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理论的发展已超越“科普”，驶向以沟通和对话为基础的“带有反思性的传播”，此时应重视民众对传播行为的反馈，建立传播者和被传者的互动关系。我国部分科技期刊已实现科普，但面对传播发展趋势其传播行为仍有提升空间，主要策略有3点：组建专业传播机构，在领域内/外结成联盟；加强与大众媒体间合作，使科学更富吸引力；对科技期刊进行线上/线下“沙龙”化处理。科学传播理论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向传授知识的科普，第二阶段是强调提升公众参与度的“公众理解科学”，第三阶段是强调传播者与公众展开互动，公众不仅可参与传播过程，更可对传播源反馈、批评甚至质疑的“科学传播”。在第三阶段理论关照下，同专业人士交流频率的提升，将促进民众融入正规内容发生机制，并使其通过此流程的循环化、常规化成为科学传播路径中的固定环节。这样，科学理论被随意解读所引发的风险也会降低。我国科技期刊多隶属于机关、学科学会和科研院校，专业性有保障，知识具有可信来源。但当下，科技期刊的传播责任却没有被很好地承担起来。媒体加速发展，新传播形势面临种种问题，科技期刊应借鉴第三阶段科学传播理论改善期刊传播活动。
1科学传播面临的问题与科技期刊的缓解功能
1.1科学需要专业人士一定程度的正名
长期以来，部分公众在科学领域进行个人意见表达，在“个人与个人”的点对点沟通模式成为现实的语境下，个人意见和社会意见界限模糊、科学被扭曲，甚至污名化。弥尔顿的“自由观点市场”认为，社会中各种观点都应得到呈现，这是维持民主、自由运行的机制。但科学观点传播却有其特殊性：已得到专业领域内公认的观点往往无可非议，或在下一阶段成果产出前维持恒定。主观同客观间有着不可磨灭的分界线，这与“观点是否得到表达”无关。科学需要专业人士一定程度上的正名。科学工作者智慧的结晶是科技期刊，作为学科知识的有力表达如其能对科学维护或纠正，则科学传播的底线、原则和专业性基础可得到保护、社会舆论场可迎来更多专业声音；该做法也可使期刊在有限的媒介资源竞争中提升影响力、借助媒介势能强化其社会价值。当下，我国很多期刊仍是纸媒，其优势在于印刷后不可轻易更改，蕴含其余媒介无法代替的权威性和对观点的强表达性。此外云平台中的DOI标识更锁定了论文的唯一性和不可迁移性。它不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发生Error404错误或空链接，避免了“信息孤岛”的产生。[1]如能成为宣传科学正面形象的平台，那么科学传播的厚重感、科学成果的来之不易和科研人员对被传播内容倾注的责任心可得到体现。
1.2政府、共同体和民众在科学问题上存在矛盾
科学加速发展，政府、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在科学问题上有时面临割裂，尤其是在存有争议的问题上。政府、科学共同体和公众观点的分歧将引发一定程度的矛盾。这种矛盾常表现为观点对立后的舆论对立，最终导致舆论错位甚至舆论倒逼。此时，科学信息正确与否似乎无关紧要，谁抢占与科学相关的舆论制高点，就成为三方关注的焦点。但事实上，沟通与互信才是面对科学的正确态度。在科技期刊出版发行的过程中，科研院校的传播责任重大。除了作为重镇，科研院校往往是在政府和民众间起衔接、过渡作用的学术共同体。在我国，以共同体为主力的科技期刊有时归政府管辖，但单纯就科学生产和科学原理表达而言，共同体拥有相对强大的权威性，其表现是期刊中记载科学动态并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论文，因此科技期刊也应被视作科学问题的社会纽带。专业刊物的介入缓解了不同方面间的矛盾，也是预防相关科学危机的方式之一。
1.3国内一线、直接型科学传播平台较少
目前，国内科学传播同真实科研工作存在错位，尤其是当下部分媒体的新媒体运营方针和受众定位，科学内容讲述必须结合有趣、富有亲和力的表达方式才能获取关注度，提高传播度。新媒体运营虽增加了科学的流行属性，但也使受众无法近距离感受科研场景，在新媒体策略过渡下进入了拟态环境。那么，是否存在将科研场景较直观地展现给受众的传播方式？科技期刊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思路。期刊撰稿者多为一线科研人员，他们并非专业科普人士，可能不具备知识传播范式转化的技能，但却能将科学前沿及动态以第一视角描绘出来。这种讲述方式更能营造和公众间的对话，甚至互动场景，使公众进入生动逼真的学习空间。期刊出版需要一定的周期，但不同于大众媒体为产品运营或内容审核预留出的时间战略，这种延时可被视作对科学知识打磨、深化的过程。通过对科学内容的本体和人文意义进行分析，传播过程将附带精确性和严肃性。目前这一构想仍待实现。
2科技期刊参与科学传播的总体思路
不少刊物的定位和广义传播存在差异，这使科学传播惠及普通受众的设想存在局限，但这二者间或许能找到一些共通点并非完全割裂。
2.1期刊编辑方针可加入传播预设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相辅相成。如果说科学共同体对科学原理生产、创新，那么大众的关注、支持甚至物质资助，则使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循环生产、维持运行。除了进行科技成果的内化表达，科技期刊应一定程度上履行社会责任，使刊载内容为建设“资源丰沛的人文社会”服务。此时，一个表达动机应被填充其中：不拒绝添加可广泛传播的内容和对专业理论的通俗化处理，使大众也有机会接触看似高大上的前沿理论，帮助其理解、接纳并学习科学知识。目前，我国部分期刊已实现了科普，但相较当下虚假科学信息频传的现实，上述传播方式将信息点较生硬地锁定在了传播链一端，缺乏平衡整体传播系统的考量。可行的改进思路是将传播方针向编辑源头靠拢，即将科学传播预设一定量加入期刊的办刊宗旨、刊物定位和发展规划中。相比之下，在科普阶段，科学知识可能在任意传播位置面临阻碍的情形，这一策略有助于期刊适度、均衡地分配力量于传播工作中，从而使受众和传播者维系稳定的作用关系，使传播理论指导下的传播实务和舆论反响一同产生良性反馈。
2.2科技期刊可使正统科学知识具有吸引力
从社会化角度分析，一旦期刊承载的内容公开释放，紧随其后的便是传播活动；不论其预设指向何方，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波及一切与科学相关的群体。期刊应将受影响社会角色的注意力锁定在正规学习层面，使其对正统科学来源路径感兴趣而非接受误导。目前，学界对“在社交媒体时代蔓延的错误信息”的识别和控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技术层。[2]但除了进行微观筛查，还有一种能在宏观上去伪存真的思路，即强调正规内容的无可替代，使受众在了解时养成科学素养、形成对基本内容的鉴别能力，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分配有限信息接收时长、主动接纳正统知识。科技期刊是被社会认可的第一手科学原理发表中心，也是我国多数专业科学传播活动的信源之一。若其可调整传播行为，使知识甫一发表便具有吸引力，便可一定程度上利用议程设置功能营造出权威的、可信性强的且富有感染力的学习氛围。在自媒体、新媒体蜂拥的当下，“媒介使用”常被描绘为受众进入或离开一个个各司其职、并行不悖的场景的过程，而背后又关联着差异化的生活需要、时间分配与各类细枝末节的调节功能。借助期刊主动开放的正统知识场景，受众将获得由科学共同体与专业把关人的信誉度、责任感为基础打造的引导路径，并循着此线索避开耗时长、虚假、无用的社交媒体信息。在此基础上，期刊若考虑媒体发展趋势，借助新兴技术使论文进一步富有视听感染力，那么传播效果有望持续提升。
2.3以期刊为媒打造共同体与公众间对话平台
在科学传播第三阶段，衡量传播效果优劣的更严格的标准是，考察受众在接收后能否理解、学习并尝试运用知识。这一过程可用“使用与满足”理论描述，但就现实而言，使受众获得满足感并不容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受众意识到，在学习、了解知识时，可向专业人士组成的共同体发问。可行思路是，期刊借助不断优化的媒介融合机制打造和受众的对话渠道，了解受众的学习需求，对信息接纳的意愿，和对已有传播方式的认可度，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传播活动，不断增强与用户的互动。若这一构想成为现实，那么科学知识的初级传播将提升受众的科学素养，也有望促使科学人文精神在社会扩散；社会效益的实现有望连接一定物质收益，反哺初始投入。期刊可将此设想视作实验或试点项目，视开展实效决定是否继续。
3科技期刊参与科学传播的可行路径
3.1设立专业传播部门，在领域内/外结成传播联盟
若想获得好的传播效果，期刊既应重视内部运营规范，在内容得到传播前制定自律机制，也应在进行社会化传播时强调群体影响力，依靠对领域内不同刊物和个体科学家的整合或领域外跨界合作，实现有限资源集中分配，促使知识影响力提升。设立专业传播部门需明确以下几点：首先，应将科学传播视作工作任务之一，但更不能忽视生产正统科学成果的基础职能。因此可建立专业传播部门，使其在科学论文和可传播内容间作为范式转化的调节地带，聘请有一定科普写作能力、新媒体编辑经验的学科人士加入，为论文定制传播形式。其次，可尝试将传播（科普）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将传播效度作为该部门人员的评优标准之一。虽然最好的科学传播者是原生科学工作者，但相较他们可能承担更多的科研工作，强制其面面俱到地进行传播并不十分现实，因此可将“放大科学社会声望”的职责一定程度上进行转化，将其过渡为期刊内部工作规程，缓解传播力量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最后，应强调此部门人员工作技能的不断提升，若欲在媒介融合时代做好科学传播，便须对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进行学习，并了解由此引发的公众对科学浏览、审美喜好的变化。不同期刊合作时可采取以下思路。第一，确立共同传播目标并确保其可实现性，为带有不确定性后果的集体传播奠定基础。第二，取长补短、突出各自优势，利用期刊的专业认可度提升传播工作认可度。第三，建立较完善的期刊间合作机制，提升传播科学热点时的资源统筹效率，保证传播的强时效性。
3.2加强科学传播与大众媒体间合作
大众媒体为科学传播提供了几种可能。首先，大众媒体以多样化表达形式和与流行文化的恰当融合，越来越成为民众了解、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合作，不仅能使科学传播获得更多关注，更使其不再局限于单调的图表演说、语言叙述和枯燥的学理形态，而是更显生动有趣，转向“可被理解、接受的传播形态”。在合作时，可增加期刊与新媒体、自媒体的优势互补，前者主导内容生产、审核和把关，同时接纳后者的加工创意，借助大众媒体对用户市场的深层了解优化传播效果。其次，大众媒体提供了广泛的传播渠道，期刊既要主动向其靠拢，如建立专业通稿供应机制，成为媒体的资源库和专家库；更可借助其渠道抬升功能，重视关键素材的不同形式分发、同类内容在差异化群体中的区别解读，和以大数据为核心驱动的科学内容精准投放，发掘甚至培养用户潜在的科学素养增长潜力。最后，可借助大众媒体增加科学内容曝光度，将“科学”与“媒体表达”的结合升级为符号化关联，使受众逐渐接受科学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沉浸氛围”。当下“浸媒体”概念持续受到学界、业界关注。“浸媒体”指具有沉浸传播特质的具体媒体形态，有着以人为中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传播功能，信息由传播者和接受者共同创造，共同进入沉浸体验。[3]借助大众媒体擅长的“技术化媒介平台”的打造，科学内容将得到“强传播”。“浸媒体”的合作思路在于，可借助技术红利由双方初级的内容、形式互补走入产学研一体深水区，如共同开发新型媒体产品、布局经营战略，共同承担由前沿技术和理论支撑的课题项目，并搭建公民理解科学决策的“沉浸渠道”，致力于国家级科学理论的智能化推广等。
3.3对科技期刊进行线上/下“沙龙”化处理
将公众意见较好融入共同体与决策部门的先例是“共识会议”，它为科学传播涉及的不同社会方面提供了观点交换的公共领域。对科技期刊而言，凭自身力量促成范围较大的类似会议并不十分现实，但向着他提示的“对话”可能努力却未尝不可。因容量限制，这一范围较小、参与度不及前者的过程可被描述为期刊的“沙龙化”。首先，期刊可借力主办、主管单位，或联合相关社会组织、专业科普媒体等开展线下讨论，通过发放对参与意愿调研的问卷建立潜在参与者数据库，随机抽调科研工作者、政府官员、媒体人员和普通民众，对科学热点展开民主交流、共同学习和理解国家科技政策；不同方面对相关问题的疑惑和关切，将对期刊下一阶段传播重点和官方欲集中攻破的科普项目进行指导。其次，期刊可针对线上意见表达设置具有可控容量的交流区，便于民众在其上发表对科学事件的评论、对科学问题的疑惑和对科学家的单向求助。这一举措便于期刊对科学的把关深入民众中间，通过传递正统内容和正统科学精神助其养成理性思辨习惯；也有助于打造“网红期刊”和“网红科学家”，使期刊在新媒体时代直接与互联网文化接轨，使科学传播进一步与大众传播范式相融。最后，可促成线上/线下沙龙讨论的交融、联动，线上作为线下活动的先导或补充，线下作为对线上沟通不及时或缺乏针对性的回应。二者互补，“对话”意图便可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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