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论文:中国引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事业蓬勃发展 10年来在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组织下，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GIAHS）取得了丰硕成果，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在32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占了11个，位居世界第一。联合国粮农组织驻蒙古、朝鲜、中国代表PercyMisika10月13日在浙田举行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总结及‘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授牌十周年纪念会”上致辞并高度评价说，“中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构建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引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十年磨一剑，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探出新路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下，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重大行动，旨在发掘传统农业的宝贵经验财富，探索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2005年，粮农组织在6个国家选择了5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我国的“浙田稻鱼共生系统”经农业部推荐、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和联合国大学技术支持，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第一批保护试点，并于2005年6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授牌的遗产地。经过10年探索实践，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趟出了新路，成为GIAHS保护的的世界样板；在青田的带动下，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福建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陆续入选GIAHS名录；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凸显，农民文化自觉性与保护积极性显著增强，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在成为研究传统生态农业的“实验室”，展示传统农业文化的窗口，生产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的基地，开展生态文化型旅游的目的地。 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事业发展 为建立一个全方位、立体性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农耕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部确立了“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指导思想，在中科院等有关专家的支持下，构建了政府主管、科学论证、分级管理、多方参与、惠益共享的管理机制；于2012年率先在国际上开展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目前已分三批公布了6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出台多项措施，在国际上率先颁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成立了由农业、生态、环境、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建立了GIAHS工作经验交流制度；探索了行之有效的动态保护途径，在有效保护传统农业系统及其所蕴含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态景观、农业民俗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通过农产品和特色食品加工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拓展了农业生产功能和发展方式，提高了农民收入，为遗产地带来显著的经济、生态和效益，让遗产地农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成功的实践者。” 搭建平台强化科技支撑，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战略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复杂的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开展多学科、跨领域、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在全球环境基金、农业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专项、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环保公益项目、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的支持下，10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资源所联合有关科研院所，开展了包括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与演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效应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功能及多重价值与可持续性评价、生态农业与多功能农业发展、旅游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基础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完成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及文章；搭建起了系列平台，倡导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学科领域的发展与青年人才的培养，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队伍；完成的咨询报告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科学普及工作。10年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科研成果丰硕，既有效支撑了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引领了国际GIAHS保护理论研究。 中国经验走出国门，提升了影响力、话语权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在遗产申报与管理、科学研究与成果推广、政策融合与机制建设、学科发展与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均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经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11年李文华院士当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GIAHS指导委员会主席，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闵庆文研究员于2013年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颁授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获奖人。我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相关制度的决策参考，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借鉴，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了粮农组织开展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使中国的经验辐射到越来越多的国家。2014年6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署了“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GIAHS工作合作协议，农业部于2014、2015年连续举办了两期“GIAHS高级别培训班”，有30多个国家的60人次到我国学习考察，促进了更多国家加入GIAHS保护行列。在农业部的推动下，2014年召开的APEC第三届农业与粮食部长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北京宣言》强调，要“加大各经济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正是在中国政府等的强力推动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一项重要工作。10年来的发展，中国为推动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成为我国农业国际合作的一项特色工作和农业对外交往的一块“金子招牌”。通过GIAHS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国际合作的影响力、话语权、主动性。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各国的有机农业 美国――科技挂帅 据统计，每4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购买有机产品，即使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要贵得多。为了研究出新的、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有机农场主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资源和时间，美国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都投入了很高的科技研究成本。美国还成立了农业调研服务组织（AgriClllturalResearch Service，简称ARS），它的最主要任务是研究更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帮助农民获得更高的产量。关于农场的科技问题。美国的农场主们只要付钱给专门的农场顾问公司就可以了。田里应该留些什么草、养些什么虫，根据农场的情况要深耕还是浅耕，顾问公司都会在调查研究后给出答案。虽然有机农业成本昂贵，但是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美国农民乐此不疲。 印度――回归原始种植 直到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农民才知道什么是化学肥料，在此之前，无论是杀虫剂还是肥料，他们都是从动植物身上取得的。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发起了“绿色革命”，大量引入经过基因改良的种子、化肥、化学农药。化学农业带来的恶果，让现在的印度农民和消费者都渴望回归到有机农业时代。和欧美发达国家提倡的开发、利用新科技进行有机种养的方式不同，印度对于有机农业的概念就是――复古。他们用牛粪，用原始的种子，不用化学驱虫剂。 英国――王子示范 英国查尔斯王子是有机农业的支持者。1986年，查尔斯将自己的农场“公爵之家农场”（Duchv Home Farm）从普通农场改成有机农场，亲身示范有机农场在环保和商业上双赢的可能性。20年过去了，查尔斯的农场运作十分成功，为英国的农业有机化树立了很好的榜。农场是商业经营的，并推出了“公爵原作”系列食品。农场出产的蔬菜也对外出售，而农场的有机羊肉就会供应伦敦著名的丽池大酒店（Ritz）。如今，农场每年的盈利约100万英镑，均全数捐给慈善团体。除此之外，查尔斯本人还是“珍稀品种留存信托”的赞助人，很多英国农民舍弃的物种，在查尔斯眼中都是宝贝。有时，查尔斯甚至让农场专门开出一小块地来种植一些市面上不售卖的品种，只为保留这个物种“原汁原味”的英国基因。 土耳其――有机出口 土耳其气候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让他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近年来，土耳其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为了得到国际市场的承认，土耳其的有机农场都按照出口国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认证，为了获得稳定的客源，土耳其的出口商严格按照出口国的法律和市场法规、市场要求办事。这都让土耳其的有机食品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2007年，土耳其有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而土耳其农产品在瑞士、美国、比利时、瑞典、日本、南韩等国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 意大利――葡萄也有机 在有机食品越来越风行的欧洲，葡萄酒的有机化也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意大利的有机葡萄园种植面积是全欧洲最大的，足有3.4万公顷，几乎是整个欧洲有机葡萄园面积的一半。钟情有机葡萄酒的欧洲人相信，酿酒的方法不是决定葡萄酒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因为酿酒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当这些方法搬到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因此，要种出最好的酿酒葡萄。 就必须是当地的、原始的种子，再配合当地的气候、水源，才能种出最好的葡萄。而在种植葡萄的时候，如果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虫剂，不仅对葡萄不好，还会影响当地酿酒的水质。导致酿出来的酒不够纯净，而且，非有机酒的亚硫酸盐含量要比有机葡萄酒高出近一半，而亚硫酸盐正是引起酒后头痛的元凶之一。为了避免使用化学杀虫剂。有机葡萄园会引入一些益虫或者植物来驱赶害虫。 世界农业论文:蔬菜立体栽培带你进入神奇世界 第三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已在昌平落下帷幕。作为国际都市型现代农业盛会的总策划――中国农业大学富通公司，除了为这场盛会注入优新奇特的瓜果蔬菜品种之外，还示范了更吸引人眼球的、千奇百怪的、颠覆传统农业种植理念的农业高科技，不仅小编看得目瞪口呆，许多前来游玩的大妈大爷们也赞不绝口，直呼现在的科技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下面，小编就如数家珍地为大家展示一下。 叠碗式栽培 叠碗式立柱栽培设施结构简单，即碗形种植容器串叠而成，碗内灌注基质即可用于种植，柱芯管为直径25.4mm的镀锌钢管，配合给回液管路设施即可。立体栽培设施可用于各种草本蔬菜、花卉的立体栽培。 悬挂气雾培 雾培又称气培，它不用固体基质而是直接将营养液喷雾到植物根系上，供给其所需的营养和氧。悬挂气雾培采用常见的PVC管做栽培容器，将植物栽到管上，茎和叶露在管外，根系悬挂在管内。通过每隔2～3分钟向根系喷营养液几秒钟，为植物生长提供营养。 一茄多果技术 采用嫁接技术，在同一株茄子上嫁接不同品种的茄子，或者在一株茄子上嫁接不同类的蔬菜品种，如辣椒、番茄等，经过特殊的养护，让同一株茄子上结出多种不同的蔬菜果实。 抱柱式栽培 抱柱式立体栽培设施由“1/4圆弧形”种植盒、“1/4圆弧形”连接盒、固定螺丝螺母、内支撑骨架、给回液管路等组成。 螺旋仿生立柱式栽培 螺旋仿生立柱式水培设施由柱体固定装置（底部或顶部）、六瓣型种植盆、配套屉型定植盖、七孔定植盖、水培定植杯、柱体串叠轴管及液位控制小管、供回液管路等组成。 浮板栽培 采用栽培床内设浮板栽培植物，使栽板漂浮在营养液上，为培养湿气根创造丰氧环境。解决水气矛盾，确保停电时肥水供应充足和稳定。 岩棉椰糠复合基质高效栽培 椰糠是椰壳加工后的废料，价格便宜，理化性质优良，性能稳定，可作为蔬菜新型无土栽培基质。岩棉用于蔬菜栽培基质，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利用岩棉作为基质育苗，结合椰糠栽培基质，能避免瓜果类蔬菜栽培过程中伤根，通过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技术，可实现瓜果类蔬菜工厂化生产，达到高效、优质、高产的目的。 倒挂栽培 倒挂栽培是一种新型无土栽培方式，采用基质栽培，适用轻质蔬菜、花卉等的栽培，可用于家庭、观光农业或大规模商业化栽培。倒挂栽培，属于一种空间栽培，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将无土栽培装置悬挂，该无土栽培装置底部开有一个孔，孔的直径不宜过大，因为孔径过大不利于保持基质。 深液流密植栽培技术 属于深液流水培的一种，适宜栽种各种叶菜和部分果菜，水培箱在地面或架子上铺设，安装简单方便，也便于操作。它具有设施建造容易、适应种植的植物种类较多、养分利用率高、对环境污染轻、管理方便等优点。利用深液流栽培的蔬菜生长旺盛，病害少。 竹艺A字架栽培 A字架栽培的一种，A字架式基质栽培使得基质栽培立体化种植得以实现，可根据种苗的大小调节栽培间距，实现“小苗密布，大苗均植”的目的，采收、定值、管道清洗、杀菌消毒均可以进行单管道作业，空间利用率可提升2～3倍。这种栽培模式适用于大部分瓜果蔬菜。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启示 [提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但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农业的科技支撑不足，距农业强国还有一定差距。本文从世界各国角度分析不同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从而可以借鉴到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完善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关键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启示 一、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农业发展阶段和程度也有差异，与此同时，地理自然环境也完全不同。为了匹配本国的实际情况，各国形成了不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纵观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府农业部门主导类型。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农业部门领导和实施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推广人员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将农业科技传播给基层农业生产者，保障农业生产中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转化。 面积较小的国家只需通过中央政府的农业部门就可以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如希腊、荷兰、英国、挪威、比利时、泰国、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等。面积较大的国家则同时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业部门才可以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我国农业部设立了推广局和推广站，负责农业科技成果的领导、管理、组织、实施等工作，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也设有服务于当地农业发展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保证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以农业科技研究教育机构为依托类型。许多国家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结合起来，进行统一领导，实现三位一体。在当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国家的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科研选题，注重市场的需求和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性，使得科研成果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和商品化潜质。与此同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商品化、资本化等一系列转化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性政策，促进科研、教育、推广转化三位一体化结合逐步成熟；各国的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也设立机构，进行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技术咨询、承包和转让等，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 （三）非政府性质的农民组织参与类型。很多国家出现了一些隶属于协会或者宗教的农民组织。英国、法国、丹麦、冰岛、塞内加尔、中国台湾等都存在负责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农民组织。这些农民组织与政府无直接关系，不需接受来自政府的任务，其推广内容和推广项目自行决定，而这些推广的信息更加贴近农民的兴趣，推广的技术可以更容易地被农民掌握。 （四）以大型农业企业为依托类型。很多国家的大型农业企业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多贡献。例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一直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并且收购了许多种子公司，美国的种子公司已经逐步取代了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所在育种方面的科研和推广工作。以大型农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业科技基地建设和农副产品经营的模式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涌动出现。这些大型农业企业内部设有科研部门，企业投入科研资金，引导科研项目，控制科研进度和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并从中获取收益。这样，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重合，避免了从科研到产业化中一系列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投资风险也相应变小，是理想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五）农业高科技园带动类型。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农业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出现较多，它以先进的高新技术和农业设施向人们展示创新性的生产模式。农业高科技园区主要包括示范农场、假日农场和农业试验站。农业高科技园区是由政府划出一定区域，由政府推动完成的。农业高科技园区通常坐落于农业科研力量较强且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农业科技成果进行集中研发，形成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试验和生产基地，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科研效率，并最终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资产化、产业化，甚至国际化。农业高科技园区通常会有政府的优惠政策，会吸引企业和金融业与之建立合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走入市场和实际的农业生产中。 二、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启示 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农业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导致各国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模式。每一种模式兼具优势和适用条件，但都旨在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质量，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转化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而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一）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努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项目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需要根据市场来判断产业化的方向、时机、进度和规模。美国和日本就是抓住了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给本国的农业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美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强大的市场意识使得农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应用到农业产业的整个过程都精准地抓住了市场需求，使农业科技成果发挥了巨大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崛起就是得益于高新技术。在农业方面，对具有市场价值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遴选，使得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整个国家也被科技改变了命运。 （二）政府需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政府对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措施主要有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两个方面。在资金支持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投资数额高风险大，直接影响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政府应积极加大投资力度，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链条。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在农业技术领域有较大的资金投入，也带来了相应的农业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需要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农业产业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农业科技的重视程度。美国和德国都通过法律导向和政策导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把科研、教育和推广结合起来。科研、教育和推广三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在我国，农业部管理部属的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省政府的农业部门管理省属的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农业行政部门管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这种状况不利于科研、教育和推广工作的工作衔接，加大了整个过程的人力资本、时间成本和成功风险。政府需要将科研、教育和推广部门紧密衔接起来，将会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四）提高推广人员素质，鼓励人才扩散。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主要来源于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研究人员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缺乏实践经验，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主要由推广机构的推广人员负责，推广人员具有较多的实践经验但无法对科技成果的技术精通。政府需鼓励人才扩散，支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亲身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并且对推广机构的推广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对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的掌握程度。英国、美国和德国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示范。 （五）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风险资本市场。农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投入生产产业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除了政府投入外，还需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供给。尝试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渠道进行融资，推广机构也可以通过有偿服务来解决资金难题。农业科技成果是一项风险性极高的技术资产，若能从风险资本市场融资，不仅解决了资金困难，还会带动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 （六）完善中介机构，多元化组织推广。科技中介机构是连接农业科技成果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技中介的基础是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科技创新研究提供支撑性服务，为科技研究主体和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完善实体的中介机构，更要多元化中介形式，比如网络中介平台，等等。通过中介，完成对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和指导推广工作。 世界农业论文:创造世界奇迹的荷兰农业现代化 荷兰是一个欧洲小国，只有1600万人，国土面积4万平方公里，约为我国江苏省的2/5，农业劳动力约占总就业人口的3%。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 荷兰农业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荷兰农业奇迹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很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合作组织等等诸多方面，也得力于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简要地说，荷兰的农业政策可以归结为3大块：一是投资于人的素质的“人才战略”；二是增强农场生命力的“结构政策”；三是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荷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和鼓励创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分散经营的农场主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各类产业、企业、产品的优势可以综合成整体竞争优势，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建立高效率的知识创新系统 现代农业高生产率，头等重要的是具有现代技能的农民。提高农场主的整体素质，在荷兰已有上百年的传统。荷兰政策把对“人”的投入放在首位，进行高强度的投入，从而建立起了高素质的农场主群体。这是荷兰政府发展高效农业最重要的战略――“人才战略”。 荷兰的农业知识创新系统，被称为农业发展的基础。国家的全国教育和研究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19%（2004年），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部门，充分显示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与农业相关的科研、推广和教育，由农业、自然及食品质量部（以下简称“农业部”）统一负责；该部向“科学和知识传播”的投入，每年又占全部预算的2/5。荷兰农业研究、推广、教育“三位一体”，给荷兰农业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荷兰还有各种企业、实验站等为主力军的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 早在1876年，荷兰就成立了国家农业学校，把原有的中等农校和研究站改建成国家的农业科学中心，使农业研究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在育种和温室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荷兰的义务教育始于1901年，所有农民的孩子（包括雇工的，年龄从5岁到16岁，）必须上学，完全免费。中级职业教育分2～4年不等，青年农民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其他工作必须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干中学”，学校听课只占10%，主要是与农场主一样地干活，差别只是可以得到辅导老师的帮助而已。一般来说，年轻农民刚工作，手里就握着两张资格证书。农民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不但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为部分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其他产业就业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可以说，通过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民投资，是国家对农业最有效的支持。 实行支持“有生命力的农场”的政策 荷兰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体现在对农业（作为“产业”）的保护（如执行欧盟的价格政策）只是一个方面，而重大意义的是支持“有生命力”的农场，增强农业的活力。这是荷兰农业的“结构政策”。 农场主是荷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业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一种“推力”，促使生产率较低的农民不断流向其他产业。农民离农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动态过程。 荷兰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农业以外各部门转移，导致农场总数的不断减少。荷兰的农业部门是一个有活力、高效率的动态系统。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在“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下，农场数量不断减少，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1980～1999年，荷兰农场数量从14.5万个减少到10.2万个，同期农产品的净出口值却从44亿多美元上升到142亿多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大大增强了荷兰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形成高效率的产业链条 荷兰1/4国土处于海平面以下。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都要团结起来抵抗洪水的侵袭。善于团结协作成为荷兰农民的美德。 荷兰农民有一种共识：单个农民的经营规模再大，在市场面前总是渺小的；依靠合作社，分散的家庭农场能够“变小为大”。这种良好的互信关系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荷兰学者认为，团结与协商是荷兰“经济秩序的支柱”。 在荷兰农业发展中，农民的合作社和各种协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荷兰的农民合作社主要有：购买投入物的合作社、销售产品的合作社、加工合作社、信贷即荷兰合作银行。因此，农场主可以安心生产，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生产，减少市场风险。合作社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扩大经营、做好服务、扩大规模来增强竞争力。例如合作银行，它虽然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但是它仍然以农业为本，是农场主扩大生产的金融后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通过不断改进技术，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荷兰增加农产品出口额的重要“诀窍”。合作社大大免去了农场主寻找客户的麻烦，还能够从企业的销售额中按比例返还利润，增加收入。 荷兰还有许许多多的“行业协会”、“商品协会”等组织，以加强农场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行业协会是横向组织，包括某一部门（如花卉）所有的农场；商品协会是纵向组织，包括在一个生产链中的所有农场和公司，即从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产品的零售商。此外，农场主还建立了各种技术性组织，在沟通信息、教育、研究和推广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推行“大进大出”战略 几百年来，荷兰一直以“贸易立国”而闻名于世。荷兰农业的外贸依存度一直比较高，以“大进大出”为特色。荷兰农业是名副其实的“创汇农业”。随便问一个荷兰的农场主，他都明白自己的产品将出口到哪个国家。因此他一开始就能够按照国外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 荷兰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除了面包用小麦等有限的几种外，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了确保畜牧业和加工业的需要。各种原料农产品在荷兰经过多次加工（畜禽饲养可以看作对种植业产品的第一次加工）后，附加值大幅度增加，为荷兰带来了大量财富。可以说，企业的目标非常明确：“大进”，就是为了更好地“大出”。 出口依存度高，意味着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对一个小国来说就更是如此。要避免这种风险，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准确把握世界市场的脉搏，随时信息，指导有关的农场、企业及时进行调整。遍布世界各国的荷兰大使馆农业处（40多个）是进行农产品市场调研的能手。他们为国内的农场、企业及时提供各种商业信息。荷兰各类行业组织、协会等也各显神通，工商企业对参加世界各地的农业展销会、博览会等等也特别踊跃。荷兰出口依存度虽然高，但是它出口的增长却比许多大国还稳定。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荷兰农业的特点是高度集约化，大量施用肥料和农药。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对自然、环境、食物安全表现出空前的关注。随着欧洲农业政策的变化，环境政策对荷兰农业的影响日益凸显了出来。根据欧洲环境立法的要求，荷兰加强了对农用地肥料用量、牲畜排泄物数量的控制。1989年，荷兰农业部等4个部联合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计划”，要求从结构调整、总量控制、畜粪排放处理3方面控制对环境的破坏，并且通过筹措资金和设立新的税种两个方面来保证计划的实现。 国家通过立法、政府计划和税收等强化了对环境的保护。除了把土地划分为农用（绿色用地）和“非农用”（红色）外，制订了农业生产方面的重点政策：控制农用化学品（化肥、农药）的使用，防止水体和土壤污染；加强厩肥的无害化处理，控制氨、磷的释放量；促使不宜农作的土地退耕，改作自然保护或户外娱乐活动的场所；建立由核心地区、自然开发区和生态走廊组成的国家生态网，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国家实行了相应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未来的企业”为发展目标，开征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如“燃料税”和“过量肥料税”，同时鼓励发展可持续的生产体系、动物福利和从事“绿色”的经济活动。环境政策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准绳，生产者及产销各环节都要在市场上通过环境质量认定（如“生态产品”或类似的认证）显示自己的特色，以提高其产品的身价。 与此同时，国家投资的“围海造田”也被终止。在1970年以前已经形成的大片“圩田”，基础设施良好，土地平整，国家通过竞标选拔合格的中青年农场主，让他们来经营这些圩田。其他湿地不再开垦，供水生动物栖息、繁衍，保持自然原貌，供人们休闲、娱乐，使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各国的有机农业 全球约有140多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有机农业，全球有机耕作面积占农业生产面积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列支敦士登（17%），第二位是澳大利亚（11.3%），中国仅为0.06%。虽然我国有机食品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美国――科技挂帅 据统计，每4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购买有机产品，即使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要贵得多。为了研究出新的、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有机农场主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资源和时间，美国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都投入了很高的科技研究成本。美国还成立了农业调研服务组织（AgriCllltural Research Service，简称ARS），它的最主要任务是研究更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帮助农民获得更高的产量关于农场的科技问题。美国的农场主们只要付钱给专门的农场顾问公司就可以了。田里应该留些什么草、养些什么虫，根据农场的情况要深耕还是浅耕，顾问公司都会在调查研究后给出答案。虽然有机农业成本昂贵，但是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美国农民乐此不疲。 印度――回归原始种植 直到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农民才知道什么是化学肥料，在此之前，无论是杀虫剂还是肥料，他们都是从动植物身上取得的。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发起了“绿色革命”，大量引入经过基因改良的种子、化肥、化学农药。化学农业带来的恶果，让现在的印度农民和消费者都渴望回归到有机农业时代。和欧美发达国家提倡的开发、利用新科技进行有机种养的方式不同，印度对于有机农业的概念就是――复古，他们用牛粪，用原始的种子，不用化学驱虫剂。 英国――王子示范 英国查尔斯王子是有机农业的支持者。1986年，查尔斯将自己的农场“公爵之家农场”（Duchv Home Farm）从普通农场改成有机农场，亲身示范有机农场在环保和商业上双赢的可能性。20年过去了，查尔斯的农场运作十分成功，为英国的农业有机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农场是商业经营的，并推出了“公爵原作”一牌系列食品。农场出产的蔬菜也对外出售，而农场的有机羊肉就会供应伦敦著名的丽池大酒店（Ritz）。如今，农场每年的盈利约100万英镑，均全数捐给慈善团体。除此之外，查尔斯本人还是“珍稀品种留存信托”（Patron of the Rare Breeds Survival Trust）的赞助人，很多英国农民舍弃的物种，在查尔斯眼中都是宝贝。有时，查尔斯甚至让农场专门开出一小块地来种植一些市面上不售卖的品种，只为保留这个物种“原汁原味”的英国基因。 土耳其――有机出口 土耳其气候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让它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近年来，土耳其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为了得到国际市场的承认，土耳其的有机农场都按照出口国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认证，为了获得稳定的客源，土耳其的出口商严格按照出口国的法律和市场法规、市场要求办事。这都让土耳其的有机食品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2007年，土耳其有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而土耳其农产品在瑞士、美国、比利时、瑞典、日本、韩国等国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 意大利――葡萄也有机 在有机食品越来越风行的欧洲，葡萄酒的有机化也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意大利的有机葡萄园种植面积是全欧洲最大的，足有3.4万公顷，几乎是整个欧洲有机葡萄园面积的一半。钟情有机葡萄酒的欧洲人相信，酿酒的方法不是决定葡萄酒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因为酿酒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当这些方法搬到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因此，要种出最好的酿酒葡萄，就必须是当地的、原始的种子，再配合当地的气候、水源，才能种出最好的葡萄。而在种植葡萄的时候，如果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虫剂，不仅对葡萄不好，还会影响当地酿酒的水质。导致酿出来的酒不够纯净，而且，非有机酒的亚硫酸盐含量要比有机葡萄酒高出近一半，而亚硫酸盐正是引起酒后头痛的元凶之一。为了避免使用化学杀虫剂，有机葡萄园会引入一些益虫或者植物来驱赶害虫。 世界农业论文:比尔·盖茨:中国农业创新可为世界做出贡献 2月12日，比尔・盖茨在墨西哥接受专访时表示，2008年开始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培育绿色超级稻，盖茨基金会提供为期三年，1 800万美元的资金，改良中国的“绿色超级稻”并引入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项目若顺利推行，非洲的农业产量将翻番，”盖茨说，“我们希望在中国国内的项目和中国创新对世界的贡献中寻得平衡……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三方的合作――贫困国家，中国和我们――但我们有信心将其顺利推进。” 盖茨认为，尽快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经历了绿色革命，农作物产量得到较大提高，但农业仍面临种种问题：对种子改良的研究投入仍然不够，农作物产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的农产品病虫害出现，全球变暖影响下旱灾日益频繁，而绿色革命中化肥的大量使用污染了土地，影响了土地产出的可持续性等等。 全世界70%的最贫困人口是拥有小块田地的农民，而在提高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努力中，比尔・盖茨认为中国的经验和创新可以为世界所用。盖茨基金会对农业项目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长，从每年3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5亿美元左右。捐赠受益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亚，大部分是为从事小规模（2公亩以下）生产的贫困农民。“贫穷国家缺乏大型农场，农民也没有资金来购买机械。幸运的是，（借助改良种子）大部分主食农作物即使在小块农田中也能获得高产，并不需要依赖机械化，”盖茨说，“世界上许多工作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采用正确的考量方法，或是对结果进行考量的投入不足。” “要提高慈善组织的效率，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对达到目标各个步骤所取得结果的考量标准，”盖茨说。“与企业相比，政府和慈善组织面临共同的挑战，都没有基于盈利能力的直接反馈机制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但很多事情唯有慈善能做，商业部门做不到，甚至政府也做不到。” 世界农业论文:树立世界眼光 推动贵州农业 由14个县(特区)党委书记和省直相关部门的同志共l8人组成的贵州省贫困县主要领导现代科技农业管理赴欧洲培训班,已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学习归来,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在基本了解了欧盟各个时期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发展现状,以及扶持生态农业发展的措施和效果后,我们更加明晰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优势和长处、更加找准了自身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我省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山区农业省份,尚处在工业化初期,城镇化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加快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 结合实际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比利时北部及荷兰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农产品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按定单生产,实行产供销一体化。荷兰仅4.3万平方公里土地,花卉出口就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量的60%,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我省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立体型气候的组合优势,对于发展立体型生态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科学编制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特色主导产业,推动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规模化生产为抓手、以产业经营为方向,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生态农业;以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以工业手段发展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帮助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尤其对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要实行一厂一策、精细化服务,着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培育壮大“永远不走”的经纪人队伍和农产品生产、营销大户,使其成为调整农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一体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拓宽销售渠道,大力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着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科技、加大投入。通过对西欧现代农业的考察,我们感到,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存度正在提高,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主的传统要素投入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资本和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正在增大。我们要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前提下加大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注意引导农户、企业和科研院校通过股份合作、要素重组、资本聚合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建立集科研、教学、生产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应用力度,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增强环保服务意识 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在培训考察中,让每一位学员感受强烈的是,无论是欧盟还是比利时的官员、专家或农民都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尽管是冬天,每个地方都没有裸露在外的土地,到处绿草成荫,全面实现了“绿色过冬”。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各级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都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生态农业的推广既没有通过行政手段硬压,也不是仅靠经济刺激拉动,主要还是靠试点示范、服务引领,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最佳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稳定了农产品市场。培训班到每个单位和部门学习考察,他们不搞迎送,直入主题,接待方式简单又不失礼节。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让科学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引导群众自觉珍惜环境、爱护环境。进一步加强宗旨教育,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方式,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加强对外交流 推动“三农”工作 领导干部对外考察学习是借鉴先进经验、培养创新思维、树立世界眼光的重要形式。集中组织领导干部到发达地区培训学习,是省委组织部多年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本次组团培训,让我们超脱于繁琐的工作事务,静下心来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地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经验,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条件分析研究发展现代农业问题,使培训更加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议今后继续多渠道、多形式地组织县委书记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促使其更加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开放的态度、先进的理念、务实的作风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核心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核心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浅谈国内石油工业发展战略:从石油工业发展趋势谈高校石油专业学生的培养 摘要 ： 本文从一个专业学生的角度，阐明了世界石油的总体发展趋势，趋势主要体现为石油工业勘探开发难度增加，同时也要求高校石油专业学生培养模式不断改进，为高校石油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指明方向。 关键字 ： 石油工业；石油专业；趋势；培养 一、世界石油发展趋势 （一）石油工业发展前景仍十分广阔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 全世界石油可采资源总量约为4100亿吨, 扣除历年采出石油量,2004年剩余石油可采储量为1734 亿吨, 按全世界当年年产石油35.5 亿吨计算,储采比为48: 1。现已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 可以满足未来30年内全球对石油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在保证足够的投资和工作量的前提下, 估计到2030年左右, 全世界的石油产量可能达到高峰年,产量约50多亿吨。 （二）石油工业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石油是重要的能源, 同时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石油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自上个世纪以来, 石油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到20 世纪40 年代, 石油在整个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就达到了40% 以上,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 在石油资源开发水平提高的同时, 石油需求成倍增长, 有力推动了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石油作为国民经济的血液 , 成为各国控制和争夺的焦点, 进一步提升了石油工业的战略地位。 （三）新的世界石油工业格局已现雏形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兼并浪潮高涨, 世界石油巨头为应对国际油价的跌宕起伏, 进一步垄断国际石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重组。西方石油巨头重新组合后,资本规模大幅膨胀, 其融资能力、谈判实力和市场垄断能力进一步增强, 极大地动摇了欧佩克组织的石油生产霸主地位。随着欧佩克组织的影响力相对减弱, 新的世界石油工业格局渐显雏形, 世界石油工业呈现出西方石油巨头和发展中国家的产油国共同操纵的寡头垄断局面。由于势均力敌, 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容易引起世界石油市场的剧烈波动, 垄断竞争日益加剧。 （四）技术进步在石油工业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科技进步和石油新技术的应用, 大幅度降低了石油勘探开发成本, 增加了全球油气的探明储量和供应量。以深水油气钻井能力为例, 世界近海钻井开始于1938 年, 用了40年时间钻井水深达到300m,又经过15 年增加到600m, 4年后达到900m, 2年后达到1200m, 其后几个月就达到2100m。最近,在墨西哥湾的钻井已经达到水深2400m, 并发现了大油田。这样, 世界的勘探区域面积将大大增加,而平台总成本却在下降。 应用三维地震成像技术、水平井技术以及新的采油技术等为石油公司节约了大量成本。大型石油公司利用超级计算机技术使地震资料的解释周期缩短了30%-40% ,费用大幅度下降。随着优质油田的日益减少,在没有出现更为经济的石油替代资源的情况下, 开采难度大、成本高的油田势必成为开采对象。在这种情况下, 石油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将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二、石油工业勘探开发难度增加的趋势与人才素质的提高 从总体来看，尽管世界各国在能源政策上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正在积极开发新能源，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类能源的“碳化氢”时代即将过去。据专家预测，未来相当时期内，油气仍将是各国的主力能源之一，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国对石油的需求还会增加，石油，特别是天然气的开发步伐并不会放慢。但是，石油勘探开发的部位将发生重大调整，一些自然条件和地质条件较好的地区的油气勘探开发，已临近尾声。各国的油气勘探目光将投向边缘、复杂地域，如沙漠、海洋、极圈、沼泽等地方。亚太地区，由于人口多、油气生产和消费较集中，一些边缘、海洋的大型油气勘探开发，已成为该地区国际合作的热点，呈现激烈竞争局面。石油勘探开发部位变化的趋势，意味着石油勘探开发难度越来越大。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未来石油科技人才的思想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石油高等教育和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新考验。 在业务素质方面，需要充分掌握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无论是海洋石油的开发，沙漠油田的勘探，老油田的挖潜，节能和环保技术的开发，都有赖于先进的科技与装备。这就要求石油高校教育教学内容要更新，实验设备要改进，教学方法要改革。石油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要提高到现代高科技水平上来。不少国家的石油工程教育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俄罗斯对21 世纪石油科技人才的培养，曾考虑到油气生产已达“顶峰”，进一步发展，会遇到矿业、地质、自然更复杂的工作条件，要求未来的石油科技人员使传统的技术方法计算机化，研究非常规油气构造及残留地下石油储量的开发技术，培养运用现代科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思想方法上，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教育，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技术方法。未来的石油科技人才，应该熟知现代系统科学知识，具有现代思维方法，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综合分析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求真务实的创新能力等创造性思维方法，力戒保守性、片面性和经验主义。这些思维方式，对于驾驭复杂、多因素、非常规的石油工程技术问题，都是十分必需的。新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如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科学——技术生产一体；科学技术互相渗透等。处于现代科技发展新趋势大环境之中的石油科技和石油工业的发展，同样表现出这些特征。石油高等教育，应当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与石油工业发展的新动向，加快改革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 三、结论 教育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智力基础，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环节。石油工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这些都有赖于大量的掌握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也就需要能及时反映石油工业发展趋势，不断迎接新挑战的石油高等教育有一个大的改革和发展。 浅谈国内石油工业发展战略: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 要：通过多年的自主与创新，我国石油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拥有一批完善的炼油技术和较大的产业规模。我国能源现状为：富煤、贫油，这就导致我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不仅对国家能源安全带来隐患，也使石油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利用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煤制油技术与炼油技术的创新，保证我国石油工业的高速、稳定发展。 关键词：石油工业 能源 炼油技术 发展趋势 现状 一、前言 石油工业诞生150多年以来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逐步取代木柴和煤成为世界最为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迄今为止，石油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提高不可或缺的最为重要的能源之一。中国能源现状为：富煤、贫油、有气，面对石油的紧缺，长期过多依赖进口对国家的能源安全也极为不利，政府对此也做了大量相关的努力。表1列出了2011年中国、美国与世界总计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图1和图2分别为2009年中国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比例图。 据以往数据统计表明，自石油取代煤成为主要的一次能源之后，其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比例保持在40%左右，而根据以上2009年与2011年的数据统计显示，石油所占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比例在30%左右，比例有所下降，而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所占比例没有较大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石油资源的短缺和开采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天然气等其他清洁能源的发展。虽然能源消费结构有所变化，但煤炭和石油仍然占据能源消费总量的50%以上，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石油仍然是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当前炼油技术发展简介 世界炼油工艺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1]： 1.出现阶段 1861年，美国冰夕法尼亚州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炼厂。当时是将一个直径约7ft的铸铁罐密封，安装在烧木柴的火炉炉膛中，从顶部释放出的蒸汽通过1圈浸在流水中的管子冷凝获得产品，通常1次操作可持续3d，煤油是唯一的产品。 2.发生阶段（1911～1950年） 随着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对汽油的需求迅速增加，促进了提高汽油产量的裂化工艺技术的发明，并迅猛发展，1914年出现热裂化工艺，1930年标准石油公司发明了延迟焦化工艺，1942年Exxon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FCC工艺装置，1948年催化剂喷雾干燥技术的开发促进了流化床技术的发展。当时，主要的炼油国家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有较小的炼油能力，炼油工艺主要采用连续管式蒸馏、连续热裂化、延迟焦化、FCC、加氢重整、铂重整等一次和二次加工手段，汽油是主要产品。 3.发展阶段（1950～1990年） 主要炼油国家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炼油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炼油技术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出现了双金属和多金属重整催化剂和连续重整工艺、分子筛FCC催化剂和提升管FCC工艺，炼油工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4.成熟阶段（1990年至今） 炼油技术没有新的重大突破，炼油工业主要是炼厂规模和炼油装置的大型化，并向提高原油的加工深度、增加加工各种原油的灵活性、改善石油产品收率和质量等方向发展。 三、我国炼油行业发展现状 1.我国炼油行业产能现状 进入21世纪，我国炼油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炼油企业规模与装置大型化技术不断创新，目前我国已建成20个千万吨级炼油生产基地，其原油加工能力占全国总加工能力的50%左右。截止2009年底，我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已由2000年的2.76亿吨/年、2005年的3.245亿吨/年猛增至4.77亿吨/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十年中，我国炼油能力激增了72.8%，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3%，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炼油能力增长量最大、增速最快的十年。 2.炼油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先后成功开发了包括重油催化裂化、加氢裂化、渣油处理加氢等在内的一系列有特色的成套技术，独创性的催化裂解技术（DCC）不仅在国内应用于工业化，而且成套技术已出口国外。其中85%以上的炼油催化剂已立足国内，成为炼油行业发展重要技术支撑。对于劣质原油，我国已开发一整套技术对策。一是采用高速电脱盐设备，高效破乳剂、缓蚀剂、中和剂等，控制蒸馏设备低温部位的低温腐蚀。二是提高材质，采用含铬钼不锈钢，控制高温设备的高温腐蚀。三是选择合适的重油深度加工途径，主要走延迟焦化道路。我国自主开发的催化裂化MIP技术、FDFCC技术可有效降低FCC汽油的烯烃含量，同时可提高丙烯收率，促使炼油向石油化工延伸。我国成功开发的渣油加氢处理（包括VRDS和ARDS）和重油催化裂化（RFCC）组合工艺，为重油加工开辟了一条新的路线，可显著提高轻质油收率，提高原油的有效利用率。 3.成品油质量向国际接轨 21世纪前十年，由于清洁燃料需求的增长，我国加氢精制出现突破性发展，成为提高成品油质量的核心工艺，全国馏分油加氢精制（包括馏分油加氢处理）能力从2000年的0.478亿吨/年增加到2009年的1.436亿吨/年，不到十年，能力增长近1亿吨/年。发展如此迅速，主要是成品油质量的提高，都离不开加氢精制：①清洁汽油生产，采用如RSDS和OCT-M等技术，对催化裂化汽油进行选择性加氢，可把汽油的硫含量降到符合国Ⅲ、国Ⅳ汽油标准；②催化裂化轻循环油加氢，采用我国独特开发的MCI和BICH加氢技术，可把催化裂化轻循环油经脱硫、烯烃和芳烃饱和，以及部分芳烃开环，十六烷值可提高十个单位以上；③焦化柴油和直馏含硫柴油经深度加氢精制，可达到国Ⅳ或超低硫柴油标准；④加氢脱硫醇技术，可在很缓和的条件下脱除喷气燃料的硫醇，取代较复杂的钛菁钴经典脱硫醇方法；⑤含硫蜡油加氢处理技术，用以改善催化裂化原料质量，直接生产低硫催化裂化汽油，并降低催化裂化烟气中SOx和NOx的排放，改善环境。加氢精制还普遍应用于催化重整原料预加氢、润滑油精制和石蜡精制等方面。 4.我国炼油业产业布局 炼油业的第二大发展趋势是产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大，炼油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将更加协调。新世界第一个十年，我国炼油布局继续遵循靠近资源地、靠近市场、靠近沿海沿江建设的原则，形成了以东部为主、中西部为辅的梯次分布、原油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华东、东北、华南地区，这三大地区分别约占全国炼油能力的32%、21%、15%。辽宁是全国炼油能力最大的省份，原油加工能力达7600万吨/年，其次分别为山东和广东。 5.开发清洁汽油生产现状 我国汽油调和组分中FCC汽油比例较高，重整和烷基化汽油比例低，从而使成品汽油中的高辛烷值组分比例偏低、烯烃和硫组分偏高。为满足环保法规和汽油中低烯烃、低硫、高辛烷值的要求，对我国的炼油工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必须从炼油的生产工艺、催化剂制备、汽油配方、添加剂等多方面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工艺技术。1、当前已成功开发的GOR技术在合适的工艺条件下可以降低汽油烯烃含量10%～15%，同时汽油的辛烷值基本不变。开发的汽油降烯烃助剂可使FCC汽油烯烃含量降低5%～8%。2、扩大生产高辛烷值汽油组分的装置能力，特别是催化重整装置的能力。通过采用低压组合床重整技术（LPCBR）和新型高活性、高稳定性的催化剂，对老装置进行经济与技术上的扩能改造，加快催化重整能力的扩大；通过高空速重整原料预加氢技术和高性能催化剂，以降低重整装置扩能改造投资；加紧开发和推广新型半再生重整催化剂（PRT）系列和新一代低积炭连续重整催化剂PS-Ⅵ。3、开发固体酸烷基化、轻汽油醚化和C5、C6异构化技术也已工业化。用于生产MTBE的新型装填结构催化蒸馏技术和轻汽油醚化生成TAME技术需进一步推广应用。 四、中国石油工业的明天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出版的报告认为，我国石油需求尚未达到顶峰，随着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未来5年仍是石油消费量快速增长的时期。2015年我国石油需求将达到5.4亿吨，较2010年增长0.9亿吨，年均增长3.8%；其中汽油需求9543亿吨，煤油需求2357万吨，柴油需求2亿吨，柴汽比将从2010年的2.2降至2015年的2.1。 “十二五”期间，未来中国炼油工业发展和调整的重点之一是使炼油布局进一步适应资源供应格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按照优化布局、集中发展的原则，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大型炼油基地建设，大力优化炼油产业布局。提高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炼油产业的集中度，将建成3～4个2000万吨/年乙烯大型炼化生产基地，全国总共形成20多了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千万吨原油加工基地。预计到2015年，华中、西南两个地区仍将存在共2000万吨/年左右的市场缺口；东北、西北两个地区仍将是重要的成品油外输地；华东、华南、华北地区未来几年新建、扩建项目较多，产能增长迅速，将逐步满足当地成品油需求量增长的要求，形成供需大致平衡的局面。届时我国将主要建成环杭州湾（含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西北炼化工业区，形成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配套的基本格局。 目前炼油行业利润率为2%，石油化工为18%～20%。因此，开发优质化工原料生产技术、多产低碳烯烃和芳烃技术成为炼油厂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方向。其次，随着世界各国汽柴油标准的进一步提高，一些轻烃硫分，如烯烃、芳烃和某些轻石脑油用作车用燃料的价值降低，而用作化工原料的价值增高。在此，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对石化原料和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研究表明，2000～2020年间，石油用于石油化工过程原料的年均增长率为2.5%，超过石油其他用途的增长率（汽油增长率为2.1%）。因此，在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市场产品需求结构及资源状况不断变化的前提下，炼油-化工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将是21世纪新型炼油厂的发展方向之一。 科技创新仍是核心动力，应受到高度重视。未来石化工业的常规技术将继续提升，加大高端石化产品技术与高科技产业的融合。在现有石化工业的工艺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扩宽石化产品应用领域，当前石油产业发展正处于有大变强、逐步升级、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国石油产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行业经济运行将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浅谈国内石油工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的创新是石油工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管理必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才能使企业走出困境阔步前进。创新思维和理念，创新企业管理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文章就企业管理的技术手段和人力资源的创新管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关键词】企业管理；技术手段；人力资源；创新 企业管理涉及面较广，本文仅对企业管理的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进行详细的阐述。 1.积极推进石油企业管理技术的创新 随着石油企业的发展，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企业内部管理日益复杂化，同时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和竞争形势的变化又要求管理者提高反应速度。要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只有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尤其是动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管理信息是管理中心的基本要素和中介。管理过程实际上也是对管理信息的处理过程。运用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对于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战略管理的的创新角度上看，在经营领域中，过去我们的石油企业战略是只重视生产管理，而不重视开发和营销管理。这种战略，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是企业的灵魂，同时生产的产品只要卖出去，才是硬道理。所以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是在整个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要实现由过去偏重生产管理到重视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要从橄榄枝型向亚铃型管理模式转变。 要重视企业主要经营者在管理创新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改进我国石油企业经营者目的选拔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讲，石油企业主要经营者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主要经营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管理风格的形成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经营者，对于管理创新的推进，是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但反之，就会阻碍管理创新活动的开展。由于石油企业的特殊属性，我国现阶段大多数石油企业经营者仍是通过行政任命或行政选拔的，不但缺少企业经营者的专业训练，也缺少管理实践，因此，这不能不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石油企业经营者队伍管理素质的高低不一。面对石油企业全面走向竞争的新形势，必须逐步走改革石油企事业主要经营者的选拔方式和选拔机制，使得一大批真正具有经营管理能力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政治素质好的人才走上石油企业的管理岗位，把石油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上新的高度，促进石油企业的快速发展。 要大力夯实石油企业内部基础管理，为管理技术和方法工具创新提供基本的前提和保障。基础管理包括企业内部基本管理制度的建立、基本流程的规定、基本信息资料的储备传送以及管理队伍的建立等等。只有搞好了基础管理，理顺了内部基本的生产协作关系，才可能进一步提高管理的层次和效率，否则，管理创新只会适得其反，使得企业更为混乱无序。比如在实行信息化管理上，就需要很高的基础管理水平。据一份调查显示，我国石油企业基础管理水平还较低，处于国外同行业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环境，企业必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系统，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因为信息是现代企业的神经系统，是企业科学决策和及时应变的依据。所以要建立灵活准确的信息系统是企业决策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此外，企业信息化管理是动态管理，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抓基层管理，才能保证企业在发展中创造适应自身的管理模式，使企业的效益穏步上升。 2.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 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管理中，不仅具有战术能量的作用而且具有战略意义上的作用，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作用越来越日益突出。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仅仅包括行政管理和事务管理两个方面。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包含了原有的管理内容，其工作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管理是把人作为一种资源来加以开发和利用，以达到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的作用在企业中显的越来越重要。从战略高度来看，企业如果有效的利用人力资源，那么它就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一点也是人力资源日益受到企业重视的原因所在。人力资源管理在战略管理上的作用主要强调的是，在一个企业中人比其他有形的资源更有价值。因此，对于人力资源来说，发挥它在战略管理上的作用，就必须把目标确定在人力资源对企业战略发展的长远规划上，人力资源管理将从企业战略的“反应者”转变为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最终成为企业战略的“贡献者”。人力资源管理是通过提高每个人的效率来实现企业的目标，因此，这项工作就不但是人事部门的事。它是企业上下齐心协力，齐抓共管，人的素质将得到全面提高，生产能量将得到充分释放。管理者，以现代化的高超的管理手段，运筹帷幄；员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创造性的劳动竭尽所能，这个企业才能够在如此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站稳脚跟无往而不胜。 优化理念。纵上所述，即，企业上下必须牢固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关键是人的竞争。能否主动做好人力资源管理，是否有一支合格的管理和技术人才队伍，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这是因为：一、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只能靠人去适应物，而不是让物适应人。二、企业内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必须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做后盾。 3.企业的各项改革也必须首先做好人的思想工作 必须首先改变人们的的传统观念，因而这些都是人力资源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把劳动力作为一种活的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 改革录用。聘用制，将是今后企业主要的用人机制。通过招聘，一方面确保企业的人力资源储备，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合理，另一方面能够使人员有较高素质，人才济济。管理岗位的正职宜从部门之外招聘，这有利于改进工作方法，使工作富有创造性、挑战性；付职最好从本部门内部提升，这样的好处是，熟悉情况有工作经验，工作有可持续性，员工有安全感、稳定感。员工的聘用，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之原则。固定性，常规性工作岗位要做到人员的相对稳定；临时性岗位或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的流行性、看管性工作，可采用对外承包，使用劳务派遣方式；以节约人力资源，降低人工成本。对于员工的使用，首先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奖励为主，处罚为辅。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做好经常性的结构调整，使员工总量与岗位总量相匹配，避免结构性缺员和岗位人浮于事。 绩效挂钩。企业的绩效，是通过向市场有效提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体现出来的。所以，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可以认为就是设计、生产和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员。而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施对提高企业绩效有益的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来发挥其对企业成功所做出的战略贡献。当企业制定战略计划时，人力资源管理作为战略伙伴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应有它自己的位置。从战略上来讲，对人力资源必须象管理资金、技术和其他资源那样来进行管理。同时，培训员工也是企业增效的重要手段。因为培训必然提高员工的能力，而员工能力的提高，又必然给企业的成果带来更大的价值。只有员工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企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每一个企业管理者十分不能忽视的严肃问题。 浅谈国内石油工业发展战略:浅谈石油工业发展前景 【摘要】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其中重工业在为国民经济的贡献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作为重工业中一种的石油工业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更是尤为重要。 【关键词】石油 工业 发展前景 尽管中国的石油工业的发展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就有了使用石油、天然气的加载。在中国的古代，中国人民开采利用石油、天然气的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也在石油的历史进程上书写过华丽的篇章。但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致使我国的科技技术长期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状况中，最终，导致了我国在石油工业上的发展时间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几十年。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石油工业得到了成长的动力。终于，在经过几代勤劳的国民的努力下，我们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让中国的石油工业跻身世界的前列。 2 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从13世纪开始，四川自贡富顺一代开始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浅层的天然气（这是世界上的最早开发投产的天然气田之一）。随着是由天然气的利用，开始有了油气勘探，钻井，完井，开采，运输等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国古代在油气勘探，开发，运输，利用上有着相当高的水平，为世界石油工业发展的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840年到1949年，我国的石油工业一直停滞不前，我国一直依赖着“洋油”过日子。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派出专家到中国的四川、陕北、台湾等地区进行了油气勘探，但最终却没有找到有开发价值的油气田。于是就轻率的得出结论：中国没有含油的可能性。一时间，各种针对“中国贫油论”的说法甚嚣尘上。但从现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状况来看那些专家所谓的中国贫油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的中国专家，不相信中国找不到油。终于，在他们不断努力下发现一系列的可开发油田。其中包括：延长油矿，老庙君油田，四川气田，新疆独山子油田，台湾苗粟油田等油田。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一世纪，5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断勘探石油藏区。从西部盆地地区相继发现了一系列的油田。1955年，在准葛尔盆地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和奇古油田；1958年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依奇克里克油田；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冷湖油田，油砂山油田，马海油田等；在酒泉盆地发现了鸭儿峡油田，白杨河油田；在四川盆地发现了蓬莱镇等十几个大气田。50年代后，中国的石油勘探逐步转向了东北，华北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任丘油田。与此同时，也在其他地区发现了新的油气田：江汉、南阳、苏北、中原、白色等油田。到了80年代中期，凭借这新的理论发现了吐哈、塔北、塔中等油气田。以及90年代后期的中海油的成立，渤海，南海，东海海域的油气田相继开发，使中国在海上石油开采上也赢得话语权。 3 中国石油工业取得的成就 20世纪20代时，由于国外专家认为贫油，从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人探索中国土地上的石油的思想。但到了40年代末时，中国的地质学家以扎实的地质理论基础和多年的勘探的经验指出当时美国的美孚公司的失败，并不一定能证明中国没有石油。“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为在中国陆相盆地中找到大量石油提供了依据。40年代中期，中国地质工作者在玉门油田所开展的古生物研究工作，又为证实“陆相地层”生油提供了新的佐证。从1955年开始，人们在新疆准噶尔盆地找到了克拉玛依油田，并陆续在酒泉、柴达木、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等盆地找到了油气田，这一切充分展示了陆相地层的含油气远景。50年代中期，我国石油勘探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找油重点战略东移。至50年代末，松辽盆地发现了特大型油田――大庆油田，这一重大突破不仅是勘探实践上的重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对石油地质学的极大丰富和完善。大庆油田的发现雄辩地证明了陆相油气藏的形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存在很大规模的油气聚集，形成大中型乃至特大型油田。中国的西部具有相当大的储煤量，早期，主要做为采煤的主要基地。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油气生成理论有了极大的丰富，为煤层中存在石油、天然气层做出了理论的基础。经过一系列的开发实践，煤系地层生烃理论得到论证，并逐步将此理论应用于勘探新的油气田。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油气理论除了煤系地层生烃理论外，还出现了海相油气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的开始，中国开始成为净进口国，这样的情况严重制约这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时间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瓶颈现象。为此找到新的油气田，加大国内的油气开发量成为国内石油工业的主要任务。 4 中国石油工业与国外石油工业的差距及解决办法 中国的现代石油工业发展于20世纪中叶，而国外的石油工业却发展于19世纪中后期。在时间上我国就于发达国家相差近百年，尽管中国在这几十年间发展迅猛，现阶段，中国许多的老油田和才发现的一些西部油田，开采出的基本为重质油，而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却是轻质油。于是，将重质油转化为轻质油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炼油产业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且这一环节的效益高低将直接决定整个炼油产业效益的高低。2011年以来，一直以石油工业维持国家国民经济的中东、北非21国，在国内的政治上发生巨大的震荡，让美国一时间失去绝对的盟友（代言人）――本阿里政府和穆巴拉克政府。同时这次大震荡，让美国失去了绝对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美国政府对中东地区的石油工业的支配权必将有所下降。这说明在今后中地区的石油工业建设时，中国也必将分到一杯羹。而这些即将落到中国头上的权益，必定能为中国石油工业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发展创造不可想象的利益空间。尽管，中国石油工业有机会进军中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的反华势力一直都在虎视眈眈盯着中国，盼望能够发现中国在发展中出现一些致命的缺陷，然后给中国依致命的一击。所以，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的石油工业，在强调发展海外市场的同时更应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政策方针，坚持“石油=政治”的思想不动摇，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更大的贡献。 5 结语 中国充满爆发力的石油需求一直被视为近两年来国际油价大涨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现在的状况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出，中国的石油工业必将更加坚定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改革体质、提高技术的发展之路。最终，由传统的石油石化工业转到发展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的道路上来。并不断的探索处各种各样的取代石油的新型燃料以及化工产品，逐渐抛掉人们对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直至最终彻底告别石化燃料。 浅谈国内石油工业发展战略: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方向试析论文 摘要:对我国石油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石油行业近期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说明了能源的转变趋势。 关键词：石油现状发展趋势非常规能源开发 引言 石油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目前国内的能源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速经济增长，能源进口量持续增加，能源对外依存度在7%左右，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在43%左右。一方面，加大对常规油气和非常规油气的开采力度，也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作为石油的替代品；另一方面，要将油气的供应多元化，以减少可能遇到的风险。 一．石油工业的近期展望 1．石油的现状 世界正在走向后石油时代。 从1859年在美国打出世界上第一口油井以来，世界对石油的渴求和使用已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 历经100多年不间断地开采和无节制地使用，目前石油供应安全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石油需求不断增长使现有资源产量难以满足；二是矿物能源迟早要枯竭，目前没有替代能源能担当石油的角色；三是无节制地使用石油已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 据美国能源研究机构估计，石油企业每年可找到120亿-150亿桶石油储量，而全球每年消费量为300亿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仅靠常规能源是不可能满足消费需求的。 2．未来我国石油的发展方向 2.1常规油气 (1)高含硫化氢﹑高含CO2的酸性气田 四川宣汉发现的普光气田,其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3500亿立方米，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丰度最高的整装海相气田。普光气田硫化氢平均含量15.2%，CO2平均含量8.3%。未来5年，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规划在达州投入近千亿元，揭开了开发酸性气藏的新篇章。在开发普光气田中不断获得技术进展，这对四川盆地乃至全国酸性气藏开发都会是一个有益的借鉴。 表1我国主要的含硫气田 气田名称产层甲烷乙烷丙烷丁烷CO2H2S 海南涯13-1气田83.873.831.470.787.657.07 塔里木克拉2气田97.930.710.040.02/0.56 川西北中坝2气田雷三84.842.050.470.284.136.32 重庆气矿卧龙河嘉四364.910.350.090.091.6531.95 重庆气矿开县梁平飞仙关84.680.070.03/5.448.77 建南气田长二段85.890.15//9.304.05 (2)超低渗气藏 鄂尔多斯盆地苏里格气田、大牛地气田。苏里格气田位于内蒙古境内的毛乌素沙漠，已探明储量5336亿立方米，属于非均质性极强致密岩性气田，呈现出典型的“低渗、渗压、低丰度、低产”特征。 鄂尔多斯天然气属于世界性难题的低压、低渗储层，单井产量低，稳产难度大。国内类似的天然气储量资源巨大,苏里格﹑大牛地气田的成功开发将积极推动这类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意义十分重大。 由于我国近期主要发现的是几个大气田，再加上考虑环保因素，未来将是天然气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 2．2非常规油气 我国政府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大力开展油页岩、油砂、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 (1)煤层气 目前中石油在山西沁水盆地开发煤层气，但获得的工业气量并不理想，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增产改造，才可能获得经济效益。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就成功地开始了煤层气开发，现已成为占全美国天然气年总量10%的重要能源产业。现在，美国开发煤层气的技术已趋于成熟，而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2)重油 专家们估计，在全球约10万亿桶的剩余石油资源中，70％以上是重油。目前，我国已探明重油地质储量为20.6亿吨，已动用地质储量13.59亿吨，剩余未动用地质储量7.01亿吨。2005年中国重油年产量达到2386万吨，占石油年产量的13.2％。在常规稀油储量日益减少的大背景下，重油在石油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3)天然气水合物 迄今为止，全球已探明的天然气水合物储量已相当于全球传统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等）储量的两倍以上。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是在低温﹑高压下形成的，被高度压缩，一旦减压便会迅速分解，极易造成井喷。且天然气水合物矿藏哪怕受到极小的破坏，都足以导致甲烷气的大量散失，甚至还可能引发地质灾害。 因此，对“天然气水合物”，目前还处于理论摸索和勘探调查阶段。对天然气水合物钻采方法的研究工作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向石油行业提出了新的技术挑战。 2．3节能 我国是人均石油拥有量十分匮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石油利用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据测算，我国石油资源的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等于增加2亿多吨的可采储量。 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不广泛，采出程度较低，一些重大能源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制水平还不高，这些已成为提高我国石油产量的重要制约因素。应强化石油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从管理、技术和结构三个角度，在改进能效方面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在节能方向上，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石油供应多元化 目前中国90%以上进口的石油需要从海上船运，且船运任务多由外轮承担，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力求原油供给途径多元化，对维护石油资源是十分必要的；而加大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力度，以作为石油类燃料的替代品，也是必要手段。 (1)石油战略储备基地 目前已建成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四大基地(镇海、乔山、大连、黄岛)，未来可能陆续在中部地区也建立石油储备基地。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也能大大减小由油价波动所导致的经济方面的影响。 (2)中俄和中哈陆路原油运输通道 已建成的中哈石油管道由哈萨克斯坦阿塔苏通向新疆独山子，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条跨境输油管道，设计年输油能力2000万吨。中哈还将建第二条石油管道。 中俄泰纳线已经动工，泰纳石油管线一期工程将修建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的支线，年输油能力为2000万吨，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原油进口的压力和风险。同时，在俄罗斯彻底完成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对我国原油运量可提高到3000万吨。 目前，中俄哈三国已经成为能源战略合作伙伴，正在进行很好的合作。 二﹑能源发展的趋势 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2004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称，全球变暖将导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陆地动植物在未来50年内灭绝。 从全球的角度考虑，无论是出于对传统化石能源储量日益减少的担忧，还是为避免全球气候变暖的可怕后果，开发可再生能源已是必然趋势。 1．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指的是：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海洋能等。 其中，太阳能光热利用、生物质能利用、风能利用在未来5～10年，将是国内的重点研究方向。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已于近日表示，2020年，生物质液体燃料将替代1000万吨中国成品油消费。届时，可再生能源将占中国能源消耗比重的10%。 未来几年，可能会掀起一股开发生物质能的热潮，这就会导致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 (1)粮食 生物能源分为二类：一是从甘蔗、玉米和薯类作物中提炼燃料酒精（乙醇），二是从向日葵、油棕榈和蓖麻等油料作物中精炼成生物柴油。过度开发会导致油粮价格上涨，威胁到人类生存的问题。我国日前已经限制使用玉米等可食用谷物作为生物燃料的原料，鼓励生物燃料产业“坚持非粮为主”，保证生物燃料的发展既不能影响人们的粮食消费，也不能同粮食争夺耕地。由中德合作的秸秆变柴油项目已落户山东淄博，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再生能源发展领域都有着重要意义。 (2)水 若要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则需大量粮食，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水。而我国水 资源并不丰富，甚至很多地区都存在水资源贫乏，这是一个严重制约。 2．从环保的角度的建议转 1)从煤和有机废料中提取甲醇 可从煤炭、木头甚至有机废料中提取甲醇，直接添加到汽油中作为清洁的汽车燃料，可有效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污染。 (2)开采垃圾气 全球每年产生有机废料，通常人们把它们作为垃圾进行焚烧，这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在缺氧条件下经生物降解，垃圾能大量产生甲烷气。全球每年可利用的垃圾气约为，对这种气体进行开采不仅可降低垃圾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并有助于降低世界能源的供应负担。 三﹑总结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源问题将进一步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瓶颈，人类对能源的渴望会成为影响世界安全和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切要求我们要清醒地了解能源的发展趋势，重新认识未来的能源格局，走能源、环境和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路子。 只有降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能源的竞争力，将核能和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渐居于主导，这样人类才能携手共建一个美好的未来。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的探讨 主权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概念,要对其精确论述,都不得不从这几方面入手。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家主权的传统制度急剧嬗变,西方学界立足于此背景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甚嚣尘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维护产生不良影响。本文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主权的制度与本质层次进行剖析,然后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制度变迁的内在根源进行探究,从而揭开主权在通过传统制度变迁方式在根本上得以强化的真相,据此实现对西方学界近年盛行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的有力驳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辩证唯物主义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一轮否定国家主权思潮甚嚣尘上 时序更新,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伴随冷战结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组织急剧膨胀,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条约大量签订,国际合作日益广泛,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新干涉主义肆意横行,民族自决与国际人权保护愈演愈烈……凡此等等,皆似乎在不断地“限制、削弱、侵蚀”着国家主权。 而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与“软侵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蚀”主权的最为突出表现。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是指国际组织限制国家主权的行动与措施没有经过东道国的事先允许,如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崩溃先后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的强行介入,这显然与国家主权的本质相抵触,结果是导致前南斯拉夫作为主权国家的快速崩溃。不过国际组织这种对国家主权公然侵犯的行为比较少见,而且其对国际法的违背性一直遭到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谴责。而国际组织事先征得有关国家或当事方的同意的“软侵蚀”的事例却是与日俱增,主要表现是有关国家将部分主权权利持久的转让给国际组织,或甘心让国际组织暂时行使主权权利。 立足此背景,西方学界新一轮的否定主权思潮甚嚣尘上。1992年托马斯·魏士和贾拉特·乔普拉提出,“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95年特里戴贝尔进一步认为,“禁止干涉内政已成为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旧制度。”美国路易斯·汉金教授发表的言论最为惊世骇俗,其扬言:“主权是个有害的字眼,这不仅是因为它效劳于各种可怕的国家神话,而且在各种国际关系中,甚至在国际公法中,其往往成为一种时髦用语,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谨慎行事”;因此,他强调:“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特别是对于国际公法来说,主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最好避免使用”;他甚至鼓吹:“我们该把主权一词作为旧时代的残余遗物摆放到历史的陈列架上去。” 另外,英国的詹克斯、阿诺德·汤音比、艾德礼等几乎一致认为,造成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法无法发挥作用的根源在于“危险的、陈腐的、荒谬绝伦的、具有破坏力的政治教条——国家主权”,因此,国家主权概念应该抛弃或代之以新的字眼。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是迎合本国政治、经济扩张,排除发展中国家主权之屏障的产物,但在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全新的国际环境中,“主权概念确实从来没有要象现在这样谨慎的重新考虑了” 。总之,各国主权的篱笆是否是正在加速撤除或应该加速撤除?主权的原则和观念是否已显陈旧,并且正在弱化和或淡化,或应该弱化或淡化?——这是当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国际论坛上颇有争议的一大理论问题。 二、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现象与本质组成,现象与本质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分,两者辨证统一。具体的讲,本质和现象是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的相互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前者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的现象所表现的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后者是事物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将现象与本质这对哲学范畴引渡到法学研究领域就产生相应的法的现象与本质概念。法的现象是指法的外部表现形态,即法的具体存在形式,包括法律、法令、条例、规范性决定、指示、命令以及判例、契约、条约、被认可的习惯等。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复杂得多,法律思想史上有学者将其看作国家权力的象征,有学者认定其是永恒正义的体现,有学者将其与理性、人性或者民族精神相联系,但这些都只把握了法的某些外部特征或单方面的属性和联系,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法的本质所在,即“法律是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归根到底,法律是从产生这种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引申出来的”。 同样,主权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或基础概念,一样可以拿现象与本质范畴对其进行层次性的分析。诸如对独立、平等、自卫、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天然资源永久主权、国有化、对国内政治、经济的永久管理权等方面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皆为主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主权的“现象”。这是其表面层次即制度层面,特点是丰富多彩,纷纭复杂,并多变,易逝。但其对主权的变化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本质才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而本质与现象相比是稳定的,制度层面的演变并不意味其本质也已动摇或演变。事实上本质与事物与生俱在,只有事物消失才意味本质终结,“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 当然,主权的本质与现象存在紧密联系,缘由主权的本质要通过主权的现象表现,主权的现象又表现出主权的本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原、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互相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显现;现象是本质的”。 对于主权的本质我们还可按照列宁有关事物有多层本质的思路,笔者以为主权的本质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应该是各国的国家意志,即各国对内政治、经济领域的管理或控制与对外国际事务的参与所愿意采取的方式或制度的选择意愿,属主观范畴,如其对于自身与外国投资者发生的争端的解决方式是选择“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还是“国际救济方式”的主观意向。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次是物质需要性,即维护经济独立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属客观范畴,其对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意志与具体制度层面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如当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后面临着引进外资的全球性竞争时,为不使自己处于竞争中的颓势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即使其在自身与外国投资者的争端解决中主观上仍然强烈排斥选择国际救济方式,但经利弊权衡后却很可能会选择能够换取外国投资者信任的国际救济方式。主权本质的第二层次是作为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连接枢纽,其指国际法赋予国家行使主权时的行动自由,这既是对国家主权的合法确认也是对其范围限制,诸如 国际组织章程、行动及双边条约、多边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是在赋予成员方权利的同时又是对其主权行使的限制。事实上主权本质的第二层面对于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沟通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个法定界限之中才能使主观赋予客观,客观升华为主观,从而实现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相互转化。如美国国会通过制裁古巴和伊朗的“赦伯法”和“达马托法”之所以遭致各国一致抵制,便是其实施凌驾于别国主权之上的本国主权的做法已严重超出国际法赋予主权行使的自由范围而难以如愿以偿。 经济全球化论文: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十大因素 许多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正在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把全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等联系起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就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举世瞩目的旨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历时4天，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得不草草收场，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世人：经济全球化并未达到人们想像中的水平，经济全球化还不是那么名副其实。因为经济全球化毕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这些矛盾和制约因素直接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一 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主权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 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需要庞大资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不发达国家改造落后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它将在非洲建立第一个大功率海底光纤数字网络，全长35万千米，通过41个非洲国家等。功率为每秒25亿比特，（注：bite为字节单位，一个字节为一个比特。）安装费用将近20亿美元。美国公司提供一部分资金，另一部分资金需由非洲国家自己筹划，而且非洲国家还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还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发达国家有很多还是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让它们短时期里培养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才，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七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这些法规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执行它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与决策权。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不想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坚持把劳工标准（注：美国以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环境的名义，要求各贸易国达到劳工和环境标准，否则就可以拒绝其产品出口。）与贸易制裁挂钩，就是为了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防止本国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增加失业人口，影响社会稳定。 八 经济差距和发展空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标准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优势，而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这类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所承受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它们的企业利润锐减，甚至难以为继，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的失业和工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及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量，目前均已超过了工农业产值和就业量的总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形之下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保护国内幼稚服务业的发展，想方设法阻止国外服务业的大量输入。 实质上，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它们脆弱的新兴民族工业根本经不住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冲击。例如，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较少顾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的脆弱地位，坚持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看来，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政策，是它们之间产生分歧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难以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九 国际债务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国际债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掣肘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障碍。债务关系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关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额相对减少。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国投资已几乎成为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专门领域，它们不仅是大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外资的接受国。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增外国投资只有不到20%（注：数字来源：《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5月24日。）流向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大多 数南美洲国家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特别明显。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一度是发达国家投资者的目标。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向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减少。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绝对额来看，确实已经增长，但与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相比，其绝对数和增长幅度仍然有限。所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调动资本流入的惟一有效手段仍然是举债投资。这一手段虽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操作不好就会加剧当代国际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融合及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债务关系这一经济机制的畸形运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国际债务关系的存在和由此引发的经济水平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十 区域经济集团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形成把世界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种新格局下运作的国际贸易同样显示出时代的新特征，即贸易保护的区域化。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组织。因此，排他性是其特征。就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组织，对内虽是开放、自由和协调的，而对外却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它们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各国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锁和排他的色彩。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排他性说明了区域化贸易保护存在的必要性。现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将奉行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常是，发达国家以其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优越的贸易条件，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经贸活动时，则每每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或其他保护措施。至于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实力脆弱和贸易条件恶劣为由，则往往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内强调自由、开放、合作、协调，对外则运用干预、闭关、抵制和保护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区域集团化组织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其范围大小还是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着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分工，达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家间的交换就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换，而与区域外部的交换则受到内部交换的制约。如果与外部交换不能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则这种交换就将受到抑制和排斥。从世界经济贸易演进的过程来看，欧共体与美国、欧共体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长期、尖锐、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各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排他性的贸易壁垒足以证明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发达国家仍居世界贸易之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增加它们同工业国家的贸易，还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都没有能够加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够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由于受欧洲联盟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已在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此看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区域贸易保护化更加严重，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然有很强的制约力。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全球纵横联系的特点，但由于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的存在，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探析 摘要：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持久动力，竞争力的源泉。创新发展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特别是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企业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我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导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使高新技术企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挑战，要求高技术企业必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根据复杂多变的新环境，新情况，适时地、科学地确定、调整战略思想、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并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必须注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是应对经济全球沦，加速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深化制度创新 1）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客观要求，更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明显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高新技术企业制度与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新环境、新情况严重不相适应。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首先必须在企业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特别要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市场机制等方面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环境、新变化相适应。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落实自主权，股份制改造，实行了公司制，但大多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流于形式，距离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很难与国际经济搪轨，融入经济全球化，无力参与全球化竞争。高新技术企业深化企业制度创新，建立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首先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决定着企业性质和方向，而且影响着企业其他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方式。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创新，它涉及到为调动经营者和员工积极性而设计的一整套利益机制，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是在实行了“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明晰产权，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3）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治理结构、激励机制进行规范、整合、变革、更新。核心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确定股东会、董事会、监理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关系体系。最终实现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高新技术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只有深化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有效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竞争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持续技术创新 1）持续的技术创新是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科学技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面，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科技竞争日益激烈，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活动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化科技竞争的重要优势。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力所在，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充分依托科技、人才、信息等资源优势，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推动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后劲。 2）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体系。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创新体系应是由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人才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环境保障体系等组成的互动体系。高新技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能够紧紧围绕技术创新开展企业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活动，有助于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科学规划，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 3）优化技术创新的软、硬环境。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律、政策环境，建立有利于持续技术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必须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形成技术创新平台；必须把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科技资源整合起来，集中攻关，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和技术瓶颈问题；必须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使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 4）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重大关键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与交流；必须瞄准国际标准，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推进技术创新国际化；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和科技成果，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引、创新相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向国际惯例和国际先进水平靠拢，不断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为高新技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优势条件。 5）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①自主创新。以企业自身力量为基础独立进行研究开发，实现新的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在日益强烈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下，高新技术企业走自主研发创新之路，拥有原创性的 核心技术对于增强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加入研究联合体。高新技术企业可出资建立研发体，利用行业技术优势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其性质是风险投资。依靠雄厚的科研实力，可以在那些已形成产业集群的高科技企业间建立研发联合体。③并购。为了保持由高新技术所产生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降低本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成本，高新技术企业应多考虑兼并那些有很好产品创意的或高素质的技术开发设备的人员，但缺乏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初创企业。这样的企业充满朝气和活力，正在进入不断增长的科技领域，它们往往在得不到风险投资关注时也乐于被兼并。④外包。当高新技术企业决定开发新产品时，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而借助业务外包，企业可以把制造和研发的风险分散到一个或多个外包商身上，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⑤建立技术联盟。与发达国家建立技术联盟，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优势。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竞争的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实持是人才竞争的全球化，人才竞争全球化的核心是创新人才、高层次科技人才、优秀管理人才的竞争。创新人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管理资源，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中被列为重中之重。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在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和高层次科技人才。 1）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是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企业，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取决于创新人才。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人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真正能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上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创新队伍。就是要集聚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潜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是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2）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关键是强化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是具有特殊素质和能力的创新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创新与有效的创新管理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观念和大无畏的敢于承担风险的气魄。企业持续创新与创新管理的实施过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创新的潜能，确保创新目标的实现。面对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施全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而实施这一战略最大的障碍就是严重缺乏具有开拓国际市场，通晓国际惯例，懂得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高新技术企业要成为国际化企业需要有大批国际化优秀人才支撑。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当务之急就是培育出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各级政府、社会必须把大力培养、造就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抓紧抓实，为优秀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必须支持国际化标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人才培养、选拔、使之市场化、国际化。 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点是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 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加大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力度，努力营造聚才、育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形成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良性运行机制，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为获得科技竞争优势，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提供人才保障。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重视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搭建高层次科技人才充分发挥潜能、施展才华的舞台，创造良好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平台。强化高层科技人才管理，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让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成为拔尖的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要在政策上保证科技资源配置突出重点，使科技资源向高层科技人才集中、倾斜。要完善和发展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创建一流的科研机构，创造一流的科研环境，在事业发展中聚集高层次科技人才。要重点引进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具有科技开发能力，特别是持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要正确处理市场的关系，按照市场规律配置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运用市场机制促进高层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要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群体，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高层次科技支持。 4）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通过建立和强化系统的、科学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价值，充分调动优秀企业家和高层科技人才的培养使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就要大胆进行激励机制的探索与创新，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前提。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应是实行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环境激励、权力激励、能力激励等相互交融的激励机制。包括：高薪、年薪制、产权激励、股权激励和知识、技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多种激励形式。强化创新人才管理，按照国际化的人才标准，培养和造就大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企业家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从世界经济形态的演变来看，还是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技术竞争成为国际间经济竞争的重要形态之一，各国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应对经济全球化，取得竞争优势依赖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良好的法制环境，依赖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创新管理。 1）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已成为世界潮流，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各国的管理地位日益增强。特别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已成为发展高科技，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争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锐利武器。总理指出，“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吴仪副总理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够加快发展知识产权制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强化，以及保护能力；取决于我国企业是否能够尽快提高、掌握知识产权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我国知识产权的增长点和辐射源。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高新技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策略，是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2）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我国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身竞争优势的能力很差，知识产权屡遭侵权已成为困扰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高新技术企业要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抢占科技制高点，必须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从战略高度重视从技术的研究、开发到技术的转移、扩散以及市场维护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不断提高知识资本的运营能力，以核心专利技术为依托，培育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必须注重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并有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制定和加强以专利申请、专利保护、专利转化为主的知识产权管理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现科技成果，技术在市场机制下的规范运作，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实现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确保知识产权保值、增值。尽快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的重要环节。3）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有效策略。 重点是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有利于智力知识成果的产生，有利于知识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就是要对知识产权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使知识成果成为企业重要资本。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就是发挥知识产权在知识转化和技术转移中的资源配置作用，遵循知识、技术转移的规律，建立技术转移的机制和方式，达到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和保值增值的最终目的。 5．实施品牌管理创新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跨越了产品竞争阶段，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以品牌和资本来实现的，通过品牌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并互为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全球化导致市场竞争全球化，市场竞争全球化最突出的就是品牌竞争全球化。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品牌竞争，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正视面临国际资本和国际品牌强烈冲击和巨大挑战的现实，必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企业就无法参与全球品牌竞争。目前，我国的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公司、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都创造了自己企业的国际品牌、强势品牌。但是，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品牌创新、品牌保护、品牌战略意识淡薄，没有品牌创新，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国际品牌，品牌的竞争力不强，这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制约因素。品牌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品牌竞争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高新技术企业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知名品牌、强势品牌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获取品牌竞争优势，推进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品牌创新制度及品牌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品牌的保护意识、品牌国际化意识；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制定、实施品牌管理的创新与有效的品牌竞争策略；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开发，整合品牌资源，全面提升品牌质量和价值；必须瞄准全球化的国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把自己的品牌打造成为高知名度、高信誉度、高市场份额、获利高的国际品牌，全球性品牌；必须加速品牌的有效传播，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企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品牌国际化进程，使企业在全球化的品牌竞争大战中占据竞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6．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加快企业文化创新。目前，我国除少数企业已进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提高阶段外，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尚处于基本形成和酝酿探索阶段。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其表现在对内增强企业凝聚力、对外提升企业形象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 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的制度层面相对熟悉，对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企业经营者对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经营理念、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较为满意；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强调企业文化中的顾客导向，同时也重视员工发展与团队合作、社会责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制度标准化等方面。企业经营者大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多数企业对文化创新的认识不够充分，没有制订企业文化发展规划，未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主要工作，社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充分。 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优秀的企业文化，推进企业文化创新一方面应努力形成内部共识，增强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期望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文化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必须随着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全球化经营环境的变化适时是调整、不断地创新，实施动态管理。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极化效应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在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格局转移中的作用。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过于专注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大。如果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就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 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经济全球化论文:中国政府怎么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根据前面的研究,可以把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作用提出的主要挑战,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产品市场全球化及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通过进口替代扩展产品空间,实现纵向增长及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升级,其关键是政府如何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新产品部门并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是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之免受资本流出流入波动的影响,其关键是政府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建立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 第三是外部冲击(如贸易条件恶化、外部需求锐减、国外利率和汇率的不利变化等)的存在,增强了政府履行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必要性,其核心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及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外部冲击对低收入阶层的不利影响,防止该阶层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让更多的人从国际竞争中受益。 联系中国实际,政府在今后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从经济现状出发确定政府的经济作用 探讨中国政府的经济作用问题,一个逻辑前提是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中国由于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无论是在20年前开始改革时,还是改革20年后的今天,都具有不同于大多数前苏联和东欧“转轨经济”的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人口所占的高比重及总的人口规模上。象世界银行(1997)那样用“双重转型”(“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及“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现状,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是转型,不仅有的起点与起点不同、有的终点与终点不同,而且相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还有着宽阔的“中间地带”。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定位需要更详细的特征描述。下面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这一工作:一个是经济循环的状况,一个是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前者是从横截面看的,后者是从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看的。 1尚未进入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轨道 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一种,就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一致的循环。在现代,这种循环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企业在各种要素市场上购买生产要素并进行有效配置,居民用其收入在产品市场上自由地选择消费品,所有储蓄有效、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企业之间的交易也遵循自由选择的原则,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能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①。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这样的良性循环,主要依据是: ·从微观主体看,(1)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消费者选择大部分消费品(含服务)的自由已经实现;非国有单位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比较自由,但国有单位劳动力仍占城镇劳动力的50左右,且缺乏流动性;作为最重要的储蓄主体,可供选择的金融工具比较单调,仍以银行存款为主。(2)非国有企业进入了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产品供应者,但国有企业仍在铁路、邮政、民航、电信等行业占有几乎100的市场份额,在金融、保险、电力、石油等行业占90以上市场份额,在冶金化工等行业占80左右的市场份额;并且在进入要素市场时,除外资企业外,其它非国有企业在获得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时与国有企业相比,常常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3)国有企业在利用生产要素及对要素进行再配置时,不仅通常不象非国有企业那样关心效率和产品竞争力,而且遇到多种约束(如在房地产转让、设备出售出租、人员辞退、企业转产等方面),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得不到贯彻。 ·从市场发展看,产品市场日趋完善(除粮食、棉花及一些垄断性的服务外),许多企业开始建立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大部分产品跨区域流动障碍逐步减少(相对较高的、通常带有歧视性的道路通行费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障碍)。但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受市场调节的范围还受到很多限制,现有市场的进出入自由、价格决定、竞争方式、全国一体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完善之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不均衡发展,还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低效率企业的退出普遍困难,高效率企业难以扩张,新企业诞生也遇到障碍。 ·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不仅来自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来自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障碍和低效率。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居民成为最重要的储蓄供应主体,但大量储蓄经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转化为低效率的投资,不仅银行体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这一恶性循环还在不断地继续,构成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严重威胁,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以上三个环节的问题都可以说是由经济市场化不完全、不彻底带来的。从收入分配环节看,则目前既有市场发展不充分、按贡献分配得不到贯彻的问题(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尤其是劳动力跨区、跨城乡之间流动性缺乏使之难以成为缩小收入差别的力量,行业、企业垄断带来的诸多特权和高收入,与政府官员影响资源配置权力相伴的个人寻租行为,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相伴的“公款消费”及不公平的“化公为私”等),也有政府缺位、对高收入阶 层征税不够和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不仅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良性循环的最后一环无法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还有直接的不利影响:大多数人的消费将因收入越来越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增长缓慢,而富人对进口高档产品特别是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对国内产业成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裕起来,并且收入分配显着恶化后,政府将收入再分配问题置于更突出的地位,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特别的关注,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活动的成果,防止“富者愈富,穷人愈穷”的局面,目前显得十分迫切②。 2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尚未结束 无论是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看,还是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最近几十年的经历看,经济发展从收入水平较低,人均资本量也较低的乡村社会启动,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乡村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比如,到1913年,英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8,德国为24,美国为32;1985年,日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9、35和56,而美国分别为3、28和69(国家统计局,1995)。作为新兴工业国的韩国,1965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为32,1989年上升到71(世界银行,1991),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就实现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198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已降到25,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为31和44,1990年三者的比重分别为18、35和47(国家统计局,1995)。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而从经济增长的来源看,资本积累的贡献表现得最为突出。 对过去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表明,中国已开始了这样的过程。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7年的30,19年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而1952-1978年的26年间,只上升5个百分点)。城镇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相应地由24上升到30;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分别占71、17和12变化为50、24和26。乡村劳动力从农(及林、牧、渔)业中撤出来实现非农化,特别是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是中国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③。对增长源泉的众多计量分析同样表明,资本积累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比如据胡永泰(1998)的计算,1979-1993年间中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9.8,资本积累使GDP每年增长了3.9-5.9,劳动力扩张使GDP每年增长1.1-1.6,全要素生产率使GDP每年增长1.1-3.6;并且1985-1993年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二、三产业,是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本力量。 但无论是与世界银行(1997)统计的1995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的城市化水平(75)、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60),还是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45)相比,中国今后城市化的潜力还很大,第二、三产业吸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扩展二、三产业的余地也很大。换言之,从理论上看,中国仍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内,并不排除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改革导致的激励的加强、伴随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而来的聚集经济,会有显着的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从而使经济仍处于可与前20年相比的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之后,才是主要依赖生产率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较低增速的阶段。 中国过去近20年高速增长的实现,与一系列改革措施修正此前的错误,为乡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化扫除障碍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农村改革放松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管制,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打破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为他们的职业流动、跨地域流动创造了条件;紧接着在80年代中期,政府长期通过户口、口粮、城市招工、住房及其它福利分配等措施实行“城市化抑制”的政策,在小城镇层次松动,使农村多种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的非农产业流动,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城市粮食销售体制改革、房地产市场的初步建立、户籍管理的松动以及城市企业招工体制改革等措施,为乡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流动扫除了一些障碍,新增城镇人口集中到聚集经济更明显的大中城市。也就是说,即使不从经济良性循环的角度,而是从长期增长源泉的角度看,这些改革也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在于适应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把潜在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释放了出来;较为广泛的增长的受益面反过来证明了改革的“合法性”,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中国不象许多推行激进改革措施的转轨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类似于“为改革而改革”的国家),而能够实现平稳转轨与高速增长相结合的关键所在,也是过去改革真正的经验之所在。 但今后政府在继续推进乃至完成以上改革并保持以前的高速增长方面已经和将要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 ·随着城市国有部门(含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隐性失业”的公开化,国有部门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净供给者(其“下岗”人员超过新安置的劳动力),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迫使各级政府采取限制和歧视乡村劳动力流动的措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形成,城市劳动力(特别是国有部门)相对高工资的现象继续维持,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顺利和充分地为长期增长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论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 随着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剧,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各国经济的依存性变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剖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1985年由T.莱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了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和技术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 理解经济全球化应该弄清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经济全球化则不同,主体由国家变成个人和企业,个人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谈判机制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的谈判只是为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个人和企业竞争力量的不均衡,国家和国家之间必定存在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虽然分配不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全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再次,一个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最后,不论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有机会获得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就经济全球化本质而言,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说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次产业调整,不但反映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 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引整个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由80年代的25%逐渐上升,1996年就已经达到37%。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经济最大化为目标;而各国的经济努力,包括对全球化目标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当今世界贫富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则显示,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包括58%的能源总量、84%的纸张、45%的肉类和水产品,他们拥有74%的全球电话、87%的汽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肉类和水产品的5%。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部分地区消费有显着增加,非洲的消费却减少了20%。 综合起来,是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不利影响,拉大了贫富差距: (一)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在金融领域实行开放是不行的。但是,金融业最难管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易受冲击;第二,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有利投机;第三,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金融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首先,金融业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贸易、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第二,金融交易量大而且创新快。当前世界金融交易量达到每天1.5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品种已达上百个。人们大多对其性质、功能认识模糊。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规则来 规划和管理金融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由于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如果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开放,发展中国家必将面临金融风险的扩大。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破坏国家间关系。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够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24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可交易性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根据利率变化调整资金流向也更容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一有任何细微变动,这些资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支付困难,从而出现金融危机。目前世界上存在高达1.5万亿短期资本。它们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到处投机造市: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非公平待遇 毋庸置疑,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如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守它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的确不公平。 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强制力,更有主导权。马丁·舒曼在其 (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为1.4%;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下降为0.6%;到1995年再下降为0.4%。全球资本流动也是类似情况。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主要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地区。对于经济极度落后的非洲来说,资本净流入额几乎是零。 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却扩大到富国的收入比穷国高150倍。这种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穷国内部,从而加剧了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联合国还公布报告指出:消费基本上是有钱人的特权。有10多亿人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水和适当的住宿。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四)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损失看,发展中国家承受得更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对其民族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竞争力不够引起的损失。经济全球化把竞争的舞台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规模、效率、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跨国公司的晶牌和产品充斥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民族品牌面临贸易条件大大恶化、甚至被吞噬的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及更大的汇率风险,还债付息的包袱越背越重。更隐蔽的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发育不全,政治决策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可能造成贪污腐败现象。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外流,特别是熟练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跨国公司利用高薪优势,雇佣东道国的现成人才而不注意在当地实施培训计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双重损失:既损失大批教育费用又不能使用经历数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包括思维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严峻挑战,更是巨大机遇。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0年前,墨西哥经济是典型封闭式的,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却并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呈现出自主发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签约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这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关键看它是否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在推进制度改革时,必须注意新建立的制度要承龃联系内外市场、内外经济的职能。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在制订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首先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更应该慎重。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必然给国际投机势力以可乘之机。事实证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无视这些风险,不严加防范,就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保持自身金融健康,防止泡沫经济,引入外资要适当,汇率制度要合理;二是要建立多重金融防线,这些防线应该包括: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引进的国际资金中的贷款资金与股本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贷款资金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适度比例防线,股本资金中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适度比例防线。 其次要保护民族产业并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了整体结构的性质、进程和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往往已经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而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积极扶植本国的支柱产业,通过WTO的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和保障措施来对重点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加快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 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提供资本及生产资料,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变;还可以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 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时,必须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国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损失;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进口开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因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还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灵活的贸易政策i调节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贸易及国际旅游服务等。总之,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对外商品贸易,积极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与创新,从而实观生产力的跨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21世纪的全球竞争实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随着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正在被推入一个无国界竞争的时代。国际竞争方式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竞争对手分别在对方国土上投资设厂,一国国内的自然禀赋资源成为本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分享的竞争要素。各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才的比较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特别是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出现了世界性的短缺。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一方面,有组织地进行人才开发,把对人才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真正现代化的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只有把人才的开发与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四)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五)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本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以求实现更大规模经济和强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性。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困“极化”现象,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失败和社会不稳定;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全球经济收益的分享———对国家层次的考察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之前,1960年—1990年的3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和非石油输出国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根据美国宾州大学罗伯特·萨默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计算,尽管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兴起者也有衰落者,但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动,全球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在测算开始的1960年全球基尼系数为0.54,这一数值大大高于一般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以PPP方法为基础的测算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它们认为此种测算方法高估了其国民收入。若考虑这种意见,则全球基尼系数会更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剧烈变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基于各国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使用PPP方法进行的测算,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5上升到1993年的0.659,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而在对基尼系数进行分组分解以后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各国国内居民收入的差异。该项研究同样可能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整个世界缺乏足够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严重后果。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至迄今为止的时期,全球收入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改善,少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改善不大,甚至出现恶化趋势。而各国国内的差距均低于国家间的差距,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巨大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是由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则全球增长的收益分享存在明显差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由于较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使得整个世界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不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则改变了利益分享的格局,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益,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从中受益。受益者和受损者———从个人的角度考察 根据米兰诺维奇的计算,在1988年—1993年间,全球的居民收入增长5.7%,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收入最低的75%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快以后属于受损者,其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只有25%的较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获得了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收益率提高,因而高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尤其是来自资产的收入大大增加,他们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高人力资本拥有者(高学历、技术拥有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收入提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条件下迅速变化的技术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这种需求使他们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占得先机;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市场价格,这种拉动效果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上,而且体现在高素质人才可以在世界范围寻找更高的报酬上。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的受损者来自那些既不拥有很多物质资本也不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群。低素质和低资本拥有者在世界范围出现相对供给过剩,就业竞争加剧,总体报酬水平下降。当然,一些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创造,使其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上升也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进行调控,而且这种成功往往以其他国家同样竞争的失败为代价,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相对落后的经济都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受益。 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人群收入的影响可总结如下: 在发达国家,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收入快速增长。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和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技术移民条款)使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高人力资本拥有者,严格的资产保护又使其吸引了其他国家的高物质资本拥有者及其资本。但在这些国家,非熟练技术工人因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其财政方面强大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才使得收入差距不至于迅速扩大。 在那些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家总体福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改善,但不同人群对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同样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其收入在较低的起点上得到快速增长。在这些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战略的引入,国内的一些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也可能由于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收益。但农业部门一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加上相对较弱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可避免。 在受损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后,其经济虽然仍保持增长,但整体社会福利很难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改善。即便如此,经济全球化对其国内不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影响也与其他国家类似,从而导致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最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既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世界贸易排名中,我国由1989年的第十五位跃升到2002年的第五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从个人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推动出口的重要动力,同时出口改变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带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我国居民收入和分配得到双重改善。我国居民普遍分享了对外开放的好处。 随着加入WTO,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这不仅指贸易,而且包括投资、产业开 放、人才流动等一系列非歧视的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引入。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而从分配的角度看,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多方面的:(1)我国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优势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利于扩大就业,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2)由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而被拉平;(3)宏观要素配置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机制趋于合理,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将得到改善;(4)加快非市场性的歧视政策的修正,形成平等的竞争机制。挑战也来自多方面:(1)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化速度加快,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快,低素质劳动者收入水平停滞,在产业调整中失业的可能性加大;(2)沿海和内地、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将拉大;(3)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大;(4)产业保护等政府调节政策将受到限制,国际分工会加大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摩擦失业。 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改善就业和资源配置结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居民普遍受益。未来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警惕和避免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两极化,进而引起经济动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经济全球化论文:怎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趋势已经超越了自身生产经济的增长趋势,这给全球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带来了不同水平的增长,包括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国际贸易的增长态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在宏观经济评价体系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我国需要把握好全球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基于,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是走向国际上的必然选择,更是国际贸易的需要。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际贸易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全面抓紧了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基于,提升改革和开放的速度,为国际贸易的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中的最大受益国。当前无论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还是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利用数量,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国在亚洲范围内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在世界范围内帮助亚洲经济实现国际贸易的增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下图展示了我国在近些年来的对外贸易走势: 图1 1978年-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情况 如今我国在国际贸易上的飞速发展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格局,资源格局和市场格局,我国也将进一步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和开放的政策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同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深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对外贸易中也需要不断地突破壁垒。只有这样我国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好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要求。 1.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 当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际贸易在全世界的贸易格局中处于交底的产业地位,同时从事相关产业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局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具有较快的增长幅度,但是相对应的国民收入却没有得到增加。我国的国际贸易应当在传统的产业基础优势上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努力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在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进行渗透,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更好的地位。同时我国也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拓宽国际化贸易空间,扩大贸易规模,从大国逐步发展为强国。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从我国的经济实际出发,国际贸易的改革需要完善市场体质,宏观调控体质和法律等等,推进改革中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注意同时兼顾国内外的市场,发挥好两房市场的共同作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数量增长,但是在当前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因此我国必须深化改革,在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良好的位置。 3.打破贸易封锁壁垒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全球许多国家都开始逐渐取消了国际贸易的相关税金,因此在贸易壁垒上减少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早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就规定了在15年以后拥有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同时也承诺了如果我国能够提供市场经济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改变。我国可以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机遇,以积极地态度和高效的工作加速经济产业的升级发展,壮大传统的优势产业,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规避风险能力。例如我国的广东沿海地区可以申请电器市场,青岛沿海地区可以申请饰品市场等等,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我国形成在未来国际贸易中的优势点。 4.适应国际贸易竞争 我国在参加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按照市场经济来建立和帮助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稳步推进,全球格局中逐渐出现了地区集团化的现象,同时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也加大了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难度。 三、总结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要发展自己的国际贸易,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不能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方面自身发展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提升和进步,另一方面我国还在适应世界竞争的过程中,还需要利用国际竞争和经济市场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中国的市场在国际贸易中也要注重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集团,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国际贸易的发展需求,也是增强在世界竞争力的必由选择。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论经济全球化使非洲国际商法统一的论文 一 .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 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 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 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 。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单一国家内部法律的多样性。在一个非洲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习惯法。在殖民时代,一些外国法被强加于非洲本土法中,且二者继续存在。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采用联邦政体,使一国内部各地区具有依据本地情况进行立法的权力,而各地区的立法并不必然是统一的。 非洲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伊斯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的传播使伊斯兰法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法律也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当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国家占领,造成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类型的法律。因此,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把当代非洲国家分为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混合法系国家。它们之间的法律必然存在巨大的不同。3?非洲国家和其他大陆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尽管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制度源于欧洲,但不能就此认为非洲国家的法律规则等同于它们所采用的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则。即使法律制度同属一个法系的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事情所适用的规则上也常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诸如:各国法律发展或改革的步伐不同,各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有别;现在许多国家乐于从其他国家移植一些法律规则和概念,这些国家并非总和移植国同属一个法系。非洲国家接受欧洲法后,欧洲国家法律的发展并非总在接受国中得到反映,而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本身也经历着内部的法律发展,这包括新的本土法的制定,对立法作出的新解释,以及对其他国家法律的移植等。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运动探析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它也是一种复杂的演化过程，它充满着矛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内在矛盾，又是这种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更好地把握其规律，就必须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运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反映本质特征的主要是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整合与分化以及有序与无序等基本矛盾。它们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始终。 1.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是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边界条件下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当时空边界和资源容量在最初阶段可以相对满足各自主体的基本需求时，它们就可能处于与外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较弱、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时空和资源边界的容量，它们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向外扩展并相互展开竞争则是必然的，“全球化过程使竞争的作用从一种手段、一种经济行动的特殊方法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为了继续生存以至于谋求霸权统治而积极追求的一个目标。”[1](P4)这表明，竞争是世界经济运行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体所共处的空间和资源是以地球为其边界的，而且由于不断进化，不仅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结构日趋复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更趋复杂。这种条件下，由于自发的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经常引起国际的经济冲突和世界系统的动荡；不仅如此，还日益受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失衡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它们在竞争的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并在努力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解决，才可能有生存与发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们又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和倾向，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采取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经济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努力寻求相互间合作的客观现实。即“在一种意义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被看作畅通无阻的竞争。”[2](P95) 2.开放与封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共处在同一个地球的时空、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内，各国和各经济主体相互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统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融入此进程的主体有的是“先知先觉”，有的是“后知后觉”，甚至有的还是“不知不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各经济主体在总体上是不断地趋向自由和开放，如今这已逐步成为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手段的惊人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趋向。但是，各国、各经济主体在某种方面和领域不断开放的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边界和主权意识，力求增强自身系统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保持自身系统质的存在和特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倾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在高唱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创新手段进行贸易保护。”[4](P23)这些实质上都反映出封闭性的倾向。此外，全球化竞争中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及联盟，企业组织间的兼并、联合和战略联盟等，也都体现出开放与封闭的双重特性。它们在体系内相互间表现出更加的开放性，而对于体系外则表现出体系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所以，这种双重性既存在于同一个体，又存在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或针对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总之，作为经济系统单元，开放与封闭本身就是相对的，因为边界标志着单元子系统的存在和个性，它是封闭的界限，又是开放的边线。所以，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自觉选择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这种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 3.整合与分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不断整合与不断分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就整合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是通过自组织机制以“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两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世界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种经济要素间通过自发、自主的行为，自组织地形成并扩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这种方式与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加速演进，这是“无形组织”的整合。同时，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减少系统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又自发地通过谈判和协商在一定区域和全球范围，不断整合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能有效协调的有形组织和体系，这是有形组织的整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及形式不断涌现，高潮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区域性的欧洲经济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先后形成的数十个这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分化来说，主要体现在主体层次的不断分化、经济因素及要素的不断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系统结构层次的不断分化，这些就如进化之树不断分化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最初是以国家为单一层次主体，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为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以及国际性的区域或全球经济组织和机构等多层次主体，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4](P22)。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分化为贸易、生产、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们又在各自的领域进一步不断分化展开。正是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构建和演进才不断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极性。总之，“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5](P137)。 4.有序与无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会聚和整合，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形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和有序协调的经济运行秩序，从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行和演进。正如经济全球化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全球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要素相互间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及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他组织，使得有序的结构和秩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在到内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序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既体现在静态上也体现在动态上；既体现在微观上也体现在宏观上。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和分化，经济的各部分、各层次、各领域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复杂；又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随机多变性，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这些会使系统结构和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因而时常会由于某个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而产生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各要素间相互结合与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序的运行和危机的时而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现象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内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是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它们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自主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中不论是哪类、哪一层次的参与者，都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体的行为和倾向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条件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意味 着在微观层次，无论是某一主体的个体行为和倾向，还是所有各类主体的群体行为和倾向，本身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即它们的行为，不仅包含着竞争意识，也包含着合作的需要；既存在着对外的开放意愿，又存在着防外的封闭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无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动力。总之，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矛盾性的微观基础，也是所有各类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经济全球化自组织演进内在机制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与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1](P8)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它的矛盾运动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各类主体、各个要素相互组成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子系统，尽管这些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系统，但它们作为子系统的行为及演化趋势仍是各异的。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行为，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断导致无序又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断转化发展的。正是这种自组织的秩序和机制才使系统更具有不断进化的活力和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运动，既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过程的体现和结果，也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分化与整合”、以及“有序与无序”等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矛盾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反应，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认识，它们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演进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系统在一定阶段演化的表现，而世界经济系统进化又是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系统进化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与人们扩大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范围，以便为它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3](P212)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必须自觉适应这个环境，随其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机制和规律，影响并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的机制、乃至整个进程。科学的理论及历史进化的过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种种矛盾运动，本身就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及演化的客观规律。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必然遵循和体现这一客观规律。 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深层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本质特征，它伴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始终。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及其运动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的微观自主行为，运行及演进的宏观自组织机制，以及所处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的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约束。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和必然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也将按照自身的演化轨迹和规律进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为主流趋势或具有主导地位是在转化和发展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演化趋势。 1.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中，合作将逐步取代竞争成为主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阶段，过去竞争一直处于主导的方面，决定着进程的特征和性质。但合作因素也随着不断在增强，它与竞争的相对地位在不断发展着转化。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面对地球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冲突导致的系统风险日趋增大等各种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经济主体自身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有效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过把各种不同范畴内的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的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1](P11)因此，竞争与合作在今后虽然仍将并存，但合作的倾向和行为将更趋强烈，最终将取代竞争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这必将成为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2.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运动中，开放将继续保持其主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中，开始阶段是封闭倾向占据主导，开放因素却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随着进程的发展，开放与封闭因素此消彼长，封闭倾向在不断减弱，而开放倾向却在不断增强。发展到现在，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尽管两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出现大的动荡时经常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些经济主体会依据暂时的形势更强调封闭性。比如在几次世界性的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冷战时期，各国各经济体制间的封闭与割据就曾相当严重。但不管经济全球化演进道路如何曲折，开放相对于封闭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如今，开放已逐步成为这对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今后也不会改变。 3.整合与分化的矛盾运动中，整合将逐步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随着进程演化一直在延续，“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并非总是和必然平衡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种趋势或另一种趋势往往会占上风。”[5](P137)特别是整合将会随着这种进程成为主流趋势，决定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化过程更多的是自发自组织过程；而整合过程，由于经济活动中人类社会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自发形成“无形组织”的整合外，各国各层次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组织扩展和联合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组织，从而使有形组织形式的整合过程也愈加明显地增强。具有表现在，国家主体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这种整合过程，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演化中的一种潮流；同样，在企业经济主体这一层次，“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社会过去200年的历史理解为：随着大型组织不断从先进技术中获得优势，我们设计大型组织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组织比市场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政府组织也适用于商业组织，因为后者遵循的是类似的设计发展轨迹。”[6](P59)所以，这种有形组织的整合过程今后还将得到更大发展，整合过程也将容纳并决定着分化，主导着这一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4.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演进中，有序与无序始终处于对立转化、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更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乃至无序性也在增加，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各类主体乃至人类社会是理性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不断做出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与扩展各层次组织、更加开放和协调以促成一体化过程等各种努力，这些都会促使这个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目标的要求有序运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作为主导方面和主流趋势，过去和现在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中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使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还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和把握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能以系统演化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探求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而趋利避害，努力寻求各主体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佳途径。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发生了某种质变。根据摩尔法则，信息技术革命使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每一代新产品（主要指“新芯片”）的生产成本降低一半。信息产业创造的产值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不但会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会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一高两低”的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在总数已达7万亿美元的庞大基数上，连续123个月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平均失业率为4%、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创造了世界奇迹。 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世界生产力的质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不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而且造就了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的优先快速增长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新动力。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互联网。互联网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日益扩散到全球范围。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瞬间就可以与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鼠标一点，就可获取几千里甚至几万里以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地球变成了真正的“地球村”。这就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经济全球化的质量和水平。世界资本市场的资本金借助国际互联网能以“光的速度”从地球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国际资本可以迅速流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流出，这就加快了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流动资本已达8.2万亿美元，全球证券市值高达29万亿美元。信息传播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迅速流动使国际贸易领域掀起了一场新革命，电子商务就是这场新革命的优秀成果。人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进入各种商店，销售或购买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坐在办公室里，利用国际互联网管理、组织、协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小规模厂商也可利用互联网向遥远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就足以说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使各国各地区各大洲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中，迅速消除着经济的区域性，促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换言之，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不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分离。这种分离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等）等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和法规越来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条件即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迅速融于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巨大洪流中，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国际化不仅规模迅速扩张，而且质量也日益提高。国际化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影响越来越大，掀起了大规模资本流动浪潮。 对于生产力质变导致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认为这是某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媒体的有意炒作。然而，不管某些人承认不承认，这是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认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自觉地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生产关系的巨变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市场化把全球各国、各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济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向全球经济纵深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高级表现形式。追根溯源，经济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经济国际化于19世纪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无限扩大的生产经营能力，冲破国界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生产经营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国际化的精辟论述。但是，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近4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扩大对外开放，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经济国际化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局面早巳被打破，它不再受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国土面积大小的限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潮流，即经济国际化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信息、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实现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哪里环境好、回报率高，资源就向哪里流动，谁也阻挡不住。资源的流动要靠市场。市场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市场经济，都在开拓国际市场。市场化使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融合，使跨国商品与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形式日趋多样化，使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有市场就有竞争。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使全球性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思想理念竞争、制度竞争、机制竞争、政策竞争和产品竞争、技术竞争、资本竞争、人才竞争交织在一起，使竞争呈立体化趋势。竞争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是企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全方位激烈竞争促进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全球化不断上新台阶。日趋激烈的竞争有可能激化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就更需要各大企业之间、各国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更需要国际机构发挥越来越多的协调作用。现在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区域化、一体化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例如WTO、IMF、OPEC、APEC等，其国际政策协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各主权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加入WTO，积极参加APEC的活动，适应了这一要求。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为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结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原来曾是竞争对手的跨国公司结成联盟，以对付新的竞争对手。如美国IBM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开发电脑记忆芯片，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欧洲第二大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相互成为对方的销售，欧洲跨国公司每年缔结的合作协定成倍增加，许多中小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竞争对手。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结盟也日趋活跃。目前，跨国公司广泛结盟已成为企业经营国际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丁跨国公司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在跨国公司广泛结盟的同时，全球跨国并购如火如荼。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测算，在过去10年里，跨国公司的全球跨国并购增加了4倍。其中，美国、欧盟的企业跨国并购最为迅猛，电信、医药和化工产业是主力军。全球跨国并购使一个个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应运而生，因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凭借最先进的技术进行的竞争称之为“超强竞争”。“超强竞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谁最大胆、最迅速地打破旧秩序，谁就能获胜。用迅速大胆的行动打乱竞争对手的心态和阵脚成为获取市场份额、提高利润总额的重要途径。对手越茫然不知所措，“超强竞争者”就越有时间在对手明白过来或作出反应之前赚钱。“超强竞争者”主要在对手处于惊愕莫名或陷于瘫痪的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当对手明白过来并作出反应时，“超强竞争者”原有的优势就可能丧失。“超强竞争”的日益加剧迫使竞争各方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实行最科学的管理、利用最佳手段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增添了巨大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不平衡发展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平衡—相对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相对平衡”的互动史。每一个周期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都使世界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上一个新台阶，使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产生一次新飞跃。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个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注：王烈、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回避。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信息技术的“数字鸿沟”在加深，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的加剧，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而40年前仅18倍；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的人口的98倍，而40年前仅30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历程中，却更加相对贫困，有的国家陷入极端贫困。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资源的配置和收益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所关心的是“利润最大化”，不是“社会公平”。收益分配多寡的要素排列顺序是先资本、技术和知识，后土地、资源和劳动。发达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资本、垄断着高新技术和新知识，必然获得巨大收益，发展中国家只能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获得微薄的收益。这是收益分配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世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他的《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原理”，以新的视角解释了地区间、国家间收益分配失衡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平等和水平差距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并且有积累性。地区间和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就是由这种“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关系”造成的。在国际贸易中，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摆脱这种“循环和积累”，只会扩大差距。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水平高，管理先进，产品技术含量高、质量好、附加值高、竞争力强，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竞争中获胜。在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国家依靠巨大的竞争力抢占和扩大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向上的、越来越强的“循环和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落后，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市场不断被挤占，工农业生产逐渐衰落，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下降的、越来越弱的“循环和积累”。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扶强抑弱”的作用，必然导致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同时也扩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制度下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美国经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它强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达到充分就业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发明、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的重要性，鼓励创造、发明和创新；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这种模式充满生机和活力、创造性和创新性。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则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主张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与私有企业并存，政府调控与 自由竞争相互补充，效率与公平兼顾，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相辅相成。尤其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活动、企业决策进行诱导和干预，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官民协商、政企交流扶持财团发展；强调工人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相结合，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趋于市场化、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处于优势地位，其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而强调政府主导和调控的国家包括西欧国家、日本等国则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美国模式的创新性使其抢占了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制高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大发展，从而拉大了与日本和许多欧美国家高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差距，连续数年雄居国际竞争力排名之首，日本等国的位置则大大后移。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3%提高到90年代的4%；同期，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从4%降到1.4%，欧盟15国中荷兰、丹麦、芬兰、瑞典的GDP增长率有所提高，而德、法、英、意等国都在下降。这使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有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东欧诸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等，它们都坚定地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改革开放的政策各异，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中国、印度、智利、韩国等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菲律宾、巴基斯坦、阿根廷、非洲国家、东欧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有的国家还呈现负增长，因而差距在不断拉大。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成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愿望，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如果我国不参与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及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相对性、有限性和多样性。如果我国五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可能受制于人，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样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据此，我国必须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和策略，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自己。 （一）深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参与日趋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企业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与世界上的大跨国公司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不强。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必须把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主要战略任务来抓。其中，在国家层次上，主要是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法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时，还应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为企业科技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在企业层次上，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搞好信息化建设、经营管理和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目标是创建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依靠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 （二）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我国许多省市和行业都已制定和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成效显著。今后，应坚持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观念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先导，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观念。不但企业应树立全新的观念，而且政府也应树立全新的观念。制度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抓制度创新，重点抓好宏观制度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两个方面，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管理创新是全面创新的灵魂，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永恒课题，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全面管理，不断提高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技术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和内动力，必须建立健全合理机制，搞好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产品创新是全面创新的载体，是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必须不断改造传统产品，研究开发新产品，培育和宣传名牌产品，依靠名牌打天下。市场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归宿，必须确立自身的科学创新模式，实现从适应市场到创造市场的转变。 （三）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意味着国际分工更细，更细的分工要求更紧密的合作。我国已经成为WTO正式成员，应遵循WTO的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则，与WTO其他成员加强经济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四）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认真贯彻实施。但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降低对外依赖程度。最主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学会灵活运用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特别是WTO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条款，发展和保护自己；二是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深化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卓有成效地化解和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五）保证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从许多方面损蚀着国家经济主权，给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信息战愈演愈烈，直接危害着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经济主权是国家对本国经济所拥有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是对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权力。而国家经济利益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所谓保证经济安全，实际上就是保证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国民经济正常有序运行。国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侵犯；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紧密相连，不允许受侵害。我们必须制定和实施科学完善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策略，切实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 （六）努力发展科教事业，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控制高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战越强。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主要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强弱差距，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差距。因此，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策略是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发展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努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培养人才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当前的急需，因此，在积极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积极从国外招聘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培养和招聘人才更重要的是使用人才，应深化改革，强化竞争机制，健全激励机制 ，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经济全球化论文: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理论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再次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新趋势。这次经济全球化无论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推进速度上都超越了以往。本轮经济全球化与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建起一套对全球市场开放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包括WTO的多边经贸规则体系，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金融开放与援助发展的全球规则体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的跨境制度规则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初步建立全球（地区）通行的国际市场规则和行为规范。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经贸联系的共同基础。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开始了由国家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启动发展的体制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改革；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也开始对各自长期实施的市场管制、干预和保护体制进行体制结构调整。正由于世界各国对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得以顺利发展。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现有的以国际组织、多边协定、非政府组织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但冷战后形成的一霸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和平的国际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使全球多极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明显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约束机制（制约以实力替代规则和不遵守规则等问题），就必须确定危机发生时的全球调整责任和解决机制（全球预防危机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就必须管理和协调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稳定增长问题（全球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建立促进发展和保护弱者利益的再调节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早解决，一旦各种矛盾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全球化进程仍可能会出现逆转和倒退。 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谁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全球利益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武力和战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的全球利益矛盾和冲突应更多采取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如此，当今的全球市场机制和规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机制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如果全球贫富不均的“马太效应”日益扩大，被边缘化的国家、组织及弱势群体势必将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逐渐形成一套国际通行的市场开放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制约用实力誊代规则的不良倾向。中国入世后，将在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新规则制定做出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现有体制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开放，这就必然加剧全球竞争，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形成对世界各国现有体制的激烈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开放市场，而且市场开放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市场扩大到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电信市场以及各类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不仅要求有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各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财产结构对外开放，以适应企业跨国并购，建立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需要；不仅要求开放贸易、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性活动，而且要求开放各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以适应IT革命、物流革命、组织管理革命以及推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要求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开放透明的，实行非歧视原则，并接受国际监督。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贸易体制、科技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形成改善供给效率，挖掘增长潜力，建立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平台；就要求各国调整本国的企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企业创新机制，形成适应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要求开放本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电信、物流等领域，发展全球竞争力。 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已成为全球化中“超国家”的重要力量；提升全球综合物流的运作能力，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创新活动，已成为现代企业取得竞争能力的关键。这一系列变化，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逐步让渡给“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这包括：(1)国际多边协议和规则要求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WTO规定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实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边贸易协定；IMF规定的实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规定。(2)各种国际机构规定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 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有效范围。(3)地区一体化组织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各种跨境宏观政策约束等项规定。在欧洲，已明显出现了各民族国家融合为大邦联经济体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正面对着微观组织变化的蚕食。如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微观组织形成的对民族国家政府作用的影响和制约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跨境扩散及影响，对民族国家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带来诸多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各种混合体制的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度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只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客观上迫切要求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必然涉及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既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同时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会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激化和爆发。因此，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获得复兴而不是终结。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制度竞争，必然形成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压力。在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加剧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竞争，必然形成综合国力较量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加快调整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和政策，建立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国外和本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应用创新科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另一方面，则迫切要求提高中国的全民族文明素质，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 三是加剧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大社会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微观基础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一批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扶持和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实力及能力。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制度、扶助贫困地区及弱势人群的社会自愿援助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 在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从实际出发，把富民强国放在首位，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自己。同时，要在全球体制竞争中保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对完善中国市场体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变化，势必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扩大丁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使大企业有条件在本国、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微观规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巳成为各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大政策调整；股东资本主义正替代法人资本主义，促使各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对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冲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仅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开放，而且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对全球变化趋势有更灵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弹性。 二是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导致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经济，从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国际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周期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减速甚至陷入衰退，将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股市、汇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严重影响。(2)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的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宏观经济形势而采取的货币、财政收支、利率、汇率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政策，都会通过国际传递机制对中国宏观政策产生影响。(3)外部冲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部冲击主要影响中国宏观增长态势。而在中国结构转型和大的体制调整过程中，外部冲击很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4)产业的影响。当国际上出现大的结构转换时，国际产业新分工体系及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调整及创新浪潮，都将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及早建立适应全球化变化的新调控体系，从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需求变化与增长潜力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抵御和消除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占据主体地位。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要创造更便利的企业创业环境，更宽松的企业创新体制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及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心的微观规制制度。现阶段，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重点已转向了服务经济、知识管理以及发展全球运营和管理网络体系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竞争力重点也开始转向高增值制造业、应用和创新科技产业以及为大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制造、营销与研发等领域。发展中等技术、中等增值含量的制造业，发展精细、高效，特色的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金融、电信、物流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将转变为全球化的综合战略。这将对中国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是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贸易全球化规则体系，正在向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方向转变，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在金融、技术和服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手段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发展与国际连接的信用、结算和信息网络体系，有效打击网络诈骗和犯罪，加快金融和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进口替代体制或出口导向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基准。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建立一个对内外资、内外贸、内外企业都适用的非歧视性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体制，既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国内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共同适用的竞争政策，比较完善的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体系。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才能更有效。而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则是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比在国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加入WT0后所面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规则的基础上，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长远目标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战略。这包括：一是始终把握住市场开放不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原则；在短期内不能形成对中国主要产业、企业、就业和国际收支的过度冲击；不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底线，做好应对预案。二是在全面履行市场开放承诺的基础上，下大气力从体制上解决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制定以供给效率为中心的税收、外汇、信贷、研发支持等激励机制，完善定位明确、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三是研究和制定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充分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对待的相应条款，在履行承诺和重守诚信的条件下，通过立法、行政和社会力量，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基础产业和敏感产业。同时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扶持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终止、奖惩、修订及监督程序，以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机制。四是要建立宏观预警、监控和保障机制，把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内部不确定性扰动以及中长期结构转型时期的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抵御外汇风险、资产风险、价格风险等风险的管理工具。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全球化竞争中，体制竞争是第一位的。要建立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软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把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尽快地归还企业；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个要求。包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一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行政管理体制、方式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调整、清理和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能力。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未来5-8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要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制结构是开放的，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办厂，并且会同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因此，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开放性，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企业到国内投资的需要。实际上，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也要有利于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以及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外，鼓励非国有制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以适当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宏观调控手段，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便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五、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投资，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和规范配额管理，按照非歧视原则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实行国民待遇。同时要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检查检疫和疫情监控，防止有害物质和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境。针对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加强对外国反倾销、反补贴的磋商和应诉，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放开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当前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增大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应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 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定统一、规范、透明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外，取消对其他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企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利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来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继续合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好银团贷款、融资租赁、出口信贷等国际商业贷款。强化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加强外债的监测和短期资本监管，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再次，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跨国经营，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促进国内成熟产业和过剩生产能力向外转移，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提高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通过在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在体制上和政策上予以保证和支持。重点是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相关领域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同时，也要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外逃。 最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制度，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同时，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为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的可兑换创造条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国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也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而国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也为扩大利用资本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逐步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既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必然要求。当然，资本项目的开放也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市场最终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风吹草动会更加迅速地波及国内，从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监管，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论文:再度审视21世纪经济全球化问题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认识与了解这个过程中的特点、将产生的冲突、矛盾，以及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是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选择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策略的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趋势　代价　冲突　策略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五种趋势：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自由化与市场化。信息化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正在带动世界经济步入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大大加速了信息传递和世界金融与贸易市场的运转速度。自由化主要是指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1995年1月1日WTO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建立及全球有组织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APEC在促进亚太和全球的贸易与投资自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则主要是指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市场取向。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方面采用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差别很大，但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快。这是因为：其一，科技革命正在迅速发展，许多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生命工程、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等正在取得不断的突破，并应用于生产。由于各国的优势领域不同，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其二，冷战后，妨碍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政治樊篱正在逐渐消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妨碍全球经济合作的经济体制性障碍大大削弱。其三，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大量问题，要求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进行这种合作提供了越来越完备的手段。从2O世纪,9O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将在21世纪里以更加迅猛的发展速度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 9个方面。 1、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进一步加剧。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科技发展模式，是各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世纪的领先者仍将是掌握先进科技者。这其中网络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的普及提供了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新纽带，互联网将不断提高金融、贸易、企业全球经营的效率和质量。知识将成为新世纪生产要素中的一个独立成分。哪个国家能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就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 2、国际贸易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比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一倍以上的趋势，在新世纪将继续延续下去，这一趋势的长期的量的积累，已使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际分工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一趋势，将随着金融全球化而不断得到新的推动。此外，国际贸易在新世纪将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继续发展，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将维持较高增长速度。 3、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将继续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将持续推动企业的跨国兼并浪潮。企业的跨国兼并是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规模经济的需要。企业的跨国兼并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模糊民族国家的经济界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 4、金融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①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资产证券化对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投资机会，多了选择种类；对金融机构来说，改善了资产流动性，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对整个市场来说，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市场活力。证券市场对全球资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②金融全球化，资金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交易的币种和范围超越国界。具体包括：市场交易的国际化、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共同增长。③金融自由化，是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逐渐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甚至取消一切管制措施。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各国间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活跃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资产证券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金融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5、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WTO、OPEC、APEC等。此同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各国际组织的内部或外部的斗争将非常激烈。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守和维护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打破少数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与控制，积极推动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发展。 6、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人类社会还将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可持续增长应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仍是各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7、区域性经济合作与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区域化（或称区域集团化）的进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也明显加快。1984年4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联盟国家提出了建立“单一欧洲经济区计划”。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即按1985年6月的协议如期在1992年底建立了实行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内部统一大市场。 1991年12月欧共体还决定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并从 1999年1月1日起发行欧洲统一货币--欧元。2002年7月1日欧元的惟一法币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在北美地区， 1994年1月已在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吸收墨西哥加入而建立起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亚洲，东盟已建成具有10国的“大东盟”。现在东盟正计划到2003年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已决定将原先的18个成员增加到21个。亚洲金融危机所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很难独自抵挡实力雄厚的国际资本的冲击。而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难以或不愿意对受到冲击国家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这种帮助的条件无法令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地域上接近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邻国（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帮助上。 8、经济风险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就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震荡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国际互联网络的发展，加快了这种经济风险的传播速度。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缩小其对全球经济的破坏程度。金融风险的防范，将是21世纪国际合作的一大主题。经济霸权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有可能使一部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防止这种风险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实现国际经济交往的民主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多极化。 9、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社会影响。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的不断深化，将不断加深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使各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这样，必然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缩小，这必然有利于形成国际关系的民主与合作气氛。最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从积极方面看，外来文化可以丰富本国的文化，带来更健康、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从消极方面看，外来文化中的颓废主义、黄色文化、利己主义甚至邪教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里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破坏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趋利避害，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风险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世人熟知，通过这种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各国资本帐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国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2002年年初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对于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问题，早在6 0年代初，马库斯·弗莱明和罗伯特·蒙代尔曾在各自的论文中先后谈到，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他们认为，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上述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这个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基本经济现象，因此，一国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货币主权，或者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 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我们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值减少。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贺力平，1998）。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代价之四：是人类居住环境的退化和恶化。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观念价值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价值与观念的冲突，甚至尖锐的利益对立。 其一是经济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一个悖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愈推进，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愈突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更新产业结构，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拓展新的市场，利用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缓解了发达国家面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这种互补互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尖锐冲突的一面。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绝大部分有毒污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全球化的“污染转移”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竞争。民族利益是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这势必引起民族利益的冲突；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弱小或落后的民族在其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幻想经济全球化会带来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放弃自我保护，只能导致毁灭性的灾难。如若不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竞争能力，就难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再度落伍。 其二是政治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决定了政治利益的冲突，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资本的扩张导致政治的扩张。少数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场、攫取别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必然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霸主。由少数经济和政治大国挑起、操纵或发起的名为捍卫“人权”或“道义”的国际争端、侵略战争闹得全球不得安宁。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对霸权主义发出了“不”的抗议。二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了冲击。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扩张超越了国家的疆界，超越了民族相互隔离的界限、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一些西方学者以资本无祖国为前提，推导出国家无主权的结论，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这种观点为少数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肆意践踏别国主权提供了辩护。事实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主权。在一定范围内与世界经济接轨，对外开放，并不是放弃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越是彼此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加强协作，就越有利于国际争端的解决。相反，如果不尊重别国的主权，或者不注意保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安全，就会对别国或者本国利益带来危害。 其三是文化价值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学习。但是，经济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事实上，在一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同时，某些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性乃至对立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比以往更加明显或突出。文化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上。西方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搞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和侵略，而且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从而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觉醒的民族文化意识。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它同一定民族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是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往往越具有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因而也就越能走向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不仅不会削弱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大大地加强全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对策。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作用的两重性和现实中的种种价值冲突，我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给我们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积极利用外来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强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因素，努力保护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 正 文】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门研究人们在既定约束函数下为达到某种目标函数而作出行为选择的科学。保险监管模式其实质是研究保险监管机构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保险监管的某种预期目标而作出的监管行为的选择方式。其监管模式的初始选择取决于其初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限制。而其模式的动态变化则是保险监管机构根据初始目标函数或约束函数的变化乃至两种函数的同时变化而作出的动态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下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 从世界范围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以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集保险业的监管与服务于一体。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下保险监管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产业是这次全球并购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竞争环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诱导了西方金融业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稳定性目标之上的严格的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业分业经营，保险企业内部寿险、产险不得同时经营以及三者分业独立监管）的强约束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函数，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函数加以修正，由一维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的目标函数，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改善本国保险竞争环境，推动本国保险业的新一轮发展）和扩张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保险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组成更为强大的金融保险跨国公司进行新一轮兼并创造条件）以及其他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险监管模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各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二、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特点、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 与西方现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相比，中国现阶段保险监管从整体上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其独特性表现为：(1)单一的分业监管机构。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2)直接的实体监管方式。着力于对单一保险企业的直接监管，即通过一系列法规条文严格规定了保险企业的经营准则，如保险企业的创设制度以及业务监督、财务监督、人事监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险监督机构（保监会）贯彻执行。而对保险业整体的间接的中介监管指标——偿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单纯的固定最低资本额模式，监管力度不够。(3)严格的监管内容。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并且限制性很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保险企业的组织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内资保险企业创设的开业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规定不仅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要求（如英国为10万英镑，日本为3000万日元，法国为500万法郎），也远远超出了我国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资本100万人民币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对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对保险企业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经营范围上不能兼业兼营；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管机构备案；保险人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方面。 中国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当且仅当在下述假定前提条件下发挥效用：(1)完全封闭经济或次级封闭经济环境，即在一国经济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险力量的竞争或外部保险力量薄弱，对内资保险企业的竞争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险市场主体不完全、保险市场客体不完全，尤其是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强垄断性，即一国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并且保险市场容量很大，保险需求量强大于保险供给量；(3)计划机制在一国保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保险市场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即便发挥作用，效果也不明显；(4)保险业为一国的幼稚产业，其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保险业处于一国的初级发展阶段；(5)资本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自身的投机性风险很大；(6)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包括保险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不成熟；(7)保险市场缺乏信息传导机制，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8)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对保险业的监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更难以建立起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全国性保险监督预警系统；(9)社会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10)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和保险识别能力。 根据上述假定前提条件，我们将中国保险业步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保险监管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效用状况。其中，第一阶段为1980-1991年期间。这一时期先后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联络机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下；而中国保险市场上仅有四家保险公司，截至199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当年全国保费收入的98%，中国保险市场近乎处于完全垄断市场模型；1991年保费收入仅为239.7亿元，保险深度为1.11%，保险密度为20.93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0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保险业是中国新兴的幼稚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完全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保险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保险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机构管理局的保险处，并仅有一部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险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及其经营、财务等方面均无具体规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险监管乏力；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垄断，缺乏透明度；宏观经济尽管出现过两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为8.7%。（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上述现实条件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效用较大。主要表现为：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强，保险企业经营性风险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对保险企业的过度保护，保险管制费率过高，保险企业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使得保险供给量难以达到社会最优需求量，垄断势力造成的无谓损失大。从整个社会效用来看，这一时期保险体系稳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府失灵。相对而言，其监管模式使这一时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无效。 第二阶段为1992-1996年，这一时期是中国保险业迅速成长的时期，保险市场开始实质性地对外开放，自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但外资保险力量未能构成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威胁，可以说中国保险业仍处于次级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保险市场由四大家保险公司扩大到9家保险公司，但四大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保险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绝对垄断优势，中国保险市场处于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阶段；由于外资保险力量的介入和国内新生的保险供给主体的加入，这一时期保费收入由 1991年的239.2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7.72%，保险深度由1.11%上升到1.14%，保险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中国保险领域验证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尽管如此，整体上讲，中国保险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仍主要依靠计划机制配置，市场机制开始引入保险市场，但存在严重的缺陷；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步形成阶段，1995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保险法规《保险法》颁布，保险监管机构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处升格为保险司，专门负责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均为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正规化铺平了道路；中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但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其运行缺乏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机性很强；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阻隔，信息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虽出现过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1.58%。（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因此，这一时期的现实条件基本符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条件。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均较大，一方面体现为存在着较高的相对效率，中国保险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保险企业获得了远远高于世界保险平均利润率的报酬。另一方面，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因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一时期保险企业数量不多，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保险公司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而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未受到保险业高速发展的冲击；二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三是这一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注：1993-199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3.3%、21.7%、14.8%。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不仅没有对中国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产生了较强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效率损失，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现行保险监管模式未能及时有效地引入规范的市场机制，导致中国保险市场无序竞争的开始，规范中国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目标几乎化为乌有，为后来低效的保险监管留下了"后遗症"。第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制，使得保险费率仍大大高于边际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为保险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投保户保单的现金价值贬值，既严重侵蚀了投保户的经济利益，又影响了保单的保障性。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政府监管相对有效。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1980-1996年间取得了预期的监管目标，即实现了保险体系的稳定、微观层面丰厚的利润以及宏观层面民族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其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保险监管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封闭经济环境已为中国保险市场较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0家，1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在筹建，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的代表处有202个，其中一百多家外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等候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近5年内中国保险市场将对外资保险公司全面开放，中国保险业即将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之下，国内保险市场的国际竞争程度将趋于白热化。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银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调整前的 10.28%降为现在的2.25%。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计划机制配置保险资源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障碍。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计划管制，诱使保险企业通过提高保险佣金和变相回扣提高市场竞争力，长此下去，其结果是保险成本不断攀升，加之资产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得不到保证，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保险企业的实际费率已到了危险的边界，最终会导致某些保险公司破产，投保人的利益也无从保护。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中国保险体系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中国现行保险期限结构的不对称，我国保险公司多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运用却以短期的银行存款、国债为主，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狭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导致寿险公司的资金盈利能力日趋不足，出现严重的利差损失。加之1992-1996年中国保险业盲目的数量扩张，年均保费增长率29.6%，使得中国保险业在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偿付能力压力，中国现行保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条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不仅效率目标难以实现（保险企业盈利逐年下降，保险业发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标一稳定性也无法达到（内资保险企业的长期偿付能力和国内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均遭到严重威胁）。实践证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 然而，经济全球化下，也存在着现行保险监管模式适用的其他诸多假定条件。主要有：(1)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险市场结构的高度垄断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两家的市场份额仍高达70%。二是保险市场主体的不完全性，不仅表现为现有保险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且保险市场中介主体残缺不全，保险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险市场客体的不完全性，表现为97%的再保险市场为国外再保险公司把持；(2)计划机制在保险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严格的产品报批制度使保险公司缺乏充分的产品设计、开发自主权，保险公司未能成为保险市场的经济主体；(3)保险市场缺乏信息的获取、加工、披露、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保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显然，中国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仍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无序化竞争行为；资本市场尽管有较大的发展，但尚不规范成熟，其投机性风险仍很大；中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的保险深度仅为1.7%，保险密度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险密度为271美元，瑞士则高达4654.3美元，保险业发达国家宣扬保险深度都在10%左右（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险法规不健全，保监会1998年才成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极不完善；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指标体系，全国性保险监管预警系统更难以设立；国民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尤其是保险知识普遍缺乏，保险判断能力很差。这些现实条件仍然适用于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而不适应于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因此，从近期来看，不能完全放弃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经济全球化下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不敢轻易放松对保险企业的管制。 以上静态地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不同的目标函数（稳定性、效率），中国保险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动态地看，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既定约束条件下，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的比较为（图 1）： 图1 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比较 附图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既取决于目标函数的难以确定，同样也取决于时间维度的考虑。某一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的具体选择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长期均衡和可能导致的短期失衡之间的权衡，其监管的具体模式必然处于上述两种模式的边界之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应逐步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其前提是必须改变不符合宽松保险监管模式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随着其约束条件的变更，对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进行渐次的边际调整，以避免短期严重的失衡，最终形成完善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以实现保险监管的稳定性、效率以及适度保险民族保险业的目标。为此，中国保险监管应致力于下述几个方面： 1、理顺国内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明晰保险公司的产权，健全保险市场的主、客体，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保险费率的管制，引进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确保保险市场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以达到当前规范性监管的目标。 2、进一步规范中国资本市场，变短期的投机性市场为长期的投资性市场，从而为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建立稳健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 3、健全保险监管体系，尤其要根据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现实环境变化适时地调整过时的保险法规，并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善现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 4、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借助各种宣传手段，培育国民的保险知识水平和保险辨别能力。 5、根据中国保险业的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的监管技术，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偿付能力指标体系，逐步将一年一度的年终检查式的事后监管转变为以信息传导机制为基础的日常监管，最终向风险监管模式过渡。 6、在当前坚持"分业经营"原则的同时，加强在某些金融产品经营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叉试点，尽快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对话制度，为最终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经济全球化下的跨文化广告传播 论文关键词：经济奎球化；中国广告业；跨文化传播；正确对策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它给我国广告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国际跨国公司的进入．民破品牌的振兴，要求中国广告融入全球．进行跨文化传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采取相应的对策，迎接挑战。 2000年9月7日，中华入民共和国主席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10年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这一精辟论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广告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也在顺应这一潮流，参与全球竞争，融入到全球中去。为振兴民族经济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历来学者对其定义有多种说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界的说法为: “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成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靠性增强。”一般认为，全球化最早开始于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那时英、法等西欧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继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也摧毁了亚、非、拉众多的文明古国，把西方的一套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价值观强加给这些经济落后国家。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全球化注入了强大动力，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巨型跨国企业为了更多地打入市场，要求和鼓励广告公司兼并国外的一些独立广告公司或同国外的一些规模相等的公司合并，从而获得广告业全面、准确、快速的世界性服务。与此相伴的是广告业的国际化和跨国广告公司经营活动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 1986年，萨奇集团先后兼并巴克基斯波尔沃格、特德公司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广告集团，年营业额达成114亿美元。1987年。英国跨国集团WPP以5.66亿美元购并智威·汤普森公司:同年，英特帕布力克集团与林斯顿·坎贝一爱华合并。1989年WPP又以$.6亿美元兼并跨公司奥美集团，营业额猛增至于60亿美元，超过萨奇而成为全球广告公司的“‘巨无霸”。国际广告业也进入了全球化的时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投资环境不断完善，许多国际广告公司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截止到1997年6月。我国的合资广告公司已达433家，世界上约有250家跨国公司都在华设立了分公司、我国广告公司按广告营业额所排出的前50名中，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广告公司占到了22家。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拥育技术、品牌、资金上的优势严重地冲击着国内广告公司。 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塑造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名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外贸出口猛增，也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外向型企业，它们能制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但品牌知名度不高，所以在国际上许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就意味着‘“一流产品、二流服务、三流宣传、四流价格”，严重地削弱了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树立品牌，要求我国广告的积极介入，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进而强化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全球化提供多方位的策划、宣传服务。.这也是广告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二、跨文化广告传播所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广告传播即是信息传播，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它是在一定的文化区域里进行的。因此广告的信息必须适应当地文化特点。从广告内容上看，广告的目标是向特定的公众推销产品、眼务与观念。这些特定的公众都是受该文化区域文化传统影响的，理解这些差异的广告制作犬将会取得成功，而忽视它们的将会失败，当中国广告要参与全球竞争，进行跨文化传播，这就要考虑世界各地区的文化特点，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广告人制作的作品，而我国广告在戛纳国际广告节上屡屡受挫，在国内深受好评的作品却在国际上倍受冷落，说明在跨文化传播方面，要求我们必需积极地寻找对策。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立足传统文化、保持特色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并不是包袱，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现代广告调查表明:国际公众在消费活动中，极其重视商品的文化色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现象，即在商品宣传和营销过程中，越是有文化、民族色彩的东西，就越容易得到国际公众的认同。 五千年的文化史，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华，与现代先进的制作理念、制作技巧相结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一些优秀的广告公司利用古典文化作品作为素材，制作出来的广告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受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西游记》里，蜘蛛精在盘丝洞百般引诱唐僧。而唐僧却“坐怀不乱”。使其未能得逞、台湾华懋广告公司在《西游记第七十二回孙悟空吸尘除垢盘丝洞纤尘难容)，孙悟空成了“打黄”卫士、从‘“怀中取出国际牌(NAT10NA1.)吸尘器，启动四百三十瓦无人能挡的超大吸力。遇法则吸，逢丝便清大型防撞条游走四方灵活运转，刹那间盘丝洞寸丝难容，一尘不染，蜘蛛精自知无处存身，识相离去”。这则广告利用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很快受到观众的认可，从而打开了销路。 (二〕面向全球、尊重各区域的文化特点 中国广告欲走向全球，就要求把目光投向全球，尊重各地区的文化传统，使我们的作品超越本民族的文化视野而融入到销售的本土文化中去，符合各地区受众的捎费心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对商品和服务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与他们的传统观念相适应、与他们行为模式相吻合，便能较容易被接受，反之，则会令他们难以接受，那种在不了解对方文化观的前提下就进入国际市场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在跨文化传播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适当调整广告诉求点 由于各地区文化传统不一样，他们对同一广告信息的理解也不同，这就要求广告诉求点必需与该区域受众的期望和抱负能产生共鸣，如:富豪( VOLVO )汽车公司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心理，提出不同的广告诉求点，如针对法国人追求高雅、浪馒的民族特性，诉求的是地位和休闲;在瑞士因其是山区国，道路弯曲不平，诉求的是安全可靠;在象墨西哥这种发展中国家，则诉求价格的实惠·;烟草巨头万宝路公司1996年初在中国策划了“万宝路贺岁锣鼓比赛”，震天的鼓声和鼓手鲜红的装饰，红色象征着吉祥、幸福.与新春的喜庆气氛相融合，既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易为中国受众所接受，又不失万宝路广告中西部牛仔渲染的雄壮、野性的阳刚之气的本意。在香港，为了迎合追求雅致的都市情调，把西部牛仔的形象换成了衣着华贵的、拥有轿车的成功年轻人，从而取得成功。 2、广告信息不能触犯当地的禁忌 首先，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对当地的居民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企业在该地区拓展业务之前，务必要了解当地特色的风俗习惯.育的放矢地做市场促销，否则将受到抵制，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如穆斯林国家禁食猪肉、印度教徒则不食牛肉。精工钟表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广告中用了这样的主题:“人类创造了时间，精工表使之完美。”马上接到观众的投诉，因为马来西亚人大部分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认为是真主.而非人类创造了时间。后来广告语改为:“人类创造了记时法，而精工使之完美。”高露洁牙膏在马来西亚井拓市场时，在广告诉求中一再强调它有助于增白功能，而该地区却以牙齿黑黄为高贵的象征，反而通过咀嚼槟榔来使牙齿变黑，显然这则广告是在帮倒忙。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民族都有他们自身的特点.我们制作广告前应充分的了解。 其次，要遵守当地的法规，法规是在一个地区和民族文明的产物，各个国家也育不同的特点。在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对比广告是非法的，1996年，菲利浦.莫利斯公司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广告活动、它利用的一份科学研究报告指出:被动吸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对非吸烟者造成危害，该报告还认为被动吸烟比吃饼千和喝牛奶还要安全，结果该公司因为广告中把烟草和其它产品相比较另外还有做烟草广告的嫌疑而被禁止播出，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3、语言的翻译要慎重对待 语言是广告信息的载体，选用恰当的词语才能在该区域有效的传播信息，否则会引起误解，如我国的白象电池翻译成英文为“white elephant"，而该英文词还有“无用而累赘的东西”之意;“帆船”牌地毯直译为英文“dunk carpet"，而Junk在英文中另一意为“垃圾、破烂”。这种带有令人反感的译名，怎么能指望受众接受你的产品呢?为避免类似间题的影响，可以通过聘用当地的机构进行操作等方法。 (三)理智地对待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西方文化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怎么办，中国广告全球化是否排斥本土文化呢?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笔者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并非存在着根本矛盾，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兴盛，而各民族的繁荣也利于推进文化的全球化，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文化的特质，真正优秀的面向全球的广告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到不同文化区域共通的契合点。通过这样有效的沟通，民族文化也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也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可喜的是，我国的一些广告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2002年2月8日，广州九易广告公司选送的“中国广东移动通信沟通从心开始(牵手篇)”荣获第三十届莫比广告节影视类第一名，该节是全球最具权威的三大广告之一，实现了中国广告“零的突破”。在作品中，选择“牵手”来作用为表达理念符号，而载体是儿童，因儿童是纯洁、真诚的标志，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一种来自中国的声音。引发全球的回应，在童声合唱《欢乐颂》旋律伴奏下，来自美国、法国、印度、马尔代夫，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突破心灵屏障穿越地域的界限，奔聚在一起，手牵着手连成一体……”。这种对和平、团结的追求，对儿童的关爱之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所共有的，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祟尚和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本土化和全球化二者很好地融为一体。 总之，广告毕竟产品宣传的一种手段，任何好的广告作品都是以优良的产品为前提和基础的。正如美国著名广告人奥格威所说:一个非凡的创意必然来自一种出色的产品。随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优秀企业也将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MAIZE IN CHINA”的产品在世界上越来越有竞争力，也必将越来越受到各国用户的喜爱。借此良机，中国广告业也将插上腾飞的翅膀，把我国的优秀产品推向世界。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著名的广告制作人傅杰曾说:面对全球化，要不断地开放自己，追求积极的变化，而最后不变的就是我们根植的传统文化。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使其制作的作品在国际广告节上实现“零”的突破，为我国广告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树立了很好地傍样。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与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人的发展与社会交往有密切的关系，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而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也对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状况，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社会交往　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过程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除了生命本质外，还有社会本质。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人的各种潜能获得不断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不断完善，人的劳动能力得到不断发挥，人的社会关系不断趋向和谐完美，人的个性不断彰显等。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辩证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呈现不同的阶段。当前，人类已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新的时代使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等都具有不同特点，也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一 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一切社会关系不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在交往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的概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交往”(Verkehr)有较全面的概括。就一般意义而言，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人群共同体之间互相沟通、相互作用、彼此了解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过程，是人们之间实现了的社会互动。 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揭示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一个人若能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范围的交往，就会同无数其他个人甚至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遍的交往，使个人摆脱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发展。 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交往手段和方式的变革必然推动人的发展进程。人们的交往形式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存在与发展状况相适应。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改变，原有的交往形式必然或迟或早地得以改变，从而形成了有一定特征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的发展的过程性、上升性。人类的交往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交往充满了物化、异化情形，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市场经济又使社会交往日益普遍，伴随着普遍的物质交换，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关系得以丰富，为实现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创造了条件。然而，商品经济时代又是产生“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真正的自觉的普遍的自由的交往，是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是人的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社会交往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也反映了人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 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划分为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和世界性的历史，而且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所导致的普遍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来思考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人的发展。 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社会交往包括交往主体、交往内容、交往手段等方面较之以前都有很大不同。 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多元化。有社会主体、民族国家主体、集团主体、个人主体；有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有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交往除了个人之间、组织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还有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组织与组织、民族与国家、国际组织与民族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等等。总之，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更加复杂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全球化由经济交往拓展至政治交往、文化交往，还有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交流与碰撞。 而且，人类将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使人类的交往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进而使得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方式、交往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全球性社会交往提供了实质性的基础，从而把人类的交往实践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交往范围扩大了。长期以来，时空一直是限制人们交往的主要障碍。信息社会消除了具体的时空等天然的物质屏障，将不同时段、不同行业、不同民族国家的人 们带到电子空间里进行交往，人类交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尼葛洛庞帝说：“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而且，人们的交往方式进步了。以前，人们受时空限制只能进行直接交往，而且只能是近地空间的即时交往。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凭借高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克服种种限制，一个人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而“随心所欲”地进行交往，真正实现了全方位的交往。 总之，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天然的时间地域的限制，客观上造成了罗兰·罗伯逊所说的“世界的压缩”、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保罗·维里利欧所说的“地理终结”等结果。由此，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依赖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人们即时地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交往，人也就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然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交往中具有不平等性。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控制着强大的资本和交往的主动权，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高科技，一直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无法摆脱贫困处境。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世界政治单极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想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实现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治野心。同时，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再如，网络交往有其负面效应。由于网络空间是一个人化而虚拟的空间，不存在时空限制和现实利益冲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倍感压力的人们就会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网络虚拟交往中，这是不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的。因为，“作为人，我们需要可接触的存在来建立完整的联系，我们需要看到彼此的脸和手势，闻到彼此的呼吸”。“但是，简单的连线不会弥合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架设我们想要的任何桥梁，但如果我们不穿越它们并四处摸索，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系将没有任何意义。” 三 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双重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冲破了狭隘的民族地域的局限，使人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全球性的真正普遍的存在，大大加速了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进程。“世界历史性个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和全面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为经济基础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人类生存于彼此隔绝的狭隘空间，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人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真正丰富起来，人的发展受到狭隘人群共同体的局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扩大，人的活动的普遍性、独立自主性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人在其现实性上才具有了世界性普遍联系的类特性。同时，普遍交往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也是人的有效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因为交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不同形式和层次的交往，人们就可获得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同的交往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开展普遍交往，人才会拥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普遍存在，人们逐渐摆脱了民族文化的局限，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中接触、了解甚至吸收各民族文化，使人具有多元文化背景。人是文化的动物，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塑造自身，用不同的经历来拼凑他们的身份特征，他们依赖的不仅是自己本民族的，而且包括他们从大千世界获得的知识、体验及对他们有用的信条”。 其次，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在积极推进人的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生存发展困境。拉兹洛认为：“我们慢慢地接受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引人注目的不公正，而这些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普遍的全面的经济联系的同时，造成了具有异己性的物化社会关系的全球扩散，这种异己的物化关系是支配人、控制人、统治人的强大力量，导致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在当今世界，货币拜物主义盛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标，成为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 经济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世界，其负面结果则是人生活在一个“网络虚拟社会”中，人们只是借助于抽象的数字、符号建立起各种社会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联系，导致人的抽象化。而且，信息的变动性，人际交往的间接性也将使人们在心理上体验到新事物的强烈易逝性和瞬间性，历史感随之淡漠或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化，情感逐步淡漠。 而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普遍的经济联系并没有使所有的人有均等的受益机会，贫富悬殊使得每一个人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处在不平等的起点上，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明显要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有些人因此而成为“边缘人”，即使在今天，在某些经济落后的民族国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一些人尚未从饥饿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其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个体、群体与类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经济全球化使个体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也使整个人类的科技实力、生产能力、交往能力、思维能力等各方面有根本性的提升，而且使个体与类具有强相关性。在当代的全球化阶段，个体与类直接相关，加强了个人与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个体已经开始跨越群体的中介，直接地和整个世界的人们直接发生着关系。特别是在网络世界里，个体的能力、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个体对类的影响力增强、局部事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增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个体与类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包含着不利于人类发展的问题。由于个体的行为使类遭受的危害加大，并且难以预知。而且，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增强了，人们的命运得极其不稳定，似乎有瞬息万变之感，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往往使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四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顺利推进经济全球化，使历史顺利地向世界历史发展；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局面，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第一，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和能力。 社会交往品质是人的品质表现之一，是人们对于社会交往内涵、实质、地位、作用等方面认识和实践程度的根本所在。交往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交往思维和交往实践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水平，开展积极的自觉的交往活动，抑制消极的自发的交往，必须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 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有可能，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交往的重要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运用，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之间的交往方便而快捷，社会的普遍交往已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都无法也不应该阻挡它，因此，应主动地参与到普遍交往中来，在普遍交往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遇。同时，要有正确的交往理念，如：在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交往中要培育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意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消除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人类朝着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任何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都无法拒绝经济全球化。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人们的活动具有了极强的相关性，人类真正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霸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不利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由此可见，正确的交往态度、交往意识、交往理念都能体现人们较高的交往品质，都能促进人的发展。 第二，创新社会交往规则。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规范。适应全球性社会交往的需要，原有的规范和准则体系已经不可能发挥正常的功效了，必须实现变革创新。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规则创新，无论是对各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都是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的问题。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一定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交往实践活动有了质的飞跃，这就需要有新的规则来调控。 当前，由于不公平的经济规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矛盾和冲突加剧。因此，同志指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共存的目的。”目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着全球交往的顺利开展，而且也表明全球交往规则存在着很大漏洞。当然，全球性的规则创新已经开始了。如多种多样的国际公约不断产生，纷繁复杂的国际规则不断制定，各集团之间的条约不断增加，各国内部的制度改革不断进行，等等。国际规则无非是国家间游戏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规则是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与游戏参加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国际规则的调整势在必行，不仅包括全球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规则，也包括信息世界的规则。如：信息化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信息环境中，如果各地区、各民族都只遵循自己特有的习惯和规范，网络信息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人们必须构建彼此都能理解并遵循的规范，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信息社会，也才能真正对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交往的发展，反过来讲，要提高社会交往水平必须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原因，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致使其贫困处境仍然存在。为了在世界交往中取得平等地位，把握主动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抗拒的趋势，人们只能利用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更好的发展，也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了在这一进程中把握主动权，各国纷纷进行国内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国内传统的经济制度、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经营观和发展观，树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观念。同时，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其他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有更快更大的发展。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驶入快车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初探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 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航空工业促进法对加快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性 摘要： 自从我国大飞机项目被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后，关于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立法也不断的提出。现在，有没有必要制定一部航空工业促进法或者相关行政法规，立法的各方面条件是否成熟，各方权利义务如何配置，立法中，我们的困难都有哪些，解决争论的理由和思路是什么。文中分析了制定我国航空工业促进法的必要性，并且探讨了制定航空工业促进法时可能遇到的立法问题。 关键词： 航空工业法；立法；立法问题 0 引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年间，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我国应该制定《航空工业振兴法》、《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等航空法律、法规。然而见诸于公开刊物、平台讨论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文献并不是很多。我国需要一部航空工业振兴法吗？韩国、日本有航空工业振兴法，我们就需要吗？他们的法律效果如何，如果移植到我国，适合我国的情况吗？能起到积极作用吗？航空工业立法与航空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都值得学者们研究和探讨。 1 我国制定航空工业促进法的必要性 “6月11日，为促进《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工作，部装备工业司和政策法规司组织召开了《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座谈会。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的相关同志参加了会议。”[1]自从大飞机项目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2006年—2020年）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之一后，建议为此项目进行立法的呼声也随之而出，工信部召开的《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座谈会就是应这一要求的确切反映。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部分人大和政协委员建议制定一部扶持、发展航空工业的法律。“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11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国家尽快制定《航空工业振兴法》，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局把本法（条例）列入国家立法计划。”[2]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中，航空工业立法的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也由于我国当时的政策注意力还未把航空工业及立法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现在，随着我国把发展航空工业放在国家重要战略目标地位之一时起，由此，制定一部有利于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法律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人说中国的大飞机产业之所以发展曲折、缓慢，是因为缺乏法制的保障。“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张庆伟同志在谈到推进大飞机项目的困难时。把法制保障不健全、人才严重缺乏、技术储备不足作为三大困难。张庆伟认为，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专项的大飞机项目，应当在执行中得到完善、及时的法律支撑，得到有效的法律监督。”[3]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效仿日本、韩国制定自己的航空工业法。“日本政府扶植重点产业（尤其是出口重点产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50年代中后期，又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航空工业振兴法》等等。”[4]“韩国于1988年制订了《航空宇宙开发促进法》，代替了原来的《航空工业振兴法》，进一步完善了培养航空产业的法律制度。”[5]近几年，随着国家对航空产业的重视，学者们对航空法的讨论也热烈起来了。从先前关注航空运输企业立法的研究到国家把大飞机项目列为重大战略目标后，开始关注航空工业企业的立法问题，这一转变扩展了航空立法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立法探讨的问题也从运输业扩展到飞机制造业。这些客观事实正好说明了法律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现实客观需要产生的结果。我国需要一部航空工业促进法吗？日本、韩国制定了航空工业促进法，我们就需要制定同样的一部法律吗？“大飞机项目是振兴航空工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战略目标。目标即国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从一开始就明确大飞机项目的目标是发展民用客机，才能使民用航空工业的发展不再重蹈20年前失败的覆辙。明确目标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在技术路线、项目选址等方面的正确决策只能根据战略目标来决定，而且是因为目标明确就可以对承担责任者进行考核、不给畏难厌战者和化公为私者以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大飞机项目是一个涉及到几百亿元公共投资的国家项目，绝不容许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把自己的私利置于国家目标之上。”[6]“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严重影响航空工业建设的进程和振兴：一是我国曾经未把航空工业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领域；二是航空工业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工作体系，预先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7]路风教授在他的报告中谈到把大飞机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性，也谈到了整个中国航空产业现状的体制问题，而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大飞机项目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制度保障。吴大观先生也谈到了确立航空工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重要性。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陕西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科技激励政策研究 摘要： 参与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促进陕西航空工业发展，是陕西科技政策的重要立足点之一。在推进由航空大省向航空强省的转型进程中，陕西的相应科技激励政策逐步得以建立和完善；而这些建立和完善的科技激励政策，不仅表现在对航空科技人员的激励，还表现在航空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措施，以及为推动航空工业技术发展而规定的税收激励政策。 关键词： 陕西；航空工业；科技政策；激励 1 陕西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科技激励政策制定之必要性 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规定，国产商用大飞机项目是当代中国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7年2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同意正式实施大飞机专项，并确定大飞机专项为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陕西、上海等五个省、直辖市成为了直接参与大飞机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和责任主体，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负责大飞机战略推进的责任主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已经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这给航空工业优势明显而省域经济实力较为落后的陕西省，提供了依托国家大飞机战略、促进航空工业腾飞、整合各项产业集群的独有经济发展之路。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大飞机战略的实现，促进在省航空工业的稳步发展，在国家科技政策的总体指导下，陕西通过一系列的地方立法，以地方税收优惠、国家级和省级航空基地建设、促进陕西航空科技成果转化、驻陕航空产业所属科技研发人员权利保障等多方面为视角，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科技激励政策，为陕西航空工业建设和陕西航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软环境支撑。 2 与陕西航空工业技术发展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 航空工业的稳步发展，依靠的是航空科技的进步，而航空科技既是典型的高技术群，包括“空气动力技术、发动机技术、航空电子技术和航空新材料技术等”[1]，又是典型的高风险科技，需要政府在税收方面予以激励。国家层面的科技立法，基于航空科技发展的特征，往往都有宏观的税收激励政策。2008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在该法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于在实施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的过程中，需要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或者零部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近年来，陕西本省的地方立法，依照中央立法的宏观精神，着眼于本省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发展的需要，也积极制订了与此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根据2012年9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陕西省境内开展的航空科技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以及开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可以将研发团队、研发资产、研发成果等整体孵化为科技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条例》还规定，航空科技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发生的费用，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对于企业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缩短年限折旧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给予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当然，为确保航空工业的研发经费实际用于航空科技的进步，该《条例》第二十条还强调：企业列支的研发经费未用于企业技术研发的，税务部门对本部分经费全额征税。 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航空企业的通力合作与联合攻关，离不开大众的参与，而采用税收优惠的激励措施，则是地方立法机关在航空技术普及方面义不容辞的责任。基于此，《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在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航空企业向社会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向社会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服务的，依照陕西省的相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当然，陕西省在促进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发展方面，还需要采取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激励政策。例如，基于国家大飞机在自主研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大量进口航空产品的实际情况，陕西应当制定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关键性设备和配套性材料免征进口税，或者通过先征后返的措施来减轻相关航空工业企业的税务负担。至于陕西航空工业生产的产片，只要是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采用的航空装备内产品，笔者认为对其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不宜超过百分之十五。 3 与陕西航空工业发展相关的科技人员激励政策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张庆伟先生在谈到中国实施大飞机专项的三大困难时，把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作为其中的第二大困难。国产支线飞机ARJ-21的副总设计师也认为，受“708工程”下马的负面影响，当前一个时期，我国航空科技人员的科技水平急需得到提高。陕西作为我国的航空工业大省，要从根本上提高本省航空科技人员的水平和素质，就必须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从业人员科技激励政策。而这些针对航空科技人员的激励政策，不仅要以中央立法为指导，而且应当切实解决航空科技人员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因此在相应的人身激励内容上更应具有可操作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总则的规定，全社会都应当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国家只有在这“四个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够发展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科学技术进步法》在第五章则具体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待遇和权利，如科技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聘岗和取得相应职称和职务的权利、在行业内部合理流动的权利。《科学技术进步法》中这些有关科技人员的待遇和权利规定，作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一种评价和承认[2]，也为陕西制定更加科学和具体的航空科技人员激励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指导下制定的，2010年最新修改并实施的《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在第九条即明确规定，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摇篮、陕西航空工业核心的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必须发挥其作为国家级航空产业开发区的优势，采取措施，加快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定吸引优秀航空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者创新创业的激励措施，增强为各类航空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服务的功能[3]。 为推定航空工业技术的进步，陕西省还积极借鉴相关部委立法的经验，对航空科技人员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激励措施。陕西省的航空科技人员，一旦其完成的航空科研成果通过了符合规定的技术鉴定或者其他形式的技术评价，如与航空活动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被依法鉴定后，即享有选择获得奖励的权利。一方面，航空科技成果的权利人，可以依据2010年2月1日生效的《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所规定的评审程序，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及其办事机构申请获得陕西省科技奖励荣誉和奖金。《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科技奖励条例》而制定的陕西省科技奖励方面的专门性地方规章，该《奖励办法》设立了陕西省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奖金100万元）、一等奖（奖金6万元）、二等奖（奖金3万元）、三等奖（奖金1万元）等四个级别的奖项。 另一方面，基于航空工业技术与航空活动的紧密关系，陕西省的科技奖励政策也鼓励本省科技人员向国家相关部委申报各种奖励。如果陕西航空工业的从业人员希望其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部委的奖励，则应当向国家民航局申报。1997年修订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即明确规定了该项部级奖仅仅适用于航空活动的科研成果奖励。该《办法》第七条列举了可以申报该局科技奖的具体人员类别，如直接参与航空项目的开发与管理、在解决关键航空技术和疑难问题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的规定，一旦航空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并认定为应当获奖，则应当享受具体的奖励证书和奖金，如一等奖奖金为二万元，二等奖奖金为一万元，三等奖奖金为六千元。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论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及其文化的形成 摘 要：现代航空工业技术是一个国家的工业顶尖技术，是一个国家科研技术、国防力和工业水平能力的综合体现。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航空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具备与设计和生产世界先进战机的航空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工业部门发展和生产了各种类型和各种用途的飞机和飞机引擎，并且生产了数千种民用和外贸产品，航空工业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国防力量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航空工业；发展；企业文化 新中国航空工业从1951年4月17日成立，中国航空工业经历了从修理飞机到制造大飞机、从仿制到创新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已经从一个破土发芽的幼苗逐渐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新中国的航空工业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艰苦发展，成功地研发并生产了各种用途的飞机，包括歼击机、轰炸机、无人机、直升机、教练机、强击机和各种民用飞机，为我国的国防力量的建设和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建设。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航空工业的零起步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起始于修理飞机，1950年7月，美国率领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战场。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新中国必须马上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当时说过：“我们能造什么？我们能造纸、桌子、椅子，但我们不能造坦克、飞机和大炮。”经过苏联专家评估后，全国只有22个工厂可以改建利用。1950年3月，航空工业筹备组成立；1951年4月，政务院下发关于《关于航空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式建立。新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航空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创建自己的航空工业基础，其中创建了一批航空院校和13个航空重点企业，初步建立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 航空工业部门在初步建立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后，航空工业部门试制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初等教练机5（简称“初教5”），并且成功首飞。1956年歼击机5（简称“歼5”）试制成功，1957―1958年，经过航空部门夜以继日的努力多用途运输机5（简称“运5”）试制成功并且初级教练机6研发成功，之后歼击机6（简称“歼6”）制造成功。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仅仅用了七至八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修理制造到自行设计，从活塞引擎到掌握飞机引擎的核心技术的伟大改变。航空工业部门在1953―1961年间，我国的航空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其间，航空工业部门制造了3种飞机和4种引擎以及其他产品，新中国的航空部门成立之初先后从苏联引进7种型号的飞机和9种引擎，并且先后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援助我国的航空工业发展，这批苏联顾问和专家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自由发展航空工业 1963年9月，航空工业部成立，后经中央批准与航空研究院于1965年1月1日合并。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之初是引进机型并仿制，通过仿制机型来积累航空工业生产经验。在仿制机型的同时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机型并生产。强击机5（简称“强5”）经历了“”时期，在几沉浮后于1964年重新开始研制，终于在1965年6月1日首飞，强5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可以自行研制并制造喷气式战机，继强5之后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以米格─21为基础研制歼击机8（简称“歼8”）并研制成功，而此时我国航空工业技术完成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度。 在1963年，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以伊尔─28为基础自行研制轰炸机5（简称“轰5”），首批轰5总装了两架并于1966年9月24日首飞，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在生产轰5的同时也在研制轰6。1966年10月西安飞机制造厂完成轰6飞机第一架静力试验机的总装，轰6飞机于1968年12月首飞成功。在运输机方面，运输机7（简称“运7”）和运输机8（简称“运8”）完成设计和首飞但直到1976年后才定型。运输机10（简称“运10”）的研制是我国在航空运输机研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市场、经费和其他原因而落马，运10的落马不得不说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遗憾。 三、航空工业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跟紧世界发展的步伐和世界航空先进技术，由几位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在访问了欧洲航空工业和工业强国后，在1979年1月6日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方案和战略目标。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门决定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我国开始将西方国家的先进整机技术整体引进，提高我国航空工业研发的整体技术并缩小与世界先进航空技术之间的差距。 航空工业部门成功地将直升机9（简称“直9”）引进，不仅解决了我国直升机的更新换代问题，同时使我国的航空工业研发和制造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消化吸收并且掌握世界先进的航空设计技术和试验方法，为其他型号的直升机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现在，随着歼10B、歼15、歼20、歼31和轰6K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航空强国的行列，我国进口武器将成为历史。 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航空产业，航空工业部门的目标始终是研发现代化航空武器和发展现代航空技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航空工业除了进行强5、歼7、歼8等飞机的改型外，还努力研制新一代性能更先进的飞机，其代表就是歼8Ⅱ歼击机。此外，中国的下一代主力战斗机歼10也已经宣告研制成功。这一系列的成果说明，中国已经有能力自己设计高性能的战斗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我国吸收很多先进的飞机设计制造技术并以此来研发了很多产品并且交付部队，极大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 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努力发展军用航空的同时，开始转向民用航空产品。航空工业产业本身就是军民航空产业结合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航空工业迅速完成了从战时到平时的转变，很多设计军用飞机的工程师开始设计民用飞机。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加快了航空工业军转民的进程，我国的民用飞机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多种产品研发成功并且批量进入国内外市场。2008年11月28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支线飞机ARJ21-700飞机成功首飞。2012年4月17日，ARJ21-700完成全部研发试飞工作。2014年12月30日，ARJ21-700飞机获得我国喷气客机首张型号合格证。C919项目于2008年11月启动，C919飞机首架机于2015年11月下线，C919飞机预计于2017年初进行首飞，我国民用飞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11月10日，中国被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新的军事力量的挑战，我国航空工业应整合所有资源。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全面对外开放，积极进行国际技术合作，全面融入世界航空体系，先后出口上千架飞机和引擎。新舟60和运12 实现批量出口，而K8教练机直接向埃及出口生产线。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由单纯的出口航空产品向出口航空技术的转变，我国的航空工业走向了世界，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推动航空技术的进步。 四、中航工业的重组 1999年7月，国防科工委决定将其旗下的五大军工集团改组为十大军工集团。其中，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改组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一航，AVIC I）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中国二航，AVIC II）。2008年11月6日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成立新的航空工业公司，集团公司下辖200家子公司和20家上市公司。2008年5月11日，中国大飞机项目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中航工业集团秉承“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宗旨，践行“敬业诚信，超越创新”的理念。中航工业集团成立以来，构建起了集团文化体系，即以集团宗旨理念为核心的理念体系，以“六统一。统一的集团公司战略，集团宗旨理念，公司名称和司徽，司旗，司歌，标准字和标准色）为核心的形象识别体系。我国的航空工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起了航空报国的历史重任。 航空工业部门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更深地融入世界市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航空产业链方面，我们要积极进行全球合作，增强中国航空工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市场份额，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针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应不断创新，开发更多的产品。在融入区域经济方面，航空企业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而且航空企业本身就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中航工业集团相应国家号召与很多地区就区域经济进行了深入合作。 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诞生于美国，但欧洲的航空技术曾长期行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重新坐上世界航空技术的宝座，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这样的后起航空国家深思。美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曾落后于欧洲，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不久，欧洲的航空工业技术领先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飞机差不多都是欧洲设计制造的。 目前，美国是世界航空工业处于最高水平的国家，美国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只是美国航空工业技术先进的一个原因，美国航空产业发展有六个特点：一是将航空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发展；二是重视预研和前期技术发展；三是科学的论证与分析对整体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四是在项目发展中的科学实用观；五是重视人才和充分调动人的作用；六是重视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这六点可以说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助推剂。此外，美国航空工业之所以发达还有其他原因：其一，美国很多航空企业是私人企业，这使得公司为了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以增企业的生命力，其二，航空工业企业也是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竞争，以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指令；其三，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以人才为中心；其四，飞行器和飞行器引擎应分开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独立研发和生产先进作战飞机的能力。但在航空工业方面，我国与美国的差距是全方位的。飞机的研制不仅仅是研制飞机，还包括航空材料的研制、航电系统的研制、机械制造技术和加工工艺以及系统整合的能力。在航空领域还有广阔的领域等待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这使得飞行器设计师必须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毕竟科技的进步不是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