易理解,但要说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反映也具有客观性,可能就会有一定异议:怎么对主观性的东西进行反映的成果本身却具有了客观性的属性?其实,即便是对个体来说是属于自主活动的心理——精神现象,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属于主观性的东西,但它们一旦超越个体意识的领域而进入群体意识的界域,就具有客观性的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关系那样,主观精神主要是讲个人的精神,并且只是就个人的意识状态来讲的精神,这种精神还没有外化出来,进一步表现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化为社会法律、社会道德、社会伦理、风俗、政治制度等,而客观精神主要指整个社会的意识状态,道德、风俗、国家制度等。这种主观精神转变为客观精神的状况,可以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找到大量的佐证。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20世纪60年代雷锋同志的思想认识、意志品质最初是通过他的主观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主观精神”现象,但后来他的思想得到社会确认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传扬的对象时,这种主观精神就变成了客观精神,变成了社会客观存在的某种时代精神遗产,就可以受到人们的主观敬仰和主动传承。于是,对这一精神现象进行反映的相关概念或范畴自然也就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因此,范畴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范畴作为人们的一种认识工具,它的使用状况也不可避免具有某种主观性。不难看到,作为思维产物与认识工具的范畴,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基本上是包括文字、词语与图形等所构成的一整套符号系统。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这些表达着客观内容的各种符号的选择和实际运用,常常带有主观的属性,即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同一内容的东西,也可能运用统一符号表征着不同的内容,仿佛人的姓名就是一个符号,生命过程中可能改名、假名、匿名、用笔名、用外文名等等,这种改动本身具有主观性,但永远改变不了其名虽多、其人不变的客观性。因此,范畴就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属性。当形式与内容相一致时,这种形式可以变得十分重要,但当形式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外在的面具时,它的使用就可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形式毕竟可以因人而异且丰富多彩,如人们可以称谓“雷锋精神”,也可以称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还可以称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尽管这些不同的词语所涵盖的内容有宽窄深浅之分,但其实质应该是相同或相似的。范畴的主观性昭示我们需要注意范畴或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与恰当性,但又不能太教条主义,要注意应变性。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兴致和价值偏好而随意设置一些概念或词语,并且将它们反复使用甚至不断移植到新的领域中复制运用,以期形成一种众说纷 纭的语境而使这些概念或语词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使用定势或约定俗成,从而成为研判新的活动样式或新事物的分类标准和鉴定模式,并且力图将这些状况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单凭人们的词语创造和词语操作就可以建构出新的概念甚至新的理论的“炒作”现象,正是人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对象之一,它是范畴的主观性被任意放大的一种表现。 第二,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一般来说,范畴作为某一学科反映某一独特研究对象或某一事物本质和活动规律的基本概念,具有鲜明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指某一范畴最起始时总是属于该学科所独有,并且只有这种范畴才能充分反映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运作规律,也只有这种范畴能够标志着该学科的确立,甚至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范畴才使得人们有理由对该学科加以确认和赞同。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学科范畴又具有相对意义的普适性,即一定范畴不仅在某一学科领域中通行,而且可能被人们扩展或迁移到其他学科领域加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范畴不仅依然保持原来的词义,而且又在新的学科领域中获得了新的语义,这 会使得这种范畴的普适范围不断扩大。如“公平竞争”最初出现在体育竞赛领域中,而如今则已扩展到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社会化”最初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后来被运用到政治学领域,衍生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科的范畴,如哲学范畴,从起始阶段就具有广泛普适的属性,其超越一切学科领域的特征早已为人所共知。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学科的范畴会始终固守自己的“疆界”,不会轻易去反映或解释其他领域的事物本质或活动规律,同时也不会轻易被其他学科所移植运用,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会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第三,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作为概括和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事物之间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和思维工具,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即具有从无数的直接性、多样性、对立面双方又对立又统一的具象中概括、提炼和抽象出一定共同性与普遍性的属性。这种抽象最初的表现就是运用语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P181)在语言中,人们必须要用一定的范畴、概念等工具,但这些工具对事物本质及其相互间的本质联系的反映程度、抽象程度和概括事物的范围有相当的区别,它们并不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和认识阶段,因此,范畴又被人根据其抽象性、概括性的程度不同而区分为基本范畴、重要范畴和具体范畴,或高层次范畴、中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等。(P181—182)同时,真理从来就是具体的,它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范畴和概念加以表达的,由于范畴就是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表现形态、不同作用的概念构成的体系,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因此它也能够完成真理展开的内在要求和现实任务,真理的具体性与范畴的具体性是一致的。关于范畴又抽象又具体的思想,其实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已有体现,他所提出的十个范畴中,最根本的范畴就一个,即“实体”,其他九个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方面来说明或展开这个“实体”的,因此,相对而言,“实体”这一范畴最抽象,而其他范畴则比较具体,至于其他用来说明这九个范畴的更小的范畴,则表现得更具体。 第四,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范畴的涵盖性主要指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之内涵。由于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大而使其边界变得相对比较模糊,用现行话语来说就是范畴具有对质性的界定功能,而同一范畴不可能在量的界定上具有精确的功能体现。这种主要对事物范围、涉及领域及其质性判定的功能,反映出人们运用一定范畴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趋势的某种内在需求。同时又要看到,人们认识事物又有明确精准的需求,因此,范畴同时又需要具有精到性,它是指人们通过范畴能精确而细致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廓清事物之间的种差,把握事物发展程度的一种特征。这也就是人们研判事物既需要有质的范畴,又需要有量的范畴的缘故。范畴的运用必须具有贴切与精准性,使人感到恰如其分,无过而无不及,才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事物。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人们就会将一定数量的同类范畴建构成一个体系,它由一系列基本范畴、主要范畴、小范畴(即大概念)、小概念所组成。并且这种范畴体系成为一个等级系列。 范畴在形态上的表现究竟是单个的还是成对的,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人们都是在比较鉴别的过程中认识事物,何况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矛盾,对这种矛盾状况的正确反映也需要至少有矛盾两方面的特征,所以范畴通常都表现为成对的形态。就哲学范畴来看,就有诸如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等。也有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从表面看似乎是单个的,如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化”总是暗含着“个性化”的对立面,或者说社会化就是“去个性化”,社会化与个性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社会化这一范畴实际上就是反映着两者对立统一的无数复杂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与认识工具。 范畴究竟是主要出于对价值作出若干规定而逐步形成的,还是处于对经验进行描述而逐步形成的?这里实际上反映出范畴内部价值与事实两者的矛盾性。至于一个学科的范畴究竟是反映了这一学科所表征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还是反映着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范畴形成不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纯自发而成的客观结果,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考虑到以上特性,我们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时,必须遵守必要的规则,必须慎重周全。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主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活动的本质方面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关系特征的认识及其概括出来的成果,它们反过来又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属性、特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性的工具。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并且概括愈加精确,结构也更加严密。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对于学科确立、学科建设、学科的社会声誉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范畴是学科的基石,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方面。 1.范畴是学科的基石,并由此构成学科的理论硬核。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学说或学科都是建立在一套相应的范畴、概念体系和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这种范畴、概念体系基本规定了研究的边界与空间,形成了研究的基本方式,规定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生成着与其他学科交流渗透的机制。而在这种范畴、概念体系中,必然存在着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范畴与核心范畴相统一的“基石”,我们且把它称之为基本范畴。说“基石”常常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如今盖高楼大厦都打基桩,那是一根根硕大并且可以连接的钢筋水泥柱,尽管打基桩也可以称谓打基础,但基桩本身不称为“基石”。而原先盖一两层模样的房子都没有打基桩的说法,而是都要在承重墙的下方挖好地基槽,然后选择大块的、坚硬的石头铺垫垒砌在地基槽的最底层,再依次垒砌中型石块和小石块,从而构成整个地基。这种处于最基础地位的最结实的众多大块石头,通常被称之为“基石”,它是房子的耸立之本。同样,一个学科要能够确立,也需要有若干个“基石”,也就是基本范畴。要看到,有时候基础的东西未必是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也未必是基础的东西。但范畴对于学科的重要性而言,应该既是基础的,又是核心的,两者是统一的。 基本范畴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石,而且应该存在由若干个基本范畴构成的理论硬核。理论“硬核”这一说法是英国着名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他主张用“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理论体系,评价科学的进步。他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理论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有三个特征:有一个公有的“硬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P66—73)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理论改换一种说法 ,即一个立得住脚的学科之理论体系,应该有三部分构成,即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理论硬核居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和起统摄作用;而中层理论则起连接理论硬核与表层理论的作用,它一方面对理论硬核起保护、辩护和具体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支持、涵养、修补受到外部冲击而不断破损的表层理论的作用;表层理论则在外围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保护、调整、修复、更新等。三种成分有不同的特征,理论硬核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是不容怀疑有时甚至是不可定义的。而中层理论则成为一种既有稳定又有变化的“缓释缓冲带”,过于抽象的理论硬核之内容经由它的诠释或转渡可以变得具体而明确,而外部实践对理论硬核所发起的质疑、否定与冲击则经由它的解释而得以和缓、化解或消退,同时,中层理论又会不断支撑、修复和调整受到外部环境强力冲击、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表层理论,让它们继续发挥具体化、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释、安慰、排解、说服、激励等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硬核,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就难以真正确立。至于这一学科的理论硬核究竟由哪些基本范畴、概念所构成,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断进展而逐步明确的过程。换言之,只有那些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和渗透力,能够把一系列相关性概念融合成一个有序整体和理论框架,并且有助于促成人们形成社会常识或公理性认识的范畴与概念,才可能构成理论硬核,仿佛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仁”被人们认为是这一学说的理论硬核一样。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中层理论与表层理论具体怎样区划,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2.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并且也可以成为分析研究对象和外部世界的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的理论表现方式,它通常形成一个体系,这种体系不仅是学科赖以自我表现的众多概念群的存在方式,而且成为一种解释研究对象与外部世界以及沟通外部联系的工具与方法。这种工具与方法集中表现为一种独到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仿佛一张网,其中作为网结存在的范畴主要起着分析要素即尺度的作用。这种分析要素即尺度的首要任务是对实践对象进行定义,其次是对众多定义的对象进行分类或归类,再次是进行解释。对此可以总称之为“范畴化”。换言之,范畴本身仿佛一种度量衡所具有的标准,可以成为分类或归类的依据。范畴组合可多可少,可大可小,于是由此构成的分析框架也有所区别。 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它们实际上表征或反映着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此范畴与范畴、范畴与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对客观事物内在、必然之关系的一种展开与显示。我们在主观上把它看做是有逻辑性,而主观感受上的有逻辑性与事物客观的规律性应该是一致的,这就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主客观统一。分析框架所体现出来的严整性与其运作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也应该是统一的。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演示就是一个范例,仅以他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一系列概念之间的 演进关系之做法看,渗透其内在的方法、始终贯彻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展示,尽管在体例上有稍许单调的三一体印象,但其逻辑的整体严密性还是令人赞叹。他的《精神现象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论证他的绝对精神,由此而展开一系列范畴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但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最高的学问,是探究人的意识是如何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过程,也揭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难怪恩格斯会称赞它,认为它“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P219)如黑格尔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这么一个正—反—合的演变过程看做是主观精神的形成路径,而理性这一环节的展开又可以分成正—反—合这样的三一论,即由“观察的理性”(主要特征是被动性)转化成“实践的理性”(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再转化为“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主要表现为统一性)。而有了主观精神,它们主要是表现为个体的精神,它们的汇集、积淀慢慢就转化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变成社会的风俗、道德、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等,这些就是他所说的客观精神。有了主观精神,又到了客观精神阶段,人的意识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进一步发展到两者的合题——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主要指美学(艺术)、宗教、哲学史等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严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其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和概念内涵的展开过程应该表现出相当严密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规律性的真切反映。当然我们需要看到,学科范畴体系的发育是一个过程,不同学科范畴体系的体量和发育程度是存在着差异的,其解释与分析外部事物的能量和功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相对而言,一些传统老学科如哲学、历史、法学等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庞大,其发育程度也比较被人认可,而一些新兴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弱小,其社会认可度也会因平时缺乏沟通或者其他种种缘故而比较低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是属于正在发展和扩大影响力的时期,它所产生的分析功能和社会解释能量的社会确认,还会有一个过程。但不管如何,如果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不能正常地发挥其解释作用或说明作用的话,这一学科就难以走向成熟。 3.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它的固化也可以培养人的思维方式。 学科范畴作为一个体系,总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定的概念、词语等,加上其他副词,它们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组成了话语体系或叙述方式。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主要指符号(包括了概念及词句、图形、字母等比较丰富的形态)、意义预设及其诠释,以及言说方式(主要指人们运用一定符号来诠释和分配意义的表达方式或叙述方式)等三个要素及其联系样式构成的形态。于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范畴的分析作用,亦即研究作用,还需要认识范畴的表达作用或叙述作用,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这样,由一连串大小范畴、大小概念为要素所组成的学科话语体系,成为分析与叙述相关事物变化发展规律性的必要工具。也就是说,一个学科不可能运用其他学科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来揭示与阐明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一个学科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某些范畴来分析本学科研究的对象,那多半是在将其迁移到本学科话语体系整个语境中同化后才加以运用。因此,范畴必须增生出话语体系及其叙述功能。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他的《资本论》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戴,当然也受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批判,甚至有人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的,是“黑格尔的诡辩”。对此,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P111)因为黑格尔是将观念看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现实事物则是观念的创造物和外部表现。马克思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P112)因此,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而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黑格尔辩证法开始冷落,遭受一些人的恶意辱骂时,马克思却站出来,确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并且声明:“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坦言在《资本论》某些章节的写作中,“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里明显地表明,在马克思眼里,一方面,“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实际上又认为叙述方法也可以体现辩证法,即他所说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那是一种充满着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因此马克思说:“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P111—112) 坚持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其中特别注意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研究功能与叙述功能在方法论方面的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 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如何发育出更新更有效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则是另一个话题。必须看到,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但随着时展和社会变革,原有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应该不断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