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篇1 大学生在“万众创新、大众创新”中呈现出青春的活力。而近年来，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青年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性有所下降。同时，新时代背景下对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如何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更好地培育及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成为当前迫切的问题。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社会环境以及学生自身因素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问题。 （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理论与实践割裂现象 近年来，虽然双创教育在我国高校得到了大力发展，但理论与实践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高校普遍将双创课程作为拓展课，大部分落实在理论讲授上，校园双创实践甚少[1]。高校对双创实践平台等空间载体设施铺设力度不够与使用度不到位，校园众创空间有效利用率不高，创业服务效果一般。校园内双创教育与宣传力度不足，各类比赛及宣讲会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对学生吸引力不足，导致双创氛围欠缺[2]。另外，大部分高校的双创教育仍难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存在教材滞后过时等状况，双创师资队伍有限，部分从事双创教育导师经验不足，学校在师资配置结构安排上存在不合理，双创教育存在一定的瓶颈和难度，难以与创新创业实践紧密结合[3]。 （二）科技服务差异与学生双创实践直接相关 科技服务受区域发展影响，高校科技园的规模、科技资源丰富度发展不均，同时园内大学生创业数量与所在高校的影响力与知名度直接相关，学生易向显化标的开展双创实践[4]。另外，科技机构服务与专业对口的意识比较薄弱，缺乏专业化服务，无法满足不同专业的服务需求。创业教学深度浅薄，创业环境利用不充分，科技服务利用率较低。高校内双创孵化园在管理方式上较少考虑社区参与孵化，校内外联动机会较少，学生在校园实践中易缺乏市场交易、见习等的经验，容易脱离实际营商环境。同时，科技服务机构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服务功能未明确，对学生创新性的服务不到位，不利于教育学生创新创业实践[5]。 （三）社会环境对学生双创实践存在抑制作用 在人才招录方面，大多依旧看重学历、毕业学校等显性学业指标，轻视双创实践能力，在此背景下，学生易受此影响而忽视双创实践[2]。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课堂理论讲授与社会实践脱节，学生承担风险能力不足，不利于学生双创实践的积极性。同时，目前的产学研协同模式对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保障度不足。另外，我国双创生态环境建设正处于初等阶段，对比发达国家，创新创业机制尚未完善，对于高校双创教育的开展和升级造成一定程度阻碍[6]。部分法律笼统模糊，在政策方面不具备可行性，建立和维护营商环境的稳定难度增加，学生承担风险压力加大，不利于学生进行双创实践。同时，地域经济发展不均，高校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创业政策的支持力度、补贴优待存在差距，对各高校开展校园创新创业教育以及科技服务平台造成阻碍。 （四）学生个人对于创新创业积极性不高 我国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学生双创意识还不强，目前国家虽然出台很多鼓励政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但实际上大学生双创实践机会不足，创新创业敏感度不高，导致高校双创发展仅停留在少数学生上。大部分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兴致不高，一方面本身对于创新创业兴趣低，意识浅薄；另一方面，受传统择业观与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影响，面对双创实践的风险，学生与其选择冒险创业不如更愿意选择稳定的就业。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知有限，辨别专业创新的能力一般，对双创理论和实践的内涵了解一般，难以贴合创新创业的社会条件与实践可能。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与专业不对口，易盲目指导学生选择业务发展而忽视专业能力，加大学生预期实践成果的偏差，降低个人积极性[5]。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而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受到专业能力、科技运用能力、社会环境和思想素养的影响，这其中包含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多种因素，覆盖范围非常广泛，为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路径提供了多种可能。而基于这四个因素提出的“专创融合、科创融合、产创融合、思创融合”四创融合培育机制，是新时代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一）专业能力 高校硬实力[7]、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和定位是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8]。高校的专业课程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都是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重要基石。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育才的战略目标之一，增加创新创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比重和分量，促进创新创业与专业学科教育的融合程度，是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基础。教师资源、教学资源的建设，与时俱进的课程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其中，在教师资源方面，高校创新创业导师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实践成果对学生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在技能培训方面，学校开展的各类创新创业宣传和引导活动，例如相关的讲座和竞赛等，都是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重要因素。以上各种因素要发挥最大作用，离不开一个完善的评价和反馈体系，建立针对“人才培养计划、教师资源建设、举办比赛”等各部分的有效衔接机制，才能提升高校创新创业的硬实力。 （二）科技运用能力 创业实践是检验创新创业品质和效果的最优途径，可以让学生和团队在不断试错和修改的过程中完善创新创业方案，从而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不同专业的学生，对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的类型有不同的要求，如创业孵化基地适合经管专业的学生，而理工科、医学类学生不仅需要孵化器，而且需要足够的一线见习、实习经验，因此与专业对口的实践平台可以明显提升创新创业实践效果。有效的创新创业实践过程，能够更好地把专业知识学扎实，以学促创，以创带动学业[7]。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学校方面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创业指导的同时，社会上提供的创业服务、科技服务、创客空间等平台，可以在资金、场地、设备等硬件设施上给大学生提供创业扶持，提高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效率。创业实践扶持平台需要校内校外双方联动，发挥政府、社会、高校、家庭等多方力量，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为大学生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因此，多方协助共建的、适合大学生现状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是促进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环境 政策宣传力度[9]、社会支持程度[7]、创业环境等因素影响着当代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和能力的培育。政府发布的各种关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如创业贷款优待、补助补贴、专项基金等，积极引导和鼓励着大学生正确地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能力，与此同时，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程度也影响着创业的整体生态环境。广泛化的政策宣传和具体到位的政策落地，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吸引更多学生加入到创业中来。另外，对大学生友好的营商环境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对于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起到巨大的支持作用。在实习方面，在利用校内外专业实习基地的基础上，高校与企业、公益机构、政府机构等社会组织合作，充分利用社会相关资源，探索多种形式、多个层面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基地建设，可以促进创业。在体系建设方面，校企联合培养、产学研协同的创业新模式，可以让大学生提早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并积累创业经验，为毕业之后的创新创业活动奠定基础。 （四）思想素养 创业意识不仅受到高校教育实力、实践平台、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个人主观层面影响，例如个人对于创业的兴趣、预期、态度、参与积极度、个人积极性[7]。其中，个人对创业的兴趣、动机和预期、态度等都对个人积极性和参与积极度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培养创新创业意识的最理想途径是让创新创业元素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使其成为大学生的一种思维习惯，从而激励大学生主动地进行创新创业。在媒体宣传方面，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做好相关舆论治理工作，结合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利用创新化的舆论宣传方式促进创新，例如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情景化宣传等多种形式传播创新思维和创业案例，是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以培养大学生的眼光、胸怀和格局为目标[10]，可以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爱国情怀、国际视野和领袖气质，保证大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另外，以弘扬和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养之路上不可或缺的指南针。 三、教育对策 （一）构建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培育的教育教学体系 课程是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高校应该加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建设，探索产学研与创新创业相互融通的课程教学体系。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坚持积极引入创新创业教育，针对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有侧重地将创新创业思想和相关基础知识引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当中，提高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的创新创业能力。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努力实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并运用于实践中。师资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要素。老师是学生接受知识最直接的对象，老师的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教师需要对当地创业政策有足够的了解，能够在日常的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各方面的知识，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还可以聘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行业专家等进入高校担任兼职创新创业导师，充实师资队伍，让学生多方面接受创新创业相关的知识与经验。 （二）广泛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搭建和完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高校应当积极开展创新创业类的各项活动和比赛，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同时尽可能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所需的资源，比如活动场地、设备设施等，还需要一定的师资力量在学生创新创业的过程给予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达成目标。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是指进行创新创业教育训练和项目孵化的平台，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的土壤。高校可以积极整合专业、企业、政府等各方面的资源，为学生建立创新创业实践平台，提供创新创业所需技能的培训，培养创新创业能力；提供创业服务，进行项目培育；让项目推进的不同阶段能够入驻不同的孵化平台，实现项目孵化全过程的指导与管理。实现创新创业项目从模拟到实战，从构想到落地。 （三）整合各方资源，为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仅仅依靠高校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才能为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需要科研创新和工程创新环境，可以通过产学研协同，与企业合作共同建设有利于学生创新创业的成长途径。比如，让学生假期进入企业实习，积累创业经验；企业还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小项目让学生团队完成，给学生们进行实操训练的机会。政府要正确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确保相关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建设有利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比如，青年大学生团队申请创业，可以获得一定的创业资金补贴和专业的创业咨询团队给予指导等。足够的资金是创新创业的基本保证，政府可以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更多优惠政策和灵活的融资渠道。比如，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创新创业基金用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还可以对有条件、有潜力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行无息或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创新创业氛围 思想是行动的源泉和动力，任何积极的行动都需要积极的思想来指引。高校需要加强对青少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让学生更多地关注国际形势和国家大事，为日后学生投身建设伟大祖国的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高校需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的教学质量，努力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培养良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素养。还可以定期组织党史党政相关的讲座，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并写心得体会。通过校园广播、校园官方公众号、微薄等途径宣传关于国家大事、国家各项科研成就等新闻，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国家的发展，以民族的发展为己任，为国家的进步而骄傲。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重要手段。学校可以通过校园广播、宣传海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创新创业宣传和教育，增强学生们的创新创业意识，营造积极的创新创业氛围，还可以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行业专家等人物进入校园开展讲座，解答学生们提出的相关问题，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创业氛围，接受创业思想，激发他们的创业兴趣和热情。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协同的过程，创新创业教育需要多方协助、共同开展。应把握当代大学生双创意识与能力的现状与影响因素，从“专创融合、科创融合、产创融合、思创融合”四创融合着手，采取多举措教育对策，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新时代创新发展培育专业化、全面发展型人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林燕茵 陈昕 谢嘉泳 杨湛欣 单位:广东金融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篇2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的改革创新，逐步形成高质量教育体系目标的持续推进，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如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有些创新创业团队十分关注设计、经营学校个性化的文创产品。校园文创产品是承载校园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展现高校文化内涵的重要方式，更是传播学校发展历史、拓宽声誉影响力、提高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手段。国家鼓励大学生积极训练创新创业能力，通过设计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创产品来抒发追求理想的情怀，表达对校园文化意蕴的认同感。优秀的校园文创产品能凝聚校园独具特色的艺术氛围，能凸显一方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能激发充满想象与创造的青春活力。本文结合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训练项目“牵梦忆饶师”的实践经验，分享校园文创产品的设计原则与开发价值，为更多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开启国家级项目新征程 2020年，上饶师范学院的大三学生赖莉莉组队申报了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首次开启了有持续发展理念的校园文创产品开发、设计、销售的新征程。经过团队成员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该项目于2021年结题，收获了自主设计的六大类文创产品，并晋级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训练项目“牵梦忆饶师”[1]，该团队希望通过校园文创产品的新一轮开发设计，以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探索助力母校的发展。 （一）研究现状 首先，大家分工合作查阅了当下中国知网关于校园文创的论文分类及数量显示：产品类190篇，设计类130篇，开发类22篇，营销类25篇，市场类18篇，现状类12篇，调查类44篇，应用类32篇，产业类32篇，品牌类39篇。分别以“校园文创”为主题和关键词可以检索出306篇和38篇文献，按照年度检索，有关校园文创的文献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由以上数据可知，国内的校园文创学术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文献内容显示，只有部分高校的校园文创产品模式较为成熟，更多的学校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设计团队，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例如清华大学设立了专门的校园文创研发机构——照澜院清华邮局的官方文创店、清华大学文创院等，其文创产品创新程度较高，种类较丰富，有生活类、普通礼品类、高端礼品类等，既有实用性又有纪念意义[2]。2017年，武汉科技大学依托省级课题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该设计不仅符合学校的品位，还兼具审美性和需求性[3]。2018年，清华大学手工定制的入学通知书火遍全国，通知书用清华校门为设计元素，采用激光雕刻的工艺，加上手工拼贴，极具立体感和创意性。上饶师范学院的校园文创刚刚开始起步，据调查，国内还有更多的学校尚未开始关注文创资源的开发利用[1]。相对于国内高校而言，国外高校的文创产品发展较早，模式更为成熟，从产品的定位、设计研发、生产、宣传销售到文化品牌的塑造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4]。美国在1996年时，文化产业出口额首次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英国第二大产业，有效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日本最典型的文创产业是动漫产业，世界各国的影视网络动漫节目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动漫产业已成为日本第二大支柱产业。以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UCLA）为例，该校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条完整的校园文创产品产业链，产品种类多样齐全，涉及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等多个领域，在兼具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有着极高的观赏价值，不仅外形精美，而且紧跟时尚潮流[5]。该产业链覆盖面广，包含了生产设计、产品加工、宣传和营销等各个产业环节，文创产品兼具了实用性和创新性，不仅风格种类多种多样，活泼新颖，而且设计精美，赏心悦目，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深受学生和来学校参观的游客们的喜爱。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通过文创产品在学校品牌形象建设和增加经济效益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 （二）探索资源 团队成员通过文献了解到目前国内外校园文创的现状后，利用节假日和学习之余的宝贵时间，积极思考开发什么样的产品更富有创意，线上线下热烈讨论采用哪一种设计风格更新颖雅致，用心探索、尝试、比较生产和销售的各种渠道，选择最适合自己团队的低成本、中收益、高质量的新方式。团队成员发现了一系列充满创新创业精神的创业办法，她们都养成了注意观察的习惯，越来越善于捕捉校园的特别之处，自己动手拍照、录像；她们深入挖掘校园特色，充分利用师生人力资源和景观自然资源，结合校园环境特色又设计出一系列新的文创产品。团队成员在设计作品的过程中，完全把自己的身心投入进去，发挥知识的力量，使作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巧用智慧的谋略，收集各方信息、拓宽销售渠道。因此，新出炉的文创精品中浓缩着每一位成员对学校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文创产品中每一个符号、每一缕色彩、每一款造型都凝聚着这些饶师学子们对母校未来前景的无限期待与衷心祝福。在这一系列产品隆重诞生的过程中，悄然形成了如下设计原则。 二、设计产品原则高标准 （一）特色性 “牵梦忆饶师”有自己的“特色性原则”理念，就是要把产品做精致，做得有档次、有品位，无论谁拥有一份产品，一定让他（或她）对产品爱不释手，而且随着视觉深深沉浸在对美丽校园的明湖、湖心亭、主楼、逸夫楼、综合楼、集贤楼、图书馆、体育馆、诗韵桥、弘毅桥、致远桥、清风桥、怀玉路、叠山路、方志敏路、詹天佑路、朱子路、稼轩路……等等的无限遐想中。每一所高校都有其文化、历史的特色，包括校训、校风、学风、建筑和花草树木等都是高校自身拥有的校园特色。校园特色对校园文创产品的设计非常重要，校园文创产品实际上就是对校园文化的传播和表达，把校园文化特色融入其中是设计文创产品的首要原则。 （二）创新性 “创新性原则”是产品设计所需要遵循的最核心原则，一件产品是否有意义就在于其设计生产的目标和过程是否具有创新性，是否在某一方面具有原创的产品特性[6]。校园文创产品即“校园文化创意产品”，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融入创新理念，对校园文化加以创新表达。“牵梦忆饶师”产品设计的创新性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 1.内容丰富 在设计产品时，打开思路，突破产品内容在校园内的局限，不仅要结合校园文化，还要结合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将地域、民族文化和校园文化相融合，并链接运用更多的素材，丰富产品表达的内容，设计出具有创意的校园文创产品。“牵梦忆饶师”成员在设计的过程中，立足于本校的红色文化，发掘其与朱熹、辛弃疾、方志敏和詹天佑等特殊关系所蕴涵的价值，形成属于上饶师范学院特有的风格，让产品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辨识性。 2.形式多样 在结合本校文化和地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新产品的形式与种类，减少产品种类的单一性，对校园文化进行多元化的表达。“牵梦忆饶师”成员在设计产品时，拍摄了校园的四季美景，这些图片不仅用于明信片，后来还开发了鼠标垫、书签、笔记本封面、贺卡和手机支架等产品，形成属于上饶师范学院特有的文创产品，让产品既各不相同，又不落俗套。 （三）实用性 好看而不中用，华而不实的文创产品是难以持续性发展的。从设计的本质来看，产品的实用性是设计的出发点，这也可以体现出设计者的创新之处。“牵梦忆饶师”的设计者依照人们的精神或者物质需要来创作设计产品，使产品具备一定的实用性。如明信片可以写上诗句或几句话语作为礼物送同学、送亲朋好友，既传递一份友情或亲情，又传播了上饶师院的校园文化；书签更实用，老师和学生都需要的读书用品，也可以欣赏，更可以写上名字当小礼物赠送好友；鼠标垫、笔记本、手机支架的实用性更是不言自明。文化创意产品需要在文化和创意结合的基础上体现实用性包括功能性、操控性和适用性，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文化创意产品[7]。 三、开发产品价值真需求 （一）市场潜力 “牵梦忆饶师”团队希望开发出的文创产品可持续发展，团队成员一致认为校园文创产品要想走得长远，必须分析市场需求状况。通过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校园文创产品的消费人群可以分为在校生、校友和游客三类，不同的消费群体有着不同的消费需求。因此，在设计校园文创产品前，需要对当地文创产品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并进行深入分析。除此之外，还应对在校学生对文创产品的需求性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考察分析，只有在充分调研消费群体的需求性后，才能更好地设计产品。根据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如图2所示），88.27%的学生希望上饶师范学院有专属于自己的文创产品，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上饶师范学院文创产品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如图3所示），认为校园文创应该结合校园标志和特色建筑的因素的学生占绝大多数，设计一些突出师院特色的文创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校大学生认为开发和设计文创产品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还了解到部分在校人群比较热衷于美观实用、价格亲民，能够收藏纪念和具有创新性的校园文创产品。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文创团队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不过也是发展我们创造能力的宝贵机遇。 （二）品牌形象 文创产品的品牌形象建设也十分重要。校园文创产品代表着一个高校的整体形象和气质，传达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文创产品的研发有助于推广和促进校园文化的建设，形成自身的品牌效应，能更好地宣传学校形象增强影响力。“牵梦忆饶师”的校园文创产品作为大学文化的传播载体，对学校而言，精美的外形、艺术的韵味、深刻的内涵有利于塑造良好的高校形象，提高学校知名度，提升文化感召力。同时饶师文创产品是建设大学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饶师的专业认证、一流学科建设、申硕升级与品牌推广有重要作用。比如“牵梦忆饶师”设计的“校园蓝色天空系列”的文创产品，不仅展现了美丽的校园风光，还融入了满满的饶师元素和浓浓的诗情画意。设计产品有明信片、贺年卡、书签、手机支架、鼠标垫和笔记本封面等，细节与创意相结合，饶师元素成为时尚符号，备受学子青睐。 （三）文化认同 校园文创产品不仅代表了高校的品牌形象，而且对于师生、校友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寄托。山东大学在去年推出文创新成员———“校园记忆”冰箱贴，一枚小小的冰箱贴，不仅能勾起学生们的校园回忆，也能装点学生的居家生活。冰箱贴以卡通校园、校园风景、别样校园和熟悉的地方为元素，可以时刻把母校带在身边，点缀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牵梦忆饶师”也有点缀生活的小小纪念章，纪念章虽然小，但是饶师的LOGO、吉祥物“饶饶”、明湖亭勾起了学校师生和校友们的回忆，更引发了师生们的情感共鸣和对校园生活的怀念。 四、探索实践成果多精品 “大学者，有大学文化之谓也。”每个大学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而大学生创业项目“牵梦忆饶师”便是项目团队对饶师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通过一件件承载着青春记忆的精美文创产品，来记录大学时光学生与饶师的故事；通过一件件蕴含着师生友谊的文创产品，来构建师生交流的桥梁；更通过这些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去传播饶师文化，让这种奋斗、勤劳、团结等优秀的饶师传统美德继续发扬下去。 （一）规划满目琳琅 依据创新性原则，团队成员根据校园文化特色，丰富产品种类，运用多种产品来展现校园文化。“牵梦忆饶师”规划的文创产品项目种类多样，有纪念类，如校园文化衫、文化帽、水杯和钢笔等；祝福类，如专门定制的钥匙扣、书签和扇子等；宣传类，如各种系列的校园文化明信片、笔记本、手机支架等。产品风格鲜明，以校园风景、典型建筑物、明湖的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新生军训、学校运动会、学生会活动、学校各类比赛、方志敏精神及朱熹思想文化等为背景，构成以折叠的立体明信片、手绘明信片、定制明信片，学校四季之花、植物标本、手工制作叶脉书签等形式呈现。 （二）定格自然风光 新时代的绿色教育呼唤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8]，“牵梦忆饶师”的设计者依据校园的自然环境，如纯净的湛蓝天空、形态与颜色千变万化的云朵，用手机仔细拍摄，设计出一系列以天空和云朵为主题，具有饶师特色的明信片。设计者充分认识到天空中云朵的色彩、形状以及能见度极高的环境是上饶师范学院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特色，并结合该特色，推出一系列关于天空和云朵的明信片，这充分展现了校园环境的宽阔、恬静与美丽。 （三）兼顾审美实用 一款带有上饶师院特色、体现校园文化的只属于饶师的产品，承载着校园文化、创意产品是我们的校园时光见证者，推动传播饶师文化、纪念大学时光。依据实用性原则，设计者结合学生在课堂做笔记的习惯，再融入校园特色风景，设计出一系列既实用又美观的封皮笔记本。该系列产品不仅兼具审美性和观赏性，而且实惠实用，贴近学生们的高校生活和学习。 （四）瞻望未来文创 根据项目团队对学生群体需求的调研情况，大部分学生希望学校有专属于自己的文创产品，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上饶师范学院文创产品的市场需求是非常大的，这也增加了我们团队的信心。同时，根据项目团队对教师的访问调查，绝大部分老师希望本学校有可以突出师院特色的文创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饶师范学院在校园文创产品的发展上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和市场需求，对打造独特校园文创产品品牌有巨大优势。 五、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文化生活内容越来越绚丽多彩，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在大学校园中，学生们对文化消费的要求不断提升，大学校园文创产品的发展已成为高校品牌形象的重要指标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是一个特殊的“品牌”，良好的形象是学校脱颖而出、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而一所学校的整体形象往往通过校园环境、师生风貌等来展现[9]。校园文创产品承载着难忘的青春记忆，镌刻着大学的美好时光，记录着师生与母校的故事，延续着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的梦想。“牵梦忆饶师”项目团队设计的一件件蕴意独特的校园文创产品，不仅展现了高校的校园风采，更树立了高校的独特品牌形象。 作者:王惠敏 袁莉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篇3 引言 如何帮助大学生进行更好的就业创业是当前高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为此，高校应该在开展就业创业教育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二者的相互融合作用下，做好对大学生的思想引导工作，提升学生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职业素养以及就业创业素质，充分发挥就业创业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促进作用。 一、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1.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教育具有紧密的联系 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功能和教育内容上相互补充、相互依赖。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使其成为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是基于学生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找准发展方向，从而更好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可以说，就业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延伸。此外，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观方面具有同等高度，二者都强调大学生必须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定不移、不轻易放弃的信念，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教育具有紧密的联系。 2.都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教学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创业教育虽然是不同的课程，但是他们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都具有一致性，且都对大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升大学生的职业素养、思想道德、强化心理素质。就业创业教育的目标则是对大学生就业创业进行指导，通过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来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就业方向。虽然教学内容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所以说二者具有一致性。[1]在就业创业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对大学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进行疏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使他们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从而实现大学生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3.就业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产物 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创业教育不受重视且实际教学中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很受重视，无论是在课程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师资配备方面都具有优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就是为了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就业创业教育是学生自身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也就是说，就业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时代产物，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基本保障。如果实现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将对大学生提升综合素质和就业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意义 首先，通过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融合教育，可以在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同时，针对就业创业的目标和任务进行解读，为大学生创建多元化的就业创业思想交流平台、实践平台等，使学生对就业创业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帮助他们从个人价值和未来的职业规划等角度进行解读，了解培养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性，改变他们对创业的片面认识，促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就业创业实践活动中，使自身的创业能力得到提升。其次，促进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并向他们传输创业实践经验；还可以转变大学生对职业发展观的错误理解，在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同时，还能提升教学效果，打破就业创业课程教学和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独立开展的局面。[2]在实现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思政教师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将就业创业的相关内容贯穿到思政教学的全过程中，在提升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同时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影响学生的意识形态，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思想指导，使大学生在遵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上进行创业实践，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创业实践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和观念，所以将就业创业与思想政治相结合，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的理论指导，帮助大学生树立创业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因此，实现就业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不仅可以提升高校就业创业教育的成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还能最大程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的最新要求。 三、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的实现路径 1.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构建新型育人平台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需要从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来深化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教学理念，要在促进学生顺利就业的理念下实现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并在增强二者融合性的基础上实现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学生进行融合教育过程中，高校要积极构建新型育人平台，并将生本教育理念和多学科理念等渗透其中，实现专业教育、就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协调统一，使学生可以在学习就业创业知识和思想政治知识的时候汲取其中的精华，并通过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和不断进行专业实践，在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和企业对人才提出的要求和标准的前提下，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另外，高校还要对内部的各个专业进行融合，在衔接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构建全新的育人平台，在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确保全方位教育可以得到全面落实，从而提升高校的育人水平。高校要在结合学校实际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要以发展的眼光来促进学校与时俱进，统筹发展。促进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对各方面资源进行优化整合的基础上共建新型育人平台。此外，还要与就业单位、毕业生、家长等共同构建联动机制，针对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提供全面的咨询和指导服务，建立完善的长效服务机制，为各阶段的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服务。 2.在思想政治教学课程中渗透就业创业的内容 从当前高校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基本上高校都是将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分成两门课程来开展教育工作，而且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各具特色，很难让学生意识到思想政治课程和就业创业课程存在关联性，更不容易发现在就业创业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社会对人才提出的高要求，高校可以采取适当的创新，在思想政治教学课程中渗透就业创业的内容，这样不仅可以很自然地将自然地将两门课程融合到一起，更能在无形之中让大学生对当前的就业创业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方便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找准适合自身发展的就业方向。例如，教师在讲授思想道德课程的时候，可以针对课程中的法律内容进行解读，将我国政府对于支持和鼓励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而制定的优化政策进行讲授，让学生对这一政策进行分组讨论，使学生能够对创业就业过程中的利弊进行深入了解，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职业素养。 3.转变就业创业教育的实践教育方式 要想在就业创业教育中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就要针对教育目标制定出相应的理论教学，并将理论知识落实到实践当中。学生只有处于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才能深刻体会到创业的不易，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快速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需要自己去想办法解决，这个过程可以有效锻炼和提升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同时也能加强学生进行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所以，高校可以在创业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创新实践教育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其中，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的教学内容。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和支持学生到企业中进行实习锻炼，让学生在实习的过程中学习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为今后自己创业奠定基础。4.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之上，进行就业创业教育高校是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的基地。在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之下，高校不仅要培养学生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具有过硬的实践技能和崇高的思想品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并将其融入到就业创业教育中，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教育的同时，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之上实施，这样才有助于实现学生的个人价值，从而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就业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密切的联系，促使二者实现有机融合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进行就业择业，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创新教学理念，加强就业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的融合，改变教学方式等路径实现就业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1]王瑛.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机融合[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08):20-22. [2]祝元明.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4(36):61-63. 作者:李文婷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文科下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一、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内涵：通识启蒙教育与母语审美教育 通过汉语经典传承民族之魂，正是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使命。从此意义上讲，该课程也与童蒙教育一样，具有启蒙性质，有别者唯有对象而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懵懂稚嫩的小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用通俗易懂的人文经典涵养其品格，恰逢其时；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则面临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如何把持自己不被西化的狂潮淹没，尤须开设一批大文科通识课程强势介入高等教育环节，对其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启蒙。这既可以调节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文明素质单一西化的倾向，又可以让他们真正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做好最生动坚实的心理铺垫。作为通识启蒙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只有坚持大文科教育理念，以文史哲一体化的语文经典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方向，真正成为一门老师爱教、学生爱学的高校必修再启蒙通识课程，其存在价值才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这个昔日曾被妖魔化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掀起了汉语学习的一股股热潮，很多地方还建立了孔子学院。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汉语“听说读写”，试图更深地认识“中国速度”，体味汉字这种神秘的象形文字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文化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交流活动，为了向世界科学地传播民族文化，帮助世界对中华民族建立真实、立体、丰富的知见，我们必须盘点家底、自我认知。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帮助世界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都不能停留于机械的转介说明阶段。活的文化与文字、文学的持久的美密切相关。汉字“法天象地”的创造历程让我们感受到神奇的宇宙大美，让我们领略到华夏先人的智慧之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本书，一个世界，一座文化的宝库，一个审美的舞台，是一个衔接宇宙先天与人类后天的脐带。从汉字，到汉语言、汉文学、汉文化，这是一个美的链条。只有民族的母语审美能力成熟了，提高了，民族语言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之美，也即是民族化的美的创造才能征服世界，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只有充分民族的，才是充分世界的。在十七世纪德国四分五裂的时代，民族作家席勒正是出于德国文化启蒙和统一的紧迫要求，才写下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小册子，希望德国人能从独特的民族审美中重拾自信，最终实现民族振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蔡先生的提法当然有待商榷，不过以审美教育代替功利教育，以汉文化之美熏陶学生，指引他们，在高度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过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也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去解读、传播华夏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何以母语审美教育来自我认知、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杭州师范大学的何二元副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自编教材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以文史哲一体化的“母语审美教育”代替单纯的“语文教育”，通过提高审美能力来强化语文训练，在感受汉文学与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感受汉语之美。这与当年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审美的国语）的设想是吻合的。简而言之，为实施民族文化复兴战略，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校启蒙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理应纳入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体系。作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教育，它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信息技术时代的雅俗共赏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其实这段话也非常适于当下的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已经使得这个时代陷入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时代的症候引起了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低俗化，作为审美主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也趋于商业化与边缘化。面对种种病态的审美趣味和这一系列乱象横陈的文学现象，在这样一个尊重个体人权、强调平等意识和话语独立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以权威的身份令行制止，只能通过长期的经典教学展开“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式的审美熏陶。健康的趣味多一分，病态的趣味便少一分；经典的美熟悉一点，低俗的美便陌生一点。此消彼长，经典的审美教育总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经典”教育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拿文史哲来说，随着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全面来临，青少年们对孔孟老庄等圣贤经典、对荷马、但丁所代表的文学经典大多视若无物，束之高阁，倒是对网络影视、娱乐游戏情有独钟。面对这种现象，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所有通识课程恐怕都应该在教材教法上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教材：经典阅读、时尚快读与审美理论导读三者有机结合据母语教育专家何二元副教授研究，语文学科创建于上世纪初，具体标志是1904年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分科教学的起点，国文成为独立学科。在此之前，中国学术是文史哲不分的，如叶圣陶所说，“整个就是一个语文学科”，也就是所谓“大语文”或者“大文科”。分科是对语文学科内容的分解，文学、政治、历史、地理、常识等等都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现在，既然要正本清源，为“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定位，就必须回到“文史哲不分”的那个原点。其实，从这个原点生发出来的汉民族早期的母语美文也都是叩问人生、沉思天道，超越了简单的“为文学”、“为人生”而“文学”，大多是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的“天问”之作，譬如《庄子》、《老子》等。原点出元典。这些“文史哲不分”的元典既可以让我们领略母语丰富的张力和表现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还可以让我们循着“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汉字长河，感受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元典字字皆可入门，入文情审美之门，入哲思智慧之门，入民族文明之门，鉴于此，大语教材实应加大元典的选入比例和教学的力度。其次，在当今学科化、专业化已成难逆趋势的背景下，“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文学”大众化、审美多元化在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外，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无中心，无主流，存在即合理”的审美错觉。许多流行的所谓“美学原则”作为现代“自大”症的垃圾副产品，已经背离了真实原则。“美”固然不是真、善，然而，最高、最正的美却离不开真、善。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理应在这个信息泛滥、经典缺失、审美多元的时代，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审美引导。在教材编选时，简要介绍文学鉴赏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作品中披沙拣金，选择阅读和分析鉴赏的能力，培养他们纯正健康的审美趣味。 （二）教法：信息技术环境中的综合教学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影视充斥的网络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是非利弊，论者多矣，已无解说的必要。不过，单从教学手段而论，教师引导下的大学语文课程网络化可以有效打破“一本教材、一套教案、一份多媒体课件包办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立体认知，给学生留下广阔、开放的思考空间，延伸课堂教学于课外。何二元副教授在这方面仍然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每堂课必用网络。作为“大学语文终身义工”，他曾免费建立了“大学语文研究”网站。在网站里，示范了许多精彩的教学案例。从网站里各信息点之间的立体网状链接，到“二元教学”课程实例里的“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对比性链接，整个网站给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之感，更有如《华严经》“帝网重重”，相互映发之效。如前所述，民族元典与文学经典理应是大语课程必不可少的母语审美与思想圣餐，对其品读决不能成为快餐文化式的饕餮之举。何况，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为这一过程扫清了诸多障碍，提供了各种辅助学习的便利平台。这种便利长一分，对经典的理解便应深入透彻一分，而绝不是采用偷懒的做法：用网络搜索代替记诵吟咏，用相关视频代替文本阅读，拾他人唾余代替独立思考。网络技术只有以其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人”对宇宙人生的直面叩问，才能发挥其价值。网络链接的大量运用，跨文类、跨学科、跨文化等现象在有限时空的频繁并置，大大凸显了知识（视界）之间的丰富联系，也因此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应。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也可以适当地运用比较教学法，以收振聋发聩、开权显实之效。例如，学习应用文写作，各类公文文种之间因用途不同，在基本格式与写作要领上会体现出一定差异，不过，从制发程序、发收方向上看，许多相近文种又可以归为一类。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各类公文模板乃至各式古旧公文的影印件排放在一起，开展形象生动的比较教学，这比起单纯概念层面的辨析和机械的特点分析自然要好得多，庶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二元副教授为旅游专业学生讲导游词的写作，不仅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与“最佳东方旅游网／旅游频道／精彩讲词”建立超级链接，引导学生在比较借鉴中学习范文的优长，而且特别拈出“杭州西湖导游词”与“浙江金华概况导游词”为例，说明导游词与景点解说词之间略有区别，导游词通常采取移步换景的写法，而景点解说词则相对比较静止。这两者说到底俱属应用文范畴，为了告诫学生导游词“不应该如何写”，他还更进一步从反例入手，比较了写景抒情散文和“导游词”等应用文的巨大差异。在《何二元自编讲义》中，从编排体例、章节设置到讲义演绎，我们随处可体会比较教学法的无穷妙用。《讲义》有如导游，时而来往于文学、音乐、绘画、摄影诸域，时而穿梭于雅俗文化之林，时而会心于文论、文本之互证，时而惊异于文学、科学之融通，给我们留下了最逼真、最丰富的“比较教学”样本。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下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文科教育的基础通识课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课，既可以依托信息技术环境，帮助大学生传承文化、涵养人格、砥砺品行，而且有助于引领他们摆脱文化殖民者刻意植入的他者心态，教他们学会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真实的中国形象。 作者：郭伟 胡立新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方向研究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新课标的改革之下，对教育工作者们得出了更高的教学目标，教师们不再依靠原先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单一的，“填鸭式”的教学，而是针对新时代下的学生们，对其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良好环境，在其创立的环境下，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与思维，促进学生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对新形势下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指明方向。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职教育；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创新教学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改变传统单一的应试教育，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种试卷么，只想对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制定完善的教学目标，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给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是高职院校人文课程的主体,在提高学生文学知识软实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让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课堂重新展现活力,教学改革是一条必经之路。 一、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意义 1.塑造健全人性，促进学生成长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体系的建立对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编辑与写作能力、思考与辨识能力、综合应用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组织学生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和人性化的创新式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学校应该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指导学生分组学习。使学生在小组学习讨论中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小组合作的方式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教育工作者通过学生的表达，因材施教，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3.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学生们的语文素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多种教育手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当学生遇到了比较难的语文知识后，教师应该选择全新的教育模式来给学生创造一个人性化的课堂。 4.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进程 教育工作者们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是一个为学生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能力、扩展学生思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会被不断的被提高。同时教师采用的创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水平，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合理有效地将大学语文教育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为学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的学习氛围。学生们在老师为其营造的学习环境下，轻松愉快的学习，更好的发散思维，开阔创新。高职院校有着属于自身院校的生源计划与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也决定了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有着属于自身特定的教学氛围与环境。想要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就需要在素质教育的倡导下，积极的进行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上面以及教学目标方针的制定上，都要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的特点，为高职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的氛围。这才是符合新课标对于素质教育的改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 1.应试教育的现象依然普遍 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对高职语文教学上面，强调改变原有的应试教育模式，重视学生们人文素养的培养，为学生们今后的人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生们真正成为课堂上面的主人。但是在很多的学校应试教育的思想还在保留着。一些学校只注重教学成绩，却忽略了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学生毕业之后，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学生的成绩是比较好的，但是实践能力是比较差的。到那时这就使得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对自身语文文学素养的提高与个性发展。 2.语文教学模式单一 当前的高职语文的学习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方式传统，教学模式单一，导致学生的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出现灰心、厌烦，消极学习的现象，这对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高职语文教育的教学手段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吸引人学习的亮点。例如在学习一些小说时，由老师给大家讲解后，学生就开始做一些题。这样呆板的教学模式，导致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厌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没有了学习兴趣，只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 3.统一教学，难以因材施教 语文这门学科强调要有对文学的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观察每位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能够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学习计划。但是由于在我国受教育人口是比较多的，所以难以达到因材施教。这就使得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学生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学生的文学的欣赏与感知能力较强，对于老师在课堂上面传授的知识很好的吸收，而另一部分的学生对于大学语文的知识，难以理解，产生了厌烦与抵触的心理。针对以上高职语文教学的现状，需要加强对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在语文课堂上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只有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重视大学语文教学。采取多种手段，才能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们养成语文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如何进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 1.尊重学生个性，做到个性发展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为每位同学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互动式学习尤为重要。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来实现。比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难已解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让学生之间进行小组互助合作。通过小组互助学习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能够交流思想，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也非常关键。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学生对老有的放矢，制定出合理的高效的课程方案。 2.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提高学生大学语文修养，就是培养学生们的文学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用文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对文学有一个审美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针对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文学问题。还要提高学生们自主学学语文的能力，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学知识，掌握文学构架体系。 3.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们顺应教育发展方向，跟上时代步伐与潮流，将新型的教学模式运用到课堂上来。对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师生关系。同时老师们都应该鼓励学生们勇敢的将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在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讲解。 4.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针 高等职业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的有用之才。因此教育工作者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不断地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之后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本知识，并且在讲课过程中可以融入其一些创新的观念，这样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有创意，学生们才会更加喜欢学习语文。 5.改进评价方式，设立奖励机制 新课程标准指出：对语文学习的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课堂表现，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因此，在高职语文课堂上的教学中，教育工作者们要更加专注与学生能力的表现情况，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展现自我的机。改进评价方式，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的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设立奖励机制。以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语文学习材料作为学习成绩评定的依据。充分体现新课标的素质教育中对于评价方式的界定，符合过程性考核的原则。以学生提供真实学习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课程学习评价的依据。使考核方式多元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激励学生们不断的提高自己，勇敢的在课堂上展示自我。锻炼自身能力，让学生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只有做到这些才是真正的为培养素质人才作了贡献。 6.引导学生参与文学活动 在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是比较重要的。教师为学生创造的教学平台。打造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就是不断的激发学生们的创新与思维意识。鼓励学生们加入到创新型文学活动中来，这就是开展高职大学语文的目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努力的为学生们创设主动参与文学活动条件，为学生们找到发散创新思维的机遇和挑战，鼓励学生们的行为，让学生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到成长的乐趣与知识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语文课堂的学习的主人。 7.调动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思维与想象力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不仅需要多种手段的融合，互动式学习，也需要现代教学手段。教学中，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有了多媒体的使用，语文的学习才会更加的充满乐趣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活力。例如，在学习一些史诗性的文章时，可以在多媒体教室播放一些相关的视屏，还有一些音乐，这样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些理解上的帮助。学生如果有了这样的学习条件，会不断的提高语文的学习兴趣，能够不断的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语文知识。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采用先进技术教学。有效的利用多媒体教学，采取多种大学语文教学手段，大大吸引学生们的学习注意力，激发创新思维。 四、结论 语文教学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教学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得到学校的重视，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语文的教学才能真正的实现突破。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自我，促其发展则是每一位教育工者们的使命与任务。相信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下，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语文人才，培养出很多为国家发展有用的栋梁之才。 作者：宋永燕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摘要]大学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一门基础性的课程，不仅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且也有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因此我们要结合当前时展的要求和大学生的特点，积极发挥大学语文的各种功能，从而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文化，因此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1]。大学生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必须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所以要积极发挥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地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语文课程发挥的积极作用 1、大学语文课程拥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小学语文，他虽然也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但是在教材编写和课程选择上更倾向于人文性和思想性[2]。因为大学生经过十几年的语文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字词、语法和各种写作方式，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所以要塑造他们健康人格和完善他们的价值取向。大学语文还拥有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是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基础条件。比如在大学语文的第四讲“铁肩担道义”中选取的文章大多都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让学生从战国的《孟子》到中唐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从南朝范晔《班超传》到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呵旁观者》中真正理解“铁肩担道义”的内涵[3]，这些文章穿越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着非凡的古典魅力。通过学习这些文章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更好的认识历史、认识现在、认识世界，从而也能树立家国情怀，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下阔步前行。 2、大学语文课程有着隐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大学语文课程毕竟和政治课程不一样，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大多都隐藏在具体的文章中，只有通过教师全面的解读和学生努力的学习才能真正地发现和应用。大学语文选取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丰富的审美和人文功能的，他的导向功能、育人功能和启发功能需要教师根据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艺术特色去仔细认真的分析，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把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感受每个作者的人格魅力、感受祖国走过的历史痕迹、感受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4]。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识，加深了对十三亿祖国同胞的深切感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让学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继续努力学习。 3、大学语文课程可以营造更好地教学情景感染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已经不适应长在信息时代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种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尤其理工类的大学生更是用一种排斥的方式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5]。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着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和价值取向，所以绝不能因为某些原因就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课程的优势去引导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语文不同于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它本身就有审美功能和人文功能，而且精选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看到在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各种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学生在优秀文学作品身临其境的感受作者营造的各种或优美、或悲壮、或雄大的情境，这些极具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也进一步的发挥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激发了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也增强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地达到了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大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措施 1、有效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大学语文教师不仅需要专业的教学技能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超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因为只有具备高超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利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营造积极的教学情境，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学生，真正地发挥大学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6]。因此高等教育院校一定要注意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要通过各种培训和学习，有效增强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而语文教师本身也要加强对自身思想政治的认识，并且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的授课技能结合起来，要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教材，把教材中的内涵真正发挥出来，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学术修养以及爱国情操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在老师的授课和自己的学习中感受到大学语文所蕴含的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民族的优秀文化。 2、要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 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激情可以说是有所衰退，只有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才能让学生爱上大学语文，努力学学语文，也才能让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真正地感受思想政治教育，在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延续使用多年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但很难通过大学语文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而且甚至没能完整的学好基本的课程内容，因此必须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不但要学好基本的大学语文知识，更要通过对大学语文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比如教师在教授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摸鱼儿》[7]的时候，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这首词的历史背景是南宋时期，正是我国历史宋金对立的年代--金强宋弱，许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辛弃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当时的历史画面，而且这首词大量引用历史典故，教师可以将这些历史典故贯穿在整个诗词讲解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穿越回到宋金的时代，这样就把一个官场失意却对国家前途仍然忧心忡忡的文人将军展现的淋漓尽致，不但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首词的兴趣，而且也让学生真正地了解了那段历史，增强了学生对祖国更加诚挚的热爱，让学生在无形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教师真正地做到了寓教于乐，将古诗词的内容和思想政治内容进行紧密的结合，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涵，从而也实现了思想政治功能的最大化。 3、整合各种大学语文资源，合理编排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教材不同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他不仅要注意发挥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也有通过对教材的合理编排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编排语文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通过有序的教材编排更好地接受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观念，使学生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五千年的辉煌发展史[8]。大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是与高中教材有着紧密衔接的，所以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一定充分理解当代大学生的情况，尤其是要掌握大学新生的情况，而且要对高中语文教材进行细致的研究，要准确把握当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掌握程度，要在学生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编排。所以要尽量避免重复的选文，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有主意古今搭配得当，外国也要有所涉及，让学生全面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地学习，从而保证学生吸收各种文学作品的精华，从而受到更好的熏陶和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和树立正确价值取向。总之对大学教材的选取和编排要有助于大学生通过积极努力的学习实现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养成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坚强豁达的民族气质[9]。 4、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学语文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相比较于中学生有更强的自主性和主观性，比如大学中开设的选修课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喜爱的学科去听去学，大学语文虽然是必修课但是要想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语文的主体作用。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有效的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充分的运用各种丰富的资源，要让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祖国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在更广的更宽的背景下感悟大学语文的魅力，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要让学生分享学习语文的心得体会，要让学生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名著，通过这些就能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从而潜移默化的提高了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10]。 结束语： 大学语文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有充分发挥大学语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健全人格和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才能使大学生成为祖国合格的接班人和现代化的建设者。 作者：吴苏芳 谢卫华 单位：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土建工程高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研究 【摘要】分析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促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措施：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关键词】土建工程类高职语文课程建设办学理念课程定位 近几年，各高职院校在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中，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然而，当前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虽然得到了提高，但人文素质不高。这一问题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类职业院校的教师也纷纷从各自的专业进行改革。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主干课，它在培养高职生人文素养中发挥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应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专业结合，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结合，加强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 一、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 当前，部分高职学院对《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高等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理解过于功利化，造成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中，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就保留，能帮助学生成就一技之长的课程就开设，即用对学生就业是否有直接作用作为标准的“实用”原则来对专业和课程进行建设。大部分高职院校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受“实用”原则影响，承担文化传承与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大学语文课程成为“课余”的选修课。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主干课的大学语文处于这样的尴尬地位，无疑使学校的人文教育进一步受到削弱。学生方面，迫于就业压力，多数高职生认为到职业学院就是来学技术的，只要学好技能就万事无忧，放松或完全放弃了自身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不感兴趣，不关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近几年部分高职毕业生的信息反馈来看，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不低，人文素质却不高，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功利化。具体表现在：首先，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到生活实际中，人际交往以利己为重，行为的出发点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在工作中不爱岗敬业，更不会为企业奉献、牺牲。其次，民族、国家、社会等概念模糊。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大公无私”的崇高人格，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一代身上有所淡化。 二、围绕专业推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提高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将高职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同时也为改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创新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成为广大高职学院语文教师最迫切的使命。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这一纲要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与科学技术同等重要。爱因斯坦在《教育的神圣职责》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科学前辈提醒我们，职业教育使学生成为“精神人才”比“技术人才”更重要。目前，我国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重视学生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轻视人文素养提升倾向比较突出，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知识扎实，但知识面窄，有一技之长，但水平不高，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更是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认识偏差与人文教育缺失。作为职业学院的管理者，必须改变观念，强调“以专业为主，职业能力与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者教师，应进一步强化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专业课程的基础。教学实施时，协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在大学语文课程体系建设中强化人文性，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各个环节。在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今天，结合专业和职业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兼具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能否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632016.2创新办学理念，科学定位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是实施人文教育的前提。 （二）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 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具有高职语文学科的共性，既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又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同时必须具有个性特色即与专业结合、与学生将来就业结合、与职业教育结合，以学生为主体，使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协调发展。 1.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教师和学生虽然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但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跟随教师兴趣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和兴趣的陶冶。为此，语文课教师主动改变自己，由主体地位向主导地位转变。在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本，注意学生的兴趣爱好，切实践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习惯，主动满足自己学习欲望，真正实现将课堂还给学生。 2.突破时空限制。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接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更多元化。大学语文课教学不应局限于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应通过互联网或是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即给学生创设一个可以自由的吸取知识滋养，翱翔于知识海洋的活动平台，主动获取知识，扩大视野，提升素质能力，为可持续发展蓄备力量。 3.激发学生创造性。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指高职学生不但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有创新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要使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未来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的创造者，在教学中应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创设自主学习情景，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独立思考后勇于质疑，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4.培养和谐发展素质与能力。 从近年来的市场调查发现，社会及用人单位认为人文素质，是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之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学生的形象和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和企业的未来发展。人文素质对个体也是决定个人行为、做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良好的职业能力的习得，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课堂教学的熏陶培养是良好的人文素养形成的主渠道。大学语文课既能充实学生文化底蕴，还具有丰富的人文含量，能提升人文素养，因而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干课。将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定位为专业教育服务，应立足职业，突出应用、实用，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和谐发展。 （三）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机制，任何教学思想、教学主张、教学方式都是通过教材去实施的，没有好的语文教材一切都无从谈起。”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及内容选择，应突出语文学科特色，结合职校生特点，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反映时代特色，与专业、就业岗位结合进行建设，达到既为学生学习专业服务，也为学生“成人”服务的目的。 1.当前高职教材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学院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及教材建设模式主要有：沿用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和各学院自编的语文教材或读本。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体例大多以文学发展为主线和以文体分类为主线。按文学发展编写的教材强调系统化，脉络清晰，有助于学生充分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在阅读选文的同时也是对文学史的一次梳理，不足之处大多限于名家名作，忽略学生学习兴趣与现实性。按文体安排内容有利于学生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把握，有利于提高写作各种文体的水平及鉴赏能力，但长时间学习单一的同一体裁文本，容易使学生产生倦怠、乏味的感觉，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会影响学习效果。高职学院自编教材有的以语文人文性为主线或工具性为主线，有的将语文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有的将人文性、工具性和职业性结合，然后按模块组合编排。这些自编教材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内容具有一定可操作性，时代性和弹性。不足是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同一套教材各种专业的学生都可用，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能力为本位”、“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大学语文教材文本的选择，是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最重要的工作。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完成，除与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有关，更与教材的质量及教材选择什么篇目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历年来教材的编写者们对选文特别用心。现行大学语文教材主要的不足有：一是注重传统经典名篇，而缺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文章。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古今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学习，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因此，对于当代优秀作品应该广泛地选用，而不应厚此薄彼。二是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教材选文重复篇目多。大学阶段的学习，无论是从知识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要求都应比中学高。如果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语文教材选文重复，会降低高职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兴趣，因此，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教材在要求上应该有较大的不同。三是外国文学作品入选太少或未选入。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加剧了世界各国文化融合。外国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外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有利于高职学生开阔眼界，面向世界。 2.与专业结合建设大学语文教材。 目前高职教学中，课程改革方向是围绕专业设置课程。公共课中的英语、数学与专业结合取得很好的实效。高职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相结合是可能的。为实现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结合，应以学生对专业学习兴趣迁移为突破点，以服务学生就业为目标，通过市场调研，了解行业从业人员的岗位素质能力需求，以“职业岗位需求”并结合语文学科特点构建教学内容。针对大学语文教材的不足，笔者结合多年来语文教学实践，对现有的优质大学语文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优化。根据土建类专业特点和学生能力素质要求，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应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分模块编写教材。具体内容有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水文化导论、建筑文化导论、实用口才、文学欣赏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内容分册编写，其中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模块内容是必修内容，其他模块内容作为选修，各专业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自主选择。教材选文注意传统经典与现当代美文结合，中国作品与外国作品结合。 3.构建立体化教材。 教材是以教科书为核心的一切用于教和学的包括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语文材料。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发辅助教学的光盘、多媒体课件、课程网站等资源。通过多介质，多种手段有机配合的形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提高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工艺、新技术将会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对未来的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的会有什么要求，这一切都难以确定。因此，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要走出困境，走出特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与专业结合，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整个课程体系中，为实现职校生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目标服务。这是大学语文最终的教育目标，也是教学创新的方向。 作者：李田秀 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困境和对策思考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现状 大学语文课程是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汉语的阅读、理解、评价、鉴赏和写作能力，提高母语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是集基础性、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国青年报文章《语文贫血后是精神贫血》曾写道：“别的东西可以是技能，学了之后打工、干活儿，语文不是这样，语文是灵魂依靠，或者说，是一种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但实际上，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理工科高校的生存现状是怎样呢？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理工科院校比率不高，还有很多工科院校甚至没有大学语文课；大学语文课程在理工科院校的课时逐渐减少；工科院校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漠视等因素导致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处境尴尬。 二、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1.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目的认识存在困惑。 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企业间的竞争和兴衰更替加快，学生就业压力和难度加大，于是急功近利地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很多大学生学习的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导向引导下，学生往往会不自觉重视那些实用性强、实践成果可立竿见影的课程，比如：英语课，计算机运用课，各种专业技能课，等等，语文作为一门主要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文化底蕴的课程，这种看似“无用”其实“大用”的学科因其不适合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被学生们忽视甚至漠视。 2.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存在混乱。 工科院校学生在我校学习多是为了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而一些工科院系大学语文课程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教授大学语文课程时多是强调一些语法和文法知识，往往忽视了理工科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以及社会对新型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教师对课程内容选择的混乱与错误，导致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存在抵制情绪。 3.教师教学方法单调。 语文课本来是一个很形象很有趣味性的课程，但有的高校往往很少采用一些先进手段进行教学，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使形象、有趣的内容失去生动性和趣味性。有些语文课在讲解过程中，被拆分成知识点，语文学科本来的魅力被忽视了。 三、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措施 1.从培养目标需求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据调查，不少理工科院校的理工科专业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课时安排少，重视程度不高，多数学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实际上沦为“摆设”课或“点缀”课；工科院校很多学生在校学习多是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语文课程在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眼里是一门既无实用性又不含技术性的花边课程，大学语文课多被理工科学生当做学习专业技能知识之余的一种消遣课，无法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技能，更别提用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来投入社会，产生效应。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如果不是个别本身对文学感兴趣，大学语文课程自然就很容易被工科学生忽视。基于以上原因，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培养目标不应该是多方面、只追求面面俱到的大杂烩，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联系实际以满足工科学生要求的有的放矢。笔者认为，理工科学生的语文教学应从适应科学发展目标出发，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主，这样既满足了学生们对实用性知识的追求，又在有限的课时安排内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到了需要性，又考虑到了可能性。工科院校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人才，是“应用性”人才，为此，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适用性就应显示应用性的特点，根据这个要求，我认为理工科专业语文教学应着重放在阅读和写作基础的训练上，工科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特别是应用类文体的写作，提高自身写作能力，其意义在于适应当今信息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要。理工科专业由于受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课时量的限制，因此，教授大学语文的老师应把重点多放于讲授常用的部分实用类文体知识，加以实施必要的写作训练，使学生了解一般实用类文体的写作格式和基本要求，并能掌握常用类文体的写作，能独立写出符合基本要求的实用类文章，以适应在校学习和将来工作的需要。 2.从进行教材建设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大学语文课程涵盖的知识面广，涉及工具性、人文性、美育性多重功能，内容庞杂，如果蜻蜓点水式面面俱到则势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所以，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质量与教学成果的重要内容。根据现实情况调查，很多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内容选择不合时宜，导致课程失去原来开设的初衷，学生对课程内容没有新鲜感，感到乏味、郁闷。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笔者认为，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评价、赏鉴和写作能力，据此，各理工科院校可根据教学条件和师资队伍水平，以及学生的语文水平、文学素养、人文素质状况等，有计划、有目的地编写或选择某种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材内容。在教材建设上，要顺应时代需求，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基本规格，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及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掌握一般应用写作规律，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编写出适合学生特色的理工版教材。 3.文理交融，从调整教学方法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是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不同类型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理工科院校学生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应依据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采用文理交融，建立一门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教学模式。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符合现代意义的大学要培养的不是单一门类知识的专才，而是综合应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全面型人才，综观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一不是文理相容的全才。如耳熟能详的作家曹雪芹，如若他不是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工艺、饮食等都有研究，则很难写出旷世之作———《红楼梦》；又如《中国石拱桥》一文的作者茅以升，他本是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所作的《中国石拱桥》一文能很好地运用简朴、洗练、明快的语言介绍中国石拱桥结构形式的建筑特点，并被编入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再如好莱坞大片《接触未来》就是根据科幻畅销小说《接触》改拍而成，其小说的作者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天文家、行星探测专家、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中国文化素养仍旧不可少，只有古今并蓄、文理交融，才能造就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据此，建议理工科院校一些学院在督促学生完成专业知识之余，可在大学语文教师的指导协助下多开展一些能蕴涵深厚文化沉积、展现中华文化、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活动。例如，在大学生中组织读书活动，举办古诗词大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开设话剧社等，这样既能丰富理工科学生的大学生活，更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同时可培养他们多方面的才能，为社会输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适用型通才。 四、结语 现代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实际上是通才教育，大学不应只是培养精通某一学科或某项技艺的专门人才，更应该是培养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横向型人才。通才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语文，因此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在为社会培养通才的过程中，大学语文课程肩负着强化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相信只要各理工科院校给予大学语文课程足够重视并尝试对原有大学语文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寻找适合自己学校及本校学生的教学模式，就定能为社会输送适应当今社会需求的综合性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通才。 作者：邬文静 陈实 单位：南昌工程学院评估中心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定位 职业院校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了不同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定位。大学语文在每个不同的专业也应有自己的定位，对每个专业提高学生的专业教育，丰富专业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文精神都应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职业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必要性 首先，语文文本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中国的语言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与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等许多门类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的，文本中许多作品其内容本身就蕴涵着人类相关生命的种种体验与思考，关联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各方面，具有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文史不分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成了人们百读不厌的百科全书；大家熟悉的《史记》，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徐霞客游记》中用文学的笔触记述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语文无限丰富，包罗万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就为大学语文课程对丰富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热爱专业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人文精神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阐释也表明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提高专业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好的作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兴趣是学习的重要心理成分。具有学习兴趣，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的满足，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学生的学习主要是围绕着专业方向来组织的，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学生的兴趣是其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在其外在选择上的综合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学生兴趣需要的，也往往是符合学生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的，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师有培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任务，但也同样有适应学生兴趣爱好的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利用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而主动对教学内容、重点等做相应的调整，使其更贴近学生的专业，突出其专业特色，是符合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这也势必使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更具魅力，更能激起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第三，大学语文教学自身的不断深化也要求走与专业结合的道路，对提高学生的专业职业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专业有机结合的措施 一是在教材内容的取舍上，教师要突出专业特色，对现行教材内容进行取舍。在目前还没有一种具有专业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的情况下，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各专业学生的专业爱好及需要来增删课文内容。如果教的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一些词句优美、富有音乐节奏感的篇章。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商隐的《无题》、苏轼的《前赤壁赋》等文章，就可以补充一些古代的有关音乐评论等内容；如果面对的是美术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那些画面感强、色彩明快、具有诗情画意的文章。如，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词等，还可补充一些古代文人(同时常常又是画家、书法家)的书论、画论；如果面对的是园林、建筑专业的学生，则可多选像剧作家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农林营造等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汽车专业的学生多选取结合汽车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旅游专业的学生就相应选取历史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课文……这样以来，大学语文教学的专业特色从内容上渐渐凸现出来，相信这样的取舍一定会令学生兴趣大增。二是那些经典美文，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经典美文，学生都要学习。如，同是苏轼的《前赤壁赋》，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侧重在对语言节奏感、音乐美的把握以及“呜呜然萧声”的赏析与想象；而对美术专业的学生则重在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以及主客们“相与枕籍乎舟中”等意境的赏析与画面的描绘；同是《琵琶行》，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可把重点放在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千百年来不绝于耳的琵琶曲的“聆听”与感悟上；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对“别时茫茫江浸月”那一种离别情境的理解与构想则又成了他们的重点；而对服装专业的学生来说，可引导他们由青衫进而对古代官服加以识别与再绘……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与热爱，定能为我们的语文课堂营造出一片生机勃勃、富有创造精神的新天地。三是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根据不同专业具有的专业特色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大多性格外向、活泼、善表演，有很不错的音色和标准的普通话；美术专业的学生喜安静，善用色彩、画面来思维。如，教李煌的《虞美人》时，音乐专业学生可让其声情并茂美声清唱，极富表现力地把作者那种故国之思、昨是而今非之感唱出来，课堂一片悲寂。这一唱，意境全出，远比师生反复的朗读和教师仔细讲解更有效。如，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卫风•氓》时，教师可让学生想象女主人公各个时期(婚前、新婚、婚后)的着装，将其勾勒出来，来一次作品展示会，效果很不错。总之，我们要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富有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源，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要了解他们的特长，为我所用，大胆地选取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里唱起来、跳起来、画起来。这既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四是在作业布置及考核中可按照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方法，将专业与大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如“从XX文中看X时X地的建筑(或音乐、美术、服饰、园林设计等)的特点”等，学生可自主的确定研究课题便于查找、搜集资料。研究可以是小组合作也可以个人来完成，研究所得撰写成论文上交，既作为作业也作为这门课的成绩。学生已具备较强的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有较宽裕的课余时间，这为语文的这种作业及考核提供了方便。在长达近一个学期的学习、资料搜集后，学生都能交上一份较好的答卷。学生的作业内容各个不同，但他们对所钻研的问题都有较深的理解，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示了高职学生较为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因为有所得，学生对语文学习、研究也就更有兴趣了。 三、结语 大学语文课在不同专业中，对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人文修养，对提高学生对专业职业素质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各个专业中的定位是提高各个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培育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基础课程。 作者：孙雪梅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中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考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在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学生养成健全人格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该课程和中小学语文有共通之处，处理不好，就很容易成为中学语文课的延续，被称为“高四”语文。中小学语文教学一贯以考试为目标，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遮蔽了语文的人文性、审美性，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丧失对语文的兴趣，产生厌学心态，甚至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心理。由此看来，如何讲好大学语文这门课，使学生摆脱固有的偏见和束缚，从这些拘囿中超脱出来并真正喜欢上这门课程，还需要广大教师多多努力。笔者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淡化以考试为目的的工具性，突出所选文章的人文性、审美性，让学生在没有考试之忧的轻松心境中去领略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思想价值以及作者的人格魅力。笔者去年参与了省级重点教改项目“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应用实效研究”，其中模块化教学就是此项目的一个主要内容。一般大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模块都会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几部分，笔者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承担了教改试点班大学语文教学中的现当代文学部分。本论文主要以现当代文学部分的教学为论述对象，以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例，结合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及思考，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能入选教材的文章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这些文章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看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价值。如何将这些特点讲出，让学生真正领悟，是每个授课教师都应该思考的。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在开讲之前必须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应该对作者的身世、创作成就和特点以及课文的写作背景有全面的了解。以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与鲁迅的《复仇》为例，因为周氏兄弟是现代文坛上的两员大将，对文学史的贡献非常大，所以兄弟俩的文章双双入选。但尽管是亲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求学背景也一样，但只因一个是长兄，一个是二弟，相差四岁，便对人生的感受迥然不同，这也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观念。教师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讲授这两篇文章。鲁迅由于是兄长，幼时自然受到更多的关爱，但家道衰落后也最先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虚伪，这给敏感的鲁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会把这种激愤写出来，形成了深刻、犀利、批判式的文风。而周作人因为是弟弟，所以对家庭的变故便没有那么深的切肤之痛，再加上有哥哥将家庭的重担挑了起来，他便可轻松应对，因此在后来的文章中多写对自家生活的描述，很少关注时事政治，形成了平和冲淡的文风。日本攻陷北平后网罗文化名人，无奈周作人文名已出，很难固守象牙塔，最终难逃罗网，做了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讲解《我学国文的经验》应该注重周作人平和闲谈式的叙事方式，他将自己的学习经验穿插在每一段成长的经历中，以故事的方式写出，给人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无论是思想内核还是语言文字，理解起来都比较容易。但讲《复仇》时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这篇散文选自鲁迅非常抽象的作品集《野草》，这部集子比较晦涩难懂，是鲁迅深刻思想的象征性表达。讲解时，教师首先要把表层的故事情节梳理通：一男一女赤身持刀相对，周围的“看客”赶来“赏鉴”他们，为了向这群看客复仇，这对男女以毫无动作相持下去，最终，看客因无聊而散去，这对男女为了表达复仇的决心和彻底性而僵持到干枯，也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篇课文的重点问题是究竟谁是复仇者，在向谁复仇，为什么复仇？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学生就能了解鲁迅通过复仇的主题直指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目的。两篇文章的思想及风格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前期对兄弟俩身世的比较介绍，就很难理解他们文章的差异性。 二、时代背景的必要性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则记录了中国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波澜起伏，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当代大学生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很难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意，而且极有可能会误读作品。以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例，这篇散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为写作背景，而更大的时代背景则是其时的。那是一个混乱荒唐的年代，政治运动是生活的主题，政治高于一切，人们思想单调，精神世界极度压抑，作家身历其中，深深感到了这种悲哀，所以，若干年后，他用回忆的方式，用寓言体的表述将自己的思考写了出来，其中有对人的命运被政治控制的那种无奈悲凉感，有对那段罪恶岁月的批判，有对沉默的大多数的谴责。如果学生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仅会被其标新立异的题目吸引，也可能还会觉得作者行文幽默风趣，但对文字背后蕴藏的深意却很难领悟。所以授课教师应该把这段知青历史简述一下，还可以给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作为拓展学习的内容，比如叶辛的知青系列小说《蹉跎岁月》《孽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等。其实，包括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也多次提及岁月，所以，这段历史是不能够被忽略与遮蔽的，教师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让90后大学生了解历史的真相，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独特深刻的思想价值 文学经典是后人的精神食粮。对于具有独特而深刻思想价值的文章，授课教师在讲课时应以剖析思想为重点，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听，让其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魅力。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为例，这篇文章集中表述了蔡元培先生办大学的理念，办月刊的缘由与必要性。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由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到现代一流大学的转型是离不开蔡元培先生的。从这篇文章发表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有没有实现呢？教师可以就此话题预设如下问题：1.你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2.你对现在所上的大学满意吗？3.你认为大学之“大”应该指什么？4.最近十多年，中国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升格运动，专科升本科为学院，学院升大学，大学之间强强合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学生思考并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然后再让学生回到课文，了解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了解“学术”的意义，了解通识和通才教育的意义。这样讲下来，学生肯定收获不小。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教材中所选择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共有二十多篇，按大学语文教研室的要求，必讲的篇目只有9篇。授课教师首先应熟悉这9位作家的艺术风格，这样分析课文的时候才可能得心应手。以张爱玲的《天才梦》为例，这篇文章以客观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天才型作家的成长经历，其语言是简洁的，态度是高冷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天才的自信，更有性格乖僻带来的痛苦，由此文可以大略感受到张爱玲行文处世的风格。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体现了他典型的小品文写作特点，其叙述方式是娓语式的，感情是幽默的，给人与老友对坐话家常的感觉。王蒙的演讲稿《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体现了睿智、幽默的学者风度，文章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足见作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罗大佑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也选入教材诗歌部分，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强调罗大佑在流行歌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重点应把罗大佑歌曲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对古典文明的留恋讲出来。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罗大佑两种风格的代表歌曲播放给学生听，同时也可以梳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简史，让学生对这一领域有更全面的把握。 五、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教材中所选的篇目虽然经典，但是和当今社会有距离，如果教师讲授不好，会让学生有脱节之感。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必须把课文和现实密切衔接起来。如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一文有助于学生认识语言的重要性，对提高演讲能力也有帮助，教师在课后可以布置相关作业加强练习。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可以切实指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教师可以据此指导学生通过有效阅读与写作学好语文。在讲解鲁迅的《复仇》时，可以联系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看客心态，比如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近十年来，笔者主要围绕以上几方面来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从学生听课时的反应、课后讨论及期终网上的教学评价来看，学生对这种教学理念是比较满意的。总之，教材中的课文如果能够真正进入学生心灵，激发学生思考，进而影响他们的现实人生，甚或转化成精神食粮让他们受用终生，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 作者：韩文霞 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探讨 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改革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语文观念，大学语文改革是高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改革不仅增添了大学语文的时代感染力，蕴含丰富的启发性，并且能够有效调动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探求问题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推行大学语文专题教学，实行专题教学模式正是此次改革中的一次全新尝试。专题教学以人文专题为核心，从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热点问题入手，将具有人文精神的经典范文归纳整合为不同的教学专题，进行专题式教学和探讨，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思维空间，符合大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和人格塑造规律。 一、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的内涵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的一门基础公共性课程，在高校已经开设多年。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已经探索出多种教学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有传统的文体分类教学模式，以文学史为主线的教学模式，经典范文选讲的教学模式等。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当前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以专题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该种模式以弘扬学生的人文精神，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为主要目的，此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专题教学模式是指在规定的授课时数内，以人文精神为主线，重点选讲中外文学史上有教育价值的作家及其作品，内容涉及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信仰、思想品格、主要作品及成就等。该种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提高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1.符合健全学生人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曾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大学应该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放在首位，假如一个人掌握了他所学知识的所有内容，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工作，这样的青年是社会所需要的，能够在社会中独立承担责任。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单纯依靠知识学习是不够的，面对海量信息和有限的生命，仅学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可将学生变为学习的机器，但在人格和精神品质上却是残疾的，这样的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迅速变化，不是一个和谐健全的人。全面素质教育的实施提倡培养身心全面发展和谐的现代人才，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教会学生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是新时期素质教育的主题。 2.符合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兴趣入手的教育理念的要求。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以往以字、词、句为主的教学方法，大学语文不拘泥于作品的字、词、句分析，作品的字、号等烦琐的基础知识已不再是教学的重点，教学主要是从名家作品的大处入手，站在较高层次品读欣赏作品，通过作品来反思现实，思考人生和社会。教学以课本为基础，但不囿于课本，学生遨游在文学世界中接触大量信息，在学习品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心灵境界，受到文学的熏陶，增加人文修养。实践研究表明，以专题为主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熏陶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通过作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强不息的人生意志和人格魅力，能够使他们产生爱国，爱民，爱自然，爱社会，爱生活的情感体验，这些名家名篇就像春雨一样孕育着青年学子的高尚人格。 3.符合高校学生的心智发展和认知规律。 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与其他课程，例如思想政治课程的专题教学不同，大学语文通过对名家名篇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学习，能够让学生在欣赏品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了解做人应该具备的品质。高校教育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这一时期的青年在心智上已经成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强烈的自我个性，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已经基本定型。面对心智成熟的青年学生，仅仅接受单纯的知识教育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的，他们更多的在思考社会、思考人身。在这一关键时期，通过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熏陶，使他们感受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人格魅力，接受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熏陶，无疑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三、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可取之处 1.以人为本。 课程专题教学改变了传统工具性课程的目标，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培养，将提升新时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新时期大学生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拥有开放的心态和鲜明的个性。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专题教学表现出多元思维的开放型和灵活性，在教学课文选择方面打破了原有课程纯文学性的框架局限，更多选用富有当代人文科学和现代审美性质的名家名段，兼具时代气息和审美性，在专题呈现上不分国别和时代，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学习语文，增加人文修养的热情。 2.富有人文精神。 在价值观多元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问题，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有一定的缺失和错位，此种缺失和错位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人文关怀意识淡薄和人文精神失落有关，这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难题。大学语文的专题选择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等方面的话题，注重以高尚的人文精神引领大学生分析和反思自身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问题，这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以平和宁静之心面对生活，锻炼学生的价值伦理观念，提升人格素质修养。 3.注重问题解决与合作精神。 课程专题教学始终坚持学生主体原则，旨在以多种开放灵活的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解决意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善于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拥有敏感的问题意识。专题教学主要以当前热点话题作为引导，选用多元化的范文，将热点问题以开放形式呈现给学生，留给学生较多的思考空间和时间。大学语文是全校性的公共基础课程，通常情况下采用大班教学的模式，但在大班教学中可以灵活地将学生自由分组，使学生自由组合成不同小组，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参与专题课程的讨论，为学生搭建参与探索学习的平台，集思广益，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兼顾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最后，在每个专题教学结束后，通过课堂演讲的形式进行学习成果汇报总结，并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课程学习报告，或是采用手绘手抄报的形式进行课程反思和总结。 四、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思考 教学模式改革是教育改革中的重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的教学模式出现以后，在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从而使新的教学模式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对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来说，也要在后期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其教学价值，注意实施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注意促进文本细读和文化讲析之间的有机融合。 “语文”一词既是语言性的文本工具，同时也是人文性的文化文本，二者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在进行专题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语言文本细读与文化讲析之间的融合，要做到二者的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广泛，涉及历史、人文、艺术、科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不管是何种学科，对文本的理解都要建立在篇目赏析的基础上，使学生在篇目赏析中感受我国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体验自然世界、人类精神是结合宇宙的内在情感美，掌握丰富的精神文化资产。这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2.注意处理好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关系。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大学校园中的学生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辨能力，主体性的要求更加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挖掘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调动起学习激情，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这在课程教学中是极为重要的。探究式学习主要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学习为主，使学生自觉参与到学习内容的构建、分析、理解和思考过程中，旨在发展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让学生从无知到有知实现认知提高的传输者角色，但是现代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学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和移植，更多的是知识的自我构建和生产。因此，教师要扮演的角色是知识的引领者，引领学生关注知识的前沿，教会他们学习的有效方法，锻炼他们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探究式学习模式的精华和目的所在。 3.注意在考核评价体系上做相应改革和完善。 专题式教学模式不再适用传统考核评价体系，教师在实践中应该注重探索新的教学评价体系。例如，语文教学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语文综合素质，因此，考核评价中就要将知识与能力的考查放置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语文综合素质的前提下，知识不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学生能力的发挥以及综合人文精神的提升是考核评价的重要的指标。大学语文专题教学的实施使人开始关注课程中的人文意义，学者就人文性展开了广泛深刻的讨论，大学语文不能仅仅强调其工具性的方面，更多的要注重人文启蒙，挖掘其中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人文性应当成为大学语文关注的重点。专题教学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批判精神，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讲的模式，形成了课堂教学的认知互动，符合新型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未来语文教育的需要。 作者：唐敏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知识拓展运用 一、提升教师素质 增强修养品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良好的素质，才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佩服。大学语文教师如果自身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人格魅力就不足以感染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从知识中而来，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当教师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时，其灵气与魅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当今时代，文化的多元化让文学精华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的素质，重点是大学语文教师要能与时俱进，只有教师坚守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教学走在时尚前沿，才能将语文的魅力展现出来。如何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素质：第一，高校教师交流。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高校之间的教师进行交流，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教学交流，为高校教师的语文教学提供新思路，在交流中互谈自己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体会，思想的碰撞能产生激烈的火花，实践的交流则可推动教学的创新。第二，推荐优秀书籍。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教师应避开世俗，潜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些好书籍，对于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大有裨益。教师们可以将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书籍相互推荐，在大学中举办“书林大会”，介绍一些好书籍的摘要，推荐给学生，活跃学校学习气氛，创设读好书籍氛围。 二、合理教考分离 营造轻松气氛所谓合理教考分离，是指把教学和考试合理地分开，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有考试负担。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完善学生的人格、改善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不是让学生仅仅学习书本上的简单文学知识。教师只有认识到教授大学语文的真正内涵，才能更好地做到教考分离，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学习气氛。合理地进行教考分离，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考试融入教学。很多学校对于期末考试十分重视，学生为考试往往是在短时间内突击，考得一个好分数。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的日常学习，如果能够将考试融入日常教学，就能够避免学生考试临时突击，使学生平时按部就班地学习。例如教师可以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文章的读后感，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或者经常举办演讲，练习学生的即时表达能力。日常的这些都可以算作考试部分成绩，让学生重视日常语文教学。第二，丰富教学手段。大学语文课堂本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天堂，不应拘泥于教学的形式，丰富语文课堂教学手段，可以极大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将辩论融入教学中，让学生自由开放地辩论交流，培养学生的辩论观点和辩证思想。 三、开阔学生眼界 拓展知识应用大学语文给学生贯彻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大的人生价值观，学学语文除了学习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让作品里的精神感染学生，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看得清，走得远，做得好。下面具体介绍将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方法：第一，户外实践教学。户外实践教学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式，户外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在户外中体验到课堂教学中不能给予的感觉。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一起去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欣赏自然的美景，感受古人面对美景有感而发的情怀，克服爬山过程中的困难，体验到达山顶的快乐，领悟“一览众山小”的哲理。这种在实际环境中得到的切身感受，本身就是对知识应用的一种拓展。第二，传承创新并举。大学语文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学习这门课，传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学。但是传承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承，在传承中还需要创新，在传统文学中找到创新灵感，是一种较好的知识应用拓展。例如学生参加一些设计大赛，设计一些代表性的logo，logo需要简洁而富有意义，这种设计的深厚底蕴能充分体现学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与创新。第三，缓解精神压力。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的精神压力就越大，精神压力使得当今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处于一种低迷状态。大学语文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理应对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关注，通过语文教学开阔学生眼界，缓解学生压力，给予学生动力。以上介绍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性，希望学校、老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共同努力，探索出更多提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新方法，开创出更多大学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新途径。 作者：王祖光 单位：公安边防部队广州指挥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艺术设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是集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综合性于一体的课程。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培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学常识，具备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文化品位。第二，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设置要突出美育功能，以教材中的“美文”为载体，引导学生阅读欣赏，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感受文学作品表达的美好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第三，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写作任务，会运用口语表达的技巧与人沟通。从写作和口语表达两方面提高学生语言和文字的应用水平。 二、构建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模块化教学体系 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语文应该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特点，从教学实际出发，教材内容整合为“文学欣赏模块”、“应用写作模块”、“口语表达模块”三个主题模块，构建起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体系。每个模块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每个模块的教学均有目的、有内容、有步骤、有要求。 1.文学欣赏模块 文学欣赏模块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此模块还注重提高学生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为学生专业课的学习奠定阅读、理解、分析和写作能力的基础。 2.应用写作模块 应用写作模块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教师将学生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常用的应用文设计成四个项目：日常生活工作事务、求职应聘、产品营销策划、科研。围绕这四个项目设计工作情境，课上通过任务演练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各类常用的应用文写作知识，提高学生的写作素养，为学生学好专业课和将来进入社会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3.口语表达模块 此模块遵循由易到难的阶梯性原则，从基础口语交际技能（朗读、演讲）、日常口语交际技能（介绍、倾听）、职业口语交际技能（求职应聘）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让学生掌握口头表达技巧，增强学生当众讲话的胆量，培养学生口语表达、沟通与交际等通用能力。此模块与其他两个模块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成为提高艺术设计专业高职生人文素养的有效介质、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成为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重要平台。 三、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形象思维较强，想象力较丰富。针对此特点，可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在应用文写作模块教学中，我们尝试建构任务型应用文写作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上教师把学生在校园、生活和职业中涉及到的写作知识和技能，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学习任务，以具体的实践任务牵引教学。在任务的驱动下，学生阅读写作案例，教师布置讨论任务，然后通过分组讨论咨询、教师提示、任务演练、组内相互评价、教师总结评价、学生检查誊写等师生互动的方式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落实。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锻炼了写作能力，提高了学习的自主性。 2.情境教学法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合适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例如，在讲授诗歌《蒹葭》时，教师配上古乐示范朗读，然后指导学生诵读，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诗歌的音乐美，欣赏诗歌的意境美，领会诗歌的感情美，接受艺术熏染。教师借助多媒体演示与诗歌意境相符的图片，再现情境，引导学生抓住其中的意象，展开想象，细细品味，在情与景的关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美。教师还可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专长，尝试为诗歌配画，练习配乐朗诵，进行诗歌改写，制作诗歌欣赏影片。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专业创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3.实践演练法 在教学中，教师针对学生所学专业特点开展训练，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校园生活对接，向专业延伸，为学生搭建自我展示的平台。根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师可开展“介绍我的作品”、“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求职应聘会”、“产品推介会”、“校园（班级）活动策划”“、专业课学习经验交流会”等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演练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使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的需要。 四、采取合理的课程评价方式课程 考试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果采用传统以一考定乾坤的考核评价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公正地评价学生学习的水平、能力和态度。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目的在于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化竞争意识。终结性评价取消了以往闭卷考试的形式，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阅读能力考核和应用文写作能力考核。通过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够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总之，艺术设计类高职有其自身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本，分析总结出适合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探索良好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效果，更好地发挥语文学科的作用，帮助学生成长为高素质的艺术专业人才。 作者：张宏武杨丽彬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传统文化论文 一、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定位“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始于1938年的“大一国文”，作为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建国初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取消。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继而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逾30年。然而，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程体系中处境尴尬。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连续刊发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然而，关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问题，却一直歧见颇多、持论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1）人文论：培养人文素质；（2）文学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文化论：提升文化综合素质；（4）工具论：强化听说读写技能；（5）综合论：人文性（道）与工具性（器）融合。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大学语文”呢？2004年10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提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该定位于“高校素质教育”范畴，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敏主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总之，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契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理应有新理念、新定位、新气象。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任重而道远。 作者：郭海军张旭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肇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功能研究 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义 （一）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工具性 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有学者提出，除了基础性以外还要强调其工具性。笔者认为这与基础性一样，根本不属于大学语文的性质范畴。语文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说和写两个方面，一个学生身体健康但不能正常的说话和写作一般不会进入高校学习，因为高考具有一定的考查意义。当然不排除有表达和写作障碍的学生，但这只是极少部分，至于表达不好和写作不好的学生不能统统交给大学语文解决，也很难解决。笔者认为，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应在中学时期完成，在中学进入大学的选拔性考试中，应着力考查学生其语文工具性的掌握情况。到了大学，如果开设一门课程教学生如何写请假条、如何正常说话，这样的大学课堂简直难以想象。 （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人文性。这是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人文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简称，而人类文化恰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的。所以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人文功能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人格的完善。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在于人有人性，兽有兽性。人性的完整即是人格的完善，从古代先哲到现今才子，无数英雄、诗人和学者等为后人的人格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活生生的原材料。关注人，关注人格，这是人文性的首要体现。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洗礼。作为中国人，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大学语文学习，还可以从历史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的侧重点不同。大学语文重在洗礼。从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诗句中沐浴民族精神，从字字珠玑的散文中重温古典文明，这是一种体悟，更多的是让学生依靠文字进行充分的想象，语言之美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 （三）大学语文课程具有生活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生活性，这是笔者的观点。生活的定义在各时期有所差异，《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这是将生活定义为生存；杨万里《春晓》诗：“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十分。”这是指美好的时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我想下去再多经验些群众斗争，来补我生活和小说中的不够。”这是指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笔者认为生活应该定义为美好的时光，大学语文课程必须要有促使学生追求、喜爱生活的属性。首先，大学语文不是教学生不食人间烟火，不尝世间百味，而是真正在生活中感受美，真正享受美好的生活，即使是苦难，也许也是另一种美好。其次，人文性的最好载体就是生活，人文素养的提高不是空谈，要在生活中实际联系，没有了生活，不理解大学语文课程的生活性，就很难将人文性的功能发挥出来。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如果不在生活中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见到课文才想起其人、才想起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效果违背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初衷。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 1978年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二位教授的极力推动下，大学语文课程在全国大学悄然兴起。二位教授在谈到大学语文的功能时，提出了四点要求：（1）提升大学生汉语水平和应用能力；（2）传承传统文化精髓；（3）提升精神文明；（4）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今天我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再来关注这四点要求，有些当然要继续坚持，而有些不得不说真的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 （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言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细细想来，何谓中华文化？贾莹在硕士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和目标研究》中也谈到大学语文课程要起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有值得流传千古的真理，也有荼毒生灵的毒药。如果一味传承中华文化，试问，毒药也要传吗？所以首先要对中华文化有所警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释、道三家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三根擎天柱。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浩然正气，安邦定国，民族精神，中国优秀文化。佛家，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红尘看破，万元放下，成佛作祖，中国优秀文化。道家，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和而不同，中庸为道，辩证统一，中国优秀文化。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变不离其三宗。一方面，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大学生必须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影响下，学习这三家的优秀文化对当今社会和现代人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功利风气在大学也十分盛行，学生学学语文课程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可以起到排毒驱风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对美的欣赏和追求能力美，存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内；美，任何人都可以简单说上几句。但事实上美是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有专门的美学课程，有专门的美学教育，简称美育。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中的美有很多，如语言的美，思想的美，精神的美等。但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领悟到这些美，文学史没有了解，情感上的不认同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对美的欣赏。刘汉波主编的大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片段，湘西唯美的自然景色和安静恬淡的人文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认为，这些美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欣赏美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表面，上世纪30年代已经距离白话文运动十几年时间，十几年间，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白话文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沈从文的《边城》可以看作是白话文写作的一个高峰。如果通过大学语文培养学生对白话文美的欣赏，也许我们大学生在平时的日常交流中就不会出现骂人、说脏字的情况，因为白话文很美。白话文美的理解难度相较于文言文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要有这种意识。文言文之美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苏轼、李清照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但语言上的美只是大学语文想让大家欣赏的较低层次的美；较高层次的美莫过于思想之美、精神之美。无论是精忠报国的豪情，还是你侬我侬的柔情，都是思想之美，懂了其美，再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追求其美，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乐事。面对国仇家恨，山河破碎，表面上看，应该无美了，但实际上美在其中，无数仁人志士屹立在凋零的山河岁月中，壮士满腔热血，拯救家国，不愿做亡国奴，不美吗？如果大家都能追求这种美，若十年后，百年后，此种场景亲临，我们也像先辈一样，吃胡肉，饮匈血，美在自己。 （三）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生活的态度 笔者之前提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有生活性，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上，依然强调其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无论是哪种观点和看法，都不能阻碍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世界上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自由。生活，一般意义上指生物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大学语文中的人物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也许会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生群体中的某一个人都影响，促使他积极面对生活；大学语文中的人物在生活中以苦作乐，这更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激励和暗示。榜样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且不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后毅然完成巨制《史记》难道不值得大学生反思吗？热爱生活、更好生活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学校也在强调以学生为本，笔者认为，学生掌握未来生存发展的技能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热爱生活、积极生活。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偏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审美和生活，这是未来大学语文课程功能发展的方向，没有赘述其功能的工具性是笔者认为这种功能应在中学阶段就该完成，不应在大学课程进行补充。 作者：孔苏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现状探析 一、大学语文教材五花八门，讲授水平、讲授方法都有不足 1．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曾说：“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材编纂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状态。我国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好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从中挑选出一批符合教学标准，适合学生口味的作品并不困难。但大部分教材重古轻今，选文绝大部分集中在古代文学部分，现当代所占比重较低。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倾向，应调整“古”、“今”文学各自的比重。同时，由于备选文章有许多都已脍炙人口，导致编者为了回避中学阶段学习过的篇目而另择他文，使得一些不是太适宜的篇目入选教材。所以，选择文章时，要严格把关，力推精品，观点要严谨。对于为大家烂熟的选文，通过寻找新的切入点，同样能够讲出新意。切忌泛泛而谈，流于肤浅；也不要故弄玄虚，而要通过深入剖析，在解读高度上进行提高，才能够讲出新的特色。 2．目前，高校普遍采取自编教材的方式编纂大学语文课本好处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较为方便。但各高校中文专业的水准不甚相同，学术体系互有千秋。你专工魏晋，我独尊唐宋，从一开始，教材的选篇就已经打上了各自的烙印。须知，大学语文不单是展示自身学术价值的阵地，其首要任务是要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利用选文弘扬中华民族之真精神，提高学生的人生观、审美观等价值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编者们时刻牢记，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是大学高级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起点，它绝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教材，应更易普及，更易推广，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著精神和超越意识应予特别关注。有基于此，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应首先考虑到：“对大学生性情的涵泳作用，应有助于大学生性情和人格的塑造。应有助于高雅审美趣味的陶冶和审美能力的形成。” 3．高校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由于大学语文在一些高校倍受冷落，导致老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因此许多院校在授课教师的安排上，也不愿将最优秀的一部分师资投放到这门课程上。就任课教师而言，因为不被重视，因此，在讲授方面往往是照本宣科，好像是继续在为中学补课；要么就是图省事，把给中文系学生的讲义全盘照搬，不顾及听课对象的接受情况。这都进一步导致了课程质量和课程魅力的下滑。因此应选择知识结构宽泛，讲课特色鲜明，比较有感染力的教师担任授课。讲授过程中，应善于深入浅出，突出时代感，让学生真正感到高中到大学的一种飞跃。此外，在教学中应对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关注：第一，教师的讲授应与学生讨论有机结合。教学中力争改变教师一个人满堂灌，唱独角戏的局面，鼓励、引导学生参与教学，通过讨论，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探索。可以尝试在课堂上多组织专题讨论，也可鼓励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发言，对教师提出的每个问题及观点进行提问、质疑、反驳。第二，采用多媒体教学及网络教学的方式。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教学内容，应借助多媒体手段，制作各种教学课件。同时可以利用网络，成立网络课堂，同学们在网络上既可搜索各类参考文献、补充资料，还能在网上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这样不仅能及时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第三，课堂讲授与课外自学结合。课堂时间毕竟有限，我们应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一步阅读文学原典，提交读书心得等。教师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学生要求和意见，对讲授内容和形式做出相应调整。课程结束时，最好让学生写出对课程的建议。 二、重视“大学语文”课程，多管齐下，搞好课程建设 通过大学语文这扇窗，我们可以由小见大，从文本的知识跨越到文化历史的精神之中，吸取到更宝贵的精神营养。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做一门公共课，教育主管部门应提高对它的重视程度。要想更好地提升大学语文的魅力，不能仅凭高校一己之力，我们“应大力纠正中小学中的‘唯智教育’和‘唯理教育’倾向，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线的教师，应该具有奉献精神，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和研究，精心组织这门课，确保其质量和魅力。让大学语文对培养自觉学习、自觉鉴赏、自觉体验、自觉奉行的有修养的中国人，发挥最大的作用。 作者：王晓非单位：河北工艺美术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提倡素质教育大的前提下，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中仍然是存在着重视自然科学轻视人文社科类课程，重视专业学习轻视思想道德修养的倾向。这样的问题不得不引起关注。首先，在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是从义务教育阶段走过来，通过努力地学习才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是作为一门主要的学科开设的，学生要想考上好一些的学校离不开对语文的学习。所以，在当时来看这样一门关系到个人发展的学科得到了教育部门、教师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重视。可是，到了大学以后，虽然有一些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由于受到高等教育专业化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往往被逐渐的边缘化，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特别是理工科院校为了培养专业性更强的人才，往往忽视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大学语文在对大学生素质全面培养上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面对此种情况，大学语文在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外语教学越来越重视，而忽视了汉语的学习与提升，造成了“母语放逐”的现象，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与呼吁。特别是在理工科院校中，大学语文与“两课”、英语一样属于公共基础课，但在课时的安排，受重视的程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学语文在国家课程设置的要求最初是108学时，后来逐渐的缩短为36学时，再后来一些学校根据自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把大学语文课缩短为24学时。只有短短的20几个学时的来提高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确实很难，教学过程中只能是蜻蜓点水。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我国的应试教育阶段更多注重的是语文的工具性，很多知识需要死记硬背，这种强化式的教学方式也会使学生对语文会产生厌倦的心理状态，进入大学后，他们更多的学习兴趣在于专心学习专业知识。这些都是引起里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再次，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不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无法打开理工科大学生的视野。目前，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授课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整个一个学期结束，大概讲解20左右篇的文章，教学的内容文学性很强，没有突出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接受特点，教学方法单一老化。很难实现大学语文对于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从事专业课的教师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高，还有人们头脑中的功利主义思想泛滥，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被认为是博而不精，会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有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也存在不稳定因素，教师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年轻教师缺少教学经验难以驾驭大学语文课堂，有经验、有水平的教师又不安于大学语文的教学，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最后，教学理念落后。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经常是满堂灌输，精细的讲解文章中的每一个知识点，这就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语文课与基础教育时期相比更加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同时让学生们从大学语文的课程中受益，体会到大学语文给予他们的良好文化修养、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文化追求。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任重道远。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 大学语文是我国各高校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基础课，这门课程的开设为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全面地发挥它的作用。 (一)当前，很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都是兼职教师，除了授课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所以很难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教学中。这就需要成立专职的教师队伍和教研室，使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同时，多开展教研活动，使教师之间能够有合适的时间沟通彼此的教学经验，优秀教师有时间和条件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辅导。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提高教师尤其是高校相关领导对大学语文的重视，选拔和引进优秀人才，成立专门的教师队伍，组建教研室，更好的提升教学水平。 (二)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是能够很好的进行教学，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的前提。教师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知识能力、心理状态等都会对大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授课，课后与学生的沟通，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大学生的引导，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必须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 (三)改进课堂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语文课由于学时有限，教学任务繁重，所以更多的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缺乏互动。因此，教师要调整教学观念，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多选取一些励志的文章，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时展的需求，尽量使用多媒体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让学生能够在听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视觉上的知识，这样能够提升学习效果，让学生“愿意学”。 (四)改革考试方式。针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应加大在平时的考核力度，成绩不应该由最后的一张考卷或者一篇论文来决定。通过学生的平时课堂表现再加上期末的考核，作为期末考核的总成绩。这样能够更加全面的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以缓解学生在期末复习的压力，使他们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下学习到喜欢学的知识，取得良好的实际教学效果，以此也能够实现教育的目的。 (五)多开展名家名师专题的讲座。将专题讲座与课程内容融合在一起，大学语文教学设置学时有限，在大学生参与讲座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把讲座变为对课程的有效补充，让讲座成为课堂的延伸，激发和引导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大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2007年5月，总理在同济大学考察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要学些文学和艺术，人文科学的，也要学些自然科学，扩大视野，大学者都是这样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当前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21世纪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类又处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阶段，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需要综合性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也已成为国际教育和改革的主要方向。人的创新能力需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来。理工科人才的培养由于专业课所需对思维的培养更多的是逻辑思维。作为当代大学生，理工科院校应该除了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更需要注重培养形象思维，让文理知识互相渗透，坚持把理性与感性、知识和文化很好的融合起来，实现学科的互补，重视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提高人文素质，有利于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审美意识，提升他们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随着教育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必将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更好的、能力强、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 作者：高竞男单位：吉林化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使学生在掌握必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可见，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必须首先有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阵地，必须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切实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要通过大学语文的实践性教学，使学生在大量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学习中，获取知识，提高能力，发展智力。现代社会充满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培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仅凭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帮助学生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增强竞争力，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要“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就必须先有语文实践，在语文实践中培养语文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特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大学语文教学中缺失语文实践的现状 很多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采取的授课方式依然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掌控整个课堂，唱着“独角戏”，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从历史背景、艺术理论到人物性格、艺术成就进行“满堂灌”。学生在课堂上则成了观众或者配角，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没有设计提问以促进学生思考，没有组织课堂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没有落实阅读（朗读）以品味语言、提高审美情趣、感悟人文情怀，忽视对大学生的语言表达、阅读理解、逻辑思维、审美鉴赏、写作等语文能力的训练，忽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这种课堂教学缺失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而脱离语文实践的教学是难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的汉语能力是不容乐观的，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语文能力显得更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没有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二）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现状的原因 1.教师教学缺少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语文，都应该在语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依据语文教育的特点教学。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学科，有其自身的教育特点。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语文课程中具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教师不能要求学生有一致的理解，提倡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创性的理解。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式的。教师不能按照教学参考资料进行生硬的宣讲灌输，而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参与，让学生在读、思、议的实践中充分感受汉语言文字和人物形象的美。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感染能逐步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高尚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教学还能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2.大学语文失去应有的课程地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重专业技术，轻人文素质的办学理念，在这种办学理念下，学校以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为最大目标，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人文性学科。学校按照企业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生的就业率，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高职院校认为大学语文这样的公共基础课可有可无，因而课时一再被压缩，有些高职院校干脆不开设大学语文。这种办学理念下，大学语文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三、落实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建议 （一）从学校层面更新认识给予大学语文课程应有的地位 早在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而后，又在2007年第38号文件中，再一次向全国高校提出此条建议。因此，高职院校当然应当开设大学语文，并把它纳入公共必修课系列，保障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课时间，让教学活动有充足的时间开展。 （二）客观看待师资现状帮助教师提升教育理念和教学技能 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推动下，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大学语文教学却犹如一潭死水，教师对语文课程的学科特点不甚明了。高职教师应当与时俱进，重新认识语文课程，更新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改进教学形式。首先，教师要认识到语文课程是人文性学科，有人文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与自然学科的教学不同，不能以教师的讲解分析代替学生的读、悟、议等语文实践。其次，教师要认识到大学语文课程具备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性质特点，且人文性与工具性都离不开实践性。工具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人文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健全学生人格。不论是大学生母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还是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都是在教师组织下的学生的实践练习中和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感悟中完成的，教师越俎代庖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教师要树立“以学定教”的教育思想。正确认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依据学生学习的需要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看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于语文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一样，教师必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式，将语文实践的权利还给学生。 作者：叶朝红肖素美单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学督导处

美术欣赏论文:浅谈其他学科知识在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着重阐述了文学诗词、音乐艺术、体育运动、历史及综合各学科在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中的作用，并对以上这些学科具体如何在美术欣赏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一些尝试。 关键词：美术欣赏；自主学习；学科知识 美术欣赏是一个观察、体验、品味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判断，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美学知识。美术与其它各学科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让多领域的知识碰撞不仅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美术作品，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我在课堂教学的方式上在进行了一些粗略的尝试。 一、让文学诗词拓展学生思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诗境盎然是我国古典诗歌特有的传统。唐朝诗人王维擅长诗、书、音乐，尤其以诗和画更为突出，他的水墨山水画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他的山水画最重要的特色是诗和画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个诗情画意的境界。那么，如何将诗词应用到美术教学中呢？例如：在美术鉴赏模块的第二单元《从传统到现代》的教学中，我是先通过的诗词《沁园春·雪》体会那种豪放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远的意境、广阔的胸怀，然后让学生根据这首词构思一幅画，并画出草图！再让学生感悟课本中傅抱石、关山月所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一画的意境。 二、让音乐艺术诱发创造性的想象 音美关系是近亲关系，是姐妹艺术。音乐是听觉、时间艺术，美术是视觉、空间艺术。在美术教学中，通过音乐创设具体环境氛围，促使学生的感知发展，并通过对音乐的直观感受诱发出他们创造性的想象。如在鉴赏籍里柯的《美杜萨之筏》时，有学生说：“让我再一次回到了泰坦尼克的悲壮时代！”于是我让学生在《我心永恒》的轻音乐中观看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一些片断，看后所有学生对画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三、让体育运动艺术为美术教学提供生动的画面 体育与美术，从希腊瓶画——古奥运赛跑，我们能发现体育运用到绘画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里程碑的作品——掷铁饼者，表现的就是一名强健的男子在掷铁饼过程中最具有表现力的瞬间，赞美了人体的美和运动所饱含的生命力，体现了古希腊的艺术家们不仅在艺术技巧上，同时也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力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尊雕像被认为是“空间中凝固的永恒”，直到今天仍然是代表体育运动的最佳标志。 又如欣赏中国山水画时，要求学生尝试用美术以外的方式来体现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结果有两位同学拿出棋盘在讲台上对翌下起象棋来，刚开始其他同学还有些困惑，但很快就有同学顿悟出此乃国画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来，雷鸣般的掌声也豁然响起。这样的体验让学生更好地领略了中国山水画的内涵，而学生们新奇的构思也开拓了我的思维。 四、让历史等多学科知识综合引领学生自主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的存在，自主地分析问题情景，自主地构建解题思路和策略，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监控，都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过程。 在欣赏《蒙娜丽莎》时，以我多年的经验得知，学生对这幅名画初问时几乎都回答说好看。但深究学生哪里好看时，有同学就会问：“老师，我怎么觉得《蒙娜丽莎》很难看，如画面颜色灰暗、画面人物目光无神，表情鬼魅，尤其是体态与当今美女形象相差甚远等等？”我当时就表扬了这位同学敢于说自己真实感受的时候，发现问题时及时提出来。而他对《蒙娜丽莎》进行残忍地剖析时，没有责怪他，也不急于立刻去纠正他们的观点。而是在简要介绍画家生平及作品人文主义背景等历史知识之后，我放着轻柔的音乐，请他们模仿蒙娜丽莎的姿态和神态，想象蒙娜丽莎当时的心境。然后要求学生为蒙娜丽莎的双眼、嘴角、双手以及画面背景分别加上形容词。学生对这个体验感觉很新奇，形容词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但最后他们都习惯性地期待老师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我告诉他们没有标准答案，正是因为达·芬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描绘得若隐若现，似有又无所以才会让人觉得永恒而神秘，也因此给《蒙娜丽莎》的微笑带来了无数的可能。在临近下课的几分钟时间里，我又播放了台湾歌手林志炫的 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歌曲， “蒙娜丽莎她是谁？”的歌词将学生们的注意力带到蒙娜丽莎之谜上，我提议学生可以展开想象，以“蒙娜丽莎，你在想什么？”为题，以蒙娜丽莎为第一人称写一篇小短文，并建议学生课后上互联网查查，告诉他们多年来世界各国各个领域专家学者也都在研究《蒙娜丽莎》，并取得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非常有趣的成果！学生对于《蒙娜丽莎》的探讨没有因下课铃声而终止，而是拓展到课堂之外。对教学方式的探索不仅扭转了学生对艺术作品的错误认知还提升了学生对艺术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了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总之，美术课绝不仅仅是完成一节课的教学任务，而是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引导学生树立生活就是艺术的观念和意识，引领学生去创新，引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又将美延伸到美术课堂以外的任何一门学科领域中去。 美术欣赏论文:小学美术欣赏教学探究 新颁发《美术课程标准》把欣赏教学提到了重要位置,要求不仅“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提高美术欣赏能力”。还强调“除了通过欣赏获得审美感受之外,还应能用语言、文字等表述自己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改革形势下的美术教师改变过去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如何搞好美术欣赏教学?我觉得: 一、充分认识欣赏教学的重要性 1、欣赏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欣赏就没有创作。 2、重视随堂欣赏。新的美术教材没有安排专题欣赏课,而是把欣赏贯穿于每一课,每节课的欣赏往往只能是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因此,在教学中,不满足于让学生“看”和“听”,还让学生“触”、“说”、“读”、“议”甚至“写”,让学生充分地感受的和欣赏。 3、培养好的欣赏者比培养好的创作者更重要。100个中学毕业生中有几个将成为专业美术工作者呢?大约最多一两个。其他98个在工作生活中有多少机会能用上学会的美术创作技能呢?恐怕也不多。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其美术教学的目的抽象的说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但具体地说,主要培养的不是美术创作能力,而应是美术欣赏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小学美术教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好的欣赏者,使他们具备丰富的审美经验、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审美理想,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能自觉地按美的标准去生活和工作。 4、审美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在于欣赏教学。培养审美创造能力是美术教学的核心任务,但“创造”不等于“创作”,欣赏中同样饱含创造;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欣赏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而且创作离开了欣赏,就会是无源之水,实现不了创造。审美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在于欣赏教学。 二、充分发挥主体性,培养美术语言表达能力 1、通过好的作品让学生感受激发学生的审美需要。心理学早就告诉我们,需要是产生行为动机的源泉,只有先让美术佳作的艺术美去震撼学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感受,他们才会有兴趣去了解它,理解它和鉴赏它。为此,要准备好欣赏作品,并设法充分展现它的艺术美,还要注意用感情的语言把学生引入到审美情境中。 2、在各个教学环节都注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要让学生大胆说、大胆评、大胆写,给学生自由表达、自由表现的机会。不要怕学生说得肤浅甚至说错,要敢于让他们“在游泳学会游泳”。有浅有错,才会有深有对,在深浅、对错的矛盾冲突中,讨论才会活跃起来,教师的深对也才能有的放矢,并引起学生的注意。否则,教师灌得天花乱坠,听累了、听烦了的学生们了只会所得甚少。主体性是无法得到体现的,所以,我们的欣赏课既让学生看和听,又让他们触、读、议、说、写、动手、动眼、动口、动脑。设置丰富多彩的审美实践活动,这样学生既不易疲劳,主体性也能得到充足的实现机会。 3、树立全新教学观念,清除学生语言障碍。(1)加强学生主体意识,不过于依赖课本。学生从小奉行的是以课本知识为惟一正确的准则。不可否认,课本对学生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前人的经验,有益的知识,这对学生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应看到课本并非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飞速发展,课本的发展永远跟不上时展的速度,如课本中的服装、建筑的范围观念已显得陈旧,即使新编课本,今后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美术课本中有关作品的欣赏文字只是一家之辞,但任何一件优秀作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欣赏,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优秀作品的魅力所在。所以我在教学中强调要学生不要完全只跟着课本走,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2)改变传统的教师形象,创造课堂和蔼气氛。 4、重过程、轻结果,保护学生热情。在欣赏课中要培养学生的美术语言表达能力只能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大家知道语言是通过思维体现出来的,但这些学生装毕竟还处在学习阶段,知识面有限、社会实践缺少、人生阅历不丰富、手头资料欠缺等条件的制约,如果我们太注重语言的正确性,这样肯定会制约学生思维的发展。所以,我在每一位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总是认真听他们叙述,以赞许的目光注视他们,最后用肯定的语言加以总结,给每位学生以信心,让他们充满热情。 5、努力研究指导方法。积累词汇。要培养学生美术语言提高学生欣赏水平,教师在教学上首先自己要努力研究指导方法,帮助学生积累词汇,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学生评价作品的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作品的评价不一定总是停留在浅显的水平上,它会随着知识结构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在教学中我利用多视听媒体,通过多层次的信息传播让学生领悟画面上每一微妙的视觉变化,这些变化都是知识的变化,包容着历史、文化的内容。让学生学到书上和个人经历中无法得到的知识,极大的扩大知识领域。而丰富的知识又促进语言的发展,使词汇得到丰富、深化、扩展,语言和知识呈互动关系。日积月累这样学生在欣赏时便能用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美术欣赏教学极为重要。所以,教师只有全面认识到欣赏教学的重要性,才会摆脱陈旧落后观点的束缚,上好欣赏教学课,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让学生在欣赏中发现美、感受美从而创造美,真正达到欣赏教学的目的。 美术欣赏论文:探析美术欣赏对美术教育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美术欣赏　文化情境　人文素养 [论文摘要]美术欣赏是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术欣赏的过程中联系文化情境，认识美术作品的意义、形式和风格特征，并且引导学生理解美术文化，形成一定的人文素养。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一、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 从文化情境方面加强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所谓文化情境，实际上指的是一件美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时，所依托的文化环境、条件及其特征。因此，在美术欣赏教学时，不能单讲技法，要把美术作品放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去学习。首先需要理解作品的内涵，需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历史故事。其次，还要尽可能创造一些教学情境，帮助学生获得更加丰富的体验。进行课堂讨论，开展交流，来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总之，要重视美术欣赏教学，才能使学生更好的了解和学习美术知识，使美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得到真正的发挥。 (一)美术与音乐的完美融合。音乐对人的情感能起到很好的渲染作用。而美术欣赏必然离不开情绪的调动，没有充满感情色彩的欣赏过程，必然得不到情感的体验，认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把音乐引进美术欣赏课的教学，不但能达到图音并茂、声色俱全的效果，而且也可以创造丰富的学习环境，促使学生有良好的心境，在轻松、愉快、活泼的氛围中展开想像的翅膀，领会艺术的真谛。如在欣赏中国古代山水画时，可以放一段中国古筝名曲《高山流水》，这样一方面可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可使其进一步理解山水画面的意境，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在传统美术欣赏课教学中，要上好一堂课需经过较烦琐的准备过程，美术教材中的文字说明很少，插图因为印刷的原因质量较差，需要准备大量的幻灯片资料，在讲课时还是以大量的口头讲解为主，学生对这些乏味的欣赏课无法产生浓厚的兴趣。现在我们运用多媒体，通过视、听、读、析、思同步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只靠幻灯片和挂图的单一讲解形式，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感受美术知识，从而提高审美能力。美术欣赏课实施多媒体教学，有如下好处：一是光盘资料容量大、选择性强，在学校里能以极少的空间建立一个美术欣赏图书室；二是多媒体教学演示直观、生动、形象，图形、文字、声音相结合，学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三是打破“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使“精讲”“多练”“多看”成为现实。如在进行《中国民间美术——剪纸》的欣赏中，考虑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容之一，其历史悠久，样式丰富，制作手法也多种多样。如果只是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将古老的民族文化灌输给学生，势必起不到本课“激发学生热爱本民族文化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教育目的。所以利用信息技术，通过制作课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可插入优美的古典音乐，制造一种特殊的情境导人，并创设情境导入的背景文这样，学生看着精心设计的图片，伴着悠扬的音乐，听着老师的解说，在一种特殊的文化情境中感受到民间美术特有的魅力，激发他们对剪纸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想要学习的欲望。 二、在欣赏中了解美术文化，形成人文素养 (一)美术与文学的渊源。文学语言是一种极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可以给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教师在欣赏中或激昂、或低沉、或愤怒、或柔情的语言都能从另一个侧面深深地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对不同美术作品产生不同的情感波澜。美术欣赏活动首先表现为一种感觉与理解、情感与认识相统一的精神活动。欣赏者通过欣赏活动而提高认识、受到教育，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就是对思想情操的陶冶过程。然而，美术并不是单纯用来进行道德说教的工具，美术的教育作用蕴含于作品的具体形象之中，它用潜移默化的方法去肯定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鞭挞和嘲讽对社会有害的东西，或含蓄或直接给欣赏者以自己的想象和思考，进而有所发现，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五十年代后期，王式廓所作的革命历史画《血衣》，以斗争地主大会的场面，勾起了人们心中郁积多年的万千痛苦回忆，唤醒了人们的阶级觉悟，他在汹涌的人群中煽起向反动阶级讨还血债的复仇风暴。教师可用用低沉的语调介绍此画中的人物形象，渲染出主体人物的悲惨情境，学生看着图片，听着动情的解说，也会被深深地感染在这一氛围中，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一美术作品，同时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用背景故事感悟心灵。很多美术作品创作的背后都隐含着这样或那样的趣闻轶事，让学生用智慧的双眸去看大师，去看大师背后的故事，更有利于对美术作品的认识和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故事，学生一旦被带人情节，便会被情节中的戏剧冲突所吸引，这种情感甚至会占据他们的整个心灵，让他们的心潮为之澎湃和感动。例如欣赏后印象主义凡高的作品《向日葵》，画面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几棵金黄色的向日葵，不能一下激起学生兴趣。然而从美术性去分析作品内容，向日葵是凡高的崇拜物，他曾作过多幅。凡高之所以不倦地画向日葵，那是因为在他眼里向日葵不是寻常的花，而是太阳之光，是光和热的象征，是他内心翻腾感情的烈火写照，是他苦难生命的缩影。凡高用心灵和燃烧的情感来作画。无论每一副优秀的作品，作为美术教师应千方百计地设计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介绍作者、创作年代、所表现的内容、思想感情等，以及作品给观赏者带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使学生感到美术作品的背后还有丰富、有趣的内容，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了解中国艺术，提高民族荣誉感。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中国艺术，提高民族荣誉感是美术课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之一。通过美术欣赏教学，使学生了解到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它以笔墨“线索”作为塑造意识形象的根本要求，并融诗人画，使画的意境、布局、笔墨、色彩完全诗化而成为“无声的诗”。它也是中国近代，现代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绘画属于艺术美学、抒情诗学、写意画学。学生在欣赏美术作品的同时，既自觉地接受了思想教育，也接受了新观念；既了解了中国的艺术，又提高了民族荣誉感。 美术欣赏论文:浅议美术欣赏对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健词：美术欣赏　素质教育　创新意思 论文摘要：美术作品欣赏是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人们文化艺术修养的有效途径，对培养学生的素质教育有特殊的作用。 在全新的21世纪，在进一步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要求.、特别是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光大社会支持与人为关怀的今天，社会成员特别是作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他们的文化素养、人格修养、道德品行及社会实践能力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从教育各主要部门到地方高校，从传媒到普通大众，引起了强烈反响和社会大讨论。作为从事高校美术教育的艺术工作者，出于学科关注点的差异，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素质教育的一个侧面——美术欣赏教育对高校学生素质的影响。 一、 开设高校美术欣赏课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作为素质教育之一的高校艺术教育，其学科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在教育教学中体现得较为突出。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知己的感情。” [1]可见，艺术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它可以培养高尚而丰富的情感，对塑造人的性格有很大作用。尤·鲍列夫认为：“如果说社会意识的其它形式的教育具有局部性质的话（例如：道德形成的是道德规范，政治形成的是政治观点，哲学形成的是世界观），那么，艺术则对智慧和心灵产生综合性的影响，艺术的影响可以触及人的精神的任何一个角落，艺术造就完整的个性。”[2]通过引导学生经常的欣赏有教育意义的美术作品，使学生从中认识辨别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陶冶学生美的心灵、情操、举止、行为、人格和道德，使学生的外在形体和内心人格形成美的统一。 美术欣赏是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人们文化艺术修养的有效途经，对培养学生的素质教育有着特殊的作用。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审美能力，一方面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创造精神。优秀的美术作品还可以让学生的情感在欣赏作品的联想中得到美的熏陶，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达到陶冶情操，提高人格素质的目地。从广义上讲，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都是美育的具体实施者，美术教育就是审美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审美形态教育，主要培养人们对自然中和人造物的美的形态和结束鉴赏、识别和把握表现能力；其二是美感教育，主要培养人们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包括感觉、知觉、情感、想象、理解等心理能力的提高和想到协调。最终落实为某种敏锐的审美知觉中的对美的欣赏与创造能力；其三是情操教育，即通过艺术的创造或鉴赏，陶养人们的性情，培养高尚情操，完善人格，并使“发展的个性与其所属的社会团体有机统一协调”[3]。可见美术欣赏在艺术领域、在当前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高校美术欣赏课在素质教育中的主要作用 1美术欣赏有助于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美术学科创造力则通过普遍的艺术熏陶（即美术鉴赏）来实现的。“对于形象思维的深刻认识，只有通过鉴赏才能领悟。美术鉴赏的意义，既能在作品中看到和谐的形与色，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内容，达到赏心悦目；又能通过它那特有的结构和艺术处理的手法，揭示出形象思维的特点进而认识他的规律。”[4]学生在观赏一件美术作品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甚至会产生很多联想和想象，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评价作品思维方式。使形象思维得以培养和锻炼。由于形象语言多样性，开启思维的深度和与广度，对于多角度，多方式思考问题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教育可以作用于大多数人，对于创新思维普遍提高有积极意义。不仅美术作品的创造需要创新意识， 美术鉴赏也需要创新意识。“人类的创造性是和人对于美的爱好和追求分不开的。因为人能够爱美，所以他要求超过动物，超过自己，不断地把自己提高。”[5]在鉴赏美术作品时要敢于冲破种种固有评价的标准，或者习惯思维定势、或权威言论樊笼的束缚，用敏锐的、个性的眼光发现作品从未被人发现的美或内涵。当然，创新意识的培养有许多途径，但是美术欣赏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众所周知，美术教育是偏向形象思维的学科，是以图象来传递信息，这些图象丰富了头脑的形象信息的储存，并与严谨的逻辑思维相互作用，会激发出思维的飞跃。产生新的思想，这就是创新意思的形成。例如：牛顿通过苹果从树上的坠落，推导出万有引力。阿基米德从澡盆水的溢出，悟出浮力定律等等。 2、美术欣赏的文化作用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内涵，需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历史与故事。如欣赏拉斐尔的《雅典学院》时，就有必要介绍有关“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以及“人文主义精神”；欣赏达维特的《荷加斯兄弟之哲》时，就适当讲述罗马的历史传说和荷加斯兄弟的爱情故事；再如，在欣赏古希腊雕塑《掷铁饼者》时，学生如果不了解古希腊人有裸身参加体育竞技运动的风俗习惯，他们肯定对大量的人体雕塑疑惑不解，教师必须要让学生明白：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奠定了以人体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在欣赏中国古代山水画时，可以根据作品的内容放一段中国古典名曲，这样一方面可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可使其进一步理解山水画的意境，这些就是美术文化功能的特性。 3、美术欣赏有助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 （1）美术欣赏让学生学会识辩社会真、善、美与伪、恶、丑，净化学生的情感和心灵，培养高尚的情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人们耳濡目染与艺术作品，便会“浸润心灵”，培养起对美的爱好，使心灵“美化”。这些经典言辞都表明美育对人的“心性”的润泽和教诲功能。我国教育家蔡元培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要选择优秀的画家，优秀的作品，上课是要先让学生对画家的思想和人格精神有个充分的了解，然后，对作品进行分析。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也受到了思想教育，学生是文化的接受者，传承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通过美术欣赏中的历史文化，可以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使学生的思想品质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2）美术作品具有借用美术形象，传达社会思想，对人起到教化的作用。美术欣赏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格，促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如，欣赏潘鹤的《艰苦岁月》、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等作品和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教师就可以融进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产生一个由观察、感受、动情、抒情到爱的升华的心理过程，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油然而生，由此引起与作者的情感共鸣。这样一来，既满足了学生追求真、善、美的需求，又使学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自我的过程中获得前进动力。 4、美术欣赏有助于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意识 美术欣赏是通过普遍的艺术熏陶（即美术欣赏）来实现的。美术作品是情感外在的呈现，以感性的形式，通过审美的境界有了更加丰富的领悟和感受，在心灵的振荡和洗礼中培养起审美的人生观，以及审美境界，并最终实现学生性情的陶养、情感的净化、和谐人性的构建。这是最具有美术艺术本质性和价值性的功能。例如，中国花鸟画重在传达对生命力的感受，表达美与善的观念。山水画则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寄情于景，景情交融。故人恽寿平说“作品贵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画中所现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使人从美的形象中获得美的心灵感情，受到美与善的情感陶冶。美术欣赏的审美功能可对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与品格产生广泛的、潜在的影响与作用，使积极的人生观得以肯定和发展，消极的因素得以转化与改变，促进全面素质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美术欣赏课的教育是根据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通过美术欣赏和美术知识的讲解感染、培养受教育者，提高其艺术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陶冶其情操，完善其人格，促进以全面和谐发展的一项工作。美术教育要真正对普通高校素质教育起促进作用就必须从视觉方面促进审美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注重大学生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培养与和谐人格的形成。美术欣赏作为艺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丰厚的素质功能价值资源，不会受到一些物质的限制，是实施素质教育很有效的手段，从个人整体发展来看，美术欣赏对人的素质影响和审美意识的效应是全方位的，它可以渗透到素质教育的几个方面。这种重视人文方面的素质培养，确实影响和预示着青年学生的未来。 美术欣赏论文:小议如何上好美术欣赏课 [摘要]美术欣赏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欣赏可以陶冶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促进学生各方面和谐发展,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关键词]美术欣赏 美术审美 自主性 创造性 高中美术欣赏课是在高中阶段进行美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未来人才具有其它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本文结合对“新课标”的理解与实施新课程的体会,探讨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美术欣赏教学。 一、创设学习的文化情境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要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所谓文化情境,实际上指的是一件美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时,所依托的文化环境、条件及其特征。任何美术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在美术欣赏教学中,创设学习的文化情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使学生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这是进一步理解作品的基础。如欣赏中国古代山水专题时,借助于《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等民族名曲,渲染作品的意境,引发一种思古的心境。 为了深化主题,突出欣赏作品鲜明的时代、民族个性特征,可以针对美术作品、美术家、美术现象,用有关的音乐、故事、影视等方式创设背景情境,调动学生的欣赏积极性,感染学生的欣赏情绪。 创设学习情境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多媒体教学形、声、色并茂,能完成形象、线条、色彩、质感、空间视觉直观性的再现。易于营造立体的欣赏教学氛围,最大限度地强化学生的审美感受。 二、彰显作品人文内涵 《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术也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通过美术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同时,培养学生对祖国优秀美术传统的热爱,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宽容和尊重。 在欣赏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认识到,不论是绘画还是工艺,不论是具象还是抽象,都是美术家精心的构思并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按照自己的和时代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的。同时,美术家创作一件美术作品,除了通过完美的外在形式提示某一特定的主题之外,往往还有其更深层的内涵和更隐藏的意蕴,是一种文化、精神层面的要求与体现,是美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彰显作品的人文内涵,使学生感悟到作品以完美的形象。卓越的艺术技巧来拨动人的心弦,使人精神奋发,与之共鸣,从而产生强烈的教育效果。 彰显作品的人文内涵,领悟作品的深刻寓意,可以陶冶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增强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促进学生各方面和谐发展。 三、重视学生情感因素 美术新课程标准首次提出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概念,其目的是强调通过学生自身的美术活动,体验和感受美术作品人文内涵,达到情感的陶冶,态度的激励,价值观的升华。 情感是审美活动的中心问题。美术作品大部分是以精神产品为主的,它表现了艺术家某种思想和观念,并作用于人的情感领域,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和价值观念。美术欣赏是一项审美活动,它需要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如观察、判断和想象,并以此来感悟美术作品,这种活动更需要个人的审美感受和情感的体验。 教学中,我们一方面要创设情境,使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情感去感悟作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使学生在深刻理解作品内涵的基础上,达到情感的陶冶,态度的激励,价值观的升华。 四、加强学生能力培养 重视过程与方法,加强能力培养,是新课程的重要理念。美术欣赏课主要应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美术技能和创造能力。 1.培养审美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是中小学美术教育的主要目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的培养,首要的是在学生心中建立起审美的心理结构。审美心理结构,就是人们在欣赏和创造“美”的活动中,各种心理能力达到高度活跃时构成的一种独特的结构。而审美心理结构的培养和建设也就是我们整个美术教育的全过程。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二是培养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三是培养透彻的(透明性的或直觉的)理解力;四是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上述四种能力的协调和合作,均自然渗透于各种能力的使用中,从而形成人们的整个审美过程,审美能力集中表现在对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欣赏过程应着重从四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一是对作品直观形象的欣赏。二是对艺术风格特色的欣赏。三是对与作品相关的内容的了解。四是对作品人文内涵的挖掘。 2.培养美术技能。美术欣赏教学中,美术技能、技法的学习不是主要任务。但是在了解作品的形成过程时,完全可以使学生从材料、工具、技法、构图等方面,认识各个作品的不同特点,从而在技能、技法上得到启示与提高。例如使学生了解,中国画和其他画种相比较,除了在材料、工具、技法等方面不同外,最主要的是在构图上它可以不受时间、空间、透视、色彩的制约,而自主地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物,景物有机地组织在一个画面上。而油画则不同,油画用色造型,必须遵循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等原则进行科学造型。 3.培养创新能力。美术欣赏课程应特别重视对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采取多种方法,使学生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得到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并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有将创新观念转化为具体成果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创设生动和谐的氛围,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创新的潜能,做到敢想、敢说、敢做、敢画。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激励的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好的艺术作品往往留有艺术遐想的空间,应当让学生展开合理想象的翅膀,自己去感受艺术的魅力。 此外,欣赏教学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工艺、绘画的教学互相作用的。学生如果有了工艺、绘画的实践,就能更好的理解和认识艺术品。如教学民间绘画和工艺品欣赏时,让学生试着画一画,做一做,既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又培养了学生的创造精神。 美术欣赏论文:边远贫困地区中学美术欣赏课教法初探 [摘要]边远农村学校美术教育是义务教育阶段最薄弱的环节，而转变教育观念，多角度，多方位，开发式思维的美术教学，是使贫困地区美术教育健康开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边远贫困地区 创新观念 思维教学法 两元模式 《美术欣赏》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和欣赏一些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尤其要让他们掌握如何去欣赏、认识和理解这些美术作品的方法，逐步提高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所以，在美术欣赏基础课程的学习更应调动学生自发的思考，自主的探究。而边远农村学校的美术教育是义务教育阶段最薄弱的环节。可以采取开发式思维，并结合当地的资源，使贫困地区美术教育健康发展。 一、边远贫困地区中学美术欣赏课必要性的理论依据 1.以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为指导在美术欣赏教学的实践过程中要始终体现培养人、发展人、完善人，追求个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与平等。 2.新课标的要求注重美术课程与学生生活经验的关联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提高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增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发展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 3.美术欣赏教学的认知功能认知功能就是对现实生活全面、生动、形象、能动的反应。所有的美术作品都能使人获得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有助于人们透过美术作品透视作者及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4.美术欣赏教学的教育功能通过形象的感染与激发效能，启发观赏者的意识与情感活动，从而达到提高思想、品德和情操的目的。 5.美术欣赏教学的审美功能从人的现实主体方面入手，不断满足和提高人的审美需要，发展和完善人的审美感知力、想象力、理解力和情感力。 6.美术欣赏教学的情感培养功能情感是艺术的特质，艺术所表现和传达的情感是高尚优美，艺术对人的情感陶冶有着独特而重大的作用。 7.在美术欣赏教学中，引导学生创造美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美术教学的基本要求。在美术创作教学中，引导学生去表现美、创造美，从而激起学生的审美情感。 二、对目前美术欣赏课中常用教学方法的分析 1. 讲授法：教师对美术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技法以及美术作品进行讲解和说明。缺点是以教师为中心，容易陷入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优点是教师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知识的传授量。 2. 提问法：教师根据知识(美术知识、文学和历史知识等)、原理以及作品的直观特征(内容、色彩、材料)进行提问，学生回答。 3. 讨论法：以学生为主体对作品展开讨论，教师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宏观调控。 4. 探究法：运用启发性的手段引导学生用探求、研究的心态去进行深入的感受、理解艺术作品。 讨论法和探究法的缺点是在学生具备一定美术知识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优点是学生可以切身体会到艺术作品从形式到内涵的过程，培养学生独立欣赏的能力。 5. 比较欣赏法 可以分为(1)横向比较法：文化背景的比较，艺术家间的比较。 (2)纵向比较法：不同发展时期的作品比较，艺术流派不同发展时期的纵向比较，艺术家不同成长阶段的纵向比较。 6. 情境教学法 指教师在美术欣赏课上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创造出情境表象，使学生通过情境加强直观感受。 7. “五让”教学法 “五让”教学法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指的是“让学生读书本、让学生讲见解、让学生议三点(重点、难点、疑点)、让学生找规律、让学生写总结”。要注意课前对教学步骤中的问题情境精心设计。 三、边远贫困地区高中美术欣赏教学要注意的问题 1. 把握学科特征，基础知识学习和作品欣赏并重，注重学生见解，实现师生互动，启发学生创新思维。 2. 防止由于一味迎合学生的兴致，将美术的“边角余料”过多阐述，没有回到审美教育的主渠道上来。 3. 防止以美术家的介绍代替美术欣赏。 4. 防止以“文学性解释”代替美术作品欣赏。如果把作品的文学性同美学特征割裂开来，那也不是真正的美术欣赏。 四、思维教学法 美术欣赏课对于学生来说也是学习上的一个难点，新课堂要求学习活动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应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过程。所以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体，转变观念，由知识的占有人转变为引导学生学习的人。同时教师要教给学生欣赏美术作品的方法，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发挥和培养。求异质疑，启迪创造思维，要求学会与别人不同的思维，用别人忽略的思维方式而思考问题，这就是创造思维。 五、思维教学的基本原则：两元模式教学 1. 知识+创造 美术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美术作品的欣赏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作品欣赏重在感受美，基础知识重在研究美。如果美术欣赏课只注重对作品直观感受的分析，而忽视了美术基础知识的学习，结果必将导致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在美术欣赏课的开始把这堂课的重要知识点从教材中提炼出来，引起学生的注意，加深记忆。下面，介绍一些促进思维的教学策略： (1)音乐法。音乐可以使人的意志清醒，身体放松，大脑活跃，思维敏捷，能够促进灵感的产生，加速信息的收集。 (2)要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将一个完整的内容进行细化和解构，形成几个要点，以点及面，强化学生的理解。 (3)鼓励提高法。对学生多多鼓励会增强其参与的信心与热情。 (4)分享快乐法。在快乐的学习中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效率也会提高。 2. 故事+问题+合作+评论 (1)授课以讲故事的形式导入，美术作品的内容、情节、形象、色彩有其自身的魅力和形式美的内涵，讲故事对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兴趣。 (2)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疑”是思维的火花，思维总是从发现问题开始，以解决问题而告终。 (3) 在合作部分给学生交流的时间，由老师与学生共同完成，根据思维创新的原则，设置同桌交流、小组讨论、伙伴学习等环节，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 (4) 对于一堂课的欣赏内容，让同学之间互相评述，谈谈自己的收获与看法。对美术作品的赏析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教师应尊重、保护、鼓励学生的见解，引导学生充分发表内心的观点、感受，鼓励学生发表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张。 针对贫困地区的教学情况，应该提高教师对美术教育的认识水平，不能把美术欣赏课理解为让学生简单知道一些作画知识，而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观念，真正发挥美术课的作用——让学生通过美术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高尚的审美情趣，使他们热爱、维护、创造美好的东西，憎恨、遗弃、改造丑恶的东西，同时让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得到逐步发展。而学生审美观的变化，将会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 美术欣赏论文:在美术欣赏中引导学生主动体验的策略指导 内容摘要：美术欣赏教育在我国逐渐得到重视，但是教育方法还有待加强。美术欣赏是一个心灵沟通和享受的过程。文章主要探讨在美术欣赏过程中，如何让学生自己感受和理解，不强行灌输作品的既定意义，给学生独立的机会浸润其中，亲自与作者、作品对话，产生共鸣，让兴趣诱发学生主动学习。 关键词：美术欣赏 主动思考 感受 美术欣赏是一种艺术行为，尽管很多艺术作品使学生理解起来具有一定困难，但学生对艺术作品的感觉却应是相通的。以往老师在讲课时，多以自己的理解为基础向学生灌输既定的想法，这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机会，久之，学生就缺少了学习的主动性。 一、激发学生的美术欣赏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在教授美术欣赏时，对每一幅作品的相关趣闻做引导性阐释，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比如说，首先让学生自己对一幅作品进行想象，去思考其中个人所感受到的美和意义，去体验创作者的思想，让他们在这些想象的过程中，对作品产生最强烈、最深刻的感受。其次，让学生去了解创作者的创造过程。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创造时都是艰辛、痛苦的。中国明代艺术家徐渭曾是个精神病人，却在极端痛苦的折磨下创作了多幅惊世之作，被齐白石所敬仰。深刻了解这些作品，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被有效地激发出来。 二、正确地引导学生的美术欣赏方法 （一）感受引导 学生对作品的感受在起始时都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教师要逐步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让他们对作品的感觉和评论趋于“鉴赏”地去领悟。艺术作品的魅力是可以引起欣赏者的审美联想的，学生欣赏时，除了第一感觉，还要引导他们对作品的内容、主题、思想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有了这样的欣赏引导，学生对各种艺术作品就会有更深的理解感受，他们就会变被动吸收知识为主观体验情感，从而大大提高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二）画诗引导 画诗引导是针对中国古代的美术作品欣赏提出的引导方法。中国古代山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是中国美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美术作品中常是画中有诗的。不同于西方的写实性、线条、阴影、结构等，中国的美术作品主要靠意境和情感打动人心，所以，相对于西方作品的理论性，中国美术作品的欣赏教学更需引导。如徐渭《墨葡萄图》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徐渭历经的沧桑，及其壮志难酬的悲愤和压抑。倪瓒的《六君子图》，气象萧疏，近乎荒凉，并无特别突出之处，但经过黄公望的题诗可以让人理解得更多，元代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情感跃然纸上。 （三）情境设定 为了增强学生的美术鉴赏感受，教师可以根据欣赏的作品主题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更能加强学生的想象和理解。如欣赏中国美术作品时，可以放一些民族音乐、古筝曲、洞箫演奏曲等，使听者置身一种古典的环境中。如欣赏外国美术作品，可以设定一些视觉氛围，能帮助学生更清晰地感受作品的画面感、阴影和结构色调等。 三、美术欣赏教学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美术欣赏可以陶冶学生的心性情操。美术作品的艺术性，来源于对美的追求和创造，所以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可以有一种美的教育，潜移默化之下，逐渐地就提高了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就可以进一步影响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性情塑造。其次，有助于学生了解历史。不同的艺术作品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作品既有艺术角度的审美，也有历史文化的意义。在对这些作品的欣赏中，可以了解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古今文化的差异等，欣赏艺术的同时开阔视野，使学生在美术欣赏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再次，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同时也包含大量的文化知识。文、艺相互渗透，学生不仅掌握美术欣赏的方法和美学知识，也能丰富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 实践的意义在于，通过良好的把握对于美术欣赏的教学研究与引导学生主动体验，让学生通过全方位的审美方式，差异、评定等有针对性地进行美术欣赏引导，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创造力。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学生的美术欣赏的引导工作，才能让他们在对于美术的学习与鉴赏中得到知识，更好地与品位、高雅相融合、靠近，激发学生对于“美”的领悟力，对于“艺术”的独特感知力，实现真正的美术欣赏价值。 四、美术欣赏对学生主动体验发展中的作用 美术欣赏，可以说是人们对于美的体验、临摹、观感。它是一种来源于心灵的触碰，是人生与美术作品的有效融合。美术欣赏不仅在视觉上对于学生是一种体验、观看，在心灵上也是一种新的人生感受与认知。通过美术欣赏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审美享受，更能通过美术欣赏提高他们对于另一个世界的认识。依据学生对当代事物与社会、情感等的认知度，让他们能够通过美术欣赏进行主动体验，让他们扩大知识领域、学习范围，一步步提高其修养、思想、心灵等精神境界，通过主动体验美术欣赏，让学生们提高自身的素养与审美水平。因此，重视与做好学生的美术欣赏应成为所有美术教育者的主动体验。 美术欣赏论文: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反思 【摘 要】高中美术教学要求教师确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为主，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为核心，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美术”，让学生因为有“美术”而快乐。作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对自己的美术课教学进行了反思，以求今后加强自身教学水平，为新课标的实施增强信心。 【关键词】美术 欣赏 反思 传递情感 激励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因此，普通中小学美术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被视为一种文化学习，通过美术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一 高中艺术教学内容以欣赏为主线，强调学生的“心到”、“眼到” 艺术教师在钻研教材、备课，设计教学模式和寻求教学方法时可能花了不少工夫，而在实际教学时，学生的兴趣点却有所不同，如：中国古代绘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外国近代绘画，学生对这些内容喜好不同，在精力分配上差别很大，而女同学喜欢服装的多一些，在教学“现代服饰艺术”这部分内容时可能比较专注，“心”到是学生学习的内部驱动力，“心”到与否，全由教师组织调度；整齐与否，决定其最终的教学效果。在美术欣赏教学中，多种美术教学方式和手段的合理运用尤为重要，适当设置并提出一些能引起学生思考和探究兴趣的问题，激励学生想象力，激活学生的各种感官，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尽可能地在美术学习活动中获得愉快和积极的体验。 二 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尤为重要 教师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注重自主、探究、合作式学习，让他们在学习中学会主动发展，教师还应让学生认识到不论是绘画还是工艺，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都是美术家精心的构思，并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按照自己和时代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同时，美术家创作一件美术作品除了通过完美的外在形式提示某一特定的主题之外，往往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和更隐蔽的意蕴，是一种文化精神层面要求和体现美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也是时代、社会、民族精神的写照。如青铜器和秦俑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古希腊艺术所体现的崇高理想与科学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中的人文主义理想，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和神宗意识等，使学生对作品产生深刻理解，达到审美情感的升华。 三 美术艺术课需要学生的介入和意志的投入 艺术课原本是最让人心动的。艺术课尤其是美术，单一的欣赏内容，教师力求“活”而有趣，但千变万化始终是一个欣赏，过分的知识化、理性化，学生的热情不会持久，久而久之，部分学生“心”找不到位了，“眼神”也走了，对于艺术课他们也就开始走过场，或者浮躁，再不然就是，你们上课，我行我素。于是，一堂艺术课就成了有板有眼的自习课或休闲课。高中教学不同于小学和初中，又说又表演的教学方式已不适合，“表演”课自然是不会出现的，偶尔的“故事会”也不能多用，“快乐的大本营”到了超级大班，拥挤的空间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到这个时候，学生不用意志来控制自己，艺术课决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艺术课同样需要学生的意志介入和意志投入。 四 美术课要增加实际操作练习，增强学习兴趣 从现阶段来看，高中艺术课，尤其是美术教材缺少让学生“动手”的教学内容，实地考察参观当另论。但在欣赏内容的基础上，多一部分实际操作的练习，教学内容活而丰富，更能满足多数同学的学习需求，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小学、初中有了动手实践的基础，大学里有相关部分知识，而在高中阶段却出现了“断层”的现象。实际技能训练不是少部分参加艺术高考学生的专利。教育普及既然是面向全体学生，这部分内容就不能空缺。因为真正的知识，它本身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全面的。大纲鼓励教学形式灵活多变，但这也必须注意尺度和纲要，否则又容易走形成“专业”课了。 当前，艺术课正走在“必修”的普及路上，不过它仍然是“调味”课，不可缺少，又不能将它提升到一定高度，教师在很多时候充当的是类似“变脸”一样的角色。许多教师认为，反正学校也不重视，评职最后，待遇最低，上艺术课也没人会看得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创新意识不强。前几年，地理、生物课也非应试科目，教学境况和艺术课相差无几，但自从加盟理科综合考试科目起，成绩上去了，地理、生物教师也摇身变成升学考试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而艺术课呢，还是那样……更多时候只能服从教学需要，为主课让路，在主课与主课的磨合中客串“润滑剂”、点缀物。最终主课丰收了，艺术课却未能实现“丛中笑”的初衷。显而易见，艺术教师在这当中的“色调”关系非常微妙。 美术欣赏论文:欣赏 评述课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欣赏课在初中美术教育中的两大作用，即：有助于学生学习美术实践能力的提高和有助于学生自身素质修养的提高。通过列举各个教学例子，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树立健康的审美态度、提高思想境界，帮助学生矫正当前一些不良的价值观。 【关键词】欣赏评述；初中；美术教育；作用 新学期上完第一节欣赏?评述课后，有不少初一级学生这样问我：“老师，这节课没有要画的作业吗?”将美术课只当作技能的训练，是许多学生的思想误区。介于不同班级多数人如此，我认为通过美术课学习活动后的初中学生仍出现的这种错误，实是不该的现象，也是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出现的疏漏。 若是学生认为只有画画才是美术课的作业，那么，当其他学习领域的理论课上完之后，他们便不当是一种需要掌握的“作业”了，而离开了某些基础知识，教出一个个只能在纸上画出“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学生又有何用呢?因此，我注意到，应在欣赏课上排除只有听故事般的方式，还要让他们明白：欣赏教学是要求提高自身对中外名家作品的鉴赏能力，也是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环境的认识，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兴趣广泛、具有高尚品德和丰富艺术素质的学生，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再创造生活。 欣赏教学有助于对学生学习美术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作为欣赏教学部分，恰恰是能更好地运用其内化作用强化其它三个学习领域的外化作用，是促使他们不断前进的“催化剂”。 一、通过欣赏课的探索。拓展学生对美术作品的内涵与意义的认识 虽然当前的电视、电脑遍布了现代每个家庭，现在的学生的见识面也要比过去学生广得多，他们不再只从一些图片或读物来了解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个观看外面的世界的窗口，但要让他们能更好地、有目的地了解过去和现在，才会去创造美好的未来。课堂上各种美术形象的探索，能让他们对了解世界、感受历史有一种更大的向往，并能拓展学生对这些美术作品的内涵与意义的认识。七年级学生下学期综合?探索《美术在你身边》一课时，我和学生一起搜索大量的美术作品，通过大家的欣赏、讨论和总结，对美术的分类进行归纳认识，列举了美术所包涵的范畴，知道它除了绘画艺术之外，还包括了雕塑、工艺、建筑等艺术，而这些不同形式的艺术，又因地域和文化的关系，分为中国美术和外国美术，它们因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与艺术风格，各自体现不同的艺术魅力。八年级上学期在学习中国水墨画《笔情墨趣》一课，在了解中国画的创作思想、造型方法、造型要求和画体组成的同时，与传统西方水彩静物画作了比较分析之后，便使学生了解到其有别于西方绘画的独特艺术特点与鲜明的民族形式和艺术风格，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在那里，学生们不但看到了文艺复兴时的《蒙娜丽莎》的富有魅力的微笑，西斯廷礼拜堂《创世纪》的雄伟，而且看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掷铁饼者》的雄姿，古希腊人以巴特农神庙的宏伟壮丽，当代悉尼歌剧院的富有个性和象征意义……等等不胜枚举的伟大美术作品，而这些都向学生们展示了鲜活、陌生而有趣的广阔世界。 二、通过欣赏课的鉴别，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选择尝试适合自身的创作方式 在学生乃至成年人中，大多数人认为只有表现得越接近现实、描绘得越逼真的美术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虽然我们并非要求每个初中学生在以后的时期都必须具备达到象每个美术家那样的能力及水准，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艺术不是算术，不是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去限定我们的分析能力，不同的人由不同的欣赏角度、不同的爱好，所以也有不同的看法，只将好的作品归纳为一个“象真的一样”的范围内，未免过于表层化。七年级上学期学习《静物的构图与色彩》这一单元中，第一课时《向画家学构图》以课本里的范例，在讨论不同静物的构图方法的同时，我有意识地让学生将卢梭的《静物?异国水果》与林风眠的《闪光的器皿》和宋代的《秋瓜图》进行比较，讨论几个问题：你觉得哪幅画更真实?最喜欢哪种表现形式?为什么?在几秒钟的思考后，马上有不少学生举手，纷纷表示：卢梭的《静物?异铺垫作用，国水果》画得很逼真，《秋瓜图》也是很容易看懂的画，只是没有卢梭的画那么富有立体感，而林风眠的《闪光的器皿》颜色很好看，却不够真实，感觉有些凌乱。大多数学生对卢梭的画表示喜欢是因为佩服他能画得很逼真，并会流露出很期望自己也能达到如同画家那样高超的技巧。在接下来第二课《我们的调色板》的“表现与创造”这一环节中较好地显示出来，因为在尝试表达自己对色彩的某种感受时，不再为不能在平面的纸上表现出三维空间或必须用写实的手法而显得无助或不自信，有不少学生更是通过了抽象的表现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通过欣赏课的启发，能激发学生再创造的兴趣，完善自身创新能力 前面提过，欣赏课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而正确的审美标准又带动他们博取古今中外众名家名作的长处和优点，使得他们审美能力不断地提高，因而，对其它各个学习的领域的实践创造能力，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美术欣赏论文:探析欣赏教学在中学美术教育中的路径实施 论文关键词：欣赏教学　中学美术　路径 论文摘 要：《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在以技能训练为价值取向的年代，欣赏教学只偏重于作为在学习和体验造型表现时起到某种参照和补充的功能，但是现在，当美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面貌出现时，欣赏教学的功能就有了新的拓展，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文章从四个角度构建了欣赏教学在中美术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欣赏、评述”是美术课程中的一个学习领域，它充分体现出人文性质，使学生自身的审美意识在作品欣赏中被唤醒，提高他们的审美的感受、情感、想象与理解等心理能力，并使之相互协调，最终使学生具有敏锐的审美知觉及对美的欣赏力和创造力，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那么课堂教学中如何实施欣赏教学呢，笔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总结出实施欣赏教学几个环节，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指正。 一、感受环节 感受是进行美术创作表现的基础和前提，学生表现活动缺少感官刺激，就不能获得感性认识和创造灵感。直观知觉和理智分析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两个程序，美术课有利于两种认识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美术教学中一方面通过感知启发学生的美感潜能；另一方面，注意发展学生视觉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通过直觉训练提高学生的感性知觉、审美知觉和思维能力，使学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主动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以及运用美术创造性语言与人交流和合作的能力。因此，欣赏教学也要从学生的自主感受入手，不能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搞满堂灌。学生对一些艺术作品知之甚少，但目睹这些艺术品，总会有所感受和感觉，而学生不知道的正是教师设置质疑的宝贵契机。抓住这个契机，设法激起学生的兴趣，追求新的鉴赏知识，使审美的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上升。在这一环节，要鼓励学生看和触，多渠道获得感知信息，丰富学生的审美感受。 二、赏评环节 在这里，笔者把美术教学中的赏析改为赏评，其目的是欣赏课要有意识地开展对美术作品的评论，也是美术课程标准所说的“评述”。尽管在创作课中的赏析环节也有理性的分析，但不可能也不必要进行细致的评论;而在欣赏课中，细致的评论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评论的内容包括作者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和作品在美术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作品本身内容和形式的分析。当然，评论的深度要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审美经验水平来确定。同时，评论者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赏评中学生的审美实践活动应包括听、读、说等等。比如，在学生初步感受了白石老人精美作品的基础上，整理出白石老人的画作，让大家欣赏、分析、议论:“作品美在哪里?为什么那么惹人喜爱?”学生们可以分组讨论，教师以鼓励为主让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纷纷发言，各抒己见。有的学生说，白石老人的画与真的一样，很好看，都是活生生的，充满着生命和生机。此时，教师应抓住机会加以点拨:这就是艺术家作品的动人之处，他把自然界中生物的形象同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和认识融为一体，抓住最能表现生命力的特征而删掉累赘的细节，把它的活力表现出来，这就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但又形神兼备”。就以虾来说吧，同学们都觉得像极了，虾体透明，似乎活泼地在水里游动、在跳跃，但是与真的虾相比较，可以看出，虾的头、颈、足等细部都经过了提炼和概括取舍，与真的虾不一样。白石老人通过长期的仔细观察，按着自己的审美规律，进行夸张取舍，画作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激发着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一环节中，通过师生合作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意识，并转变了教师为主体的传统观念，并在共同合作中发展了教学。 三、表现环节 本环节实践中，教师可以把一堂欣赏课的美术作品分成两组:一组是用于赏评，另一组是用于表现。在赏评环节中通过欣赏第一组作品，使学生获得一定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因为审美是美术实践活动的源泉，美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文化教育。在表现环节，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表现，让学生在对第二组作品进行自由的感受和自由的赏评，鼓励个性发展。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力。个性发展唯一的目标是使个体活动自我满足、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从而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独立的分析思考能力。教师主要起组织、启发和引导的作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使学生学会参与、学会选择、学会自主学习和发展。表现是一种应用，在应用中去复习、巩固前两个环节的学习所得;表现又是一种开发，启发学生依靠直觉感受、想象和灵感，通过自由的表现去开发学生的审美创造力和思维能力。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说、写，还可以是表现性地搞点小创作，让学生对范画作品的形式美特别是技法等形成更深刻的体验。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表现并获得成功的机会。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鼓励和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成功喜悦和获得参与活动的乐趣。写和作不必局限在课堂以内，而应该鼓励学生向课外延伸，让学生寻找感兴趣的主题，围绕主题去拓展阅读、拓展欣赏、创新构思、创新技法等。这实际上就是美术课程标准所提倡的“研究性学习”。 四、总结环节 这里所说的总结不同于其他教学模式中的评价环节，其目的不在于比较学生学习成果的优劣，更在于让每个学生认真归纳、概括本课学会了一些什么。既要总结本堂课所欣赏的同类美术作品的共同艺术特征，又要总结所学习到的鉴赏知识，还有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总结不仅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还应该说和写。教师也可以借此机会向学生推荐好书、好的艺术节目等。让学生课外去欣赏、看展览、去继续延伸学习。 总之，中学美术教育中应加强艺术欣赏，在美术欣赏教学要力求体现人文性、自主性、创造性，最终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美术教育在提高和完善人的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更好实现新美育中的新理念。 美术欣赏论文:探析高校美术欣赏教学实践对实施素质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高校　美术欣赏　素质教育　鉴赏能力 [论文摘要]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美术欣赏课程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和教学规律,它通过对古今中外优秀美术作品的审美教育,来丰富学生的审美观念,培养他们的美术鉴赏能力。在高等学校开设美术欣赏课程,有助于开阔大学生艺术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人文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内高校中普遍开设美术欣赏课程,这对于开阔大学生的艺术视野,陶冶艺术情操,启迪智慧,健全人格,发展个性,提高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美术欣赏课的学习,可以使大学生在学好知识的同时,了解和接触到很多优秀的美术作品,认识到中外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培养审美观念,提高艺术品位,从而达到增强他们综合素质的目的。 一、高校大学生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基本特点 1.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是当代大学生审美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美、感悟美,进而提高审美能力的一门课程。它主要是通过对具体美术作品的解读和赏析来揭示出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使他们对美术作品的审美认知能力得到一个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提升过程。另外,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必须突出“普及”和“审美”两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教学改革中取得主动。加强大学生的美术欣赏,使学生在学习赏评作品过程中建立完善的审美知识结构,提高艺术素养,形成健康、高尚的审美直觉和情趣。 2.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主要以古今中外优秀的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等作品为教学内容和审美对象。因此,在教学中首先确定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授课内容的选择方面,重点选择主题突出,风格鲜明,内容和形式上都相对完美,在世界美术史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力求做到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结合,还应兼顾到美术作品内容之间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同时,应适当选择一些近代或现代寓意深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优秀美术作品。只有把真正普遍认为优秀的作品作为欣赏和审美的对象,才会给当代大学生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使他们的审美感知得以陶冶和塑造,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不同于美术专业的技法课教学,而是重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教好这门课程,对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它要求胜任“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师,既要有丰富的美术创作经验、扎实的美术史论知识,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把这些知识有机地融会贯通于“美术欣赏”教学的课堂当中。 3.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是“接受学”中的一个“再创造”过程。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注意处理好“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听课学生的主体地位。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审美观点的差异,将会导致他们对欣赏美术作品的角度不同,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得出不同的审美结论。这就要求任课教师积极主动地引导和鼓励学生,不要因循守旧,应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大胆地发表自己的审美观点。任课教师应及时对不同的审美观点进行分析和点评,因势利导,指导他们用所学知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方式赏析,使他们真正体会到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并对作品做出合理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调动他们的审美积极性。 二、高校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探索 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只有把切入点找准,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过程,才能使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不断得以深化。目前,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误区,部分教师直接借用专业美术院系的教学模式,在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重在讲解技法、形式与风格,或者侧重于美术史论的解读。这种教学方法明显忽视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兴趣,导致了实际的教学效果脱节。根据教学的实践与探索,借鉴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指导意见,把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1.深入体会各个时期美术作品的审美情趣,掌握美术作品的时代特征和规律。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艺术,是古今中外艺术的共同规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审美思潮、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都在美术作品中深刻地反映着,这是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必须注意掌握的。这也是同一题材的作品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在很大程度上显露出其独特光芒的重要原因。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著名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分别创作的美术作品如《蒙娜丽莎》《大卫》《圣母像》等,还有19世纪下半叶的印象画派,以莫奈《日出印象》为例,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关注自然世界和现实人生的目光,并能够主动地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中有着艺术家人文理想的倾注和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在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应当指导学生掌握作品的时代特征和规律,深入体会各个时期美术作品的审美情趣,针对具体美术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2.摆正美术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注重艺术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介绍。艺术家的美术作品是对客观现实升华了的精神产品,作品中表现的生命感受、艺术境界和审美情趣等都与艺术家的人生成长、经历环境、素质气质、宗教信仰和时代特征等有着关键的联系。另外,从不同的美术作品中,还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的气质、艺术追求及人生际遇等。其实真正优秀的耐人寻味的美术作品往往是作者心灵和情感的折射,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对应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具体类型的美术作品,分析欣赏作品时重点把握“知人论画”的层面,避免在欣赏过程中不知道艺术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现象。如当我们欣赏近代国画家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作品时,如果不把作品与画家感情生活、具体身世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就不能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画面背后,因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发动内战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而产生忧国忧民悲愤的心情;如果能做到“知人论画”,我们就可以通过美术作品,体味出徐悲鸿先生内心深处的那份孤寂、无奈与悲凉,感受到在他画面之外的寄托与向往。只有这样,作为欣赏者的学生才会与艺术家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沟通,从中获得更多的审美情趣,可见,欣赏作品时把握艺术家和美术作品之间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解读方法。 3.根据美术作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深入体会审美心理的差异。由于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审美习惯不同。这对人们的欣赏和认知方式带来很多的不便。如在对古埃及的建筑和雕塑的欣赏中,应当了解古埃及人重视数理与形象的和谐,以及宗教信仰等,他们创造的娴静典雅的雕像和庄严肃穆的建筑,都与它的民族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艺术家在作品中所遵循的对称、和谐、比例、秩序、均衡的原则,无不体现着古埃及数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的审美心理特征。可见,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欣赏这些地域和民族的美术作品。此外,中外美术作品中诸多的差异,如表现形式、审美习惯、艺术特征等,也都是美术欣赏教学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因此,在欣赏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视角切入,深入分析作品。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形成美术作品背后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审美心理特征,体会艺术家审美心理的差异。 三、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1.美术欣赏可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情操。美术欣赏是审美主体积极而能动地反映审美客体。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主体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通过大学生们经常性的审美活动,可以陶冶他们的性情,净化心灵。如油画家罗中立所画《父亲》的形象,更多的是让人感受中国传统的农民身上所具有的憨厚、淳朴、勤劳和善良的美,这种美具有一种发人深省的情感力量;从列宾、希施金、列维坦等那些关注自然的质朴画风中,唤醒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在这些艺术形象中,所表现出的内容题材,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它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的审美观念和人生态度。另外,还有美术作品中表现出爱国的情怀、协作的精神、坚强的意志与无私的品质,以及人世间的情感冷暖,都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处理,将真善美的力量融入画面中,陶冶情操,转化为同学们向前的勇气和动力。 2.美术欣赏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识,树立合理的审美观念。通过对中外优秀美术作品的欣赏和学习,学生能逐渐透过作品的形式层面和形象层面,品味到作品中的深层意蕴。随着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不断深化,美术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有了更为生动而丰富的内容,艺术家的人文情感被以物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当学生从不同的作品中品味解读出作品中所蕴涵的人生境界、哲理思考、时代特征、民族精神等理性内容时,映射在内心的将是一种心旷神怡的喜悦。这时,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已不再是心灵的独语状态,而是起到“中介”作用,成为艺术家与同学们情感交流的“桥梁”。只有这样,在欣赏课程教学活动中,学生们在充分享受由美术作品带来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审美知识,提高了审美意识,启迪了审美智慧,树立了合理的审美观念。 3.美术欣赏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美术欣赏是艺术作品、艺术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等与欣赏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情绪情感等因素相互作用和渗知的过程。美术欣赏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在欣赏时积极主动地创造过程,美术作品能把学生潜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研究表明,学生对美术作品作出的反应程度,对线条、形状和色彩的感受水平,围绕作品的意象和情感所展开的想象能力是非常广泛的。尤其是抽象绘画或抽象雕塑作品,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不受拘束、自由想象、创造的广阔空间。这种变形、夸张的抽象作品更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对美术作品的欣赏需要通过对话交流的方式进行,它包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对话交流等几个方面。无论是哪种对话交流,都要借助语言这一中介来实现。对于学生来说,这几种对话交流的方式是互相交织的。一方面,作品通过形状、构图、色彩、线条以及所描绘的内容或情节等因素向学生发出信息,学生则靠敏锐的直觉和审美感受,不断地获取这些信息,并作出情感上的回应;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与教师、同伴的对话、讨论,表达自己对美术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倾听别人的感受。在整个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感受。通过这种发自内心的、言之有物的表达,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总之,美术欣赏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美术欣赏能够培养大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审美情趣,优化情感结构,提高审美能力,提升人文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美术欣赏论文:浅谈运用影视教育资源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论文关键词]运用影视教育资源　优化　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论文摘要]影视教育资源，就是指在教育教学上可应用的影视信息资源。美术欣赏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在学生中开设美术欣赏课，让学生在欣赏名家作品的过程中，欣赏美，感受美、认识美、适应美术教育的要求。影视教育资源在大学美术欣赏教学中的运用，具有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可以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一、影视教育资源与美术欣赏课 所谓资源，就是资产的来源，一般指自然资源。教育资源则是指各级各类教育部门进行教育活动，谋求教育发展的基础。影视教育资源，就是指在教育教学上可运用的影视信息资源，有直接应用价值和潜在应用价值之分。所谓直接应用价值是指那些专门为各学科教育教学而创作的影视作品，可以直接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之中，有很强的教育教学针对性。所谓潜在应用价值，是指那些不是特意为各学科教育教学创作的，没有明显教学意图的影视作品，但经过教师的悉心挖掘和巧妙设计，同样可以应用于学科教学并能够产生教育功效。 美术欣赏是一种视觉心理活动。它从视觉对作品的直观感觉开始，通过知觉与联觉、统觉而变成情感和意识的过程。美术欣赏课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美术欣赏课教学通过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它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和创造力的积极手段。它和绘画及工艺教学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 当前，素质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创新的能力，而且要有美的心灵、美的品质。在学生中开设美术欣赏课，让学生在欣赏名家作品的过程中，欣赏美、感受美、认识美，适应美术教育的要求。大学开设美术欣赏课的目的，除了对名画名作进行专业技术层面的了解与探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和艺术品位的提高。通过美术欣赏课，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敏感性。 二、影视资源教学方式优于传统教学方式 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教学观念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创新能力，设计出适合其综合素质发展的课堂环境就显得更为重要。影视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魅力的综合艺术，它利用独特的影视语言，表现生活，表达情感；它融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摄影等艺术精华于一体；它是一门最现代化的、最有群众性的、最受青少年欢迎的艺术形式。影视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化艺术，其题材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和观赏的灵活性，使得影视自然地向学科教育延伸，改变了单调、沉闷的传统教学模式。影视作品所具有的动感画面和可剪辑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的学习方式，客观上适应了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的需要。突破传统的、说教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把影视教育资源有意识地引入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而且还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其审美鉴赏能力。 当前，视听语言像传统的文学语言一样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学习、阅读和娱乐的重要媒介，电影、电视等视听作品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影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视作品常常以优美的语言、生动的画面、美好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艺术风格、高雅的审美趣味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来吸引人、感染人、震撼人。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对新生事物感受力较强，对影视也更为敏感和关注。把影视运用到美术欣赏课教学中去，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运用影视易于营造立体的欣赏教学氛围，可以创造出生动、活泼、愉悦、高效的课堂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对美术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和质量，因此说，影视教育资源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的应用，具有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三、运用影视教育资源优化美术欣赏课教学 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离不开情境创设，巧妙的情境创设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而且能创造浓厚的课堂教学氛围，实现教学内容、学生生活体验与教学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轻松、愉快、和谐的环境中积极主动地学习。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创设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情境，可以充分利用影视的独特魅力，凭借影视的自身优势，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名作鉴赏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的美术欣赏课教学中，教师一本正经的说教，难以激发现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常常死气沉沉，气氛不活跃。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曾说过：“教育应当贯穿在学生的兴趣当中，使学生的兴趣在教学的每阶段都能连贯地表现为注意、等待、探究和行动。兴趣既是教学的手段，又是教学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兴趣对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大学生，青春洋溢，思维活跃，充满活力，情感丰富而细腻，好奇好胜的心理使他们不满足于单一模式的学习方式。影视正是以其独有的光、电、声、像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的特点来刺激学生的感官。运用声、像、景、情并茂的立体式影视教学，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兴致盎然地吸收与课文相关的美术知识，改变“一潭死水”的大学美术欣赏课状况。 在引导学生进行艺术作品赏析时，教师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将作品及其相关信息展示给学生。学生直接受到作品的感染，丰富自身的情感体验，既提高了审美能力，又掌握了作品的相关知识。例如：讲威尼斯画派时，可以播放有关15世纪末威尼斯的影视镜头，如《威尼斯商人》等，让学生感受15世纪末威尼斯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自然风光；感受15世纪末威尼斯女人爱穿漂亮衣服、染金发、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以及当时威尼斯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社会安宁，人们过着自由、富裕和平静的生活等等。通过直观感受，学生就可以轻松地掌握威尼斯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了解威尼斯画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之后引导学生关注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作品的内容、画面形式、表现技法、艺术风格等。如乔尔乔纳的《沉睡的维纳斯女神》、提香的《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花神》等。通过对作品的欣赏和分析学生更能感受到威尼斯画派画家作品漂亮而丰富的色彩，感受到画面体态丰润、衣着华贵、皮肤细腻洁白、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优美形象。又如讲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时，播放影片《波洛克》。影片《波洛克》是以美国画家波洛克本人的生活为原型，对他生活状态、时代背景、创作方式、思想、情感多方面展示。通过影片《波洛克》的观看，学生可以直观感受波洛克作画的场面，思考波洛克追求的艺术精神和这种艺术有何意义，获得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充分认识，获得对美国战后昂扬的精神状态以及美国知识界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某些狂躁、忧虑和焦灼不安精神的深刻了解。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创设课堂情境，学生的情绪高涨，课堂情趣横溢。精彩的影视镜头与精美的课文巧妙配合，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美术欣赏论文:浅议用多媒体进行美术欣赏教学 美术欣赏课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而且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发达学生的心智，开发学生的潜能。 美术欣赏课是一门视觉造型艺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大大地增加了信息量和科技量。这样也适应学生认识的发展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术欣赏课的教学成为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目标。下面，就从我教学的经验出发，浅议我在欣赏课上对多媒体的运用。 1.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景，拓宽眼界。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着重培养学生美术欣赏的最基本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欣赏和评述能力。突出引导他们学会在网上浏览欣赏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利用课余时间学会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品，反复感受、认识和理解，现行中学美术欣赏课是以“审美教育”为主旨教学过程，“美育的最有效手段是多接触艺术”。事实上，我们很少有机会让学生去感受真正的美术作品原作的魅力。而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缺憾。教师通过现代化手段提供丰富的素材，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多的图片、影像资料，便于学生对作品进行分析，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习兴趣，真正达到培养欣赏与评述能力的目的。 例如：我在上外国风景和静物画赏析时，先把大师的作品拍成了照片，制作成精美的课件，其中对凡高的作品做了一个超链接，欣赏时点击了超链接后，就直接连到了网络上，学生就可以通过网页直接了解更多的关于凡高的生平事迹，从而加深对其作品的了解，更好的解读大师，这是关于在线资料上的查阅，令一种更常用的方法则是：由于书本上的欣赏内容毕竟有限，为了拓宽学生的眼界，我可以预先收集更多大师的相关作品，在欣赏完书上后，我只需点下链接，相关其他作品就一一展现出来（如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睡莲系列），通过拓展内容，使学生的思想感情得到更高的升华。 2.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想象，升华感情。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另一位哲学家也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想象对于孩子，比拥有万贯家产更加重要。”所谓想象力是指在头脑中将各种意象构思出来，并加以具体化。它使我们能超越现实的限制，进入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而多媒体的出现，则正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想象力，使抽象思维具体化。 例如：我在上第13册外国风景欣赏时，其中一篇冰雪覆盖的风景画《雪中猎人》，画家也画了很多的人物点缀在画中，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感受画家的思想，我提前就把图片经过电脑处理，抹掉了所有的人，在上课时，我让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如果此画成了一幅纯粹的风景画那会是什么感觉呢？学生纷纷猜想，这时我把早已处理好的图片展示出来，学生看到自己设想的场景就呈现在眼前，就能更好的去品位叙说了，通过差别感受也能更好的抒发感想。而在欣赏季节性的风景画时，可以通过偏色的对比感受到不同季节带来的视觉差别。如让学生对着同一幅画去想象在春夏秋冬的不同感受，这就可以通过偏绿色、偏红色、偏黄色和偏灰色等等效果来感受。通过偏色还可以转换画家的情感，这点对于印象派和抽象派的作品来说效果更明显。比如，同一幅画，画家本来用深灰色调来表达哀伤的感情，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使主色调换成鲜艳的色彩，再提高画面的明度，使整幅作品光灿明亮，这样学生能感受到的就不是悲哀伤感而是愉快、自信、积极向上了。利用多媒体的强大功能，我们能更好的使想象思维成为具体化，加深对作品的更深层次的解读。 3.利用多媒体技术，整合学科，提升审美。 美术欣赏课要求我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学科知识，全方面的来感受作品的美，从而提升我们的审美能力。 第一，促进美术与音乐的交融。音乐与美术尽管在审美特点上千差万别，但在主题与意境的追求上常常是相似的。在美术欣赏时能结合音乐的话，对学生进一步感悟美术作品中艺术语言将会起到良好的启发作用。例如在欣赏一些反应穷苦人民悲惨生活或画家悲伤情绪的画时，配上《二泉映月 》的哀伤调子，一下子就把学生带进了凄凉的意境，而在传统的书法或国画欣赏时，配以节奏柔美、充满古韵的古筝等民族乐曲如《高山流水》或《渔舟唱晚》等，可以更多体悟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美妙意境。西方绘画配以钢琴曲或轻音乐，更能充分展现其色彩斑澜的审美意象。而欣赏凡高的作品最好配上充满热情、活力、富有动感的交响乐，这样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凡高令人目眩的色彩和火焰般燃烧的激情。在美术课件的制作中，音乐的运用可以起到拓展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联想空间、深化主题的作用。这样，不仅可以营造氛围，视听结合的方式更可以起到烘托主题、启迪思想、增加欣赏深度的作用。 第二，促进美术与文学的交融。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诗书画相结合，西方美术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更是息脉相通。如在中国书画的意境造型欣赏时，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一边欣赏潘天寿的《红蜻蜓》、徐谓的《黄甲图》、朱奇的《荷花水鸟》等作品，一边配乐诵读杨万里的《小池》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这样，让学生更能体悟中国画的意象之美和诗书画相结合的悠远意境。 另外，如印象派画家对光色的应用及透视学知识，美术作品构图中黄金分割的应用等，无不说明美术与光学、几何学等自然学科的密切关系。这些都可以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手段加以分析，直观教学的同时也节约了有限的教学时间。 总之， 在教学中充分运用现代化多煤体的教学手段，可以将传统的教学形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多媒体技术的声音、图像、文字、影像以及交互功能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发挥学生的潜力，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中去感受美、体验美、欣赏美、创造美，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强化学生的视觉审美感受。但我们也不要就此把现代多媒体技术当作万能的法宝，要上好美术欣赏课同时，还要尽量做到课堂欣赏教学与组织参观当地博物馆、美术作品展览等活动相结合，使美术欣赏教学与课外和校外的美术教育活动相衔接，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美术欣赏论文:浅淡如何在美术欣赏课中进行审美教育 摘　要：初中美术教学中不但要向学生传授绘画的基本技能，还要求在有限的课时内通过对学生不断的艺术启发和熏陶，来提高他们感受美、认识美、创造美的能力。美术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这一环节来实现的，而审美素质教育大部分在美术欣赏课中得以实现。 关键词：美术教学　欣赏课　审美教育 初中美术是绘画动手、训练技法为主的，通过多年对初中六册美术课本的总体分析，除了工艺课和绘画课外，教材的审美内容约占总课时的20%，虽然所占比例较少，但在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方面却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对如何在初中美术欣赏课中落实审美素质教育，笔者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重视对学生的审美素质教育 由于长期以来美术教学一直停留在以传播一些基本技能为唯一目的的现状上，每次上课都是范画加步骤演示，一遇到欣赏课就一跳而过，很少与学生一起欣赏讨论一些中外美术名作。其实美术欣赏和其它艺术欣赏一样，是一种特有的精神活动。它一方面是通过作品本身塑造的艺术形象，把观赏者带到一个特定的具体的艺术境界，激发起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感情波涛；另一方面，观赏者又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验，来理解作品中的形象，有时甚至以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去丰富和补充作品里艺术形象的内涵。例如：当我们欣赏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等艺术作品时，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会激发起我们思想感情上的种种反应，或兴奋、或崇敬、或自豪。中外美术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之所以百看不厌、耐人寻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能不断地激发起观赏者再创造的兴趣，使他每看一次都有一些新的发现和体会，从而成为人们不断欣赏的对象。 做为教师，应加强自身的美学修养，重视对学生的审美情操的培养，不怕麻烦，精心准备教案，积极为学生的学习创设一个美的环境。教育要积极运用自身的语言、教态、知识和各种形象的手段，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二、 建构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 学生在上美术欣赏课时都有一个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过程，最初是从他们个人的角度开始的。他们觉得画得“像”的就是好，有些画得不“像”的作品就看不进去，而有些画得不美的作品却被教师当成世界名画加以介绍。 例如，当我们在欣赏法国画家马蒂斯的油画时，有的学生觉得他的画从形象上相当不像，更与野兽派中的野兽二字沾不上边，还有立体派的毕加索的画，同学们一开始接受不了，我们应该把这些画派的发展及艺术主张介绍给学生，他们也就会慢慢适应。 而我们在欣赏清朝画家朱耷的花鸟时，会觉得他的画大都奇特怪诞，给人以“不美”的感觉，而当你把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及身份介绍后，就会发现这位既“哭之”又“笑之”的画家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往往是一种孤独、冷漠、高傲和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学生也便会慢慢理解他的画。通过这些反差，学生会渐渐发现艺术作品并不是单纯以画得像不像做标准，如果画得像就是好的，还不如直接用照相机去拍摄。有了这些思考后，学生才会关心艺术到底是什么。 教师不要从理论上空洞地介绍艺术，应当从上而下地将美学重艺术的不同观念在不同作品中介绍给学生。在引导学生欣赏具体的美术作品时，应该注意选取不同理念的作品，使学生认识到在艺术史上这些观念并存的局面，从而拓宽他们的思路和眼界，而不是把学生框死在一个固定的欣赏模式里。比如在出示徐悲鸿的作品时，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片赞叹声，而出示刘海粟的作品时，学生则显得茫然不解。这是两种不同的画种，画家运用不同的技法和材料，但是不管那幅作品画得像还是不像，都务必使学生明白这是画家对自然美的追求…… 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就要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教师就是要用人类艺术精品和大自然的美、社会的美，帮助学生揭示出美的规律，打动学生感官，从而培养学生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 三、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许多教师看来，美术评论应该是评论家的事，似乎与学生无关。其实不然，在欣赏美术名作时学生都会有一种初步的印象和感觉，因为初中阶段的学生已累积了一些初步的历史文化知识。而教师抓住学生最初的感觉，可以作为深入作品的起点，积极引导学生对具体的美术作品进行欣赏。比如在欣赏徐悲鸿的《奔马图》时，我要求学生仔细观察作品，用语言简单地描述自己看了作品以后的心理感受，课堂呈现一片活跃、热烈的气氛。在充分肯定学生的回答后，我趁机简单地介绍画家的生平和创作这幅画的时代背景，然后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这时学生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把马的思想和画家的思想联系了起来，而且把马的精神上升到民族的精神，学生不知不觉中感受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同时也获得了美的享受。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使学生增强了对理解新鲜事物的自信心，培养了他们主动学习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给学生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机会，使学生评论有序进行，避免出现随意的现象。总之，在初中美术欣赏课教学中，教师应牢牢把握住审美教育这条线，切忌把教学变成“蜻蜓点水”，不深不入。应把审美教育提到一定的高度，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未来文化艺术素质的提高。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试谈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的运用 摘 要：如果说学历是没人认步入社会最好的一块敲门砖，那么利用学历以外的能力抢占竞争先机就显得越发重要。此时口才完全能够改变人的第一印象，即使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是不懂得如何表达也是无济于事，也会被茫茫人海所掩盖。 关键词：朗读水平;社会竞争;表达能力 一、前言 朗读是初中语文课堂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语气平和的念、默读以及朗读都是可以的，但其中以朗读效果最佳，将课文大声的朗读出来能够拉近读者与文字之间的距离，让学生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我们展开深入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朗读的真正意义 简单来说，朗读就是大声将书本上的文字念出来的过程。通过朗读使读者完全融入到文字世界当中，从而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进一步深入了解文字的内涵，经过多次反复的朗读学生能够发掘文章的重要段落、作者的观感和所要表达的含义。 三、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的作用及现存的几点问题 （一）朗读还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 朗读过程是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充分运作的过程，学生在朗读时不断要注意朗读的速度，还要时刻注意下一刻要读的文字，可以说朗读能够更好的调动学生思维活跃性和思考能力，学生会紧跟文章思路不断的思考、情绪随之起伏。这种精神高度集中、思维活跃的状态是最佳的学习状态，处于这种状况下的学生才能真正理解文章的真谛。 （二）大声朗读课文，能够有效培养学生语感，养成正确的文章阅读理解思维 语感是一个人的语言感受能力和文字敏锐感受，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能够提高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更加贴近作者作文当时的情感思维想法，语感对任何一种语言学习都很重要。在语文课堂上，教师经常会说“请同学们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也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文章中，深刻理解文章内容。通过不断的练习，反偷氖导感受，语感会逐渐在人们的潜意识下行成固定的思维逻辑模式。这样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学习、写作和文章理解，为学生的生活工作奠定良好的思维基础。 （三）在语文课堂教学当中，学生真正的朗读时间十分有限 应试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主要模式，其影响较大，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当中，教师唯恐不能将知识教授给学生，将课堂时间分分钟的掌握在手里，恨不能将时间掰开来用，一定要利用这宝贵的课堂时间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恨不能将自己浑身知识全部传授出去，这是应试教育长期遗留问题，也是我们急于改进的问题。当然，也有部分教师保留着课堂朗读的好习惯，但也是匆匆而了，让全体同学一同进行朗读，或是草草的让学生读过一遍了事，对朗读毫无要求，即使学生漫不经心、毫无感情、缺乏抑扬顿挫也不去纠正，教师对学生朗读不去做任何评价，然后就开始理所当然的文章讲解，这样的读称不上朗读，朗读的效果和目的也完全丧失，可以说是只见其形不见其用，造成初中生语文阅读滥竽充数惯性的错误做法，朗读也是初中语文教学的缺憾和短板。教师要让学生正确认识到朗读的好处和对日后长期发展的益处，相信会有很多学生会愿意自行学习掌握朗读这一项技能的。 四、如何从教师方面提高初中生语文朗读能力 （一）以自身为引导，教师要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 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激情澎湃的课堂都是有着极大的向往的，一个热情洋溢的课堂的吸引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由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将课文朗读一遍，将学生带入到更深的文章意境当中，去理解和感受作者的情感，好的朗读者能够引人入胜、感染周围人群。课堂将会在这样的气氛当中愉快、轻松的进行下去，学生会爱上语文这一门课程，不会将语文当成一项负担，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学习成绩也会自然而然的提升上来。优秀的朗读方式会让学生产生由衷的仰慕，不由自主的去学习模仿，学生的朗读能力也会随之提升，教师的高大形象也会在学生心中竖立起来，这样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创建良好的初中语文课堂，还学生一份多彩的天空 一名好的教师不是手把手教学生怎样学习，而是要让学生知道怎样去学习。在初中语文课堂中，教师可以将文章中所涉及的人物提出来，让学生自行选择角色，以某个角色的角度和心理去揣摩朗读课文，也可以让学生分段朗读，互相比较各自的朗读声音、语调、语气等差异，不断完善提高自身朗读能力。教师应采用分阶段朗读的方式开展语文教学，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同，但其发展空间都是一样的，优秀的语文教师会做到不放弃任何一名朗读能力弱的学生，给其以更加贴心的关怀，不断鼓励其大胆朗读，用普通话流利的朗读课文，从抑扬顿挫到声情并茂，一点点成长，每一名学生都是一个正在学步的孩子，都有着极大的成长空间，我们不能单抓好的，放弃有弱项的孩子，应该让他们能够在同样的关怀下长大，掌握朗读技巧、完成朗读学习。 五、结束语 受应试教育模式影响，教学方式较为单一，课堂气氛较为沉闷，但朗读会为语文课堂增添一点活力，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口才，使学生深入理解文章内容，增强学生自信心。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析初中语文教学朗读技巧 【摘 要】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可见书是要读的，朗读在语言教学中具有的重要的作用。读是语文教学 的一个重要环节，培养好学生的朗读训练和提高他们的朗读技巧，有利于发展他们的理解能力，促进表达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受到美的熏陶。 【关键词】古诗文朗读；朗读兴趣；指导朗读；体验快乐；综合素养 语文学习就是听、说、读、写，其中读是关键，是基础，是语文学习的主线。读的能力提高了，听、说、写的能力略加训练就会相应的提高。古人云：“读书百变，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语文阅读教学要重视诵读，让学生充分地诵读，在诵读中整体感知，在诵读中培养语感，在诵读中受到情感熏陶。 一、指导朗读，让学生善读 朗读，是把书面语言转化为发音规范的有声语言的再创作活动。朗读必须使用普通话，朗读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方式，是达到语言规范化的途径。学生要朗读某篇文字作品，作品里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要首先解决声母、韵母、声调、轻重格式、儿化、音变等问题，真是字斟句酌，马虎不得。当然，以上提到的只是对朗读的一些最基本要求，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初中语文教学中出现的些许有争议的文字语音问题。 （一）古诗文中的特殊读音。在初中古诗文朗读中，一些汉字产生了特殊读音，这与该字通常的读音有差异，需引起注意。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古读。古读，即读字的古代读音。主要出现在一些姓氏、古人名、古地名、古代事物名称之中。如：单（Shàn）、仇（Qiú）、万俟（Mò qí）等；（2）破读。破读是指个别单音节词词性在特定语境中发生变化，读音声调也随之变化。如：沛公王汉中。“王”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称王，为王。其读音为wàng。 （3）通假读。通假读指通假字应读其所通假的本字的读音。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属予作文以记之”，“属”通“嘱”，应读作zhǔ。 （二）依据初中阶段语文学习水平处理好特殊读音与通读的关系。在初中古诗文朗读中，只有尽量保留特殊读音，方可使朗读古朴典雅，古韵犹存。如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中，“斜”字在小学阶段可读作xié，这并不影响对诗歌的理解；若读作xiá，则会使小学生含糊不清，将xié与xiá混同，不知该字的本音应怎样读。初为霓裳（cháng）后绿腰。cháng为“裳”的古读，古人穿着上衣下裳（cháng）。古代无shang的读音，shang为今音，且只有轻声，见于“衣裳”一词中。所以，在古诗文中出现“裳”一字，应一律读作cháng，待到重阳日，还（huán）来就菊花。huán为“还”的古音，hái为今音，主要来源于北京话，而huán音广泛存在于方言和戏曲等古典艺术形式中。“还”在古典诗文中读huán更具韵味，使诗文朗读更显庄重古朴，意蕴悠长。 二、体验快乐，让学生爱读 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朗读这种阅读手段，让学生在反复的阅读中与文字接触，让书中的人物或景象逐步地再现在学生的脑海中，最后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 （一）朗读形式应新颖多样。采用指名读、小组读、齐读、自由读等不同方式，又有组合读，男女生竞读比赛等形式。笔者在《醉翁亭记》一文的教学活动中，安排男生、女生分别朗读，风格完全不同。男生读来音节铿锵，女生读来清新秀丽。 （二）根据作品风格的不同，选择最适宜的朗读者引领朗读活动。如读的《沁园春・雪》，应选音色粗犷、性格豪爽甚至有些霸气的男生来读。读李清照的《声声慢》则选语音清新柔和、性格文静的女生来读，效果方好。 （三）角色朗读。让学生进入角色，如临其境，赋予表演式的朗诵，会促进学生个性化朗读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如读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若一味追求节奏的准确与声音的悦耳，过分注重形式而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内涵，则朗读就会苍白无力，索然无味。此时不妨发挥想象：将自己置身于江边一高处，面对滚滚长江，联想杜甫一生的坎坷凄楚，家国之痛，诗人衣衫褴褛，白发苍苍，满脸沧桑，手拄拐杖，悲不能自己，发出了沙哑苍劲、无限悲怆的呼号。此时过多的赏析已是毫无意义了，学生已充分体味到了诗歌的意蕴。 三、移情入境，让学生乐读 情境教学是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率的愉快教学。教师应该熟悉情境教学的教学方式，从实际出发，灵活地综合地运用多种方法，熟练而恰当地运用各种情境创设方法，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在课堂朗读指导中，教师可以设计巧妙多样的方法，采用丰富多彩的手段，如展示挂图、播放情景音乐，投入的范读、动情精彩的解说等等，营造与文本相当的情境，让学生很快入情入境，激发朗读兴趣，让学生真正喜欢读、乐意读。学生感受语言，必须调动起自身的情感、想象、理解才能完成。 总之，教学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朗读指导是一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重视朗读训练，不但有助于学生学习普通话，提高口头表达能力，而且有助于他们接受优秀作品的美好情感和高尚情操的陶冶，同时对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作文能力也很有帮助。需要正视的是，朗读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正视学生的差异，进行分层次、分阶段的练习，让学生在读中感知、领悟、体验、提高。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问题浅析及解决对策 校园里书声琅琅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试问没有琅琅书声的阅读课，我们的语文课还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了吗？事实证明，当今的语文课鸦雀无声，安静异常。频繁的课件演示、资料交流、不适当的合作学习代替了学生读书，朗读成了新“鸡肋”，学生不愿意读课文的现象日趋严重。由此可见，朗读在语言教学中的严重缺失。因此，我们语文教师要重视朗读训练，使语文课堂不再“鸦雀无声”，而是“朗朗书声”，加强课文朗教学，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感悟中理解，在理解中获得提升。我们的语文课就会成为书声琅琅的课堂，我们的语文才会阅读越有味道。 一、语文教学中朗读现状 1. 朗读的目的单一化。不可否认，在农村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有相当部分的学校没有重视阅读课堂教学，从而失去了“阅读”的作用，即使有些老师的公开课上，也把朗读当作蜻蜓点水、附和点缀。因为朗读会占用时间，而学生的朗读水平不一，会占用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多采用默读的形式，而且多是为了朗读而朗读的形式目的，这就大大削弱了朗读教学效果。 2. 朗读的内容单一化。当前农村语文教学中的朗读的内容只有诗歌、文言文，而记叙文、小说、新闻等少有朗读，说明文、议论文几乎不朗读。因为教师普遍存在误区：往往只把文言文、诗歌等作为朗读和背诵的对象，因为这些内容短小且押韵，好读、好背，是考试的重要内容，所以要求“读”；相对记叙文、小说而言，其篇幅较长，读起来会占有很多时间，怕影响教学进度，因而忽视这部分的朗读，即使是朗读了也是囫囵吞枣，半生不熟；而对于内容枯燥的议论文、说明文更是拒之朗读之外。一学期下来，就会出现这些现象，学生不知道这一学期学了哪些课文，更不知道这些课文主要在讲些什么内容。 3. 朗读的形式单一化。很多语文课堂上的“朗读”形式单一，缺乏有针对性的朗读。如教师范读后，就要求全体学生齐读，齐读虽然能增强朗读的气氛，体现集体观念，但不利于教师了解个别学生的朗读水平，不利于对其进行纠正。因此，在朗读教学中要加强朗读的指导，采用多种形式的朗读方式。如齐读、听录音朗读、小组赛读、接龙朗读、点名朗读、角色朗读、领读、分段读、重点部分重点读等等。同时，朗读之后应及时进行小结评价，以鼓励学生朗读的信心和热情。这些都是激发学生朗读兴趣，培养朗读能力，提高朗读水平和朗读实效性的有效方法。 二、朗读教学的指导策略 1. 根据教学目标制定朗读训练。根据每一篇的教学目标，制定朗读训练的计划。例如，在语文教学中，大致有“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品析语言魅力；体会文章情感”等教学目标，朗读训练就针对这样教学目标而设计的，并且是为这一教学目标服务的，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朗读基本要求。《语文课程标准》对朗读基本要求：“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即要做到发音正确、停顿恰当，不错不漏，然后再正确把握语速、语气、语调，熟练地、连贯地读，最终达到能运用优美动听的语音，既熟练又准确地表达文章的神韵特色及风格，从而突出文章的意境和情感。 3. 朗读的技巧与方法指导。首先，指导学生正确把握停顿方式。朗读时要关注文章的逗号、句号，既不能唱读，也不能一字一顿，更不能随意停顿，或一口气读完。正确的、合理的停顿，对于文章的表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朗读训练中要注意使学生掌握标点符号的朗读技巧，要向学生讲明常用的标点符号的作用、停顿时间及可迸发的语感关系。 其次，指导学生读好重音部分。在朗读中，很多时候为突出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文章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需要把一些句子或词语读得重一些，即重音朗读。重音朗读分为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两种，其目的就是通过重音朗读，以引起听众和读者的注意，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作者的感情，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总之，朗读不仅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方法，因此在教学中要正确认识与分析朗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指导学生朗读的策略，从而提高朗读教学的实效性。我们要重视朗读教学，把朗读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以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析初中语文课堂朗读教学的策略 [摘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课堂朗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它能有效提高学生获取文章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语感和语言能力。在新课标中也明确规定学生要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教师在语文课堂朗读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让学生掌握朗读技巧，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章。 [关键词]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课堂指导 朗读是一种重要的语文教学手段，在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优秀的诗歌、散文和文质兼美的文章更需要进行朗读。学生在朗读中可以更好地感受文章意蕴，同时理解文章内涵，便于更好地体悟文章情感。朗读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同时还能增强学生对我国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的感受，让学生对语文课程更有亲近感。 一、初中语文课堂中朗读的重要性 （一）有效培养学生的语感和理解能力 学生通过朗读课文能培养良好的语感，同时还能有效提高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朗读就是要充分发挥出声音的作用，同时用文字和语言等加以辅助的一种学习方法，通过朗读，可以加强语言的感知力，从而提高对语言的应用能力，同时朗读还能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强对文章内容的记忆和理解。 （二）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素养 能选入初中语文教材的课文大都是经典，学习这些文章，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审美和创造精神，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将书本知识和实际生活相联系，从而陶冶情操。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好朗读这一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培养审美意识和人文素养。 二、初中语文课堂中朗读的指导方法 （一）积极构建学生想读的课堂氛围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创设良好的课堂情景让学生产生学的兴趣，进而达到激发学生读的目的。学生发自心底地喜欢读、愿意读，并对朗读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才是朗读教学的目标所在。学生只有愿意读、想读，才能更好地入文、入情。教师可以在课余时间让学生多听一些优秀的朗读录音材料，比如夏青的《文学欣赏》等，同时采用欣赏等方式让学生对朗读产生兴趣。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根据课文的不同情境创设不同的朗读氛围，通过观看视频或是其他方式让学生对课文进行感受，并通过竞读的方式让学生对朗读产生兴趣。比如在苏教版课文《济南的冬天》一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导入的过程中，可以这样引导学生：“说到冬天，大家的感受首先会是北风、大雪，冬天在人的印象当中是寒冷的、白色的，但是在北方的济南，它的冬天却是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追随老舍先生的足迹，到济南去感受一下冬天的温馨。”通过这样的课堂导入，学生会对课文产生很大的兴趣，跃跃欲试地想要读课文。 （二）教师的经典示范是朗读教学的有效手段 朗读需要依据教材来进行，教师应根据不同的课文制定不同的朗读指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同时，学生朗读水平的提高需要教师的领读和范读。教师在朗读前需要首先研读课文，在朗读中努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便学生能更快地进入角色。比如，在苏教版课文《孔乙己》一文的朗读中，有这样一段：“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忽然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时“温一碗酒”几个字表现出孔乙己气息微弱的凄凉境遇，在朗读的过程中一定要读出此时的悲凉气氛，这样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师要对课文进行范读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学生的朗读兴趣，同时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让学生学会朗读，领悟文章内涵，教师在朗读中一定要处理好音调和语速等。 （三）教师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会读 教师一定要教给学生正确的朗读方法，激发学生的朗读热情，让学生能在情感上与作者产生共鸣，从而在朗读中受到启迪，领悟文章的内涵，同时享受学习的乐趣。教师在朗读中一定要让学生正确地用普通话朗读，字音和发音一定要清楚、正确，这是朗读的关键，然后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为以后的朗读奠定坚实的基础。关于语速，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先研读课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文章的写作意图，从而确定好朗读的语速和语调。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朗读训练，教给学生有效的朗读方法，让学生能通过朗读更好地解读教材。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切实做到以生为本，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合学生的指导策略，让每一个学生的朗读能力都能通过朗读训练得到提升。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优化研究 摘 要：朗读，就是用清晰标准的语音有感情地读出文章，是一项由多种感官参与的活动。朗读是学生与文本进行交流沟通的有效方式，只有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才能把握文本含义，欣赏文本的语言美，欣赏到文本内容的精妙，朗读对学生有效学习语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朗读教学；方法；措施 朗读是初中语文教学中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教学方法之一，是听、说、读、写教学的重要参与部分。初中语文教学的知识点大多数是承上启下的，在小学语文和高中语文知识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朗读教学可以培养初中生的语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同时还能够让学生在朗读中更深地体会知识内涵，与此同时，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以及语音语调的改正。 一、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现状分析 1.师生对朗读教学不够重视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很多教师和学生都不是很重视朗读教学。课堂基本是按统一模式开展的，教师引导学生做简单的阅读后，就开始根据教参内容对课文进行分析讲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真正朗读文章的时间很少，与文本进行直接对话的时间很少。同时，学生也认为在语文考试中是不考朗读的，因此，即使教师要求学生朗读文章，学生也只是随意地看看，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朗读品味，没有通过朗读感受文章的语言美与内容美，没有通过朗读把握文章的精华。这是目前初中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了语文教学的有效发展。 2.语言课堂缺乏朗读的氛围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很多朗读环节都是被硬性规定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在学生初接触文章的时候，让学生朗读一次，在文章讲解结束的时候，让学生朗读一次，这样，学生对朗读的价值认识得不够深刻。语文是很注重品味的，无论是文章的语言、内容还是文章的精妙的结构安排，都需要在品味中才能感受其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但现在的语文课堂上，缺乏这种朗读的氛围，学生不会根据需要自行进行朗读，也不会通过朗读入境、入情，不会通过朗读手段读懂课文，了解作者情感，不会通过自觉的朗读了解文章的结构，这是朗读教学的失败，也是语文课堂朗读氛围缺失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朗读氛围，使学生进行有效朗读，这是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重要举措。 二、优化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策略的措施 1.优化课前朗读教学 第一，要说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普通话是语文教师必须具备的，教师平时要加强朗读能力的训练，如按照普通话测试范文联系普通话发音，每天用普通话读一篇文章，和同组的语文教师交流，培养良好的说普通话的习惯，为有感情地朗读奠定基础，这样才能在声情并茂的朗读中再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与文章的情感共鸣，加深学生对文章思想内容和情感的理解。第二，训练朗读技能。扎实的朗读技能是开展朗读教学的基础。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掌握朗读停顿、语速、重音和语调，使学生学会把握语法停顿、逻辑停顿和心理停顿；学会根据文章中人物的性格、心情，环境氛围等来确定朗读的语速；学会依据文章的主题思想、句式结构、词语特征和人物情感来确定字、词、句的重音；学会依据人物的特征和思想情感来把握语调。第三，把握作品的背景和思想。教师还要指导学生把握文章的思想情感和内在含义，在朗读中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让朗读具有艺术感染力。 2.给学生安排合理有规律的朗读内容 作为初中语文老师，一定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学生在朗读课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学生的朗读效率提高不上去，不仅与学生有关，跟老师的统筹安排和规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初中语文老师，可以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懂得安排规划朗读内容的，善于分析自身，知道自己薄弱地方的学生，还有一类就是没有朗读学习计划的学生。根据整体学生的以上状况，老师安排具有伸缩性的朗读内容。比如说，一节早读课20分钟，学生普遍可以背诵两篇文章，那么老师就要布置两项朗读计划，第一项朗读任务是两篇文章，第二项是一篇古诗词背诵。完成第一项即完成早读的朗读任务。对于那些效率高、理解快的学生，可以将两项都完成，这样学生在完成之后就会有一定的成就感。对于那些效率不是太高的学生，则可以要求他们完成基础的第一项就可以了。这样学生也不会有太大的挫败感。因此，合理的朗读内容不仅能有利于学生提高朗读效率，还有利于学生提高自信，在朗读中找到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3.教师坚持范读指导，提高学生的领悟力 教师的范读对于朗读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范读，可以培养学生的朗读兴趣，可以提高学生的领悟力，可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可以形成良好的班级朗读风气。比如学习《，你在哪里》时，教师可以范读全诗，有感情地朗读，传达出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深沉思念和无限的热爱之情，这样的情感渲染深深地感染了学生。在这样的情感前提下，教师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反复朗读，反复品味，学生就能深刻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为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保证学生具备充足的朗读时间 充足的朗读时间是提高朗读教学水平的重要前提。很多时候教师容易忽略这一点，时间并不充分，学生就像叶圣陶先生所批评的那样“随口念一遍”，草草过场，根本没有反复朗读、深刻品味，这样的朗读教学怎么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所以，教师在语文课上一定要给朗读留下充分的时间，要求学生正确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完后，要互相评价，看看自己哪里还需要改进，要让学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每次朗读训练都能得到一些进步。 初中朗读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但是当前许多语文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不足，朗读教学的能力相对欠缺。为了优化朗读教学，提高朗读教学的效果，初中语文教师应加强对朗读教学的价值理念的认识，加强对朗读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提升自身的朗读教学水平，掌握朗读教学的技巧，从而提高朗读教学的效果。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谈朗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是古人宝贵的治学经验之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课文绝大多数脍炙人口、文质兼美，从先秦诗歌、唐诗、宋词到元曲，从朱自清的散文到鲁迅的小说等。这些课文里体现出来的意境美、语言美，只靠老师的讲解、分析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近年来，朗读在教学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语文教学出现理科化倾向，语文教师要把“朗读”这把剑舞得漂亮，就不得不对“朗读”这个众人关注的语文改革焦点做一番深入思考。 一、有感情地朗读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求知欲 语文教学中我特别注重朗读教学。讲析课文之前，认真向学生有感情地范读几遍课文，然后让学生仿照朗读课文，这已成为习惯，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枯燥无味的文字变成秀美的山水、迷人的画卷，变成优美动听的欢歌，变成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真有“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有感情地朗读把学生带进五彩缤纷的世界，使学生提高语文积极性，学习兴趣盎然；有感情地朗读能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学习兴趣，目标无从谈起，朗读却能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没有朗读的课堂，经常是“满堂灌”、“满堂问”，课堂气氛的沉闷可想而知。朗读有如一味“兴奋剂”，撞击学生的耳膜，震撼学生的心灵，激起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朗读的抑扬顿挫有如旋律和谐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试想一下，曲高和寡的音乐尚且被众人所喜爱，雅俗共赏的朗读又怎能不受学生欢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经常读一些文章给他们听，每个学生都安静地听，哪怕是最调皮的学生，尽管只读一遍，也能快而准地说出各题答案。由此可见，朗读是学生欢迎的一种教学方式，朗读可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有感情地朗读是培养学生语感的主要途径 朗读是一种作声阅读，是经过大脑指挥口、耳、眼将翰墨转化为有声语言，变更口、耳、眼、脑等器官一起加入的庞大的头脑活动历程。 从朗读这一原理来看，朗读不光使学生加深对文章内容的明确，更好地感知文章的美学因素，而且可以作为培育学生的重要途径。学生的头脑本事强了，概括本事、表达本事、构造语言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强了。这些本事作用于语言上，学生一定会说得趋于简明、流通、连贯、得体、有条理，同时如果学生经常性地朗读，效果一定是熟能生巧。表现在语言上，学生渐渐达到发音清楚、音量适中、熏染力强的效果。一般来说，朗读本事强的学生，口头表达本事通常比较强。验证了朗读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朗读是培育语感的好要领，应有效地增强训练。放声朗读文章可以增强语音、语义和语法的能力。如果对精致的文章重复朗读，会增强对语言范例的敏感和鉴别能力。反之，听到不准确的读音或词不达意、生硬欠亨的句子，就会从情绪上感到不适，并加以倾轧。 三、有感情地朗读是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 对于一篇文章，特别是文学作品，要理解它的思想内容，首先就是朗读。通过有感情地朗读，文章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印象，产生立体感。语文教学中要想使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收到良好的效果，就要注重朗读教学。特别中学段语文教学，要求教师有感情地朗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从而反复朗读，体会思想感情。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意思是：对于一篇文章，有感情地朗读，遍数多了，文章的意思就在朗读中清楚明白了。这里所说的朗读，不是指动脑筋的走马观花似的朗读，而是指眼、口、脑共同作用于文章的有感情地朗读。 四、朗读启真，潜移默化，提高学生领悟能力 引导学生对形象教材的整体把握和领悟，培养学生审美的感知、理解、抽象能力，从而开发学生的智力，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以美启真”。在教学中，笔者带领学生对课文的重点部分、精彩片段进行反复吟诵，这样的反复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高声朗诵、低声吟咏中，通过声音把语言文字方面的特点、技巧表现出来，引导学生入境入情，逐步领悟教材真谛。如在教《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课的过程中，为了引导学生体会主人公对生命的热爱，相信幸福的生活一定会来临，要求学生边读边体会，时而语速缓慢、语气低沉，时而语气加快，语气越来越坚定，读出主人公对生命的渴望与热爱。学生在朗读中悟出语速、语气的变化，再反复朗读，声音伴随着表情，显得声情并茂。在学生情绪高潮阶段，及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时你想到了什么？你心里有什么感受？你喜欢文中的人物吗？为什么？这时候，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情感激发中迸发而出。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鉴美能力，丰富学生的情感，智力同时得到发展。这时教师已没有必要再花时间解释词语、分析句子，甚至讨论文章中心思想了。 五、朗读欣赏，组织交流，体现学生的主体意识 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受到真情感染的基础上，教师要掌握“火候”，善于组织“高潮”。在朗读欣赏阶段可以组织交流。例如：笔者教《背影》一课时要求学生说出自己认为文章好的地方？为什么说它好？学生说“父亲为我买橘子”这部分写得好。因为“蹒跚”、“攀”、“缩”这些词用得贴切，突出了父亲的爱。这时，我说“我认为这里可以这样读……你们呢”，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读出了“父爱”。于是，学生争先恐后地读。通过朗读欣赏，组织学生交流，学生情绪高涨，进入理想境界，充分调动主动性，体现主体意识，极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好的朗读本身就是课文极好的解释，在琅琅的读书声中，课文优美的意境、象征性的意境都能得以充分、酣畅地体现。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能否较好地把握朗读各个环节，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将起到“以车代步”的作用。最后，有感情地朗读能够起到突出作品中心思想的作用。我国著名中学特级教师陈老师在讲读《土地的誓言》一文时范读全文，感情真挚，语调抑扬顿挫，富有表情，节奏快慢有至，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之情。 总之，朗读的作用不可忽视。朗读是培养学生精读能力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含义较深的语句、段落，可以在反复朗读之中让学生体会和品味。朗读是培养说话的基础。朗读得正确、流利，说话一般比较流利；能读出感情，读出韵味，说话一般比较有感染力。朗读有助于语言积累，在反复朗读吟诵之中，词、语、句、段、篇能顺利进入学生的语言仓库。朗读技巧讲究节奏、停顿，吐字、发音，语流、语态，对培养学生高雅的气质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朗读有助于交谈、发言、复述、演讲、论辩、主持、协商等多方面语文能力的形成和优化。朗读不只是活跃课堂和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也不只是课堂教学中的穿插，更重要的是它让学生充分地占有学习时间，让学生得到充分的语言和技能训练。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朗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从而教学时充分发挥朗读的作用，使之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手段。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新课标下的初中语文朗读教学 听、说、读、写能力是对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能力的基本培养要求。而朗读，作为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一种通过语音将文本的内容、思想情感等艺术地表达出来的阅读方式。朗读教学通过读、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语文素养，并为更深入的语文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初中朗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当前的初中语文朗读课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 一、师生在思想上明确朗读的重要性 初一是初中的起始阶段，是小学与初中的过渡阶段，学生在小学受过一定的朗读训练，但并不明白朗读的意义。因而在新生入学后有必要让学生明白朗读是什么以及朗读对语文学习有什么作用。诵读，《辞源》解释为“念，熟读”，应是从会念文章到熟读文章再到领悟文章内涵的过程。是经过大脑指挥口、耳、眼将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调动口、耳、眼、脑等器官一起参与的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与默读相比，朗读虽然速度较慢，但更能加强对口、耳的锻炼，从而培养语感。在朗读过程中，课文语言的逻辑性会影响学生，使他们学会有条理地表达思想，课文语言的声调、语气以及词汇表达的丰富性也会影响学生，使他们说话生动而有表情，从而形成和发展表达能力。作为教师，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长远发展能力，而不能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的成绩。更应该让学生明白，朗读对语文学习和提高自身语文素养的重要作用，学生才能在以后的朗读教学中不至于受考试机制的影响而失去朗读兴趣。 二、注重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乐于朗读积累 朗读既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美的创造，通过朗读可以激发美感，让人领悟和体验美感。好的朗读，能愉悦人的心情，陶冶人的情操，还能让朗读者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要达到这种境界，首先对朗读要产生兴趣。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通过课内朗读教学，激发学生对朗读的兴趣，让学生乐于参与，无疑是培养学生朗读能力的当务之急。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声情并茂的示范朗读感染学生，也可以通过配乐朗读或播放朗读录音熏陶学生；可以根据课文内容指导学生分角色朗读以体验情感，也可以鼓励有朗读专长的学生进行有个性理解的朗读带动其他同学的主动参与。只有激发了学生的朗读兴趣，朗读教学才能初见成效。兴越是逐渐养成的，在激发兴趣的过程中还要重视学生的文化知识积累。一定的文化知识的积淀是学生朗读的基础，因此，要引导学生从少到多地朗读古代诗词、浅易文言文、经典名篇和短小精悍的时文美文，并从课内延伸到课外，注重文化积淀，提高文化品位，唯有如此，学生的朗读能力才能不断提高。例：陶渊明的小诗《饮酒》第五首，记结庐之事，写田园之事，抒隐居之情。以纯朴自然的艺术风格，表现了诗人闲适的生活和对自然的喜爱，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示出作者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旷达的心胸，最有妙处，老师可由对这首小诗的学习，延伸到《饮酒》的其他小诗及相关内容的诗文的阅读，学生会在阅读中渐渐培养朗读的兴趣。学生有了朗读兴趣，便会乐于朗读积累，便会“孜孜以求之”，从而逐渐达到熟能生巧的境界。 三、明确朗读目标，提高教学效果 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朗读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读，前提是为学生提出具体的朗读要求和目标，针对不同体裁的语文课文，教师应制定不同的朗读目标，增强学生在朗读过程中的目的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朗读，以此提升朗读教学效果。初中语文教材中选取有不少适合朗读训练的美文，教师应明确朗读目标，比如，在学习《春》时，教师应让学生采用温润淡雅的语调去朗读课文，在朗读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春天的美；在进行古诗《秋词》教学时，教师则需要指导学生朗读出诗中的韵味，感受诗人心中不同的秋天。同时，学生在初读课文之前，初中语文教师应要求他们读顺课文，读准字音，也可以设计部分问题，让学生在朗读中思考，而美声朗读则要求学生不仅需要注重语调和字音，还应让他们在朗读中表现情感，对朗读速度准确把握。 四、加强朗读训练，让学生培养语感 在教学中，可开展多种形式的朗读训练：课内朗读教学中的形式变化和角色变换尝试让学生时时都有一种新鲜感、亲切感和融入感；示范朗读、领读、合读、跟读？？丰富多彩的训练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和活泼有序的语言活动中获得语言感受的快感；组织学生收听电视散文朗诵、广播中的诗朗诵，并要求他们进行模仿训练，也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的语句不分行，但它精炼、形象、优美，有一定的跳跃性，节奏感强，例如“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短短一句，以“叫喊”写声，以“黑色的闪电”写形，以“飞翔”“穿过乌云”“掠起波浪的飞沫”写一连串的快速敏捷的行动；有比喻，有夸张，形象鲜明；较多的句中停顿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琅琅上口。全诗语言充满激情，使人振奋，如结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既是期盼、呼唤革命的风暴，又是对人民的战斗召唤。比喻、夸张、拟人、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语言优美而有气势，增强了表达效果。老师可采取领读、范读、听录音读、个别读、小组读等手法，让学生在反复的朗读中感受文章的语言美。 五、加强朗读技巧的指导与评价指导 在朗读过程中，朗读技巧的指导是不能忽略的，而理解则是朗读技巧的第一步。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进行初读，通过初读对课文有初步的认知并发现材料中难以理解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进行课文讲解，使学生对课文的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在理解的前提下的再朗读则加强了学生与文章的交流，使学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情感体悟。在朗读时，教师还应对朗读的语速的快慢、语调的高低与停顿都有所指导。当然，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示范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示范朗读不仅可以感染学生、唤起学生的朗读欲望。同时，朗读评价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学生朗读后，适当的评价有助于激励学生朗读。评价应当以鼓励为主，渗入适当的指导。评价还可以发展其多样性，如老师评价、学生自评与学生间互评等方式。 在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中，针对具体的教学缺失，教师需要着重分析和解决，充分认识到朗读教学的作用和价值，所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初中语文教师应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朗读时间，明确朗读目标，掌握朗读技巧，提升他们的朗读水平。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刍议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朗读训练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 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阅读教学中，恰如其分地朗读，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积累语言、发展思维、陶冶情操。 一、俾善于读，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初中阶段的每一篇课文都是充满真情雅趣、情感充沛真挚的好文章，“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这些课文须要达成的重要的教学目标，也是学生亲近文本、感受文本情感、获得语感体验的重要手段。在读正确、读流利的基础上真正落实“有感情朗读”，是我们每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应该潜心探究的领域。教学《望庐山瀑布》，在初读这首诗时指导学生高声朗读，力求读得清晰，准确，有节奏。再读这首诗时，我以生动的语言引导学生先理解诗的意境，再以抑扬顿挫的语调、豪放的气势，让学生读出庐山瀑布那种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境界。最后齐诵这首诗时，已是诗情涌动，句句铿锵。 2. 以读促思、以读促悟 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要以读促思、以读促悟，这是提高初中生阅读能力的最佳途径。学生良好的语感能力是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活动获得的。例如《最后一课》的结尾部分：“祈祷的钟声也……写下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在朗读时，要把韩麦尔先生痛苦、哽咽、激动、惜别等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怎样才能让学生真正领悟到韩麦尔先生复杂的情感呢？我想除了读还是读，多读、熟读是提高阅读能力的最佳途径。 3. 倡导自由品读 语言品味的过程就是形成语感的过程。在朗读时不带任何问题，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品读，从而充分享受读书乐趣，学生对文章意韵的理解、内涵的品味，都是通过阅读感悟出来的，学生真正成为了这堂课的主人。 二、走进文本，让学生在朗读中深入 1.给学生充足的读书时间 “文贵自得”，“自得”才能提高阅读能力。要取得最佳的朗读效果，必须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不让学生多读，就不可能达到正确、流利的朗读效果，也不能深入文本。首先在预习课文时，要鼓励学生多读，既要认识生字新词，又要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还能在印象深的或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课堂教学时要指导学生精读品读课文，在老师的讲解点拨下，能抓住重点词句，突破难点，了解写作方法；然后进行有感情地朗读，体会文章的写作特点和思想感情。 2. 给学生充裕的思考空间 “学起于思”，学生的思维在不断的发展，学生在深思的空间下，可以探究出许多问题，探索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发现。我们要信任学生，尊重学生，鼓励学生自主探求，给学生充足的空间去想，去思。如在学习《天净沙・秋思》这首词时，教师只有指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朗读，才能让学生真切地感知萧瑟的秋景、孤独的农家、阴冷的西风，从而体会词人悲怆的心境。 3. 给学生充分的质疑契机 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卢梭说：“儿童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如果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愚蠢的。”教师应扣住课文重点、难点设疑，以读促读，在读中“启发释疑”。同时，也鼓励学生在读中有所发现，产生新疑，使他们始终保持“愤”、“悱”状态。 三、以读导学，让学生在朗读中发展 1.朗读内容要有的放矢 每一篇课文总有它的精湛之处。教师要根据教学重点，选择部分段落或语句，让学生反复诵读，实现情有所感，理有所谓。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方法，让学生在读中理解，在理解中读，让学生在读中感悟、认知、培养能力，使其逐步达到“听懂、读通、能说、会写”的要求。 2. 朗读评价要恰如其分 在课堂教学中，朗读评价至关重要。教师充满智慧的评价，能够提高学生朗读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的朗读水平进一步提高。但评价一定要注重内涵，一味地“你真棒！”、“太好了！”只会让学生觉得无味。在朗读指导中，教师要结合文本内容，对学生的朗读作出有针对性的评价，要适时引导、点悟，指导学生读出意，读出味，读出情，才能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力。 3. 朗读迁移要举一反三 进行迁移性朗读，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读书生活，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更加清楚透彻，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修养，陶冶情感，从而成长为一个具有高素质的人。课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迁移的语言材料。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各年级大纲的要求，可以进行适当的迁移。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前提是朗读，在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的同时，便意味着教师的引导必须巧妙化，让学生在教师巧妙化的指导中读出兴趣，读出情感，读出真知。 作者单位：江苏省江阴市长寿中学（214424）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之我见 【摘 要】朗读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朗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语文综合能力。如何提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质量，提高学生朗读能力已成为了广大初中语文教师的共识。基于此，笔者将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谈谈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几点体会。 【关键词】初中语文；朗读教学；审时度势 朗读指的是将书面语言用发音规范的有声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是一个由文字到语义、语音，由表层意识到潜在情感的感知过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讲解一篇课文，尤其是语言优美、情感丰富、朗朗上口的文章，只有让给学生大胆地去朗读，去品味，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感悟到文中的奥妙之处，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教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当前大部分语文教师都不太重视学生的朗读，更多的将教学重点放在文章构架以及语句分析之上，这无疑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朗读不但是一种语言能力，更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是学生一种综合、高效的学习方式，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对朗读教学予以充分重视。笔者认为，初中语文朗读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合理选择朗读材料 朗读并不意味着滥读或乱读，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适合用来进行朗读，只有选择适合的朗读材料才能收获良好的朗读效果。例如，部分文章适合速读、部分文章合适圈点并进行精读，所以，在进行朗读教学时，教师应全面掌握教材内容，并精心选出适合的朗读材料。例如《金黄的大斗笠》一文适合精读；《羚羊木雕》适合速读；《诗词五首》适合适当使用重音来朗读；《背影》适合带着感情去朗读；《这不是一颗流星》适合分角色进行朗读。 二、讲授朗读方法和技巧 首先，应教会学生如何确定重音。在朗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朗读知识，例如课文中的修饰词、谓语动词、对比词等，让学生可以在朗读过程中快速找准重音，以增强朗读表达效果。并且选用重音轻读的方式更能够将文章中的悲伤或欢快之感表达出来。其次，应教会学生如何掌握语速。一般情况下，激情高亢、欢快激动的文章的语速应适当加快；悲伤低沉或是抒情的文章语速应适当放缓，所以，非常有必要教会学生语速的掌握方法，并让学生在不断的朗读训练中正确掌握语速，并做到收放自如。再次，应教会学生如何掌握语调。语调是语气、语音以及语速的综合体现，正确把握语调可以将文中的感情基调很好地表现出来。所以，教师在朗读教学过程当中应教会学生把握语调，例如在朗读欢快、激情澎湃的文章时应采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在朗读悲凉、寂寥的文章时应采用深沉、舒缓的语调。 三、注重朗读训练 在朗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朗读训练，训练应从易到难，由简入繁，从普通训练到实用训练，层层推进，切不可一蹴而就。朗读训练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用普通话正确朗读――咬字清晰――发音响亮――适时停顿――语气连贯 ――言辞达意――心领神会。朗读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不断接受知识、补充、整合以及构建的过程。因此朗读训练应当进行反复练习、对比与观察。朗读训练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①范读。优秀的范读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朗读的榜样。例如，在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时，教师可利用不同的语调、语气以及语速来进行范读。如：在朗读百草园部分内容时，教师应采用活泼、欢快的语调进行朗读，并可适当增加下语速，让学生感受到作者的愉悦、自由、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在朗读三味书屋部分内容时，教师应采用略微低沉的语调以及缓慢的语速来进行，让学生感受到作者在书屋中那段乏味、无聊的时光等等。通过科学的朗读处理，可以让学生深刻的了解课文的主体。并让学生现学现仿，反复练习，从而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②表演。在进行朗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表演的方式，并对文中的情节进行揣摩，并进行角色扮演，将文中情节生动地展现出来，可以让朗读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在学习《白兔和月亮》一文时，教师可以让班中的一位女同学来将小白兔得到月亮前后的变化表演出来。表演完毕后，将学生带回到课本中，让学生再次朗读课文，让学生都明白只要用平常心来对待生活，生活才会更幸福。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但能够从生动有趣的表演中感悟到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朗读语感。③配乐。在多媒体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教师可以利用各类多媒体教学设备来进行朗读教学。例如，通过演示图片、配乐等方式，创设特定的朗读情境。例如，在学习《沁园春雪》一文时，教师可以在课前制作教学课件，将宏伟壮观的长城、银装素裹的雪景以及令人尊敬的英雄通过课件展示出来，在配上优美的音乐，将学生引入到美妙的情境当中。学生在美的熏陶下都会不期而然的将朗读作为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完成。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 要：有效的朗读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基于朗读教学的重要作用，教师要实事求是地寻找现阶段朗读教学中的问题，针对教学中的问题采取相应的策略，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 关键词：初中语文；朗读教学；问题；对策 现在初中学生对朗读的兴趣不大，教师在教学时往往忽略了朗读教学，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教师要注重了解朗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多种手段改善朗读教学的现状，提高朗读教学的质量。 一、语文朗读教学中的问题 在现阶段的朗读教学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教师要注重了解教学中的问题。首先，不重视朗读教学。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学时教师参照课程教学标准及考试的重点解析展开语文课堂教学，着重带领学生学习语文考试中的重点内容。朗读并不是应试考试中的内容，教师和学生对朗读并不重视，且很多教师认为朗读是非常简单的，并不需要专门进行朗读教学。其次，不重视朗读教学的指导。现在语文课堂上教师会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阅读文章，但是这并不能够称得上是朗读，学生只是把文章中的内容重复地念出来而已。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并没有结合课文内容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朗读，使朗读不能够成为帮助学生理解文章中蕴含着的情感的教学活动，无法获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最后，朗读的时间不充分。短短的一节语文课，教师安排了众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给予学生朗读的时间较短，如，预习性的朗读时，教师要求学生通读文章，当教师拍手示意学生停止阅读时，仍然有很多学生并没有将文章中的内容全部读完。 二、改善朗读教学现状的策略措施 1.提高教师朗读教学的业务能力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保障，为了改善朗读教学的现状，需要提高教师朗读教学的业务能力。首先，学校要注重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现阶段语文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是比较浅显的，为了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学校要注重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校做报告、做演讲，通过和专家的交流让教师清晰地认识到朗读教学的重要作用。学校还可以开展全校范围的朗读教学评比活动，通过全校范围的听课、评课，评选优秀的朗读教学的课堂，并定期开展语文教师之间的朗读教学的研讨活动，切实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认识。其次，教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朗读实力。教师范读是朗读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教学活动之余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朗读实力。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文章大都是非常优美的，且网络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配套朗读资源，教师要注重利用网络上的朗读资源，将自己朗读的音频录下来，通过将自己朗读的音频和网络上的音频进行对比，了解自己朗读中的不足并进行完善。此外，朗读是需要体现一定的情感的，朗读前教师要认真阅读文章体会文章中的情感，朗读时结合文章中的内容自然地将文章中蕴含的情感表现出来，提高自身的朗读实力。 2.从教材出发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 朗读材料对朗读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文章都是非常优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章均适合朗读，一般来讲，诗歌最适合朗读，散文、小说、剧本等文体也比较适合朗读。朗读教学前教师要注重认真研究教材中的内容，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通过研究语文教材的文章，教师不难从教材中发现朗读训练的具体要求。如，《羚羊木雕》要求分角色朗读文章中的内容，在朗读中体会文章中蕴含的思想感情；《春》要求在朗读的过程中练习重音、重音的轻读、小停、中重音、拖音等；朗读《散步》时要求清楚连贯地阅读文章中的内容，并在读的过程中体现文章中蕴含的情感。教师认真研究教材中的内容并从中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在给予学生充足的朗读时间的基础上按照教材中文章朗读的要求，逐步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3.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首先，充分发挥教师范读的感染作用。以《我爱这土地》的学习为例，教师在朗读前播放适合的背景音乐，如《我爱大自然》《人淡如菊》《眼泪》等，利用优美的音乐渲染气氛。之后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有感情有技巧地将诗歌中的内容朗读出来，教师在朗读时可以很容易发现许多学生也在小声地跟读诗歌中的内容。教学时充分发挥教师范读对学生的影响，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其次，学生的个性化朗读。教学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在班级中开展学生的个性化朗读，并在班级中举行小型的朗读比赛，利用比赛激发学生的胜负欲。学生轮流按照自己的方式朗读文章中的内容，在学生全部朗读之后教师给予学生积极的评价，并和学生就朗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激发学生朗读兴趣的同时，实现对学生朗读方法的有效指导。 总之，语文教师要认真了解朗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朗读教学时注重提高自身朗读教学的业务能力，从教材出发寻找适合的朗读材料，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朗读教学的效率。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关于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研究 摘 要：朗读是听读活动中最重要的教学形式，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也是语文教学的第一学法。正如当代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所说：“阅读教学，第一是读，第二是读，第三还是读。”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教学要重视朗读，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可见，读是学生理解课文，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领会作者感情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不重视朗读的现象，校园里已经很难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了。偶尔的课堂朗读也变成了凑时间的替代品，为了丰富教学方法而采用的点缀，或是为了听课需要而制造声势的工具，朗读教学现状堪忧。 关键词：朗读教学；语言美感；评价体制 一、朗读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1.朗读是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有效方法。 在初中语文课堂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朗读课文，要求学生使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声音要洪亮，咬字清晰，注意语音语调，做到不加字不漏字不错字。在初中学习阶段不仅要正确朗读课文，还要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要注意句子的停顿，分清慢读和快读，在朗读中合理选择朗读方式。在不断的朗读中学生的口语语言就会受到书面语的影响，潜移默化中书面语就转化为学生的内在语言。同时，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给学生创设了使用普通话的情境，持续的朗读教学帮助学生提高普通话水平，学生会更加规范地使用现代汉语。 2.朗读是学生感悟文章语感的良好途径。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朗读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敏感度，在朗读课文过程中能迅速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领悟文章的内涵。在初次朗读课文的时候，学生对文章的内容、结构和风格就有了第一印象，再次朗读课文就能够把握到文章的情节、结构。同时，朗读也能够培养学生的精读能力，尤其是一些复杂的含义较深刻的句子，只有在反复的朗读中才能准确理解文意。在初中语文课堂中进行朗读教学，有利于学生积累优美的语言，在一次次的朗读中学生积累的字词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进而对语言的感受能力会越来越强。 3.朗读是提高学生语文积极性的重要方式。 在初中语文学习中朗读教学也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朗读将优美的语言和动听的声音结合起来，产生无穷的魅力，能够激发学生对朗读产生更厚的兴趣。例如，在文言文中有《唐雎不辱使命》这篇课文，这篇课文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展示文章主题，在选择教学方法时教师就可以安排分角色朗读课文的方式，在分角色的朗读中学生自然就能把握三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这样的教学方法突破了传统文言文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处在初中阶段的学生对诗歌学习没有任何兴趣，运用朗读教学法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教师引导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读诗歌，进行有层次的朗读，激发学生对诗歌的热情。 二、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实施对策 1.丰富朗读形式，激发学生朗读兴趣。 针对以往的语文课堂上，朗读形式单一枯燥的现象，教师可以自主研发一些丰富活泼的朗读形式，来调动学生的朗读积极性，激发学生参与朗读活动的兴趣。首先，教师可以从朗读内容着手，选取一些朗朗上口、富有美文色彩的经典文段提供给学生。然后，组织活泼多样的朗读形式让学生参与其中，锻炼自己的朗读能力。比如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组织朗读活动： 分小组赛读，比比看哪一组读得最正确、最流利、最有感情。这种朗读方法可以运用于古诗词教学。分角色朗读，让学生模仿角色的身份和心理活动，读出感情来。配音乐朗读，可以适用于现代诗歌和抒情类散文的朗读，通过营造优美的艺术氛围，陶冶学生情操，让学生的朗读的过程中感受文章的艺术美。接力朗读，让学生用接龙的方式阅读每一段落，以缓解科学性文章的沉闷感。课本剧表演读，这一类朗读法尤其适用故事性比较强的文章，当然它对学生的要求也更高一些。需要学生提前做好准备，背诵一些对话内容，熟记人物的动作、神态描写等。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相比前几种方法更有趣味性。 2.加强情感领悟，适当点拨朗读技巧。 朗读的过程就是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过程，是学生情感与文本情感相互交融的过程。只有学生投人强烈的情感于朗读过程中，才能有助于更充分地感受到文本的情感所在。因此，教师在学生朗读训练中，要注意指导学生调动自己的情感，并且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必备的朗读技巧。比如，如何停顿、如何确定重音位置、不同语气怎样表达以及如何借助语调的抑扬顿挫来提高语言表现力等。其次，教师还要做好自身的范读作用，通过情感教学方式唤起学生的朗读欲望，给予学生一定的情感鼓舞，让学生带着对老师的钦佩展开模范朗读。 3.加强心理素质训练，健全朗读评价体制。 朗读训练中，教师还应该有意识地针对学生的心理素质进行训练。毕竟不是所有学生都天生外向、勇气十足，所以针对那些容易胆怯、紧张的学生，教师也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和指导。在学生朗读的时候，不随意大段或终止学生的朗读；当学生朗读时遇到困难时，在不打压学生朗读兴趣的情况下，可以给予相应的帮助和纠正；当朗读者在发音上出现差错而引起其他学生哄笑时，教师也要正确引导，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其次，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一些朗读比赛，锻炼学生在公共场合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积极心态。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建立健全朗读评价体系，在积极开展朗读教学的同时，也应该拓宽评价方式，充分发挥评价在朗读训练中的激励与诊断作用。 朗读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切不可一蹴而就。初中语文教师在进行朗读教学过程中，应合理选择朗读材料，重视朗读方法与技巧的传授，并加强对学生的朗读训练，让学生不断掌握朗读技巧，养成良好的朗读习惯，从而达到提升学生朗读能力的教学目的。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朗读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将书面上的文字有感情的转化为有声的语言，通过这一转化，使文字能够变成一种意境、氛围传达给观众，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方式。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朗读是十分重要的教学模式，在语文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学生的语文素养。但是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本文就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有效策略，更好地促进初中语文教学以及学生素养的全面提升。 一、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现状 当前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对于语文朗读教学的重视程度不高，甚至出现忽视的态度。一些语文教师的教学理念存在偏差，认为朗读其实并不重要，考试中没有朗读，因此没有学习的必要。此外朗读又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与其花费大量时间朗读，还不如多让学生做一些题来提高成绩。语文教学中，学生的朗读都是随口一念，草草收场，教学的艺术性不强，学生没有机会感受朗读的乐趣，也就逐渐失去朗读的兴趣。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虽然有些教师对学生进行朗读能力的培养，但是在朗读方式上还是存在问题的。教师让学生集体朗读，虽然声音比较大，但是这种方法不能有效改善学生的朗读水平，朗读的方式比较单一，对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些教师挑选某个学生或者是学生分角色朗读，在这一朗读过程中，教师只是对学生的词汇、发音等进行纠正，对于词义、句子以及文章的理解与感情没有向学生介绍过多，使得学生无法准确把握文章的基调，朗读存在着随意性，朗读水平无法得到全面的提升。 二、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策略 1.强化教师对朗读教学的重视程度 要促进初中语文朗读教学效果的实现，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教师对朗读教学的重视程度，教师的思想认识对于学生的行为以及思想等是有一定的引导性和指向性的，所以必须要努力提高教师的素质水平，向学生宣传朗读教学的重要性，给予学生更多时间自行进行朗读，使学生在朗读过程中感受文章的内涵与韵味，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应让朗读成为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注重学生朗读能力以及水平的提升，使得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全面的提升。 2.创设良好的朗读教学氛围和情境 在初中语文朗读教学中，教师应注重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朗读教学情境，让学生把自己当作文中的角色，通过课文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的情感被唤起，实现师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的朗读情感得到良好的奠定。教师通过创设教学情境用自身的情感体验感染学生的情感，与学生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比如在学习《春》时，教师以深情的语调进行范读，让学生感受到春的美丽，使学生的心灵得到震撼，引起学生的共鸣。教师通过生动的语言打动学生，使朗读教学展现出生命力。通过联想与想象，教师指导学生将自己与文中的角色进行互换，使其与课文融为一体，通过角色互换的朗读让学生更好地把握文中的情感，体会文中的韵味。 3.进一步丰富朗读内容 语文教学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在题材的划分上有议论文、说明文、记述文等之分，在表现形式上有古文和现代文之分，不同的文章有着自己的朗读节奏以及技巧。然而在实际的语文朗读教学中，朗读的教学内容主要局限于诗词、诗歌这些情感比较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一些说明文、议论文等，在朗读上不够重视。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朗读对于强化学生记忆，以及课文理解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须要发挥朗读教学的优势作用，组织学生进行朗读比赛和讨论，提高学生的朗读兴趣，使学生的语感得到提升，更好地学习语文知识。 4.明确语文朗读的目标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适合朗读的内容，初中语文教学目标也表明这些是须要进行朗读教学的，所以教师必须要提高重视，教师应挑选一些适合朗读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有目的地进行朗读学习，在朗读前须要明确其目标，不同的文章须要设定不同的目标，使学生更有针对性的朗读，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了解文章的情感与基调，让学生掌握语文朗读的技巧与方法，明确怎样合理运用停顿、重音等，从而使朗读教学效果得到充分的发挥。 比如在学习《乡愁》时，不仅需要教师的范读，还有学生配音朗读。除了课上的学生集体朗读，还有在诗歌讲解过程中的情感体会，让学生感受到诗人对于祖国的恋恋不舍，以及希望中华民族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再如学习《我爱这土地》时，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朗读，体会诗人真挚、炽热的爱国之心。在教学中，教师须要引导学生对整首诗歌进行朗读，还须要对其中的重点部分进行朗读，通过不同层次以及形式上的朗读，使学生的朗读兴趣得到提升，让朗读成为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从而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语文课堂教学中须要注重朗读教学的推进，通过多样化的方法引导学生更好的朗读，强化学生的语文学习与朗读能力，强化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能力，实现学生的良好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单位：宁夏石嘴山市第九中学（753000）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也谈如何提高初中语文朗读教学效果 听、说、读、写是语文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四个组成部分，而这四个部分中朗读可以说是语文教学的根基。初中语文教学课程标准中虽然特别强调朗读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但是朗读教学没有得到良好的运用。那么在这里，笔者浅谈一下如何才能提高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效果。 一、激发学生朗读兴趣 古语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语文课堂上，老师的作用就是带领学生进入语言知识的殿堂。朗读就像学生自己在参观这座殿堂，通过朗读让学生发现文章的精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而老师要做的就是示范朗读，因为学生对陌生的知识，陌生的文章都有一种好奇心。例如，很多学生在发下课本的时候或许已经大概的把书本中的一些文章熟悉了一遍，所以这些带有好奇心的学生是带着疑问来听老师讲解这篇文章，特别是教师在范读过程中所带有的那种情感可以使学生带着更多的疑问来观赏这篇文章，他们心里会想、表达这种情感的作者写文章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心情等等。例如《沁园春・雪》这篇文章，教师通过气势磅礴的情感变化进行范读，那么学生就会特别好奇地想诗人在什么样的景色下能有这种感慨，而这种情感又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等。这就是通过教师的带头作用，激发了学生的丰富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让学生在听老师范读文章的时候可以在自己脑中大概地勾勒出作者所描绘的场景，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兴趣。 二、朗读环境的塑造 学生有了兴趣并不一定在朗读的过程中受益，因为我们知道在初中的教学中古诗词、文言文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文言文大部分文章需要背诵，学生由于理解困难往往看到文言文后不会被文章内容吸引，而是先看看文章后面是否要求背诵，那么这样很多需要背诵的文章就会使学生反感。所以作为教师的我们可以追溯一些古诗词和文言文的历史，在了解了这些文章的来源和作者的意境之后就用古代最为经典的吟唱方式来范读，那么就可以让一些文章、诗词和现在的一些优雅曲调相结合，这样对学生来说就拥有了一个良好的朗读环境。再加上讲解所要学习的文章的历史来源，与文章有关的故事。例如教学《水调歌头》这篇文章，学生如果从文章内容直接进行理解那么会让学生感觉无趣，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明月几时有》这首歌曲，通过其美妙的旋律将学生带入苏轼写这首诗词时候那种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情感，显示了词人开阔的心胸和超远的志向的那种意境。这样学生就会对这篇文章充满兴趣。 三、朗读时间要充裕 朗读环境和朗读的兴趣可以让学生将自己带入到朗读的意境中，但是一些教师由于讲课的方法不同，在课上给学生们留有的朗读时间少之又少，甚至有些教师会将朗读的任务留在课下，那么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学生的课下时间大部分是用来写和玩。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必须留给学生充裕的时间进行朗读，而且读不是目的，目的是在读的过程中发掘作者的写作意境和情感，让学生自己融入到文章中。通过范读体现文章的那种起承转合，铿锵之美。例如在教学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的时候，教师在细节的示范，如读“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要怀有作者被俘后的那种慷慨悲凉的誓死明志的情感，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教师要怀有悲壮激昂的力量和底气，然后让学生在这种情感中朗读，使得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 四、朗读教学的层次性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认为达到以上几点就能让学生体会文章的精髓了，其实不然，朗读教学中一定要体现“其义自见”的效果，我们首先要从分析开始再升华到领悟，而这两个环节是逐步深入的过程，没有分析就没有领悟，没有领悟只有分析也不会达到教学效果。因此在朗读的过程中一定要体现这两者的层次性，学生通过朗读可以达到第一层“分析”然后教师这个时候应该对学生的疑问进行点拨，解决学生的疑问后，通过再次朗读达到第二层也就是“领悟”。这样才是朗读教学的精髓所在。例如高尔基的《海燕》，学生们在朗读的时候只能初步的了解“海燕”的表象，很难深入理解到其深广的政治含义，因此教师通过了解学生自己的“分析”后，根据学生提出的疑问，教师就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进行解答，例如“暴风雨”的象征寓意，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先从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背景入手，因为对于历史故事学生一般是都喜欢听的，在这历史背景下将“暴风雨”的象征寓意讲解给学生，这样就可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文章的象征内涵，教师解答疑问后，让学生再次朗读这篇文章，学生自然而然就会达到“领悟”，这就是朗读教学的层次性。 综上所述，从学生的朗读兴趣入手，创造良好的朗读环境，给予学生充裕的朗读时间，最后提升朗读教学的层次性，就可以提升初中语文朗读教学的效果。 作者单位：江苏启东市长江中学。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谈初中语文的朗读教学 【摘要】朗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个教学环节、教学内容相联，能使学生更有效地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更真切地领略文章的音乐美、含蓄美和形象美。 【关键词】语文课 朗读教学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列在了每个学段阅读目标的第一条。点明了朗读教学的重要，朗读是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语言的一种阅读方法，也是用来表现情感的一种艺术技巧，朗读有助于对文章的深刻理解，朗读是培养说话的基础，有助于学生的语言积累，也有助于学生多方面语文能力的形成和优化。如何更好地开展朗读教学，提升语文课堂的教学质量，要主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课堂上精心指导，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 语文课上，教师要认真备好课，结合课文内容，通过多媒体课件、图片、录像、音乐、老师描述等，创设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情境，诱导学生开展想象，尽快入情入境，让学生不知不觉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营造一种跃跃欲试的朗读氛围，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再通过录音机的朗读和老师声情并茂的高声朗读来进一步感染学生，通过齐读、小组读、个人朗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在朗读中有了情感体验，萌发了朗读的兴趣，从而提高了朗读的能力。 如在教学朱自清先生的《春》时，在指导朗读前，我用录音机播放一段悠杨欢快的音乐，再用较为抒情的语气先对“春”作一番描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小草青青，太阳的脸红起来了，桃红梨白，争妍斗艳，好一幅秀丽的春光图，忽而春雨绵绵，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多么优美的一幅水墨画。”作者笔下的《春》借助春草、春花、春雨而构成，牛毛细雨，轻轻地洒到大地，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也给人以力量和信心。下面让我们来朗读领略春天的美好气息吧，这样由老师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将学生带进思维、想象、情感的境界，学生会情不自禁参与到朗读实践中去。 二、课堂上多加强训练，让学生领略情感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学生朗读技巧的形成，需要老师的恶心指导和学生自己的多训练，老师要从语音、停顿、语速、语调、姿态、情感、意境等多方面给学生作示范，并悉心指导，让学生不模仿跟读中学习和掌握朗读技巧。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生在朗读时情感、意境把握等的训练，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语气等等，学生通过多读多训练，以读领意，就能准确感受文章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再现文中景，读出文中物，达到与作者心灵沟通，感情交融。 如在学习《醉翁亭记》时，全文用了21个“也”收束句尾，读来顿觉舌端润畅，我让学生反复朗读，有一唱三叹的风韵，以读领意，让学生步入诗景。在学习《，你在哪里》时，老师指导学生有感情地反复朗读，让学生真切领会人民对总理的真切呼唤，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广场的回音，学生就能更深刻地感受到总理与人民心连心的深厚感情。 三、开展形成多样的读者论坛活动，提高朗读水平 为促进学生朗读水平的提高，老师组织，学生开展诗歌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等活动，也可以利用突击时间组织学生轮流朗读范文、诗歌等用多种活动来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唤起学生的朗读感情，从而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 四、课外注重积累，全面提高能力 好的朗读，能愉悦人的心情，陶冶人的情操，还能让朗读者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随着不断的朗读训练，学生的朗读水平在不断提高，这时，要重视学生的文化知识积累，要引导学生多朗读古代诗歌、浅易文言文、经典名篇和一些名文，并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引导学生讨论、揣摩、自我把握，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五、如何开展朗读教学 首先，在新授课时，教师可播放课文朗读录音或由教师的范读。因为通过放录音或教师范读，可使学生明确字音，领会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可消除学生的危难心理，让学生在尝试模仿中不知不觉中培养了能力，再开展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符合学生学习的心理。但应注意，教师范读时要读得正确、标准、规范，朗读时要做到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讲节奏，讲韵律，富有感情，有感染力，对学生真正起到示范作用。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做到呢？我觉得可通过听名家朗读，教师之间交流，自身实践，逐步训练提高。 其次是学生自由朗读。就是由学生自己选择朗读的方式，或默读，或小声读，或同伴之间竞赛等，这样就可把学生刚通过课文录音或教师范读吸收借鉴的，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同时，这种学习方式容易形成较宽松愉悦的氛围，容易激发学生的智慧，激扬学生的生命。 接下来就是进行竞读或者分角色朗读。每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阅历，对生活有着不同的体验，因而竞赛式或分角色朗读就能让学生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张扬。因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过这个环节使学生再次走进文章，实现了对文章的再加工，是一种对文章的多元解读，是一种创造性学习过程。但这个环节应注意发挥评价功能，可形式多样，如师生、生生评价，评价性的语言要丰富，切忌不能只说“好”“很好”，否则就会失去评价在教学中的价值。之后再进行集体朗读，即渲染气氛、又推波助澜，更是朗读能力形成和提高的一个很好时机，对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观念也起到了很好效果。 最后要引导学生自己边读边思考。朱熹就曾说过，“熟读精思，子自知。”经过前面几个环节学习，学生此时可能已经把文章熟记于心，因而在读之前要设置一些问题，让他们带着教师设置的问题去读，在读中使问题得以解决，这样既培养了学生朗读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思维能力，更利于学生终身学习。当然不是所有环节都应在语文课堂上呈现，而应灵活运用，做到心中有规律，操作有尺度。 总之，语文课堂上的朗读教学意义非凡，朗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我们语文教师一定要提高认识，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科学地设计朗读教学，精心地指导学生朗读，使师生的朗读具有声情并茂的节奏，和谐婉转的韵律，呈现出作品的声音美、神韵美，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为语文的教和学奠定牢固的基础。 初中语文朗读教学论文: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朗读是阅读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训练。”由此可见朗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把朗读训练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采用灵活多样的朗读方式，注重朗读后的评价，保证学生朗读的时间，促使学生爱读、会读、乐读、善读、多读，让学生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通过朗读训练，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关键词]语文教学；朗读能力；培养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有多读，学生才能读顺、读懂、读透、读美，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语言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并受到思想情感的熏陶，达到美感、乐感、语感、情感的和谐统一。教师应当重视朗读，因为它不但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法宝，也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在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呢？ 一、激发兴趣，使其爱读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让学生乐于参与，产生朗读的欲望，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朗读效果。 首先，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多挖掘文本中学生的朗读兴趣点，激发学生朗读的热情。初中生最感兴趣的文章素材是散文诗和写景文章。散文诗形式不一，自由灵活，情感丰富，富含深刻哲理；写景的文章语言优美，描写细腻、生动形象。这两种素材都与学生的情感合拍，是朗读训练的好素材。教学这两类文章时，我们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朗读训练。例如，学习高尔基的《海燕》，可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让学生在读中感知作者塑造的“胜利的预言家”――不怕风雨雷电、勇于战斗、渴望搏击的海燕的形象，体会作者满怀激情地盼望、呼唤革命高潮来临的思想感情。 其次，教师要积极创设朗读情境，激发学生朗读兴趣。创设朗读情境的方式有很多，如运用多媒体播放背景音乐、根据文章内容设计生动有趣的提示语等。例如，学习《春》一课时，我先让学生欣赏名家的范读，然后让学生闭上眼睛，边听边想象春天的美好，学生很快就进入情境，之后再引导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配乐朗读课文，感受春天的美好。 再次，教师要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朗读的欲望。如举办诗歌朗诵会、演讲会、故事会等。这些活动既能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勇气和自信，提高朗读水平。 二、传授方法，使其会读 要读好课文，首先要打好朗读的基本功，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即做到“五不”：不丢字，不添字，不错字，不重复，不读破句子。其次，要向学生明确朗读的一般要求，使学生在朗读训练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一般情况下，对于描写突然发生变化、遇到危险，心情激动的句子，读时语速要加快、急促些；对于表现高兴、喜悦、赞美之情的句子，读时音调要略高，声音响亮；对于描写优美景色的句子，读时语气要舒缓、柔和；对于表达悲痛、沮丧、伤心之情的语句，读时语调要低沉、缓慢。每一句具体怎么读，还应结合文章内容和思想感情去把握。再次，教师要适当范读。范读是最好的朗读指导，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的范读，不仅能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而且能帮助学生在模仿中感悟语气如何变化、如何断句、如何停顿，从而掌握朗读的要领。例如，小说《最后一课》的结尾部分：“忽然教堂的钟敲了12下。祈祷的钟声也……写下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在朗读时，“法兰西万岁！”要重读，要把韩麦尔先生痛苦、哽咽、激动、惜别等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突显他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又如，教学《背影》时，让学生反复诵读文章的第六段，感受“探”“攀”“缩”“倾”等动词的表现力，体会文章通过衣着、动作、语言等描写来塑造父亲形象的方法和在叙事和描写中抒情的特点。再如，教学《黄河颂》时，教师先不对课文内容做过多的讲解分析，而是用动情的语调作示范朗读，让学生去感受语音的轻重、语调的抑扬、节奏的快慢，同时要求学生反复朗读品味文章用词的精妙，用自豪的心情读出对黄河的赞颂，感受作者对中华民族的赞美之情。 朗读是一种技巧，它需要有意识地训练，达到一定的要求后才能传情达意。因此，教师要教给学生朗读的技巧，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多读多练，逐渐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三、注重形式，使其乐读 朗读的形式有很多，如自由读、指名读、在音乐声中读、分角色读、齐读、师生合作读，还有细读、精读、品读、美读……课堂上，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朗读方式，使学生愿意朗读，从而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 1.个别读。故事性较强的课文，适合个人朗读。如《丑小鸭》，在朗读过程中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课文中字词及内容的掌握情况，读后可以进行纠正和讲评。 2.自由读。给时间让学生自由朗读，语调、语速和情感可以通过反复试读加以体会，不受集体约束。如《我爱这土地》一文，教师先出示诵读提示，然后让学生自由朗读，在诵读中体味作者经历的坎坷和对祖国、对土地、对人民执着的爱。 3.分角色读。分角色读和个人读有所不同，它要求学生像演员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很快进入到情境中，根据角色的性格特点，恰当地运用语调、停顿、重音、语速等朗读技巧，表现出角色的喜怒哀乐，再现作品内容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人物对话较多的课文或片段，则适合分角色朗读。如《孙权劝学》一文，通过角色朗读学生可以更好地分析人物形象，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4.齐读。齐读可以营造热烈的课堂气氛，体现出一个班级的精神风貌。如《沁园春雪》这首词，教学时可采用齐读的方式，通过抑扬顿挫、极富感情的朗读带领学生走进“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冰天雪地之中，激发学生的联想和想象，使学生更加热爱祖国壮丽的山河。 朗读的形式很多，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活动，科学合理地选择每个环节朗读的形式，在朗读中激发学生的兴趣。 四、重视评价，使其善读 卡耐基说：“使一个人发挥最大能力的方法是赞美和鼓励。”在朗读教学中，教师应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学生，充分肯定学生读得好的地方，并巧妙地指出学生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例如，教学《金色花》一课时，我找一组同学来读母子对话，第一组同学读得很流利，但没有感情。我没有生硬地批评他们，而是委婉地说：“你们读得很认真，但我感觉不到孩子和妈妈的心理。妈妈此时的心情怎样？孩子的心情怎样？”这时两个孩子恍然大悟，兴奋地说：“老师，我们知道用怎样的语气语调来读了，让我们再试试。”第二次这两个学生读得非常好，我表扬道：“哇，你们真厉害，老师都被你们带入情境了！”这两个学生高兴地笑了，全班同学也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激励性评价能调动学生朗读的热情，使他们的朗读能力不断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五、确保时间，使其多读 朗读是语文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只要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有效的朗读胜过教师透彻的讲解，因此课堂上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朗读，在朗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乡愁》一课，可用朗读贯穿教学的始终。一读诗歌，读出节奏、重音；二读诗歌，感知诗意；三读诗歌，体会感情；四读诗歌，美点寻踪；五读诗歌，品味乡愁。引导学生在读中理解作品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情感，激起情感的浪花，受到心灵的触动。 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在校的时间，安排每日“三读”：早上第一节课前20分钟早读，下午第一节课前20分钟午读，晚自习前20分钟晚读。保证学生朗读训练的时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 学生朗读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只要我们有耐心，有恒心，采取科学的训练方法，就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我们要抓好朗读教学这一重要环节，努力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朗读习惯，让语文课堂充满琅琅的书声，使朗读成为学好语文的法宝。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与审美评价 一、美术欣赏教学的特征 许多教师有这样的体会，欣赏教学难于艺术实践教学，而现代作品欣赏则更难。这也许因为在欣赏传统的再现性作品时，有关史料和作品内容丰富了教学内容，符合了学生追求现实意识和经验的需求，故而造成一种课堂秩序和教学效果良好的假象。而现代表现性作品欣赏的着眼点不能直接为日常意识所接受，学生一时无法超出现实经验和欣赏习惯的阈限，因而使教学发生了困难。对“有意味的形式”的感知和体验并不是日常意识和习惯所能企及的，审美意识的形成需要有个学习的过程。这并不是说对再现性作品的欣赏不是一种审美意识的活动，但一个不具有较强审美意识的人，往往能欣赏前者而不能欣赏后者。曾在上海举办“法国250年绘画作品展”会上，从男女老少、 各界人士的交流中我发现，人们似乎都能顺利地欣赏这类写实作品。然而，另一个事实却让我吃惊，在“毕加索”、“米罗”的画展上，许多学美术专业的学生都向我提出这样疑问：“这些画好在哪里？”而不是提出“我感觉到了什么”等评价性的意见。他们大有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观者的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在审美价值的基础上，当面对着新的审美现象时，其评价标准就失去了有效性。 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说明，从审美意识出发去评价和把握作品形式的情感意味，或剖析作品所激发审美体验的形式因素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教学必须要达到这一目的时，那么再现性作品欣赏和表现性作品欣赏教学所碰到的困难是相同的。 我们已经知道，欣赏教学具有三个主要功能——认识、教育、审美。然而，这个属于审美范畴的教学离开了审美功能，专注于认识和教育功能是否符合欣赏教学的要求？假如，我们从伦勃朗作品中感知到铜盔的金属质感，能否成为帮助学生认识某种物理属性的辅助教材；假如，一幅画讲述的是某些伦理道德、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性的内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传达思想观念的工具去完成德育课的教学内容，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禁要问，欣赏教学本身的特征是什么？也许我们教学最终都是一种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健康美好的趣味，但通过艺术形式的直接感知和审美体验是欣赏教学的主要特征。从欣赏中不断获取多种功用是审美欣赏中继发性的作用。正如在其它学科教学中，偶尔得到一些类似艺术中审美感知的内容一样也是继发性的作用，并不是该教学的主要特征。 二、艺术的审美价值与评价 1.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实践价值基础上的，具有客观性。在欣赏中，由于地区和民族等文化差别，会出现价值观的差异，甚至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这不意味审美价值无客观性，因价值不等于评价，它们之间可以统一，也可以对立。文化习俗和个人特殊经验是造成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在对某一作品实际判断中，不同主体会出现不同感受。如，一个人在丧失亲人时，热烈欢快的形式也不会被其感知为愉快的东西。反之，一个时逢喜事的人，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也会感受到欢庆的气氛。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一幅山水国画也难以被一个西方人所接受，主体的评价与价值客观性符合与否，还要看主体所操持的欣赏媒介是否符合主体的欣赏习惯，一个不会下围棋的人，无论其有多少美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很难感知到棋盘中形式之美。同时，还要看主体能否在理智的作用下将普通情感升华至审美情感。一个具有欣赏水平的人，能感知和体验各种媒介的审美现象，甚至能将日常信息转换成审美信息进行体验。从中我们看到，减弱客体媒介中所粘附的非审美信息和压抑主体的非审美情感是评价符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的重要条件。所以在教学中，欣赏材料的选择和教师的讲评是极为重要的。倘若欣赏材料选择不当，教学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在学生鉴赏力尚处于低水平时，让他们欣赏人体艺术，可能使教学无法开展。同时，需要教师在课前查阅多方面的史论资料和作品分析的文章，从中抽绎出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使评价标准更符合审美价值的客观性。 2.审美评价的功利性 在美术欣赏中，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具有社会功利性。一方面，审美意象和信息在激发主体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可能激发起个人的现实意识，即审美判断中潜伏着利害判断。如，对画中苹果的色彩和形状产生美感时，也可以作为“望梅止渴”的情感体验。即是纯粹几何形所传达一种普遍情感也能激起个人无意识的利害判断。另一方面，美感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如果将壮观的战争场面看成是一种总体艺术，那么人们是不会想往那种艺术的。因为审美价值的判断要受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制约，即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制约着审美价值判断。如，有时代和地区风格的作品或为某集团的个人情感所认可的形式规范，都可以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 在欣赏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存着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这些都会影响审美判断和评价，故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理解作品形式和内容最普遍的审美意义，以宽容的态度容纳学生的感受和评价，启发引导学生以审美意识去感知作品，将日常情感升华至审美的判断。 3.审美评价是主客观的统一 审美价值的客观性并不排斥主体感受在审美现象上的多样性。欣赏是在主体参与下进行的，个人的视野和知识经验决定了评价具有主观成份，这些成份造成欣赏活动的复杂性，也造成评价难于统一。教师在讲解作品前，首先对自己的判断作内省的理性分析，理清情感中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成份。在教学中，把自己的判断从推测性的语言引导学生去感知和评价作品。如，“我体验到……”和“我感觉到……”等非定性语气。使学生觉得教师的评价也并非是权威的和终极的。于是，学生也会进行自我分析，使他了解他的哪些反应代表自己个性中的基本和永久的成份，哪些是暂时的情绪和突变的东西，或是片面的判断。将自己的判断和他人的判断进行对照，使其看到自己的评价哪些方面符合多数人的意见。如此反复开展教学评价活动，使学生养成自觉验证判断，减少盲目冲动的评价，使评价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诚然，教师对作品的评价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在教学中表现为一种灌输性。但任何评价都是对客体价值的主观选择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灌输”是疏通走向人性中共同的自由本质和理性精神的渠道。一种培养审美鉴赏力的教学，离开主体从个别至一般的评判过程，任何定性的灌输有可能造成学生在欣赏上的“伪敏感”，即缺乏主见的泛泛而谈和人云亦云的假象。这是教学另一个偏颇之处。 三、绘画欣赏中的评价 1.作品内容与形式 一般认为，再现性作品形式服务于内容，而表现性作品内容往往体现于形式的本体之中。尽管二者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任何绘画都具有表现性和再现性的多重性内容。在具象绘画中，再现性内容处于显处，而表现性内容处于隐处。如，达芬奇和丁托莱托所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其再现性的内容相同，但因形式处理（构图、人物造型、透视等）不同，就有了隐藏着的另一种不同的内容，即不同的形式因素给观者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试想，让一个不知此圣经故事的人去欣赏这两幅画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达芬奇的画透视焦点居中，呈一种对称式构图，加之空间处理的平板装饰性，给人一种平静稳定之感。在平衡中人物的动态变化，略使画面产生从静到动、从安稳走向骚动之感，使观者体验到一种事物处萌芽状态，但预示着即将来到的运动最普遍的经验。而丁托莱托的画，由于透视焦点偏向一边，长形餐桌向纵向消失产生倾斜的纵深感。不对称的画面失去了稳定性，加之人物的前俯后爷相互重叠，以及画面上方飞动着的小天使，更加剧了动荡不安的感觉，使观者体验到事物发展中矛盾对抗即将解体的一种普遍经验。而在表现性绘画中，表现性内容处于显处，再现性内容则相反。如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的爵士音乐》，乍一看，使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理性秩序下的欢快气氛。这种错落有致的点线面构成失去了现实形象的支持，使我们感受而不是看到，事物在运动中处于一种均衡缜密的网络系统监控下的普遍经验。在冷色调中透出澄黄的直线；在线与线之间点缀着大小不一的深红、深蓝的色块，仿佛象五线谱上的音符，给人一种机械性跳跃的节奏感。对这些表现性内容的体验，只要放弃从画中索取现实形象的要求就能得到。然而，另一种再现性内容通过想象也时常从画中迸发出来。如井字形直线象街道、大小色块象建筑物等。由于绘画具有多重性内容，在教学中必须分清它们的主次关系，使我们的感知和评价有的放矢。 2.欣赏与形式分析 在这一阶段的评价，需要我们把注意力比较长久地固定在作品上，并试图把握其中那些相互作用着的主要成份。如塞尚的《苹果与桔子》，产生顺畅、和谐及愉快情绪的形式机制是由那些主要成份造成的，线条是流畅的、形状是柔滑圆润的、色彩是暖调的；静物在大面积白衬布映衬下，整个明度是高调的。构图是由各种大小方向不一的三角形组成，变化而统一。桌面向左倾斜造成圆滑的果子不稳定感，但似乎又在右倾斜的果盆强力牵制下取得了平衡。这样画面既有欢快的动感，又有祥和定静的均衡感。但这些定性的分析必须后于学生的评价，教学应当首先引导学生充分感受，因为对形式因素的剖析是胜不过对形式的直觉，直觉是对形式全面综合性感知，是动态的。而剖析是将形式分解后逐一定格，是静态的。在教学中，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我们需要直觉形式，但不能把直觉神化。另一方面，直觉后的理性分析帮助我们了解所能直觉的东西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我们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尽管对形式的剖析会使欣赏失去了愉悦性，但对提高形式的直觉水平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教学是一个从引导感知分析（史、概念、形式因素）再感知的循环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学生的直觉水平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的高度。 对形式因素的剖析是教学的重要部分已毋容置疑了，然而，在对作品分析时所使用的语言、方法及教具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如，在构图分析时，可将相似和相反的作品进行比较，卡尔夫的《有银水壶的静物》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构图与塞尚的静物画不同，具有稳重的矜持感。再如色彩分析，可以将色彩强烈的作品制成黑白灯片或教具画进行对照，使学生体会色彩在画中的作用。如果要让学生进一步体验构图的均衡作用，可以抽掉画中某一部分的色彩和形象进行试验。这种视觉实验性教学对高中生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的。当然，教具的设计必须是经济又合理的。随着教学不断深入，形式的分析从笼统简单向细微复杂发展。可以说，对整体形式意味的感悟和对局部形式因素的体察和剖析都具有非生物学的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对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任何作品都是某一时代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映，作品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都有其局限性，或侧重于技法、或侧重于观念；或侧重于唯美性、或侧重于文学性等等。只有用历史的辩证唯物的态度，才能较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作品，一味迷信和排斥都不能揭示多种现象背后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的过程就在于使学生成长为具有审美鉴赏力的评论高手。 综上所述，使我们明白了欣赏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活动。教学的开展都必须依据学生前一阶段的基础，提出具体教学目标的侧重点。尽管教学活动的各阶段和各层次都有不同的目的和要求，但都必须围绕着以提高学生对形式的审美感知水平和对形式意味的直觉能力为宗旨。对实际作品进行多维的和有效的审美评价，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唯一途径。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高中美术欣赏课教学魅力初探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画师出了个“深山藏寺”的题目，令其弟子作画：大弟子画了一座山，山中一座庙；二弟子也画了一座山，树木掩映下露出庙宇的屋顶，远望去颇有点“藏”的味道；而三弟子思忖良久后，画了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和尚挑着水往山里走。三者相比，显然后者高人一筹，含蓄地体现了主题，余味隽永，含不尽之意于画外，自然得到老画师的赞赏。这种言不尽意、意在象外的无尽妙处给我们以非凡的启示:艺术手段的精深微妙，可应用于教学艺术之中。古人论画，常有无法中有法，入乎规矩之中，又超乎规矩之外的说法，教学艺术的本质在于合乎教学规律并具其独创性。“深山藏寺”给予我们的微妙领悟应用于美术欣赏教学实践中，给学生留下思考的余地，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寓教育于艺术良方之中，寓教育于文化艺术之中，教学艺术因之而升华，教学也因此富有个性魅力。 一 “藏”知识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旧注：“学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笃，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孔子的名言不仅是指深入学问深浅层次，更重要的是学习者学习态度上的区别。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由爱学而入境，会学而晓理，乐学而动情。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最好的刺激就是学生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据此，在欣赏课教学中，教师在保持艺术本身的含蓄之美的同时，努力做到引起学生探究其文化内涵的兴趣，从而加大有效知识（指教学中的新观点、新材料，学生不懂、不知的，学后有所得、有所感、有所获的内容）的传授量，增添教学魅力。 在欣赏课教学过程中，结合美术自身特点（静态地、含蓄地表达人的情感、思想与认识）和高中学生思维特点（不限于对事物外部现象的了解），教师可挖掘美术自身的趣味性因素，适度引导，留有余味，使学生产生探究欲望。如，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国画时，不应把其特色与精神作平铺直叙的介绍，可选择在中国文化艺术中学生既有兴趣又有疑问，既有期待又有困惑的内容导入，比如象形文字的演变。（虎； -虎- ）首先，教师展示象形文字挂图并设疑：“挂图中的图象是什么？象什么？”学生有了各种答案，同时有了困惑，也有了期待。随后，挂图逐页翻过的同时质疑：“文字的源头是最古老的绘画，由最古老的绘画又演生出文字，说明了什么问题？”通过讨论逐步得出结论：“书画同源”。再质疑：“草书与最初的甲骨文相比较有何突出特征？”又共同探讨出：有了一种超越物象本身的神采。由此便迁移到国画中来，总结出国画的一大艺术特色——形与神的统一，与西方传统绘画（放有关幻灯片）相比较，体现着中国艺术独特的魅力——人与自然的融合、感情的真挚与感觉的质朴。整个教学过程由于较好地保持了艺术本身的含蓄性，有效知识的传授是潜移默化的，创设良好的探究问题的情境，最终使学生领悟到“藏”在国画艺术之后的中国艺术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由此可见，由艺术本身的含蓄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保持了这种含蓄而引发起探究情境，使学生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对教师亦产生了敬佩之感，自然增添教学魅力。 二 “藏”观点 心理学研究认为，教学是师生双边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认识方面的信息交流，必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心灵的相通。据此，笔者以为教师的观点与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讲出，要从情节中自然流露，自然地同化学生心理，使教学富有魅力。 优秀的艺术作品打动人的是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而富于魅力的教学也应是浑然天成的，特别是欣赏课。“欣赏”本身就是心与心的交流，美术欣赏课要求教师将教材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品质（教师即为教材），再以自己的心去同化学生的心。这就需要教师将自己的观点、认识及倾向性融入情感、语言等教学意向活动中，自然地用自己的思路引导学生的思路，用自己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用自己的心去同化学生的心，用自己的灵魂铸造学生的灵魂，从而步入一种师生相融的微妙世界，魅力随之而生。如笔者在中国工艺美术欣赏课中，与学生共同探讨“凤”的形象：学生说“凤首”象鸡，教师补充：它给人的感觉又不象鸡那样好斗；学生说“凤翅”象燕，教师说又没燕子那样轻巧；学生又说“凤颈”象鹤，教师又补充，感觉又不象鹤那样轩昂。学生在余味中感觉到教师是在说人而不是在谈“凤”。在和谐的师生相融的课堂氛围中，学生不仅领悟到了“凤”的风格也领悟到了人的象征，领悟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民族风格。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思路，使学生体验到教师自然流露出的感受与认识，那种将问题想透了而带来通体透畅的感觉从教师这里自然地曼延开来，充满整个课堂，能够激发师生内心的追问真理和热爱智慧的热情，师生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教学魅力亦在其中。 三 “藏”方法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什么叫‘名师’？并不是手把手教就是名师，而是善于启发诱导，让你敢‘创’。”这就是说，教学的目的，最终应使学生从学会到会学，逐步掌握学习方法。教师所教给学生的学习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一种万能的教学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是因为时代在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二是因为学生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这就要求教师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灵活运用教学原则，去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每一节课的教学活动。对于美术欣赏而言，“欣赏”本身是一种创造，为使学生完成这一创造性的“欣赏”过程，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欣赏”，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是一种启迪思想、促进理解的角色，持有一种着意开放的心态，尽量避免以假定去限制学生的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要求进一步澄清问题，创设一种良好的开放的课堂氛围，通过富于魅力的教学启发、引导学生去领悟欣赏“方法”。 在欣赏课教学中，总会有学生问怎样欣赏这类或那类的美术作品，教师可借鉴有法而不言法的艺术处理方法，通过独特的方法引导、启发学生自寻欣赏“方法”。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能力、情感，同时也增添了教学魅力。如笔者应用“空白”艺术理论追求不教之教。“空白”原本是作品中未画出的却是向观者所暗示的部分，教学中的“空白”即未明确讲出的部分。比如在国画欣赏课中，教师设疑：“如何认识一个人？”学生答：“内在品质及外表。”教师引导：“观画如观人。”学生在赏析过几幅作品后总结出国画内在神韵与外在笔墨的欣赏品评标准。这样教师引导，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巧妙地留出教学中的“空白”，留有余味，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达到了不教之教之目的。再如，现代设计艺术欣赏课中，由于它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所以教师只需稍加引导令学生自己去赏析。笔者曾带了实物（壁纸刀、收纳桶等）到课堂上，引发学生谈论生活中优秀的设计，随后又举出反例（如一些城市垃圾箱、土产商店一度出现的“猫壶”等），再质疑：“优秀与拙劣的设计品评标准是什么？”最终学生讨论出现代设计体现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这种帮助学生画龙，令其自点睛的“空白”教学，既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也使学生领悟到欣赏该类美术作品的“方法”。 诚然，影响教学魅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运用以上“三藏”的方法，意在将“深山藏寺”之良方应用于教学当中，从而自然地增添教学魅力。实践证明，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艺术本身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同时也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丰富了情感、陶冶了情操，并使教学呈现内在、持久的魅力。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普通美术教育欣赏课教学参考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九、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属于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形成自己的特点。佛教美术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而印度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刻影响，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时，适当对照希腊、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同时需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上文提到的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就出自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两耳垂肩、手长过膝而外，又如螺发绀青相、顶上肉髻相（不是普通发髻）、眉间的毫相等等可以通过造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求。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称作“手印”或“印相”）各有含义。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形（如有的三头六臂，有的千手千眼），不同的服饰标识（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袈裟，菩萨则衣饰华丽）、不同的姿势（如接引佛才站着，其他佛皆取坐姿）等等，都有固定的要求。如不了解，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塑时，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中国古代雕塑。有位美国雕塑家曾对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说过：“你们不要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话是我当雕塑史研究生时亲耳听到的，我把它当作一颗定心丸摆在本文的结尾，送给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好在哪里”尚有怀疑，不敢在欣赏课中理直气壮教学的同行，但愿有点用处。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其他学科知识在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着重阐述了文学诗词、音乐艺术、体育运动、历史及综合各学科在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中的作用，并对以上这些学科具体如何在美术欣赏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一些尝试。 关键词：美术欣赏；自主学习；学科知识 美术欣赏是一个观察、体验、品味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判断，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美学知识。美术与其它各学科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让多领域的知识碰撞不仅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美术作品，还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我在课堂教学的方式上在进行了一些粗略的尝试。 一、让文学诗词拓展学生思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景交融，诗境盎然是我国古典诗歌特有的传统。唐朝诗人王维擅长诗、书、音乐，尤其以诗和画更为突出，他的水墨山水画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他的山水画最重要的特色是诗和画有机结合，创造了一个个诗情画意的境界。那么，如何将诗词应用到美术教学中呢？例如：在美术鉴赏模块的第二单元《从传统到现代》的教学中，我是先通过的诗词《沁园春·雪》体会那种豪放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远的意境、广阔的胸怀，然后让学生根据这首词构思一幅画，并画出草图！再让学生感悟课本中傅抱石、关山月所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一画的意境。 二、让音乐艺术诱发创造性的想象 音美关系是近亲关系，是姐妹艺术。音乐是听觉、时间艺术，美术是视觉、空间艺术。在美术教学中，通过音乐创设具体环境氛围，促使学生的感知发展，并通过对音乐的直观感受诱发出他们创造性的想象。如在鉴赏籍里柯的《美杜萨之筏》时，有学生说：“让我再一次回到了泰坦尼克的悲壮时代！”于是我让学生在《我心永恒》的轻音乐中观看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一些片断，看后所有学生对画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三、让体育运动艺术为美术教学提供生动的画面 体育与美术，从希腊瓶画——古奥运赛跑，我们能发现体育运用到绘画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里程碑的作品——掷铁饼者，表现的就是一名强健的男子在掷铁饼过程中最具有表现力的瞬间，赞美了人体的美和运动所饱含的生命力，体现了古希腊的艺术家们不仅在艺术技巧上，同时也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力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尊雕像被认为是“空间中凝固的永恒”，直到今天仍然是代表体育运动的最佳标志。 又如欣赏中国山水画时，要求学生尝试用美术以外的方式来体现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结果有两位同学拿出棋盘在讲台上对翌下起象棋来，刚开始其他同学还有些困惑，但很快就有同学顿悟出此乃国画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来，雷鸣般的掌声也豁然响起。这样的体验让学生更好地领略了中国山水画的内涵，而学生们新奇的构思也开拓了我的思维。 四、让历史等多学科知识综合引领学生自主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的存在，自主地分析问题情景，自主地构建解题思路和策略，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监控，都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探索的过程。 在欣赏《蒙娜丽莎》时，以我多年的经验得知，学生对这幅名画初问时几乎都回答说好看。但深究学生哪里好看时，有同学就会问：“老师，我怎么觉得《蒙娜丽莎》很难看，如画面颜色灰暗、画面人物目光无神，表情鬼魅，尤其是体态与当今美女形象相差甚远等等？”我当时就表扬了这位同学敢于说自己真实感受的时候，发现问题时及时提出来。而他对《蒙娜丽莎》进行残忍地剖析时，没有责怪他，也不急于立刻去纠正他们的观点。而是在简要介绍画家生平及作品人文主义背景等历史知识之后，我放着轻柔的音乐，请他们模仿蒙娜丽莎的姿态和神态，想象蒙娜丽莎当时的心境。然后要求学生为蒙娜丽莎的双眼、嘴角、双手以及画面背景分别加上形容词。学生对这个体验感觉很新奇，形容词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但最后他们都习惯性地期待老师给他们一个标准答案，我告诉他们没有标准答案，正是因为达·芬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描绘得若隐若现，似有又无所以才会让人觉得永恒而神秘，也因此给《蒙娜丽莎》的微笑带来了无数的可能。在临近下课的几分钟时间里，我又播放了台湾歌手林志炫的 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歌曲， “蒙娜丽莎她是谁？”的歌词将学生们的注意力带到蒙娜丽莎之谜上，我提议学生可以展开想象，以“蒙娜丽莎，你在想什么？”为题，以蒙娜丽莎为第一人称写一篇小短文，并建议学生课后上互联网查查，告诉他们多年来世界各国各个领域专家学者也都在研究《蒙娜丽莎》，并取得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非常有趣的成果！学生对于《蒙娜丽莎》的探讨没有因下课铃声而终止，而是拓展到课堂之外。对教学方式的探索不仅扭转了学生对艺术作品的错误认知还提升了学生对艺术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了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总之，美术课绝不仅仅是完成一节课的教学任务，而是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引导学生树立生活就是艺术的观念和意识，引领学生去创新，引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又将美延伸到美术课堂以外的任何一门学科领域中去。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小学美术欣赏教学探究 新颁发《美术课程标准》把欣赏教学提到了重要位置,要求不仅“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提高美术欣赏能力”。还强调“除了通过欣赏获得审美感受之外,还应能用语言、文字等表述自己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的感受、认识和理解”。这就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改革形势下的美术教师改变过去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如何搞好美术欣赏教学?我觉得: 一、充分认识欣赏教学的重要性 1、欣赏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欣赏就没有创作。 2、重视随堂欣赏。新的美术教材没有安排专题欣赏课,而是把欣赏贯穿于每一课,每节课的欣赏往往只能是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因此,在教学中,不满足于让学生“看”和“听”,还让学生“触”、“说”、“读”、“议”甚至“写”,让学生充分地感受的和欣赏。 3、培养好的欣赏者比培养好的创作者更重要。100个中学毕业生中有几个将成为专业美术工作者呢?大约最多一两个。其他98个在工作生活中有多少机会能用上学会的美术创作技能呢?恐怕也不多。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其美术教学的目的抽象的说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但具体地说,主要培养的不是美术创作能力,而应是美术欣赏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小学美术教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好的欣赏者,使他们具备丰富的审美经验、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审美理想,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能自觉地按美的标准去生活和工作。 4、审美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在于欣赏教学。培养审美创造能力是美术教学的核心任务,但“创造”不等于“创作”,欣赏中同样饱含创造;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欣赏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而且创作离开了欣赏,就会是无源之水,实现不了创造。审美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在于欣赏教学。 二、充分发挥主体性,培养美术语言表达能力 1、通过好的作品让学生感受激发学生的审美需要。心理学早就告诉我们,需要是产生行为动机的源泉,只有先让美术佳作的艺术美去震撼学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感受,他们才会有兴趣去了解它,理解它和鉴赏它。为此,要准备好欣赏作品,并设法充分展现它的艺术美,还要注意用感情的语言把学生引入到审美情境中。 2、在各个教学环节都注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要让学生大胆说、大胆评、大胆写,给学生自由表达、自由表现的机会。不要怕学生说得肤浅甚至说错,要敢于让他们“在游泳学会游泳”。有浅有错,才会有深有对,在深浅、对错的矛盾冲突中,讨论才会活跃起来,教师的深对也才能有的放矢,并引起学生的注意。否则,教师灌得天花乱坠,听累了、听烦了的学生们了只会所得甚少。主体性是无法得到体现的,所以,我们的欣赏课既让学生看和听,又让他们触、读、议、说、写、动手、动眼、动口、动脑。设置丰富多彩的审美实践活动,这样学生既不易疲劳,主体性也能得到充足的实现机会。 3、树立全新教学观念,清除学生语言障碍。(1)加强学生主体意识,不过于依赖课本。学生从小奉行的是以课本知识为惟一正确的准则。不可否认,课本对学生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前人的经验,有益的知识,这对学生无疑是不可缺少的,但应看到课本并非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飞速发展,课本的发展永远跟不上时展的速度,如课本中的服装、建筑的范围观念已显得陈旧,即使新编课本,今后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美术课本中有关作品的欣赏文字只是一家之辞,但任何一件优秀作品,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欣赏,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优秀作品的魅力所在。所以我在教学中强调要学生不要完全只跟着课本走,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2)改变传统的教师形象,创造课堂和蔼气氛。 4、重过程、轻结果,保护学生热情。在欣赏课中要培养学生的美术语言表达能力只能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大家知道语言是通过思维体现出来的,但这些学生装毕竟还处在学习阶段,知识面有限、社会实践缺少、人生阅历不丰富、手头资料欠缺等条件的制约,如果我们太注重语言的正确性,这样肯定会制约学生思维的发展。所以,我在每一位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总是认真听他们叙述,以赞许的目光注视他们,最后用肯定的语言加以总结,给每位学生以信心,让他们充满热情。 5、努力研究指导方法。积累词汇。要培养学生美术语言提高学生欣赏水平,教师在教学上首先自己要努力研究指导方法,帮助学生积累词汇,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学生评价作品的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作品的评价不一定总是停留在浅显的水平上,它会随着知识结构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在教学中我利用多视听媒体,通过多层次的信息传播让学生领悟画面上每一微妙的视觉变化,这些变化都是知识的变化,包容着历史、文化的内容。让学生学到书上和个人经历中无法得到的知识,极大的扩大知识领域。而丰富的知识又促进语言的发展,使词汇得到丰富、深化、扩展,语言和知识呈互动关系。日积月累这样学生在欣赏时便能用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美术欣赏教学极为重要。所以,教师只有全面认识到欣赏教学的重要性,才会摆脱陈旧落后观点的束缚,上好欣赏教学课,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让学生在欣赏中发现美、感受美从而创造美,真正达到欣赏教学的目的。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美术欣赏课教学 未安林 1、绘画艺术鉴赏是一种由后天专门训练所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 2、把绘画当作一种德育媒介和手段来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而对艺术特点只略作评判，甚至忽略不计。对绘画这种视觉艺术来说，这样的模式恰恰本末倒置 3、鼓励学生直率地描述直观感受 4、 形式分析是帮助学生了解和把握形式美的规律，体验和品鉴形式美的意味 5、意蕴解释是绘画鉴赏的最深层次 6、艺术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所以教师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但不宜以一己之见，或封闭的、独断的评判来概括和指导学生 7、审美接受不单是视觉接受，也不只是大脑接受，而是整个身心的接受 关键词：形式分析 意蕴解释 价值判断 在常人眼里，画画远比看画难，其实不然。著名艺术社会家豪泽指出：“人可以生来就是艺术家，但要成为鉴赏家却必须经过教育。”所以有许多儿童画家，农民画民间艺术家也是文盲；但绝无儿童鉴赏家和文盲艺术家。可见，绘画艺术鉴赏是一种由后天专门训练所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 绘画艺术鉴赏教育是将受教育者带入绘画这一特殊视觉领域，使他们在大量接受古今中外绘画作品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训练对视觉艺术语言的领悟能力、丰富的情感体验能力，进而育成健康的审美趣味，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高尚的审美理想。 在我们的绘画艺术教育中，我认为应将绘画鉴赏作为其基本内容，单纯靠学校每周一、二节课的课堂教学来训练来练就绘画赋形表现能力，无疑是不自量力的。而培养绘画鉴赏能力无疑是美育的主旨，也是学校教育可以实施见效的。这在西方许多国家都曾达到验证。 那么，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这种特殊努力呢？ “观千剑而识其器”，最重要的是大量接触艺术作品。教师是引导者，引导学生去“读画”，进而接受。这种接受非观赏接受。象在展览馆看画展，随意遛一遛，大体看一 看，有赏心悦目之感即可。我们追求的是鉴赏性接受。在以往的美术鉴赏中，有被戏称为“三段论”的欣赏模式，即时代背景、主题内容、艺术特色的评析。实际上重点放在前两项，后一项是总结、尾声。如欣赏董希文《开国大典》这样的革命历史画，往往把重点放在德育性接受上，就是把绘画当作一种德育媒介和手段来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而对艺术特点只略作评判，甚至忽略不计。对绘画这种视觉艺术来说，这样的模式恰恰本末倒置。 现将在教学中总结的培养绘画奖赏能力的“鉴赏四步法”略作论述： 第一步：简单描述 在欣赏的开始，先是抛开含义、价值判断、背景等因素，只让学生指明画面上存在哪些物象，用语言表达直观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对变形较大的作品，指出原型；对抽象作品，可指出画面存在哪些形状、色彩、结构等，使学生注意到应该注意的所有方方面面，这很重要。因为人们在看画时，常看主要形象而忽略其他，或只看自己感兴趣的而忽略其他细节。以法国表现主义画家夏加尔的《散步》为例，开始学生只注意到画面里突出的人物及夸张的动作，房屋，地面较特殊的绿色。经提示，学生会注意到画面里突出人物的面部表情，画面中只有绿、红、紫三色，红色衬布上的花，酒瓶，酒杯等等。在学生叙述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鉴赏情操：面对作品，它给了你什么直观感受，教师引导、启发、点拨学生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以实现审美共享。这阶段不可批评学生所讲的见解，鼓励学生直率地描述直观感受。 第二步：形式分析 形式分析是将感性立即转化为理性分析。我们要解决的不再是作品给你什么感受，而是画家是如何使你产生这样感受的。这就是需要从艺术语言和作品的形式感来分析，来探讨色彩、形状、线条，肌理、人物描绘的特点，分析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图和底的关系等。这是鉴赏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如夏加尔的《散步》，学生通常能感受到画面中的快乐气氛，通过教师诱导和提示，学生会发现原来这种氛围是画家刻意营造的，夏加尔所追求的单纯的形、色、人物动态都体现了天真和童趣，欢乐和喜悦的气氛来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红色衬布上的花、酒瓶、酒杯也起了很强的烘托作用。 形式分析是帮助学生了解和把握形式美的规律，体验和品鉴形式美的意味，可以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由形象到风格。分析时切忌繁琐和硬性解剖，破坏作品的整体生命。 第三步：意蕴解释 意蕴是作品中的一切有形事物的无限延伸因素。意蕴解释是绘画鉴赏的最深层次，从外在层面到内在层面的探讨。对超越画面形象即“象外之象”的刨根问底，当然，我们不能只中循迹而求。 意蕴解释的成败关系到能否使学生对作品产生共鸣。由于有一些作品是缺少意蕴的，有一些作品其意蕴在可喻不可喻之间，有时教师很难将超越作品的意蕴揭示出来。加之学生缺乏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深度体验，如明代沈颢所言：“看画以林泉之心则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卑”，要很好地领悟和体会作品意蕴，这就需要教育来长时间循序渐进的浸润和弥散。 仍以《散步》为例，通过对作品背景的介绍，让学生知道，这幅画表现的是夏加尔自己和他的妻子。他把自己画在中间，举手托起婚后刚刚生了第一个儿子的妻子，让她在空中自由回旋，以庆祝他们生活的幸福和快乐。再通过对个性、思想、艺术观的介绍，学生就能够理解画家为什么会画出这样的人物动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进而领会画家的意图，分享画家的喜悦之情，欣赏他富有儿童般幻想的艺术魅力。 第四步：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从内容与形式、风格与风味、革新与继承等方面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判断 ，可以参考专家对此的批评与评判。而艺术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所以教师可以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但不宜以一己之见，或封闭的、独断的评判来概括和指导学生，而应当采取开放式的、多元的评判、引导，启发学生自己学会对作品进行评价。对夏加尔的作品，我们着重于他的独特性、开创性和丰富的想象力。 我在评价达．芬奇《梦娜丽莎》时，除了指出它的“优”外，还有意指出它的“劣”，如：人物与背景的处理不自然，似剪贴一般；边缘线的处理过于生硬；受当时材料的限制，色彩单调;现在的色彩也灰暗了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使学生不迷信权威，敢于思考，敢于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明白对绘画作品的判断是多元的，没有固定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应尽量收集各种意见，以激发学生的思维，开阔学生的视野。 “鉴赏四步法”不仅适用于具象绘画作品，对抽象绘画作品同样适用；同时也适合鉴赏雕塑、建筑、工艺等其他视觉艺术。 我们都知道学校的美术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艺术家，作为素质教育的绘画艺术鉴赏教育，也并不是培养专职鉴赏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美育，培养大众对美术文化的理解力，学会欣赏周围生活中的一切视觉形式，进而使审美接受不单是视觉接受，也不只是大脑接受，而是整个身心的接受。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反思 【摘 要】高中美术教学要求教师确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为主，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为核心，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美术”，让学生因为有“美术”而快乐。作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对自己的美术课教学进行了反思，以求今后加强自身教学水平，为新课标的实施增强信心。 【关键词】美术 欣赏 反思 传递情感 激励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因此，普通中小学美术学习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被视为一种文化学习，通过美术学习，使学生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并在一种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 一 高中艺术教学内容以欣赏为主线，强调学生的“心到”、“眼到” 艺术教师在钻研教材、备课，设计教学模式和寻求教学方法时可能花了不少工夫，而在实际教学时，学生的兴趣点却有所不同，如：中国古代绘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外国近代绘画，学生对这些内容喜好不同，在精力分配上差别很大，而女同学喜欢服装的多一些，在教学“现代服饰艺术”这部分内容时可能比较专注，“心”到是学生学习的内部驱动力，“心”到与否，全由教师组织调度；整齐与否，决定其最终的教学效果。在美术欣赏教学中，多种美术教学方式和手段的合理运用尤为重要，适当设置并提出一些能引起学生思考和探究兴趣的问题，激励学生想象力，激活学生的各种感官，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尽可能地在美术学习活动中获得愉快和积极的体验。 二 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尤为重要 教师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注重自主、探究、合作式学习，让他们在学习中学会主动发展，教师还应让学生认识到不论是绘画还是工艺，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都是美术家精心的构思，并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受，按照自己和时代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同时，美术家创作一件美术作品除了通过完美的外在形式提示某一特定的主题之外，往往还有更深层的内涵和更隐蔽的意蕴，是一种文化精神层面要求和体现美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也是时代、社会、民族精神的写照。如青铜器和秦俑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古希腊艺术所体现的崇高理想与科学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中的人文主义理想，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和神宗意识等，使学生对作品产生深刻理解，达到审美情感的升华。 三 美术艺术课需要学生的介入和意志的投入 艺术课原本是最让人心动的。艺术课尤其是美术，单一的欣赏内容，教师力求“活”而有趣，但千变万化始终是一个欣赏，过分的知识化、理性化，学生的热情不会持久，久而久之，部分学生“心”找不到位了，“眼神”也走了，对于艺术课他们也就开始走过场，或者浮躁，再不然就是，你们上课，我行我素。于是，一堂艺术课就成了有板有眼的自习课或休闲课。高中教学不同于小学和初中，又说又表演的教学方式已不适合，“表演”课自然是不会出现的，偶尔的“故事会”也不能多用，“快乐的大本营”到了超级大班，拥挤的空间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到这个时候，学生不用意志来控制自己，艺术课决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可见，艺术课同样需要学生的意志介入和意志投入。 四 美术课要增加实际操作练习，增强学习兴趣 从现阶段来看，高中艺术课，尤其是美术教材缺少让学生“动手”的教学内容，实地考察参观当另论。但在欣赏内容的基础上，多一部分实际操作的练习，教学内容活而丰富，更能满足多数同学的学习需求，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小学、初中有了动手实践的基础，大学里有相关部分知识，而在高中阶段却出现了“断层”的现象。实际技能训练不是少部分参加艺术高考学生的专利。教育普及既然是面向全体学生，这部分内容就不能空缺。因为真正的知识，它本身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全面的。大纲鼓励教学形式灵活多变，但这也必须注意尺度和纲要，否则又容易走形成“专业”课了。 当前，艺术课正走在“必修”的普及路上，不过它仍然是“调味”课，不可缺少，又不能将它提升到一定高度，教师在很多时候充当的是类似“变脸”一样的角色。许多教师认为，反正学校也不重视，评职最后，待遇最低，上艺术课也没人会看得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创新意识不强。前几年，地理、生物课也非应试科目，教学境况和艺术课相差无几，但自从加盟理科综合考试科目起，成绩上去了，地理、生物教师也摇身变成升学考试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而艺术课呢，还是那样……更多时候只能服从教学需要，为主课让路，在主课与主课的磨合中客串“润滑剂”、点缀物。最终主课丰收了，艺术课却未能实现“丛中笑”的初衷。显而易见，艺术教师在这当中的“色调”关系非常微妙。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欣赏 评述课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作用 【摘要】欣赏课在初中美术教育中的两大作用，即：有助于学生学习美术实践能力的提高和有助于学生自身素质修养的提高。通过列举各个教学例子，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树立健康的审美态度、提高思想境界，帮助学生矫正当前一些不良的价值观。 【关键词】欣赏评述；初中；美术教育；作用 新学期上完第一节欣赏?评述课后，有不少初一级学生这样问我：“老师，这节课没有要画的作业吗?”将美术课只当作技能的训练，是许多学生的思想误区。介于不同班级多数人如此，我认为通过美术课学习活动后的初中学生仍出现的这种错误，实是不该的现象，也是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出现的疏漏。 若是学生认为只有画画才是美术课的作业，那么，当其他学习领域的理论课上完之后，他们便不当是一种需要掌握的“作业”了，而离开了某些基础知识，教出一个个只能在纸上画出“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学生又有何用呢?因此，我注意到，应在欣赏课上排除只有听故事般的方式，还要让他们明白：欣赏教学是要求提高自身对中外名家作品的鉴赏能力，也是增强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环境的认识，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兴趣广泛、具有高尚品德和丰富艺术素质的学生，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再创造生活。 欣赏教学有助于对学生学习美术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作为欣赏教学部分，恰恰是能更好地运用其内化作用强化其它三个学习领域的外化作用，是促使他们不断前进的“催化剂”。 一、通过欣赏课的探索。拓展学生对美术作品的内涵与意义的认识 虽然当前的电视、电脑遍布了现代每个家庭，现在的学生的见识面也要比过去学生广得多，他们不再只从一些图片或读物来了解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个观看外面的世界的窗口，但要让他们能更好地、有目的地了解过去和现在，才会去创造美好的未来。课堂上各种美术形象的探索，能让他们对了解世界、感受历史有一种更大的向往，并能拓展学生对这些美术作品的内涵与意义的认识。七年级学生下学期综合?探索《美术在你身边》一课时，我和学生一起搜索大量的美术作品，通过大家的欣赏、讨论和总结，对美术的分类进行归纳认识，列举了美术所包涵的范畴，知道它除了绘画艺术之外，还包括了雕塑、工艺、建筑等艺术，而这些不同形式的艺术，又因地域和文化的关系，分为中国美术和外国美术，它们因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与艺术风格，各自体现不同的艺术魅力。八年级上学期在学习中国水墨画《笔情墨趣》一课，在了解中国画的创作思想、造型方法、造型要求和画体组成的同时，与传统西方水彩静物画作了比较分析之后，便使学生了解到其有别于西方绘画的独特艺术特点与鲜明的民族形式和艺术风格，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在那里，学生们不但看到了文艺复兴时的《蒙娜丽莎》的富有魅力的微笑，西斯廷礼拜堂《创世纪》的雄伟，而且看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掷铁饼者》的雄姿，古希腊人以巴特农神庙的宏伟壮丽，当代悉尼歌剧院的富有个性和象征意义……等等不胜枚举的伟大美术作品，而这些都向学生们展示了鲜活、陌生而有趣的广阔世界。 二、通过欣赏课的鉴别，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选择尝试适合自身的创作方式 在学生乃至成年人中，大多数人认为只有表现得越接近现实、描绘得越逼真的美术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虽然我们并非要求每个初中学生在以后的时期都必须具备达到象每个美术家那样的能力及水准，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艺术不是算术，不是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去限定我们的分析能力，不同的人由不同的欣赏角度、不同的爱好，所以也有不同的看法，只将好的作品归纳为一个“象真的一样”的范围内，未免过于表层化。七年级上学期学习《静物的构图与色彩》这一单元中，第一课时《向画家学构图》以课本里的范例，在讨论不同静物的构图方法的同时，我有意识地让学生将卢梭的《静物?异国水果》与林风眠的《闪光的器皿》和宋代的《秋瓜图》进行比较，讨论几个问题：你觉得哪幅画更真实?最喜欢哪种表现形式?为什么?在几秒钟的思考后，马上有不少学生举手，纷纷表示：卢梭的《静物?异铺垫作用，国水果》画得很逼真，《秋瓜图》也是很容易看懂的画，只是没有卢梭的画那么富有立体感，而林风眠的《闪光的器皿》颜色很好看，却不够真实，感觉有些凌乱。大多数学生对卢梭的画表示喜欢是因为佩服他能画得很逼真，并会流露出很期望自己也能达到如同画家那样高超的技巧。在接下来第二课《我们的调色板》的“表现与创造”这一环节中较好地显示出来，因为在尝试表达自己对色彩的某种感受时，不再为不能在平面的纸上表现出三维空间或必须用写实的手法而显得无助或不自信，有不少学生更是通过了抽象的表现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通过欣赏课的启发，能激发学生再创造的兴趣，完善自身创新能力 前面提过，欣赏课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标准，而正确的审美标准又带动他们博取古今中外众名家名作的长处和优点，使得他们审美能力不断地提高，因而，对其它各个学习的领域的实践创造能力，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探析欣赏教学在中学美术教育中的路径实施 论文关键词：欣赏教学　中学美术　路径 论文摘 要：《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育在以技能训练为价值取向的年代，欣赏教学只偏重于作为在学习和体验造型表现时起到某种参照和补充的功能，但是现在，当美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面貌出现时，欣赏教学的功能就有了新的拓展，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文章从四个角度构建了欣赏教学在中美术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欣赏、评述”是美术课程中的一个学习领域，它充分体现出人文性质，使学生自身的审美意识在作品欣赏中被唤醒，提高他们的审美的感受、情感、想象与理解等心理能力，并使之相互协调，最终使学生具有敏锐的审美知觉及对美的欣赏力和创造力，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那么课堂教学中如何实施欣赏教学呢，笔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总结出实施欣赏教学几个环节，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指正。 一、感受环节 感受是进行美术创作表现的基础和前提，学生表现活动缺少感官刺激，就不能获得感性认识和创造灵感。直观知觉和理智分析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两个程序，美术课有利于两种认识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美术教学中一方面通过感知启发学生的美感潜能；另一方面，注意发展学生视觉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通过直觉训练提高学生的感性知觉、审美知觉和思维能力，使学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主动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以及运用美术创造性语言与人交流和合作的能力。因此，欣赏教学也要从学生的自主感受入手，不能只是老师讲学生听，搞满堂灌。学生对一些艺术作品知之甚少，但目睹这些艺术品，总会有所感受和感觉，而学生不知道的正是教师设置质疑的宝贵契机。抓住这个契机，设法激起学生的兴趣，追求新的鉴赏知识，使审美的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上升。在这一环节，要鼓励学生看和触，多渠道获得感知信息，丰富学生的审美感受。 二、赏评环节 在这里，笔者把美术教学中的赏析改为赏评，其目的是欣赏课要有意识地开展对美术作品的评论，也是美术课程标准所说的“评述”。尽管在创作课中的赏析环节也有理性的分析，但不可能也不必要进行细致的评论;而在欣赏课中，细致的评论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评论的内容包括作者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和作品在美术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作品本身内容和形式的分析。当然，评论的深度要依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审美经验水平来确定。同时，评论者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赏评中学生的审美实践活动应包括听、读、说等等。比如，在学生初步感受了白石老人精美作品的基础上，整理出白石老人的画作，让大家欣赏、分析、议论:“作品美在哪里?为什么那么惹人喜爱?”学生们可以分组讨论，教师以鼓励为主让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纷纷发言，各抒己见。有的学生说，白石老人的画与真的一样，很好看，都是活生生的，充满着生命和生机。此时，教师应抓住机会加以点拨:这就是艺术家作品的动人之处，他把自然界中生物的形象同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和认识融为一体，抓住最能表现生命力的特征而删掉累赘的细节，把它的活力表现出来，这就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但又形神兼备”。就以虾来说吧，同学们都觉得像极了，虾体透明，似乎活泼地在水里游动、在跳跃，但是与真的虾相比较，可以看出，虾的头、颈、足等细部都经过了提炼和概括取舍，与真的虾不一样。白石老人通过长期的仔细观察，按着自己的审美规律，进行夸张取舍，画作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激发着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一环节中，通过师生合作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意识，并转变了教师为主体的传统观念，并在共同合作中发展了教学。 三、表现环节 本环节实践中，教师可以把一堂欣赏课的美术作品分成两组:一组是用于赏评，另一组是用于表现。在赏评环节中通过欣赏第一组作品，使学生获得一定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因为审美是美术实践活动的源泉，美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文化教育。在表现环节，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表现，让学生在对第二组作品进行自由的感受和自由的赏评，鼓励个性发展。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力。个性发展唯一的目标是使个体活动自我满足、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从而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独立的分析思考能力。教师主要起组织、启发和引导的作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使学生学会参与、学会选择、学会自主学习和发展。表现是一种应用，在应用中去复习、巩固前两个环节的学习所得;表现又是一种开发，启发学生依靠直觉感受、想象和灵感，通过自由的表现去开发学生的审美创造力和思维能力。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说、写，还可以是表现性地搞点小创作，让学生对范画作品的形式美特别是技法等形成更深刻的体验。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表现并获得成功的机会。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鼓励和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成功喜悦和获得参与活动的乐趣。写和作不必局限在课堂以内，而应该鼓励学生向课外延伸，让学生寻找感兴趣的主题，围绕主题去拓展阅读、拓展欣赏、创新构思、创新技法等。这实际上就是美术课程标准所提倡的“研究性学习”。 四、总结环节 这里所说的总结不同于其他教学模式中的评价环节，其目的不在于比较学生学习成果的优劣，更在于让每个学生认真归纳、概括本课学会了一些什么。既要总结本堂课所欣赏的同类美术作品的共同艺术特征，又要总结所学习到的鉴赏知识，还有所获得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总结不仅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还应该说和写。教师也可以借此机会向学生推荐好书、好的艺术节目等。让学生课外去欣赏、看展览、去继续延伸学习。 总之，中学美术教育中应加强艺术欣赏，在美术欣赏教学要力求体现人文性、自主性、创造性，最终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美术教育在提高和完善人的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更好实现新美育中的新理念。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探析高校美术欣赏教学实践对实施素质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高校　美术欣赏　素质教育　鉴赏能力 [论文摘要]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美术欣赏课程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和教学规律,它通过对古今中外优秀美术作品的审美教育,来丰富学生的审美观念,培养他们的美术鉴赏能力。在高等学校开设美术欣赏课程,有助于开阔大学生艺术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人文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内高校中普遍开设美术欣赏课程,这对于开阔大学生的艺术视野,陶冶艺术情操,启迪智慧,健全人格,发展个性,提高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美术欣赏课的学习,可以使大学生在学好知识的同时,了解和接触到很多优秀的美术作品,认识到中外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培养审美观念,提高艺术品位,从而达到增强他们综合素质的目的。 一、高校大学生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基本特点 1.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是当代大学生审美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美、感悟美,进而提高审美能力的一门课程。它主要是通过对具体美术作品的解读和赏析来揭示出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使他们对美术作品的审美认知能力得到一个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提升过程。另外,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必须突出“普及”和“审美”两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教学改革中取得主动。加强大学生的美术欣赏,使学生在学习赏评作品过程中建立完善的审美知识结构,提高艺术素养,形成健康、高尚的审美直觉和情趣。 2.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主要以古今中外优秀的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等作品为教学内容和审美对象。因此,在教学中首先确定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授课内容的选择方面,重点选择主题突出,风格鲜明,内容和形式上都相对完美,在世界美术史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力求做到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结合,还应兼顾到美术作品内容之间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同时,应适当选择一些近代或现代寓意深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优秀美术作品。只有把真正普遍认为优秀的作品作为欣赏和审美的对象,才会给当代大学生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使他们的审美感知得以陶冶和塑造,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不同于美术专业的技法课教学,而是重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教好这门课程,对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它要求胜任“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师,既要有丰富的美术创作经验、扎实的美术史论知识,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把这些知识有机地融会贯通于“美术欣赏”教学的课堂当中。 3.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是“接受学”中的一个“再创造”过程。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注意处理好“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听课学生的主体地位。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审美观点的差异,将会导致他们对欣赏美术作品的角度不同,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得出不同的审美结论。这就要求任课教师积极主动地引导和鼓励学生,不要因循守旧,应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大胆地发表自己的审美观点。任课教师应及时对不同的审美观点进行分析和点评,因势利导,指导他们用所学知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方式赏析,使他们真正体会到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内涵,并对作品做出合理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调动他们的审美积极性。 二、高校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探索 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只有把切入点找准,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过程,才能使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不断得以深化。目前,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误区,部分教师直接借用专业美术院系的教学模式,在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重在讲解技法、形式与风格,或者侧重于美术史论的解读。这种教学方法明显忽视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兴趣,导致了实际的教学效果脱节。根据教学的实践与探索,借鉴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指导意见,把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1.深入体会各个时期美术作品的审美情趣,掌握美术作品的时代特征和规律。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艺术,是古今中外艺术的共同规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审美思潮、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都在美术作品中深刻地反映着,这是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必须注意掌握的。这也是同一题材的作品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在很大程度上显露出其独特光芒的重要原因。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著名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分别创作的美术作品如《蒙娜丽莎》《大卫》《圣母像》等,还有19世纪下半叶的印象画派,以莫奈《日出印象》为例,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关注自然世界和现实人生的目光,并能够主动地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他们的作品中有着艺术家人文理想的倾注和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在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应当指导学生掌握作品的时代特征和规律,深入体会各个时期美术作品的审美情趣,针对具体美术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2.摆正美术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注重艺术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介绍。艺术家的美术作品是对客观现实升华了的精神产品,作品中表现的生命感受、艺术境界和审美情趣等都与艺术家的人生成长、经历环境、素质气质、宗教信仰和时代特征等有着关键的联系。另外,从不同的美术作品中,还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的气质、艺术追求及人生际遇等。其实真正优秀的耐人寻味的美术作品往往是作者心灵和情感的折射,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对应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具体类型的美术作品,分析欣赏作品时重点把握“知人论画”的层面,避免在欣赏过程中不知道艺术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现象。如当我们欣赏近代国画家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作品时,如果不把作品与画家感情生活、具体身世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就不能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画面背后,因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发动内战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而产生忧国忧民悲愤的心情;如果能做到“知人论画”,我们就可以通过美术作品,体味出徐悲鸿先生内心深处的那份孤寂、无奈与悲凉,感受到在他画面之外的寄托与向往。只有这样,作为欣赏者的学生才会与艺术家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沟通,从中获得更多的审美情趣,可见,欣赏作品时把握艺术家和美术作品之间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解读方法。 3.根据美术作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深入体会审美心理的差异。由于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审美习惯不同。这对人们的欣赏和认知方式带来很多的不便。如在对古埃及的建筑和雕塑的欣赏中,应当了解古埃及人重视数理与形象的和谐,以及宗教信仰等,他们创造的娴静典雅的雕像和庄严肃穆的建筑,都与它的民族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艺术家在作品中所遵循的对称、和谐、比例、秩序、均衡的原则,无不体现着古埃及数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的审美心理特征。可见,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欣赏这些地域和民族的美术作品。此外,中外美术作品中诸多的差异,如表现形式、审美习惯、艺术特征等,也都是美术欣赏教学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因此,在欣赏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视角切入,深入分析作品。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形成美术作品背后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审美心理特征,体会艺术家审美心理的差异。 三、高校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1.美术欣赏可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情操。美术欣赏是审美主体积极而能动地反映审美客体。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主体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通过大学生们经常性的审美活动,可以陶冶他们的性情,净化心灵。如油画家罗中立所画《父亲》的形象,更多的是让人感受中国传统的农民身上所具有的憨厚、淳朴、勤劳和善良的美,这种美具有一种发人深省的情感力量;从列宾、希施金、列维坦等那些关注自然的质朴画风中,唤醒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怀。在这些艺术形象中,所表现出的内容题材,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它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的审美观念和人生态度。另外,还有美术作品中表现出爱国的情怀、协作的精神、坚强的意志与无私的品质,以及人世间的情感冷暖,都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处理,将真善美的力量融入画面中,陶冶情操,转化为同学们向前的勇气和动力。 2.美术欣赏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识,树立合理的审美观念。通过对中外优秀美术作品的欣赏和学习,学生能逐渐透过作品的形式层面和形象层面,品味到作品中的深层意蕴。随着美术欣赏课程教学的不断深化,美术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有了更为生动而丰富的内容,艺术家的人文情感被以物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当学生从不同的作品中品味解读出作品中所蕴涵的人生境界、哲理思考、时代特征、民族精神等理性内容时,映射在内心的将是一种心旷神怡的喜悦。这时,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已不再是心灵的独语状态,而是起到“中介”作用,成为艺术家与同学们情感交流的“桥梁”。只有这样,在欣赏课程教学活动中,学生们在充分享受由美术作品带来的精神愉悦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审美知识,提高了审美意识,启迪了审美智慧,树立了合理的审美观念。 3.美术欣赏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美术欣赏是艺术作品、艺术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等与欣赏者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情绪情感等因素相互作用和渗知的过程。美术欣赏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在欣赏时积极主动地创造过程,美术作品能把学生潜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充分调动起来。研究表明,学生对美术作品作出的反应程度,对线条、形状和色彩的感受水平,围绕作品的意象和情感所展开的想象能力是非常广泛的。尤其是抽象绘画或抽象雕塑作品,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不受拘束、自由想象、创造的广阔空间。这种变形、夸张的抽象作品更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对美术作品的欣赏需要通过对话交流的方式进行,它包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对话交流等几个方面。无论是哪种对话交流,都要借助语言这一中介来实现。对于学生来说,这几种对话交流的方式是互相交织的。一方面,作品通过形状、构图、色彩、线条以及所描绘的内容或情节等因素向学生发出信息,学生则靠敏锐的直觉和审美感受,不断地获取这些信息,并作出情感上的回应;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与教师、同伴的对话、讨论,表达自己对美术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倾听别人的感受。在整个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心感受。通过这种发自内心的、言之有物的表达,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总之,美术欣赏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美术欣赏能够培养大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审美情趣,优化情感结构,提高审美能力,提升人文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运用影视教育资源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论文关键词]运用影视教育资源　优化　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论文摘要]影视教育资源，就是指在教育教学上可应用的影视信息资源。美术欣赏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在学生中开设美术欣赏课，让学生在欣赏名家作品的过程中，欣赏美，感受美、认识美、适应美术教育的要求。影视教育资源在大学美术欣赏教学中的运用，具有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可以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一、影视教育资源与美术欣赏课 所谓资源，就是资产的来源，一般指自然资源。教育资源则是指各级各类教育部门进行教育活动，谋求教育发展的基础。影视教育资源，就是指在教育教学上可运用的影视信息资源，有直接应用价值和潜在应用价值之分。所谓直接应用价值是指那些专门为各学科教育教学而创作的影视作品，可以直接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之中，有很强的教育教学针对性。所谓潜在应用价值，是指那些不是特意为各学科教育教学创作的，没有明显教学意图的影视作品，但经过教师的悉心挖掘和巧妙设计，同样可以应用于学科教学并能够产生教育功效。 美术欣赏是一种视觉心理活动。它从视觉对作品的直观感觉开始，通过知觉与联觉、统觉而变成情感和意识的过程。美术欣赏课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形式，美术欣赏课教学通过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它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和创造力的积极手段。它和绘画及工艺教学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 当前，素质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创新的能力，而且要有美的心灵、美的品质。在学生中开设美术欣赏课，让学生在欣赏名家作品的过程中，欣赏美、感受美、认识美，适应美术教育的要求。大学开设美术欣赏课的目的，除了对名画名作进行专业技术层面的了解与探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和艺术品位的提高。通过美术欣赏课，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敏感性。 二、影视资源教学方式优于传统教学方式 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教学观念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发学生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创新能力，设计出适合其综合素质发展的课堂环境就显得更为重要。影视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魅力的综合艺术，它利用独特的影视语言，表现生活，表达情感；它融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摄影等艺术精华于一体；它是一门最现代化的、最有群众性的、最受青少年欢迎的艺术形式。影视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化艺术，其题材的广泛性、形式的多样性和观赏的灵活性，使得影视自然地向学科教育延伸，改变了单调、沉闷的传统教学模式。影视作品所具有的动感画面和可剪辑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的学习方式，客观上适应了学生生理与心理发展的需要。突破传统的、说教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把影视教育资源有意识地引入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而且还可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其审美鉴赏能力。 当前，视听语言像传统的文学语言一样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学习、阅读和娱乐的重要媒介，电影、电视等视听作品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影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视作品常常以优美的语言、生动的画面、美好的情感、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艺术风格、高雅的审美趣味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来吸引人、感染人、震撼人。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对新生事物感受力较强，对影视也更为敏感和关注。把影视运用到美术欣赏课教学中去，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运用影视易于营造立体的欣赏教学氛围，可以创造出生动、活泼、愉悦、高效的课堂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对美术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从而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和质量，因此说，影视教育资源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的应用，具有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三、运用影视教育资源优化美术欣赏课教学 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离不开情境创设，巧妙的情境创设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而且能创造浓厚的课堂教学氛围，实现教学内容、学生生活体验与教学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轻松、愉快、和谐的环境中积极主动地学习。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创设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情境，可以充分利用影视的独特魅力，凭借影视的自身优势，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在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中，名作鉴赏是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的美术欣赏课教学中，教师一本正经的说教，难以激发现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常常死气沉沉，气氛不活跃。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曾说过：“教育应当贯穿在学生的兴趣当中，使学生的兴趣在教学的每阶段都能连贯地表现为注意、等待、探究和行动。兴趣既是教学的手段，又是教学的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兴趣对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大学生，青春洋溢，思维活跃，充满活力，情感丰富而细腻，好奇好胜的心理使他们不满足于单一模式的学习方式。影视正是以其独有的光、电、声、像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的特点来刺激学生的感官。运用声、像、景、情并茂的立体式影视教学，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兴致盎然地吸收与课文相关的美术知识，改变“一潭死水”的大学美术欣赏课状况。 在引导学生进行艺术作品赏析时，教师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将作品及其相关信息展示给学生。学生直接受到作品的感染，丰富自身的情感体验，既提高了审美能力，又掌握了作品的相关知识。例如：讲威尼斯画派时，可以播放有关15世纪末威尼斯的影视镜头，如《威尼斯商人》等，让学生感受15世纪末威尼斯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自然风光；感受15世纪末威尼斯女人爱穿漂亮衣服、染金发、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以及当时威尼斯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社会安宁，人们过着自由、富裕和平静的生活等等。通过直观感受，学生就可以轻松地掌握威尼斯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了解威尼斯画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之后引导学生关注威尼斯画派主要画家作品的内容、画面形式、表现技法、艺术风格等。如乔尔乔纳的《沉睡的维纳斯女神》、提香的《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花神》等。通过对作品的欣赏和分析学生更能感受到威尼斯画派画家作品漂亮而丰富的色彩，感受到画面体态丰润、衣着华贵、皮肤细腻洁白、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优美形象。又如讲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时，播放影片《波洛克》。影片《波洛克》是以美国画家波洛克本人的生活为原型，对他生活状态、时代背景、创作方式、思想、情感多方面展示。通过影片《波洛克》的观看，学生可以直观感受波洛克作画的场面，思考波洛克追求的艺术精神和这种艺术有何意义，获得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充分认识，获得对美国战后昂扬的精神状态以及美国知识界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某些狂躁、忧虑和焦灼不安精神的深刻了解。运用影视教育资源创设课堂情境，学生的情绪高涨，课堂情趣横溢。精彩的影视镜头与精美的课文巧妙配合，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优化大学美术欣赏课教学。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议用多媒体进行美术欣赏教学 美术欣赏课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而且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和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发达学生的心智，开发学生的潜能。 美术欣赏课是一门视觉造型艺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大大地增加了信息量和科技量。这样也适应学生认识的发展和身心发展的需要。从而使美术欣赏课的教学成为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目标。下面，就从我教学的经验出发，浅议我在欣赏课上对多媒体的运用。 1.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情景，拓宽眼界。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着重培养学生美术欣赏的最基本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欣赏和评述能力。突出引导他们学会在网上浏览欣赏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利用课余时间学会在网上收藏自己喜欢的优秀作品，反复感受、认识和理解，现行中学美术欣赏课是以“审美教育”为主旨教学过程，“美育的最有效手段是多接触艺术”。事实上，我们很少有机会让学生去感受真正的美术作品原作的魅力。而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缺憾。教师通过现代化手段提供丰富的素材，可以让学生看到更多的图片、影像资料，便于学生对作品进行分析，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习兴趣，真正达到培养欣赏与评述能力的目的。 例如：我在上外国风景和静物画赏析时，先把大师的作品拍成了照片，制作成精美的课件，其中对凡高的作品做了一个超链接，欣赏时点击了超链接后，就直接连到了网络上，学生就可以通过网页直接了解更多的关于凡高的生平事迹，从而加深对其作品的了解，更好的解读大师，这是关于在线资料上的查阅，令一种更常用的方法则是：由于书本上的欣赏内容毕竟有限，为了拓宽学生的眼界，我可以预先收集更多大师的相关作品，在欣赏完书上后，我只需点下链接，相关其他作品就一一展现出来（如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睡莲系列），通过拓展内容，使学生的思想感情得到更高的升华。 2.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想象，升华感情。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另一位哲学家也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想象对于孩子，比拥有万贯家产更加重要。”所谓想象力是指在头脑中将各种意象构思出来，并加以具体化。它使我们能超越现实的限制，进入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而多媒体的出现，则正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想象力，使抽象思维具体化。 例如：我在上第13册外国风景欣赏时，其中一篇冰雪覆盖的风景画《雪中猎人》，画家也画了很多的人物点缀在画中，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感受画家的思想，我提前就把图片经过电脑处理，抹掉了所有的人，在上课时，我让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如果此画成了一幅纯粹的风景画那会是什么感觉呢？学生纷纷猜想，这时我把早已处理好的图片展示出来，学生看到自己设想的场景就呈现在眼前，就能更好的去品位叙说了，通过差别感受也能更好的抒发感想。而在欣赏季节性的风景画时，可以通过偏色的对比感受到不同季节带来的视觉差别。如让学生对着同一幅画去想象在春夏秋冬的不同感受，这就可以通过偏绿色、偏红色、偏黄色和偏灰色等等效果来感受。通过偏色还可以转换画家的情感，这点对于印象派和抽象派的作品来说效果更明显。比如，同一幅画，画家本来用深灰色调来表达哀伤的感情，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使主色调换成鲜艳的色彩，再提高画面的明度，使整幅作品光灿明亮，这样学生能感受到的就不是悲哀伤感而是愉快、自信、积极向上了。利用多媒体的强大功能，我们能更好的使想象思维成为具体化，加深对作品的更深层次的解读。 3.利用多媒体技术，整合学科，提升审美。 美术欣赏课要求我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学科知识，全方面的来感受作品的美，从而提升我们的审美能力。 第一，促进美术与音乐的交融。音乐与美术尽管在审美特点上千差万别，但在主题与意境的追求上常常是相似的。在美术欣赏时能结合音乐的话，对学生进一步感悟美术作品中艺术语言将会起到良好的启发作用。例如在欣赏一些反应穷苦人民悲惨生活或画家悲伤情绪的画时，配上《二泉映月 》的哀伤调子，一下子就把学生带进了凄凉的意境，而在传统的书法或国画欣赏时，配以节奏柔美、充满古韵的古筝等民族乐曲如《高山流水》或《渔舟唱晚》等，可以更多体悟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美妙意境。西方绘画配以钢琴曲或轻音乐，更能充分展现其色彩斑澜的审美意象。而欣赏凡高的作品最好配上充满热情、活力、富有动感的交响乐，这样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凡高令人目眩的色彩和火焰般燃烧的激情。在美术课件的制作中，音乐的运用可以起到拓展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联想空间、深化主题的作用。这样，不仅可以营造氛围，视听结合的方式更可以起到烘托主题、启迪思想、增加欣赏深度的作用。 第二，促进美术与文学的交融。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诗书画相结合，西方美术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更是息脉相通。如在中国书画的意境造型欣赏时，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学生一边欣赏潘天寿的《红蜻蜓》、徐谓的《黄甲图》、朱奇的《荷花水鸟》等作品，一边配乐诵读杨万里的《小池》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这样，让学生更能体悟中国画的意象之美和诗书画相结合的悠远意境。 另外，如印象派画家对光色的应用及透视学知识，美术作品构图中黄金分割的应用等，无不说明美术与光学、几何学等自然学科的密切关系。这些都可以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手段加以分析，直观教学的同时也节约了有限的教学时间。 总之， 在教学中充分运用现代化多煤体的教学手段，可以将传统的教学形式和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多媒体技术的声音、图像、文字、影像以及交互功能的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发挥学生的潜力，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中去感受美、体验美、欣赏美、创造美，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强化学生的视觉审美感受。但我们也不要就此把现代多媒体技术当作万能的法宝，要上好美术欣赏课同时，还要尽量做到课堂欣赏教学与组织参观当地博物馆、美术作品展览等活动相结合，使美术欣赏教学与课外和校外的美术教育活动相衔接，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美术欣赏教学论文: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普通美术教育欣赏课教学参考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九、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属于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形成自己的特点。佛教美术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而印度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刻影响，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时，适当对照希腊、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同时需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上文提到的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就出自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两耳垂肩、手长过膝而外，又如螺发绀青相、顶上肉髻相（不是普通发髻）、眉间的毫相等等可以通过造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求。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称作“手印”或“印相”）各有含义。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形（如有的三头六臂，有的千手千眼），不同的服饰标识（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袈裟，菩萨则衣饰华丽）、不同的姿势（如接引佛才站着，其他佛皆取坐姿）等等，都有固定的要求。如不了解，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塑时，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中国古代雕塑。有位美国雕塑家曾对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说过：“你们不要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话是我当雕塑史研究生时亲耳听到的，我把它当作一颗定心丸摆在本文的结尾，送给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好在哪里”尚有怀疑，不敢在欣赏课中理直气壮教学的同行，但愿有点用处。

电视论文:电视新闻中领导活动报道的“走转改” 摘 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并不是宣传文化战线的首创。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 要求领导干部要“走转改”。现在,新闻战线也正在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走转改”。如何将两个“走转改”结合起来,以什么方式做好做活中领导活动的电视新闻,也是当前新闻战线需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电视新闻;领导活动;走近领导;转向群众;改变文风; 有人调侃《新闻联播》说:“前十分钟,领导很忙”。这也说明,时政新闻报道中,领导活动的报道是我国广播电视报道报道中的重头戏。领导干部要“走转改”,新闻战线也要“走转改”,这也就给时政新闻中领导干部的报道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走近领导 领导的活动除了开会、出访和接见之外,更多的是领导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领导活动深入基层的调研,可以说是时政新闻报道的富矿。在采编过程中,记者要是能够走近领导,敏锐地把握住领导活动的核心内容,敢于跳出程式化的报道形式,相信这种新闻的传播效果一定要更加显着[1]。 在地级市的广播电视台,如果遇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到地方调研,这种新闻是必须上当地新闻的头条。2007年7月4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阳江市阳东县平地村调研,他在调研中说:“我第一次来的是2003年10月26日,现在是七次了,我也目睹了平地村这四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平地村的时候,当时村委会是在路边,一进村口几个妇女领一班小孩,我当时跟他们拉家常,我就鼓励他们,你们孩子要上学,要多读书,你们的希望就是把孩子培养好,要多读书,要发展教育。”记者马上抓住了“七次”和“教育”这两个核心词,再翻阅原始录像资料,发觉张德江七次到平地村,七次都说到了教育,于是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张德江七进平地七问教育》,并将张德江前六次在平地村与当地干部、村民和学生交谈时提到教育的资料画面重新串联起来,特别是多处使用张德江与小朋友拉家常、打乒乓球的片断,生动地反映了“领导走进群众”和“群众靠近领导”的干群和谐关系。后来,《张德江七进平地七问教育》也被当地组织部门作为党员电教片向社会发行,可以说达到了最佳的传播效果。 二、转向群众 在领导干部的“走转改”活动中,领导虽然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间,但是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在农村里的群众,看到上级领导来了一般都存在敬畏感。如果将镜头和话筒都对准领导,漠视群众的,领导“高高在上”的报道形式,只会进一步增加了群众对领导敬畏,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推得更远[2]。这种对群众“漠视”的报道形式,群众当然也对广播电视时政新闻 “漠视”了。一些开明的领导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同志在任广东省委书记就说过:“不要将我的每次活动都发稿,比如没有新闻性的日常调研活动就不用发稿。真有新闻性的东西,你放在第八版都有人看,没有新闻性的,在头版做一个版也没人看。”[3]笔者也曾多次参与书记的政务活动,2010年9月21日,广东省西南地区发生千年一遇的“921”洪灾,9月27日,视察茂名和阳江的灾后复产情况。我们的记者按常规做了一个《充分肯定我市抗洪救灾工作,要求发挥连续作战精神夺取抗灾复产全面胜利》稿件。同时又打破常规做了一个《新闻特写:省委书记盛赞“铜锣书记”刘经忠》。在新闻播出编排时,编辑是这样处理的,将常规新闻编辑成为简明新闻在《正点报道》中播出,而将《新闻特写》作为当天《阳江新闻》的头条播出。《新闻特写》说的是在特大洪灾中,一个村支部书记忠以敲锣通知全体村民转移,全村无人伤亡的奇迹。在视察灾情时,专门了解 “铜锣书记”的救人故事。当时的录音如下: (问村民):房子倒了,你家几口人? 村民:我家十几口人。 :要不是村支部敲锣把你们叫出来,那就没命了,那又是多少条人命。 刘经忠:我看见水已经这么高,已经走不出来了。 :就打锣了, 刘经忠:就打锣管用。 村民:我们这些村干部、大队书记很好,敲锣打鼓叫我们出来,不然就浸死了。 :这不然就没命了。 村民:很多谢他们,就是这个干部(刘经忠)。 :表扬这个干部。(古重村)塌了24户,没死一个人,如果不是你们这些基层干部,这么负责,不然死的人就多了,如果不是(基层干部)发挥作用,这24户又是多少人。这里的工作做得好,这是咱们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得感谢基层党组织和村支部、村支委发挥作用。 《新闻特写》中,虽然刘经忠整个过程就说了两句话,才二十二个字,但记者在画面上却大量使用了刘经忠在领导后面帮村民整理家务的镜头,尤其是在说要感谢他的时候,插入了一个长达十秒的刘经忠特写镜头,而且他那淡然的表情,也正好反映了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情操。这种虽然领导的说话很多,但特写镜头很少,领导在新闻中“退居二线”,基层干部和群众成为了“主角”的报道形式,群众是这样说的“我和刘书记上电视了,汪书记表扬了刘书记”,这也就说明这种报道形式人民群众更乐于接受。 “关注民生、关注生活”这是领导干部政务活动的普遍出发点,也是当前新闻工作的落脚点。从“关注民生、关注生活”角度入手,把镜头转向群众,把话筒对准群众,把画面留给群众,这种报道方式已经要将时政新闻中的领导政务活动做好做活,巧妙地利用新闻编排,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报道了领导活动,又将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场新闻生动地报道出来,这也算是一种时政新闻报道的作风转变[4]。 三、改变文风 纵观中央、省级到地市级和县级的“联播类”时政新闻报道,也经常发现这样的新闻稿件:“某年某月某日某某领导到某某地方视察,提出重要的要求”的生硬报道模式。有稍为“灵活”点的时政记者,他们跟随领导采访时,跟着领导的行程,采录几段现场音,加插在稿件当中,这是一种最 保险的时政报道方式,这样也可能反映了领导干部活动的“走转改”。可是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有一次,一位记者跟随领导深入灾区救灾时,领导发现四名记者跟着他坐上了去救人的冲锋舟,于是大发雷霆,厉声对记者说:“把救人的座位留给受灾群众!”现场记者一肚委屈地向编辑说,到不了现场,没法做报道,还怕别人不相信,就说有领导的录音为证。本人了解情况后,马上指示现场记者做一个连线报道《救灾最前线:把救人的座位留给受灾群众》。 这个报道在电视上,虽然镜头没有对着领导是一种缺陷,但是,领导急切清晰的声音,也让观众感受到灾情紧急,以及领导把“人民群众生命重于一切”作为救灾现场的工作重点。事后,这名记者还因为这个报道,得到了那位领导的多次的表扬,说这是一个改变文风的重大时政报道方式。 要改变时政新闻领导活动报道的“八股文”形式,首先将群众放在当作新闻的主体,将群众的利益当作新闻的主题,坚持从老百姓的视觉来做新闻,让领导活动“接地气,有人气”。其次,要充分发挥电视新闻所拥有的声画元素可以更直观地反映现场的特点,记者在现场敏锐地捕捉到现场的画面和同期声,做到“现场关键时刻不要停机,编辑的时候要保持现场声和画面的连贯性,向观众呈现原生态的画面”,提高电视新闻的现场感,对于时政新闻人物报道来说,领导的话语、表情这些细节都是非常鲜活的材料。如果媒体记者在报道中越来越注意挖掘细节、表现细节,突破了一些报道程式的局限,一定增强新闻的感染力、说服力以及亲和力,让领导活动的报道“活”起来[5]。 四、结 语 领导活动是绕不开的“主题”,对于同时承担新闻报道和宣传职能的时政报道,只要遵从新闻报道规律,深入落实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走近领导,转向群众,改变文风”,就不仅能做出领导放心的新闻,也能做出群众爱看的新闻。当然,如果能够从新闻的播报和编排上能够进一步改进,少用官腔,多用老百姓熟悉的群众语言播报时政新闻,或者让普通的老百姓“走”在头条新闻,让领导活动“进入”群众中间,“退居”二条、三条,群众对我们新闻的关注度,满意度将会更高[6]。 电视论文:电视方言类节目的优缺点 近年来,方言类节目在各地方电视台纷纷兴起,大多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在一片赞扬和肯定的声音背后,我们也不难听到社会各界对电视方言节目的不同声音和意见。一些节目策划准备不足急于开播,质量问题和不良影响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在此,笔者试图对方言类节目的发展方向和优化之道进行一些探讨。 一、电视方言类节目出现的必然性 电视方言节目是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以地方语言为表达形式而推出的一类节目。继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之后,电视方言节目逐步向全国各地蔓延并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一家老小向前冲》、《故事会》、《红胖子哈哈秀》等节目不但让观众津津乐道,同时也借由节目的高收视率捧红了主持人汪涵、马可以及本土相声演员奇志、大兵;而广州电视台的粤语新闻《新闻日日睇》、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上海电视台的方言情景节目《老娘舅》、福州电视台的《攀讲》等,这些节目的收视率都很喜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受众的收视取向也越发地多元化和专业化,电视媒介已经进入了“窄播”时代,面对的目标受众也从原来的“大众”走向了“分众”,进而再走向有着特定收视喜好的“小众”。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讲,集中精力办好特色频道和特色栏目成为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诉求点上,方言类节目作为电视市场细分的一个空缺,以一种新的节目形式充分满足了地方观众的收视需要。 此外,电视方言节目在内容上大多取材于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平民化的节目内容为观众所喜闻乐见,易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和认同感;而富有地方特色、个性鲜明的主持人更是以一种“邻家小妹”或“邻家大哥”的亲切形象,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因此,电视方言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电视方言类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优化方略 电视方言节目发展到今天,引来了各界的质疑。观察几种不同意见,我们发现目前电视方言节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可以从这些问题入手进行优化。 1.表达方式受到质疑,应予优化 语言文字工作者认为,方言不利于推广普通话,在方言类节目一出现时就被质疑。其实,这只是个节目比例问题。也有语言学家认为,推广普通话和保存方言并不对立。方言是地方生活方式、文化的重要载体。有些描述地方风俗、特有文化现象的词语,只出现在该地的方言里。 保存方言不仅可以对当地特有的文化进行传承,还可以与海外乡亲拉近距离。流行于闽南一带的闽南语更是因为相同的方言,让台湾同胞对大陆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加强两岸交流、密切两岸关系都起着很好的作用。福州电视台的《攀讲》栏目通过福州广电集团的门户网站——福州明珠网上线后,远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海外福州十邑乡亲通过网站点播就能收看到《攀讲》节目,在海外福州乡亲聚居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不少人还来电来函索要节目光盘资料,甚至还要跟栏目组订制福州话节目内容。 此外,方言对于考证汉语史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就福州方言来讲,保留着不少古汉语的一些语音和语调,是汉语历史变化的活化石。许多汉字读音的变化,只有在方言里才能找到依据。如果方言消亡了,那么这种依据也就无从找寻,我们的汉语就不易寻“根”了。因此,电视节目不仅要起到推广普通话的作用,也要承担起保护方言的责任。在这点上,福州电视台《攀讲》栏目的特色板块“福州好好玩”就在挖掘地域传统文化方面作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板块重点介绍福州传统风味小吃、历史古迹、传统艺术形式,同时通过专家讲述、观众参与、演绎再现等形式,对福州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把历史掌故、民间传说故事等搬上屏幕,使福州百姓倍感亲切,既拓展了节目内容,又很好地推广传承了当地优秀的历史文化。 2.播报方式影响受众范围,应予优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方言节目活跃的地方一般是经济较发达、文化厚重、地理自然条件优越、群众生活较富足的地方。恰恰是这些地方也都是外来人员大量聚集生活的地区。方言节目对于这些新兴的城市新移民来说就有点显得格格不入了。不难发现,方言节目的热心观众大部分是本地区的中老年观众,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偏低,无论是对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对所投放广告商品的实际购买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方言节目在照顾本地中老年观众的喜好之余,也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上再作点创新,多研究一下外来新移民的心理需求,通过加配规范汉字字幕等形式,方便非方言群体的收视;甚至还可以开辟相关小栏目,结合普通话,介绍本地俗语、俚语等方式,让外来新移民能够通过方言节目这个窗口和渠道更好地了解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和社会风俗,在潜移默化中使新移民形成收视习惯,成为方言节目的另一群忠实观众。这样,方言节目的受众就会有一定的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广告商的吸引力也会加强。电视方言节目不能由于语言障碍人为地设起文化交流的屏障,而应该通过有效地利用语言文化的吸引力搭建一座文化和情感交流的桥梁。 3.方言节目要避免“三俗” 一些地方电视台的方言节目为了盲目追求高收视率,打着突出亲和力和原生态的旗号,在内容和语言上以打“擦边球”和所谓的“出位”方式来赚取收视。在这点上,笔者认为节目主创人员应该对方言节目有更加理性的思考,加强对节目品格的提升。方言节目应该以通俗化为目标,但通俗并不等于不顾格调、良莠不分地把一些落后、粗鲁、庸俗的内容搬上荧屏。方言节目的真正魅力应该在于节目内容对百姓生活的真正贴近,对百姓心理的准确把握,并通过节目表达实现与观众的共鸣。因此,要提高方言节目的品格和格调,应该始终牢记“方言是壳,内容是核”的原则,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突出方言节目的文化品位,增加文化内涵。苦练“内功”,真正做出让观众认可和喜爱的节目,弘扬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节目质量,才是电视方言节目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在这方面,福州电视台的《攀讲》节目早有认识。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甚至是福州本地人心目中普遍有一种“福州话很土,上不了台面”的心理印象。为了改变这种观念,同时也为了提升节目的品位,《攀讲》节目组高立意策划、高起点准备,开辟了一档方言娱乐竞技节目《福州话我最霸》——让福州话不仅可以“攀讲”,还可以“秀”,可以表演。低门槛的参与方式点燃了大批年轻人的热情,使节目收获了一批忠实的年轻观众。 4.方言节目形式要多样化 目前,我国各地的电视方言类节目,主要还是以新闻和娱乐两大节目类型为主,以一两个方言主持人串场的形式贯穿节目始终。因此,电视方言节目的创作者完全可以放开思路,尝试创作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在这点上,福州电视台方言节目《攀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攀讲》节目在创办之初,仅仅是一档以新闻类为主、时长20分钟的小栏目,后来由于收视效果较好,栏目组对节目类型和形态进行了尝试和创新,相继开辟了一系列小专栏,尝试不同类型的节目形态。三年多来,《攀讲》推陈出新大小改版创新近百次。阅评专家和观众都说,很少有节目能像《攀讲》这样总有“新花样”,而这些“新花样”正是《攀讲》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法宝。经过几年的不断积累和努力,如今的《攀讲》节目已被打造成为一档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电视方言杂志类节目。除了每天平均六七条由主持人穿针引线娓娓道来的社会新闻外,“攀讲馆”板块 里市民嘉宾就热点话题热烈争论;“社区故事汇”板块里社区居民自己来说身边大事小事新鲜事;“福州好好玩”板块带领观众朋友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体味传统文化。如今的《攀讲》栏目,各类民事纠纷、奇闻趣事、民风民俗、公益道德,几乎无所不包。主题歌《齐来攀讲》,更是用浓郁的“虾油味”配上生动俏皮的动画,让节目增色不少。 同时,《攀讲》还积极开展线上互动,开拓收视新群体。 通过资源互换,在人气旺盛的福州家园网上开通“攀讲”论坛,开通互动QQ群,大家纷纷在论坛上发帖跟帖,热烈探讨福州话及福州话节目,甚至是福州的历史传统、地域文化等,创下日点击量过万的纪录,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福州话热。网上的“攀讲”论坛和电视上的《攀讲》节目相互推动,巩固了大量的年轻观众,成为收视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电视方言节目不论是从社会大环境、媒体自身发展还是受众需求的角度来说,都有着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方言节目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电视工作者,我们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方言节目,创造性地改进和提高方言节目的品位,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尝试开拓新类型。这样,我们的电视方言节目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为广大的电视观众带来丰富和有益的荧屏享受。 电视论文:浅谈电视新闻前期拍摄与后期编辑探索 【论文关键词】电视新闻 前期拍摄 后期编辑 【论文摘 要】当代社会,电视新闻已由预制式向直播式的方向发展。在电视新闻编辑中,复杂的“创作”型时代逐渐代取简单的组合型时代。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一般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成前期拍摄、后期编辑两部分,所以就有了前期和后期的区别。本文对电视新闻前期拍摄与后期编辑。 如今,新闻节目的“现场性”这一概念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改变以前的新闻节目播放模式,逐渐尝试使节目具有更佳的现场性的新型模式。对于传统的新闻学,大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有如下几种:新闻是对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可以使人们感兴趣的生活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最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所进行的一系列报道。这些定义,虽然在表达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时间概念上,都了忽略了“正在进行”这一电视新闻的不可或缺的特点。根据新闻节目的“现场性”的要求的越来越高,电视新闻的音画同步可能同步于远隔重洋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当代社会,电视新闻已由预制式向直播式的方向发展。在电视新闻编辑中,复杂的“创作”型时代逐渐代取简单的组合型时代。一般,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成前期拍摄,后期编辑两部分,所以就有了前期和后期的区别。以“前期”和“后期”来划分记者编辑职能范围,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编辑的能力,导致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发挥不佳。 一、前期拍摄 记者通过观察、调查而发现的生活现状就是新闻事实,新闻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归纳而形成新闻,新闻随着客观事实的而存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不但要使反映更多的事实的过程,而且要以现实的细节体现出客观事实,提供最直接的依据给观众,有利于观众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和判断。不仅要抓拍好现场,还要运用好现场声,新闻的现场感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同期声,电视新闻能合理地运用好同期声,就会增强新闻的现场感,给观众带来真实感。也能更强化新闻的主题。现场的同期声,必须为表现新闻主题服务,在新闻事件现场,记者要做相对完整连贯的报道,做到声画同步。与此同时,还要和环境声互不干扰、使其突出主题。由记者出镜作报道,让观众看到、听到的是记者在新闻现场采访报道过程,这是现场感强的现场报道特征。随着事态的发生和发展,记者要做到边观察、边采访、边叙述,同时还要现场采访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应用他们在现场的同期声通过屏幕传达给观众,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进而使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可视性增强。 在采访时,记者要根据视觉的选择原理及新闻现场光线、距离、物象、环境、时间等要素,先寻找出其中容易捕捉的单纯构造进行感觉,来把握物象的主要特点。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对其加强、减弱或修正,再慢慢加深或淡化,这就是单纯性的基本特性。以简单的视觉效果,来表现深刻而多彩的内容,由集中且易于理解的,形势,让预想的意义更好地传达。 电视制片人不仅要仔细拍摄好每一幅新闻画面外,还要严肃认真地运用动画、特技、屏幕文字等后期制作技术,制作好每一幅与图像新闻相关的画面,图像语言叙事含混的弱点要用准确的文字、图表等细节语言补充,追求画面中的具象语言与抽象语言达到最佳组合,确保信息得以清晰地传播。电视新闻的声画以时序运动的方式传播信息,声画传播的滚动性增大了受众对信息感知与存储的难度。比较声画两者之间的难度,从画面含义的模糊性和播音语言逻辑表述的明晰性,可以判定画面信息具有更大成分的不可知性。所以,增强结构电视新闻画面的突现性,是电视记者、编辑提高电视新闻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 电视新闻的后期编辑策划应进行强化,让编辑依照记者选择的题目,明确报道选题,记者主要任务是进行采访素材,写解说词由文字水平较高的编辑来完成,报道包装由剪辑水平较高的编辑来完成,这样可以减少个人因素对电视新闻作品的影响,有效提高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水平,还可以使整体编辑力度得到提高,使电视新闻节目的定位落实,使电视新闻节目的品牌强化。目前,电视特技的方法多种多样,这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性机会。例如,以前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比较多。但是现在有所不同,我们能够利用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意外的境界,对画面进行分割,将两路以上的信息同时传递;运用特技与字幕,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随时插播传回的消息,强化感观效果等。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是编辑部。一个时间段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策划新闻视角,把握好舆论方向。 编辑与记者不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后期的编辑、制作。它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文字的编辑,即电视解说词的修改和节目内容的提示。编辑一定要依照自己所负责时段的新闻中的每一条消息进行合理的整理加工,有些重要的消息,还必须写好编前、编后的话,配合发表评论;编辑部的意图与受众之间沟通,都由编辑写好提纲或成文的东西,由播音员传播到全国各地。二是节目制作。这是由电视新闻的特点所决定。编辑的任务是让每一条新闻符合播出的要求,至少有以下工作要做:镜头的剪辑;保持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的一致;在在适当的位置上展现字幕;画面需要技术处理;解说与同期声的合成;计算该条新闻的长度。这些繁琐的工作,一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编辑来完成,出现一个编辑单独完成的较少。每个岗位的默契配合有利于各道环节的衔接。若遇到插播消息,就要打乱原来拟定的节目单。插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时间插入,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精确的运算,否则可能会造成混乱。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空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活跃、拓宽空间是电视编辑追求的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是以一个知识、科技为主导的社会,电视新闻行业的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现如今,只有进行培训、完善和创新电视新闻队伍,才能与激烈的新闻竞争相适应,进而促进电视新闻的发展。 电视论文:电视对外传播的本土化策略创新机制分析 2011年11月23日,译成斯瓦西里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斯语版译为《豆豆和她的婆婆们》)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播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3月25日,主席到访坦桑尼亚,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提到斯瓦西里语版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该国播出,说:“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人生乐在相知心。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让坦桑尼亚观众了解了中国老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使《媳妇的美好时代》走进非洲一事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地区的播出,为影视产品国际传播、市场培育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也带来诸多启示。本文介绍了项目产生的背景及实施过程,总结了取得成功的经验,并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媳妇的美好时代》译制成斯语版的起因 向海外推广优秀国产影视作品是传播民族文化、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也是欧美及日本、韩国一直采用的方法。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非洲国家电视台很少播放中国的影视剧,偶有播出也多通过欧洲国家获得,剧目陈旧,难以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为改变上述情况,2010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相关人员与驻坦桑尼亚使馆文化处开始了接触和探讨。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解决经费、版权、译制、播出、推广等一系列问题。经过近半年的调研和反复协商,2010年12月2日,国家广电总局终于正式批准向东非地区译制推广36集国产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工作方案,目的是“传播国家形象、涵养非洲市场”,要求参与各方密切合作,打造精品力作,探索合作模式,培养观众兴趣,发挥引领作用。考虑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拥有语言优势并与非洲各国联系密切,2011年3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正式委托国际台承担节目译制和海外推广工作。国际台对此高度重视,从翻译联络部、斯瓦西里语部抽调业务骨干,专门负责剧本翻译、配音合成和节目推广等工作,国际台驻非洲记者总站也给予积极支持与配合。经过6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二、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的传播效果 2011年11月23日,《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开播,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刘昕生参加了开播仪式。面对热烈的场面和纷至沓来的祝贺短信,一同出席活动的时任坦桑尼亚新闻、青年、文化与体育部长恩钦比兴奋地说:“感谢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文艺作品!这是坦桑尼亚播出的第一部译成斯瓦西里语的外国电视剧,反映了中国对我们民族语言的极大尊重,也为坦桑尼亚电视工作者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该剧播出一周后,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部主任西里玛给国际广播电台斯语部打来电话说:他们收到大量观众来信和电话,普遍反映节目内容精彩,故事亲切感人,剧中人物毛豆豆、余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许多观众说:通过收看电视剧了解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很羡慕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两国文化上有差异,但婚姻与家庭是人类共同的主题,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电视剧。店主尼斯?希克斯贝对国际台驻内罗毕记者站记者介绍说:他在商店放了台电视机,每天傍晚电视剧开播时都有许多人来看电视,他的生意也变好了。我驻坦桑尼亚使馆来电反映: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向坦桑尼亚人民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全新图景,90%以上的坦桑尼亚朋友表示看过并喜欢该剧,其社会影响是任何短期交流活动无法比拟的。 斯语版中国电视剧在东非国家的热播,引起了非洲及欧洲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坦桑尼亚当地报纸及广播电视媒体均对国家电视台播出中国电视剧给予了报道。荷兰国际广播电台网站、英国Media UK和英国数字媒体经济网站paidcontent-UK第一时间刊发了由记者Andy Sennitt 撰写的《中国电视剧在坦桑尼亚播出》(Chinese TV Opera Launches in Tanzania)的消息。2012年8月23日,来华参加首届中非媒体论坛的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台长布依罗?基图吉姆介绍了与中国合作的经验,各国代表纷纷称赞此项合作拓宽了中非媒体交流渠道,开创了合作新模式。继在坦桑尼亚播出成功以后,该剧又先后在乌干达、肯尼亚、科摩罗、布隆迪等非洲国家播出,均收到良好效果。 三、斯语版《媳妇的美好时代》的成功经验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国家播出取得成功,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 (一)选择当代优秀剧目,满足本土市场需求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播出的中国影视作品以武打片、古装戏为主,给观众留下了中国人“爱动拳脚”、“工于心计”的刻板印象。为向非洲民众介绍一个开放、发展的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现实题材、主流价值、百姓生活”的指导思想。在经过内部讨论并征求驻外使馆、国际台外籍专家等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既轻松愉快又亲切感人的现实题材作品《媳妇的美好时代》。该剧围绕夫妻、婆媳、翁婿、朋友、同事等家庭和社会关系,讲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人对真善美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了健康向上、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此前在台湾、韩国、日本等海外主流电视台播出取得的良好效果,也是该剧被选中的重要原因。为实施该项目,国家广电总局提供了全部节目译制和推广经费。版权方华录百纳公司在听说广电总局有意将该剧译成斯瓦西里语在东非地区推广后,欣然提供了非洲地区五年的播出权。 (二)契合收视特点,确保译制质量 尽管英语是坦桑尼亚等国的通用语言,但普通民众多用本土语言斯瓦西里语交流,且文化程度不高,电视机尺寸较小。根据上述情况,中方在制时没有选择英语,也没有采用打字幕,而是改为制作成本较高的斯瓦西里语配音方式,以方便普通民众收看。在完成剧本翻译后,国际台专门派工作组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国物色配音演员。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决定聘请三名肯尼亚高知名度影视剧演员来华配音,其它角色也尽量由外籍专家 、留学生和驻华使馆工作人员承担,以确保人物关系清晰,对话自然流畅。第一集完成后拿到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审看,坦方对中方高超的译制水平惊叹不已,纷纷称赞故事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对白机智幽默,演员仿佛是在用斯瓦西里语演戏。 (三)做好节目推广,探索合作模式 为做好节目推广,国家广电总局委托国际广播电台与坦桑尼亚国家广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国际台负责提供节目,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负责在黄金时间播出;双方积极开展广告营销:在坦桑尼亚播出时2分钟的广告时间归中方所有,其余广告时间由坦方支配;坦方负责在其它非洲斯语国家的节目推广,受益由双方平分。为做好宣传工作,播出前国际台通过自办节目及网站进行了节目预告,并安排斯语部主任韩梅接受坦桑尼亚国家电台、电视台专访,讲述此项合作的意义和故事梗概,引起观众兴趣。为吸引更多人的关注,电视剧播出过程中,国际台还与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合作,通过手机开展了观众有奖问答活动。 为探索长远发展之路,国际台还进行了商业化运作的尝试和探索。投资坦桑尼亚的两家中国公司在电视剧的开头和结尾播出了介绍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广告,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也在节目中播出了介绍中国的国家形象广告。上述广告播出尽管收益不多,但为今后开拓国际市场、传播国家形象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对外电视本土化传播战略的展望 由于坦桑尼亚没有专门的收视率调查公司,很难对节目收视情况进行准确把握,但从各方面反映可以看出,该剧在坦桑及其它国家播出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也带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 (一)反映共同情感,打造精品力作 《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再次证明,反映人类共同情感、共同理想、共同命运的作品可以被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观众所接受,这也是中国影视剧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我国每年生产约15000小时电视剧,电影故事片产量也超过500部,但真正适合国外观众的作品并不多,需要我们在创作、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做出努力。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与国际社会的思想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要我们开阔视野,解放文化生产力,就一定能生产出更多为国际观众喜闻乐见的影视文化产品。 (二)发挥各方优势,拓宽交流渠道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原因,非洲、中东、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中国的影视文化产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多来自西方媒体或身边的中国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通过影视作品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社会风貌,拉近民众感情,对树立中国美好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国家广电总局从2013年起着手组织实施对非影视合作工程,每年翻译10部优秀国产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和52部电影,供非洲各国主流电视媒体播出,让非洲观众有更多机会感受中国文化,了解当代社会风貌。①。与此同时,国家广电总局与中石油合作向缅甸推出的国产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也于2013年6月在缅甸国家电视台播出。向斯里兰卡、黎巴嫩、约旦等南亚和中东国家推广国产影视剧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三)确保译制质量,使原创作品保值增值 把独特的东方文化和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准确传递给国外观众,需要对中外文化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就此话题,本人曾于2013年3月1日专门采访过香港电讯盈科总裁陈祯祥先生,他介绍说:近几年电信盈科与海润影视、华谊兄弟等公司合作对国内优秀影视剧进行剪辑、译制,打包后销售到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IPTV网络,收到良好经济效益,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产品再加工的一丝不苟,包括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把握每一幅画面,对每一句对白进行精心处理,真正让观众觉得赏心悦目,心领神会。只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才能把中国人的动人故事讲给外国人听,使其“悦耳悦目”,进而“悦心悦意”、“悦志悦神”②,感受到中国的美丽和智慧。 (四)强化机制建设,追求传播效果 文化走出去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的投入不能成为主要渠道,只能起到一定的引领和辅助作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是重要的文化产品,免费送人是对创作人员劳动成果的不珍惜,也不利于树立中国文化品牌、培育国际市场。要使中国的影视节目真正走向国际,必须在提高国内影视产品制作水平、优化市场环境的基础上,让更多的影视公司参与到对外交流行业中,通过积极的商业运作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对少数欠发达国家,则通过建立影视文化交流基金等规范方式予以少量赠播,以达到交流目的,减少对市场活动的干扰。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及流行音乐在世界广受欢迎并非偶然,它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开放媒体管理、扶持本国媒体开拓国际市场的一系列政策带来的可喜成果。希杰公司(CJ Media)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食品加工企业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媒体公司,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中国的影视产品制作水平提高了、商业营销渠道通畅了,中国的影视文化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电视论文:广播电视台党支部工作特色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支部工作——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工作特色总结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的工作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求真务实”，用实实在在的关怀，让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员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坚强集体；每一位党员、每一个员工又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凡的业绩，使北仑广播电视台的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一、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习扎实 宣传工作是广播电视台的中心工作，党支部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确保新闻节目导向正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党支部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因此，党支部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 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以下一些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对这些重要文件的学习又是紧紧结合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来进行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党支部立即组织党员们分组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全会精神，通过学习和交流，大家领悟了这次会议的精髓，记者们把学习的收获运用到宣传工作中，使学习和宣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边学习边探讨出许多新颖独特的宣传报道方式，在出色完成宣传任务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理论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 今年以来，结合“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党支部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问卷考试，借着“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支部还着手抓组织和制度的建设，先后组织制定并实施了《新闻从业人员堵漏、差错奖惩制度》、《禁止有偿新闻》等一批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健全，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温床，给所有员工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二、指导和服务结合——工作踏实 广播电视台专业性强，工作性质特殊，记者们缺少业务上“充电”的机会，支部活动就针对这些现状开展了各种培训讲座。新设备更新时，马上就组织摄录编播人员参加技术培训；改造广电网络，推广数字电视时，就及时举办网络技术培训；播音员上岗前，外请资深播音老师进行普通话讲座。这些培训讲座由党支部组织，参加人员全部都是利用双休日时间进行，大家都毫无怨言而且积极参加。从讲座上学到的知识会立即体现到工作上，学习、实践，实践、学习，广播电视台培养出一批把关能力强、业务过硬的骨干。 党支部还组织采编播人员积极向广电专业刊物投稿，今年共发表业务论文十多篇，学术风气在台内越来越浓。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既总结了工作经验，又培养了理论创新意识，还为大家评职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今年，广播电视台节目创优外宣形势喜人，新闻作品、播音作品和各类专题获市级以上奖项25个，广播电视作品预计被中央级媒体录用10篇，省级新闻媒体录用90篇，市级录用700余篇。党支部组织的活动非常丰富，先后举办了“革命老区行”、“植树绿化行”、“军营一日行”以及各种调研等活动。“革命老区行”活动，全体党员干部到井冈山革命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军营一日行”活动，与浙江省海警二支队一大队结为共建对子，组织党员干部到军营体验生活。“植树绿化行”，全体党员到广播电台发射基地茅洋山顶植树绿化。 党支部还组织业务骨干赴广州参观交流，了解兄弟单位在业务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党支部的活动，不仅面向全体党员，也面向所有员工，广播电视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三八节的时候，工会和党支部举办迎“三八”联欢晚会，大家欢聚一堂，每位女同志都得到了一枝鲜艳的玫瑰花；中秋节，党支部就会招呼家不在北仑的员工吃顿团圆饭，开联欢会，使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因为工作忙，很多员工都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可每到这个时候，党支部都会把一大束鲜花和一个大蛋糕送到“寿星”的面前。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党组织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很多同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人数目前已发展到34人，极大地提高了单位的战斗力。三、爱和奉献结合——对党忠实广播电视台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广大党员、干部把对党的忠诚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化作无私奉献的行动，他们身先士卒，率领广电系统全体从业人员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20__年是北仑广播电视台创建市级水平电视台、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对党员的考验尤为严峻。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使这些党员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北仑新闻》全年播发稿件2988篇，平均每天用稿11.7篇，当天新闻占82.77，广播新闻全年发稿11235篇。充分挖掘台内潜力，自我加压，在《北仑新闻》实现日播的同时，电视专题节目也实现了日播，开创了北仑电视自办节目的先河。北仑广播电台FM100.8节目进行了全新改版，播出时间达19小时，自办节目9小时以上。全年用于设备更新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使北仑广播电视台的摄录编播设备顺利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化的转换，在全大市位居第一。全区乡镇新增光接收点169个，布放光缆133公里，投资300多万元，全长125公里的全区广电主杆环网建设已全面完工。为确保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始终做到重要时段前端机房双岗值班，工程维修人员24小时候岗，实现了365天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这就是我们北仑广播电视台党支部，他们学习扎实，工作踏实，对党忠实。求真务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党支部把这种时代精神体现在日常工作之中，摒弃华而不实的虚夸，力求每一个活动、每一项工作见到实效。 电视论文: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一、引 言 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与生俱来就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又因其传播迅速、受众面广、感染力强等特点,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不断强化,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受到极大冲击。因此,加强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是当前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任。 相对于文艺演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节目制作、播出、传输、覆盖、接受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内容、管理等多个层面[1]。因此,在总结和评价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进行多环节、多层次考察。浙江广播电视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之举,尤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渠道、内容和资金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保障,这也是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大着力点。 二、渠道建设:覆盖全,技术新 以功能划分,渠道建设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平台集成创新两个层面。基础设施建设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保证所有公众都享有广播电视的视听权。新技术平台的集成创新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更高目标,满足公众对广播电视视听效果的需求。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效显着。自1998年开始,浙江省按照中央部署先后实施了三轮“村村通”工程,至2012年5月底,全省所有乡镇和99.9%以上行政村实现了有线电视联网,有线电视用户数达到1343万户,农村有线电视实际入户率提高到90.7%。在巩固“村村通”工程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力实施“户户通”工程,计划到2015年,全面完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此外,浙江省还推出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广电低保”、“广电进渔船”和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至2012年底,将达到100%乡镇建立广播站,9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立广播室。对农村“低保户”实行有线电视入网费和收视费全免政策,使全省城乡“低保户”群众都能收听收看到有线数字广播电视节目。2012年将完成3000艘渔船卫星接收设施安装任务,完成200个乡镇广电站设施更新改造的目标任务。 数字化浪潮推动着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更新。近年来,浙江广播电视在有线网络数字化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成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构建了全省统一的有线数字电视发展平台。截至2012年6月底,全省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率达到97.1%,大中城市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率达到98.5%,其他城市达到90.8%。同时,积极推进有线数字电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农村地区整体转换完成率和双向化改造完成率分别达到66%和47%。 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等投资组建的华数数字传媒集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浙江省有线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视发展的省级主体,信息化的主平台和全国数字电视、手机电视内容应用服务的重要平台。2003年,华数率先在有线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转换过程中推出双向互动模式,将“数字电视网、互联网、通信网”业务进行了融合,开创了跨网、跨屏、跨媒体的“全媒体”模式。2010年华数承建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通过国家广电总局验收,成为全国首家可以正式商用的手机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同时,华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数字节目内容库,储备了数百万小时的精彩视频内容,为三网融合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三、内容生产:公益性节目比重持续增加 播出内容是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内容的优劣决定着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多个领域,内容本身难以衡量和取舍,但内容所表达的价值观、功能定位应该是可以把关和把握的,广播电视的播出内容应该传达健康、积极、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体现信息传播、社会教育、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 浙江广播电视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创新,无论是省级广播电视媒体还是市县级广播电视媒体,节目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公益性节目的比重持续增加。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的12个电视频道和7个广播频道,有影响力的名牌栏目和精品栏目基本上都以公益性节目为主,如浙江卫视举办的大型新闻行动《五洲四海看浙江》、《创业创新在基层》、《走向蓝海》,荣获“全国10大创新创优栏目”的《我爱记歌词》、《江南》,以及关注弱势群体的《范大姐帮忙》、《小强热线》、《1818黄金眼》、《钱塘老娘舅》等民生栏目。广播的《阳光行动》、《浙江第一线》,分别开设了“厅长在线”、“向人民报告”等系列专栏,邀请省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走进直播室,与全省民众开展在线交流,发挥了通达民意、沟通社会、化解矛盾的积极效果。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还创新举办了中国电视观众节,开创了广播电视“为观众办节”的先河,每年吸引2000多万人次观众参与,被称为“电视的榜样”、“观众的节日”。此外,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举办的“风云浙商”、“浙江骄傲”、“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省十大民生工程”等年度评选活动,影响也比较广泛。 2002年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专门开播了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浙江电视台公共频道立足全省、面向城镇、服务基层,体现了地方性、联办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特点。2007年9月,浙江广电集团实行浙江教育科技频道和浙江公共频道的整合运营,改版后的浙江公共频道收视率不断攀升,形成了一大 批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节目。比如浙江最前沿的创新致富资讯杂志节目《新山海经》,浙江首创的电视流动舞台形式的平民草根互动竞技节目《流动大舞台》,浙江唯一一档房产装修舆论监督服务节目《房产装修我来说》,超大容量的新闻资讯节目《雪倩说新闻》,以及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浙江新农村“创业创富”大赛、“新农村冲击播”浙江特色乡镇全方位电视助推行动等品牌活动。 四、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兼顾效率与公平 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强省,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资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单一的公共财政供给难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发展。 浙江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依靠浙江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资金优势,并综合运用多种财税优惠政策。资金在投入与使用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与水平,并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 浙江省建立了对农节目服务专项扶持资金,从2008到2011年,用于对农节目服务工程建设专项资金1500万元。乡镇广电站设施改造工程已纳入浙江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浙江省政府每年投入2000万元予以保障。“户户通”有线电视联网工程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广播电视台及网络公司负责承担,省级财政原则上不再另行安排专项补助资金。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及用户个人共同承担。“户户通”直播卫星设备购置费由用户个人支付100元,其它由省财政补助。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省直播卫星服务管理机构,承担了全省直播卫星设备的采购、发放、维修、服务等工作。 同时,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浙江广电有线网络的运营主体,对已加入到浙江华数公司的市、县(市、区),主动承担其所属自然村、行政村有线联网任务的相关建设经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运用市场机制,不断增强经营实力,全力推进技术装备的改造提升,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优质平台。2001年以来先后投入20多亿元,引进配置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16讯道高清电视卫星转播车和各类卫星转播车11辆,建成规模不一、功能各异的数字化广播电视演播厅21个,完成电视制作楼整体改造、广播5.1环绕声录音棚、卫视高清新闻演播厅和非编网改造等重大技改项目。计划投资启用50亿元,用5年时间建成“浙江广电传媒大厦”和“浙江国际影视中心”两大省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成为迄今浙江省投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功能最全的现代化广播电视建设项目。 浙江广播电视紧紧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建设、内容生产和资金投入三大支柱,彰显了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较好地满足了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电视论文:电视台新闻节目的革新 一、在新闻内容上创新 相对中央、省、市级电视台,县级电视台最大的优势在于“接近性”,包括地缘的接近性,文化的接近性和情感的接近性。县级台最了解区域受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更容易为他们提供贴心服务。县级台应把这种优势有效地转变为自己的新闻特色。 (一)改进思想观念创作“三贴近”新闻 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更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县级电视台要发挥自身优势,创作出百姓爱看的新闻,就需要记者在采写新闻前改变思想观念,以“走转改”活动“、八项规定”活动开展为契机,树立起“新闻从实际中来,从生活中来,从群众中来”的理念,积极主动深入一线,了解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当地的落实情况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关心的问题、存在的困难等。只有把这些情况调查清楚,记者才能在新闻报道时反映地方党委、政府工作以及民生情况,创作出“三贴近”新闻,受百姓的喜欢。2012年,南靖电视台记者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基层,采写出了《加快农网改造确保春节百姓用电》、《龙厦铁路将于6月30日通车》、《干群齐心协力我县打响5A景区保卫战》、《百名干部下基层一线服务促发展》、《县行政服务中心:“比作风”提升服务水平》等反映五大战役项目建设、土楼景区整治、作风建设的好新闻。尽管这些新闻政治性比较强,但由于所说的事是当地群众关心的,报道也是通过群众的视角、群众的语言,所以群众还是挺喜欢。另外,民生这方面,由于南靖县是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多,所以农民朋友需要农业致富项目、农业技术介绍、农产品市场流通和产业规模经营走向等方面信息。该台播出的新闻《计生二女户“猪倌”的“华丽转身”》、《台湾金苹枣助碧侯村村民增收》分别讲述了农户通过科学养殖豪猪、种植金苹枣,从而走上致富路的故事。由于题材选自当地农村,深受群众欢迎,农民朋友们主动打电话过来询问如何养殖豪猪,种植金苹枣。 (二)立足新闻广度、深度丰富新闻内容 丰富新闻内容、满足观众对新闻信息量的需求,这就需要采编人员深入一线,对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进行广度拓展,深度挖掘,在及时客观报道新近和目前发生新闻事件的同时,还要对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过程、周围关联、事后效应等作详细报道。新闻的广度在于报道面的拓展,包括以前被县级台冷落、忽视的生活服务、商品流通等领域以及一些散发着强烈时代气息的新事物。南靖电视台可立足本地大事要事,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开辟新栏目,对政府的新政策,对百姓的衣食住行、就学、就医等百姓关注话题等进行报道,拓宽新闻广度。如南靖电视台曾播出的《我县在全市率先开通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我县发动农民搭建大棚、抢收作物防寒减灾》、《未来一周我县预计有强对流天气过程》等就不错。新闻的深度要求新闻采编人员深入到新闻事件的本质中,挖掘新闻现象的原因和后果,增强新闻报道的力度、厚度、深度,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2012年2月南靖电视台在《南靖新闻》播出《金山镇:竹马戏有了接班人》,对竹马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现状、原因进行分析,对找到接班人的意义进行阐释。此条新闻播出后,引起政府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关注及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马戏的认识了解和学习兴趣。新闻深度也可以通过编后语、本台评论、本台短评等方式进行新闻评论,实现新闻事件向新闻实质的方向发展,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如2012年8月27日《福建新闻联播》播出的《南武夷合作社:草根合作社的升级之路》,报道了邵武"南武夷"的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打破资金、技术和产业瓶颈,实现林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在这篇新闻报道后面增加了《记者手记》,对农业合作社的升级提出了“集中农民的钱袋子,在资本市场上演‘蛇吞象’;延伸产业链,向上下游要空间求发展;反哺森林资源,让闽北的好生态二度增值”等新路子,让观众得到启示。 (三)凸显平民视角提高新闻宣传能力 在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内容方面,采编人员应凸显平民视角,从百姓关注的内容入手,以普通百姓的微观视角切入,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百姓关心的信息更生动更有效地宣传下去。2012年10月11日在南靖召开了一次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工作现场会,南靖台记者受传统观念束缚,只采写了会议新闻《全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我县召开》。而福建电视台记者采写了《南靖:让农民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的民生新闻。同样是讲农业技术,省台新闻以一个农场场长切入,讲述他种植新品种"茂谷柑"获得的好效益,倒叙他在引进这种新品种遇到的病虫害问题,解说农技人员用“以虫治虫”的方法为他解决病虫害的故事,从而拓展到南靖县基层农技站的生态治理模式。整条新闻如讲故事般跌宕起伏,娓娓动听,既宣传了科学发展观、科技兴农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以群众的视角阐释了农业新技术的作用和科学发展的好处。这对于县级电视台而言是生动的一课。在社会新闻上,采编人员要怀着满腔热情,“沉”入基层,用百姓的眼光、语言选新闻、看新闻、说新闻,使新闻契合时代的脉搏,反映民情、传达民意。南靖电视台记者采写的《南靖“:造福工程”让越南归侨成为有福之人》是可以借鉴的。这条新闻摆脱宏观叙事的新闻视角,以平民的个体视角———越南归侨李世才入手,用百姓的语言,真实记录李世才由刚回国的艰辛到现在的幸福生活的历程,客观反映“侨居旧改”、“侨民饮水”、“侨区水泥路”等造福工程对侨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政府在改善侨民生活条件所起的积极作用,让观众在身边的人物故事中了解到越南归侨目前的幸福生活和政府为百姓所做的工作。 (四)增加服务性内容提高新闻服务功能 增加新闻服务性,可以使县级电视台更加贴近百姓大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县级电视台可以从群众的需要采写新闻,为群众解疑释惑 ,提供服务。今年4月,南靖县城群众流传某所民办幼儿园一名幼儿因感染禽流感H7N9病危的消息。南靖电视台记者就此事深入那所民办幼儿园和南靖疾控中心,采写出《我县未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在这条新闻里,记者不仅报道了那名幼儿是感染禽流感H1N1而非禽流感H7N9,且目前病情好转无大碍的事实,还采访了疾控中心主任介绍感染H7N9禽流感症状,日常生活预防禽流感H7N9的方法。这条新闻播出后,既澄清了事实,稳定了群众的恐慌情绪,又让观众从报道中学到了一些预防禽流感H7N9的有效措施。再如,去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发放后,南靖广播电视台从各中学了解到一些优秀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特别贫困面临失学的消息,便立即在电视《南靖新闻》中开设《关注贫困考生》专栏,派出记者前往贫困优秀考生居住地采访,回来后制作成的反映优秀贫困考生家庭情况的电视新闻在全县有线电视中播出。新闻播出后,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观众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为优秀贫困考生捐款。受帮助的考生因此凑齐了大学第一年学费,高高兴兴地迈进了大学校门。这个《关注贫困考生》栏目的开设就体现了很强的服务性,它实实在在地服务人民,体现了人文关怀,同时也使南靖电视台得到了观众更高的评价,像这样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节目中应该大大增加。 二、创新新闻形式发挥电视媒体优势 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好的内容再配以新颖的表现形式,能使新闻本身增色不少。在“走转改”、“八项规定”形势下的新闻,可以通过形式的创新,增强新闻内容的表现力,新闻内容的观赏性,进一步赢得观众。 (一)创新编排力求亲近群众 目前,对于时政资讯,可以从加入资料性画面或者改变文字稿硬语气等方面,使时政新闻也变得耐看,同时对其它新闻进行巧妙安排,灵活穿插。在时政新闻后编排社会新闻,使“硬”、“软”新闻搭配,其它综合性消息与独条新闻穿插,让节目在播出上有节奏,更有可看性。此外,在提倡短新闻、加大信息量的同时,对重要新闻适时聚集处理,采用主体新闻与相关报道有机结合等方式,扩充重要新闻的信息含量,加大引导观众视线,产生社会舆论力量。另外,可在新闻栏目中设计群众关注的热点为互动话题,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话题讨论,让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使新闻栏目与群众之间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二)发挥优势满足人们需求 电视能进行视听的立体传播,可以通过多种表现手段,强化内容,使受众产生身临其境、见证与参与新闻事件的感觉,满足他们对第一手信息、资料的需求。县级电视台新闻节目应尽可能利用本台条件,在以往配音加画面加同期声的表现形式基础上,增加音乐、图表、动画等元素,凸显电视视听优势。在社会新闻上,可以增加一些音乐。在一些新闻事件上,可采用直观性和时效性强的现场报道。“所谓现场报道,就是指通过电视台记者直接进入画面(即电视现场)对发展中的新闻事件直接描述、评论,对有关新闻人物进行访问的报道形式[2]”。县级电视台如果有条件的话,可尽量采用现场报道,通过记者的现场描述、电视镜头记录新闻事件的现场环境和氛围,对新闻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进行即时报道以及即时评论,可充分凸显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增加新闻的现场感、亲近感,让观众感到新闻节目中有正在发生的未知新闻和最新信息,产生兴趣,从而被吸引。 总之,“走转改”、“八项规定”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弘扬,是新闻报道方向的再创新。要进一步深入推进“走转改”、“八项规定”,必须不断拓展、创新新闻的内容与形式,坚持走群众路线,调动基层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活力,才能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使县级电视新闻永葆活力。 电视论文:分析电视台新闻编辑处理新闻稿件的几个方法 1 新闻编辑处理稿件时必须具备的技巧与能力 1.1扎实的岗位能力 与其他行业相比,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必须具备扎实、专业的岗位能力,编辑人员的岗位能力包括——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高端的艺术审美能力、现场指挥控制能力、文辞修饰和组合能力、理性逻辑能力等等。电视台的新闻编辑会在其工作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行行色色的新闻题材和体裁,编辑的职能不仅仅在于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与分析,更要求灵活巧妙、真实具体的驾驭、拼接、组合各种文字和体裁,让事件以多维立体的形式再现给大众。除此之外,新闻编辑还要具备处理视频影像和图片的能力,能够熟练的运用各种稿件处理软件对新闻画面和影像视频进行技巧修改和处理。不光要熟练画面排列、标题选取、内容提炼等基本功底,还要掌握音频录制、复制等技术能力。 1.2敏感的新闻触觉 电视台新闻编辑应该具备的三大基本能力分别为——敏感的新闻触觉力、发达的信息咨询技术和亲民的新闻姿态。其中,敏感的新闻触觉有很大部分来自于编辑的先天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天资。敏感的信息咨询触觉就是编辑应有的对新闻咨询的价值判断和衡量。而后两者,发达的信息咨询技术的和亲民的新闻姿态等岗位素质的养成则更多的依靠于电视台新闻编辑投入职业岗位后的历练培训。每天每刻都要整理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新闻资讯和信息,新闻编辑可谓是遨游在信息的采取、信息的检定、信息的提炼、信息的整合和信息的定稿、等信息的海洋中。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很多,如果单纯的将事件复制给观众,或者转载其他媒体人的文章,是无法满足新闻的力量性与时效性的。新闻稿件的处理也要讲究一个宁缺毋滥,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咨询,或者是将其他媒体人已经发现的咨询以标新立异的角度和漂亮的技巧重新展现出来,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新闻稿件编辑技术。 1.3新闻素养 新闻编辑必须树立新闻素养,即把受众理念放在关键的地位,坚持以受众为本的理论思想,以新闻对大众的吸引度和大众对新闻的关注度为基础,进行新闻题材的选择和新闻稿件的处理。在报道新闻稿件时,要采取与民众贴近、与生活贴近、与实际贴近的方式,报道的内容也要精选正在或者曾经、将要发生在大众身上的事。只有具备平民角度和平民眼光的新闻报道才能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给大众一种亲切的感觉。 第一,电视台新闻编辑不但要求具备高超的语言文字组织能力,还需要精通新闻中的画面语言,能够从大众的心理角度和思维认知出发,控制好新闻中的画面节奏感; 第二,要学会熟练的应用不同的画面转换技巧和镜头组接技巧,在渲染画面、强化画面的表现力度时,要能够熟练运用蒙太奇手法; 第三,新闻编辑必须能够熟练的操作同期声,要按照清晰、活泼、具体、形象、自然的原则进项同期声的选择和处理,以保障同期声与解说词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第四,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处理、编排新闻稿件的内容时,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让节目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能人云亦云,以提升新闻节目的受众吸引力,最大程度、最大范围的发挥出稿件的最佳传播效果。 2新闻编辑应具备卓越的协调组织能力 2.1团队配合能力 电视台新闻编辑的工作不仅仅是编辑稿件,还有整合稿件。阵营庞大、程序复杂的专题性报告等新闻节目的制作所必需的文字稿件和视频画面等任务的分工,编辑应该事先明确。一个称职专业的新闻编辑不但自身具备新闻稿件处理的技巧和能力,同时也能够协调、组织自己的记者队伍,能够对团队成员的岗位能力、职业道德、岗位特长和不足有全面充分的掌握,能够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在分配任务时做到针对性和层次性,实现队伍人才能源的系统利用。 2.2要有当好记者的能力 电视台新闻编辑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敏锐的新闻嗅觉,还要有当好记者的能力。在处理新闻中大量的图像视频时,只有精通、熟悉电视新闻采访的过程,才能对记者采访回来的素材进行专业的稿件处理。 在播放电视新闻时,画面和声音是持续滚动的,具有稍纵即逝的性质,大众在对画面和声音进行信息的感知与存储时,具有一定的难度。新闻编辑的工作就是针对记者拍摄的镜头画面配置准确到位的文字补充。通过动画技术、特效技术、字幕技术等后续技术对新闻画面进行语言文字的补充,实现视频影像与文字语言的完美结合,保证信息的受众性。 3.1扎实的思想政治素养 在包括电视台新闻编辑在内的各行各业中,扎实的思想政治素养是其它任何素养的基础。思想政治素养最直接、最明显的控制着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习惯。新闻具有时效性和力量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众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和对社会的态度。新闻编辑的责任重于泰山,在新闻媒体工作中必须树立高度的党性,保持新闻媒体的纯净性,坚守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党性。 3.2灵活的创新素养 目前新闻媒体行业竞争加剧,社会需求日渐多元,新闻媒体不得不创新稿件的编辑质量,通过各具特色的编辑手段发挥新闻咨询的魅力所在。内容创新、形式创新、运营方式创新等编辑创新已经成为目前新闻媒体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手段。 3.3踏实的工作作风 新闻编辑是电视台的幕后人员,承担着重要的稿件处理任务,处理稿件时既不能敷衍了事,也不能冗杂繁琐。对每句话、每个文字都要细细推敲、认真审查。 例如,在编排电视节目时,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突出节目主题,又要辅之以绿叶点缀。各种表现形式交相搭配,灵活运用,吸引大众兴趣与关注的同时,给观众带来积极的人生启发。 4结论 新闻编辑在电视台新闻工作中,必须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确保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积极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所以,要坚持以受众为本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引领,坚持新闻媒介的党性原则,为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闻稿件不断努力。 电视论文:论文学散文到电视散文的审美空间拓展 摘 要:本文通过对于散文这一文学形式的论述,深刻阐述了电视散文的文化艺术及其创新、发展。 关键词:文学 电视 散文 传播媒介 传承 拓展 电视散文出现的历史并不长远,199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首届《全国电视诗歌散文展播》,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精美的画面配上优美动听的音乐,仿佛将观众带到了真实的情境当中,而电视散文正是借助电视媒体声画结合的优势弥补了文学散文单一、刻板的形式,凭借电视屏幕观赏实现诗歌散文抒情写意意境的电视文学样式。可以说它的出现不仅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成为人们娱乐的一种方式,为散文开创了一番新的领域。 电视散文审美意境的超越与提升 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注重表达意境,意境乃是思想与描写对象的高度统一,当作者将自身的思想感情与画面、声音融为一体时,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幅用文字表达的精美画面呈现了出来,这样的散文如同幽兰一般散发出动人的麝香。在电视散文中,特殊的传播媒介在观众和作品之间架设起了一道神奇的桥梁,观众不仅可看可听,而且使之具有了更加宽广的想象空间,电视散文可以使观众在鉴赏中对特定的情感感受状态表现的更直接、更快速、也更充分。因为电视散文可以直接用感情的色彩、情感的旋律、情感的画面创造出一个感情丰富的艺术世界。观众在欣赏电视散文的过程中容易和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感知作者的内心世界,达到思想感情和情感的双重交流。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方,而是通过画面、声音、字幕的完美结合置身于美文的故事情境当中,运用所听、所见、所感描绘出自己对于描述对象的具体感受。 电视散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不仅仅是硬生生的文字,更是生动的画面与美妙音乐的同步实现,这是过去的平面媒体所不可比拟的,也有助于观众更直观的感受散文的内涵和意境。在这种直观的画面中,观众可以达到雅俗共赏、见仁见智的审美效果,从电视散文的欣赏过程中获取不同层面的艺术享受和陶冶。 电视散文表现形式的丰富与创新 图像画面、声音音乐、字幕和诗文吟颂是构成电视散文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首先。图像画面是电视诗歌散文形成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图像画面就不能称为电视诗歌散文,电视本质的体现是文学的联想性在画面中得到栩栩如生的浮现,好的电视诗歌散文的确会挖掘文字的内涵、文学的韵味、意向的确定性,丰富文学文本的表现力。其次,音乐音响是电视自身独特的表现,它熏染文本表达的色彩、表现文本空间幻化变迁、突出心理意蕴的节奏、连接虚拟与现实的无形纽带、将情感的旋律模式化,从某种角度看,音乐音响更能深入的暗示点化文学的缜密内涵,发挥电视散文的抒情达意的特点。第三,字幕以及旁白的出现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散文样式被赋予了文学联想空间,汉字所赋予人们的天然美感和吟颂所牵连文学的体味享受在这里成为文体的标识,意义重大。这三种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构成一个整体,而电视诗歌散文的样式创新性就在于三者的水乳交融。这种艺术的混合无疑是高明的、充满想象力的,并且在长时间内将被大众所欢迎和接受。电视诗歌散文以其别出心裁、新颖独特的变幻形式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转换和过渡。 电视散文节奏与韵律美的突破与发展 散文的节奏张弛有度,情节跌宕起伏,表现出特有的韵律和节奏,这种节奏和旋律的把握一般要求比较苛刻,有时候在字面意思晦涩难懂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无法体会这种美感,从而使散文的美感大打折扣。电视散文通过一种直观的感受传达给每一位观众,首先是画面或者文字映入眼帘,紧接着配上音乐和声音旁白的适时插入,散文的脉络清晰可见,一气呵成,给人一贯通上下的畅快感,这也为理解散文的主旨和内涵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调。散文在这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心灵上的愉悦,也为下一步的升华为审美意境提供了条件。 电视论文:浅析电视剧作品中的法律瑕疵 在我们观看电视剧作品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些违反法律程序或规定的镜头，笔者将其称为“法律瑕疵”，“法律瑕疵”不仅影响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影响着执法者的社会形象，就此笔者谈一下粗浅的见解和看法。 一、常见的镜头 1、三名疑犯冒充重案组干警对一对情侣进行殴打，并进行行政处罚（罚款）。受害人到纪检委上访，纪检委到公安局进行调查核实，公安局负责人领着两个受害人和一名证人共同到公安局进行辨认。 镜头中的错误：①纪检委接到被害人控告，应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如属渎职侵权案件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如属抢劫或冒充公安干警招摇撞骗的应移送公安部门。②询问证人与受害人应分别进行。③辨认时两名受害人与一名证人都应分别进行，受辨认人不得少于5人。 2、一位律师费尽周折将被继承人留下的巨额遗产交到了继承人的手中。继承人为了表示对律师的感谢欲付给律师2万元感谢费，律师却说：“我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错误之处：律师表明自身身份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武装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律师属于社团组织的工作人员。 3、几名警察冲进疑犯的住宅将疑犯擒住，搜出相关证据带走。 错误之处：①没有出示相关证件，如：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件。②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两份，并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4、一名侦查人员在对一名嫌疑人进行讯问时，首先问：你除了盗窃，还有什么罪？你一定老实交代，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错误之处：①侦查人员单独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错误。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③“坦白”是法律规定的酌定的量刑情节，法律上没有“抗拒从严”的相关规定，再有就是将政策和法律混为一谈。 二、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 1、编导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十分庞杂，单刑事诉讼法就能分出很多分支学科，编导不可能全面掌握。 2、没有设立对电视剧中涉及法律问题的审核机构。一些电视剧发行商为了节约资金，往往忽略了法律审核工作，不设法律顾问。 3、只注重情理，忽略法理。制片人往往为了烘托剧情，只图便捷简化，遗忘了必备的法律程序，认为繁锁的程序会影响情感效果。 4、只注重观赏性，脱离司法工作实际。制片人为了刻画出某个干警的个性，不惜违背司法工作实际，明知不符合法律程序却一定要那样描写。 5、传承老影片的模式，简单照抄。法律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但制片人往往停滞在老影片的圈圈里没有解脱出来。 三、遏制法律瑕疵的对策 1、编导人员应加强法律、法规的掌握和学习。在涉及到法律问题上不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制作过程中要在“精”上下功夫，不能理解、不懂的要“不耻下问”。 2、要加强影片的内外部审核工作。内部要设法律顾问，外部要通过监管、发行等部门的法律问题审核。 3、吸取借鉴港台警匪片中的有益经验。如：我们在看一些香港电视剧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做为呈堂证供”。看似简单、而枯燥的一句话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香港警察必须履行和遵守一项必经程序。 4、电视剧作品要符合、贴近司法工作实际。客观真实的电视剧作品才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哗众取宠式的，脱离客观实际的作品只能事得其反。 5、对以往的老作品要做辩证的扬弃。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电视论文: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内涵与外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以往存在于传媒个体间平和、稳定,极少对抗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为一种紧张、对抗、利益攸关的竞争关系所取代。作为电视媒体,电视节目在经历了短暂的“皇帝女儿不愁嫁”之后,很快便跃入随人挑拣的地步。 今天,电视媒介在面临竞争之后,终于开始重新检讨,认真对待自己那份事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作为行为主体的电视台,应该用市场营销观念去重新调整和变革。表现在一方面,媒介市场日益细分化,就电视面对的对象而言它已经从面向大众的笼统的全面广播走向了非大众的具体的细分窄播;对电视传播内容的认识,已经从新闻为主的综合内容走向了单一的新闻、经济、影视等专业化频道和专业化栏目,寻求个性化、风格化和规范化经营,占据自己独有的市场。另一方面,电视媒介逐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模式和道路。 电视媒体的产业化整体发展方向是:立足本业经营和拓展本业之外的多种经营多元化的发展。有些电视媒体在发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明显的困扰:善于经营电视媒体的电视台在经营电视之外的产业上缺乏经验,缺乏善于进行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对市场分析、发展目标的理性依据。这些实际反映出,在现有的经营观念指导下,多数电视台还不具备发展电视以外的产业的素质,因此仍将选择“本业回归”,从本业的发展中积累资金和经验,逐渐发展以本业为依据的多种经营,笔者思考后认为专业化频道特别是专业化栏目的发展将是电视产业化的突破口,这也是专业化栏目本体的外延拓展。 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内涵:节目细分化 在美国电视业中有一句老话:“人们不看电视台,他们看的是节目。”这就是说人们根据节目来选择看哪个台,而不是根据电视台来选择什么节目。审视我国电视节目的空中大战,以省会城市济南为例,每天有省内、外几十个频道的节目在播出,尽管出现了新闻、经济、生活、影视等专业频道的分类,但是专业台特征模糊,节目风格更是雷同与接近,专业栏目大都在某一方面的边缘进行循规守矩地说教,节目个性不强,既不“广”又不“专”难以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欲望,形成了频道多,而好看节目少的现象,造成电视媒体的萎缩。 电视栏目专业化的构架。 1、专业化栏目的定位。 电视节目的定位已从面向大众的综合性走向了面对细分受众的专门性。专业化栏目的定位除了具有“节目的新鲜感,节目的成熟感,节目的品质感”等优点外,节目的对象感是有别于其它节目的突破点。 节目对象感,节目是针对目标受众的,特别是分众化趋势明显的今天,指望一个节目照顾所有大众的需要是不可能的。电视目标的对象化,要求节目的对象也细分化,因而专业化节目已从面向所有受众,走向细分受众,进而走向适位受众和一对一受众。 济南电视台经济部的《生活杂志》栏目,开始尝试栏目专业化定位,一周七天的节目,每期节目长度20分钟,每天的节目定位于专业化的版式,分别设定为“家电版、保健版、环保版、电脑版、汽车版、房产版、时尚版”等七大专业板块,定时、定期、定量播出,固定了自己独有的收视群。 比如:电脑版的定位,栏目名称为:“电脑总动员”,从观众对电脑兴趣和知识的需求来设置小栏目。有“电脑信息快递”、“电脑行情”、“电脑俱乐部”、“电脑经典”,既有电脑业宏观信息的传播,又有电脑使用方面指导性的手册;既有着名品牌电脑科技含量的展示,又有电脑价格变化的报告。立体专业地为电脑使用者和爱好者服务,同时激发对电脑不太了解观众的兴趣。 2、栏目专业化培养了专业记者。 专业化栏目每一版的编导,长期较为固定地制播某一专业领域的节目,已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型记者。他既是这一领域的传播者,又是这一方面的实践者。他既具备以往所需要的政治素质、新闻业务素质外,又具备另外一方面即商业经营素质。 3、栏目的形象包装。 形象包装是强化栏目个性和特色并提高栏目品牌知名度的手段。专业化栏目应重视和加强栏目的整体形象包装,从栏目名称的确定,标志的设计,片头的制作,节目主持人的包装,到栏目开始曲、结束曲都带有专业化的色彩。 4、专业化栏目的宣传。 即将跨入下一世纪的今天,电视节目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谁了解自己面对的受众,谁会向受众推销自己和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形象,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作为专业化栏目,一些固定的领域是节目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有一批固定的受众,这样以栏目名义开展一些受众参与的经济活动和公益活动以赢得社会的好感,同时也能获得经济利益。比如《生活杂志》的环保版将与南孚电池公司共同操作一次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回收废电池,这样既宣传了栏目,也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在宣传中努力推销自己的重点节目,以便受众对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可以提早留心、注意收看。 电视传媒竞争日趋白热化,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一个媒体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并求得致胜和发展,唯一出路就在于全面提高节目质量,努力建构自己的品牌个性,用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品牌栏目把现观众粘合到电视屏幕上。专业化栏目的成功就是专业频道的前奏,专业频道的资源就会象其它矿藏一样得到开发,为电视台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奠定基础。 经济栏目专业化的外延:市场化。 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指出,过去我们传媒只讲宣传,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既要宣传,又要经营。 总书记的讲话,在肯定新闻传媒的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强调新闻传媒应具有经济行为。 探讨经济栏目的市场化,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认识我们的电视媒体。 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体制完成了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经济的市场化成为电视媒体市场化的外在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电视媒体逐渐推动了国家财政供给的保证,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同时成为电视在市场中追求利益的动力。 ②生产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可选择的商品,消费者也需要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电视广告信息节目无疑适合承担这一功能。广告市场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为电视媒体开拓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财源,而且使媒体对于广告获利能力产生了自觉。 ③市场方式的出现带来了传媒间的竞争,市场方式的发展又使媒介间的竞争逐步升级。因为失去了经济保障的媒介不得不依靠自身的经营谋求生存,而首先面对的是广告市场,这个市场非常大,但并不是无限广大,生存于有限的市场中的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就需对广告市场进行争夺,在市场的争夺中,媒体的市场运营行为也不断发展,市场营销能力不断提高。 因此,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电视媒体向市场化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同时也看到,以往计划经济受到严格控制的媒介在经济方面获得空前自由,而这种自由又使得媒介追求利益的愿望和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近年来,国家经济不景气,广告收入下滑,它不再仅仅满足广告市场的争夺,开始开拓信息利益外的多种经营,走产业化道路,电视媒体以所有可行的经营手段创造前所未有的利益。但是电视媒体的经营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也暴露出资金的短缺与人才不足,更多的是行为的超前与能力和观念的滞后,有些媒体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于是又回归到电视的本体--电视节目来探讨媒体产业化的突围。有些专业人士认为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或许为媒体走向产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和经验。 电视经济栏目专业化,以其科学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建立,相对稳定了一批收视群体,占据了属于自己的收视市场,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批专家型记者,他们除了具备节目本体的业务素质外,也学会了一些商业素质,其中包括经营意识。传播着市场的经济信息,也逐渐意识到信息是一个巨大的获利潜力市场,从而使信息的传播行为与利益行为结合了起来。电视经济栏目市场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1、栏目的市场意识。 a.以受众需求为出发点的节目策划和节目优化。 观众是栏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终源泉。随着栏目市场观念的引入,观众不再被认为是被动的接受的群体,而成为左右节目的消费者,根据受众的需要来设置和调整节目。节目面对的受众越来越准确化和窄化,即从面向广大受众,走向面对细化受众,适应受众。专业化栏目应以自己独有的窄播收视群占据其它栏目难以替代的位置。 b.以节目包装和推介手段的节目营销。 基于以观众需求为节目发展的主导认识,专业化栏目运用市场营销手段进行栏目包装,主持人形象宣传,栏目推介乃至频道包装。 这样,节目营销不仅作为一种策划和宣传栏目的方式,还有深化电视媒体节目运作的主导思想,以此来协调和规范电视台的整个节目运作和广告经营。 2、专业化栏目在“节目核心论”的理念指导下尝试多种经营。 栏目除了信息利益经营外,还包括广告经营和多种经营。广告经营主要是以栏目时间为主的经营;多种经营是利用电视台专业化栏目的广告时间和资金积极开拓空间,根据有关规定和专业化栏目本身的条件,发挥其信息、人才、技术、知识、设备器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本身业务有关的服务和经营活动。 以济南电视台的《生活杂志》栏目为例。 a.专业化栏目努力开拓电视信息和娱乐功能。 栏目的时尚版是向观众推荐服饰的最新流行趋势是其中内容之一,这样利用栏目自身的条件与广告公司、企业、商业单位合作通过组织时装表演、产品推介会、大型音乐会等户外直播活动,与信息服务相结合,提升栏目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获得多元发展的经济利益。 b.利用专业栏目的专业人才参与企业活动。 房产版、汽车版为例。 以栏目广告时间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投资,与房地产公司共同操作房地产生意活动。 采用电视直销的方式,与汽车生产厂家合作汽车直销,从中获得利润。 c.以货物抵顶广告信息费用的形式,开发那些广告经费紧张的企业潜力。 利用抵顶来的货物举办一个购物商场,以电视媒体自身的信誉取得顾客的依赖。 专业化栏目的专业化走向频道的专业化,好比是企业从产品质量提高到规模化发展的过程。 电视媒体这种栏目专业化的经营思路,就是通过电视台信息功能和附属市场的开拓,从电视节目入手发掘市场潜力,实现电视广告经营和以电视专业化栏目为出发点的多种经营创收,从而实现电视媒体市场化、产业化的目标。 电视论文:对我国电视益智类节目发展的思考 所谓“益智”类电视节目，从字面上就不难理解这是一档以提高和增进观众“智力”为最终目的的电视节目样式。我国出现这种节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1998年央视开播《幸运52》之后，一大批益智类节目亮相于我国电视荧屏，并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备受业内人士看好。一、我国大陆益智类节目的发展状况 80年代中期，我国还没有像英国、美国那样成熟的益智类节目，当时盛行的知识竞赛节目便成了益智类节目在中国的雏形。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市电视台都一窝蜂地举办各类知识竞赛节目,《节水知识竞赛节目》、《保险知识竞赛节目》、《军事常识知识竞赛节目》、《党史知识竞赛节目》、《中学生知识竞赛节目》等等，可以说，雏形期的益智类节目是知识竞赛唱主角。 起初，受众对于这样一种寓教于乐又略带悬念竞争意味的新型节目形态充满好奇，但是久而久之，呆板的问答形式，题目的专业性过强打击了普通受众的收视愿望和兴趣，电视现场答题与坐在家中收看的受众之间缺乏沟通互动，受众逐渐失去了对于这类节目的好奇心，自然也使得知识竞赛节目很长一段时间在荧屏上“半死不活”。 随着传播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传者中心论”向“受者中心论”的转变，电视工作者对于受众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此时，电视工作者又重新拾起了知识竞赛这种节目样式，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后全新登场，将知识竞赛在提法上改称为益智类节目，并如愿以偿地掀起了全民益智的高潮。 90年代初期，上海电视台开播的《智力大冲浪》可以说是新一轮益智类节目的率先倡导者，收视率居高不下。伴随着中央电视台《幸运52》、《开心辞典》、《三星智力快车》等一批大型益智类节目的闪亮登场和在受众中急速提升的人气指数，全国各大电视台纷纷“重拳出击”，湖南台的《超级英雄》、上海台的《财富大考场》、江苏台的《无敌智多星》、广东台的《步步为赢》、香港的《百万富翁》……这些节目都在当地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益智风”吹遍神州大地。在全国上下“益智热”中，益智类节目进入到了它的发展期。 节目集趣味、益智、知识、奖金、紧张、幽默于一身；由高科技网络、声讯手段支撑，确保场内场外热情互动、扣人心弦的参与气氛；舞美、灯光、音响协调配合；从参与到收视完全面向普通受众，平民化意识得到加强；选手选拔机制科学、公平；题目设置广泛且难易适度；这些都保证了节目自始至终吸引人心。20__年上海刚推出的《财富大考场》把通常每周一档的节目周期缩短到每天与受众“不见不散”。 总体上讲，这个阶段的益智节目更注重娱乐、更加尊重观众、更加平民化。经过精心打造的益智类节目极大地强化了娱乐竞争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加强又恰好契合了现代人逐渐增强的展现自我、张扬个性、乐于竞争的心理，对于参与者而言，无论动机如何，他们完全进入到游戏状态中，没有太多的外部压力，完全是一种主观竞争愿望和求胜心切的心理展示的融合。 然而，益智类节目在占尽风头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之后，要想延长它的辉煌就有赖于节目形式的不断翻新。正在此时，益智类节目中又推出了新贵《智者为王》，为渐趋走弱的此类节目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表明益智类节目在面临新一轮的“智者风暴”的同时，也开始步入到更新期了。 二、从平面单一角度的“知者”到立体全方位的“智者”展现 从所有益智类的节目形态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知者为本体。无论是第一阶段处于雏形的单纯知识竞赛，还是到第二阶段发展期的结合娱乐休闲的益智类节目，节目策划者或编导都没有将视线他移，即紧扣主题，围绕“知识益智”而进行，当然，这里的所“益”之“智”，也只是围绕“知识”的全面、回答问题的敏捷、口才的流利以及运气的最佳。其核心始终没有绕开“知识益智”的圈。一种思维定式的出现，使得节目虽是花样迭出，但万变不离其宗，对于艺术形态而言，也只是停留在雕虫小技和拼盘上，实质上的“益智”再是“冲浪”也不过是点点浪花而已。 20__年初，由英国C制作的高水准名牌益智类的节目《最薄弱环节》，以授权个别地区制作的形式在我国大陆登陆，命名为《智者为王》，获奖者最高奖金可达20万。这档节目，不仅是奖金极高，更主要是节目形式的出新，十分有吸引力。 《智者为王》的出现，可以说是从“知识益智”的“冲浪”游戏，进入到一个综合性的“航天”计划。虽然节目从表面上看仍然沿袭了发展期益智类节目的知识性、平民化、高额奖金刺激等众多特点，但是节目的竞赛规则、淘汰机制、获奖方式、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参与者必须有知识、技巧、速度以及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要团结成一个团队进行比赛，但同时彼此又是竞争对手，最终只有一人能够胜利并拿走全部20万的奖金。 这个节目最本质的变化就在于，节目现场提供的“拟态环境”，把现实生活中“适者生存”的理念悄然引入，这一富有创意性的节目形态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知识秀”，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本性秀”、“生存秀”。这时的益智类节目已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其中也夹杂着参与者复杂、多元的心理活动层面。主持人冷若冰霜的表情与发展期益智类节目主持人轻松活泼、嬉皮笑脸的做派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现场冷蓝色追光和阴森恐怖的亮白光束配合，急促的音效营造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因此，《智者为王》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在进行知识竞赛，而是在进行一次模拟生存的竞赛，是将“知识”本体转化成了“人性”本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它从平面的游戏切入生活的岩层进行深度的人性开掘，展现人性的侧面。与其说这是选手在场上进行的生存竞争，不如说是向人们展览人性的善恶。因此，大众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指出：益智类节目通过游戏的形式巧妙地重现了社会竞争，每个人被视为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但个体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最终物质与社会成就上的不同。 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受众在观赏《智者为王》的时候，总是被节目中自然流露出的戏剧性所吸引，仿佛在观赏着一部春秋战国时期雄霸一方的诸侯各国之间，上演的瓦解吞并、合纵联盟的活剧。节目进程中受众更注意的可能不是答题对错本身，而是选手将如何运用自己的策略确保自己不被淘汰出局。节目始终使受众处在兴奋点上，受众会不自觉地为参赛者或拍手叫好、或幸灾乐祸、或哀其不幸、或怒其不争。虽然场上并无互动设备，但节目过程的悬念迭起、竞赛结果的扑朔迷离已经足以激发受众的主动自娱性的收视热情。 三、对我国益智类节目的发展趋势的思考 中国大陆的益智类节目从发展模式上看，目前还基本停留在模仿阶段，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同类节目无疑给了中国的电视人以深刻启迪，但形式的模仿最终导致了克隆后的变异，异型的恐惧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也许，将节目的形式创新和大众文化心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寻找出一条既符合电视本性，又符合大众观赏习惯的节目策划之路，是所有中国的电视人研究不尽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是喜好欣赏具有较强情节性和故事性的文本，故事往往成为欣赏者的焦点，这种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也不断地校正着艺术的创作。 从益智类节目的本体认知角度看，我们也许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能将“益智”单纯地认知为“知识”甚至“常识”，而应该将“益智”视为以“智”为主 的宏观课题，将以“知”为主体转向以“智”为主体，“智”更关注着人性的种种呈现，而且必然将逐渐走向益智类节目策划的焦点位置。 从传播知识为主体，到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并重，再到以生存竞争为主，在“拟态环境”中凸现“智”的建构；从被动参与到竞相报名、层层淘汰选拔的主动参与；从受众被动的观赏性参与到传授双方互动的竞争性参与再到受众主动的自娱性参与，益智类节目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中带领着中国受众经历了其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推进都体现了一个“变”字，推陈出新便成了中国益智类节目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关键了。 电视论文:论电视电影的艺术流变 数年以前，当我们刚刚听到“电视电影”(TV movie)这个陌生名词的时候，还把它完全当作一个遥远的舶来品；今天，当我们再度说起电视电影时，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它竟离我们这么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熟知了众多外国的电视电影作品，而且，还因为我们也有了国产的电视电影作品。伴随着艺术家们的辛勤探索，电视电影作为影视合流新型的艺术形式，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电视传媒和电影艺术整合发展的新亮点。 一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电视传媒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受众被电视的魅力所吸引，电视成为当时公众最为时尚、最为普及的大众文化消费标志之一，在不断地改变着亿万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接受心理等。那些形式各异的电视播出台，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栏目和节目，深深滋养了美国电视传媒业的茁壮成长，也更加刺激和悬吊起美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亿万观众的欣赏期待。为了满足观众的热切期待，也为了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许多电视台除了制作大量日常适时新闻报道栏目、电视专题栏目外，把竞争和吸引观众的焦点聚集到利用电视播出电视剧和电影上来。然而，迅猛发展的电视业，大量空白的时间段，即便庞大的、年产数百部影片的好莱坞生产厂商也似乎难以满足其胃口。当然，好莱坞电影业出于同已显峥嵘的电视市场竞争的原因，在电视播出电影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限制，致使观众在电视上收看到的电影，一般多是早已超过放映档期的影片。此外，好莱坞电影由于制作成本颇高，致使其将收回成本、赚取利润的目标紧紧盯在影院票房上面，而对电视播出电影多带有抵制行为和轻视情绪。迫于无奈，美国一些电视台、电视制作机构便着手自己拍摄一些成本颇低、但又兼具电影故事片艺术特质的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于是，一种被称做“电视电影”的影视艺术形式就这样在电视与电影的“竞争夹缝”中应运而生了[1]。 事实证明，这种影视合流的艺术形式，后来竟被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所看好。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电视网黄金时段的节目几乎全部是电视电影，观众平均一周能看到5部，每年可看到约200多部电视电影[1]。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电视电影后，也迅速成为电视传媒业一个突出的新增长点，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电视电影作品[2]。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栏目中的“正大剧场”，曾于90年代系统引进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美国电视电影作品，这对国人了解和接受电视电影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电视观众熟悉的《神探亨特》，其实也是一部电视电影系列片，主演“亨特”的美国演员福莱德·德雷尔(Fred Dryer)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90年代享誉国际影坛的法籍波兰电影艺术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也曾于1988年执导拍摄了轰动欧洲影视界的电视电影系列片《十诫》，他又根据其中的《第五诫》和《第六诫》改编成增长了的电影版《关于杀人的短片》和《关于爱情的短片》，两部影片再度轰动了世界影坛，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此跻身于国际电影艺术大师之列。此外，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也十分重视电视电影的拍摄，他曾于2001年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合作拍摄了反映二战题材的电视电影《兄弟乐队》，投资1亿2千万美元，此片被公认是当今世界最昂贵的电视电影。 二 中国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与美国当年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大致相近。自1995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电影频道开播，这一专业化电影频道迅速吸引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关注和期待的目光，并逐渐培育着观众在电视上收看电影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来自各方面的调查已经显示，中国当代电影观众的主体已经在向家庭方面转移，中国观众观看电影的最主要方式已经变成从电视里收看。调查还显示，一部中等水平的影片在电影频道播映的收视率高达2000万人次，远远高于同等影片在电影院的观众上座人次。因此，电影频道此举，无疑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观看方式和习惯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抑或是变革与创新。据有关部门1998年的统计数字，全国能够收看到电影频道的观众约达4.3亿人，占全部电视家庭的40%以上。白天平均有1900万人，晚间有4600万人收看电影频道。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收看电影的需要，电影频道仅在1995年底到1996年底的一年时间里，就购买了建国后拍摄的3600部国产影片总量的61%，约为近2200部影片。虽然国内各电影制片厂每年都有不少佳片新作，但与电影频道每天近20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时间、日吞量约10部影片，年吞量约3600余部影片的“海量”需求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产影片同样也存在先争取影院票房、争取收回成本、赚取票房利润的“首要任务”，因此无暇顾及电视也就理所当然了。于是，电影频道于1999年起开始自行制作电视电影。为此，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每年投资6000多万元拍摄电视电影。截止2002年上半年，短短3年多时间里，电影频道已经摄制完成了350部电视电影[3]。 为了促进电视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为了树立品牌、明确导向、奖励先进、鼓舞士气，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批准，电影频道于2001年设立并举办了电视电影“百合奖”，并启动了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评选活动。 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从1999年、2000年两个生产年度的影片中，分别评选了一等奖10部、二等奖10部、儿童片奖1部。其中有塑造一代伟人领袖风范的《少奇专列》，表现当代军人群体形象的《劲舞苍穹》，反映高校知识分子人际与爱情的《杨守敬与吕贝卡》，关注北京外来人口生存状态问题的《上车，走吧》，描述古代著名诗人在帝制政权下不幸遭遇的《王勃之死》，展示当代农村一对年轻小夫妻在奔小康路上性格成长历程的《公鸡打鸣，母鸡下蛋》，重新演绎经典英雄心灵与品格的《杨子荣》，凸现市场经济下小人物人性光彩的《大戏小戏》，叙述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而不得不深思的风俗闹剧《礼尚往来》，等等[4]。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丰富，手法新颖独特，构成了一幅幅鲜活、逼真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艺术画卷。 2002年6月1日，电视电影“百合奖”二度绽放。这次评奖又从2001年度生产的102部电视电影中，评选出了5部一等奖影片，5部二等奖影片，1部儿童片奖影片，3部评委会奖影片。其中，《大沙暴》，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灾难救援中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气质。影片取材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段真实的故事，编导努力尝试类型片中灾难救援片的表现手法，情节紧张，悬念迭起，尤其将新型特技和传统特技手法结合起来，大大加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情归天尽头》描述了革命老区妇女对革命默默无闻的奉献故事。影片精致、流畅，感人至深。《古玩》则根据曾经轰动一时的同名话剧改编，仅此一举，首开电视电影改编话剧艺术的先河，从而为电视电影这一年轻的影视艺术形式注入了一分厚重的文化底蕴。系列片《刑警张玉贵》多层面、立体化地塑造了公安干警的 艺术形象。影片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风格，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表演手法上都显示出新颖、独到的魅力。《咱得有个家》反映了城市旧房改造中老百姓自立自强、通过奋斗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故事。影片视角平和、贴近生活，宛如平常一首歌，令人回味久长。此外，展现名将陈再道事迹的《血浴羊山》，表现农村教师和学生为理想奋斗的《半碗村传奇》，展示少数民族历史与爱情的《白魂灵》，充满西部风情、动作性很强的《黑风暴》，表现基层官兵生活的《我的连长》、《兵哥》，表现下岗职工自强不息的《一介平民》，表现农村法制建设的《法官老张轶事》，表现城市生活和爱情的《爱情是蓝色的》、《8点35分》，表现青少年成长的《我真棒》等，均可圈可点，透露出向上、创新的时代气息[5]。 电视电影的优秀作品不仅受到了电影频道的重视，而且，还于2001年度首次在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等国内重要奖、节上亮相，《劲舞苍穹》、《杨守敬与吕贝卡》双双获得2001年度“华表奖”优秀电视电影奖；《上车，走吧》、《王勃之死》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优秀电视电影奖，《杨守敬与吕贝卡》、《情归天尽头》同获该奖提名奖；2000年，《阿桃》还在上海电视节上获得“白玉兰”奖[4]。仅此一斑，便可见出电视电影的不俗“成绩”和辉煌未来。 三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电视电影的“历史”似乎并无悠久可言，尤其国产电视电影短暂的三年多几乎更无“历史”可回溯，但是，电视电影迅猛发展的道路，正说明了影视合流、互动、互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 随着全球电视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的先进科技手段，如数码技术、高清晰度影像等，大大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而电视也借鉴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品位和表现技能。电视电影作为电视传媒与电影艺术结合直至整合的一种特殊的影视艺术形式，既体现出了影视艺术在新传媒时代强烈的整合需求、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新型的整合形式，同时又反映出了影视艺术同宗同源而又殊途同归的深层美学特质。 100余年的电影艺术发展史和近70年的电视传媒发展史，似乎令我们感受到电影与电视在美学特质中的共通之处，即二者都要运用摄影机或摄像机进行拍摄，二者都要运用镜头语言、画面语言完成造像性，都要运用音响要素进行组合，都要遵循蒙太奇的画面与画面、画面与声音、声音与声音的组接关系，都要用光影、色彩来突出造型，都要体现出镜头的运动性和画面的造像性来……等等。 同样，影、视的分流发展，也使我们愈来愈感觉到二者之间的内容与形式、意指与文本的巨大差异：电影在逐渐向艺术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而电视则已成为时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首选传媒。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它承载着泛文化的功能，它是我们这个资讯异常丰富、多变时代的信息承载体和传播者，其构成要素、意指单元似乎要比电影复杂许多。 因此，如果从电视的传媒特征来看电视电影的话，那么电视电影无疑首先侧重和发挥的就是电视作为重要传媒的功能与作用。电视电影以电视作为当前自身的传播载体，它要借助电视的制作、传输、播出技术，它要借助电视沟通传播者与受众的特殊网络，从而完成对电影艺术作品的终极传播。前文所述电影频道收视数据，足可以说明电影借助电视传播的巨大业绩。 基于这样的传播环境和路径，电视电影的重要特征就是要依从和符合适应电视制作、传输和播出的技术，寻求适应电视化的表现方式和手段。目前，我国电视电影普遍应用磁带拍摄、16毫米胶片拍摄等。国外早已实行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已被应用于电视电影的拍摄，而且也已在大型电影故事片中被应用。2002年5月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参赛影片中，有5部使用了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导演卢卡斯(Lucas Georges)的科幻片《克隆人的进攻》[3]。据悉，电影频道已于2002年开始转向用高清晰度摄像机拍摄[3]，这一举措不仅会对国产电视电影的品位提升大有裨益，而且还会对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延展埋下伏笔。 虽然，目前电视电影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电视媒介，但伴随着互联网宽带技术、数码影像合成技术、高清晰度摄像技术等的飞速发展，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传播路径将愈来愈宽阔。 四 与电视电影在形式上颇为接近的是电视单本剧。一般电视单本剧可以是上下集，也可以是上中下集，大体相当于一部电影故事片的时间长度。电视电影也多为上下集结构形式，在上下集之间便于电视播出台插播广告。近些年来，我国[:请记住我站域名/]的电视剧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长篇剧和中篇剧已经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力军。由于受电视剧播出反馈效应、商业操作和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时下电视剧创作者们均将目光投向长篇剧和中篇剧，忽视甚至放弃了“出力不讨好”的电视短剧。尽管中央电视台1996年底至1997年初曾一度强力推出了全国优秀电视短剧展播活动，起到过一定宣传和倡导作用[6]，但大势所趋，市场无情，电视短剧或单本剧几乎已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 目前，电视电影的兴起，似乎正从另一方向弥补了电视短剧创作极其匮乏的缺憾，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正在替代电视短剧尤其是单本剧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著名影视评论家仲呈祥指出：“电视电影作为近年电影频道大力扶植的新艺术形式，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剧创作当中短片剧的主导力量，扭转了中国电视剧短片创作每况愈下的情况。我认为这不仅对中国的电影艺术，也对中国的电视艺术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电视剧语言形态的日益完善、审美能力的日益发现当中，短片创作起到探索的作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电影的一个实验基地。甚至我现在感觉，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将来电视电影这种形式要取代电视剧创作里面的短片创作。”[7]仲先生所说的“取代”问题，的确是当前电视短剧创作所遭遇到的尴尬局面，但又是电视电影旺盛生产力和艺术生命力所表现出的强劲势头。 如果要从电视电影为何能够“取代”电视短剧或单本剧的深层因素来看，那么，不可否认，电视电影所具备的与电影艺术特征的亲近性是电视短剧或单本剧所无法企及的。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认为，“电视电影的一个特征是造型和影像需要较高的表现力，需要一定的电影味儿和影调效果。它不像长篇连续剧主要用情节和台词去吸引观众，影像方面平淡化处理亦能奏效。电视电影虽然由于成本限制，但它们需追求一部电影的所有艺术指标，只是要躲避大场面、奇观化、超惊奇的视觉效果。”[2] 尽管对于电视电影的艺术特性问题目前尚难有完全划一的准确界定，但就其技术标准和艺术标准方面来看，理论界和制作者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从技术标准方面来看，相对于一般电视剧，电视电影应该是更精美的制作。它应该比一般电视剧的影像更清晰，这首先是一个技术手段和材料介质问题。为了使电视电影达到应有的清晰度，以区别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电影应该更多使用电影胶片或数码技术来拍摄。这样既可保证电视播放时的清晰度，又可择其优者制成拷贝在国内城市或农村放映，还可以送到国外进行影视节目交易，同时这也是电视电影之所以叫做“电视电影”的基本技术要素[2]。 其次，从艺术标准方面来看，专门为电视电影创作的剧本既要区别于电影的题材，又要有电影剧本那样严谨的结构和独特的电影语言及较高品位的内涵， 有比电视剧更深化的主题；电视电影要找到自己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空间，注意发挥艺术的个性，在叙事方式、节奏和文化含量方面向电影靠拢；选材方面还应具有平民视点与国民视角，避免庸俗化。电视电影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电影艺术文本的一种补缺，甚或是电影艺术文本另一种形式的再生。所以，对电视电影的艺术要求必然趋近于电影艺术的普遍标准[2]。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摄影艺术对茶叶包装设计的应用 摘要：从古至今，茶叶的包装设计必不可少。所谓“一流的产品，离不开一流的包装”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好的茶叶包装设计不但可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还可以提高茶叶的档次和价值。 关键词：茶叶包装；摄影艺术；设计 在各种商品包装中，摄影艺术已经被广泛运用。通过商品包装上色彩绚丽的照片，可以形象逼真地再现商品的真实样子，这是摄影包装最大的优势之一。可以使人们对包装内的商品形态一目了然，还可以增强商品的附加值，以及在货架当中的感染力，在同类商品中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提升，从而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目前，摄影包装已逐渐成为茶叶包装上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本文主要从摄影艺术在茶叶包装的效果以及在不同种类茶叶包装中的应用来进行探讨。 1摄影包装能增强消费者对茶叶整体品质的直观认知 我国地大物博，茶叶历史悠久，产区辽阔。因各茶区自然条件不同、茶树品种繁多，同时，人们通过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实践，不断总结创造，发明了多种加工制作工艺，从不发酵到半发酵，再到全发酵，逐步形成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六大茶类：绿茶、红茶、青茶、黑茶、白茶、黄茶。每一种茶叶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从刚采摘下的茶芽，到茶叶成品的形态，再到冲泡好的茶汤和香气，以及残茶的叶底，都有着很大的差别。除香气和滋味无法用摄影手段表达外，茶叶的其他品质都可以通过摄影艺术来进行充分的表现。茶叶作为商品的属性来说，有一个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包装，不仅能够在视觉感官上提升茶叶的档次，其商业价值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优秀的包装图案设计，不但能使商品变得形象化、生动有趣，还可以提升消费者眼中的好感度。不过，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现在有些包装上的图案略显陈旧、繁琐、缺少个性。商品属性不强，也缺乏时代感。茶叶包装应该给人有文化、有内涵、超凡脱俗的感觉，这和茶的文化属性相符，但传统不是复古，更不是照搬。同时，茶叶包装的民族性的图案也需要进一步的突破，应赋予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茶人的精神和茶叶的神韵，也应随着包装的突破和改进体现出来。具体到茶叶包装上，摄影艺术的应用比其他商品更为丰富，内容可以是茶叶的色彩和造型、产地的自然风光，产地的风土人情，可以是典雅古朴的茶具，也可以是冲泡后的茶汤色泽，通过精心布局的彩色照片，在包装面上就可使消费者直观了解到各种茶叶的风采。在茶叶商品包装中还必须考虑到摄影艺术与茶叶包装材料、结构之间的贴合度，以及包装造型设计和印刷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从当前茶叶包装市场来看，纸袋包装、塑料包装、铁盒、硬纸盒包装等，都适合采用摄影包装。 2不同种类茶叶的摄影艺术要有不同侧重点 因各种茶叶的品质不同，通过摄影来表达的侧重点也不同，具体如下：2.1绿茶绿茶在中国茶典上占有显赫位置，采取茶树的新叶或芽，不用经过发酵，直接通过杀青、揉捻造型、烘干等工艺制作出来的一类茶品。其成品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最大程度保存了鲜茶的绿色基调。所以在绿茶包装的摄影作品选择上，要以绿色为主要色调，摄影内容也以茶芽和茶汤为主，构图要简单明了，在视觉上给人以清新脱俗的感觉。2.2红茶红茶属全发酵茶，以茶树的新梢为主要原料，经萎凋、揉捻（切）、发酵、干燥等一系列工艺精心制做而成的茶品。因其冲泡后的茶汤和叶底，色泽醇厚暗红而得名。所以，针对红茶的摄影作品中，多以关注茶汤的颜色为主。所运用的茶具，也多以白色瓷器或玻璃器皿为主，白色能反衬茶汤的颜色，玻璃茶具能让人欣赏到茶汤的透明度和品质。一幅好的红茶摄影作品，能将红茶浓郁、高雅的品质表达得淋漓尽致。2.3青茶青茶又称乌龙茶，为半发酵茶，市场上品种繁多，是中国几大茶类中除绿茶外流传和普及率较高的茶叶品类，如我们常见的铁观音等。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繁琐，包括采摘、萎凋、做青、炒青、揉捻、烘焙等工序。具备茶条卷曲，叶底肥壮圆结，手感沉重匀整，色泽砂绿等特点。在乌龙茶的摄影作品中，多以体现以上特点为主。选取的拍摄主体相对比较多，可以突出茶叶颗粒的饱满和色泽，也可以突出茶汤的清澈与宁静，叶底的肥厚与品质。2.4黑茶黑茶在我国茶叶种类上，历史较为悠久。无论是广为消费者认知的普洱茶，还是最近几年才被市场推崇的安化黑茶，其特点都离不开质朴与醇厚。由于茶叶的特殊加工方式，成品形状也多为饼、坨、砖、柱。其包装特点也是根据黑茶独有的特性，采用的多为毛纸、竹篓等传统方式。在此类茶叶上，摄影艺术目前在包装上的运用比较少见，即便有，也大多为茶叶原产地的摄影，突出了茶叶特有的生长环境。2.5白茶在采摘茶叶新芽后，只经过杀青，不必揉捻，再经过晾晒，或者以文火干燥后，所制成的茶即为白茶。白茶白毫显露，成品茶的外观呈白色，故名白茶。最近几年逐渐被广大消费者认知和接受。在白茶的摄影中，自然要照顾到白茶的白色银毫、绿妆素裹、芽头肥壮等特性，让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出商品的特点，从而调动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2.6黄茶黄茶是我国特产。其按鲜叶老嫩，又可分为小茶和大茶。其品质特点是“黄叶黄汤”。所以，黄茶的摄影技巧和表现力，和绿茶大体相同，主要表现在茶叶的形状和茶汤上，茶具也最好选择可以透光性好的玻璃茶具。这样的摄影作品才可以给人以清新、脱俗的感觉。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加工工艺的不断创新，茶叶的分类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很多新出现的茶叶品种，已经很难用6类茶叶来简单界定，但万变不离其宗，茶叶品质的外在表现只能通过原茶的形状、成品茶的外观，茶汤的颜色和透明度来体现。只要掌握了每种茶叶的习性与特点，就能够通过摄影艺术的方式和手段，将茶叶的习性、品质、特点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 3茶叶摄影作品和茶叶包装相结合的途径 摄影艺术是一种通过光影手段来展示事物本身特性的表现手段。而茶叶包装则是为在流通过程中为保护茶叶，方便储运，促进销售，按一定的技术方法所用的容器、材料和辅助物等的一种技术手段。茶叶包装既可以保持茶叶的固有品质，又可以增添茶叶的商品价值。在包装上突出每种茶叶的特色，是茶叶包装最根本的宗旨。通过色彩、图案和文字独具匠心地运用，可使茶叶包装变得会说话，抓人眼球，从而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宣传效果。摄影艺术和茶叶包装的结合，并非是将茶叶摄影作品简单粗暴地印刷在包装上。如果运用得不恰当，反而会弄巧成拙，非但不能对茶叶的销售、消费者的认知起到好的效果，还可能会给茶叶的生产厂家、经销商、茶叶的品牌带来负面的影响。 3.1色彩的搭配运用要和谐 具体每一幅摄影作品，都有自己的主色调，尤其是茶叶，其主色调更是相当明显。所以具体到茶叶包装上，用色要慎重，要力求少而精，简洁明快。要么清新淡雅，要么华丽动人，要么质朴自然。设计要讲究色彩和整体风格的统一，不能用色过多，以免失去商品的主色调。当一个茶叶包装设计案例确定后，就要根据摄影作品的主色调，并综合考虑到该种茶叶的特性，设计出适合该茶品的包装主色调。 3.2文字的搭配要简洁合理 一幅好的摄影作品，单凭视觉上的表现，往往不能将所要表达的内涵完全体现出来。如果搭配上合理恰当的文字注释，摄影作品的张力和表现力会得到成倍扩大。如何将茶叶的特点，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并和摄影作品进行完美的搭配，是每一位设计师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名山、名水，孕育出了名茶、名人、名胜。我国不仅茶品种类繁多，饮茶习俗也有着很大差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以及区域经济的差异，各地茶文化差异大，很难统一。但无论是那种茶，其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都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茶叶包装中，与摄影作品相互呼应的文字内容一定要简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即可，要惜字如金，而忌面面俱到。 4小结 茶叶市场不断发展变化，茶包装行业也在积极寻求转型与变革，“平民化”的包装越来越成为市场新宠，牛皮纸、特种纸和竹材等逐渐成为当下茶叶包装的流行趋势。正因纸质包装的大量应用，更为摄影艺术在茶叶包装上的应用提供了舞台，只要用心，总能为一款茶叶的包装，设计出一种品茶如同品名画的意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商品的表现，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享受。 作者：胡巍萍 单位：山西传媒学院制作系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的运用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发展与创新过程中，逐渐由物质文化逐步转型为精神文化。现代茶叶包装作为茶文化的特殊载体，不但涉及到茶叶包装相关功能，而且将茶文化表现的淋漓尽致。基于此，本文基于茶文化，对中国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展开系统研究和探析。 关键词：茶文化；茶叶包装设计；研究和探析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茶叶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茶叶包装设计要求不断提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茶叶包装设计工艺水平，直接决定着茶叶产品的市场销售水平。同时，茶叶包装设计与茶叶生产加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实力密切相关。基于此，相关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有效融入茶文化，不但可以满足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基础需求，而且有利于提高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水平。因此，通过研究基于茶文化的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显得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茶文化的含义和分类 由于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其具备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基础特征，集自然、社会、人文、茶叶为一体的文化体系。关于茶文化含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广义层面的茶文化，部分学者认为，茶文化作为历史发展和创新过程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集中统一体，主要基于物质层面，客观反映精神层面；二是狭义层面的茶文化，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茶文化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变而变化，主要集中在人类精神文明层面，是精神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茶文化按照文化形态，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物质文化；二是心态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四是行为文化。 二、茶文化与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历程 中国茶文化起源于唐代时期，主要以南方地区为主，在南北方文化交流和沟通过程中，茶文化逐渐被广为流传，成为唐代主要传统文化。陆羽通过撰写《茶经》，具体描述了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柳宗元等人在吟诗作赋的时候，非常喜好品茶，并且对茶叶的种植和加工颇有研究，茶文化逐渐普及全国各地。然而，唐代时期人们对茶叶的存储问题研究并不透彻，在茶叶包装过程中，通常以纸包为主。宋朝时期，国人的品茶艺术更高，茶叶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一种普通农作物，在茶叶包装设计方面，宋代人通过对唐代人的茶叶包装设计工艺进行进一步改进，采取模压方式，包装设计出朝廷专用贡茶，被称之为“龙团凤饼”，进一步提升了茶叶包装设计工艺水平。进入元朝以后，茶文化更加成熟，人们品茶习惯得以变化，并不喜欢加入相关香料，而以清淡典雅为主。明朝时期，人们在品茶过程中，将茶叶置于沸水之中，也就是所谓的泡茶，泡茶的品茶习惯迄今为止依然被沿用，并得以广泛宣传和普及，逐渐名扬四海，成为一种国际饮茶习惯。 三、基于茶文化的现代茶叶包装设计 1.茶文化理论运用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 平面包装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通常对传统文化中的现实事物进行改进、创新，以此来达到预期的艺术设计目的。同时，通过运用传统设计理念，能够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文化创新能力，达到现代平面包装设计的预期目标。传统茶文化为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提供了创新思维理念，传达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积极效应。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要想寻找突破点，必须深入、全面的研究和运用茶文化，通过提炼茶文化之中的艺术文化精髓，来提升茶叶包装设计的整体质感。随着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其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茶叶包装设计工作人员在广告设计、包装设计、游戏设计、海报设计、装潢设计、宣传设计、LOGO设计等方面，需要通过融入茶文化及其相关创新元素，来增强设计人员的设计水平，强化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提升产品设计的整体质感和美感。由于茶文化具备独特的韵味和意境，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通过信息化手段和方法，有效融入茶文化，则能够彻底解决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韵味和意境问题，将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设计理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民族与时尚元素的统一综合。随着中国茶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在时代背景下，中国茶文化与时俱进，其内容和类型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导致茶叶包装设计理念得以改进和优化，通过将传统元素与流行、时尚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传统美、自然美与现代美设计理念的相统一。 2.茶文化运用于茶叶包装图案设计中 对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而言，图案设计显得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茶叶包装设计的关联性和多样性，同时与茶叶产品的销量、效益直接挂钩。长期以来，中国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图案设计主要集中在字画、诗词、民俗、茶树等方面，茶叶包装图案设计素材十分丰富，表现模式较为多元化，对平面设计进行了进一步改进和优化。通过对诗词、民俗、字画图案的设计，能够充分提升平面设计的整体特性，进而达到自然与文化协调发展。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随处可见与茶文化有关的歌曲、诗词、书画、舞蹈、建筑等艺术作品，可谓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运用传统的茶文化，充分提升了现代茶叶包装图案设计的自然、人文等基础特性。中国传统茶文化具备一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现代茶叶包装图案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通过有效运用茶文化，一方面能够体现出茶文化的艺术魅力，而且有利于提高审美理念，将茶文化中的各种图案有效融入到茶叶包装图案设计中，进而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案，给人一种多元化的造型和艺术形态。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图案设计一方面运用于茶具、外包装等设计过程中，而且被运用于各种与茶叶有关的书画作品、工艺作品中，使得图案设计方法更为丰富，艺术收藏价值更高。我国茶叶包装设计人员在图案设计过程中，充分利用茶文化艺术形态，结合本地经济状况、民俗文化、地域特征，设计而出的茶文化图案风格迥异，完全符合大众审美观念，紧密结合时展特征和流行、时尚元素，通过点、线、面相结合得方法，完整体现出茶文化多元化的图案艺术特点。 3.茶文化运用于茶叶包装色彩设计中 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指出：“色彩作为美感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看出，色彩对于人们情感的传递来讲，其意义深远而重大。通过在人类主观情感中融入色彩元素，不但能够传达出真实的情感色彩，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审美观念，丰富人们的美感意识。在现代茶叶包装色彩设计过程中，通过运用茶文化设计思想和审美理念，能够充分提升色彩的美感，打造高质量、高标准的茶叶包装设计品牌力。现阶段，我国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所采取的色彩设计方法主要根据茶叶的品种、性质、级别、环境，以及人们的品茶习惯、所用茶具等进行设计，色彩以红色、黑色、褐色、绿色和黄色为主。研究表明，我国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色彩设计主要以绿色为主，主要是因为茶树所生长的环境以及自然成色为绿色，给人一种清新、自然、和谐、融洽的感觉。因此，绿色自然成为现代茶叶包装色彩设计的主体色调。将绿色与黄色、绿色、紫色、红色、黑色、白色等色调有机融合在一起，能够塑造出意境深远、悠然自然和宁静典雅的自然环境，可以充分体现出茶文化的色彩情感，有利于平面设计色彩的有效运用和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成效的提高。通常情况下，茶文化之中的各类色彩均象征着不同文化主体，其中：红色象征着喜庆，黄色象征着权威。因此，红色、黄色作为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主要色调，人们对其依赖程度较高，用来呈现事物的尊贵性与喜庆性。 4.茶文化运用于茶叶包装文字设计中 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文字设计非常关键，作为茶叶包装设计的基础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茶文化中的文字设计主要涉及到诗词歌赋、区域民俗、茶品特性等方面，文字起到阐述和说明的作用。文字作为茶文化的基础构成部分，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通过融入文字元素，一方面有利于茶文化的发扬和传颂；另一方面有利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成效的提升。通常情况下，茶文化中的文字设计方法主要涉及到与茶叶有关的事件、诗词、典故等内容，融入民俗文化，能够从本质上体现出茶叶产品的基础属性。因此，文字设计对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而言，是对传统茶文化的一种客观、形象表述，是中华民族艺术文化博大精深的真实体现，有利于茶文化内涵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总而言之，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有效运用茶文化，不但能够对茶文化进行弘扬和传颂，而且有利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将传统茶文化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有机关联起来，是对传统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茶文化的有效运用，对于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工作而言，其潜在的意义深远而重大，将是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基于茶文化的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研究，显得意义十足，将是国内外学术界所长期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之一。 作者：刘中美 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浅思 1闽南茶叶包装的文化体现 (1)图形方面的体现。闽南传统图案可以提高茶叶包装的文化品位，闽南建筑的屋角上有很多华丽的装饰图案，它们体现了闽南文化的特点，可以从中抽离出典型的图案做抽象变形。传统图案赋予了包装丰富的内涵，华丽的雕花，优雅的转角，饱和的色彩等应用在茶叶包装上，除了能起到锦上添花的装饰效果外，同时可含蓄地点明是闽南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茶。闽南地区的建筑可谓独树一帜，土楼是当地一种古老的建筑类型，是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造型独特，体现了儒家思想下大家族共同生活的理想，是闽南建筑的瑰宝。土楼特征明显而且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将其外形进行提炼，作为图形设计应用在茶叶包装上可以起到独特的审美效果。(2)色彩方面的体现。受众的审美与其生活成长的周遭环境、文化的熏陶、宗教的感染等都有着很大的联系，任何一种心理模式都承载着一种文化，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中华来说，其色彩文化美学与其文化思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色彩反映了不同民族美术的习俗和审美观念，所以，把握住包装设计中的色彩，亦即抓住了消费者的情感。茶叶包装的色彩设计中，有的颜色给人华丽的感觉，有的给人一种古朴、稳重的感觉，有的则使人感到清新、秀美……不同的颜色搭配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闽南茶叶包装的颜色设计应根据闽南茶的特点来定，闽南人喜欢喝乌龙茶，因为乌龙茶是介于不发酵茶(绿茶)与全发酵茶(红茶)之间的一类茶叶，它外形色泽青褐。乌龙茶经冲泡后，叶片上有红有绿，汤色黄红，口味醇厚。而乌龙茶茶中最负盛名的是安溪铁观音，铁观音如青橄榄，可根据它们的代表颜色作为包装的颜色，这样消费者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甚至不用阅读包装上的信息就能知道这是闽南的哪一种茶，甚至可以做成系列包装，由浅至深，由深至浅，富有节奏韵律感。(3)文字方面的体现。文字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功用视觉符号，它以清晰、明确地记录传达着人类的思想、文化、历史、科学技术等。文字设计是包装设计中重要的设计要素之一，是传达信息最直接的方式。许多包装设计中可以没有图形，但绝不会没有文字，甚至有的完全靠文字支持构图的美感。闽南语是我国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来源于古汉语，是一种汉语方言，发音和普通话有着很大的区别，现广泛应用于台湾、福建等我国的东南地区。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中原华夏先祖在多次大迁徙中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很完整地保留了汉、唐、魏、晋及五代时代的古代中原河洛汉音，也就是那时的中原标准音。我们可以将这种带有历史文化的语言应用在茶叶包装上进行推广应用，对于本地人来讲有着浓浓的亲切感;对于外地人来讲具有别样的风土人情，富有情趣。在推动当地茶文化的同时也推动了地区的语言文化，对于我国这个多民族多区域风俗的国家来讲，能更好地促进地区文化的推广与交流。 2小结 闽南茶叶的包装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应该更多地融入现代科学技术，使包装不仅具有审美实用价值，更具有现代文明的智慧，不仅是解决眼前的包装问题，更要考虑到包装丢弃后的回收问题。有的包装制作精美，成本较高，如果喝完茶就被丢弃，就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造成了无形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资源的浪费，可考虑它做完盛放茶叶之后的作用。例如，可以摆放在书架上装饰房间;可以盛放一些杂物;甚至可以变成玩具等。有的包装是便携的，制作没有花很大的工夫，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用毕即弃，这时就要考虑它的回收利用价值，就要采用可降解材料作为它主要的包装材料，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闽南地区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闽南茶叶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不断创新闽南地区茶叶包装不仅可以宣传当地文化，还可以促进两岸茶文化的交流，拉近两岸地区人民的感情，推动两岸经济的发展。研究发展闽南茶叶包装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又能和现代科技很好融合的道路至关重要，继承发扬闽南文化的同时也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 作者：李静 单位：福州大学 设计艺术学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视觉传达技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上的应用 摘要：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越发追求精神生活，尤其是在当前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视觉感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视觉传达技术更是被广泛的应用于平面设计之中。在茶叶包装设计这一领域也毫不例外，将视觉传达技术应用到其中，不仅提高了茶叶包装设计的审美价值，还更好地传播了茶文化。本文就是对视觉传达技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上的运用进行探索研究。 关键词：视觉传达设计；茶叶包装设计；运用；探索 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技术被应用于我们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领域当中，人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同样这种数字媒体的广泛应用，对人们的传统视觉心理造成了极大地冲击。传统的设计理念已经无法满足客户对于产品更高层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视觉传达设计理念应运而生，为包装设计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而将视觉传达设计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当中来，不仅仅能够促进茶叶的销售，还能够体现茶文化的内涵。本文阐述了视觉传达设计的相关内容，并着重阐述了视觉传达技术在茶叶包转设计中的运用策略，希望能够为设计工作者们提供一些帮助。 1概述 1.1视觉传达设计下茶叶包装设计的创新理念 相比于传统设计而言，视觉传达设计脱离了原本的静态设计的模式，而是以一种动态的方式进行设计。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应用视觉传达设计，能够让茶叶包装呈现出立体化的特点，让其外包装看起来更加具有特点。这种设计方法并不是在原来传统的平面包装设计上加以改造，而是通过视觉上的刺激来吸引顾客，进而促进产品的销售。因此想要针对茶叶进行视觉传达设计，首先要进行市场调查，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具体包括茶叶的品种、生产的产地以及厂家、销售茶叶的销售点以及消费者等。在进行准确的定位之后，再挑选比较合适的包装材料，同时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秉承创新的包装设计理念予以指导。最后依据设计好的图纸确定最好的外观包装设计方案，这样所呈现出来的茶叶包装更加具有新意，也能够将茶文化的内涵更好地体现出来。 1.2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应用视觉传达技术造成的良好效应 我们之所以对茶叶包装进行设计，主要是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茶产品，促进茶产品消费，实现茶叶产品与消费者的文化沟通。而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应用视觉传达技术能够造成良好的效应。具体如下： 第一，通过对茶叶包装设计，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加以运用，以此来带给消费者强烈的视觉刺激效应，进而让消费者从茶叶产品中感受到茶文化的深厚内涵。而通过视觉传达技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可以采取多样的设计手法，利用多样化的元素，带给消费者愉悦的审美体验。例如通过对我国汉字结构以及形态的运用，体现出茶文化与众不同的魅力。或者通过对传统装饰纹样的运用，体现出各个区域的独特风情，具有强烈的视觉刺激感。 第二，通过茶叶包装设计能够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视觉心理效应。我国传统的茶文化更为注重茶叶的单一性，但是，通过茶叶包装设计能够带给消费者不同的心理感受和心理体验，这也是由于每个消费者的文化修养差异和审美差异所决定的。因此，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既要关注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心理体验，也要向消费传递美的感觉。例如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可以运用各种新鲜的创意元素，以此来对消费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第三，通过茶叶包装设计能够起到一定的文化传承效应。由于地域不同，每个产区所产出的茶叶也显示出不同的风味，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要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显现出来，这就需要设计者对当地的特色以及文化加以深入的理解和分析，然后将其运用到茶叶包装上设计当中来，以此来让消费者感受到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也更好地对文化进行传承。 2视觉传达技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2.1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汉字视觉传达技术的应用 我国的汉字文化源远流长，根据历史记载，我国的文字至少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我国的汉字历史就是我国古代文明史的开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字是甲骨文，据说是仓颉所创造的，而我国的汉字除了有甲骨文之外，还有后来的金文、大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等。这些形式的汉字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可以将不同形式的汉字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当中来，例如一个“茶”的书写，就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茶”这个字本身就包含了茶叶那种古朴、意境幽深的趣味，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茶文化内涵。汉字“茶”的视觉表达形式在一定程度山改变了茶的包装设计风格，能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刺激。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种，我们可以将汉字进行图形转化，进行视觉表达技术的应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汉字的基本图形加以变化，如添加元素、改变形态等诸多手法，组成不同的汉字图形形式。然后将其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当中，以此来达到通过茶叶包装设计来表达特殊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特色。例如在对茶叶进行包装设计时，可以将“福”字或者“茶”字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当中来，既展示出了茶的意蕴，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吉祥的美好向往。第二，将书法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当中来，既能够体现我国汉字的独特魅力，也能够将茶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来，同时二者相互融合，更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况且各种形态的汉子本身就具有不同的韵味，例如金文又被称之为钟鼎文，笔画粗，点画圆浑，体势雍容。大篆的笔画虽然也比较圆转，但是更多的还是呈现出一种粗犷豪放的特点。楷书则比较端正秀丽，行书如同行云流水一般，草书则更加飞舞生动，豪放不羁。而将这些呈现出不同特点的书法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当中，则能够为茶叶包装设计增添一抹新的活力。 2.2在茶叶包装设计中中国画元素的应用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中国画元素具有一种特殊的美，通过对中国画的品鉴和欣赏，能够让人在精神上感到无比的享受。而将这一元素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当中来，同样也能够激发作者的想象，与消费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首先中国画凭借着独特的线条显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律美，表达出独具深意的情感，同样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应用中国画元素，也能够够提高茶叶的品位，彰显茶叶的格调。其次在中国画在色彩的运用上具有独到之处，而视觉传达技术在赋色的运用上也借鉴了中国画的元素，将物体的色彩与艺术的色彩相互融合，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构思。例如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常常使用荷花、飞鸟等物像，在淡妆浓抹、超然物外的意境中表达出茶叶的另一番情趣。最后，中国画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常用“留白”的手法，在中国画中，我们常常说的留白并不是真的留有空白，而是要给观看者留有一些想象的空间，以此来产生更为震撼的视觉。而这种绘画手法也同样适合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当中来，形成富有意境的视觉效果传递给消费者。 2.3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装饰纹样的应用 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我们可以将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应用到其中，千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人民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对劳动生活的总结，创造出了很多具有深刻含义的装饰纹样，它们蕴含了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例如在茶叶包装设计中，部分设计者将云雷纹这种纹饰图样应用到其中，尤其是在铁观音以及普洱茶的外包装上，我们常可以看见云雷纹的纹样，体现了茶叶的文化厚重感。还有部分设计者也会选择将云纹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中来，这些云纹给人一种缥缈的感觉，运用这种纹饰，能够把茶叶超然物外的意境表达出来，同时云纹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想象，好像已经飘到了采茶之地，闻到了茶叶的清香。除此之外，还有的设计者将莲花纹、动物纹等也应用到了茶叶包装设计当中来，以此来凸显茶叶的与众不同之处。 3结论 总而言之，通过视觉传达技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能够使茶叶的外包装更加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形成强烈的视觉设计效应。为此，作为设计者应该对我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加以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探讨其身后的文化价值，赋予茶叶更高的品位和价值，通过茶叶的包装设计将我国的茶文化进行更好的传播和继承。 作者：陈玮 单位：无锡太湖学院艺术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中茶文化的内涵研究 摘要： 现代包装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集文化性、艺术性和商业性于一体，力求在对商品进行保护和方便运输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彰显商品的价值，进而促进商品的销售。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有着非常悠久的饮茶历史，并且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茶文化。因此茶叶的包装不仅仅是一个呈放茶叶的容器，更加体现了文化传承的功能。本文主要从茶叶包装造型、文字、色彩、图案四方面挖掘其中的茶文化内涵，进而找出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茶叶包装设计；茶文化；内涵 中国作为一个产茶大国，茶叶消费市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随着茶叶消费的增长，茶产品的包装设计也越来越多样化。茶产品的包装成为茶叶增值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体现茶叶外在和内涵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在现代茶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尤其重视茶产品的包装设计，更是融入传统的文化因素和现代国际化因素，以求准确地表达出茶产品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体现茶产品的文化价值。 1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1.1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中国是茶叶的最早发源地，有着近四千年的茶历史，其产茶范围广泛、饮茶历史悠久、茶艺精湛。关于茶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神农本草》一书中，书中讲到神农为了找到对人类有益的植物，尝遍百草，中了很多种毒，最后找到茶叶解了毒，这里茶叶最开始是被当做解百毒的药材。后来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茶叶还被当做人们日常生活的食物。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才品尝到茶叶醇厚的滋味，并体会到了茶叶带给人的精神的愉悦，茶叶才作为一种饮品被广泛流传下来。同期孔孟儒学所提倡的“仁政”等思想深刻影响着茶文化。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兴盛，儒学提倡的“中庸”、“以和为贵”，道家的“无为”以及佛教的“万事皆空”的思想正好与茶文化所提倡的“和谐”相关联。人们通过饮茶，来追求精神上的一种宁静、安逸、和谐之美，饮茶也由此成为贵族阶层一种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更是通过饮茶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此时茶文化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到唐宋时期，茶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唐朝时盛行佛教，尤以禅宗为盛，其所提倡的“静心”、“自悟”禅理与讲究“静谧”“和谐”的茶文化不谋而合，人们习惯于边品茶边品味人生哲理，由此饮茶之风盛行。茶叶的种植、培育、采摘、煮泡、饮用等也形成了系统的理论。陆羽还专门著造了《茶经》一书，足见茶文化的发展之盛。宋朝时市民阶层兴起，茶文化也从上层逐渐向下层转移，到明清时期饮茶更是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活动，街头茶馆随之出现，成为市民文化形成的重要场所[1]。 1.2茶文化的表现形式 中国茶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概括起来主要为两种，即茶艺和茶道。茶艺主要是指茶叶的品评技巧、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对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具体的包括选茗、择水、烹茶、茶具和环境选择的艺术。茶艺是在饮茶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最早出现于唐朝，之后不断发展，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形成不同民族特色的茶艺。中国茶艺在艺术上重视对美的追求，在哲学上讲究人与自然合一，通过视觉、嗅觉、味觉、听觉的四重体验让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茶艺追求的是有形有名的具体事务，而茶道则更多的追求在品茶过程高品位的精神享受，是茶文化的核心。茶艺与茶道相互配合，将饮茶的形与实结合起来，茶艺因为茶道而显其高雅，茶道因茶艺而得到更好的释放。 1.3茶文化的功能特征 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不仅具有强大的审美功能，通过品评茶叶的外形、汤色、香气、味道等获得美得感受。同时还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文化价值的增加赋予茶叶更多的经济价值，进而增加茶叶的销量，产生高的经济价值。茶文化还可以作为社交活动的载体，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情感的增进。 1.4茶文化的内在含义 茶文化从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创造的关于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茶文化更多的是指精神层面。中国茶文化在儒佛道三大主流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制度文化。但其茶文化的核心仍然是“清、静、雅、和”[2]。 2茶文化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2.1茶文化在包装造型中的渗透 茶叶的包装造型多种多样，也是给人最为直观的因素之一，奇异的包装造型可以一下吸引人的眼球，还可以激发人的购买欲望。现代茶产品的包装造型有的是从地方的民俗风情、历史故事或地域文化上找灵感，有的则模仿古代的茶具等营造出一种古典的氛围。如有的茶产品包装造型以白色瓷罐为主，突出茶叶的清新自然，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 2.2茶文化在文字设计中的体现 茶文化与中华书法同为中国的特色的文化，而茶文化和中国书法又同受儒佛道思想的浸染，二者所追求的“清静无为”、“天人合一”等境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因此在茶产品的包装设计中常常辅之以中国传统的书法，从而增强茶文化的表现力。其次古人也经常边喝茶边吟诗作对，有的甚至将当时的情感挥毫泼墨、直书笔端，自是表现出一种淋漓尽致的豪气，所以人们往往习惯于将饮茶与书法结合在一起，从而体现出一种高雅的品味。 2.3茶文化在色彩应用中的显示 色彩在现代包装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色彩的恰当运用，不仅能够突出产品的特点，达到先声夺人、吸引眼球的效果。同时色彩还能够表达一定的感情色彩，不同的色彩给人以不同的情感体验。如红色、橙色等暖色调多给人以热烈、活泼之感，绿色给人以清新之感，蓝色则使人冷静，黑色、金色则显得典雅高贵。茶产品的包装设计也要根据其茶叶的特点从而选择色彩的主要基调。通常依据茶产品种类的不同而决定其包装设计的色彩基调，如绿茶为了突出其清爽可口的特性，一般以绿色作为主要色调，红茶为了突出其味道浓郁醇香而选用红色[3]。同时这种包装设计的色彩选择也增加了茶产品的辨识度，使人们一眼就能对茶产品进行分类。而为了通过色彩更加细致的区分茶产品的种类，绿色还可以选择深绿、淡绿、浅绿、墨绿等，红色也可以选择深红、鲜红、淡红等。 2.4茶文化在图案设计中的突显 图案的设计也包装设计的一部分，美得图案设计不仅能更好地突出茶产品的特点，更是给人以视觉的享受。茶产品的图案包装设计以形示意，以图形唤起人们内心情感的认同，进而激发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中国茶产品的图案设计往往与传统的水墨画相结合，创造出或宁静悠远或恬淡闲适的意境。而水墨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恰好能与茶产品所表现的茶文化相互辉映。如黄山景区出售的茶叶包装设计就多以黄山秀美风光为主题的国画为主，将茶文化与山文化和画文化有机统一。当然中国传统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还要注意一定的原则，一是注意抽象和具体不同题材的运用和转换，而是注意对中国传统的对称、均衡构图方法的掌握。 3基于茶文化的茶叶包装设计发展趋势 3.1体现个性化设计特色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的优秀文化之一，应该得到积极地弘扬和发展。因此茶产品的包装设计应该摈弃大工业时代的产品同质化现象，追求个性化的发展道路。诸如同时受儒佛道思想影响的中、日两国，虽然文化渊源相同，但是由于其历史发展的不同，茶文化还是有一定差异，因此在茶产品的包装设计中就体现出不一样的韵味。再如同时黄山的茶叶，因为其品种不同，蕴含的茶文化也略有差异，因此一种茶只能以山石为图案背景，而另一种则以松柏为图案背景。个性化的设计不仅有利于更好的突出产品的特性，更有利于彰显出茶叶本身的文化内涵。 3.2彰显民族化设计理念 21世纪世界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同时，文化本土化也被广泛提倡，复兴本土文化，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成为现在许多国家寻求经济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茶叶作为一种极具文化表现力的载体，在表现民族文化方面有其特殊的优势。因此茶产品的包装设计要以体现民族性为宗旨，突出茶叶的民族化特点[4]。尤其是现在面临国际化的冲击，在各种茶产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茶产品的包装设计更应该突出其民族特点，进而在国际竞争中树立显著地标识，建立属于本民族的茶叶品牌。 3.3传达绿色设计思想 环保与绿色是当今世界提倡的重要主题之一，这关系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此外，就茶产品本身而言，也以绿色健康无污染为主要指标之一，而且绿色的设计思想与茶文化所追求的清、静、雅、和相适应。在绿色设计思想指导下，茶产品的包装设计要尽量采用最少的可回收的自然材料，重量也要尽量的减轻，设计还要适度，避免华而不实的堆砌造成名不副实的情况。 4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撑，拥有优秀文化的民族就拥有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荡，无处安放。中国茶文化不仅仅是茶叶在历史浸润中形成的文化，更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在茶叶贸易全球化，现代包装设计中又涌现出各种新设计、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设计师在极力创新的同时要时刻秉持茶文化的核心，不可脱离传统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使茶文化随着茶产品的包装设计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者:李广武 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茶文化赏析 一、包装设计所体现的茶文化 茶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物质内涵和精神财富。现代社会的茶叶包装，已从单纯的储存保护功能转变为沟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包装设计承担着体现茶文化的重要职责。茶叶包装不仅仅是商品的包装，更加是文化的包装，优秀的设计，承载茶叶品质的同时，也蕴育浓厚的茶文化。 （一）茶叶包装的造型设计我们都知道商品的包装设计，已成为商品与消费者之间最好的沟通方式之一，包装是消费者对商品的第一印象，因此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茶叶包装的设计上，首先以茶叶产地及当地的历史文化为载体，继而适当地融入茶道精神，让人们在品味浓郁茶香的同时也感受醇厚的茶文化精髓。如“洞庭山——碧螺春”茶叶包装的设计上，把茶文化的精髓，即“清”、“静”、“雅”、“和”作为永恒的主题（图1）。画面运用莲花为主要元素，自古以来，莲花素有花中君子之称，象征着圣洁高雅之意，这样设计，也恰巧符合清正的茶之精髓。在色彩的选择上，以淡雅的蓝色为主，配合古朴的龟裂纹，传承着不变的中国风。茶叶的储存罐采用仿古的白陶瓷（图2），瓷器自古以来都有着明丽雅致的文化内涵，与茶文化“清”、“静”、“雅”、“和”的内涵相一致。茶叶采用这样的包装，一方面表现碧螺春的千余历史，突显茶的清雅气质，另一方面，相较于铁质茶叶罐，陶瓷器皿的透气性更加，经久耐用，并且还具有一定的装饰观赏性能。 （二）茶叶包装的图案装饰设计包装离不开不图案，消费者往往都是通过最直观的视觉图案来理解商家意图传达的含义。茶文化历来与文人雅士有着不解之缘，唐代皎然有诗云：“此物清高世莫知”，可见，这种幽静的茶之记忆，已成为茶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概念，而想要表现幽静的意境，则非中国画莫属。中国画本是笔与墨、情与景的结合，追求的自然也是超凡脱俗，清新雅致的境界，这点正好与茶文化的“静”和“雅”两大精髓不谋而合。如“茅山青峰”此款茶叶的包装设计用中国画的方式表现茅山的优美风景（图3），由于茅山是金坛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又特产青峰，故将其运用到茶叶的包装设计中，展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不仅如此，把茅山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融入设计之中，配以郑愚的《茶诗》，把自然美景与茶文化有机地融合进中国画的写意中，达到了深邃的效果。画面中山峰与云雾彼此呼应，似如人生仙境一般，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茶文化精神。 （三）茶叶包装的色彩设计色彩在包装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往往会影响到包装的整体效果。由于人们对于色彩具有不同的主观和客观的认知，所以在包装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商品的自身属性，而且需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喜好和审美情趣。设计时，应根据不同茶叶的种类运用不同的色彩。例如红茶的包装则以暖色调为宜，绿茶多采用冷色调为佳，白茶可选择清柔的色调为好，这样通过外在包装的色彩可以进一步映射出内在的商品实物，给消费者初步的情感认知。如“金坛雀舌”属绿茶的一种，闻之香气清高，泡之汤色明亮，饮之浓而不涩、回味甘爽。此款茶叶的包装色彩遵循绿茶的特点（图4），整体运用绿色系色调，给人清新舒爽的感觉。在绿色的运用上使用明度对比，即以墨绿为主，浅绿铺底，这种对比，加强了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再配合明亮的黄色加以点缀，所展现出素雅但又不失活泼的效果。画面中绿色茶具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茶艺思想，这也是诠释茶文化的良好途径。 （四）茶叶包装的字体设计茶叶包装上的字体大部分运用中国书法字体，这是因为书法作为一门古老的汉字艺术，至今已有5000～6000年之久，正好与茶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相符，是展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最好表现。“新益号”普洱茶的产品名称字体采用行楷（图5），该字体优美实用，如同普洱一般，不但口感极佳，还具备减肥、降脂等多种适用功效。在茶饼的包装上，“金茗陈香”四字为隶书，同样是中国书法，但又与行楷不同，凸显字体设计的多样性。在印刷上，“金茗陈香”采用传统的烫金工艺，一方面正适合茶叶这种拥有悠久历史的饮品包装，另一方面，字体也变得更加清晰、耐磨，光泽度高，色彩鲜艳夺目。 二、茶文化对未来茶叶包装发展趋势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茶文化已不可能再停留于先前的“清”、“静”、“雅”、“和”，必须要融合当下世界发展的主题，达到丰富其内容，增加其文化内涵的目的。 （一）生态环保主义如今，随时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低碳环保已成为热门主题之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的茶文化也需要注入生态、节能、环保这些新鲜血液。在当代茶叶包装中体现环保主义就是要遵循最少化、最轻化和可回收原则。最少化原则指的是包装使用的材料品种最少化，材料数量最少化；最轻化原则即为在保证商品安全运输的情况下尽量减轻其包装重量；可回收原则则表示使用可回收材料，减少资源的浪费，这三项基本原则从理论上指引日后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方向。如有机茶叶公司设计的可重复使用的茶叶包装（图6），此款设计采用纸质材料，精致小巧，方便携带。在包装上巧妙的设计一道开口，通过两端的拉合来控制开口的大小，饮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控制出茶量。当茶叶用尽时，此款包装还可以再次使用，只需简单的注入新茶即可。这些独特的设计无不体现生态环保主义。 （二）全球国际化主义中国自从加入WTO之后，茶叶国际化亦是大势所趋，中国的茶文化已不再单单面向国人，更要走向世界。2012年8月一份共300人问卷调查显示（图7），有121人，约占总人数的40.3%认为未来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应适当融入全国际化思想，而不是单单展现中国传统的茶文化。我国茶叶市场如今面临国外茶叶品牌的入侵，这种国内外茶叶市场的交流自然对我国茶叶包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包装设计时，可以加入英语译文，考虑国外的风俗习惯和个人的欣赏价值观。结语近年来茶叶包装设计运用茶文化的深刻内涵，不仅侧重于个人情感的包装，使整个设计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国气息，而且注重民族和地域个性的表现，展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丰富茶文化的内容，完善其思想体系，并将其服务于包装设计之中，开拓美好的市场前景。 作者：束立茹王强单位：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文化与茶叶包装设计研讨 茶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在茶叶包装设计上，如何把茶文化体现出来呢？明白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包装设计。包装设计是将美术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运用到产品的包装保护和美化方面，它不是广义的“美术”，也不是单纯的装潢，而是含科学、艺术、材料、经济、心理、市场等综合要素的多功能的体现。知道了什么是包装设计，在包装茶叶时，我们可以从地方特色、历史传说、茶艺、茶具，茶道等上下功夫。下面我分几点来讲述如何用茶文化设计茶叶包装。 1从造型上体现茶文化 茶叶的包装盒造型给人的是第一视觉感受，这种感受会影响购买者的购买欲望。好的包装造型能给观看者视觉享受并引起审美愉悦。如果在造型上能体现茶文化，往往能给购买者或观看者以美的感受，人们会因而喜欢这款茶并产生审美愉悦。图1中的茶叶包装设计把茶文化很好地体现了出来，长筒的造型，上面嵌有的古钱币围绕一个茶字，再配有素描般的特写画面，古色古香的文化气息给立体地呈现了出来。这样的造型，历史气息和文化气息浓厚，能给人视觉的享受并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除了体现历史气息和文化气息外，茶道精神在茶叶包装造型上也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茶道精神是通过饮茶修身养性的，它能培养人儒雅的情怀和宽厚的品性。有一款茶叶包装设计就很好地体现了茶道精神，它是一方形的盒子，上面印有山水画并提有一行字：“千年一口茶，韵味在文化，人以德先，茶以蕴深，故可源远流长。”从这方面来说，好的茶叶包装造型是设计者的匠心独运，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而那些肤浅的，花里胡哨没有文化底蕴的造型是无法给人视觉享受并引起审美愉悦的。 2从色彩上表现包装设计的文化内涵 色彩对茶叶的包装设计也很重要，包装造型上配什么色彩是有讲究的。对茶叶包装设计来说，色彩起到瞩目、调和、中庸等作用。色彩在视觉中很能引起受众者情感的反应和变化，所以在包装设计上要重视色彩的选择。图2中的茶叶包装设计色彩运用得很好：墨绿、浅绿与深绿相结合，把画中的古代人物形象给立体地呈现了出来。边缘的一枝梅更使包装设计充满了古朴感和历史与文化的厚重感。黑色的题字和解说使整个造型充满了儒雅、文学的浪漫情怀并给人以视觉的缓冲，不愧是包装设计中好的色彩的运用。茶叶包装设计，色彩选择要合理，搭配得当，这也是茶文化的一种显现。只有重视茶文化，才有可能调配出好的色彩来，这需要设计者认真思索，谨慎着色。 3从装饰上显现茶文化 茶叶的包装设计离不开图形装饰，图形装饰是对中国绘画的运用。中国绘画意象或古朴或真实或抽象，这能体现出高远的意境并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茶叶的包装设计要能体现出茶文化的博大和美妙，以寓意和象征给人们审美联想并引起人们购买的欲望。图3中的图形装饰古朴纯美，酒盅、远方的山水和建筑，配以对称的茶字题写，整个装饰把茶那种久远和高雅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气息给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这款包装设计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的装饰运用得比较好。 茶叶包装设计图形装饰中多用中国传统图案，而中国传统图案是我们民族的精华，“它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象征和表现，也是现代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传统图案更是丰富多彩，璀璨夺目”。在设计中，我们把传统图案运用到茶叶包装图形装饰中，实际上是对茶文化的一种体现。在设计中，我们要紧跟时代，把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给人一种新的感受，让茶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和风尚。 综上所述，好的茶叶包装设计与茶文化是有紧密关联的，好的包装设计能体现出茶文化的内涵，茶文化也是包装设计参考的标准和延展，两者血肉关联，紧密相牵。 当今，我国是茶叶种植大户，茶叶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要想让中国的茶叶销售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不仅要重视茶叶的质量，也要重视茶叶包装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上，我们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茶文化，使茶叶包装设计上规模上档次并能出走中国，立于世界。 作者：刘牧原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黄淮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民间美术的茶叶包装设计研究 摘要：中国民间美术取材于日常生活，来源于民众。但其以色彩丰富、题材新颖、取材方便等特点，长期以来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把民间美术的因素应用于茶业包装设计，对于弘扬茶文化、提高茶叶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研究了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价值、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就民间美术因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间美术；因素；茶叶；包装设计 在茶叶产品的销售过程，茶叶的外包装设计不仅是产品品质的代表，同时也是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吸引，提高茶叶产品的外包装水平也就成为提高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茶叶不仅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品，其所代表的茶文化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茶叶外包装设计与我国民间文化相结合是提高茶叶包装设计的基本方法。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民间美术所蕴藏的丰富底蕴和其所具有大众文化特征与茶叶产品的大众消费对象具有十分贴近的契合点。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就成为茶叶包装设计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1充分认识中国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价值 将中国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通过茶叶这种有效载体，实现了我国传统美术文化与茶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创新。同时，这种创新不但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同样提高了茶叶的内在品质，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艺术上价值。我国民间美术来源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多样。不管是绘画、雕塑、玩具、服饰、家具器皿、戏具、剪纸、纸扎灯纸、编织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瑰宝。这些都可以为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提供灵感。如果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够灵活运用民间美术的艺术手法和理念，并结合实际进行创新，就是对艺术的再创作。这种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也一定会为茶叶消费者提供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二是文化上的价值。民间美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食粮，传承包括民间美术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把民间美术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是一种文化上的创新，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的发展。同时，我国茶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把民间美术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对于向世界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传播和民族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三是经济上的价值。茶叶是一种商品，给茶叶一种新颖、独特，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又贴合产品特点的包装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茶叶的吸引力。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外包装，设计出高水平的外包装，不但是对茶叶本身品牌和品质的提升，也是吸引消费者，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最直接方法，同样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经济价值。 2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要把握的要素 民间美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许多与地区民俗密切相关，同时由于地域、风俗上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品类。把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必须充分认识民间美术的这种现实特点，结合实际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把握好地域性这个基础。民间美术与地区密切相关，是一个地区风土人情的突出代表，所以在把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时必须注重地域性。这种地域性主要包括民间美术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地域性，茶叶产品产地的地域性，茶叶产品消费市场的地域性，只有这三者实现有机的统一，才能使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文化经济价值。二是坚持创新这一关键。民间美术元素虽然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厚，但其具有明鲜的时代特征。要把这些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并形成吸引力创造出新的价值，必须以民间美术元素为基础，结合茶叶消费者特征和需要进行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间美术元素的活化，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所以说，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的运用创新是关键，也是民间美术元素生命力所在。三是坚持实用性这一落脚点。茶叶的外包装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茶叶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并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所以在茶叶外包装的设计上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所以在民间美术元素运用于茶叶包装设计的表现手法、包装材料的选择上必须与消费的需要相吻合，与茶叶的品质相吻合，在保证实用性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和提高。要防止出现过度包装，并消除因此而造成的负面效应。 3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民间美术元素内容丰富，题材新颖，文化内涵深厚。把民间美术元素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并结合实际进行创新是一种可行的实践。对于民间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法应当灵活多样，既可以运用其理念、表现手法、色彩，也可以运用和发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有些人文历史故事素材可以成为茶叶包装系列设计的素材。 3.1民间美术表现手法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美术表现手法形式多样,但其最根本的构成是图形和形状。而且图形和形状变化多样，形态优美。特别是运用一些实物图形来表达一定的涵义，而且这些代表一定涵义的图形经过历展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基本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如牡丹寓意富贵、松鹤代表长寿等等。对于这些图形如果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结合实际进行应用，不但可以使茶叶的包装更为丰富，而且可以表达一定的寓意及祝福。同时，茶叶做为一促高雅的馈赠礼品，如果把这些具有丰富寓意的民间美术的图形与茶叶包装有机结合，定然会使茶叶这种礼品更为充分表达一种祝愿，提高其高雅性。这种与市场需求相切合的商品定然会更具有竞争力，这种有精美包装的茶叶甚至会超脱了茶产品本身的价值，从而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粘合剂。 3.2民间美术色彩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是消费者对产品外包装的的第一感应,合适的色彩对于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做为茶叶的外包装设计，必须在色彩的选择上实现合理搭配并突出主色调，从而实现其价值。民间美术色彩运用大胆夸张，而又来源于生活，同时具有深厚的寓意。如在民间美术中红色往往用来表达喜庆的氛围，而绿色又代表淡泊和生机，蓝色代表一种高雅，黄色代表权力和尊崇。同时民间美术又善于综合运用各种色彩，通过合理的搭配，实现视觉上的刺激和感情上的宣泄。这种用色彩来表达一种情感和趋向的民间美术用色理念对茶叶包装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茶叶包装设计中，民间美术的有些色彩直接可以运用。这种应用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就有成功的典范。如在市场销售的红茶中，红色基本是外包装的主色调，而这种红色代表红茶的特性；绿茶外包装的主色调是绿色，代表了绿茶其淡雅的特性，是用外包装的色彩来体现产品的特性，用色彩表达一种情感。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运用，其实是对用色彩表达情感的实践。设计师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充分借鉴民间美术运用色彩表达情感的方法，通过外包装的设计中色彩的科学运用，实现感情注入。这种结合茶叶产品特点进行的包装设计上的创新，一定会使消费者通过茶叶外包装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觉感受的。同时，激发起内心的情感共鸣，实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3.3民间美术素材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民间美术内容丰富，有些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这些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许多素材与茶的历史文化有关，有些甚至是某一茶品牌的符号代表。所以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够把这些素材进行收集整理，通过外包装进行表达，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普及，同时也是对某些茶叶产品的深度挖掘。实践中，在许多茶包装设计中，通过文字和图案的方式对这些民间美术中有关与茶有关的人文历史典故或者与茶有关的技艺进行普及，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过这些素材也提升了茶叶本身的品质。可以大胆的设想，如果围绕民间美术中某一人文历史典故为素材，设计开发出系列茶叶包装产品，进而形成系列茶叶产品，会形成怎么样的市场效应。 3.4民间美术材料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间美术来源于现实生活，其作者往往是平民大众。这也就是民间美术在取材上丰富多样又随手可得的原因。如在民间美术中的竹编、草编、秸秆画等材料就来源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材料。但就是这种材料所形成的民间美术作品却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也与目前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相一致。如果在茶包装设计上能够贯彻好民间美术取材的这些理念，对茶包装设计也具有科学的促进价值。如在我国有些地区利用当地的竹、木资源设计开发的茶包装设计，不但可以实现对茶叶产品的有效保存，而且符合环保理念，更能体现地方特色，也实现了较好的经济价值。当然，在这些材料的运用上，要结合现代消费者的特点，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创新，这样就会更有吸引力。 4结语 民间美术做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其元素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这种应用必须把握好地域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同时民间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具有艺术、文化和经济价值，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把民间美术表现手法、民间美术色彩、民间美术的素材、民间美术在材料选取上的理念在茶叶外包装设计中实现创新应用，不但会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也可以提高茶叶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实现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同实现，这是茶叶包装设计的发展趋势。 作者:季承 单位: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论文 摘要：茶文化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化，已经完全融入现代民众生活之中，人们讲究喝茶品茶，不仅对茶叶自身的品质、口感有更加多元和高品质的要求，对茶叶的包装设计也更追求迎合现代的审美观念，在体现茶文化的同时，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艺术性设计。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图形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发现其在所在领域的重要意义，旨在提高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设计水平，促进中华茶文化的继续弘扬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图形;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应用 茶，一种微苦回甘的饮品，几片树叶的故事，却是中国先人为我国的饮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历经千年的流转，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通过饮茶养生保健，通过品茶感悟历史的精华。茶在被人们的使用过程中，赋予了太多的实用意义和人文概念，人们为了给茶留有最新鲜的品质和口感，不断改良对茶叶的包装设计，便于对茶叶的保存和运输，在遥远的汉朝时期，茶叶经由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现代人有着越来越高的生活品质追求，对茶叶的包装也更加重视起来，通过茶叶的包装来体现不同茶叶品种的内在口味和质感，通过包装来体现人们对茶文化的追求，通过包装来实现人们对茶清新而不失高雅的艺术追求。现代的茶叶包装设计在表现不失茶叶自身特色的同时，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传统的图形和装饰文案都在被大量的运用其中，在激发消费者的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产生消费欲望，赋予茶叶本身更多的文化内涵，通过中国传统图形的运用，使现代的茶叶包装设计更加迎合茶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使更多的人了解茶，了解中国的茶文化。 1中国传统图形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1.1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图像、图案设计多样，饱满圆润，装饰性极强却不失中国传统韵味，在很多的设计领域被广泛的运用，不仅起到极强的表现装饰效果，更体现了古老而辉煌的中华文明，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中国的传统图像形式多样，体现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的结合古老的神话故事，有的借鉴了动物植物的美好寓意，形成多元丰富的设计图样。在现代的茶叶包装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图形的设计，更迎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点，同时又不失现代特色。通过对茶叶制品的流通和传播，增加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感受，更大程度的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1.2弘扬了中国的茶文化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不断的弘扬和发展。旧社会的普通人家喝茶，达官显贵品茶，而今品茶喝茶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人们重视喝茶品茶，重视茶对人体养身保健的重要实用价值，重视饮茶背后的心境。茶叶的包装设计从最初的为了方便储存运输，到现在期望通过包装设计来体现茶叶本身的口味特色、产地区域的特色甚至其内在的品位和内涵。中国传统图形被运用到现代茶叶的包装设计中，便于对茶叶特色和品位的展示，比如：用传统水墨山水来进行黄山毛峰的包装设计，用意境缥缈的黄山山水来渲染茶叶的生长环境；用苏州园林的图案来进行碧螺春的包装设计，用苏州园林的清新雅致来体现江南风光的山清水秀，体现碧螺春清新淡雅的口感。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运用，使人们在观茶品茶的同时，更能嗅到来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人文气息，对于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缺少对茶文化的体现 随着现代设计理念的不断成熟，现代包装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各种形式的茶叶包装被广泛的运用到茶叶的生产销售环节中，但是，从中也暴露出很多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多数的茶叶生产销售企业缺乏对茶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对茶叶实施包装销售，便于储存的同时，可以让消费者品尝到更又品质的优质茶品，卖方要在销售的过程中对茶文化进行适当的展示和体现，不要在茶品的包装环节，一味求异求新，盲目地以市场消费作为导向，而忽略了对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充分考虑到茶文化的人文因素，在考虑市场需求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茶品自身，二者有机融合，充分利用包装的特点来展示茶品，对茶品的销售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要让消费者产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那不利于茶文化的推广及茶产业的发展。 2.2缺少对茶叶包装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目前，在我国众多的茶生产销售企业中，缺少对茶叶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品牌意识，在对茶品的生产和销售时，缺乏对自主品牌的策划和宣传，没有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大多数的消费者买茶是只关注茶品的品种，如：大红袍、普洱、六安瓜片、黄山毛峰等，对茶品的品牌选择范畴却十分有限，只有企业加大对自身品牌的创建，保证茶叶销售的质量，打造让消费者信赖的茶叶品牌，对品牌的茶品进行系统的茶叶包装设计，让消费者通过图案或者文字就能识别可信赖的茶品品质，可以是一个商标图案，也可以是一个包装纹饰，就可以让消费者产生对茶及背后销售公司的信赖。各厂家追求对茶叶包装的推陈出新，最大可能地满足消费者追求品质的消费心理，却喧宾夺主，过度包装，忽略了消费者是要买茶，而不是买包装，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重复购买欲望，不利于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中国传统图形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3.1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注重对中国传统图案的使用 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者要在其设计作品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茶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迎合消费者的现代消费心理，设计更多极具时代特征，又不失传统韵味的包装设计方案，在体现茶品品质的同时，重视茶叶包装的实用性。产品的包装在消费者进行产品的选择时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产品包装以追求高端、上档次来满足消费者的高品质消费心理，让消费者能够产生重复购买欲望的是真正有品质的茶叶，并且是能够适合茶品品质的包装设计。中国的传统图案融合了中国古人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对各种图案的运用表达对生活美好的期望和祝福，更能体现茶文化的人文内涵。 3.2设计迎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茶叶包装设计方案 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能够体现茶文化的人文气质，但是，在设计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方案时，也要充分考虑了现代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需求，充分利用不同的材质和材料，利用现代的生产技术对茶叶包装设计和现代的生活理念进行融合，在满足茶叶的包装储存等实用价值的同时，还能体现其内在的韵味和美感，才是现代茶叶包装设计的最高要求，能够让消费者在满足茶叶口味品质需求的同时，满足大众对茶文化及传统文化的心灵需求，使茶文化应用于生活，根植于生活，并且能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3.3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和品牌意识，设计标签式的现代包装设计方案 茶叶的包装设计是茶叶品质的外在表现形式，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体现在生活和消费的各个方面，茶叶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要树立茶叶品牌意识以及对包装设计方案的知识产权意识，对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图形大胆地运用和创新，设计出更多的体现茶文化、茶品质的标签、品牌标志或者包装纹饰，通过这些标新立异的图形就能够对消费者的茶叶消费行为起到引导作用，能够让消费者通过产品包装选择到有品质的好茶，而不是一堆漂亮的礼盒和纸筒，茶文化的继续发展必须能够有消费者作为文化的传播使者。 为了茶叶行业的长久发展，为了茶文化的弘扬，必须对现代茶叶的包装设计工作重视起来，结合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设计理念，设计出迎合消费者需求，且能体现茶叶品质及其高雅的文化内涵。随着人们对茶叶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消费市场不断扩大，高中低各层次的消费市场逐渐形成，生产者和销售者要结合自身茶品的品质，对茶叶进行适合的产品包装，完善和提升其品质，将中国传统图形更广泛地应用到现代茶叶的包装设计环节中，打造更多的精品设计方案，打造精品的茶叶品牌，让社会公众能够品位到品质优良的茶叶的同时，更能看到更多赏心悦目的茶叶包装设计。 作者:裴珺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中图形视觉研究 在当今经济发展的趋势下，人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到多种不一样的商品，而相同的产品有多个不相同的规格以及标牌。在多种相同种类的产品当中，包装并不一定可以吸引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影响决定的因素便是产品的包装形象设计，而包装形象设计最重要的就是包装的图形语言，因为图形视觉是传输视觉信息的载体，是作为信息传递的一个媒介。图形使用得当，才可以成功吸引到人们的视线，这会影响到产品的整体销售。 1关于包装中图形视觉的趋向 在包装视觉设计当中表达最为明确的最为直接的一个部分就是图形视觉，图形视觉在设计当中可以展现出强烈的视觉感，给人们一种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可是要将包装设计达到这样强烈的一个效果，需要相关人员从这几个方面考虑，比如，产品的外包装图形应当匹配盒型结构、图形的色彩、文字、包装材质等等，这样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具备独特性的视觉效果。由于当今包装设计的人性化设计已经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趋向，所以人们随处看到的都是把以人为本的观念与生活设计相结合。而包装设计个性化作为设计当中的一道美丽风景，其可以充分展现出不一样层次消费人员的特点，这也是根据不相同的群体来设计的。个性化的包装设计就是把消费者划分为不一样的群体，这样可以便于消费人员尽快选取到自己想要的产品。 1.1经过较为独特且个性的图形设计增加包装的人性化方式 产品的外包装图形设计不单单可以直观展现产品的信息，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图形的设计传递包装的趣味性。经过对外形的造型、包装材质的使用功能、包装形体的改变、视觉等方法，形成人性化的包装。还有，当今手绘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设计展现方法。由于人们处于互联网时代下，大部分人都采用电脑来设计相应的图形，因而手绘就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现手法。通过手绘的展现，可以更加准确且迅速的传达出设计师所要表述的意思，不单单只是设计师的基本素质展现，也可以充分展现出设计师的独特个性。 1.2将图形设计与盒型结构相结合可以让包装设计更人性化 要想在当今大部分包装当中跳出来且还要拥有较好的保护性能，就需要从盒型结构着手，充分使用塑料以及纸质类型的材质性能。在可以完整保护商品的情况下，采用折叠的手法或者剪切的手法，将其和色彩与文字相融合，让产品的包装显得更加精致。由于包装盒打开或者关闭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方便，所以可以让其包装具备更加人性化的特点。 1.3巧用材质展现包装设计的个性化 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假如忽视掉色彩以及图形，那么余下的还有什么呢，那就是人们对肌理的感受。由于每一种不一样的材质会给人们带来不相同的视觉以及触觉感受，把材质科学且合理的使用功能到产品的包装设计过程中，可以在视觉上引发一场包装造型的竞争。通过使用纸质和不是塑料的材质等非常规性的包装盒材质，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2关于茶叶包装设计中图形语言的表述 相关人员采用在包装设计的图形语言，通过视觉来传输生动、形象、直观性，接着把产品的信息相关内容图形元素经过视觉效果传达给消费人员。且包装设计的图形语言在多数情形下，组成了包装形象的关键部分，以此来提升产品在市场当中的审美品位。图形本就具备了寓意的象征性，而且其具备了抽象的图形语言以及具象的图形语言。在当今的市场上，具象图形的茶叶包装上图形多数都是形象较为真实的，并反映了茶叶的历史和茶叶生产的地域等。抽象的茶叶包装上图形有书法、民族图案、国画等。 2.1对于抽象的图形语言表述分析 包装中图形语言的抽象性就是说通过面、点、线这几个方面组合而成的图形。而抽象的图形使用到包装设计当中并没有比较直接的涵义，但是也可以传输某种意义上的消息。在包装中使用抽象的面、点、线能够增加消费者的想象能力以及联想能力。并且抽象的图形比较丰富且只有在产品包装当中使用抽象的图形，才可以增加产品的卖点。 2.2对于具象的图形语言表述分析 在包装设计中图形语言的具象性，就是大自然和现实世界的人类生物形象，采用描绘的方式来展现，可以让人了若指掌，只需看一眼就可以理解设计师所要表达的意思，具象的图形语言特征就是使人从已经知道的经验中，产生联想或者想象。具象的图像语言表述具体阐明了包装产品，且也重点突出了产品的真实感。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具象的绘画手法表述产品的意思。因为绘画的方法具备很强的直观、趣味性，所以，其也是宣扬和推广产品最好的方式之一。 3茶叶包装设计中图形视觉展现的方式 在茶叶包装设计中，通过图形视觉可以正确且快速地将产品的属性特点表述出来，进而起到传输产品信息以及美化产品的作用。无论是采样什么风格的包装，其重点是具备较为独特的灵魂以及思想，是不是经过图形等视觉元素的创设和应用传递一种美的视觉。针对包装图形的创新来说，深刻的含义与丰富的设计意境采用到简单的图形之中较为关键。一则是为更好的适应现代化信息量大、节奏快的社会需求。二则是经过图形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特征所决定的。由于图形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直观的表达形式，所以在进行实际包装设计当中，需要具备一定的方法。 3.1通过图形摄影来传递信息点 包装上的图形需要具备真实性，并且可以准确展现包装内的产品。那么就可以采用图形摄影的方式，由于我国茶叶包装设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市场上有很好的反响。尤其是当今摄影艺术的进步和发展，给图形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方法。经过摄影，能够真实的展现出茶叶的色彩和质感、以及将茶叶进行冲泡时候的茶汤色泽、形状、茶叶的生产地、风土等等。比如武夷山的大红袍；洞庭湖的碧螺春；杭州的西湖龙井等等。在进行销售茶产品销售包装中配上茶叶生产地的风景图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茶叶在产品架上的吸引力。所以，通过图形摄影可以给消费者传递出茶叶的基本信息，可以有效提升消费者对茶叶的购买程度。 3.2独特的视觉感受 在包装设计中图形视觉展现中，采用鲜明的视觉形象是包装设计最佳的广告，在当今的包装设计中，不会被包装商品的信息内容传递所限制。而什么叫独特呢？就是不仅仅是所用图形的简洁或者图形的复杂。简洁的也可能是具备独特性的，当然也可能是平凡的；较为复杂的可能是新颖的，但也有可能是朴素的。那么要做到既简单又有独特，只有通过明确且独特的视觉效果才可以让设计的产品在繁杂的包装中跳出来，表现出独特的美感。 4结束语 由于茶叶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所以人们对茶叶的包装设计除去美观以外，还需要关注到茶叶的文化，通过对茶叶文化的充分了解，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茶叶的文化知识来丰富包装，确保茶叶包装的合理化。文中所提到图形视觉只是茶叶文化的一部分，还有色彩视觉、文字视觉。所以需要相关设计者将这些视觉搭配起来。除了茶叶的外包装之外，商家应当确保其质量，这样才能为茶叶拓宽市场。 作者:吴亮 单位:东华大学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与摄影艺术的关系 摘要：如今人们在选购茶叶时，不仅考虑其产品类型，同时对茶叶的外在包装和形象展示也有较高要求。因此，合理优化茶叶包装形象，完善设计思路，对整个茶叶品牌化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此外，当前整个摄影艺术也在处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是摄影器材，还是摄影理论艺术都与以往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在探索茶叶包装设计思路时，可以将摄影艺术与其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合，最提升茶叶包装的品质与内涵。本文拟从当前茶叶包装设计要求分析入手，结合分析茶叶包装设计与摄影艺术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应用摄影艺术对茶叶包装设计工作的相关影响和价值。 关键词：茶叶；包装设计；摄影艺术；关联性；品质内涵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成熟，如今各种类型的商品屡见不鲜，同一类商品也有各种不同风格和特点。从某种程度上看，产品的包装设计能够为消费者理解商品特点元素，提供重要帮助。在产品营销推广过程中，其外在包装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有效应用外在包装设计，能够为产品内涵丰富、品质感增强提供有效帮助。因此，如何才能有效提升自身品牌形象，就需要有效借助包装设计这一工作思路，完善具体设计工作。 1当前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的相关要求分析 随着茶叶产业发展不断成熟，如今各个茶叶企业都认识到消费者对产品健康和安全性的重视，因此，大多都能注重茶叶产品品质的把控。但很多企业在茶叶包装设计工作中缺乏相应认识，很多茶叶产品包装设计工作简单、草率。还有一些直接抄袭其他茶叶包装设计，这不仅与茶叶企业现代化发展要求不符合，同时对自身产品市场影响力提升没有任何作用和价值。而随着当前人们茶叶消费理念日益理性，当前人们对茶叶的外在包装也有了更高期待。因此，茶叶企业要想让自身产品能被市场消费者所认可，就必须通过优化自身包装设计工作思路，改善包装。当前商品市场发展日益成熟，各种商品充斥市场，如今任何一种产品要想获得市场认可，占据竞争主动权，就必须充分注重自身品牌建设，通过实施品牌化发展战略，从而为产品的价值内涵丰富提供有效保障。从目前我国茶叶产业发展状况看，大多茶叶企业都未实施品牌化发展战略，其对包装设计与茶叶品牌化战略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度不够。以至于整个茶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发展并不占据优势。对茶叶企业来说，想要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从品牌战略构建入手，构建品牌，就必须通过赋予其中相应的内涵，结合包装设计工作的有效开展，从而为茶叶品牌塑造奠定重要基础。此外，从目前消费市场不断发展变化来看，消费者不仅对产品的品质和健康有相关要求，同时对产品本身的品质内涵也有深层次要求。对我国茶叶产业发展来说，其发展历史悠久、体系成熟，但随着人们消费需求和理念不断成熟，加上国际茶叶行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茶叶生产经营过程中暴漏的问题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问题就是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多数茶叶企业未能形成必要的产品包装意识，多数茶叶产品包装简单，缺乏融入人们需求。在茶叶产业品牌化、链条化发展背景下，我们必须充分完善其包装设计思路，通过有效选择元素，从而实现其产品品牌化发展战略。当然，在充分了解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的相关背景之后，我们要认真探索如何具体实施这一工作。首先，对于品牌茶叶来说，其价值和竞争力不仅在于茶叶，同时也和品牌形象、外在展示有很大关系，因此茶叶企业想要实现其品牌化、现代化，就必须充分注重包装设计对其产品形象的影响。因此，在开展茶叶包装设计时，必须充分有效应用其造型和色彩手法，结合各种先进设计理念的应用，从而有效诠释茶叶自身所蕴藏的文化美学。其次，在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时，还要注重对自身桥梁纽带作用的有效展现，通过打造紧密联系消费者与市场的茶叶产品，从而为茶叶产品营销提供重要帮助。最后，当前想要构建有影响力的茶叶品牌，就必须注重茶叶文化底蕴、内涵价值的有效输出，只有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茶叶产品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才能最终提升消费者的认可度。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各种适合茶叶包装设计工作有效开展的技术和元素，通过具体融入，从根本上实现茶叶企业市场化、品牌化发展。 2茶叶包装设计与摄影艺术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 无论是茶叶包装设计，还是摄影艺术，实际上都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的产物。想要充分做好茶叶包装设计工作，需要摄影艺术为其提供良好支撑，同样摄影艺术也需要结合相关应用载体，实现自身创新、发展。而想要对其两者进行有效融合，需要深度解析两者的含义和具体关联。 2.1茶叶包装设计概述 包装，是一种产品外在，是消费者在无法品鉴产品内容时的主要依据，因此做好其包装设计，就需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既要充分有效表达产品自身的特点和内涵，同时也要对消费者的感知需求进行合理把控。随着消费者对茶叶包装要求日益提升，我们进行包装设计时，选择优美的图案内容，优化包装色彩应用等等一系列先进理念逐渐成为茶叶包装的新要求。清晰美观的图片、照片能让消费者有效将茶叶与生态、健康养生相关联，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内涵的认知。如今整个时代的产品内容日趋丰富，无论是图画，还是色彩、图片等等，都成为外在包装和形象设计的代名词。但我们应该看到目前茶叶包装设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一定不足，很多茶叶企业不能够结合茶叶实际进行包装设计，存在夸大现象。而还有一些茶叶企业在进行包装设计时，忽略了对消费者需求的具体融入，其产品的整个包装设计未能充分有效的展现产品应有的内涵，而在茶文化元素的融入上，也极为缺失。因此，亟需相关技术，丰富茶叶包装设计思路，优化相关理念。 2.2摄影艺术概述 所谓摄影艺术，其是一门体系化的艺术类型。首先从其艺术特征来看，整个摄影艺术有着先进艺术特色，其创作素材就是拍摄物质形成照片，通过结合色彩对比度等要素照片内容进行优化处理，从而增强拍摄物的艺术感。充分应用拍摄艺术，能够让整个照片完全超出产品本身的视觉感官，通过摄影技术和器材的有效应用，将使得商品的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其次，摄影艺术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其在相关摄影理论指导下，能够直接有效对产品的颜色进行搭配，从而改变其他设计理论下，色彩较为单一的现状。同时，设计者可以借助产品的颜色搭配选择合理的色彩。而目前在我国摄影艺术应用度还不够，同时该艺术在应用过程中，缺乏具体融合，以至于该艺术的应用优势未能被充分展现出来。如果在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能够充分有效应用摄影艺术，那么将大大增强茶叶包装的色彩和艺术美感，不仅能够大大提升茶叶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也能有效推广和普及茶文化。 2.3茶叶包装设计与摄影艺术关系概述 通过对两者的内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其关联主要表现在：首先，茶叶包装设计与摄影艺术之间相关影响，互相补充。拍摄出优美的图片需要素材，而对物质素材进行外在包装，需要相关艺术进行深化。因此想要做好茶叶包装设计，就需要充分发挥摄影艺术，通过对茶叶的特点和优势进行有效包装及推广，必然能够有效提升茶叶包装设计的效果。其次，两者相互结合，能够有效丰富产品的内涵与价值。无论是包装设计艺术，还是摄影艺术，实际上其中都包含了丰富的艺术特征和内涵价值。因此通过使用摄影技术对整个茶叶产品中想要集中推广的优势进行重点宣传，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茶叶的认知。此外，茶叶包装设计想要与实际销售相结合，就必须融入相应的茶文化内涵，赋予产品相应的附加值。最后，应用茶叶包装设计和摄影技术都是打造精品品牌，提升茶叶品牌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摄影艺术以其丰富、强大、时代化的特点向我们生动形象的展现了产品的内容，这无疑是向客户等量传递信息的最有效办法。将摄影技术与包装技术深度融合，向我们展现了更充分、更全面的产品内容。 2.4应用摄影艺术对茶叶包装设计工作的相关影响和价值 结合茶叶包装设计工作的重要性，当前我们在优化开展包装工作时，必须合理完善应用摄影艺术，通过合理巧妙的色彩搭配，从而为茶叶品质提升提供重要帮助。具体而言，有效应用摄影艺术，对茶叶及茶叶包装设计来说，产生有效价值和影响。将摄影技术充分有效应用到包装设计工作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丰富了其产品的内涵。而产品内涵的有效丰富，将有效拉近产品与市场之间的距离，从而提升茶叶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市场转化率。此外，包装设计作为产品的外在表现，其最需要做到的就是为消费者呈现产品的内容和特性，当然在传递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合理化包装。良好的包装是提升消费者认知和产品层次的必然要求。摄影技术无疑就是从客观实际中取材，在结合专业技术进行优化的一种艺术，因此如果能够将其充分有效应用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势必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最直接、最全面、最丰富的产品内容。 3结语 当前茶叶产业正在经历迅猛发展的机遇期，无论是人们日益成熟的茶叶消费理念，还是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优化，如今都有利于整个茶叶产业生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对茶叶的包装设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想要做好茶叶包装设计工作，更需要的是我们学会应用融合和借鉴。通过将各种能够丰富展现茶叶特点和内涵的元素充分有效融入到包装设计过程中，进而实现其包装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在各种可借鉴要素中，摄影艺术无疑是一种最具时代气息的要素，通过选取好的照片素材，将其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中，能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茶叶的特点和状况，实现产品信息的有效传递。 作者:魏舒娜 单位: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交互式理念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我国是传统的茶叶大国，无论是茶叶产品的具体种类，还是茶叶产品的世界影响力，都在全球极具价值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将交互式理念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不仅能够充分满足消费者自身的消费需要，同时也是当前茶叶产业优化升级的必然要求。本文拟从交互式理念的具体内涵分析入手，结合当前茶叶包装设计的具体问题和不足，根据人们对茶叶产品包装的具体应用要求，从而探究交互式理念在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思路。 关键词：交互式理念；茶叶包装设计；应用思路；内涵研究；消费理念 随着当前人们对健康养生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如今饮茶就成为多数人的消费理念和习惯。而人们对茶叶的认知需要也出现了相应变化，除了茶叶产品的具体品质要求外，其对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也提出了相应要求。从当前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具体状况看，其中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其缺乏对消费者自身消费理念的系统化融入，从而使得整个茶叶产品很难满足需要。因此，在茶叶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必须结合时代元素，实现整个茶叶产业转型发展。 1交互式理念的具体内涵分析 交互式理念实际上是一种交流互动式设计理念。其通过事先预测产品的应用体验感觉以及相关意见，从而为整个产品设计活动开展提供相应借鉴思路。当然，对于交互式理念应用过程而言，其主要关注消费者自身的体验感，因此交互式理念想要实现自身设计效果，其关键就是要从产品的应用属性出发，通过有效融入，从而实现交互式理念的最佳应用。在交互式理念应用过程中，其需要将人们所期待的使用方式进行融入，尤其是要人们对产品应用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质性融入。当然，在交互式理念应用过程中，想要实现最佳效果，其关键在于尊重使用者的具体应用需要和心理期待目标，通过实质性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设计活动效果。客观的说，对于产品设计来说，其通常具有相应特征和具体的应用属性，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设计效果，就不能简单开展设计活动，必须形成独立完善的设计形态和价值理念。当然，在应用交互式理念，具体开展设计时，其还要将该产品的具体发展趋势与其相融合。只有与发展趋势相融合，才能从根本上满足设计需要。交互式理念实际上是设计者与消费者互动的理念，而更为重要的是其需要对消费者自身的理念进行有效考虑，当然想要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需要做到如何优化产品使用，同时令消费者感受到整个产品应用的价值和应用优势就极为必要。在应用交互式理念时，其需要对整个产品设计进行有效了解，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具体的行为特点进行充分了解，通过有效融入和实质性增强，从而实现最佳设计效果。客观而言，对于整个产品来说，其应用交互式理念的最佳应用目的在于能够让消费者与设计者对产品的特征及内涵形成有效理解。 2当前茶叶包装设计的具体问题和不足分析 对于茶叶产品来说，包装设计活动关系到整个茶叶产品的外在展现，同时其更是茶叶产品价值内涵的有效诠释，因此完善的茶叶包装设计关系到整个茶叶产品的具体营销。但是从当前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具体状况看，其存在相应的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目前缺乏对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价值的有效认知，因此无论是茶叶产品包装设计的具体思路，还是相关设计元素，都较为匮乏，这使得整个茶叶包装设计缺乏应用的价值展现，当然对于茶叶包装设计活动来说，其想要实现理想的价值效果，必须注重将具体的设计理念融入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中。其次，目前在开展茶叶包装设计活动时，缺乏对消费者消费理念的有效融入，尤其是未能将消费者的生态绿色消费理念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中，因此整个茶叶产品的包装与实际需要缺乏实质性融合。客观的说，当前整个茶叶产品在进行包装设计时，如果不能将消费者的客观需要予以有效展现，其根本就无法满足产品营销的具体需要。尤其是随着当前生态绿色理念不断成熟，如今想要实现理想的茶叶产品营销效果，都必须注重对具体消费理念进行创新完善。最后，对于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来说，当前其在开展过程中，缺乏对时代元素的实质性融入。所谓实质性融入，其主要指的是要将科技元素和时代设计理念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但是从当前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具体状况看，其在开展时，不能有效创新，无论是具体的设计理念，还是整体设计效果，都存在较为严重的盲目抄袭现象。同时，具体的茶叶产品包装设计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更是未能注重设计创新，缺乏科学元素的必要应用。 3当前人们对茶叶产品包装的具体应用要求 我国是传统的茶叶大国，无论是茶叶产品的数量，还是整个茶叶产品自身的品质内涵，其都形成了系统化的元素体系。而随着目前人们对健康养生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饮茶作为自身健康生活的重要要素。尽管当前整个茶叶产品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机遇期，但是从目前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开展状况看，其与人们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电商模式经营日益成熟，如今整个产品包装设计水平实现了实质性提升，特别是在设计素材应用和包装设计理念应用更为成熟的今天，人们对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有了全新期待。可以说，创新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思路就极为必要。当然，优化茶叶产品的包装设计工作，不仅是满足当前整个茶叶产品市场营销活动开展的具体需要，同时也是当前整个茶叶产品市场经营过程中的客观需要。对于茶叶包装设计活动来说，完善包装设计理念，创新包装设计元素，能够实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从产品内在品质到外在形象展现的实质性提升。当然，客观的说，目前在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其需要创新的根源在于消费者的心态实现了实质性变化。随着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日益成熟，各种茶叶产品的类型和品质内容日益丰富，尤其是整个茶叶产品体系的实质优化，为消费者选购产品提供了实质性帮助，而这也是消费者选购的具体选项和余地进一步增加。客观而言，目前消费者在选购茶叶产品时，其对产品的人性化和生态化元素也有着较高要求，当然在当前整个茶叶产品生产设计过程中，通过融入新奇元素，融入消费者自身的心理要素，也是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具体要求，而交互式理念就是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的具体要求。通过将消费者自身的需要与具体的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相结合，必然能够有效满足消费者的具体茶叶消费需要，同时使用交互式理念，开展包装设计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是认知整个产品营销过程中，具体营销关系的客观要求。系统来看，当前在开展茶叶包装设计活动时，其需要将生态绿色元素融入其中，通过赋予准确内涵，从而实现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理想效果。 4交互式理念在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思路 想要实现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实质性提升，不仅要注重各种设计元素的有效应用，同时也要充分注重设计理念的有效融入，而先进的设计理念则是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的灵魂和核心。因此选择合适的包装设计理念就极为必要。从当前整个设计活动的发展状况看，交互式理念是一种以包装设计活动开展，从而实现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理念上的有效活动，而对这一理念来说，其更需要的是将人性化理念融入到包装设计活动中，通过创新设计，从而提升产品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度。应用交互式理念，实际上也是当前整个互联网电商时代产品营销的客观要求。因此，创新茶叶包装设计工作思路，极为必要。在将交互式理念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应用效果，就需要做到：首先，要将消费者自身的消费理念融入到整个设计活动中，尤其是结合当前人们对健康养生认知日益成熟，在当前开展茶叶包装设计活动时，需要将各种与茶相关的元素融入到整个设计活动中。此外，结合以往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想要实现理想的设计效果，必须注重对相关设计情感和价值内涵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设计过程中，虽然是茶叶产品，但是其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理念，因此想要实现理想的包装设计效果，就需要将茶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系统化融入到整个具体包装设计过程中，通过理念融入，从而实现茶叶产品包装的理想效果。不仅如此，对于茶叶包装设计活动来说，合适的材料应用已极为必要。完善的包装设计材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产品设计的效果和价值，因此，想要展现其最佳设计效果，就需要选择合适的应用元素，从而将设计理念和思路融入到整个设计活动中。对于茶叶包装设计活动来说，想要有效应用交互式理念，其不仅要注重相关设计理念的有效融入，更要注重将发展趋势融入其中，对于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时，其要将人文理念和相关设计个性特征系统化融入，从而为整个茶叶包装设计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 5结语 饮茶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生活理念，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如今人们在生活时，对茶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当前包装设计理念及设计水平进一步提升，如今在开展设计活动时，其需要通过丰富设计元素，将消费者自身需要和相关理念融入到整个茶叶产品包装设计活动中，从而实现茶叶产品从内涵到外在形象的系统化融合和提升。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将交互式理念融入到整个茶叶包装设计过程中，从而实现对消费者自身消费理念的实质性融合。 作者:唐娟 单位:湖北工程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V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商品的销量与众多因素有关，包装设计则是其中因素之一。当前社会商品的包装设计结合了视觉艺术以及其他相关的设计艺术理念，充分达到以设计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茶叶作为商品，其包装设计也是吸引消费者进行购买的重要因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VI设计成为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设计理念和基础，并且成功的VI设计在茶叶销量中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具体分析VI设计的相关概念及其特点，就其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结合实例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VI设计；茶叶包装；色彩；文字；图案 我国茶叶一直以来都享有美誉，其国内外的市场非常广阔。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环境下，销售茶叶不仅对茶叶的质量有要求，对其包装等方面也有许多新的要求。就茶叶包装设计而言，它在茶叶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包装及其设计不仅是构成产品质量的一部分，符合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产品包装设计还能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和品牌的知名度。而具体什么是VI设计，VI设计又如何体现和应用在茶叶的包装设计当中，就这些问题本文展开了具体阐述和深入分析。 1VI设计 VI全称为VisualIdentity，意为视觉识别系统，而VI设计则是指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在VI中包括了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基本元素构成视觉呈现和表达体系，VI设计能够将企业文化或者商品内涵等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形式或符号呈现给受众，VI设计可以充分体现出商品以及企业的形象。企业在树立自己品牌形象的过程中，VI设计往往是其首要的工作内容。一般而言，VI设计要突出极具传播和感染的效果，否则VI设计则是不成功的。本文以下从VI设计中的文字、色彩以及图案三个方面入手，具体阐述其设计内涵。 1.1VI设计中的文字 VI设计中的文字设计形式多样，既可以是不同的文字，也可以采用不同的字体，企业的VI设计往往是结合自身的名字、地址等方面进行文字设计。其文字设计要体现出企业或商品的类型以及相关的功用等，要具有明确的说明性。文字设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在视觉上传达企业或商品所要表达的东西，例如文字设计可以简约，达到让人一看就懂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将文字结构进行变化融入创意，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感觉。总而言之，企业或商品的文字设计可以按照不同的想法进行设计。 1.2VI设计中的色彩 VI设计运用色彩或者着重于色彩的设计也可以达到视觉识别的效果，根据色彩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不同的色彩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和效果不同。设计时，色彩要突出企业或商品区别于其他企业或商品的特性，并且在运用色彩的过程中要以国际标准色为基础，一般来说最好选择三种以内的颜色。1.3VI设计中的图案图案的设计与安排始终是要以商品的功用、企业的形象等为基础，图案设计的内涵可以从体现企业文化、精神等方面出发，以不同的图案造型呈现。图案设计要与整体的设计相协调，并且有必要的话还应当呈现出明暗、强弱变化，使整个设计图案有主有次，突出视觉图案的诱导效果，形成视觉上的冲击。综上对VI设计文字、色彩和图案的具体阐述，实际上VI设计的基础是企业或商品中所蕴含的信息，其文字、色彩以及图案可以按照此基础和一定的标准随性设计，其设计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造成人们视觉上的冲击以及突出企业形象或商品特色等，就可以认为是成功的设计。 2茶叶包装设计与VI设计 茶叶在市场中作为商品，其包装设计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装设计既要达到茶叶存储的性能要求，又要使得整个茶叶的包装设计具有视觉上的冲击，进而达到满足消费者对茶叶各方面的需求。茶叶包装设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包装材料材质以及包装图案等的设计。 2.1茶叶包装设计不同的包装材料材质 目前市场上关于茶叶包装设计类型多元，可以符合不同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按照茶叶包装设计的材质材料，其类型主要包括铁盒包装、纸袋包装、木制包装、陶瓷包装等。而按照不同材质材料的包装，其设计也有所不同，其中V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得以充分的应用。例如，在木制的茶叶包装中，VI设计按照不同的茶叶类型文字、图案按与色彩设计主要突出呈现的是古色古香以及简约大方的设计特点，并且包装设计也融合了茶文化特色，具体如图1所示：在纸盒或纸袋的茶叶包装设计中，设计风格和特色多种多样，这一类材质材料的包装设计更偏向于包装图案与造型的设计。依据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特点以及对包装设计的审美要求，茶叶纸盒或纸袋的包装设计更多体现融合茶文化以及现代气息的特点，以图2和图3为例：茶叶包装材料材质首先要满足茶叶在该类型材料材质的包装中不会发生霉变等现象，进而再在该材质材料上进行设计，体现出茶叶的文化内涵和概念，以包装上的视觉效果影响消费者或受众的行为。让茶叶既具备自身的功用，也让茶叶包装设计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 2.2茶叶包装中图案设计 茶叶的包装设计除了包装的材料材质之外，其图案设计也是包装设计中的关键部分。茶叶包装的图案设计主要涉及到的元素包括了文字、图形、色彩等，VI设计则主要依据茶叶生产经营企业特点针对茶叶包装融合文字、图形、色彩等进行设计。 2.2.1以茶叶包装中突出的色彩设计为例，以下是越南乌龙茶的包装设计图：在图4当中，其包装主要以绿色为主要设计颜色，其设计突出体现的是乌龙茶的生长环境，以及茶叶的形状。在包装设计当中其中的文字凸显的是茶叶生产经营的企业以及茶叶的名称，含有企业的特征与标志，该包装设计也充分体现了图案色彩有非常明显的强弱与主次之分整体而言整个包装设计比较精美 2.2.2以茶叶包装VI的图案按设计为例，随着人们对茶叶认识的深入，以及包装设计人员设计理念和手段逐步的更新升级，茶叶包装设计以更为艺术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看以下设计：在该茶叶包装设计中，其图案主要非常简单，并且与文字aberdare相互呼应，体现肯尼亚茶注重原生态的特色，并且以不同的颜色表现茶叶的特质，其图案运用更加贴近丛林的元素，红茶汲取火山的爆发力，绿茶汲取丛林的活力。其包装设计精致且小巧，不仅能体现出企业以及茶叶文化特色，还让人感到赏心悦目。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肯尼亚只是在茶叶包装方面就获取巨额的利润，例如肯尼亚茶叶包装巨头KenyaTeaPackers在2012年的营业利润达到了1.2亿先令。总而言之，各种因素使得茶相关行业不断发展，其中茶叶的包装设计也更多的呈现出艺术的气息，而V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处处都能体现，其应用极为广泛，也具有满足不同人群的审美需求的效果，并且其包装设计也创造出了一定的经济价值。 3V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就V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可谓缤彩纷呈。VI设计中各个元素可灵活使用进行设计，一般情况下文字、图案、色彩等会一起呈现在包装上面。有些茶叶包装设计的确十分精美并且极具创意，让人既爱茶叶本身，也爱其包装，放在家中或办公场所都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就此，本文以下则对VI设计在茶叶包装中的应用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探讨。就以上文中提到的越南乌龙茶的包装设计为例，其设计无论是在文字、图案还是颜色方面都体现出了V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我们现来看一组包装设计图片的。在这组图片当中，我们可以充分的看到其包装中含有标准字、标准色以及象征性的图案等，其文字设计直接明确展示了该茶叶属于越南的传统品牌，也表明了茶叶的名称，即设计中的“CauTre”、“TraOolong”等字样。设计中的颜色主要以绿色为主，呈现的是越南乌龙茶种植的环境，而它的图案则主要以茶叶的形状呈现。越南传统品牌CauTre乌龙茶包装是由设计师Anthony设计而成，在设计当中充分体现了关于越南茶包的特色。例如设计中呈现的大规模的天然茶园、天然的采茶工艺等方面的信息，而其侧面的茶叶的形状则又似乎告诉人们其中的茶包是精选原叶的缩影，其茶包也以茶叶的形状呈现充分显示了茶的特点。整个的包装设计从里到外兼顾了信息的传递与设计的美感，让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因此，可以说该茶叶包装VI设计是成功的。因此，根据以上V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成功的VI设计主要在视觉上给人以冲击，并在人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从而会在很大向程度上引起人们欣赏以及购买的想法。当然，要真正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的设计人员结合产品及其企业文化、特点等进行设计，在设计时也需要一定的灵感和经验。 4结束语 当茶叶经历销售这一环节过程中，茶叶的包装设计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生产厂家或企业要重视茶叶的包装设计，而目前茶叶包装的VI设计是许多设计师青睐的设计基础和理念，如何将VI设计充分融入茶叶当中也成为许多设计师关注的重点。本文就VUI设计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分析实际还不全面，但希望能以此为茶叶包装VI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陈家鹏 单位: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茶叶包装设计可持续研究 摘要：随着茶叶市场竞争的加剧，对于茶叶包装设计与现代人生活体验的联系日益密切，茶叶包装不仅要体现其自身的独特品质与地理文化特征，还要从包装视觉传达上，融入可持续设计理念。可持续设计作为茶叶包装的新方向，需要从其内涵及设计要素入手，通过材料、形式、结构等方面融入可持续设计方法，增强茶叶包装的"适度、健康、可回收"价值，体现与自然相互协同互补的共生境界。 关键词：茶叶；包装设计；可持续性；应用研究 包装作为产品的重要属性之一，在推进商品交换及强化产品价值功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现代包装产业的发展，包装学与材料学、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融合，催生了包装技术与艺术的发展。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品种繁多、各地茶叶包装设计形式多样。茶叶包装不仅体现在产品质量与茶文化的推广，也体现了独特的地域历史和生态体验，同时也是包装视觉语言的重要内容。可持续设计理念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在提升产品品牌价值的同时，也推动了茶叶包装设计理论的丰富，更是从缓解当前环境污染实践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设计道德观。 1可持续性设计理念内涵及要素 作为构建茶叶设计策略的主导思想，可持续理念将茶叶设计与环境、经济、道德、社会等问题融入其中，并从引导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中，强调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性，人与环境的和谐相生。也就是说，对于茶叶包装的可持续设计内涵，主要体现在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四个属性上。 1.1可持续设计的内涵 从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保护地球》以来，将“可持续”定义为“改进人类生活质量，不超过生态系统自身发展的承受力”。[1]随着新人文主义理念的兴起，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在以物质为载体，以产品或服务来构建“可持续解决方案”，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作为改善人居社会环境的有效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降低对资源的虚耗成为现代设计实践活动的最终目标。[2]可见，对于可持续设计，其内涵体现在三点：一是保护环境，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二是强调再利用、再循环，实现能效的最大利用；三是降低成本，减少潜在风险，提升商业竞争力。 1.2可持续设计的要素 包装业中的可持续设计，主要体现在对生态环境不带来污染、对人体健康不带来危害、对材料能够实现再生利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包装。日常生活中各类可降解、可回收的包装材料，以及具有可再生、再利用的包装结构方式，都是可持续设计的重要要素。如纸质包装材料，纸张属于环境友好型材料，特别是易生产、易储藏、易运输、综合成本低廉、且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丰富的设计空间性等特点应用广泛。还有竹质材料，利用自然筒状结构可以直接作为盛器，也可以将之剥削后编织成器，加之我国竹林资源丰富，易回收且具有良好的装饰性。 2茶叶包装应用可持续设计理念的价值意义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组织将可持续设计理念作为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的核心，并从倡导自然、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对商品的质量、品质、包装等融入可持续理念，促进环境与经济、环境与资源、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和谐发展。其价值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可持续设计理念强调对环境的保护。现代包装工业的发展，在为人类提供方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包装材料加剧了人类生活环境的污染。日常生活中，对于泡茶人随意丢弃的塑料包装袋，由于多数不具有可降解功能，将对环境带来持久性污染。据统计，以7g茶叶真空包装来计算，我国每年用于茶叶包装的塑料包装将达到上百万吨，其对环境的污染是无法估量的。二是可持续设计理念强调对消费者的理性尊重。从产品包装发展历史来看，茶叶包装从最初满足消费者物质使用之外，随着消费需求的趋向理性，越来越强调茶叶包装设计的人性化，必然促进茶叶包装业向可持续方向转变，特别是在抵制过度包装、倡导可持续消费观念下，消费者在茶叶消费中也积极配合国家提出的分类包装、包装回收机制。三是可持续设计突显产品竞争优势。国外包装业相关法律就包装的集约化设计要求较多，我国茶叶包装如果忽视国外包装法规，不利于茶叶的出口贸易。同时，在国内茶叶市场竞争中，各类包装材料及包装结构层出不穷，作为茶叶商品的重要属性之一，构建绿色、环保、可持续包装设计体系，对于提升茶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3茶叶包装可持续设计的原则 对于任何一件商品的包装设计都不是混乱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茶叶包装设计中引入可持续理念，从概念到内涵再到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要在具备茶叶保护与销售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包装设计方式来提升可持续性。 3.1环保性原则 茶叶包装的环保性，主要从包装材料的可降解性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设计师要从不同材料的物理、化学及环保性能分析上，遵循茶叶包装的设计特点，从新型环保材料、简便结构方式中来塑造独特的包装方式。如美国Metabolix公司研制的可再生玉米多糖生物降解材料，耐用性高，且具有无害降解。[3] 3.2可回收原则 对于包装设计中满足基本包装功能性、促销性的同时，要更多的提升包装的可回收性，特别是从资源节约使用上，最大化的实现资源价值。设计师在进行包装设计之初就应该将方便回收纳入到设计中，通过优化不同包装材料的合理配置来提升回收率。 3.3无害化原则 对于商品的包装在缓冲功能上多以聚苯乙烯泡沫材料为主，而对于聚苯乙烯，其降解周期达数百年。同时，聚苯乙烯本身重量轻、体积大，残余价值较低，国际上很多国家严格禁止对含氟氯烃聚苯乙烯材料的使用。 3.4可循环原则 可循环设计是基于资源回收及再利用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源置于开放式系统，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循环使用。如印度“Happy”工作室设计的购物袋，其重复使用率达到100%，每只购物袋都可以进行拆分，如告示贴、笔筒、书签等，既具有娱乐性、又具有实用性，深受消费者喜爱。 4可持续理念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对于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可持续理念，设计师在应用中要基于茶叶的地域性、时代性、社会性特点，从可持续设计理念指导下来贯穿于茶叶的包装设计中。可见，对于茶叶包装设计可持续性，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茶叶包装的影响，并从整体方案优化上来完善茶叶包装功能，提升茶叶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4.1在包装材料上渗透可持续理念 包装材料是进行包装设计的基础，材料的选择是满足可持续理念的前提，也是茶叶包装设计需要综合考虑的最复杂的任务。设计师要通过对各类包装材料的环保性能进行深入分析、对比，从可持续理念中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在量化包装行业中促进整个包装周期内对环境、生态的平衡。 4.2利用可替换材料来代替传统包装材料 对于茶叶本身具有吸湿性特点，且极易氧化变质，因此对茶叶包装材料的透湿率、透氧量提出较高要求。传统包装材料多采用复合薄膜、金属包装、纸质包装等材料为主，对于复合薄膜材料多是由2-5层单体材料复合而成，如聚乙烯、聚丙烯、铝箔、聚偏二氯乙烯等材料。铝箔和聚偏二氯乙炼的阻隔性最佳，具有良好的保色、保香效果；同时，以聚蔡二甲酸二乙酷为材料的新型聚酷树脂，耐紫外线照射、阻隔性能强、强度高，在防止茶变质方面性能优异。另外对于其他复合性包装材料，如内塑外纸、牛皮卡纸等材料，在包装设计结构、印刷及视觉传达等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4.3开发新型包装材料 随着低碳、环保理念的不断深入，开发新型环保包装材料成为发展趋势。如利用多层复合材料加充氮气的包装方式，成本低，且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以现代工艺生产的环保尼龙、无纺布材料，具有无毒、耐热、无菌等特性，且满足100%可降解，对环境污染基本为零。利用超声波无痕封口技术，不仅减少了传统封边宽度，还具有卫生、紧密、安全性，同时在视觉设计上具有较强的美感，不失为茶叶包装的理想材料。 4.4对本地域材料的利用 对于茶叶，如果包装不合理，会直接影响茶叶的色、香、味，也不利于长时间保存、运输及销售。因此，在加大新型材料开发上，结合地域实际，积极探索本土材料来创新包装设计。如利用竹子、竹笋、蚕桑等材料来进行包装，既能够降低包装成本，还能增强地域茶叶的特产优势。如利用竹藤等材料来制作竹筒普洱茶包装，选材天然，还能充分利用地域特色竹藤材料，古朴大方。对于笋壳，通常作为废弃物，如果处置不当还对环境带来污染。现代工业将笋壳作为加工材料，利用其韧性、可塑性来进行编织，以储藏普洱砖茶。再者，利用植物类纤维材料，如秸秆材料、废纸与淀粉制包装等。 4.5在茶叶包装结构上渗透可持续理念 包装结构是实现差异化、个性化包装设计的重要内容，合理的包装结构对于提升茶叶包装的可持续十分关键。如葡萄牙人JoanaCosta设计的立体三角形茶叶包装结构，引入多面体结构思维，既能够保护产品完整性，还能够节省包装材料，特别是在包装封面渗透极富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简洁而雅致。同时，在包装设计的外部结构上，要简化为主线，恰如其分的实现包装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统一。 5结语 可持续设计理念作为未来包装产业发展的总趋向，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能够从包装材料、包装结构等方面，全面渗透资源的节约和可循环利用理念，增强茶叶包装的简洁性、持久性、稳定性，传递环保精神，倡导节约思想，顺应茶叶包装与生态环境的协同统一。 作者:朱晓礼 单位: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茶叶包装设计论文:中国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现代茶叶包装设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主要是因为精美的包装可以提升茶叶产品的档次，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进而产生购买欲望。因此，茶叶包装设计必须要高度重视。在设计中，融入中国美术，可以大大提升茶叶包装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本文主要以水墨画为例，首先阐述了水墨画与茶文化的关系，接着介绍了水墨画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提现，最后探讨了水墨画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中国美术；水墨画；茶叶包装设计；茶文化 茶文化伴随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一同成长，并得到传承，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催生了太多关于茶的内容，形成了关于茶的一系列完整体系。茶叶包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从最初的贮藏存放功效升级成如今代表茶叶档次和艺术的理想载体。茶叶包装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产品的喜爱程度，在茶叶包装中融合什么样的元素，也成为茶叶包装是否成功的基础。文化与艺术的交汇，时常会迸发出璀璨的光芒。中国美术拥有久远的历史，最初是以物质材料为主的平面或立体空间的图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中国美术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基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美术所具备的特殊艺术性。当中国美术与茶叶包装相结合时，艺术的生命力得到了进一步延续，也使得茶叶包装具备更多的设计元素与灵感。通过中国美术，衍生出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种类，旧石器时代就有了关于美术的审美意识，到了新时代，彩陶的纹样日益丰富，十分生动逼真。在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中国美术中的水墨画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1中国美术水墨画与茶文化的关系 水墨画作为中国绘画的一种形式，其主要特色在于墨。最初的水墨画仅以水和墨为主要绘画材料。后来有了工笔花鸟画，即不再是单一的黑白色，而是颜色更加丰富。水墨画又称之为国画，将现实与抽象相结合，意境十足。水墨画强调墨的功底，如何用适合的墨画出浑然天成的效果，是一代又一代水墨画家不断去研究的问题。水墨画能够缔造出水乳交融的画面，使人真切感受到一种存在感。当水墨融合，总会很相宜，配以宣纸，更能体现出意象之美。今天的中国水墨画家不再局限于宣纸上作画，而是将作画的地点和材料不断创新和广泛化，所以，当水墨画应用于茶叶包装时，则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创意延伸。正是基于水墨画颇具传统的韵味，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亦是源于内涵的沟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文化作为其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延续历史的轨道走过了几千年，也因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受到一代又一代的人之推崇。从贵族到平民，无人不爱喝茶，茶成了雅俗共赏之饮品。古代诸多文人墨客，不仅喜欢吟诗作画，饮茶也是必须经历的环节，因茶而出现的美文诗句不计其数，因茶衍生的美德、品味、文化、礼仪亦是层出不穷。茶文化凝聚了道家、儒家等思想的精华，茶道使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茶艺蕴含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具有强烈的可观赏性。茶文化的种种体现与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处。茶是中国的国饮，水墨画是国画，二者兼具修身养性的功能。作画之人，若不能有平和之心，其最终的作品往往丧失了作品本该有的意境。画家需要以水和墨的有效融合，才能画出抽象和现实相结合的韵味，展现出画的特色，由此可见，只有清心、清净之心态，方可创作出经典制作。古之作画者，品一杯香茗，酣畅淋漓地作画，实在是非常和谐共生的画面。水墨画与茶文化，均是与水为伴，以水为媒，并贯穿着传统文化而紧密相连。水是生命之源，尽管它无处不在，但也因其独特的灵性而使人倍加珍惜。水墨画有水有墨，缺一不可，缺了水的水墨画，注定了没有灵魂。对于茶而言，若没有水，就无法见证其高贵的品质，就不会成为人们最喜欢的饮品。因此，水墨画和茶文化因水而拉近了距离，以高贵、传统而又自然的方式存在着，彼此通过真实的体验寻求人生那一份酣畅淋漓的快感。水墨画多以山水为主，表现了作画人追求自然的超然心境，而茶亦源于自然，古人以茶寄情，亦多以向往自然为主，因此，这二者又多了一种共同的属性。 2中国美术水墨画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呈现 2.1茶叶包装以水墨画为图案 现代包装设计，讲究的是“卖相”，即“卖相”好，就会有眼缘，进而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当代茶叶作为一种商品，其浓厚的商业属性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茶叶的包装设计必须要高度重视，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将文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美术水墨画与茶叶包装相结合，是文化、艺术与现代文化艺术的结合，也是文化与文化的互通。将水墨画设计成茶叶包装的图案，是茶叶包装常见的设计手段。水墨画作为中国的国画，具有很多代表佳作，从这些传世精品中选取，作为茶叶包装的图案，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软实力，精美的图案可以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力，取得良好的视觉效果。而且，由于水墨画自身具备的文化魅力和艺术价值，从根本上提高了产品的档次。有些水墨画图案并不是特别复杂，配以简单修饰，就成为精致十足的茶叶包装。 2.2茶叶包装的意境通过水墨画呈现 茶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其包装设计除了要注重“卖相”，还要有内涵，即意境。通过水墨画来表达这种意境再恰当不过。水墨画的黑与白是十分经典的颜色搭配，在绘画中颇受青睐。水墨画中的黑与白，不仅是指两个不同的颜色，而是力求通过黑与白，成就所有的色彩表达，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肉眼所能看到的颜色。着墨的力道，水分的含量，运笔的收放自如，构成了水墨画玄妙的意境和不可捉摸的韵味。因此，看似普通的黑与白，实际所蕴含的分量却很重。当水墨画的意境应用于茶叶包装设计中时，这种意境将得到巧妙的展现。包装首先要起到的是十足的视觉冲击力，而后是一种联想，这种联想是由消费者通过茶叶包装的意境自然联想的，往往呈现的是一种流连忘返的效果，使消费者犹如身临其境。 3中国美术水墨画在茶叶包装设计中运用的思考 3.1注重情感沟通 茶叶包装设计主要通过文字、图案和醒目的标志展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给人以良好的视觉冲击力。茶叶包装设计是一门学问，而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茶叶包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美术水墨画在茶叶包装中可以使其表现力更加多样化，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茶叶包装应注重与消费者的情感沟通，因为如今的消费者在忙碌之余，寻求的是一份倾诉的空间和放松的心情，当精心设计的茶叶包装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沟通与感动。在设计中，水墨画的恰当运用远胜于摄影的排版，因为真实的图片虽然真实，却忽略了意境之美。而水墨画却可以在水乳交融之间，使人产生联想，使茶叶包装的档次和价值得到有效提升。 3.2注重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现代茶叶包装设计既要有现代感，又要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方能彰显茶叶的特色。优秀的本质要保留，这样方能在国际市场中逐鹿，并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水墨画与茶叶包装相结合可以实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当印制精美水墨画的茶叶包装在柜台中陈列时，其周身所散发的或高贵典雅、或自然淳朴、或深厚的文化气息，会吸引更多消费者的目光。 3.3注重风格统一 在水墨画与茶叶包装设计相结合的过程中，要注意水墨画的风格是否与其相匹配。不是所有的水墨画都适合茶叶包装，因此要结合茶叶产品的特点，需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水墨画，二者风格和谐统一，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关于水墨画的恰当运用，离不开设计人员对水墨画和茶叶产品的深刻了解，具有丰富设计经验和很高艺术修养的设计者往往可以将二者有效结合，真正丰富茶叶包装的内涵。因此，在茶叶包装中结合水墨画，是一种拓宽设计思路和创新的体现，但如果不能做到恰当运用，就会产生“驴唇不对马嘴”的尴尬局面。所以，设计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茶叶包装运用水墨画是否美观，还要考虑到二者的风格是否适合，设计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消费者的挑剔眼光。 4结束语 总之，设计出使各方面都满意的茶叶包装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需要十分重视茶叶包装的设计。好的茶叶包装可以给人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和美的享受，使人们产生强烈的购买欲望，促进茶叶产品的流通，也带动茶文化的推广与普及。设计人员要高度重视中国美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以水墨画为例，设计人员需要吸取精华，并予以创新，匠心独运，这样才能使茶叶包装独一无二。 作者:张春新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一次对中国电影史的检阅 [摘 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有什么样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电影史。把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放到一个大众传播的视野中来考查，它包括了三个层面的选择：信息传播者的选择、媒介守门人的选择和信息接受者的选择。以上三个层面的选择形成一股合力使得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出现了部分信息的不真实和部分信息的缺失。中国需要一部融入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各层面，融汇内地和港台的综合的带有比较视野的“华语电影史”。 [关键词] 传播；选择；中国电影史 关于对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要“以史还史——它要求任何史家在主观上都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用史著者所在时代的流行观念去裁剪乃至‘塑造’历史”[1]。这样固然好，然而，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与研究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可能真正地“以史还史”，也不能做到历史的完全真实与客观。道理很简单，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历史是在被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构建某种历史分析而利用某个‘事实’时，这个‘过去的事实’才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在全部可用的历史资料中仅仅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事实’并不能自己说话，是历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历史论据的一部分让它们说话。”[2]史学家们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去剪裁历史、阐释历史。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与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又是相对复杂和多层面的。这里，我们把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作一种传播媒介，从资料搜集、编撰成书到它的传播过程，去研究一个动态的中国电影史中所存在的选择性。 一、信息传播者的选择 传播学的编码理论认为，语言是静态的、抽象的，而现实是动态的、实在的，而且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存在偏向因素。偏向就是信息的书写者、传播者存在着对所描述主体有利或者不利的选择。[3]在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和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对历史书写的缺憾和书写者对电影史各个时代各个细节的偏向性选择和按照编写者自己的逻辑或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去做出的选择。 （一）书写者对历史事实认识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电影传入中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电影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前的电影史如：“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福州路）青莲阁第一次放映电影；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却认为电影由香港转入中国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九年（1903年）的事。”[4]而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们翻阅了大量的报纸等资料最终确定电影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是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影片是穿插在‘戏法’‘焰火’‘文虎’等一些游艺杂耍节目中放映的”[5]8。到今天，对于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议，有许多电影史家还在进一步考证，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随着新的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考证，还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不只是对电影何时传入中国这一课题，而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许多其他事实也会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得到不同选择和更新的认识。 （二）电影和电影史观的不同造成的选择 前面我们说了，历史都是今人眼里的历史。所以电影史家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对电影史的书写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就电影的本质而言，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艺术和技术四个层面的内容。那么相应的中国电影史的写作也应该有这么一种考虑并融入四个层面因素的综合的电影史观。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他层面的因素，而无限放大其中的一个因素。 1.意识形态标准。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中社会文化功能（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的惟一评价标准。当时在电影界流行的一句话叫：“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6]。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正如李少白所说“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好到捧上天，坏到踩入地；右至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变天账’，左至社会主义‘庸俗社会学’”[6]。在谈到该书的局限性时，大家常说的是，得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主流的观念，当时的文艺观、电影观和电影史观。该书难免带上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印痕，在史料的选择、史实的阐述评价上就难免带上了一些左的思想。例如：人们常提起的，根据吴祖光的《正气歌》改编的《国魂》被评价为反动的影片；由《火烧红莲寺》开启的“火烧系列”武侠片，该书评价为：“这股邪风一直狂吹了四年之久”[5]136；开创了中国式谍战片类型电影，引起较大轰动的《天字第一号》，该书评价为：“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7]。正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一些研究“十七年”中国电影史的学者认为：“电影作为一维性的语言，即只是影片在‘说话’。一旦与新中国这一段意识形态起着超常作用的历史相结合，其结果必然是意识形态主宰一切，新中国电影史就其本质而言就必然成为一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史”[8]。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应该是：“进步”和“反动”。影片类型大体上有三种：进步电影、趋向进步电影和商业电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还没有超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著作出现。该书的极左，大家都知道了；对一些影片的评价不当、漏评也知道了。谁敢保证今天你来评论，再来重写就一定公允？其实，治史只是一种选择，一些人或者一个时代的选择。 2.艺术标准。“”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刚刚从“”中过来的中国电影一度特别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这一时期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拍摄了大量探索性的艺术片，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红高粱》《菊豆》等。在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电影史著作如：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等都特别看重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追求。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国家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核心,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历史题材电影未来趋向 对于这一年龄段的群体，拍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影片最合适，影片中战士们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会激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国家的繁荣发达而奋斗。相信这类影片，一定会受这一年龄段观众的关注，其观后感更是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社会工作群体社会工作群体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巨大的挑战。但是人类学家墨菲说过：“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不同社会独具一格的生活风尚和特征、行为样式和模式。”可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阶段的人们，一定要增大对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渊源流长和博大精深。例如史上的唐朝丝绸之路，它是如何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是如何克服困难险阻、又是如何将当时的中华文化传到国外，这些类型影片的播出都反映出中华文化深远的影响，更反映出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进而激励当代国人，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华文化的热情。 从观众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影片的魅力效应 （一）文化传播：满足了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有调查显示：文化程度不同最影响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选择，而获取历史知识、了解历史进程是观众观看历史电影的第一需要。教育程度不同的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兴趣度不同。首先，历史题材更吸引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次，观众文化水平越高，对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受程度越高。比起其他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历史剧在题材上对观众而言最为陌生，不论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是人物生活环境、背景等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从未感受和经历过的，人们总是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根据这种心理可以推测，观众迫切想要了解和体验的心态，而历史题材影片便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渠道。《花木兰》为我们细致地铺陈了木兰替父从军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使我们深刻地记住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伟大之处；《鸿门宴》为我们全面地呈现出了盛宴上的危机四伏，让我们明白了沽名钓誉的霸王项羽为何功败垂成……如果不是这些历史题材剧，我们只能单纯地从文学语言中去想象人物的形象，只能从黑白的照片中想象着那些遥不可及的轰轰烈烈的场景，而电影这门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用影像将文学语言中的人物转化为荧屏形象,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慢慢地品读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广大观众普遍认为，通过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可以很轻松地学习相关知识，丰富历史知识，增加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二）怀旧效用：补偿了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而历史题材影片恰好满足了中国大众这一心理需求，这是其他类型题材影片无法替代的。《建党伟业》为我们讲述了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为祖国赴汤蹈火、誓死保卫国家的感人事迹，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对其战友的怀念之情是深刻的。当然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观看影片后，便会更加感念党的丰功伟绩，怀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此时，历史题材影片的怀旧效应就彰显出来了。（三）入世作用：替代了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中国民众有着传统且悠久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人们学习求知不光是为了解释人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更重要的是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可以说，现代民众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是十分关注的。可现代社会中官员贪污、干部腐败等政治问题比比皆是，民众看到问题却找不到合理的解决途径，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只得在虚拟的世界中寻求正义。纵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很多影片都与社会黑暗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看贪官污吏最终绳之于法，看英雄好汉为民除害，观众们看了都觉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这就是这些电影的票房始终居高不下的一个首要原因，因而，也可以作为今后历史题材影片考虑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观众接受角度预见历史电影未来的走向 强化各种类型影片的创作一个好的剧本是一部电影成功的一半，我们应该根据观众对历史题材电影的需求来选择一个好剧本。既要做到文化传播、能够满足观众涉猎新奇知识的心理，又要达到怀旧效用，能够补偿观众重构历史传统的期望，还要起到入世作用，能够替代观众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可是现实情况却是好剧本难求，这就要求导演们在寻找剧本时不能马虎应付，而应该坚持精益求精的原则。积极应用3D、4D技术根据观众对影片展示方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提高影片的画面质量和增加电影的立体效果。而3D制作由于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欣赏视角，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3D制作是值得尝试和借鉴的有效模式之一。而4D电影相对于3D多的是灯光、音响效果以及水、雪、雾场景和适当震动感，其播出的影片真实感更强。未来中国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应该在这块下足工夫，相信前景会一片大好。 结语 翻看中国电影史，与其他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一样，尽管中间都经历过一段崎岖坎坷的岁月，但令人庆幸的是，最终它还是生机勃勃走到了今天，其取得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历史题材影片的发展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相对于其他影片，其更有一种厚重感，更肩负着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教育后人的重任。在好莱坞电影的汹涌攻势下，中国电影人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雪珺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中强盗片女性形象 【摘要】强盗片是伴随着美国社会现实以及技术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便已形成其固定的模式,而女性又是强盗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文章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出发,分析强盗片中的女性形象观众,及其引发的观众观影心理机制和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关键词】强盗片；女性形象；心理机制；意识形态效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美国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禁酒令的颁布,从1919年至1933年处于禁酒时期,所有酒类饮料制造、销售和运输都被禁止;二是1929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导致商业下滑,造成了大量失业。正是这种社会背景造成了强盗价值的建立--为实现“美国梦”,强盗们来到大城市,期待能够一夜暴富。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强盗的成功是不被社会容纳的。所以,强盗们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类型片对那些想要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暴富的人们说一声“不”! 在强盗片中,强盗们用非法手段暴富,他们从社会的底层一跃而进入上流社会之后,女人和枪支、汽车一样成为他强盗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Tommy(《人民公敌》)在做完第一笔私酒生意,穿上代表着绅士的西服,走进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酒店后,认识基蒂、艾伦;亨利(《好家伙》)不仅有爱慕他的妻子Karen,还在婚后拥有不止一个情妇;Tony(《疤脸大盗》)看上他老大的女人艾薇拉,这个女人在他成功后跟他结了婚。 强盗片中的女性以两种身份出现--亲人或者爱人:金娜是蒙大拿的妹妹(《疤脸大盗》)、汤米的母亲(《好家伙》)、康妮是教父的妹妹(《教父》)、苏利文的妻子(《毁灭之路》);伊迪是尼尔的情人(《盗火线》)、艾薇拉后来成为蒙大拿的妻子、艾波洛尼亚是麦克唐纳的第一任妻子(《教父》)、凯是麦克唐纳的初恋情人,后来他们变成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教父》)。这些女人们在强盗们的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又或者她们仅仅是作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奇观”而存在吗? 一、男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列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 在以父系文化为中心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女人被作为奇观放入电影中,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的窥淫癖。而男性不会对男性的身体产生兴趣,因此,女性在电影中的出现,不仅满足电影中男性人物的欲望,更是通过观众对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认同从而满足男性观众自身的“窥淫癖”。 从强盗片中的女性角色看来,无论是Tommy的情人还是蒙大拿的妻子艾薇拉,或者麦克•柯里昂的妻子,又或者尼尔一见钟情的伊迪,无一例外都是很漂亮的。她们外型漂亮,衣着时尚,并和男主角相爱。而这些女性不仅成为电影中男性人物的色情对象,她们是强盗的情人--强盗用自己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满足这些女性的物质欲望,让她们过着像上流社会女人们一样的生活;她们满足了强盗们作为男人的一种征服欲和情欲,同时也满足了电影世界之外的男性观众的色情欲望。 “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的人物的色情对象,亦即作为观众厅内的观众的色情对象,因此在银幕的两侧之间存在着不断变换的张力。” 影院作为一个封闭的环境,电影中的世界与银幕外的世界被相互隔绝,而影院中的黑暗也为观众制造了一种隔绝感,并成为满足他们的“窥淫癖”的温床。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成为男性观众的银幕替代者,男性观众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到电影中的男性人物,对其认同后,通过电影中的男性人物控制故事进程并进行色情的观看,满足感自己的窥淫欲。 《美国往事》,35年后已经年老的“面条”重新站在他少年时经常偷看黛博拉跳舞的马桶上时,视点的置换让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了黛博拉跳舞的过程。 1、客观镜头,从仓库里,透过墙孔拍摄一双眼睛的特写,是老年“面条”的眼睛。 2、“面条”的主观镜头,透过墙孔看见黛博拉在跳舞,镜头逐渐推进,后停在一点上。 3、切到黛博拉的近景,黛博拉看向摄影机 4、客观镜头,特写一闪而过的眼睛。 5、客观镜头,眼睛又转回来继续偷看,只是换成了儿时的“面条”。 跟着不断切换的视点,观众的身份也不停的在旁观者和“面条”之间不停变换。当镜头切换为面条的主观镜头时,观众也和“面条”一起偷看黛博拉跳舞,以及换衣服的过程。 二、女性观众的认同和满足 “在女性气质开始发展之前的某一时期--即所谓的阳具崇拜时期,即使在女性身上,想要变成男性的渴望,也是与她的自我相协调的。” 首先,在以父系文化为主社会中,影片中男性视点的快感是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无论是男孩或者女孩都经历了男性(阳具崇拜)时期,女性气质是由男性气质产生的。女性在弗洛伊德所说的“阳具崇拜时期”本身就有一种变成想要变成男人的渴望;其次,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一书中,“男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而女性没有被建构为一种差异,只是被界定为男性“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对立物”而存在,这一界定,使得女性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摆动。大部分故事片依照的是“主动性/男性”这一成规来建构的,故事提供了一种主动性视点的认同,所以即便是女性观众也总能够适应这个成规,把自己当成男人一样与男主人公产生认同。 “那些故事的''''语法''''使读者、听众或观看者与男主人公站在一起,而电影院里的女性观众不仅有自身的记忆,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使她适应这一成规,以减轻她从本身性别转换到另一性别的痛苦。” 因此,当女性观众在观看被作为色情编码放入银幕上的同性时,首先从“男性”的角度来欣赏银幕上的女性形象,满足自己作为“男人”的偷窥欲望,女性观众甚至可能会同男主人公秘密地产生认同。 其次,女性观众会在“主动与被动”这一具有对立关系的两者之间不停转换,时而女性气质占优势时而男性气质占优势。当女性观众的“女性气质”占优势时,她又从强盗片中获得怎样的快感呢?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女性(无论是亲人还是情人)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有责任心,同时又拥有权力和地位,他们不仅给女人提供金钱,还付出感情。而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强势的追求下投入他的怀抱,她们漂亮、柔弱的“女性气质”与阳刚的“男性气质”相契合,对男主人公同样付出感情,通常女主人公会答应男主人公的求婚。此时,在“女性气质”占优势的女性观众中,她们由于有着“正确的女性气质”而跟女主人公一样,与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结合在一起。 karen受辱后给亨利打电话,亨利让她先回到自己的屋子去。karen从窗子里看到亨利用自己的枪把侮辱她的男人打得半死,当亨利把枪递给karen时,karen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害怕,相反的她接受了亨利的并为其倾倒最后嫁给亨利。 BV当看到影片中男主人公为保护女友去揍人的时候,女性观众内心“女性气质”会在此刻占优势,女性内心渴望被强势的男性保护的欲望显现出来。而karen是得到保护的女性,因此女性观众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karen身上并得到满足。 蒙大拿一成功之后就找到妹妹和母亲。他不顾一切的爱护自己的妹妹,看到一个男人对金娜意图不轨的时候,他把那个男人狠狠地收拾了一顿。当他在失踪几天的曼尼家里看到穿着睡衣的金娜时,他愣住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跟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强盗结婚。于是,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好朋友--金娜身边的曼尼。 让自己的愿望通过投射到银幕上的女性身上得到实现。女性观众正是通过自己银幕代替者--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谈了一次浪漫的恋爱。 尽管如此,黑帮电影中的女性仍然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她们也被摒弃在男性血腥的世界之外。Tommy对艾伦虽然有感情,但是一听说好友纳尔森被他自己的马摔死了后,二话不说离开艾伦家,去跑马场买下那头摔死纳尔森的马,把马杀掉(《人民公敌》)。麦克•柯里昂杀了妹夫卡洛,面对妹妹和妻子凯的责问,他拒不回答,在凯一再追问下依旧谎称自己没有派人杀卡洛。尼尔在认识伊迪之初编造自己的身份,他的身份揭穿后,伊迪打算和他一起离开,此时尼尔却看到跟踪而来的警探(艾尔•帕西诺饰),他转身离开了伊迪。 小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强盗片同好莱坞的其他类型片一样,仍然是以男性快感为中心,女性只是作为一种满足男性快感的色情形象放进电影中。 三、意识形态效果 根据苏姗•海瓦德在电影学关键词中论述强盗片中的女性“与男主角有浪漫关系的女人的作用在于赢得观众的心,他们爱屋及乌,甚至会同情和理解强盗:当武装到牙齿的执法者包围这对筋疲力尽的情侣时,强盗经常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通过对电影本文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强盗片中的出现并非仅只是作为一中色情编码而存在。事实上,她们的存在对强盗们的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代表着道德秩序给予强盗们关怀。 首先,在强盗的血腥生涯中,女性的出现为他们带来极少的宁静,成为强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 麦克为父报仇杀了索拉索后,为躲避风头而回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邂逅了美丽西西里姑娘艾波洛尼亚,麦克对她一见钟情,并在她父母的见证下跟她恋爱,举行婚礼。这一段中导演使用意大利音乐家Ni?oRota创作的“lovethemeformthegodfather”,一首具有典型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塔朗泰拉风格的曲子,用意大利传统乐器曼陀铃演奏,节奏舒缓且深情。在充满阳光的西西里岛上,麦克过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平静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打猎、娶妻,远离血腥。然而,当艾波罗尼亚被麦克身边的奸细害死后,他平静地生活就此结束。麦克回到美国和凯结婚,成为新一代教父。 尼尔和伊迪偶遇,他们的交谈让一直保持警惕的尼尔放下戒心。在伊迪山顶上的家里,两个人站在阳台上俯瞰夜色笼罩下的城市,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自己的家人。刚刚经历过一次生死搏斗的尼尔,得到片刻的安宁,这里没有城市里嘈杂的车声和人声,也没有枪声和打斗声。尼尔说菲济有一种会发光的海藻,每年会浮出海面一次,像极了这城市的灯光。 当尼尔请求伊迪和他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去新西兰,这样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获得新生。伊迪答应了!(《盗火线》) 蒙大拿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妹妹,当他在夜幕下开着自己的豪华车来到她们的住处时,城市的灯光氤红了半边天,为夜晚增添了些许暖意。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这里同样很宁静。他的母亲了解到他这些钱是怎么得来之后,拒绝再跟蒙大拿来往。从此,他没有家可以回,金娜被带到他的社会中去。而蒙大拿回家时的这段音乐在后来的影片中再也没出现过。(《疤脸大盗》) 亨利、汤米、占米三人开车出去埋尸时,路过汤米的家。汤米家只有他的母亲。在汤米的母亲看来他们和普通人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刚刚杀完人。汤米的母亲给他们做饭,催促汤米赶快结婚,讲笑话给他们听,给他们看自己的画。依然是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亨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关怀。这时的情景与他们刚做过的事和即将做的事形成强烈对比,也和停在屋外的车里发出的碰撞声形成反差。这近三分钟的时间,在他们的生涯中似乎再也不会有了。(《好家伙》) 其次,女性还是强盗们所犯下的罪过的承担者--特别是帮派之间的火并行为。对强盗的所作所为几乎毫不知情的女性,往往仅只因为她是强盗的女人而被毁灭。 夜晚回到家的伊芙,看到床上有一个枪眼组成的人的形状。来追杀“面条”的人就躲在他家,他们再三追问伊芙都没有得到“面条”的去处,后把伊芙杀死了。(《美国往事》)新晨 麦克•苏利文和唐纳出去执行任务时,被藏在车内的苏利文之子麦克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为了避免泄漏消息,心狠手辣的唐纳趁苏利文不在家的时候,杀了苏利文的妻子和小儿子。(《毁灭之路》)亨利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方追捕,一家人陷入贫困之中。担心亨利成为警方的证人占米对他起了杀心。知道自己境况不妙的亨利让Karen代他去找占米拿钱,这让karen差点成为亨利的替死鬼。(《好家伙》) 蒙大拿深爱他的妹妹,他害怕自己的妹妹受到伤害。当看到好友曼尼和金娜在一起时,他没有听任何解释杀死了曼尼,这一行为让金娜接近崩溃。金娜穿着睡衣来到蒙大拿的房间时,他的对手也潜进他的房间,在他眼前杀死了金娜。(《疤脸大盗》) 艾波洛尼亚和麦克•柯里昂结婚后,就被前来西西里追杀麦克的人炸死在车里。(《教父》) 结论: 强盗们的成功方式--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美国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合--注定他们要被毁灭。当看到强盗对女性--无论是亲人或情人无微不至的付出时,观众们也看到了嗜血如命的强盗们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他们人性中除了兄弟道义之外的闪光点。如果不是对妹妹极深的爱,蒙大拿也许不会死;尼尔留下伊迪一个人,是为了不把她卷入危险之中。不过强盗们通常死得都很孤单:Tommy被仇家杀死后,尸体扔在家门外;蒙大拿被对手乱枪射死在自己的豪宅里,死的时候他的妻子艾薇拉、妹妹金娜都离开了他;尼尔抛下伊迪在医院,自己在机场里被警察击毙;不可一世的柯里昂死时,身边只有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小孙子。就连《邦尼和克莱德》这对一起犯罪的雌雄大盗,被警察射杀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汽车里,一个人在汽车外。尽管麦克•柯里昂没有死去,但他形影单只,精神孤独,这也是强盗片将强盗们推出主流社会的另一种方式。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文化变迁 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二、新生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赞颂之歌 抗战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对于一个参与过抗日战争、紧接着又通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政权，经过28年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建立的这个新生国家历史认识的基础，因而表现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仅在1949—1952年间，东北、北京、上海和文华这四家电影制片厂，就先后拍摄了《回到自己的队伍来》、《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关连长》等包括抗日战争题材在内的战争片25部，占这几年全部影片数量的40％左右。总的来看，与30年代相比，“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表现中心并非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而是将其整合在新生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权威话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建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即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的一部分，一个链条或者说是一个环节。 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权威历史观的指导下，“十七年”有关抗战内容的电影从抗日主体、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影片主题、审美格调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一时期抗战电影所独有的特色。首先从抗战的主体来说，无论是《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女儿》、《卫国保家》，还是《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突出和强调抵御外来侵略的抗日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士或游击队员，共产党是维护民族大义的代表，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其次，在影片的创作中，往往是以“二元对立”即“我军”和“敌军”的艺术形式来结构影片，塑造人物形象的。“我军”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备受压榨的农民，他们出身贫苦，英勇善战，大公无私，忠实可靠，乐观开朗。这些人物也有显著的外在相貌特征：身材高大匀称，精神饱满，眼睛黑亮等等。“敌军”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汉奸，国民党军队及其特务，以及地主恶霸土匪等。这些人残忍、自私、贪婪、愚蠢，最终走向失败或灭亡。身材矮小肥短、贼眉鼠眼、凶恶丑陋，是标明他们邪恶本性的主要特征。这种艺术结构形式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这一时期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倾向。 英雄主义是“十七年”抗战电影的主题。抗战电影的创作者大多数来自解放区，比如凌子风、成荫等，他们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特殊的战争经历和文化背景，赋予他们认识战争表现战争的特殊审美观念。这种观念，首先表现在这些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前所述，抗战进行时期的电影人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没有参与过战争，他们往往以知识分子启蒙的视角去表现民族战争中民众的觉醒。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启蒙主题被迅速淡化或压缩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亲自参与过战争的电影创作者全心全意地赞颂和讴歌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这种赞颂的激情是普遍存在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时代情绪。比如郭沫若的政治抒情诗《新华颂》、胡风的大型交响乐诗《时间开始了》都将浓烈的赞颂之情熔铸在诗歌创作中。就连一向审慎的巴金也表示：“我的笔即使写不出振奋人心的‘热情的颂歌’，它也要饱蘸作者的心血写下一个普通人的欢乐和感激的心情。”（注：巴金《赞歌集·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与这些作家直抒胸臆对未来美好社会期待和想象的赞颂之情相比，经历战争风雨的电影人通过高山大川、蓝天白云、青松翠柏等中华传统文化所表征和认同的“宏伟崇高”物像，伴随激越高亢或深情婉转的民族乐曲，来表达他们对战场英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倾慕之情。《中华女儿》中，当八位抗联的女战士投江自尽、英勇牺牲之际，雄壮的音乐响起，画面上映现翻腾的江水，叠印崇山峻岭、蓝天白云物像，深情地传达出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狼牙山五壮士》还直接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寓意寄托景仰赞颂之情。影片开始，阳光从云海中穿透，照射在苍茫的山川之上。此时，浑厚的男中音响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接着介绍这首诗的典故，以古寓今：“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随着激情的朗诵，镜头从空中俯拍，画面横移，依次映现蜿蜒的河流、高耸的山峰、长城烽火台，岳飞题写的“还我河山”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并在仰拍的纪念碑上叠印出片名《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过程中，景别越来越小、镜头尺数越来越短，传颂的情感也越来越强烈。 乐观主义构成了“十七年”抗战电影的审美基调。由于八年艰苦抗战是以最终辉煌的胜利结束的，紧接着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又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十七年”战争电影的创作者也是新生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并不在意战争过程的残酷和艰险，甚至回避战争的暴力和血腥，而是特别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像前苏联电影《伊万的童年》等重在反思战争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影响、观照战争中的个体生命价值所不同的是，50、6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电影表现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群体风貌和战争的现实结果。此外，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突出集体主义的力量，英雄不会在战争中轻易死亡，即使死去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或雄壮的气氛来冲淡它的悲剧性。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价值在战争中受到的残害或损毁也因为集体最终的胜利而消解，其结果就是这种以道德价值的认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也消解了“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的悲剧美学效果，形成昂扬乐观的审美基调。 “十七年”战争电影的繁荣不只体现在战争电影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战争电影的艺术探索上。这种探索表现在艺术家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元素的借鉴和发挥上。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素有所谓“游侠”、“绿林”、“侠义”等题材，其艺术结构和审美范式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十七年”电影艺术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活泼自由、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并加以创新，打破了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一度过于刻板的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形成了中国特色战争惊险片的新类型。这类影片并不正面展现大规模的战争场面，而是主要选取游击抗战题材，设置非同寻常的情境和紧张曲折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类型突出甚至夸张的人物，极力渲染战争的传奇性和趣味性，也大大增强了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比如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那活跃在铁路线上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游击队员，其性格特征更像民间文艺中的“游侠”，不仅个个身怀绝技、浑身是胆，而且他们莽撞好斗、喝酒赌钱的草莽英雄习性，让观众更真切感受到传统“侠义”的动人魅力。《林海雪原》吸引观众的不仅是那五位个性鲜明的侠胆英雄，更是“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等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情节。而在《鸡毛信》展现儿童英雄机智灵活抗日的影片中，也散发着民间文艺的质朴和清新。就连《地道战》这些当时原本是作为军事教学片的电影，也注重吸收活泼生动的民间口语、民谣等艺术成分，增加趣味性，“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注：任旭东《回顾〈地道战〉的创作》，《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三、思想解放潮流中民族记忆的文化反思 “”期间，除了几部“样板戏”之外，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创作陷入荒芜的境地。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拨乱反正”，文艺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一时间，朦胧诗、实验话剧、先锋文学、摇滚音乐等都纷纷活跃在文艺创作的舞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文理想的追求，推崇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一直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中心主题。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抗日战争，自然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并成为第五代导演吹响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号角。这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与以往通常在激烈的战争场面中正面凸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所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和八个》并未涉及太多炮火纷飞的场面，而是把影片的主角，一个共产党员和几个土匪、逃兵、奸细置于相同的被囚禁的境遇中。在这里，正义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先进与落后曾经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形象被混同在一起。这种历史情境与人物关系的反常规设置，不仅体现出新一代创作者在思想解放潮流中对民族战争与过往历史的重新思考，更昭示出他们特立独行的创新姿态。导演自己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一个和八个》自始至终全面贯串。”（注：张军钊《从〈一个和八个〉到〈弧光〉》，《电影艺术》1989年第1期。）这条原则还体现在创作者对战争本身残酷性的关注。整部影片在主要场景的选取中，原本生意盎然的田野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这种处理意在突出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正如曾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张艺谋所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注：罗雪莹《红高粱：张艺谋写真》第32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而他在自己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最后被日寇扫射而死的惨烈之状，在大片血色殷殷强烈视觉冲击的画面中，战争的残酷直面而来。 实际上，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抗战题材只是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张扬的是个体生命力的勃发。就以《一个和八个》为例，共产党员王金被怀疑被隔离的境遇，与其说是战争年代确认爱憎立场的一种特殊情境，不如说是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真切传达。而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影像造型也集中在对困境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表达上。“全片除个别场景外，画面都卡得很紧，人物都用中近景处理，几乎没有富裕空间，饱满得有胀破画框之感。人物很少处理在画面中心位，一般只占一个边角。”“压缩的空间表现，正是对精神层面、灵魂搏斗的有形揭示，正是对扭曲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的可视展现，从而给观众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强烈震撼。”（注：郑国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新电影的造型突破》，载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第47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人”字几乎占满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经过民族战争的洗礼，真正的人性得以张扬。作为第五代代表之作的《红高粱》，借抗战的背景、东方民俗的仪式，着力渲染的也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无论是《一个和八个》重在造型，还是《红高粱》着意色彩，第五代导演影像语言的大胆与创新，正契合了80年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主题。 四、大众消费文化环境下的娱乐诉求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社会的中心地位。这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给中国的电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业陆续被推向市场，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意识形态事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工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能否受到观众的认可并获得市场利润，成为电影能否生存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利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深重的影响。80年代备受推崇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冷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从80年代的文化启蒙向大众娱乐的文化消费转型，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注：陶东风、金元浦《从碎片走向建设——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二人谈》，《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电影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电影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突出。于是，一向被认为是沉重严肃的抗战题材电影在90年代也注重电影的娱乐化取向，注重与世俗沟通。其中，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无论从片名立意还是叙述手段，都采用了戏谑的游戏化手法。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借用这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和大量偶然性的情节使战争游戏化。比如，三毛意在举枪杀敌，却朝空鸣放打下一只鸟；炮响过后炸出的却是水池中的鱼等等，此类细节贯穿全片。此外，影片还将京剧《沙家浜》的场面和《白毛女》的造型穿插在一起，把“西班牙斗牛曲”、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同在一起，通过这种拼贴、模仿和混同，增加了影片的戏谑性，在营造荒诞艺术效果的同时，也消解了以往的权威认识，重新表达了对战争、历史、英雄的理解。如果说《三毛从军记》是通过漫画、喜剧幽默调用观众的某种解构情绪的话，那么，姜文的《鬼子来了》则是通过设置人物的尴尬身份来试图颠覆曾经的集体记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马大三，必须在日本军的眼皮底下看守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汉奸，既不能让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日本军知道，又不能痛快地杀了他们，甚至还得尽心尽力地款待他们。对于马大三和他的乡亲们来说，这样做的缘由也许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但他们这些日本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本身就处于民族的、政治的尴尬处境中，无论认同什么，都摆脱不了注定悲惨的命运。影片运用黑白和彩色影像对比，在戏剧化的情境中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除此之外，更多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不是通过对艺术通俗化的探求来达到与观众、市场的沟通，而主要通过离奇的情节包装、甚至战争暴力的渲染以及色情的暴露，在诉诸大众心理及感官刺激的同时，迎合大众对娱乐消费文化的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虽然取材于抗日战争，但这部影片最令人难忘的也许仅仅是极端血腥的暴力场面，而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也在成贤医生那个中日混合的家庭悲剧的情绪化影像中失落；再比如，冯小宁的《黄河绝恋》与其说是抗日故事，不如说是异国男女相恋的爱情传奇；叶大鹰的《红色恋人》也如出一辙，他的另一部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影片《红樱桃》更以直接的女性身体的裸露来满足大众的日常性欲望，并且取得了商业利益的成功：在《电影艺术》所列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红樱桃》以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创造1300万元的票房收入高居榜首。突出电影的娱乐功能、重视电影的经济收益，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以感官满足代替了历史思考，那么战争历史题材所具有的珍贵启示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在新的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市场、形成产业化规模是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出路。但在产业化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管理部门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出台，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市场秩序之外，电影创作者在追求市场效益、制作大量商业类型片的同时，更要注重娱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对于当前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渲染暴力和色情的模式，积极借鉴以往创作的艺术经验，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导演个性与时代特色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我国电影史学的建构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郭双丽 中国电影史论文:体育电影发展历史及落后原因 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视听手段，作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综合艺术，其发展已上百年，人类也竭尽所能地将其发挥到极致，而作为人类强身健体的体育与电影的结合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独特展现。从卢米埃尔尝试用胶片记录赛马运动到里芬斯塔尔伟大的《奥林匹亚》，再到奥运献礼片《一球成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等，近一个世纪以来，凭借艺术与体育的双重影响，体育电影吸引了一代代观众，虽不是主要的电影类型，却已成为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响亮音符。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历程在中国的电影发展史上，体育题材的电影也对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新中国体育电影史，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初见端倪，体育电影虽数量不多但体现了不俗的艺术品质，如《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女篮5号》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新旧中国对发展篮球事业的迥异态度，反映了新旧两代人的别样人生，该片不仅真实再现了篮球比赛的紧张、生动场景，而且对年轻运动员的心理情感刻画细腻，不愧为中国体育电影银幕上的经典之作，曾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这一时期电影主要以弘扬民族主义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在社会上曾引起过强大的反响，也成为我国体育电影初步发展的基本模式。 2.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开始深入挖掘，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是《沙鸥》，影片中沙鸥为实现自己个人生命价值———夺得金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同时推动中国排球事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片通过对中国女排姑娘训练、比赛、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排历经风雨终见辉煌的艰辛历程。此时，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潮流涌动，许多国人处于迷茫阶段。影片中女排姑娘心怀对祖国母亲、对排球运动的热爱，不畏失败，不怕挫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女排精神，为国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此外还出现了《加油———中国队》《京都球侠》《一个女教练的自述》等一批体现爱国主义的电影。而体育故事片的佼佼者当推《一盘未下完的棋》《棋王》，两部电影以“棋”为媒介，揭示了不同的文化寓意。前者政治色彩较浓，体现了历经磨难，中日人民之间依然保持友好的政治主题。后者主要展现了象棋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主人公“棋呆子”痴迷于棋的性格刻画，表现出主人公“贫贱如乞却又心融万汇，行于浊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处世哲理。它揭示了“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是一部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某种经典意义的艺术片。［1］ 3.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电影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女帅男兵》中，人物形象多面化，性格刻画真实，还涉及了体育竞赛中的一些黑暗现象，如假球等。此外，爱国主义的影片有《黑眼睛》;群众题材的影片有《赛龙夺锦》《我的九月》;残疾人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赢家》《跆拳道》，等等。［2］这一时期，借北京亚运会东风，体育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国体育电影人物开始多样化，不再仅仅局限于关注专业运动员，电影《我的九月》，围绕一群即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的小学生展开故事，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展现了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教育价值。 4.21世纪初至2008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全国电影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热忱的爱国情怀，精心策划拍摄了一批以迎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题材影片，向北京奥运会献礼，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等。这一时期可谓是体育电影的繁荣时期，体育与电影相辅相成，电影使体育传播更加广泛，体育使电影银幕更加绚烂瑰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近年来，体育电影出现了很多如《女足九号》一类的优秀影片，但是因为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把握上不够深入和立体，所以这些影片的问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电影主题不够深入。纵观中国体育电影，其内容大多是运动员遭遇挫折，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勇夺金牌，对人物性格、命运、影片主题没有做深入的挖掘，只是一味关注竞赛的最终结果，忽略了电影中一条主要的法则:讲述故事过程往往比告诉大家故事结果更有感染力。［1］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现状纵观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也曾有过辉煌，但是与世界体育电影相比，显得单薄许多。 体育题材影片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与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化的兴盛很不协调。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挖掘不够，缺少好的剧本创作。体育电影往往含有励志的成分，这是它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主人公在比赛中经历种种磨难，却并不退缩，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夺得荣誉。这是大多体育电影的老套路，由于过分强调主角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屈不挠，最后获胜这一主题，而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上没有很好地设计，对人物性格刻画也不够深入:人物扁平化、主题统一化、模式固定化，成为大多体育电影的缺点。而这些方面，国际优秀影片向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百万宝贝》向我们展示了“追求生命过程本身远远比追求其结果有更大的意义”这一深刻道理。剧中麦琪笃信命运是自己主宰的，命运是可以靠自己改变的，只要你拥有生活的信念和不泯的激情，充分体现了体育电影励志的一面。麦琪在其事业高峰期，在一次比赛中被对手偷袭而成为全身瘫痪的植物人，由于无法承受要求安乐死，最后其教练弗兰基含泪拔下输氧管，麦琪面含微笑地安详逝去，让观众看到了体育电影中人性的光芒。好的剧本创作是电影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电影主题深入人心的根本，我国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虽然继续民族主题，但是对个人价值的展现，对体育运动极限的挑战深得人心，堪称一部优秀的体育题材影片。但是这么优秀的题材竟然被埋没如此之久，这在美国体育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体育是美国文明与政治的象征，而我国体育政治体制未能充分认识体育电影在传播文化及政治文明上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失去了繁荣发展体育电影的驱动力，体育题材剧本创作也就被边缘化，好的体育题材剧本就更是少见。 2.电影制作人员及演员专业技能欠缺。电影制作人在体育电影各个项目方面缺乏专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影片在画面和细节上的描写和刻画，冲击力不够强，感染力也大大削弱。体育明星演技不够优秀，非专业演员的体育技能又不够专业，这些因素容易造成细节失真。同时，粗糙的情节设计，离谱的体育场景描绘也会影响电影质量。体育电影要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比赛氛围，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选手眼神动作传达出的内心情感，现场观众的积极反应等。所以在体育电影中对体育素质和体育精神要求相当高。我国的体育运动员更多地把体育当做一个职业来看，体育人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大众对其环境规格并不熟知，这在体育电影拍摄上需要极大的投入，才能为观众展现一种竞技的冲击力，强大的感染力，而我国电影界缺乏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作为非专业演员的技能训练也并不长久。美国《百万宝贝》电影女主人公在拍摄电影前每天技能训练三小时，持续长达5个月，最后拳击技能达到能与中量级冠军对决的水平，这为我国体育电影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3］ 3.我国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不够重视。体育电影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展现，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个人精神、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体育电影在美国作为一种与政治文明挂钩的项目来展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00多年的电影历史当中，体育题材的影片高达3000多部，而对体育影片的研究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在我国，回顾电影史，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停留在《女篮5号》《沙鸥》等20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的作品，中国体育电影市场低迷，体育电影数量不多，优秀影片更是甚少，自古“弱国无外交”，而中国如今俨然已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公认的体育大国，但体育电影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不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我国屹立世界也是一个不利因素，电影研究对2008年前后学术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电影研究在2008年达到一个顶峰，有二十多篇，而在其前后每年均为个位数，甚至少到只有两篇，由此看出，体育电影作为一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体育精神的载体并没有被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认可，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这将成为我国电影学研究的一个缺陷。 4.体育题材特色不够突出。体育电影作为电影类别中最独特的一类，深受电影观众的热爱，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竞技场面的真实冲击性更是得到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的狂热追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偏差，不同国家其体育电影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像美国，拳击、棒球、橄榄球、赛马等题材较多，其中拳击是美国体育电影中题材最多的，百年电影史中高达500多部，这与美国人崇尚暴力，追寻刺激，崇拜英雄的性格特征有关，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洛奇》这部拳击题材影片的出现成了美国精神的寄托，鼓舞了美国民众走出困境，因而拳击运动也成为美国民间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拳击题材影片已经成为美国特色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与其相媲美。中国的体育事业并不薄弱，越来越多的得奖纪录展现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体育健将的伟大，但是，回顾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作为中国特色来展现，即使是被称为国球象征的乒乓运动题材电影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结合中国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制作迎合大众需求，能与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特色体育影片成为扩大我国体育影响力，兴盛我国体育电影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今，奥运精神“更强、更高、更远”的展现成为世界体育电影互通的主题，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以“横扫千军如席卷“的磅礴之势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如此辉煌的体育风景，蕴藏着众多为国拼搏的动人故事，人们期望电影予以展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更是需要优秀的体育电影来激发运动员及民众的昂扬斗志，真诚地希望中国电影界能以此为契机，为自身振兴注入新鲜活力，使得中国体育电影告别低迷，走向兴盛，涌现更多展现中国健儿自强不息的华美篇章。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历史研究论文 【摘要题】历史长廊 【正文】 一 2001年，美国学者格瑞·刘易斯(GregLewis)启动了一个叫做“新中国电影英译”的项目，迄今为止，已为15部时代的影片配译了英文字幕。为了制作影片的剧情介绍，他参考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并采访了几位电影史编纂者和在世的老一代中国电影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史学者的描述和评价与活跃在时代的电影艺术家的回忆颇有不合之处，这引起了刘易斯的特别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采访与感受，写成了《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一文。 刘易斯所谓的“历史”，是指中国电影史学者有关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受到他关注的电影史著作有《当代中国电影》(1989，集体合著，十七年部分由张建勇撰写)、《中国电影史》(1998，陆弘实、舒晓鸣合著)、《新中国电影史稿1949—1959》(2002，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2000》(2002，尹鸿、凌燕合著)以及两部电影史教材《中国电影史》(2005，倪骏)和《中国电影史纲》(2005，王晓玉)。关于时代电影的“神话”，是指对那个时代电影的正面颂扬与肯定。刘易斯认为，在过去10年间，传统官方的声音完全被上述历史叙述所掩抑。但近年来，民间开始出现这一神话的复兴，如崔永元在2003—2004年制作的《电影传奇》，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导王美彪的15集系列片《求索与创新——新中国电影1949—2001》，还有近年来电视剧对红色经典的再演绎。因此，刘易斯预言说，随着对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以及对毛时代日益高涨的正面肯定，这些非官方的神话叙述将与史学新著及电影人的回忆一起，共同融入新的史学编纂当中。 中国电影史的编纂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史料丰富翔实，成为新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史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该著作没有涉及建国后的情况，而是截止到1949年。随后的中国电影史编纂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史特别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渐渐成为显学。作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撰稿人之一，张建勇首次系统梳理了十七年电影，此后，如刘易斯所述，涉及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电影史纷纷问世。刘易斯尚未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1995)、舒晓鸣的《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2000)以及陆弘实主编的《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2002)。 在中国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有着独特的形态特征，它以质朴的影像叙述着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想象，它的曲折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进程相交织。随着对中国革命历史与实践的不断再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史的叙述也将相应地更加深入全面。本文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讨论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的问题，或许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思路。 二 上述电影史论著大多采取褒贬参半的策略评价那个时代。受到褒奖的自然是那些令人难忘的红色经典，从《南征北战》到《平原游击队》，从《红色娘子军》到《李双双》，从《林则徐》到《甲午风云》，还有《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五朵金花》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它们以成熟的艺术表现受到肯定；而受到贬抑、谴责、批判的则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右运动、拔“白旗”、、反右倾等，它们被认为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发展。由于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十七年电影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因而便有了几次低谷几次高潮之说。但是，问题在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总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反右之后迎来1959年新中国电影的高潮，60年代初期的文艺整风也没有阻挡住《李双双》(1962)、《小兵张嘎》(1963)、《农奴》(1963)、《独立大队》(1964)、《英雄儿女》(1964)、《舞台姐妹》(1965)等优秀影片的问世。那么，在当时政治批判的苛责声中，为什么还能存在如此大的创作空间？艺术家还能保持饱满的创作激情？比如，在描述批《武训传》后的电影发展时，舒晓鸣说： 在批判《武训传》及此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中，不少著名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都在检查思想，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初期电影创作出现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很快衰落下去，进入“荒年”。1951年电影产量严重下降，当年，除决定拍摄《南征北战》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影片投入拍摄。（注：舒晓鸣《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1949—1999》第1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既然创作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怎么又能拍摄出《南征北战》(1952)这样非同寻常的史诗性影片？是批《武训传》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还是产量下降另有原因？抑或是这部作品的成功纯属偶然？孟犁野认为，影片的初衷在于阐明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但艺术实践的结果却远远超出这个近于军事教科片的任务，而似乎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拍出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称作‘准史诗’式的战争片。”（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但实际上，该剧所调集的创作力量十分雄厚，编剧之一沈默君后来又创作了著名影片《渡江侦察记》，导演成荫和汤晓丹都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前者是北影厂“四大帅”之一，后者30年代就在上海、香港拍片，执导经验非常丰富，还有著名摄影师朱今明的加盟，如此强大的阵容却“并非出自艺术自觉地”创作出了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那么，为什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会陷入如此明显的逻辑困境？回顾“”结束以后的中国思想变迁，我们发现十七年电影史的写作基本上属于新时期思维的范畴，这一思维的核心是全面否定“”，进而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政治批判运动。比如，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胡乔木同志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文中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其他像反右、、“”前夕的文艺整风等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电影事业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了，从而导致历史叙述链条的断裂和逻辑的混乱。因此，十七年电影再反思的任务之一，就是暂时“悬置”新时期思维所提供的历史框架，用客观、中性的立场重新检视复杂的历史过程。 比如，《南征北战》的拍摄与当时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1950年出品的《荣誉属于谁》和《内蒙春光》相继受到批评，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后者则被认为在描写对待上层人物的策略时犯了错误。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经提议，1950年7月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目的是“对推进电影事业，及国营厂的电影剧本、故事梗概、制片和发行计划及私营电影企业的影片提出意见，并会同文化部共同审查和评议”。（注：《提高国产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文化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2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但在十七年电影史叙述中，该委员会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诟病。孟犁野认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给起步阶段蓬勃发展的电影创作带了消极影响，它仅在一年多时间中，便“枪毙”了40多部电影剧本。（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胡菊彬也认为，该机构在具体工作中“事无巨细、统揽包管，大至题材规划、生产计划，小到具体对话或字幕顺序，他们都一概不放过。这种严重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其结果是窒息了电影创作”。（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然，否定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孟犁野所说，“在指导思想上置前述1948年《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精神于不顾，违背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规律，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主张，诸如要处于起步阶段的电影工作者写出具有‘史诗性’的‘重大题材’作品……”（注：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55、5、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版。）讽刺的是，《南征北战》正是源于这种“脱离实际的主张”。1950年9月8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拍摄军事影片，认为当时迫切需要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委员会议还指出，有的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强，但是这些军事斗争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经过反复筛选，最后剧本《南征北战》获得通过。事实上，《南征北战》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判断，该片虽然不以人物刻画和戏剧冲突见长，但却以战争场面的宏大、惊险的阵地争夺以及整体战略思想的表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不多见的史诗影片。 也许确如孟、胡所说，电影指导委员会曾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过种种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史诗性题材的创作，影响到其他题材影片的拍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委员会在其他方面的过失而不承认它对《南征北战》的贡献。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意味着要冲破流俗之见，以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复杂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当时的政治信仰对电影创作提供的强大推动力，从而为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找到思想和情感的基础。刘易斯对当年活跃在影坛上的导演、演员、剧作家、评论家的采访，从感性、经验的层次上弥补了电影史叙述的很多不足，也有助于校正电影史叙述中的偏见。老一代电影人对某些政治运动的宽容与理解，对工农兵电影的认同，还有对革命时代的热情，都与电影史编纂者的态度和立场形成反差。比如，批《武训传》受到学者的一致否定，但老一代电影人对它的记忆和评判却宽厚得多，当年他们也大多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理解和参与文艺界的整风与思想改造。据谢晋回忆，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世桢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也很难说它就代表那个年代，“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批《武训传》及随后的思想整风在什么程度、什么意义上影响了电影人，影响了哪些电影人，其所导致的创作停滞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做具体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接近历史原貌的十七年电影史。 三 重新反思十七年电影，还意味着要冲破新时期以来占主流的电影本体观，以把握十七年电影的人民性。我们知道，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下，电影界在1979年曾就电影特性问题展开论争，从有关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发展到有关电影语言和电影特性的讨论。这场围绕电影本体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白景晟的《丢掉戏剧拐杖》和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在当时实际上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是否定以往时代电影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它的潜台词是电影应该脱离政治，应该非意识形态化。郑洞天导演曾描述1979年及以后电影的变化，明确谈到电影不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艺术家表现个人经验和思考的媒介，电影也从单一的“政治艺术片”分化出多元的形态。在新时期，电影的美学追求代替了电影的政治功能，“审美”也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这种电影观念依然占据主流。对十七年优秀影片的评价，也大多集中在电影语言的分析，很少考虑到十七年电影的观众，以及电影在当时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除了影像特征外，十七年电影的特质还在于它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及其独特的人民电影品格。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 回顾历史，在1949年之前，除40年代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曾在重庆、武汉、成都、北平有一些拍摄活动外，中国电影的制作基本上集中在上海一地，电影放映也集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广袤的内地及乡村仍然是在戏园或村头的土台上寻找视听的快乐。而且，即使在城市，电影观众也主要来自那些经济收入稳定的人群。根据胡菊彬整理的材料，与其他物价相比，旧中国的电影票价是相当高的，特别是一些高档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是银元4块，约合大米2斗半。如此推算下来，即使是末流影院，也不是一般百姓能经常出入的场所。此外，上海的影院大多集中在商业区，工人集中的地区反而没有一所电影院。因此，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人群主要是富裕阶层，包括买办阶层、公司职员、教师、学生等，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主体人群相比，这一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小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4亿5千万人口只有600座电影院，而且还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彻底改变电影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通过2000多个流动放映队，电影被送到工矿企业和乡村，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8亿2千2百万人次，其中工农观众占70％以上。（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而且，低票价为电影的普及提供了保证，当时城市影院的票价平均2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收费平均5分。（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当时农村放映还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观影方式，即“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放映员在放电影前以幻灯片、快板书等说唱形式介绍剧情、人物和人物关系，在换本或其他空隙时间里见缝插针地进行解说，或阐释导演意图，或对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或解释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据《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河北省昌黎县农民放映员张子诚为了解说《槐树庄》，还特地学习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银幕上地主崔老昆躲在后门偷看，张子诚就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狼被打伤了，可是伤好了还会咬人。把地主比作狼，起到了提醒观众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作用。（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我们用审美的、本体的电影分析方式，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独特的观影经验。 而且，由于地区与接受群体的差异，十七年电影的传播与接受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要比简单的文本分析远为丰富。比如，当时上海与广大内地乡村在观影经验和审美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从上世纪初开始，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便一直浸染于欧风美雨之中，西片一直垄断上海的放映市场，“就上海一地而论，在解放前美国影片的放映数占全部影片(包括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百分之八十以上，每月观众平均一百四十万人，占全部观众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注：顾仲彝《加强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第7期。）因此，好莱坞影片已培养起市民阶层的趣味。十七年电影中反映合作化题材的影片常常引不起城市观众的兴趣，就像钟惦棐在他著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里说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土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统计数字来源于上海，探讨票房低的原因也应考虑城市市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其中的作用。有趣的是，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城市中非难很多的《人往高处走》，在农村却有3300万观众。（注：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5、80—81、76、77、86—87、83页。）该片拍摄于1954年，也是合作化主题，描写东北某农村的老孙头，如何轻信挑拨，不愿参加合作社，后在自然灾害面前认识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性。在重述十七年电影史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在艺术上的粗糙直白，而是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理解它的影响力。 十七年电影完成了从市民电影到工农兵电影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电影人的认同。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率先尝试将工人形象搬上银幕，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影片《桥》，讲述铁路工人如何苦干，在短时间内修复铁路桥，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时任东影艺术处长的陈波儿指出，“《桥》的成功，是风格上的成功：它具备了工农兵的风格，新的文艺风格，新的电影风格。”（注：《陈波儿同志关于〈桥〉的发言》，载《东影通讯》总第34期，转引自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第13页。）这种风格就是以朴素的影像突出表现工人阶级觉醒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试图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式，新的分镜头方法，使影片通俗易懂。也许他们的尝试不十分成功，但这种探索工农兵电影新手法的设想，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自主和独立意识，对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下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意识是弥足珍贵的。当时活跃在东影的电影人，如成荫、水华、吕班、凌子强、沙蒙、王家乙、王滨、苏里、武兆强等，都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所谓“延安派”，具有部队文艺工作经验，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因此，在思想感情上实现了对工农大众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创作队伍及其思想基础上，新中国的银幕上才出现了富于厚重生活质感的人物形象。 同时，来自国统区的上海老电影人也积极转型，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农兵电影的创作。比如老导演史东山，亲自深入白洋淀拍摄了《新儿女英雄传》；张骏祥拍摄了《翠岗红旗》、《白求恩大夫》；沈浮拍摄了反映北大荒军垦生活的《老兵新传》；老演员兼导演刘琼拍摄了革命历史影片《51号兵站》；原本气质儒雅文弱、擅长塑造城市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孙道临曾亲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从而在人物刻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果敢、干练的李连长形象，后又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成功塑造了地下工作者李侠的形象。谢晋在接受刘易斯采访时说：“我们从东北电影制片厂那里学习了很多拍摄工农兵电影的方法。”（注：刘易斯在2004年对王作了多次采访。参见GregLewis:TheHistory,MythandMemoryofMaoistChineseCinema,1949—1966,AsianCinema,Vol.16,No.1,Spring/Summer2005,p.173.p.171.）应该说，在新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人以新的价值观探索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思想与艺术的新生。十七年电影史叙述应该给予工农兵电影以更恰当的评价。 环顾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影坛，我们似乎又重回到了“小众”的时代，曾经极力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束缚的中国电影，在经历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之后，加速度地坠入商业化的深渊，以探索沉重的文化主题而自豪的名导手忙脚乱地树起票房大旗，而中国电影却难逃小众化的厄运，点缀在大都市的豪华影院成为白领、小资的朝圣之地，广袤的乡村则告别了打谷场上露天电影的笑声。如今，影像与资本联手，艺术与财富联姻，在被铜臭味窒息的当代文化环境下，仍有人在追忆曾经的年代，流逝的纯真。正如刘易斯所注意到的，《电影传奇》等系列片的拍摄，弥漫着对十七年的怀旧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会像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与十七年电影的新时期叙述相融合。十七年电影史叙述的新时期立场依然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红色的怀旧情绪也转化成严谨的学术立场，确立另一种十七年电影叙述。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 提要：历史剧创作中诸如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民族性”与“个人性”、“批判”与“认同”等矛盾，客观上注定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收复台湾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中国电影史论文:网游影像精彩 微电影进化史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手持设备功能的强大，一种名为“微电影”的新鲜事物走进了大家的生活。作为国内营销炒作最火爆的网游行业，当美女、酥胸、美腿一度成为网游营销主流的时候，微电影的出现又能给网游宣传带来一种怎样的风气？虽然微电影刚刚出现不久，但是却已被多款网游应用其中，并经历了几种“变迁”。 封印之剑 关怀至上 《封印之剑》并没有像传统网游微电影那样选择美女、搞笑或是贴近生活的清新元素，而是选择了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主题。看似与游戏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着一个网游玩家在游戏的同时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如何努力尽一部分社会责任。公益和关怀至上，《封印之剑》的微电影是别有风情。 神鬼世界 依旧低俗 本人印象中，已经不记得是哪款网游最先拍摄微电影的了。但是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有关于网游微电影的记录是完美旗下打着暗黑名号的《神鬼世界》――“十国美女”。但这部微电影仍然没有脱离网游低俗的本质，十位所谓的外籍美女暴露的着装一开始就为其奠定了低俗的基调。 星辰变 清新低俗 《神鬼世界》微电影不久，《星辰变》也拍摄了一部名为“宅男送”的微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微电影关于“宅急送”和“星辰遗忘者”的植入或多或少的能够深入人心。虽然片中美女并不暴露，但是着装难免让人遐想，算是一种隐晦的低俗吧。 古域 穿越高校 《古域》的微电影“少女就爱救宅男”则以一种搞笑的形式来讲述男女主角的穿越故事，虽然没有了裸露美女的助威，没有华丽的特效和精美的屏幕，但《古域》的这部微电影更能取得大家的认同。 Dota 还我男朋友 许多男性玩家因为着迷于dota而废寝忘食，甚至忽视了自己另一半的感受。而由玩家根据上述情况拍摄的微电影“还我男朋友”则以一种真实、感人并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深深触动了无数dota玩家或是他们女朋友的内心。目前为止，这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部微电影。 当低俗营销一直是网游主流宣传手段时，我们在不经意中发现，微电影带给网游的不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更有那清新脱俗的表现。期待它会这样一直下去。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人物的电影书写 [摘要]武则天是历史上惟一的女性皇帝，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本文试图对电影《武则天》的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加以分析，以期历史剧《武则天》更具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关键词]电影《武则天》；风格定位；人物形象；影片立意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空前绝后，她是历史上百余位皇帝中惟一的女性，她的帝王之路荆棘密布、充满传奇。她的功过是非、她的个人生活、她的谋略与智慧一再进入史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视野中。史料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虽有语焉不详和中断之处，但对于其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太宗时代入宫封为才人，太宗驾崩后感业寺出家，高宗时代二次人宫受宠，争夺中宫之位，数次更易太子，平镇李敬业叛乱，登上帝位终又还位于李唐等。史料中的记载还是基本一致的。此后，这些历史片断作为基本故事元素，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中以不同的逻辑和方法重新组装设计，就生成了不同观念和内涵的艺术作品。 作为电影题材，《武则天》具有诸多先天优势，也有其难以驾驭之处。优势主要在于历史人物自身的鲜明个性和传奇色彩。题材本身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以及恢弘壮丽的史诗气魄，人性、欲望、智慧、权谋可以在一部戏中得到极致表现，既富于历史质感，又不乏戏剧冲突，这对于历史剧来说是难得的创作条件。难以驾驭之处在于，武则天的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早已家喻户晓，并一再进入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中，观众对人物及其故事太过熟悉。使得再度创作难寻新意，难以在观众已经熟悉的历史中挖掘出仍具有新意和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也难以建置一个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富于深度并能让今天的观众普遍认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个符合现代人文意识的主题立意。 本文是关于电影《武则天》编剧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是影片进入剧作阶段的前期史料研究和方案策划，目的在于正式进入创作阶段之前，理清影片的创作目的、看点分析、受众定位以及剧作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文章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第一，风格定位。关于影片创作的所有研究展开之前，须先理清一个问题，即要拍一部什么样的《武则天》，是历史正剧还是戏说?正剧的标准是什么?在观众对历史人物相对熟悉的背景之下，正剧是否仍然具有看点和存在价值? 第二，截取历史。在武则天82年的生命历程中，可圈可点的重大事件很多，对两小时片长的电影来说，只能重点着眼于人物生平中的关键时段和事件，而不同的截取方式对应着影片剧作的不同方案和立意。 第三，影片立意。研究影片如何依从于史学家认定的基本历史事实，用现代的人文意识，来审视和理解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行为逻辑和功过是非，进而获得现代观众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人物形象定位。参照史书记载以及已有传记小说中的武则天形象，研究武则天形象的历史流变，从前人对于相同史料的不同认识和处理上，发现合乎情理且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定位，挖掘人物行为表象中的人性深度，为影片寻求合乎情理、富于深度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人物形象定位。 一、风格定位 影片风格贯穿影片创作始终，是影片策划和创作的基本前提。本文认为将《武则天》定位为历史正剧、人物传记片和史诗电影。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 这里涉及一个正剧的标准问题。即什么是正剧?一个相对通俗的标准叫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历史正剧必须对要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做到主要事实和主要人物符合史籍记载，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时代背景、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以戏剧化手段，建置情节冲突和人物关系、放大细节和适度虚构。 前面提及，当下将武则天这个人物作为电影题材，最大的难度之一就是观众对这个人物及其故事相对熟悉，而正剧的原则是不能超越基本史实，那么这就意味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及其最终结局观众是知晓的，那么作为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价值和看点又在哪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略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她的惟一，恰恰就是人们对她的兴趣点，也是武则天故事的卖点。反复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编织的武则天故事，不难发现，对于后人而言，武则天故事的最大看点在于这样一个历史悬念：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何以登上帝王之位?她有怎样的自身条件(美貌、谋略以及智慧)，又有怎样的外部环境(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她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及种种的机缘巧合)?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尽心竭力的狄仁杰，与母亲心智酷似、却貌合神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对待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 从好奇和释疑的角度。后人的确需要一个真实的武则天，然而，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历史经过了太多的涂抹。首先涂抹的是她自己――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的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其次是史家的涂抹――在武则天身后的千余年中，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女皇是难以为历史所包容的，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混淆了视听。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陋习一再篡改着本已十分凌乱的历史，即便是近代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变化无常、褒贬不一。武则天时而是“实无丝毫政绩可记”的昏庸帝王，时而又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法家代表。时而又担当起妇女解放的代言人。但武则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或者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为她提供了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给了她机会，或者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带着观众去回望那些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和情境，品味这些故事对于今人的启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凡剧都是戏，也就都是戏说，但我们所界定的历史正剧，是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去想象和再现历史的，所以它最接近历史真实，情境设计也最符合历史原貌，其中的人物性格也最合乎逻辑与情理。《武则天》的时代，国家安定，社会繁荣，民心向上，八方来仪，大唐盛世令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女人靠着她的智慧、权谋与种种机缘巧合神奇地升腾崛起，这正是今天人们 对于武则天故事的关注点。惟有作为历史正剧的电影《武则天》，才可以带领观众接近那段历史、那个人物，理解那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任何编造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暗淡无光。惟有最贴近历史的想象力，才能获得最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影片。 二、人物塑造――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关于武则天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两个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史学研究视野中的武则天和文艺作品中描述的武则天。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惟有沿着仅有的历史事实、以今天的观念去想象和诠释过去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不一。唐中期，对武则天的评价较高，一方面是因为执政的帝王基本是武则天的直系子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代初期，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样深入。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儒学思想和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的兴起，后人又为武则天翻案，赋予她妇女解放的象征意义。如此反反复复，武则天的故事一再被演绎、戏说。 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小说、戏剧(包括电影)为数众多，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武则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参与的人数之多也达到了空前状态，从“五四”新文化先驱宋之的、柯灵、田汉、郭沫若、林语堂，到新时期以来当代先锋作家北村、格非、苏童以及女性主义作家赵玫、须兰，还有众多的通俗作家及著名编剧导演纷纷投身其中。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武则天这一人物的阐释各异，不同的阐释体现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演变。这些人物形象大体归类如下： (一)淫荡女人或蛇蝎妇人形象 从南宋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世人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清时期甚至有“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的评价。虽然到了近代，因为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对她的评价开始翻案，但或源于儒学文化的漫长影响，或出于以艳闻野史取悦受众的的低俗文化需求，各类史书和文艺作品中仍时时出现她滥杀无辜和与男人淫乱的记述。 (二)巾帼英雄形象 近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开始为他写翻案文章。当时一批左翼作家一方面深受西方先进人文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切意识到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把武则天塑造为一个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英雄形象。此类作品包括宋之的话剧《武则天》(1937年)、柯灵的电影剧本《武则天》(1937年)、田汉的京剧剧本《武则天》(1947年)，直至50年代郭沫若的《武则天》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如杨书案的《风流武媚娘》、李端科的《女皇武则天》、甄秉浩的《武则天登封传》、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延续了这一主题。郭沫若的《武则天》承袭了这一观念，但笔下的武则天以雄图大略、爱民如命的开明君主面貌出现，其形象被高度政治化，但基本回避了武则天作为女人，甚至作为人的亲情、爱情等富于人性内含的合理生命欲求和身体欲望。 (三)现代人文视角下的武则天――矛盾困扰中的女人与女皇 随着现代人文意识的影响，关于武则天的历史研究和文艺创作也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着重对其内心和情感意识的挖掘，尊重人的情感需要。注重解析人物的心路历程，立足于人是一个知、情、意、行并重的生命个体，把历史人物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和绝望孤独的情感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提升为对普遍人类生存的关怀和思考。 相对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虽然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对女性解放的理解。继承了郭沫若《武则天》的叙事逻辑，但这些作品大多开始试图摆脱歌功颂德式的叙述，努力表达一种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挣扎。文本中不再回避她的私人生活，描绘了武则天的美貌，写了她与太宗、高宗、薛怀义、二张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再因为肯定她的政治才华而回避她的残忍、狠毒，努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对她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使其形象从符号向人靠拢。例如1984版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中提到，武媚娘幼年即熟读诗书，聪慧机灵，志向远大。14岁入宫，结识九王子晋王李治，李治淡泊名利，童心未泯，武氏也玩心甚重，两人经常结伴捕蛙捉蝉，戏水谈心，日久生情。二次入宫后，服恃李治以感恩报德，卑职屈礼以事皇后，但仍遭妒忌。独受专宠并大展才华后，才野心膨胀；再次受到攻击后，才变得猜忌善妒，极力排除异己。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武则天从女人到女皇的蜕变，真实再现了她的纯洁与世故、性情与野心…… 以今天的视角看，武则天一生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的矛盾性。在身份上，她既是女人又是皇帝。在性格上，她自信又迟疑，冷酷而又温情。在执政方面，既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但同时又有均田制瓦解、民户逃亡造成的国家税收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既有任人惟贤的用人方略，又有酷吏政治打压异已；既促成了文化昌盛。也消磨了尚武精神；既推陈出新，又施以强大的政治干预甚至不惜血醒杀戮。这是一种站在现代人文立场上对武则天进行的诠释，正是有了这种矛盾性和多面性，才使得武则天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展现于人们面前，让人觉得亲切可信。 三、历史截取与影片立意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享年82岁。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有故事的女人。唐贞观九年(635)。利州都督武士镬之妻杨氏生得一位千金，传说中，神相袁天罡曾观其相，谓其：“口角龙颜，龙瞳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之后，这个“伏羲之相”的女子14岁应召进宫，26岁被迫出家。28岁3L--度进宫，五年内登上皇后宝座，很快便铲除王皇后、长孙无忌等异己力量，稳定了后位，并逐步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公元690年，66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在垂暮之年，她又将帝位归还于李氏家族。 历史地看，武则天一生的这些关键因素对于其人格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各有意义。以电影剧作视角来看，人物在不同时段折射出来的人格特征、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影片立意、人物建置以及可以挖掘的情节线索和矛盾冲突。 这里，我们把武则天跌宕起伏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指武则天从太宗的才人变成高宗的皇后这一阶段。中心事件：废王立武。 第二，“弄潮”。武则天入住东宫之后，与高宗并肩执政，通过亲蚕、移宫、封禅、泛阶、平乱等举措，建立威信，培植势力，使高宗形同虚设，最终登上皇位? 第三，“归去”。武则天称帝后，引发储位之争，内外交困中，武氏最终选择还位于李唐。核心事件：夺嫡大战。 武则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建立了 大周王朝，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把一代王朝治理为世界强国。武则天的一生是辉煌壮丽的一生，又是充满矛盾纠结的一生。在位执政时，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均田制又导致民户逃亡；她任人惟贤，却同时实行了酷吏政策；促进了文化昌盛，又消磨了尚武精神。她充满自信，敢在男权社会立威；同时，她又高度的不自信，在位15年改年号23次。武则天身上矛盾性的根源在于她的行为背离了当时的社会传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于是会和社会原有秩序和规则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她与权利交替之时，都会有激烈表现。对应于前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崛起”和第三阶段“归去”，都涉及与武则天有关的权力更替，是人物一生中冲突感较强的时间段。下文重点针对这两个时段的剧作方案进行分析。 四、方案分析――人物关系与情节设计 (一)“崛起” 1.立意 一般认为，武则天的前半生相对更具传奇色彩，从剧作角度看，历史事实本身契合了电影剧作要求的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启承转合――时而顺风顺水高潮显现(得太宗恩宠同时又有太子垂青)，时而又跌入低谷甚至陷入绝境(感业寺出家)，她不断地获得机会(二度人宫)又不断地受到挫折(觊觎东官不断受挫)。武则天26岁二次人宫并用五年时间登上皇后宝座阶段，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性张显最为淋漓的阶段――她野心勃勃、欲望膨胀，同时又聪慧过人，在内与王皇后、萧淑妃斗法，在外与长孙无忌等朝臣较量，以她为中心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又清晰地分为敌友两大阵宫，她劲敌无数(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但同时也不乏同盟(高宗)和帮手(许敬宗、李义府)。以电影剧作的视角看，这是历史事实赋予影片的戏剧冲突，甚至非常好地吻合了“英雄成长”式的剧情模式。武则天的成功和所有银幕英雄一样，武则天的成功是因为她有着杰出的才华、非凡的能力和永不言败的个性。 1939、1963年版的电影《武则天》都截取了女皇的前半生作为剧作的重点时段，1939年版《武则天》就是从其28岁二次入宫开始，写到她登上皇位。1963年版的《武则天》虽说是对武则天一生的全景展示，但重点还是武氏二度人宫到66岁登基称帝这段历史。 以今天的视角看，在人物塑造和立意上，可以挖掘的看点有两个方面：其一。人物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和不让须眉的极品智慧。今天观众眼中的武则天既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认定的扭转乾坤的巾帼英雄，也不再是男性视角下放荡不羁的蛇蝎美女，而是权力欲望主宰下智慧与勇气发挥到极致的普通女人。她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朝廷内外顽强挣扎并以非凡的智慧达到权力的巅峰，对现代人最具吸引力。其二，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在权力之争中交织发展的独特恋情和共同理想。选择这个段落作为剧作的主打段落，不利因素除了观众对这段历史包括细节都太过熟悉，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一段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历史，要让这样一个故事站得住脚，则需要找到一个为当下观众愿意接受和认可的立意，即为权力之争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写这部分戏，应该为人物找到这种复杂的行为动机，有环境的压迫和自保的需要，有权力欲望的驱使，也有才华施展的条件和契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此时的武则天与高宗不仅是夫妻还应该是同盟，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也是高宗及武氏与长孙无忌等权贵大臣之间权力之争。不仅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以及宫廷的倾轧和肮脏。更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武则天如何在唐高宗和武后那个广阔的历史空间励精图治，为大唐走向隆盛奠定的坚实基础。以这个时段表现武则天。将展示一个智慧非凡的女人，一对励精图治的伴侣，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 2.人物 (1)武则天 王皇后带武则天二次人宫，只是给她宫女的身份，用作打击萧淑妃，在她看来，武则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要是一般的女人，从青灯古佛的寺院回到锦衣玉食的宫殿，已然是天大的幸运了，但武则天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既有见识又有才智且敢作敢为的女人。打击萧淑妃的任务轻而易举地完成，她低调拥有了皇帝。她也很快发现，与自己相比，地位高高在上的皇后无论才华、见识都不堪一击。于是她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以无名无份的宫女身份侍寝了，而恰在此时，上天又给了她机会，生下龙子的她顺利升为昭仪。 武则天不是生来就想当皇帝的，她的帝王野心是渐渐积累起来的。她的美貌和才华有目共睹，作为皇帝的丈夫对她欣赏有加。公正的大臣们是敬佩她的。惟有报着偏见和一己之私的人才会排挤她。丈夫病痛带来的机会让她越发认识到自己过人的能力。也成就了她深埋于心底的勃勃野心。于是。这个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的女人开始绝然反击，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2)高宗李治 李治初出茅庐登基皇位。但并没有享受到皇帝应有的待遇。皇帝的舅舅、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等人的重重包围，让皇帝半点儿展不开手脚。在李治登极后的第三年，长孙无忌利用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爱的案件大开杀戒，硬是“审出”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皇帝的哥哥和叔叔也被诬陷进去，皇帝请求赦免他们的死罪，却被大臣们一句冷冰冰的“不可以”挡了回去。长孙无忌的志得意满和高宗李治的落寞无奈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酿出了灾祸。一场甥舅之战。拉开了大幕。偏偏这个时候，高宗得到了武则天这样一个绝顶聪慧的女人相助。高宗和武则天一起，借废王立武打击了前朝老臣的势力。所以，高宗与武则天不仅是恩爱夫妻，更是利益共同体。 高宗李治是一个宽容公允的男人。他是那个时代的模范丈夫，她对武则天欣赏有加。因此，武则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他给予的。 (3)王皇后 王皇后的天然缺陷，简单地说就是骄傲自负。她败在太过轻敌。王皇后与唐高宗的问题。此前与萧淑妃的竞争，后来与武则天的竞争，其实质都是感情竞争。在这个激烈的竞争中，重要的条件及核心人物是唐高宗。但是，她的战略既考虑了唐高宗的感情，利用武则天就是看中了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感情；同时又忽略了唐高宗的感情，他既然喜欢武则天，又怎么会舍弃武则天回头来找王皇后呢?与此同时，她更没有考虑武则天的感情。或者说结婚多年的王皇后对于感情问题还相当无知，她更相信，门当户对这些外在条件才是感情的基础。所以，在她看来，萧淑妃有南朝皇家背景，有萧璃这样的爷爷，在竞争中击败自己具有必然性；而武则天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父亲虽然是唐朝开国功臣，但是已经去世多年，武则天本人既当过太宗皇帝的才人，自身也年纪偏大，不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许。他还认为。武则天这样的人在内官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不该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不可能不对皇后大人礼让三分。她也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以色恃君的女人，但事实上她错了。 (4)长孙无忌 在大唐帝国的臣子中。长孙无忌权位最高、权势最大。他既是太尉、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又是李治的亲舅舅。他的实权比李治还要大，他能一呼百应，风头甚至超越了李治，李治竟然惟他是从，不敢抗拒。虽然如此，但李治毕竟是一国之君，年轻气盛，所以，甥舅之间的矛盾从高宗当朝就暴露出来了。 (5)许敬宗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朝廷内的高官产生了分野，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为首的一帮老臣是坚决的反对派，而以许敬宗为首的一拨人则为拥护派。许敬宗是贞观老臣，是“十八学士”之一。但在贞观时代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原因是他的人品让李世民很质疑。到了高宗一朝，许敬宗风生水起，二次创业成功。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或者根基尚浅的他们还无法顾及这个标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术，因此有才无德、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得到重用。在这一点上，武则天的用人标准只能是但求有才，不求有德。 3.可以发展为影片情节的历史故事 (1)二次进宫 永徽元年(650)五月二十六日，是唐太宗去世的周年忌日，王皇后随丈夫及宫妃、文武大臣来到感业寺，为死去的公公祭酒祈福。唐太宗生前的嫔御自然也在队伍之中。仪式之后，王皇后看到一位俏丽的少妇走到丈夫面前，娓言倾诉着离别之情，泪珠夺眶而出，抽泣之声令睹者为之动容，更激起唐高宗的无限怜爱之情，使他凄然泪下。望着这旧情浓烈的场面，一个计谋在王皇后心中油然而生。王皇后接武则天进宫做了身边的宫女。决定利用她遏止萧淑妃的专宠。 然而，王皇后此举让长孙无忌等大臣十分不屑，武则天以为有机可乘，有意接近长孙无忌，但在长孙的眼中，武则天更不值一提。武则天发现自己虽有皇上专宠但依然势单力孤。 (2)低调做人，意外晋升 二次入宫的武则天，选择了低调做人的方式。一方面，她把王皇后当作救命恩人和再生父母，平日低三下四、无微不至地伺候她，在她面前尽情扮演着一个宫女甚至是奴才的角色，为的是让她在李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另一方面。武则天看到王皇后质朴实在，平常与身边的侍从很少交谈，她的舅父中书令柳贲出入宫禁时对宫内役妾们也无谦和之礼。于是，她专捡王皇后和柳贲不礼重的侍从和宫人结交，还常常把自己得到的赏赐送给她们，以求得她们的拥戴和保护。这样，那些得到好处的宫人们都成了武则天安插在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身边的耳目。因此，王皇后、萧淑妃和唐高宗的一举一动武则天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武则天身价暴涨，李治大笔一挥，册封武则天为昭仪。这对武则天本人也是意外的惊喜。 (3)甥舅矛盾 永徽三年(652)，高阳公主谋反案的审理中，长孙无忌有意扩大范围，将李治的六叔、司徒、荆王李元景，李治的三哥、司空、吴王李恪等数十位李氏宗亲定罪。长孙无忌丧心病狂屠杀李治亲人，李治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但是，他要救出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六叔李元景，另一个则是他的三哥李恪，这两个人位居司徒、司空。平时和李治关系亲近，于是李治哭着向长孙无忌求情，但是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李元景和李恪最终被杀。这使得李治与舅舅隔阂日甚。后宫里，从感业寺二次进宫、尚无名份的武则天开始与丈夫谋划如何排除异己、共建未来。 (4)万年宫大水 永徽五年(654)三月，唐高宗李治率领一班大臣前往万年宫。一天夜里，山上下了大雨。引发山洪。大水冲击万年宫的北大门(也叫玄武门)，宿卫的战士看见水势凶猛，四散逃命。这天夜里。值班将军是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眼看着士兵四散逃命、大水涌进宫内。正是大家熟睡之时，皇帝和武昭仪也在其中。在薛仁贵的帮助下，李治与武则天一起跑出宫殿，登上高处，大水已经淹进宫殿。高宗惊魂未定，太医报奏：武昭仪再次怀上龙种。数月后，武氏生下一位小公主。大水中高宗和武则天成为生死同盟。 (5)野心初现 独享专宠又生育龙种，武则天升昭仪，成为众嫔之首。美貌和聪慧一再得到高宗认可，但王皇后又显然不给她机会。对王皇后而言。武氏显然是功高盖主。于是武氏交心不成，起了野心。狡猾的武则天发现，唐高宗只是宠爱自己，却没有让自己取代王皇后地位的意思。于是，她心生一条毒计，嫁祸于王皇后。武则天所生女儿满月，王皇后出于礼节，前来探望。谁知王皇后刚刚离开，武则天竟偷偷地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然后又照样盖好被子，若无其事地离开婴儿床，和宫女们谈天说笑。唐高宗回宫之后，她嬉笑撒娇，让丈夫去看看可爱的女儿。唐高宗怀着兴奋的父爱之心掀开被子，却见可爱的女儿死在那里。武则天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唐高宗逼问左右侍从，都说只有王皇后进过内室，看过婴儿。唐高宗大怒，认定王皇后因为嫉妒之心而丧失妇德，杀了他的爱女。武则天又乘机添油加醋，欲置王皇后于死地。由于王皇后对此事难以自明，矢口否认也无济于事。从这以后，唐高宗便产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 (6)争取长孙无忌 永徽五年(654)，后宫斗争进入白热化，李治倾向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他想寻求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专门御驾前往长孙无忌家中，不仅将长孙无忌小妾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封为五品朝散大夫，还格外奉送十车金银财宝。皇帝和武则天都下了血本，长孙无忌却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频频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帮助。长孙无忌也无动于衷。礼部尚书许敬宗在武则天的授意下频频游说长孙无忌，然而却屡遭长孙无忌的驳斥。 长孙无忌在奋力抵抗，他在维护皇室尊严和传统礼法，希望外甥李治能够明白他的苦心，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李治已经长大了，羽翼日渐丰满，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舅舅，甚至没有平视，他已经恢复了一个帝王惯有的俯视角度。武则天要的是皇后的名分，而李治要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手中的权柄。 (7)李义府奏疏 作为长孙无忌最反感的人，李义府在大唐的前景本来已经黯淡无光，长孙无忌更是准备把他赶出长安，从中书舍人贬到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做一个小小的司马。由长孙无忌起草的诏书已经出台，只是还没有下达到门下省，一旦诏书下达，李义府就得乖乖地收拾行李前往壁州做一个可有可无的司马。李义府找来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向他咨询避难的方法。王德俭带李义府找到许敬宗并求得妙计：现在皇上想立武昭仪为后，如果能上书力谏武昭仪，方可避难。于是李义府连夜写好“废王立武”的奏疏，然后到内宫大门投递。接到奏疏的李治随即召见了李义府，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从李义府那里，李治得到了莫大支持。接见完毕，李义府得到了赏赐。 (8)改立皇后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得偿所愿，原来的王 性情感的复苏等。都促使武则天决心召回儿子，并立他为太子。可这一放弃江山屈服于血亲关系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5)赐太子姓武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突然采取了一个奇怪的行动：赐太子姓武，并召来武姓侄孙及李姓儿女在庙堂察告天地，顶礼宣誓，保证彼此相扶，共保帝业。 (6)盟誓 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那就是盟誓。圣历二年(699)四月十二日，洛阳的明堂上，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进行。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武显(不久前赐姓武)、相王武旦、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武姓亲王。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在武则天的主持下，他们一起写下盟誓，然后一起焚香祷告，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藏进了国史馆。 (7)恩宠狄国老 狄仁杰与武则天一起外出游逛，意外发生了。意外由一阵大风引起。狄仁杰的帽子被刮到了地上，而马也受到了惊吓，先前跑了起来，武则天见状，赶紧让太子武显冲上前去为其解危。 (8)默许的政变 太子李显趁女皇病危。在老臣宰相张柬之的鼓动下发动政变，逼她退位，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加封李唐皇族，铲除张易之、张昌宗余党，恢复唐制，史称复辟。武则天革命的痕迹和女性威权被逐渐清除。 武则天对此次政变洞若观火，此时的她已经超然，故意不动声色，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着子孙们的所谓义举。 五、结语 以现代的人文意识观照武则天这一历史人物，她既不是单纯的巾帼英雄，也不是一味的蛇蝎妇人。而是一个在权力欲望与人性情感中纠结的女人。相对而言，第一阶段是人物的上升期，冲突感强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剧作模式，是较为理想的剧作时段。第二阶段外部冲突显得稍弱，但却涉及人物丰富的内心情感张力。饱含了人物一生的渴望与纠结，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剧作时段。相对而言。后者着眼于老年武则天，以传嫡为主线勾连起种种矛盾冲突和错综状况，能够集中体现人物一生的欲望和情感纠结，也更能突出她的智慧和胆识，使人物更具张力，同时也更具新意。参考2006年英国影片《女王》等，可以预见，在当今影坛。内敛、深度和智慧可能超过年轻、华贵与时尚，深入、真实地刻域一个人物可能胜于张扬地展示其外表的美貌与浮华。当然，如果剧作中能兼顾人物青年时代的场景，再加入太平公主等年轻女性，影片的可看性会大大加强。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上那辉煌的一刻 桃李芬芳育英才，薪火相传六十载。2010年10月23日这一天，是我国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唯一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建校六十周年校庆日。六十年一甲子，为了迎接这隆重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学院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筹办校史展、拍摄宣传片、联络海内外历届毕业的在电影业作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准备三大奖项等等，本刊主编马宏锦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6级电影美术系进修班学员，也在去年第九期杂志推出了题为《春华秋实――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进修班风采录》的专刊，集中介绍和展示了同学们多年来在电影和美术方面的作品、工作成果、专业成就等，为校庆献礼，感谢母校的教育，报答母校的栽培。同时，马先生在校庆日也应邀回校，参加庆典，和众多校友、老师们欢聚一堂，并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成立于1950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影专业艺术教育高等学府，教学设施和人均拥有设备值等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7000多部影片中，75%以上由该校毕业生主创拍摄，历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电影学院毕业生主创作品达到百余部，该校毕业生的作品还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大奖。 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花甲之年，被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在校庆那一天是热闹非凡的，是隆重庄严的，也是辉煌耀眼的。庆典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整整持续了一天。各级领导和来自海内外的校友们济济一堂。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大会发来贺信。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贾樟柯、韩三平、于洋、张铁林、张丰毅、蒋雯丽、袁立、黄晓明等许许多多从这里起步，从这里放飞电影梦想的大牌导演和一线明星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母校祝寿。 院长张会军在发言中说：建设世界电影强国是我们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的电影学院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会始终牢记学院的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我们将共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崭新的历史，我们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身。 北京电影学院校友、著名导演陈凯歌在代表校友的发言中说：我们和在座的前辈、后辈，都在电影学院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我们是后第一批学生，那时校址在昌平的一个叫朱辛庄的地方。我对朱辛庄很有感情，那个地方很适合读书，每天课上完之后，或者从城里回学校的路上，都有一番自由的讨论。电影学院带给我们的除了专业的技能，除了作为一个行业的工作者的必要的知识，还有我们对电影的感情，让我们在其后的生涯中缓缓地展开，拍出一些比较精彩的作品。之所以说‘一些’，是因为后续的路还很长。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母校的哺育。正是因为你们的教诲，有点一心向上，想把中国电影拍好。 听着陈凯歌此次温和的发言，现场许多校友不由得想起1993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82届（78年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举行的“十年首聚”活动上，写的慷慨激昂的同学会宣言：“遥想当年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十足狂妄评点古今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小有气象而今相聚白发有添豪情无减一笑仍是童颜热爱艺术忠实生命洞彻人生阐发人道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此宣言在电影圈曾一度传为佳话。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代表、摄影系主任穆德远教授在发言中说： 60年前，一大批活跃在中国电影创作一线，具备专业水平的从业者投身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他们有三十年代参加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老艺术家，有延安电影团的精英，有中国电影教育的元老，有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战地记者，他们挺起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脊梁。 60年来，且不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所有获奖影片中几乎找不出一部没有学院师生参与的影片，就说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都有学院师生的身影。无论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现场，还是在南极的科考队中，还是在唐山、汶川地震中，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都会有人自豪地说，我在！穆德远教授说：都说教员是蜡烛，他们燃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作为电影学院的教员，即便燃灭了自己，但并没有照亮了别人，我也无怨无悔。因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脊梁！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脊梁！我们深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同样是！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发言中说：北京电影学院从创建开始就一直承担着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重任，60年来始终坚持以党的唯一路线方针为办学指导，以培育全面发展的电影高级专业人才，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步为己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摇篮，在国内外电影和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是培养中国电影专业人才的重要场所。从电影学院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有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有担当中国电影重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年轻新锐，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更为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造就了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品牌。 在随后的颁奖典礼上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新中国电影开拓奖”，该奖项颁发给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做出特殊努力和贡献的优秀电影人夏衍、袁牧之、陈波儿、章泯、白大方、吴印咸、钟敬之等近三十位老前辈，当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他们昔日的形象和风采时，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宣读的颁奖词说：“你们点燃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火炬，注入了那些年轻的心，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勃生机，必将永远镌刻着你们的足迹。” 在这一特殊奖项的颁奖过程中，主持人还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故事：1938年秋天，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电影《四百万人》的摄影师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把自己的摄影机送给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吴印咸。这台摄影机让新中国的第一批电影人，携带着特殊的武器穿梭于祖国的各个战场，用特殊的方式战斗。年轻的他们不畏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用一部部影片书写着共和国走向成功的辉煌。也就是这台摄影机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摄影师，同时也点燃了新中国电影教育的火种。这台摄影机述说着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也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华彩乐章。 活动的第二个奖项“新中国电影教育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学院历年来在电影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电影人的谢飞、郑洞天、齐士龙、马精武、谢铁骊、崔新琴等教师们，颁奖词说：60年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而一辈辈的先生把知识传授给一代代电影人，一代代电影人在这里起航。 第三个奖项“北京电影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则几乎涵盖了新中国电影行业中近半的幕前幕后精英，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韩三平、黄建新、贾樟柯、顾长卫、霍建起、于洋、王小帅、陈坤、赵薇、蒋雯丽、唐国强、李少红、姚晨、陆川、余男、宁浩、叶大鹰、许晴、袁立、张丰毅、尤小刚、尹力、王小列、王丹戎、王兴东、王志文、冯小宁、宁瀛、艾丽娅、吕乐、孙周、安澜、米家山、何琳、吴天明、吴玉芳、吴子牛、沈丹萍、张建亚、宋春丽、张军钊、肖锋、邵兵、候咏、俞钟、陈国星、陈强、姜武、赵小丁、胡玫、夏钢、娄烨、郭宝昌、郭晓冬、富大龙、黄蜀芹、蒋勤勤等500多位知名影人 在颁奖典礼过程中，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届毕业生拍摄的优秀电影片段，从《风雨江南》到《那人，那山，那狗》，到《童年往事》，到《香魂女》，再到《云水谣》；从《老井》到《暖》，到《梅兰芳》，再到《小城之春》，等等，在场校友再度感受了自己或自己的同学曾经创作出的那些让人激动万分的作品。 在代表校友上台领奖时，于洋说：今天是电影学院60周年的生日，我们老中青少聚集在电影学院里，不由得让人想起60年前热衷于电影教育事业的陈波儿、白大方和袁牧之同志，他们现在在天上看到我们电影学院到今天如此的辉煌，一定非常高兴。他们是我们电影学院的骄傲，是我们中国电影的骄傲。张艺谋说：中国的电影事业是由一代一代人传承过来的。今天，我心情特别激动，我祝母校60周年生日快乐。 活动期间，学院还在A 楼大厅举办了主题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60年校史展。展览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前沿，包括学院的校址变迁、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学院历任和现任领导。第二部分为前史，主要展示了解放前中国电影教育的起步，包括电影公司的演员培养与左翼电影（最初的电影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及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的起步）、解放区的电影教育等。第三部分为学院起航篇（1950年―1976年）。第四部分为成长篇（1977年―1999年）。第五部分为腾飞篇 （2000年―2010年）。校史展中还专门开辟了三大块主题墙，包括人物历史墙、人才培养墙和创作实践墙。 除了平面图片展示外，还展出了延安电影团使用过的第一台摄影机、16MM摄影机、金陵大学时期孙明经教授电影教育的授课手稿和钟敬之老院长在学院创办初期的教育手稿等，还有学院早期的毕业联合作品分镜头剧本、1978年的招生简章等珍贵实物。同时，还展出了学院历届师生获得的国内国际奖项的奖杯，这些奖杯凝聚了学院历届师生的辛勤创作和努力拼搏，金灿灿的奖杯在灯光映照下犹如母校60年的光辉历程般熠熠生辉。 六十年的凝结与汇聚，六十年的灿烂与绽放，六十年的回顾与怀想，六十年华诞大庆这一天，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无疑是一个辉煌耀眼的时刻，对于中国电影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电影史论文:走向新百年的《中国电影图史》 2006年12月24日，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图史》宣告完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资深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和中国影协名誉主席、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等发表了讲话。李行、吴思远、王晓棠、谢芳、陶玉玲、黄仁、罗卡等一百多位来自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史学专家，以及在京电影单位的有关人士出席了首发仪式。 统一中国电影史 赵实在贺词中高度评价了《图史》诞生的重要意义，它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两岸三地一次成功的合作范例。的确，多少年来，虽然中港台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三种各自孤立的政治文化形态。反映在电影史上，是长期的分歧。 现在三地流行的电影史，有三个版本最为人重视：大陆程季华、邢祖文、李少白所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台湾杜云之所著的《中国电影史》以及香港余慕云的《香港电影史话》。这其中，余慕云的著作囿于港岛一隅，自成系统；而程季华和杜云之的著作都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为主，可着力点不同，对立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考虑到两者皆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述，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难以避免的。 时间悄无声息间流过了三四十载，在多元开放的新世纪，一部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电影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成果的“大中华电影史”，成了电影工作者心中共同的夙愿。 契机出现在2002年11月。程季华回忆道：“当时，我和李行导演在无锡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相会。谈话中李行提出，是否可以集合两岸三地之力合作著书，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李行先生为此特意提到：“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 这正是耄耋之龄的程季华未了的心愿，两人当即一拍即合，统一电影史的工作得以迅速有效地展开。 四载磨砺成正果 无锡之行后，程季华返回北京，立即与有关人士进行商议。而李行则与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取得联络，邀请香港电影工作者共同实施。经过北京、台北、香港之间频繁通信，决定将该著作称为《中国百年电影图史》，由程、李、吴三人担任召集人，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 此时，他们得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正在筹划中国电影百年史研究项目，遂与北京广播学院商议，决定四方合作，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主持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为协助单位，鼎力支持。 据记者在首发式现场与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先生交谈得知，为了《图史》的顺利出版，香港电影资料馆几乎奉献出了所有的馆藏精品，大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都是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而台湾方面的电影资料以前甭说是普通民众，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是知之甚少。这次《图史》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主要编写者黄仁先生已八十有余，他精神矍铄地声称自己身体倍儿棒，“因为工作关系，好几回自己一个人拎着大箱子往来于海峡两岸之间”。 好事多磨，《图史》的出世也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4月，原本预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由于“非典”肆虐，被迫延迟到9月。其时，作为香港电影史元老级人物的余慕云先生也亲临现场。可惜，去年4月8日，余先生心脏病突发在广州去世。他没能看到《图史》一书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再启百年新征程 其实，在前年12月，《图史》的撰稿工作便在两岸三地电影工作者的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如果赶一赶进度，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礼物奉献出来。“但经过编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审慎的考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专家们再一次对已完成的书稿进行审核、修订和打磨，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程季华说：“由于错过了百年庆典，遂将书名《中国电影百年图史》改为了《中国电影图史》。” 《图史》全书近千页，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如果没有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精诚合作，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面对这部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大中国电影史著作，怎么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欢欣鼓舞呢? 但也正如谢铁骊导演所言：“《中国电影图史》已经出版了，但是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才刚刚开始。就让我们以此为献礼，献给中国电影所走过的100年的岁月，更献给它无限美好的明天。” 中国电影史论文:“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以民间视角书写当下或历史 [摘要]“第六代”电影包含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境遇的记录精神，它以记忆和想象混合的普通人物的视觉来还原历史。“第六代”电影人物的边缘性则主要把握了社会底层的特点，其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当下和历史中普通人的感情和情绪，表达了一种新的电影精神。 [关键词]“第六代”纪实风格记录精神民间边缘 引　言 我们在“第六代”的电影中看到了地道的平民化叙事，看到了银幕上从伟人到凡人的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和微妙的心理体验得到诠释和表达。平民化叙事的另一重要视角就是强化人物的无奈与焦虑，表现小人物在各自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幸和困难。显然，“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以一种叛逆者的姿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着与观众的心灵交流――平等的、宽容的和关怀的交流。影片中的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或者说生存于都市和农村的小人物以真切的存在唤起观众的动情。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无意回避社会矛盾，当今中国社会逐渐地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竞争逻辑体系中的人们以胜者和败者来分类，使得边缘人群更加边缘化。“第六代”电影对之进行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为了创造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美好生活，还是盲目追逐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1] 一、纪录精神[2]：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第六代”电影在事件之中蕴含社会生活的‘寓意’，不仅无法忽略，更无法否认。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如实指出，承担社会代价的多是社会弱势群体(Ssocialvulnerablegroups)，没有话语权或很少有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3]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弱者比社会强者为改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更大的压力。思考减少社会代价的路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就是思考如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所受的冲击、由于被边缘化而受到的种种损害。 “第六代”电影，与其说是哀悼“边缘”的挽歌，倒不如说是呼唤“边缘”尊严的呐喊。虽然他们的电影很难说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走向启人深思，但它们至少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若干问题，启人深思。这一点恰恰是“第六代”电影所要表达的重中之重。对此，导演章明的话，犹如“第六代”社会性立场的宣言：“我们要拍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伸手可触的世界之中。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太平盛世，许许多多人的简单的情感得不到满足。这些电影，更关心这些基本的生命存在。”我们从《巫山云雨》、《十七岁的单车》、《小武》[4]、《哭泣的女人》、《扁担・姑娘》、《盲井》等作品能更清楚地看到“第六代”的纪录精神。 《巫山云雨》的故事发生在由于三峡工程开工而即将被淹没的地方――长江边的一座小城巫山。这个地域背景隐喻着人存在的空虚或虚妄。作为一部注重人的生活状态的电影，《巫山云雨海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几乎不被彰显，而他们在生活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是导演十分在意的。例如，吴刚作为警察，在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麦强作为信号台职工，在社会生活之外(非现实或抽象中)。生活在纷乱、复杂社会的人们，实际上各不相干。麦强和陈青偶然相遇，发生了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两个人的情感得到确定，他们似乎是不相识的人，重新回到原位，只剩下魔幻般的叫喊和期待一这隐喻着在当今社会情感的无家可归，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艰难。情感只存在于期待之中。与此同时，身体的结合等待着或回避着伦理的认同。麦强和陈青影片结尾时才再会，麦强和陈青是否会结合呢?全无交待。导演似乎要表明生活是在没完没了的期待中进行的，新的期待出现时镜头保持了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人物在勇敢地面对现实和追求幸福中萌生的希望。 在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中，从农村到北京打工的郭连贵和高中生小坚在一辆自行车的所有权上发生了纠纷，而他们使用同一辆自行车的目的不同，说明两个男孩儿生存处境存在差异。一辆自行车，成为两个17岁的成长中的少年不同意味的自我身份认同标志：对于郭连贵，自行车能使自己顺利完成从一个农村人向城里人的过渡，是绝对的生存道具(市场经济社会，要获得金钱(资本)，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心理依托；对于小坚，自行车是同龄群体中自我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无论如何，他们同样面对困境，同样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状态。 事实上在失去速递公司的工作之后，肯吃苦耐劳的连贵也许还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他却放弃了换一种生存方式的机会，由于对自行车的过度迷恋，他短时间内无暇顾及其他工作。这反映了农村群体对都市物质文明的倾慕(影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反映着同样的心理：比如连贵亲戚兄弟关于天天喝红糖水、吃排骨面的向往：小保姆总是不停变换着家主人的衣着)。 对于连贵和小坚来说，自行车具有不同的意义。连贵对自行车的迷恋既来自对城市的向往，也来源于守卫“自尊”的下意识。因为那辆自行车是他用辛苦工作赢得的，是“苦尽甘来”应该得到的。对小坚来说，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同龄群体中心理优势的标志：女生提出要和小坚一同回家时，失去了自行车的小坚粗暴地回绝了。影片中的女生并未因为小坚失去自行车而改变对他的态度，但小坚在未被群体抛弃之前，却首先因为外在物质标识的缺失而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自我放逐。他主动放弃了成为群体中一员的可能性，偏执地用自行车这一外在物质作为自身价值的具体标识。诚然，这种身份认同方式与不健康的恋物癖(fetishism)有关，但也有社会性心理依据。因为他的同龄朋友大体上都对自行车过度地迷恋。没有自行车，他就觉得无法在同龄社会中表现自己，失去了群体的肯定(正因为这样，小坚才敢偷家里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一个未成年人心中，外在物质标识的认同作用被无限夸大，以致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与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物质万能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樟柯导演的《小武》，故事与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它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叙述开放而流畅。扒手儿时的朋友小勇的结婚典礼没有邀请小武。对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小勇来说，小武虽然是老朋友，但也是“手艺人”，请他来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正如社会学者所分析的：“在中国，一个人不给别人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问题，要么他过去可能伤害过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么人们不认同他或她的资源的来路”[5]，小勇嫌 小武的“钱来路不明”，连小武的红包都拒绝接受。其实，在小武看来，小勇所从事的所谓贸易就是走私，所谓的娱乐业就是赚歌女的钱，他们同样是不道德的。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小勇在以违法的手段赚钱，利用法律的过渡期的漏洞积聚财富，他短时间内不会受到惩罚。而小武自始至终是一名小偷，一名警察眼中的罪犯。小武也许根本不愿意成为如小勇的“企业家”，也许他没有搞生意的资本，因而他始终是“手艺人”。他“手艺人”的身份来源于他的穷。小武失去了希望自己能做靠山的梅梅，[6]家里雪上加霜地冷待他，最后他被警察逮捕，于是小武在爱情、亲情上都受到疏离。也就是说，小武在坐牢前就受到一系列社会惩罚――“在金钱成为社会机制的基本动机和社会表象的实质性调节器的国家，小武可以说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金钱统治着今天的中国，而小武又被这一原则所统治。”[7] 从刘冰鉴导演的《哭泣的女人》，使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而我们越看到真实，我们就越想哭泣，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紊乱。在北京打工的贵州女子王桂香，偷卖的CD和VCD被警察没收，成为他们可心的玩意儿。丈夫因赌博而动手打瞎了别人的眼睛，结果被抓去坐了牢。王桂香被迫回到了家乡小镇，这个脆弱的女人开始独自面对困顿的生活。在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下，她与在镇上做殡葬买卖的旧情人合作，当哭丧婆，死亡也成为生意的对象。而这时候，她所目睹的是――在葬礼中请“哭泣的女人”的体面(甚至有狗丧，也请哭丧婆)：为哭丧钱而吵架；监狱所的腐败和丈夫坐牢的痛苦。其实，“哭泣的女人”王桂香是错综复杂的善和恶的复合体：虽然她对小孩不温柔不多情，但还是养育着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为了目标，王桂香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为了丈夫，她跟旧情人重新在一起：为了丈夫，她不顾一切赚钱给监狱长，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作品揭露了警匪一窝的现实。我们可以认为，王桂香的婚外恋和越轨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现实黑暗中的生存挣扎。影片结尾，王桂香听到丈夫在越狱后半路上被公安击毙的消息，她只是发呆，无声无息，该哭时，哭不出来了。但在之后，在一个老板的葬礼上，她哭得眼泪汪汪，这样哭泣让奔丧的人误以为她只是个“好泪女”，挣了不少红包――真正的眼泪也只能归于赚红包的生意中。好歹，这回她用不着像平时那样为钱吵嘴，斤斤计较。她的哭泣，不仅是她的生存方式，更是她的赎罪、自慰和解脱。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边缘生存境遇中的人们往往是暴力的施行者或受害者(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二弟》、《青红》)，在《扁担・姑娘》中也不例外。外来民工高平想在城市里取得超越于“扁担”的价值。他用一套西装将自己虚拟为“城市人”，而他所有的能力与手段，只有暴力。本来，城市对民工的需求是劳动力，而高平将它转变为暴力，将暴力转变为金钱。他这样执著地强行撬开通往城市的门，而这样的努力最终使他丧命黄泉。仍旧以扁担为生的高平老乡东子只好静静地看着高平寡不敌众，坠入江中。作品表达的是城市和农村注定了的隔阂，“扁担”一旦要对抗“城市的游戏规则”，就难以回避卷入其规则设置的陷阱的命运。一旦侵犯了社会，就很难逃脱相应的惩罚。[8]这是社会弱者在城市边缘中无法挣脱而出的现实体认。影片结尾定格在“扁担”东子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它预示着是虚弱而坚韧不拔的希望。 在当代中国，善与恶有时交叉，有时分立，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扁平的，能清楚找到原因并且依照既定原则――劝善惩恶――予以判断。“第六代”电影人性批判是冷峻的，基本上可分成善(元凤鸣)、恶(唐朝阳)和亦善亦恶(宋金明)三种类型人物。《盲井》叙述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它反映了底层社会面对经济起飞所产生的困惑，面对金钱的诱惑与困顿，人性的泯灭与复苏。《盲井》并非简单展现煤矿工人生活的悲惨，作品借影像媒介引发观众的思考：“人要过好日子，是否需要采取非法或灭绝良知的手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主人公是冷酷和邪恶的杀人犯，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把赚的钱寄回家的家长。因此，《盲井》给予我们展示的是贫穷产生邪恶，而穷人害死同样穷的人的残忍的人生断面。他们在“咋鸡巴走路呀！”骂人的开私家车的有钱人面前，没敢吭一声，面对金钱的力量时，他们委屈自己，这正反映了他们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和信奉。两个贫穷的挖煤工丑恶的欲望和其中的混沌的故事《盲井》，在主人公看到腐败官吏被捕的电视新闻报道时聊天的场景中，他们看着新闻说：“矿上那点事，他们差远了”，“别说几百万，有几十万我都知足了。”底层人贫穷和邪恶的背后是这个社会的腐败，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此时电影探讨的焦点已从人性问题提升到社会问题层面的拷问。 在追逐下一个暗算目标――16岁的元凤鸣――时的犹豫，说明此时矿工宋金明的灵魂面临了严重考验。宋金明在贪欲和良心间愁苦徘徊时，使元凤呜丢掉了童贞，预备好万一他死了，自己内心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个场景与前一段落唐朝阳和宋金明当嫖客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不能够享受多样的文化生活的底层阶层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的发泄欲望的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 两个矿工在“盲井”里的最终死亡，是人性两极斗争的必然结果。唐朝阳彻底地丧尽天良的拜金主义与宋金明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心灵冲突，表示出人性是懦弱的，但同时有微弱的希望。作品显示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穷人一枕黄粱的暴富梦的破灭――生命凄凉的绝望。元凤鸣在煤矿办公室称宋金明是二叔，当时王矿长说“废话”，矿长本来就不在乎他们是否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对他而言，死一个人给“亲戚”发3万元就一了百了了。在宋金明死后，元凤鸣作为“侄子”获得了赔偿金，也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而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作为观众只好设想元凤鸣会把本应是社会弱者宋金明孩子的学费钱好好珍惜或用在学费上。王矿长“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话表达了当今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真实的地位，影片贯穿着一种悲悯和讽刺。 二、记忆或想象：民间视角的历史还原 “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凝结着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还原。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和贾樟柯的《站台》(2000)都构造了基于个人记忆或想象的历史，以电影书写了一代人的“野史”。另一部姜文电影《鬼子来了》，脱离官方主旋律话语，从真正的民间的和人性的角度暴露日军的残忍性和农民的单纯，从而更鲜明地表达了战争带来的伤痕和恐惧。通过“三线建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小根和青红青春男女感情终究被彻底否定的故事，《青红》冻达着纠缠于国家话语、家长的意志和年轻人的情感欲望间的痛苦和茫然。 《阳光灿烂的日子》，从个体成长经验出 发，不去触及“”的伤痕、苦难，在姜文的视角下，“”是与浪漫、青春重叠的记忆中的痕迹，“与第五代的中年民族伤痕南辕北辙”[9]，“但这等年轻、这等激情却是‘’初期的底色”[10]。《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这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导演处女作，作品对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使用了在当时中国较为新鲜的超现实手法，把青少年的暴力和爱情描写得朦胧和残酷。由于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有时间管“马小军”们。于是，在特殊时期，孩子们在混沌中长大了。影片试图逼真地描绘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和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时代的特征。其实，幼稚和无知何止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整个国家和社会当时都处于一种无知和暴力的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用青少年的眼睛和故事描画出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混乱状态与成长中面临的考验。 姜文虽然没有亲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但他觉得《鬼子来了》中的马大山也许是自己的前生。[11]他如此投入地演绎电影人物的命运，活生生再现了他所谓前生。《鬼子来了》不愿举着“全民皆兵”的爱国主义抗日电影的旗帜，[12]作品虽然融入了一些喜剧性元素(农民纯朴的思想和语言，决定处置两个黄麻袋日军过程中的阴差阳错等等)，却是一部敢于正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使观众深思历史真面目的佳作。《鬼子来了》表现北方偏僻山村村民出人意料地遇到灾难，它对中国军队和农民人性的客观冷静的描写，具有尖锐的反思历史的意味。正因为这样，姜文将忧患意识注入故事中，以更深刻地开掘日军残暴行为的反人性。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撤退的中国军队在村民马大三家里留下两个黄麻袋并说会回来取，而他们却迟迟不来，半年都不见踪影(共产党部队的缺席是这部影片大胆之处)。翻译官为了保护自己而误导农民(不让农民看到问题的实质)，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虽然他对死亡的恐惧是自然的，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使这部影片的批判性提升到中国人自身反思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农民的纯朴人性使其始终害怕“杀生”，他们没想到日军在战争中的“残忍”，愚昧、盲目地相信日军，做俘虏和大米的一桩“以人换粮”的交易，这也是无依无靠的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选择及导致的灾难。影片的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场面多多少少令人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日本留学时看过的幻灯片场景的意味。[13]马大三应该这样死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看热闹”的欢乐之中，令人感到困惑――到底他们是怎么想，难道那么多人都盲目地认同对马大山这样的处死?[14]结尾的场景是姜文对新“鲁迅”的呼唤。通过历史的另类视角的还原，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对历史的思考也更深一步。 80年代，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文化上渐渐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人们也有了日常生活上更大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站台》是关于这时代变化的汾阳县文工团年轻人的“民间记忆”，[15]是一首散文诗似的历史书写。文工团适应市场需求要准备一台轻音乐节目，而团里的年轻演员，在接受生活、时代的变化上各有不同的态度。汾阳文工团的这群青春男女，暧昧的、若即若离的情感，一时是在浪漫中、一时是在无奈中，跟着《站台》和《成吉思汗》等流行歌曲一起飞翔的期待，是他们青春的宿命。钟萍和张军的离别，崔明亮和尹瑞娟的再会，说不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岁月的安排。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期待着人生灿烂的时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滑入了平庸的人生轨道。这部电影展示的十年岁月，是理想的冲动慢慢变为日常生活平常心的岁月。汾阳文工团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走，寻找一种单纯的信仰，但最终谁也无法走出生命的圆圈，城镇文工团也是一种“革命”时代的副产品，一旦遇到社会潮流的转变，就渐渐接近了破产。这时，他们回到了汾阳(也是他们的出发点)――“站台”。十年似乎就是一个轮回。 电影《青红》作为历史记忆和想象，别具震撼力。上个世纪80年代，青红等许多孩子们的家庭为了“三线建设”，随内迁的工厂，从繁华的上海等大城市迁移到了内地贵州的一个边远之地，无论“三线建设”是否存在着对人才的需要，青红的父母盼望着回“故乡”上海，他们已经等得太累了，这个移民家庭一直以“上海人”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感到贵州是早晚应该离开的地方。而青红毕竟生长在贵州，对当地有深厚的感情，青红父亲强烈的回乡意识，给觉得自己是“农村的”的青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父亲严峻的反对和对她一举一动的监视，青红和当地工人小根情窦初开却只能变得若即若离，对于青红而言，徘徊于感情和家庭之间是难挨的青春考验。青红的好友小珍私奔的不幸结局使青红对自己感情问题的归居不免有太多怅惘。由于“三线建设”移民到贵州，是青红父母争吵的原因，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想早已在枯燥和单调的现实生活中被淹没了，剩下的只是痛苦和焦虑。青红父女的矛盾；中突根本上来源于“三线建设”等大规模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强制导致的结果。小根向不得不离别的青红表白，欲望和现实的矛盾激发了他对青红的强暴，它证明了父亲对青红的担心和对小根的歧视。而青红面临的是情感的彻底毁灭，爱情变成罪恶是她难以接受的现实，她竞至自杀却未遂。在被青红父亲告成“强奸犯”的小根最终被枪毙的广播声中，青红的家庭走向上海的梦想在实现着，青红父母在年轻人的死亡中感到困惑和内疚，而青红只能发呆。这部电影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运作给普通家庭带来痛苦和梦想的回忆。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背景的青春男女相亲相爱，遇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意识造成的激烈对垒。梦想只是在明天，今天只有无奈和忍耐。 结语 在“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营建中，社会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占据了主要位置，许多观众不难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品承担起了使我们回顾生活的作用――现实人生承受的压力和困惑生活中包含着的生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情感，变化飘移的命运――展现在银幕上。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往往蕴藏着触及人们情感底线的真诚与劫难，它打动着那些游走不定的灵魂。另一方面，“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中对被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既是纪录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部分阶层被异化的社会深层矛盾的发现。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关注，“第六代”电影显现了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表明了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期待。 显然，“第六代”电影不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而着力于另类观点的阐发，由于敞开了多元视角的历史话语[16]空间，还原了民间的历史，它们都显现出新鲜的纪实风彩。并且，这些电影中的历史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渺小事件的漫长积累，把历史拉进“民间”的生活里，挖掘了历史中普通人们具体的存在感和生活经历，历史由此不再是宏大叙事中的国家或民族中心话语或权力话语。 中国电影史论文:是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 [摘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反思其吴学功能一定叙述历史：即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的三个阶段；二足折射现实：即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和台海关系；三是创造艺术：即悲剧风格、喜剧精神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 抗战电影叙述历史折射现实美学反思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抗战题材的影片始终是翻涌不息的惊涛骇浪，从1935年的《风云儿女》到2005年的《常隆基》，其间我们的银幕就不断映现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战斗身影，中国的影坛就一直回荡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强音-如果从1905年算起，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从1935年算起，抗战影片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这100和70之比，大概就是在中国战争类型片中，抗战题材电影所占的比例-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烈火金刚》、《黄土地》、《红高梁》、《战争子午线》、《铁血昆仑》、《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等。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电影评论家明振江少将说：“战争一经发生，便开始成为战争电影的表现对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同一场战争不断地搬上银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百余次被我们不同时代的导演再现于银幕，它们已形成了有关“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中国军民”和“青纱帐”等类型化的记忆和概念，那么，我们的抗战电影究竟是要叙述历史，还是折射现实?抑或是其他、综观七十年的抗战题材的电影历史，笔者认为：它们呈现为三种类型，而每一种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叙述历史：人民抗战――政治抗战――民族抗战 毫无疑问，借助现代科技电影是迄今为止记录历史的首选方式，可是这种记录决非是再现纯粹的客观真实，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所说的：“电影给我们提供的现实是一种艺术形象，如果略加思考，我们就能发现这种艺术形象完全是非现实的(例如特写镜头和音乐的作用)，而且是根据导演本人在感性和理性上的表现意图再安排过的。”因此，用电影来叙述历史，只能是特定历史话语中的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就经历了“人民抗战”、“政治抗战”和“民族抗战”三个阶段。 首先是“人民抗战”阶段。始于1935年“电通影业公司”出品，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终于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一江舂水向东流》。其间著名的有：1937年费穆导演的《联华交响曲》，1938年史东山编导的“抗战三部曲”《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和《还我故乡》，同年应云卫导演自的《八百壮士》，他在1940年还导演了《塞上风云》，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为前后阶段，前期的记实性的居多，以《八百；隆士》为代表，紧紧追踪时代风云，反映战争事件，表现出了中华儿女不可屈服的伟大精神；后期的反思性的居多，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表现了这场战争灾难给中国人民的普通家庭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 其次是“政治抗战”阶段。始于195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终于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其间著名的有：《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东进序曲》、《小兵张嘎》、《地道战》、《鸡毛信》、《八女投江》、《沙家浜》、《红灯记》等等。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是用“共产党积极抗战，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即以强烈而单纯的党派政治视角来看待八年抗战，取材的几乎全部是敌后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是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寇的故事，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却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因此，这一阶段的抗战电影，只能是共产党的政治意图抗战历史的写照，也正是这些电影几乎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抗日战争的观念和记忆。 最后是“民族抗战”阶段。始于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归心似箭》，终于2005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的《常隆基》。其间著名的有：《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黄土地》、《晚钟》、《战争子午线》、《黄河绝恋》等等。以上电影抛弃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将“中国共产党单一的抗战”变成“中华民族集体的抗战”，淡化了国共党派的政治意识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注重的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这一阶段大量涌现的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就有效地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不足；还有即使是以八路军为主角抗战，也凸现的是两个民族的人性在战场上的较量，如《将军与孤女》、《晚钟》。 二、折射现实：中日冲突――国共对峙――台海关系 诚然，电影以其所创造的“在场感”与“想象性”的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地克服了人类艺术千百年来一直难以克服的空间与时间、视觉与听觉、表现与再现相互分离的美学矛盾，然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决不是还原历史，因为历史早巳不可还原，那么任何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都要受制于创作的特定时代和现实，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说“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电影理论家蓝爱国通过论证电影历程的由“影戏”到“电影”的演变，指出：“当我们今天改影戏为电影时，我们突出的是电影的机械化特征，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同于任何传统既有的方式，从而也就具备了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一种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性格的表现手段。”中国电影的几代导演就借助“抗日战争”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亚洲和世界七十年的风云变幻。 首先是对应于“人民抗战”阶段的“中日冲突”的现状。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日关系危机四伏。1925年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而引起的“五卅罢工”，1926年的“大沽口炮台事件”，1928年“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抗战，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的全面爆发。如《保卫我们的土地》以东北流民刘山一家的流浪经历，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鞭打了民族败类的丑恶行经，表达了人民抗战的伟大决心。还有《八百壮士》是取材于1938年“凇沪抗战”中国守军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悲壮战斗。《塞上风云》则以1933年中国军 队的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蒙汉人民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都的紧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日两国的敌对状态。 其次是对应于“政治抗战”阶段的“国共对峙”的状态、随着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执掌国家政权，海峡两岸就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竭力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消失殆尽，于是银幕上只有共产党抗击40％的日军的场景，而没有国民党抗击60％日军的情形，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而没有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如《东进序曲》中的韩德勤、《沙家浜》中的刁得一。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活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和《八女投江》。为了宣扬人民战争思想的正确，我们的电影还塑造了很多“游击队”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和《地道战》、《地雷战》等，也借此来强调“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的抗战历史叙事。 最后是对应于“民族抗战”阶段的“台海关系”的形势。 二十世纪的后半段，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主潮也呈现为和平与发展的新走向。从七十年代末国务院的《告台湾同胞书》，到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到1995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而继续奋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展，台海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令人可喜的变化，民间的经贸、体育、文化往来和旅游探亲日益增多。我们的抗战电影日渐淡化政治意识，努力回归历史的真相，在这样两个方面折射出时代形势。一是，大量的描写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如《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吉鸿昌》、《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等，也塑造了一大批像李宗仁、杜聿明、宋哲元、唐生智、张治中、卫立煌、吉鸿昌、王铭章等爱国将领银幕形象，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突出地刻画超越战争的人性意义，如《归心似箭》、《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军与孤女》、《黄土地》、《晚钟》、《黄河绝恋》等，它们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人道情怀，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三、创造艺术：悲壮风格――喜剧精神――象征意义 抗战电影，如果说是叙述历史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再现性美学功能；如果说是折射现实的话，那么它发挥的是电影的表现性美学功能!然而，无情的时间能改变曾经的事实真相和冲淡往日的恩怨情感，而今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经过编剧、导演、美工、布景和演员模拟的场景、情态和形象，这就是电影的电影性――既再现又表现；既写实又写意的艺术特性所在。“作为画面和音响相统一的多维时空艺术，电影具有表达客观外在和人的主观世界的充分潜能和能力，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和展示这种能力，”这些许许多多选取抗战题材来拍摄的电影艺术家们，究竟给我们创造来了哪些艺术美感呢? 一是，“人民抗战”阶段的悲壮风格。从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冒险的乐园，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是捷足先登，先是侵占东北，继而蚕食华北，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最早的表现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为这一阶段抗战电影奠定了悲壮的风格。史东山1938年导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址映后重庆的评论界称赞它具有“崭新的取材，崭新的风格，前进的思想，用拳头代替了大腿，用呐喊代替了没落的歌声。”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塑造了在凇沪抗战中，孤军奋战，誓不投降，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中国军人，还有上海各界民众尤其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穿越炮火向守军献上国旗的壮烈场景。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正是以悲愤豪壮的气概、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敢，唤起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这也是大战当前我们民族需要的精神力量啊! 二是，“政治抗战”阶段的喜剧精神、1949年至1975年大陆的抗战题材的电影，由于创作指导思想的“先入为主”导致艺术表现的“主题先行”，在贬低、忽略国民党抗战的同时，也一方面妖魔化了日本军人，如在称呼上的“鬼子”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神魔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因此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喜剧精神。出现在银幕上的国民党都是假抗战、真反共的“摩擦专家”，如《东进序曲里的韩德勤、刘玉坤，《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刁得一，这些人说话阴阳怪气、做事诡计多端。那些日本鬼子几乎是凶残加愚蠢和好色加野蛮的典型，如《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地道战》里的山田、《红灯记里的鸠山，《铁道游击队涯的岗村-至于正面人物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机智勇敢，《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和《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几乎就成了传奇式的英雄典型，就连《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民兵也是身怀绝技，神出鬼没。这些影片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主体对惨烈的蔑视、对邪恶的嘲笑，无不充溢着胜利者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屑一顾的神色，征服困难和压倒对方的喜剧精神。 三是，“民族抗战”阶段的象征意义。电影是艺术，那么就必然它要超越形象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而进入审美的象征境界；战争电影要表现的生命极端状态，那么它就得透过生与死的际遇而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如前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里的“傲德萨阶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色彩转换，美国《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即将走进焚尸炉的“红裙子小姑娘”，《拯救大兵瑞恩》的“七小于一”的不等式、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充分开掘了电影艺术的审美空间。张艺谋的影片非常注重色彩的象征。《红高梁》突出了红色生命的野性，《黄土地》渲染了黄色文明的厚重；吴子牛的影片就格外关注战争中的人性问题，《喋血黑谷》讲述了国民党军长吴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晚钟》直面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并肯定中国士兵的善良和宽厚和对和平的向往；《南京大屠杀隔开了人性与兽性的对比，呼吁对生命的尊重。冯小宁开掘了反战主题，《战争子午线》用战争中的小八路与和平期的小朋友的交错视角，《黄河绝恋》和《紫日》都是通过中、日、美(苏)三方来表现战争摧残美好、扼杀人性。 中国电影史论文:电影史教学的多元化初探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史教学实践的梳理，探讨影视教学中的一些手段，方法与途径。在影视教学理论上，提倡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主张培养学生对多种审美形态的鉴赏。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尝试，提高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电影史审美心理情感体验更新内容 影视教育作为当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一门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在我国，影视教育已被纳入审美教育的范畴，正处于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影视院校，但是，对影视教育观念及教学模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是一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 电影史是影视艺术学院各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理论课程。它对学生较系统地获取中、外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把握电影观念和电影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规律，深入理解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各国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全面提高学生的电影文化素养及艺术感受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为人类的一种艺术形态，电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吸收了传统艺术的各种元素与成果，但又以其独特的审美方式――视听语言来把握世界。因此，在电影史的讲授过程中，就必然涉及到电影自身的艺术与技术不断完善、丰富、充实、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经济、各门艺术……多种因素在电影中的表现与反映；电影创作者个人经历与性格、社会思潮、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等因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因此，电影史的教学不可能只是将电影现象及其文本独立起来的封闭式的讲解，而应该是开放的、多方位的分析、体味与感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该在尊重电影史的基本体系的同时，力求贯穿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所独有的审美品格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生命内涵。 一、把握学生审美心理，体现人文教育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育人”，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习惯的培养，都是教育最基本的内涵。而高等教育更应把构建人文修养和人文精神作为最基本的职能。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在将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将这些知识所体现的价值，即人文精神，内化为学生素质，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其健全的人格，使其身心得到和谐地发展。 电影作为艺术，其教学过程必然体现为艺术作品的接受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对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审美心理特点的了解与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审美心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审美心理结构逐渐成型，但还不够稳定 (二)审美趣味多样，但发展不平衡 (三)审美评判自主，但带有盲目性 (四)追新求奇，但鉴别力尚差 (五)反传统意识较强。但仍带有民族审美心理特点 鉴于学生的上述特点，我首先在教学内容上，对教材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增添。如课程的《绪论》部分，是具有引导性的，关手整个课程的教学定位。我自拟了标题《感悟电影》。在对课程的目的、特点及学习方法作简要介绍之后，安排学生看一部电影。每学期放映的影片不固定，基本是根据学生的专业、年级及当时社会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选片。比如：近两个学期我为学生安排的第一部影片是《迁徙的鸟》(又译为《鸟与梦飞行》)。这部由法国著名制片人、演员雅克・贝汉担任总导演的影片，是一部意境优美、寓意深刻、令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影片开始的第一行宇幕是：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影片将侯鸟迁徙途中那无与伦比的风光展现无遗，大海、冰川、山丘、沙漠的无比壮阔的航拍景象让人如痴如醉；本片音乐更是堪称天籁，那如教堂里唱诗班一样的优美圣乐和声，将鸟类的迁徙的优雅与悲壮，升华到极限，传达着对鸟类的真切关怀……在影片的观赏过程中，我适时地向学生们介绍影片的拍摄情况：本片的拍摄是一个由300多名成员组成的摄制组，包括50多名飞行师、50多名鸟类专家组成，拍摄时间3年，跟踪候鸟的种类有27种，拍摄地点历经36个国家175个地区，行程近10万公里，所用胶片长度45万米(150万尺)，耗资4000万美元。作为一部展示自然奇观的记录片，它既是对电影写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其在技术与艺术双重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影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的创作者都满怀着对自然界深沉的爱，用纯美的目光关注着鸟的遭遇……学生们的目光被画面所吸引，心灵被鸟儿的命运所打动，当他们看到鸟们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了对回归的承诺时，他们对影片的认识也便从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上升到对其所蕴含的生命意义的思索与感悟。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让学生在一部充满“鸟文主义”精神的影片中，理解什么是“人文关怀”，懂得生命是自由和平等的，应该学会尊重与关爱。艺术创作不能仅仅以票房为目的，还应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电影艺术又是人类集体智慧与力量的凝聚，它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默契与和谐……最后，我用雅克・贝汉的话对影片进行小结：“对人而言，美好的情感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人们需要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因为人类不可能孤单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教材的第一章是《电影的诞生》。为使学生对一些抽象的科技知识、原理有更生动形象的理解，我在向学生介绍了本章学习的内容、重点、难点、目标之后，便为他们放映一部表现英国电影发明家坎坷一生的传记片《魔盒》。对影片中涉及到电影发明的相关知识时，我采用回放加讲解的方式，让学生加强记忆和理解；影片结束后，又与他们探讨电影艺术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影片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你如何认识和评价他?通过学生的答案，我再给予提练、概括：电影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要，正如片中主人公所说的：发明“活动的照片”，是为了要“捉住动作，因为美就意味着要有动作”。其实，人类最初的渴望便是一种对生命现象的观照与审美表现――它最直接、最具体地展现了人类活动着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生命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影片主人公倾其一生所有，不为同时代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用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电影的发明，为了完善电影技术，他最终妻离子散，抱着新研制的彩色胶片，幸福而又满怀遗憾地死去……这种执着与坚韧的品格，是每一位电影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学习的。 审美是交织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统一的关系中的互动的情感体验。因此，创设优美的教学语境，以趣味高尚的审美对象感染学生，引领他们在美妙的视听形象里、 在对人和自然的情感体验中走近电影的世界，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激励学生――这样的教学鲜活而深刻。 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透视文化的差异、传承与融合 (一)中外电影的横向比较 在课程的第一阶段，主要讲授外国电影史。但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大的思维空间，我打破了教材的编制顺序，将表现中国电影萌芽期的影片《西洋镜》与《魔盒》对比放映。从中既看到了我国电影观众与西方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时的共同反9向，也看到了电影在刚刚进入我们的国土时所遭遇的从排斥、抵御到接纳的过程同时，外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工厂大门》提对生活的重现，是写实主义的；而我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却是一部记录我国传统京剧表演的戏曲片，具有浓厚的表现主义风格。在比较中，让学生体会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则充分体现了它的兼容性、世界性。 (二)本土电影的纵向比较 在讲授中国四十年代的电影发展史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被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文艺片的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体现了近代中国电影在人物心理刻画和民族风格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备受电影人的青睐。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我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重拍了这部电影，以示对此片及导演费穆的敬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电影艺术的观念及制作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两部影片进行比较放映，学生们兴味盎然地对其优劣成败展开讨论。其中有关风格的话题谈及最多，两部影片因导演生活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无论从审美观念、人性理解，还是视听语言的艺术处理上，都有所不同。大部分学生更喜欢田壮壮版的《小城之春》。对此，我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产生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时代性，学习电影史，首先是要将作品放置在它所生产的那个年代去评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就是将其放到历史的演进历程中，用发展的眼光观照它之于这种艺术的承袭性与开拓性。并提醒学生：对这两部作品比较，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是通过这种论辩培养他们对不同审美形态的鉴赏。艺术家要保有自己的个性，懂得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和发现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 三、运用新思路，走进电影人的心灵 近两年来，有关重写电影史的呼声很高，许多电影理论家都在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丁亚平博士就提出了“人物志电影研究”的新观点。对于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也效法着进行了一点尝试。 传统的电影史教材，基本上是以影片和导演为主线的，对演员往往提及甚少。而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生命体验过程的独特呈现方式。而作为未来的电影工作者，大学生的情感比较脆弱，呈受力不足。为了对学生的教学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我在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教学中，重点介绍了电影演员阮玲玉及其在我国默片时代的地位。不仅为学生放映了关锦鹏导演的影片《阮玲玉》，而且还对阮玲玉之死进行了剖析。并让学生结合文艺界许多名人的自杀现象谈自己的感受，如玛丽莲・梦露、三毛、张国荣等。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分析，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懂得善待生命，珍惜美好的情感，学会坚强地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这样，才能在将来的艺术活动中，经受住各种压力与不幸，和谐地与人相处，乐观而豁达地迎接社会与人生的挑战。 在讲授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企业及制片政策时，我重点为学生介绍了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并为他们放映了《好莱坞百年百名超级影星》的记录片。透过银幕上神采各异的明星，让学生回答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电影的艺术特点和审美趣味让学生了解，当电影以一种商品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演员的地位和价值就成为制片商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星改变了影片的叙事，也由此创建了一种长盛不衰的“影迷文化”；从电影自身的发展来看，好莱坞把电影视为大众化艺术的一种传统，而类型电影则强调了艺术家与他的素材、素材与观众的关系。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电影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告诫学生，明星本身类型化意味着艺术的僵化，更是对他们艺术生命与心灵的一种扭曲…… 四、扩展课程容量，更新教学内容 近些年来，电影的国际化倾向愈来愈明显，许多小国家的电影创作异常繁荣，打破了好莱坞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有关这些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及作品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为让学生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代电影的格局，我补充了教材以外的相关内容。如增开了当代韩国电影、伊朗电影的专题研究等。例如：与阿巴斯同行――寻找心灵的家虱韩国电影配额制度及其思考，当代韩国爱情片赏析等。引导学生以开放的视野、多元地思维方式，关注不同民族电影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语言形态，思考电影创作与时代的社会心理、审美倾向、民族性格的关系，感受不同审美形态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五、关注新作品、新动态，为学生提供最新电影资讯 前面讲过，大学生这个群体喜欢追新求奇。作为电影教学，在保证教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传统艺术而言，电影太年轻了，它的演进过程是迅速而充满活力的。因此，密切关注当代电影的新动向、新作品，是教师必需要做的功课。利用网络和期刊杂志，查阅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将最新的创作动态、影视信息及时地介绍给学生，如：各大电影节的作品选送、获奖及相关评论；记录片热潮中所包含的深层的时代气息与文化审美意味每年一度的大学生电影节的活动内容及参赛作品、电脑特技与当前电影创作的关系以及最新影片的评介……等等，都成为课堂上探讨的话题。以此引导启发学生把握电影的发展趋势，加强危机意识，以便在专业学习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学术意识，适时地在有些章节学习之前，为学生布置练习：课下利用各种媒介查找相关资料、归纳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辩论。如从“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看当代类型片的延伸与创新；李安现象分析、如何看待“韩流热”等。在教与学的双向交流中，多视角地对某一论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理智与情感的交融中体会艺术的内在品质。 六、结束语 作为一种教学探索，实践才刚刚开始。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影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学术层面上，我以为，高校的影视教育，除对电影艺术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索外，还应在教学领域寻求相关学科的支持。作为一线教师，更应力求通过对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等方面的探索(如教学课件的建设等)，寻找一条更加切合电影教学实际，并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情感经验、培养其健全的审美心态和开拓性思维能力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